宋文鉴卷五十七

译论吕惠卿　　　　　　　　　　苏辙 臣听说汉武帝在位时，御史大夫张汤凭借巧诈迎合皇帝的意旨，变乱货币制度，扩大刑狱，使天下人两脚并立，几乎陷入混乱。汉武帝醒悟后，诛杀张汤，天下才安定。唐德宗在位时，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良，竭力劝说征伐，帮助促成暴虐的征敛，使天下人相继背叛皇上，以至于四处流散。唐德宗醒悟后，放逐卢杞，国家才得以保全。小人天性倾邪，安于不义，本性阴险狠毒，尤其喜欢害人；如果不死，最终一定会成为祸患。臣恭敬地看到，前参知政事吕惠卿具有张汤的巧辩奸诈，又兼有卢杞的奸险凶恶，诡诈多变，敢于做非法越轨之事，见利忘义，贪图财货而不知满足。王安石起初任执政时，把他当作心腹。王安石是乡野之人，强横刚愎、傲慢荒诞，对于吏治几乎一无所知。吕惠卿指点、挑剔并教导他，以助成他的恶行。青苗、助役等议论都是从吕惠卿手中提出的。韩琦起初说青苗法的危害，先帝知道韩琦朴实忠诚，立即醒悟，想罢黜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话。当时执政大臣都听到了皇帝的明诏，王安石惶恐失措，也多次上表请求退职，天下人欣喜地看到了可以暂时休息的希望。吕惠卿当时还是小官，自知失势，便上奏请求面见皇帝，竭力进献邪说，迷惑圣听，巧妙地扭转了皇帝的意向。他以馆殿官的身份，代理内侍的职务，亲自前去传达诏令，重新起用王安石；又肆意施展诡辩，来驳难韩琦的主张，并替王安石谋划控制上下的办法。大体上多采用刑狱，来震动天下。从此诤谏之臣都闭口不言，有识之士也屏住气息，天下风气便一面倒了。至于排斥攻击忠良、援引邪党，吕惠卿的力量占了十之八九。后来他又创立手实簿法，连一尺屋椽、一寸土地都检查得没有遗漏，鸡、豚、狗、猪几乎也都抄查遍了；专门利用告发，细细追究，鞭打刑罚交相使用，纸笔价格飞涨，小民的怨苦超过了青苗、助役之害。又借保甲正长发放青苗钱，编结甲户到官府办理，一户也不遗漏，使上下骚动，百姓不能安生，于是导致河北人户流离迁徙。即使上等富家，也有赶着车牛、携带金银，流入襄、邓一带的；他不久又兴起大狱，用来恐吓威胁士人，像郑侠、王安国被迁徙，只是保住性命离去而已。推究他害人的本心，本来想牵连蔓引，玷污公卿，远不止这些。幸亏先帝天性仁慈圣明，每件事都加以裁抑，所以吕惠卿不能把恶行推向极端；否则，安分守道的士人将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后来吕惠卿因赃罪被贬黜，于是竭力陈述边疆事务，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杂用蕃汉军队；对上与冯京意见相反，对下又和蔡延庆等人竭力争辩。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推行了他的主张，违背人情，破坏扰乱边疆政务，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西戎没有变乱，他却妄报紧急军情，擅自率领大军进入敌境，最终没有见到敌人，拖延着返回，耗费粮饷，丢弃兵器铠甲，数量以万计。他肆意欺骗蒙蔽，坦然如同无人之境，还立石刻功，使西戎明白知道朝廷有吞并灵、夏之地的意图。从此戎人怨恨反叛，边境骚动，河、陇地区困乏枯竭，天下疲惫。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提拔的，二人始终意见相合，于是把边政交给了徐禧。败报刚传来，就震动宫廷，以至于皇帝忧病，起初实在是由此造成的。边境的祸端一经发生，至今仍成为阻碍。等到他转任河东，征发大量人力牛力，在葭芦、吴堡两寨的生地上耕种，必须用重兵扼守，才敢播种；播下种子便返回，不敢再去查看。到了秋收时，又用重兵防守，收割所得大多是秕谷和稗子，在雨中收获，立即腐烂。吕惠卿夸大其数额，发文让转运司交割，谎称可以停止粮饷运输；其实所费不可计算，却没有丝毫利益。边臣都畏惧他，不敢说话。这只是吕惠卿在朝廷任职时的一两件事，即使把他的罪行公开于市朝，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险恶刻薄，简直不是人所应有的行为；即使里巷中的下贱之人，也有人不肯吃他剩下的东西。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有庇护培养的恩情，有如父亲和老师的情义。他们起初求取进身时，关系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引荐，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已经相等，势力彼此冲突，转眼间互相吞噬，变成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曾以执政的身份推荐吕惠卿；吕惠卿既已取得职位，害怕王安石重新被任用，便兴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阻止王安石回来。王安石察觉后，被召即起，双方交替攻击，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的党羽说，吕惠卿曾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人的钱购买田产，又使舅父郑膺请求夺取民田，使僧人文捷请求夺取天竺寺僧舍。朝廷派蹇周辅审理此事，案件将要完结时王安石罢职离去，事情便不再追究，御史还可以重新查阅。吕惠卿说王安石和他一起做奸邪之事，揭发王安石的私信，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就是冯京，因为冯京、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轻轻处分了王安石。吕惠卿又揭发其中一封信说“有一天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推心置腹，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相互结交，唯恐关系不够深，所以即使欺骗君主的话已经写在书信中，也不再互相怀疑。吕惠卿在他们相安无事时，已经把这些信一一收存，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一旦发生利益争夺，便互相揭发攻击，不遗余力，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这是狗猪都不肯做的事，吕惠卿却做了，而且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天下士人见他在位，都侧目畏惧。君主任用人，想要他忠于自己，就必须先看他是否仁于父兄、诚信于师友，然后才能把事情托付给他。所以，放弃幼鹿而违背君命，虽然是违命，但推究其中的仁心，就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吃掉自己的孩子来奉行君命，虽然是奉命，但推究其中的残忍，就可能发展到弑君。栾布只是没有废弃彭城的命令，所以汉高祖知道他贤能；李勣只是没有谋取李密的土地，所以唐太宗认可他的义行。这两个人后来都侍奉了两个君主，最终都成为名臣，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仁厚之心，施用于任何事情都不会错。虽然公事和私事有所不同，但忠厚的本性没有不同。至于吕布侍奉丁原时杀了丁原，侍奉董卓时又杀了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时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时又反叛司马元显，他们背弃、违逆人伦道理，是世人共同怀疑的。所以吕布被曹公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死，都是因为他们一生反复无常，按道理不能容存。

译曹公、桓氏都是古代的奸雄，能够驾驭英豪，什么人没有？然而推究利害关系，他们最终仍然畏惧这种人。如今朝廷选用忠信之士还唯恐来不及，却把吕惠卿置于其中，这就像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枭鸟和凤凰同栖一处，不仅彼此势不两立，而且必然是坏人取胜。何况自去年以来，朝廷罢黜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朱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谋利，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只要有一件事损害百姓，都不能逃避责罚。如今吕惠卿兼有众人的恶行，自知罪大，想借闲散职位来免罪，天下公议却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言事官论奏奸邪，连邓绾、李定一类的人，哪怕罪过细小也必定举发，却不涉及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猜忌、残忍，如同蝮蛇毒蝎，万一重新被任用，必定睚眦必报，所以进言者不肯轻易发言。臣愚昧少谋，以为自己充任言责之官，与元凶同时在朝，却畏惧回避、隐忍不言，是辜负朝廷；因此不顾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伏请陛下出自圣意，略为正典刑；即使不把他投入刑场斧钺之下，也应追削官职，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让他去抵御魑魅。请分别邪正　　　　　　　　　苏辙 臣私下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屏退驱逐群邪，上面施行忠厚的政务，下面没有聚敛财物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经过五年，中外安宁，没有人认为不对；只有奸邪之人失去职位，居住在外，日夜窥伺机会，谋求重新进用，不免用各种办法游说，动摇皇帝近臣。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如果陛下不能察明实情，大臣被邪说迷惑，于是使忠臣和邪人一同进入朝廷，以显示广大宽容、无所不容的气象，那么冰炭同处，必然互相争斗；薰草和臭草共处一器，久后必定留下恶臭。朝廷的祸患，将从这里开始。过去圣人作《易》，内卦为阳、外卦为阴，内有君子、外有小人，称为泰；内卦为阴、外卦为阳，内有小人、外有君子，称为否。小人不可让他处在朝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常常给予安抚，使他们不失其所，不至于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过去东晋桓温作乱时，桓氏的亲党遍布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他执政，把三桓分别安排到三州任职，彼此没有怨恨，江左于是安定，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略远方而不与人争竞的美德。然而臣切实认为，谢安对待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于外地罢了，从未引入朝廷、和他们共同执政。假如当初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使人人怀有异心，各自想实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更何况安定朝廷呢？近来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为自己求便利；小人在朝廷内部有了依靠，所以蔡确、邢恕一类人敢于发表妄言，欺骗愚人、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司惩戒先前的过失，凡是在外的臣僚也一例受到挫抑；卢秉、何正臣都身为待制，而明堂荐举只能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的事情明明有典法，却降官夺职，唯恐处分不重，还特意留下明显痕迹，以显示亲疏异同，为朝廷招致怨恨。这两方面都错了。所以臣认为，小人固然绝不可任作心腹，但至于让他们担任四方牧守、办理各种事务，应当各随其长处，不使任何才能偏废；宠禄恩赐也常常使彼此一致，不留下可供指责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办法。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台谏官纷纷进言，指他为邪党，认为小人必将由此汇聚进用。臣曾论说邓温伯的为人，大体有些文才，没有其他大的恶行，只是本性柔弱，委曲顺从他人。王珪、蔡确掌权时，他对二人的眼色唯命是从；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执掌国政，他也在其中逢迎周旋。如果只说他随左右而依附，没有实际损害或裨益，遇到形势变化便随之转变，那么说他在紧急关头不能保持缓急有度、不能让人信赖，确实不算过分。但如果说他怀藏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那就太严重了。台谏关于邓温伯的议论，具体指责他是过分了；但从替朝廷作长远考虑来说，却不能算过分。所以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事方针，时间越久越坚定；慎重任用身边的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至于在外的臣子，应以恩意对待他们，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感恩拥戴而忘却死亡；这样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他们安心行善，时间越久，皇帝越没有忧患。臣不胜微薄之诚，广泛采纳公议而献给左右，伏请宣告大臣，共同敦促忠义，不要因为没有参与改革政务，就轻率地产生异心。这样之后，朝廷才能安定。

译论省曹寺监法令繁密　　　　　苏颂 臣听说古代帝王发布号令，一定根据时势施行适宜的政令，观察风俗来兴起教化。时代质朴，就用文治来补助；风俗浮华虚伪，就显示质实。随着变化而采取相应措施，使百姓适应，所以能够长久守持其道，使天下教化成功。质朴与文饰的增减，历经百世也可以看得出来。国家削除五代的弊病，继承唐朝的事业，历代圣主创制法令，有的改革，有的沿袭，其治道到此已经灿然完备。仁宗皇帝因为太平日久，事情多有因循，显然有改革制作的志向，所以广开言路，整顿治理纲纪。到了先皇帝，便大有作为，台阁各项事务无不兴办。然而事务渐渐扩大，法令也越来越繁多。陛下即位之初，深知其中缘故，推究先前的言论，稍加裁减，几年之间，讲求说明已经十分完备，但法令的繁密仍未完全革除。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来想效法百王的典章，归于简要；但在奉行时，群臣不能彻底宣明皇上的意旨，各自只求便利文书，遇到文字有不详尽之处，便重新立法，积久不止，于是越来越繁琐。所以今天的弊病，实在是因为关防过于严密，而条文划一又过于烦琐，因而难以通融。省、台、寺、监，是各种事务汇集之处；设置长官，建立副职，再由属官承办，是用来裁处事务、帮助成就至治的。如果不能任用称职的人，每件事都另立条文；事务日新月异，却想凭有司的文书穷尽天下所有事务，即使让皋陶制定法令、萧何创制律令，从形势看也不可能做到。何况各部门所掌管的事务条目不同，同一部门内部又有各种细务，有的在这里可以通行，在那里却受到阻碍；所以有求于官府的人不能一下子明白，最终导致纷争，有时还要经过台省投递文书、申诉，公文反复往来，白白烦扰而取保防范。真正能够施行的，百件中不过一两件，只是助长奔走竞争，对风俗教化没有益处。关防过密，就会有可以执持的文书彼此重叠、互相盘问；事情稍有违背，就被搁置而不能施行，使有求于官府的人受到压抑而不得舒展；妄自申诉的人又受到牵制而不能断绝。近来陛下特别忧虑此事，准备革除弊病，所以丁酉诏书命近臣分头行动，抽取文案，查阅防检条文，其中有拘泥文字而妨害事务、不合人情的，允许连同原条文一起删改。诏书的意思如此，可以说是洞察了实际情况，大大安慰了群臣的希望。然而公文运行了一个多月，调取的材料很多，等到拟定送达尚书省时，最终又因为妨碍其他条文，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意旨，实在是由关防过密造成的。拘束妨碍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说是弊病了。如果确实能够稍微减损文书上的繁饰，再用忠厚来补救，那么三代循环施行的政道，也不过如此。臣愚昧，希望仰仗圣慈，特地下诏命近臣，把省、曹、寺、监所使用的现行条制、格式全部调取来，仍召集各部门官吏，反复诘问，审阅厘定。可以删的删去，可以改的改动，选择其中重要紧要的，写成新的法令，务求简明易行，便于施用。其余令式中不能载明的，小事由省、曹长官专断，大事则禀报朝廷。簿书和期限、防检之事，都交给众位属官，催促督办，限期完结。如果官司处置失当，或徇私废公，导致有人赴诉，都交给台察纠察审理。查得实情后，对当职官吏依次记过处罚；如果涉及欺骗妄说，也要施行惩罚责问。这样，台阁的规模就有宏远的气象，朝廷的法度也能遵循简易的原则。论人才　　　　　　　　　　　刘挚 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最难的只是识别人。所谓善恶，是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实质不过是义与利的区别。然而君子行善，并不是有意追求善，而只是依据义所在；小人作恶，却很能依靠真实的表象来出售他的虚伪，想同善人混杂在一起。所以善恶虽然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却常常不能明辨。世人只看他一时的表现，却不能考察他长久的作为。因此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却常常能够得志，这是不能不察的。恭敬地想，陛下承继百年太平，处在大有作为的局面，日夜思考人才，不拘等级地任用他们；到了今天，却没有看见卓著的功绩可以补益国家、造福百姓、仰合诏令，内外颇有疑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任用人才时，有时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吗？臣姑且拿奉命出使的人来说，他们规划法度，起初都是从朝廷接受的。一到外地，便完全不同了：在没有利益可兴的地方兴利，在不可改革的旧事上强行改革。州县只顾仰承命令、奔走办事，没有空闲守职；农民不能安居田亩。他们把搜刮民财当作功劳，把兴起刑狱当作才能。陛下救济贫困、均平差役的本意，被改变成聚敛财物的事情。陛下兴修农业、除去祸害的法令，被改变成烦扰百姓的政令。守令不敢替百姓作主，百姓也没有地方申诉。臣认为，这些人未必全是才能不足造成的，只是他们心中所趋向的并不在义。谋求奖赏的心思总是在办事之前，公心总在私心之后，所以行为颠倒错乱，长期没有归宿。那些稍微懂得治理之道、有爱君之心、能说忧国之言的人，都无法容身于他们之间。因此如今天下有两种人的议论：一种是安于常规、沿袭旧事、乐于无事的议论；一种是改变古制、改革法令、喜欢大胆作为的议论。两种议论各自成立，互相视为对错；当时以哪一种为标准决定升降，人们便以此决定进退。我曾考察这两种人的用意，认为两者都有不对。乐于无事的人认为，谨守祖宗成法，只要顺应人的利益，依据旧制补救偏失，逐步达到治理，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但最昏昧的人便苟且简略、懒惰怠慢，为了私利固守习惯，不懂得随机通变，这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喜欢有为的人认为，法令已经败坏、治道已经穷尽，如果不作大的变化，就不足以疏通事物、成就功业，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但过于穿凿的人便自作聪明，抛弃义理而任凭智巧，轻率放纵、独断专行，强迫百姓服从办事，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那一派把这一派看作扰乱常道，这一派把那一派看作流于庸俗。畏惧义理的人以共同进用为可耻，贪图利益的人以守道为无能。两种势力发展到这样，士人就没有可以归依趋从的方向。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让它逐渐增长。东汉党锢之祸、唐代朋党之争，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易》的卦象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就是泰；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就是否。

译《传》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 《书》说：“皇帝建立天下共同遵守的准则。”又说：“不要凭个人好恶行事，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凭个人厌恶行事，要遵循君王的道路。”《礼记》说：“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又说：“舜掌握两端，取其中道施于百姓。”如今天下的风俗可以说很不相同，人的情志也可以说还没有明确。臣希望陛下虚心听取各方意见，默默观察万事的变化，并设法使它们归于一致。关键只在于慎重对待好恶、正确任用人才罢了。过去认为正确的，如今要从中寻找错误；过去认为有缺点的，如今也要取其长处。逐渐压制浮夸喧哗、轻薄虚伪、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以迎合苟合为幸的人；逐渐察识忠厚谨慎、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可以共同有为的人。抑制过高的，提拔处于下位的，按照品级制度衡量，使过分和不足的风气重新合于中正之道。这样以后，风俗统一，险阻平息，百姓知道趋向，忠义之士也知道皇上的好恶没有偏颇，无不振奋迅速，愿意为陛下效力。那么施政设置、改革变化，都只在陛下发布号令了。臣认为，如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只希望陛下明察。论分析助役　　　　　　　　　刘挚 臣昨天接到圣旨，批示司农寺曾布的奏劄，责问臣所说的助役之事，臣随即已经详细分析上奏完毕。臣切实认为，人的耳目对于事物，凡是事情经过眼前耳边，必然会看见听见，传到心中，心也必然接受；从来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反而怀疑自己能够视听的。先王设置言官，让他们代替天子作为耳目，内外相互信任，和身体各部分相互发挥作用没有不同。他们的言论即使直率也一定容纳，即使很多也一定接受；这样国家才会安定治理，否则就会反过来。所以，诽谤木和谏鼓不设，是危险混乱的国家；鼎镬、斧钺等刑具不在圣明的朝廷。恭敬地认为，陛下亲自具备上圣的德行，喜好询问、乐于采纳善言；凡是召见臣下，即使是卑贱官员、小吏，也一定温和恭敬、和颜悦色地询问他们，这是尧舜时代的盛德。然而到了臣等根据职事进言，却要让我们作分析，这件事中外都知道并非陛下的本意，而是司农寺倚仗宠幸来庇护主持改革的大臣，设法遮蔽陛下的聪明罢了。臣因这件事进献忠言，冒昧说一句：如今天下的形势，陛下认为安定吗？还不安定吗？认为治理好了吗？还没有治理好吗？如果认为尚未安定、尚未治理，那么凭陛下的睿智，言语行动、起居日常，亲自履行道德礼法，早晚勤勉，亲理各种政务，而天下还不能达到安定治理，那将是谁造成的呢？陛下即位以来，专心责成臣下，倚靠他们来期待太平，并且把实现太平看作自己的责任；得到皇帝信任而专权的，王安石就是这样。两三年间，天下被开辟、扰动、动摇，天地之内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安居其所。大概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天下便开始怀疑朝廷在聚敛财物；青苗法的疑虑还没有平息，均输法又施行了；均输法正在造成扰乱，边疆谋划又兴起；边疆谋划还没有止息，漳河的工程又开始；漳河的祸害还没有平定，助役之事又兴起。期间又兴修水利，使百姓劳苦却没有功效；又淤田，费用很大却没有成效；又裁并州县，于是各路都强迫百姓来应付。如今又兴建东西府，大大困乏财力；宫门附近斧斤不断，已经将近一年还没有停止。议论理财时，商贩、街市、屠宰贩卖之人都被召来登上政事堂；征收财利时，下至历书也由官府自行出卖。由此推行下去，无法一一说尽。古代贤人侍奉君主、推行治道，一定逐步推进，持之长久然后成功；至于设置施行，也都有先后次序。如今几十上百件事情同时兴起并行，想凭几年时间改变天下；使者往来奔波，牵合州县；小人依附其间，在内外奔走辅助；以至于轻易使用名器，混淆贤能与否，把忠厚老成的人斥为无能，却选取轻薄少年、强辩之人为可用。守持正道、忧虑国家的人，被称为流俗败常；穿凿扰民的人，却被称为通达权变。能

译够依附自己的人，不按常规而提升他，并说：“我正在提拔人才。”不能招致的人，就以沽名为由斥退他，并说：“我正在施行法令。”凡是政府谋划议论、安排筹划、任免升降，只有对属官曾布一人，先讨论定案然后才下笔；同列大臣都是在曾布之后才预先知道。因此奔走求请的人，曾布门下如同集市。即使如此，还有比这些更关系国家根本的大事：祖宗历朝的旧臣，几乎都被刻薄鄙弃而斥退了；国家百年来形成的法令，也被削除破坏，剩下的没有多少。陛下难道不奇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近年来被相继引退的，究竟有多少人吗？陛下也应当察看这件事。除去旧臣，就没有权势地位来和自己相抗，自己的权力便可以保全；除去意见不同的人，各个要害职位都可以任用自己的门下；除去旧法，就会说：“如今用来控制天下的，就是我所作的这些，陛下一定会长久任用我，听凭我伸缩。”唉，这才是事情的实情；在名义上却说是革除弊病、兴起治理，所以陛下喜欢听到这个名义，却难以察觉其中的实情。赏罚、号令，是陛下用来磨炼天下、鼓动四方，使人受到劝勉并建立信任的手段。如今有这样的人，能够操纵公事来倾陷功勋旧臣，构成大狱来满足官吏的愿望；这种事情是对的吗？这本来只是他的职分，为什么要越级任用他而把它当作职司呢？赵济就是这样。又有这样的人，以渭源田地的事情欺骗蒙蔽，起初已经因此获罪，最后反而又因此增加官秩，王韶就是这样。程昉办理漳水之事，兴起大工程，使一方百姓困苦却没有成功；赵子几怀挟私情，违法禁令，按治官吏来堵塞百姓的言论；这些人全都置之不问。这就是把本该圣人处罚的事情反而施行了赏赐，把王法应当诛罚的罪过反而没有加以惩处。京城附近各县的百姓因助役法而申诉，陛下的圣旨命令召来情愿承担的人；东明知县因为不能禁止百姓申诉而被弹劾。陛下的圣旨又只命令弹劾擅自升高户等的事情。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独断而作出的善政，中书却都阻格不下达，这就是陛下的号令不能施行。西部用兵没有功劳，却说不是朝廷本来的谋划；天下只看见供给军队的费用，数千万钱从京师运出，空有名义的诰命奔驰下达西路，又命一名知制诰到将帅幕府，专门代替天子发言，往返传达号令的使者络绎于道路。如果认为这不是朝廷的谋划，为什么不制止它？等到事情失败，又说不是政府谋划的。耗费钱财以千万计，秦、晋之人的尸骨涂满土地，又造成军旅怨恨，和夷狄结下仇隙。他们造成祸端却不自行请求治罪，反而使陛下发布中诏责备自己，压低徽号而不接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疾首？至于助役法，臣已经说过了。它的条制细密详尽，臣虽然没有完全看过，但臣总的意思始终认为：让天下百姓在赋税之外再承担借贷、责取和公私利息，毫无缘故地制定法令，提升户等，使他们缴出钱财；这些全都是为人父母、爱护养育百姓根本所不应做的事，所以臣称它为聚敛，并不是妄言。陛下如此重用、厚待辅臣，而辅佐君主的办法竟采用这种道路，这全是大臣的错误；陛下任用的大臣，实际上是在误导大臣。如今事情既已颠倒荒谬、违背错乱，破坏纲纪，知道天下所不能容忍，又害怕陛下醒悟，便认为即使中外士人都畏惧回避而不敢说话，仍敢说话的只有履行职务的御史。因此又让司农寺迷惑皇帝的听闻，制作偏颇的言辞，命令臣等作分析，以挫败风宪官的体统；既想堵塞言路，使他们忧惧而苟且容身、闭口不言，也许还想诱发他们说出危险的话，然后借机排挤驱逐他们。却不知道忠臣节士即使遭到杀戮侮辱也不畏惧，这正是为了尽到侍奉君子的道义。如今羌夷的降服文书还没有送来，反复不定的军队还没有安定，三边的创伤和疲弊还没有痊愈，河北大旱，各路发生大水，百姓困乏财力，县官也已穷竭；圣明的君主恭敬勤勉地思求治理，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事，而担任辅弼的人却正想遮蔽上天所赋予的聪明，使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

译臣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顾念天下百姓的愁苦，稍稍改变圣意，收回威权；臣深恐将来有人专权放纵自己的意志，达到陛下不能忍受的地步，那一定会损害君臣之恩。这样，今日养成他们的势力，恰恰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原因。至于冯京、王珪同列参与政事，都犹豫依违以保全自身，不扶助危急，虽然心里明白自己的罪过，却没有加以挽救纠正；对自己的进退又暧昧犹疑、不能决断，这些都不是所谓辅臣应有的体统。臣在四海之内孤立独进，陛下过分听信，任命臣为风宪官；臣曾经深切思考此事。近年台谏官屡屡因进言而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全都对事情没有补益吗？难道他们都愿意说攻讦激烈、险峻直率的话，以自我求名而被清除吗？臣曾认为，想要进言政府的事情，就像治理急流瀑布，可以顺着水势逐渐疏导，不可以筑堤阻挡、激怒水势；那样不仅难以攻治，祸患也会更加扩大。所以臣自从任职以来，切切仰慕君子的中道，希望言语直率而不违背义理，辞意顺畅而不屈服志向，或许可以用愚忠稍稍使圣听醒悟，却又不敢像浅薄丈夫那样，因一言一事轻率决定去留，致使圣朝屡屡驱逐进言之人，却毫无补益。臣想要从上面保全国家体统，在下面也希望能够长久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成就功名。两个月之间，才上了十多道奏疏，其中提到助役法的只有三道。在天下多事之时，臣的言论既简略迟缓，又不足以使人醒悟，这样臣辜负陛下已经很多了。没有想到大臣的愤怒竟达到如此地步。命令臣等作分析，这种做法前代没有，祖宗也没有，近年以来才制定这种办法，用来挫伤进言者的气势。陛下正勤勉听政，乐于采纳谏言，而大臣所做的事情却不允许正眼看待，这正是激发臣狂直之气、使臣不能沉默的原因。伏愿陛下深察事物的变化，采用安定治理的办法，使百姓得到休息；有所安排时，以大小缓急作为先后次序，以义和利、经和权辨别本末。从今以后凡有向陛下进言或劝止的人，乞求陛下加以诱导扶持、奖赏勉励；停止命令分析，以尊严朝廷，也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臣不胜恳切愤懑、爱戴君主而等待治罪的心情。请重修太学条制　　　　　　　刘挚 臣私下认为，学校的制度是用来教育培养人才的，不是施行刑法的地方。群贤汇聚，由师长率领并使他们整齐有序，确实不能没有规章；然而为学校设置的法令，应当保存礼义。往年太学屡次兴起大狱，事情全都出于诬陷冤枉，于是有司借此制定法律禁令，繁琐苛细而严密；士人在其中学习，转身举足就会触犯法网，约束比治理刑狱还严，条目比防盗还多，上下互相猜疑，只求苟且免罪。先王的用意和礼义规范，已经完全丧失了。法令中有一件非常可怪的事：博士和诸生禁止彼此相见，教谕无从施行，质问也没有途径，只允许博士每月巡视所属的斋舍。说这样做，是因为请教者当众回答，足以作为旁证，可以防止私下请托、杜绝贿赂酬谢。唉，学校的政令，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先王的本意吗？像这样防止私请和贿谢，真的可以彻底杜绝吗？而且各斋舍的数目不一，不能按照经学分别归属，所以让博士兼任巡视。例如《周易》博士有时巡视讲治《礼》的斋舍，礼学博士又巡视讲治《诗》的舍馆；往往到了那里，学生只按礼节请教，彼此作揖应答，有时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便退去。过去设置学校、施行教育培养的办法，是师生问答，使学生因求知不得而心中郁结，再加以启发；师生彼此反复委曲地讨论，谆谆善诱。先王的用意大概不像如今这样疏远，治学之道也不像如今这样浅薄。先王治理天下，对待人如同长者；君子奉行这种原则来报效君上，这就是礼。若把人当作小人、狗猪那样对待，那么对方也会把自己当作小人、狗猪来报效君上，不能有义，何况是在学校之中呢？太学自从设置三舍法以来，冷落至今，从未有人应诏入选，竟不能成就一人，难道真是没有人才吗？主管官吏害怕重蹈前日的祸患，畏惧获罪、躲避毁谤，即使士人有豪杰卓异的才华，又有谁敢品评人物，自任其责，把他们置于上等呢？这就是先帝有兴贤育才的美意，而主管官吏却用法令损害了它。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取消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的规定，允许他们请教求益，听任他们在学中往来；即使私下有人请托求取、接受馈赠，也应各依律令治罪。还乞请先行施行此事；至于太学现行的条文制度，委托本监长官、副长官及属官加以审查，删减其过于繁琐严密之处，取其中适合今日、便于实行的部分，增删修订，制定为条文，呈交礼部再次详细审定，再上报三省，听候圣上裁决。《宋文鉴》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八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请修订法令　　　　　　　　　　刘挚 臣私下认为，法律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先王制定法律，意在使人容易避开罪过而难以触犯，所以极其简明正直，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后世制定法律，唯恐有罪之人侥幸逃脱，因此广泛铺陈条目，使百姓对此无所措手足。世道有轻有重，只有圣人才能随时变通。祖宗初年，法令十分简约，却可以长久施行。此后大致不过十年一变。难道是因为天下事务重大、民众众多、事情日益繁杂，所以法律不能不严密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事情增多以后法律才变得严密，大概是法律繁琐以后奸邪才由此产生。神宗皇帝通晓因革的奥妙，慎重对待法禁。元丰年间，命主管官署编修法令，把旧日记载在勑令中的许多条文移入令中，大概因为违反勑令的法律较重，违反令的罪责较轻；由此足以看出神宗皇帝仁厚的德行，怜悯天下万民，想要宽免这些人的过犯，恩德施予极其广大。然而主管官署不能彻底宣扬圣上的德意并推广其中的本旨，反而增添许多条目，割裂旧制，因一句话的片面意义而立一条法律，因一件事的变化而增设一条规定；用意烦琐苛刻，文辞隐晦，不足以概括万事万物的道理，也不能通达天下人的情实。施行了没有多久，大概已经多次变更。如今所谓“续降”，每半年颁布一次，每次不少于数册。法律本应是天下最公正的准则；制定它却不能贯通，所以施行起来不能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且续降往往不明确说明冲改了哪些内容，因此官府和州县承用办事时彼此参差抵牾，首尾不相应，不是所谓条理如一、沟通天下意志的做法。臣愚昧认为，应当有所增删润色，去掉繁密之处，合并分散的条文，关键在于简易明白，使百姓知道有所避忌，从而明白迁善远罪的意旨。伏望圣上慈悲，斟酌时宜，使法律的作用完备；选择一两位有经学造诣、明白治国体要、熟悉民政的儒臣，将庆历、嘉祐以来的旧勑与新勑相互参照，删订整理，编成一代法典，永远施行。论监司　　　　　　　　　　　刘挚 臣自从任职御史台，屡次以天下监司为题进言，请求澄清淘汰、慎重选任。实在是因为朝廷的政令，若监司用人得当，便能推行宣达，既可晓谕皇上的旨意，又能落实恩惠；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谓善政也只是空有其名，最终百姓不能得到好处。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会更加迎合。朝廷以名实相符为务，实行总核考察的政事，下面却变成刻薄急迫、浮浅狭隘的做法；朝廷以教化为意旨，实行宽厚的政令，下面却变成松弛敷衍、苟且简略的事情。这都是他们迎合习俗、贪图私利、迎合上意而作，所以表面相似，实际上并非皇上的本意。如今虽有因革政令的不同，但观望迎合的习俗依然存在，只是所迎合的意旨不同罢了，其祸患相同。前些时候差役法刚开始施行，监司已经有人争先迎合，不衡量可否、不考察利害，一概强行定差，骚扰一方；朝廷察知其用意，已经把他们黜退了。由此推看，人情大致都如此。况且天下事务分散在各路，由监司总管，其中大事包括治理财赋、考察官吏、审理狱讼、考核民间疾苦。如果让使者都只求和缓宽纵，苟且保持安静，那么政事必然委靡不振，天下所受的弊害将无法尽述。从前被贬斥责罚的几个人，都是因为违法搜刮聚敛，意在谋求升迁；至于虐害百姓尤其严重的，也并不是要让他们茫然不知反省职责、废弃本应治理的事务，却把这种行为称作宽厚。糊涂的人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所以纠正偏差反而有时超过了适度。臣认为这种风气不能任其滋长，必须大力加以禁止。伏乞圣上慈悲，下诏主管官员重新制定监司考核功绩的制度，以常赋收入的增减、郡县官员的勤惰、刑狱处理是否恰当、民俗百姓的安乐或忧苦作为考核标准，评定优劣。每年年终按照诏令赏罚，并从今年开始实行。这样或许可以有所约束裁制，使循良之吏不流于松弛，使严肃能干之吏不陷于刻薄，然后才符合圣明之主以中道治理天下的心意。考察时政的宽严缓急，观察风俗的过与不及，因而调节政令的松弛与紧张，正是今天的要务。请圣上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