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五十六

译因此古代是根据官职来选取人才：郡县的职位空缺，就从百姓中选取；府寺的属官空缺，就从郡县中选取；出外任守令，入朝任卿相，出入之间相互承接，内外之间彼此贯通；一个人离职，就由另一个人补上，按这种形势不可能有冗食俸禄的官吏。近世以来，选取人才不根据官职，前来求仕的士人无穷无尽，而官职有限，于是兼任守、判、知等职的办法产生，官吏制度开始败坏，逐渐分割名额，不再恢复旧制，因此上面的官吏多，下面的士人也多，上下彼此堵塞。譬如把水引入不流动的沼泽，前面来的人还没有消尽，后来的人已经到了，填塞拥挤，满满当当；一旦陷入其中就无法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多方设法求官，已经入仕的官吏也多方设法求升迁；在下位的羡慕上位的，后来者羡慕前面的人，不以欺诈虚伪为惭愧，不以争夺为可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穷困到了极点，终于达到这种地步。人的情绪宽舒就快乐平和，快乐平和就有所不愿做；处境困窘就怨恨，怨恨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如今让众人一起从狭窄的地方出来，脚挨着脚，肩肘互相碰撞，徘徊而不能前进，却又要禁止他们奔走争先。如果要禁止这种争先，不如停止后来的人进入，拓宽这条狭路。如今驱赶市场上的人把他们纳入其中，人数多得无法承受，却在道路中间设置险阻使他们更加艰难，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激烈。希望陛下及时挽救这种情况，下发哀痛百姓的诏书，明确告诉天下官吏过多的原因，同他们重新制定三条法令。第一，使进士及诸科考试增加年限，之后才许应举，而录取名额不要逐年增加。应举次数多的人，不再推恩。理由是：如今之所以达到人数多得不可胜数的地步，是因为录取得太多。古人选取官吏非常精细，人们知道官吏不能随便求取，所以不敢轻易从事。士人之所以成为士人，都是品行修洁的人。如今选取人才，只要诵习文书、学习课程，就没有不能做官吏的。他们求取官职并不难，而得到官职又很快乐，所以众人纷纷趋向这条路。如今凡是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舍弃原来的职业而做士人的。做士人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然而天下反而更加不能治理。如今所谓在家不从事生产，向上不能奉养父母，向下不能体恤妻子，四处游荡，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没有参与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多少同今天相比还不到一二成，然而他们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显著地留在后世。如今的士人，连祖宗时代的万分之一也不敢指望。士人的数量不如今天，功业却超过今天，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录取得极少，人们就不敢轻易做士人。所录取的，都是州郡选送的人才，所以制定这项法令，使人知道朝廷意旨所趋。十年以后，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将不是被罢黜，而是自然减少。况且设置科目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是要使有才能的人能够被录取，没有才能的人不能被录取。我们却录取他们，而他们即使不能考中，还说多次应举的人最终一定要录取，不得遗漏；这就是拿官职迁就人。况且多次应举的士人，大多已不是少年，耳目昏塞，筋力疲惫，后来即使得到数日时间来处理事务，也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他们任政便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如今有人养牛羊而寻找牧人，已经选取其中强壮的，又选取其中衰老的。选取强壮的说：“我取的是它们的力量。”选取衰老的说：“我怜悯它们年老。”如果只是怜悯它们年老，那为什么还要使牛羊成群增加呢？如果确实认为还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如今所谓遗逸之书，已经有办法收取他们了。第二，使官职达到任子资格的人，可以任用他的儿子作为后嗣，使其世世代代享受俸禄、在朝廷任职，承袭簪绂、守护祭祀，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要制定这项法令，就必须从二府开始；如果法令在卑微者那里实行，却在尊贵者那里屈服，天下人将不会服从。天下人不服从，却想求得法令推行，是不可能的。矫正过失以救治祸患，必定会有所过当，然后才能成功。臣不是不知道二府不可以同一般官员一样按资序排列。第三，使各部门都减少所掌管的事务，并延长任职年限。理由是：各部门的情况臣不能全都详尽说明，请只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的官吏，世人都认为人数多而不可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财政计划重大，文书簿籍又多。臣认为不是这样。主持国家大计的人，必须用简约来驾驭繁琐，自己掌握纲要，而把繁琐事务交给别人。自己掌握简要，内心就不会混乱；内心不乱，利益到来就一定能知道，祸害到来就一定能察觉。把繁琐事务交给别人，事情就有所分工；事情有所分工，细微末节也不会移动，真实和虚假一定能够显现。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天下这么大，哪怕一丝一毫的用度，都必须汇报到三司。因此三司成为文书案牍堆积的地方。案牍既然积累，官吏就不得不多；案牍堆积、官吏增多，欺骗蒙蔽的人就多。即使有极大的利害，也不能察知。天下的财物，从下层的郡县起，直到转运，层层相互核验，已经足以保证不致遗失。然而世人常常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才算完。假如转运使确实不能单独信任，而三司一定可以任用，那么三司就没有不把责任推给属吏的。难道三司的属吏就比转运使更值得信任吗？所以臣认为，天下财物的详细账目可以分给转运使掌管，而让三司每年总揽其中的纲要。这样既使三司能够从容治理财货的来源，又可以大幅削减属吏，以杜绝扰乱法制的弊病。如果三司尚且可以削减，那么其他各部门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条法令，都是世人所谓违背世俗、触犯习惯、招致怨恨和迅速引来诽谤的事情。如今将要施行它们，臣并不是敢于触犯众人的愤怒而办理这种危险的事情，而是认为有可以实行的方法。为什么呢？从台省六品诸司、五品诸司，每三年任用一人；从两制以上，每一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百年的制度，一直相承而没有改变。仁宗时代却减少了任用名额，任职三年考核有功而无罪的人才升迁官职，自唐以来也没有开始改变过。英宗时代却又增加了任用名额。这两种做法，难道是对世俗方便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大家认为，官吏太多而想削减，是天下的公议；不愿削减，则是天下人的私计。

译用私人的打算怨恨公共的议论，这种怨恨就不正当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而不害怕怨恨，并不是不防备怨恨，而是知道怨恨没有能力造成什么。况且如今这三条法令本来还没有实行，然而天下也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做官吏，舍弃自己的生业，离开田地乡里，勤劳地为王事效力；如今却因为官吏太多，积累功劳的人长久不能升迁，离开职位的人长久不能调动，又设置许多条约来阻挠限制他们，减少、取消他们举荐官员的资格，破坏他们考核的等级，使他们困窘无聊，求取进用却不能实现。这种怨恨，难道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少吗？两种怨恨同样都将不能避免。然而如果新进的士人每天增加，国家力量匮乏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必定有说不尽的。所以臣希望陛下亲自决断并努力实行。如果官吏逐日增加的趋势渐渐减少，臣还将设法治理那些旧有的官吏，使各道职司每年年终，任命所属郡守监察郡务，各自任用自己的属吏。规定：“从今以后，过去没有因为私人罪过达到某种赃罪、赃物正数入己达到若干的，两项都由上级权衡轻重来裁决。”以后如果因其他事情被揭发，就同犯此罪的人一样论罪，即使离职或遇到赦免，也不减轻处罚。因私人罪过达到某种赃罪、赃物正数入己达到若干，这种人的恶行已经很明显了；上级却没有察觉，那么上级的不明也可以知道。因此即使同他一起论罪，也不过是执行当今的法律。任用一个人，就要对他终身负责；假如他有罪，终身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对一个人的终身负责，是对他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对一个人一年任期结束时没有过失负责，是对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臣请求把二者比较一下：对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对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却要承担圣人也做不到的责任，既然不敢推辞，更何况是承担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按察官吏，并不担心他们不知道，而担心他们虽然知道却未必全都查究。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损害，只不过招来怨恨罢了。”如今如果让他们也承担罪责，他们势必没有什么不查问的。陛下如果确实能选择奉公守法、痛恨邪恶的臣子来实行此事，陛下振作精神加以察考，像除去心腹疾病一样去除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人罪过达到某种赃罪、赃物正数入己达到若干的人，就不再只是过失，而是恰好属于严酷苛细的罪行。如果最终放逐归家，终身不得同朝廷交往，使奸吏有所惩戒，那么冗员的弊病就可以去除了。关于冗兵，可以这样说：臣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域狭小，兵革极少。后来荡平各国，拓展土地已经很广，军队也随着增多。雍熙年间，天下军队不过三十万。当时屯戍、征讨，各种战役同时进行，军力却没有困乏，从来没有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得失，动辄请求增加军队，于是招募人数日益增加，兵额终于比前代增加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又使各道把防民编为士兵，防守边境的屯兵达到七八十万。从此天下便以百万作为兵额，即使近年没有战事，关中的军队也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兵力全都拿来，恰好也只是供今天关中一隅使用，军队过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臣听说如今驻守边境的军队，分属各堡寨障塞，真正由将帅统率的战兵其实没有多少。每次一遇敌人，敌兵常常多，我兵常常少，众寡不敌，每战往往失败。从前将帅失利，没有不以此为自己辩解的。祖宗时代的军队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力。当今世上的军队极多，却常常忧虑不足。这两种情形不能不察知。兵法说：“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供给，每天要花费千金，内外骚动，在道路上疲惫的有七十万家。”如果吝惜爵禄和百金，不能了解敌人的情况，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因此三军的事情，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重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想，祖宗用兵，能够以少当多；而当今用兵，却到了以多当少的地步，得失的根源，都出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让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宋琪、李谦溥、李继勲四人，让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让他们防备西羌，都用关市的征税厚待他们，用金帛的赏赐丰足他们。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他们在道路上进行贸易，不征收商税。所以这十四个人都富足有余，把丢弃钱财看得如同丢弃粪土，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于是勇于效死的士人贪图他们的钱财，舍弃生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阴谋并报告出来，以至于敌人的饮食起居、行动静止，没有不全部看见的。每当敌人入侵，总能预先知道，所以他们所需要防备的兵力很少，兵力不必分散；敌人到来，几乎都不能有所收获，反而受到防备。因此在那时，防守边境的军队，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五六千人；以天下这么大的范围，三十万军队就足够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的财物都登记在三司，有人敢擅自使用，就称为私自盗取。所谓公使钱，多的不过几千缗，百般需要都在其中，而监司又窥伺它的收支，用法律加以限制。至于使用间谍，就说由官府供应茶和缗帛；一百余斤茶、几束缗帛，显然不足以换取人的死亡。因而如今做间谍的人，都不值得依靠，只听取传闻之言，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行动不过越出边境，所询问的不过是熟户，只要能找个借口欺骗将帅，就停止了。他们并没有能够了解敌人真实情况的能力。敌人的真实情况既然不能获得，所以常常屯驻大量军队来防备意外之患。拥有百万军队，却常常忧虑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呢？关市的征税，比起茶和缗帛来要多；供养三十万人，比供养一万人却要节省。

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危害，却不知道年年月月积累的弊病。平时不忍心放弃关市的税收给别人，到了需要供养百万军队时，却安然不觉奇怪。从前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而平定天下；军旅之事，他思考得详细，谋划得成熟。因此臣希望陛下重新修复他所制定的成法，选择任用将帅，用财物厚待他们，使他们多安排间谍之士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明察，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靠近；这样即使是雍熙年间的兵力，也可以足够当今使用。陛下如果确实觉得这件事困难，臣请求陈述可以削减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呢？当今世上强悍的军队，没有比边境的土兵更强的；当今世上懈怠的军队，没有比内郡的禁军更懈怠的。他们的名位越高，俸禄越优厚；俸禄越优厚，才能反而越薄弱。从前西边用兵，禁军不能胜任那种劳役，死去的人数不胜数。羌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很多，就举手互相庆贺；听说土兵很多，就互相告诫不敢侵犯。按实际比较，一个土兵的才力足以抵得上三个禁军；一个禁军的俸禄供给足以养活三个土兵。假使禁军一万人在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土兵，却常常消耗三万人的粮食。边郡的储备，比内郡的储备，价格不止高出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这样权衡，就应当增加土兵，削减禁军，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谋划，臣请求让驻在内郡的禁军不再调去戍守边境，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而不再补充，使他们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军而停止。逐渐削减，实行十年，冗兵的弊病就可以去除了。关于冗费，可以这样说：世上的冗费多得数不清，请允许臣只说其中大的和臣所知道的，让陛下类推其他情形。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到来的时候，恩惠也有必然穷尽的时候。事情发生以后才谋划，就会妨害事情；恩惠穷尽以后才改变，就会伤害恩惠。从前太祖、太宗厚待亲族，以此先于天下施行，当时宗室人数还不多。因此把宗族合聚在京城，长久没有分散。历经五位圣主，天下太平一百年了，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现在的。俸禄供给的费用超过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都容纳不下；亲疏没有差别，贵贱没有等级。宗室自然都免不了显贵，显贵过盛，东南百姓就倾尽财力前去投奔他们。投奔的人多了，就将反过来变得卑贱。使人卑贱必然以显贵为条件，使人显贵必然以卑贱为条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因此臣希望把这两件事同旧法一起制定出来，试验比较它们的利害，衡量是否可行；一定会有可以采用的，然后就推行遵从。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个方面。臣听说使国家富足有办法：凡是没有不能防止的事情，正是富足的开端；认为有些事情不值得防止，正是贫穷的根源。对于可以防止的事情都加以收取和节省，没有什么不收取节省的，那么保存下来的财物就广多；对于认为没有必要防止的事情都放弃，没有什么不放弃的，那么失去的财物就很多。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财富却只顾那些小小的用度，这是有关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天下流行，已经数百年了。因此天下的费用，能够停止的常常比旧日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情。自嘉祐以来，圣人相继兴起，而天下的官吏，京官秩品以上两次升迁官职；天下郡守、职司两次补用自己的亲戚。自从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发生大震，各种劳役同时兴起，国家有极其紧急的费用，而郊祀的赏赐仍没有停止发给百官。自从横山用兵以来，军需供给尚未安定，京师流民的招抚安置也没有停止，官府困乏，每天都无暇应付。宗室成员的丧葬，不必等到年终便要办理。臣由此看来，知道朝廷有认为事情不值得防止的意思。臣确实知道已经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如果从今以后对可以节省的都加以收取节省，那么无益的费用仍然可以逐渐减少。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个方面。臣内心十分恳切，私下忧虑过度，所以提出这三种冗余来进献。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虑深远，处理天下事务时听取、裁断详尽，无不明察。臣所陈述的事情，哪里值得一提呢？但臣愚昧地认为，假如三冗不能去除，概括地说，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重新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究它们的根源，制定相应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授予他们成法，使他们长久任职，然后责求他们的成绩？如今天下的官员，普遍都有想离开而不能长久任职的心情。侍从之臣任职超过一年还不能替代，就惶惶不安而不快乐。现在虽然不能让他们全都长期任职，但至于各道的职司、三司的官吏、守卫边境的将领，以及户籍所载人口以上，全都由县官供养；长大以后授予爵位，婚嫁、丧葬无不依靠上面供给。日积月累，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点。这也是事情必然到来、恩惠必然穷尽的情形。然而没有听说应该怎样谋划、怎样改变。古代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为七庙。按照人子爱护亲人的心情推而广之，上推到祖先，由祖先再上推到百世，应该没有不爱的。既然没有不爱的，就应该没有不立庙的。如果推行这种无穷无尽的爱心，那么百世以外也都应当立庙，这才相称。圣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制定制度：七世以外，如果没有功德，就依次毁去庙祀。春秋时期的制度也不是这样。没有人比天子更尊贵，没有人比天子的祖先更尊崇，而宗庙却不超过七庙，为什么呢？因为恩情所能达到的范围有限。为什么唯独宗室不是这样呢？臣听说三代之间，有些公族因为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降列为平民。两汉的制度，皇帝的儿子封为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为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就不再有爵位和封地。有的人降为平民，有的人本来是平民，后来又入朝做官。唐代也是这样。因此臣认为，如今所有宗室，都应当根据亲疏贵贱分等，依次遣出，使他们能够同异姓一样从事仕宦；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逐渐试用。凡是他们的官阶俸禄数额、升迁次序等级、黜陟制度、任子法令，都同异姓相同。用按察来监督他们，用僚属来约束他们，用刑禁来威慑他们，按时察看，使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使贤能的人有机会自行效力。那些不适合做官吏的，就遣出到附近郡县，由官府为他们建造房舍并供给俸禄，使他们能够占有田地、经营生计，同士人和庶民一样。

译如今把宗室聚集起来供养，用无法估量的俸禄厚待他们，用最尊贵的爵位尊崇他们，使其中贤能的人郁郁不得施展而老死，使不贤的人居住在狭窄简陋的地方，忧惧不安而没有快乐可言，实在不是好的计策。从前唐武德初年，分封堂兄弟的儿子，凡是能够穿衣行走以上的，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不便，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任命越尊崇，势力就越多；把天下当作私人供奉，这不是至公的法则。”于是把疏远宗族中封王的人降为公爵。由王降为公，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但仍然施行了。如今如果让他们的爵禄照旧，却允许他们治理百姓，即使有内外之别，也应当没有怨恨的人。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想到宗室是皇帝的亲属，却把他们分布到四方，担心会开启奸人的野心，产生意外的变故。臣切实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多疑而且防备繁多，即使父子兄弟也不得掌握尺寸之权，被幽囚禁锢而同普通人一样受辱的，没有比秦、魏更严重的。然而秦、魏都只经历数代便灭亡；使它们灭亡的，是刘氏、项氏和司马氏，并不是它们的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正道，即使胡人、越人也都能谋害它；如果确实没有这个祸端，即使是宗室，谁敢觊觎呢？只愿陛下坦然无疑地给他们恩遇，使他们能够依次居住在外地，像汉、唐旧例那样；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条办法。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然有末大难制的忧患，但运输粮饷的劳苦还不至于太过。祖宗受天命后，惩治了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弊病，把重兵收拢集中到京师，根本既已强固，天下便仰望而服从。然而漕运的费用，于是比古代增加了一倍。如今东南的米粮，每年逆流而上运输，按石计算多达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全耗费在造船上，州郡的士卒困弊于道路上；每月的禄米和每年的供给，数也数不清；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苦，常常发生侵盗，又掺杂其他东西，运到京师的米，大多已经不是完整的粮食了。由此看来，今世的法令只是用人力把粮食运来，却不顾由此产生的祸患，不能算是良法。臣愿意另制定办法：把现在每年运输的数额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运输，一切照旧；一份招募六路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来运输，沿途免除其商税；能够按规定数量运到京师而没有欺诈、盗窃、损坏、丢失的，就把现在三司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如今江边的百姓，拿自己的船替官府运输，并不是为了索取官价，大概是因为取得官府收入后不再核查，能够把盈余留下来润利自己；而富民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担任军大将。由此推想，应当会有愿意应募的人。另一份由官府自行设置场所，到京师购买。京师的士兵应当领取米粮却不愿领取的，按米价折算成钱偿付给他们。凡物都有一定的总数：从南方取了，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目的必然规律，无法逃避。如今官府想要购买它，参与治理、辅佐此事的官员，都是和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人。天下的事情，若只要求办成而不让负责者长久任职，开辟源头的人看不到水流，谋划事情的人看不到成功，这就是事情不能办成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使他们和二府官员都能长久任职，知道不能苟且免责，便会思考长久的办法；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冗的弊病才可以去除。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如今世上的士大夫厌恶同道而喜好异议，痛恨事情成功却喜欢事情失败；只要不是出自自己，稍有龃龉不合，便群起喧嚷。譬如现在让按察官任用自己的属吏，年终没有过失，按这种形势，他必然会无所不查，被查获而获罪的人一定会比从前多；这样一来，天下的舆论就会纷纷非难他。不幸若有一件事处理不当，众人就会群起指责其罪，使法令一有不当便无法施行。不幸若连续发生两三次，即使上面的人也难免受到迷惑。众人在下面非议，朝廷在上面疑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那么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曾有耕田却用耒耜杀人的人，有人便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除。杀人应当诛罚，与耕田不可废除，这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前者而损害后者呢？所以，考察人而不依据事实，当然可以治罪；但法令的是非，却不在于此。如果陛下确实认为此法可以施行，就必须先能够击破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至于半途废止；这样之后，三冗的弊病才可以去除。三冗既除，天下财物便能日益增长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没有不如意的；集合天下民众，任凭陛下使用，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稳固。即使有西戎、北狄不臣服的国家，宽容他们，就可以成为汉文帝；不宽容他们，就可以成为唐太宗。伸缩进退，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陛下不办理根本问题，却先去处理枝末，这正是臣大为困惑的原因。臣不胜愤懑，越级进言，雷霆般的责罚，臣无处逃避。《宋文鉴》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七 宋吕祖谦编 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