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六十二（2/3）

译臣等愚昧卑微，不能通达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奉行的濮安懿王典礼，应当一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尊荣达到极点。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样确实相称。庙议　韩维 臣以为，亲属关系的次序，是由三代推及五代，由五代推及九代；向上递减，向下递减，旁系递减，亲属关系就穷尽了。圣人制定事务，保存送终的礼制，都以此为限，这是众人共同遵守的原则。至于那些不与众人相同的情况，又要根据事情的适宜，以义理裁断，为之制定礼文。从前先王取得天下以后，考察其基业由何而起，奉其始祖为太祖，是为了推重功业、尊重根本。大概君王的祖先，有能维系天下的；诸侯的祖先，有能维系一国的；大夫、士的祖先，只能维系自己的宗族。这也是形势和道理决定的。荀卿说：“君王把太祖视同上天，诸侯不敢毁坏其庙；大夫、士有固定的宗主，这是为了区别尊贵的始祖。尊重始祖，是德行的根本。”有天下的开始，如后稷；有一国的开始，如周公；大夫、士的始祖，如三桓。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可以配天、不迁毁，也各有固定的宗主；这就是区别所在。如今如果只把契、稷作为国家统绪的始祖，那就是把下级同大夫、士的礼制等同起来，并非荀卿所谓的区别。有人说：“汤、文、武距离契、稷都有十多代，其间子孙衰微逃亡的不止一个。汤、文、武取得天下，与稷、契有什么关系呢？” 回答说：“南宫适说：‘禹、稷亲自耕作而取得天下。’孔子说：‘像大禹这样取得天下，就是君子啊。’稷只是诸侯，却说他取得天下，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不是因为功德不断积累，到文王时才兴盛起来吗？”孟子说：“君王不必等到国土广大，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既然如此，小国也是君王可以凭借的基础。所谓七十里、百里，不正是契、稷受封而遗留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的兴起，不能说与契、稷毫无关系。因此，正考父作颂，追述契、汤、高宗兴起的原因；子夏编次《诗经》，称文王、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难道是空话吗？《国语》也说：“契勤劳经营商，经过十四代而兴盛；后稷勤劳经营周，经过十五代而兴盛。”《谷梁传》说：“最初受封的人一定作为祖先。”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都是周代人，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耳听闻、亲眼见到的；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似乎应当可信。因此，尊崇始祖，是因为功业由他开始；秦汉诸儒也有所承受。后世取得天下的人，都是特别兴起而没有承继旧业，所以便成为一代太祖；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恭敬地思考，太祖皇帝凭借孝友、仁圣、睿智、神武，不经血战便坐镇而平定大乱，子孙遵守其事业，万世承受其恩泽，功德卓著，作为宋朝太祖，没有人稍有异议。僖祖虽是太祖的高祖，然而仰观其功业，看不出他承继了什么事业；向上追寻世系，又不知道其始祖究竟是谁。如果把侍奉契、稷的礼用于他，臣私下恐怕古代没有依据，今天也有不安之处。臣认为，按照均之的议论，义理上没有什么可以相互排斥的，仍旧为好。至于把神主藏入合食之处，历代也曾经议论过。然而如今的庙室与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座庙各有宫室，现在奉祀祖宗在同一大堂之上，西夹室仍然处于顺祖的右边；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妨碍。至于禘祫，本来就是排列昭穆的祭祀，僖祖面向东方，礼制没有不顺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即使儿子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受祭祀。孔子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空缺不说。”像臣绛等人的议论，不是臣所知道的；这就是臣保留不论而不敢赞同的原因。南北郊议　陈襄 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圆钟为宫调，冬至，在地上的圆丘，演奏六次变化的乐调，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夏至，在泽中的方丘，演奏八次变化的乐调，以祭祀地神。祭天一定在冬至，是因为阴气尚未在地上复苏，这是天的开始。所以宫调用夹钟，属于震宫，因为帝王从震方出现。称为圆钟，是取其形状来象征天。三一之变【圆钟为宫调，一变；黄钟为角调，太簇为征调，姑洗为羽调，各一变】，合于阳奇之数。祭地一定在夏至，是因为阴气开始在地下潜滋，这是地的开始。所以宫调用林钟，属于坤宫，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养育。称为函钟，是取其包容之形来象征地。四二之变【函钟为宫调，大簇为角调，姑洗为征调，南吕为羽调，各二变】，合于阴偶之数。又据《大宗伯》，用烟气、烧柴、堆柴焚烧来祭祀在天上的神，用青色璧玉作为礼器，并行血祭；用沉入水中的狸牲和剖牲之祭来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色琮玉作为礼器。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明时令和方位、仿效天地的形状颜色，并按照同类相求的原则行祭。这就是这两种礼制不得不有所区别的原因。因此，向天求祭，天神就降临；向地求祭，地神就出现，便能够沟通精诚、迎来福祥，使人民繁衍，使万物丰盛。这是历代君王不改变的礼制。周代以后时代久远，先王的法制不能实行。汉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探究经典本意，依附《周官》中“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天地应当合祭。平帝听从并采用了它，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犊牲，礼制的失误从此开始。自汉至唐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到北郊祭祀的，只有四位皇帝。像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偶尔一时的举措。然而随行随废，最终没有确定的制度，到了本朝，还没有来得及厘正。恭敬地想，陛下发扬五位圣人的著述制作，兴举历代君王废弃的礼制，典章法度本已与先王时代相媲美了，难道还要沿袭后世一切错误的礼制吗？因此臣亲自承受陛下的圣谕，来纠正错误。错误的礼制，首先应当纠正其中重大的方面。大的方面不正，即使末节正确，也没有益处。何况如今天地岁时的祭祀并没有废止，只是由有关官署代行罢了，实在不足以完全体现陛下至诚恭敬、侍奉天地的心意。

译臣认为，既然罢除天地合祭，南郊、北郊就应当分别祭祀。伏请陛下每逢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于方丘祭地神，然后在冬至于圆丘祭祀昊天；这就是先端正重大礼制。然而议论者有人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不能恢复。古代斋戒居处很近【古代致斋在路寝】，仪仗卫队简省，费用节约，赏赐很少，所以即使一年遍祭各处，国家也不破费，人民也不劳苦。如今斋戒居处遥远，仪仗卫队繁多，费用广泛，赏赐很多，所以即使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尚且有人畏惧，何况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呢？如果确实不得已，就三年轮流祭一次。或者像后汉，在正月上旬丁日祭南郊，礼毕后接着祭北郊；或者像南郊祭祀那样，在正月上旬辛日祭昊天，下一旬辛日祭祀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对。《礼记》说：“祭祀不希望疏远，疏远就会怠慢。”三年轮流祭祀，那么昊天大神六年才亲自祭一次，难道不是太怠慢了吗？《礼记》又说：“大祭祀一定要顺应天时。”南郊、北郊分别祭祀的两项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舍弃它而听从后世君王的失礼做法，难道可以称为效法吗？再次议论的人只知道苟且简便的好处，却看不到尊奉天地应有的严肃。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鉴察先王已经实行并取得的明显成效，举行旷世未曾讲行的大礼；约束各官署的仪仗卫队，驾临祠宫；平均南郊祭祀的赏赐以供给卫士；免除青城不急迫的劳役，削减大农寺无名目的费用，使臣能够考求旧典，参究礼经，取太常礼仪注本的文字来纠正其中的讹误，考察大驾卤簿的制度来裁减其中的繁冗，只以极其恭敬的心意，敬奉天地大神，迎来最高的和气、达到纯厚的福祉，希望成就一代的典制，昭示万世。《宋文鉴》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六 宋代吕祖谦编 议 救灾议　曾巩 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城郭被毁坏，房屋倒塌，百姓暴露在野外，缺乏食物。皇上忧虑怜悯，下达减缓刑罚的命令，派遣巡行安抚的使者，恩德已经很厚重了。然而百姓苦于露宿，若没有钱就不能建起房屋；苦于缺粮，若没有粮食就不能吃饱。这是两个不可改变的道理。得不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无法救济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要求。有关官署建议，请开仓发粮给他们，壮年每人每天二升，老弱每人每天一升。皇上不到一天就答应了，赏赐可以说很大了。然而有关官署的建议，只是平常施行的办法，并不是审慎计算事情的始终，看到了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如今河北地震水灾，毁坏败落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灾变；遭逢非同寻常灾变的人，也必须给予非同寻常的恩典，然后才可以救济他们。如今百姓暴露在外、缺乏粮食，已经丢弃了自己的产业。假如让他们成群结队地每天等待官府发给二升粮食，那么势必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事。这样，农民不能再整治田亩，商人不能再经营货物，工匠不能再利用器具，闲民不能再转徙谋生。办事的人把一切事务都丢开，专心等待一升一合的粮食，把苟且求生当作打算，这不过是像养活饿死之人的方式来养活他们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中等人户计算，一户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三石六斗；老弱四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一石二斗。一户每月合计要领取五石粮食，这种办法难以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供养自己呢？如果长久实行，遭水灾的地方既然没有秋收的希望，不到来年麦子成熟时继续赈济，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子成熟，共十个月，一户应领取粮食五十石。如今遭灾的有十多个州，每州按两万户计算，其中中等户以上以及没有受到灾害、不依靠县官供粮的人，去掉一半，那么依靠县官供粮的就是十万户。如果

译粮食发放不遍及所有人，就会施救不均，百姓中仍有无处申诉的人；如果全部发放，就应当使用五百万石粮食，才能办成此事，这同样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至于发放的时候，有的迟有的快，有的均有的不均，真假难辨会造成聚集骚扰，辨察也很烦琐，安排稍有差错，都足以造成弊病。再把人群聚集在一起，空气长久郁积污浊，必然会发生疾病，这些都是必然到来的危害。而且这只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至于建造房屋的费用，又从哪里取得呢？既然没有建屋的费用，又要到州县领取食物，他们一定会成群离开原来的居所。即使有些倒塌的墙屋还可以修补，有些旧木材、旧瓦片还可以利用，有些器具和各种物品还可以依靠，也一定会因为无暇顾及而丢弃。严重时，甚至有杀掉牛马后离去的；有砍伐桑树、枣树后离去的，这种危害又可以说很严重了。如今秋气已经过了一半，霜露刚刚开始降临，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看来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如果不能制止，就将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失去作战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所忧虑的，不能说没有危害；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失去耕种养蚕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没有想到的，而危害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将来一旦有警报，边境守军不得不增加；失去耕桑的百姓，将来没有战事，边境买粮的价格也不得不提高。这两方面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聊生事的计策，窥伺仓库，盗取一囊粮食、一束丝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了有关官署的禁令，就一定会像鸟受惊一样逃窜，在草野之中偷偷拿着锄头、棍棒，来抵抗巡逻缉捕的官吏。强悍的人既然喧嚣而动，弱小的人也一定跟随聚集起来。不幸若牵连一两座城的地方，出现击鼓报警的情形，国家怎么能安然无事呢？何况外有夷狄需要忧虑，内有郊祀将要举行，怎么能不在事情发生以前防备，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呢？那么今天的办法是，下达一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粮食一百万石，这件事就足够解决了。为什么呢？如今受灾各州共有十万户，如果一户得到粮食十石、钱五千，连下等户平常的产业财产，平日也没有达到这个数目。百姓得到钱来修整住房，得到粮食来供给饮食，那么农民能够整治田亩，商人能够经营货物，工匠能够使用器具，闲民能够转徙谋生；办事的人一切都能恢复各自的产业，不失去正常的生计，这与专心等待官府发二升粮食、势必无暇做其他事情相比，差别难道不是很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照有关官署的说法，十个月的费用要用粮食五百万石；按照今天的办法，只需用两个月的费用，粮食一百万石。何况现在借给他们，日后再收回，既足以救济他们的艰难匮乏，最终又不损害储备供给的实数；真正花费的只是钱五巨万贯而已。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又没有发放不均的弊病和疾病流行的忧虑，百姓不必离开故居；只要有倒塌的墙屋还可以修补，旧木材、旧瓦片还可以利用，器具和各种物品还可以依靠，都能保存而不至丢失，何况保全牛马、保护桑枣树，其好处更大。虽然寒气刚刚开始，也没有暴露在外的忧患。百姓居住安定、食物充足，就会有乐于生活、珍重自身的心情；各自恢复产业，势必无暇做其他事情，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去，诱惑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饥荒之年聚集饿死的百姓，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对救济灾害、补救破败的计划没有好处，这是平常施行的弊法。如今废除平常施行的弊法，用钱和粮食一次赈济他们，足以救除灾患、恢复产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颁布，一定都高兴皇上值得依赖，自然安居在田亩之中，背着钱粮回家，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脱离流转死亡的灾祸；他们将感戴皇上的施恩，怀有想要报答的心，这种心情难道会停止

译吗？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厚重，谁不震动感激，永远赞美皇上的仁义呢？这样做而不能使人和达到、不能使上天满意，是从来没有的。下边人心和洽，上天心意喜悦，然后玉辂徐徐运行，向着阳方前往郊祭；荒远异族和偏僻地区的人捧着玉帛前来朝享；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嚣之声。难道不是在可以作为的时候适时改变形势，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吗？这就是所说的审慎计算事情始终，看到了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如果不早些采取这个办法，或许等到一有击鼓报警的警报，即使想这样做，也来不及了。

译有人说，现在恐怕钱粮不足以办成这件事。其实君王的财富，是储藏在百姓那里；有余就取用，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王同谁会不足？百姓贫困，君王同谁会富足？”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穷，或者百姓饿死而君王独自能够保全财富，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因此又说：“不怕贫穷，只怕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重要的警戒。所以古代二十七年耕作，就有九年的储备，足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称为王政有所成就。唐尧时代遭水灾、商汤时代遭旱灾而百姓没有被抛弃、没有瘦弱死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国家仓库的积储，本来就不只是供公家花费的，都是为了百姓。即使仓库没有多余粮食、府库没有多余财物，到了救济灾害、补救破败的时候尚且不能停止，何况如今仓库的积储还可以使用，怎么能只忧虑将来不足，而眼看上天的百姓死去呢？古人说过：“剪指甲应当剪到皮肤，割头发应当割到身体。”先王对于救灾，连身体发肤尚且没有什么值得爱惜的，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州军共三十七处，受灾的只有十多个州军；其他州的田地秋收有希望，就命令有关官署按照买粮的通常价格，每斗增加一二钱。增加十钱不但足以使农民受益，要买入一百万石粮食也容易办到。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是我们权宜处理一时事务，本来有办法承担。用现钱支付通常价格，再用茶叶、香药之类补足虚估的价格，不过是拿出茶叶、香药之类折合钱数巨万贯，费用就足够了。茶叶、香药之类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样更值得爱惜？不必等到讨论就可以知道。花费钱五巨万贯，又拿出茶叶、香药之类折合钱数巨万贯，而足以救济一时灾患、为天下作打算，其利害轻重也并不难明白。只在于有关官署能否超越拘泥局限的见解，打破平常施行的办法罢了。这是当前事务的急务，所以写下这篇议论。赏罚议　赵瞻 世间的大患，在于赏罚。赏赐拘泥于细小文书，就会耽误贤能；惩罚拘泥于固定法令，就会使奸人侥幸。这就成了国家排斥贤者，而法律反成为奸人的藏身之地。有一个官吏，带着功劳资历到考课部门，部门一定说：“某人在这个职务上任职若干年，应当调任相应官职；某人在这次考课中列为优等若干次，应当增加某级官阶。”这个人即使极其贤能或极其不肖，朝廷公卿也不能擅自议论他的留任或罢免。即使有动摇其职位的情况，若不是事迹罪状明显，或有诏令规定的特殊情形，就要查问旧例；如果与法令有所差异冲突，即使情况突兀，也不予举发。贤人难以进用、容易退处，廉耻谦逊恭敬的心，难道不是功劳资历制度造成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伊尹、太公岂不是常常只能与平民并列，傅说、箕子常常只能编入囚徒，冀缺、宁戚常常只能同农夫为伍，管仲、五羖大夫常常只能沦为俘虏，还会屑于与时俗争论盆鼓之类的小事、追列按时限取得的累计功效来求取迁升吗？又有人因犯罪交给司法部门，部门一定说：“按照甲令应当处以某种刑罚，按照乙诏应当归入某种科条。”如果轻重有疑，就上奏请示皇上。皇上的升降任免，也只是依照法律的尺寸而已。奸人狡猾，窥伺侥幸的机会，难道不是法律为他们提供了藏身之地吗？况且唐尧、虞舜放逐共工，流放驩兜；商汤诛杀尹谐，文王诛杀潘正；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傅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传又说孔子诛杀少正卯。《周书》有三风十愆，《礼经》有四种罪当诛而不得赦免。孟轲因为杨朱、墨翟的邪说没有君主、没有亲亲之义而拒斥他们，荀卿因为宋钘、公孙龙等人的说法迷惑众人、扰乱名实而禁止他们。因此，像晋国羊舌鲋掠夺他人美名而暴尸，齐国阿大夫凭虚假声誉而被烹杀；弥子瑕以谄媚受宠、假托忠孝而获罪，郭解以豪侠近似仁义而遭诛杀，这些都是奸雄桀骜、损害风俗教化中最严重的人。然而把这些事拿给有关官署处理，便没有相应的罪名可定。这不是勉强实行宽仁的治理，也不是要保护盗贼叛乱的党徒，只是律令没有可以安置他们的条文罢了。赏罚这样在帝王治国的道路上迟缓不前而不能到达终点，是因为促使它前进的车辙不同。有人说：“你所赞美的是古代的办法；现在所施行的是适合时势的办法。你身处今天却采用古代制度，大概不能与权变相通。”即使张开选举的程序法，补授调任的品级项目，尚且还不够；何况拿尧舜所忧虑的事情和三代的明智圣哲来责求有关官署呢？又如以前的君主制定法律，后来的君主制定法令，附会法律、考验证治，弹劾审讯、锻炼成案，尚且还不够；何况面对难以查明的情况、容易迷惑的案件，却急忙施以重刑呢？正是这样，如果赏赐越过等级而施及淫邪之人，刑罚越过等级而施及善人，怎么能这样大错特错呢？况且在艰难处责求君主，称作恭敬；说我们的君主不能做到，称作叛贼。他为什么偏偏不想使当今官府达到尧舜三代的盛世呢？人的言行和技能，号称经过搜求而安置到朝廷；才能、器量、见识，号称经过衡量而授予爵位。这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只是一定要看到得到贤人以后才任用他们罢了。真正贤能而确实廉正，不拘次序地搜求他们，这是有关官署的明察，也是皇上的审察。奸佞之人、大奸之徒，显然加以诛杀，这也是有关官署的明察，也是皇上的审察。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皇上如果不能明察，有关官署不贤，即使拘泥于官阶次序，事事拘泥于法律条文，反而增加了奸人窥测的机会，哪里有什么补益呢？只是古代用这个办法也能治理，今天用这个办法也能治理；不能真正实行，即使都是末节。该怎么办呢？又哪里在于是否权变？假使今天得到一个伊尹、太公而赏赐他，天下会非难吗？不会。得到一个共工、驩兜而惩罚他，天下会非难吗？不会。假如赏赐伯夷，却追究盗跖；惩罚穷奇，却向饕餮请教，怎么可以呢？议御戎　仲讷

译有人说：“西北的三个戎族，对大的与之结盟交好，对次等的用爵位宠幸，赏赐极其丰厚，实行羁縻似乎应该能够使他们归附，但战争还不能平息。古人说抵御戎族没有最高明的策略，确实可信啊！”我愚昧地说：“这种迷惑已经很久了。说到抵御戎族，确实不是这样的办法。秦朝因此灭亡，汉朝也因此贫困，难道还说有策略吗？那么应当怎样抵御呢？并没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具体策略，应当用正气战胜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天空高而尊贵，属于阳；土地低而浑浊，属于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中国属于阳，四方夷狄属于阴。取胜的道理，在于同类相应。尧、舜、禹、汤做君主时，君子就举用，小人就诛除；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正气由于同类而胜。于是上天为之清明，太阳为之明亮，直到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所，边境难道会有不驯服的吗？这是阳气胜而阴气不能侵扰。因此二帝三王时代，边境的忧患没有特别严重的。秦汉以后，德行衰败而武力逞强，有善名的人不举用，举用的人不能任用到底，恶行彰显的人不除去，除去的人也不能尽数诛戮。君子之道不能竞争，小人的势力日益增长，所以太阳为之发生日食，大地为之震动，细草枯木横生妖异，何况四方边裔呢？这是阴气胜而阳气不能立足，所以边境的忧患开始滋长。西北两个方向属于阴；东南两个方向属于我方的阳。又用盟约的信用来约束他们，用宗显之类的名号来荣耀他们，庆贺时馈赠以祝福，死亡时吊唁抚恤，可以说仁爱和恩德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戎人的心仍未归附，不是策略施行得不周到，而是推究同类相应的道理，大概是正气尚未胜过阴气。君王处在正阳尊位，显赫地具有神圣明察，开启四门、广察四方；从上至三公九卿，下至百官众吏，应该有奸邪、回曲、谄佞、虚妄之人混杂在正人君子身边，使皇极之道受到阻塞而不能推行，阴邪淫乱之气便上应于天，所以发生地震、房屋倒塌、杀人、日食，正月下雨，晦日刮风、尘霾接连到来；戎狄也因此狂妄，这都是阴邪胜过正气造成的，并不是他们不愿归附。谋划这件事的人，君主应当端正自身、独立自守，选拔正直之士同他们共事，推举善人、诛除恶人，聚集贤能、斥退不肖，使有才干的人能够发挥作用，使有智慧的人能够进献谋略；这样上下的意志就会一致，正道得以确立。首先必然会天清地宁，日月星辰、风雨都依时运行。这样，夷狄的忧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还将低头屈服前来朝廷。《尚书》说：‘而且不用任用奸邪之人，蛮夷就会全都归服。’ 这难道不是正气胜过阴气吗？如果不致力于此，反而要废弃天下的农业，发动天下的军队，大举出兵追击他们，难道没有策略可用吗？难道不会后悔吗？” 论水　　　　　　　　　　　　王【缺字】古代治理金、木、水、火、土五行，必定设置掌管五行的官职。这些事务与百姓生活尤其接近；如果违背其规律，就会成为祸败的根源，其中没有比水患更严重的。因此，官员如果任职得当，就不必担心水造成灾害，因为他懂得水势。所以舜命益担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周代设有川泽禁令，后世沿用修治，从未废弃。秦、汉以来，任用官员专门管理水事，最适宜的就是都水这一职务，主管灌溉陂池、保护河渠；从太常到三辅，都设置了这类官职。到汉武帝时，尤其加以重视，于是又设置左右使者，让他们统领水事。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没有不通晓《禹贡》之学、熟悉水性规律的。因此，刘向凭借治理《尚书》的学问担任三辅都水都尉，平当凭通晓《禹贡》领任防河堤之职。这说明任职者从来没有不修治水事的；又有水工一类人，协助了解水利的利弊。所以秦、汉之际，书中论述水事尤其显著；魏、晋以来直到隋、唐，这类官职也从未废除。魏代有都尉、水衡等称号，晋、宋、齐都称都水台，有时称水衡令；到了梁天监年间，才改称太舟卿，主管舟船航运和河堤治理。隋、唐时期，又都设置都水使者，有时改称都水监，并把舟楫、河渠两个署隶属于它；然而水事有时由它统领，有时又不统领。因此，天下人不懂水性，失去了对水势规律的认识，致使危害中原的忧患由此产生。近些年来，水患也十分严重；从京城之内起，百姓都受到它的苦害，有时水势暴涨泛滥，数月都不知道怎样排泄。如今国家吸取过去的祸患，考求秦、汉旧制，设置都水之职，使专门官署负责，想借此了解水性，这正是从根本上考虑防患。既然因为水患而设置官职，就应当求得实际功效，使它不成为虚职；这样，天下应当有通晓水性的人出现，就像秦、汉间所说的水工一样。如果既得到这样的水工，又让懂水的人担任此职，使他专任其职并推行于天下，亲自察看各地水利的利弊，按照原有规律加以治理，不让他频繁调动职位，依据考核成绩责成他办事，并且确实据此决定升降，那么官职得到合适的人，职责分工确定，事业就会更加修治。所以，今天考虑治理水事，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论浑仪　　　　　　　　　　　沈括 五星运行有快有慢，日月交会有出现有隐没。要推求它们所处的宿次和运行的规律，计算方法都寄托在太阳上。冬至这一天，是太阳运行到最南端的时候。太阳运行一周天又回到表处，精确计算大约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这叫作一年。把周天按太阳每天的运行划分，就叫作度。度数的划分有两种。太阳运行时有舒缓有迅疾，按其运行轨道均匀划分的，称为赤道度。太阳运行从南向北、从北向南升降四十八度而稍有偏移的，称为黄道度。度数本身看不见，能够看见的是星辰。日、月、五星运行所经过的地方，有星宿正当这些度数的标线上，共有二十八宿，称为舍。舍用来标志度数，度数用来产生计算的数值。天上的度数，也由玑衡来测量；度数置于仪器中，日、月、五星就可以在仪器中运行，而不必依赖天空本身。既然不必依赖天空，在天上的运行就不难认识。汉代以前编制历法的人，必定有玑衡来亲自验证天象。后来虽然仍有玑衡，却不再用它来编历；即使编历，也不再用仪器考察节气、朔望和星辰纬度，因此都不能知道所计算的数值是否确实准确。到了唐代历法，僧人一行改进《大衍历》的推步方法，才重新使用浑仪参照校验，所以他的历法所得比各家更多。

译我曾经遍考古今制作天文仪器的方法。《虞书》所说的璿玑玉衡，只有郑康成粗略记载了它的制作方法。到落下闳制作浑圆仪器，贾逵又增加黄道；其中的详细情况都没有保存在书中。后来张衡在密室中制作铜制仪器，用水使它转动，这大概就是所谓浑象，而不是古代的玑衡。吴国孙氏时期，王蕃、陆绩都曾制作仪器和浑象。他们认为，旧法以二分为一度，苦于星辰过于密集；张衡改用四分，又推得仪器过重而难以运转，所以王蕃以三分为一度，仪器周长一丈九寸又五分之三，并设置了黄道、赤道。陆绩认为天的形状像略扁的鸟蛋，黄道、赤道的长短相互妨碍，不能符合推算方法。到刘曜时期，南阳孔定制作铜仪：有两道相互垂直、确定子午方向的圆规，用来象征天；有横向圆规横贯仪器中央，用来象征地；有持规斜斜环绕天球，用来测候赤道南北；又树立立柱象征南北两极。其中还设有可以游动的圆规和窥管。刘曜的太史令晁崇、斛兰也曾制作铁仪，圆规共有六道，其中四道固定，一道象征地，一道象征赤道；另有两道象征南北两极，这就是所谓的双规。他们的制度与孔定的方法大体相同，只是南北立柱弯曲环抱双规，下面设有纵横的水平装置，用银丝错出星度，略微改变旧法；但都没有说到黄道，疑心这是失传了。唐代李淳风另制三重圆仪。最外一重称为六合，设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第二重称为三辰，转动于六合之内，圆径八尺，设有璿玑规、月游规。所谓璿玑规，就是附着黄道的圆规。再内一重称为四游，南北两端是天枢，中间是游筩，可以升降、游转；另设月道，旁边排列二百四十九个交点，用来测候月行。这种仪器一行认为难以使用，它的制作方法后来也失传了。此后，率府兵曹梁令瓒又用木头制作游仪，根据李淳风的方法稍加新的构思；皇帝下诏让他与一行互相校验得失，改铸铜仪，古今都称赞它详细准确。至道年间，最初在司天监铸造浑天仪，大多沿用斛兰、晁崇的方法。皇祐年间，在天文院改铸铜仪，才开始采用梁令瓒、一行的理论，但取舍之间也有得有失。我如今汇集古今学说，来考求天象和数值，其中有十三项不相符合。第一，旧说认为现在的中国处在大地的东南方，应当向西北方观望北极星，并把天极设置在偏北而不是正中；又说天总是向西北倾斜，所以北极星不能处在中央。我认为从中国观察，天总是向北偏倚是可以说的，但说北极星偏在西方就不对。所谓东、西、南、北，是根据什么确定的？难道不是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东，太阳落下的地方叫西吗？我考察古代观测天象的人，从安南都护府到浚仪大岳台，才六千里，北极的高度差就有十五度；如果继续向北，哪里知道北极星不会正好处在人头顶上呢？我曾读《黄帝素问》，其中说，站在午位面向子位，站在子位面向午位；至于从卯位望向酉位、从酉位望向卯位，都称为面北；站在卯位背对酉位、站在酉位背对卯位，至于从午位望向南方、从子位望向北方，都称为面南。我起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到现在思考，才知道这是总把天的中央当作北方。总把天的中央当作北方，大概是因为北极星常在天的中央。《素问》尤其善于谈论天象。如今南北相距不过五百里，北极就相差一度以上；而在东西南北数千里的范围内，把一日分为时辰来观测太阳，太阳始终在卯时中点左右升起、在酉时中点左右落下。这又说明，天枢既然处在中央，太阳升起的地方就确定为东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就确定为西方，天枢则始终是北方，这一点无疑。用窥管观察，在太阳分时的时候，用浑仪对准北极星，测候太阳出没，都在卯、酉时中点稍前。如果把这种情况推及四海而都相同，那么根据什么知道中国处在东南方呢？他们只是看见中国东南一带都濒临大海，便提出这种说法。我认为，北极星究竟在中央还是不在中央，都不是值得争论的关键。北极离地面的高度，在相距千里的地方差别已经如此之大，又怎么知道在茫茫几千万里以外不会有更大的差别呢？现在只应根据建都之地、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来制定标准。不能作为标准的，就应当搁置，不必议论。第二，旧说认为应当把纮水平设置，用来象征大地的形体。如今浑仪放在高台上，向下看日月升起的地方，纮就不能与地平线相合。我详细考察这说法，虽然略有道理，但天地广大，并不会因为一座台的高低而发生推移。浑仪考察天地形体，有实数和准数之分。所谓实数，就是此处的数值与彼处的数值相同，也就是此处移动赤道一度，彼处也移动一度。所谓准数，就是用此处作为彼处的标准：此处一分，相当于彼处几千里。如今台的高低，属于所谓实数；一座台高不过几丈，彼处的差别也不过如此。天地这样广大，难道几丈的高度就足以影响其高低吗？像衡器的升降，则属于所谓准数。衡器移动一分，彼处就不知道相当于几千里，因此衡器的高低必须谨慎，而台的高低并不是需要防范的事。第三，月亮运行的轨道，经过交点后进入黄道以北六度而逐渐退回；再次经过交点，又从黄道以南出来，也是这样。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就像绳子缠绕树木一样。因此月亮经过交点而运行到太阳的阴面，太阳就会发生亏蚀；进入日食范围而不发生亏蚀的，是运行到太阳阳面的情形。月亮每月退行二百四十九周有余，然后重新经过交点。如今月道既不能环绕黄道，退交的渐变又应当每天都有差别；现在却一定等到月末才突然移动，最终也不能与天度相符，应当删去月环，观测月亮出入的位置，完全用历法推步。第四，窥管上下两端的直径都为一度半，这是按照太阳的直径设置的。窥管端口不能完全容纳日月的形体，就无法审定日月所处的宿次。希望日月正好充满上端，不能移动，所以用一度半作为标准。下端也是一度半，却不对。如果人的眼睛靠近下端的东边，去窥看上端的西边，就会产生将近三度的误差。凡是寻找星辰的准确位置，都必须使所找的星正好对准窥管的中心。现在两端大小相等，人的眼睛稍有移动，就无法知道是否正对中心。

译现在用勾股法计算，如果下端直径为三分，上端直径为一度半，那么两孔相互覆盖，大小大致相等；人的眼睛不摇动，观察到的位置自然就是准确的。第五，前代都把北极星当作天的中央。自从祖亘用玑衡窥测考察天极不动的位置，才知道它在北极星的末端之外，还有一度多。如今铜仪的天枢内径为一度半，却错误地把窥管端口的度数作为标准。如果玑衡两端水平，北极星就总在天枢之外运行；玑衡稍有偏差，北极星才会偶尔进入其中。梁令瓒的旧法把天枢直径定为二度半，大概是想使北极星在天枢中央运行。我考察北极星，经过三个月才知道天中央不动的位置；它距北极星远达三度多，因此祖亘的窥测仍不够精确。如今应当把天极的直径制为七度，使人的眼睛贴近南极望去，北极星正好沿北极内周运行，始终可见而不隐没。天体方位的第六点：梁令瓒把时辰、十干、八卦都刻在纮上。然而纮是水平的，黄道却斜着运行；在子午之间，太阳直径所经过的度数较短；在卯酉之间，太阳斜行，所经过的路程较长。这样，时辰刻度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新铜仪把刻度移到纬规上，四游规均匀水平，时辰刻度便不会失准。但梁令瓒的天中是单环，正直对着中国人的头顶；新铜仪的纬规则斜斜连接南北两极，与赤道相交。旧法这样设置没有用，新仪把它移到纬规上是对的。但应当把侧规制成像车轮的轮齿那样，而不应把衡规制成像鼓陶那样；衡规旁边狭窄，难以刻写时辰，又会遮挡星度。第七，司天监的铜仪把黄道、赤道同纮铸在一起，不能转动移位。虽然它与天体运行不相符合，但在窥测时，先用距度星考定日月五星所处的宿次，再转动游仪对准本宿的度数，然后求出它们出入黄道的位置和距北极的度数，所得结果与梁令瓒的方法没有不同。这种方法本出于晁崇、斛兰的旧制，虽然不十分精密繁复，却很简便。李淳风曾说，斛兰所制铁仪的赤道不能移动，就像胶柱鼓瑟一样；用它考察日月运行的差异，有时达到十七度，少的也不低于十度。这正是说直接用赤道测候月行，误差会如此之大。如今先按黄道、赤道运转游仪对准所处的宿次，再求度数；至于月行，则每天按照月历计算它距北极的度数，这就不能说是胶柱鼓瑟了。新法确定宿次而改变黄道，旧法确定黄道而改变宿次；新法只能刻出三百五十五度，不能表示余下的分数，这就是它简略的地方。第八，梁令瓒的旧法把黄道设置在月道上面，赤道又在月道下面，而璿玑处在最下方；每月移动交点时，黄道、赤道就随之变动。现在应当删去月道，把璿玑移到赤道上面，而把黄道置于赤道下面；两道靠近窥管端口，星度就容易看清。第九，旧法在规环的一面刻周天度数，另一面加上银钉。设置银钉，是因为夜间观测天象、天色昏暗时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它。古人用璿来制作，璿属于珠玉一类。如今司天监的三辰仪把齿设置在环的背面，不与横箫相对，应当移列到两旁，以便参照观察。第十，旧法的璿玑很重，宽都四寸，厚四分；其他圆规的轴也笨重粗大，不能转动运作。现在应当略微减小其形制，使它轻便灵活。第十一，古人知道黄道每年变化，却不知道赤道也会随之改变。黄道度数和赤道不能单独固定不变；现在应当使赤道与黄道采用相同的变动方法。第十二，旧法把黄道、赤道水平设置，正好遮住天度，妨碍人的眼睛观察；后来又另外加钻孔，更加笨拙错误。现在应当把它们侧置并稍稍偏斜，使天度露出北边之外，自然不会遮蔽。第十三，旧法的地纮正好缠绕天经的一半；凡是观测日月五星出入时，地平线正被地纮遮住。现在应当把纮移得稍低一些，使地平线与纮的上边缘相齐；观测日月五星的隐现，专以纮的边缘为准，自然就会默默与天象相合。边防议四篇　　　　　　　　　张载——清理野外居民 城中的百姓既然可以依靠城池，城外郊野的百姓，朝廷如果不预先替他们筹划，他们不是溃散逃亡、失去生计，就是遭到杀戮而死；即使侥幸逃脱，他们的老人、牲畜、房屋、积蓄也无不被驱赶、荡平、焚毁，和死亡没有区别。要替他们筹划，没有比选派官吏到边地，讲明族、闾、邻、里的组织办法更好的了；询问他们的打算，告诉他们利害祸福，使他们乐于结群聚居，协力互相资助；听任他们依托山林、占据险要，自行设法免除祸患，官府不加拘束，一切听从他们适宜的安排。这样，积蓄财物、养老育幼的人，能够先行自行筹划，平时就有准备；即使敌寇深入，野外没有可供掠夺的物资，百姓也能免遭诛杀抢掠。这是筹划边防时应当首先做的事。坚守 军队由敌人引来，防守城池就容易陷落；城池本身不完备，等待援军的形势就会紧迫。如今凡是靠近边境的城邑，尤其应当招募善于防守的人，预先计算兵力，制定防守力量，使局势确实能够保全，不依靠外援，也足以支撑一个多月。援军不至于仓促受牵制，守军就一定能尽力，援军也不会疲劳；这是抵御祸患最紧迫的事。然而所谓善于防守，关键在于能够节省兵力。假设一座小城，一千人就可以守全；不才的人即使增加十倍，也未必坚固；善于防守的人即使减少兵力，仍然能够保全。因此，守城和据守关隘的人，必须有能力按照情况筹划，节省我们的兵力；对他们的功劳厚加赏赐，并向他们表明信任。裁减戍卒 戍守却耗费财物，哪里是善于戍守的办法？想要不耗费财物，就必须依靠百姓守城，不足时再用军队补充。这样，守城的力量主要在百姓，军队就用得很少。既然防守主要依靠百姓，那么今天守城的军队凡是超过城防需要的，都可以调往别处使用，或者乘敌人间隙出战，以解除自己的包围。我私下估计，关内守城多余的军队，大约有十万人；四位帅臣所守的城，每城各有万人以上作为预备。至于各处多少的【缺字】，这里只说个大概。这样概括计算，能够调动的士兵通常不少于六七万人。义勇军既然训练完成，那么再裁去六七万人，攻守兵力也仍然有余。兵力减少，费用减轻；即使与戎人营垒相对，作战日子很多，我们的筹划也总能充足。只是朝廷从来没有把防守的责任交给百姓，反而把兵多当作忧患罢了。种世衡镇守环州时，官吏和士兵有罪，只要能射中目标就释放；僧道饮酒犯禁，只要能射中也放过；百姓被拘禁的，只要能射箭就一定免除租税；拖欠赋税债务的，只要能射箭就一定从宽。当时环州内外没有一个人不乐于射箭，一州之地甚至可以不用一个士卒而守住。由此看来，裁减戍卒难道是很难实行的办法吗？依靠百姓

译依靠百姓守城，必须先察看城池大小，依据各家人口多少计算力量，考察地势的难易，缓急、周长、里数、尺数，无不全部了解；然后按照保甲法编排，把人集合为什、伯，以图画表示形势，用文籍登记核验；使他们居处便利，确定各自的位置。平时让他们知道自己应当守哪里、认清行动方向、熟悉上下城墙，按时修缮城防；敌人到来，就发给铠甲、交付兵器，各人谨慎防备，老人供应粮饷，妇女守护家室。这样，百姓平时心中安定，技能平时得到训练；敌人不能使他们恐惧，官吏也不能侵扰他们；没有仓促应变的混乱，也没有颠沛失措的忧虑。百姓力量不足，然后再用军队救助他们。这是三代的法制，即使万世也可以实行，并不只是有利于今天的百姓。世代守边郡议　　　　　　　　　吕大钧 治理国家的最大戒惧，没有比边防更紧迫的了。秦、汉以来，抵御戎人的策略，彼此是非并没有很大差别。我曾私下寻求三代的制度，认为其中适合今天的可以推行，这才知道圣人实行封建的深意，不只是崇尚德行、专心治理百姓而已。它防御边境的要领微妙而深远，本来就在政治方法之中，大概不是一般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天下的形势，既不能不统一，也不能不分治。分治而不统一，上面就无法发号施令，下面就会放纵；统一而不分治，下面就无法施展力量，上面就会劳苦。因此古代把天下分为各个诸侯国，由一位君王统领万国，使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使教化、治理、禁令都交给诸侯。这样，天子掌握威权和赏罚的柄，安闲地处在朝廷之内，专心考察诸侯国君的善恶；诸侯承担过失和功劳的责任，辛勤劳苦地处在外面，与王室共同承担祸福。这样，四方发生警急，怎么会急迫到影响天子的视听呢？那些不能替国家承担忧患的人，我可以抓来杀掉，谁敢失职？至于对待夷狄，只须以礼招致愿意归附的人，以德怀柔远方的人罢了。商代时，古公以皮帛、犬马、珠玉向獯鬻表示敬事，商王却不知道。周代时，晋国疲于应付戎人，周王室也不加干预。这样看来，三代抵御边患的策略，大概可以明白了。我私下认为，把天下分割为各个诸侯国，这件事不敢轻率议论。假如让边郡大体遵循古代的精神，谨慎选择仁厚勇敢的人，使他们世代守掌郡中事务，把军队和百姓的安排全都交给他们，租税调发及其出入一概不加过问；只有财用不足时，才让次边的支郡附带供给他们的缺乏。他们治理边郡，以安静、不扰民为上；能使敌人感服的列为上等，能够富足强盛、自行防守，使敌人不能侵犯的列为次等；能够战胜敌人、攻取土地而无所退缩的，又列为次等。赏罚只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名位而已；情节严重的才升降其职，不让他们轻易离开自己的郡。这样，安危利害都与自身相连，形势使他们不得不竭尽力量办事，尽心防患。所谓世代守郡，也不能完全像周代那样父子相继，必须让他们选择贤能的人自我替代，不论亲疏远近，由天子加以考察，然后批准。于是让继任者参与郡中事务，直到原任者终身；原任者去世后，再给他的子孙俸禄以奉祀祖先。如果有功劳德行，郡人世世代代祭祀他，并且给他的子孙爵位，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一种防备边患的方法。选拔小臣充任宿卫议　　　　　　　　吕大钧 古代君主身边、前后供差遣办事的小臣，是君主早晚起居、出入之间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人。他们在职务上的作用，虽然主要是供给宿卫、准备听从君主的指示，兼任缝制衣服、虎贲、执射、执御等职；但任用他们的用意，也在于让他们进献可行的意见、替换错误的意见、补拾遗漏，以代替疑丞、保傅的职责。既然主要是供给宿卫、准备差遣，那么不是恭敬勤勉、谨慎稳重的人，不能担任此职；既然还要让他们进献可行意见、弥补缺漏，那么不是开朗通达、聪敏茂美的人，也不足以充任其位。这还没有把道理说尽。古代的君主，不仅有老师、有朋友，还有接受我教诲的人。因此，医治疾病只是小技艺，黄帝仍以奚伯为师，让他教导雷公；费国只是小国，惠公仍以颜般为友，并使长息任职。既然如此，供差遣办事的小臣，即使要选择恭敬勤勉、谨慎稳重，开朗通达、聪敏茂美的资质，君主还应当教诲培养他们，使这些臣子成就自己的才能，以便将来补充公卿大夫职位的缺额。这样，朝廷常常不会缺少人才，而君主寻求人才也不劳苦。汉、唐即使制度简略，这些人才的名位仍多出自宿卫、供奉之官，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常在宫省之中，每日侍奉帷幄，已经接触听闻朝廷的议论，从而增长见识；间或又亲自承受君主的教导，受到关于自身不足的训诲，于是更加懂得善恶、趋向和背离的道理，受到熏陶浸润，长久不止，哪有不被感化的呢？这样做的成效不只是这些，还可以自己扩大聪明和德性。《礼记》说：“教学相长。”又说：“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他们既然知道什么应当趋向、什么应当背离，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向上级求学；上级既然乐于看到他们自我勉励，也一定会尽力教导他们。有时借着他们善于提问，可以启发我的志向；有时借着他们学习困难，可以勉励我的事业。《左传》说：“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是仁。”又说：“施教不分贵贱类别。”这样，不仅可以增益我的志业，还可以扩充我的德性。《礼记》说：“善于教人的人，知道求学达到目标有难有易，也知道人的资质有美有恶。”这样，不仅可以扩充我的德性，还可以扩充我识别人才的明察。君主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教育供差遣办事的小臣，能够得到志业、德性、识人的益处，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如今朝廷虽然有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供侍从，又有翰林舍人院以及各馆阁的臣子供顾问，并不是缺少人。被选用的，也都是才美而行动敏捷的人，并非不贤能。既然已经对他们另有任用，不让他们担任缀衣、虎贲、射御等杂役，也很难再让他们从事供差遣办事的低贱职务；似乎应当略微依照汉代郡国贡士供宿卫的制度，诏令公卿、牧守按照孔门四科的名目各自举荐。让他们保举二三人，不以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为限制；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这些人分别隶属于中书门下省、学士舍人院和馆阁诸司。他们的职务，参照各殿侍、各班的职务；俸禄品秩，只比照三班使臣、州县属官而已。他们有空闲时，各自在所属官长那里学习，退下后把所学的道理开导告知同列。仍然不另立升迁、任用或废置的固定条格；他们有功有罪、有善有恶，一概听凭明主裁决。这样，平素没有品行才能的人必定不能被举荐，不安于本分的人也一定不愿参加；除非是质朴敦厚、有志向的人，否则不能与此事相涉。试行五七年，不仅可以得到才高行美、足以任用的人，也将资助盛大的德业，必定会日益更新而没有穷尽。大概在职办事的小臣，也应逐渐受到义理的熏陶，互相观摩而向善，难道能不努力吗？论百姓　　　　　　　　　　　　吕大钧

译治理国家的谋划，没有比安定百姓更紧迫的。安定百姓的关键，在于保存、体恤主户，又招徕诱导客户，使他们置办田地，成为主户。主户如果增多，国家的根本自然稳固。如今听说主户田地少的，往往把田地全部卖掉，依附有势力的人家。有势力的人家既从中获得田地的利益，又轻视他们的劳力，把他们当作奴仆。这样，主户越来越少，客户越来越多。客户虽然多，但迁徙不定，最终不能为官府所用。如今想把田地少的主户合并计算，许多户合计达到二顷以上，才充当一名夫役。兼并之家人口少而田地多的，也按田地计算，每三顷承担一名夫役。主户不足的，由客户补足。皇族称伯父、叔父议　　　　　　颜复 《礼记·大传》说：“君主有会合宗族的办法，族人不能因为自己与君主有亲戚关系，就轻视君主的地位。”这是说会合宗族时，族人不能凭父兄的尊长和年齿来压过君主的地位，是为了端正尊卑秩序而发的议论。《仪礼》说：“公子不得称先君为祢。”这是说别子的后代开始以别子作为诸侯建立宗庙时所发的议论。这两件事并不妨碍使用亲厚的称谓。三代盛盛之时，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虽然没有固定规则，但推究其中的道理，不必在上下相接时分辨得过于明白，严格区别亲疏远近，以伤害亲爱亲族的情意。唐德宗、唐宣宗时期，有让分支宗室分别称姓的命令，也是由于政治苛刻、恩德寡薄才这样做。我国朝廷的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广大宏远的制度，远远符合三代的风气。唐朝衰败时一时的命令，不值得考察采用。论官制　　　　　　　　　　　　李清臣 考察今天最大的弊病，都在于入仕的门路复杂而且众多。入仕门路复杂而众多，所以做官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于是有罢职回乡、将近三年仍不能再次调任的人；进身还没有得到俸禄官职，退身又失去田地房屋。因此清寒廉洁的人，身体虽然列在仕籍上，名声虽然荣耀于圣明的时代，却没有资财维持生活，眼巴巴地总不能得到安置。上面急于供养父母、奉上甘美食物，竭尽心力奉养；下面又受到妻子儿女粥食的逼迫。于是节操不坚定的人，有时乘着这种空隙，在穷困的时候起来谋利：在江湖上贩卖货物，向郡县求托，计算商货盈亏，比较秤上毫厘，藏匿关市税收，追逐舟车运输，以图谋十分之一的利润。进身时就是王宫中的官员，退处时却成为市井商人；进身时戴冠执笏办理政事，号称百姓的老师；退处时却妄想苟且获利，不顾道德操行。因此仕途受到玷污，廉耻的风气大大坠落。朝廷忧虑做官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没有职位安置他们，又使罢职者长久不得其所，于是故意艰难地堵塞仕进道路，以阻拦后来者；有关部门还苛刻地制定条文，迂曲地设置格法，张设难以漏过的严密罗网，罗织本来不该有的细小罪过。或离或合，增加荐举名额，使人不能按规定应选；或缺额、驳回、拖延岁考，使人不能完成考核。从此做官更加困难，所以人们轻视名节而争逐得失，竞相追逐权势利益。前面的人冒昧求进，后来的人便争着在狭窄的仕途上夸耀奔走。那些轻薄虚伪、浮浅轻佻的人，彼此窥伺，互相攻击争夺；不拿矛也能互相杀害，不设陷阱也能互相倾覆，于是偷薄的风气炽盛，险恶的风潮兴起。安恬谦让、沉静不言、真正有才德的人，有的以同这些人为伍为耻，宁可退处羁旅草野，也不进入这种仕途。有羞耻心的人，上面想提拔他，他却日益退避；没有羞耻心的人，上面想排斥他，他却日益进取。朝廷只是一年设一次禁令，时常发布一项命令，详细、明白、深刻、切实地规定条文，揭示给人看义利的道路，说：“你们应当敦厚，不要薄恶。”想要这样恢复仁义、革除士人风气。我私下认为没有益处。所以我说，天下最大的弊病，是做官的人太多；做官的人太多，是因为入仕的门路复杂而且众多。入仕的门路才是弊病的根源。后来议论的人不堵塞根源，却想阻止水流；不考察根本，却想挽救末端。他们不能清理入仕门路，却束缚、爬梳、细密搜查已经做官的人。入仕时，把他们当作数兵、堆麻竹一样，不知道官爵名器值得珍惜；已经做官之后，又把他们当作屏障盗贼、坑杀螟蝗一样，不知道士人的心会更加离散。我愚昧地认为这样做错了。因此希望陛下清理入仕的门路。入仕门路简明，职位就会有余裕，考察官吏时没有冗员，俸禄也能够接续。受玷污的人恢复廉洁，困窘的人得以保持节操，争竞的人停止争夺。那些险诈和谦让的人，都会由仕途高低得到筹策和安排，仕途平坦，教化风俗也容易兴盛。论官制　　　　　　　　　　　　毕仲游 国家承接五代之后，典章制度、号令文采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三代，大体都有三代的意义而略具其形貌。至于谨慎使用刑罚、停止战争、宽厚仁慈地对待臣民、爱护养育百姓，得到天下人的心，这些方面有可以和三代相比的地方。唯独官职名称，从宰相以下直到各种职位和办事人员，仍沿用五代的旧制而不知道改变。天子临朝，在上面叹息；公卿大夫在下面咨嗟哀叹、发愤图强，这样已经不知多少年了。到神宗皇帝顺应人心，决断大策，以阶官作为寄禄官，并且恢复汉、唐两省制度，本应当欢呼鼓舞，以庆贺朝廷的盛德。然而制度实行五年，公卿大夫仍有人对官制不满意。难道是制度未改以前曾厌恶五代没有法度，改制以后又说汉、唐的制度不对吗？那么官名的失误究竟怎样才能纠正？本朝虽然沿用三代的旧制，但二十四司的名称，都只是排列设置以供百官当选；在省的官员和借用其他官职来主管事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官职。例如兵部实际上是枢密院，吏部实际上负责铨审，库部、金部实际上属于三司，水部实际上属于都水，刑部实际上属于大理寺，名义上隶属尚书省，事务却在其他机构办理；这种制度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译先帝的改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但改制之中有些地方既不是汉、唐旧制，也不合于今天的事务。旧制中，平章事升迁为中书令；本朝以来，没有升迁到中书舍人的，却把中书令与仪同三司的一阶相同，兼有过去宰相逐级升迁的官职。旧制中，礼部尚书升迁为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升迁为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升迁为兵部尚书；如今却把银青光禄大夫作为一阶，兼有过去尚书逐级升迁的官职。旧制中，礼部侍郎升迁为户部侍郎，户部侍郎升迁为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升迁为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升迁为兵部侍郎；如今却把正议大夫作为一阶，兼有过去侍郎逐级升迁的官职。卿寺的情况也一样。过去的官品难于升进，现在的阶秩容易升高，却又把七品降为八品、五品降为六品、三品降为四品。到了它们不能使用的时候，就议论请求减少防、服等制度，反而以旧品秩为标准；而章服的命令只把五品降为六品、三品降为四品，用来迁就新品秩的错误，却不知道义理究竟在哪里。所谓不是汉、唐旧制而又不合今天事务的地方，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然而这还没有造成大害。旧尚书省不总管天下政务，中书、门下合为一体，所以治理迅速；如今尚书省总管天下政务，中书、门下分为两处，所以治理迟缓。这是事理本来如此。至于所谓画黄、录符、牒、关、刺等文书，从上面发下来，再由下面逐级上报，近的要十天，远的要数月。有时半夜停止用印等待回复，而所办的事情竟然细小得如竹茹、木屑一般。有的人补衣借粮，尚未得到裁决，事情却因拖延太久而错过期限，这不仅不合今天的事务，而且确实造成危害。公卿大夫之所以对官制不满意，原因也在这里；只要上面的人加以增减调整就行了。隋、唐的阶官有二十九阶，如今寄禄阶只有二十五阶。如果增加阶数，使它与过去的官品相对应，不把三阶、两阶合并成一阶，那么阶制就端正了。恢复过去的品秩，凡是议论请求减少防、服、章服等名目的，都必须符合三、五、七、九的数目，不要改变古代一贯的常制来迁就新品秩的错误，那么品秩就端正了。事情重大而需要变动时，就从寺监升到台省，或从台省降到寺监；事情紧急而细小的，就允许专门裁决，或允许专门上报，不必按通常次序办理。上下传达的道路畅通长久，事务就端正了。阶制端正，朝廷就尊严，官爵名器就受到重视；品秩端正，义理就安定，百姓的心志就安定；事务端正，三省就没有积滞的政务，远近的人也都不会错过期限。修治这三项，官制就建立起来了。难道因为汉、唐的官名不应当恢复，就认为五代末年的制度可以沿用吗？《宋文鉴》卷一百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七 宋代吕祖谦编 说 《怪说》上　　　　　　　　　　　石介 天地人三才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各有恒常的规律。违反这些恒常规律，就叫作怪异。日、月、星三光交替照耀，四季依次终始，这是天的常道。太阳、月亮发生薄蚀，五星出现彗星、孛星，这是怪异。五岳安稳地存在，四条大河流动不息，这是地的常道。山因此崩塌，河流因此枯竭，这是怪异。君主面向南而坐，臣子面向北而立，这是君臣之间的常道。父亲坐着，儿子站立，这是父子之间的常道。臣子抗拒君主，儿子与父亲相敌，这是怪异。中原一向由圣人治理，四民一向居住于此，衣冠之士一向聚集于此。如今剃发、穿左衽衣服的人，不务农、不务工、不经商而作为夷人的，竟占了中原的一半，这是怪异。中原本来是道德施治的地方，是礼乐施行的地方，是五常教化覆盖的地方。如今荒诞无稽的教法在这里流行，妖异荒诞、虚幻迷惑的说法充满其中，这是怪异。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二庙，庶人在寝室祭祀，这是为了不忘孝道。如今忘掉祖先，废弃祭祀，反而去奉事夷狄的鬼神，这是怪异。凡是把法令施行于百姓而受到祭祀的，因死于职事而受到祭祀的，因劳苦而安定国家而受到祭祀的，能够抵御大灾而受到祭祀的，能够捍卫大患而受到祭祀的，都应当祭祀。抛弃能够繁殖百谷的神，奉祀它作为后稷；后土能够使九州平安，所以祭祀后土，把它作为社神。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对百姓有功业的人。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山林、河流、山谷、丘陵，是百姓取得财物的地方。不是这类对象的，就不列入祭祀典章。然而老氏、佛教的观念遍布天下，真是可怪。君主看到一次日食、一颗星辰隐晦不明、一次风雨不调、一种草木不能生长，就知道这是天地的怪异现象，于是避开正寝、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心怀恐惧，责备自己、修养德行，以求禳除灾异。可是释老之教灭绝君臣之道，断绝父子之亲，抛弃道德，违背礼乐，破坏五常，使士农工商迁离固定居处，毁弃中原的衣冠，舍弃祖宗而祭祀夷狄，使荒诞无稽的教义流行、妖异虚妄的说法充斥天下，反而不知道这是怪异；既不能禳除它，反而还崇奉它。当时人看到一只狐狸作媚态、一只喜鹊聒噪、一只猫头鹰鸣叫、一只野鸡闯入，就知道这是人事中的怪异，于是开启咒术、祈祷祭祀，用压胜之法来消除它。可是那些人的子孙、父母，忘掉祖宗，抛弃父母，离开固定的职业，撕裂旧有的服饰，学习夷狄的风俗，反而不知道这是怪异；既用压胜法消除小灾异，又尊奉并认为它奇异，实在更加可怪。中国的怪异太多了！人而不成为怪异的，几乎很少了。唉！一次日食、一颗星辰隐晦不明，天就因此失去光明；一座山崩塌、一条河流干涸，地就因此不得安宁。释教、老氏成为怪异，已经一千多年了；中国受到侵蚀败坏，也已经一千多年了。不知道再过一千多年，释老之教成为怪异会怎样？中国的败坏又会怎样？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不能再出现，唉！《怪说》下　石介 有人说：“天下人不把它称作怪异，您却把它称作怪异。如今有一种您不认为怪异、天下人却认为怪异的事，请允许我替您说明，可以吗？”我说：“有什么可怪的呢？”他说：“从前杨翰林想以文章之道成为天下的宗主，担心天下人还没有完全相信他的道，于是蒙蔽天下人的眼睛，堵塞天下人的耳朵，使天下人的眼睛看不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的道，使天下人的耳朵听不到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的道；等到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的道衰微了，才解除他们的眼盲、打开他们的耳聋，使天下人只看见他的道、只听见他的道，不知道其他的道。如今天下实行杨亿之道已经四十年了。现在有人想反过来蒙蔽天下人的眼睛、堵塞天下人的耳朵，使天下人的眼睛看不见杨亿之道，使天下人的耳朵听不到杨亿之道；等到杨亿之道衰微了，再反过来解除他们的眼盲、打开他们的耳聋，使眼睛只看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耳朵只听到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 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的道，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就是天地人三才、九畴、五常的道。反常就成为怪异。书中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的〈洪范〉》；《诗》中有《大雅》《小雅》《周颂》《商颂》；《春秋》有圣人的经文；《易》中有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十翼》。如今杨亿穷尽研求、极力追求姿态，点缀风月，玩弄花草，淫巧绮丽，浮华雕饰，削损圣人的经文，割裂圣人的言语，分析破碎圣人的意义，损害圣人的道，使天下人不学习《书》的《典》《谟》《禹贡》《洪范》，不学习《诗》的《雅》《颂》，不学习《春秋》的经文和《易》的卦辞、爻辞、《十翼》，却去学习杨亿那种穷研极态、点缀风月、玩弄花草、淫巧绮丽、浮华雕饰的文风。这种怪异太大了。有人想除去这种怪异而归于无怪异，如今天下反而把这种做法当作怪异、加以责怪。呜呼！” 《唐说》　尹源 世人说唐朝灭亡是由于诸侯强大，这还没有说到根本道理。使唐朝衰弱的是诸侯；唐朝已经衰弱却长期没有灭亡，是诸侯维系了它。燕、赵、魏首先作乱，唐朝允许它们专据一地治理，如同古代分封建国，这是强大诸侯的情形。他们都依靠唐朝来决定轻重，为什么呢？借助王命相互制约，就容易而且顺利。唐朝虽然以此为忧，也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因此河北顺服并听从命令，天下的作乱者就不能完成叛乱；河北不顺服而发生变乱，奸雄就可能依附并乘势而起。德宗时，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僭越之举，最终失败灭亡，是因为田悦先叛乱，武俊随后归顺。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消灭郓州军队，联合四方而没有发生乱事，终于建立中兴功业，是因为田氏奉行王命，王承宗归顺朝廷。武宗将要讨伐刘积的叛乱，先告诫三镇，断绝它们连横的计谋，后来王诛讨成功。这样持续二百年，虽然有奸臣逆竖专擅国命，也有夷灭将相的事情，却不敢窥伺皇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害怕诸侯的势力。到了广明以后，关东不再属于唐朝，各地藩镇互相攻伐，仍然以王室的名义行事。到了梁祖夺取河南，刘仁恭轻率出战而失败，罗氏内部归附，王镕请求结盟，这时河北的事情就结束了。

译梁人一举取代唐朝而建立国家，诸侯没有谁能与他争夺，这是形势造成的。假使当时乘僖宗、昭宗的衰弱，利用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有燕、赵，彼此势力强大而均衡、相互连接，按理就没有谁敢先发动，何况梁祖的举动并不合义呢？这样，即使梁祖暴虐，也不过是在一方取得霸主地位罢了，怎么能够强行接受天下的禅让？所以说，唐朝衰弱，是因为河北强大；唐朝灭亡，也是因为河北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会分割天子的势力，您为什么还过分称许它呢？”我说：“秦、隋的势力没有诸侯分割，却比唐朝更快灭亡，这又怎么样呢？” 《杂说》　刘敞 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只需从自身寻求办法罢了。耳朵是用来听的，眼睛是用来看见的，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心是用来思考的，手是用来抓取的，脚是用来行走的。这几者相互依赖而成，相互配合而生。废弃其中之一就会生病，缺少其中之一就会受阻；然而它们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归功，因为职分已经确定。圣人治理天下，能使百官万物像耳、目、心、口、手、足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也不互相归功，彼此配合如同一身，那么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屠羊说，是楚国的屠羊人。昭王时，吴军进入郢都，昭王奔逃，屠羊说立了功。昭王平定国家后要赏赐他，屠羊说说：“不可以。大王当初失去国家，我也失去了屠羊的职业；如今大王恢复国家，我也恢复了屠羊的职业。我的职分已经足够了，又为什么要赏赐呢？”这就是完全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所谓职分确定，并不是名位有了极限，而是没有人敢于越过它；清浊合乎道理，贤能与不肖合乎等级，没有人能加以扰乱。就像脚不能变成手，耳朵不能变成眼睛。因此天子忧虑天下，诸侯忧虑自己的国家，公卿大夫忧虑自己的家族。所承担的责任大，忧虑也大；所承担的责任小，忧虑也小。这并不是上位者独自安逸、下位者独自劳苦。古代把出仕看作服役，把退处看作休息。劳作身体的人得到安宁，劳费心思的人承担忧虑。他们不把利益据为私有，所以君臣上下成为一体。忧虑大的考虑长远，忧虑小的考虑短近。因此拥有天下的人，把百年看得如同早晚；拥有一国的人，把一代看得如同早晚；拥有一家的人，把一年看得如同早晚。早晨贪图安逸享乐，晚上就可能面对忧患，这是人情所不愿做的。所以天子有百世的忧虑，诸侯有十世的忧虑，士和庶人有终身的忧虑。《进说》　王安石 古代，处在下位的士人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上位者却每天急切奔忙，只怕遗漏一个士人。古代士人进身，有凭德行的，有凭才干的，有凭言论的，有凭专门技艺的；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茂才等科以下，直到明法科，进退取舍都有法度。古人所谓德行、才干，如今无从施展；古人所谓言论，又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确有非同寻常的豪杰之士，如果不按这种途径自我进取，上位者就不举荐他；确实按这种途径进取而不符合今天法度的，有司也不录取他。按这种途径自我进取，都是所谓委屈自己。孟子说：‘没有委屈自己而能使别人正直的人。’然而今天的士人没有不按这种途径自我进取的。难道他们都不如古代士人那样自重而知耻吗？古代把天下土地按井田制分给百姓，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就分给他一廛，使他成为百姓，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能生活宽裕。从家到国，有塾、序、学，士人无论观看游息还是起居处所，都有老师和朋友相伴，弦歌学习尧舜之道，自得其乐。经过磨炼、雕琢、切磋，长期浸润培养，品行完备、才干充足，就会说：‘上位者难道会舍弃我吗？上位者也一定没有谁能舍弃我。’ 如今土地不实行井田制，国没有学校，党没有庠，遂没有序，家没有塾；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有的没有办法使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宽裕，也没有地方安置一个品行完备、才干充足的自己，上位者又没有谁举荐他。士人怎么能不自我进取呢？唉！假使今天的士人不如古代士人，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造成的。形势不同，是圣贤之所以不能相同的原因。孟子不去拜见三公，而孔子却做季氏的属吏，难道不是因为形势吗？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德行和才干，而取决于今天的法度；而有司的好恶又未必符合今天的法度。这样，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法度，几乎还在于有司的好恶。有司并不是从前的有司，后来的有司又不是今天的有司。有司的好恶，难道会恒常不变吗？这样看来，士人的进退最终果然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罢了！唉！以言论取人，根本就是错误；取用他却又没有得到他所谓的言论，这是错误中的错误。何况又加上有司好恶的无常呢？古代的道路，难道最终不可见了吗？士人如果拥有使自己获得进身机会的形势，他的才能难道不会得到施展吗？既然获得了机会却不施展，未见这能算有道之士。杨叔明兄弟，凭父亲的恩荫都做了京官；他们的处境并不是我所说的没有办法安置自己、使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宽裕而不得不自我进取的情形。他们委屈自己去做进士，又在有司那里再次委屈自己，却似乎还不能释然。这两位本来一向把行道自任，并且把我当作朋友。唉，我担心他们仍然没有觉悟，所以写这篇《进说》送给他们。《太极图说》　周敦颐 无极就是太极；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达到极点便转为静，静止而产生阴，静止达到极点又转为运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本；阴阳分立，两仪于是建立。阳气变化、阴气交合，产生水、火、木、金、土，五气依次运行，四时因此运行。五行就是阴阳，阴阳就是太极，太极本来就是无极。五行生成时，各自形成一种性质；无极的真实本体、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微，奇妙地结合凝聚，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阴阳二气相互感应，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成，变化没有穷尽。只有人得到天地之秀气，最为灵异；形体既形成，精神便产生知觉；五种人性受到感动，善恶于是分明，各种事务由此产生。圣人用中正仁义来确定它【圣人之道，只是仁义中正罢了】，以保持清静【没有欲望所以清静】，从而树立人的最高准则。因此圣人与天地相合于德，与日月相合于光明，与四时相合于秩序，与鬼神相合于吉凶。君子修养它就吉祥，小人违背它就凶险。所以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又说：推究开始而返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伟大啊，《易》！这就是它的最高境界了。《稼说送张琥》　苏轼

译你何曾观察过富人的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美而且多，粮食充足而有余。田地肥美而且多，就可以轮流休耕，使地力得到恢复；粮食充足而有余，播种总不误农时，收获总等到成熟。所以富人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谷少而果实多，长久储藏也不会腐烂。如今五十口之家共同耕种百亩田地，一寸一寸地都要榨取地力，日日夜夜盼望收成。锄头、耰、铚、镰不断在田地上使用，密集得像鱼鳞一样，地力已经耗尽了。播种总是不及时，收获总不等到成熟，这样怎么还能有好庄稼呢？古人的才干并没有远远超过今人。他们平日用来涵养自己、不敢轻易施展，等待成就的心情，忧惧勤勉得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弱小的培养到刚强，空虚的培养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仕，五十岁以后才授爵。在长期屈抑中积累诚信，在充足完备之后得到任用，在已经满溢的余裕中流行，在持守盈满的最后阶段才发扬出来。这就是古人远远超过常人的原因，也是今天的君子不及古人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志于求学，不幸很早就取得了功名，与你同年。你的成名，也不能说不早。如今我即使想自认为还不足，众人也已经妄加推许我了。唉！您还是离开这种过早求成的做法，专心求学吧！广泛观察而简约取用，厚积而薄发。我对您只能说到这里。您回去经过京城时，去问问有人说‘辙、子由，是我的弟弟’，也请把这些话告诉他。《刚说》　苏轼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而少言，接近仁。’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喜欢刚强，并不是喜欢它的刚强，而是喜欢它所包含的仁；厌恶奸佞，并不是厌恶它的巧言，而是厌恶它的不仁。我一生多灾多难，常常亲身验证这件事。凡是在困境中救助我的，都是平日里令人敬畏的人；把我推入险境的，都是过去令人喜欢的人。因此我知道刚强的人一定仁厚，奸佞的人一定不仁。建中靖国初年，我从海南回来，见到故人，询问他们的生死，追述平生所见的刚强之人，其中有些已经不幸去世了。比如孙君介夫，名立节，真可以说是刚强的人。当初我的弟弟子由任条例司属官，因为意见不合而引退。王荆公对孙君说：‘我的条例司正应当得到像您这样聪敏开达的人。’孙君笑着说：‘您说过头了，应当寻求胜过我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不会肯到条例司任职了。’王荆公没有回答，径直起身进入内室。孙君也快步离开。孙君任镇江军书记时，我正好任钱塘太守，往来于常州、润州之间，在京口见到他。新法开始实行时，监司都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驾驭属吏像捆湿柴一样，不再以礼对待士大夫，却唯独敬畏孙君，说：‘这是抗拒丞相、不肯到条例司任职的人。’ 谢麟负责经制溪洞事务，州守王奇与蛮人交战而死。孙君任桂州节度判官，负责审讯被指控有罪的吏士。谢麟于是把大小使臣十二人交给孙君，并且边审讯边准备把他们全部斩首。孙君坚持认为不可，谢麟用言语侵凌他。孙君说：‘审理案件应当根据实情，官吏应当遵守法律。迟疑拖延、不肯进军，是诸将的罪过；既然他们已经服罪，难道其余的人也可以全部杀掉吗？如果一定要用非法手段杀人，那么经制司自己去做，我与此有什么关系？’谢麟上奏说孙君抗拒，孙君也上奏揭发谢麟干预刑狱之事。刑部判定如孙君所言，十二人都没有死，有的还因此升了官。我由此更加知道刚强的人一定仁厚。不仁的人，能够用一句话使十二个必死之人活下来吗？孔子在世时，可以说君子很多，却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正说明刚强之人如此难得。然而世人竟说‘太刚强就会折断’。士人只怕不刚强，长期培养成就他们还担心不够，难道反而应当忧虑他们太刚强、害怕他们折断吗？折断不折断，是天命，不是刚强的罪过。提出这种说法的，是鄙陋而害怕失去利益的人。孙君一生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我只记下这两件，留给他的儿子勰、勴，说明刚强的人一定仁厚，以验证孔子的说法。《杂说》　苏轼 我的文章像万斛泉水的源头，不选择地点，哪里都可以流出。在平地上浩浩荡荡地奔流，即使一天流过千里也不困难；等到遇到石山而曲折前行，就随着外物形成不同姿态，无法预知。可以知道的，只是常常在应当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下的地方停下。如此而已。其他的地方，即使是我自己也不能知道。郄超虽然是桓温的亲信，但因为他的父亲郄愔忠于王室，郄超不让父亲知道。郄超将死时，拿出一个箱子交给门生说：‘本来想把它烧掉，只是担心您年纪大了，一定会因此悲伤。等我死后，如果您大为悲痛，以至于严重影响睡眠饮食，就可以把这个箱子呈给您；否则就把它烧掉。’郄愔后来果然因哀悼成病，门生依照嘱咐把箱子呈上，里面全是郄超与桓温往来的秘密谋划。郄愔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太晚了，我再也不为他哭。像方回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忠臣，应当与石碏相比。然而郄超说他不孝，可以吗？假如郄超知道君子所说的孝，就不会跟随桓温了。’东坡先生说：‘郄超这是小人的孝。’ 《梁史》记载，刘凝之被人认作穿的是对方丢失的鞋，他就把鞋给了那人。那人后来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鞋，送还给刘凝之，刘凝之却不肯再收。沈麟士也曾被邻人认作穿着对方的鞋，沈麟士笑着说：‘这是您的鞋吗？’随即给了他。邻人找到自己丢失的鞋，送回来，沈麟士说：‘不是您的鞋吗？’笑着收下了。虽然这是小事，但处世应当像沈麟士，不应当像刘凝之。宋君侵夺百姓的农时，把它用来修筑台，百姓非难他，却没有忠臣替他掩饰过错。子罕辞去相职而任司空，百姓非难子罕，却称赞他的君主。齐桓公宫中有七个市场、七百女闾，国人非难他，这是管仲所造成的；管仲有三归之家，用来掩盖桓公的过错。这是《战国策》中的话。苏子说：‘管仲是仁人。《战国策》的话，也许是对的吧？’但世上没有人认为这话正确。即便如此，管仲爱护君主的方式也很浅陋：不劝谏君主的过错，却只顾设法分担非议。有人说：‘管仲无法劝谏。’苏子说：‘君主任用他，他就施展才干；不任用他，他就退藏；进谏而君主不听，那就不被任用罢了。’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 桓温所成就的事业，大概超过了刘越石，而那些微不足道地仰慕他的人，是因为英雄之间必定各有足以相互折服之处，最初并不只是根据成败来评说吗？照这样评论，光武帝的气度本来不如玄德，唐文辜的英气也未必超过刘寄奴。

译君主不可以同臣下争夺善名；同列之间争夺善名，尚且被认为是嫉妒，怎么能以君父的身份嫉妒臣子呢？晋、宋之间的君主，甚至同臣下争着作诗、写字，所以鲍昭写了许多累赘的句子，王僧防故意使用拙笔来躲避灾祸。可悲啊，竟到了这种地步！汉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贾生，自以为超过了他，后来却说自己不如他；这不但没有损害文帝，反而正是文帝盛大德行的表现。魏明帝却不能忍受，于是作出汉文帝胜过贾生的论断。这不只是要胜过自己的臣子，竟然还要同异代的臣子争夺善名，完全没有君主的气度。正如嫉妒的妇人，不仅禁止丈夫亲近别人，还嫉妒别人的妾。汉朝沿用秦朝的法律，刑法十分严重。高祖、惠帝本来并不是暴虐的君主，但习惯了所见的制度，以为这是常规，不知道刑法如此严重。直到孝文帝才开始废除肉刑和夷三族之诛。景帝又恢复了对晁错的连坐诛戮。武帝的罪刑有增加而没有减轻。宣帝的治理崇尚严厉，沿袭武帝的旧法。到王嘉做宰相，才开始减轻法律，于是东汉沿袭下来而没有改变。班固没有记载这件事，事情见于《梁统传》，班固可以说疏漏简略了。王嘉是贤相，减轻刑罚又是他盛大德行中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记载呢？梁统却说：高祖、惠帝、文帝凭借严法兴盛，哀帝、平帝因为法律宽松而衰败。于是上书请求加重法律，幸亏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就像人在年轻时不节制酒色却安然无恙，年老后即使节制也已经生病；看到前半段便说饮酒可以延年益寿，行吗？梁统也是东汉的名臣，一说出这种话，便因此获罪于上天。他的儿子松、竦都不得善终，最终还差点灭族。唉，可悲啊！应当引以为戒！法网虽疏而不漏，难道不可恐惧吗？晋代士人浮华空虚而没有实际用途，但其中也有不是这样的人。比如孟嘉，一生没有做成一件事，然而桓温对孟嘉说：‘人不能没有权势，我正是因此才能驾驭您。’桓温一生轻视殷浩，难道会胡乱称许人吗？由此可知，孟嘉如果遇到机会，应当会成为谢安；谢安如果没有遇到机会，也不过会像孟嘉一样。真宗时，有人推荐梅询，说他可以任用。皇上说：‘李沆曾经说他不是君子。’当时李沆去世，大概已经二十多年了。欧阳文忠公曾问苏子容：‘宰相去世二十年，还能使君主追念并相信他的话，凭的是什么方法？’苏子容说：‘只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罢了。’苏轼于是赞同他的话，并且说：‘陈执中只是个庸俗的官吏，尚且因为极其公正而能取得皇上的信任，何况像李公这样有才识，又以无私心辅助他呢？’脉象难以辨明，是古今医者都感到困难的事。极度虚弱可能呈现盛实的症候，过于实的病也可能呈现羸弱的形状；差之毫厘，处在似是而非之间，就会产生生死祸福的差别，这也是古今医者的难题。患病不可不请教善于诊脉的医生，因为天下像骐骥一样的良医一时未必出现，但天下的人并不因此就只能徒步而行；和、扁这样的名医不世代出现，病人也不至于都白白死去，只是要凭借医生的长处，同时防护他的短处。士大夫大多隐瞒自己的病情，想用脉象来验证医生是否灵验，使医生在渺茫之中寻找病因，在疑似之间辨别虚实寒热。医生如果不幸误诊，又不肯承认错误，就会巧加掩饰、坚持错误，以保全自己的名声，直到病人无法救治，这当然很难医治。间或有驯顺谨慎的医生，有时采用患者或主人所说的意见，但也必须参照自己的观察；两方面都保留而杂合施治，因此药物无效。这是世间普遍的弊病，却没有人觉悟。我一生求医，必定在平时默默考察医生的医术高下；到了患病时，一定先把自己的病情全部告诉医生，然后请他诊脉，使医生清楚知道病在哪里，再通过脉象探求虚实寒热，先在心中确定判断，这样脉象的疑似就不能扰乱判断。所以即使是中等医术的医生治疗我的病，也常常能够治愈，难道我是故意使医生为难吗？韩退之喜欢大颠，就像喜欢澄观、文畅一样，只是情意上的交往，并不是相信佛法。可是有人妄自编造韩退之给大颠的信，文辞粗俗鄙陋，即使韩退之家的奴仆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今又有一个士人在信的末尾妄题说：‘欧阳永叔说，这篇文章除了韩退之没有人能够作。’这又是诬陷欧阳永叔。欧阳永叔作《醉翁亭记》，文辞平易诙谐，大概只是戏笔罢了，并没有自称奇特。可是那些妄庸之人又伪造欧阳永叔的话，说：‘我一生写文章，这是最得意的一篇。’又说：‘我不能写韩退之的《画记》，韩退之也不能写《醉翁亭记》。’ 《宋文鉴》卷一百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八 宋代吕祖谦编 说 《迂说》　王令 不合礼的举动、不合义的行动，都是错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而加以制止的人，我还没有见到；因为它们不合礼义而加以制止的事情，我也还没有见到。如今有人学习圣人的道、实行圣人的义，大家都说他们迂腐。因为认为迂腐而加以阻止他们的人，都是错的；因为认为迂腐而被阻止的人，也都是对的。为什么对那些错误的行为如此勇于去做，却厌恶趋向这里呢？阻止他们的人，是爱护人吗？难道是喜欢人做不合礼义的事，却害怕人们成为圣人吗？《师说》　王令 上古的书籍已经湮没，其他治理国家的制度也无法考察；五帝时代的学校制度，只能从传说中寻求，偶尔还可见到。夏、商的典籍虽称残缺，但学校的名称还完整保存。周代则最为完备，所以它的制度安排清楚明显。既然如此，帝王治理国家，其他方面虽然世代都有取舍，学校却没有听说曾经废弃。难道不是君主与教师这两者，缺一不可吗？只有在治理达到顶点的时代，安置百姓各有根本，并且按次序推及其他方面。因此土地实行井田制，使百姓各自经营产业；即使有士、农、工、商之分，也没有不劳动而获得食物的。先使他们得到资财供给，然后约束游惰，澄清淫邪，铲除强暴顽梗，治理的大略已经确定了。然而乡、遂仍有庠序的教育，家、国仍设塾、学；从世子到卿大夫的子弟，都进入学校。设置教师来晓谕他们道理，设置保傅来教导他们的事务。向他们展示智、仁、圣、义、中、和，使他们彼此充实扩展；教导孝、友、睦、婣、任、恤，使他们互相修养；教导礼、乐、射、御、书、数，使他们彼此启发明白。因此他们身边所听到的、眼前所看到的，无不关于仁义和礼乐。等到经过磨炼、逐渐浸润而形成，就能入则孝顺，出则敬悌，尊敬尊长，敬爱长者。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安置在百姓之上，于是君主尽到做君主的职责，臣子尽到做臣子的职责，最终没有一个违背乖戾的。这种成就，来自学校而保存在教师那里。道统衰微，直到周朝末年，像一块担石将要坠落，牵引连接它而没有断绝的，只剩下一根头发般的线索。暴秦不加扶持反而压制它，于是终于坠落败坏。汉朝兴起，本应大大改变制度，加以裁补缝合；可是当时的风俗没有防范，任凭百姓作为，最终发展到无所不为。然而汉朝能够在郡县创建孔子祠，设立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策问贤良，求取经术来回答政事得失；与古代相比，当时还不能算很好，但风俗于是被称为平治。难道不是前代遗风余化浸润深厚，还没有断绝吗？还是百姓苦于秦朝暴政，改变很容易见效呢？这时士人还能够相互遵从老师，所以整个汉代传授《诗》《书》《礼》《易》《春秋》而成为名家的人，以百十人计算。晋、魏以下，逐渐沉浸其中，经历了几十个朝代，只有唐代接近古代，大体上才能赶上齐、汉的治理，却未能远远超过。唉！为什么只能到这里呢？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弊病在于不任用儒者；唐、汉以来通常也曾任用儒者，最终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为什么呢？只是有儒者的名号、有儒者的职位，却不采用儒者的学术罢了。弊病在于学校和教师没有建立，而选立贤人的标准又没有一定；圣人的道不讲习、不阐明，士人没有根源而争相放纵流散，所以不知道治乱的根本，不知道儒者所承担的责任；而上面选取人才又不以实际而以言辞为标准。这是因为选取人才不以实际而以言辞为标准。人之所以能够自己明辨并做到真诚，如果不是生而知之，就来自明确的教导和达到极致的学习。假如没有老师，天下士人即使有奋力上进之心，又从哪里能够自我明辨而达到真诚呢？天下的才质，即使竭力训练引导、勉励督促，尚且担心其中有粗劣不堪的；何况七十弟子亲自遇到圣人、受到熏陶，他们听闻和见识不可谓不深，仍然有高柴愚钝、曾参迟鲁，冉耕性僻、仲由鲁莽，端木赐不接受使命而经营财货，冉求做宰而把赋税加倍。何况距离后世圣人已有几千年，典籍残缺、讹误、虫蛀，又资质低于这些弟子，却想让他们自行成才而不建立学校和教师，这就像希望得到收获却回头不耕田一样。如果一定等他们自行成为贤人再录用，多半只能见到稀少而难以等待的情形。从周代到唐代，绵延几千年，能够卓然选取贤人、凭自己的名望承担治理重任的，从孟轲到韩愈，才三四个人。这些人有力量扶持大道却最终没有被任用，正是人才历年相隔很久而出现极少的原因。如果他们多一些，也许就会被任用了；既然担心人才少，不如广泛设置教师、建立学校，补足他们所不擅长的，提高他们尚未达到的境界，使他们知道救治乱世的方法，然后根据名声和实际加以任用，这就差不多了。天下没有教师已经很久了。如今所谓名师，只是让人编缀刺绣般的辞章、琢磨章句，希望取得科举功名罢了。从前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宰，孔子说：‘这是在残害这个人的子弟。’如今残害人的人到处都是，这些人都在获罪于孔子，怎么配做人的老师呢？《葬说》　程颐 选择墓地，是选择土地的好坏，并不是阴阳家所说的祸福。土地肥美，死者的神灵就安宁，子孙就兴盛，就像培土保护树根而使枝叶茂盛一样，这是自然的道理。土地恶劣，就相反。那么什么叫土地肥美呢？土色光润【一本作“泽”】，草木【一本作“生物”】茂盛，就是它的验证。父祖子孙同属一气，祖先安宁，子孙就安宁；祖先危险，子孙也危险，这也是道理。可是拘泥禁忌的人迷惑于选择土地的方位、判定日期的吉凶，不是太拘泥了吗？更严重的，不把奉祀先祖作为考虑，而专门以给后代谋利为忧虑，更不是孝子安葬先人的用心。只是有五种祸患不得不谨慎，必须使墓地以后不成为道路，不被建成城郭，不被挖成沟池，不被权贵势力夺取，不被耕犁触及【一本所谓五患，是沟渠、道路、避开村落、远离井和窑】。慎防五患以后，挖墓穴一定要达到四五丈，遇到石头一定要继续凿穿，以防水气湿润。下葬后用松脂涂抹棺椁，用石灰封闭墓门，这些是大概的做法。至于精密周详的规划，还要进一步审慎思考。分别安葬【一本作“火焚”】，是出于不得已；以后不能迁葬，就同葬【一本作“焚”】。至于年代久远，曾祖、高祖已经无法辨认，也只在于竭尽诚意，各自准备棺椁安葬，不需要借助梦境、蓍草、龟甲来作决定。墓穴中，尊长居中，左边安昭，右边安穆，依次排列；后来的墓穴有的在东、有的在西，也应当左右相对而开穴。被休弃的母亲不与父亲合葬，也不合祭；被遗弃的女儿回到娘家，就按照夭折者的墓穴安葬。《史说》　张舜民

译马文渊说过：‘人贫穷时应当更加坚定，年老时应当更加壮盛。贫穷而坚定的人，即使市井小民中还有；年老而壮盛的人，即使士人中也没有见过。’韩退之前往潮阳时，牙齿、头发已经衰老，不如年轻时志气壮盛，所以用封禅的说法去迎合宪宗。又说：‘从今以后，请允许我改过而侍奉陛下。’看这话，真令人伤感！大丈夫的操守，起初并不是不坚定，誓言如金石，能够经受雪霜；后来却被生死所恐惧，顾念妻子儿女，很少有人不改变心意、低头屈服，求得免除一时的灾难，韩退之就是这样。韩退之并不是追求富贵，只是害怕死亡罢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像农夫管理园圃一样：开始时培养人才，不使他们夭折；最后将要成就其美德时，也不使他们遭到摧残。君臣彼此成就，共同归于正道，只要一定使他们达到竭尽欢心、竭尽力量的境地，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乐天不是这样，他知道事情不可为，便完全舍弃；行为虽危险，却放任言论；收起书卷，与尘俗相同，可以说是处于晦暗而内心光明，外柔而内在坚定。因此终身没有受辱。至于刘梦得、柳子厚一类人，除文字言语之外，还有什么呢？刘蕡称赞史臣，史臣却说刘蕡疏阔直率。刘蕡在策论中引用襄公杀阳处父的事，《春秋》责备泄露言语；但刘蕡既然告诫皇帝不要泄露言语，自己却在朝廷上诵说出来。又有人说刘蕡没有先以忠诚取得皇帝的了解，后来才谋划进言；这样的人，大概不是史家的才识。况且刘蕡只是平民，他出而应诏，凭什么计策先取得君主的了解然后再进言呢？即使谏官、御史身处近臣之列，假如也要先窥视君主的心意然后才开口，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刘蕡这类人到朝廷等待皇帝询问，凡有涉及的问题，如果不在廷对中提出，又有什么途径能够上达呢？正因为他疏阔直率，才成为敢于进言的人。假如后来的人都三思之后才开口，朝廷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推想这个人，大概是厌恶直率、憎恨正直的人。假如让厌恶直率、憎恨正直的人执掌史笔，决定前人的取舍，那么一代人物就都要被当作靶子来衡量了。刘蕡虽然没有考中，同场考试的李邰等人却在朝廷公开称说，认为自己不如他。一时之间，藩侯争相征召安置他；如牛僧孺、令狐楚，也不敢把他仅仅当作宾客幕僚，都以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这是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如此看重他呢？数百年以后，唯独史臣笔下不相信他，也实在可叹。《吊说》　吕大钧 《诗经》说：凡是百姓有丧事，便竭力奔走去救助他们；这不是说死者还能救活，而是说活人有时若得不到救助，也会因而死亡。孝子为父母服丧，不能进食达三日，哭声不断。已经病了，也要扶杖才能起身，先问候之后才说话。他那种悲恻之心、痛苦之意，已经到了不愿活下去的地步；这样一来，他所能想到的，即使有大事还不能周全，何况其他事情呢？所以亲戚、僚友、乡党听说后前往，并不只是吊唁哭泣而已，无不尽力帮助他。起初便送来含殓之物和襚衣，以周济他的急需【朋友以襚衣赠亲属，借以进见；士丧礼中，族人相互馈赠；又有含殓之礼，见《文王世子》】；三日以后，大家共同煮麋粥来扶助他的羸弱【亲人刚死的三日内不能举火，邻里替他煮麋粥供给饮食，见《问丧》】；每次祭奠便替他主持礼仪【士人丧礼中朋友来奠，见《曾子问》】；将要下葬便帮助办理事务【孔子丧事时，公西赤替他办理葬事，子张丧事时，公明仪替他办理葬事；原壤的母亲去世，孔子帮助沐浴治丧，均见《檀弓》】；随柩车前行时，年轻人执绋，年长者负责指示行止【吊丧者不必跟随主人；四十岁的人执绋，见《杂记》；孔子跟随老聃在乡党助葬，返回平坦处时说：“吃饭。”老聃说：“孔丘停止灵柩，走到道路右侧，停止哭泣，以听候变故。”这就是专门负责进止的人，见《曾子问》】；填墓穴时，壮年人填满土坑，老年人随主人返回哭丧【乡人五十岁以上者随同反哭，四十岁者等到墓穴填满，见《杂记》】；祭祖时送来赗礼【赗礼用车马；如果是相识者便送赗而不行奠礼，兄弟则行奠礼；奠礼只用羊，均见《士丧礼》】；还不够，就赠送财物【知晓死者身后事的人送赠礼，赠礼用币帛，礼在赙、赗之后；又有公卿赠礼，是因为赠给邦国之间的交往，所以说“出行而赠”，见《士丧礼》】；仍然不够，就送赙礼【知晓生者情形的人送赙礼，赙礼用布帛钱财来帮助丧事费用，所以说“不足则赙”，见《士丧礼》】；凡有丧事所需，便互相帮助【司徒敬子丧事时孔子相助，有若丧事时子游作摈相；国昭子的母亲去世，向子张询问丧位，均见《檀弓》】。这样才可以说是真能救助丧家。所以到有丧事的人家去吊唁时，不说“愿意拜见”，而说“前来相助”；即使国君亲临，也说“寡君承当此事”，别国使者则说“寡君派遣某人，不敢把自己当作宾客”【见《少仪》《檀弓》《杂记》】。主人接见宾客时，无论尊卑贵贱，没有不向其拜谢的，以表明感谢之意，也借此表示自己不同于平常的主人【平日相见，有时主人先拜宾客，有时宾客先拜主人】。宾客拜见主人时，不接受主人回拜，以表明自己是来帮助丧家，也借此表示自己不同于平常的宾客【见《曲礼》】。自从先王的礼制败坏以后，后世虽然还传承礼仪的名称和数目，但实行的人大多失去了它的意义。丧主接待宾客，像平常的主人一样；丧宾拜见主人，也像平常的宾客一样。把他当作平常的宾客，所以只停留在吊唁哭泣，不敢参与丧事；把他当作平常的主人，所以丧家放下悲哀，反而制作衣服、准备饮食来供奉他。更严重的，甚至损减送终的礼仪，来答谢宾客的辛劳；废弃吊丧哀哭的仪式，来减轻主人的费用。这样看来，先王制礼的本意，难道只能降低到这种地步吗？如今想实行礼制的人，即使还不能完全合乎礼仪，至少在开始办丧事时要为之哭泣，有事情便行奠礼【奠礼不必另行准备，只须亲自致礼；这里指代替主人献爵】；还要尽自己力量，为丧家筹办尚未齐备的丧具，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停下那些子弟和仆隶中能干的人，帮助他们办理事务；把原本用来购买纸钱、酒壶和酒的奠礼费用，改作襚礼；把原本用来供给帐幕、馈食和祭祀的费用，改作赗礼和赙礼。凡是丧家要拿来答谢自己的东西，都以其他借口推辞接受【一定要找别的借口，是因为脸色与众人不同，恐怕遭人嫌疑】。这样或许就可以了。杂说 汉武帝想要征伐，虽然汲黯的话不被采纳，主父偃却以疏远卑贱的身份进言九件事，于是借伐匈奴来进谏，援引尉佗、章邯的事例，说明秦朝灭亡的原因。严安也说：“使国家疲敝，和匈奴结怨，这不是用来安抚百姓、安定边境的办法。”主父偃、严安所陈说的意见与皇帝不同，若按秦朝的法律论处，这就叫作不是皇帝所建立的主张，必定要杀而不赦。汉武帝召见他们后却说：“你们都在哪里？为什么这样晚才来见我？”他们的言论虽然没有被采用，但他们本人却被录用，这不仅足以招致天下人才，也可以使天下人敢于进言。如果因为一句话不合意，便连同进言的人一起废弃，那么不仅会堵塞贤能之士的道路，也会钳制天下人的嘴。汉武帝与秦始皇不同之处，大概就在这里吧？

译晁错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自己遭杀身之祸，家族也随之覆灭，世人都为他的忠诚感到悲哀。然而他的学问以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为师，严峻刚直而刻薄深险，并不纯粹合乎正道。他谈论君主最急迫的事情，把临制臣下放在首位。又说：君主用来尊显功名、使其流传到万世之后的原因，在于懂得权术和法术。这样说来，圣明君主用来尊显自己、流传后世的事业，难道果真只在于权术法术吗？只是因为他的资质不厚重，所学也不是正确的老师，所以他的论说才会这样荒唐。向贤善之人询问，应当虚心等待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君主预先已有成见，怀着已经决定的意旨来询问，只取用能迎合自己的问答之美，却没有真正肯听取意见的诚意。像这样询问的人，是君子不愿回答的。季孙想实行田赋，派冉有去向孔子询问。孔子说：“我不知道。”不久，他私下对冉有说：“季孙如果想按照法制推行，那么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只想苟且推行，又何必来询问呢？”于是冉有三次询问，孔子都不回答。孔子说：“话已经涉及，却不说出来，这叫隐瞒。孔子难道是故意隐瞒吗？只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决定的意旨，却没有真正肯听取意见的诚意；事情既然已经决定，就无法再劝谏，空说反而足以招来罪责。言语、沉默、行动、静止，难道能不谨慎吗？” 君主在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时候，尤其应当宽容周详，让下面的人把话说尽，不应使进言之士怀抱尚未说完的话。楚国的子革同楚灵王说话时，回答得像回声一样迅速，析父讥笑他。后来子革磨砺自己，等待时机，终于找到机会讽谏楚灵王，使灵王送来的食物没有心情吃，睡觉也不能安睡，反复思考他的话。假使楚灵王有自我克制的仁德和改正过错的勇气，那么子革的话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然而，当他回答得像回声一样迅速、意思还没有说尽时，把这种行为说成谄媚奉承也是可以的。吕蒙正回答宋太宗说：“君子和小人的盛衰，取决于时代的气运。读到这些话的人都会惊骇。然而说到小人为害政治、告诫君主不可不察时，这些话之所以开头便这样说，本来是有用意的。” 君臣议论时，话一旦脱口而出，便会传遍四方，用来警戒和劝勉众人；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方法，往往就在这里。尧、舜以及三代君臣相处的时候，言语都充分表达，还有什么像这样坦荡而没有隐瞒的呢？君主想要举事兴业，一定要向臣下谋划；臣下有好的谋略，也一定要告诉君主。上面有尚未通晓的事情，下面有尚未明白的道理，也一定要反复辩论诘难，不失和谐，直到趋向正确才停止。哪里会有不尽的实情、未完的话语，给那些能言善辩、巧言欺骗的人留下可乘之机呢？到了唐德宗却不是这样。谋划议论时，向臣下询问的事情没有说尽，向君主禀告的话也没有说完。猜疑二心的念头一产生，苛刻核查的心态便随之而来，德宗从未把本来的真实意图告诉大臣。难道不是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守机密、巩固君主的权力吗？然而话一脱口，卢杞便没有不知道的。德宗厌恶君子尽忠，公开拒绝他们的言论；却喜欢小人的谄媚邪曲，暗中把权柄交给他们。这样看来，德宗的权术也已经太疏漏了。戒 治丧遗戒　宋祁 我死以后，按照家中有无来办理丧事敛葬，使用洗净的衣服、鹤氅、裘衣、纱衣和丧鞋。三日入棺，三个月下葬，千万不要受流俗和阴阳禁忌的拘束。棺材用杂木制作，只在四面涂漆，涂三遍就停止，使它经过几十年只足以使我的尸骨和朽坏的衣服头巾保存下来罢了。我的精神、形体以及明洁的部分，有知觉的归还给造物主，放归太虚；能够腐朽的部分，与黄泉之下相合，交付给无穷无尽之物，我还有什么忧患呢？墓穴挖深三丈，墓室做得小些，仅仅能容下棺材和明器。左边放两盎明水、两缸酒；右边放两盒米曲、一套朝服、一套便服，靴子和鞋各备一副。左边刻我的墓志，右边刻我的墓铭，随即掩埋墓穴。只求简朴节俭，不要把金、铜等杂物放进墓中。我的学问没有成为一家之言，文章也不过达到中等人的水平，不足以流传后世；我做官的资历在良二千石以下，还可以容纳几个人。我对国家没有功劳，对百姓没有恩惠，不能请求有司赐谥，也不能接受赠典，更不应请大人物为我撰写墓志和碑文。墓上种五株柏树，坟高三尺，不得使用石翁仲和其他兽像。这样只是自我标置，并不是谋求千年长久安稳的办法。不要举行道教、佛教两家的斋醮，这是我一生的志愿；你们如果不能违背我的遗命而为我举行，那么违背遗命这样做，就是杀死我。因此我才算彻底无知无觉。下葬那天，用缯布缠绕棺材，由四把翣引导；不要制作方相、俑人，也不要陈列衣服器物，以免增加我的俭朴之葬。我一生的言语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千万不要妄自编纂成集，使后世讥笑诋毁我。我侍奉皇上，讲学劝谏共十七年，皇上还颇能记得我的面貌和姓名；但我死后，不得借此乞求恩泽，做贪得无厌的事情。你们兄弟十四人，只有两个小孩子还没有出仕，这件事就托付给莒公。莒公在你们面前，你们就不会孤单了。你们兄弟虽然有同父异母的，古人说四海之内都应视为兄弟，何况同一个父亲、同样承受血气呢？《诗经》说：“死丧的威迫，使兄弟深深怀念。”这句话不可不牢记。兄弟之间不相互怀念，却去求得外人的亲合，别人哪里会相信呢？即使表面上相合，对方也会嘲笑并且厌恶。你们看我怎样对待莒公，莒公怎样友爱我，这就可以作为榜样。人不能没有学问；至于奏议、笺启、记文等，应当随事宜而写。人的天分各有禀赋，不能勉强。只要能把几百卷书装在胸中，就不会被人轻视讥笑了。福州五戒　蔡襄 观察如今的风俗，做父母的对待自己的孩子，仍然有厚有薄。等到孩子娶妻，往往让儿子儿媳分开吃饭；贫穷的人困于每天的供给，形势上不得不这样。富裕的人又为什么也这样做呢？大概是父母的心不能平等对待各个儿子，以至于造成这种情况，这是不可不戒的。做子女的孝顺，根本在于供养父母、顺从父母的心意，父母生前死后都不违背礼，这才是孝道真正达到极点。观察如今的风俗，贫富人家往往在父母还活着时便由兄弟分开供养，甚至细小的事情也没有不计较的。等到父母去世，便破产卖房，拿来置办酒食，宴请亲朋，施舍给佛徒，以求为父母祈福。推究他们的用心，并不在于父母，而是要向别人夸耀胜过他人，这就是不知道孝道的根本。父母活着时尽力供养，死后不胡乱浪费钱财，这样难道不好吗？兄弟之间的友爱出于天性，年少时彼此相伴，心中充满欢乐，哪里会有隔阂呢？等到因为娶妻，或者遇到财物问题，一旦产生憎恶，便形成怨恨和隔阂，以至于有人兴起诉讼、触犯刑狱，直到死亡还不能停止，实在令人悲哀。这大概是由于听信妻子的话、贪图财利，断绝同胞之恩和友爱之情，终于造成这样的结果。

译娶妻是为了什么？是想传宗接代，难道是为了财物吗？观察如今的风俗，娶妻时不顾门第，只求得到资财。无论贫富，婚姻双方没有不因此怨恨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婚礼当晚大肆浪费，随后便计较嫁妆，早晨索取一样，晚上索取两样。婆婆侮辱儿媳，丈夫虐待妻子，索取不止；如果不满意，甚至割断男女之间的感情，动辄互相弃绝背离。这种习俗延续日久，人们反而不觉得奇怪，实在是百姓生活中的大祸害，也是人的行为中最恶劣的事情。凡是人的性情，没有不想富裕的。至于农民、商人、各种工匠之家，无不日夜经营筹划，谋求利益。然而农民兼并土地，商人欺骗蒙蔽，大多刻薄剥削贫民，欺骗神明的道理。譬如百虫聚居，强者吞食弱者，一刻也不停息；等到求取财物成功，又广泛施舍，希望借此消灭罪恶，他们实在太愚蠢了。如今若想求得福报，还有什么比减轻刻剥百姓的心思、宽待贫民，除去欺骗蒙蔽的行为、敬畏神明的道理更好呢？为子孙打算，这样才长久深远；居住在乡党之间，也会成为善良的人。这个道理十分明白，不可不牢记。行船戒　江休复 景祐丁丑年六月，我乘船沿汴河向东行驶，将要到达名叫青阳的驿站时，风势很大，无法前行，船多次横在竹箭丛中。掌舵的人不能控制船只，船尾也无从用力，船旁的人急忙把船停泊在上风处，多加绳索来维系，又加固椽木和木桩来拴住船。船身摇荡、突然牵扯，我惊恐不安，担心船会漂到东岸，责问那些人为什么把船停在危险的地方。他们回答说：“如果占据便利的地方，船就会顺流停下，顺风驶过；可是这样往往有冲撞挤压的危险，所以暂且停在这里，以避开风势最猛烈的部分。”于是断了的绳索接好，弯曲的木桩扶正，大家恐惧警戒，最终没有发生祸患。那些扬帆借势向我们驶来、伸长脖子羡慕我们的人，后来船毁人溺，无法救援，船桨和船体相撞，彼此依靠。回来后我思考道：“今天的风，对于我的船是祸患，最终却使我保全；对于他们的船本来是便利，最终却导致倾覆。”利害不同，吉凶相反，这是时势造成的，还是道理造成的？有人说：“停下来的人容易做得稳妥，向前行进的人难以掌握技巧。”他们只知道可以借顺风前进，却不知道猛烈的风不可乘。得到形势便利的人不加戒备，处在危险中的人能够恐惧警惕，所以祸福才不同。于是记下这件事，作为行船的戒训。毁谤戒　王回 对于传播毁谤的事情，不可不戒备。毁谤传来，也有许多根由：有人因为事情的迹象而怀疑，有人出于戏弄而故意制造疑点，有人因为憎恶而加以诬陷。由小人之手，更会亲自捏造事实来求取信任。一人传出，便有成百上千的人跟着传播。传播既广，编造的文辞也更加周密，于是它的可信程度更加牢固。问这个人，他说有；问那个人，他也说有。真假异同交相坚持，还有什么说法不会被说成确实存在呢？即使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也无力挽救受毁谤者。这样一来，污蔑、陷害和诬陷便会终身使人无法自我申明。所谓传播毁谤，不过是憎恶坏人、想把坏事传播出去罢了。如果毁谤的对象是君子，难道不应反过来思考吗？考察事情的来源，辨明它的原因，不要让毁谤逐渐扩散，这或许就可以停止了吧？古书说：“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智者能够抵御流言的到来。何况他们难道肯轻易相信并传播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嫌疑戒　王回 礼制在于谨慎地辨别嫌疑。所谓嫌疑，难道一定有真实的事实吗？然而只要我认为某事有嫌疑，就是所谓的嫌疑。我认为有嫌疑，别人就一定会有认为它可疑的人。然而世上有很多人忽视这一点而不加戒备，为什么呢？是依仗自己的实情不会达到那种地步。即使实情没有达到那种地步，如果有人窥伺机会、踩着你的行迹来议论你，那么还有什么话可以辩解呢？最终也只能承受这种结果罢了。人本来就喜欢多嘴多舌，完整无缺的人尚且有人要指出他的缺点，何况自己主动投身于嫌疑之地，想要免除嫌疑，能办得到吗？这就是君子看重遵循礼制的原因。告诫子孙　邵雍 上等人，不用教导就能行善；中等人，教导以后才能行善；下等人，即使教导也不能行善。不教导就能行善，不是圣人又是什么？教导以后才能行善，不是贤人又是什么？教导了也不能行善，不是愚人又是什么？由此可知，善就是吉祥的意思；不善就是凶险的意思。所谓吉人，就是眼睛不看不合礼的色彩，耳朵不听不合礼的声音，嘴里不说不合礼的话，脚不踏入不合礼的地方；不是善人不与他交往，不合义的东西不取用；亲近贤人如同接近芝兰，躲避恶人如同害怕蛇蝎。有人说：“如果不把这种人称为吉人，我就不相信。”所谓凶人，就是言语诡诈怪异，举止阴险；喜欢利益、粉饰过错；贪图淫欲、以祸乱为乐；憎恨善良的人如同仇敌；触犯刑法如同饮食一样平常。小则丧失生命，大则覆灭宗族、断绝后嗣。有人说：“如果不把这种人称为凶人，我就不相信。”古书中说：“吉人行善，唯恐时间不够；凶人作恶，也唯恐时间不够。”你们想做吉人，还是想做凶人？女子戒训 妇女常行的道理，是顺从并唯以正道为准【妇女只在柔顺】；这就是上天彰明的道理【上天显明的道】；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命令女子使其顺从】。愿你美好而温顺，能够安定你的家庭；到了你的夫家【吕氏说“你的家”】，要能实行孝顺，能够勤劳【能实行孝顺，能勤劳】。你的顺从应当怎样呢？不要违背丈夫【夫子就是丈夫】；不要这样高声喧哗【高声喧哗，难以与人交谈】；不要这样毁谤议论【毁谤议论，难以与人共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你不要违背而说它错【违背正确的事就是错误】；他因循旧制，你不要擅自改变而妄作制度【改变旧制就是你妄自制定制度】。不要非难，不要妄作制度；女子一生都应受到告诫【见《毛诗·斯干》篇】。周王的女儿也恭敬和谐，筹议酒食【周王的女儿也是如此】。送给你五种物品，用来铭记在心：赐给你佩带的巾帨，墨写我的教诲之言；给你铜制的提匜，谨慎准备宾客祭祀之物【宾客和祭祀】；给你玉制的嫁妆器具，使你的妆饰素雅【妆饰不可过分华丽】；给你文竹枕头和吴地的竹席，想到我写给你的训诫【因枕着文竹而思念训诫】；思念你退居时的安适【使你退居的席位安适】。男子本来应当有自己的家室【男子应当成家】，你不要跟随他而建立自己的家室【不能跟随他而拥有他的家室】。你要谦逊谨慎地退让【逊是谦谨退让，提提是审慎】，一生都要引长安逸【引是延长，逸是安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宋文鉴》卷一百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九 宋代吕祖谦编 制策 制科策　苏轼 皇帝这样说：“我承继祖宗的大统和先帝的美德，深思自己浅陋昏昧，尚未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志向勤奋而道路遥远，政治却没有更加进步。我早起晚睡，到现在已经三十年。我的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缺失的政事还很多，天地和谐之气有时也会乖戾。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大多无以为生；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政收入已经竭尽搜取，浮泛的费用反而越来越多。军队冗杂却没有训练，官员冗滥却没有澄清。学校近来兴起，礼乐却还不完备。民户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也都忽视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停止，成王、康王时的刑罚还没有废置的原因。我想，大概是在位者不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多被文书法令所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该躲避什么；刑法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近年来灾异屡次出现。六月壬子日朔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暖气不能应时发生，江河决口，百川奔腾泛滥。我长久思考这些灾害的过错，深深感到责任在我。变异不会无故发生，都是因政事而起；五事失常，六种灾气便发生。这些道理见于刘向的传述和吕氏的记载。五行应当修治什么，才能得到它们正常的本性？四时应当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节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日食之变，这合乎经典吗？” “正当盛夏时节，却议论因灾异而加重报应，这在古代有考据吗？京师是诸夏的根本，也是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放纵地追求奇巧而没有禁令，豪强权贵僭越失度。治理国家应当先从内部开始。有人说：‘治理京师应当怎么办？政务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能扰乱司法和市场。’应当推究前代，考察他们治理的实际。汉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富足繁殖；汉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空虚耗损。道理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不同？王政的施行，表现在《诗经》中。周公的《豳诗》说的是王业，却列在《国风》；周宣王北伐，是重大事情，却记载在《小雅》中。周代以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以宰相兼管度支钱谷的大政；军队和大众也是国家大事。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的话却说不宜让宰相兼管？钱财货币的制度，轻重相互调节；官员品秩的差等，虚实相互供养；水旱灾害时蓄积物资的准备，边疆守御的办法；货币制度有九府之名，乐律理论有五均之义。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稳重，消除灾害、招致祥瑞，改变轻薄而归于敦厚。这些都是前代迫切的政务，也是当今的重要任务。诸位大夫，请你们竭尽心意陈述，不要忧虑后来的祸患。” 臣谨慎回答说：“我听说，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得像鸿毛；天下有事时，普通人的一句话重得像泰山。这不是人的智慧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及，而是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信他的臣子，管仲深得他的信任，他们握手恳切询问，临死时悲痛地劝说，也不能除掉身边那三个小人；等到天下有事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庸碌，程元振掌权，柳伉地位卑微而又疏远，他一句话能够被听进去，不到一天便除掉皇帝心腹的祸患。在无事之世进言，足以促成一些改革，却常常担心不被信任；在有事之世进言，容易得到信任，却常常担心来不及改变。这正是忠臣志士深感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祸乱相继发生、历代君主不能醒悟的原因。”如今陛下正处在长期安定的时期，乘着没有防备的形势，垂衣拱手而坐，天下便纷纷归向；您稍有举动，天下便改变脸色，四海震动恐惧。即使有一件事做错，常常有一件物品没有获得，本来都不足以使陛下忧虑。所谓亲自召见贤良之士，不过是应付故事罢了，难道真把我的话当作足以感动陛下的实言吗？虽然如此，君主以名义求取意见，臣下就应当以实际回答。陛下既然为了这个名义来询问，我怎敢不以实际情况回答呢？我伏读制策，见其中说陛下想到祖宗和先帝大业的重大，认为自己浅陋昏昧，志向勤奋而道路遥远，政治却没有进步。我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经历三十年，经历过各种事变，明察人情真伪，不能说不成熟了；然而政治没有进步，即使是我也感到疑惑。但如果说陛下志向勤奋而道路遥远，那么即使我再愚蠢，也不敢怀疑诏书的意思。志向如果并不勤奋，道路就不会遥远；陛下如果真正知道勤奋，那么天下的事情便会清楚明白，没有不能完成的，又何必来询问我呢？如今仍然把道路遥远当作叹息，这说明陛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勤奋。我请求谈谈勤奋的道理。天依靠太阳运行，所以强健；日月因太阳运行，所以光明；水不断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不断活动，所以没有疾病；器物经常使用，所以不会蛀坏。天下是一个庞大的事物，长久搁置而不使用，就会委靡废弛，一天天走向弊病罢了。陛下深居宫禁之中，是忧虑勤劳而不停止吗？臣不得而知；是安于宴乐而无所作为吗？臣也不得而知。然而，臣之所以知道陛下叹息道路遥远，是因为私下看到陛下认为天下如此广大，想减轻赋税却担心财用不足，想威服四夷却担心军队不强，想兴利除害却没有合适的人，想敦厚社会、砥砺风俗却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遵循旧例，小臣不过谨守文书，上下相安，只求苟过岁月。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勤奋的原因。

译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奏事时，陛下没有追问，只是直接答应罢了。臣刚听到时非常恐惧，以为不可信；等退下来观察后果，发现事实如此，臣也不敢说这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呢？君主的话和士人百姓的话不同，话一旦脱口而出，便会像风雨一样传遍四方。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话，把它作为振作和劝勉人的工具。如今陛下因震怒而降罪的是谁？合乎圣意、受到引导而进用的是谁？所谓早晚同陛下深刻议论、尽情进言的是谁？越级破格召来询问的是谁？这四类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勤奋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把天下的事情一一列出：其中大的有多少？可以任用的人有多少？哪一件事尚未治理，哪一个人尚未任用？鸡鸣时起身，说‘我今天要为某件事任用某人’；过些日子又问：‘我所做的某件事，事情果真办成了吗？所任用的某人，果真有才能吗？’像这样孜孜不倦，心中不违背自己的志愿，屏退声色之乐，远离柔媚之人，亲近贤能通达之士，广泛考察古今，这些都是勤奋的实际表现。这样做，道路还会遥远吗？我伏读制策，其中说早起晚睡至今三十年，德行尚有未达，教化尚未使人信服，缺失的政事很多，和气有时乖戾，田野虽开辟而百姓多无以为生，边境虽安定而军队不能撤除，财利收入已经搜尽而浮费更加扩大，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滥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起而礼乐尚未完备，民户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都忽视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讼尚未停止、成王康王时刑罚尚未废置的原因；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理百姓者多受文法拘束，禁令防范繁多而百姓不知道躲避，刑法条文宽纵泛滥而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凡是陛下所忧虑的这几十条，臣都可以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详尽说明；然而臣还不敢对陛下说出来。为什么呢？如果陛下确实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并坚持实行，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条问题都可以丢开，因为大臣已经不能再参与其中了。如今陛下仅仅把先前的几十条当作自己的忧虑，这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谓贤能的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他们尚未被任用时，常常显得才能有余，一旦被任用，往往又只是如此，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才的君主，日夜深入考察他们；周武王任用太公时，君臣之间问答超过百万言，今天的《六韬》就是记录；齐桓公任用管仲时，君臣问答也超过百万言，今天的《管子》就是记录。古代君主反复穷究臣下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听任臣下去做，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条问题，就永远没有机会得到解决。古代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自我估量说：‘我能够办成这件事吗？’估量自己能够办成，又说：‘我的君主能够忘掉自己的成见而任用我吗？能够不让小人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忘掉成见任用自己，也能够不让小人离间自己，然后才接受任命。既然接受任命，便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而不推辞，享受天下的利益也不感到惭愧。如今的臣子，内不估量自己，外不估量君主，便轻率地接受任命。接受任命后，如果众人不予支持，就引身请求离去。陛下又替他写美好的言辞遣送，加给他优厚的俸禄来安慰。引身求退的人，并不是真有廉节、懂得谦让，而是以退求得君主挽留来巩固自己；是表明并非自己想留下，以逃避毁谤；是不能办成事情，却把祸患遗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要听从他呢？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德行尚未达到、教化尚未使人信服，这是实际功效没有达到。德行必须有显示德行形态的措施，教化必须有显现教化状况的表现。德行的形态，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表现，没有比停止杀戮更显著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做不到，所以说实际功效没有达到。选举任官如此重要，却不选取有才能有品行的人；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升降；农业和商业相互倾轧，却不建立平抑粮价的法令；贫富相互役使，却不限定占有田地的数额。天下的缺失政事，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和气怎么能不乖戾呢？田野开辟，是百姓富足的道路；百姓之所以无以为生，是官吏政务造成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一处而分布不均：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口。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开辟。吴、蜀与荆、襄相互比较，饥寒百姓始终不能离开狭窄的地方而迁往宽裕之地，世人认为这是眷恋故土、看重迁徙，不对。出行的人没有同伴相聚，就不能出行；居住的人没有朋友相助，就不能居住。如果迁徙这些饥寒的百姓，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边境已经安定而军队不能撤除，是只有安定的名义而没有安定的实际。臣想把话说得浅一些，自己又感到惭愧；把话说得深一些，世俗又会认为可笑。臣请大略说明：古代治理北狄，从来没有不打通西域的。如今之所以不能打通，是因为中原人自己成为障碍。朝廷把灵武置于疆域之外，已经几百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里是绝域异方，按道义不敢接近，更何况夺取它呢？但臣认为，形势上有不得不夺取它的理由：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盛就没有尽头。然而灵武之所以不能夺取，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抗拒我中原，而是我中原自己困顿，不能举兵取之。自己困顿而不能取它，是因为用不能生息的财物，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军队，像一个患脚肿病的巨人一样，身体并非不庞大，却连手脚都不能自行举动。

译想要除掉这种疾病，没有比舍弃秦地交给他们更好的办法；使秦地之人像战国时代那样断然自立，不等待中原援助，而中原也从未拥有秦地；这样既有战国时各国的全部利益，又没有战国时的祸患，那么夏人就可以被攻取了。最便利的办法，是把沿边那些不能作战守御的百姓逐渐迁到空闲地区，再把他们原来的土地增募百姓来实行屯田。屯田的兵力逐渐增加，先前戍守的士卒便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以后，沿边百姓都成为耕田作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骚扰他们，务必要使他们厌恶战争而不能支撑，便会折服归顺我方。这样以后，北狄才逐渐有可以控制的趋势，中原才有可以休养的地方；否则连派兵救援都来不及，又哪里谈得上撤兵呢？所谓财政收入已经搜尽而浮费更加扩大，臣私下认为，外部有两个不得不应付的敌国，内部有本来可以节省却没有节省的后宫。后宫的费用不亚于一个敌国，金玉锦绣的工艺每天制作不停，早晨做成，晚上又毁掉，务求彼此更新。掌管内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金良帛，将它们分别珍藏，等待仓促时的命令；这样的费用哪里数得清呢？如今不除去这些费用，却想广泛寻找增加财利的门路，臣知道所得一定比不上所费。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将领不足以依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足以依靠，便用大量军队拥护他们；不搜选除去无用之兵，兵多反而正是失败的原因。官员冗滥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议论说：这是审官院、吏部以及各职司没有法度的过错。审官院、吏部，本来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机构，如今却只以任职日月作为标准。现在即使不能恢复古制，也可以略微区分郡县，不按远近划分差等，而按难易分级；根据各人的能力分别任用，有才能的人常任难任的职位，没有才能的人常任容易的职位。到应当升迁时，任难职的人常常很快升迁，任易职的人却常常很久不动；不过这样安排本来是有依据的。应使审官院、吏部与外部职司经常互相沟通；任职司的人不只是举发有罪、考察有功，还必须全面评定属吏所能胜任的职位，报告给审官院、吏部。审官院、吏部从内部按任职难易评定，职司从外部按人员优劣评定；有才能的人经常得到任用，没有才能的人经常被闲置，这样冗官就可以澄清了。学校兴起而礼乐尚未完备，臣大概认为，学校是礼乐兴起以后用来施行的地方，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地方。如今礼乐鄙陋而不完备，学校不知道应当教什么，又凭什么兴起礼乐呢？在这种情况下，却希望百姓达到可以封爵的境界，责求他们都谦让，想以此停止诉讼、废置刑罚，这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向，何况还要奖励它呢？上面所背离的，下面就会离开，何况还要惩罚它呢？如今陛下责备在位者不致力于教化，又说治理百姓的人多拘泥于文法，臣不知道朝廷所实行的赏罚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有些人因为实行教化而获罪，却有许多人因为拘守文法而受赏吗？禁令防范还没有达到繁多的程度，百姓却不知道躲避，是因为官吏把它当作谋利的市场。刑法条文并没有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是因为不论才能高低，只论任职长短。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我伏读制策，其中说近年来灾异屡见，于是六月壬子日朔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暖气不能应时，江河决口，百川泛滥。长久思考这些过错，深感责任在我；变异不会无故发生，都是由政事引起。这难道不是陛下厌烦听取诸儒牵强附会的论说，而想听取自然本身的解释吗？臣不敢再引用《洪范传》《五行志》来回答，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推究。日食一定是因为阳气不能履行其职责、战胜险阻。什么叫阳气不能履行其职责、战胜险阻？” 臣听说，五月二十三日月亮运行到二十分的位置，这叫作一交；交会正好在朔日，就会发生日食。所谓交，是日月运行道路上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弱。现在有两个人一同走路，遇到雾露，生病的必定是体质较弱的人，不生病的必定是体质较强的人。道路的险阻是一样的，但阳气的强弱不同。因此，太阳并不是到了发生日食的那一天才开始受食，它亏损已经很久了，只是碰到险阻才显现出来。陛下不要因为尚未发生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已经发生又恢复如常就认为已经免除了过错。臣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不过是碰到险阻才显现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弥漫而不能收敛的结果。各位儒者有的认为这是阴气盛，臣请求用道理来驳正他们。阳气向外发动，对于人来说就是呼出的气，温暖而成为湿；阴气向内发动，对于人来说就是吸入的气，寒冷而成为燥。由一个人推知天地，天地的道理也就可以看见了。因此，春夏是一次呼气，秋冬是一次吸气。夏天河流湖泽水势充盈，冬天水泉收缩，这是燥湿所产生的效应。所以阳气弥漫融化而不能收敛，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正如人只会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现在陛下以极大的仁德柔和地治理天下，军队骄纵了却更加优厚地赏赐他们，戎狄桀骜不驯却更加提高对他们的礼遇，完全对天下施行和煦温暖的政策；万事因而懈怠败坏，却始终没有用威严的刑罚使它们坚固凝聚，也正像人只会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这就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人的意思，阴阳消长伏显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了。然而制策中又有五事失常、六种灾气发生的说法，这是刘向传下来的，也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五行怎样修治才能各得其正常本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天令？不是正阳之月击鼓救灾，这合乎经典吗？正值盛夏时审理囚犯、判定重罪，这符合古代制度吗？这些都是陛下敬畏上天、恐惧自省、寻求灾变根源时所犯的过错，已经流入迂腐儒生的学说了。这些全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来却不接受的说法。五行相互侵害，本来不至于有六种。所谓六沴，是各位儒者兴起的说法，他们想把六极分配给五行，于是才开始把皇极附加进去，凑成六种。皇极，是五事都不走向极端；五事全都失常，也不是可以同五事并列、另列为一项的东西。所以有‘眊’又有‘防’，有‘极’却没有‘福’，却说五福都能相应，这也说明他们自己知道这种说法疏漏。《吕氏》的时令，柳宗元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认为其中有可以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都是天事，不可以实行的都是人事。至于禜祭社神、击鼓，本来并不能有益于救灾，只是表示尊重阳气的意思罢了。《尚书》说：‘到了季秋月朔，日辰不与房宿相会，乐师击鼓，啬夫奔驰，百姓奔走。’

译由此说来，那么又何必一定要到正阳之月以后才击鼓救灾，像左氏所说的那样呢？盛夏审理囚犯，先儒本来已经论述过，认为仲尼诛杀齐国优伶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无可疑惑的事。我恭敬地思量，制策中说京师是诸夏的根本，也是王教的源头；百工肆意制作奇巧而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差等而不守法度，这些都在于陛下亲自作表率罢了。后宫以大练作装饰，天下人就会以穿用罗纨为可耻；大臣保持脱粟的节俭，四方就会以享用膏粱为污秽。即使没有禁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制策又说，治理天下，应当先治理内部。有人说，怎样治理京师？关键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狱讼和市场。这些都是片面之说，不可不加以考察。如果只看到它的一面，便总拿来作为完整的说法，那么天下的说法就多得举不完了。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应当说：治理内部正是治理京师，不扰乱狱讼和市场正是为了揭发奸邪。假如因为不扰乱狱讼和市场，反而妨害揭发奸邪，那么曹参就成了包庇逃亡者的首领。制策又说，应当推究前代，考察历代治绩。汉孝文帝崇尚老子，天下富足繁殖；汉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却空虚耗损。道理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却不同呢？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孝文帝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为略微采用了儒术；他虽有成效却没有达到极致，是因为略用儒术而运用儒术还不纯粹；至于他的过失，则在于采用了老子之术。为什么这样说呢？孝文帝得到贾谊的主张以后，才对待大臣有礼，驾驭诸侯有办法；但说到兴起礼乐、使单于臣服时，却说尚且没有时间。因此说他是略用儒术而未能纯用。至于采用老子之术的过失，确实存在。他起初凭一点小小的仁慈，毁掉三代的肉刑，改用髡刑和笞刑。髡笞不足以惩治罪行，于是又接着杀掉罪犯。采用老子之术的过失，难道还不算太严重吗？况且孝武帝也不能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招致方士，多次兴建妖妄的祠祀；大规模营造宫室，又甘心从事远方的征略。这难道是儒者教导的吗？如今有国之君只是知道追逐名义，却不考察实际。看见孝文帝时天下富足繁殖，就认为是老子之术的功劳；看见孝武帝时天下空虚耗损，就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就错了。这正是唐明皇沉溺于安逸享乐、撤除禁防而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制策又说，王政的根由表现在《诗经》中：周公治理豳地的诗篇，是王业的根基，却把它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重大的事情，却记载在《小雅》中。臣听说，豳诗说的是后稷、公刘建立王业所经历的艰难。他们的后代历经多代到了文王，文王时王业已经大成，于是他的诗篇成为《二南》。《二南》的诗仍然列在《国风》中，唯独豳诗列在那里又有什么奇怪呢？从前季札观看周乐，认为《大雅》委婉曲折却有正直的体制，《小雅》忧思而不偏邪，有怨恨却不直言。所谓委婉曲折却有正直体制，是宽缓而不流于放纵；忧思而不偏邪、有怨而不直言，是收束而不逼迫。由此看来，《大雅》《小雅》的区别，在于文辞的宽广或狭窄，并不在于事情的大小。制策又说，周代以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以宰相兼管度支和钱谷大计。军队是大事，陈平为什么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的话，是说不宜让宰相兼任此职。臣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但对于钱谷和军队，当然应当掌握其虚实、盈亏和利害。陈平所谓责成内史，只是说宰相不应亲自管理账簿中数目的多少罢了。从前唐朝初年，以郎官统领度支，职事因此得到治理。到军队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使额，参佐越来越多，账簿文书更加繁琐，百种弊病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了。后来裴延龄、皇甫镈都靠剥削百姓、讨好皇帝，终于迎合世俗而掌权；让宰相兼管度支，确实抓住了防止奸弊的关键。韦贤的议论，难道只是因为宰相的权力过重吗？所以李德裕认为，地位卑下的臣子不应议论此事。如今臣常认为这才有宰相的气度。制策又说，有钱货的制度，有轻重相互调剂的方法，有官命品秩的差等，有无穷的名分供养有限的民力，有防备水旱灾害的蓄积，有边疆守御的方法；货币制度有九府之名，乐语中有五均的意义。这六项，也是当前应当讨论的事情。从前召穆公说：‘民众苦于货币太轻，就多铸重币来通行；如果承受不了重币，就多铸轻币来通行，也不能废弃重币，轻重可以改变，但重币不可废止。万一有所偏差，宁可失之于币重。’这就是制定钱货制度的本意。命，是君主所专有的权力，从口中发出而没有穷尽；秩，是百姓力量所供给的，从府库取得而有一定限度。用无穷的名分来供养有限的民力，这就是虚实相互供养。防备水旱灾害的蓄积，没有比恢复隋唐义仓制度更好的；边疆守御的方法，没有比依照秦汉更卒制度更好的。《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叫作九府。太公实行这些制度而使国家富足。古代天子征取诸侯之士来主持国家的均平，于是市场不出现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始终均平，这叫作五均。献王制定这些制度作为法令，都是用来使百姓均平、使国家富足的。陛下在制策中防问臣的，大体就是这些。制策末尾又问：‘使富人足以强国，使君主尊贵、朝廷重要，消弭灾害而招致祥瑞，改变薄弱而趋向厚实。’这些都是前代的急务，也是当今的要务。臣由此知道陛下的圣意，认为前面所问的各项，分别指向具体事务，恐怕臣不能把话说尽，所以又举出大体来防问。又恐怕臣的回答不够切实，于是又下诏说：‘尽意陈述，不必顾虑日后的祸害。’臣因此才敢再次进献这些狂妄的议论。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来主持它。陛下念及祖宗基业的重大，想到百姓是可畏的；想要进用一个人，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进用的相一致；想要罢退一个人，也应当同天下人所希望罢退的相一致。如今每进用一个人，人们就互相讥议说：‘这是某人安排的，是某人想要进用的。’每罢退一个人，人们又互相讥议说：‘这是某人安排的，是某人所厌恶的人。’

译臣不敢以此作为确实的证据，但导致这种议论出现，必定有原因。如今无知的人在道路上互相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没有完全受到他的恩泽，是因为便嬖小人依附在左右，女谒在内宫盛行。’说这话的人固然荒谬，然而天下人有时却把它当作真的，为什么呢？只是看见谏官、御史的意见艰难地不能进入朝廷，便认为一定有人从中阻隔；又只是看见蜀地的美锦、越地的奇器，不经过方物贡纳就进入宫中。这样一来，前面所说的急政和要务，陛下哪里还有时间去实行呢？臣不胜愤懑，所以谨在末尾再次列举此事，只愿陛下宽恕臣万死之罪，臣就非常荣幸了！非常荣幸！谨此回答。《宋文鉴》卷一百九。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宋代吕祖谦编。制策。制科策问，孔文仲。皇帝这样说：‘从前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仁爱的风气广泛流行，德泽深厚丰沛。四时在上天调和，万物在下界和谐。战争没有发生，刑罚也不施用。对内，俊杰贤能各居其位，以光大王室的职事；对外，夷狄仰慕风化，按时修治贡赋。建立皇极以承接天心，收聚当时的福气以赐给百姓。然后日月星辰、雨露、鸟兽草木接连显现祥瑞福祉，史书不断记载。我非常仰慕这种情形，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呢？’‘朕承继祖宗的基业，处在士民之上，明察还有未能照见之处，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责任重大、负担沉重，实在难以担当，因此广泛延请杰出之士，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来弥补朕的不足，或许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境界。’‘君主即位，必定要向上天寻找根本，并端正自己。只要五事各得其常，各种征兆就会协调地应验。自从朕享有国祚以来，不敢放纵自己，但和气仍然郁结，重大的异变屡屡出现。于是即位元年发生日食，到了仲秋又有几个州路发生地震，而冀方广大地区受灾最重。难道是朕缺少德行所造成的吗？’‘朕早晚不安地思考其原因。因此谋划讲论政务，常常从太阳正中直到偏西，却仍有许多苟且简略的习气；大力进用人才，官职虽然没有虚设冒滥，却很缺少建立功绩、发挥才用的成效。’ 种羌并不是不愿意归附，但边境有时仍然连续骚扰，以至于亲自派遣辅臣，来彰显和震慑神武之威。百姓并不是没有受到爱护和养育，但生计有时还没有完备富足，以至于向外派遣使者，宣布恩惠教化。国家用度虽然节省，却仍然常常烦劳于调发征取；兵籍虽然众多，却没有精确地加以简核。放宽关卡渡口的禁令，但商人仍不能流通；抛弃器物玩好之类的奇巧制作，工匠却没有受到告诫。风俗浮薄，根源在于取士没有根本，道教没有阐明。广泛询问台阁中的议论，所持主张却不一致，难道没有挽救弊病的方法吗？刑罚烦琐而严重，源于立法门类过多，沿袭旧制而不加改革。现在将施行恩厚仁慈的政策，使死刑犯稍稍得到宽缓，必定有可以实行的方法。朕想兴起七教，兼行三至，以达到圣人的道路，那么应当条理清楚地说明先后次序。朕想彰明六亲，完备五法，以达到天下治理的极致，那么应当叙述清楚其中本末的要领。至于董仲舒的言论，班固说它切合当世，其中哪些可以施行于今天？崔寔的论说，范晔说它切合政体，其中哪些事情对当时有益？不要认为古人的旧迹已经久远，便不能举用；不要认为本朝成法已经确定，便不能改变。’ ‘只要改得合乎中道，举用得合乎时宜，不急迫，也不迂缓，归于最恰当的境地。’《尚书》说：‘说话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诸位士大夫，你们要尽心陈述，朕也不怕有所作为。’臣回答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下达明诏，提出清楚的问题，讲求天下万事的纲要，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有深深的忧虑：陛下求取言论、喜好善人的盛名，远远超过历代君王；至于采用言论、采纳谏诤的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做到极致。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开设转对，以延请疏远而切直的言论；召集群臣来询问安危利害的策问，这是因为陛下天性谦逊宽恕，希望得到深谋至计，来弥补自己尚未照见之处。然而言论已经很多，听取也已经很久，最终却没有听说采纳一件事、采用一个计策，并把它显示给天下。近来四方人士和朝廷之上，贤卿宿老，接连上章、反复陈策，论列时政的得失。臣考察天下公议，认为即使皋陶、伊尹、周公、召公用来辅佐君主、造福百姓、安定九庙、安宁万世的谋略，也未必能超过这些公正直切的意见。然而陛下听见它们好像没有听见，看见它们好像没有看见，难道是急于近前的议论而忽略长远的谋虑，满足于小的补救而丢弃大的祸患吗？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臣希望陛下首先思考听取言论、采用谏诤的意义：不听取便罢，既然听取，就应汇合天下人的心意；不采用便罢，既然采用，就应兼取远近各方的策论。这样以后，行动就不会遗漏事情，举措也不会失去计策，善政可以施行，太平可以期待了。臣将要论述天下的事情，所以先把这一点陈述出来。臣实在愚昧无知，不懂得大体，只希望陛下省察采纳。圣策说：‘从前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仁风广泛流行，德泽深厚丰沛。四时在上天调和，万物在下界和谐。战争没有发生，刑罚不用。对内，俊贤居于职位，光大王室职事；对外，戎夷仰慕风化，按时修治贡赋。建立皇极以承接天心，收聚五福以赐给百姓。然后日月星辰、雨露、鸟兽草木显现祥瑞，接连降下福祉，史书不断记载，朕非常仰慕。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有大小，而君主采用它们有先后。先用大的，后用小的，所费力量不劳苦而天下就能治理；把应当先做的放在后面，把可以做大的事情做小，所费力量越劳苦而天下越乱。治理天下的方法，大的在于能够端正开始，小的在于不能端正开始。从前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仁德广布而德泽和洽，四时调和而万物和顺。因此战争停止，刑罚废置，俊贤各修其职，夷狄入贡，建立皇极而天下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和洽。上天显现吉祥，地下出现珍贵符瑞，是端正开端的方法实行了。后世治理天下，万事失去次序，灾害接连到来，是端正开端的方法废弃了。陛下追慕古代治功的美盛，询问求取这种成就的方法，臣请求于是陈述端正开端的道理。天下的道路有三种：王道、霸道、强国之道，而天下的根本只有一个。所谓即位，即位是成为王的开始，也是用来端正自身的。开始不正，到了末尾即使想改变而使它端正，也来不及了。因此，起初走强国之道的，没有能够最终以霸政成就；起初实行霸政的，没有能够最终以王道成就。孔子作《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年正月，本来只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却改变说法为‘元’和‘正’，是希望君主在即位之初，体察元始而居于正道。元，是善的根本；正，是道的极致。君主如果能在开端清明自持、努力实行，以善为本，亲自履行道的极致，这就是王道得以成就的原因。以道德统一天下，以仁义使天下淳厚，这就是王道。

译用仁义来实行，又夹杂功利，这是霸道；专门使用权谋，不顾义理，这是强国之术。考察它们表现出来的结果，王道施行于数千里之外，百姓歌咏它、敬畏它、爱戴它，仍然深深地凝结在民心之中，不忍离弃。霸政只能影响君主在世的一代，到子孙后代便废止熄灭，不再讲求。强国之术，使百姓看待君上，彼此憎恨如同仇敌；一旦窥见它有空隙，便共同践踏、借机倾覆它。三种道路的得失报应，明白得如同黑白；然而世上的君主少有趋向王道的，多数选择霸政和强国之道。为什么呢？大概是王道所及十分长远，不能在仓促之间取得成效；霸政和强国之道造成的弊病虽然深重，却能在眼前显现效果。人的常情是轻视长远的效果而看重迅速成功，这就是失去正确趋向的原因。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都有可以达到治功的资质，也有能够达到治功的形势，但他们达到的治安不能和三代相比，是因为失去了正确的趋向。恭敬地想，陛下聪明睿智、神武英明，得之于天，可以说具备能够达到治功的才能；日月照耀的地方都在图籍之内，可以说具备一定能够达到治功的形势。现在正是承继宗庙、登临帝位的开端，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时日。想实行王道就实行王道，想实行霸道就实行霸道，想走强国之道就走强国之道，得失的关键只系于一次选择。这就好比驾御八匹骏马，奔驰在九轨宽的道路上，选择道路以后再前往，才能得到正道；如果一时不谨慎，任凭自己的心意奔驰，那么本应前往燕国的，可能到了楚国；本应前往吴国的，可能到了秦国。由此可见，在事物交错的关头，选择趋向是不可不谨慎的。臣私下观察近来朝廷内外的议论，再考察陛下心意所趋向的地方，拿它同古代相比较，不能没有疑虑。天下之所以能够治理，在于尊重义而不尊重利，为什么却把兴利放在首位？仁人之所以尊贵，在于彰明道而不计较功效，为什么却专门以求功为务？万物之所以成就，在于经过长久时间，为什么却要用急迫短促的期限来要求它？四方之所以敬畏而爱戴，在于和乐平易，为什么却用威刑来驱使它们？荀卿说：‘国家这种东西，大力使用它就有大用，小力使用它就只有小用。’杨子说：‘喜好做大的事情却不能成就大的事业，就不算大；喜好登高却不能达到高处，就不算高。’这样却想达到仁风广布、德泽和洽、四时调和、万物和顺，直到战争停止、刑罚废置、俊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立皇极而天道响应、收聚五福而民气和洽，上天显现吉祥、地下出现珍符，难道不困难吗？臣希望陛下豁然大变，实行众人不能实行的事；卓然自我成就，达到前代不能达到的境界；尊崇王道，轻视并舍弃霸道和强国之术。尊崇王道，要像口渴的人等待饮水；鄙弃强霸之术，要像辞别昏暗而趋向光明。屏除奸佞，亲近忠直；多次驾临东序，打开陈列的图书，讲论前代的兴亡，评论百王的成败；以善行作为实行的准则，以恶行作为戒惧，避开他们所得的过失，趋向他们所失的正道，仰面思考，夜以继日。幸运地得到正确意见，就停止睡眠等待天明。有言论违逆心意，必定到道理中去寻求根据；有言论顺合心意，必定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采用其中精粹的，舍弃其中驳杂的；掌握要领，治理繁杂事务。这些都是王道的方法，也是端正开端的论说。陛下深入讲习并努力实行，便会逐渐达到古代明王的道路，正如决开水流、抑制坠落一样顺理成章，哪里还用担心仰慕它却不能达到呢？圣策说：‘朕承继祖宗基业，处在士民之上，明察有所未及，教化有所未能使人信服；又因为责任重大、负担艰难，想听到正直的言论来弥补不足，或许可以达到治理。’这正显示陛下虚心访求治道、至诚而深切恻怛的心意。像臣这样愚昧，哪里足以承当它呢？但臣曾听说：‘明德要遍及万物，教化要使四方信服，没有不从治理自己的心开始的。’治理内心，是圣人用来穷究事理的方法。人的心，好比天有北极。因而在昏暗、阴霾、寂静之中，虽不足以辨别南北，却能考察并校正方向的，是北极星；在是非纷杂之中，虽不足以审察真伪，却能辨别并分清真伪的，是心这个官能。心，是天下最为正直的东西；又能用正道来养护它，那么善恶、是非以及万事的道理，没有不清楚的。用斋戒来持守它，使它不丧失；用清静虚明来守护它，使它不混乱；用询问来疏通它，用谋虑来启发它。这是治理内心的开始。等到功夫成熟，不用思考，也没有不合乎事理的；不用勉强，也没有不合乎正道的。藏在内心成为志气，就没有什么不充足；发于外成为事业，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它好比权衡放在这里，即使重到万钧、轻到铢两，也没有不能辨别的；又好比一盘水放在这里，大到天地、细到毛发，也没有不能察看的。这就是治理内心的功效。内心端正就明察，明察达到极致就能施行教化，这是达到自然之道的境界。陛下想听到正直的言论，或许可以达到治理，这是天下最大的福气。臣听说，适合耳目享受却成为心腹祸害的，是柔顺听从、逢迎悦耳的话，即使把它们铲除，仍常忧虑它们还有剩余；违逆一时心意却成为百世利益的，是刚正直切的话，即使不断培养它，仍常担心它还不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古代圣贤委屈自己、持守谦逊，和颜悦色、谦下心志；用劳苦来对待他们，以优厚待遇招来他们，以劝勉帮助他们，以丰厚赏赐他们，都是为了培养天下刚正直切的气节，使它森然挺立在朝廷之中，成为国家宗庙社稷的福气。所以伏在殿阶前进谏、奔向鼎镬，引衣断裂门槛，撕裂麻制诏书、封还诏书之类的事情，每天都有而不以为怪，正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求取下情。臣希望陛下容忍近臣进献言论，开怀采纳远臣议论国事；设置谏诤的职任来帮助听闻，补充御史台肃正纲纪的官员来振举法纪；又极力保持谦逊虚冲，借重并深深培养刚正直切的气节，像汉高祖对待周昌、晋武帝对待刘毅那样。这样以后，才可以得到天下正直的言论来辅佐治道。不然，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徒然举出访求臣下的名义，又怎么能对万分之一的治理有所补益呢？圣策说：‘君主即位，必定要向上天寻找根本，并端正自己；只有五事各得其常，各种征兆才会协调应验。自从有国以来，朕不敢放纵自己，但和气仍然郁结，重大的异变屡屡出现。于是元年发生日食，三朝直到仲秋，数路发生地震，而冀方广大地区受灾最重，朕自认为是缺德所导致。朕早晚不安地思考原因。’这显示陛下敬畏上天、整饬自己、恐惧而修省的盛德。

译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微弱而阴气强盛的表现。但有人说，日食是历法计算中的常数。臣请求加以辨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为一交，然后发生日食，这是历法家的说法。然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都还没有达到一交就发生日食，这是历法不合的第一点。两汉的政治，西汉兴盛，东汉衰弱，大致都不过二百多年；可是西汉发生日食四十五次，东汉发生七十四次，日食疏密随着政治盛衰而变化，竟然没有固定的数目，这是历法不合的第二点。因此，日食不能推托给历法，它的根本是阴阳相应。阳气浮动而成为天，主宰运动；阴气凝聚而成为地，主宰静止。应当静止却发生运动，是阴气越过自己的分位而冒充阳气。阳与阴，正是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的对应。君子之道增长，阳气就以祥瑞显现；小人之道增长，阴气就以灾变显现。这是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必然结果。《易经》从复卦的一阳到坤卦的六阴，共有十二卦，在一年之中往来消长。这是圣人告诫人们君子与小人之道有相互更替的趋势，贵在及早防范。到了临卦便告诫说：‘八月有凶。’到了否卦便告诫说：‘没有平坦而不变为险陂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是希望人们在八月以前谨慎，在尚未变陂、尚未返回之初就消除祸患。陛下想要应对灾变、寻求根本，谨慎修治五事而使各种征兆协调，消除大异、招来和气，关键就在于尊崇阳气、抑制阴气，尊崇君子之道、抑制小人之道罢了。天下的事理，有旧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成有年轻，有正有邪，有迟钝有辩给，有刚强有安静。对举而言，在上位而偏于一方的都属阳，是君子之道；在下位而偏于一方的都属阴，是小人之道。上位者的偏向应当更加厚重，下位者的偏向应当经常减损。如果应当厚重的反而薄待，应当减损的反而增益，就会阴盛阳微，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弊病发展到不可扶持的地步，这是不可不察的。比如旧日勤劳的人必定调迁，而新近受宠的人必定迎合；大臣犹疑观望，而小臣固执持议；老成之士沉沦隐伏，而年轻人得到简拔；正直之士疏远在外，而柔媚之人谄谀依附；能言善辩者得到任用，而迟钝蹇涩者被斥退；锐意求进者受到褒奖升迁，而默默守职者被遗落。阴盛阳微的变化，没有比这些表现得更明显的了。天地告诫人的意思，不能说不明白。愿陛下思考应对它的方法。阳气不可不尊崇，阴气不可不抑制；君子之道不可不进用，小人之道不可不退斥。不抑制、不退斥时，它的萌芽虽然微小，等到已经强盛，就非常可怕了。周朝衰落时，诸侯僭越天子；再衰落时，大夫僭越诸侯；又再衰落时，家臣僭越大夫；又再衰落时，夷狄与中原诸侯结盟。这就是阴盛阳微，而《春秋》从此绝笔了。所以臣希望陛下及早思考挽救的方法。圣策说：‘谋划讲论政务，每天从日中直到日偏西，却仍有许多苟且简略的习气；大力进用人才，官职虽无虚设冒滥，却很缺少建立功绩、发挥才用的成效。’臣听说，讲论政务而杜绝苟且简略，在于重视迟久、逐步推进；任用人才而取得功绩，在于核验名分和实际。《易经》说：‘圣人长久地守行他的道，天下的教化才得以完成。’圣人的才德，所经过的地方就能发生教化，所留存的地方就显现神妙；至于讨论治理确定、功业成就的大事，从来没有不等待长久的。为什么呢？迅速就粗疏，粗疏则所得暴露而影响浅薄；长久就精细，精细则收获广博而施泽深厚。这是圣人的意思。仁必须长久安定，义必须长久实行，志向必须长久勤勉，法令必须长久遵守，命令必须长久施行，官员必须长久任用，士人必须长久培养，军队必须长久训练。在多年以后谋划神妙，在必定经过一代之后期待教化。这样，心志专一而思虑精密，事情详备而道理穷究，德行日新而道术弘大，教化和洽而恩泽流布，行动超越万物之上，恩泽遍及天地之间。又哪里用担心有苟且简略的习气呢？圣人无为而不多言，海内却得到大治，是因为能够练达群臣，考核名实。各官守住自己的分职，叫作名；各职办理自己的事务，叫作实。丞相、辅弼的职责，是责成他们论述道德、调和阴阳；掌管财政的部门，是责成它们沟通有无、充足国用；谏官，是责成他们直言得失；御史，是责成他们弹劾并制止过失；侍从，是责成他们竭尽规劝、纳进教诲；将帅，是责成他们安定边疆、击退敌人；职司官员，是责成他们治理一路的政务；太守、县令，是责成他们治理一郡一县。这样，以官员的名分来责成其职责，按照实际功效来督察其职事，却希望各项功绩不凝滞，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大臣向下兼掌财政权柄，小官有时侵夺将帅的权力；侍从和言责之官不能尽情陈说；职司和守令不能专一治理自己的辖区。还没有见到这样能够没有虚假。朝廷在内外设置百官，都是为了治理天下万物，并不是徒然给一个空名就交付给他们。想要树立一件事业，就慎重设置一个官职；想要治理一项政务，就慎重派遣一名使者。这样还没有见到能够取得实际功效。圣策说：‘种羌并不是不愿意归附，但边境有时仍连续骚扰，以至于亲自派遣辅臣，来彰显和震慑神武之威。’臣认为，防御戎敌的谋划，只是在平时准备上有所失误。对于边疆重地，不责成统帅之臣，却寻求迎合上意、侥幸求进的小谋略；对于战争的关键，不采取持重谨慎的长远计策，却听从轻率妄动的疏浅计谋。因此弊病在于苟且争夺小功而忘记大忧，只专心追逐小利而失去大的信用。这就是狡猾的敌虏敢于辜负归附安抚的恩德、践踏王朝疆界而抗拒官军，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敌人尚未到来时，应当用经营长远的谋略制御；敌人已经到来时，应当有应对变化的方法。齐景公时，燕国、晋国成为威胁，景公忧虑，询问晏婴；晏婴所推荐的是穰苴，穰苴最终果然驱逐了威胁，使国家安定。唐宪宗时，刘辟成为祸患，宪宗忧虑，询问杜黄裳；黄裳所推荐的是高崇文，高崇文最终果然擒获敌人，平定了蜀地。陛下应下诏让辅弼大臣各自推荐将才并任用他们，那么神武之威就会震慑于天地之外；河湟以外，应当会有解开椎髻、穿着衣冠来献纳国土的人，又哪里用担心奔突而来的敌寇无法抵御呢？

译圣策说：‘百姓并不是没有受到爱护和养育，但生计有时还没有完备富足，以至于向外派遣使者。’使者出去宣布恩惠教化，臣认为，陛下爱护百姓，希望他们富足，却没有先使国家富足；派遣使者宣布恩惠教化，反而足以造成弊病，大概是失去了事情先后的次序。事情有导致祸患的开端，法令有产生祸害的起点，但并不是说事情刚开始、法令初设时就会如此；经过长久积累以后，弊病败坏不断增加，祸患才发生，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臣常替陛下深深忧虑后世的祸患，认为必定造成无穷的弊病，大概就在于富民的方法没有讲求，而富国的谋略过于深重。凡是从百姓那里征收赋税，古人看重的是减少它，而不是增加它。《春秋》记载宣公开始征收田税，成公设置丘甲，哀公采用田赋，认为赋敛不断增加，便会使形势穷困、民力败坏，最终必定发生变故。孔子详细记录这些事情，是留给后世的警戒。臣曾考察富国的议论，它们不是产生于丰足盛大的时代，而多出于战争之际。王者总揽六合、所以使民心归服并使国体尊重的，在于我们的道德宏大，而不在于财货丰盈。《易经》的小畜卦，表示德行尚小，所以说‘富以其邻’；临卦和谦卦表示道德宏大，都说‘不富以其邻’。左右相邻叫作邻，君主和天下、中国和四夷，也都属于邻。君主所以能够运转天下、役使四夷，是因为道德有余就不凭借财富，道德不足才需要依靠财富。施行在陛下身上，本应效法临卦、谦卦所说的道德有余，怎么可以采用小畜卦所说的道德不足呢？因此，巨桥虽然堆积了粮食，商朝仍不能保有；敖仓虽然充盈，秦朝仍不能守住；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道德没有建立，失去了天下人的心。鸟到了困穷境地就会啄，兽到了困穷境地就会搏斗，人到了困穷境地就会欺诈，陛下的百姓可以说已经困穷了。前代所说没有边际的赋税，大的如山海，小的如草木，其利益都已经收入官府，并且延续到今天了。陛下请慢慢思考节省费用、减少用度，使百姓财力宽裕、民力得到休息。如果像大禹住低矮宫室、厌恶华美服饰，汉文帝穿弋绨、用革舄那样，以恩泽施给天下，或许还不至于极度匮乏；但如果又开出泉府来收取利息，设置使者来加重征税，却想求得富民、宣布恩惠的名声，那是不可能的。《易经》的剥卦，起始于下方，它的卦象说：‘上位者厚待下位者，使居处安定，这是挽救剥落的方法。’陛下从下层百姓那里征取的已经很完备了；上位不断向下取尽，形势就已经到了极点，卦象便成为剥。孟子说：‘君子使用其中的一项，缓用另外两项；’ ‘使用其中两项，百姓就会有饿死者；使用其中三项，父子就会离散。’臣担心民心长期困穷，不知道出路，渐渐离散，以至于剥落。即使有商汤、夏禹、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才能，也没有地方再施展巧妙的治理。<易经>说：‘观察我的一生’，就是观察百姓；《诗经》说：‘思念我的皇祖，进退升降都在朝廷之中。’陛下观察天下的形势，应当知道离散容易、聚合困难，一旦发生危乱，就不能再安定；上面想到五位圣人的基业，经历艰难勤苦，一旦倾斜，就不能再扶正。那么富国的谋略，恰恰足以成为深重的忧患，还不足以给陛下带来利益。伏望陛下凭神明决断，停止这些法令，追回派出的使者，以使天下获得幸运，使万世得到福泽。这是四方百姓瞪裂双眼、共同盼望的事情，难道只是卑贱之臣的妄言吗？圣策说：‘国家用度虽然节省，却仍然烦劳于调发征取；兵籍虽然众多，却没有精确地简核。’臣认为，国用虽然节省而调发仍然烦扰，是因为还没有掌握节省的办法；兵籍虽然众多而简核疏略，是因为还没有掌握简核的根本。九州土地所产的物品，几撮粮食、几尺丝帛的赋税，经陆路转运、水路漕运，车船相接、车毂摩擦，日日夜夜混杂运往太仓。拿古代来衡量今天，可以说规模盛大了。至于道路艰险、负担运输的疲劳，京师的一金，在田野要耗费百金。少府每年耗费百金，民间住房却要耗费万金。把万金的费用用在一次燕游享乐之中，花在一次赏赐之内，这类事情难道可以计数吗？土地所产生的财富有一定限度，百姓的力量也有限，而君主的耗费却没有穷尽。用有限的土地财富和民力来供养无穷的耗费，所以赋税条目越来越增加而没有止境，民力也越来越困乏而不能支撑。古代宫廷中的职员只有一百二十人。汉文帝、汉明帝时，供宦官任职的不过两人。太祖养兵不过十二万人。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那么奸佞之人就无从进入。”这些都是清净内心、节省费用的根本，是宽减百姓、养育万物的要领。不致力于先治理根本，却广泛寻求增加财赋的办法，所以说还没有得到节省费用的道理。如今如果能够减少内郡的黥面士卒，再增加土兵，然后兵力才可以精简。国家向北失去幽州、燕州，向西丢弃灵州、夏州，守卫边疆、捍卫关塞，没有百二山河那样的险要阻隔，因此两边的黥面士卒特别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废除。至于内地无事的郡县，百年不曾见到战争，却照例设置屯兵队伍，白白损耗民力，这是不能不加以裁制的。应当依照前代府卫制度，使百姓按户出人服役，并把天下郡县分为三等：上郡五千人，中郡三千人，下郡一千人，就以此为止。轮番休息、交替上役，每次不过十分之一，这样武备可以修治，考核登记也会精确。周公制定礼制，方圆五百里的地区称为大国，拥有兵车千乘，出兵五万五千人，而百姓却不诉说劳苦，这是因为施行有次序，制度安排得当。如今所谓上户，征敛非常沉重，力量困乏；所谓下户，劳役轮不到，处境安逸。上户占十分之一，下户占十分之十，这就是常常使一成的人困苦，却使十成的人安逸。每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古代都出一人为兵；如今却让他们都闲置而不能使用，反而征收有限的粮食布帛，供养不耕作的懒惰之民，这难道是周公的本意吗？所以说还没有掌握精简兵役、核查户籍的根本。圣旨说：“放宽关卡渡口的禁令，而商贾仍然不能畅通。”臣听说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圣人却看重它，是因为它能够流通有用的财物。用无用之物来流通有用之物，所以看重的是流通，而不是积聚。古代所以能够流通货物、畅达财物，在于商贾的职能，而不在于君上。如今关市征税密集得像棋盘，均输官吏苛刻得像鸱虎，商旅改换行业，转而从事其他技能，想要使财货流通就困难了。圣旨又说：“舍弃器物玩好上的巧饰，而工匠不要戒备。”这在于陛下约束自己来率领他们。

译陛下在上面约束自己，那么后宫就会在内宫受到感化，百官就会在朝廷遵循法令，百姓就会在下面承受这种流风。时间一久，风俗便会转变，嗜好会逐渐减轻；即使拥有财物而没有尊贵地位，也不敢越过制度；即使拥有力量而没有正当道路，也不敢败坏法度，那么即使不明令废除器物玩好，工匠自然也会有所戒惧。臣又听说，天下华巧奢靡的玩物，没有不是从京城开始的。想治理四方，先治理京城，这是古代的道理。方圆千里的地方，却能汇集四方风俗的，只有京城。正因为它难以治理，所以更应当详细规划。周代设置六卿，在四郊以内，从比长开始主管，五家相联而逐级上达，直到卿大夫，共有一万八千九百三十六名官员，这样以后才足以实现京城的治理。如今京城治理百姓的官职，最大的不过京兆尹，次大的不过河南令，却要求风俗敦厚淳朴，因此很难做到。只有陛下选择施行罢了。圣旨说：“风俗浮薄，根源在于取士没有根本，教化之道不明。先前询问台阁中的议论，所持意见并不一致，难道没有挽救弊病的方法吗？凡是取士的要领，不过两科：一是德行，二是文辞罢了。臣认为，三代以前可以凭德行取士；” “秦汉以后，不过是凭文辞取士。台阁之所以意见不同，大概就在德行和文辞二者之间。陛下如果一定要凭德行来选取天下士人，那么井田就应当授予百姓，侯国就应当建立，百姓必定家给人足，官员必定长期任职，乡里应当讲习法令，家中应当设立私塾，然后才可以寻求德行完备、品行真实的人，把他们安排到官位上。如果这些事情还没有做到，却只设置选举德行的科目，那也只是没有补益罢了。前代官吏正直，所以他们举荐人才一定寻求仁义孝悌之人；如今官吏邪曲，所以他们所举荐的不过是能够请托关系、满足嗜好的人。因此说，今日取士不过只能使用文辞罢了。至于敦厚风俗的根本、施行教化的方法，臣愿意有所进言。士人气节的轻重，从来都同国家形势的安危相应，就像根本在下面强弱不同，枝叶在上面便有荣枯。过去周代士人尊贵，秦代士人卑贱。上位者可以屈身，而下位者不屈其道，这就是尊贵；舍弃自己所守的原则，迎合上位者，这就是卑贱。周、秦治乱的不同，考察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士人没有守道自重的节操，人人都有轻浮急躁而不知羞耻的追求，渐渐形成风俗，安然把它当作平常而不觉得奇怪，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应当采取办法纠正这种弊病，使士人懂得自重，使人们践行廉耻。” 凡是德行潜藏、独自行善而不求君主知道的君子，一定要深入考察，使他们常常处在必定显扬的地位；那些仰望上意、俯身迎合、对宠辱是非昏昧不明的人，一定要深入观察，使他们常常处在必定不用的位置。这样天下人都知道崇尚盛德的意旨，士人的气节一旦改变，敦厚风俗的根本和施行教化的方法就可以由此实现。圣旨说：“刑罚繁多而严酷，出于立法门类太多，沿袭旧制而不能革新；如今将施行仁恩之政，使死刑犯少受一些惩罚、缓减死罪，必定有可以实行的方法。”臣看陛下的意思，不过是想仿效三代的肉刑，把它施加给连坐而判死罪的人罢了，这还没有完全明白因时制宜的道理。古代政治敦厚、事务朴实，即使凭圣人的智慧，在因革之间仍有尚未尽善之处，肉刑就是如此。砍断百姓的肢体，使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不是圣人的本心；三代采用它，是因革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完善。况且立尸祭祀，近于亵渎神灵；用俎豆盛食来祭祀，也近于过分野蛮。哪里比得上后世只虚设神位，以金石制作礼器呢？肉刑如今不能施用，正如不能再实行尸祭和俎食。大辟之刑，罪犯至死而不敢怨恨，是因为法律与他的罪行相当。假如想施行仁恩之政，宽免连坐而判死罪的人，那么现行律令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法令；舍弃这个办法不用，却砍断肢体、削掉脚，使百姓惊骇、风俗震动，这还不能算可行的办法。过去子产想制止伯有的妖异，必须同时立子孔的后代，这说明政治虽然以推行赏赐为目标，也贵在慎重维护名声。假使天下人不知道朝廷施行恩仁的本意，只传说朝廷砍断人的脚并把他抛弃，这难道是慎重名声的做法吗？圣旨说：“我想兴起七教，兼顾三至，以达到圣人的道；那么应当分条说明它们的先后次序。想要明白六亲关系，完备五种法则，以达到天下的治理，就应当叙述其始末要领。”这说明陛下广泛考察古代，想把典籍所传的道理施用于今天，以穷尽圣人的道、完成天下的治理。臣请深入论述天下治理的道理、先后次序和始末要领，请陛下斟酌。德与刑并行于天地之间，就像寒暑相随而从来不分离。在这两者之间，必定有先后次序。最高的情况是专用德来胜过刑，如尧舜时代几乎不用刑罚、周成王时搁置刑法。中等的情况是借助刑罚来辅助德治，如西汉宣帝任用刑名之术，东汉明帝善于治理刑狱。最下等的情况只是依靠刑罚，秦人凭刑罚导致乱亡，隋人凭刑罚预示变乱。先后次序不同，所以治理和动乱的结果也不同。至于尊敬老人、敬重年长者、乐于施舍、亲近贤人、喜好德行、厌恶贫穷、崇尚廉俭这七教，只要礼教达到极致而不再烦琐，天下便能治理；赏赐达到极致而不耗费，天下便会喜悦；音乐达到极致而不偏私，天下便会和谐。三至由此便可以说明它们的次序。臣还听说，恐惧敬畏是政治的开端，骄奢安逸、毁坏懈怠是政治的末端。周宣王有中兴的盛德，却没有在后来谨慎自守，所以他的诗最终成为变雅。唐太宗是慈爱节俭、英明勇武的君主，但魏郑公、刘洎、马周等人都进谏说他的德政渐渐不如贞观初年。大概崇高富贵的势力，和骄逸懈怠是相同的。看见其中出现间隙，陷入进去便不能出来。因此圣明睿智的君主，目光深远、思虑长久，在还没有想到的地方思考，在还没有求取的地方寻求。正当极其安定时，一定以危险来警戒自己；正当极其荣耀时，一定以耻辱来警醒自己。不让异常的变化从意料之外发生，最终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懂得治理之道始末要领吗？六亲的等级和五法的数目，也可以由此推求其要领。圣旨说：“董仲舒的言论，班固认为切合当时而可以施用于今天的，究竟是什么？崔寔的议论，范晔认为明白政治体制而对时政有益的，究竟是哪一件？过去班固在史书中记载董仲舒向汉廷提出的策论，其中讲论天下治乱的道理，可以说很详尽了。把它提出来施行，都足以帮助治理，而最适合施用于今日的策论是什么？”臣认为没有比天道先阳后阴、王政先德后刑的论说更合适的了。

译范晔在书中记载崔寔的政论数十条，认为其中凡是辨析论述、通晓政治体制而对今天有益的，臣认为都不值得深入讨论。为什么呢？崔寔的大略主张，是希望君主不能只遵循八代的法则，而应当参用霸政，以严刑峻法震破奸人的胆量；这种主张用在汉桓帝衰败的时代尚且可以，哪里值得向陛下深论呢？圣旨说：“不要认为古人的陈迹年代久远就不能施行；也不要认为本朝已经确定的成法就不能改变。”关键在于改变它要适合中道，施行它要合乎时宜，不急迫，不迂缓，归于最恰当。陛下讨论政法，提出施行适中而合宜，这是天下人的希望。臣怎么能不说些话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形势可以施行，就施行它，这样便不会拘泥于陈迹；力量可以改变，就改变它，这样便不会拘泥于成法。这是因革的一般道理。至于尚未适合中道、尚未得到适宜便贸然改变，那么今天的变法也许还值得议论。臣读《易经》到革卦，卦辞说天下的法度到了产生弊病的时候，就不能不改革。卦辞又说：“元亨利贞，悔亡。”那么改革一定要达到元亨利贞，悔恨才可以消除。又说：“改革得当，悔恨才会消亡。”那么改革而不得当，反而会增加并招来悔恨。改革必须达到亨通以后，才可以讨论改革；变更必须达到适当以后，才可以谈论变更。这是圣人的才能，也是《易经》卦象的精微义理。在幽暗之中思考，在昏昧之中探索，使一切都合乎道义的中正，然后才实行改革，那么改革一出，天下就会像倚靠山岳一样倚靠它，这叫改革而亨通。在众人中谋划，长久等待，使上下各方都认为合宜，然后才变更制度，那么制度一经施行，天下就会像仰望云霓一样仰望它，这叫变更而得当。古代治理国家，在朝廷上共同谋划，直到风气转移、习俗改变、人民迁善远罪，而天下人不知道其中设置安排的痕迹，必定是先达到亨通后才改革，先达到得当后才变更。如今却不是这样，一项法令早晨颁布，晚上已经喧嚣；一项制度傍晚施行，天亮时就可能产生弊病。斧钺不足以禁止诽谤，贬黜流放也不足以压制烦琐的议论。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决定它是否能够亨通便改革，没有估量它是否适当便变更，施行时未必适中，行动时未必合宜。臣只希望陛下对此谨慎罢了。改革如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形势必然还要再次改革；一旦反复改革，法令就会因轻率而失去信用。法制屡次变动，是国家的大病。汉代迁移甘泉、后土的祭祀地点，从那以后三十年间迁徙五次，而天地神灵的征兆最终仍不能确定。因此希望陛下谨慎，这就是最恰当的议论了。陛下担心臣害怕进言而不一定施行，如果只是修饰言辞来求得自我免罪，那么诏书已经说过：“说出来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又担心臣畏惧办事的官吏而不能尽情陈述内心，于是又说：“尽心陈说，我也不怕改变。”臣因此敢于进献自己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谋虑。臣听说天下是极其重大的事物，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大才；如果没有得到大才却把天下托付给他，那么天下的政事终究没有得到治理的时候。万钧重的鼎，是天下最重的东西；孟贲、乌获举着它，奔走跳跃，越过险阻，就像走平地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的力量足够。假使让力量不足的人背着它奔跑，不仅会折断筋骨，还会毁坏器皿、打翻食物，最终不可挽救。《易经》把天下万物的道理说得极其详密；至于治理天下难治的事，却从来没有不归结到大才大德之人身上。因此《屯》卦所说的艰难不安，必定要等待君子来经营；《蛊》卦所说的败坏，必定要等待君子来振兴培育；《旅》卦所说的离散，必定要等待有智慧的人有所作为；《否》卦所说的闭塞将要终止，必定要等待大人获得吉祥。圣人认为，处在这四卦的时代，如果不能得到这四种人来治理，只会使混乱更加严重，而无益于治理。过去商汤寻求伊尹，在耕田的人中发现他；高宗寻求傅说，在岩石之间筑墙的人中发现他；文王任用太公，在垂钓的人中发现他。这三位士人隐藏踪迹极深，而三位君主能够举用他们，是因为取用人才公正，寻求人才广泛。唐文宗可以说是恭敬节俭、慈爱仁厚、勤于求治的君主；当时李德裕正在朝廷之中却没有被任用，裴度被弃置在外也没有被召用。文宗于是阅读《贞观政要》而叹息，又说：“我看到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便觉得怒气冲上胸膛。”这样看来，文宗忧劳尽心，最终不过是徒有君主的空名罢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效法成汤、高宗、文王，以公正听取意见、广泛选取人才作为法则和鉴戒；把文宗舍弃根本而忧虑枝末作为警戒。只要观察光明开阔的道路，采纳天下各处的议论，不论隐藏还是显露，不分内外，不论远近，不分明暗；才能合适的就选取，德行相宜的就授予任用。能够担当大事的治理大事，能够担当小事的治理小事，那么天下人才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凡是陛下所举出并询问臣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不用另行治理而自然得到治理了。陛下施政的办法，还有什么应当先于这些呢？古人有话说：“言语切实正直却不被采用，自身就危险；言语不切实正直，就不能阐明道理。”如果求的是阐明道理，又想避免自身危险，这两者在形势上不能同时做到。言论不遵循道理，是可忧虑的；遵循道理却不被采纳，不是可忧虑的。如果求的是遵循道理，又希望一定被采纳，这个道理也不能同时兼得。臣学问浅陋，言论狂妄鄙俗，罪当万死，没有什么敢于怨恨，只希望陛下明察。臣冒死谨慎答复。《宋文鉴》卷一百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一 宋代吕祖谦编纂 制策 拟进士御试策——苏轼 问：我的德行不够，把自己托付在士人百姓之上，所要依靠来等待天下得到治理的，只有寻求四方贤能之士，广泛延请到朝廷，向他们询问世间事务，难道只是考察卿大夫们所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听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吗？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次序；有些事不去做，做了便没有不成功的；有些制度不去改革，改革之后便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繁茂，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性。财富充足到可以完备礼制，和谐充足到可以扩大音乐，治理有成到可以施行刑罚。卿大夫们认为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救治它们的方法必有根本和枝末，施行的次序必有先后，这是卿大夫们应当知道的。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所谓最好的治理，必定要说唐尧、虞舜和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中所称述的事迹可以考见。直到后世贤明的君主、忠智的大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事业，虽然未能尽善尽美，但总的说来，他们所以取得成就，也必定有可以说明的道理。请把其中详情写清楚，我将亲自阅览。臣下伏见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下达明确的诏书，为天下安危这一最重大的计策，甚至向平民百姓征求意见。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恳切，喜爱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陛下是否有办法真正接受它们？《礼记》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可以进入心中。如今臣私下观察，陛下先前听取的言论已经充实了内心，邪正两党的意见已经分裂了您的听闻，功名利禄的说法已经动摇了您的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为您谋划，也无从进入您的心中，更何况那些疏远、愚陋的人呢？这就是臣所感到极其恐惧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致过失，触犯忌讳而丧失性命，那不是臣所顾虑的。圣策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臣认为陛下还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所作所为才会这样颠倒失序。如果确实知道，为什么不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并实行自己所了解的原则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罚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逐件整理安排它们吗？不过是根据才能任用官员，依据官职办理事务罢了。官员各有固定的职责范围，这叫作职；施行事务有先后次序，这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犯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地方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有法令不交给主管官署办理，却由执政大臣按自己的意见裁决；边疆的重要谋划不责成统帅大臣，却听从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各自的职守。王者应当先施行的是德，后施行的是刑；应当先遵循的是义，后考虑的是利。但陛下却把次序颠倒了，可以说万事都失去了次序。然而这还只是较小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中书省失去了治理政务的权力。宰相的职责，古代是用来讲明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是让他们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担任丞相，萧望之担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和，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而宣帝认为这话轻视丞相，终身都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中相互愤怒争辩、彼此责问，事情流传到各郡各县，成为人们谈论的材料，这让天下人看了会作何感想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省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次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些事情不应做，就不要做；一旦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些事情不应革除，就不要革除；一旦革除，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天下的福气。今天的祸患，正在于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强行去做，众人还没有服从就贸然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不在于势力强弱；使人服从要靠真诚，不靠言辞。道理所在的地方，用它来实行就能成功，用它来禁止就能止息，用它来奖赏就能使人受到劝勉，用它来说明就能使人相信。古人之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人安定便来归附，发动他们便和谐响应，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强迫事情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够劈开；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缺，柴却仍然劈不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着利息去同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它不能成功呢？《礼记》说：“细微的事最终会显露，真实的情况不可能掩盖。”同样，陛下如果确实真心为百姓着想，即使有人诽谤您，人们也不会相信；如果确实真心谋求财利，即使您亲自解释，人们也不会服气。而且有些事情绝对欺骗不了人：官吏收受贿赂、枉法办事，人们必定说那是赃物；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必定说那是盗窃。既然事实确实如此，就不敢推辞那个名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的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凡是人做善事，不需要自己夸耀，自然有人称赞；做坏事，也不需要自己毁谤，自然有人毁谤他。假如做善事的人一定要自己说明之后人们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解释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祸害，陛下却认为这是仁政；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面对纷纷扰扰的议论无法应付，便让两三个大臣施展极尽巧妙的辩说，替他们回答千千万万人的责难，牵强附会于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晓谕。四方百姓难道像婴儿和鸟兽一样，可以用漂亮话和小伎俩来迷惑吗？而且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去做，后果必然是以后不敢再做；众人还没有服从就去改革，后果必然是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大概有喜爱骑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慎重行事就一定能成功，轻率发动就多有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慎重，便会屡次施行而屡次成功，不但百姓会信任您，陛下自己也会更加自信，日益勇敢；如果出于轻率，便会每次行动都失败，不但百姓不信任您，陛下自己也不会自信，日益怯弱。唐文宗开始任用李训、郑注时，他的志向难道会浅薄吗？然而一经重大变故，就忧愁沮丧、气馁不振，不能再重新振作。文宗也并非有什么失德之处，只是喜好多所作为而缺乏谋划罢了。

译慎重行事的人，开始时似乎怯弱，最终必定勇敢；轻率行动的人，开始时似乎勇敢，最终必定怯弱。近来横山地区的人，从来没有一天忘记汉朝，虽然连五尺高的孩子都知道那里可以夺取，但自庆历年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妥善安排后续办法。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便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师不利，内府的费用就要以数百万计，关辅地区的百姓也因承担运输军需而困苦了三年还没有结束。即使是天下最勇敢的人，谁还敢再这样做呢？这样做固然不行，谁还敢再提起这件事呢？由此看来，夺取横山的功业，是边臣急于求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的青苗法、助役法、均输法，以及扩充军队、搜罗士卒的命令，全都轻率发动，比前一天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因循旧习而害怕改革。如今陛下正当盛年，上天赐予您智慧和勇气，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可是群臣不能用慎重来辅佐您，用敦厚朴实来培养您，就像乘坐轻便的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赶路，而车夫又从后面不断抽打马匹，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让马吃饱，等待东方天亮，然后在平坦的道路上慢慢前行，现在还远未算晚。圣策说：“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没有不得其所、不能顺遂本性的，这些是百工和主管官吏的事务罢了。”这哪里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根本，治理根本，恭敬自守而无为，万物便没有不按其规律生长或死亡的。至于百工和主管官吏的事务，连宰相都不屑于亲自去做，何况陛下呢？圣策说：“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充乐教，治理足以施行刑罚，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呢？”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用粗劣的祭器和瓠叶也可以行礼，扫地设祭也可以侍奉上天；礼仪不完备，并不是贫穷的过错。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之间和谐协调，士人就会乐意归附。”刘向说：“群贤在朝廷上和谐，万物在乡野间也会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是不和谐了，过错究竟在哪里？陛下不返身追究根本，却想用强力压服众人；强力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了。古时候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尚且敢于触犯它们。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只想平息众议，不过是把异议之臣全部放逐而改用别人罢了，未必会忍心实行秦朝禁止私下议论的法令、兴起东汉党锢之狱，那么士人有什么可畏惧而不敢进言呢？臣担心被驱逐的人不会停止，而争辩的人会越来越多，各种烦琐的言论交相攻击，必定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大礼乐，难道不是很疏远目标吗？古代寻求治理国家的人，是为了最终废止刑罚。如今陛下寻求治理国家，却想增加刑罚，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了，它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异说，既然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天下应当重刑，也就不足为怪了。又有人认为，书中称赞唐虞盛世时刑罚所以严厉，是因为没有小罪；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允许我反问：夏禹时死刑有二百种，周公时死刑有五百种，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天下混乱吗？秦朝施行夷三族，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天下混乱吗？如果把刑罚推到极端，天下幸而大治；假如有一天天下不得安定，陛下将改变现在的刑法而采用这种极端做法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只是听到这种说法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把陛下迷惑误导到这种地步。而且“赦免过错，即使大罪也不加刑；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小罪也不宽宥”，这是用刑的常理。直到今天仍然遵守这一原则，难道只是唐虞盛世和周朝盛世如此吗？周公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意图并不只是针对聚众饮酒本身。如今法律所谓“夜间聚集、天明散去”，后世如果不知道其中详情，只听到这句话，便把所有夜间互相往来的人都抓来杀掉，可以吗？人与人相聚饮酒就动辄杀掉他们，即使夏桀、商纣那样暴虐的君主也不至于如此，难道可以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策说：“当前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挽救它们的方法必有根本和枝末，施行措施也必有先后次序。”臣请谈谈其中的根本和应当优先施行的事情，请陛下选择。当前挽救弊病的方法，必须先树立事业目标。树立事业目标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措施的适当次序，应当首先考察大臣是否具有识人的能力。古代想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察。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就只能遵循规矩、依照法度，以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能审慎认识自己，安于自己的才分。治国之道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品德可以通过勉励而养成，只有识人的明察不能靠学习获得，必定出于天赋。像萧何识别韩信，难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吗？以诸葛孔明这样的贤能而论，他在识人方面的短处，就是因此错用了马谡。而且孔明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在位时，无论事情大小，一概交给法令处理；无论人有才无才，一概交给公议裁定。事情经议论验证有效之后才实行，人经过试用之后才任用，始终不寻求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没有足以识人的明察。古代的医生，听声音、察气色，能够透彻观察五脏，所以他们治疗疾病时，甚至有剖开胸膛、剖决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特殊方法。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施行这样的治疗。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法度的约束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会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同拿刀杀人相差无几。房琯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被人当作笑谈。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他们是善于识人，还是不善于识人呢？近来陛下提拔任用众多人才，都是那些曾经与您建造宫室、握手交往的人，彼此结交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大概是认为这些人可以与自己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四面八方攻击他们的人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陛下以此来验证，您不善于识人也已经很清楚了。幸而今天天下无事，意见异同的争论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假如边疆发生警报，盗贼突然发动，成败在俯仰之间，形势在呼吸之间就会改变，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而聚合、忽而离散，临事便分崩离析，不能再次辨识任用，那岂不是会误害国家吗？华佗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医学；萧何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能够识人的辅佐之臣。

译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请下诏告诫身边的大臣，只要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策说：“自从有百姓以来，称得上治理最好的时代，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道的事情，其事迹都可以看到。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臣子，共同忧虑勤劳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概括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的原因，也一定有值得说明的地方。请详细谈谈它。”臣认为这件事说也说不尽。他们施政的方式各随时代而不同，不能完全知道；能够知道的，是他们一定敬畏上天，一定顺从众人，一定效法祖宗。所以古书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是显明的，天命并不容易承受。”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各部古书所称道的，大致如此，从未说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时，樊世、仇腾、席宝都不高兴；魏征劝唐太宗施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议、独断专行的人，必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陛下所说的贤明、忠诚、有智慧的人，难道指的就是这些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并在今天寻找相似的事例：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利益吗？魏征难道曾经放贷收取利息吗？况且当时不高兴的也不过几个人，本来并不妨碍天下人相信并服从他们。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都在怨恨，有言论的人都在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虑勤劳、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的聚集，尚且没有不以公义为是、以私意为非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反对，而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停车了。《诗经》说：“好像那随水漂流的船，不知道停靠在什么地方；心中的忧虑啊，连暂时闭眼休息都没有时间。”这些都是臣微薄而忠诚的心意，只希望陛下明察，臣谨冒死陈述。拟作御试武举策　　陈师道 请问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无敌于天下，然而有人说这是因为出其不意，有人说这是天命，这些说法都不全面。晋文公不过是诸侯中的霸主，但他想要使用自己的民众时，却说应当教导他们义，向他们显示礼与信。出其不意，是诡诈的策略。诸侯没有约定却前来防守的有八百个，然而人们仍然说这是天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既然能够用礼、义、信来使用民众，却不说这是王者的事业，为什么呢？从前誓师时，有的说“将把你们的妻子儿女杀戮”，有的说“有固定的刑罚”，有的说“有严厉的刑罚”，有的说“有斩尽杀绝的刑罚”；并不是杀人的方式有所不同，为什么誓词却不同呢？司马迁读《司马兵法》时说：“即使夏、商、周三代，也未能完全弄清它的意义，只能依照它的文字。”如今这部书还在，但它的意义难以完全穷尽，文字也难以完全遵循，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使公输般屈服，是九次进攻而九次被他抵挡；诸葛亮使孟获服从，是七次擒住又七次释放。他们的智慧究竟从哪里来呢？各部羌人侵犯汉朝时，辛武贤、段纪明认为应当大举进攻；赵充国、张奂却认为可以停止用兵。按照前一种意见，段纪明作战取胜，于是进攻；为了后一种便利，赵充国的谋略取得成功。有人谋划相同而功效不同，有人议论不同而效果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诸位大夫熟习兵法，现在来到朝廷等待询问，请把你们所学的详细写在这篇策论中。臣只希望陛下通过学习来明白王者的法度，通过修德来改善各地的风俗，通过任用人才来成就世间的事务，却不自认为圣明，托称自己寡闻昧见，召见田野间的士人，深入考察文治与武备应当采取的适宜措施。臣愚昧，没有办法回答圣明的询问、拓展陛下的志向；只是常听说：沼泽之地适宜牧养，河川之地适宜捕鱼。愚昧的人只能听见细微的声音，右手废了的人便觉得左手方便。臣确实没有才智，只是没有游猎居止的经验，也没有偏用左手的能力，来成全陛下喜好询问的志向，或许侥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收获吗？谨冒死回答。臣听孔子说：“俎豆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习过。”兵事不是圣人的学问，圣人所学习的事情本来与用兵无关。虽然如此，兵是政令的产物。能够掌握俎豆礼仪的事情，也就能够掌握军旅之事。圣人虽然没有专门学习，大概本来就能做到。刑罚是政令的余事，军队是刑罚的末端，都不是圣人特别擅长施行的事情。所以武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不如舜、禹修明文德。古代治理国家的人，设置军队却不轻易使用，训练战争却不轻易发动；根据形势应战却不主动挑衅，使人服从却不侮辱他们；面对敌人时人民不必作战，取得国家后市场也不混乱，这才是王者的政事。至于廉颇、李牧的战争，只是争斗之事；孙武、吴起的兵书，只是盗贼般的权术。它们不能陈述在王者面前，臣姑且把自己听闻的这些，恭敬地奉上明诏。如果其中有不恰当的地方，那是臣见识浅陋的罪过，并不是圣人之道本来不应该这样。臣听说，古人所说的“无敌”，并不是说战斗必胜、守备坚固，因而天下没有敌手；而是说天下人都愿意做他的臣民，没有人同他为敌。从前商汤向东征伐，西边的人便怨恨；向南征伐，北边的人便怨恨。这可以说是无敌了。至于夏桀，百姓却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消失？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这并不是商灭亡了夏，而是夏自己灭亡了。用无敌之师去攻打自行灭亡的国家，把天下当作一个人的对手，哪里用得着欺诈？三王的征伐，是奉行上天的讨伐。因此，他们要用蓍草和龟甲谋议，向群臣和百姓询问，以确定议论；制定法令来端正名分，施行刑罚来端正罪行，用这些来形成讨伐的文辞；向鬼神宣告，向公侯说明，在国内发布诰令，在军中宣誓，以此召集众人；用文辞数说其罪，用武力使其畏惧，用钟鼓宣扬声威，并把这些公开给天下。既然只凭公道和正义，欺诈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商汤出其不意地攻打夏桀，大概是不懂得义。臣听说，顺应天命，是上天的规律。观察人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上天是顺从人的。周文王时，天下三分，周已有其二，上天离弃商朝已经很久了，不必等到盟津就可以知道。臣认为，文王继承的是天命，而不是文王之后的人继承天命。君子的道理相同，但各人所采取的行动各有不同。这就像用秤称量物体，只看它所承受的重量。周文王屈抑义而伸张仁，以便同于上天；周武王屈抑仁而伸张义，以便顺应天命。孔子认为文王具有最高的道德，这是上天特别优待他，使他能够这样做，与那种明知不可停止却勉强去做的情况不同。这就是文王之所以为“文”、武王之所以为“武”。至于盟津的〔原文作“防”〕，臣没有见过有关传述。这大概是汉代儒生的说法吧？所以把武王说成是收兵回师、等待时机，大概是不懂得天命。臣听说，君子重视内在的德行，也重视外在的行动；有德而没有行动的人是有的，有行动而没有德的人也是有的。所以君子看重德行的完整。《易经》说：“君子以成就德行作为行动，君子的行动是从德行出发的。”有德便能感化人，礼、义、信就是德的实践。因此，王者安然行事，霸主则以利益驱动；以利益驱动人是虚伪的，君子以此为耻。德行施加于自身而又推广到百姓，叫作教化；教化中可以禁止的，叫作政令。没有教化，事物就不能改变；没有政令，事情就不能推行。本末相互作用，是王者的事业。晋文公却不是这样，他用搜阅军队来显示礼，用讨伐原国来显示信，用勤王来显示义。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教育，却制造事端、举荐所谓善行来耸动人们的视听，这难道是有意于形成风俗吗？不过是粉饰它来博取名声罢了。

译然而，他能够役使自己的百姓，大概还是因为有政令。王者崇尚政令，用刑罚来推行政令。有行动却没有德行，有政令却没有教化，这就是晋文公不能成为王者的原因。臣读《征誓》一书，知道后世的刑罚越来越重。虞舜的誓词说“能够建立功勋”，大概还没有用刑。夏、商的誓词说：“把你和你的子女一同杀戮。”周代的誓词说：“处以公开的戮刑。”这都是崇尚刑罚。夏、商所说的“孥”，周代所说的“罪”，都是奴隶〔原文“▯”〕之意。鲁国的誓词说：“有常刑，有大刑，有无余刑。”不是杀人、越界、驱逐、诱骗、盗窃等罪，就服常刑；常刑就是割鼻、断足。材力不足以任用，就服无余刑，有的为奴，有的被戮，仍然没有到杀死的程度。“无余”是斩尽杀绝的说法；刑罚施尽却不杀人，就像今天所说的罪行只判处流放。粮饷不足以供养军队，就服大刑；刑罚到了杀人的程度，就是极限。有人认为无余之刑还要连妻子儿女一同戮杀，臣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刑罚不牵连后代，是皋陶辅佐舜的善政；罪人连族诛，是周武王讨伐纣王时的做法；父子兄弟的罪不互相牵连，是周公告诫康叔的话，难道伯禽也会这样做吗？先王的刑罚有达到杀人的，却不牵连无罪的人，因为那不是〔原文“▯”〕。所以刑罚达到杀人，并不认为是残暴；迁移刑罚、牵连无罪者，才是残暴。即使没有誓师，却直接施行杀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三代所崇尚的不同，只是因为时代不同。周代有三种典刑，施用于五种刑罚，各自只求适宜。军事上崇尚威势，或许就要使用重典吧？天下有道时，征伐出自天子；鲁国的军刑，大概就是周代的制度。臣由此知道其中有仁德。先用誓言告诫，希望士卒不违背；再用刑罚警示，希望他们不犯法。这还不足以称为仁德；军队获胜时很少有人死亡，战败时死亡的人就多了。用威势使他们奋勇，是为了避免死亡，这才是仁德达到极致。以仁来成就义，以义来实行信，这就是它贤明的地方。臣听说齐威王让大夫追考古代的《司马兵法》，并附加齐国先代大司马田穰苴的论说，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是周代的政典；所谓《司马穰苴兵法》，是太史公所论述、如今博士弟子所诵习讲说的内容。从前周公作《政典》，司马掌管它，用来辅佐天子安定邦国、整顿百官、平均万民，所以征伐出自天子。后来上面废弃了这一典制，下面丧失了职守，周朝便衰落了。因此征伐出自诸侯，政典的实行或废弃、兴盛或败坏，都与此相关。司马迁只看见七国、楚、汉的战争，以欺诈取胜而自身也死去，从未真正实行正道，于是把仁义当成虚名，怀疑三代只是徒具文饰，可以说是没有学问了。史书称司马迁博览群书，而他的议论却如此，这就是所谓书虽多又有什么用。臣谨慎考察传记所记载的《司马法》文字，如今的书中都没有这些内容，那么它也不是齐国《司马法》的全书。然而书中说：“礼和法互为表里，文和武互为辅翼。”又说：“杀人以使百姓安定，杀他是可以的；攻打一个国家而爱护它的百姓，攻打它是可以的；用战争来消除战争，进行战争是可以的。”又说：“冬季和夏季不兴兵，是为了兼爱百姓。”这就是先王的政道，有什么困难呢？至于其中说：“攻击敌人的疑处，打击他的疲弱，迫使他屈服，袭击他的阵势。”这只是穰苴所知道的、秦汉所实行的、司马迁所看见的，难道先王也这样做吗？臣只想到墨子抵御公输班、诸葛武侯使孟获屈服的事情；这只是百官群吏的技能，不是王者的法则。从前墨子主持守城，使一代人屈服，却不以守城之术自命，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术还有更大的作用。墨子都不肯做的事情，臣哪里敢为陛下说呢？筑高城墙、疏浚河道、修好粮仓、聚集百姓，这样就可以守城了。然而如果不能守，原因在于百姓离散，所以说：“地利不如人和。”修筑沟壑、储备积聚，是为了保护百姓。百姓安定之后，城郭才可以守，粮食才可以食用。墨子的办法是可以采用的。不这样做，敌寇将会保有这些地方，巧妙的计谋又能施展在哪里呢？至于武侯放纵敌人，务求使其内心服输，以便长期专心经营东方而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说是善于谋划。然而，靠智慧使人屈服，只能维持到诸侯一生，不能传给后世。这是霸主的办法。君子制定法令，使中等才力的人也能遵守，这才是所谓百世不变的道理。《尚书》说：“安抚远方，使近处归附；厚待有德者，信任贤能者；拒绝任用奸邪之人，于是蛮夷都来归服。”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族都来朝王。”把法令施行于自身，却使功效影响四海之外，臣认为王者的功业是容易实现的。臣听说，西汉时西羌叛乱，辛武贤想攻打，赵充国想防守。臣愚见认为充国的意见是对的。后汉时东羌叛乱，张奂想广施恩惠，段颎想穷尽武力。臣愚见认为两人的意见都不对。臣认为辛武贤的主张不是为国家作长远打算，而是冒险求取侥幸，以谋求个人利益；这是边境官吏惯有的本领，却是国家的大患。臣认为赵充国的主张有深远意义。他说：帝王用兵，以保全为胜，所以重视谋略而轻视战争。即使战斗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考虑到能够取胜才交战，估量德力相当才进攻，可以说是善于用兵，却还不是保全军队、坐待胜利的办法。不交战而取胜，不进攻而取得土地，这就是赵充国所说的“最好的办法”，屯田便是其中之一。敌人所占据的，是土地；众人所依赖的，也是土地。夺取他们的田地和乡里，那么人和牲畜都失去凭借，众人也就无法保全了。用利益招诱他们，就可以得到其中有罪〔原文“▯”〕的人，也可以招来无罪的人。这是坐在那里逐步瓦解敌人的办法。以逸待劳，以长久等待变化，不费财力而保持戒备，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但臣仍认为还不够。战争拖久了，军队就疲惫；劳役拖久了，百姓就懈怠；内部有盗贼乘隙而起的忧患，外部有夷狄相互因袭的变乱。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防备，在将来取得利益，这才有先王的用意。治理外部和治理内部不同，可以用治家来比喻：盗贼在屋内，攻打他是可以的；在屋外，防备他是可以的。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打开门、挖穿墙，与盗贼争斗到死，何况治理国家呢？所以臣说，赵充国的主张是对的。汉朝把羌人安置在三辅，使他们和百姓杂居，却不修整武备，也不选用将吏；用扰乱的办法招致怨恨，用利益开启贪欲，因此屡次叛乱。防御失当，杀他们便会招致怨恨，宽纵他们便会受到轻侮。张奂不考虑根本，反而沿袭儒者的弊病，以恩惠代替武力，力量穷尽时便服从，有利可图时又重新发动，一味苟且求安，并不是最高明的谋略。段颎穷尽兵力以消灭敌人，这是蛮夷相互攻伐的办法，不是中原治理国家的政道。

译王者的军队，务必要明辨善恶。抓住〔原文“▯”〕人，百姓就会畏惧威势；使善人得到伸张，百姓就会感怀恩德；两方面各取其一，所以臣说两人的主张都不对。依臣愚见，应当把他们驱逐到边塞界限之外，以封定疆界；用恩惠和信义羁縻他们；整顿聚集百姓，修缮防守，等待他们来犯。这样，汉朝就可以长久无事。臣听说，王者治理夷狄，不过是先治理好自己罢了。可以把它比作人的身体：气血在外强盛，精神在内守持，那么邪气就不能侵入；根本虚弱而末端又没有防备，那么风、湿、暑、寒就会乘隙发作。至于疾病由什么引起，外物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治理夷狄的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必计较细微的是非、比较一时的得失，只须按照他们的盛衰来防备；他们来就安抚，他们离去就任其离去。他们来时不高兴，他们走时不悲伤，这是把他们视为外族。过去文王侍奉昆夷，武王与九夷八蛮通道，太王离开邠地，宣王进行小规模征伐直到太原，都是因时制宜，并不是不同的道理。太王所处的是诸侯的处境。上面没有王者，下面没有霸主，既不能拒绝，又不能离去，这是危险的道路。宣王所处的是王者的处境。拯救百姓以除去祸乱，是用武的常道；把他们驱逐到边境尽头，以划定内外界限，是上天的法则。应当像鸟抓取、野兽搏击那样，驱逐他们就停止；如果残暴者去做，就会掀翻鸟巢、熏烧兽穴，连幼兽和鸟卵也杀掉，这不能叫作政道。力量强大时就侍奉他，文王就是这样；力量弱小时就安抚他，武王就是这样。两个强者互不相让，就会互相伤害，所以暂且向强者屈服，以保全百姓。孟子说：仁德的人能够以大国侍奉小国，这是乐于顺应天命的人；聪明的人能够以小国侍奉大国，这是敬畏天命的人。乐于顺应天命的人可以保全天下，敬畏天命的人可以保全自己的国家。乐天的人与天相同，畏天的人也同于天。地位高却能降低自己，是因为忘掉了自我；力量大却能包容万物，是因为心中没有成见。物我两忘，是君子的德行。拿自己的生命与别人相比，自己的生命就显得重要；拿自己的生命与天下相比，自己的生命就显得轻微。屈小以伸大，是君子应做的事。以大国侍奉小国，以贤者侍奉不肖者，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因此成为最高的德行。贾谊却认为天子向夷狄称贡是颠倒次序，这是少年气盛而心胸狭窄者的想法。所以他在内政上想削弱诸侯，在对外上想攻打匈奴来尊崇天子，这大概是申不害、韩非遗留下来的思想吧？等到他离开都城十里，就担忧自己寿命不长；一旦失去官职，就哭泣至死，连自己都无法容纳，他怎么能够容纳匈奴呢？《诗经》说：“只是因为心胸狭窄，所以成为讽刺的对象。”说的就是贾谊。智慧有得有失，才能有强有弱，德行却应当没有不能尽到的地方。赵充国可以说是有智慧了，但他把投降的羌人迁到内地，让他们居住在循道，终于留下后患；他只图眼前便利，却忘了长远利益。估量敌情、决定胜负，确实不是儒者所能预见的；防患深思、筹划建立万世安定，也不是武人和文吏所能达到的。臣听说大禹讨伐有苗，三十天仍不能取胜，大禹不以此为耻，舜也不把他视为〔原文“▯”〕。大概是德行不能使人归附，就修明刑罚；刑罚不能使人服从，就彰明德行。君子本来就会反躬自省。德与刑交替使用，是舜的政道。反省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是舜之所以贤明的地方。凭舜的政道、益辅佐大禹，尚且不能在有苗那里实现志愿，而兵书却有必胜的办法，这不是臣所知道的。以大禹、益的智慧，加上诸侯的军队，难道不足以一战吗？君子胜过别人，不靠武力，其中有教化存在。教化，就是使人真心服从。所以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至诚可以感动神明，终于使愚昧的有苗归服。既然如此，在两阶之间舞干羽，难道就足以感动人吗？这正是停止武力而修明文教的原因。只有具备德行，才能使人服从。臣又听说柳下惠说过：讨伐国家而不询问仁人，连询问都还来不及；兵家的书却意气勃勃地自称能够担任此事，想要一试，侥幸有所收获后，又把这种办法留给别人，这是以祸乱为乐。因此，对用兵之术不可不慎。臣愿陛下遵循大禹的事迹，听从柳下惠的话，摒弃兵家的图书。这样将能在天下无敌，威势流行万世。区区的敌虏，哪里值得留在圣上的心意中呢？陛下如果幸而下诏询问臣，臣若敢隐瞒实情，甘愿接受不敏之罪。只求陛下宽赦臣。

译说书 问：小雅与周朝的衰微　　　　　　　　　苏轼 答：关于《诗经》各篇，只有周代的诗最为完备，而周朝的兴衰在诗中也记载得最为详尽。大概周道始于闺门之内、父子之间，施行到君臣关系，又遍及天下的情况，保存在《周南》《召南》二篇中。后稷、公刘以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难，还有幽王、厉王逐渐失道的情形，保存在《大雅》《小雅》中。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礼乐文章完备的情形，保存在《周颂》中。周道越来越衰弱削减，最终降为与诸侯相等的国家，则表现在《王风·黍离》中。周道的盛衰，大概可以在这些诗中完整地看见。所谓“小雅”，是说王政中较小的政事，同时兼备叙述周朝盛衰之际的作品。幽王、厉王虽然失道，但文王、武王的事业还没有坠失，宣王又承继而使周朝中兴，所以诗中虽然怨刺同时兴起，却没有列入《国风》，因为仍然有王政存在。因此说，《小雅》兼有周朝盛衰的内容。从前的议论者，都只得到其中一面，还不完备。季札观看周乐，听到《小雅》时说：“忧思却不至于二心，有怨恨却不发言，这大概就是周朝衰微的时候吧？”文中子说：“哪里是小雅？季札所说的，大概是周朝的盛盛衰衰吧？”季札所说的衰微，是因为他当时亲眼见到周道衰微，却没有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的盛况。文中子所说的盛，是说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功业，经历数百年仍未被忘记；虽然周的子孙衰败，天下仍有人尊奉周室。因此说：这两个人的说法，都各自得到了一面而不完备。太史公说：“《国风》好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度，《小雅》虽有怨愤讥刺却不至于扰乱。”周朝衰微时，即使君子也不能没有怨恨，关键只在于不达到作乱的程度。文中子认为，这难道不就是周朝全面盛盛衰衰的情形吗？所以贯通两人的说法，《小雅》的道理就完备了。谨此回答。问：君子能够补救过错　　　　　　　　　苏轼 答：圣人对待天下人，是多么通达而宽厚啊！早晨还是盗跖，晚上成为伯夷，圣人也不会抛弃他。孟僖子的过错，悔悟得也太晚了。即便如此，圣人仍不抛弃他，说：“还胜过至死都不知道悔改的人。”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孔子年轻时地位卑贱，天下没有人知道他是圣人。鲁人说：“这不过是我东边邻居家的孔丘。”又说：“这是鄹地人的儿子。”楚国的子西、齐国的晏婴，都是当时所谓的贤人君子。他们说：“孔丘的学说迂腐空疏，不能应用。”何况在三桓之间，又有谁知道孟僖子的贤能呢？孟僖子到楚国去，病重得不能主持相礼。他临死时把孔子告诉他的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先祖正考甫，三次受命任职却更加恭敬；弗父何拥有宋国而把国君之位让给厉公。华父督作乱时，他无罪却在宋国断绝了后代。此后必定会有圣人，现在孔丘博学而爱好礼制，大概就是他吧？你一定要去拜他为师，学习礼制。”唉！孔子在鲁国任用三个月，齐国人就害怕鲁国称霸。凭孟僖子的贤能，他已经知道孔子是圣人了。假如他没有早死而把政权交给孔子，那么鲁国就会成为东方的周朝了。所以说：“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即便如此，孔子之道能够充满天下，还是从孟僖子开始的。懿子向孔子学习，请求鲁君给孔子车马，使他前往周朝观览礼制；圣人的事业从此才大为完备。孟僖子的功劳，虽然不能在未死之前任用孔子来实现，却还能够在死后补救这一过失。左丘明担心后世不知道孟僖子的功劳，所以反复郑重地称述他，把他看作能够补救过错的君子。从前仲虺称说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圣人本来就不以没有过错为能，却称赞他能够改正过错为善。这样看来，能够补救过错的，难道不是圣人一类的人吗？孟僖子就是圣人一类的人。谨此回答。问：大夫没有擅自完成事务　　　　　　　　　苏轼 答：《春秋》一书中“遂”字的用法是相同的，但其中包含着善恶的区别。君子只须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形罢了。有利有害的事情发生在一时，却关系到千里之外。当这种时候如果不擅自完成，君子认为这是上面不足以使国家获利、下面不足以使百姓获利，可以回来复命，然后再请示。当这种时候如果擅自完成，君子认为这是“专擅”；专擅本来就是应受贬斥的，而拘泥固守也同样值得议论。所以说，《春秋》记载“遂”字虽只有一种形式，其中却有善恶。君子只须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形。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妻子到鄄地，随后又同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送女出嫁本来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有擅自完成的事情。”《春秋》记载大夫不能擅自完成事务，这里为什么说“遂”？大夫出了国境，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那么专擅办理是可以的。公子遂到周国去，随后又到晋国去。《公羊传》也说：“大夫不能擅自完成事务，这里为什么说‘遂’？”因为国君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春秋》所记的“遂”字相同，而善恶相差如此遥远，难道可以不考察实际情形吗？《春秋》是后世学习做臣子的法则。假如说“遂”字不应受到讥刺，臣恐怕后世做臣子的会流于专擅；假如说凡是“遂”字都应受到讥刺，臣又恐怕后世做臣子的会拘泥固守。所以说，只须观察当时的实际情形。西汉的法律有矫诏之罪，而当时的名臣都引用这一原则作为依据。像汲黯打开粮仓赈济饥民，陈汤发兵诛杀郅支，这种事情，专擅办理是可以的；否则就会受到《春秋》的责罚。谨此回答。经义 只有洞察事机、只有安定康宁，辅弼之臣才会正直　　　　　　　张庭坚 圣人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他的力量足以消除天下已经发生的祸患，而是因为他的思虑深远，能察觉细微之处、端正事情的开端，在祸患尚未波及之前就加以忧虑；不是因为他有智慧和勇气，足以在世上大有作为，而是因为他安静休息，知道有所不做；不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过失，使天下人无从议论他，而是因为他有过错却一定改正。因此处理事务时不忽视百姓，对群臣不加扰害，也不畏惧危言正论触犯自己。正因如此，他的思虑没有遗漏，天下的事情没有过错，国家治理安定的形势才能长久保持而不衰替。这就是“惟几惟康，其弼直”中大禹用来告诫舜的话。大概只有洞察事机，才能察觉隐患、端正开端，不忽略政事；只有安定康宁，才能安静休息，不扰害百姓；只有辅弼大臣正直，才能不把没有过错当作美德，而把改正过错当作善行。凡是忠诚正直的议论、纠正违逆的言辞，都应当乐意听从、愿意接受。然而这三点，在艰难创业的时候，本来并不觉得困难。天下恰好太平，根基刚刚建立，忽然懈怠而不知道察觉，那么祸患将很快到来。所以内心常怀危惧，思虑常常深远，而处理事情每每不失去关键，正是形势使然。

译百姓虽然已经脱离水深火热，但恐惧还没有忘却；世道虽然已经停止征战诛伐，但创伤还没有痊愈。忽然扰乱变动却不加以体恤，那么下层百姓将不堪困苦和怨恨，动乱就会再次发生。所以制定法令务求简约，推行政务务求宽缓，使百姓不失安康，也是形势使然。想使政事合乎关键、百姓处于安康状态，那么天下深谋远虑的计策，只怕一天也不能听不到。朝廷之上，辅弼大臣无不竭力直言，也是形势不得不如此。天下已经大治之后，智慧思虑就会懈怠昏昧，心意就会奢侈放纵。思虑昏昧，就会贪恋宴饮安逸而忽视忧患勤劳；心意放纵，就会喜好功名而频繁兴作。把宴饮安逸当作可玩赏之事，就不能再用艰难来责备他；把功名当作可喜之事，就不能再向他谈论过错。于是谄谀之人受到亲近，进谏诤言的人受到疏远；关于洞察事机、保持安康和辅弼直言的告诫，在这时最不可忘记。舜继承尧极其完善的治理之后，天下可以说没有事情了。然而，没有事情正是事情发生的起点，也是圣人深深畏惧的地方。看看舜的君臣相互唱和、规劝告诫，其中谈到敬畏天命、使各种事务安康；大禹所说的话，舜本来不必等到告知就已经明白了。可是大禹仍然告诫他，这是为什么呢？是要让天下后世都说：以舜这样的圣人，尚且不能免于这种情况，那么或许他们就能知道戒惧了。各自安定其心，各自把自己献给先王 君子选择离开还是留下、选择死还是生，心志在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自身。所以他选择死亡，并不是为了沽名；选择生存，也不是因为害怕祸患；引退求去，也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而忘掉君主。仁德所在、正义所主，鬼神自然知道。过去商代的三位仁人，有的活着，有的死去，有的成为奴隶，但都无愧于宗庙社稷。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的谋划出于这个道理吗？他们相互告诫说：“各自安定自己的心志，各自把自己献给先王。”当时纣王将要使商朝灭亡，却还没有醒悟。像飞廉、恶来这样的臣子，都引导君王做不善之事，不和他谋划保存国家。至于伯夷、太公，天下可以说是最贤能的人，却洁身自守、退避而去，不肯在道义上同商朝一起灭亡。作为商朝的大臣，并且是商王的亲属，只有王子比干、箕子、微子〔原文作“防子”〕三人。他们想退下旁观商朝败亡，却不忍心；想进取而同商王谋划保存国家，又无法同他谈论。虽然有忠孝诚实笃厚的心意，又有谁能把这些心意传达给他呢？他们只是想到先王创业并传下传统，留给子孙；设置官职、俸禄和职位，使天下贤能俊杰能够居处其中，让他们共同在左右辅佐扶持，希望国家不至于危亡才停止。子孙不遵循先王之道，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而忠臣义士仍然不忘先王为天下后世所作的打算，认为如果心志不能上达，正道随时代废弃、乱世便无法治理；一旦倾覆，就无法支撑。而臣子报答先王的方法，只是各自凭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献出来罢了。即便如此，君子的心志各不相同，而死生、去就都要各自合乎正义，不获罪于先王，这不是别人能够替他谋划的，难道不在于各自安定自己的心志吗？商朝祭祀将要倾覆时，微子认为心中忧愁而沦辱于臣仆之中，不和君王一起灭亡；箕子、比干却以此为羞。微子抱着祭祀的器物到周朝，请求周人继承商祀，于是尽到了奉守先王的孝道。比干进谏而纣王不听，所以接着以死相继，尽到了侍奉君主的节操。箕子作为父亲的老师被囚禁为奴，仍然眷恋君王而不离去，爱君的仁德达到极致。他们死去的好像愚蠢，被囚的好像污秽，径自离去的好像背叛，实际上都不是不忠。三人都安然实行自己的选择，不因自己不能做另一种事而惭愧，也不因自己能够做到某事而使别人惭愧。他们互相劝勉，力求合乎正义，并不要求彼此一定相同。先王对后世臣子所期望的，不过是忠和孝。因此微子离去，是把自己的孝献给先王；比干因进谏而死；箕子因守正而被囚，都是把自己的忠献给先王。这三个人都不是苟且行事。他们处在将要灭亡的时代，仍然眷恋天下国家，而不只顾自身；所以他们所谋划的，各自出于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只希望先王能够知道罢了。古人所谓心志明白而不欺骗自己，难道不就是说这三个人吗？即便如此，《尚书》记载微子和箕子相互告诫的话，却没有比干参与其中，这是为什么呢？臣子的道义，没有比为节操而死更容易明白的，也没有比离开国家更难明白的；至于忍受屈辱、采用隐晦方式的人，也最难辨识。比干以死明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所以不必告诉别人；箕子、微子不得不说这些话，是因为重视离去与留下的道义，并且加以说明。不然，怎么能把三个人并称为三仁呢？《宋文鉴》卷一百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二 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 代李煜致刘鋹的遗书　　　　　　　　　潘佑 我和您承蒙世代的和睦关系，继承祖先的盟约，感情如同兄弟，交往情谊深厚；忧患和艰难，什么时候不曾共同承担？我常常想当面同您谈论这些心事，击掌而商谈这件事情，互相议论对方的短处，各自陈说自己的长处，使心中的疑虑消除，利害关系不再迷惑；然而相隔万里，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凡遇到事机，不能详尽防范，多次把真诚的心意送达，希望您明白我的心情；可是您却把它看作一时的书檄礼仪，视为邻近国家之间应付阻隔的事情，只从外表对待它，泛泛地看待它，使忠告和确切的议论像水投石，毫无反应。既然这样，又何必劳烦写些空话、反复往来呢？这实在不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如今又派使者前往，尽情抒发鄙陋的心怀；又担心使者措辞失当，不敢深切申诉，所以再次寄来书信，重申内心的真情，以代替当面防〔原文“防靣”，疑误〕谈和击掌商议。您如果确实听取这些话，就把它当作朋友劝谏的言语；看待我的心，就把它当作亲戚在急难中的心。然后反复读这些话，反复思考我的心意，那么是否忠诚就可以看见，是否听从也可以决定了。日前因为大朝向南征伐，图谋恢复楚地疆界，自从交战以来，终于形成了嫌隙。我详细观察形势，内心深深忧虑，希望大朝停止用兵，永远实现亲近仁爱的愿望；我引颈向南眺望，至今已经多年了。昨天奉命派使臣入朝进贡，大朝皇帝果然把这件事宣示出来，而且说：如果贵国以侍奉大国的礼节来侍奉我朝，那么为什么还要攻伐它？如果想发动战争来争夺我朝，那么就已经把必然取胜作为准则了。如今大朝部署军队，仍把秋季作为期限；使者陆昭符上奏请求改在未〔原文作“未间”〕时，并让敝邑用书信重述此前的意思，所以我急忙派遣使臣，仓促进献直言。我深深推测大朝的心意，并不是贪图利益，只是恼怒贵国不肯宾服罢了。您并没有不得已的事情，也没有不可改变的谋略，大概只是一时的愤怒。从古代用兵的情形看，不顾大小强弱的差别而一定要交战，有四种情况：父母、宗庙之仇，这是一定要战的；敌人已经进逼，必定不放过我，求和不得，退守无路，交战会死，不交战也会死，因而奋不顾身，这也是一定要战的；敌人已有天亡的征兆，我方怀有进取的机会，这还是一定要战的。如今您同大朝之间，并没有父母宗庙之仇，也不是处在乌合之众争存亡的关头；既不是进退无路、只能奋不顾命的情形，也不是乘机进取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坐等天下军队来攻，将在一旦之间决定国家命运。大朝既已答应通好，您却拒绝不从；凡是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称帝称王、各自据有一方而争相成为杰出者，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割让土地来通好，用玉帛来侍奉他国，也同样是古今常有的事情。盛衰消长、取舍收放、屈伸变化有万种，都在于自己，何必拘泥固执而逞强，轻视祸患来争夺雄长呢？况且您凭英明的姿态，抚有百越的百姓，北面抵达五岭，南面背靠重重海域，凭借世代积累的根基，又有惠及百姓的恩泽；军队有数十万人，山川内外相互凭恃，这正是您慷慨自负的地方。然而违背天意是不祥的，喜好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上天正在帮助楚国，尚且不能同它争夺。我恭敬地认为大朝将帅勇武、臣民竭力，实在是上天的帮助。登上太行山讨伐上党，士卒没有畏难的神色；截断剑阁、举兵攻取庸蜀，战事没有拖延时日。由此可知大朝的力量难以测量，万里疆土难以保全。十战九胜，也仍有一次失败值得忧虑；六条奇谋有五条奏效，一次失误又怎么补救？何况人人都认为我国地势险要，家家都认为我方军队强盛，大概只是估量了自己而没有估量对方，只经历过成功而没有经历失败。为什么呢？没有比剑阁更险要的地方了，可是庸蜀已经灭亡；没有比上党更强的军队了，可是太行也没有守住。人们安坐着思考时，觉得沧海也可以渡过；等到风涛突然兴起，船只奔行而失去控制，和坐着思考的时候相比，实在大不相同。所以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思虑，洞察先机的人看重预见；在事情容易时谋划困难，处在生存时不忘灭亡。因此说：“谋划福分赶不上考虑祸患，福分就超过了它；”这是因为福是人人所喜爱的，内心喜欢它，所以期望过度；祸是人人所厌恶的，内心厌恶它，所以思考疏忽。因此福分有时由不满的愿望逐渐造成，祸患多从意料不到处发生。又有人担心有些夸耀功劳、喜好名声的大臣，会献上尊崇君主、强盛国家的建议，一定会说：“决不能议和。五岭险要，山高水深，辎重不能并行，士卒不能列阵；只要筑高营垒、清空野外、断绝他们的粮运，依山阻水，用强弩射击，使他们进攻无所得、退兵无所归，这是第一点。”又有人说：“他们的长处在平地，利益也在平地；如今舍弃自己的长处，进入自己的短处，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这是第二点。”又有人说：“交战而获胜，霸业就可以成功；交战而不能取胜，就乘坐大船漂浮在大海上，终究也不做别人的臣下。”这些大概都是游说之士轻率的谈论、谋臣纵横开合的策略；坐着谈论很容易，照设想实行却很困难。为什么呢？如今荆湘以南、庸蜀一带，都是熟悉山地、惯于险阻的百姓；不调动中原的精锐军队，那里已经有十多万人了。何况您同大朝疆界相接，水陆道路相通，几乎可以听见鸡犬之声，哪里会远到马牛也不能相及呢？一旦边境全部举兵，各路同时进攻，就可以一起断绝他们的粮运，完全保住自己的城池。如果各处险要都能坚固守住，当然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如果一尺深的水横流而过，长堤也就形同虚设了。其次，又可能大朝调动吴越军队，从泉州渡海直趋国都，那么不过几天就会到达城下。那时人心疑惑，军势动摇，岸上的人、船中的人都会成为敌国之人，忠臣义士还能有几人？心怀进退的人，走一步就生出一个念头；顾念妻子儿女的人，到处都是。变故难以测度，顷刻之间就会有无数变化。不仅会暂时违背最初的谋划，实在还恐怕会葬送壮志；更不是凭大船就能应付、凭沧海就能逃避的。然而这些都是战争中的常事，是兵家预先筹划的事情；即使胜负未定、成败各半，只要确实迫不得已，就应当果断决定而不疑虑。如果没有大变故却考虑这些，就实在令人痛惜。况且小国侍奉大国，是当然的道理。远古的事例不能全部谈完。本朝杨氏建立吴国时，也曾向后唐庄宗入贡；恭敬地自烈祖开创基业以来，中原有许多这样的旧例。侍奉大国的礼节因循拖延，未能及时实行，以至于交战，几乎造成危急。

译并不是不想凭借长江的险要、依仗众多的力量，只是后来醒悟到困难而退让，于是修订了出境通好的盟约。一位使者出行，就能裁止万里之外的战争，立即停止战争，使百姓和睦。直到今天我们还依赖这一点；从您祖先凭德建立基业以来，也一直同中国通好，以此彰显霸业。愿您修明祖宗的谋略，重新寻求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荡除无益的愤怒，停止不急迫的争端。懂得生存和灭亡，能够判断强弱；屈服忍让来救济亿万百姓，谈笑之间便可安定国家。最高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没有亏损，宗庙社稷也没有损害。玉帛朝聘的礼节刚刚出境，天下的军队就已经停止了。难道不是易如反掌、稳固如泰山吗？何必扼腕而怒、瞪目而视，踏着肠子、涉过鲜血之后才认为是勇敢呢？所以说：“德行轻得像毫毛，百姓却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认真思量此事。又说：“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可以长久。”又说：“深沉潜藏而能刚强制胜，高明显达而能柔顺制胜。”这就是圣贤的事业，有什么可羞耻而不去做呢？况且大朝皇帝是闻名当世的英主，光辉地统治中原，承接五运而正当正统。推测四方形势，各地都在他的威势下低头；猃狁在太原，当然不劳烦再作薄伐；向南回转车驾、收回军旗，今后又将属于谁呢？如今他又正要遏止天下军队的锋芒，等待贵国美好的答复，那么大国的义举，也可以说已经做到善美了。您的愤怒，也可以停止了。如果您固执不改，只要对宗庙社稷有利，可以；对百姓有利，可以；对天下有利，可以；对自身有利，也可以。但这四方面没有一方面有利，又何必抛弃德行、积结怨恨，自行制造仇敌，使赫赫的南国将要变成祸患的根源？形势炽烈如此，怎么可以靠近呢？即使侥幸取得小胜，也不能保证后果；如果不幸违背心愿，那么大势就已经去了。再想想先前淮水、泗水一带交战，边疆多有营垒；吴越凭借世代友好的关系，竟然首先造成祸端。只有贵国同我们的情分更加亲近，欢乐的盟约更加深厚。先朝感念这种情义，内心实在慷慨激动。我承受先祖的基业和治理之责，难以辜负恩德，不能自已。又派人送来这封信，近来奉到大朝议论边防的命令，大朝认为您没有通好的心意，必定要发动秋季的战事；又命令敝邑赶快断绝连续的盟约。虽然友好邻国的心愿希望永远保持，但侍奉大国的节操，哪里敢固执违抗？恐怕李煜不能再侍奉您了。因此悲痛惻然的心意，是我不能忘记的；微薄真诚的情意，也正在这里。又想到臣子的情分，不过不能超过三次进谏。李煜在这件事上已经极力进言三次了；作为臣子，可以逃走；作为儿子，可以哭泣；作为朋友，也只能惆怅而断绝交往了。上给叔父评事论葬书　　　　　　　　　柳开 谨将我所见的恳切诚意，用来谈论葬事。我看古人，勤勉做事必定有所谋划，舍弃短处而取长处，只求事情合宜罢了；不能因为沿袭旧法而不加改革，便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夏、商、周三代彼此并不沿袭，这就是帝王之道。凡是他们取用来施行的办法，下至士大夫之家、庶民之流，也都各自根据利益而遵从。关于葬事，我私下认为，跟从新茔，不如归葬旧域。旧域，就是祖先安葬的地方。这个家族本来从那里兴起，如今却谋划迁葬新地而抛弃旧地，就像丢掉根本而取用枝末。能够巩固根本的就能存续，不能巩固根本的就会灭亡，这是古来的道理。假使根本牢固而不衰败，那么作为枝末的部分也一定会繁盛壮大。况且，旧域在叔父看来，是当世的坟茔；在我这一辈看来，是二世的坟茔。亲近亲属的义理，各代并不相同，当世与二世之间，亲疏渐远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如今若葬在新茔，就是眼看着抛弃旧域，距离就更远了。为什么呢？旧域到我这一辈已经被看作二世的坟茔，到我这一辈以下的后人看来，就是三世的坟茔。三世作为亲属，对于我这一辈来说又更加疏远了。作为我这一辈后人的人，即使只把他们当作亲属，纵然同葬一茔，也已经疏远而简略了。何况让他们不在同一地方安葬，难道还不知道这样会使亲疏远近成为什么样吗？从现在看，就可以想见我这一辈后人的心情了。况且如今如果全都葬在新茔，每年修剪除草时，必定有很多人前往现在安葬的地方，而前往旧域的人一定会少。即使能够前往，也一定不会像对待现在所葬的新茔那样专一而严肃。作为我这一辈的后人，少见而长期承袭下去，抛弃旧域是必然的。近在咫尺，却抛弃祖先而不亲近他们，难道能算孝吗？这样一来，天地要降福给这一世的人就困难了。至于迁葬而不归还旧域的，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出仕在千万里之外，离乡遥远，江山阻隔，家贫子幼，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灵柩送回去，只能因地制宜安葬；这样的人不能责怪他如此办理。如今幸好我不属于这种情况，却将不归葬旧域。原因是，我不知道这种做法的出处。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听从阴阳家的说法，以求利益。我认为，如果听从阴阳家去求得利益，就是抛弃祖先而为自身求利。这样果真算是利益吗？抛弃祖先是不孝，为自身求利是不公。不孝与不公，只要有一样出现在人身上，阴阳之理难道真的会使不孝不公的人获利吗？我将要说，这样做反而是不利的。不如以孝来求利，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假如相信阴阳家的话，那就像砍断树根，却希望枝叶繁茂一样，从来没有这种道理。若又拿祧庙中隔代祭祀的情况来类比，也是不可以的。祧庙的隔代祭祀本来有它的次序，是说不能按四时祭祀，并不是说不在自己的坟茔区域祭祀。假如把坟茔区域也看作祧庙，认为可以隔代祭祀，那么抛弃坟茔而置之不顾，甚至任由人掘开发掘、毁坏暴露，也都可以放任其为之而不加罪责了。这种道理不可能带来利益，是明白可知的。更有甚者，又有人说阴阳家是为了寻找吉地而安葬，因为旧域没有可以求得吉利的地方。即使依我所说，那里的地确实没有吉利，也没有凶险，关键在于人的德行有吉凶。文公所说的“善人葬在不善之地”，难道果真会使他的子孙不善吗？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认为，如果这块地不能带来吉利，而那块地能够带来吉利，那么果真如此，土地就是变化无常的东西了，怎么能够厚厚承载九州和万物呢？周公、孔子都没有说过这种话，只说安葬罢了。圣人做事，都希望有利于人。假如土地有吉凶，却不让后世知道并得以求取其利，那么周公、孔子希望有利于人的道理就不够伟大了。唉！这些全都是荒诞妄说的人所造成的，君子不会遵循它。请把我的这些话告诉内外有见识的人，让他们共同议论。如果有人在道理上胜过我、见识比我高，就请确定下来施行。大名府请首先荐举张覃的书　　　　　张咏

译昨天公府考试结束，众人纷纷传议，说我的名次在张覃之上。虽然不知道事实究竟如何，我仍然恐惧不已。私下认为张覃内在确实敏锐正直，外表显得谦逊温和，甘于贫困著书十五年，从未有一天改变节操；侍奉继母恭敬谨慎，始终如一；他施教时全家和乐融融，有如太平盛世的风俗。况且魏是大都会，万人都称赞他，说他是君子；何况郝、马、魏这些人，十年来常常同他相互探讨。我虽然没有才能，心中却常常仰慕他。明公即将到任，计部又很快派人前来；以我的文章来说，或许接近张覃的文章，但张覃的德行远远超过我的操行，这是万万确定的。我冒昧地把这些话让众人听见，实在惶恐惶恐。又听说，古代选取士人，首先以德行闻名；如今选取士人，首先以文章辞藻闻名。古代得到士人很少，如今得到士人很多。借助这些士人来施用，最终还是可以归于真实。所以周代设置俊造之选，专门以德行来选进人才；汉代确定四科，也参考各种善行来选进人才。到了唐代，大力整顿贡举部门，伟大的品行、奇特的功业都加以选取；没有品行而只有文章辞藻的也予以选取，这种流传到百世以后，将成为不可改变的典章。国家四海长久安定，贤能俊秀不断出现，得到的士人之多，古代没有超过它的；然而仍然在朝廷中侧身空席思求贤才，又诏令诸侯在外地贡举士人。恭敬地想到，明公凭借德行和文才，能够符合这种选拔，一次任命便能通晓治理大郡，再次任命便能通晓治理大都。皇上急于任用明公，是想借明公的贤能来诱导天下的贤才。我又是什么人，竟来参加这次明察的考试？起初随贡士列名，最终竟得以进入知言之选，感激知遇之情充满胸怀，因此想把我的愚见全部陈述出来。伏望您以德行怜悯我。我曾经年轻时不自量力，立志砥砺品行，希望达到古人的境界，十五年间迫于寒冷饥饿，除了往来除服、近年得以稍稍安慰双亲之外，每月没有荒废一天。然而我的心性顽钝，难以通达，所以文章不及张覃；性情又迁变乖僻，操守声望更远不如张覃。明公如果决定把我列在前面，就是不知道张覃的善行已经广为流传，而我的恶行也同样存在。如果把张覃列在前面，诡诈浅薄的风俗就可以改变，仁义的风气就可以振兴，也符合古代尊德重贤的教化。这是非常幸运的事。若我郁结而不申述，便要承担遮掩贤才的过错；说这些话如果越过职分，又会犯上获罪。伏望您始终明察并宽宥我。答王观察书　　　　　　　　　张咏 年轻时没有思虑，料想只会同狂放之徒相伴，高谈阔论，痛饮无度，直到超过壮年，才终于取得功名；等到入朝做官，又任边郡副职。塞外清静安宁，公事很少，每天与虎侯之类杂戏取乐。五木赌博还没有停止，六博又兴起；投壶、下棋、排列象棋、旋转骰子，这些实在都是细末小事，不足以快意。所做的事，不过是踢球、挽强弓，击射、计算筹码，挽起衣袖、互相扭搏，呼喊争胜；有时以此壮大临军的气势，充作防卫的器具。有时八月草木枯黄，士卒都纵情打猎；寒风吹到脸上，皮肤便皲裂；惊起的尘土跟随人身，衣服鞋子便染得乌黑。口渴时饮已经结冰的酒，饥饿时吃连着血的肉，马不停地奔驰，弓不离开手臂；只知道获得猎物便觉得畅快，不把筋骨劳累当作痛苦。又有天气清朗、气候和暖时，列坐畅饮，音乐演奏得繁复激烈，貔貅之士引导在前，舞槊击剑，骑兵像闪电般奔驰；角力相搏如虎争斗。余兴还没有尽，便用巨大的酒杯互相罚酒，不喝倒一瓮不止，也不喝到帽子歪落不止，总之略无停止。对希生说起这些事，真足以使人魂魄震动。当时我的年纪正盛，气力尚壮，酒量又超过常人，于是养成饮酒的癖好，酒气浸入膜内，停留在膈中。没有遇到良医，积久的痼疾便成为疾病；阴浊之气久而下垂，逐渐逼近膀胱，实在难以回归胃腑。向下没有排泄的道路，向上蒸发便形成疮病；像这样深重的病，已经将近十二年，与膏肓病走的是同一道路，也就是所谓“腐胁”的另一名称。即使得到神医，也难以下手，实在是由于我性情愚钝，不懂调养，贪恋饮酒而不知节制所造成的。并不是身体灾祸、命运困滞有什么神秘说法，只是有时暂且进食便疮痛发作，饮水也流出血来；到如今二十多天，还不能入朝拜见，上负明君授予爵位的恩德，下辜负平生奉行内心志愿的愿望。由此衡量，我就是罪人。几年前，兄长任中执。中执的职责是：诸侯抗拒皇命，宰相擅权，任用授受不当之人，风俗教化颇为乖僻，法度更加紊乱，私下请托公然流行，纠察违法、整顿纲纪。这确实是执掌宪法的作用，使天子的正道像平坦大道一样开阔，使喧嚣泛滥的踪迹完全消失，岂不就像獬豸斜视辨奸、太阿剑将要挥动一样，持守正道的风气凛然可畏。因此公卿和众正直官员都不敢与之周旋。兄长恳切苦心地告诉我，丝毫不避嫌疑，亲自写在书札上，亲手封好灵药；相隔千里，却送到我这里，一定要祛除我的羸弱病痛，使我恢复壮健，扶起我使我能够奔走，为国君效力。这足以看出君子的用心：忧虑他人，急于行义，不与古代贤人并列，又有谁能够相比呢？只是道路阻隔遥远，很久没有及时答复，希望您不要认为我怠慢，而相信这是我感激深重。兄长治理百姓有方法，驾驭远方事务有谋略；时值严寒，应当好好进食。我的祝颂之情无法尽述，仰望思念至深。上宰相书　　　　　　　　　田锡 我有一些浅陋的见解，按理应当上奏，愿您垂听并加以察看。仁厚的人不会怪罪冒昧越职的过失，何况宰相的见识度量不可不包容众人，大臣的聪明才智不可不采纳片面的善见。如今相公辅佐太平之主，治理无事之朝，四海安宁，万事整肃。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名光辉，张良、陈平的智略宏深，同今日相比，不只是可以称美。然而极其明察也可能有所未照，极其聪敏也可能有所未闻。不知道相公是否愿意听取正直不讳的言论？不知道相公是否愿意寻求如尘埃朝露般微薄的补益？如果您容许我这个下僚冒昧陈述管见，不只是众人的幸运，想来也会有益于相公的明察。我去年从宣城回来，入朝拜见皇上，答对完毕后，圣上的诏令下交中书，不久便蒙受特别恩典，授予大著作的职位。没过几天，又派我充任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我本来并非俊异超拔的人才，私下仰慕清贵华美的职务，于是上表请求留在馆阁，希望参与编修；果然皇上收回原来的恩命，让我任谏官，仍兼任史职，以完成早年的心愿。这些全都是相公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功劳，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然而上表之时，我曾到閤门，閤门的主管官员认为不便收受，必须等待相公的台旨；又取得閤使的指挥，来回审查详议，然后才呈进。

译这大概是因为主管官员所承担的是禀承奉行的职务，按理本来应当如此；何况臣子慎重恭谨的心情，礼法上也可以理解。后来我跟随圣驾，留驻漳川，等到授予奏章时，才来随追班入朝祝贺。几天后，因为进献《圣主平戎歌》，虽然很快传达到圣上耳中，却也先禀告了台旨。又在今春二月六日，再次进呈请求皇帝东封的书，不敢直接封递，先向閤使禀告，请他详细说明；已经得到台旨，主管官员才敢进呈，并且仍按惯例先呈上一状，声称不敢妄自陈说便利之事，也不敢希求恩宠荣耀。哪里有身居谏官、上书到閤门，却这样委曲周折而不敢充分陈述的道理？这岂不是损害相公的明察，岂不是失去至公的体制吗？假使所言之事不合道理，因言事而误犯至尊，自有通常刑法可以加罪，不值得一一劳烦相公亲自听取，也不必一一禀告相公来指示。我的才能刚列入朝班，还不熟悉时事；如果这是近来朝廷的体例，必须如此接连办理，只是因循未及改革，那么请相公申明宽大通达的道理，采纳我愚直的言论。今后谏官上奏，不必再由閤门索取呈状；三公府第应当门户洞开，这正是百官礼仪和纲纪所在。我承受相公陶铸造就的恩德，蒙受相公特别通达的恩惠，哪里能轻易冒昧来烦扰您呢？我冒昧而率直地陈述这些话，是听道路上的人说，近日左拾遗胡旦上书请求差遣，圣主向他提出诘问，他作了答复；但中书仍不肯轻易让他的奏章进呈，说是否可行必须再复请相府决定。这样一来，他的去留全由宰衡决定。我既然听到这些话，实在感到不安。怎样才能向人显示没有私心？应当说，至公地裁决事情，斟酌折中才是大体。难道相公辅佐先帝取得吴越，又侍奉今上平定并州、汾州，见识器度和功勋才能如此昭明，还需要采用寻常见解，把它次第提交给廊庙尊位吗？然而如果缄默不言，实在辜负陶铸之恩；如果陈述而不能保密，也会招致讥讽嫌疑。《易》不是说过：“君不密则失臣”吗？这是说下属的话一旦泄露，就会使进言者处在危险疑惧之地。所以有见识的人不得已才闭口不言。我如今进来虽然奉上此书，但退下后一定焚毁稿本。幸望相公以钧台般的鉴察，宽恕小人忠诚守信的诚意。我惶恐彷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仔细考虑并加以体察。答乔适书　　　　　　　　　穆修 近来承蒙您寄来书信，并给我看十篇文章。我从头到尾读了它们，立意非常高远。自从我来到淮西，曾听人说您年轻时喜爱古文，本来只是听闻而已，心中记着，但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如今果然知道您能够这样。古代的道统停止、断绝而不在当时流行，已经很久了。如今世上的士子习尚浅近，除了讲究章句、声韵对偶的文章以外都不放在眼里，耳目所接触的都是浮华的轨道和泛滥的旧路，彼此相随奔走，没有别的道路。其中独自取法古文写作的人，便同谈论怪异的人一样。众人又排斥、辱骂、诋毁他；不把他看作迂腐，就指责他迷惑世人，说他违背时俗、远离名声，疏阔于富贵；前辈没有人称誉他，同辈没有人依附他。这个人如果失去自知之明，不能坚定地守住它，不能坚强地依靠它，那么无不因恐惧而怀疑，因后悔而思量，忽然又离开这条道路而走向另一条道路。唉！仁义中正的人，难道只是古代多、当今少吗？也是由于时代风气和众人势力驱使迁移、熏染浸润，使他们不能遵循正道。看您这十篇文章，确实可以知道您有志于古道。您在信中问道：“如果学习今文，就会形成浅陋之学；如果学习古文，又担心不能在世上取得名声。学习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 您引用韩先生《师说》中的话，希望解除疑惑，是请我考虑：您正值年轻秀异、怀抱进取机会的年纪，又在仁义之学不受重视的时代学习古道，同道者少、非难者多，内心不能没有疑惑，所以屈尊写信来询问我。我是不才而且被时俗所弃的人，哪里值得别人拿我来判断是非可否？只是因为退处拙劣，没有什么可用心的事情，才得以从事于这种不急迫的学问。旧日相识的人不了解我的愚钝鄙拙，有时反而说我是喜好古道的人。因此您因此而深深期待我，大概是感受到相同的声气而寻求同类吧？能否不妨再为您申说我的意思？试着为您说一说：学习古道，是为了求道；学习今文，是为了求名。所谓道，就是仁义；所谓名，就是爵禄。然而奉行道的人有办法兼得名声，守着名声的人却没有办法兼得道。为什么呢？奉行道的人，虽然本来就有穷困和显达之分，但显达于上位，便成为贤明的公卿；穷困于下位，也成为美善的君子。他在上位，就能以礼使君主成就德业，并把治理施加于百姓；他在下位，就能顺从取悦双亲，并勤勉修养自身。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以善名为根本。守着名声的人，也本来有穷困和显达，但全都与此相反。显达于上位，哪里算贤明的公卿？穷困于下位，哪里算美善的君子？他在上位，不能使君主有所成就，也不能把治理施加于百姓；他在下位，不能使双亲喜悦，也不能修养自身。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离开了善名。所以说，奉行道的人有办法兼得名声，守着名声的人没有办法兼得道。有道而无名，虽处穷困，仍不失为君子；有名而无道，虽处显达，仍不失为小人。与其做求名而显达的小人，哪里比得上做守道而穷困的君子？何况穷困和显达又各自取决于时运际遇，难道古人的道会辜负人吗？您有志于道却没有忘记名声，乐意听闻古道又喜爱追求今世的声名。这两种心思如果交相存在而不加取舍，我恐怕纯正明朗的本性会逐渐衰微，浮躁的气息会突然占上风。您内心明白仁义，学问也知道归宿所在，只要牢牢守住而不离开，坚持而不被夺去，努力实行而不停歇，就一定能树立最大的名声。学习有正有伪之分，那么文章的旨趣和作用自然会得到，哪里还会有疑惑呢？不再详述。答枢密范给事书　　　　　　　晏殊

译我曾听老师说：“经书，是世间的典章常法。没有典章常法，制度就不能确立；学习，是人的磨炼。没有磨炼，器用就不能完备。以周公这样的才智，早晨读一百篇书，晚上会见七十二位贤士，仍然担心自己不足以达到仲尼的圣境，还自称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喜好古道、勤勉求学。《易》中的卦象足以取法天地，却说‘君子以学习来积聚知识，以询问来辨明道理’。《尚书》是帝王的规范，也说‘为王办事的人要广泛求取见闻，这才是建立事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既然如此，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伟大的圣人和贤者，没有一个舍弃学习。西汉中期，儒学尤其兴盛，公孙弘、董仲舒用经义来裁决朝廷大政，很有风采。夏阳有个男子乘坐牛车来到宫阙，自称是戾太子，众人惊慌，不知所措；隽不疑神色严正，引《春秋》的义理将他处死。孝宣帝和霍光击节惊叹，并且说：‘公卿大臣应当运用经术，明白大义。’到了东汉，这种道理更加笃实。唐代柳冕说：‘西汉崇尚儒学，明白治乱之理，所以那时的人有智慧；东汉崇尚章句，只师法传授的学说，所以那时的人能守名节。’这就是它所产生的效果。” 前代治学，彼此递相传授，所以圣人的教化没有不清楚明白的。近世从事儒学的人，懈怠于讲习，所以先王的规范训诫有所阻滞。唐代李善精通《文选》，为它作注解，并据此教授学生，称为《文选》学。皇朝太平兴国年间，诏令馆阁校勘《汉书》，安德裕把《西域传》中山川的名称字号，改写成接近古代集部作品的用语。钱熙对人说：‘我对于这部书，特意经过老师传授，所有内容都有训释说明，怎么可以凭自己的想法涂改删窜，使它迎合文章辞藻呢？’由此可知，《文选》《汉书》尚且还在施行教授，经书坟典这类大典难道可以废弃讲习吗？我曾私下记下这种说法，用来劝导朋友同道；至于倡导儒风、扩大和崇重教化根本，虽有一向积蓄的见解，却还未能做到。如今明公过分听信我，爱护我而忘记我的浅陋，赐给我与侍讲孙公的书信，讲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通贯穿诸经，召他置于门下；在枢密机要事务的间隙，同他谈论，并且想把他的著述拿出来，请大儒评议，辨明是非优劣，以此彰明公道。我们共同斋戒沐浴，打开书卷阅读，高兴得拍手。开头看出执事经国辅佐君王的志向，中间看出执事喜爱道术、崇尚贤才的本心，末尾看出执事选取众人而成就人才的美意。如果不是操守崇尚敦厚美善，规模宏大开阔，追本溯源，明白显现出您诚心使人明悟、忧恤先于后事，像我这样的凡俗之人即使勤勉洗心、自我拯救，又怎能使彦辅屈尊重加勉励，使博学之士的事业不至遥远，使他们舍身于蒿莱之间而显现出来，分出片刻光阴来探究缃素书卷的深奥，像这样恭敬勤勉呢？既然如此，那么以穆穆之风养育万物，使天下达到隆盛太平，颁行清庙之礼，使大道达到羲皇时代，继承伟大功业，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吗？想到我孱弱空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却蒙受您的甄别采择，得以参与季孟之间，私下用来洗涤灌溉心灵，温习遵循过去的学业，庆贺我们的道统有了宗主，盼望这些人得到您的恩泽滋润！难道只有我诵习五典、弹琴奏筑，三年呻吟，唇舌腐坏还守在黄巷，焦心窥读断简残篇吗？您的机要事务严密，考虑到难以拜见，我冒昧陈述内心，再次烦扰门下侍从。上相府书　　　　　　　　　范仲淹 仲淹居亲之丧期间，上书议论政事，越过典礼规范，取笑天下人。难道是想惊动圣贤的知遇，以此为自身求取名声吗？仲淹认为居丧期间越过礼制，有诛罚而无赦免，哪里值得用来惊动圣贤的知遇？何况双亲健在时，官职小、俸禄薄；如今双亲已经亡故，即使将来赐给一件华美衣服，摆上一桌丰盛饭食，也只会因风树之悲而哭泣感伤，忧思无穷。难道如今在幼儿宴席之下，可以作为谋求自身名声的计策吗？若不是这样，我为什么急切地进言呢？我听说忠孝是天下最大的根本。仲淹的孝已经来不及了，难道还能忘记忠吗？这就是我冒着哀痛上书议论国家事务，不因个人内心的悲痛而忘掉天下的忧患，希望四海百姓能够长久看见太平的原因。何况如今圣人当政，四位贤者同心同德，这是千百年中最适宜议论政事的时候。假如因为服丧到期而停止进言，那么我担心朝廷之中或许会有人请求功成名就；后来贤者的心意一旦有所不同，仲淹再想进言就来不及了。然而圣贤当政的朝廷，难道还需要借助下士的补益吗？古代圣贤凭借樵夫野老的言谈而成就大美之事的情况很多，难道一定要等仲淹来引用并加以验证吗？何况儒者的学问，不是王道就不谈，仲淹哪里敢不仰慕追求？即使万一因有所拟议而进言，所说的也都是今天可以施行的事情；那些今天不能施行的事情，正是仲淹不说的。恭敬地想到相府位居百官之首，享有万钟厚禄，早起晚睡，从来没有不想安定社稷、使国家富足长寿、报答先帝英灵、成就今上美德的。何况圣贤存养诚心，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身体，想着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安乐。然而思考并不难，真正做到却难。仲淹私下查阅前代书籍，看见周、汉兴盛时，圣贤共同治理，使天下富足长寿达数百年，那么当时辅佐君王的人功劳如何便可知道了。周、汉衰败时，奸雄竞相兴起，使天下变成血肉之地达数百年，那么当时辅佐君王的人罪过如何也可知道了。李唐兴盛时，像周、汉一样；它衰败时，也像周、汉一样。自从我大宋拥有天下以来，治理经营，发展养育，直到达到太平，历代圣主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然而否极就会转为泰，泰极就会转为否，天下的道理如同循环。只有圣人设卦观察卦象，知道困穷就要变通，变通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不懂得变化，怎么能够长久呢？这是圣人作《易》的大原则，用来传授给治理天下的人，难道是徒然的吗？如今朝廷长久没有忧患，天下长久太平，军队长久没有使用，士卒却始终没有受训练，内外正趋于奢侈，百姓反而困苦贫穷。

译朝廷没有忧患，苦口的直言就难以进入；天下长久太平，安危相因的形势就令人畏惧；军队长久不用，武备就不坚固；士卒始终没有训练，贤能人才就不充足；内外奢侈，国家用度就没有限度；百姓困穷，天下就没有恩惠；苦口直言难以进入，国家听取意见就不聪敏了。安危相因而令人畏惧，奸雄或许会等待时机；武备不坚固，戎狄或许会乘虚而入；贤能人才不充足，名位器物或许会被不当授予他人；国家用度没有节制，民力已经枯竭；天下没有恩惠，国家的根本就不牢固。假如相府思考改变治理之道，使国家根基像磐石一样牢固，一旦王道重新施行，使天下富足长寿数百年，那就是当今相府辅佐君王的功劳。假如不思考改变治理之道，只是勉强维持岁月，一旦祸乱的根源重新发生，使天下变成血肉之地数百年，那也就是当今相府辜负天下的过错。过去曹参遵守萧何的规章，因为天下长久混乱，和百姓一起休养，不敢有所作为，这是权宜之计；如今天下长久太平，就应修治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这是正道。张华身处西晋危局，而正直之人没有同伴，所以只能维持纲纪以延续岁月，最终仍不能免于祸乱，使天下大乱。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老成持重的大臣在旁，难道可以只取得维持局面的功劳，而忘掉使根基牢固的正道吗？仲淹私下听长者说，当今相府报国辅君的功劳，正在于巩固国家根本、增强百姓力量、重视名位器用、整备抵御戎狄、杜绝奸雄、使国家听取意见明晰。巩固国家根本，在于推举县令、选择郡长，以救济百姓的弊病；增强百姓力量，在于使游散之人复归本业，去除冗员和僭越，以增加当今的人才财富；重视名位器用，在于慎重选举、加强教育，使各代都不缺人才；整备抵御戎狄，在于培养将帅人才、充实边郡，使军队不受外敌侵扰；杜绝奸雄，在于朝廷不犯过失、百姓没有怨恨，以断绝祸乱的根源；使国家听取意见明晰，在于保护正直之臣、斥退奸佞之人，以使君主达到有道之境。至于推举县令、选择郡长来救济百姓的弊病，为什么呢？仲淹观察如今的县令，按照惯例授任的，多不是清明有见识的人。衰老者为子孙打算，志向在于收受贿赂，行动都只顾自己；年轻力壮者以任职州县为可耻，所以政事多半苟且，举动一定接近求名。因此一县之中，文书账簿不精确，胥吏不畏惧，徭役赋税不均，刑罚不适当，百姓有利之事不兴办，百姓有害之事不革除，鳏寡没有得到救助，游荡懒惰没有受到禁止，播种耕艺没有增加，孝悌没有得到劝勉。从一个县看，四方县政像这样的，十之有七八。这样还希望王道兴起，不是很难吗？仲淹担心后代议论得失的书，会说圣朝有不救治这些弊病的过错。怎么能让这类人做百姓的父母官，使天下百姓陷于困穷呢？如今朝廷长久以来有选择县令、郡长的议论，却没有最终实行，大概是考虑按礼法使人退职，不愿动摇众多士人的心，所以一味因循而不愿大力改革。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假如改革之际没有失去推恩，又有什么损害仁德呢？如今约计天下令、录，自从京朝官另行差遣以外，不过一千数百人。历来郊天的恩典，很少施及州县。如果天下令、录在大礼以前任满十考，可以在资序达到替代之日时更换；职官七考以上，可以到任满之日按原资俸迁转，授为录事参军。这样，县令中昏庸衰迈平常的一类，可以除去数百人。大概职事官中的录事参军不太直接接触百姓，造成的危害也小；这可以说是按礼法让人退职，士人哪里会有怨恨呢？其中考绩最值得称许、论荐很多的，等到进入铨选衡量时，再另行议定酬赏。前面既然善于退黜，后面就应当精心选拔。那些判司、簿、尉中不是经由荐举而初次进入县令职位的人，也都可以注授录事参军。如果没有空缺，可以授予大县的簿、尉职位，仍然赐给令、录的俸禄。那些曾任令、录、恰逢应当承受恩典而应进入前资的人，可以依照初次入选的例子办理。颁布这几条后，符合条件的人会很少；然后可以把清望官委派到招募的职事判司、簿、尉中，任满三考以上，具列治理成绩，推荐充任川、广、福建偏远小县的县令；也可以委托转运使等，就近从判司、簿、尉中荐举调任，使各人都便利。如果此后各地县令中确有考绩最优、值得表彰的，应当就地升迁一级，再留任三年，希望他的政治教化能够形成风俗。那些侥幸求进的人，自然依照朝廷典章办理。这样三五年之内，天下县政就可以澄清。愿相府为了天下百姓而施行此事，为国家根基牢固而思考此事，不要因为听取樵夫野老的意见有所嫌疑而停止，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又看如今的郡长，很少能够尽心任职；有的还崇尚迎送的劳顿，贪图宴饮射猎的安逸；有的急忙寻求富贵的援引，有的孜孜谋划子孙的计策，心思不在政事上，功劳怎么能施及百姓？把狱讼稍微减少当作政绩，把教令不能施行当作坐镇，把移风易俗当作空话，把简拔贤才、依附权势当作懂得时机。清廉朴素的人不是因请托便不推荐，贪污渎职的人不是因为寒门儒生便不纠察。他们放纵胥吏的奸诈侵削，任凭风俗奢侈僭越。何况国家的职制禁止百姓越过礼制，颁行已经很久，却没有人能够举发查办。这样使国家的仁德不足以施及万物，义理不足以禁止不正，官员实际上白吃俸禄，百姓却面带菜色。救济鳏寡，就被指责为沽名；抑制权豪，就被认为是在招来祸患。苟且的弊病积久成风，让这类人共同治理天下，王道从哪里兴起呢？仲淹恐怕后代议论得失的书，也会说圣朝有不救治这些弊病的过错。然而朝廷把黜退升迁郡长看作困难，是因为官职有固定制度，不愿轻易动摇，害怕招来怨谤而促成侥幸罢了。所以知县任满两任，按例升为同判；同判任满两任，按例升为知州。无奈人在下位时，往往装饰自身、修饰名声，以求清誉；到了上位以后，志满意骄而才能不足，背离平日的表现，只能苟且偷安，却还没有到倾覆败亡的地步。于是贤愚同等，清浊一致。这是朝廷在上面逃避怨恨，却把祸害转移到下面，等他们自行败坏，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所以郑庄公等待共叔段自行灭亡，《春秋》仍然责罪他，因为他助长了恶行。《易》说：“履霜，坚冰至。”这是因为对初起的迹象没有及早辨明。圣人的明确训诫，难道可以用于先王而废弃于今日，反而助长恶行吗？

译圣朝各地的郡长中，因贪赃获罪的有好几人，都是罪恶累累、长期成为百姓祸害的人。像这一类最终没有败露的，难道只有几个人吗？虽然转运使、提刑的职责在于巡察访查，但他们的地位声望相当，彼此的怨仇足以抗衡，若不是事情败露，很少有人敢揭发明说。因此在谈论治道时，当然没有办法激励天下。古代天子五年巡行一次，如今皇上凝聚天命已经六年，因为军国大事重大，不能实行远古的制度。现在郊礼之后，正应宣布重大庆典，可以在两制以上的官员中秘密选拔贤明之人，巡行各道，以兴利除害，贬黜昏暗、升进贤明，舒缓四方百姓的疾苦。这岂能同一般公务相比？可以命令御史严肃告谕百官，并让出使的官员断绝书信名刺往来的礼数。第二天仍立即启程，以禁止请托。只要有利于天下大体，又有什么妨害？所派出的使者，应以“宣庆”为名，以安定远方的听闻。各道知州、同判中，年老昏聩的、懦弱的、贪婪的、暴虐的、轻率而无法纪的、懒惰而无政绩的，都可以奏请降职，以激励尸位素餐者。四方的利弊，也可以借此上达朝廷。还没有举行巡狩的仪式，却派遣观察风俗的使者，并不是不合典制。然后委托清望官从朝臣同判中推荐各郡郡长，从朝臣知县中推荐各同判。今后同判官如果没有显著成效或特殊荐举，即使任职时间很久，也只能加恩授予郡国符信，不应轻易授任。那些由知县进入同判的人，也应当按照这个例子办理；这样天下郡政中滥授的情况就会很少。愿相府为了天下百姓而实行，为国家根基牢固而实行，不要因为听取樵夫野老的意见有所嫌疑而停止。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面所说的官职有固定制度、不愿动摇、害怕招来怨谤而促成侥幸，是说这些；但两宫圣人亲临殿前任命使者，激励表扬善者、贬黜恶者，澄清天下，哪里会有怨谤呢？从今以后不是经由荐举便不授任，荐举官员的责任，这个典制并不轻，哪里会有侥幸呢？如果被荐举的人果然取得特殊政绩，就应当表彰推荐者，以劝勉后来的人。圣朝还没有实行这一典制，也是一项缺失。县令、郡长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然后再使游散之人复归本业、去除冗员和僭越，以增加当今的财富，为什么呢？仲淹观察天下粮食和丝帛，价格高涨，议论者说是因为百姓已经增多，所以才造成这样。仲淹认为，人口既然增多，生产的人也应当增多，难道是人口增多本身造成了负担吗？大概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秦汉以后，军人与僧道又合为六民。如今这六民之中，游离本业的人数不胜数，这是天下的大蛀虫。士人有不考察古道却领取俸禄的，农民有不竭尽力量耕作却挨饿的，工匠多制造奇巧器物而败坏法度，商人多经营奇异货物而扰乱禁令，士兵冗员太多而供给不足，僧道放纵而没有约束；这样六民中游离本业的人数不胜数，却都靠农民供给衣食。这样一来，万物怎么会不贵？百姓怎么会不困苦？仲淹认为，粮食丝帛昂贵，是因为播种耕艺没有增加，而凭借它取得供养的人却多了；金银昂贵，是因为制度不严，而使用金银器物的人增多了。有人说，是从四夷取得资财的情形造成了这样；但山泽出产的东西和恩信所给予的财物，自然可以相互比较，这不是仲淹所能估量的。如今议论改革制度，繁多细密的事项不止一端，仲淹冒昧地概略陈述。释、道二教的书籍，以真实恒常为本性，以清净为宗旨，至于把它神妙而明白地发挥出来，在于各人自身。聪明人尚且难以理解其中的言语，何况百姓呢？所以君子不谈论它，因为它不是如今治理天下的道理。它的徒众繁多而混杂，不可不加以约束。今后天下的童行，可以在本贯呈递文牒，必须让人查问其乡党情况；如果有罪过，或者父母尚在而少有人供养，就不要准许其请求。如果已经受度，而父母尚在、又没有别的子孙，也不要准许。这样一来，游荡在外，百姓的父母便很少有人供养，转眼就会死在沟壑之中。这也是抚养孤苦无依者、助长孝悌风气的方法。京师的寺观，大多招纳四方人士，应当给他们发放本贯的凭证，才准许登记收录；这也是辨别奸细、消除游荡散漫之人的要领。天下的寺观，每逢修建殿塔，耗费百姓的钱财，动辄超过数万，只准修缮旧有建筑，不许另创新建；这也是使百姓富足、增加财产的途径。古代军队属于百姓，农时耕作，战时作战；秦汉以后，官军成为常制，是因为重视武勇精锐，以应付征伐的急需。如今各军中老弱士卒，哪里能够承担征伐？即使降低他们的等级，仍然要耗费资财储备。然而国家至为仁厚，防务在于使人存活。如果下诏规定各军年满五十岁以上、自己有资产而愿意还乡的人，可以允许一律回乡；这样既可稍微节省军费，又能顺从人的意愿。没有归宿的人，自当依照旧有典制安置。这是裁减冗员的一项措施。又，各道巡检所统辖的士卒，都是本城服役的人，并非真正的武士；让他们禁暴缉盗，十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真正的士兵。而各州常常担忧兵力不足，每天不停招募，粮食和布帛的耗费，动辄以万亿计。依我范仲淹看来，从京畿向外千里以内，有些地方盗寇很多，于是设置了许多巡检路分，但士卒队伍极其羸弱，捕盗无效。不是要害之地的巡检机构，应当全部罢除；保留下来的地方，改用禁军驻守，训练精良之后，盗寇便如同俯拾即可擒获。何况千里以内，抽调兵力并不困难。又可使这些人少经历些年月，不至于骄惰；那些没有用处的士卒，可以裁减数万人，也可以使各郡节省招募费用。这是裁减冗员的第二项措施。又，京畿三辅五百里以内，民田多有空缺，农业生产尚未充分发展；既然已经开通沟渠水道，还应选拔县令、郡守，让他们访求父老，研究利弊。几年之间，努力使那里富裕繁庶，百姓缴纳什一之税，再接着征购百万石粮食，那么江淮地区的运输大概可以减少一半，运船的役卒也会随之省掉。这是裁减冗员中最重要的一项。至于工匠制造奇巧器物，会破坏先王的制度；商人经营奇异货物，会扰乱国家的禁令。内外因此奢侈僭越，上下因此骄纵浮华，社会风俗大变而日趋浇薄，理应申明并严格制度，使珠玉少有用途，以谷帛作为宝物。这又是去除僭越、增加财货的根本。又，播种耕作的农户，古代都由官府督促责成；如今各道使节虽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劝农的实际。每年春天开始，便发文给郡，郡发文给县，县发文给乡，乡里弄虚作假地报给县，县弄虚作假地报给郡，郡再弄虚作假地报给使节。利弊不加察访，上下彼此防范，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如今县令、郡守一旦更换人选，就可以郑重颁布诏书，使游荡散漫的人复归本业，抑制工商之人的奢侈，裁去士卒中的冗员，劝勉勤于耕种的人，按照《周礼》司徒的法令，简约地实行起来，使播种、耕作的人按时按法行事，使勤劳者受到奖励、懒惰者受到惩戒，然后才能达到天下富足长寿的境地。

译如果他们不能使百姓富足、不能使百姓长寿，难道还能改变这种局面吗？这就是增强民力、巩固国家根本的道路。看《国风》的《七月》和《小雅》的《甫田》，都是把农夫的劳作作为王道教化的基础，难道圣人是没有思考过才把它们写下来的吗？所以周、汉、李唐，虽然有祸乱，却能够中兴，是因为百姓还没有厌弃其德，作乱者不能改变天下人的心，这就是国家根本牢固。六朝、五代的乱世，很少能够中兴，是因为百姓已经厌弃其德，悼念百姓的人有机会改变天下人的心，这就是国家根本不牢固。然而，要增强民力、巩固国家根本，如果不选拔县令、择用郡守，就没有人能够推行。有人说，选拔任用优秀的县令、郡守，时间久了就会缺少人才，又用什么办法来接续呢？我范仲淹说：任用官员却不选择贤能之人，谁来进用呢？选择了贤能之人却不教育培养，谁来接续呢？应当慎重研究选举人才的方法，这样政务就不会虚授；敦厚推行教育人才的道路，这样一代接一代就不会缺少人才。如今士林之间，忧虑的是不考察古道，抛弃先王的典章；尊崇近世末流的文辞，多是纤弱污秽。士人只求苟且浅薄，言论达不到道义，内心没有诚信。等到入仕做官，接受教化的更少，哪里容易得到出类拔萃的人呢？中等资质的人，必然随波沉浮。至于学习经学的士人，完全不明白经义的宗旨，讲论政事从未听闻，礼仪威仪从未学习，却居官位而处于百姓之上，忙于被人耻笑还来不及，要求他们议论政事，百人中也难有一个。诗中说要长久培养人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古代有学校，分布在各郡各国；自从王风衰微、师道不振，斯文消散，是前代国家没有加以挽救呢，还是圣朝没有施行教化呢？正处在太平时代，却不能教育人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教育呢？到了选拔任用人才的时候，反而担心人才难得，这就像不致力于耕种却想求得收获一样。如今春天诏令下达到礼部贡院，凡是崇尚文辞的人，允许保留策论；学习经学的人，特别加以表彰区别。天下人的期望一致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然而其中保留下来的策论，没有听说是谁来激励劝勉，事情尚未明确，人们将凭什么相信呢？如果在考试时，先考策论以观察他们把握大局的能力，再考诗赋以考察他们的全面才华；根据把握大局的能力决定录取或黜退，根据全面才华确定等级。通晓经义的人，另加考试，人人一定会努力学习，以符合贡举选拔的标准。还应当深入思考治理国家的根本，逐渐复兴古道，先在都督所辖的郡恢复学校制度。周官的法令兴起，孔里之地的风俗得到开化；让文学掾专门负责此事，用《诗》《书》《礼》《乐》敦厚教育他们，用文才、品行、忠诚、信实来辨别他们。这样必定会有优秀人才涌现，成为国家的人材，更何况供州县任用呢？学校的兴盛，是由夏、商、周三代的盛德君王造成的，难道是小道吗？孟子说，得到天下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是人生的一大快乐，难道是偶然说说的吗？这样实行几年，士人的风气就会大为改变；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根本、达到治理的基础。又，李唐盛世常常设置制科，所得到的大才，担任将相的并非一人，使天下奇才学习经邦济世的伟大事业，成为国家的大器，这也是策士中最优秀的。先朝偶然因为事务繁多，暂时停止了这一科目，如今可以每逢贡举之时，重申这项废弃的制度，必定会有国士接续唐代人才，难道不是国家盛大的选才之举吗？不要说未必能够得到人才，就因此废弃这条道路；这些都是慎重选举、敦厚教育的办法，又何必担忧缺少人才呢？倘若国家实行这几件事，像如今处理刑政那样用心，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前代处在乱离之中，鲸吞虎噬，考虑到国家还能存在多少世、多少年，所以这条道路长期缺失，反而被看作不急迫的事务。既然处于承平时代，就应当谋求长久之道，难道要像西晋的祸乱那样，才出现何公所说的话吗？愿朝廷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愿相府建立教化的根本。第一天谋划，第二天就实行。不要因为听取平民的意见有所嫌疑便废止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即使是岩穴草野中的士人，有的节操仁厚笃实，有的文学高古，也应当崇尚聘召他们的礼数，以敦厚浇薄竞逐的风气。国家近年以来，羔雁聘礼不再下达，即使有人举行隐居求贤的举动，也不超过▯教的命令。孝廉之士反而正好把这看作羞辱，哪里还有敦促劝勉可言？又，流外官的澄清整顿尚未完成，因循下去百姓就会受害，革除它又会使各司缺少人才；怎样才能使群体的诽谤不兴、众人的心都知道劝勉呢？不如敦促沿用旧有制度，再增加奖善的办法。今后如果从主簿、县尉两任官职中有多人举荐奏报，就准许进入录事参军；录事参军中有多人举荐奏报，就准许进入职事官，或者改任三班使臣。既然有进身的阶梯，难道还会没有畏惧法令的志向吗？假使流内官员没有升迁进用的希望，却能够完全奉公，必定也很少。今后各部门新入仕的人，有的考察其才艺能力，有的考察其出身仕宦家族；行止出处一定要审查，考试一定要精严。对逃避徭役的人、没有凭据而求进用的人，严加革除其弊端，设置高标准加以防范。既激励流外官，又澄清人才来源，还担心什么流外官冗滥呢？范仲淹又说：培养将帅人才，使边郡充实，使军队作战而不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听说古代善于抵御敌人的，将帅不缺少人才，所以军队作战就不会挫败；边境粮仓不缺粮食，所以城池被围也不会陷落。敌人疑惧而且害怕，不敢深入，这就是炎汉长久存在的原因。不善于抵御敌人的，将帅出身权贵，边境需要远道运输粮食，所以交战就失败，被围就陷落。敌人没有疑惧畏惧，乘虚深入，这就是石晋灭亡的原因。如今军队长久没有使用，未必就是福。开元盛世时，还有函谷关失败的事情，可以作为龟鉴。为什么呢？过去作战的将领都已经老了；现在壮年的人，只是喧嚣而没有作战经验。有名望的将领往往已经衰落，难道没有尚未闻名于边疆、还在成长的后辈吗？这一定是朝廷应当思考的事情。又听说沿边各将领，不谋划方略，不训练士卒，只会结交援助、弥合诽谤，以求保住俸禄、取得宠幸。一旦紧急使用，万无一成。加上边民尚未富足，边境粮仓尚未充实，在停止武备的时期，兵力充足而粮食不足。如果屯驻大军，必定需要远道运输粮食，那么中原更加困困，敌人更加骄横，敌军深入的忧患便无法估量。到那时，朝廷之上即使有皋陶的谋略、伯益的辅佐，不也很困难吗？天下的祸福，就像人家的家业，成事可以在覆一筐土之间，败事却可能像疾雷一样迅速。圣朝难道要仗恃太平而轻视日后的谋划吗？王衍的教训，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清谈之间坐受其祸害，实在是因为没有预先防备、知道了却不去做；许下地区的战争，每天死伤十万人，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如今西北和好，确实是好的谋划；但安定时一定要考虑危险，做好准备才没有忧患。从前成周盛大，王道平坦如砥石；等到考察《周礼》，才知道其中大司马关于列阵作战的方法，仍然灿然完备，由此可知崇尚礼乐的朝代从未废弃武备。

译如今《孙子》《吴起》的兵书被禁止而不许学习，假如有英杰之士，传授给他们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秦朝焚烧书籍，是要使百姓愚昧，以便长久保有天下；等到它败亡时，陈胜、项籍难道是读书人吗？前代名将，洞察通晓天人之理，世代继承忠孝，将门出将，史书中有明文记载。如今侯爵家族的子弟，很少听闻韬略兵法，也没有用心于学业，只知骄奢而已；只有文才而没有武备，这能够算作有备吗？如今可以在忠孝之家搜求有智谋勇力的人才，对能够成为将帅材料的，秘密传授兵法，历经边任考验，使他们熟悉山川地势的向背，经历风霜艰难；一旦使用他们，就不至于大为颠沛失措，即使十人中得到三四人，也可以说是盛事了。至于四海九州，必定有壮士，应当设置武举来收取那些遗漏的人才；唐代郭子仪，就是武举所得到的人，难道可以遗漏吗？又，臣僚之中一向有才识的人，可以赐给他们《孙子》《吴起》的兵法，使他们懂得文武两方面的方略，将来安定边疆时，很多人可以指派任用。这些都是培养将帅人才的方法。又，沿边的知州、同知等官，应当精心加以选拔，特别授予诏命，专门谋划耕种和养桑，三五年之间，使边军粮仓丰足；这就是充实边郡的方法。将帅人才培养起来，边郡粮储充实，军队作战就不会失败，城池被围就不会陷落，敌人疑惧而且害怕，哪里敢深入呢？即使有骚动，朝廷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代抵御敌人的策略不止一种，唐代陆贽曾议论沿边防守的办法，请求设置本土士兵，勤于经营屯田的利益，这与如今的事情相近，可以简约地实行。本土士兵，就像如今北边有云翼招收的军队，还可以进一步增加招募，足以作为奇兵。至于屯田的利益，应当经常兴办并加以重视。愿相府为国家安危思考这些事；五代的乱祸并不遥远，愿为河朔百姓思考这些事，景德以前也没有过去多久。如今相府劳心一夜的思考，就可以断绝百代的耻辱，不要让中原看见新被羁縻的战马，不要让赤子百姓陷入蒙昧的习俗，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幸甚，幸甚！圣人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又说：‘百姓直到今天还在享受他的恩赐。’管仲是霸主的臣子，却能排斥戎狄、保卫华夏，功劳在当时极高，恩惠延及后代，何况本朝盛大的德政呢？范仲淹又说：朝廷没有过错，百姓没有怨恨，以断绝祸乱的根由，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天下的奸雄，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有的困穷到夜间起舞，有的起来成为大盗，他们窥伺朝廷的过错，拿来作为借口，企盼百姓产生怨恨，便以吊恤百姓为名而自称正义；否则，他们凭什么名义起事呢？如今正处在圣明盛治的朝代，哪里有大的过错？也应当在细微之处加以辨察，防止它形成坚冰。有的外戚近臣扰乱权力，有的土木工程耗费国力，有的俸禄赏赐不均，有的任用差遣不公平，有的纲纪尚未修明，这些也都是过错逐渐形成的征兆。范仲淹斗胆略举这些征兆来说：国家的外戚近臣，不可不加约束。在授官任职的时候，应当衡量他们的才能，并不是吝惜恩宠，而是害怕由此招来祸患。如果能力小而任职重大，就会扰乱权力、破坏法度，增加朝廷的过错，激发奸雄的野心。《易经》说：‘让小人乘坐君子的车器，盗贼就会产生夺取它的想法。’这里所说的盗贼，难道不就是奸雄吗？如今道路上传闻，有些僧道之流，有些方术技艺之辈，结交依托外戚近臣，邀求进贡，有的接受恩赐，有的得到官爵，这就是扰乱权力逐渐形成的征兆，能够不害怕吗？赏罚，是天下的秤和镜子。秤和镜子一旦偏私，天下人的轻重、美丑也会随之混乱，这是先王最为谨慎的事情。凡是兴建土木工程，长久以来就是国家的大蛀虫。有人说，土木工程的费用出自府库，不会造成损害财物、伤害百姓的弊病，所以兴建而不加警戒。范仲淹说，府库的钱财出自百姓；自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积聚储藏，已经有了左藏，又设置内藏之名，是用来作为军国急难的储备，并不是用来供奉谄媚神灵、献媚佛教的资金。国家祈求上天、承受天命的道路，难道在于这些吗？像洞真、寿宁宫这样的宫观，因延烧而起的灾火，一夜之间全部烧尽，难道不是上天在皇帝心中发出警戒，表示土木建筑所尊崇的并非神灵所居之处吗？怎么可以取用百姓的膏血，停止军国急难的储备，供奉有为法的迷惑，希求无凭无据的福报呢？难道不是错误吗？一旦突然发生忧患，需要发放赏赐的费用，即使严重困扰百姓，仓促加以征敛，又来得及吗？这是耗损国家的大弊病，能够不警戒吗？如果说府库丰盈，钱财用不完，那么前些时候黄河工程，使数十州的百姓竭尽力量背负物资、奔走道路，难道是吝惜府库的余财而不用吗？所以土木工程造成的祸害，应当全部罢除，难道是相府不进言吗？还是两宫不听取呢？又，文武百官的俸禄，沿袭五代兵荒时期的制度，有的职位轻而俸禄重，有的职位重而俸禄轻，轻重不均，于是奔走争逐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大亨通的时代，尚且忧虑俸禄不均，难道这是圣朝的本意吗？应当削减有余、补益不足，以建立适中的标准。又，三司官员的任用除授，与俸禄赏赐颇不相同，而俸禄并不轻；明知弊病却不进言，为什么呢？许多人只顾养望以求自我进身，使天下的金钱粮谷掌握在群吏手中，贪求剥削没有满足，招致四海怨恨，使先帝宽减财赋的诏命不能施及百姓，和气屡遭损伤，丰收年景很少遇到，难道还不能说这是过错吗？这也是因为三司官员不制定考核期限，不考察政绩优劣，早晨接受这个职务，晚上就寻求其他官职，只说这是暂借的途径，彼此一同隐瞒祸患。天下因职务设置而受害，正是由此造成的，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应当另行制定考核办法，重新议定赏罚，激励朝廷官署中的俊杰，挽救天下的疲困病弱，这样或许就可以了。又，自古以来国家的功勋大臣，赏赐可以延及后代；如今每逢举行大庆典，必定施行这项制度。从两省以上官员奏荐的子弟，都任为京官，比起一般僚属，已经很优厚了；却又每年圣节都分别安排这些子弟，称作‘赏延’，制度滥用混乱已经十分严重。先王所命名的官爵器物，竟私自借给他人，难道还不能说是过错吗？如果不是君主危弱、臣下僭越的朝代，为什么要姑息到这种地步呢？于是使凭借恩荫取得官职的人堵塞仕进道路；从未考察古制，就让他们管理百姓，国家对此忧患不已，屡次加以整顿改革，但只是改革下面，而不改革上面，只在那一方面节制，却不在这一方面节制。天下难道会认为这样是对的吗？难道我相府会吝惜给予一个孩童的恩惠，而不为百官树立表率吗？又，偏远险恶的官职，多由寒门子弟担任；权贵家的子弟，很少离开京城，周旋于各部门事务之间，却对四方的事情懵懂无知。何况各部门是朝廷的纲纪、风教的门户，却全都交给幼稚无知的人，竟没有加以激励提拔，使寺省的规制被削弱到床脚，公卿的后代贪图安逸、败坏名声，从未经历艰难，凭什么能够成就远大事业呢？

译这不仅是招致士大夫议论的问题，实际上也玷污了宰相执掌国政的公正。这些都是俸禄赏赐没有均平、任用派遣没有公平、纲常法纪没有修整之类的问题。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哪里说得尽呢？只要我们的相府能够革除这些弊病，改变这种极端局面，那么天下得到教化而治理好，也就不难了。晋代的赵王伦、石勒这类人，心里窥伺着皇位，口头上责难丞相，难道不是奸雄之徒在伺察朝廷的过失吗？如今的百姓长期处于安定之中，没有经历过战乱苦难，一旦劳作加重就容易产生怨言，一有扰动就容易惊恐；勇猛的将领和有谋略的大臣，威望信用还没有显著建立，何况边境百姓尚且困苦，边境粮仓还很匮乏，假如发生骚动，粮饷运输就会艰难，武备也还不坚固，敌人的野心便可以肆意施展。既用战争来扰乱他们，又有可能加上饥荒，百姓愁苦不堪，奸雄奋起逞强，煽动小人，视千里之地如同血染；这就是五代的鉴戒，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不只是史册中有这样的记载，也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实。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也曾经对四方用兵，因粮饷运输而劳苦，可百姓不敢怨恨，奸雄不敢发动叛乱，这是为什么呢？五代遗留下来的百姓，长期处于战乱苦难之中，突然看见国家的光明强盛，就像孩子重新得到母亲一样，即使有劳役，也不像从前那样严重；这就是百姓不敢怨恨的原因。当时正乘着上天开启的时运，显示神武威势，征伐四方，行动起来势如大山压下；何况皇帝亲自披甲戴胄，历尽艰难，猛将多如云，谋士多如雨，这就是奸雄不敢发动的原因。所谓彼一时，此一时罢了。如今朝廷难道认为当时容易，就不考虑现在的艰难吗？仲淹又说要保全正直的大臣，斥退奸佞之人，以便使君主达到有道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患病，苦口的药就很少有人进献；国家还没有陷入危难，逆耳的忠言就很少被采用。所以奸佞之人容易得到进用，正直之臣容易被斥退，要使君主达到有道的境界，难道不是很难吗？等到已经患病，药物必定杂乱地一齐进用，所以很少见效；等到国家已经危急，言论必定杂乱地一齐采用，所以很少取得功效。大概那时奸佞之人已经在朝，正直之臣已经远去，到了后悔的时候，难道不是很难了吗？如今朝廷长期安定，苦口的忠言被置之不用，是形势造成的；上天深深地加以警戒却仍不改变，灾祸就可怕了！我听说京师去年发生大水，今年又发生大疫，四方听到这些消息，没有不十分忧虑的。这是上天有意发出警戒，难道会是无缘无故的吗？而且京师的灾害比四方更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京师是政令教化发出的地方，是君主和宰相居住的地方。灾祸还没有充满，天意还没有断绝，所以才显现出鉴戒。上天并不只是要使他们内心恐惧，还希望他们修养反省自己的政务，使国家的德行彰明；天下的正道尚且可以得到尊崇，尚且可以施行。假如内心不感到恐惧，政务也不加以修整，灾祸逐渐充满，天意逐渐断绝，那么国家和四海将会怎么样呢？有人说，国家的灾祸是由历数所决定的，并不是由政令教化造成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夏禹所制定的《九畴》之书，难道竟是妖妄之言吗？难道想要把它抛弃并焚毁吗？假如天下有善事就归功于自己，天下有灾祸就归咎于上天，这难道是圣贤的用心吗？希望圣明的朝廷斥退术士的言论，奉行先王的教训，这样一定不会错误，也一定不会有过失。至于保全正直之臣、斥退奸佞之人，两宫和二府的心意如同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谁能遮蔽它的光明呢？即使有人行为虚伪而且坚持伪饰，言论虚伪而又善于辩解，拿实际办事来检验他，谁还能隐藏得住呢？仲淹过去不尽情直言，如今却尽情直言，是因为见识浅陋的人思虑不够精密；又正值亲人安在的时候，对上害怕给亲人带来忧患，对下害怕丢掉俸禄。不幸如今亲人已经去世，朝廷如果能够宽恕他，那么他从头顶到脚跟都可以听从忠义之心行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假如相府考虑改变治国之道，同国家谋划长久的计策，巩固国家的根本，一旦王道重新施行，使天下富足长寿，数百年之后福泽在国家，功劳在相府。仲淹能够同天下百姓长久看到太平盛世，实在是大幸，大幸！何况这是政治清明昌盛的时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从前国家禁止用泥金作装饰，却长期不能彻底禁绝。一旦命令妇女不穿这种服饰，工匠不再制作，到今天天下就没有人敢穿了；假使其余奢侈僭越之事都像泥金之法那样办理，又有什么可担心不能禁绝的呢？又如五代以来，各地诸侯暴虐残酷，把百姓看得如同草芥，任意决定他们的生死。本朝兴起之后，典章制度才一概宽缓。真宗皇帝仁德如同上天，把心力全都用在这件事上。朝廷内部便选拔执掌法律的官吏，朝廷外部便创设按刑之司；在徒刑、流刑之间量刑，没有人敢有差错。如果如今对于教化的道理，也能像办理刑名那样用心，又有什么可担心难以做到呢？如今士大夫中间多有人议论说，按刑之司对地方没有益处，这也只是思考得还不够深入罢了。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纠察四方，断绝百姓的冤屈，符合先皇的志愿，难道会没有益处吗？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不能因为河流已经平定，就毁坏它的堤防。如今王法已经清明，王道可以施行，这正是天下士人为相府惋惜它没有抓住时机的原因。假如怀疑仲淹的话，寻求圣贤的见识，只是为自己的身家名声打算，那么仲淹难道不能善终吗？事后在防之后作歌作颂，润色盛大的德业，以顺应时俗加以赞美，又何必在防之上上书，逾越典章礼制，进献逆耳之言，求得终身被弃置，而把自己置于贫贱的境地呢？大概所谓不敢因为一己内心的忧戚而忘记天下的忧患，显然就是不替自己的身家名声打算。仲淹考察前代国家，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士人上书议论国家兴亡的道理，如果不是圣明的君王和贤能的宰相，一百条中也未必采纳一条。等到他们离世以后，后代的史官便把这些言论收录在简册中，作为后世的鉴戒。仲淹今天所说的话，希望相府采纳其中一两条，用来造福国家和天下；不希望后代的史官把它收录在简册中，成为后世的鉴戒。像我这样狂妄浅陋的人，是杀是赦，唯听命于您。因为朝廷深邃严肃，恐怕这封奏书无法上达，所以才敢在相府门下各自陈述这些话，希望能够有一件送达圣明的听闻。冒犯台阁的威严，惶恐战栗，难以自持；言辞激切到了极点。《宋文鉴》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三 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信 《答赵元昊书》　范仲淹 范仲淹恭谨地怀着诚意写信给夏国大王。听说先大王归顺朝廷，心志坚定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您与皇帝同姓，以骨肉亲情相待，封您为夏王，使您拥有这片山河，所赐旌旗、车服只比天子低一等。恩典和信任深厚，始终如一。齐桓公、晋文公的盛德，也无法超过这些。朝廷与夏国之间朝聘使者往来，如同一家人；牛、马、骆驼、羊等物产，金、银、绵、帛等货物，彼此交换所得利益，多得无法计算。边塞之下，三十多年有耕作而没有战争，禾黍连片，铠甲头盔被弃置蒙尘。百姓养生送死，各自终享天年。使蕃汉百姓形成尧舜时代的风俗，这是真宗皇帝至高的教化，也是先大王的大功。自从先大王去世，今上皇帝悲痛震悼了好几天，唉叹着派遣使者前往举行祭奠、赠赙之礼；又因大王继承守护本国，爵位和诏命都极为隆重，一如先大王。前些时候，大王因为本国众人的意愿，推举自己登上大位，实在不能推辞，按道理却有未安之处；于是派使者把此事告知天子，又派使者送还旌节。朝廷内外无不震惊愤怒，请求把使者收捕，在都市处死。皇帝下诏说：‘并不是不能凭四海的力量支撑一个方面，只是念及先帝在艰难岁月中的本意，又想到夏王忠诚顺服的大功，难道能因为一时的过失就突然断绝关系吗？因此不杀使者，而把他送还。’ 假如本国各部族的首领对大王行抗礼之事，大王能够像这样容忍他们吗？从最初的念头想到最后的结果，天子有什么对不起大王的地方呢？两年以来，边疆事务接连发生，耕田的人放下农具，织布的人放下梭子，边界一片萧条，难道只有汉民劳苦吗？使战守之人日夜如豺虎般争相吞噬，死伤者相枕，哭泣声彼此可闻，仁人因此流泪，智士因此扼腕。天子派范仲淹经办西部事务，并命令他说：‘只征讨而不交战，不杀无辜，这是王者的军队。你去吧，要恭敬地执行！’范仲淹拜手叩首，敢不日夜铭记在心。到了边境那天，看见各位将帅多致力于建立小功，不谋求长远大略，很不符合天子的意旨。范仲淹与大王虽然不曾有过深交，但过去同在朝廷任事；对于天子，我们是父母般的关系，对于大王，我们是兄弟般的关系。哪里有孝敬父母却想伤害兄弟的道理呢？难道能不替大王陈述一二吗？

译《左传》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言语不能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 大王世代居住在西方，衣冠、语言都遵从本国的风俗，为什么唯独在称号上要与中朝天子相提并论呢？这样名分难道正当、言语难道顺畅吗？如果众人的意愿不可改变，也有汉、唐的旧例可以依据：单于、可汗都是本国最尊贵的称号，方册之中都有记载。范仲淹料想大王一定会拿契丹作比较，所以认为这样做可以实行；但契丹自石晋朝以来有援立之功，当时已经称帝。如今大王世代承受天子建国封王的恩典，假如各蕃中有叛离朝廷的人，大王应当成为霸主，率领诸侯去讨伐他们，这样世世代代都有功劳，历代为王也不会断绝。如今却想仿效契丹的称号，推究其形势，显然完全不同，只会使万民受到创伤，拒绝朝廷的礼制，伤害天地的仁德。《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凭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因此天地养育万物，所以天地之道不会穷尽；圣人养育万民，所以君位不会倾覆。《左传》又说：‘国家凭仁德取得天下，凭仁德守住天下，这样的朝代可以延续百世。’从前唐朝末年，天下汹涌不安，群雄咆哮，每天寻求战争，使百姓流血，使天地腥臭，毁灭礼乐，断绝农事。上天震怒，惩罚他们的不仁，五代的王侯相继覆亡。老子说：‘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愿。’这话确实没有错。后唐显宗向上天祈祷说：‘愿早日降生圣人，来拯救天下。’这一年，我太祖皇帝应时而生。等到他历经各种艰难考验，内外都欢欣拥戴；没有流一滴血，就从周接受禅让。广南、江南、荆湖、西川之间有九江、万里等险阻，却一举平定，这难道不是应天顺人的极致吗？从此废除各诸侯的兵革，五代的暴乱延续将近八十年，天下不再有祸乱的忧患。太宗皇帝圣明文治、神武威严，使万邦表正；吴越献纳疆土，并州晋国束手就擒。真宗皇帝奉承天命、体察大道，清静无为，与契丹通好，接受先大王的贡礼。从此四海熙和，如同共同处在春天。如今皇帝临朝直到很晚，听从劝谏如同水流；即使有人触犯天威，只要确有理由最终也必定赦免，所以四海人心仰望他如同父母。这就是所谓凭仁德取得天下、凭仁德守住天下、可以延续百世的朝代。范仲淹料想大王起初提出这个建议时，有人从中离间，妄言边城没有防备，士卒之心不齐，长驱直入必定所向无敌。如今凭借强壮的人马冲击汉地，已经两年了。汉地的士兵和百姓，大概有浴血奋战而死的人；却没有一座城池、没有一名将领愿意归附大王。这可以看出圣宋的仁德遍及天下、国家根本不动摇的证明。与那些离间之人的说法，难道不是完全不同吗？如今天下长久太平，人人安然自得，不熟悉战争，也不熟悉纪律。刘平等人忠勇敢战，奋进而不顾人数多少，结果自取困厄；其余战事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双方杀伤都很多。大王的国人一定把俘获刘平当作庆贺之事。过去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说：‘小国没有文德而只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后来郑国的祸患，果然都像他说的那样。如今边地的训练逐渐精良，恩威已经树立；有功必赏，败事必诛，从将帅以下都充分了解纪律，没有不想着奋力效命、争相议论进兵的；如果不是这样，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如今招讨司统率四十万兵力，约定从五路进入边界，并明确规定军法：活捉投降者赏赐，杀害投降者斩首；俘获精锐强壮者赏赐，伤害老人、妇女者斩首；遇到坚城必须攻战，遇到险要必须夺取；可以取得的就取得，可以筑城的就筑城。即使不能进入贺兰山的居处，大王的军民中投降、死亡和丧失的也已经很多，这只是大王自己给百姓招来祸患，而官军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施展罢了。范仲淹又想到皇帝‘只征讨而不交战、不杀无辜’的训令，日夜铭记在心；即使统帅出征，君主的命令也有不能接受之处，但怎么能避免刀兵交锋而造成大量伤亡呢？况且蕃兵战死并不是因为有罪，只是忠于大王罢了；汉兵战死也不是因为有罪，只是忠于天子罢了。让忠孝之人的肝脑涂地，使积聚的怨魂变成妖异、灾害，大王难道可以忽视吗？朝廷认为王者的天下没有内外界限，凡是有生命的百姓都是自己的赤子，哪里有蕃汉的界限呢？哪里有胜负的说法呢？范仲淹曾与招讨太尉夏公、经略密学韩公商议这件事，认为不如派使者与大王互通消息，共同谋划后作出决定，这是重视人命，其美好利益非常多。大王如果能够以爱护百姓为心意，向朝廷行礼，恢复王爵，继承先大王的志愿，天下谁不称赞您的贤明呢？这是第一点。如果众人的意愿确实不可改变，三次辞让也不能获准，那么前面所说的汉、唐旧例，如单于、可汗的称号，仍然可以考察本国的语言而采用，既便利，又不失尊贵广大。这是第二点。只向上国称臣进贡，保存内外的体制，不招致天下怨恨，不加速天下兵祸，使蕃汉边地百姓重新见到安康欢乐，不再有死伤相枕、哭泣相闻的惨状。这是第三点。又，大王的国库有时短缺，朝廷每年必定有丰厚的物帛赏赐，帮助大王。这是第四点。又，向来入贡使者只称蕃吏之职，以避开中朝的尊号；按照汉代制度，诸侯王的相都由朝廷正式任命，吴越王钱氏也有由朝廷任命官员的旧例；功劳高的人接受朝廷任命，也足以提高大王的身份。这是第五点。前些时候有边臣上奏，请求招致蕃部首领，范仲淹也已经请求停止此事。大王可以告谕各蕃首领，不必离开父母之邦，只要回心归向中朝，那么太平之乐，远近都可以共同享有。这是第六点。国家疆域广大，难道没有被遗漏的人才吗？有些人在大王的国中，朝廷不杀戮他们的家人，仍像原来一样保全安全；他们应当好好侍奉君主，以报答国家对士人的知遇，只要同心向顺，自然不会失去自己的富贵；他们的宗族也一定会得到更优厚的抚恤。这是第七点。又，马、牛、骆驼、羊等物产，以及金、银、缯、帛等货物，互通有无、进行交易，各自都能得到适当的利益。这是第八点。大王听从这些建议，上下都能共同享受这些美好利益，百姓的祸患大概就要止息了；不听从，上下都会失去这些美好利益，百姓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止息呢？范仲淹今天所说的话，不只是对大王有利，而是为了奉行君亲的训诫、拯救百姓的祸患、合乎天地的仁德罢了。只希望大王选择采纳。就此不再详述。范仲淹再拜。《上吕相公书》　范仲淹

译承蒙您屡次以相府的慈爱赐下亲笔书信，褒奖许可之意十分深重，我承受不起这份荣耀与惶恐，承受不起这份荣耀与惶恐。私下想来，范仲淹不过是出身草野的经学之士，学习遵循古代训诫，所学的只是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罢了。有一天登上朝廷，便总是不知避忌，仿效贾生痛哭长叹的议论，为国家谋划安危。然而朝廷正处在太平时期，不喜欢生事。范仲淹在士大夫中独自像发表妖言一样，情意既相抵触，言辞也就乖违不合。甚至触犯天子和大臣的威势，幸而遇到至仁的朝代，没有下狱处死，只是天子把我指为狂士。既然如此，我之所以触犯他们的心情，实在没有别的原因。正如陆龟蒙《怪松图赞》所说：‘草木的本性并不怪异，借助阳气生长；小时候稍受阻遏，不能伸展、不能挺直，长大后丑态显现在形质上，天下人便指称它为怪木。难道这是它的天性吗？’如今我被擢升处在方面之任，如果不是朝廷曲意照察，我早就遭到败辱了。从前郭汾阳与李临淮有嫌隙，彼此一句话也不交谈；等到讨伐安禄山之乱时，却握手洒泪告别，勉励对方以忠义，终于平定大盗，实在是两位公卿共同的力量。如今相公有郭汾阳那样的心志和言语，而我没有李临淮那样的才干和力量；日夜竭尽心力，恐怕不能符合朝廷委任我的本意，背负着重如泰山的责任，却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解除这种负担。惶恐战栗到了极点，不能再详述。范仲淹惶恐再拜。《游嵩山寄梅殿丞》　谢绛 近来有使者从东方来，把诏书和御制祝文、封好的香交给我，派他去告祭嵩岳。太常寺发来公文，按规定应由两人负责读祝文、捧祭品，府里便让欧阳永叔和杨子聪代理此职。恰好防尹师鲁、王几道从缑氏来，于是想起早先曾约圣俞同游太室中峰。圣俞在仲春时节已经前往，却被人情杂务困住，没有来得及游览。如今幸好有了方便，另外两三位朋友也可以充当山水游伴。于是急忙同他们商议，大家都喜形于色，不必相互告诫便一同出发。十二日白昼尚未尽十刻，我们出了建春门，住在十八里河。第二天经过缑氏，观看《游嵩》诗碑；碑很大，字也写好了，却还没有镌刻。登上缑岭，寻找子晋祠，登上轘辕道，进入登封，从北门出来，在庙中斋戒。这天晚上睡下，起身后，差役报告说已经五更，主管官员请我们穿朝服行事。事情办完后，拜谒新修的宫殿，拜见真宗的御容；稍稍走出山麓，到达峻极中院，才改换冠服，撤去车马和随从，跟随的人不过十几个，带着轻便行装继续前进。当时秋日清朗而有些阴，天气还不太冷，晚开的花和幽僻的草遮蔽着石壁，正值人的体力清健壮盛之时，又有朋友相聚谈笑宴饮的乐趣，登高踏险，意气豪迈，心志果决。遇到大磐石或经过大树，一定停下来，在上下处饮酒喝茶，傲然自得地停留很久。道路稍微平坦，便乘腰舆前行；山势陡峭险绝、争相突起时，便穿草鞋攀登。寻找玉女窗和捣衣石，石头确实奇异，玉女窗却已经不存在了。曲折行进到八仙坛，在三醉石休息，遍处寻找题刻的墨迹，却再也没有保存下来。考察山中居士所作的赋文，其中的名称也有名不副实之处。中午过后才到达峻极上院，师鲁的体力最充沛，最先到达；永叔年纪最小，也最疲惫。于是我们在院中漱洗进食，从容之间登上封禅坛，向下俯瞰群峰，那些就是先前我们踮脚仰望、认为非插上翅膀不能到达的山峰，如今看去全都只是小土丘。城邑中的楼台、观宇和众多人物，看起来就像蚂蚁聚成的土堆。武后封禅祭祀的碑还保存着，她自称大周，当时的名贤都把姓名刻在碑阴，却没有料到后世会讥笑他们不合典制。碑上空白无字的地方，还看见圣俞记述乐理国以及以下四人同游的题刻，镌刻得尤其精美。我认为古代帝王在这里祭祀天神、记载功德，当时尊崇美盛到了极点，后来的君子不必毁弃它。又寻找韩文公所说的石室，于是把东峰山顶各处都走遍了。这天晚上住在峰顶，防几乎望去，天空没有一丝云翳，万里之间只有明月。子聪怀疑这里离月亮稍近，使人胸襟浩荡，完全忘却尘世的忧虑。我们在清冷的露水下徘徊站立，只觉得寒气直透骨髓和头发，瘦弱的身体将要承受不住。天快要下雨，才稍稍停留几十刻便离去；我们仍然冒着夜色走了二十五里，住在吕氏店。骑在马上，粗略地感到疲劳厌倦时，师鲁便讲怪异故事，永叔和子聪唱俚俗曲调，几道吹洞箫，往往逗得我们大笑跌倒，哪里还知道道路是长是短呢？十六日中午到达中院，县令前来迎接，礼数更加谨慎。申时从登封西门出发，沿路到颍阳住宿。十六日早晨骑马出发，放眼远望太室山，它仍在后面的路上。向南转向西边，只看见少室山。至于观赏少室山的美景，如果不经过这条路，就不能尽览。各地人称它为冠子山，确实很符合它的形状。自行七十里，从颍阳北门出来，寻访石堂山紫云洞，那是邢和璞著书的地方。山路极其陡峭，要攀着藤萝向上走七八里，山上有一个大洞，约有数亩地大，泉水从中流出。这里长期被道士居住，灶烟熏燎，又把洞内涂抹粉饰。已经告诫县令在旁边略建几间草屋，让他们迁出去。这里的山峰形势极其险峻，大体上彼此相对，好像是巧匠制作出来的。又有峭壁上仿佛刻着四个字：“神清之洞”，字体和笔法确实精妙，大概可以同薛老峰的题刻相比。各位怀疑是古代苔藓自然形成的文字，又猜想是造化神工所书，始终无法查明它的来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停留了几十刻，因为快要下雨便离去，仍然冒着黑夜走了二十五里，住在吕氏店。骑在马上，渐渐感到疲惫厌倦时，师鲁讲怪异故事，永叔、子聪唱俚俗曲调，几道吹洞箫，常常使人一笑而倒，哪里还知道道路的长短呢？十七日住在鼓婆镇，于是沿着伊水登上香山；下山后到八郎滩上饮酒。从峻极中院开始，到这里结束，凡是在墙壁、石头、树木之间题名的地方，共有十四处。大体上从东门出去，向正东再转向南，从长夏门进入，环绕崧山一周，共四百里，可以说把最美的景观看尽了；只是圣俞没有同行，始终觉得未能完全满足心愿。如今已经回到府中，恐怕接连便会有尘俗事务侵扰，因此赶快写下这些奉告你，希望可以代替一夜之间的谈话。《与陈都官书》　富弼

译前些时候足下寄来的书信，论说君子和小人各自按照同类相互进用，并且取《易经》泰卦初九、否卦初六的爻辞，都以“拔茅茹”作为爻辞来验证这件事，进而谈到国家治乱的道理，大抵都是由君子和小人造成的。文章旨意畅达而文辞严密，气势刚劲而志向坚定，上承发扬经书的深奥义理，旁及照见世事的弊病，森然挺立、明白晓畅，这难道不是文章的宏伟吗？足下又说我将来一定会处在进用或退斥君子、小人的位置上，这实在是足下对我的过高期待。但足下似乎又担心我身居富贵时不能守住初始的操守，所以用忠义来勉励我；因此我不能不答复。请足下听我说：书籍所记载的，都是圣贤实行的道理；然而没有不深入探究根本而铺陈末节、隐藏源头而张扬流派的。根本深厚，末节才会茂盛；源头深藏，流派才会流传久远，这是圣贤制定法则的关键。如今大凡读书的人，不探究根本，不详察源头，只学习末流，所以看不见圣人的存心。何况他们连末流之学也没有学尽，见识狭隘、浅薄鄙陋，甚至成为小人，还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做人，只是专门为了自己。于是把爵位当作提升自身的工具，忘记了君主；把俸禄利益当作肥养自身的资本，忽视了百姓。可是还有些人连提升和肥养自身都做不到，于是便走快捷急迫的小路，奔向邪曲不正的门径，公然行贿，竞相结交，千种奸邪、万般祸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只图偷得一时的快乐，死后成为后世的讥讽也不顾惜。我认为，商贩的贪婪、奴仆的卑猥，有时人们尚且以为可耻而不肯去做；但那些人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自己胜过别人，唉，真可悲啊！我没有什么才能，自从开始读书求学，就一定穷究事物的根本源流；没有达到圣贤用心的地方，便不会停止。圣贤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天地在其间生养人类，而人类不能自行治理自己，所以一定要设立君主长官来治理。做君主的不能独自治理天下，一定要寻求贤人来辅佐。圣人做君主，贤人做臣子，君臣合力共同治理百姓；百姓和睦、天下无事，于是君臣各处其位，共同享受治理天下的乐趣，以此作为回报。圣贤并不等待回报，天下百姓奉养他们，就是对他们的回报。由此可知，古代求学是为了他人，不是为了自己；古代取得职位做君主及其辅佐者，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百姓。所以《传》中说：“上天爱护百姓十分深厚，难道会让一个人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吗？”又说：“上天降生圣人，大概是为了百姓，不是单独让他自己享乐罢了。”做君主的人尚且不能肆意妄为、不能自行享乐，做辅佐的人反而可以把爵禄当作提升和肥养自己的工具，忘记君主、忽视百姓吗？又可以结交奸邪、依附恶人，去做连商贩和奴仆都不肯做的事吗？因此，古代圣贤，遇到合适的时代，就借助富贵的职位，把自己所学的道理施行于当世百姓；遇不到合适的时代，就甘于贫穷、安于卑贱，也把自己所学的道理写在书中，用来教导后世。圣贤的心愿，全部不过如此。如今足下既称赞我的才能，又怀疑并勉励我，这难道真是了解我吗？唉，我把富贵看成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处在富贵地位上却不依义而行，那么所处的就失去了君臣辅佐的意义。假使把我置于那个职位上，我将执守所学，指出当时尚未治理的事情，劝说我的君主和宰相去治理，用我的主张使百姓安康；这样所谓富贵，才是真正的富贵。我只担心得不到富贵，得到以后不能长久。如果不用我的主张，不能用所学使百姓安康，我就应当立即自行离去，把富贵看得如同脱掉鞋子、打碎饭甑一样，回到贫贱生活，以著书为乐。况且谁能阻止我救助后世呢？我自己已经这样决定了，又何必苦苦改变我的操守呢？我的操守正直，就像日月高悬于天、嵩山衡山挺立于地。日月可以陨落，嵩山衡山可以拔起，我的操守却不可改变。否则，我宁可守着操守老死，也可以同我的操守一同死去。若不这样，便还不算我的朋友。忧虑足下能体谅我的心意。足下所示的《刘牧钩隐图》和《制器尚象论》，都精妙绝伦，有出乎人意料的妙处。我研读玩味了好几个月，也只看到了它们的范围；真想把书本归还，又舍不得一眼看完，以舒缓思念和期望之心。《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 上个月中旬收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祝贺，只因事务繁多、仓促之间没有写成。司谏只是七品官罢了，您得到它并不值得欢喜，而我却偏要郑重地祝贺您，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是非得失，往往系于一时的公议，而司谏正掌管这种职责。当今世上的官员，从九卿和百官，到一郡一县的吏员，并不是没有高贵的官位、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理。然而县官不能越过县境，郡守不能越过郡境，即使是贤能的守令也不能越权行事，因为各自都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兵部的事务，兵部、鸿胪寺的卿不能处理光禄寺的事务，也是因为各有职守。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又不属于某一具体职司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施行，司谏可以进言罢了。所以读古书、怀抱道义的士人，处在当时而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司谏。司谏的地位虽然低微，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对，宰相说不对，坐在朝廷之上，同天子共同决定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司谏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司谏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司谏。宰相地位尊贵，可以施行自己的道理；司谏地位卑微，可以施行自己的言论。言论被采纳，道理也就得以施行。九卿、百官以及郡县的官吏，各自守着一个职务，承担一个职务的责任；宰相和司谏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司谏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有关部门的法律只在当时执行，君子的讥刺却会写入史册，明白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畏惧百世的讥刺，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能又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这种官职。近来您开始被从陈州召来，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说道：“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能；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必定做司谏。”任命下达后，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说道：“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德。将来如果听说有人站在天子陛下，直言正色，当廷争辩，肯定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都抬头踮脚，等待听到您的进言，然而最终还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预料到前面，却不能预料到后面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做呢？从前韩退之写《争臣论》，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不进谏，是因为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用意，便妄加讥刺。

译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争臣论》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了。又过了两年，他才在朝廷上论说陆贽以及阻止裴延龄做宰相的事情，想撕破任命的麻纸，也不过两件事罢了。德宗当时，国家可以说多事了：授官任用不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进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要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论说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应当上奏疏。幸亏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使事情停止，用来塞责。假使只做五年、六年就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一言未发便离开了，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今担任官职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只有一两年，甚至半年便升迁。这又怎么能够等待七年呢？今天的天子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然而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并授予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乐于听取直言吗？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人彰明我们的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困居草野，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恨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务，不敢进言。”有人说：“我的地位还低，不能进言。”终于能够进言了，又说：“我还有所等待。”这样终究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伏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畏惧君子对于百世的讥刺，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满足重大的期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与尹师鲁书》　欧阳修 上次在京城分别时，约定派人到河边去；我接受任命后，便派白头奴出城，回来时他说没有看见船。那天晚上等收到师鲁的亲笔信，才知道你留下船等候，怪我没有依约而来，这才明白是这个奴仆懒得前往，反而欺骗了我。临行时，御史台的差吏百般催逼，不像催促师鲁那样宽缓。长者有礼，使我惶恐急迫，不知所措，所以又没有留下书信。在京城，只能深深托付君贶，并借他的信转达我的意思。我原先计划从水路到夷陵，因为正值酷暑，又没有马，于是才采取这次行程。沿着汴水穿过淮河，泛舟渡过大江，共走了五千里，经过一百一十程，才到荆南。路上没有可以托带书信的地方，不知道君贶是否曾经替我写信转达心意？到了这里，问荆州人，说到郢州只需两程路，这才高兴可以写信向你问候。又听家兄说，有人看见师鲁经过襄州，算来如今在郢州已经很久了。师鲁是高兴还是忧愁，不问也可以知道；我最想问的是，分别以后你是否平安，家人相处得怎样？他们没有狠狠责怪你吧？我出行虽然已经很久，但江湖都是从前游历过的地方，往往有亲友挽留，又没有遇到恶劣的风浪。老母听信术士的话，果然认为这次出行是幸运的。又听说夷陵有像京洛一样的米面鱼类，还有梨、栗、橘、柚、大笋、茶叶，都可以食用饮用，因此更加相互庆贺。昨天因为拜见转运使而在庭前趋走，才开始觉得自己确实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同过去一样。师鲁信中说，怀疑我有自我怀疑的意思，原因不在别处，大概是怕责人太深而招致刚直的名声罢了。现在想来，我自己已经决断，今后再也不会怀疑了。但师鲁又说我对朋友昏暗不明，这似乎还不了解我的内心。当我给高书写信时，大概已经知道他不是君子，那些话是出于极度愤怒而严厉责备他，并不是把他当朋友对待。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惊骇的呢？路上常有人因我获罪而被贬到不可测的地方，前来吊唁我，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不是忘亲，这也不对。获罪即使死去，也不算忘记亲人；这件事必须见面后才能把道理说尽。五六十年来，上天生下了这样一类人，他们沉默、畏惧、谨慎，遍布世间，彼此效法而成为风气。忽然看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连灶门边的老妇也感到惊怪，众口议论，却不知道这种事情古人天天都有，只须问所说的是否正确罢了。还有人深深赞叹，这也是不习惯见到这种事情的人，可叹世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从前那样的事了。从前砧板、斧头、鼎、镬，都是用来烹杀这些人的刑具；然而士人如果至死不失义，就奔向刑具而死，与走向坐席、枕席并没有不同。有守义的君子在旁边，看见他走向死亡，知道这是理所当然，也不会过分惊叹赞赏。史册之所以记载这些事情，大概只是想警醒后世愚昧怯懦的人，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能逃避，并不是把它当作奇事来惊吓别人。幸好当今世代施刑已经十分仁慈，没有那些刑具可用；若有一个人走向刑具，大家便不知道要惊骇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们自己也应当闭口不谈，不可以再提从前的事情。居住在偏僻清静的地方，只要每天知道自己在向道前进就够了。这件事本来不必说，但师鲁认为我有自我怀疑的话，想知道我究竟怎样处置它，所以略微说明。安道和子在楚州详细谈论祸福之事，安道也认为我说得对。等到了夷陵，我再写信寄去，那时你就能知道我处理这件事的心情了。我又常对安道说，每当看到前代有名的人，到了议论政事时便感激奋发，不避诛杀死亡，真像懂得义理的人；等到了贬谪之地，却忧愁叹息，陷于不能忍受的穷困愁苦之中，流露在文字里，他们内心的喜怒哀乐同普通人没有不同，连韩文公也免不了这种牵累。我要以此告诫安道，千万不要写忧愁哀怨的文章。师鲁如果体察我这番话，也就可以知道我处置此事的心情了。近世有人因为进言而被贬，却有的傲慢放纵、狂饮酗酒，自称我做的是大事而不是小事，所以师鲁分别时亲自说要更加谨慎地履行职务，不要饮酒。这件事我如今也遵从了他的嘱咐，自从出了京城，咽喉的病就好了，直到现在不曾饮酒。到县以后，我勤勉办公，以此惩戒自己在洛阳时的懒散怠慢。夷陵有一条路，只需几天便可到达；从郢州派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天已经寒冷了，千万保重身体。《宋文鉴》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信 《与石推官书》　欧阳修 先前同年徐君出行，因为有机会托他寄信，便谈到足下书法奇怪的事情。当时我有妹妹住在襄城，正担心她的丈夫要爬行着去探望她，所以没有能够把其中的缘由全部说清，只略略陈述了几句。足下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断绝交往，又写信答复我，但实际上仍未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足下没有理解，而是我听得不仔细、议论得简略的过错。我早已看到足下的书信，却没有立即说什么，直到现在才说，为什么呢？起初看信时，我怀疑足下不会书法，又怀疑足下忽然不再学习书法。书法只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或者忽然不学，本来不必议论，所以我默默不说。等到来到京师，看见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又听说谈论的人说，足下不愿同流俗相同，努力写成前面所说的样子，这确实值得争论了。于是我进一步说明自己的看法；及至收到足下的信，发现足下自称不能书写，同我先前听说的不同，这才知道自己听得不仔细。然而足下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清。足下说，世上擅长书法的人能够达到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的水平，不过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为我的话想勉强学习书法。这些都不对。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足下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喜欢学习他们的书法、以欣赏它为乐的人，同嗜好饮茶、观赏图画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当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就不能没有法则。古代刚有文字时，主要是为了记事，并根据事物取类比象，构成文字形体，所以《周礼》所说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笔画的曲直都有各自的道理。扬子说：“砍断木头制成棋子，剖开皮革制成球，也都有法则，何况书法呢？”如今隶书虽然已经不同于古文字，但把古文字改成隶书的人，不是圣人就不值得效法；然而笔画的曲直仍有准则，像“母、毋、彳、亻”等字彼此相近，稍一改变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足下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是很不可以的。譬如把饭菜摆在桌案上，把头巾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然后进食，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如果把脚伸进帽子里，把衣服反过来穿，坐在桌案上，把饭装进酒杯中来吃，却说“我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样对待世人，可以吗？不可以。书法虽然是末节小事，也应当遵循通常的法则，不能故意弄得怪异，这同样如此。然而足下一点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说的，根本不是讨论书法写得好不好，只是担心有人故意接近怪异、自我标异，以此迷惑后来的年轻人。如果果真不能做到，又何必学习呢？我难道是在小心翼翼地劝足下学习书法吗？足下还说：“我确实有与世人独特不同之处，因为我痛恨并舍弃释、老之学，排斥雕琢文辞。”这又是极其不可以的。释、老之学，是迷惑之人的作为；雕琢文章，是浅薄之人的作为。足下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笃厚的君子不这样做呢？足下自以为与众不同，就是认为天下没有君子同自己相同。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既然这样，仲尼一句话尚且不敢遗弃天下的后生；足下一句话却把天下都当作没有君子，这正是所谓极其不可以的。士人不信奉释、老之学、不刻意雕琢文章，就好比做官而不接受财货，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 前些时候承蒙您寄来书信和三篇文章，我打开读它们，浩浩荡荡，好像有千万字那么多；等到心情稍稍安定再看，其实才几百字罢了。若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具有充沛而不可阻挡的气势，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然而您还自以为忧虑茫然，没有人启发您使您继续前进，这只是好学者的谦辞罢了。我欧阳修的才干不足以在当时被任用，做官也不足以荣耀世间，我的毁誉没有什么轻重，我的气力也不足以打动别人。世上那些想借助声誉来提高身价、借助力量然后进身的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前辈您的学问精深、文章雄健，即使施行于当世，也不是要等待我的声誉来提高身价、借助我的力量然后进身。然而您却屈尊来访，似乎有所责问，难道不是因为急于谋求大道，顾不得选择对象而向我请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不以求道为目的的，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很少。这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有所沉溺罢了。文章这种事，难以写好却令人喜爱，容易使人愉悦并自我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于其中，一旦文章写得有些工巧，就说我的学问已经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与此无关的事情，说我是文士，只需专门从事文章。这就是他们很少能够达到大道的原因。从前孔子年老后回到鲁国，六经的编定写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然而读《易》的人仿佛没有《春秋》，读《书》的人仿佛没有《诗》，为什么用功那么少，却能达到如此极高的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但大体说来，道义充实的人，文章并不难写，自然就能达到。所以上古孟子忙于奔走，不暇著书；荀卿大概也是晚年才有著作。至于扬子云、范仲淹，正是勉强模仿语言文字，这是道义修养不足而强作文章的人。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章，便以为求学只需学习文章，因此越用力越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足下所说整天不走出书斋，不能纵横高下都随心所欲，这是道义还不充足。如果道义充实，即使行走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之中，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前辈您的文章浩浩荡荡、气势充沛，可以说已经写得很好了；而且又立志求道，仍然认为自己的道义修养不够广博，像这样不停止努力，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不会困难。我的求道学习还没有达到境界，但幸好没有甘心停留在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也没有沉溺于已有的成就。因为您有能力而不自我停止，又使我的修养稍有进步，实在太幸运了。欧阳修谨白。《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欧阳修

译我从前恭敬地看见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台中于是准备举荐其他官吏来替代他。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中最为卑微，石介也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士人；任用不用、是否恰当，本来还不足以损害政事，但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而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明是非，是真正好义之士。起初您举荐他的才能，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颁行的命令，不是疏远卑贱的人所应当议论的，因此应当以此治石介的罪，说他理当罢免。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指什么事情而言。传闻的人都说石介所论，是说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石介并没有过错。然而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假如您随即认为他错了，那就非常不可取。况且主簿在御史台，虽然不是负责言事的官员，但大体说来，任职台中的人，必须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进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进言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避了。衡量石介的才能，不只是可以做主簿，简直可以担任御史。这样看来，是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也没有辜负您对他的了解。我曾听年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太祖曾经因为某件事情选择官员。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后来太祖又问起这件事，中令再次进呈，太祖仍不任用。又过了一天，太祖再次询问，中令仍然进呈，太祖大怒，撕破他的奏牍，扔到殿阶下；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腰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卷在衣袖中带回中书省。后来太祖又询问，中令便把碎纸缀补起来再次进呈，太祖才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先审慎地知道那两个人可以任用，然后坚决坚持，不可更改。如今您举荐石介，也是在事先审慎地知道他可以举荐吗？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了解他而举荐，就不应当仓促停止；如果是偶然举荐，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他所说的话，辨明是非以后再作决定。如果石介虽然触犯皇上，但所说是正确的，就应当帮助他辩解；如果所说不正确，也应当说，所举荐的职位只是主簿，不是负责言事的官。等他担任主簿而不能称职时再罢免，请用这个理由就可以了。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正直之法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人不肖，就应当弹劾罢黜；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人贤能，就应当举荐伸张，并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高下。如今在职的官员，有一百几十人，或邪或正，他们的纠察举荐全都取决于台臣；您开始举荐石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您而将要任用他；等到您又认为他没有才能，也说他不行，您的自信尚且不能坚定；如果以后再议论其他事情，怎么敢指望天子相信您的话呢？所以说：主簿虽然官职卑微，石介虽然地位低下，但士人中真正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何况如今斥退石介而另行举荐，一定也是选择贤能的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辨明是非，假如举荐他进入御史台后，他又有所进言，难道便又斥退他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必定要找到愚昧、昏暗、怯懦、沉默的人才肯罢休。伏望您，如果想举荐愚昧的人，那我不敢再说什么；如果将要举荐贤能的人，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选他人。当今世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的事务，所以我才敢把这些狂妄的话陈述在您门下，伏望您幸加察看。《与四路招讨司幕府李讽、田裴、元积中书》尹洙 收到刘伯寿的牒文，索取王文政的文书，随即把它们对照送上。起初，王文政等人因犯罪被发配到牢城，保宁则充作士兵。恰逢韩公来到，把旧案向韩公申诉。韩公命令复查他们的罪行，如果罪行不至于深重，就把他们的名籍改归广锐番落。王文政等人都在泾州，于是向帅府申报；帅府召来我们二人，却不让王文政二人前来，反而命令我们取来完整的案卷，到泾州审看。后来帅府命我们二人前往，只说他们资质羸弱，射七斗弓箭还不到两握，详细案卷却已经说明了这些情况。于是众人议论说：案卷送去以后这两人才来，这一定是审查他们原来的罪行，认为并不深重。他们说资质羸弱、射箭达不到标准，是担心把他们安置到广锐番落。番落旧制所用的箭只有五尺三寸，近来的制度中，箭短一些也听从狄侯的命令。把这两名旧兵同番落士兵相比，他们并没有稍差。又命令他们射九斗弓，箭却不到两指，已经超过旧兵中的下等。泾州内地不知道番落所用的都是短箭，所以差别相距很远。如果一定拿长箭的标准来衡量，即使积功升到大校，年少而强壮的人也不能达到标准。况且番落中有犯奸罪或盗罪、像这样被北方发配充军的人很多，按理绝不会再有疑问；但帅府只是因为得到两个强兵，便把他们的名籍改了。这样看来，帅府后来追问这两个人原来的罪行，怎能不把罪行说得深重呢？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帅府的意思，是不想把这两个人编入番落。既然已经登记入籍，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答复说：他们的罪还没有达到极恶的程度。这是委婉措辞，用来恭敬地执行上面的命令。没想到帅府又命刘伯寿复查此案。凡是泾州同人关系亲厚的，都来责备我说：“为什么竟然不禀报帅府的命令？”我听了非常惊骇。如果说其他事情我不敢知道，那么只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为什么算作不禀报呢？这是因为，起初本路向泾州索取这两个人，帅府已经没有遣送；后来又命令取来完整案卷审看。如果果真认为他们是重罪大恶，就应当下令说：“这种罪不能赦免，两人没有可以遣送的道理；只把完整案卷送回去，尹洙一定会审查他们的罪行。”即便认为他们可以赦免，也应当奉承帅府的意旨，何必改编这两名士兵的名籍呢？况且韩公并不是平素就有权审看这两个人的完整案卷；命令本路查究他们的罪行，改不改他们的军籍，都属于本路的职责。不改，不足以违逆帅府的意思；改了，也不足以说是迎合。况且本路军民以及番落首领因事情来向韩公申诉、因功劳来请求辨理的，多得很；韩公都把事情下交本路，并且命令我们详细审查。其中因事情申诉而得到辨明的，有十分之二三；因功劳申报而符合标准的，有十分之一二；番落首领所陈述的事情，可以施行的不到十分之一二；韩公都没有把先前听到的话当作决定的依据。

译所有文书都在这里，可以取来重新查验，难道一定要因为一件事情就说我们违逆吗？这件事表面上极小，而我恳切陈说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它对整体制度的损害极大。昨天经略司办理某件事情，在法律上略有疑问，但事情按理本来应当如此，大吏特意说：前些日子王文政等人的事情在法律上没有妨碍，尚且还如此。如今这件事恐怕会被责问，怎么办呢？我把他斥退了。我对狄侯说：“将来这帮人如果有所议论，一定请求给他们刺字。即使将来给他们刺字，也只能制服一个吏员，对将校又能怎样呢？将校一定会说：这么一件小事尚且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成，又怎么能使我害怕呢？我只知道害怕元帅罢了。”这实在足以成为元帅的忧虑。我来到本路任职以来，原州、镇戎军判决罪案，有不该处死却特意处死的，有该处死却把刑罚加重的；我同狄侯商议，都没有追究其具体情状，大概是知道那些守将可以任事，应当把权力下放给他们。又有士兵犯罪，反过来拿他的主校的过失来为自己辩解；我责问他说：“如果你的主校同你一起隐瞒，你害怕受到牵连而来告发；或者主校滥施刑罚，你受不了他的虐待而来告发，我都听你的申诉。按理说有罪的人，现在你自己有罪，应当受罚。如果主校宽赦你，你的过错最终便无人知道，这就会使主校都害怕承担过错，不敢鞭打士卒，那是军队的大弊病。” 狄侯和各位将领都说：“好。”但最终还是杖责后把他赶走。大将对于士卒，不可能人人都亲自督察、安抚、照料，必须有主校来负责；如果军中人人都畏惧自己的主校，将领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士卒不畏惧主校，就会饮酒赌博、任意放纵；饮酒赌博、任意放纵，最终就会陷入贫困；陷入贫困，就会无所不为。做主校的，难道能反过来害怕他的下属吗？所以做将领的，必须察知各级军官中贪婪暴虐的人，亲自把他们罢免，不让他们的下属能够抓住把柄控制他们，这样士卒才都会有所畏惧。这就是说，大将不能只让士卒畏惧自己而不畏惧主校，也不能只让所属郡县的士兵畏惧自己而不畏惧守将，这是治理军队的根本要领。我的官秩虽然低，但就本路而言，同狄侯一样都担负着大将的职责。责任既然重大，早晚对于边防事务没有不忧虑的；听说士卒不畏惧自己的主校，便把它看作小忧；听说属郡不畏惧自己的守将，便把它看作大忧。如今如果要使一路的人都不畏惧自己的大将，元帅又怎能不忧虑呢？所以我所说这件事虽然小，而对于整体体制却很重大，就是这个道理。我既以进谏之名任官，凡是事情的曲直，本来应当到天子的朝廷上辨明。如今我竟然不能在元帅面前自行申辩，反而在幕府面前支支吾吾，难道是因为畏惧怯懦吗？大概是因为元帅的身份，不应当在事情上被部将驳倒。所以我凡是辨论事情，都可以到天子面前求取公正，却不可以到元帅面前求取公正。希望诸位稍稍留意。《答张洞书》　孙复 两次承蒙您寄来亲笔信，文辞和情意都十分恳切周到。您说自己远离群体之外，像我这样生活在当今时代，却喜爱古代圣贤的道和仁义的文章。明远又向我询问尊崇大道、扶助圣人、著书立说以垂示后范的事情。我有幸立志于此，已经有多年了。再想一想，世上号称进士的人，大多把磨炼辞赋、希望取得科第当作要务。像明远这样卓然独出，不急切追求那些事情，却勤勉致力于此道的人，能有几个呢？然而我担心明远年少气盛，想要很快成功，反而没有办法达到文章的境界。所以把其中一二点告诉你，你仔细考察就是了。天文，是道的作用；道，是教化的根本。因此文章的写作，一定要先在心中获得道，然后形成于言辞。在心中获得的，是在内心明白它；形成于言辞的，是在外部表现出来。在内心明白，所以可以适应实际作用；在外部表现，所以可以推广教化。因此《诗》《书》《礼》《乐》《大易》《春秋》，都是文章。总称为“经”，是因为最终经孔子之手整理编定，尊崇它们而区别于其他著作罢了；这就是圣人的文章。后人的力量薄弱，不能继承圣人的事业，只应当从旁维护名教，夹辅圣人罢了。有的阐发历代圣人尚未明白的深义，有的指斥诸子的异端，有的揭示千古以来尚未觉悟的道理，有的纠正一时的过失，有的陈述仁政的大法，有的斥责功利的末术，有的发扬圣人的声名功业，有的抒写下层百姓的愤懑叹息，有的陈述天与人的取舍进退，有的叙说国家的安危。一定都是遇到事情便考察事实，有所感触才创作，写成论、议、书、赋、歌、诗、赞、颂、箴、解、铭、说之类。虽然名目很多，却都归于道，这些都称作文。若是放纵心意，虚构无据地写作，那就不是文章，而是无用的瞽言罢了，只是白白污损书册，有什么可贵呢？明远如果无意于文章也就罢了；如果有志于此，就一定要潜心探求其中的道。潜心探求其中的道，所得一定深；所得既深，所说也一定远；既深且远，这才差不多可以指望达到文章的境界。否则便会浅薄而近俗，怎么能够指望达到文章的境界呢？唉，达到文章的境界已经很难很久了。从西汉到李唐，其间博学的大儒接踵而起，凭文章流传后世的人很多。然而其中多夹杂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以及沈、谢、徐、庾妖艳邪僻的言辞。甚至有的文章装满箱箧，打开来看，却没有一句涉及教化，难道不是无用的瞽言、白白污损书册吗？至于始终讲仁义、不背离也不夹杂其他内容的，只有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罢了。由此说来，文章的境界难道可以轻易达到吗？如果想轻易达到，那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明远请仔细体察，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轻率。上孔中丞书　石介

译孔子的道在当时没有得到施行，只能在孔氏家中流传，直至四十多代来等待子孙，是如此久远。孔子去世以后，世上有子思、安国、颖达，也不过止于阐发他的言论而已。汉代有丞相霍光，唐代有丞相李纬，虽然取得了地位，也不能完全施行他的道。孔子的道，难道甘心郁结盘伏在他家中吗？于是跃然而起，奋发显现，流布天下，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它。汉高祖、唐太宗能在上位者中得到它，凭此拥有天下三百年；孟轲、扬雄、文中子、韩愈能在下位者中得到它，凭此使自己的声名流传亿万世。唯独孔氏子孙没有能够得到它，等待了四十多代、将近二千年，如今阁下得到了它。现在孔子的道并不专属于阁下，阁下又声名显赫，名声超过天下之人，并且重新取得朝廷中的地位，受到天子的任用。阁下若能得到孔子的道，就应当用孔子的道来侍奉圣明的君主，施行于天下，使国家成为有如二帝、三王、两汉和盛唐的国家。孔子的志向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世道衰败，道义沦丧，邪说和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也有了。孔子对此感到忧惧，可是当时又没有君主可以依靠，自己没有职位，不能诛罚，也不能匡正，于是作《春秋》。用来端正王纲，彰明王法，所以《春秋》写成，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孔子任司寇时，七天之内就在两观之下诛杀了少正卯；代理宰相职务时，齐国始终不敢窥伺河南。那时的君主是昏庸的，那时的职位也是代理的，尚且如此，何况阁下遇到明君而拥有高位呢？阁下任中丞已经超过一个月，却还没有听说有所举发。阁下在朝廷，朝中还有奸臣敢于居位，天下的蠹贼还没有全部铲除，这说明孔子的道仍未能完全施行。难道孔子直等了四十多代、将近二千年，就是为了等待阁下吗？阁下应当想到这一点。况且天子设置御史府，尊崇它的地位，重视它的职任，不与其他官府相同。过去设有御史大夫时，中丞位居大夫之下而统领属官；如今大夫职位空缺，中丞就是御史府的长官。因此中丞的职任特别重大，中丞的责任更加重大。君主安逸放纵而失德，悖乱而无道，荒废政事而违逆劝谏，废弃忠臣而怠慢贤者，御史府都可以劝谏并责问他。宰相有依违两可、顺从权势的行为，蒙蔽上级、欺骗下属，贪恋宠幸而忘记进谏，专擅福权而作威作福，御史府都可以纠察他。将领骄横强悍而不顺从，倚仗武力肆意作害，轻视军备、放弃作战，滥施刑罚、毒害百姓，御史府都可以举发弹劾。君主是最尊贵的，宰相和将领是最显贵的官员，尚且可以在劝谏、责问、纠察、弹劾之外加以制约，由此便可知道御史府的尊严了。在轩陛之下、朝廷之上，百官的进退，政令教化的发布，号令制度的明确，以及赏罚纲纪，只要有不合乎法度的地方，御史都可以进言。御史府看起来比中书、枢密院地位稍低，但中书、枢密院也不敢与御史府抗衡威势、争论礼数，反而畏惧恭敬地尊奉它。御史府的重要，没有可以相比的；但必须有像阁下这样的人担任它，御史府才真正尊贵。《易》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运行。’《礼》说：‘有贤人在，政事才能兴举。’阁下是圣人的后代，又能得到圣人的道，凭着端庄厚重、刚正不阿、公正忠诚、清廉正直，声势赫赫地立于朝廷，为天子提出可行的意见、纠正不可行的意见，赞助谋略，执掌纲纪。天下仰望您的风采已有十五年，清要之职正选取您，期待将要重用您。并且您历经外任考验，更加显出才能，接连治理三大藩镇，都卓然有治绩声名，传到天府，遍及京城。御史府中丞职位空缺，每天在紫宸殿下列班的官员，佩带金印光彩闪耀，行走时声响铿锵，已有数百人。天子没有录用他们，却向南行三百里，用驿传召阁下，直接进入御史府，登上中丞之位。自从陛下独自裁决万机以来，连续起用和推崇贤能，贬斥驱逐琐屑小人，革除旧弊、创立新政，各项制度都得到整治兴举，太平的希望一天天兴盛起来。然而天人之心仍然郁结，不能完全舒展开来，是因为阁下还迟迟未接受重任。到了现在，天人之心才开始大大舒畅。阁下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凭直道进身。《诗》说：‘没有谁没有好的开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我曾听朝中大夫说：‘某人在担任某官时，忠诚耿直、直言无隐，正直敢说，触犯君主的威严，也不躲避诛杀。因而君主了解他，声名盛大，震动朝廷内外。’不到四五年，便取得显要官职；如今担任某官，地位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尊贵，俸禄丰厚、恩惠优渥，私宅中佩青绶的家人有五六个，门前显赫得热气灼手。然而如果顾惜这些权势荣宠，就会像有东西堵住耳朵，像有树叶遮住眼睛，像有钳子封住嘴巴；朝廷有失当的政事，国家有遗留的问题，仿佛听不见、看不见，也不再进言，那么从前的忠诚耿直、正直敢言，就只是沽名钓誉罢了，难道是把它当作谋求迅速升迁的媒介吗？唉！士人把道德和仁义积聚在自身，本来就是借助权位来施行于政事，使天下得到利益。难道会有人斤斤计较地谋求自己的衣食吗？神色庄严、坚持正道，站在朝廷上施行自己的道，却让天下人产生这种议论，难道没有损害吗？古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常常不能胜过小人；小人不只是常常胜过君子，而且不能容纳君子。他们厌恶正直、憎恨正派，巧言邪说实在很多。幸而朝廷中有一个君子，百个小人便会群起排斥他；若不是铁心石肠、刚正不屈，没有不随之倒下的。小人不能容纳君子，君子若不能为气节而死以保持终身的声誉，中途或晚节发生改变，就应当会被小人排斥。如今有的人地位还不显贵，身处下位，却能坚守正直而不顾自身，敢于直言极谏，触犯天子的脸色，上奏封章抗争，议论天下利害。群小人一定会聚在一起指责说：‘这个人是在谋求迅速升迁，是在沽取虚名，不是为了施行道义。’唉！我们这些人既不被小人容纳，也不敢取信于天下，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学习周公、孔子的道，不被任用时就收敛才华、藏于心中，被任用时难道会停止吗？必将施及国家，布于天下，以辅佐我们的君主，安定我们的百姓。群小人不断排斥诋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阁下也应当对此高度警戒，不要让天下产生那样的议论，这样君子幸甚，天下幸甚。答韩持国书　苏舜钦

译近来收到京中的来信，长姐突然去世，我内心悲痛欲裂，不能承受这种哀伤。又承蒙您来信慰问，使我更加号哭悲绝。并且又被责怪，说兄弟都在京城，却不按照义理相互亲近，以尽友爱兄弟之道；独自羁留在数千里之外，是自取愁苦。持国，您向来是我敬畏的人。如今这些话说成这样，我怀疑不是出自您的口中；可是笔迹和语气都确实是您，又不能怀疑。看来您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其他情况。我不得不为您详细说明。我也是人，不是能飞的鸟、能奔驰的兽，难道没有亲戚之情吗？难道不知道团聚的快乐吗？即使是禽兽，又怎么肯舍弃安逸而趋向愁苦呢？这话已经远离人情，难道应当出自持国您的口吗？从前我在京城任官时，不敢触犯别人的脸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人上下，心志郁结而不能舒展，已经到了极点。不幸正处在容易被猜疑嫌忌的地位，不能果断地早日引退，终于遭遇意外祸患，被逮捕下狱，没有人敢为我说话；反而仇敌一齐兴起，在我被贬废之后仍喧闹不止，还想把我置于死地才快意。后来的人往往钩探我的言语，想把它传播出去，真正怀着好意来关怀我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我有时闭门不出，有时秘密外出，不敢同他们相见，就像躲避兵寇一样，惴惴不安，只怕牵累亲戚罢了。这样的浇薄风俗，怎么能长久居住其中？于是我超然远行，羁泊在江湖之上；不只是为了避免衣食上的困累，实际上也是稍微躲避那些陷阱。何况我的血亲很多，持国您已经见过了；房屋狭窄，您也见过了；收入微薄，您又见过了。经常聚在一起，能不穿衣、不吃饭吗？不能。即使食物足够，闭门常常不与人相见，可以吗？不可以。既然与人接触，却不和他们说话，可以吗？也不可以。既然和他们说话，又不与他们往来，可以吗？还是不可以。既然与人言语往来，人人都像持国您这样才行；如今持国您尚且有这种话，何况亲情、义理、见识都不及您的人还很多。假使他们再添油加醋地编造恶言，使之上下喧传，而我又不能自行辩明，那么前些日子的事情还不算严重。即使完全没有这些事，我也会整天辛劳，应接不暇，寒暑中奔走，在尘土泥泞里不能料理人事，瘦弱的马、傲慢的仆人，使我天天忙忙碌碌地在都城中自取羞辱，让人指指点点地嘲笑我、怜悯我，我又怎能不为此愁苦、有什么脸面安心呢？如今虽然与兄弟亲戚相隔遥远，但俸禄稍微充足，居室稍微宽敞，又没有整天应酬奔走的劳累，耳目清静开阔，不设置机关来防备别人，心情安闲而身体舒展，三更时便安然入睡。天亮便起床，在幽静庭院明亮窗户之下，陈列图书、史籍、琴和酒器来自我娱乐。一个多月不踏入官府，有兴致时便驾小船出盘阊，在江山之间吟咏长啸，悠闲自适。洲渚上的茶和乡野酿的酒足以消除忧愁，莼菜、鲈鱼、稻米、螃蟹足以满足口腹。又有许多高僧和隐士君子，佛寺美好绝伦；家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令人流连，不知不觉便到了日暮。从前孔子作《春秋》，居住在夷地和吴地，又说：‘我想居住在九夷。’观察如今这里的风俗，乐于行善、喜好美事，知道我守道好学，都欣然愿意来与我交往，不把我当作罪人来相待。即使孔子复生，大概也一定想居住在这里吧？那么持国您把两地相比较，究竟哪一种更好，难道还不明白吗？人生在内心能够自得，在外又有所适意，本来也是快乐的。何必要身居高位、享有厚禄，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然后才算快乐呢？如今我虽然寄居在这里，也不过像在南北各地做官一样，哪里能够和亲戚长久相守呢？持国您明年最终也要赴任，兄弟们也一定要出游做官，怎么能够完全尽到友爱兄弟的道义呢？何况我正困窘，形势不允许按照持国您的心意行事，难道一定要等我死后尸体转入沟渠、肉被豺狼老虎吃掉，才可以吗？这未免太残忍了吧？我曾读《棠棣》诗说：‘如今所有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 这句话是说，兄弟凭借恩情，在有急难的时候，一定要相互救助。第五章说：‘祸乱已经平定，已经安宁太平。’又说，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朋友。意思是朋友崇尚义气，在安宁的时候，用礼义相互砥砺。我和持国，是表兄弟；在有急难的时候，您不来救助，如今又在尚未安宁之际，想用义理来相互砥砺，这种情形即使古人也做不到。我若不回信，是考虑得太浅了。我对持国您说这些话，先前读到子华的诗意也是这样，只是没有来得及述说；如今便连同这些话一起告诉子华。我不是性情急躁、喜欢喋喋不休的人，请您仔细体察。《宋文鉴》卷一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一百十五 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 与吴九论武学书　刘敞 此前有人从京师来，说朝廷正在制作武舞，并在学校中教授。小人暗自欣喜，认为太祖、太宗的功业超过三王，德行厚重如同天地，而宗庙乐章尚未建立，雅颂尚未完备，公卿大夫本来应该冬天不穿皮裘、夏天不穿葛衣，日夜谋划怎样使声名流传万世无穷，让百姓有所咏歌，四方夷人有所观听。可是这件事宽缓拖延已久，功业光辉被掩蔽，这一定是天子有所感动而制作音乐，尊崇德行以荐享宗庙、陈列于上帝了。周室衰微以后，管弦乐谱便失传了，到如今已有千年，而我们这些人现在竟又能看到它的舞蹈动作，亲自接触它的礼乐文物，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您正担任学官，所以我欣然写信，请求大略询问制度，也想借此使下国受到震动，奋发彰扬光辉。如今承蒙您来信询问，才知道传闻错了；原来国家认为边疆尚未安定，所以设立武学来选拔勇猛强悍的人才，即孙武、吴起、孟贲、夏育一类的人。我不免失望，又深为感叹。从前三代的君王建立辟雍、成均来敦厚教化，戴高冠、穿宽袖衣的士人居处有秩序，所学的是诗书礼乐，所立的志向是文、行、忠、信，因此没有鄙陋悖逆的神色和斗争的声音；还担心教化不够，所以鄙弃诈谋，依据德行授予爵位，依据义理褒奖人，规范人的诚信，用一贯的原则对待众人。因此说，勇力如果用来危害上级，就不能登上明堂；百姓知道自己的归宿而没有二心。这样，教化不严厉也能成功，政令不苛刻也能治理，从未听说过设立武学的制度。那种戴缦胡缨、穿短后衣，瞪着眼睛说话，难以按住宝剑而目光凶疾的人，就是所谓有勇力的人。将要教给他们武艺，又用利益来驱动他们，怎么能不发生问题？怎么能容许这样做？这种风气难道能够不改变吗？我恐怕即使有智者，也不容易妥善处理后果，何况还要设立博士之职，扩大弟子名额，而根本上却不懂得教化，教化已经逐渐衰弱了。战国时期，天下竞相驰骋争逐，于是有了纵横家的学说、技击之术，用来互相残害。即使只是私下议论、街巷传说，官府来不及过问，风俗仍因此变得浅薄，祸乱仍因此滋长，这正是学者极其厌恶、仁人忧虑并加以辨析的事情。怎么能反而去仿效它呢？况且从前先王致力于用道义教育贵族子弟，却不涉及武事，并不是没有四方夷人的祸患，实在是害怕向百姓显示轻佻。如今既然向他们显示轻佻了，道义难道还存在吗？四方之人将会怎样看待我们呢？况且您参与了这项议论，却不能挽救它吗？这是我最困惑的地方。您的信中说：‘时事日新，只恨不能亲眼见到。’这难道不是一件新事吗？我已经看到了，所以姑且写来答复。答赵内翰书　蔡襄 恭敬地拜读您送下来的黄晞荐举奏章。黄晞是闽人，我与他交游很久；他以文章自负而感到自得，不随便迎合别人，确实是超出当世、心怀道义的士人。您把他荐举给朝廷，希望盛明之时不遗漏人才。您的用心，不只是替黄晞发扬声名。然而奏章中说：‘石介在国子监任职时，请黄晞表率学生，黄晞认为石介是假装行善，不正直，所作所为不对，于是拒绝前往。’这正是黄晞能够预先识人、见识深远的地方。襄认为，贬斥石介而荐举黄晞，其中的用意我不能理解。石介喜欢议论当时的人物，所以众人的诋毁纷纷而来。推究他的用心，是想让君主身边没有奸邪，使人人都忠孝，使百姓没有疾苦，使教化明白而诚信；他相信周公、孔子的言论，认为太平可以立即建立，却没有估量世务实行起来的难易。这就是石介修养真诚、树立气节的大概情形。他所抵触的，只是夏竦一党罢了。石介一旦离开朝廷，奸人便巧诈虚伪，千方百计捏造谤毁，一定要把他的宗族置于死地才觉得痛快。幸赖天子圣明，辨明是非，所以石介过了很久终于自行洗清了罪名。唉，说石介假装行善，是什么意思呢？假装行善的人，是要谋求富贵、取得名誉。石介活着时不免受寒挨饿，死后几乎连棺材都被砍毁，子孙流离失所。假装行善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守住自身、信奉道义而不顾世俗的人，伯夷、叔齐就是这样。几百年来，孔子称许他们，这个评价于是确定下来。如果石介确实是信奉道义、至死守持的人，那么他也有待于后世评定吗？从前石介在世时，我和他是同年进士，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并和他交为朋友。自从石介去世以后，我没有见过像他这样自信守道的人。假如石介复生，我侍奉他为老师还来不及，哪里敢以苟且容身、没有立场来责备他，更何况敢诋毁他呢？黄晞避开石介的聘请，担任学正，是不肯屈居石介之下罢了。这只是小事，哪里足以说明黄晞见识高远、谋虑深长呢？您与石介交往疏远，对他的了解不够深；然而天下公论，本来应当有所听闻。您的言论是众人所仰望的，怎么可以随声附和呢？如今满朝都是诋毁石介的人，即使使我闭口不言，也并不算少一个。即使我开口为石介辩明，石介难道就能因此完全明白于天下吗？然而出卖死去的朋友来迎合权贵，这是我蔡襄不肯做的，也是您所了解我的地方。近来寒气侵入身体，每天吃两次粥已经七天了。承蒙您的教诲，却不知疲倦，感慨万千，心情颠倒。答刘蒙书　司马光 从前张伯松对陈孟公说：‘人各有自己的性情，长处短处由自己裁定。你想成为我，也办不到；如果我仿效你，也会失败。’马援告诫侄子，希望他仿效龙伯高的周密谨慎、谦逊俭朴，不希望他仿效杜季良为别人的忧患而忧、因别人的快乐而快乐。司马光愚钝而没有才能，哪里足以在古人那里得到万分之一的期望呢？然而我私心仰慕的是伯松、伯高，不敢实行孟公、季良的行为。何况我自幼刚能说话，便诵读儒家书籍，学习谨慎自守；长大做了官吏，便读律令，谨守文书，拘谨琐屑，成为鄙陋细碎的人，侧身于庸俗之中，不能被雄俊奇伟之士看重，已经很久了。没想到去年您从大河以北浩浩荡荡来到京师，带着价值千镒的宝物，想寻找良工大商来出售它，却有幸来到我的陋巷，于是我得以偷偷读到您的文章，窥见您的志向：文章非常高妙，志向非常宏大；谈古代则浩博深厚，论当今则明白切实而精当，实在不能不口头赞叹、内心折服。譬如穷人的孩子，整天围绕着玩赏、爱惜、赞叹，传播出去却始终一文不值，敢问它价值高低，最终也只是没有用罢了。如今您忽然因为双亲没有钱奉养、兄长没有钱安葬、弟妹嫂侄没有钱救济，便策马写信，渡过千里黄河，把我当作归宿，还说：‘把一个婢女卖掉，所得五十万钱给您，足以周济这些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译您为什么这样厚重地期待我，却又这样深地不了解我呢？我能不惊骇而且疑惑吗？如今豪杰之士，在内则充满朝廷，在外则分布郡县，力量有余而仁德足以令人仰望的，不在少数。您不取用他们，却偏偏向左转而投向我这个不肖之人，难道不是因为对我的期待太厚了吗？我虽然勉强跻身侍从之臣，月俸不到数万钱，连柴薪和玉米都难以连续供应；居住京师已经十年，衣囊中的旧物都已耗尽，哪里拿得出五十万来帮助从属亲人的粗粝生活呢？君子虽然乐于施舍，也一定要自己有余裕之后才能顾及别人；即使有余裕，也应当先亲近的人后疏远的人，先旧交后新交。我侍奉您还不到一年，见面不过四五次，您就突然拿五十万来奉送给我；其余亲戚故旧数也数不清，将来要拿什么对待他们呢？我在家吃饭都不敢常有肉，穿衣不敢全用丝帛，哪里敢用五十万买一个婢女呢？您却忽然因此责备我，难道不是因为太不了解我吗？我看着地面之后才敢迈步，顾虑脚下之后才敢站立；您一旦把我当作陈孟公、杜季良一类的人，我能不惊骇吗？您穿着儒服，谈论孔子、颜回的道理，吃豆羹喝清水，已经足以使双亲尽欢；即使吃粗饭、喝瓢水，也足以使自身获得快乐。您却惶惶不安，因为贫乏而向别人有所求取，我能不疑惑吗？您又拿韩退之的作为来责备我；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哪里敢企望韩退之呢？韩退之能够写文章，他的文章为天下所贵重，当时王公大人的庙碑墓碣，没有不请他撰写的，所以能得到丰厚的酬谢，随即又把这些施予亲友旧交，这就是他能够实行义举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哪里敢企望韩退之呢？我自束发以来，虽然品行才能没有长处，但实在不敢从别人那里妄取一丝一毫，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取得财物如果廉洁，那么施予别人也会吝惜，这也是情理所在。如果既要求我取得财物廉洁，又责备我施予丰厚，这两种行为确实很难兼得。您又想让我从别人那里取得财物，这尤其是绝对不可行的。公西华的学生曾向邻人乞求醯来应付需求，孔子认为这不正直；何况自己不能施予，却向别人征敛来作为自己的恩惠，难道不是违背恕道吗？您的命令我既不能奉行，又费这些言辞来解释，罪过就更加深了。您所称道的韩退之也说过：‘文章不足以显发您的事业，钱财不足以周济您左右的困急；满载而去，空囊而归，您只要谅解我罢了。’ 与范景仁论乐书　司马光 承蒙您示下房生关于赤尺的说法：房生曾得到古本《汉书》，说度量起源于黄钟管的长度，以中等的秬黍谷粒为标准，一粒黍的长度作为起点，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九十分等于黄钟的长度，一份就是一分。今本文字误脱了‘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所以从前以来都用累积黍粒的方法制作赤尺；纵向放置便太长，横向放置便太短。如今把新赤尺横向放置，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于是空径大了四厘六毫，因此乐声太高。又曾得到开元年间的笛和方响，与太常乐相比低五律，与教坊乐相比低三律，这都是儒者误把一粒黍当作一分造成的，方法并不正确。不如把一千二百粒黍填实在管中，随着管的长短来确定它，作为黄钟九寸之管；把长度分为九十份，一份为一分，再取三分来测量空径，数值相合，音律就正了。景仁近来称许这种说法，认为先儒用心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可以纠正历来积累的错误，消除一世的疑惑。我私下思考此事，有几条还未能明白，冒昧写信陈述，希望景仁指教。景仁说：房生家藏的《汉书》与今本不同。我考察用累积黍粒求赤尺的做法，流传已经很久了。房生得到的书不知道传自哪个时代，而错误代代相承，从古到今，经过的大儒很多，竟没有人觉察。而且那部书既然说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为什么还要再说‘一黍之起’？这四个字将要怎样安置呢？刘子骏、班孟坚的著作不应当这样冗长。况且房生想把黍粒填实在管中，求得它的长度，怎么能称作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如果确如您所说，那就会制成一丈二尺的新尺，难道不是只求迎合这种方法，反而更加乖谬吗？景仁说：度、量、权、衡都是由律产生的。如今先累积黍粒制成尺，然后才制定音律，反过来使音律产生于度量，这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吧？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律，究竟是什么呢？假使古代的律还存在，吹奏它的声音便能知道音高，测量它的长度便能知道度，考察它的容量便能知道量，校验它的轻重便能知道权衡。如今古律已经失传，若不借助黍粒便无法显现度，若没有度便无法显现律。律不产生于度和黍粒，那将从哪里产生呢？度量衡是用来辅助音律、保存法度的。古人所以制作这四种器物，是用它们互相参验校正；即使其中三种失传，只要有一种保存下来，其余三种就可以推求出来。又说后世器物可能毁坏失亡，所以把它记载在书中，具体表现于器物上。黍粒是自然之物，有恒常而不会改变的特性，所以古人在这里寄托法度。如今四种器物都已失传，不能取用；那么在黍粒上还能取用什么呢？凡是物体的度，讲它的长短就叫度，讲它的多少就叫量，讲它的轻重就叫权衡。然而量有虚实，衡有高低，都会容易产生误差而难以精确；把它们相比，不如由度来求律更加审慎。房生如今想先取容量为一龠的东西作为黄钟之律，这就是使律产生于量。量和度都不是律，舍弃彼而采用此，究竟该选择哪一个呢？景仁说：‘古代律管的空径是三分，周长是九分；如今新律管的空径是三分四厘六毫。这四厘六毫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空径三分、周长九分，只是算家概括其大意罢了。若按精密的比率说，直径七分，周长应是二十二分。古代计算者担心把空积精密计算太烦琐，所以前后各家所谓三分，只是举整数而言。四厘六毫不到半分，因此被舍弃了。况且律管极小，黍粒的形体又是圆的，其中难道没有承载和空隙之处，却一定要苛求丝毫都不能有差吗？景仁说：‘房生把一千二百粒黍实填在管中，以此作为九寸，再取三分作为空径，这是自然符合的结果。’

译我考察量法，方尺所容纳的量是一斛；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校验它，便能够相合。如果按照房生所说，度法改变了，而量法仍旧不变，那么一斛的东西怎么能装满方尺的容量呢？景仁说：‘量和权衡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标准，为什么度法偏偏只用一粒黍？’我考察黄钟所产生的事物，总共有五种法则：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量和衡依据的是容量和重量，非用一千二百粒黍不可；至于度法，只需以一粒黍作为一分，不必采用其余数量。至于数和声，则根本用不着黍粒，怎么能说一定要以一千二百为确定的标准呢？景仁说：‘房生说如今的乐声太高，太常寺的黄钟正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房生所谓的仲吕，究竟是后世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又怎么知道如今的乐声太高，而不是过去的乐声太低呢？笛和方响是里巷的乐器，由平庸工匠制作，怎么能够完全得到律吕的正确标准？竟想拿它们作为法则，考定雅乐，不也很困难吗？这些都是我极为困惑的地方。君子的议论，不固执己见，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只服从正确的道理。景仁如果能够解答，使这些问题明白清楚，我难道敢不整肃衣襟、服从正义吗？难道只是想徒然作这种琐碎争辩吗？不尽意。司马光再拜说：与王介甫书　司马光 我平日无事，不敢踏入两府的门，因此很久不能向传达使命的人通报姓名。如今春暖，恭惟您政务之余尚有余裕，台候万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我没有才能，不足以辱没介甫而成为您的朋友。然而自从与您相识以来，已经十多年，曾多次做同僚，也不能说没有一日的交情。虽然惭愧于见闻不广，但对于正直诚信，不敢不努力。至于逢迎巧辩，那本来就是我不敢做的。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盲从，小人盲从而不和谐。’君子的道，在出仕、退处、言语、沉默等方面，怎么能够完全相同？然而他们的志向都想立身行道，辅佐社会、养育百姓，这就是他们和谐的地方。从前我和介甫议论朝廷之事，多次意见相违，不知道介甫您是否察觉；但我对您的仰慕之心，从未改变。私下看到介甫独自负有天下闻名三十多年的声誉，才高学富，难以进身而容易退处；远近之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您的，都说介甫不出仕便罢，一旦出仕，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百姓都将受到您的恩泽。天子因此把介甫从本来不可能起用的处境中起用，召入参与大政，难道不是想满足众人对介甫的期望吗？如今介甫参与政事才满一年，士大夫无论在朝廷中的，还是从四方来的，没有不异口同声地非议介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下至闾巷百姓、小吏和差役，也都私下怨恨叹息，人人把责任归咎于介甫。不知道介甫您是否也曾听到这些话并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私下料想，您门下的士人正天天称颂您的美德、赞助您的功业，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话传达给您。不是门下士人的人都说：‘他如今得到君主信任而专擅政权，不要触犯他以招来祸患，不如坐等，不过二三年，他将自行失败。’这样做，不只是对介甫不忠，也是对朝廷不忠。如果介甫果真相信这种想法并推行下去，等到二三年后，朝廷的祸患已经深重，哪里还救得了呢？像我就不是这样；我忝列交游末席，不敢苟且躲避责罚和愤怒，所以替介甫逐一陈说。如今天下最憎恶介甫的人，诋毁无所不用；唯独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介甫本来是大贤人，过失只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古圣贤治理国家，不过是使百官各自称职，委任他们并责求成效；养育百姓，不过是减轻租税，减少赋敛，免除拖欠的债务。介甫却认为这些都是腐儒的老生常谈，不值得思考，想做古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于是把财利之事不交给三司，而由自己管理。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集善于写文章的人和懂得财利的人，让他们讲求财利。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樊须请求学习稼穑，孔子尚且鄙视他，认为他不懂礼义诚信，何况讲求商贾末利呢？假如那些人确实是君子，本来就不能谈论财利；假如他们确实是小人，就只会虐害百姓。为了满足君上的欲望，怎么还可以听从他们呢？由此可知，条例司一个机构本来就不应设置；设置以后，又在其中破格任用人员，往往突然获得显贵官职。于是谈论财利的人都挽袖瞪视，炫耀争相进用，各自斗弄智巧，来改变祖宗的旧法。总的说来，所得的利益不能弥补所造成的伤害，获得的东西不能抵偿失去的东西，只是想另出新意，把功名归于自己罢了。这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又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四十多人，让他们到各地推行新法。先发放青苗钱，接着想让按户出助役钱，随后又想进一步搜求农田水利之利。然而派遣去实行新法的人，虽然都是选拔出的才俊，其中也有轻浮狂躁的人，凌辱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民和商人都受害，所以诽谤议论沸腾，道路上充满怨叹。考察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一点。

译《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只在于王宫和诸侯的宫室。’ 伊尹任阿衡时，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合适的安置，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孔子说：‘君子要求自己。’介甫也应当自己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只把罪责归于天下人。侵夺官职权力会扰乱政事，介甫却反而把它当作治理方法而首先施行。借贷收息的钱，是鄙俗的事务，介甫却反而把它当作王政而竭力推行。徭役自古以来都由百姓承担，介甫却反而想收取百姓的钱来雇用市场上的佣工代替他们服役。这三件事，普通人都知道不可行，介甫却偏偏认为可行；这不是介甫的智慧比不上普通人，只是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绩，而忽略了普通人所知道的常理罢了。皇极之道施行于天地人之间，一刻也不能离开。所以孔子说：‘道不能显明，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施行，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介甫的智慧和贤能都超过常人，可是到了发生过失时，便同样陷入了达不到道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中的圣贤，没有超过周公和孔子的；周公、孔子也并非没有过失，也并非没有老师。介甫即使比周公、孔子贤能，也还相差很远。如今却只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天下无人能及，和自己意见相合的人就称许，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就厌恶。这样一来，方正之士凭什么进用，谄谀之士凭什么疏远？方正之士日渐疏远，谄谀之士日渐亲近，却希望万事都合宜、好名声传遍四方，困难了。接受劝谏、采纳善言，不只是君主的美德，对臣子来说也是如此。从前郑国人到乡校游览，来议论执政的好坏，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费无极担任楚国令尹时，费无极所宠信的人有八个，都没有俸禄却拥有很多马。申叔豫借子南、观起的事来警告他，费无极害怕了，辞退了那八个人，楚王这才安心。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喜欢直言进谏，每天都有记载，每月都有成就，每年都有成效。周舍死后，赵简子临朝叹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各位大夫上朝，只听到唯唯诺诺，听不到周舍那样直言不讳的话，我因此忧虑。’子路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鄼文终侯担任汉相时，有史官记录他的过失。诸葛孔明任蜀相时，发布教令给群臣说：‘反复争论而得到正确意见，就像丢弃破旧的鞋而获得珠玉一样。’ 然而人的心力很难完全周到，只有董幼宰任参军七年，遇到事情做得不到位，便反复做到十次。诸葛亮曾亲自校阅簿书，主簿杨颙劝谏说：“治理政事有一定的体制，上下不能互相侵犯职权。请让我替明公打个比方：如今有人让奴仆负责耕种，婢女掌管炊事，鸡负责报晓，狗负责吠盗，各自的事务没有荒废，所求都能满足。忽然有一天，什么事都想亲自去做，不再交给别人，结果形体疲惫、精神困倦，最终一件事也做不成，难道是他的才智还不如奴婢鸡狗吗？这是失去了家主应有的法度。”诸葛亮向他道谢。杨颙去世后，诸葛亮流泪三日。吕定公有个亲近的人叫徐原，字德渊，有才干和志向，吕定公推荐他担任侍御史。徐原性情忠诚刚壮，喜欢直言；吕定公有时有得失，徐原就劝谏争辩，而公议中有人把这些事告诉吕定公，定公叹息说：“这正是我看重德渊的原因。”徐原去世后，定公悲痛哭泣，极尽哀伤，说：“德渊是我吕岱的益友，如今不幸去世，我又从哪里听到自己的过错呢？”这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建立功名，都是因为乐于听取直言劝谏，不忌讳自己的过失。至于其余那些骄傲自用、不接受忠谏而灭亡的人，数也数不清。介甫广泛通晓前代的记载，本来就不必等我司马光说了才知道这些道理。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诗经》说：“砍伐柯木啊砍伐柯木，作法就在眼前。”意思是，把自己希望上级如何对待自己的心，拿来对待下属；把自己希望下属如何侍奉自己的心，拿来侍奉上级，不必到远处去寻求。介甫一向刚直。每次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都像在私室里同朋友争辩一样，丝毫不降低言辞和声气，把斧钺鼎镬看得如同无物。可是等到宾客僚属拜见并议论政事时，只要能迎合他的心意，便曲意顺从，像流水一样，他就亲近并礼遇；有人所见略有不同，或进言说新法不便，介甫便勃然大怒，有时辱骂使其受辱，有时向皇上进言把他驱逐，连他的话都不等说完。明主如此宽容，而介甫拒绝劝谏竟到了这种地步，岂不是缺少恕道吗？从前王子雍对待上级方正，却喜欢对下级谄媚；唉，介甫不幸也接近这种情况吗？这就是我司马光所说的过分自信。过去我曾同介甫交游，他对各种书无不阅读，尤其喜欢孟子和老子的言论。如今得到君位、取得权力而推行自己的道，理应先实行自己所赞美的道理，不应先实行自己所不赞美的道理。孟子说：“只讲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又说：“做百姓的父母，使百姓瞪大眼睛盼望着，将终年辛勤劳作，却不能用所得来奉养父母，还要借贷来增加负担，这样哪里像百姓的父母呢？” 如今介甫主持政事，首先制定条例，极力讲求财利，又命令薛向在江淮实行均输法，想把商人的利润全部夺走；又分派使者到天下各地发放青苗钱并收取利息，使人人忧愁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难道是孟子的志向吗？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任意作为；任意施为就会失败，强行把持就会失去。”又说：“我不妄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我不多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百姓自然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如今介甫主持政事，把祖宗的旧法全都改变：把原来在先的放到后面，把原来在上的置于下面，把原来在右的调到左边，把已经成就的毁掉，把已经舍弃的重新采用，终日勤勉不懈，继而连夜劳作，不能休息，使上至朝廷、下至田野，内自京师、外及四海，士人、官吏、士兵、农民、工商、僧侣、道士，没有一个人能够沿袭旧业、安守常规，纷纷扰扰，不能安居，这难道是老子的志向吗？介甫从幼年读书直到白头执政，怎么竟把自己所学的全部抛弃，而听从今世浅薄之人的谋划呢？古代国家有大事，要同卿士商议，也要同庶人商议。

译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弃的，有兴起的，都从你们的谋议中产生；如果众人的意见相同，就继续考察。”《诗经》说：“古代先民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孔子说：“在上位者采纳民众的意见，下面就会把上天的恩泽施加给上面；在上位者不采纳民众的意见，下面就不会把上天的恩泽施加给上面。”自古以来建立功业、办成大事，从没有只想违背众人而能够成功的。假如《诗经》《尚书》和孔子的话全都不可信，那也就罢了；如果还可以相信，难道能全部抛弃而不顾吗？如今介甫只相信几个人的话，却抛弃先圣的道理，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想以此达到天下大治，不是很难吗？近来藩镇大臣有人说散发青苗钱不便，天子把他的意见拿出来给执政者看，介甫立即愤愤不平，称病在家。司马光被命令起草批答，看见士民正如此不安，而介甫却想辞去职位离开，这大概不是明主防擢任用他的本意，所以直述此事，以道义责备介甫，请他早日出来办公，改正对百姓不便的新法，以使天下获福。这篇文字虽然质朴笨拙，但没有一个字不是事实。我私下听说，介甫不体察这些意思，拆阅并驳斥责备他的上书为自己辩解，甚至使天子亲自下手诏向他道歉，又使吕学士再三传达旨意，这才出来办公。出来办公确实是对的，但应当赶快改正以前法令中的错误，以安慰士民，报答天子的盛德。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更加愤怒，推行得更加急迫。李正言说青苗钱不便，介甫责问并要求他详细说明。吕司封传话给祥符知县，说他没有发放青苗钱，便上奏弹劾，请求派人拘捕审问。看介甫的意思，必定想同天下人奋力一战，与他们决出胜负，不再顾及义理的是非、百姓的忧乐和国家的安危。我私下认为介甫不应这样做。我近来承蒙圣恩，皇上过分听信我，想让我兼任枢府副职。我私下想到，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接受大恩的人不可以不报答，所以冒昧重申去年所说的意见，提出当前的急务，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召回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皇上把介甫看得极重，不肯俯从。我要想到，皇上亲近器重介甫，朝廷内外的群臣没有能比得上的；凡事的动静取舍，只相信介甫。介甫说可以罢免，天下人就都受益；说不可以罢免，天下人就都受害。如今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全系于介甫的一句话。介甫怎么忍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不顾惜这些呢？人谁能没有过错呢？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他，这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呢？介甫如果能向皇上进一句话，请求罢免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那么国家太平的事业就能恢复原状，而介甫改过向善的美德会比从前更加光大。这对介甫有什么损失，为什么一定不肯改变呢？我今天所说的话，正好违背介甫的意旨，我明知不合他的心意；然而我和介甫的志趣虽然不同，大体归向却相同。介甫正想取得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施惠于天下百姓；我正想辞去职位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拯救天下百姓。这就是所谓和谐相处而不苟同。因此我敢于陈述自己的志向，向介甫表明心迹，以尽益友之义。是舍弃还是采纳，就在介甫自己了。《诗经》说：“周遍地询问谋议。”介甫得到我的书信，如果还没有赐予抛弃，希望同忠信之士商议其中的是非，不要拿给谄媚奉承的人看。他们一定不肯认为我的话正确。那些谄媚的人想依附介甫，借着改法来作为晋身的资本。一旦条例司被罢免，就像鱼儿失去了水。这些人正是要牵制、引导介甫，使他不能走正道行事。介甫为什么要顺从这些人的欲望，而不考虑国家的大计呢？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面色，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那些忠信之士，在介甫掌权时，也许会同他抵牾而令人厌恶；等到他失势以后，必定会逐渐发挥作用。谄媚之士，在介甫掌权时确实能给人顺心适意的快感；一旦介甫失势，必定有人出卖介甫来抬高自己。介甫将选择哪一种人呢？国武子喜欢把一切话都说尽，以致招来别人的过错，最终不得善终。我常常责怪自己像他，却不能改正。即使如此，把这些话说给善人听，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我敢于冒昧直说而不疑惧。近来我因辞避皇上的恩命，尚未获准，加上膝上生疮，不能出门，不能亲自到您身边进言，只能写信陈述，因而更加惶恐。介甫可以接受并听取，也可以治罪绝交，或者辱骂羞辱我，向皇上进言把我驱逐，都无不可。我只等候命令罢了。《宋文鉴》卷一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六 宋吕祖谦编

译书 《与吴丞相书》司马光 我愚昧刚直、迂腐偏僻，自知在世上没有什么可胜任的，可以因此退居闲散之地，苟且偷取微薄俸禄来庇护自身、保全家庭罢了。近来听说从京师来的人在路上多说，相公时常提到我的姓名，有人说您也曾推荐引进过我，不知是真是假。自从我居住在洛阳以来，做官的心思早已断绝；年轻力壮时尚且不如别人，何况年近六十，须发全白，视力昏花、听力迟钝，牙齿已经掉了七八颗，精神衰弱，哪里还容得下求取进身的念头？只是因为同您交游已久，今日特意承蒙您不计年龄而记得我，感念知己之恩，终身哪里敢忘？只是想到相公富贵显荣，已经达到极盛；我这样的疏懒无用之人，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报答，只有忠信之言，或许可以仰报您盛德的万分之一。我恭敬地想，明主历来选拔朝廷百官，任用杰出人才来辅佐天下大化；凭着我不敢忘记知己的心情，我知道相公一定不会轻易辜负明主。私下看见，自从国家实行新法以来，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无论愚者智者，都知道它不对。州县官吏被繁琐苛细的政务困扰，夜以继日，丢下实际事务，崇尚粉饰的空文，把刻薄急迫当作能干，把欺骗诬罔当作才智。民间百姓被征敛逼迫，无论贫富，都失去生计，忧愁怨恨、流离失所，接连死在沟壑中，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日夜伸长脖子盼望朝廷醒悟、改变弊法，至今已经好几年了。相公聪明，难道能没有听说这些吗？如今府库的财物耗费得几乎空竭，仓廪的储备仅能支撑几个月；民间的财产朝不保夕，而国家用度日益扩大，搜刮征敛日益急迫。河北、京东、淮南盗贼蜂起，攻打劫掠城邑，杀害掠夺官吏，军队已经不能制止了。如果不幸又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灾、旱灾、霜灾、蝗灾，各地都像这样，那么造成的忧患哪里能够隐瞒呢？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安然认为一定不会发生而毫不在意呢？贾谊处在汉文帝时代，认为这就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火还没有燃烧，就说它安全。如果放在今天，他一定会说是火已经燃烧，却仍安然自若地睡着。过去周公辛勤操劳王室，坐着等待天亮，顾头顾尾，羽毛磨损、嘴也劳苦，最终为周家成就太平事业，建立八百年的国祚，自己担任太师，声名流传无穷，子孙全部占有龟绶与周室相等的荣耀。王夷甫身居宰辅，却不思考治理国家，只想保全自己，把两个弟弟安置在方镇，作为自己的“三窟”；等到晋室危急，他自己也不能免祸。那么圣贤的心难道会忘掉自身、只顾外物，不替自己谋划吗？只是因为国家兴隆，自己没有不享受到它的福泽。只是一般人的见识短浅，而圣贤的谋虑深远罢了。相公的用心，本来就是周公的用心。如今如果弊法不改，百姓疲惫而不加体恤，万一盗贼越来越多，像蜂蝎一样有毒，我私下恐怕朝廷宰辅之位也未必容易安坐。即使退居远方、交出权柄，均分安逸到外藩，外藩本来就不是休息肩负的地方；乃至解下簪绂，归隐东山，东山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那么相公今天拯救天下急难、保全国家安定，更没有什么可以推让了。拯救危急、保全安定的方法，如果不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停止征伐的谋划，却想求得成效，就像厌恶汤水沸腾却增加柴薪、鼓动风箱，又像想到鄢郢却把车驾向北疾驰，所求一定不能实现。想除去这五项弊政，却不先辨明利害来使人主醒悟，那么五项弊政就无法除去。想使人主醒悟，却不先开放言路，那么人主的心也无法醒悟。所谓开放言路，不是像从前那样只是下诏书，让臣民陈述政事得失，后来对正确的意见一概不实行，反而追究治罪那些稍微直率的人；这其实是堵塞言路，不是开放言路。如今最重要的，在于辅佐大臣早晚启发劝导君主，把亲近忠直、接纳谏诤、扩大见闻、消除蒙蔽作为首要事务。这样一来，政令的得失、百姓的疾苦，就会清楚明白，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凭着圣主睿智明察的资质，加上贤能相公忠诚的辅佐，使正直的言论每天进呈，下面的实情上达，那么天下大治就可以指日实现，弊法又有什么难以除去的呢？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如今弊病虽然已经很深，却还没有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在未乱之前治理，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仍然容易得如翻掌。错过现在不治理，最终成为痼疾，即使有邴、魏、姚、宋这样的辅佐之臣，也将无可奈何，必定会有后悔不及之痛。相公读书入仕，职位做到首相，施展志向、推行大道，正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志向没有屈服，道义没有丧失，那么您的美名将高过千古；大丈夫立身侍奉君主，始终能够如此，也就可以说没有辜负一生了。我急于报答您的恩德，贪图把一点私意全部说尽，不知不觉话就多了。《答司马君实论乐书》范镇 昨天承蒙您来信，认为我范镇不应当写议状。这使我想起房庶的尺律法，刚得到那封书信时，惶恐地说：我违背各位公卿的意见，却同下层普通士人意见相合，如果有所不合适，理应获罪于朋友。读完您的信，才释然高兴地说：得到君实的书信以后，才确定知道房庶的法是正确的，而我的议论并没有错。房庶的法和我的议论，在当今之世究竟采用还是不采用，还未可知；然而能够附在君实的书信之后，留传给后世的人来评判，所以我终于以此为喜。君实的疑问共有五点，条目又有十几项，我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逐条为您解释？君实说：《汉书》流传世间已经很久，更有许多大儒，房庶家怎么能够得到善本并拥有它？这一定是房庶故意伪造脱文来欺骗我。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难道我范镇可以被欺骗吗？我也是依据义理来推求的。《春秋》中“夏五”的缺文，《礼记·玉藻》的脱简，后人难道是亲眼知道它们有缺文和脱简吗？也是根据义理才知道的。就如我知道房庶一样，难道可以预先断定他是在欺骗我，而搁置其中的义理吗？又说：“一黍之起”在刘子骏、班孟坚的书中显得冗长。古代既然已经有律管，却不知道它的长度是多少，不知道管腔直径是多少，不知道容量是多少，难道可以直接把一千二百粒黍子放在其中吗？

译应当从一粒黍开始积累，直到一千二百粒，然后装满，所以说“一粒黍的起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这种方法和文势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是冗长呢？如果按照君实的说法，以尺来产生律，那么《汉书》就不应先说本来起于黄钟的长度，随后才谈用黍制定的方法。若是这样，刘子骏、班孟坚的书就不是冗长，反而是次序颠倒了。又说：“积一千二百黍之广”，这是说新尺一丈二尺；君实的意思，是把“积”理解为排列堆积的积，把“广”理解为一粒黍的宽度吗？“积”是说积存在管中；“广”是说管中所容的宽度。《诗经》说：“于是积聚，于是入仓。”孟康说：“空腔直径的宽度。”就是这个意思。又说“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这是孔子教子路端正卫国父子、君臣的名分，难道说的是“积”和“广”吗？又说，古人制定律、尺、量、权、衡四种器具，是互相参照校验的；如果三种失传而有一种保存下来，那么其他三种就可以由此推求。这话是对的。又说，黍是自然之物，有恒常而不会改变的性质，这也对。古人为后世考虑，心意或许确实如此。然而古代是由律产生尺；古人的意思既然知道后世可以用黍来制作尺，难道不知道后世也可以用黍来制作律，为什么偏偏使二者的方法相违背呢？如果按照君实的说法，就是古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彼而不知此。又说：“直径三分、周长九分，是数学家计算的大要，不到半分就舍弃。”如今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三厘八毫，怎么能说不到半分而舍弃呢？《汉书》说：“律管的容量是一龠，得到八十一寸，是用九分的周长乘以九寸的长度，九九得八十一。”如今周长的计算方法既然有差错，那么新尺和量器也未必正确。如果想知道房庶的量器是否同尺相合，姑且试验一下才可以。又说：“权衡和量器，是根据容量和重量来确定的，必须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标准；至于尺法，只以一粒黍作为分，不用其余的黍。如果说尺产生于一千二百粒黍，那就是产生于量器。”且说黍施用于权衡，是依据黄钟之重；施用于量器，是依据黄钟之龠；施用于尺，是依据黄钟之长。其实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标准。这些都是《汉书》的正文，怎么能说是一粒黍产生了尺呢？怎么能说尺产生于量器呢？又说：“房庶认为太常的乐声太高，黄钟正好相当于古代的仲吕。”却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仲吕，究竟是后汉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又怎么知道今天的太高不是过去的太低呢？这正是不懂音乐声律的人所说的话，不必再讨论了。又说：“方响和笛，是街巷间的音乐，平庸的工匠制作，不能完全符合律吕的标准。”这同样是只知道古今乐器名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律和声相同，也不必再讨论。即使得到真正的黍，按照房庶的方法制作律吕，毫厘没有差错，那也是黄帝时代的仲吕，难道只是后汉、开元所说的仲吕吗？《尚书》说：“用律来调和声音。”当舜的时候，让夔掌管音乐，仍然要先使用律才能调和声音。如今律有四厘六毫的差别，却把它作为合适，想凭此求得乐声和谐，以符合朝廷制作礼乐的意图，能够做到吗？能够做到吗？太史公说：“不依附青云之士，就不能成名。”君实想要成就自己的名声，已经知道应该依附谁了。只有对方正确而依附他才可以，对方不正确却去依附他，怎么可以呢？谚语说：“抱着桥柱洗澡的人，一定不会被淹死。” 君实的议论，恐怕属于抱着桥柱洗澡的人这一类吧？承蒙君实垂询，我不敢不这样絮絮叨叨地说明。就此搁笔。范镇再拜。《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王安石 人类存在已经很久了，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这些都是人伦。谁来维持这些人伦？礼乐、刑政、文物、制度、礼数和各种事务，是维持它们的工具。这些工具由谁来掌握？设置君臣关系，就是为了维持它们。君主没有老师，就不知道怎样做君主；臣子没有老师，就不知道怎样做臣子。设置老师，就是为了共同维持这些关系。君主不知道怎样做君主，臣子不知道怎样做臣子，人类不彼此残害杀戮以至于灭尽，难道不是侥幸吗？由此可知老师的重要性。古代君子尊重自身，以处在舜之下为耻。即使这样，对鄙陋之人的询问也不敢忽视，收敛自身之后还像有所不及的人，有人把这种行为归因于重视老师之道，他们便毫不推辞地说：“上天有这样的道理，本来就将把它公之于世，而我先得到了它。得到了却不推给别人，使别人同我拥有，这不但违背天意，也是我内心所不忍的。”我到这个县已经一年多了，正准备借孔子庙建立学校，来教育培养县中的子弟，希望先生留下来听从邀请并莅临这里，做他们的老师。这样安石也可以有所闻知。我恭敬地希望先生不要同古代君子的心意不同，那就非常幸运了。《答韶州张殿丞书》王安石 恭敬地承蒙您再次来信，谈及先父在韶州的政绩，受到官吏和百姓称颂，直到今天仍未断绝。我悲伤于今天的士大夫不能全都知道这些事，又担心史官不能将其记载下来，使先父不能依次排在前代良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孤儿的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愧、头痛欲裂而不敢停息的原因，就在这里。先父在世时，安石还很年轻，不能详尽听闻他治理政事的事迹；但曾经侍奉左右，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一些内容。先父心中所存的愿望，曾经想把巨大的恩泽施加于天下，只要有一样东西枯槁，就以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愿望既没有机会施展，能够施展的也只是其中小的一部分。如今连小的事迹也将湮没而不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孤儿的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深了，我还凭什么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殷切而悲悯，把先父事迹不能流传当作忧念；若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人善，怎么能关心到这里？自三代以来，各国都有史书，当时的史官多是世代相承，往往至死守职，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大概因为他们所传的都可以考证。后来诸侯国的史书不再存在，近世之人若不是尊贵显赫、身居高位，即使才能雄奇、功业卓越、道德充盈，如果不幸没有受到朝廷称誉，往往就不能见于史书。

译而执笔记事的人又常常混杂着一时的贵人；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政事时，人人都可以讲说自己的意见，却往往把忠诚说成邪恶，把异议说成一致；在眼前就加以诛责而不畏惧，在事后讥讽而不知羞耻，只要满足他们忿怒和嗜好的心愿便停止。更何况暗中凭借笔墨来裁判前人的善恶，疑似可以宽贷的便加以褒扬，似乎可以附会的便借机毁谤；过去的人不能争辩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评说曲直，赏罚、诽谤、赞誉又不在其中发挥作用来破除他们的私意，怎么能够不在幽暗之中欺骗无知者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全部相信，像这样，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有大功业和最正当的道理，名实足以取信后世，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全都用文字记载下来，才终于能够永垂不朽。恭敬地想，阁下同先父并没有一日相交的旧谊，您所说的又涉及旁人，没有结党偏私的嫌疑；如果您把发掘先父隐藏的德行当作自己的事务，把所听闻的事情推托给能够写作并足以取信于世的人，使他们得以整理编次而流传，那么先父不能列名史官，哪里还会有遗憾呢？《答段缝书》王安石 我在京师时，曾经向您说曾巩擅长写文章，却没有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以后，才同他深入交往并仰慕他，和他交朋友，又写文章大略叙述他的品行。您来信根据所听说的事情诋毁曾巩，说他在行为上没有一点完美之处，家人和亲友都对他惴惴畏惧；您责怪我没有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有党护之心，果然如您所说吗？曾巩并不是这样。曾巩的文学和议论，在安石所交游的人中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的内心勇于遵循正道，大概不是刑罚灾祸、利益俸禄所能动摇的。父亲处于困苦之中，他在身边供养侍奉，没有丝毫亏缺；家中的事务，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都亲自办理，父亲也非常爱他，曾说：“我们宗族衰败，所依赖的就是这个孩子。”这是安石亲眼所见。至于您所听说的，并不是安石所见。曾巩在京师为了避开兄长而离开住处，即使是安石也要责备他，您严厉地批评他是应该的。在罪过之中也有值得宽宥的地方，只是不能写在信中流传。有些事情表面上确有其迹象，但实际情理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如果不推究情理就加以责罚，那么还有谁不能责罚呢？曾巩的行为果真如此吗？然而曾巩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没有过错；只是我在京师时没有同他深交，回到江南时事情又已经过去，不能再责怪他，所以没有用这件事规劝他。曾巩做事果决，少有赞许别人的时候，有时会偏离中道；这一点我回到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这些话就惊醒惕惧；曾巩本来确实也有可以教导安石的地方。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安石家中，惶惶不安地寻求彼此切磋砥砺，以免留下悔恨，从中大略可以看出来。他曾说，朋友的过错不能轻易因此绝交，所以姑且规劝；如果规劝后对方听从，也就罢了；难道还要写文章自我表明、留下证据才肯停止吗？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凡是曾巩的品行，如前面所说；他过去的过错，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罢了，难道不能算贤者吗？天下愚人很多，贤者很少；愚人本来就嫉妒贤者，贤者又自守操行，不肯同愚人合流，愚人便更加怨恨；怀着嫉妒怨恨的心，便没有什么不加诽谤的。君子偶有过错被听闻后，又被传播而扩大，所以贤者遭受的诽谤往往更多；处在下位的贤者尤其严重，因为势力不足以改变世俗，名望和实际功绩还没有施加于百姓，愚人容易诽谤，诽谤也容易流传。凡是谈论曾巩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就是嫉妒者、怨恨者，或者听信过度的人。家兄从未亲自同曾巩交往，只是也听信过度罢了。您却想引用嫉妒者、怨恨者和听信过度者的话，来裁定贤者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考察。”孟子说：“一国人都说可以杀他，还不能杀；见到他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 匡章被全国人认为不孝，孟子却独自以礼相待他，认为他是孝子。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正因为他们善于守持自己的判断，不被众人的意见迷惑。如果被众人迷惑，也就只是众人罢了，哪里还称得上孔子、孟子呢？请您姑且自重，不要轻率议论曾巩。《答吴孝宗论先志书》王安石 安石承蒙您的来信，又见您写出先人的志向，却奇怪安石还想替我的弟弟说些什么，责备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弟弟所写的书内容广博，想替他说明的事情，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然而我弟弟自己认为才智比不上子贡，而他说的都是子贡想从孔子那里听到却没有听到的话，那么安石有想替我弟弟说些什么，您就不必奇怪了。我积忧日久，又长期生病，荒废学习而疲惫懒散，书信不能充分表达心意。知道我的朋友将参加国学考试，天气炎热，请多加保重；其他事情等考试结束后，您来拜访时再当面详谈。《贺杜相公书》钱彦远 听说国家的轻重安危在于贤能人才，贤能人才的得失在于宰相。国家即使非常危急，盗贼遍地，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众人喧嚣不安，只要能够任用贤能人才，这些都不值得忧虑，反而正好可以借此兴起治理。国家即使非常安定，仓廪充实，兵器铠甲藏在府库中，如果使贤能人才隐没不用，这才是应当忧虑的，动乱将要形成了。然而贤能人才有大小，道义有取舍；只有执政者量才任用、以礼进用，使上下进退都合乎各自的分际，辅佐君主的职责才算完成。汉、唐初年，萧何、曹参、房乔、杜如晦都能虚己倾听、诚心求贤，得到的人才尤其兴盛，风气事迹达到了三代的水平。到了末世昏乱的时候，张禹、崔烈、柳璨、裴贽等人怀挟奸邪、窃取宠幸，树立朋党，报偿恩怨，贤能人才以此为耻，相继逃离。像卓茂、葛亮、司空图、李巨川这些人，徘徊观望、暗中拱手，或者屈从豪杰以发泄自己的才情，这都是宰相的过错。唉！百姓有什么罪过？得失祸福难道系在几位君子身上吗？明公天生具有正直之气，从佩黄绶的县令历任内外官职共四十年，做到三公，世间真伪和险阻都经历过，纲纪制度和旧章故事都熟悉，古今治乱也都详知。此前您担任枢密使时，天下本来就都想闻知您的风采，士人以您为盟主，实在是因为文武官吏、老儒新进见到您的人，您都能辨别精粗、判明是非，使每个人都自以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如今您担任宰相，实在是社稷宗庙神灵启发皇上之心所造成的。然而您的这次任用关系天下安危，所以我特意明白告诉您：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每天都拍手庆贺，唯独彦远感到恐惧。为什么呢？您看今天的贤能人才果真都被任用了吗？天下的事情果真都得到整治了吗？如果是这样，您就应当破格提拔人才，早晚讲论政事，即使隶属于台省、关系疏远的人也不遗漏，为本朝建立太平的根基；哪里只是捆绑两个小丑、斩首示众、使饥寒百姓和盗贼停止作乱而已呢？如果只是循默守常，说已经安定、已经治理，把这些事情置之高阁，那么从前贤能人才仰首等待您，等到您又不顾念他们，就全完了。君子即使固守穷困而死，万一奸雄的事情还没有追究清楚，彦远所害怕的正在这里。只有因为受恩最深，我才敢按照通常礼节写信；用满纸空话来奉承您的，是小人。我稍微依据古代的义理进言，也知道如果不说就辜负您；至于言论能否实行，也在您自己。

译《上杜相公书》曾巩 听说宰相这个职位，如果把自己的才干拿来供天下使用，那么即使使用天下的人才也还不够；如果把天下的人才拿来供天下使用，那么即使使用天下的人才也会有余。古代所称的贤良宰相，没有不同的地方，只是懂得这个道理罢了。舜曾经担任过宰相，称说他的功劳，就说他举用了八元、八凯；称说他的德行，就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最终担任宰相的人，没有谁能同舜相比，那么宰相的根本职责，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舜是大圣人，有人说舜太遥远，不能仰望。请让我说近代的，近代可以说的，没有比汉、唐更合适的。汉代的宰相陈平回答汉文帝说：“陛下如果问审理案件的事，就责问廷尉；问钱粮的事，就责问治粟内史。”周勃说：“如果陛下再问长安盗贼的数目，难道我也能勉强回答吗？”问陈平作为宰相所承担的事情，他说：“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看陈平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如此，而汉代的治理没有比陈平任相时更盛的，那么他的操守可以说是恰当的。到了唐代，唐代的宰相有房玄龄、杜如晦。在房、杜任职时，同他们共同办事的，有长孙无忌；掌管谏诤的，有魏征、王珪；振兴纲纪的，有戴胄、刘洎；掌持宪法的，有张元素、孙伏伽；主管用兵征伐的，有李勣、李靖；治理百姓、守卫疆土的，有李大亮；其余担任卿大夫、各自负责事务的，还有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辈，多得数不清。劝谏君主、端正纲纪、掌持宪法、用兵征伐、治理百姓、守卫疆土，都是天下的大事，却全都交给别人；又同别人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另有其他卿大夫各自负责事务，那么房玄龄、杜如晦究竟做了什么呢？考察他们的传记，不过说：“听到别人有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高兴；不以求全责备来取用人才；不拿自己的长处去限制别人；随从人的才能收纳任用，不因地位卑微而隔绝罢了。”最终称为贤良宰相的，一定先推举这两个人。这样看来，结合近代事例，宰相的根本职责也就可以知道了。唐代凭借宰相治理天下，从未没有宰相；但称为贤相的，不过只能说出一两件大事罢了。能够把天下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职责的，究竟是谁呢？几年前，阁下担任宰相，当时人主正急于使天下得到治理，而当世豪杰魁伟之士相继入朝，纷纷聚集在那里。即便如此，邪恶的人厌恶他们，平庸的人嫉妒他们，也非常厉害。唯独阁下奋然自信，乐于让天下的善人出仕，争相施展力量来倡导和帮助他们，唯恐失去自己所建立的事业，使那些豪杰都仿佛一向从您的门下出身。于是您同他们辅佐人主，建立州县学校，制定历日的考核标准，来激励求学的人；根据农桑生产的增减数额考核官吏，制定官吏升降的办法；重视名教来矫正衰败的风俗，改变苟且习气以振兴百官众职的废弛，革除任子制度的滥用，明确赏罚的信用。一切都想整顿法度，以建立天下的根本，并希望达到三代的事业。即使如此，议论纷乱而产生怀疑、排斥这些主张的人也很多。阁下又毅然坚持如金石般坚定的决断，上下周旋，扶持树立，想使这些事情有所成就。后来意见不合，您便引身退去，同这些事业一起被否定。唉！能够把天下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职责的人，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假使您所树立的事业能够充分实现，功德哪里说得完呢？即使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对二帝三代、汉唐时代担任宰相的人会感到惭愧吗？像我曾巩，实在鄙陋卑贱，然而曾经从事于读书，也得以听闻古代圣贤之道。每次看见当今贤能杰出的人士争相出现，同三代、汉唐相当，就没有不感叹其盛大的。看阁下同他们反复议论、变更各项事务的心意，就知道后世如果有圣人出现，拯救万事的弊病，也不会改变这条道路，因此没有不赞美您的明智的。看见他们意见不合而离散、消失、隐没，就没有不惋惜您的道理难以施行的。凭着感叹他们的盛大、赞美您的明智、惋惜您的道理难以施行的心情，难道片刻会忘记这些人吗？土地相隔千里，时代相隔千年，尚且还仰慕他们而想见到他们，何况生在同一时代，还曾走过他们的门墙之下呢？如今我经过阁下的门前，又正逢阁下脱下衮冕归居，不是追求名声、奔逐利益的人所赶来趋奉的时候，所以敢于说明其中的缘由，并把杂文一编一同呈上，作为进谒拜见的凭借；如果蒙您赐予一见，我的愿望就满足了。唉！贤明的阁下，您的心本来并不在于见我还是不见我，我却还这样急切，大概只是因为欣喜仰慕的心情罢了。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与孙司封书》曾巩 我私下听说，侬智高还没有反叛时，就已经夺取并占有了邕州的土地，担任官吏的人不能抵御，因此也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祐三年，邕州府衙中有白气升起，江水横流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将起的征兆，防备侬智高必然反叛，便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陈拱。陈拱不听，宗旦不停地劝说，陈拱发怒辱骂他说：“司户疯了吗？”皇祐四年，侬智高从横山出兵，攻掠了那里的寨子，当地人便利用他的仓库大规模赈济百姓。宗旦又报告说：“事情危急了，不可不加以戒备。”陈拱又不听。孔宗旦对于陈拱，用书信报告了七次，亲口报告的次数多得无法计算。陈拱始终不能被说服，孔宗旦料想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就带着家人逃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守土，不能离开；我的亲人不要跟着我一同送死。”他出发两天后，侬智高果然反叛，城中人都响应他。宗旦仍然奋力守卫南门，写信召集邻近的军队，想要抵抗侬智高。城池陷落后，侬智高俘获宗旦，高兴地想任用他。宗旦愤怒地说：“你这个贼人，我现在就要死了，难道我能让自己受到玷污吗！”他不停地辱骂侬智高。侬智高估计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于是杀了他。当初如果陈拱听从宗旦的劝告而不废弃他的意见，邕州的灾祸一定不会发生；灾祸发生后，如果我们有所防备，也一定不会出事。即使只有这样一件善行，本来就不可不加以表彰。

译何况他这样堂堂正正地为节义而死，而他的事迹却还没有昭示天下。近来我看见朝廷所加恩宠追赠的南方军队以来，那些手持符节、为国死难的臣子，偏偏唯独没有宗旦，这难道不是所谓“弯曲烟囱、迁移柴薪却没有得到恩泽，等到头发烧焦、额头烧烂才成为上宾”吗？即使宗旦起初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在敌人到来时能够死守不去，本来也不可以不给他奖赏。况且事先筹划防备、守城保护百姓，是应当责备陈拱的事，不是宗旦的责任。如今却荒唐地让他和陈拱一同受辱，既辜负了他的话，又辜负了他的节义。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作为君子，应当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乐于成全人家的美德，怎么能这样做呢？凡是南方的事情，最终导致十州被攻破、军队覆没、将领被杀，使百姓的性命受到威胁、山海间的财富耗尽，难道不是祸变从隐伏处发生，突然爆发的吗？内外上下有职务的人，起初没有不知道的；只是有的隐瞒不说，有的轻忽而不作准备，敷衍苟且、推诿拖延，直到终于无法抵御罢了。若有一个人事先能够报告，又被世人蒙蔽排挤，反而和罪人一同受罚，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有谁会再报告呢？听说宗旦不只是写信告诉陈拱，当时在广东、广西任使者的人，宗旦也都逐一报告过。如今那些人既然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又害怕这件事再次成为自己的牵累，必定不肯再说了。宗旦曾经这样报告过。治理天下的人，即使万事已经得到治理、天下已经安定，仍然必须努力开通进言的道路，以防范尚未发生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很多；而当今的祸患，没有比人们不能进言、不肯进言更大的了，更严重的是有时还不敢进言。那么宗旦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载入天下人的视听，使它显著传播，极力褒扬这个人，以此警醒当世吗？宗旦喜欢学习《易》，他所作的注解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家中没有藏书，但有人拿《易》来询问他时，他就能贯通发挥，涉及数十家学说，都能说明它们的意义。他侍奉祖母竭尽心力，贫穷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喜欢议论，喜爱功名。我曾经同他交往，所以比较了解他。由此看来，他的作为也不是一时偶然激发出来的。世人多认为他在京东任职时不能自重，终于被世人指责，这固然是一个过失，但如今他的作为也足以赎回了。巩起初听说他死难的事情，不敢断然相信。前后听到许多人的说法，又得到他弟弟亲口说明，并且听说他的外祖父、袁州人在广东也替他说话，这才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即使其中有些小的差错，总的来说，他的主要事迹并非虚假。何况陈拱以下的人全都丢下家人逃走，而宗旦却事先带着亲属逃避，这可以看出他预先知道祸变的功效。根据他平素性情喜爱办事，也可以知道他事先进言确有成效。因为阁下喜好古道、努力学习，志在乐于成全天下一切善事，如今又正在南方任职，以奖善罚恶为职责，所以我才敢把这件事告诉您。您又何妨稍稍抽出片刻听取意见，读完这封短笺，广泛询问并彻底陈述此事，使它真相大白？这本来对天下有所补益，并不只是为了当时替宗旦申诉。恭敬地希望您稍加留意；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希望赐信答复。《上韩范二招讨书》　　　　　　刘奕 我刘奕都承受过两位明公的恩惠和眷顾，却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来干扰二位左右，这实在是有原因的。职位卑下的人不能越级进言，职权微小的人不可以轻率议论，所以即使心中郁结，也只能自行排解罢了。如今我亲身参与此事，心里明知这样做不对，又怎么能隐忍不说呢？我私下看见岐府修筑北路山城，大概是奉皇上诏令，于是有经度、次招讨的命令，便商议修缮完备，估计要用数万人工、耗费数千财物。工程虽然并不十分广大，但全都是民力。我近来跟随府尹前去察看，府城向北走二十里到达山脚，再曲折盘旋而上，仅五里到达山顶；越过山顶行走十多里，就是如今所议定的筑城地点。从山顶四面察看，群山绵延不断，极目望去像波浪一样。按照图籍，岐、陇、泾、干等内郡都环绕在这些山中，从泾州向南直到岐州六舍，从汧源向东抵达奉天，绵延数百里。所谓山，不过是土坡和高原罢了，并不像嵩山、华山、终南山那样有悬崖石壁、绝顶孤峰作为阻隔。如今所议论的只是岐州到泾州的一条道路。戎马如果一定要从北向南进攻，旁边可以另走数十条道路；高处可以削平，低处可以填高，崎岖处可以盘曲修路，山涧可以架桥，这些全都是人力能够做到的。何况这座城不能驻扎军队，马贼到来时就守不住；即使能够守住，敌人从其他道路而来，也没有什么困难。恭敬地想，两位明公分别居守秦州、庆州，都曾经主持修筑城池，尚且认为那是劳苦之事。秦州的城是州城，把它修得高大壮固，使敌人没有逼近窥伺的念头；大顺城是边寨，在边境上驻军，以壮大我们的边防。这些工程虽然劳苦，却有益处。如今在中途修筑城池，没有军队和战马守卫，而敌人又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那么这座城没有益处，已经很明显了。役使已经困顿的百姓去做无益的事情，如今难道合适吗？如今修筑这座城，大概是为了岐州的打算。我认为，为岐州筹划，不如采取下面的办法。岐州作为府城，外郭百姓即使比雍州少三分之一，仓廪的储备、府库的积蓄、监酒的收入，也和雍州相等；船场、竹业、盐业、铁冶，都是雍州所没有的；制造兵器、供应边防所需，各郡都比不上它。百姓的住宅与关中内郡相比，也称得上富足。它的地势南、西、北三面都是山险，只有东面是平坦道路。假如边城失守，敌人没有后顾之忧，长驱直入。敌人到岐州所要走的道路，比到雍州困难；如果雍州有防备，那么岐州就容易攻下了。以岐州今天的防备，敌人一到就会被攻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军队，也没有作战器械；没有这两样，百姓就不能固守。前些日子的定川之战，人心非常不安，里巷中的无赖之徒往来活动，常常散布妖言。我曾私下思考，认为朝廷和招讨使莫非知道岐州足以自行安定，所以不足以防备。如今看来，尚且让人在中途修筑城池来抵御敌寇，这也是为岐州作防备，不能说没有做到。依我看，为岐州筹划，不如让它拥有三五千名士兵，能够执锐披坚、可以使用；铠甲、弓箭、戈矛等兵器，也都配备齐全；再有一名能够统率一万军队的将领驻在城中。这样，敌人即使大举到来，岐州也可以守住。如今岐州没有这样的军队和器械，即使在中途有几十座城，也没有益处，更何况只修一座城呢？我曾经担心关中百姓耗费财力和劳力，十件官府工程还不一定办成一件。如今耗费数万人工、数千财物，各郡县慑于威势，不敢稍有松弛，其中督促鞭打、官吏借机作奸的事情，数不胜数，却完全没有成效，这实在可惜。朝廷命令两位明公专门负责关中事务，对二位的寄托已经很重了；两位明公的忧虑思考，料想也一定十分深切。计算从早到晚的大事有无数件，这只是一件小事，所以不值得多加思考。

译明公认为是小事，岐州百姓却认为是大事；劳苦而对事情有益，即使是大事也应当做；劳苦而对事情无益，即使是小事也不应当做。关中的事情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上面轻视它而不思考，下面随声附和而不进言，把小的增加成大的，把小事积累成大患。事情难在开始谋划，容易在最后谋划。如今这件事无益，已经十分明显，能够辨明它的人也很多，但竟没有人肯进言，这就可知他们顾虑事情的心情了。我依仗承蒙您的恩顾，仰面请求您听取察看，希望您认真思考。如果我的话不能被采纳，我只希望您稍稍推迟工程期限，让有见识的人看过并议论，然后记录下它可行还是不可行。我刘奕内心惶恐，至诚倾诉祈求。《宋文鉴》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七 宋　吕祖谦　编 书信 《与容季书》　　　　　　　　　王回 早晨写了答书，并附上五积散。沈丘人离开后，临近中午才收到你的问候。不过收到这封信，才知道你的亲笔信已经送到了。你所谈的事情都很详细，冒着暑热奔走，确实不容易。然而居家的人，难道就能常常占有安定的侯爵生活吗？这就是古人想让自己解除疲倦，却终究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的原因。廷参想要把他的私讳施加到长官身上，确实触犯忌讳很多。那些令人疑惑、彼此龃龉的地方有好几处，都存在这样的情况。然而他所依据的是礼法的大意，天下人把它当作习俗，有关官署却把它当作法律。假如长官贤明，怎么肯因为愤怒而加害他人？假如长官不贤明，又怎么能凭借法律之外的办法，防止命官因罪受罚呢？况且不贤的人如果倚仗权势，要求在下属中任意施为，下属不停止抵制，他就会逼迫有关官署，把罪名强加给对方，使其死罪成立。在这种时候，主管官署的人只是助长他的怒气而顺从他吗？还是坚守自己的职责同他争辩呢？同他争辩，他积蓄怒气，或许会用其他法律来陷害人，这该怎么办？不与他争辩，案件的情形一旦反转，就已经成了故意把人定为死罪，又该怎么办？不妨权衡轻重。大概只能在其他法律办法中，勉强做到不留下遗憾罢了。人生乘坐万物在百年中游历，遍观古今所遭遇的一切，没有不经历治乱的；所依托的，也没有固定在出仕或退处上。祸福的到来，没有不是有所因由的；可是迷惑的人却想凭微薄的力量战胜它，所以有求取福分反而福气更远、躲避祸患反而祸患更近的情况。自然形成的祸福，常常潜伏在万物之间；违背事理而求得它们，所以在人力谋划方面就会留下遗憾。只有君子遵循正义而听从天命，所以祸福到来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应尽的义已经尽到了，而命运由上天决定。你的深沉敏悟，读到这里就可以推知其余了。再借一件事来给你作证明。从前春秋时代，郑国是最小的国家，夹在晋、楚这样的强国之间，交相受到责难和侵凌，国君和臣子谦卑媚顺，仍然不能自我免除。等到子产做相国，整顿本国政事，放开言辞、恪守礼法，来应对晋国和楚国。后来甚至拆毁诸侯馆舍的墙垣，拒绝楚国迎娶公主的公子，乡野之人也都改变了平常的规矩。晋、楚起初气势汹汹地来压迫他，但他的言辞正直、礼法明确，最终没有谁能使他屈服。遵循正义、听从天命，说的不就是子产吗？天下的礼法专由朝廷掌握，长官临到期限，即使属官有时不高兴，难道敢像春秋时的晋、楚那样骤然任意施暴吗？晋、楚不能使小国的子产屈服，只是忌惮他的言辞正直罢了。臣下在礼法范围内申明自己的私讳，难道不是言辞正直吗？反而要顾忌长官能够使自己屈服吗？《上欧阳内翰书》　　　　　　　　苏洵 我苏洵是平民，困居乡野，常常私下叹息，认为天下人不可能全都贤明，也不可能全都不贤明，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之后必然离散，离散之后又必然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于治理天下，范公在宰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阁下与余公、蔡公担任谏官，尹公奔走于朝廷上下，在军事领域施展力量。正在那时，天下的人才，无论如毛发、丝线、米粒般微小的才能，都纷纷奋起，聚合成一体。我自己估量愚鲁无用的身子，不足以在他们中间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心性，希望自己的学道将要有所成就，便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道业还没有成就，范公向西出任，富公向北出任，阁下与余公、蔡公分散到各处，而尹公也失去权势，奔走于小官职位。我当时在京师，亲眼看见这些事，惘然抬头叹息，认为这些人一旦离去，即使我的道业有所成就，也不再足以引以为荣了。后来我又思考，从前众位君子在朝廷做官，起初一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也一定有小人排斥他们。如果当今世上再没有善人，那就算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忧虑什么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心，使道业大有成就来等待他们，又有什么妨害呢？我退居下来过了十年，虽然还不敢说自己的道业已经有成，但胸中浩浩荡荡，似乎与从前不同了。恰逢余公在南方取得了功绩，阁下和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做了宰相，形势将要重新聚合成一体，我既高兴又自我庆贺，认为道业已经大致形成，果然将有机会把它施展出来。后来又回头思考，从前我所仰慕、盼望、喜爱而想见却未能见到的人，大概有六位，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然而这六个人中已经有范公、尹公二人去世，于是又为此悲伤地流下眼泪。唉，这两个人再也见不到了；但我还可以依靠另外四个人来安慰自己的心，于是又自我排解。想到只剩四个人，便又急切地想亲自拜见他们一次，把心中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但富公又成了天子的宰相，远方寒士不能突然通过言辞通达于他的面前；余公、蔡公又远在万里之外，只有阁下在朝廷中任职，而且地位不算太高，可以设法攀援求见。我本想通过言辞去求见，却又因饥寒、衰老和疾病长期拖留，不能亲自到阁下的府第。既然我怀着仰慕、盼望、喜爱之心，十年不能见到所仰慕的人，像范公、尹公二人那样的人已经去世，那么在剩下四人中，除去因权势地位不能突然以言辞通达的人，难道可以因为自己不能亲自前往就立刻停止吗？阁下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我私下认为，我苏洵对它的了解特别深，比天下一般人更深。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不写刻削斩截的言辞，但锋芒不可侵犯。韩愈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样，浑厚浩荡，奔流回旋，其中仿佛有鱼鳖蛟龙、各种怪异之物，使人惶惑；但它又抑制、遮掩，不让这些东西自行显露，人们只看见它深沉的光泽和苍茫的色彩，自然便畏惧退避，不敢逼近直视。阁下的文章，舒缓从容、委曲周备，反复回旋而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阻隔防范；气势充尽，语言说尽，急切陈言、竭力论说，却又宽裕简易，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种文章都明显地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深沉而悠长，光彩油然却幽微，俯仰揖让之间有阁下的风度。陆贽的文章，遣词用意切近恰当，具有阁下文章的实际。可是阁下的才华，又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大概阁下的文章，不是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先生的文章。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而又不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足以承受这样的赞誉；那些不了解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称誉他人来求取对方的欢心。我苏洵却不做这种为求取别人欢心而称誉人的事。

译我之所以称道阁下光明盛大的德行而不知停止，也是希望阁下知道我对您的了解。即使如此，阁下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即使不看您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一位欧阳先生了。然而我不幸沦落在乡野泥泞之中，了解道的心愿又迂拙粗浅，却想空手奉上一封短笺，把自己托付给阁下，这将使阁下从哪里了解我、从哪里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学习，二十五岁才开始知道读书，跟随士君子交游，年纪已经很晚了，却没有立即刻意磨炼品行，以古人为期望；看到与自己同列的人都比不上自己，便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后来困顿越发严重，于是拿古人的文章来读，才开始觉得他们的措辞和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我时时回头反省，想到自己的才华，似乎又是那种不能止步于此的人。于是把从前所作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坐整日专心研读了七八年。刚开始时，进入它们的境界便惶恐不安，广泛观察外部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读得越来越精细，胸中豁然明亮，仿佛古人的话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仍然不敢自己说出同样的话。时间久了，胸中的话一天比一天多，不能自我控制，便试着把它写下来；写完以后反复阅读，浑然觉得这些话来得十分容易，但仍然不敢认为自己写得对。近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阁下看后认为怎么样？唉，我这样微不足道地自我说明，不知不觉又会被人认为是在自我吹誉、求取别人的知遇。只希望阁下想到我十年来的心志，明白这一切并非偶然，然后加以考察。《上富相公书》　　　　　　　　　苏洵 往年天子震怒，放逐宰相，选用旧臣中足以托付天下的人，让他处在宰相府，与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当时阁下的职位实际上处在第三等。那时天下人都欢喜庆贺，认为阁下只是不做宰相，所以默默处在这个位置。如今阁下从困顿中重新起用，起用后又恰好做了宰相，而且正赶上这样的时机，不做又能做什么呢？况且君主的心意这样厚重地期待您，不做又凭什么来回应我的期望呢？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诏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我们富公发出的。”人们从早到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然而却没有等到。大家忧愁而疑惑。唉，之所以没有等到，一定是因为阁下的影响还没有远及四方。即使进入京师，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不敢因此怀疑您，仍然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局势又这样没有改变，大家都说他是贤人。”或许阁下心中另有道理，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但我仍不能不忧虑。古代的君子，爱惜一个人，就忧虑他不能成功。我曾经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人共事，都站在朝廷中；只有使我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且知道他们都是善人，之后才不会忧虑。一个人身居其位，却想独自掌握天下的事情，即使得到当世的信任，只要同列之人说一句怀疑的话，事情就不能成功。假如政令出自别人而自己不害怕，事情不是自己办成而不嫉妒，这两点只有善人才能做到；即便如此，仍然希望得到他的内心支持。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就害怕对自己不利，事情不是自己办成就嫉妒它的成功，因此便产生不平之心。有人处在我前面，有人处在我后面，而人人都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这种关系中，不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不平之心。周公坐在明堂上听取天下政事，召公感到疑惑。为什么呢？天下本来就会对如此重大的事情感到疑惑，召公还不能相信周公的内心。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和蔡叔后，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以安定召公自身，并一直达到成王那里。所以凡是安定臣下自身的做法，都是为了安定周王室。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也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公将要把周朝天下据为己有。周公诛杀了那些不能告诉、也不可告知的人，对于可以告知的人就把实情告诉他们，以调和他们的不平之心。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能告知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臣下内心的。天下的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处在朝廷之上，彼此各自想做什么呢？往往思虑很多却不能成功，不能忍受微小的个人愤怒来成就大事；这种不平之心一旦找到裂隙，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忍受小的愤怒，宽容小的过失，消除不平之心，然后才能面对大事而听从命令。况且我的小愤怒，不值得用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在小事上宽容，使彼此之间没有芥蒂。古代君子和贤人共同居处、共同享乐，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很详细。不幸与不肖之人相遇，如果不谋划大事却只治理细枝末节，就会远离事情的实际，对当世没有益处；所以要等天下无事之后，才可以同他们争论这些细节，否则就不应如此。从前诸吕掌权时，陈平忧虑恐惧，想不出办法。陆贾进见，劝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这个计策，最终得到绛侯周勃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一个质朴刚强的人，不是陈平招致他，又是谁呢？所以贤人，是招致不贤之人的人；并不是不贤之人能够招致贤人。从前当今皇帝即位初年，寇莱公做宰相，只因为身边有小人，既不能诛除他们，又不能做到同他们没有怨愤，所以最终被排斥而离去。等到范文正公在宰相府，又想在短短几年内治理天下的事情，失误在过于急切、不能忍受小的愤怒，所以群小也赶紧把他排斥了。一旦离开，就再也没有被任用，直到终身结束。恭敬地想，阁下凭借世上罕有的才华，处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对于这件事，您一定有深谋远虑和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罢了。我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道有志向，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一次。恭敬地希望阁下深入思考这件事，不要忽略。《与两浙安抚陈舍人荐上书》　陈襄

译我恭敬地听说阁下巡视东南，首先访求士人和百姓中有德行的人。我认为，作为君主的股肱近臣，接受君主的托付出任外地官员，志向在于早晚谋划报答君恩，那么没有比把访求贤才、推举士人作为首要事务更好的了。然而从前巡视民情、考察风俗的臣子中，或许有实行这件事的人；如今只有阁下能够振作精神、显著推行此事，这是少有的盛美之举，我实在十分欣喜。虽然如此，只因为旌旗仪仗出行，所到之处行动迅速，单凭目见耳闻，不能遍尽天下贤才；又恐怕所属州县的官吏中，有无人申诉的情况，会辜负阁下向上报答君父的心意。我虽然愚昧，但对于近世四方豪杰之士有所认识；想到阁下能够推举贤人，不敢有所隐瞒吝惜，谨慎地选取那些才华品行特别卓异、向来同他们交往、又是我亲自听见看见而了解的人，敢于把他们献给您。其中已经出仕的有四人：有致仕殿中丞胡瑗，博学通晓经书，具有文武之道而且能够适用于实际，不迂腐。他过去在江湖之间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共有十多年，弟子一千七百人，杰出的人才很多出自他的门下。今年已经超过六十岁，但增进德行仍没有停止。有舒州通判王安石，才华和禀性贤明，专心于古学，文章和政事已经在当时显著闻名。有颍州司法参军刘彝，他的才华有长处而且笃守义理，他的政事才能都能通达根本要领。有庐州合肥县主簿孙觉，资质老成，专心于经学并逐渐探究经书的本源；看他的文章，有时简约而能够精纯。殿中丞胡瑗的门人中有数百名高足，都称赞他的贤能。胡瑗虽然年老，但他的才能仍然可以大加任用，只可惜还没有遇到知音。这三个人都有成为贤人的资质；如果把他们安置在优良的职位上，不违背他们的发展方向，使他们的美好才干得以养成，其成就岂可估量吗？在下层尚有五人：福州候官县的陈烈，天性仁慈孝顺，才智超群特出，学习古道、通晓道理，已经达到大贤人的境界。他自庆历初年科举落第后，闭门潜心学习，到现在十多年了，两次遇到科举诏令都不应试；乡里选举他，他亲身奉行仁义，乡里人都尊敬他。有同县的郑穆，明达而好学，在道方面深造；他的心志仁厚正直，勇于践行义理，学问广博，文章雄壮。有扬州的孙处，禀性高洁耿介，喜爱古道而立志于道，安于贫困而不出仕，节操品行著名；凡是写文章，一定达到合乎义理。有衢州江山县的周颍，刚强守义，孝顺友爱，到了成年才开始学习，却有卓异的奇节，不畏惧豪强，具有烈士的气概。有越州萧山县的吴孜，勇于践行义理，年轻时稍有声律方面的学问，后来以道为宗旨、约束心志而归于义理，甘愿贫困以奉养双亲，节操义行渐渐显著。刘彝、陈烈、郑穆是我的朋友；他们总共在古人的境界中并肩学习了二十年，辛勤经营学业和事业，足以看见他们的志向。假如让他们实现自己的志向、推行自己的道，那么他们对于补益国家，难道会少吗？至于他们已经实行的品行、办成的事情，我不敢说尽，等阁下见到他们而了解他们就可以了。孙处、周颍、吴孜是我听闻而了解的人，虽然道业比不上前面三两人，但他们的行为和义理都足以取得人的信任，也确实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失去大贤的才干，既难以察知，也难以得到这样的才干。天下如此广大，环绕四方去访求，尚且恐怕不能满足阁下的愿望，更何况只限于一方一州，所得到的人才一定狭少。因此我才敢广泛列举天下凡是我所知道的人来告诉您。其次，即使还有质朴丰茂、卓异不凡的人才，只是品行声誉尚未显著，我也不敢报告，姑且观察他们今后的成就。至于我所不知道的人，还在等待阁下广泛访求。阁下不久将回朝觐见皇帝，向皇帝陈述百姓的疾苦；在这些事务之外，还必然会有所献纳来补益报答君上，那么没有比这件事更重大的，也没有比这些人更合适的了。君子对待事情，所担忧的是没有合宜的道、没有适当的时机、没有相应的职位，因而不能和天下贤才共同成就事业罢了。如今阁下既有合宜的道，又得到适当的时机和职位，并且还拥有天下贤才来共同成事，这样的机会不可以失去。我心情急切，言辞率直，恭敬地希望阁下留意并详细采纳。《与王介甫书》　　　　　　　　　刘攽 我看到您写给曾公立的信中谈论青苗钱，大意不禁感到惆怅遗憾。仲尼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诉讼不发生。”审理诉讼能够判明是非曲直，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圣人的意思把无讼放在首位，是看重在争端尚未形成时就平息争斗。如今百姓向官府借取青苗钱，难道是因为家里富足、衣食饱满，乐于把多余的钱输送给官府来求取名声吗？实在是公债私债逼迫，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借贷并支付利息来救急。王介甫执政，不能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不能消除借贷的祸患，却特意制定借贷之法，认为它对百姓有益，这难道不值得羞惭吗？这实在很不合圣人的意思。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经秦、汉，治理之道混杂，风俗日益浇薄，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名目千头万绪。《周公书》中有这种事情，而如今并不是实际没有，只是类推起来说，名目不同罢了。如果又拿周公所说的作为尚未实行的事情来实行，我恐怕不只是重复，还会增加到四五倍。《周礼》一书中，治理财货的内容超过一半；至于不是治理财货的内容，没有听说有建立、推行某一项措施的说法。偏偏只有这一点守得像金石一样坚固，难道不是只认识细小、眼前的利益吗？如今郡县官吏正把青苗钱的征收情况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青苗钱没有足额收齐，就催促征收两税。郡县官吏害怕被罢免，想办法自我解脱，其中有才能的还能够略微制定策略来强迫百姓，才能低下的就只用威势、武力和刑罚逼迫他们。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请求借贷？怎么能不缴纳？却说他们是自愿而且无法制止，这是在欺骗谁？欺骗上天吗？凡是臣下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劝他恭敬节俭、小心谨慎，所说的都是正道，没有不逆耳难以听从的。等到劝君主谋求利益、向百姓取财，放纵地扩大自己的意志，还没等话说完，君主就高兴了。所以奸臣争相用谈论财利来求得任用，不再引用远古的事情。唐朝时，皇甫镈、裴延龄就用这种办法取得公卿宰相的地位。虽然如此，这两个人还不敢避开聚敛财物的名声；王介甫却直接以周公这位圣人为证，上面使君主没有疑虑，下面使朝廷大臣不敢非难。难道是这样吗？那么周公所做的就成了桀、跖的暴行、嗃矢、桁杨、椄槢了吗？商鞅为秦国变法，后来被夷灭；张汤为汉朝变法，后来也被杀。法律违背人心，从来没有能够长久保持吉利结局的。况且朝廷收取青苗钱的利息，专门是为了补足百姓的不足；等到钱财盈余，难道能够代替贫苦百姓缴纳赋税徭役吗？府库充满以后，我将看见它不再为百姓服务了。对外就崇尚武力、开拓扩张疆土；对内就扩大游观、增修宫室。俗话说：“富足了，不学奢侈也会奢侈。”这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的趋势。王介甫一举推行这项政事，它的弊害竟达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思考吗？难道可以不思考吗！《与门下韩侍郎书》　　　　　　　范百禄

译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富足并教化他们，使他们受到神妙的感化，这是不能停止的事情。若百姓不受恩惠、不遵循教导，以至于不得不使用刑罚，则是不得已的事情。既然把不得已而使用的刑罚当作不可停止的教化辅助，那么担任这个官职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或者也不可以把这种心意搁置起来而不加讨论。近来朝廷政事的大体议论，一概出于忠厚，轻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而让书生和儒吏来处理。这样本来应当使下层百姓没有知识，却暗中有一两件事蒙受了君上的恩德。我范百禄没有什么才干，自从代理此职以来，早晚勤勉不懈，竭尽愚诚；对于法律条文，无论大小，凡是关系到可以判生、可以判死的时候，都同僚官共同评议订正，同大理寺往返讨论，有时达到两三次，有时达到四五次，细微曲折之处，哪敢不尽心呢？然而文书经过三府，职司还要反复审核，彼此要求详尽说明，毫厘之间没有不努力诘问、深入研究的。唉！即使尧舜敬慎体恤、文王武王慎重用刑的心意，也应当没有什么能在这里再增加一丝一毫了。汉代诏书说：“人的才智有愚有智，官职有高有低，所以让中外有疑问的案件送交廷尉审议，廷尉按照法律条令是否适合来上报。”百姓离散已久，犯法的人很多；十天左右所判的案件，动辄数十、数百、数千，其中难道能够每一件都完全像上级官员那样明智吗？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有的人有周密考虑，有的人有权变谋略，志趣崇尚也不一致；犯法的人很多，处理同一件事，有人说应当宽，有人说应当严。同样一件事，宽严却各不相同，那么主管刑法的官员有什么办法处在这个中间呢？如果一定说：“暂且舍弃你所学的，跟从我的意见”，这不也等于教玉工反复雕琢玉器吗？大体说来，人的宽严，也有性情禀赋的分别。我范百禄又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情禀赋，去跟随上级官员的意旨呢？因此屡次烦劳明公；您常常在众人和宾客面前，一再严厉教训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事，而我始终不能完全奉行教诲，只能一两次自我惭愧、自我告诫。任聪阿丁斗杀案件，刘巠故意杀人案件，温公竭力不肯宽贷，言辞气势刚正，主管官署不敢抗拒，众人也不再议论。范百禄再次说明意见而没有被采纳，就再次写信申辩，最终事情被认为我的意见正确而得到宽贷。因此从朝廷到百姓，没有听说有人说“范百禄很懂得守住官职本分”，但大家都欣然称赞温公善于用人、又能听取正确意见。两起杀人案件得以宽贷，而天下人都认为这样做对，范百禄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近来明公因为阿党替阿丁告发，说谋划情状已经明白，事情不能获得赦免，应当判死；大理寺依法处理，刑部引用旧例，判处编管广南，认为这样太轻了。任聪案件的御札送到以后，实行劫掠，赃物已经足额，因而没有正确处理；这被说成是刑名方面的疑虑。这两件事，都是我范百禄曾经用心研究过的，本想默默不加辩解。然而若不辩解，就可惜任聪和阿党将要被处死；若辩解而为他们申理，又难免违背明公的论断，违逆明公的意思。即便如此，古人执法有三种做法：有根据经义判定死罪而不改变的，有抗直犯颜、不顾君主威严的；这不只是守法之人的做法，实在也是士君子事奉上级的正道。明公难道不也希望得到这样的人，同自己恭敬地辅佐圣明的君主吗？近世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能够听到他的言语就很好，能够看见他有心向往并实行这种高尚德行也很好。明公以道德仁义的丰富学养辅佐君主，把天下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想要为朝廷振举纲纪、达到太平，必定不希望后来的人模棱两可、阿谀顺从、随声附和，只图自己获利而不顾杀人，走上从前掌权者那种被后世讥笑侮辱的道路。因此我把区区的意见陈述出来，并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阿党谋划的是阿丁的银钿。因斧砍他而没有把他杀死，阿丁呼喊着告诉别人说：“阿党杀我！”人们捉住阿党，他说：“我确实谋划要夺取他的银钿。”于是谋杀的情状就清楚了。如今痛恨他凶暴地谋夺财物的罪恶，死有余辜；但考察他被捕时就供出同谋实情，谋杀的念头已经在心中，最终是由于自己吐露出来；按照法律，可以因这一情节减轻罪责，判处徒刑三年，并不算判错。通常说杀人者处死，是因为已经把人杀死才这样规定；伤人以及盗窃，则依照相应罪名抵罪。如今被杀的人幸而没有死，行凶的妇人又恰好自己供出了实情；本来本部请求从重处罚，是取旧例中较重的条文，拟送往广南编管，杖责后远地流放，大致可以惩治奸恶，也符合尧舜流放宽宥的法制，几乎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还要怎样才能在此基础上加重呢？任聪在去年四月一日接受黄三的约定，想要实施强盗行为；到三日黄昏时，便抢劫宁新等人的家。按照御札，三日巳时已经送到县里。虽然是在当天晚上实施抢劫，但发生在约束之后；然而他们结谋却是在当天约束到达之前。凡是赦令以前送到的御札，作为约束，是针对赦令下达以前已经作恶的人，而任聪谋划的时间恰好不属于赦令所指的范围。谨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凡赦令以前御札到达之后发生强盗行为而至死的，一律决杖，刺配广南牢城八年。”到了治平二年郊祀的两次赦令，则改为配往海岛；虽然比以前加重了，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这又是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期韩、富二公处理此类案件的先例。合朝廷讨论决定事情时所采用的比拟办法，并且接续嘉祐、治平年间的旧例，寻考两位公所做的事，本部拟定宽贷任职官员，自以为大略仿效了两位公的遗意。难道当时的议论，也是想宽惠暴徒、宽纵盗贼，以至于危害良民吗？莫非是怜悯愚民因寒冷饥饿而多次触法、陷入死地吗？愚民之所以如此，仁人君子应当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然后再归罪于百姓，说是赋税太重、徭役太繁、诛求太多、榷利范围太广。想使他们不受寒饿，实在做不到，于是他们既寒冷又饥饿；想使他们不犯罪，也做不到。这正是仁人君子应当动心，并追究根本原因的地方。假如只是治理末端，一味把刑杀当作要务，那么秦朝的刑法不可谓不严，难道因此就能消弭陈胜、吴广的盗乱吗？如今的朝廷不忌讳直言，乐于听取耿直的话，愿意遏制邪恶并宣扬正道，使下情不至于阻塞，这也足以知道如今是一个有道的时代了。孔子对季康子说：“您主持政事，为什么要使用杀戮？您想使社会向善，百姓自然就会向善。”张释之遇到高庙玉环案件，汉文帝想把涉案者灭族，他劝谏说：“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依据什么法律加以惩处呢？”假如让主管官吏只按法律治罪，不推究犯人的实情，不衡量情节的深浅，不辨别罪责的轻重次序，一概依法办理，那么刀笔吏已经足以供驱使了；又何必取用士大夫，以儒术来加以文饰呢？

译当今天子正在服丧守制，尚未临朝发言，太皇太后总揽万事；她慈爱、明察、仁厚、宽恕，听取意见而不使下情阻塞。自二帝三王以来，公卿大夫和有志之士，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时机。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越出自己的职位范围，看到事情将要发生而尚未发生、法令有不便之处，却不公开说出来，反而圆滑苟安，安闲自养、谋求自肥，这难道不是辜负明主、对百姓毫无益处吗？《百禄章》上奏以后，我私下以为，或许万一能被稍加采纳，用来挽救将来的事情；没想到明公极力排斥，深深贬抑它，后来又崇尚严峻，设置峻法。《百禄章》中的话，是因为对人有成见而废弃的吗？还是您思考得还不够周全呢？如今这个时代，正是周公培养成王的时代。《易经》“山下出泉”的卦象说：“蒙昧者还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关键在于要看怎样教育培养他。培养蒙昧者的方法，在于使他走正道；教育得以走正道，就是圣人的功劳。周公培养成王就是这样。当成王接受老师询问道理，退朝后向太傅学习考察时，道德仁义每天陈列在他面前，《诗》《书》《礼》《乐》每天充满他的耳朵。等到学有所成，便好像出于天性，施行起来，影响遍及四海。这样就能独自运转万物的变化，裁断天下万事，在听取和处理政务之间，难道不是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吗？大概不必屡屡把凶恶之事上奏，铺陈具体情状，另设专门的蒙昧之人来教他断狱；这也不是周公成就功业的方式。百禄对于门下您来说，公事上有同僚属吏的听察，私交上有父辈朋友的奉教，知道您对他的奖掖待遇不是别人所能相比的。如果只是默默旁观，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那难道符合明公和百禄的志愿吗？伏望您舍弃我愚戆狂妄之处，稍微采纳其中的实情，实在是万幸。《宋文鉴》卷一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八 宋 吕祖谦 编 书 《上梅直讲书》　　　　　　　　　苏轼 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常常暗自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后来读史，看到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却仍然不断传出弹琴唱歌的声音。颜渊、仲由等人相互问答，孔子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奔走。难道我的道不对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颜渊说：“先生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即使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孔子欣然笑着说：“回啊，假使你有很多财产，我就做你的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纳孔子，但他的弟子却自能以此相互为乐。这样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有些地方还不如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凭管叔、蔡叔与周公的亲属关系，却不能理解周公的内心，那么周公还能和谁共同享受他的富贵呢？而孔子共同经历贫贱的人，都是天下的贤才，因此也足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这种快乐。我七八岁时才开始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如同古代孟轲、韩愈一类的人物；又听说还有一位梅公，跟随他交游，并与他共同评议学术。后来年纪渐长，开始能够读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飘然超脱世俗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当时我正在学习写作讲求对偶声律的文章，谋求斗升之禄，自料没有办法到诸公之间求见；来到京师一年多，也未曾登过您的门。今年春天，天下士子群集礼部，您和欧阳公亲自考选他们，我实在没有想到竟然取得第二名。后来听说，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其中有孟轲的风格；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写世俗文章而录取我，所以我才有了今天。不是身边的人替我事先引荐，不是亲友替我请托；过去十多年间只听说您的名声却无法相见的人，一旦之间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人不可以苟且追求富贵，也不可以徒然安于贫贱；有大贤人在上，而自己成为他的门徒，也就足以有所凭恃了。假如侥幸得到一时的荣耀，带着几十名车骑，让街巷小民聚集观看、赞叹，又有什么能换取这种快乐呢？

译古书说：“不怨恨上天，也不责怪别人。” 这样安闲自在地生活，也就可以安然度过一年。您的名声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是因为您在这条道上有自己的快乐。我愿意听闻其中的道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苏轼 我在西部任职，曾经认为当今治理西部事务，重大的方面还不妥当；如果不痛下决心整顿治理，形势不足以长久安定，不能像房屋倾斜就随即支柱、毁坏就随即修补那样应付。然而这件事规模宏大，不能仓促轻率地议论；现在所讨论的，只是想救一时之急，解除朝夕之间的忧患罢了。过去宝元年以前，秦地人民的富足强盛是可以知道的：中户的土地不能用亩来计算，而用顷来计算；上户的土地不能用顷来计算，而用赋税来计算。耕种于田野的人不愿去做公侯，藏在民家中的财物比府库还多。然而一经元昊叛乱，便如冰消火燎，十成中只剩下三四成。如今所谓富民，是从前的仆隶；如今所谓积蓄，是从前残留下来的废弃物。然而我不知道元昊叛贼的遗种，究竟会永远称臣降服呢，还是也会有所行动而不肯称臣？以从前百姓完整百倍的民力尚且不能支撑局面，以如今伤残剩余的民力却能够办到，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太平无事之时，不想方设法使百姓生活宽裕，让他们的气力充实雄厚，足以承担县官临时应急的一切政务，却想在一天之内把他们投入患难，我担心外患还未消除，内忧就会乘机而来。凤翔、京兆这两个郡，是陕西首要的财赋囊橐。如今一旦发生变故，那么沿边遭受兵祸的郡，只知道作战和防守罢了。作战却没有粮食，就会困窘；向北防守却没有财物，就会离散。要使作战不困窘、防守不离散，关键就在这两个郡。我在凤翔任官时，看见百姓最害怕的事情，没有比衙前之役更甚的了。从自家的坛坛罐罐、锅和甑等财产算起，长役达到一万钱，乡户达到二万钱，都只算作一分。所谓一分，名义上说一万钱就能办成，实际都要一万五六千，甚至达到二万钱，财产多的则更是不可胜数。科役的制度，虽说开始只向上户征取，但如果上户不足，就依次征取次一等的人家，最下至于家产达到二十万钱的，按法律都可以征科。近年以来，凡是被征科的人，很少有能大大超过二十万钱的。作为王朝的百姓，从坛坛罐罐、锅甑等财产算起，家产还不能满二十万钱，这样的人又凭什么称为民户呢？如今家产达到二十万钱，却仍然不能满足征取之数，百姓的穷困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县官每年的事务按二千四百分计算，所谓优轻、可以补偿服役劳苦的项目，还不到六百分；而捕获强暴恶徒的人愿意把功劳计入其中，揭发废弛弊病的人也愿意把功劳计入其中。这二千四百分，是衙前役独自承担的数目；而六百分，也还不能全部由衙前役承受。百姓的穷困，又可想而知了。如今最好的办法，只是让重难之役日益减少，让优轻之役日益增加，这样百姓还可以生存。这就是我之所以小心议论，想把官府的榷利交还给百姓的原因。详细情况本来已经记载在府中的文书里。至于上报的意见，是应当采纳我的说法，把全部利益都给百姓。以贯计算的钱，我曾经粗略核算过，每年不过二万贯。在酒课上失去的钱，可以从税钱中补偿回来。这二万贯还不是全部损失。即使把它算作全部损失二万贯，多少相补、盈亏相抵，总可以共同补足。这是一个转运使能够办理的事。假使让百姓日益困穷而无处申诉，将来没有办法应付仓促和意外的灾患，那么即使每年再得到千万钱，对挽救败局也没有益处。这是贤能将帅所担忧的事。我认为陛下刚刚统治天下，正寻求为千万年谋划的办法，一定不会用一个转运使所能办到的事情，去交换贤能将帅所畏惧的后果。何况相公才略冠绝天下，不受俗人议论牵制。近来改变茶法，至今认为不便的十人中有九人，相公尚且不顾众议而更加坚决地推行。如今这件事很小，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去年赦书下令官府自行购买木材，关中的百姓才开始知道还有活路。我料想如果不是相公果断而努力推行，这件事一定会下交三司。三司本来就不会答应；即使侥幸答应，也一定会下交本路；本路再下达各郡，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然后监司们把各方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斟酌，等再上报朝廷，本来就已经满一年了。至于究竟实行不实行，又还不可知。这样做，百姓还指望什么呢？如今山陵工程兴起，每天耗费千金。我偏偏在这个时候议论把官府的榷利交还百姓，其迂阔而招人取笑，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私下认为，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只是因为能在纷乱急迫之中推行宽大、从容、长久的政令；这正是天下人无法测度而大为信服他们的原因。朝廷几十年以来，取财没有办法，用财没有节度，因此百姓日益困苦，官府日益贫乏。一旦发生大变故，就只从权宜出发办事，不再有所选择。这是历来没有革除的过错，也是今天应当深切惩戒、长远考虑的事情。山陵工程不过到年末便结束，权宜性的政令也应当到此终止。明年春天，就是陛下逾年即位、改元的年份，将首先在五道推行新政，以此教化天下。趁现在让各郡官吏议定，削减确定征取数目，再次上报朝廷，那么现在正是进言的时候。伏望相公留意此事，实在是万幸。《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苏轼 当今天下功勋和德望都很高，受到皇上倚重信任，声望和实际地位都很崇隆，受到士人百姓的期望；三代受恩，应该与国家共同忧患，像明公这样的人实在没有第二个。如今您虽然身在外地，遇到关系国家安危而不属于职务职责的事情，尚且应当竭力争取，更何况事情关系到本职，又使百姓受到忧患呢？我私下料想明公一定已经说过，只是别人不知道；如果还没有说，那么愿意献上我的愚见。近来三司使章敦建议，请求专卖河北、京东的盐，朝廷派使者考察，召周革入朝觐见，已经形成决定了。章敦说：“河北与陕西都是边防地区，唯独河北不实行盐专卖，这是祖宗一时错误的恩惠。”我认为陕西的盐与京东、河北不同，解池广大，方圆不过数十里，既不能放弃盐利交给百姓，官府也容易用笼取法收取。青盐从敌境运来，有可以禁止的办法，但禁令还存在，实际上却不能实行。城门以外，公家食用青盐。如今东北沿海全是盐场，若想用笼取法收归官府，正与淮南、两浙没有区别。我在余杭时，看见两浙百姓因私煎盐获罪的，一年达到一万七千人，却没有办法禁止。奸民用兵器护送盐货，官吏士卒不敢接近，常常以数百人为一伙；只是他们不被当作其他盗贼处理，所以官府上下都知道，却不把它上报罢了。

译东北人的强悍远胜淮南、两浙，平时私下劫掠的奸恶之徒常常超过其他路；一旦实行盐专卖，祸患就很难用一两件来计算。由此看来，祖宗以来唯独不在河北实行盐专卖，正是符合事情实际的做法，怎么能说是错误呢？况且盐专卖虽有旧例，但归根到底不是王政。陕西、淮南、两浙既然还不能废除，又想让京东、河北跟随实行，这就像一个患风痹的人说：“我的左臂已经折断了，为什么右臂偏偏还要完整？”于是也要用酒色来损害它，这可以吗？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说：“我们的办法与淮南、两浙不同。”淮南、两浙的百姓不能不私贩，灶户不能不私卖，是因为官府收购价低而出售价高。如今我们低价收购、低价出售，比如每斤官府用三钱买来，就用四钱卖出。盐商从灶户那里私下购买，正是因为贪图价格低廉。价格再低也不能低于三钱，灶户同样都能得到三钱。他们宁可把盐卖给官府吗？还是要卖给私商而触犯法律呢？这就是必然不会断绝私贩的办法。这与儿童的见识没有不同：东海到处都是盐，只要民力能够达到，就没有不煎盐、煎了又不卖的。可是近年官钱常常像是陷于困窘，遇到紧急时，各种支出横生，用有限的钱去购买无穷的盐。盐灶户有早晚柴米的忧虑，而官府的钱要到满一个月之后才支付，那么其中的利益必然归于私贩，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吃盐，并不像饥饿时需要五谷那样不可缺少。五谷缺乏，尚且会节省粮食、两天并作一天吃，何况盐呢？所以私贩罪法太重而官盐又贵，贫穷怯弱的百姓有的就不吃盐。从前我在浙中，见过山谷中的人连续数日没有盐吃。如今将实行盐专卖，东北的风俗必定不如往日那样嗜好咸味，却还希望盐课不亏缺、收入不减少，岂不是很难吗？况且淮南、两浙的官盐本钱低而利润厚，即使有积压滞销，官府也没有受到损害。如今以三钱为本钱、一钱为利润，除去官吏俸禄、购买资材、修筑仓廪之外，难道还会没有防备吗？一旦发生积压滞销，官府所要防范的损失能计算得清吗？失去百姓而得到财利，明智的人尚且不做，何况百姓和财利两头都失去呢？况且祸患没有比开头留下先例、逐渐发展更大的了。说到用人，如今两路还没有盐禁，所以改变它很难。派使者防范议论，经过一年还没有结果。自古以来，办事想求迅速而不采纳众议的，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的；然而这件事还拖延这么久，正说明开头创立制度的困难。如今既然已经实行盐专卖，那么将来国家用度不足，需要提高价格、贵价出售时，有司会认为这是熟悉的旧事，只要发半纸文书就能决定了。况且明公能保证将来不提高价格吗？不只是明公不能保证，如今的执政大臣能自己保证吗？如果不能保证，那么两路的祸患就从今天开始了。东北地区的蚕衣供给天下，养蚕不能没有盐；而议论此事的人却轻率地想夺取盐利，这是在损害天下。明公难道不能深切悲悯并赶快救治吗？有人认为朝廷已经形成决定，即使争辩也不会听从。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近来编造手实簿册，正声势赫赫地推行法令时，我曾论说此事不可实行。当时太原韩公正任政府官员，没有推行它，后来手实制度终于被废止，百姓因此稍稍安定。如今执政大臣想一定推行的，只有青苗、助役、市易、保甲；其他事情还可以希望防止万一。又有人认为明公将要老了，如果还要有所争辩，请求退休就困难了。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假使明公的意见有幸被听取，委屈自己稍稍留任，以保全两路百姓，有什么不可以呢？不幸没有被听取，这说明建议不合皇上的心意，那么您退隐就更加容易了。愿您稍加留意。我只是一个郡守，尚且认为这是职分所应当忧虑的事，还冒昧把意见报告给您。明公难道能置之不理吗？冒犯您的威严，我只有俯伏等待罪责罢了。《黄州上文潞公书　　　　　　　苏轼》承蒙您凭借元勋，登上枢密院之位，仪仗礼器、典章册命齐备，位列三公之首。虽然曾孙遭逢此事，始终闭口不言，但金縢之书却因这件事自行显现，真是古今罕见的奇事，也是圣朝的光彩。有人从京师来，把您所赐的书信转给我；其中一通以行草书写，光彩灿然，使我这只破甑、敝帚也重新增加了九鼎般的分量。我苏轼当初获罪，仓皇出狱，死生尚未分明，六亲都不能相保。然而我私心所思念的事情，来不及顾及其他，只想到自己平生所守的名节义理最为重要，不知道我今天所犯的罪，是否已经被圣贤彻底抛弃，不能再做君子；还是说，虽然罪不可赦，却仍然可以改过。低头思量了五六天，直到十天半月，始终不能决定，于是又强作笑容、忍受羞耻，修饰浅陋的言辞，诉说往日的情谊，来向您试探。没想到很快就蒙您赐下答复，恩意礼遇更加深厚，难道不是您察知我别无他心，宽恕我的不足，也正如圣天子宽贷我而不杀我的本意吗？我恭敬地读信，心中豁然开朗，知道自己这个不肖之身，在没有死去之前，还可以洗涤、磨炼、修治，重新进入道德的领域，追随申徒嘉而向子产道歉。苏轼当初被捕押赴狱中时，有一个儿子已经稍稍长大，徒步跟随我；其余留守家中的，全是妇女和幼小的孩子。走到宿州，御史的符牒下达到家中取文书，州郡官员望风而动，派遣官吏、士卒包围船只搜取文书，家中老幼妇女惊恐害怕，几乎丧命。事情过后，妇女们愤怒地骂道：“这个人就爱著书，书写成了又有什么用，竟把我们吓成这样？”于是把书全都拿来烧掉。等到事情平定后，我重新寻找整理，已经十成中亡失了七八成。到了黄州，我无心于其他事情，便又深思《易经》和《论语》，端居静处，深入思考，仿佛有所领会，于是继承先父的学问，写成《易传》九卷，又按照自己的理解写成《论语说》五卷。身处穷困、多遭灾难，寿命又不可预知，恐怕这些书一旦再次沉没，就会失传，因此想抄写几部留在人间。可是想到自己刚因文字获罪，人们一定会把它们看作凶衰不祥的书，没有人肯收藏；而且若不是一代伟人，也不足以托付给他，使它们必定流传下去，所以没有比献给明公您更合适的了。《易传》文字很多，我还没有力量装订抄写，只有先把《论语说》五卷送上。您公务之余若有闲暇，请读一读；即使它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也足以看出我身处困厄而不忘道义，年老了仍能学习。我在徐州时，看见各郡盗贼成为祸患，又察知那些人大多凶悍强横、桀骜不驯，加上当时发生饥荒，恐怕他们的祸患不止于偷盗抢劫和杀人，于是草草写成此事上报朝廷。［“防有防”疑有文字讹脱，原意不明］后来又有变故，我调任湖州，此事便停止了。家中收藏的书已经有许多散失，唯独这部书原来被当作废纸拿去糊笼子和箱子，因此没有烧掉。笼子破损后发现了它，我不觉恍如梦中旧事，于是抄录其本，拿来献上。我的仕途已经废弃，竟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敢再谈天下大事？只是借这件事大略有益于世，既然已经不能施行，仍想让您知道，这就是我过去的心愿尚未完全消除。您读完后，只要把它烧掉就罢了。黄州的食物便宜，风土也还稍可安居；既然不能离开，离开了也无处可归，我一定会老死在这里。拜见您的日子遥遥无期，面对纸张不胜悲郁，只希望您时时以国事为重，保重自己。《代韩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书》　王令

译初春收到您的书信，随即在递送途中草草写了答谢信，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收到？近日公务之余，起居一切安好吗？我承蒙您的恩意一如往昔，只是想到自己是获罪废弃之人，为世人所鄙弃厌恶；即使您不弃绝我，我也不愿频繁通报姓名。如今再次陈述区区之意，实在是有不得不说的缘故。我在徐州任职时，听说沂州丞县境内有个叫何九郎的盗贼，图谋劫掠利国监；又有阚温、秦平等人，都是在沂州、兖州之间往来的狡猾盗贼。我想派人缉捕，却没有可用的人。听说沂州葛▯村有个桂棐，虽是小人，却特别笃爱兄弟，想替岳洗刷冤屈而没有门路。我私下认为这个人可以使用，便命本州支使孟易把他叫到州府，晓谕他让他自我效力，以洗刷家门的污垢；如果有功绩，我将上奏请求赦免。桂棐愿意竭尽力量，于是我写了帖子交给他。不到一个月，我调任湖州，桂棐送我出境。他说，您如果再留两个月，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如今我已经离去，这可怎么办呢？我告诉桂棐只管尽力，不可以因为我离去就停止。如果有所捕获，应当远道把消息告诉我；无论我身在远近何处，仍然照先前的约定上奏请求赦免。这年七月二十七日，桂棐派人来到湖州，告诉我说，已经告发并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又得到徐州孔目官以下官员关于告发、捕捉妖贼一事的状文申报，看来桂棐所说不假。我正想把事情的始末写成奏章上报，说明桂棐之所以尽力，是为了他的弟弟，请求查明他的弟弟岳所犯的罪，证明他只是同李逢有来往，本来没有参与谋划，请求赐予释放，以此来劝勉有功之人。奏稿还没有上呈，我就被捕押赴诏狱，于是没有能够发出。如今桂棐又派人到英州，告诉我说，郭先生等人都已经审讯治罪，查明实情并执行法令已经很久了。［“防恩”疑为人名或官名讹误］他被授予殿直，于是把告发、捕捉的始末抄录下来给我看。推究桂棐的心意，他之所以对我如此勤勉，全是为了他的弟弟，因为先前的话而对我有所期待。我当然不能再替他说什么了。可是我想到，一个愚夫小子尚且因为一句话受到感动，能够奋不顾身来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我却因为获罪废弃，连一句话也不肯替他说，辜负了他当初的心意，难道不独自惭愧吗？况且他的弟弟桂岳也是勇健过人的人物。徐州、沂州之间，像桂棐、桂岳这样势力强、勇力大的人很多；如果不加以收罗任用，让他们去捕贼，他们就会成为盗贼。应当借此事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都羡慕告发、捕盗的利益，受到做盗贼会遭祸的惩戒，希望能够稍稍改变当地的风俗。如今桂棐一定在京师参加朝参，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召见他，询问事情始末，仗着您的身份说一句话，释放他的弟弟岳；或者授予桂岳一名牙校、镇将之类的名目，交给京东监司驱使，让他参与修治、捕捉盗贼。他的才干和作用，应该还会超过桂棐。这件事极其微小，您身为执政大臣，哪里还会过问这种事？只是桂棐本来不是您辖下的官吏百姓，却因为认为我不会食言而能够自行效力。如今既不能在朝廷上替他说话，又不在您面前说一句话，那就等于始终不为他说话了。我因此内心惭愧，不能自已；这件事本来不该劳烦您，只希望您秘密保守此事，不要使我再次获罪。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自古就是用兵之地；利国监距州城七十里，有一百多家土豪，金帛堆积如山。三十六治是制造器械之所，而兵卫很少；不幸若有一千左右的狡猾盗贼在其中一呼，官吏士兵都会弃守逃跑。他们把金帛散发出去，用来号召无赖之徒，很快就能聚集乌合之众。我在州任职时，常命三十六治每户各集合工匠数十人，拿着劫盗用的枪刃，每月两次到知监的庭院集合，只是为了显示已有防备而已。这个地方大概一直是京东豪强狡猾之徒所图谋的对象，这是您应当知道的，所以借桂棐这件事又提及此事。秋日寒冷，恭敬地希望您以国事为重，保重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与李方叔书》　苏轼 多次收到您的来信，却因循拖延，没有写一封答信，惶恐不安至今。近日正值秋暑，起居还好吧？您抄录给我看的《子骏行状》和几首诗，文辞、意趣从容整饬，比以前更有进步，我得到它们，极为欣喜慰藉。您屡次写信责怪我，进身以后却没有替您推荐引见；读到这些话，我十分惭愧。关于这件事，我不能不把意思全部说清：君子了解、识拔他人，是致力于共同勉励于道义，不是致力于互相引荐以求利益。您的文章胜过常人的地方很多，例如李氏墓志、袁久子骏行状之类，笔势飞动，有可以追及古代作者的地方。至于您先前给我看的《兵鉴》，我从头读到尾，却不知道它究竟说的是什么。想来是您在其中还没有很深的体会，却只夸张外在的文辞；不然，就是我年老多病、昏聩迷惑，不能理解其中旨趣。我以这样的私意相告，仍希望您积累学问而不懈怠，去掉浮华而成就真实。我深愿您成为重礼义的君子，不愿您财富丰厚而德行浅薄。如果在进退取舍之际不能十分谨慎安静，那么对于既定的命运不能增加丝毫益处，对于道德却会造成丘山般的损害。古代君子之间，因贵贱而相互成就，依先后而彼此援助，这样的事本来很多。我并不敢废弃这种道理；平生所认识的人中，只要是我心中认为贤能的，我就在众人中称誉他，有时还根据他的话来考察他的实际。实际才能达到那里，声名自然会随之而来；声名不能掩盖其人，而他自然会为世所用，这是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是靠力量求得的。陈履常住在京城一年多，从未到过权贵之家。章子厚想见他一面，最终也没有能够见到。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推荐他，我也在其中挂名。恰逢朝廷中有许多人了解履常，所以他得以获得一官半职。我孤立无援，说话没有分量，从来没有单独推荐过别人。爵禄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即使宰相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给予，难道可以反过来要求我吗？东汉隐士私下互相赠送谥号，并非古代的做法；这大概像左丘明成为不居官位的臣子，也应当得罪于孔门了。孟生贞曜大概也沿袭了这种流弊，不足以效法，更何况近来互相标榜名声的人呢？我很不愿意您也这样做。我如果不是深深爱护您、对您寄予长远期望，绝不会说到这个地步；您还能体察我的心意吗？近来秦少游来信，也说您近来的文章越发奇特。圣明的君主求取人才唯恐来不及，难道会让您终身埋没吗？您只要信守道义、守持自己，事情自然会来到，不必主动求取。如果不能深自珍重，恐怕反而会失去已有的一切。话说得直而且尽情，面对书信惶恐不安；暂时不能相见，请千万保重爱惜自己。近来夜间眼睛昏花，不能一一详述，不能一一详述。《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译我生来喜欢写文章，对此思考得很深，认为文章是气质的表现；但是文章不能只靠学习就能写好，气质却可以通过涵养而形成。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如今看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满天地之间，正与他的气质大小相称。太史公走遍天下，周游四海，遍览名山大川，又同燕、赵一带的豪杰俊士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宕开阔，很有奇异的气势。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起笔来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吗？只是他们的气充实在内心，流露在容貌上，发动于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自己并不知道。我苏辙已经十九岁了，住在家中所交游的，不过是邻里乡党之人；所见到的不过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高山大野可以登临游览来开阔自己的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没有不读的，然而全是古人的陈迹，不足以激发我的志气，恐怕终将埋没，因此毅然离家出行，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观的景象，以便知道天地的广大。我经过秦、汉的旧都，尽情观览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腾的水流，慨然想见古代的豪杰。到了京师，仰观天子宫阙的壮丽，又看到粮仓、府库、城池、园林的富足广大，这才知道天下是多么巨大壮丽。我拜见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雄辩的议论，看到他秀美伟岸的仪容，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精华都汇聚在这里。太尉您的才干谋略冠绝天下，是天下人赖以无忧、四方夷狄畏惧而不敢发动事变的人；在朝廷内如同周公、召公，出征在外如同方叔、召虎，可是我苏辙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人求学，如果不立志于宏大的目标，即使学得很多又有什么用？我这次来京，从山岳中见到了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从水势中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厚，从人物中见到了欧阳公，却仍然认为没有见到太尉您。因此希望能够瞻仰贤人的光辉，听您说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这样以后，才可以把天下的壮观尽收眼底而没有遗憾。我年纪尚轻，还不能通晓熟习官府事务；先前来京并不是为了求取斗升之禄，只是偶然得到官职，并非我的爱好。幸而蒙您赐我回去等待选任，使我能够从容游学数年；我将回去进一步研治文章，同时学习治理政事。太尉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而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宋文鉴》卷一百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十九。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信。《代韩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书》，王令。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时常从南方来的人那里听到您盛大的德行，彼此都感到欣慰畅快。又听说得到子厚的文章，篇篇雄辩有力，根源深厚而流传绵长；世上著名的文章很多，却没有见过像子厚这样有古意的。其间也有许多一味追求辩说而道理屈曲、趋向文辞而背离实际的地方。然而古代立言的人未必都不是这样，这也可以算是解说《诗经》时不因文辞而损害诗意的一种情形。我把这些都放在一边不论。近来有人传送《浩初序》给我，我读后大为惊骇，不知道是否真是子厚所作。即使如此，子厚一向有这样的思想，也应当确实是子厚所作。然而反复读它，更加惊骇而生疑，恐怕是别人所作。否则，子厚为什么见解会错得这样严重呢？这篇序文称说佛教，认为佛教确实不可斥责，往往同《易经》《论语》相合，其性情充盛，和孔子的道并不相异。即使圣人重新活过来，也无法斥责它。子厚难道也没有思考过吗？《易经》从乾、坤直到未济，讲的都是人道的始终；贤圣君子的出处进退和事业，以及次第、类别的配合，没有不合乎伦理的。因此孔子推究圣人创作卦象的原因，其中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尊卑；有了上下尊卑，然后礼义才有安置施行的地方。” 夫妇之道不可不长久，所以恒卦承接在后。主持祭祀器物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所以震卦承接在后。其下又说：“渐卦，是女子出嫁要等待男子来迎娶；归妹卦，是女子婚嫁的终结；未济卦，是男子走到了困穷之境。”这些都同佛教抛弃君臣关系、断绝父子关系、排除夫妇关系的说法完全不同。《论语》二十篇，大体不过是弟子询问仁、政、忠等一类问题。至于鬼神和死亡之类，孔子都说：“还不能侍奉活人，怎么能侍奉鬼神？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也不像佛教那样夸诞附会，用这些话来蒙蔽天下人而自称有理。不知道子厚所说的佛教同《易经》《论语》相合，究竟指的是什么？假如其中万一有一句话偶然损害了我们圣人的言论，君子难道就不思考这种祸患，反而喜欢学习它吗？这就像赞许桀、跖的诛杀行为，只因为耳有所闻、目有所见，便认为它们有些类似尧的行为。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如果骄傲而且吝啬，其余的便不值得看了。”何况佛教还抛弃夫妇、父子关系，连周公那样的美德也万分之一没有呢？而且子厚说我所爱好的是佛教的外在形迹，却不知道石头里面有玉；难道不知道子厚的学问果真同外在形迹不同吗？如果真是这样，子厚心里存着仁义，手里却拔剑追杀父兄，说这是外在形迹，难道也可以吗？子厚又担心我斥责佛教，却把夷狄反而当作正道来议论，说这将会反过来尊崇盗跖、恶来而轻视季札、由余。唉！子厚又没有思考吗？从前孔子作《春秋》，诸侯采用夷狄礼制的，就把他当作夷狄；像杞侯降为子爵，就是这样。如果我不能把佛教斥为夷狄，那么孔子也不能只根据杞子的外在行迹斥责他，而不考虑他的内在了。像孔子这样圣明的人，他的取舍难道还会免不了子厚这样的过错吗？又不知道子厚所说的季札、由余，是否都像佛教一样抛弃君臣、父子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能相提并论。我曾经探究佛教的学说，想拿它来比拟前代盛德之人，但没有一处相同。像尧、舜、孔子这些人，都是佛教最应当责备的人。以智者的眼光看，不知道尧、舜、孔子果真如此吗？佛教才是实际的情形。孔子死后千余年，只有孟子卓然独立。如今读他的书，只见他教人兴办有利之事，驱除龙蛇，杀牛羊犬豕来养老、祭祀罢了。他与佛教最大的不同，在于主张君子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尧、舜的智慧不能遍及爱护万物，是因为急于处理首要事务；尧、舜的仁德不能遍及爱护所有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不能服三年之丧，却去细察缌麻、小功之丧；吃饭时狼吞虎咽、喝汤时大口急饮，却追问不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不知轻重缓急。这样说来，孟子又与佛教不同，因此获罪就更严重了。而且不知道子厚读尧、舜、孔子、孟子的书时，究竟是打算全部相信它们呢，还是只取其中一二而舍弃十百？否则，孔子与佛教不能相容，已经十分明显，为什么唯独子厚能够把它们容纳在一起呢？我曾经观察那些不遵循正道的士人：一旦在君主那里失意，就转而走进山林，和麋鹿为伴，直到死也不后悔，甚至还有背着石头投水自沉的。站在君子的立场看，这些人都是内心浅薄，却急于在外表上表现的人。可惜啊，何至于走到这种地步！如今子厚虽然不幸被朝廷摈弃，却竟然不能自我宽解保全，以至于把自己当作夷狄而不后悔。内心浅薄而急于追求外在，在盛德之人身上本来不应如此；但智者观察起来，也不能不认为这是过错。如果所追求的是不贪恋官位、不与人争、喜爱山水而嗜好安闲，那么浩初的心境还可以安处于麋鹿之间；但如果一定沉溺于虚浮高远的言论，遗弃人伦的大原则，那么同背着石头沉入河中相比，哪一种更好呢？我曾经讥笑如今的人，说有智慧的人必定毁谤佛教；其实佛教并不是被他们毁坏的。这好比器物：原先曾经完整，却被突然熔化，说是毁坏它，可以这样说；如果它从来就不是器物，那只是它本来如此，难道是人毁坏了它吗？这些都是不了解道理的人所说的话。自从释氏的学说传入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其门徒树立这种学说并繁衍枝叶的很多。谁知道其中没有借这个来冒充那个的呢？何况玩弄这种学说的人，往往还是所谓的名儒。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不仁吗？难道不是各自尽力而已吗？”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假如佛教所说的祸福可以求取，它的话可信，它的教义与尧、舜、孔子相等，甚至超过他们，那么君子就会先于众人学习并实行它。既然要攻伐别人的长处而固守自己与众不同，难道还肯亲自实行吗？即便如此，子厚仍说韩愈会实行它。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信奉释氏的人，难道竟能远离人吗？说它是圣人之道，因而不能斥责，果真是这样吗？玉藏在石中，究竟能算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给邵不疑的信　王令

译已经富贵了，还有什么想求而得不到呢？南方尽头的珍珠，西方极远处的美玉，山海中的犀牛和大象，蜀地的锦缎，楚国南部、荆州北部的木材，都是天下的珍宝。然而它们有的被水阻隔，有的被陆路阻断，离人常常远达千里、万里以上。但只要有一天想得到它们，就没有不能如愿来到面前的，为什么竟这样容易，好像出自左右身边呢？只要不爱惜珍贵的钱币和宝物，用来交换它们，那么得到它们就像伸手取物一样。所以说：已经富贵了，还有什么想求而得不到呢？唯独士人是不能这样得到的。士人有时贫穷却无所求，不能用财货收买；地位低贱却不屈服，不能用权势动摇；奉行义理直到死，也不能用武力胁迫。世间即使有富贵，假如有人想求取富贵而又想得到它，但所用的不是义、不是正道，那么这个人不也是枉然吗？世上收藏珠玉、象牙、犀角，穿着锦衣而居住在楚荆木材所建房屋中的人很多，富贵者都是这样。可是品行纯正的人、诚信笃实的士人，不幸世间不想要他们，假如有人想要而他们又可以追随，那会是谁呢？这些话我很久都不敢对别人说。曾听说阁下的好恶、取舍和作为，大概与世俗不同。富贵的人如今虽然不肖，私下却有意于古代的士人，希望向他们学习。过去有一天，我有幸得知阁下因为有一位姐姐，贫穷而未能出嫁，过了婚期，准备拿金带资助她；当时正好没有合适的亲事，于是便作罢了。世上的人软弱苟且，正忙于谋求俸禄，阁下却独自怜悯孤苦之人。世上的人正想着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阁下却把自己所有的分给别人。凭我这样极低微的才能，谋略不足以补助您的长处，声誉和言论也不足以取得当世的尊重，我不知道阁下究竟是要追求什么呢？确实也与世俗长久以来的作风不同。因此我姑且将终身接受您的恩赐，用来充实阁下的德行。高邮是个小地方，因此论势力不能分担高位，借助别人的力量又不能举起重物，用来结交士人，也就很明白了。可是当时势力超过阁下的人仍然很多，您却不去投奔他们而来投奔这里，离开有余裕的地方而到不足的地方来求取，实在是因为阁下的好恶、作为与不作为，都和世上的富贵者不同。往日阁下曾有东西赐给我，我却推辞没有接受；如今我来拜见您，而阁下所得的士人，确实很难有像这样自信自守的人了。给赵大观的信　张载 张载敬启：没有前往拜访，承蒙您赐教，已经一年多了；仰念您的温厚教诲，早晚反复思量。仲冬渐渐寒冷，恭惟您公务之余，起居一切顺遂。承蒙来信惠顾，敬佩之情更加深厚；又听说您蒙受恩遇，边地事务和行旅劳顿，想来已经停止。张载抱守愚见，沉迷于山僻之地而未能厌弃；修养德行以免过错，却不能坚守，实在没有空闲撰述，只能徒然自我陈说。我的浅陋错误，私下曾忧虑孔子、孟子去世以后，诸儒喧嚣纷杂，不知返本穷源，勇于苟且著作，凭借尚未成熟的资质而急于求知。后世明智的人一看便如同看见内心肺腑，然而多半也会看出他们不知自量。现在正打算创作文辞，以纠正其中的弊病，默默涵养自己的诚意。所忧虑的是日子久了仍然不足以完成，因而没有成功。承蒙您问及此事，不知贤明的您认为是不是这样？还请进一步赐教，幸甚。没有机会当面拜访，恭惟您尊重自己所闻所知，竭尽力所能及之事，厚自珍爱，以等待更大作为的到来，内心不胜恳切。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程颢 佛教说明鬼神，认为有知觉者死后接受再生、循环往复；这也是庄子一派学说的流变，于是厌恶生死之苦而求得解脱，这可以说是了解鬼吗？把人生看成虚妄的幻见，可以说是了解人吗？认为天与人是一回事，却随意对它们取舍，可以说是了解天吗？孔子、孟子所说的天，就是他们所说的道；迷惑的人把游魂指认为变化和轮回，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大学》应当首先使人知道天德；知道天德，就能知道圣人和鬼神。如今佛教极力论说，归根到底必定说生死流转，不得道就不能免除，能把这叫作悟道吗？真正悟道，就有天命、有义理，视生死平等，使天与人合一，推究昼夜的变化，明白阴阳的道理，亲身体认而不把它们分为两回事。自从佛教的学说在中国盛行传播，儒者还来不及加以规范，圣学的门墙已经被引入其中而随之沉沦；它把自己指称为大道，于是它的风俗流布天下，以至于无论善恶、智愚、男女、奴仆，人人都深信不疑。假使有英才和天地间的灵气降生，也只是沉溺于耳目所习惯的事；长大后又以世俗儒者所崇尚的言论为师，于是茫然被驱使，因而认为不修养也可以成为圣人，不学习也可以知道大道。所以还没有认识圣人的内心，已经说不必实行圣人的事迹；还没有见到君子的志向，已经说不必学习圣人的文章。这就是人伦不能明察、万物不能明白、政治因此疏忽、德行因此混乱的原因。各种异端言论充满耳边，上面没有礼制来防止它们的虚妄，下面没有学问来考察它们的弊病。自古以来淫邪、偏颇、诡诈、逃避现实的言论，突然一齐兴起，其中出自佛教门下的，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了。若不是有独立不惧的精神、专一自信的操守和才智远胜常人的资质，凭什么能端正地立在它们中间？同它们争论是非、计较得失，把来信所见写出来，发出激烈的言论，实在应当深深叹息。遗憾的是，自己的著述不如佛教那样显明。还希望您进一步开导说明，我倾心等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程颢 承蒙您教诲，说自己的性情还不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动，仍然受到外物牵累；这是贤者深思熟虑后所忧虑的事，我又何须等待小子的言语呢？但我曾经思考过，冒昧把自己的看法献给您：所谓定，动时也是定，静时也是定；不预先迎接，也不拒绝；不分内外。假如把外物看成外在牵引，因而随从它，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并且如果本性随着外物而在外，那么它在外的时候，什么又算是在内呢？这是有意隔绝外来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即谈定呢？天地的常道，是用它的心普遍对待万物而又无所偏私；圣人的常道，是以他的情感顺应万事而又不为私情所牵。因此君子学习，莫过于扩充心胸、广大公正，外物来到便顺应它。《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就会顺从你的思虑。”假如拘谨地专门排除外来诱惑，就会看见东边的被消灭了，西边的又产生出来。不只是每天的时间不够，关键是它的源头无穷无尽，根本无法全部除去。人的情感各有蒙蔽，所以不能合乎道。大体说来，弊病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当作应物的迹象；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当作自然本性。如今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去寻求没有外物的境界，就像反过镜子去寻求光明一样。

译《易》说：“艮止在背后，不获得自身；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人。”孟子也说：“我所厌恶的智，是因为它刻意穿凿。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就会澄澈而无事。无事就能安定，安定就能明察，明察了又何必把应对外物看成负累呢？圣人的喜，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喜；圣人的怒，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自己的私心，而系于外物本身。这样看来，圣人难道不应对外物吗？怎么能认为顺从外物就是错的，反而寻求内在才是对的呢？如今把自私而运用机巧所产生的喜怒，同圣人正当的喜怒相比，又怎么样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在发怒时立即忘掉自己的怒意，来观察事理的是非，也就可以看出外来诱惑没有什么可厌恶的，并且对于道也就思考过半了。内心精微的地方，口头不能尽行表达；加上我本来不擅长文辞，又因公务匆忙，不能精心思考，是否恰当还请等待以后答复。不过概括大意，也应当接近道理了。舍近求远，是古人所非难的，只请您聪明裁断。答人示奏草书　程颐 承蒙您给我看奏稿，足以看出仁人君子爱护百姓的心情如此深切，我敬佩，我敬佩！您的子弟应当勉励您尽快而坚定地实行，怎么可以停止呢？然而我私下的意见还有不安之处，冒昧陈述给您。看您的意思，专门把害怕发生动乱作为主旨；我希望您把爱护百姓放在首位。极力说明百姓饥饿将死，请求朝廷怜悯，因此担心他们将成为盗贼而作乱，这样可以吗？这不只是向君主进言的体例应当如此，事情的形势也确实应该这样。您现在寻求钱财来使百姓活命，如果用仁爱来请求，就应当轻视财物而重视百姓；如果用利害来恐吓，就会使人依仗财物来保护自己。古代，得到军队和百姓就能得到天下，财物散出去百姓便聚集。后世如果只贪图眼前的私利，就用军队控制百姓，用财物聚集众人。聚敛财物的人能够守成，保护百姓的人反被认为迂腐。秦、汉以来，没有不是这样。我私下担心朝廷中的贤者未能免除这种弊病，只应当用诚意感动他们，希望他们生出不忍之心罢了。这是浅见，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请您裁夺。答朱长文书　程颐 我们相隔遥远，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次相会，人事本来就难以预先约定。此前我曾写信说，您心气虚弱，劝您不要多作诗文；可是您的回信却说：“做学问还不能探究古代先贤留下的事迹，综合群言的是非，希望使自己的心通达并默默领会，本来还做不到。”又说：“即使让后人看见这些作品，也还差不多可以说没有忘记善。假如不是这样，实在担心死后没有声名。”这正是做学问还不恰当的地方，也是我责备兄长您的地方。假如我每天听闻孔子的道而忘掉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好事吗？这个疑问恐怕还不能算最恰当的说法。我在朋友之间，对于问题不切实的，从来不轻易开口。因为您正处于疾病之中，很少同人接触，渴望听到有益的议论，所以借此可以谈一谈，为我的弟弟把道理尽量说清楚，希望多少有一点补益。先前所说不要多作文章和诗，并不只是为了损伤心气，而是因为本来就不应当轻率创作。圣贤的言论，是不得已才说的。因为有这些言论，道理才得以明白；如果没有这些言论，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失。就像耕作的犁耒和陶冶所用的器具，少制造一样，养活人的方法就会有所不足。圣贤的言论，难道想停止就能停止吗？不过它们包含天下全部道理，却也非常简约。后世的人一开始拿起书卷，就把文章放在首位，一生所写的东西动辄超过圣贤；然而有它并没有什么补益，没有它也没有什么缺失，竟是无用的多余言论。不只是多余而已，既然没有掌握要领，就会脱离真实、失去正道，反而一定会损害道。诗歌兴盛，没有比得上唐代的；唐人中善于评论文章的，没有比得上韩愈的。韩愈所称赞而特别推重的，只有李白、杜甫二人的诗；保存下来的有一千篇，都是弟弟您所见过的，可以考察而知道。假如您的作品都合乎道，足以辅佐圣贤、作为后世的教化，那就是圣贤的事业，怎么能说是做学问的末节呢？我哪里敢用这话来责备您？您又说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能够写出合乎道的文章的人，是懂得道的人。对懂得道的人来说，写文章的心，绝不是区区担心后世没有声名，只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那只是世俗人的私心。孔子为自己死后没有声名而忧虑，是忧虑死后没有善行可以称道，并不是忧虑没有名声。名声可以激励中等资质的人，却不是君子急切追求的东西。您又说：“还不能探究古代先贤留下的事迹，综合群言的是非，希望使内心通达、默默领会，本来还做不到。”内心通达于道，然后才能辨别是非，就像拿着秤来比较轻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用道来衡量，是非就清清楚楚，不必等到精心思考以后才看见。求学的人应当以道为根本；内心不通达于道，却去比较古人的是非，就像手里没有秤却斟酌轻重，耗尽目力，劳费心智，即使偶尔合乎时宜，也不过是古人所说的“猜测却屡屡猜中”，君子并不看重。临到纸上匆忙写下这些话，因而没有次序【下有“不复思绎”四字】；言辞过于繁琐【下有“多注改勿讶”五字】。其中道理或许还有不妥，请您指示，足以代替当面交谈。谢人求哀辞书　林希 我林希曾听说，君子对人不能苟且应付，因为担心那不是出于真情。从前孔子尚且说：“我厌恶那种流泪却没有真情的行为，不解下车旁的马来凭吊，也只是苟且应付。”我对于某氏的葬礼，本来就不是因为旧交，不能参加执绋送葬之后，却要让我为他作哀辞，那么将凭什么真情来称述那无从发生的哀痛呢？别人不敢做的事，又哪里值得来辱没您的命令。上林秀州书　陈师道

译周朝的制度规定，士人拜见大夫、卿和公，要用介绍人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言辞来端正名分，用贽礼来表达情意，用仪节来表示敬意。这四项都具备了，才叫礼仪完成。士人相见，就像女子出嫁从人一样，有愿意见面的心，却没有自行前往的道理，必须有介绍人在前面引荐，用来区别嫌疑而慎重防范。所以说：“用介绍人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名分来举明事情，用言辞来引导名分。”名分，是先王用来确定名位等级的。名分端正，言辞就不会违背；等级确定，百姓就不会犯上。因此说：“用言辞来端正名分。”言辞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名分又不能超过实际情意，所以还要设置贽礼来使礼仪最终完成，于是有授受的礼节。介绍人用来传达名分，傧相用来传达使命，勤勉周到已经到了极点，但仍然要凭借他人才能通达。礼仪没有比尽心更重要的，所以祭祀以洗手为主，婚礼以迎亲为主，宾主相见以贽礼为主。因此说：“用贽礼来表达情意。”诚意从内心发出，表现在身体上，流露于容貌和脸色，所以又有仪节。言辞要三次请求，贽礼要三次献上，三次作揖后登堂，三次拜谢后退出。礼节繁琐就显得骄泰，简略就显得粗野，三次正是礼节的适中。因此说：“用仪节来表示敬意。”这大概是为了使尊贵者不凌辱卑贱者，下位者不攀援上位者，谨慎守住各自的分际，顺应时命，使志气不屈、身体不辱，从而成就自己的善行。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是士人自认为贤能，大概也有礼制为他们加以节制。周朝制定礼制，它所作的防范已经十分周密。到了周朝末世，礼制还在而风俗已经改变，尚且有人因为自行求市而失去操守，何况礼制已经亡失呢？自从周礼亡失，士人知道自我保全的就很少了。世上没有君子阐明礼制来端正他们，既然彼此沿袭而成为常规，史官又把这些事记载下来，所以弊病逐渐成为习惯而自己还不知道。师道是个鄙陋之人，然而曾从南丰先生那里听到教诲，不敢不努力。先生对师道说：“你见过林秀州吗？”我说：“没有。”先生说：“去吧。”师道接受命令来到这里，谨借先生的关系前来请求拜见。《诗文》二卷，恭敬地用来表现自己，不敢认为有什么才能。谨此俯首奉行您的命令，只希望阁下赐予指正。与秦少游书　陈师道 承蒙您来信告诉我，章公降低身份、放下年长和德高的身分，按照礼节招我相见；我有什么资格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侯爷曾经欺骗他吗？公卿不屈尊接见士人，这是古已有之的事，今日却特意亲自来见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幸运吗？我虽然还不足以列在士人之中，也应当跟随侯爷之后，顺着您的声望来成全章公的名声。然而先王的制度规定，士人如果没有通过传递贽礼表示愿意做臣子，就不能拜见王公。相见本来是为了完成礼仪，但它的弊病必然会发展到自我推销，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开始的环节，以此设置防范，而作士人的世代守护这种礼制。师道对于章公，前面有尊卑贵贱的嫌疑，后面又没有平生旧交；章公虽然可以相见，礼制难道可以废弃吗？况且章公招我，难道是因为我能守住这点礼节吗？如果昏昧冒犯法义，听到命令便跑到门下，就失去了章公招见我的本意，章公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即便如此，还有一件事：幸愿章公将来功成退职，戴着幅巾向东归去；那时师道当驾着欵段马乘坐下泽车，在上东门外等候您，也还不算晚。我的一片诚心，希望借这封病中之信告诉您。上曾枢密书　陈师道 我离开您的门屏已经十多年，平常没有来问候，并不是怠慢您或疏远外界，只是认为没有益处，所以没有这样做罢了。事情如果有可以说的地方却又隐忍不言，然后才去进谏，也是不敢做的。天下的事情，如果不是阁下职权所能参与的，就不是师道应当说的。您如今在枢府任职，正应当为此忧虑，大事就应当说出来，这难道可以吗？西部边境用兵已经五六年了，远戍的士卒过了期限仍不能回来。人的心情到了期限就有归来的愿望，何况已经超过期限，而归期又遥遥无定呢？本来已经被激动的心情，前面有战死受伤的忧患，内部有羁旅、暴露、寒冻、饥饿和劳苦的祸害，后面又有思念乡邑亲爱的感情，这不是很危险吗？然而没有人敢违抗异议，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鸟困窘了就啄人，野兽困窘了就抵触；这虽是常说的话，事理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一个人首先倡导，响应的人必定很多，向东溃散，又拿什么来抵御呢？事情有曲直，人有违顺；正义之所以能胜过对方，是因为它得到人们的顺从。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顺从的就是正义。一旦发生变乱，不过是调发内地军队去攻击他们；无缘无故兴兵，连年不能解决，士卒死伤之后因思归而溃散，却反过来攻击他们，那么曲直究竟在谁一边就很清楚了。我私下恐怕溃散的人还没有到，调发的军队就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中的人，谁肯为了天下国家亲自抵御呢？如果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正是师道平常私下忧虑叹息的事。古代守卫国家，根本和枝末并用，所以在有德之地建立都城，在开封没有丘陵、山川、湖泽作为险阻、成为四面受敌之地，因此太祖用军队作为防卫，京畿之内常常使用十四万人。如今军队大多在西部戍守，山东的城郭空虚，一旦有盗贼乘隙而起，侵犯州县、杀害官吏百姓，私自抢夺财物、掳掠妇女、焚烧房屋，这还只是小事。若不幸有奸雄出现，他的成败谁能承受呢？这是第二层忧虑。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当今正太平安宁，军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不会有奸雄，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师道不必再远远引证笔墨所记载的事情，只要以庆历以来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事来说明就够了。恩州、保州两州的叛乱，庆州的溃乱，都是士卒所为。王伦、张海、廖恩、王冲都是盗贼，难道可以说太平时代就没有这种事吗？熙宁年间，士兵才再次发动，已经自行溃乱。当时师道在秦中，听说乱兵所经过的地方，许多小人迎接引导，任意劫掠。王伦、张海行动遍及半个天下，所到之处都溃败破坏，守令有的逃跑，有的投降，没有人敢抵抗，甚至调发卫军、使用边将，而官军所到之处比盗贼更厉害，百姓直到今天还警惕他们。从前的乱事都有奸雄，并不是为了某个时代才出生，而是乱后才显现；太平时隐藏不出，便以为没有，这是错误的。

译我听说，景德年间太平盛盛之时，契丹年年入侵，游骑到达山东齐地。有一天外镇告急，烟尘还没有升起，人们已经逃往南山。夜里又饥又渴，天亮后看见溪谷中有冰雪，少年们不吃它，还拿来供应上面的人。众人起来争抢，有个叫贾考的人出来，制止众人并让他们坐下，带领十多个少年下山，遍遍分给坐着的人，并且说：“饿了怎么办？谁愿意跟随我去取食物？”于是愿意跟随的人有几千，斩断不肯当兵的人，出屯于镇中，于是全都关闭外户；每天用酒和猪肉犒劳跟随者，夜里就警戒防守，早晚给山中的人送粮，三天后恢复原状，家中没有丢失一件东西。这同英布、彭越有什么不同？难道能说太平时代没有这种人吗？即便如此，军队消解、盗贼兴起，只是一时的祸患；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名分。上面对下，可以让人活，也可以杀人，可以给予，也可以夺取，而下位者不能违抗，这就是名分。名分确定，就没有人敢妄为；名分混乱，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它如同水堤，如同捆束柴薪，如同野兽的陷阱和栏槛，怎么可以失去呢？一旦失去，就无法重新堵塞，不能接续覆盖，不能收拾损失，也不能恢复完整，这是事物的道理。这正是师道深深忧虑的地方。议论的人一定说，撤回戍卒就会造成防备空缺，敌寇来时无法抵御，主帅不能承担责任；师道又认为不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戍守的兵力有固定数目，如今只是因为拓展土地而增加了，去掉增加的部分就是原来的常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过去延安的军队并不少，敌寇来时却不能抵御，只能自行防守，所以谈论善战时应当论将领，而不应只论兵力。西夏人来犯，小规模是常事，所忧虑的是大举进攻。然而地方方圆数千里，外面又有邻国阻隔，不可能一天之内准备齐全。军队行进千里，谋划要用几个月时间，那么谁会不知道呢？军队应当使耳目明察，预先做好准备，又何必害怕敌寇来呢？况且应当考虑敌军不善于进攻，不能持久；他们自己携带粮食，后方没有运输供应，过去的战事不过数日，而我方善于防守，敌寇到来便不出战，把军队集中在内部而清空郊野。军队集中在内部，敌人就不敢深入；外部清空，即使深入也没有危害，使它进来不能交战而受阻，退去又没有东西可以抢掠而困窘。以元昊的强盛，几次大举入侵，也只是攻破塞门、金汤两城而已。国家虽然大却贫困，军队虽然多却分散；凭元昊的战胜之势最终尚且称臣，也还是多次进攻而困窘，何况更弱小的呢？况且以中原的富庶广大、灵武的威势，尚且不能再次取胜，何况夷狄呢？即便如此，修筑城寨不停，军队就不能休息，为什么不先停止它呢？如果说这样做可以，那么控制忧患的办法，就像汉朝夺取阴山，使匈奴接近而悲痛哭泣；汉朝开通西域城郭、发动军队处理这件事，所以说是防住了它的右臂。师道居住在东方，不知道如今这样做是否可行，只听说各路竞相报功，日夜上奏战功，却没有听说西夏举全国来争夺，那么这一定不是它最急迫的事情。假如不能控制它的命运，却使老弱军队耗费钱财、杀人遍野，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说一边筑城一边推进，逐渐占据横山，然后就可以控制它，那么这件事已经好几年了，横山在哪里呢？如果再过几年，诸位将领就会富极贵极。人情既然得到自己想要的，肯愿意再出力去踏入艰难之地吗？这样看来横山终究不能得到，只是给将帅取得富贵提供资助罢了。横山是天然险要之地，下临平夏，关系到生死存亡，敌人一定会举国争夺，恐怕也不容易取得。如果说如今所占据的地方就是横山，那么师道要问：有一座州在横山之上，向南距米脂三舍而近。如今延安奏报成功，土地扩大了四百里，那么宥州就在其腹地，然而却没有说得到宥州。那么所谓扩大四百里，难道可信吗？胡地只有灵州、夏州像内地郡县，其余地方才可以种植乔豆，而且多是戈壁沙地，五月才见青草，七月就下霜，一年只能收获一次。银州的草只有柴胡，萧关以外有落藜和盐杖；由此可知那里不适宜种植五谷。即使土地可以耕种，又到哪里去找人来充实它呢？如果不迁徙百姓，就招募军队，这两种办法应当选择哪一种呢？如果从内地调取军队，就是把这里弄空来充实那里，舍弃容易而趋向艰难，有什么益处？况且开辟的土地越广，距离府城越远，平常缓慢的请求尚且可以到达，紧急的报告却来不及相互传达。河东的祸患，麟州、府州一带的情况世人都知道。如果说如今所占据的地方可以控制敌人而敌人不来争夺，不是他们不敢，而是他们不能罢了。敌人虽然很小，然而元昊用它来抗拒中原，它的土地和百姓本来就仍然如此；如今反而不能争夺。它所急需的，要么是集中力量等待时机，要么是没有能用的人，否则就是各部不能为它所用。若是这样，我的忧虑就比先前更严重了。如今敌人在内部衰弱、外部叛离，而皇帝的军队逼临其境，恐怕有人会乘危夺取，把它作为奸雄崛起的资本，这就是再次产生一个元昊。因此师道曾说，敌人既然已经衰弱，不能再抗拒中原，就应当稍稍保存它，使它借助皇帝的威势和命令来临制各部，压服奸豪，使他们不能发动叛乱，怎么能反而为他们提供资助呢？如今假使各路都占据横山，而敌人又没有奸雄乘时而起，一切都像师道所忧虑的那样，那就更加危险了。赵文子说：“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内外没有忧患？为什么不暂且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警惧呢？”夷狄的衰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难道可以不忧虑吗？如今三边没有战事，士卒都怯懦软弱，只有秦、晋两地多次同敌人交战，还可以使用。秦地的旧人向来把东军看得像儿童女子一样，而南边对付蛮族，西南对付羌族，也都使用秦地士卒取得胜利。如果又不作战，一旦有外患，拿什么抵御呢？从前元昊时代，智高就是这样的人。我私下认为西部人不可没有。伏惟阁下是皇室的股肱、万邦的表率，您的正直言论，天下都称道传诵，每天都有流传；唯独这件事没有听到您的意见，难道还不能说吗？现在正是应当说的时候。从前安、李两位公都有意于此事，但各有过失：安公失于锐进，李公失于迟缓，所以没有等到成功便因毁谤而离去。锐进的人不等待时机，迟缓的人又错过时机；时机到了可以行动，难道还不知道吗？《易》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更何况是在山河之外、笔墨之间呢？”然而凭阁下英俊的姿态和伟大的见识，我这区区愚见，不必说明您也能明白，伏望您留意。《宋文鉴》卷一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 宋代吕祖谦编

译书信 上苏公书　陈师道 分别以后又承蒙来信，想来您已经平安度过暑天，起居万福。师道侍奉母亲如从前，只是刚刚托庇于您的恩赖，转眼又相隔，不能不动念罢了。士人相从的时候，不知道其中的快乐；等到分别，也觉得困难。等到离居而穷困孤独，默默自守，然后才知道相从的快乐、相别的艰难。士人年轻时，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看天下的事情，心意颇为轻忽，也容易分别。到了晚年，屡经离合，又觉得分别困难。这大概是志气和年岁都衰退，顾惜自己的身影、怜惜时日，又害怕死亡而如此罢了。谢太傅常说，中年以后，每同亲友分别一次，便要痛苦几天。谢公是纵情江海、脱离世俗的人，违背世俗、远离世人本来就是他的常态。只是把分别看作困难，难道是由于习惯了富贵而不能适应违逆和顺遂吗？由此看来，把分别看作困难，都不是士人的正道。士人又怎么能免除这种情形呢？应当把衰老作为警戒，把富贵作为畏惧。承蒙来信说，人必须相处久了以后才了解对方，确实如来信所说。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在不容易之中又有更难的。范文正说王荆公长于了解君子，却短于了解小人。如今看来，哪里只是有所短处？正是把长处和短处完全颠倒了。古人所谓腹心之臣，是因为他们与君主同德。所以武王说：“我有十位治理大臣，同心同德。”而王荆公却把机巧聪明的人作为腹心，所以王氏遭受的祸患很大。我听说狙诈之人都在作乱，却没有听说把他们托付为心腹。君子不抛弃任何人，机巧聪明的人也不是可以抛弃的，把他们当作手脚使用可以，作为耳目尚且不可以，何况作为腹心呢？大概权势存在时，他们会欺骗君主来为自己求功；权势相等时，他们会争夺权利来谋取私利；权势失去时，他们会背叛君主来躲避祸害。让他们这样做尚且困难，何况把他们当作心腹呢？没有德行而只有智巧的人，用智巧经营自身而顾不上事情；智巧所不能顾及的地方，不得不靠欺骗来保护自己。天下的事情，又哪里是机巧之人所能办成的呢？士人始终不互相背负，不是因为义，就是因为畏惧义。权势存在时而不背负，难道真是不背负吗？病还没有发展到偏废的程度，并不妨碍活着；到了膏肓溃烂的时候，再来吊唁也可以了。我常常私下为此悲哀，所以说了解士人应当像范公那样，用士人应当以王公为戒。不知阁下认为如何？近来听赵承议说，阁下想重新申理从前所举发的剥文广狱案，我听说后并不认为合适。我私下认为阁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但我的忧虑所及，也不能忍着不说。君子处理事情，以职位为界限；居其位而不说话不可以，离开职位而再说话也不可以。说话的人这样做是义，不说话的人这样做也是义。阁下先前任颖州知州时，说这件事可以；如今任扬州太守，却来干预颖州的事情，这也可以吗？难道因为过去曾经说过，就不能放下吗？这正是求胜的办法。近年士大夫大都这样，认为既然已经说过就必须做到，但这不是阁下应当做的事。假如不公开进言而私下请求，还不如干脆不做。天下的事情，做得不合乎道理、使人不平的，难道只有这一件吗？阁下难道能把所有事情都争辩过来吗？即使争辩，难道能都符合人的心意吗？只是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认为您多事罢了。我曾说，士大夫看见天下不平之事，不应当怀着不平之意。平时愤愤不平、咬牙切齿、攥紧手腕，确实不是为了自己；一旦遇到事情便发作出来，就像决堤的江河，能够抵挡吗？必然有过度而覆没淹溺的忧患。前些日子的王荆公、司马温公就是这样。说话是为了实行义，难道能像冯妇那样挽起袖子下车，只为取得众人的一时快意吗？我私下认为阁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但宁愿陈述一番，以表达我的愚见。秋意更加深了，只愿您为了朝廷保重谨慎，内心不胜恳切。与石司理书　张舜民 近来吕主簿来访，承蒙他给我看您的长信和大作，又附有亲笔信。我打开详细阅读，文章文采灿然，这是可喜的；其中志趣清楚明白，这是可敬畏的。大凡人见到赏心悦目的东西，本来就会喜欢；等到见到一个人的志趣卓然独立，不同于流俗中泛泛的人，难道不会敬畏吗？又听说您正当壮年，假如有这样的志向，沿着这样的道路走，即使孔子见到您，也一定会说可敬畏，何况今天的人呢？又想到过去，我曾在关陕之间见过先大夫；如今又见到古人有了这样的后代，少年便能自立，那么其中的喜悦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您行刺其礼，仿佛在侍奉贵人；品味您的言辞，仿佛在请教才能。对于这两点，我私下有所疑问。假如您把我当作贵人吗？这是错误的。像我所处的地位，别人没有不轻视的，不只是别人轻视，我也曾自我轻视。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值得多加说明；至于请教才能、求取益处，我哪里敢立即这样做呢？自从听到您的命令以来，不知道怎样才能有所帮助。曾经想过，年轻壮年时，曾经学习世俗的学问，也曾经办理世俗的事务，身体劳苦、心神疲惫，直到今天，晚年才得到贤者的书信，参照品味先生长者的议论，才知道前日用心的方向不对。想要改弦更张，磨砺心志，改名换姓进入江海之地，可是牙齿脱落、头发秃尽，形骸已经如此，只剩下朝夕将尽的人了。因此自己悲叹、责备、嘲笑、辱骂自己，接着又流泪悲泣，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又想到“没有一句话不是仇敌”这一训诫，假如吕君再来到了门下，我拿什么报答他呢？我正日夜惶恐失措，反复思量于心，却无可奈何；尚有一句话可以献给您，但又都是四川人的事情。从前我还是童子，住在乡里，跟随别人求学；那时眉山任师中在幕府，我曾听师中讲论治国办事，说道：我们四川的大人物，从前以来多长于艺文而少长于政事；前辈登上朝廷、历任郡国，闻名于世的并不少，若从吏事方面来寻求，只有何圣从、陈公弼两人而已。小子我没有才能，哪里敢排在他们之后；即使当时听见师中这样说，也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年纪渐长，游历京师，寻求拜访前辈名士的门庭；那时文忠欧阳公、司马温公、王荆公是学者共同趋向拜访的人。我每次听三位公的议论，多是关于实行义理、文章和历史，只有欧阳公常常谈论吏事。久而久之，不能不有所请教。大凡学者拜见先生，无不把道德文章当作想听闻的内容；如今先生却多教人以吏事，这是我未能明白的。欧阳公说：不是这样，您们都是适应时务的人才，将来处理事务时，自然会明白其中道理。

译大体说来，文学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可以惠及万物。我过去被贬到夷陵，那地方不是人所居住的境地；当时正值壮年，还没有厌弃学习。想找《史记》《汉书》来看，公家私家都没有。没有什么可以消磨日子，于是拿起架阁中陈年的公案，反复观看，发现其中曲直错乱的地方多得数不清：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枉曲说成正直，违法而徇私，灭绝亲情而损害义理，什么都有。况且夷陵荒远偏小，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自然可以知道了。当时仰望天空发誓，内心说：“从今以后遇到事情，不敢忽视。”到今天三十多年，出入朝廷内外，忝居三公之位，都以这句话自我勉励。如今别人看我，必定认为我是靠文章笔墨取得地位；从我自己看来，实在只是当时那句话的报答。自从听到这句话，直到今天已经四纪，从来没有一天忘记。那时苏明允先生父子也在那里，曾经听到这番话。后来子瞻同人谈论政事，也总是自负有办理吏事的才能。有人问他，他便说：“我是从欧阳公、陈公弼那里学来的。”不过师中和子瞻这样说，也只是自我夸耀的话罢了。近年舜民被贬居夷陵，得到陈公弼的《修城记》，曾经把这件事写在碑的背面。如今又敢把这些献给您。君子学习道，听闻有先后，得到有深浅，也取决于根性聪敏或迟钝。唯独这种处理政事的才能，只在于努力而已，稍微用心就可以获得。孔子说：“安居于此而不厌倦。”它不像道学那样艰难。您少年时就已经自立，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这就是所谓先要树立根本。处理政事不过是道德学问的余绪罢了。我偶然因执笔写信，不知不觉说了三层意思，幸望不要因为我年老浅陋而忽略；这不只是献给阁下，也兼以告诉苏在廷和两蜀的士人君子。与张江东论事书　吴孝宗 昨天承蒙您来信，说想厚意派遣王安国，却又有不可行之处，请允许我试着为您评说一下。我私下认为，安国虽然是江西人，但他的父亲却葬在江东。如今参加进士及诸科考试的人，都以祖坟所在地为依据。假如安国按江东籍应试，有什么不可呢？难道可以据此应试，却不可以据此派遣吗？何况安国从未亲自居住在江西，他应试是在淮南和开封府。如今即使让江西举荐他，也不过是按照空名册办理罢了，并不是说安国本人居住在江西、在江西应试。您又说，近来许多人都举荐安国，如今再跟着举荐他，就成了盲目附和，而且一定会遭人讥笑，这种看法又错了。自古以来，像孟、荀、杨、韩这些贤人，前人已经歌颂过了；而今人又跟着歌颂他们，甚至您也日夜和今人一起歌颂他们。然而从未见您担心会因盲目附和而被讥笑。古代的贤人已经死了，与人共同歌颂他们，您不疑虑；至于如今仍活着的贤人，您却疑虑而不敢同别人一起举荐，这就是您勇于歌颂已死的贤人，却怯于举荐活着的贤人。人之爱贤，无论死生都应当一样。如今歌颂死者勇敢，举荐生者怯懦，那就意味着凡是被称为贤人的人，只适合死后受益，却不适合在活着时被任用。只能等他死后再评论，把这当作美谈，却不能趁他活着时举荐他，使他得到实际任用，这是什么意思呢？替您打算，只应问安国贤不贤，不应问以前是否有人举荐过他。还是不知道您认为安国究竟贤，还是不贤？如果不贤，您自然不应议论他；如果认为他贤，您这次举荐就是举荐贤人。举荐贤人，贤者都会高兴；既然都高兴了，哪里还会有讥笑？那么发笑的一定是不贤的人。假如贤者已经因此高兴了，哪里还有闲暇去顾虑不贤者的嘲笑呢？况且贤者高兴而不贤者嘲笑，本来就是合乎情理的。古人见到一件善事，便争着抢先去做，只怕落在后面，从没听说有人因为担心遭到嘲笑而停止行善。假如善人每做一件善事，都先担心不贤者讥笑，我恐怕善人就会有见到善事却不去做的了。况且安国的名声，显著已经很久，并不是近来还没有人举荐时天下都不知道，直到举荐以后才知道。因此，安国的贤能并不是由近来的人发扬出来的，您又为什么要担心盲目附和、遭人嘲笑呢？大概前代举荐贤人，并不一定只出自一个人的口，也不是只要有人相信、任用就够了。一定是甲先倡议，乙随后应和；乙已经应和，丙又跟着倡议；大家合力举荐，然后这个人才有希望开始被人相信和任用。如今却不是这样，甲刚倡议，乙和丙就说：‘我们怕盲目附和而遭人嘲笑，那么贤者就会老死在山林之中，而君主和宰相也会在朝廷上始终不能开启心智、获得觉悟了。请您裁断。’孝宗对安国，爱护最为深厚，这是您所知道的。孝宗不因私下结党而自我嫌疑，仍然是遵循旧日的志向。您对孝宗的爱护，也可以说很深了。假如事情有丝毫不合乎义，而您却坚持劝您自己去做，那么孝宗的罪过还该怎样责罚？请明察。给张虞部的信　丰稷 我观察天下百姓，没有什么人是天生不可责备的；有的恶，有的善，有的邪，有的正，有的厚道，有的刻薄，这都是风俗造成的。治理者如果掌握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即使极恶的人也可以使他改恶从善，即使极为刻薄的人也可以使他归于厚道；治理失去了正确的方法，就会反过来。既然这样，百姓因而发出怨言，又有什么罪过呢？近世的情形尤其值得怜悯伤痛，最令人哀悼痛惜的，没有比农民的劳作更令人痛惜的了：耕种却吃不饱，养蚕却穿不暖。凡是上位者稍微不加注意，造成的损害就不会小。我私下探求其中的根源，曾经仰慕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既把他们当作老师来敬仰，又称颂他们，只恨不能亲眼见到。以前我在亳州任职时，听城父的士民议论，县大夫已经更替多次，能够深入了解民情、体恤百姓隐忧的，没有像您张公这样的。我听到您的名声，想象您的风范，只恨没有机会见您。没想到承蒙上天眷顾，竟有机会成为您的属官。如今既遇到嗣皇帝颁下怜悯农民的诏书，深切而反复地叮咛，要求在天下范围内设法防治农民的困弊；又遇到您能够彻底探究民间弊病的深浅，所以谨先托这封信来表达心志。如果您赐给我一个席位，让我得以谈论大体，也就可以尽心尽力了。给王观复的信　黄庭坚

译蒲元礼来，承蒙您寄来书信，情意非常恳切；知道您虽然任官劳苦，却没有一天不勤于写作，真是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现在正是初夏，已经有暑气，不知您的起居如何？您寄来的诗，都兴寄高远，只是诗句生硬，音律不协调，有时文辞气势也比不上最初构思时；这种毛病也只是由于读书还不够精博罢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是至理名言。南阳刘勰曾经论说文章的困难，说构思意旨可以凭空翻新而容易奇特，文辞必须征实而难以工巧；这句话也是因为沈约、谢朓一类人成为儒林宗主时，喜欢写奇特的语句，所以后来的年轻人形成了这样的论调。喜欢写奇特的语句，本来就是文章的毛病；但应当以义理为主，义理明白而文辞顺畅，文章自然就会出类拔萃。看杜子美到夔州以后所作的诗，韩退之从潮州回朝以后所写的文章，都不需烦劳删削，自然合乎规范。往年我曾向东坡先生请教写文章的方法，东坡说，只要熟读《礼记·檀弓》，就可以得到其中的要领。后来我取《檀弓》上、下二篇读了几百遍，这才知道后世文章比不上古人的弊病，清楚得如同观看日月。文章大概从建安以来就喜欢写奇特语句，所以气象衰弱，这种毛病直到今天还存在。只有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以及近世的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没有这种毛病。您所评论的杜子美诗，也还没有完全说到它的意趣，请再深入思考。至于他入蜀、下三峡的年月，从诗中自然可以看出。诗中说‘九钻巴噀火，三蛰楚祠雷’，那么他往来两川九年，在防府三年，就可以知道了。恐怕还要再费心修改订定，才可以进入古人之列。正值我多病、稍有安宁之余，宾客妄自说我有确定的归期，日子一到便上门，使我疲于应接。蒲元礼来告辞启程，我匆忙写下这些；世俗间寒暄问候的礼数，不是您对我的期望，所以都略去了。答李推官书　张耒 我南来后事情很多，又荒废了读书。昨天送还来使的信使，忽然承蒙您寄来所作的《病暑赋》和杂诗等，我反复吟咏，喜爱赞叹；这些作品既使我枯竭的思绪得到启发，又使我高兴地看到，世上的学者近来渐渐追求古人的文章和著述体制，往往已经有所成就。我张耒没有才干，年轻时喜欢写文章，和人交游，也喜欢谈论文章，说这是嗜好可以，说我能写文章，世上自然有人在，我绝不在您之下。平日您同我饮酒谈笑，忘掉琐碎事务；如今忽然拿着大幅纸轴，工整书写，题上官职姓名，像卑贱之人拜见尊贵之人，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您误以为我懂得文章，错误地对我表示恭敬，把我当作请教的人吗？想要收下它，又贪恋玩赏，实在无法割舍；舍弃它虽然心中悲痛，却不能因此使自己安宁。既然承蒙您情意深厚，我也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隐瞒于您。您的文章可以说很奇特了，抛弃文章通常的体制，竭力追求瑰奇险怪，务必使读者读起来仿佛看见几千年前蝌蚪、鸟迹所记载的文字，弦匏之歌和钟鼎之文。您所爱好的正是这些，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依我所听说，所谓能写文章，难道是说能写得奇特吗？真正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不能把奇特作为根本。文章为什么要设置呢？懂得义理的人未必能说出来，而世上能说的人很多，唯独文章能够流传，难道只是因为它能流传吗？正因为它能写成文章，言语就更加精工；因为言语精工，义理就更加明白，所以圣人看重文章。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体都是要把文章作为寄托义理的工具。因此，义理胜过文辞的人，不期望文辞工巧而自然工巧；义理不足的人，虽然巧加粉饰，缝隙却会百出。这就像两个人拿着文书打官司，理直的人提笔便写，不必写得繁复，读起来如同劈竹一般顺畅，横斜反复都自然合乎条理；理曲的人即使向子贡借用辞令、向扬雄请教文字，就像陈列了五味却不能调和，放入口中没有一样可称心，更何况让人反复玩味呢？所以学习写文章，首要在于明白义理。不懂得写文章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如果懂得文章却不致力于义理，只求文章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把水从江、河、淮、海中决开，水顺着道路奔流，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冲破吕梁，流入江湖而汇入大海；水流舒缓时成为涟漪，鼓荡时成为涛波，激越时成为风暴，愤怒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鼋喷涌出没，这些都是水的奇异变化。但水起初难道就是这样吗？顺着道路把水决开，因所遇到的事物不同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口，向西干涸，下面涨满而上面空虚；日夜激荡它，想看见它的奇异，不过是蛙和水蛭的玩物罢了。江、河、淮、海之水，正如义理通达的文章。不追求奇特，奇特自然会来到。激荡沟渠的水而追求水的奇异，就是不懂义理，却想把言语句读写得奇特。六经的文章，没有比《易》更奇特的，也没有比《春秋》更简约的。难道它们是以奇特和简约为追求吗？只是形势自然如此罢了。《左传》说：‘吉人的言辞少。’难道他是厌恶繁多而喜欢简少吗？即使想写得繁多，也不可能做到。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喜好奇特的文人不止一个；严重的甚至写成缺句断章，使文脉义理不能相连，又从古书中搜取罕见难见的训诂，穿凿附会地拼合解释，有时得到一个字，却得不到完整句子；不知道篇章本义，反复咀嚼，最终也什么都没有。这是文章最鄙陋的地方。您的文章虽然不像这样，但文意绵弱，似乎以奇特为主。因此预先为您陈说这些，希望不要因为我的话质朴浅陋而不能省察。给陈莹中的信　陈师锡 分别已经几个月了，我不敢写信问候；但思念仰慕之心，片刻也没有忘记。李君来到，承蒙他带来您的亲笔信。听说您被贬官向东而去，神色自若。接着卫守派来的急脚回去，又得到您惠赐的答信，高兴地听到您的起居，心情十分振奋，因而感到欣慰。承蒙您示以《日录》，其中论及两部书的内容，我已经全部知道了。您的忠义和尊主之心，明白如日月可以作证。然而您所说的话屡屡互相抵牾，大概是因为您的言论还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不能取信于人，是因为您自己对这件事还没有完全通晓。冒昧把我所听闻的奉告您，如果您认为有道理，应当会有所帮助。所谓尊重私史而压抑宗庙，是说您认为曾丞相被人欺骗，不应当把《日录》进呈作为国史的证据。您知道它是私史，却不知道它还是诬罔虚伪的书。您仔细阅读它，应当会完全看出它是诬伪之书；您不知道它是诋毁谤讪之书，若您精心考察，也一定会完全辨认出其中的诋谤。过去曾听叶致远说，荆公晚年自己后悔写了这部书，临终命门人将它烧掉；有人却以烧掉别的书来欺骗您。您大概【缺字】纵横捏造，任意发泄私意，严重的甚至根据事情编造言辞，为日后给自己留下方便。有见识的人，谁不想把它辨明？只是因为人微言轻，力量不足以压过朋党奸邪的凶焰，所以只好隐忍罢了。

译我的朋友奋不顾身，挺然而出，揭明这件大事，哪里只是怯懦之人仰头赞叹不已呢？宗庙神灵和神考在天之灵的愤怒，实在也有一部分寄托在我的朋友身上。然而我的朋友说安石是圣人，与伊尹同列，这话过分了。我们这些人在学校时，为了应试求官，分析字义、谈论经书，务求符合有关官员的要求，不得不遵从他们的说法。至于在朝廷任职、立身行事，是非曲直怎么可以徇私呢？《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书，先儒说它能够裁断天下的事情、决定天下的疑惑。安石废弃不用它，正君臣之位、确定名分，这正是《春秋》的法则。安石在治平年间倡导说：‘道德隆盛、德行高峻，即使天子也要面向北方来请教他，并且和他轮流作为宾主。’天尊地卑，不能改变。明白这一点而面南为君，就是尧那样的君主；明白这一点而面北为臣，就是舜那样的臣子。自古以来从没有君主面向北方的。安石以性命道德为说法，却竟说君主可以面北而与臣子轮流作宾主吗？我的朋友说安石是神考的老师，这话又有什么失误呢？神考在熙宁年间两次任用安石为宰相，前后不过九年。到元丰亲政时，安石被屏弃在金陵，整整十年，终身不再召用，这哪里谈得上曾经以他为老师呢？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在祖宗既成的法令和明确的训诫之后加以遵守的。后代子孙妄自变更，很少有不招致祸乱的，哪里有把我们祖宗的法令训诫全部扫荡掉的道理？远取三代，那些遥远而难以考核的事情，竭力实行它们的，夏代有《五子之歌》，其中追述大禹的告诫说：‘皇祖有训。’商代有傅说的训诫，高宗也说：‘以先王的成法为鉴，永远不要有过失。’周代成王命令蔡仲，也说：‘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法训诫。’三代的君主也各自述说祖宗的训诫警戒，像这样，安石怎么可以把一切变乱都拿来实行呢？我的朋友又说：‘安石有削除弊病、革除旧制的功劳。’这话多么浅陋！祖宗的法令实行了几百年，历代圣君贤臣都不敢轻易议论；道理越久越通达，法令却年久必然产生弊病。因其弊病而改革，弊病就不会无穷无尽。仁宗末年，正好遇到应当因时改革的时候；神考初掌政事，有所作为，确实需要能够削除弊病、革除旧制的大臣。假如得到忠厚的人，祖宗的法令还可以因弊而改、因旧而革，再亲自实行下去而没有穷尽。不幸遇到安石，极力一扫而空，把一切都颠倒了。当时士人知道这样做不对，百姓也不听从命令，安石于是怀着商鞅那种一定要强行推行的心思，设置赏罚来改变天下的法令；普通百姓只知道趋向奖赏、躲避惩罚，哪里知道长远的利害呢？到今天已经五十七年，成败可以看得见了：风俗比祖宗时代淳厚还是浇薄？廉耻在祖宗时代被废弃还是得到树立？人才比祖宗时代优良还是恶劣？百姓的财力比祖宗时代富裕还是贫困？如今元老大臣和德高望重的旧臣几乎凋零殆尽，遗民父老还在世的已经很少，而上面的人正在继承、述行安石的做法。我愚昧地担心，再过一二十年，事情会走到穷尽、民力会耗竭，各种弊病纷纷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显现，而祖宗的旧制度上下都不知道，即使想恢复，也做不到了。孤忠之所以痛心疾首，正是因为这个。若说安石有削弊革新的功劳，我实在不敢听。我的朋友又说安石有讲解经义的才能，有造就人才的功劳，这话又是多么闭塞！安石的学问本来出自刑名、度数以及性命道德之说，实际上是由不足而产生的；他解释经书奥义，都源自郑康成、孔颖达，又旁取佛氏学说加以表饰以显现给后学；后学不考察根本，因而受了他的欺骗。我的朋友所说的有道理固然有道理，却还没有说尽。我冒昧把这些话告诉您。这件事不容易辨明，还必须仔细考察《日录》，从根本上辨识真伪，才能纠正这件事。恳切之至，恳切之至。我的朋友如今被贬谪，但居住在好的地方，不必忧愁烦恼。我陈师锡因为编排旧日的罪过，早晚必定会受到处分，绝没有轻易宽恕的道理。相见没有期限，千万要保重自己。李君派人把这封信附带送来，希望您替我保密，不要使我再加重罪责。答李景夏书　鲍钦止 先前承蒙您来信，情意非常殷勤；我恰好接受差遣，到山阳主持考试，往返花了多日，到家后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放下。小儿不幸去世，亲族朋友也都来哭泣，我心情恍惚，没有一点好心绪。任期届满、接受替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俗务一天比一天多，所以一直拖延，没能写信答复，惶恐，惶恐。师文到任时已经年老，应当谨慎恭敬地办理职务，不白白享受俸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要实行自己的志向，只求没有愧疚罢了。世上的士大夫，地位低时就轻视某个官职，说：‘这不值得做。’他们都傲然自高，不肯办事。羡慕晋人，恐怕还赶不上。等到被上面任用，果真肯有所作为吗？富贵在别人手中，不能指望；终身做小官，也就终身不做事情了。既然如此，吃着别人的俸禄，难道独独没有愧疚吗？录事参军，实际上是郡中的纲纪，按理说没有什么事情不统管。如今任用它时轻视其职权，和古代完全不同。文书和吏员事务，有时会有相互关联的地方，不过都不紧急。然而仓库、财赋、狱讼，大多兼管，仍然被称为烦琐细碎。钦止刚到任的那天，便同他们制定规条，坐在官署里处理事务，片刻也不休息。有人来劝劳说：‘您是读书人，是掌管翰墨的官职，米盐琐事将会损害您的心志。’有人又来诋毁说：‘这样锐意开始的人，时间久了必然懈怠。’然而钦止这样做将近三年了，大概只有这样做以后，事情才能安定。一个人的才力不能胜任职务，却冒充有能力而占据职位；才力足以胜任了，却又苟且偷安以求自便。小官还可以这样，大官越大，承担的责任越重，却又要冒充能干，又要苟且偷安。这样一个人自身或许可以免于祸患，但国家怎么办呢？这在当时的风俗中已经习以为常，却是古人最为恐惧的事情。师文胸襟磊落、具有远大才能，如今却局促在委吏这种末等职位上，每天同市井小人计较一铢一两，只怕没有盈余来应付有关部门的考核。假如这确实是令人厌恶的事情，但官府既然把它作为职责，便只能如此办理。钦止私下担忧您办事懈怠，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话，希望您稍微体察。昨天来信中对我的推许，都超过了实际情况，我恭敬地离席，不敢承受。您所提出的规诫都切中我的毛病，我恭敬地拜谢接受。朋友之道已经断绝很久了，如今尤其严重。平日交往，举杯饮酒，推心置腹，如果不是专以道义相交，都是为了求取势利。表面上讲道义，暗地里求势利，这样的人还很多。一旦面临危急，真情才会显现。至于相互约定在寂寞困顿之中，等到岁寒之后才见出可贵；对善处互相称许，对不善处互相规戒，这是前代贤人的高尚风气，钦止不是这样的人，却有幸承蒙您如此对待。《诗经》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恭敬地吟诵这一章，作为对您的回报。冬日严寒，未能相见，恭敬地希望您勤于进学、爱惜自己。谢祭酒司业书　周行已

译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简易。把整个天下交给众多官员，让他们分职办理，从不忧惧不安地怀疑任用的人。大概是先用学校教育他们，用孝悌的道义教导他们，使人人都知道实行仁义，而没有冒犯上级、发动叛乱的心。然后把府库交给他们，不怀疑他们会偷盗；把封疆交给他们，不怀疑他们会叛变；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们，不怀疑他们会作乱。这并不是说法令制度足以使人不能偷盗和作乱，而是能够使人不去偷盗和作乱。后世施行教化，却与此不同：在前面大开俸禄利益之路来诱惑他们，在后面又严设法令禁令来驱使他们，使天下人的忠实良心都受到摇动夺取，在利害之间颠沛流离，而上下沿着同一条道路走，却没有人觉察。因此天下人活着时沉溺于耳目所习惯的安逸事物，长大后又把世俗所崇尚的言论当作老师，把仁义看作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事务，心甘情愿地把得到或失去、宠爱或侮辱看作实实在在的东西。唉，为什么没有人觉察呢？从前举天下的善，都归到舜身上；举天下的恶，都归到跖身上。而孟子认为，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在义与利之间。天下人没有不做义事的，但当然未必人人都能达到舜的境界；天下人没有不求利的，但当然未必人人都达到跖的境界。一个普通人独自做事，一次不接受嗟来之食，这种行为所表现的义很小，然而君子之所以称许他，是说他已经有了舜的心。普通人平常不忍心吃粗劣的簟食豆羹，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害处很小，然而君子之所以厌恶他，是说他已经有了跖的心。因此圣人凭借来治理天下的，是因为有良善的教化来培养天下人的仁义之心；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是为了拥有仁义的实际。行已年轻时接受父兄的训诫，长大后听闻先生长者的言论，都认为事情应当如此，所以平日居处不忍有片刻在自身上做违背义理的事，不去取得君子所鄙弃的利益。我曾经在视、听、言、动之间反复自省三次，不使片刻之间有不合于心、使仁义之心受到饥饿的地方。我认为古人善于充实扩展仁义之心，关键就在这里。近来国家想得到天下可用的人才，把天下的士人分别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观察其关于仁义的言论，以求得其仁义的实际。行已曾把自己的志向寄托在无能的文辞中，用来回答有关部门的提问；有人却从他的言辞中得到了他的内心，认为他的学问并不苟且。于是他越过等级，在数千百人中脱颖而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考察他并不责求记诵，考试文章也不在意文辞的华饰，而是依照科举法度，特别选取他内心所存的仁义。像行已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可是有关部门用来选取士人的本意，实在是很美好的。替国家培养天下仁义人才的，是太学；替国家取得天下仁义之士的，是有关部门。这样说来，行已也还是有一片心意，所以近来借着世俗中举子通常的礼节，得以用区区几句话来致谢。上丞相曾子宣书　晁咏之 我听说祸福成败不只是天命，实际上也有人的作为造成它。古人论述天人之间的精微、窥探事物变化的根源，大概就涉及这一点，不能不察看。我晁咏之没有才干，却偏偏喜欢妄自议论天下事情，认为国家的治乱在于时势，而造成治乱的人则系于宰相。所以我曾考察古今事迹而议论说：有只适合一时的宰相，也有足以影响万世的宰相。谋略只出于一时的，虽然一时精巧，最终必然拙劣；暂时安定，最终必然危险，祸患多得无法遮掩。谋略出于万世的，当时就能享受它的利益，国家和家族都能因此蒙受福泽，而且越久越能流传。周公、召公、卫侯、毕公使天下获得的利益很多，辅佐了四代，约有几十年；他们的子孙也延续数十代，他们的贤德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流传。商鞅、李斯辅佐秦国，在秦国强盛之时，天下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它必定失败；他们身处严肃的朝廷，却没有一天安身的日子，他们的耻辱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以及其他著名公卿，未必具有古代圣人的智慧才质，但他们的谋略属于万世，最终享有安定荣华。王导在东晋辅政，才能中等，却建立了危急的国家，又有王敦的嫌疑；他的谋略属于万世，遭遇时势变化却不改移，他的后世盛况实际终于遍及江左。裴度任宰相，从宪宗以来历经多次变故，他的贤能没有受到损害。李德裕只辅佐武宗一朝，可以说正值盛时，但祸患很快就接踵而来。假如裴度没有去世，等到他再次任相而昌盛，他所能建立的功业也许可以达到，只是祸败也不会比魏謩严重。季世的贤者是魏謩，李德裕却因为魏謩、杨、李等人曾经举荐他，便急忙贬逐他，这样一来，祸患怎么能够避免？本朝吕文靖三次任相而自身更加安稳，其间大概经历了很多事情，却没有遭到祸患。王文正辅政十八年而宠信不衰，这两位大臣的政事很简约，自身极为安逸，享受富贵的时间最长，直到今天仍是大家。近来事情多半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谋略不同。周公、召公、卫侯、毕公以下直到吕文靖，他们的谋略出自万世，所以恭敬谨慎，戒惧妄自发作；有利于今天，还要考虑怎样会危害后世；自己感到痛快，还要顾及将来怎样还报给别人；他们委曲自己以礼遇天下士人，使他们宣扬恩德，远近都能受到，天下人因此歌颂他们。即使压抑自己的恩惠，毁谤仍纷纷而来，但毁谤也不能使他们改变；遭逢时势变化而死去，也不使国家陷入危险；他们的子孙同样享有无穷的福泽。商鞅、李斯、李德裕，并不是没有才能、没有贤能，只是他们的谋略出于一时，所以夸耀自己的才智，倚仗权势利益；只顾眼前有利，不思考它将怎样危害后世；自己痛快，却不顾将来怎样报复于人；压制天下士人，公开同他们结仇，不施行亲近百姓的政治，使天下的恶言最终必然出自自己。于是宠幸到了极点、势力耗尽，时势一旦迁移变化，祸患便多得无法承受。

译既然如此，祸福成败确实都有导致它们的原因，并不只是天命，果然不能不察看。过去您在枢府任职时，辅佐君主、面对面进言的话，朝廷上争论政事的话，天下人都仰慕您的德行而分享您的利益，知道您对国家忠诚。士大夫失去职守而不能进用，有才能的人受到压抑而不能施展，您周旋其中，奖掖激励他们，仿佛谋求的是自己的私利，知道您对善人厚重。过去州郡之间，有人借军事兴起的机会攀附权势、搜刮百姓，您察觉后一个也不宽贷，知道您爱护百姓深厚。赞美您的善人一天比一天多，您的道义一天比一天光明，名声一天比一天美好，所以您终于辅佐当今天子，难道不是有原因造成的吗？然而您的地位越尊贵，天下对您的期望也越多，您更应当在从前的基础上加意努力，使恩惠和信义遍及士大夫，使德泽浸润天下；更加委屈自己礼待士人，不吝惜爵禄，使人才不被遗漏；让贤能者升进，让疑惧危疑者消释；消除破碎分裂、朋比周旋，使它们化为和气；无论贤者不肖者，都能诵说您的功德，连草野小民和远及四夷的人，也都知道仰慕您的姓名。这样，朝廷有泰山一样的安稳，君主有神圣的治理，您也有无穷的声名；这实在是足以影响万世的宰相之术。凭借它可以长久保有富贵、建立功业、得到美誉，并把福泽留给子孙，难道不是伟大吗？我晁咏之愚昧而没有才干，自从父亲抛下我们这些孤儿以后，便为衣食奔走；年届四十，却老于诗书，志向一天比一天背离现实，自身一天比一天不得意，可以说困穷极了。然而我从未在王公大人面前用一句话诉说自己的悲哀，今天却独自在您门下发表这些狂妄浅陋的话，是因为知道您的明察足以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也知道我的话应当让您听到。冒昧玷污您的听闻，俯伏等待获罪。《宋文鉴》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代吕祖谦编 启 贺刁秘阁启　杨亿 群玉府是图书典籍汇聚的地方，承明庐是俊才贤士聚集的地方。若不是兼通文史，洞晓天人之理，拥有博物的声誉，具备多闻的益处，又凭什么掌管兰台的秘藏典籍，辨析鲁壁中的古文，能够分清‘豕’和‘亥’的讹误，荣耀地回答鬼神般难以解答的问题呢？确实凭借宏博的学问，才足以符合选拔任用。恭敬地想，某官有如竹箭般贞正的资质，有如天球般珍秘的宝器。自从在南国崭露头角，便历经通达仕途；在梁园进献辞赋，曾经位居上席。士大夫都推重仰慕，君主也嘉许称道。群公捧着黄金来交相欢宴，诸生整理衣襟来请教求益。何况又曾在紫宸殿奉召入籍，手持红旗巡行春日，循良官吏的歌谣在十道中更加喧传，受人瞩望的郎官之选又屡次历经三台。您的公望越发隆盛，天子的眷顾也越发深厚。如今适逢选择贤俊，来刊正缣帛上的典籍，于是停止在明庭伏奏的勤劳，接受延阁校定图书的选任。何况这里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正好赶上后代承继先业的时期；礼遇非常优厚，不至于像扬子云那样寂寞；品流各有区别，也不会像东方朔那样只能以诙谐取容。我受符竹官职所拘束，想向您致敬，却仍被阻隔。愿意表达庆贺欢悦，远远超过寻常交往。回颍州曾学士启　刘筠 我自念心胸狭窄而极其平庸，身体羸弱又多病，昏暗不明于权变机用，行动往往与事理相违；以承受宠幸、趋奉权势为可耻，甘愿忍受嘲笑而退避声迹。从前我从将要废弃的境地被起用，从没有声名之处被提拔，冒昧玷居翰林之职，又参与神圣的职务。皇帝的诏言深厚肃穆，却完全没有演绎畅达的功力；王道清平，我深深积累了优游安逸的幸运。自认为只是偷学吹竽，已经达到了平常的极限。何况金马、兰台之中，都是有名的儒者和德行丰富的人，荣宠停滞者过半，零落失意者实在很多。谁说我这个浅陋之人还敢希望获得特殊进用？实在是因为衰败之家积累了罪过，诸事缺乏、生活贫困。严助难道会厌恶直庐的职位吗？郗愔只是希望到远郡任职。等到任期将满，承蒙尧一般的圣明俯允，使我得以聚集庇护本宗，才刚刚遭遇一年将尽。哪里料到优厚的诏令竟把我调任到邻近藩镇，使我能够依傍仁者为邻，这实在出于非同寻常的恩契。正要叙述感谢之情，忽然又承蒙您寄来书信；展开您赠送的锦绣文章，只知道您在诱导我进步；显露出登临高床般的谦退风范，实在不是普通礼仪所能比拟的。欣喜和惶恐交集于心，铭记收藏又哪里能够报答？贺舒州李相公启　夏竦 恭敬地听说您肃然接受鸿大的恩宠，起身镇守大藩，谨此表示庆贺和慰问。恭维某官沉着正直、秉持常道，具有清正和美的美德，经历三位圣主的政事变化，反复推究其中的道理极为深厚，贯通万物的法则。过去您辅佐朝廷，属于先朝的重臣；违背裕臣党羽兴起奸谋、暗中招集群邪、窥伺时局权柄之时，幸亏有您这位贤明辅弼，才得以消灭凶恶的谋划，防范于未萌，澄清整治众多邪恶。虹霓般的妖气因此消散，通往云霄的道路也因此清明。您的精诚贯通三辰，依赖它而使百官得到深厚的帮助，最终以博闻著称。后来流言引发排斥，上司罗织深文，您越过重重阻隔而处于边远之地，孤高的节操更加被人谅解。您高揖而自处冲和，在荣辱盛衰之间立定自己；人言没有间断，失去了左右辅佐之手，国家体统几乎受到损害。大号重新光明，巨大的奸恶显露出来，狐狸和豺虎失去深藏的洞穴，反而吞食了进谗言的人。和谐之气如云飞翔，皇朝的光明如闪电照耀；朝廷澄清洗涤掌管法制的机构，延请旧臣，思念您辅佐帝王的贤能，首先受到优厚深重的恩泽。皇帝的慰藉确实深厚，依赖倚重也更加隆盛。袁安流泪，是因为对王室的忧思深厚；谢安忧乐与天下苍生相连。您虽然暂时借镇守之职临民，必定还会登上机密近侍的职位。最公正的人重新归来，有见识的人无不欢欣；士大夫聚集耳朵聆听您的风采，文士们连缀篇章刊刻赞美。伟大的风范远远超出常人。某恭谨守着郡中的法条，敬听朝廷的恩诏，不能到车驾之下拜伏，只能奔走在道路四周。只是私下为您处在孤危之中的处境庆幸，愿您终将长久归于陶铸成器的境地。免奉使启　夏竦 近来承受出使的命令，前往奉行和亲之盟；选派授职极为艰难，道路却稍近，何况还有许多赠送的财物，确实足以救济我空空的双手。然而想到我幼年时，父亲死于战阵；初春时母亲又刚刚去世，作为孤儿，按义理不能与仇敌共戴一天，难以向单于行拜礼；想到母亲如登陟屺山般的哀痛，又怎忍听闻僸佅之音？车府上奏章，槐庭中泣血；王姬筑馆接待仇敌的礼仪，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也就停止了。承蒙两宫的巨大庇护，承受三公的美好言论，退居安守四壁之贫，也如同得到万金赏赐。某官竭力维护名教，向来奖掖孤寒之士；我正要商议采矿之利，却缺少在奏记中表达心意的话。哪里料到驿站先送来您的书信，书信中俯身哀悯我；您践行义理的心意没有受到辱没，资助忠孝的训诫，我永远铭记佩服，哪里只是铭刻收藏而已。答胡秀才启　欧阳修 我私下认为，考察品行、选取贤人，所以人人都修养德行、自我厚重；评论才能、比较技艺，却使地位低下的人有时炫耀自己而忘记廉耻。实在是诱导培养的方法不同，导致进取趋附的形势也不同。时间一久，风俗更加浅薄恶劣，实在令人叹息！人们习惯所见的一切，便把它当作常态，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恭维秀才您学问优于经史，文辞富有文章才华，能够努力实践、靠自己奋强，正把才能收藏起来等待时机。哪里料到误遭举荐，竟使人才被遗漏？只是贤者不能靠吃东西养家，又顾念良好时机难得。譬如饥饿的人虽然以嗟来之食为可耻，因而默不作声，也将来不及了。既然一次羞惭就不能忍受，便使双方争讼交相兴起。等到追究到底，果然自然明白。何况朝廷选取士人，唯独把寒门俊才放在首位。您虽然最初困顿，按理终将后来得到。您一定要到官府任职、学习古人，以政事面对百姓；遇到诉讼时平心判断，把这些当作警戒；使公家获利而忘记自己，以成效必定争取。如果终身不改变，哪怕有一次过失，又有什么忧患？这样一来，璧玉的瑕疵尚且还可以磨去，日月的更替终将使人仰望。至于考定才能高下、明辨是非，身材高长的人难道能凭私意衡量吗？容貌美丽的人难道是镜子的恩惠吗？只是我惭愧见识浅陋，愿竭尽至公之心。渔人相让泉水，是追思古人却无法见到；私门接受酬谢，我也鄙弃这种志向，不肯这样做。谢馆职启　欧阳修

译开始接受任命时，荣耀和恐惧一同袭来。恭敬地说，国家把天下的书籍全部汇聚起来，从上古文籍开始，六经、传记、诸子百家的学说，翰林学士、文人的文章，下至卜筮、医术、禁咒，神仙、黄老以及佛教和域外的言论，没有一样不具备，号称书林。又选择聪明俊秀、品德高尚的大臣，让他们在其中游学；因他们校勘考订，得以考察阅览，使人知道天地万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以及幽深荒远隐秘怪异之说，无所不通，称作学士。有一天，天子缺少身边近侍的人，思念博学之士，出则辅佐施行圣明命令，入则承受皇帝顾问，于是升任宰辅，以治理百官；其中若有一项收获，大多从这里产生。因此平日悠游，平素专心于学业，以馆阁作为禁署，以太官供给饮食；《诗经》歌咏菁莪来育养人才，《易经》以鼎烹饪来养贤，凡是列入这种选拔的人，难道不是美好的吗？然而俸禄优厚、职务清闲，就难免尸位素餐；官署没有吏员督责，就可能容纳侥幸取容的人。像我欧阳修这样，以寒微浅陋的资质，受到文艺方面的选拔；从开始谋求职务，便已经进入书筵。当时上面有大儒侍从之才，下面有众多贤人从事论述撰写；而我正遭受罪责谴罚，被流放到荆蛮之地，流离五年，遇赦后又三次迁徙，跋涉山川，经历风波雾毒，共行一万四千里，之后才到达京师。那些奔走劳役的辛苦和忧思的劳累，使形体和精神都衰败了，哪里还有闲暇顾及旧日学业？等到我回来时，书已经接近完成，于是借助众人的功劳，哪里有我自己的些许成效？进呈皇帝的那天，我像鸭雁一样上前，按惯例得到褒奖嘉许。正因为职务和品秩虽然因时势而侥幸升高，实际上却很惭愧，难以面对。这里实在是承蒙某官有柱石般的功劳，辅佐明主，担任宰衡之职，进退百官；正要酬答众人的劳绩，不忍独独舍弃我，于是使我冒昧承受，这完全出于您的生成之恩。对于我这样专愚的人来说，拿什么来谈报答呢？我虽然不能显著表现德业，以符合君子教育人的仁慈，尚且可以作歌作诗，称颂圣朝功业教化的美好。以后如何裁处，我还不知道。给晏相公的信　欧阳修 伏想从前相公刚主持贡举时，我以进士身份被选拔；及至您执掌宰衡，又因为谏官的身份而得到防护、奖拔。我出入您的门馆，不能说不相识已久；承受您的恩知，也不能说不深。然而我的足迹没有到过宾阶，书信问候也不能通达于执事，难道不是因为漂泊的本性越走越远，关系也越发疏远；孤僻拙劣的内心容易感到危险而多有畏惧，行动常常获罪，举动往往连累别人吗？所以退居藏身，并不只是为了自求便利。如今偶然承蒙天幸，得以请求郡符，来询问遗老们的思念；流传的风教尚未远去，瞻望大邦作为屏障，又与之接壤相交，因此得以亲自伸诉诚恳之情，希望稍稍赎除久未通问的罪责。伏惟相公是朝廷元老、学者宗师，仍屈居外任，常常承担朝廷的图谋和任用。伏愿相公为了邦国，加倍保重起居；我企望您的旄麾，心情激切，无法尽述。回文侍中启　欧阳修 私下听说您显然奉承制书的恩命，重新承受宠拜，我谨伏惟为您欢庆。恭惟大师侍中器度深厚宏达，事业精于经纶，兼有弛张文武的才干，出入担任将相之职。近来您入朝觐见天子，深宫中喜闻您的履舄之声；从容应答，自然多有仁者的裨益。您的仪貌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实为先帝的旧臣，理应加以特殊优厚的礼数，使您成为一面重镇。虽然正劳心于忧虑顾念，凭借一向素有的威名，然而患病使四肢轻弱，连搔爬虮虱也不足为力；坐镇万里之外，按理应以朝廷为根本。希望不久归来任职廊庙，才开始慰藉士大夫一向的期望。您过分谦逊退让，曲意赐下教诲，使我趋赴宾馆有所不能，只能积聚感激之情而更加迫切。回谏院傅龙图攀违书　欧阳修 我以无才之身，冒充重任已久，报效实在没有丝毫，怨仇却已经积如丘山。近来防▯思曲意徇情，诚恳请求把我调到邻近郡县，使我奉养衰老之年。承蒙圣主保全，依赖公卿朝廷的议论，使我得以保全自身而退居，正怀有离去之后感念恩德的心情。谏院龙图舍人深切怜悯我的孤危，特意曲折地写信教诲，情意勤厚，超过平常。您的风采义气凛然，可以激励浇薄的风俗；我仰望您的门墙，还来不及叙说久违之情。此恩铭刻肌肤，永远佩戴。瞻望依恋的诚意，即使铺陈也难以说尽。颍州通判杨虞部书　欧阳修 修启：这次赴郡任职，借道久留，承蒙在宾馆接待，承受您的眷顾，与您日日相见；如今宴饮交谈忽然就此分别，实在更加感伤留恋。只是我刚开始停留车驾、考察职方，虽然说是简陋的邦国，多少还有些事务；又加上天气极热，于是成了病身。早晚本来正想写信陈述，因事情来得急，先以惠赐的声音问候。又承蒙听说您别来福体清健胜常。我年老衰朽，得以退居藏身。过去所听说的情形，都略微超过了实际；只是以寂寞为乐，必须日子渐久才会更加适意。其余不一一详谈，更希望您多多自爱。回宝文吕内翰启　欧阳修 如今恭敬地承闻宝文内翰被召入禁林，升任内阁。仰想您是道德名望卓著的老臣，久居于掌管言语、侍从天子的行列。以您如望之一般的忠诚，兼有孔光般的谨慎周密，岂只是典谟文章得到润色，朝廷也将因此改变文风。您本来就可以早晚参与议论谋划，使天下蒙受暗中的恩赐。虽然尚未正式执掌宰衡之任，但暂且满足了皇帝侧席以待贤才的要求。凡在缙绅之列的人，都一同庆贺欢欣。何况像我这样庸陋的人，最承蒙您的知遇怜爱；只是我多病早衰，想请求退休已经很久，于是因闲散而变得懒怠，回顾自己与世人也越发疏远。难道没有仰慕您的私情？只是很少问候您的起居。哪里想到承蒙您的眷顾，先赐下教诲之言。世路多有忧患，正感叹风波险恶；岁寒已经很深，才知道松柏不变的心。感激慰藉之深，陈述也说不尽。清霜将至，您在内廷值宿正严肃谨慎。只希望您珍重调养，以符合我的瞻望和歌咏。贺吕相公兼枢密启　宋祁 恭敬地承闻您光荣地接受朝廷制命，兼任总领枢密之职，谨伏惟庆贺慰问。私下认为，三公地位尊贵，古来没有不统领政务的；五代多有变故，职权于是各有归属。另行咨询近臣来掌握兵权，分部署属诸将，直接从禁中发出；参与决定军务，却不关涉公府。承受政令的渠道逐渐失常，革除弊病的关键正在于权力。只有当今的宗匠大臣，才能胜任这项明命。某官世代根基深厚、德行淳厚，上天赐予大谋略；辅佐帝业的功劳，可以在《六府》中歌咏；三公受宠任用的美德，可以在《崧高》中称颂。众民得到协调救济，圣人的功业大大超过皇极。然而德行越高越应受到重任，时运却没有永远安定。辽人背弃盟约，羌族首领盗扰边塞；保障四境，还不能使敌人穷追败退；调发千金，不免造成烦费。皇帝尤其注重时局权柄，难以分割，于是果断地屈尊任用上公，亲自临决中枢事务。选择清明便利的眼光，发布光辉灿烂的诏册。百官欢喜听闻，各方面都鼓掌称快。如今将坐观脆弱的敌人，暗中攻破诡诈的谋略；考察边吏的精细筹划，使关中的漕运接连转送。汉皇相隔万里，却有无所不见的明察；曲逆侯陈平的六条奇计，终于依靠预见先机的胜算。建立功勋还在等待，评定美德无与伦比。我正系着州府印章，远在遥远的官舍拜谒；诏文传布下来，私心里庆幸而又惭愧。贺吕待制启　宋祁

译恭敬地承闻您接受召令，将要入朝。诏令飞快传布，士大夫相互鼓掌庆贺。恭惟某官以德自持，虽然旧日便卓然自高，遇到繁难事务却能与圣明之主共同谋划。河朔粮食艰难，官府财用缺乏，您首先承受众人的请求，主持大体上的费用，在事情关键处游刃有余，在残破不堪之后留下成效。勤劳三年，使军队粮食充足；考核百官优劣，察见不过是条目中所显示的成效，已经十分明白。清正的公议认为完全恰当，因此暂且接受皇帝前席相待的期望，催促您立即追随驿骑返回。至于边地防守的盈亏、士大夫的善恶，您能够估量敌人的进退，关系到今日国家的安危，必将向皇上陈述以救时弊，然后逐渐满足百姓的期望，安步登上台阶。两代都任司徒，继承郑人的前代美名；一家出了两位宰相，并非只有卫公一人贤能。宋祁平素与您交游，久居在您的光辉映照之下，私下听说您催促阴祷，盼望登用，谨慎地等待夏季开始，舍弃祥瑞，唯恐不能尽职。定州谢到任上两府启　宋祁 仰面接受明主的恩命，低头遵循华美的官印。此地因边疆重要而著称，统帅因儒臣身份而增添荣耀。任职不是因为才能相当，面容也没有可以容纳惭愧之处。私下想到我宋祁才短，谋略腐朽，学问有病；资质衰弱、年岁已长，本应专力于文章学艺，不应勉强从事军旅。近来承乏真定，临制中部权务，任职半年，治理没有可称述的政绩。正要收拾被褥准备离去，忽然借得节旄而升迁；进而领有博陵，深深控制幽朔之地。军营屯戍密集，亭障像蝉翼一样相连，列属相接。九州事务各有适宜的办法，必须因势处理；聚集十万军众，没有一天不在议论用兵。这里号称繁剧的藩镇，应当等待贤能的牧守；哪知让我这样浅陋懦弱的人，再次蒙受众人的认可。伏惟某官明察，总领群官，辅佐兴邦之政；广开十取其五的道路，收取百中唯一的长处。认为愚者值得怜悯，虽拙劣也仍可任用，于是使文吏越级代理元戎之职。所依赖的是敌人的运数已经衰败百年，天子的声威传到万里；戍守之余可以安卧息鼓，城门没有早早关闭的忧虑；手持鞭子可以制止豪杰的骄横，掌握簿册可以期望租赋收入。我倚仗国家的威重，积日尽力效劳；否则便如鸟巢只占一根树枝，平素省察自身而收敛本分。假使进入竹林万竿之中，也甘愿以旷废官职之罪来赎罪。并非私自蒙受您的庇护，我知道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贺参政侍郎启　宋祁 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奉行制书，进而掌知机密政务，谨伏惟庆贺慰问。恭惟某官德行深厚，内心刚正而明达，尽力于四方事务，勤勉辅佐而建立大功，邦国受到您的风教，百姓受到治理和恩泽，上天赐予您老成明达的资质，使您辅佐王室。果然询问杰出的人才，入朝辅佐调和政务，皇帝追随驿骑急速召回，前席延请拜见。太阳升到正午，万物没有斜影；云彩推移一早，雨泽仍有余润。诏书迅速下达，荐笏之臣欢喜听闻。我正镇守边塞，远远侧耳听闻恩命；捧持册书，私心庆贺，只是想到府中拜访却未能如愿。镇府谢两府启　宋祁 常山是事务繁剧的部郡，也是全赵旧日的封地；连接六州，我一身兼有三枚绶带，任职超过本分，荣宠也不能抵偿惭愧。伏想我宋祁才能空疏，天生禀赋单薄而怯弱，冒充华贵之职于禁署，错误地列名经筵，只能以孤拙自守，没有游说求进作为帮助。年岁将近壮年末期，疾病引来衰老，于是请求外任，希望逃避更多悔咎。国家有贤能的翰林，朝廷没有废弃的人才，料想我从闲散州郡被授予戎阃重任，因经过京城而得以拜谒，又因重镇统帅而获准升迁，怎敢停留？既然已经践履此职，便只能承担下来。只是伏惟某官辅佐邦国，善于养育百姓，为皇上多次进言；年齿和资历误加在庸劣之人身上。我想报答恩德，只是河朔之地是天下精兵所在，分为四位帅臣，各自统辖一都。然而长期习惯承平，训练并不精锐；又因流民饥荒之后，仓廪财帛常常缺乏，马匹不足，士卒官吏也没有适当待遇。才是幕府想仰赖充足的供给，度支却推辞经常用度困窘，彼此相互为患，不知如何谋划。伏望朝廷谋略深切体察边务，在堤岸尚未溃决之日修筑防备，在病势尚可医治之初投下药物；我发誓当尽心尽力，稍稍期待办成事务。守符才刚开始，趋赴府署尚远，只能托庇于您的高明，叩心表达危险而深切的依恋。贺司空吕相公启　李淑 恭敬地听说您显然奉行制书，进而开设公府；驿骑奔驰传告各方，听闻者无不因瞻望您的履迹而欢喜。恭惟某官品德端正、才干宏大，文章美善，见识深远；感动明圣之主，奋发功业而执掌宰衡，升降三公之阶，亲近辅佐四方近臣，在帷墙之间逐渐扶持辅翼，启发皇帝的谋略，以鼎鼐调和般的和谐来调理政务，匡正皇帝的法度。您的根本在忠直，而作用却似乎不显露；发为经纶大业，却屡次被繁重事务驱使。士人因此有了归依，王室正依赖于您，早已功名照耀当世，声望高过古人。自从兵乱骚扰边境，朝廷谋略等待您的筹画；举起圭璋催促召回，百姓便知道所应归附；拍案决定疑难，军队便一定能够取胜。纠正从前的过失而不自夸，制定制胜策略而没有遗漏。皇帝的眷顾首先归于您，褒奖的诏章果然充沛；听取舆论传诵，以符合贤才的期望。过去您升任宰相，正赶上今年阳气变化；像这样拜受衮服，还不能说已经酬答您的功勋，姑且遵循汉代杰出的奇策，成就周代迟迟归来的凯旋，把询问王政的根本当作急务，并不是我敢以私情鼓掌歌颂。扫门侍奉之外，我也受到您的庇护；只是印章职务有所牵累，来不及趋赴宾馆，企望依恋和欣喜之情，一并聚集在赤诚之中。知陈州谢上启　张方平 陈州是太皞氏的故墟，起始于上皇的时代；有妫氏之后，于此开创盛德的封国。承接京师首善之地的流风，实为勋旧共同劳作的地方。我恭敬接受朝命，冒昧领受藩镇节麾。伏念我张方平生逢太平时代，修习的是散财济民之道，财用不足而屡次更换职任；台阁的重要事务，长期主管门户文书的严密。海鸟偶然停留，也承受太牢的祭享；风中箫声忽然经过，哪里能和谐地合于雅乐？近来解下郡府印章，得以归返乡里，希望安度晚节，直到终年。如今从闲散官署中重新出任，原本属于病废之人；担任近辅之地的长官，又承受诏令任命。这是因为某官执掌国政，均衡赞助时政教化，光明的才能通达于百官，调和辅佐遍及各方。大道非常平坦，至诚便能感通；我敢不仰赖您的存录？如今自知衰疲，只能再磨砺钝刀，姑且施展一番；所担忧的是劣马难以在长途奔驰中奏效。上郑资政启　刘敞 相隔遥远，符节光彩也已经多年迁变；我仰望彩虹般的崇高光耀，渴望江汉般的清正流风，心情如旌旗摇动，音问将要断绝。伏惟您坐镇南国，使纯厚的福祉聚合安宁。恭惟某官禀受山川灵秀，是世间栋梁；以崇高的德行整齐风俗，怀抱至诚而合于中正。从前主持整顿武备，辅佐参与三公之职；在酒宴之间折冲樽俎，威令遍及夷狄。功劳盛大而超过常成，因此受到优厚诏令，得以均衡劳逸。即使有帝尧四岳那样统摄诸侯的任职，又有周公姬旦《九罭》诗中众人思念衮服的情意，何况皇帝的注意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刘敞不明白识别人才之道，幸而如今镇守一方，实在是承受了您的陶铸；想趋赴您的棨戟之门却没有机会，只能仰望您为朝廷更加安抚福祉。知永兴军谢两府启　刘敞

译雍州是上等肥沃之地，前代史书早有称誉。秦地四面有险可守，实为雄视诸侯的地方。至于人物、车辆、铠甲的丰饶，风声、歌谣、习俗的盛美，要选择守臣并不容易；既然如此，哪里能够让一个才疏学浅的人来任职？我守着朴陋的学问，才能不及众人，智慧也没有超过庸常之辈，却从讲筵中擢用，借给我威节，兼有四千石重任，统辖数十城封地。自视有所不足，怎么能够相称？这实在是因为某官专门承担宰相调和教化的责任，具有隆盛建功如高厦的功劳；把和平之道分布四方，使群力一同发挥，不吝惜美锦，曲意顺从我庇身的请求，重新赐给我介圭，略比元侯旧日的待遇。观望国政的人以处在远方为鄙陋，侍奉君主的人以居于中央为荣耀。我衡量才能如果勉强可以，冒受宠任便应思过；本应激励忠诚不二的节操，树立宽裕优厚的风范，希望自己的长处还能有所补益，以堵塞下层邪恶的言论，并向上报答您的甄别陶铸之私恩。上郭侍郎启　王安石 伏承您过分采纳浮泛的议论，使我这个承乏任官的人借此获得宠荣；我沿着本分而惶惧，希望您平心听取，使我得以详尽陈述内情。像我这样顽钝疏陋的人，处理事务迟滞固执；凭借先父留下的事业，玷污太常寺的等级名位，在此任职多年而没有一点成效。能够平安保全自己已经是幸运，被罢斥废弃才是应当的，哪里敢说承蒙错误知遇？我本来想看看小小试任的结果，审察处置自己的打算，追念过去听闻的道理，不越过职权代替别人做事。古人说，职位有守，不曾操刀却让人割治，也未必一定没有损伤；我因此敢于坚持，坚决辞谢，实在希望改用他人。如果因依违王事，虽然名分道理上不安，妄自冒犯知遇，也同样是我平生所不愿。高大的羽翼在上，内心的诚恳自然流露；临近罪咎时惶恐不安，终于果断请求获准。谢王司封启　王安石 伏念我安石是孤苦贫穷之人，年少时便失去依靠。虽然勉励心志、竭尽力量，想使自己符合古人，但见识固陋而偏执，行动便常常违背时势变化。凭此在世上交游，从未得到世人的宽恕；而我自己趋奉在您的门下，熟悉地听闻您的余教，承受慰藉之礼和称扬之情，即使触犯严肃的脸色，您也不加以犯上之诛；即使违背您的盛意，您反而以我首先为公事着想为是。您以书信答复，骑从亲自来访，不因为您是前辈便轻视后生，不因为您是上官便鄙视下吏，甚至您离任时还多次送行，又资助您的行装，使您不致滞留。刚开始任职，才过十多天，虽然分别不久，感激依恋却格外深。伏惟您顺应时节保养自身，以符合众人的瞻望。谢提刑启　王安石 我冒昧担任一个官职，刚刚经历三年，若不是及时罢免废弃，实在依赖您的保全安置。适逢您的使车按察来到州部，我颇为望风震恐，准备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去；哪里想到您这位高明之人反而礼遇我，优厚得超过所承载的车衔，盛德尤其激励我的下情。分别还不久，仰望之情却格外深切。深愿贤俊之人善于迎受福祥，本来就有神明暗中前来辅佐；褒奖升迁的宠命，我当倚立等待。伏惟您为皇上保重自身，以符合众人的期望。上韩太尉先状　王安石 从前我有幸以鄙陋之身托身于盛大的府署，没有簿书才能来参与筹划边防的事务，却有边防节制的身份，因而累烦您包容宽待；日子久了，再三思考，越发自惭。伏惟某官忧国爱君的操守，仁爱百姓、体恤万物的方法，礼待贤豪，包容收纳卑贱之人；我曾经沐浴在您的余泽之中，也曾在您的门下歌舞。谁说离开就是被斥退？只是地域相隔南北，地位隔着尊卑；小人勤写书牍，也不足以自我效劳，幕府文书众多，或许反而成为烦扰。如今正随驿车而行，得以遥望您的步履；本来愿意依凭从前的缘分，却没有机会钻研仰承您的余绪。哪里想到您这位高明之人，先赐下慰劳；以尊贵对待卑贱，不计较我行事的缺失；以贤能容纳愚拙，不责罚我礼数的荒疏。古代有道之人谨慎地对待与人交往，想显示自身修养的高下，必定观察他所遇到的人是否有才德。我深深惭愧自己固陋，恐怕玷污您的奖成；将要到达郊关，便趋赴您的门墙。这样的感激喜悦，哪里容易用语言说清？知常州上监司启　王安石 承蒙您的宽厚优裕，我得以任郡而稍获安宁。选择日期前往官署，以自身接受考察。私下念及我安石，资质鄙陋，才拙而不合时宜；听闻先父的余绪，仰慕古人的名节，勉强出仕，姑且尽力谋求养活贫困之家。苟且度过岁月，也列在朝廷官员之数；前来辅佐群牧，刚满两年，多次请求州符，终于改任畿县。只是精神已经疲惫，面对浩繁的公务，惭愧自己并不适宜；辞请虽得到所求，却没有实现自身卑微的愿望，反而冒昧分担千里之地的忧劳。承蒙天地覆载般的生成之恩，又受到贤能者的抚按，私下只觉得幸运，实在震惊。这个简陋的州郡，近来屡次更换守臣，吏卒困于频繁迎送，乡里苦于听讼决狱的烦扰。如果不是您包容，稍稍给予优假，放宽期限，使教条得以颁布，那么我将凭什么向上称报督临之恩，向下宽解凋敝困苦？伏惟某官逢遇清明盛世，奋发施展将明之才，受到清贵者的选拔，长期承担烦劳使职；体察爱养百姓的意旨，乐于扶持忠诚不二的才能，希望我始终能够得到庇赖。尚未到期便仰望您的履迹，尤其切盼驰念；愿您顺应节候调养自身，以等待褒宠。贺韩魏公启　王安石 恭敬地听说判府司徒侍中荣宠地辞去上宰之职，回乡享受荣誉，同时兼有两镇的节麾，具备三公的典章礼仪。地位尊贵、财富充溢，却没有骄亢自满的拖累；功名成就便退身，又有褒奖加给的崇高荣宠。作为众人瞻望的对象，谁不庆贺羡慕？伏惟某官承受上天秀美的气质，是当世的元龟，忠诚节操表率当时，德行声望冠绝近代。典掌机密而总领政务，受命掌握中央权柄；毁誉几乎达到万端，平坦艰险之中常常守持同一意志。因此四海以您的任用和舍弃来判断天下，一时把国家的安危系于您的进退。越过执掌枢密的职位，终于升任宰辅。您把人才未能任用视为最大的耻辱，把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视为深重忧患；说出众人从未说过的话，承担大臣不敢涉及的责任。遇到变故，果然取得成功。英宗因悲哀疾病而昏乱，慈圣因谦逊谦退而托付政事；内则总理百官，外则承担万事的防备，国家没有危险疑惧，人人安静专一。周勃、霍光对于汉朝，能够定策却最终使人产生疑虑；姚崇、宋璟对于唐朝，善于致理却未曾遭遇变故。旧史记载这些人，号称元功；但还没有人能独自运筹庙堂、再次安定社稷、辅佐光大三代、安抚四方。您卓然处在诸公之前，光彩焕发，正如今日的美盛。至于进退合于义理、出处适合时机，和那些人相比，又是特别的美德。我久已承受您的庇赖，实在也在您甄别收用之列。我的职务在近臣之中，本想尽到进言规谏的义务；但世道正逢大变，恐怕有趋附下比的嫌疑，便因此自行断绝于您的高门。并非敢忘记您从前的德义，只是远远听闻新的任命，私下仰慕您高远的风采。贺致政赵少保启　王安石

译私下听说您抗言辞去宠荣，获得许可退休还乡；从西省掌谏诤的官职，升居东宫师保的位次。殿廷上佩玉作响，仍然保持往日的朝班；乡里住宅中挥金散财，刚好实现高年退休的快乐。谨伏惟庆贺慰问。资政少保昭懋，贤能的事业勤勉地辅佐圣明时代。伯夷的正直而清廉，仲山甫的明达而智慧。您所居之名声显赫，难道只是后来才被人怀念？您像山岩般高峻的节操，正当辅弼上位；如今顺从高雅的志愿，实在激励贪婪的风气。我尚未立即亲自承受教诲，只能徒然更加钦敬仰慕。贺致政杨侍读启　王安石 恭敬地听说您获准退休，退居中楹，告诫自己归返下国；又如孔戣一样致仕。议论政事的大臣虽希望您留下，众人却广泛请求您退身；旁观者本来就以您的离去为荣耀。正值时节繁盛，然而道路遥远艰阻。您的盛德足以为师，明神必定真实地辅佐您。深愿您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能拥有福祥。伏惟某官逢遇清明时世，取得通显职位，义勇不受挫折，忠诚精纯而没有瑕疵；登居谏官，曾经已经向皇帝陈告美好的谋议；奉行使节，必将把膏泽施于百姓。仪容肃穆地临朝，凛然侍从天子，功名的美盛已经照耀将来，宏大的智略却还令人叹惜未能充分施展。如今按年齿退位，遵循礼法而得其中正；正因为您能涵养恬淡，足以镇定浇薄的风俗。我王安石仰望您的尘迹并非一次，受到您的器重却很深；冒昧承受上官的大知遇，唯愿不做您所不希望的事，推扬后进的美德。我怎敢忘记您的心意？如今列位于此，仰望您的高尚没有止境。谢高丽国王　王安石 我与大王相隔疆域遥远，想见面却没有门路；道义之名流传于耳，仰望您的言论已经很久。使者的旌旗到了贵国，珍贵的宝物陈列在朝廷；又以美好的音问来相互表达，承蒙厚重的恩惠和眷顾，实在深感慰藉。恭惟大王承受保德的美名，践履美好的谋略和训诫，继承荣怀旧日的传统，服用承袭寿考吉祥的众多福瑞。希望您顺应节候调养，深深安享福祉。略备少量仪物，详细列在另外的笺中。谢知制诰启　王珪 承任右史执笔的职务，初次冒昧接近清贵的光辉；掌管四禁之中的文书，突然改任近臣之职。宠荣并非才干所能承当，称誉和幸运实在超出意料。私下思量，帝王庙堂地位尊贵，家国富盛，能够鼓舞天下的行动，洞察天下的机微；如果没有典谟文章、号令风采，恐怕不容易讲求空阔宏大的政治，追复淳厚醇美的风俗。古代有二帝遗留下来的文书，是大训的根基；天子有太微垣西掖的禁省，是天命的深源。正如兴起两都的隆盛，造成开元年间的美盛。其间诏书开始下达，政事得以施行，本来多有高文大册流传，嘉谋谠议发挥裨益，使王言温润，君主的恩泽广大。当时能够得到人才，后世便记载美名。有赫赫的昌盛德运，天子也更加彰明文治。上面有帷幄中的宗匠巨臣，治理教化的根源；下面有兰台的鸿儒硕学，开启砥砺精气神明的关键。何况这是名命发布之处，也是禁严事务掌管之所？不是肩负异乎常人的重任，实在是荣居华美的次序。像我王珪这样，禀性沉滞昏暗，器识才能空疏；所承受的学问迂曲昏暗，不明白古今治乱的关键，见识又拘滞于浅陋而不能识别贤智，偶然以才华驰骋，也混杂在谋划之列。文章才刚刚越过前人的辞级，前往辅佐繁剧的政事，便催促驾车随屏星之车而行，回来又得以参与俊杰的交游。我错误地面对高门之地，还没有来得及承受承明殿的恩赐，已经被司会的繁重事务牵累。一踏上丹墀，便得以认识天子办成大事的才能；再次执掌紫囊，却惭愧自己没有史臣那样广博的见闻。哪里敢意料到您的眷顾奖拔竟毫无遗漏？于是越级擢用我于非常次第，给予北宫礼遇；才刚承受试言的荣誉，便答复淮南的章奏；不久又参与视草的宠任。重新想到离开书林的值宿，那里还存有先人的手泽；如今趋入纶闱，仍然沿用伯氏旧日起草诏文的职责。哪里容得我这样孤陋的人渐渐窃取高贵华美的地位？这实在是因为某官才略精纯，具有博览文雅的声望；风采义气高尚博大，主持名教的归宿；启发当世的功业，乐于培养四海的豪俊。如同大庭氏朝廷中的众臣，万块美玉不会因为其中有珷玞便立即舍弃；又如匠石所处的林区，众多木材不会因为不是楩楠便不能成材。您使我错误地参与这次选任，以此怜惜无能之人，我怎敢不佩戴并谨守您的训诫之辞，参照剖析您的体论，纠正一切旧习，防备自己尚未达到的困难？谨慎学习汉代制度的颂美，希望完全追及三代；发扬尧的言论之善，使它更加传诵于四方。或许我的犬马之年尚未衰老，希望微小尘劳还能有所补益，稍稍切实地报答君恩，哪里敢忘记将来报效的私愿？我的愚诚区区，尚不知所措。谢相府启　苏洵 朝廷中的士人进取而不知道休止，山林中的士人退隐而不知道返回；二者在世上相互讥刺，求学的人没有得到其中的中道。我苏洵年少时便读书，本来是有志向的；到了壮年却随从仕途而不肯出仕，难道是因为与众不同吗？向上则有制诰诱导在前，向下则有进士科驱迫在后。我常常因为用心太晚而自惭，大概是世人还不了解自己，自己却夸耀才能，以求用于世；世人还不信任自己，却希望通过做官取得成效，仰面趋就，实在也很困难。我认为想求得不受羞辱，不如退而听任自然。自然有一顷田地，足以供养自身；年过五十，又还能做什么？没有想到贫贱之人的姓名，偶然自己传到朝廷和民间。先前承受两次命令前去应试，实在已经大大违背了自己的本心。况且召来考试以审察才能，说明上位者仍未相信我可以任用；既然未被信任，却向上求取职位，我苏洵认为近于强求他人，因此再次辞谢。既然已经得到诏命，凭匹夫的卑贱而一定要实行自己的私意，难道承受王命的宠荣，还敢希望它曲意加恩吗？昨天承蒙诏恩，赐给我休宠；退下后回顾自己，惭愧没有功劳。这大概是昭文相公辅佐君王调节舒惨，使百官共享德泽、承受威刑的结果。即使不降日光也能温暖，不遇寒气也会使人战栗。只是念我无能，有人说可以收用，您不忍心把我弃置在庶民之中，于是也让我列在一命官之中。这样在上可以慰藉天下贤俊的期望，在下可以解除他们终身饥寒的忧虑。仰想这份恩德，谁能报答？从前孟子不愿应召会见，孔子却不辞小官；他们是想端正自己获得名位的名声，所以谨慎对待取得名位的缘故。孟子并非矫饰，孔子也并非卑下；如果追究他们的内心，各自都有道理。虽然我自知不肖，却常愿意依附在您的门下。区区之心，只有任凭您裁择。贺欧阳枢密启　苏洵

译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奉行皇帝诏令，入朝掌持国家枢密，士民欢呼，朝野震动。恭惟国家设置枢密之任，是因为天下不能忘记威武防备之事。即使号称百年太平，也没有一天可以完全无事。军队不可废弃，因此此职最难担当。重文教会损害国威，专任武事又会妨害民政。近年以来屡次更换大臣，都是从中书、枢密二府而来，以此酬答过去的功劳；一经历二府，便超越百官。既没有踮足仰求的企图，也只是像获得歇肩之处。自从听到这项任命，欣喜庆贺实在深厚。因为这是顺应众议的归向，以慰藉百姓最大的期望。伏惟某官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举世共同推许；经世治国的文章，我早已衷心信服；使君主致治的谋略，到老也没有衰退。回顾您平日的经历，从小官起步，何曾需要等待机会，便能在当世显名？我认为天下没有大治，大概是因为贤者还处在下位。从今以后看来，又有什么困难？愿您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四海的瞻望焕然一新。我苏洵承受您的恩德至深，因此欢喜应该加倍。原以为自己活不到亲见王道大行之时，没想到临老之年，仍能看到君子获得职位。我身在外地受阻，未能到府门拜见，仰望您高明地俯察我的情意。通倅谢两府启　姚辟 我在书局充任员额，仅仅逃过贬谪海滨之罪，能够担任副职，实在依赖您的奖拔提携；得以脱离尘埃奔走的劳苦，终于获得清闲风土的乐趣，奉养父母有余，处置事务也很适宜。伏念我姚辟学问不得其方，才能不合实用；曾想仰慕古人的节操，因此对穷达、去就的粗略道理还算明白；不能迎合世俗之心，所以毁誉是非各占一半。从前因一次科举及第，偶然窃取小官，在米盐簿书之间琐碎奔忙，对旧日学问没有任何增益；在防墨法制之下碌碌行事，本来已经渐渐丧失本心。正逢先帝临朝，怜悯太常礼制废弛，认为主管者因循而无责任，所以相关书籍都颠倒错乱而不完整。每逢年时想要按行察看，只听从胥吏所举；朝廷将要大兴制作，询问有关官司却没有人知道。凭国家文物宪章的盛大礼仪，以及君后祭祀燕享的大法，远则考察商周的旧事，近则追寻汉唐的遗风，有的改革，有的因循，有的损益；如果到了残缺脱漏却不加考订，将凭什么作为依据而奉行？要使本末同时保存，没有比简编完备更好的办法，于是使其有明确责任，另立资序。我顾念自己没有才干，却也被选中。然而案牍繁多，义理都没有统绪；纲纪疏略，事务也无法详尽。以我这样鄙陋无学的资质，承担编纂撰述中最困难的职任，勉强做来或许还可拘束成篇，广阔起来却没有边际。磨精竭力用了五年，补缺收残编成一百卷。虽然不足以发扬盛美，也只是把本朝制度制作的方略，姑且缀辑余绪，备后来的人考察寻求。然而我不能执守义理来收束处置，也不能保全职分而自求安稳。近来因天变发生，妄自进献浅陋之言；所到之处一再排斥，徒然有爱君的好心，却不知道避忌，实在不是保全自身的好办法。幸赖皇上宽仁深厚而明察，完全加以保庇，认为我的罪虽可杀，而志向并无其他；言语虽很危险，事情却未必虚妄，于是特别免除深重的刑法，使我得以自新。这出于莫大的恩德，我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幸运。引身自责，本来已经绝望于当时；苟且窃取俸禄而求安，想来吉庆的日子总会有到来的一天。只是既然沐浴在盛德之世，歌咏在太平之中，凡是万物偶然加给我的一切，我都当虚心顺受。此后将如何，还不知道任凭裁处。《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二 宋代吕祖谦编 启 谢倪评事礼书　陈襄 陈襄听说古代由师氏教导女子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尚未毁灭时，在公宫教三个月；祖庙毁灭以后，便在宗室中教导。这样以后，才能修养自身、奉行礼仪、遵循法度、奉祀祖先，来匹配君子，成就家庭的道理。陈襄有先人的女儿，愚笨无知，不能教导她；只是听闻古人的大道理，还不能记取其中一二。如今您遵循先代典制，把礼书赐给我陈襄；您的贤能后代是秀才，德行已经成就，学业也很盛，将要选择婚事，却只因考虑我贫贱之家而来选择，实在并不合宜。既然辱承您的美好命意，陈襄不敢推辞，怎敢不早晚教诫她，勉力承当宫中妇事？代贾内翰答蔡州钱龙图启「强至」 承闻您即将便道赴任，已经开设尊府。贤者以出仕和退处为一致，因此请求出任宣扬风教的职务；天子恐怕侍从之臣长期劳苦，于是允许您均衡劳逸。宠爱士人、规谏皇帝的官职，给予优厚秩禄，委任为中京的辅佐。邦国尚未遍传庆贺，您已首先收到显荣的文牍。何况您是本朝杰出的老臣、延阁中的真正儒者，努力沟通圣明之言，俯身主持经筵的讲学，日日瞻望法座的光辉。如今厌倦朝廷事务，乐于观察藩镇政务。然而公卿显要应当明白大义，自古以来推崇左右近臣，想要得到正直之人，并非一朝便能升用。伏望您为国家保重自身，以符合时人的倾望。代王给事回陈待制启　强至 恭敬地听说您盛大地承受制命，恩荣升居法从之列；我从旁听闻这样的特殊礼数，私心在圣明的时日中鼓掌庆贺。考察古道，正是历代朝廷光扬文治、尊重文臣之时。灿烂的天河般光辉回旋，揭示为宝宇的名称；帝王制度坦然明白，宫禁篇章的文辞也因此秘藏；同时延请儒臣，增加禁职的尊重。居内则参与法座的清问，出外则随从帝王德车的巡游。只有特别杰出的才干，才足以称当华美的选任。伏遇某官气度涵养浑厚，所行之道接近醇深；早年登上积星之垣，长久执掌太史之笔。缀集应玚、刘桢等人的宾客文章，正主管朱邸的文牍裁定；聆听禹启之类的讴歌，忽然遇上宏大的帝业继承。首先从东藩旧职擢升，进而升任近侍的联列；何况亲自遇到日月般的圣明，又逢风云际会的盛时。辅佐谋划新政，唯有旧例最为明白；舒展弘扬宏大的谋略，也正是舆情所企望的。还没有修写庆贺的问候，您先赐下珍贵书函；过分谦逊地曲加辞让，更使我铭记您的谦德。长久说来感激和选择之意，哪里铺陈得尽？谢永兴军知府王龙图启　强至 幕府刚刚开设时，原以为一定会收用豪杰俊才；征辟文书多次上报，最终却没有不同于孱弱庸劣之人。既然承蒙您所知之人的请求，没有比这次任用更确切的了；不久便冒昧承受成命，懦弱内心更加恐惧。私下认为，陕西以西，雍都是事务繁剧之地，帅府压制五路，军队强盛而有万屯。向来长官可以自行选择士人，虽然指挥号令已定，但专门委托文书事务；至于安抚防御两方面，也要参与议论。参预这些机要事务，关键在于有杰出才能的人到来；至于我这样的愚人，实在没有别的可采之处。奔走州县，只知道簿书期会；生长在江湖之间，何曾试过车甲训练整齐？如今竟冒昧接受从军的选任，实在违背考核才能是否相称的道理。若不是您保举任用，我怎么会有幸获得这一任命？这实在是因为伏遇知府安抚龙图，交谊上不求全备，有请求便一定实行；存心奖拔提携，极力论荐安置。第一次奏请已经使我这个卑贱之人获得光荣，何况再三推荐；我短浅的才能在您高明面前几乎没有一点可以企及，难道还能补益万分之一吗？我只当坚守平素操守，更加考察旧日所闻，侍奉您关于远大经略的谈论，使自己稍稍懂得方略，免受陋儒的讥笑，期望自己奋力建立功名，希望能够立身报答知己。代问候程密谏启　强至 奉命于宫中，赴南方任职；门墙相隔更加遥远，恐怕您遗忘我这个冗散外任之人的踪迹；书信又不能按时通达，害怕玷污您的高明听闻。仰惟您坐镇一方，低头顺应生民常道。恭惟某官节操光明，处于朝廷；美好文章表率当世；早年舒展贤能事业，自此获得君主知遇，升入谏署华贵班列，兼任枢庭机密值宿。内外屡经任职，明哲之才始终相同；治理一州如父母，尚且在清议中郁郁不得伸展；如今领袖百官，必将符合众人的瞻望。我作为下僚，曾经充任您的属吏，希望最终承受深厚广大的造就，以成全您生成培育的恩德。代谢两制状　强至 恭敬接受明主的恩命，便冒昧承受宠寄。京畿是近畿之地，邦国漕运是重要职司；两项美盛的任命一并降临，突然加在我这庸劣品级之上。切实认为替国家掌管财计，必须由官员来承担；输送供给京城，不能削弱百姓而使上面丰厚；整顿庶官职位，不能遗漏贤才而依附权势。具备这些足以兼任的长处，才称得上职任相宜。如果容许我窃据职位，怎能消除公众的议论？效能局促而不能胜任，旷废官职的记录素来已有；江淮的任职容易，我却从未得到安居；主管金谷谋划，旧日习惯也已经恍惚迷失。哪里想到如此浩繁的委任，竟不遗漏我这个孤单冗散之人？这实在是因为某官言辞温厚而借以优待，褒奖荣华而引重人才，振作拂拭污滞之人，怜悯我耿介愚拙。渐渐听闻皇帝当面所知，忽然又承受外台任命。我怎敢不周旋办理这些事务，谨慎修身，永远发誓舍弃自身，仰报知己之恩？代韩符制到任谢史馆相公启　强至 《易》说，最难的是用人之道。任命我掌管外台，已经让我有幸尝到失意后的宠荣，又重新联列内阁。刚开始任职，便已担心在皇上面前败坏官职。本朝分置诸道，只有北方的漕运权务最为繁重，大概军需自古以来就是最烦难的事务；又因连年水灾之后，民力至今还没有恢复。加上各项用度纷纷增加，却没有遗漏任何一条财利来源，理应得到有才干的士大夫，精通钱谷事务，依据才能授予职任，这样才会安定。像我这样的人，器量没有可取之处，技艺又样样短浅；早年知道以忠义自我勉励，晚年却喜欢功名有所作为。大河以东、全陕以西，曾经连续奉命督理输送军粮，治理成绩极受称道，却没有在实际功效上取得多少成就。既然已有所试验，说明我确实不能胜任；何况朔方边陲是最重要的地区，怎么适宜烦劳我出使？于是只好委任这个才力浅薄的人。我考察自己的来历，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又蒙受任用之宠，实在是造物者的偏爱。这都是因为恭逢史馆相公您，总领百务，更新各种制度，主持评议可否，调和朝廷纲纪；您认为以后还可以有所作为，便不责怪过去，虽没有功劳也加以任用，希望借此勉励后来的士人，于是使我这个拙劣疏浅之人最终承蒙选拔。我岂敢不谋求长远利益，澄清所辖封域，不专以聚敛为能，同时安抚凋敝疲惫的民俗，不使事务有所二心，以稍稍报答您的大恩。谢除校勘启　　　　　　　　　强至

译恭敬承受您的宠爱擢升，惶恐战栗，实在不能自持。我私下认为，国家崇尚文教，逐渐昌盛，广泛聚集图书，增益扩充，发掘《灵兰》一类的秘典，阐明河洛之文；表彰彰显的典籍，源流深厚。然而道术分裂，时师各有不同说法；下至九家之学，仍比民间杂说好一些。那些虽属小道，也有可观之处，所以稗官野史如同樵夫的言谈也不遗漏，词赋即使像博弈一样，也防止有所遗漏而加以采录。并非只是一味喜爱新奇名山的藏书、空泛扩充宫禁的书库，而是加倍之后务求实事求是，集中精神，删去重复，校正讹误。因此图书府库的尊贵，可以比拟列星汇聚之处；校勘典籍的官职，宠荣超过治理百姓的最高职位。若不是精力超绝、意志坚定深厚，能以古事验证今事，听到一件便能推知十件，又怎么辨别‘雌蜺’二字的正确写法，确认‘鲁鱼’之误并非真相？扬雄沉思，勉强才能胜任旧职；张安世默记，才算真正得到这样的人。我自念本性愚昧，天赋机智浅薄，长期受到人伪的熏染而愈加深重，想求取世俗学问来恢复本真，却颠倒失措，拖延到壮年已过。性情不愿伤害别人，感慨嵇康遭人怨恨；居处时十分畏惧流言，羡慕管夷吾老年仍有作为。从前我从边远州邑起身，被擢升到郊外学校；经书泛泛涉猎而自以为通晓，并没有专门学术的功效，才能又不能周备，动辄招来方枘圆凿的讥讽。先皇帝有志于培育人才，下诏依考试来决定是否任用；我以白衣身份没有被召用，只能徒然感叹崔骃获赐宝剑而仍未被任用，又还能对卫绾说什么呢？后来得以在禁林供职掌笔，惭愧与才俊之士并列。莫邪、干将这样的宝剑，贵在能够立即斩断事物；我只是朽株枯木，独自依赖您的引荐。然而处境寒微的人品秩常常落后于人，命运奇特的人功业往往不能合乎常理。回顾自己如瓠落无用，甘愿遭受触犯之责，哪里想到报告上去后竟横加宠恩？柔弱的树苗脱去尘滓，洗濯于清流之中，抚摸内心也不免惊惧。这并不是奢望万分之一的机会；屈指默默计算，倘若十件中能有五件成功，此番便已经如此。静心反复思量，实在是有幸蒙受恩遇。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总理皇帝的事业，斡旋造化之机；大才兼能知小事，从未违背精明的鉴识；凡是您称扬的人，事情便能成功，确实把他的长处发挥尽了。像我这样庸碌空虚的人，竟冒昧列入选拔之中，谨当思考浚明德性的成就，勤于开启自己浅陋的见闻，磨砺节操、修养品行，把临深渊、履薄冰作为警戒。暮年时光尚且希望晚年有所收获，卑微的能力也不敢忘记在别人缺乏时替代一用。上以报答您的大恩，下以酬答您的深知。与孙观文启　　　　　　　　　强至 我困守在偏僻的小邦，白白坐在宾馆中。谁说黄河宽广，竟然不知道乘一苇渡河的艰难吗？我畏惧这些公文，居处中积累了道路难行的叹息。恭敬地想，您调节宣化都合乎时宜，起居处置都安康。我认为某官您德行崇高，是国家的英华，才智兼有杰出人物的特点；深明事理，能开通万物而成就事务，卓异豪迈，扶持正义而成就功业。对内参与帷幄谋划，对外承担一方重任。祸福相依的道理，连善于推算的人也知道必然如此；盛衰的时运，贤者大概有办法使自己不被埋没。因此称赞子文的美德，是因为他离开令尹而不忧虑；谈到仲华的贤能，也说他被剥夺龙章而不恼怒。何况您德行完备、超越众人，通达生命之理而顺应天命，理应抛弃细小的嫌隙而无所疑虑，寄身逍遥境界而自得。推究数理、顺循事理，已经符合否极泰来的预兆；追念旧德、考察功绩，正足以尽到乐而有终的道理。勉力祈愿您善自培育德业，以符合我的祷祝之词。贺致政少傅启　　　　　　　　强至 恭敬听说您奉中诏获得推恩，位居上台而获准致仕，享有辅佐青宫六傅的尊贵，又有乘安车、赐几杖的荣宠；美好的风范肃穆显著，舆论都仰望您。恭敬地认为某官您德行完备，超过同辈，英明谋略能够济时；士林把您当作师保而深深怀念，王室依赖您作为股肱。虽然《大雅》作诗歌颂，老成之人重在成为典范；而高贤所留下的，功名都交给天道。于是辞去台鼎重任，穿着大夫服而退居藩镇；容貌体态的尊隆，本来不会因年老而被遗弃；知止知足的打算，却独自出于您平素的本心。把偶然得到的尘垢抛在身后，逍遥于世俗之外；散金的快乐不减于疏广，悬车的荣誉足以超过广德。史册所载，今昔完全相合。我翘首听闻您的美名，私下深深敬慕您的德行。身处高门之地，亲自接受长者的教诲，仰望景慕的诚意，岂是一两句话所能尽述。囘登州知郡司封启　　　　　　苏颂 从前，您奏报南司考核成绩，承受中诏褒奖，升任尚书省左曹，领有海边重镇的职任。这大概是切实选用循良之吏，于是咨询端正诚信的才能。自从您奉命传驿东行，我居东地，惆怅地抚摸尘埃，彼此隔绝；怀抱才学反而自觉困窘，来不及写信问候。没有忘记写信，却先承蒙您惠然存问；听到您施行政令的开始，只愿您有使风俗淳善的办法，政务多有声闻，福基深厚而广及众人。我认为某官您学问深奥、见识敏捷，节操高峻、风骨孤清，具有古人的清正通达，足为后来人的法式。治理郡邑，百姓歌谣中充满赞誉；台阁兰省的仪范，在朝廷上令人凛然肃敬。正将倚重您的正直才能，忽然又承受出任一方的符节。过去有人由御史成为省郎，唐代官制称之为清望；有人由谏官补任郡守，汉代臣子因此自我陈说。何况您有宏大的才智谋略，确实契合前代贤良的美德。这次出任郡守，姑且作为对外任职的资历。歌咏中和之诗，已经宣扬了君主的恩泽；将来返回顾问之列，也将奉承皇帝的应允。荣幸地居于显达荣耀的道路上，实在是孤陋无能者的荫庇。正值炎热暑气，因相距遥远而不能聆听清谈，愿您顺应气候调养自己，希望符合我的善意祈祷。谢南省主文与欧阳内翰启　苏轼 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最难在于改变。自五代末年以来，文教衰落，风俗萎靡，一天天陷于败坏。圣上感慨长叹，想办法澄清源头、防止流弊，于是明白诏告天下，晓谕其中的旨意。于是招纳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废除浮华轻巧、轻薄谄媚、错杂绮丽的文章，打算追继两汉遗风，逐渐恢复三代旧制。士大夫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心意，用意过度求奇，深的有时甚至达到迁谪；务求奇异的文章则怪僻而不可读。旧的流弊尚未消除，新的弊病又产生了。大的刻在金石上流传久远，小的彼此传抄，号称古文，纷纷盛行，没有人能够禁止。唐代古文从韩愈开始；后来学习韩愈而达不到的，是皇甫湜；学习皇甫湜而又达不到的，是孙樵。孙樵以后，就没有值得观赏的了。恭敬地想，内翰执事您，是上天赋予使命的人，用来收拾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也是天下所期待的人，用来启发学者。恭敬承受王命，亲自掌握文章取舍，我料想您一定会得到天下奇才，以符合明诏。我苏轼，是远方的鄙陋之人，居家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等到来到京师，长久以来无人知名，正准备收拾行装西归，没想到您却把我擢列为第二名。

译只是我平素积累的才学，没有什么足以慰藉士大夫的心，所以群起嘲笑、聚集辱骂我的人，动辄有成百上千。我也只是依仗您知晓我，并有众位君子的议论，因此安然不以这些话动摇内心。还幸亏御试没有被有司排斥，使我能够插笏跪拜起身，在您门下谢恩。我听说古代士人，无论贤能还是愚庸，都取决于所遇到的时机。乐毅离开燕国以后，终身不再打一仗；范蠡离开越国以后，也终于不能再有所作为。我愿长久处在您的下风，列于宾客末席，使区区之心长有所抒发。哪里只是我的幸运，您也将从我身上有所取用一二。谢应中制科启　　　　　　　　苏轼 皇帝亲临殿前策试士人，正在搜求绝异的人才；我随着问题进献言论，侥幸占据了长期空缺的等级，忽然由佐县之职擢升而参与评议刑法。内心自顾实在无能，凛然不知所措。恭敬地说，治理的关键，最难的是取用人才。拘守法律的人害怕有司不公，所以舍弃一个人平生的表现，只评论他一日的应试；通达权变的人又担心人才没有被充分发现，所以详细考察平时的采听，而略去临时表现。这两者相互比较，想要两全却从未做到。把考察集中在考试上，又在仓促之间决定取舍，是为了做到无私；然而才干品行的踪迹无法由此深入了解，只能交给察举，并要求长久考察，是为了不致遗漏；然而请托之风有时因此滋长，这就是隋唐进士制度产生弊端、魏晋中正制度多有奸弊的原因。只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的科举，同时采用考试和察举的方法，每隔几年便下明诏，让两制各自荐举所听闻的人：在家能孝顺恭敬，在官能廉洁谨慎，面临患难而不改变，诱以宠利而不回头。既然已经知道他的立身行事的大概，然后再要求他承担当世的重要事务。学问博大的人还必须守约简要之后才取用；文辞华美的人，有时因实际用途少而被责怪，特意要在万人之中求得样样完备的美才。凡是应中书召命的人，已经是天下所选择的人才，又要提出不可预测的问题，来考察他默记推知的能力；设置无所不问的考题，来考验他博通学问的实际。到了这一步仍不离去，那么这个人确实可以任用；还要让御史得以寻找他的瑕疵，让谏官得以考察他的平素。一旦触犯清议，便立即成为废弃之人。因此开始用察举而没有请托公行的私弊，最终用考试而没有仓促不审的忧患。取人既然如此严密，那么不肖之人怎么能够容身？我的才干赶不上别人，年轻时却自信；研究经学，只传承家学；写文章不求为世人所知，只是因为饥寒忧患，出仕求取微薄俸禄，没想到诸公误听过誉，使我得以与群豪并游。起初不自量力，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于是冒充俊良参加选拔；却不知道才力有限，议论政事迂阔而不能打动人，读书疏略而没有办法应答对手。被选取已经很惭愧，得到任用更加羞惭。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以尧舜之道辅佐我的君主，以伊尹、周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尽力自效，便以此作为朝廷的忧患；思考天下太平的办法，一定采用樵夫的意见，赶快收取末学之士来辅佐大业。然而我的志向卑微却处在高位，德行浅薄却承受厚恩；遍观前辈，都是由此获得致君之资，我敢把自己的微躯作为从今开始报国的开端。贺杨龙图启　　　　　　　　　苏轼 恭敬听说您新近改任直职，擢升为谏官，消息传到远近，震动了人们的视听，大家都说这是国家的大福。如今任用真正善于进谏的人，必定能够深切进言以补益大政。现在朝廷之上，号称没有什么忌讳，但太平的美好终究不能完全实现；台谏之列每年并不缺人，而各种弊病的根源却还没有除去。难道是听取意见的人只会容纳而不会采用，进言的人只是为了求名而不是为了建功吗？考察古人效忠的功效，都是因当时的情势而运用智慧，不务求过分刚直，以一定实行自己的意见。右尹子革借谈论坟典而引说《祈招》之诗，左师触龙从谈粥食说到长安君作人质，只是竭尽拳拳之心，并不求显赫的名声。这是仁人惠及万物的美好功业，是忠臣爱戴君主的至诚本分。近年以来，亲眼见到几任谏官，座席还没有坐暖便屡次迁调，后任接着前任相继离去。这样固然足以免除个人受讥的责任，但多年积累的弊病，应当让谁来除去？恐怕习惯成自然，终于因循而不振作。虽然我身处偏僻鄙陋之地，却常怀隐忧，认为必须得到朴实忠诚、忧心国事的人，再加上善于辩说、能够取得君主信任的方法。假如言论得以采用，国家大概就有希望了。恭敬地想，谏院龙图您才干雄于当世，却常常好像不能胜任；您的节操超过常人，却从未自以为特殊。您一向熟悉边境事务，深知军队骄横；近来掌管选授官职，确实了解官员冗滥。您一定会举持大体而不计较小事，以实际功效为重而不追求虚名。我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点，只惭愧自己没有稍作补益。现在正侧耳倾听，愿意继续写《书谏苑》的篇章。如果有所等待而进言，也许能够写成诤臣的论说。只是被外任所阻，没有机会到门下拜访，踊跃仰慕的心情，实在比平常更加深切。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苏轼 恭敬听说您上章请求致仕，离开职位返回故里；上天眷顾虽然深厚，却不能夺去您已经决定的志向。士人们都长叹不已，共同推崇这难以继承的风范；凡是受到您庇护的人，都增添庆幸慰藉之情。我认为，把安逸看作天下的共同忧患，是君子出处进退最难做到的事。世人没有不知道的，人们还彼此讥笑，可是道义不能胜过私心，想为自身谋利；君臣恩情在前面牵系，妻子儿女的打算在后面催逼。即使山林隐士，到了将老之年仍有降低志向的；何况朝廷旧臣，谁愿意在当年辞去福禄？有那样的言语，却没有那样的内心；有那样的内心，却没有那样的决断；愚者智者都被蒙蔽，古今都是一样。因此，出仕或退处、任用或弃置，只有孔仲尼称许颜子；关于存亡进退，《周易》也没有超过贤人之见。若不是智慧足以周遍知晓，仁德足以自爱，道义足以忘记外物得失，志向足以使气运盛衰归于一贯，谁能在祸福到来之前看见征兆，脱离尘垢之外？我常担心这个时代见不到这样的人。恭敬地想，致政观文少师您德行完备难以形容，是大材而不拘于一器；事业是三朝所仰望的，文章是百世的师法；功劳存在于社稷而人们不知道，亲身经历艰难而节操才显现。即使到了耄期笃老之年，也应当出面接受询问，您却在尚未达到那个年纪时极力辞退，以不能胜任为托辞而停止。大勇像怯弱，大智像愚笨；最高的尊贵不靠轩冕却自然荣耀，最高的仁德不靠导引却自然长寿。比较您所得的，与从前相比哪一样少了？我受您的知遇最深，听闻大道也有所承受；虽然从天下人的立场替老成之士离去而惋惜，私下却为您明智地保全自身而感到欣喜。暑气将尽，您的近况如何？希望您为了时局保重自己，稍稍安慰天下舆情。贺吕副枢启　　　　　　　　　苏轼

译恭敬听说您近来接受诏命，入朝总理枢密机要，朝廷内外都惊相瞩目，朝廷因此更加尊重，谨此庆贺慰问。我私下认为，古代治理国家，权柄在于任用人才；德厚的人辅佐有才干的人，声名就更加显著；声望深重的人即使无所作为，人们也自然服从。因此淮南叛乱时，先在长孺那里停止谋划；汾阳的元老郭子仪，尚且能使公权改变看法。只凭樽俎之间便可以折冲御侮，穿藜藿的人也因此不再采食。可惜这种风流无人继承，已经长久寂寥而没有听闻。上天也厌弃凡庸之才，皇上又思念旧日德望。恭敬地想，枢密侍郎您天性仁义，世代都能成就忠贞美德。岂只是清正节操足以镇服浮薄之风，您本来已经以直言切中弊病。出任掌管数郡，仿佛将终身如此；小人说您失去时机，君子却料想您终将重新被任用。等到如今显赫拜授，哪里是偶然？然而您蒙受三朝两世的恩德，应当尊重《春秋》所称贤者的地位，推辞又不能离去，凛然觉得进身实在困难。伯玉退处而子瑕出仕，人人都希望出自您门下；烹杀桑弘羊、斩杀樊哙，您在古人面前也没有惭愧。最好的办法，是把从前所说的话全部实行，或许可以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我登门拜见您最早，却无缘前来称庆，踊跃仰慕之情，实在比常人更加深厚。贺文太尉启　　　　　　　　　苏轼 恭敬听说诏命已确定，杨庭临轩派遣使者，从少府发出符节，在斋坛授予斧钺；夷夏之人都惊相瞩目，军民交相庆贺。大概功业盛大，就要达到名位器物的最高等级才相称；德量宏远，所以身处富贵却如同没有富贵。您蔚然成为三代以来的宗臣，哪里只是一个时代的盛事？恭敬地想，留守太尉您的道本于天合，德行足为人师；诚信连山川中的豚鱼都能感受到，威势加于两河的草木。您亲身承担国家的祸福，所说的话足以决定轻重。早年像留侯张良在弱冠时遇到汉高祖，晚年又像尚父姜太公年老时辅佐周武王。既然奉受册书，更使百姓耳目一新；将要威服、怀柔北方敌虏，使他们系颈受缚。等到约束何公轨流之后，再入朝调和伊尹、傅说的鼎鼐，归来追随松乔的游踪。舆论所期待的，这些话一定能够实现。我被贬任的期限有限，没有机会趋前侍奉，踊跃的心情，实在难以尽情表达。登州谢两府启　　　　　　　　苏轼 我迂拙愚钝地守职，终身不会改变；在被废弃放逐之后，能够归田已经是幸运，哪里想到承受宣抚一方的重任，忽然成为枯朽之人的荣耀？这里是东州，向下临接北方边境；风俗接近齐鲁的淳厚，遗迹全是秦汉的陈迹。宾客迎接日出于丽樵，山川光明灿烂；又把夜晚的烽火传到海边山岭，鼓角声清静闲远。回顾这份安静快乐实在难以形容，只能笑自己妄庸而滥居此位。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作为股肱辅佐元圣，作为师保教导万民；才干完备而德行不显露，责任重大而道义更加深远。您认为使用一个人所犯的过错，不如使用他的功劳；但观察他的过错，足以知道他的仁德。特意借助您的言辞和声誉，委曲地成就我的羽翼。我岂敢不勤勉办理文书，敬畏公文法令？即使才力驽钝，也要磨砺铅刀，稍稍报答这非同寻常的知遇；消除过去的刑辱，弥补残缺，逐渐收用无用之材。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谢中书舍人启　　　　　　　　苏轼 我从贬所起身，不到一年，便被擢升置于朝廷行列，骤然参与执掌法令的近臣之职，反省自身并无足取，却受到宠遇而惊惧。我私下认为，人才的进退，实际上是风俗兴衰的开端。若要达到治理，关键在于得到贤才。即使只有一个薛居州，也不能使齐国的言论改变楚国；但任用范武子，却可以使晋国的盗贼逃奔秦国。崔琰被进用，廉俭便形成风气；扬绾被任用，淫侈便改变尺度。只要国家的大政方针先确定，即使民心离散，也还可以收拢。葛藤牵连茅草，是因为同类而被征用；附着马车的驾马，必定先取正直的。任用和舍弃一旦显现，好恶自然明白；人们知道趋向何处，形势也必然如此。如今朝廷正讲求当世事务，竭力追求前代的盛治。即使改定法令，足以便利政务，却不足以使百姓安定；放宽赋役，足以使百姓安定，却不足以形成良好风俗。因此登用年高德劭者，搜求俊异贤良之士，想让士人知道趋向正道，百姓也知道羞耻。像我这样的人，是山林中的下士，是抛弃轩冕的无用之材。年轻时学习文章，本来只是声律雕虫的小技；出仕以后跟随仕途，又有狂狷而触犯权势的愚行。困顿沟中时不愿求取青黄之粮，处在爨下也没有心思辨别宫商音律。承蒙错误地收拾录用，已经是优厚的恩遇；又推荐我进入禁严之地，实在完全出乎平素期望。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德行足与前代贤哲相配，声望在本朝崇高，名声如圭璋般贵重；对上辅佐朝廷的作用，言论如同蓍蔡般可以决疑；对下参与卿士的谋议，您发表的余论一经加以评议，虚名便更加增重。您知道我的丹心尚在，怜悯我白发之年仍无归宿，特意借给我宠荣之光，以宽慰我的衰老疾病。职位隆重而才干低下，恩德深重而报答轻微。若只按正道行事，恐怕并不是安置我这个愚钝不肖者的本分，我不过是徒然充数而已；又不足以解除卿大夫们的忧虑。我早晚思量，进退两难，恐惧战栗，不知道怎样裁处。答试馆职人启　　　　　　　　苏轼 恭敬承知您在玉堂射策，正在校勘天禄阁的文章；于是成为儒林中的秀异，朋友同党也增添光彩，缙绅共同庆贺。国家求取贤才的办法，必定在闲暇无事的时候进行；贤者报国的功业，则在缓急有为的时刻显现。平时没有培养，一旦想要任用又从何而来？平时以非常之礼相待，到临事时想辞谢也不可能。因此把他们安置在英俊之士相互交往的地方，用世俗所看不到的书来考察他们。不只是使他们学业广博、才能成就，也将等待他们资历深、声望重。某官您学问优秀而出仕，品行超过声名；辞令从容，议论慷慨，追还正始之风，使文章为之一新。文章传抄遍及都城，纸墨几乎因此骤然昂贵。得到贤士的喜悦，不敢由我私自占有。苏轼我年老多病，文思荒疏；职任在翰苑，应当撰写诏令而不能推辞，只是见识不是博通儒术的人，害怕文辞铺陈不能相称。劳烦您亲自来临赐教，又以书信宠赐我，我将永远把它作为箱笥中的珍宝，只惭愧没有美玉来报答。谢贾朝奉启　　　　　　　　　苏轼 我从蜀地到京师，几乎四千里；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故国，大约已有二十年。侧耳听说祖先坟墓上的松楸已经可以作栋梁，经过那里却只能下马，徒然瞻望董相的陵墓；用一只鸡祭奠，谁来完成桥公的约定？在外做官年岁将晚，坐着想起这些便流泪；没有报答无法计量的恩德，哪里敢怀有归去的想法，只常常担心樵夫牧童不加禁止，终将出现雍门之悲。雨露已经沾润，却只能徒然引颈遥望太行山。哪里想到通判某官您治理政事，首先推崇孝义，厚待朋友；先尊重学校中的师儒，随后访问乡里的老人。自叹来得太晚，没有听到您关于薤露的规诫，却还想到您与我神交，特意送来生刍作为祭奠。父老都感动叹息，桑梓之地增添光彩；我穿深衣、戴练冠，却不能在墓道上流泪。过去穿襦衣，如今穿裤子，您尚且能够在民间歌谣中使百姓鼓舞。仰望感佩的深情，竭力写信也难以尽述。贺范端明启　　　　　　　　　苏轼

译恭敬承受明诏，追录从前的功勋，名位升入庄严的秘殿，终于实现乘安车养老的愿望，并且推及余泽，使后代子孙也受到恩惠。听到诏命而归来，有见识的人无不相互庆贺。我私下认为，死生之事，圣贤也有不能彻底明白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古今都认为难以言说。当初一时触犯雷霆，哪里想到今日反而收获功名？只有上天知道我，所以我始终闭口不言。伟大的事情在发端时彼此关联重叠，并非人的谋划所能达到。恭敬地想，致政端明学士您以至诚穷究事物之理，隐居的德行却被世人记在心中；辅佐四代，如毕公一样长寿百年，如卫武公一样独立而无所畏惧。舍弃职位便退藏，只有清正的言辞还保存在金縢的匣子里。太阳一照，浮云自然散开。于是使遗民重新看到盛事，子孙归来沐浴于万石之里的恩泽。门下君相请求您留下训言，授予三老几杖；更愿您延年长寿，永远成为国家的元龟。上参政侍郎启　　　　　　　　王安国 恭敬听说参政侍郎您奉诏登上宰辅之位，辅佐政务，台司以龟筮献上祥瑞，缙绅共同符合众望。我私下认为，海岳的形势，并非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安定；朝廷的经纶，也全靠圣贤相互济助才能成就。这正是丞弼职位的重要性，用来达到神人与人间的和谐。对内总理百官，可以坐镇而消除官员失职的忧患；对外整治四方，可以默默消解狡猾夷夏的谋划。于是访问能够承当时代使命的豪杰，仰望足以符合代天任职的重任。幸逢千年一遇的契合，足以使亿万百姓共同瞻仰。恭敬地想，某人您的文章胜过古今，品行取信于典范；面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制作筹划好像出于闲暇；讨论非常之礼，利害也不能动摇您的意志。凛然的名声传播到夷狄之地；在北门任职掌管符节，三朝积累了润色诏令的功劳；在东府执掌权衡，又使众多士人发出久留不得用的叹息。侧耳听说诏命已经全部传达，欢心何况是在忧患之后；我从前承蒙您品评的旧日恩赐，至今仍感到荣幸。只是病弱之身还没有遇到起用废弃之人的机会，朽株仍希望得到您的吹嘘而复苏。引颈遥望您的门庭，只能寄托真挚的诚意。贺谏院舍人启　　　　　　　　沈恬 恭敬听说您在外庭接受任命，入西掖代替皇帝起草诏令；英才受到赏识，清正的舆论都归美于您。我私下认为，文章辞令的取舍，实在是法度风教的根源；厚薄邪正的归趋，正关系着国家的治乱盛衰。编纂辞令深厚，才能通晓事物变化的规律；辅佐旨意坦白明达，于是可以感动天下人的行动。至于宣谕恩德恳切悲悯，能改变隐伏的民情和疲敝的风俗；申明制度简明严整，能夺去武夫悍卒的气势。大概见识能够通用于实际的人，遇到变化都能合宜；言语发自本性的人，容易深深感动别人。哪里只是经纶天下的大谋略，这也是鼓舞人心的盛事。何况如今想使风气流传而复古，正应当施恩惠以顺应时宜，任用真正贤才来辅佐明主。恭敬地认为谏院舍人您天资纯厚，学问敏锐而根基深厚，本源兼具百家长处，独自取得高世声誉。机敏灵妙深造于道德，志力长久显现于功名。润色铺陈，本来就是大手笔；建言明理、顺从时势，实在出于平素本心。在霜台上直言敢谏，以混同于众人的唯唯诺诺为耻；讲习磨砺圣人训诫，竭力震动宏大的声名。用来乐育人才，便有美善成材的风气；用来秉持直笔，便能刊正文字，成为后来人的法则。振翅飞上云汉，光彩垂映虹霓，远近传播，缙绅交相称颂。灿然的著述将要建立一家之言。您对于讨论锐利精当，或许可以追继三代的事业；盛世正等待您登朝辅政，或许美好的政绩将施行于安康之功。我一向承蒙您的眷顾和存问，私下极为欣喜雀跃；还来不及当面庆贺，先劳烦您屈尊赐下眷顾之辞。深深体会您谦逊退让的品德，只更加铭感不已。贺蔡密学启　　　　　　　　　张载 如今听说您显著承受眷顾，擢升到皇帝身边的要职，宠荣光彩盛大；这虽然是儒者最大的荣耀，但所承担的责任也是朝廷所期待的。消息传到内外，谁不欢欣？我私下认为，笃实的德行所发出的光辉日新月异而不可掩盖，这就是德行的修养；祸福吉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这就是命运的正理。如今天下谋求光明、守卫牢固，功劳累积，治理勤勉，浮薄的议论不能动摇，强大的力量不能破坏，没有比明公您更加盛大的了。皇上知道您，百姓信任您，唯一不足的只是还没有在朝廷中任用您罢了。前些时候庆卒向内进犯，形势惊骇，整个陕府州县白天都关闭城门，不知如何处置；士民惊慌失措，家家相互吊唁。后来又听说被渭师击败，溃散向东逃走，士气沮丧摧折，十成中亡失八九。虽然这不是盛大的举动，但应变敏捷，使大患很快消除，有见识的人知道国家仍有希望。如今戎狄的毒害日益加深，而边兵日益松弛，后患令人悲痛；国力已经耗尽，将帅的重要性哪里只是掌管军队的命运？只是三秦百姓生存死亡、安逸困苦的根本，无不系于旌旗所向。您在秦地，正如长城巨防、利兵坚甲；幸好暂时没有被召回，这实在是西部边陲无价的福气。我寄身荒山，所有的不过是一家人和担石之储，如今正仰赖军队庇护，有所凭借而生存。诚愿明公把安危放在心上，以日夜自我砥砺的信念，不断提升自己，把攘除祸患、保全民众作为责任。您既然知道浮议和强力不足以胜过人心、夺取天命，那么有知觉的众生没有不极为庆幸的。我引颈翘首仰望您的门庭，欢欣祈待之情实在无以复加。谢馆阁校勘启　　　　　　　　林希 我充任书局人员，已经有幸列在末位；借任儒林职务，更不是平素所期望的。起初非常疑惧，最终才相信；外表越发恐惧，内心越发惭愧。抚念自身实在不能胜任，厚着脸皮而不知所措。恭敬地说，本朝崇尚文教的盛况，历代圣君向往儒术的勤勉，把前代的书籍都聚集起来，远远比拟古代治世的功业。即使宫禁中所阅览的书，另行贮藏在太清；而秘阁所收藏的书，也多于三馆。又选拔俊秀之士，让他们资助校勘。百年之间，只顾搜罗遗逸还来不及，四库的目录仍然品类参差、排列不齐。本来曾经订正其中的错讹，又已经编定它的条目；但长期积有朽坏浸渍，渐渐忘失了原本的真实。从嘉祐以来，才开始诏令儒臣重新修订，供给纸笔，增置吏员，全部发出广内的藏书，同时访求名山所藏的副本。于是有从民间出来应募的人，有从各郡国抄写而送到官府的书，来源不断，所得更加广泛。彼此传抄来补足残缺，相互校勘以删除重复，彻底更新黄卷的风气，完全消除白简中的蠹虫。凡是选取诸儒共同居处，有时也容纳卑贱士人列在其中；共同列于承明之庐，仰赖太官供给膳食。优游从事职业，能够从容地讨论学问；悠闲度过岁月，也可以观察人的才能高下。于是根据考核成绩的惯例进升职名；当初开始设置时，可以说是慎重选拔。

译至于我林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从前在治平初年，曾经参与集贤院的选任，召用还不到一个月，便遭遇父母之丧；余生仅存，孤儿奉养之事刚刚迫切。等到这次再来，功业已经接近完成；计算我过去的劳绩，实际上又有什么呢？何况按平时的法令，先进的诸位公卿一定要有大臣荐举，论资还要加上禁林的校试，仍然必须分等第。然而刚开始推恩时我正遭逢忧患，早年衰弱荒唐，不学习；长久游荡于吴市，没有得到奇异的书；尚且没有走出蜀人的范围，哪里知道奇字？从奔走州县的卑贱职位，登上道家的蓬山，脱离考校簿书的烦劳，窥见上帝的册府，这些都成了侥幸之事，只是徒然招来嘲讥。退下来思考其中缘由，我凭什么能够达到这一步？这实在是因为恭逢留守司徒侍郎您，是台衡旧德、社稷元勋；宏大的造化运转于至和之中，不遗弃任何人；菁莪之地欣喜于乐育人才，没有遗漏任何材士。您使我由卑微的小县得以擢升，陪列在诸生之后，实在是凭借旧日的因缘，直到如今成就通达之路，于是使我这个浅陋愚钝的人承受嘉宠。虽然恩施远大的人未必以回报为意，但能自知的人正因此显得明智。从前西汉藏书很多，天禄阁、石渠阁号称最为盛大；当时校勘文章的人，刘向、扬雄，都能长久任职其中。何况如今书籍篇帙极其繁多，铅版竹简的校录还没有停止，希望您稍稍借给我一些时日，或许能够完成编纂整理。哪里只是平生有许多未曾见过的书，实际上也希望终老之年能够以此自娱。譬如到市场上阅览书籍，委身担任校书之吏，仅仅是追随前贤而已。幸而希望平生的志愿能够实现，我这区区的愚心正在于此。此后再往下说，便不知道应当怎样裁处了。谢中制科启　　　　　　　　　苏辙 我苏辙凭借微薄的才干，亲自承受重大诘问；众多议论纷纷而起，取舍互相攻讦，没想到圣恩曲意加厚，我仍然获得了从吏之中的特殊宠荣。恭敬读到诏命，重重积累震惊惶恐。诏命嘉许我爱君的心意，期望我获得善始善终的声誉；辞谢却不能获准，惭愧自己没有能力承当。我生在远方，有些像愚直之人，幸蒙父兄留下的训诫，教我勉强自己、努力实行。虽然做朝廷的直臣，常想挺身而出报国。职位卑微、力量单薄，自我期许却过高；言语一出便招致谴责，事情的形势本来就会如此。等到仔细领会诏问的深意，实际上全都涉及国家安危的重要端绪。自己说不及他人，便说是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打开直言不讳的门路，便说是不必担忧后患。我私下认为制科考试已经问到这里，又想到科目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平日心中所怀全部倾吐出来，仍害怕不足以仰面对答。言语多有迂阔，罪过哪里容许诛罚就能抵偿？我认为国家取士的科目，所求只是刚柔适中的人。太刚，便厌恶他猖狂而不审慎；太柔，便担心他怯懦而不能胜任。想求得二者之间的人，再把事务交给他，本来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承担的。我苏辙的不才，过失正由此而来。然而尖锐激切、愤懑不平，是有识之士所不赞许的；因循卤莽，又是国家所乐于听闻的。假如举世都将从容自守作为自处之道，那么天下还有谁会把奋发有为作为志向？这都是因为某官您辅翼盛世，在众多士人中位居首列，想尽量采纳樵夫的议论，以彰明宽厚的风气；使处在艰危中的人有所凭借而不忧，使纷乱的局面有所凭借而得到定论。只是我实在没有什么才德，却仍承蒙选拔收录；感恩至深，却没有办法报答。从前西汉盛世，没有超过文帝、景帝；孝武帝的贤明，正是制科所兴起的，世人称道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然而这几个人只歌颂德美而不涉及讥刺，所以三位皇帝都喜爱文章，却没有留下宽容纳谏的声名。难道当时的君主不可以接受深切的直言？还是群臣也会有所不悦？我的才干虽赶不上他们，有时却得到容纳，并不是因为留恋爵禄的荣耀，而是私下庆幸自己极为幸运。贺河阳文侍郎启　　　　　　　苏辙 恭敬听说您极力辞去枢密事务，获准出任著名州郡，恩礼优厚频繁，朝廷内外都庆贺慰问。恭敬地想，判府司徒侍郎您辅佐三代，始终一心，器量功业崇高深厚，不用言说而四方自然服从；道德高妙，无为而治却能使众务成就。这正是朝廷迟迟不肯下达均逸之命的原因，也是士民眷恋保厘之命的原因。回顾出处进退的道义，实在是功名事业的终结。留侯张良有志于赤松子，晋公谢安安居绿野，油然而自得，难道不会留恋吗？何况三城紧邻全洛，政务只涉及民社，林泉之间又有足以助兴的乐趣。您的道业宏大而难以言说，确实是后来人难以继承的；百姓仍然思念治世，只恐怕长久安定的愿望尚未有闲暇实现。《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三 宋·吕祖谦编 启 上韩康公启　　　　　　　　　程颐 我私下认为，朝廷选取士人，是实现治理的先务；公卿荐举贤才，本来一定要有真正知人的实绩，确实符合公议，才足以满足众人的期望。我程颐年少时便跟随老师学习，探究知识、推究事物，大略窥见圣道的端绪；明白善理、诚实修身，却还没有得到古人的相似境界。只是徒然到了白首之年仍不忘怀，私下有志于圣贤之文。时和年丰，已经足够实现平生愿望；声名被称扬、德行得以进用，哪里敢再有非分的企求？适逢嗣皇帝初即位访求遗贤，正是元老进献谋略的时候，哪里料到您过分听信，竟然明白荐举我？我登上文陛进身，承受温厚的恩言；进入西清侍奉，亲近宫禁中的光辉。考察近世以来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遭遇；承受恩德而惭愧，估量身份又觉得过分，怎样行动才能报答相称？只有竭尽平生所学，勉力符合您深厚的知遇。定亲书　　　　　　　　　　　程颐 我认为古人重视婚姻大事，是因为将要传续万世的后代；礼法称婚姻为最恭敬的事情，是为了结合两姓的欢乐。只是我家族声望并不显赫，惭愧声誉和德业不能与人竞争；不自量力，冒昧仰攀高门，愿以程颐第几男求婚。他虽然已经成年，却还没有娶妻。恭敬承知贤阁下第几位小娘子，资质十分美好，德行容貌都有光彩；我因两家有事务交往的缘故，斗胆提出结亲的愿望。哪里想到您谦逊厚道，立即赐允应从；于是恭敬选择良辰，谨申定亲之意，略备礼物，详情都列在另纸。贺提刑上官正言状　　　　　　曾肇 恭敬听说您奉诏改任，前往治理淮甸。端正之人所到之处，善类都交相欣喜。我私下认为，提刑正言您学问有根本源流，品行没有受到污染；文章笔力宏大、辞藻华美，兼有大夫的九种才能；坚持正道直言进谏，超过士师三次被黜的典故。只是暂缓追锋召见，又将成为执持缰辔巡行一方的使者。我内心有所欠缺，平常只能仰望您的风范。哪里想到我偷安一隅的行迹，竟能依靠您宽厚施惠的仁心？未能立即趋前拜见，越发深深仰慕您的德行。《谢校勘启》　曾肇 我无端承受荣宠，实在不合资格，按本分说来反而觉得惭愧。我私下认为，道有升降，得到人才就会兴盛；士人的贵贱，全在于君上的任用。国家考察古制而崇尚贤能，依据才能授予职务；尊重朝廷以等待非凡的豪杰，空置馆阁以收纳尚未被试用的英才。凡是预先受到礼聘的人，最终都要经过选择，哪里容得下凭借资历累积就冒然得到升迁呢？像我曾肇，禀赋一生多艰，天性又不聪敏。幸亏依靠母亲和兄长的教育，早年听闻师友传下来的学问。我私下玩味文辞，却常受专门学业的牵累；想追随时俗，又实在没有应付供给的才能。我知道应当以正直之道侍奉人，耻于用曲解学问来迎合世俗。于是通过求取俸禄的途径，勉强进入仕途。只是我本有独自往来山林的姿态，又缺乏左右替我引荐的帮助；本来甘心流落，已经绝望于通达显贵。哪里想到能得到日月余光的照耀，使我这个尘埃般的末路之人也被看见？我冒昧把姓名列入史馆，尸位于上庠，接受师友教诲；在新学面前诵习陈旧言论，处在无所作为的位置，却要参与有为之事。每每受到疏阔无能的讥笑，却更加相信自己的出处进退。到今年资历期满，也一同得到次序升进。这都是因为恭逢史馆相公您，秉持和乐仁厚之心，成为世人的法式；您乐于培育人才，奖掖成就士人。只是我资质柔弱，长期玷辱于末位；我只能窥见孔子的文章，哪里懂得周公的制作？您早早收纳提携我，使我蒙受包容。您没有遗弃像葑菲这样微薄的人，实在是长期陶铸培育的结果。我敢不继续寻求旧日的学问，尊重并相信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吗？做到不嫉妒、不贪求，哪里肯改变终身的操守？对任何事情既不偏爱也不憎恶，只希望一心遵从义理。这不只是成全我自爱的私心，也是用来报答太公施恩的道义。《谢中书舍人启》　曾肇 我冒昧居于近侍之职，主管撰写诏书，自己看来自知不能胜任，拿什么来相称呢？纵观虞、夏、商、周盛世，有典、谟、训、诰的流传，有挥笔直陈的文章，这些成为历代的珍宝，难道只是当时士人的作品吗？难道不是圣贤之徒所作吗？大概天下四海那些饮食不同、声调各异的人，都懂得道德的意义。到了王者的事业已经衰落、遗风仅存之时，射父所作的训辞，安于之作的赞美命令，尚且还能称述前代，流行于诸侯之间。到两汉兴起，文章极盛，而三王的典册也都保存在简牍之中。自此以后，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然而诵读《美阳诰》，文士便为之改变文风；读到奉天的诏书，武夫也会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用人得失关系着此道的盛衰，哪里是我这种浅陋庸碌之人所能充任的呢？像我曾肇，学问虽有志向，才能却赶不上别人；所听到的诗礼遗绪，只不过传承了糟粕；议论帝王的制作，还没有登堂入室。早年凭借雕篆文章的科目，才得以列入缙绅末流。后来从州县调入校理图书，邓高密的本心只是希望从事文学；应汝南之召而感到惭愧，却突然玷辱了承明之职。岁月屡次迁转，恩宠渐渐深厚；记载三朝的功德，书写二圣的功勋言论，我却只是白白在太官领取俸禄，每每在文阶之前感到惭愧。本来应该投身于闲散之职，哪里能跻身于严肃清贵的行列？我冒昧居于四禁之列，分掌六司事务；以孤弱的资质，跟随皇帝车驾留下的清尘；才识浅陋而见闻寡少，却参与外廷末位的议论。虽然说是荣耀，却更加积累了惊惧忧虑。再想到我出身寒微乡里，幸而遇到圣明时代，只是我们一家之内，实在蒙受了六位皇帝的恩典和举荐，也蒙受造化的仁慈，同时还依赖陶铸培育的恩赐。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辅成世间教化，协助赞成人文；屋梁和短小的木材虽然微小，也不加以废弃；即使是猕猴头、鸡壅等微贱之物，只要有用，也一定收取。于是使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愚人，得以出列于群贤之后。我敢不勉力增进微薄的技能，竭力实行自己所知的道理吗？润饰乾坤的华美文辞，虽然我做不到；输送海岳般广大的志业，我却还有余力。希望能在细微之处取得成效，或许可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回冯如海学士启》　曾肇 私下听说您从南宫被提拔，升入东观，增加了镇守藩垣的重任，确实成为簪绂之士的光彩，谨表示庆贺和欣慰。知道府学士您天性中和，资质宏阔，品性正直而好义，久已受到士林推重；为政平易而亲民，何况在吏治方面又廉明。兰花虽处幽僻之地仍自有芳香，美玉保存得越久越显温润。骑尉即使长期缺少怀铅提书的差遣，直黄门也久次而终于获得负弩前驱的荣耀。如今兼得这些宠遇，光彩足以称为仕途通达。正想前往祝贺登门之喜，忽然听到冯允的辞谢。承蒙您友谊深厚，我铭记在心，怎敢懈怠。《贺翰林曾学士启》　陈师道 内翰文丈您奉召从西掖进入北门当值，这哪里只是儒者的荣耀，实在关系到朝廷的重大事务。恭敬地想，议论政事、献纳意见的职任，必须由道德文章兼备之士担任，不把这种职务杂授给其他人才，所以专门收用素有声望的人。成命既已下达，欢呼之声普遍相同。虽然任用您的诏命还不能完全满足群情，但天下已经蒙受了您潜在的恩惠。兄弟彼此相望，这是太平时代的荣耀；鲁、卫两国同获升进，也是太平朝廷的旧事。回顾我这庸碌之人，早年就承蒙您的知遇和怜爱；虽然年老而被诸侯弃置，这是自己造成的处境，但早年曾亲近文席，毕竟还有遗迹留存。侧耳听到新命传来，加倍感到舆论中的庆贺。秋日阳光仍然炽烈，禁中当值也刚刚开始。谨愿您向上为宗庙朝廷精心调理睡眠起居。《谢馆职启》　秦观

译按制度，博士任职五年便迁官，按照成例，编书任职满三年便改换官秩。如今宠命已经降临，我实在惭愧恐惧。私下想到我秦观家族单薄，才器浅陋。少年时喜爱作赋，只成了儿童雕虫小技；中年研习经书，却没有穷究古人的糟粕。起初以进士获得荣名，不久又凭直言科充任赋职。冒昧居于方物之前，蒙受传车征召。文章只是末技，本来不是道义所尊崇的东西；箕斗般的虚名，只会迅速招来诽谤伤害。我急忙请求退避，几乎跌倒败亡；荣耀尚未写入衮衣之华，罪恶却已经形成疮痍。三年之内，王尊一会儿被称为奸佞，一会儿又被称为贤能；七年之中，鲁国的田地一度赐给他，一度又被夺回。只是因为母亲年老，生计屡屡困乏，所以姑且厚着脸皮留下，不能投劾辞官离去。本来预期会被淘汰，料想已经断绝升迁之路，哪里想到积累日久成为劳绩，竟也逢到年运而获得际遇。像束薪还给妻子，虽有假借私恩之嫌；又像被热汤烫过便对菜羹吹气，仍担心会受到谴责。我私下考察前代史事，完全可以看到类似的心情：西边侍奉中郎的孔明，被称为学士；东海垂钓的严子陵，建封却任用他校理书籍。虽然是将相对他们的品评，实际上并不是朝廷真正的选用。像我这样浅陋的人，怎么竟然突然得到际遇？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志在救济时局，仁厚而能惠及同类。您起初怜惜贫寒的女子，稍稍分给她秦璧般的光彩；最终又想到困顿的臣子，为他激起越江之水。何况我这种奇特而蹇滞的人，也得到甄别收用。我敢不以古人修身立行的方法，实行国士报答君主的道义吗？即使是价值千金的破扫帚，也姑且依靠翰墨来聊以自娱；即使是只能使用一次的铅刀，也希望或许能够建立功业。《启书》　秦观 我早年曾手执扫帚，前往大丞相门下；晚年又承蒙书信往来，实际协助先翰林办事。何况世母出自伯姜之家，既然两家交契已久，更应当重申并结成婚姻关系。恭敬地接受美好的命令，更增加了我早年的心愿。《答林学士启》　张耒 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接受皇帝诏书，进入兰堂当值，荣宠的任命一经施行，儒林便增添了分量。我私下认为，馆阁的选任，本来是等待有儒学修养的大臣；既没有掌管典章的权力，几乎等同于闲散之职，又没有议论政事的责任，很少能有丝毫补益。它本来不应是仕者愿意居处的职位，却成为士人一旦出仕便崇尚的职位。大概学问是君子的事业，职位虽卑而待遇并不轻；诗书的意义，不是浅俗遥远之人所能理解的。俸禄虽薄，朝廷的心意却非常深厚。即使有人厌恶居处寂寞，夸张的人甚至说它是病坊；但脱离同列之后，连赤尉也同样被宰相称许。名声既然如此，人们尚且看重它，何况它还是将相之才的选拔阶梯，前后相继不断。自祖宗以来，选拔馆阁之士一直被视为重事。因此本朝宠爱儒者，即使任用他们担任其他官职，也必定借用馆阁之名。恭惟某官您，文章华美而才用长远，才质周全而学问丰富；父子都能成就美名，兄弟也各有声望，品行事实显著于家庭，刚强能干冠绝朝廷。您任御史弹劾奸邪，风霜般凛然；您手执缰绳巡视地方，隐蔽的弊病立即得到解决。如今已经升任卿贰之职，又将进入适宜的道山馆阁，哪里只是停止奔走的功劳，实在显示出超常升迁的开始。我张耒晚年才从淮楚进入科场，后来又辱蒙登门求教，曾经列为属官；本应在末座趋拜请教，却先在长笺上奉上贺礼。礼数虽勤，依照本分却仍然惶恐。孔鸾与您同列，反而要笑我鲁钝而低飞；珠玉收藏在您家中，却使光辉照耀我的贫寒居室。您对我的深厚情谊，我将永远珍视，哪一天敢忘记呢？《润州谢执政启》　张耒 文章只是求学者的余事，所以先王不把它当作治理天下的根本；富贵并非人的力量所能制造，所以君子认为它在于天命。何况我修辞寒浅，尚未进入作者之流，追逐世俗又疏阔迂远，常常落在众人之后，那么被投闲置散、退居人后，本来就在情理之中，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私下想到我张耒只是羁旅孤独的一个人，余生憔悴，十年困于刑罚和困苦，只靠微薄俸禄逃避饥寒；仕途已经变得漫无目的，心里哪里还存有功名之念？起初错误地被安置到成均，后来又升入儒馆，参与东观的论著，颇能见到旧闻；记载先帝的事功，于是得以游处藏室；被擢升为右史，秘密侍奉皇帝的清光，这虽是儒学之士至高的荣耀，哪里是草野之人的平素愿望？可是疾病侵蚀损耗，心力衰弱疲惫，按本分怎敢安居，按道义应当引退；如今还蒙恩任便郡，使我得以调养残躯。静心追究这份恩德，实在是有来由的。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曲意成全万物，量才使用众多工匠；直的镈、镠等材料尚且不弃，病弱之材也从未立即废弃；大梁小桷，各按其适宜之处使用，所以使我这个空虚无用的人没有立即被抛弃。这里诉讼稀少，职事也不妨碍研习诗书；山林幽深，使身体颇觉清爽舒快。希望余年能够得到保养，幸而沉重的疾病可以痊愈；仰望报答深恩，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贺潘奉议致仕启》　张耒 恭敬地听说亲家奉议辞去政务，交还印绶，退居乡里。您已经亲自知道知止的安乐，将要享受长寿的福分。凡是亲友旧交，都实在为此感到欣喜。我私下认为，人的艰难很多，而儒者尤其严重。壮年讲学时，以为富贵利禄可以期待；出仕应试屡屡被遗落，才相信功名际遇自有命运。加上岁月匆匆流逝，时光不等待人。回头看自己头戴簪、身穿官服，按道义就应当止步。那些贪婪冒进、毫无羞耻的人，往往安逸富足地老去；只有进退顾及道义的人，免不了饥寒之忧。没有得到汉庭赐予的黄金，也不能再回到故乡社庙旁的乔木之下。追算做官游宦所得的俸禄，哪里有一丝一毫还能同平生的箪食瓢饮相伴？三条小路的归隐也都是命运，能说什么呢？恭惟某官您学问深厚有根源，品行美好如金玉，长期滞留于仕途末路，终于在圣明时代高洁退隐。清誉更加隆盛，许多祥瑞都应当随之而来。我张耒自怜罪过深重，长期困顿泥途，只能伸长脖颈仰望您的高风，心中怀着景仰。《谢解启》　李廌 古代的士人受人尊重，今天的士人受到轻视，这是时代造成的，风俗就是如此。贩牛、版筑，难道一定要依靠诗书吗？在渭水垂钓、在莘野耕作，曾经凭借什么科举名目呢？大概君子的学问，是把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古代出仕的人，把做卿相看作理所当然。即使有三次召见、五次聘请，也有人不肯应命；即使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有人不肯接受。如今只凭言辞取士，只令人惭愧于空洞文章。凡是应试求官，都接近于自我贩卖。宾兴之礼长期废弃，法令禁制越来越严。士人只能凭困穷之身，希望钻入英雄罗网。李廌我二十九岁，早年便苦于衰弱残病，写成十万多字的著作，常怀忠愤，谋划却十分拙劣，报国之志唯独坚定。虽然多次在公车等待诏命，却没有得到在金马门任郎官的机会；屡屡成为被驱逐的客人，常常感叹虚度一生。只是深深担心没入世间而没有名声，从而连累那些在青云之上的知己。近来因为秋试，偶然计偕赴京，便产生了妄想，私下觉得这是荣幸。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长久施加教诲，又曲意给予品评，恩德如丘山，道义如父母鸟翼般的庇护。使我这个昏昧浅陋之人，也有希望登上通达大道。我敢不更加努力进德修业，以此上报并符合您的眷顾吗？《回永兴李待制启》　蔡肇

译西部边疆长期驻扎军队，把旧都看作关键要地；皇宫发出命令，借助旧日的德望来镇守统临。您离开湖山清绝的景致，掌握关辅广大繁盛的地方；师垣深受倚重，麾帜也增添光彩。虽然您屡次陈奏善策，想来高雅的心愿也难以完全实行。听说您取道斋馆，正乘驿骑巡视边疆。我只为有幸见到您的德行而欣喜，却已经来不及写好辞章。哪里想到您还眷顾我，先赐下安抚慰问之意？谦逊品德的光辉，可以厚化风俗。然而按照尊卑威仪的制度，我实在不敢安然接受。残冬寒气凝重，修长道路狭窄难行。愿神明所履之处都福禄来临。将近前往趋拜奉承，还要更加调养防护，以体察朝廷的眷顾，用来安慰邦人的思念。《回知河中府宇文学士启》　蔡肇 您乘单车赴任，恰好与我在川途相遇；在传舍中稍作停留，却屡次烦劳车马侍卫。我正好已经远去，惭愧于来不及追赶送行。私下听说您初到任所，首先辱蒙您赐下书信；其中教诲条理分明，足以看出您宽厚的才德。文辞义理光彩焕然，又加以厚重礼意；愿贤哲您福祥茂盛。恭惟某官您见识清明，才质宏博，蕴藏着传授经学的学问，发而为光耀国家的文章。自从在先朝被识拔以来，长期在要职上显扬，内外历经试用，都有美好显著的声誉。如今暂时屈尊远大谋略，请求出任一麾而坐镇府治，立即承受厚重宠恩，应当持三节入朝造庭。蔡肇得以在此任职，实在仰赖您的庇护。今后将承受您的教诲，只私下感到欣喜。《与常州廖明略学士启》　蔡肇 我的资质鄙陋，处理事务又顽钝；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平素难道不知道吗？把利益放在后面、把责任放在前面，涉世处事大概常常如此。众人的喧议不止，公论也无法逃避，我自己招致斥逐，只希望还能保全节操。如今出任东南辅郡，乡里房舍能得到我回去，乡人都以为荣耀；能够温饱而蒙受恩德，家人还遗憾我降任来得太晚。不要违背思念故土之情，我私下又来依托仁德。恭惟某官您学问浩瀚，造诣高深，文章瑰奇伟丽，长期为众人推许；雅量素来著名，正直的声誉早已进入献可之列，如今暂时停止承流宣化的重任。回顾我蹇滞浅薄，却屡屡蒙您怜悯：赐第于西清，早年承蒙同升的情谊；在东观校勘书籍，晚年又得到共事的荣耀。到了我困穷得只能求取俸米之时，又拜受您指囷相助的恩惠。一起在官署办事，暂时没有能够提出决策的良策；您又容许我住在旁舍，倘若知道您歌咏治理的成效已经降低了对我的期待，立即受到褒奖升迁，我愿把这点私情预先托付您记挂。《贺陈复常教授启》　晁补之 您被擢升统领属官，回乡主持学校，我与相从游处的老朋友私下感到欣慰喜悦，实在很多。我私下认为，国家求取人才，苦于取舍拘泥于法令；士人涉世，忧虑进退不能得其中道。设置科举和爵位来诱导人，以背诵若干词章来求取俸禄。等到他们出外应试，乡党中自重自爱的人就以此为耻；如果屡次以不合礼法的方式求见，正当山林中长久归隐的人，难道肯来吗？因此上面安于有司所做的琐碎事务，用糊名来显示公正；士人却迷惑于古人的惶惶求道，携带礼物求见反而以为羞辱。没有听说观德求贤的凤凰，大多是吞食诱饵的鱼。恭惟某官您品行独立，志趣通达而且谦降，不是孤高如玉而不合群；何况又能随和如野鸭？虽然穷困到没有立锥之地的办法可以救济国家，但至于博览的学问、绝世的文章，考察您的一生，本来都认为只是余事，尚且不屑于抛弃。哪里会有求取声名，自己列名于诸公文章之中，屡次上达天子，拔擢乡里同辈所共同荣耀的人，收回妻子儿女和亲族党人的喜悦？尚未促成公车征召的诏命，姑且先从泮水学校任职，希望明白高山必定从累土开始。辞去尊贵和富足的仕途，到哪里不能安处？有所作为、实行志向，只要还活着，都可以寄信说明。实在庆幸能够修书致贺，只是我独自迟迟未能表达倾咏之诚，比同辈更加惭愧。《答贺李祥改宣德启》　晁补之 您在宫廷接受召见，改任而荣升京官；这是旧日相从的交情，我感到的欣慰喜悦实在很多。恭惟宣德您美好的品行不同寻常，仪容举止足以为法。自从进入太学以来，早已有俊秀声誉；闭门读书不窥园，手持鱼竿，难道会想到有一天麦子会流失吗？您的精纯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资质深厚；如珠玉蕴藏其中，使山川都增添光彩，自然应当名闻天下，哪里只是传给家人而已？我晁补之与您气性相合、彼此求知，心意相同而成为莫逆之交。像漂洗丝絮那样的微技有什么可取，像用木桩拘束自己反而是自我停留。临水送您远行时，牛羊正下山；迎望您的风采而怀想，鸿雁也仿佛将要飞来。希望能够像声子那样在路边席地而坐叙谈，也希望再经过孟公门前而投辖留客。还没有来得及赶去祝贺，先承蒙您寄来声音；如今仍阻隔不能相聚，只愿您努力保重饮食。《永兴提刑谢到任启》　李昭玘 放下马缰、下车任职，辛勤应付官吏百姓的奔走；据案执笔，面对纷纭的文书墨迹，这对功业能有什么补益，只是徒然使自己的面容感到惭愧。私下想到我李昭玘，学问迂疏而只是末流，出身鄙野而孤独自生；作赋的才华不长，闻道又最晚。多年在仕途上迟滞，仅仅取得九转丹成般的微小功夫；在风尘中困顿失意，还没有得到一顾之价。再次参加贡举入朝，徒然成为合格应试者，哪里敢想自己的文章偶然蒙受精鉴？起初没有作成青钱般精美的文章，本应置于末席；却误蒙黄绢之评，突然超越数等，得以跻身禄仕，擢升为儒官。哪里能够执笔窥测上天？实在惭愧自己如奔蜂化蠋般资质卑微。适逢圣明之光相继照耀，延请旧德之臣来彰显功业；广泛选拔人才，正值册府开阁之初，难道会缺少奇异才能？那么应当充任官员的会是谁？竟然轮到我这个末位之客，使人都以进入罗网为荣耀，当时人人都说这是登临瀛洲。正始年间的诸贤，我冒昧跻身其行列；石渠中的秘籍，使我的见闻顿时得到启发。我只知反躬自求，哪里敢依靠他人而侥幸进身？我以为有昭昭明察的人，必定也有幽深的志意；没有显赫炽盛的声势，也就没有令人凛然的寒威。我想减少过错却不能做到，恐怕修养声名终究不能建立。我以愚昧自信，何曾自称博学？而丹砂毁坏、与世俗不合，又能怪谁呢？没有空闲去除掉婴儿而归附蚯蚓，哪里会有本来相同而末流不同的道理？哪里有先患病而后痊愈的道理？我处在冲、季、孟三等之间，只知道守住自己的立场；在甘陵南北两部之间，恰好幸而两边都忘却。能不能成事，各自取决于个人；能不能得到任用，必定要归之于命运。洋洋然迎向食饵，难道是宓氏的鱼吗？孤立不动而害怕人，反倒像羊公的鹤。叹息泉源原本有根，惊讶蒲柳却先衰败。一篇传记还没有读完，恍惚间已经弄不清它的姓氏；一篇文章反复读过，几乎不能辨认其中的偏旁。只是领取廪粟苟且偷安，难道还要怪罪书中蠹虫造成蛀蚀吗？长期玷辱外廷的行列，姑且随从别驾出行。等到更改履历书，又回到旧日的当值岗位，始终没有其他变故；不能追赶终军、贾谊那样的才名，却也一定有可供人观看之处。我私下参与赵、张的政事，舍弃丹砂和铅粉般的文书事务，去查验鞭打扑责的喧嚣；精神仅仅够应付眼前，智虑有时会遗漏意料之外的事情。苍蝇般纷杂的诉状，驱逐后又接连而来；雁群般聚集的吏员，守在那里不肯离去。我辗转艰难而害怕获罪，勉强奔赴功务；进入水中必然沾湿，每每担心渡水被淹；遇到风便知道退避，只希望免于摧折颓败。虽然耗尽十驾之马的劳苦，却没有尺寸的补益。又因私门艰难困窘，许多事情相互侵凌，俸禄还不能救济孤苦，岁月却已经令人惊惧地走向晚年。田地不在城郭附近，长期辜负陶潜归田的愿望；盗贼不经过门前，平素却多有张禹那样的怜爱。

译我屡次申述愚拙的请求，希望守任一方州郡，竟蒙造物主的私恩，特意借给我祥刑之职。这里占有池水、河流、关塞的胜景，道路连接雍州、陕州的雄伟地区。小民崇尚意气而喜欢争斗，大奸猾靠近山地而成为盗贼，素来称为难治之地，尤其……登记有长才的人才；如果不是像冰镜一样无瑕、权衡一样不偏不倚，又凭什么使吏员知道守法、百姓不称冤屈呢？只是烦劳我这个昏暗无能之人，恰好因选拔任用的错误而来到这里。大概某官您功勋播及万物，纯一的德行光照上天；在有所作为中显现远大的事业，以期达到太平。议论政事一定与善道相合，使人乐于竭尽自己的才能。提携弯腰驼背的人登上高处，只是徒然烦劳借助手段；削去盘曲的木材使之成为器物，几乎误使挥斧的人白费力气。我敢不谨慎遵守官箴，努力思考百姓的事务吗？不接近百姓而妄求福报，也不倚仗法令来作威作福。大概以中等平常的成绩取得此任，安静少事地谋划治理，用以辅助报答上级并符合陶铸成全的美好恩德。这样就可以稍稍休息，只是从未想到自己这个大臂般无能之人，终于还愿意仰托长年。此后再往下，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行事。《昭雪谢执政启》　刘跋 圣明的君主端坐临朝，群贤拱卫辅佐，万事没有不加以治理的，百姓自然不会蒙受冤屈。广大地想来，历代都谨慎审理各种狱讼，即使普通人被审判，也还戒备毫厘的差错。大臣如果受到诬陷，难道容许黑白混淆吗？过去因为意外灾祸骤然发生，诽谤加在已经死去的人身上，又牵涉燕、桑之谋。圣主觉察到那封书信是伪诈的，怀抱田横、贯高那样的义气，志士也有人以死来证明清白。虽然已经完全看出事情毫无根由，仍然施行牵连后嗣的惩罚：相隔万里的穷海，两具棺柩不能归来；毒疠延续三年，一家人几乎灭尽。于是圣君如龙飞腾、云气变幻，光明显现，积雪消融。可怜这几个孤儿，首先得到拯救拔擢。实质上恩典非常深厚，名义上却还没有完全恢复。既然将要加以诛杀，哪里容许降低等级来治罪？如果本来无罪，又何必使用赦免的诏文？于是援引疑义，上奏请求明确裁决。最初从群多冤枉中屏除错误，又从旧有法令中删落不当之处。诏书一传下，士气就像洗涤过一样清明。这都是因为某官您有房玄龄、杜如晦在位时的才德，又有丙吉、魏相般的声望；以正直之道竭尽大臣的才能，以虚心态度应对天下事务。推举引进人才，不论亲疏，逐渐使皇上的恩典延及生者和死者。再想到先正大人，早年曾列入官僚，晚年流离异域，魂魄最终只能在异地招回；平生的精魂，梦中还寄托给故人。幸而山涛仍在朝廷，才痛惜介侯已经没有俸禄。霜露降临便有所感触，日月运行也有一定期限。然而贬降的官秩还没有恢复，吊唁抚恤的恩典仍然缺失。我扶着手杖等待最终看见诏令施行，亲自面陈，还要依赖您辅弼调和的帮助。要说的话全都在这里了，眼泪却无法自行止住。《贺同州侍郎启》　晁咏之 恭敬地听说您举旗出行，换任中山；经过左辅，回到家乡祭扫祖坟，荣耀震动；进入乡邦境内，观览风俗，喜悦交集。邻近地区也仰望您的光尘，我踮脚拍手，感慨更加深厚。恭惟某官您见识通达高明，才质英秀博大；穷究至理，深深通达天人之际；游刃于文章，仰可与造化相参。这正是古人所以名闻天下的地方，而您也具有同样的风范。因此应对变故便兼有文武之才而绰绰有余，唯独守持道义时即使金石也不能使您屈服。奸邪谋略自然止息，知道是因为朝廷有汲黯，正色直行而不回避；也知道是因为有张公议论政事，进退收放都不失正道，越是进退，越能显出忠诚。您在藩镇宣抚任上暂时停留，面对三峰稍作休息；将来执掌宰衡于朝廷，必将在百官之上高飞。咏之我本来鄙陋而没有声名，羁旅孤独而没有同列。作为韩门弟子，哪里能先于鲁国的儒生？我欣然希望执鞭随从，或许能够得到您的指正。虽然精神常常耗尽，却苦于奔走而没有进身的阶梯。听闻益州的诗篇，得以近旁陪同歌颂；面对河东的辞赋，实在久等您的吹嘘奖誉。我暗自怜惜自己，拳拳之心却无法尽数表达。《谢永兴待制启》　晁咏之 我冒昧凭借奏牍，得以列入宾僚。平素的心愿每每违背而蒙受玷辱，始平却屡次举荐故人；唯独贺谓宣州人才众多，我也与之共同感到欣荣，哪里只是感激而已？私下想到我晁咏之，年轻时稍知自信，直到老年仍未遇合；只是过分愚笨地嗜好读书，即使折断手臂也不后悔。自从投身筦库之职，几乎度过半生；竭力求取田园，早已打算归老。子平的几个女儿还没有嫁完，西华的兄弟又都贫困，因此陷入这种艰难处境，仍应勉强坚持。然而施恩的人日久之后已经疲倦，尊贵者有时容易忘记而不再酬答；想要求得一官半职，更加感叹自己百无一能。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慨然把风义当作自己的责任，确实不是权势所能改变；您竭力拯救困顿之途，就像谋划自己的事情一样。凡是应当征辟任用的人，您一定想方设法招徕，难道会只是徒然吗？怎样才能称颂这种恩德呢？从前人们称说幕府中的宾客，难道只是专门负责簿书期会之间的事务吗？君子报答国士的知遇，也以处理事务时取悦、阿谀、迎合为可耻。观察您所以赐予我的恩德，以及我所以仰承您的地方，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前代贤者，将来终究不会惭愧。《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策问 《策问七首》　欧阳修 问：礼乐是治理百姓的工具。君王爱护养育百姓，对于教导他们的方法非常勤勉而且周备。所以礼是用来防止百姓欲望的，周乐是用来成就百姓风俗的。倘若不遵循这些，奖赏就不足以劝善，刑罚就不足以禁止邪恶，政治也不能成功。大宋建立以来八十多年，圣明仁慈的天子思考使百姓长久达到太平。然而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州县官吏奉行法令、恪守职守，已经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于是使愚昧百姓眼睛不认识俎豆礼器，耳朵听不到弦歌，民俗顽劣鄙陋，刑狱不能减少，而官吏也没有承担责任。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都在，凡是岁时吉凶、聚会祭祀等事项，考察古代礼乐中可以施行于民间的，有多少种？顺应百姓、便利事务而今天可以实行的，有多少种？施行固然有次第，其中应当先做的，又有多少种？是礼乐兴起以后才达到富庶，还是先富庶以后再教化百姓？政治如果缓慢迂阔，少有接近实际；教化如果不循序渐进，也可能违背百姓的欲望。怎样才能做到不迂阔而政治容易成功，循序渐进而百姓不感到违逆？听说儒者对于礼乐，不只是背诵其文辞，必须能够通晓它的作用；不只是向古人学习，还必须能够施行于今天。希望你们全部陈述，不要谦让。问：六经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尚书》记载上古之事，《春秋》记录历史，《诗经》用含蓄的言辞进行感发和讽刺，《易经》的道理隐微而深奥。最切合世务的是礼和乐。自从秦朝焚毁书籍，六经几乎全都残缺。到汉代重新出现的书籍，都是残缺脱漏、颠倒错乱的，有的传自年老昏聩的老师之说，有的从坟墓、屋壁之间取出，因此学者不能明白，异说纷纷兴起。何况《周礼》出现得最晚，然而这部书的内容却很完备。天地万物的统摄制度，制作礼乐，建立国家、治理百姓，奉养生者、事奉死者，禁止邪道，以及行善作为治国方法，都有条理。三代的政治已经很美善，而周代的治理事迹之所以比夏、商两代更加详备，后世之所以能够看见，正是因为《周礼》记载得显著。然而汉武帝认为它是烦琐混乱、不能验证的书，何休也说它是六国阴谋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但如今考察其中事实，确实有值得怀疑之处。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彼此辅佐；外部分为九服，建立五等爵差，使尊卑相互统属治理，这就是《周礼》的大略。可是六官所属在经文中略见的官员就有五万多人，还不包括里闾、县鄙的长官以及军、师、卒、伍等人。王畿千里之地，有多少井田？能容纳多少户百姓？王官、王族所拥有的国邑有多少数目？百姓的贡赋有多少？而且还要在其中容纳五万多人，这些人是耕作并纳赋吗？如果他们不耕作却要领取赋税供养，那么靠什么供给他们？治理天下的制度竟然故意繁琐到这种地步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秦朝既然诋毁古制，完全废除古代制度；汉代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全都沿袭秦代旧制，直到今天，虽然有沿用也有改革，但大体仍是秦制，从未有意实行周礼。难道是因为周礼规模太大而难以施行吗？它果真不能施行吗？制定法令、垂示制度，是要留给后代的；如果难以施行，使万世都不能实行，那就等同于不可施行。这样说来，反而不如沿用秦制。如果偶然有人实行，也不能因此兴盛，甚至还可能由此导致祸乱，王莽、后周就是这样，那么它不可采用便可以确定了。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然而其中祭祀、服饰、车舆、旗帜似乎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难道就是所谓郁郁然的文采吗？三代治理的要领究竟怎样？《周礼》经文的缺失在哪里？适用于今天的道理应当从哪里着手？请全部陈述，不要隐瞒。问：古代治理天下有繁有简，施行于百姓也有浅有深，只是各自适合其情形罢了。三代盛世时，地域方圆万里，而君王亲自治理的只有千里，其余地方用来分封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布大体法则而使他们遵守，因此其总体制度大概如此简略。诸侯大小国家大概有数千个，必定各自建立都邑、宗庙；卿士大夫还要朝聘、祭祀，教导农耕、训练士卒，安置居民、丈量土地，从一夫以上全都有法制，那么涉及各种事务是多么繁杂啊！如今从京师一直到海边和边远关塞，哪怕一个尉卒的职务，也必须由朝廷任命；政事无论大小都从朝廷发出，州县官吏只负责奉行罢了。这等于天下全都由朝廷亲自治理，在总体上是繁琐的。可是州县大小城邑、里闾，关于田地、井田、教农、练兵，从一个百姓以上几乎完全没有制度，涉及各种事务又是多么疏忽而简略啊！礼是用来治理百姓的，乐是用来使他们和谐的；德义仁恩，长久养育、涵濡恩泽，这就是三代之所以深入百姓的地方。现在只用政令统一百姓，用刑罚防范他们，这只是浅层的治理。如今从宰相到州县有司，没有不发布文书、治理吏事的，他们急于做的只是督促赋税、审断诉讼而已，这也只是浅层治理。礼乐仁义，官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实行，却想指望百姓受到它的教化，可能吗？治理大事采用简略，力量就有余；治理小事采用繁密，事务就不会遗漏；用浅近的方法控制百姓，可以防止他们走入邪僻；用深厚的教化逐渐改变百姓，教化就能成功，这就是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如今一切都违背古代，把本应繁密的简化，把可以简略的弄得繁琐，只致力于浅近之事而忽略深厚教化，所以建国一百多年，仁政仍未成功，百姓也没有富厚起来，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如果想使国家体制的大小适合繁简，政事的宽严都尽用浅深之术，诸侯分封、井田制度不能仓促恢复，那么施行于今天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礼乐刑政不能仓促造成，用于今天有什么便利？违背古代的过失根源在哪里？修复的办法应从哪里开始？考察治乱、贯通古今，是诸位大夫的职责，请你们尽心陈述。

译问：三王的治理有所损益而不相同，但制度文物只有周代最为完备。《周礼》的制度，设置六官来治理万民，于是各种事务都得到治理。公卿的职责很重大。至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由天子和大臣亲自办理的事情，一年之中有多少？又有巡狩、朝会、出师、田猎、射礼、亲耕、宴享，凡是重大事务的举行，一年之中又有多少？至于百姓，还要有田猎、学校、射礼、乡饮酒礼，凡是大型聚会，一年之中有多少？又有州、党、族、官在岁时、月朔、春秋举行酺祭、禜祭、询问政事、宣读法令，一年之中有多少？他们斋戒、供应、等待召唤、奔走办事，废弃的日子有多少？由此说来，恐怕官员不能安居官府，百姓不能安居住所，又哪里有空闲修治政事、经营生业呢？为什么繁琐到这种程度？然而议论者说，周代正是用这些制度达到太平，难道朝廷的礼乐文物、万民的富庶和和乐，必须这样勤勉而详尽以后才能实现吗？后世苟且简略，不能全部实行，所以不能达到三代盛况吗？可是治理天下果真需要如此劳苦吗？施行于今天果真能安然实行而不疲倦吗？还是其中另有设施的法则，只是后人没有深入考察呢？请诸位君子陈述。孟子认为，井田不均，粮食和俸禄就不公平；经界既已划正，分配田地、制定俸禄便可以坐等确定，所以说仁政一定从划分经界开始，这大概就是三代井田的制度。自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田制废弃而没有恢复，已经一千多年了。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他们善于治理的事迹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文章制度、礼乐刑政没有不取法三代的；唯独井田制度被废弃而不采用，难道是因为它不能实行吗？难道是害怕困难而不肯实行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仁政果真必须从划分经界开始吗？不能实行或难以实行的制度，果真是万世通行的法则吗？王莽曾依照古制改名田制，但天下百姓愁苦、怨恨、反叛，最终共同起兵灭亡了他。王莽加害百姓的恶行虽不止一件，但更改田制在当时尤其使百姓感到不便。唉！孟子认为最优先的制度，后世全都不用却也能治理；一旦采用，百姓反而特别愁苦怨叛，认为不便，那么孟子所说的仁政还能成立吗？《礼记》说：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不能彼此沿袭。《尚书》又说：事情不以古人为师，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书和传中的说法如此相互抵触，究竟应当听从哪一个？孟子是世人所师法的人，难道他拘泥于古代而不能通达后世吗？难道这就是所谓迂阔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还有别的解释。三代以后，拥有天下的朝代没有比汉、唐更盛的；汉、唐的治理同三代相比怎样？它们百姓的田地制度、赋税差等，又怎样？其中哪些可以施行于今天，又应当怎样施行？我都希望听到详细说明。问：治理政事的人，是追求名号呢，还是沿袭旧迹呢？三代的名号，是端正名分的名号；三代的旧迹，是治理天下的事迹。所谓名，是万世的法则；所谓迹，是万世的制度。端正名分、建立制度，言语顺当，事情就能成功；然后依据名号和事迹来考察实际，那么文章、事务、器物就灿然完备了，可以说盛大了！董仲舒认为，三代在质朴和文饰上有改制之名，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这话是对的。自从秦朝放纵暴虐、毁弃古典以后，三代的名号和旧迹都发生变化，丧失了本来实际，难道这就是所谓改变治道吗？然而自秦代以来一千多年，有时太平、有时动乱，国家废兴、长短的形势，各自只是由当时的人造成罢了。它沿袭秦代名号，不能改变；三代的旧迹，也不能恢复。难道这是事理的自然趋势吗？难道三代的制度只能停止于三代，不能施行于后世吗？王莽追求三代的旧迹而恢复井田，宇文氏追求三代的名号而恢复六官；这两人本来都是昏乱败亡的国家。既然如此，孔子谈治理政事一定说必须端正名分，孟子谈治理政事一定说必须从划分经界开始，难道是空话吗？然而自秦代以来，治理天下接近三代的君主，只有唐太宗罢了。他的名号和旧迹固然没有三代的十分之一二，但他的治理却接近三王，难道所谓名迹并不是指这个吗？难道是遗弃了名声和事迹，只直接考察实际情况吗？难道孔子所说的内容有其适宜之处，而学习的人没有深入考察吗？请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以及它们的相同和不同来作答。问：古代选取士人，上下双方相互等待，来共同成就彼此的美好。如今选取士人，上下双方反而相互损害，想要把事情办成，可以吗？古代的士人，教育培养有一定基础，出仕进取也有渐进的次序。上位者礼待下位者优厚，所以士人自守的节操也更加慎重。上位者若不厚待士人，就不能得到士人；士人若不自重，就不能受到上位者的礼遇。因此，有国的君主在朝廷设置爵禄、车服、礼乐，等待士人来任用；做士人的在家修养仁义、忠信、孝悌，等待上位者任用。朝廷所设置的这些待遇，知道下位者能够配得上它的期待，就更加优厚；下位者受到屈抑时，知道上位者并不轻视自己，所以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上下相互成就美德吗？后世士人的情形却相反。上位者对待下位者，认为他们只是贪图利益而求进，即使设置了爵禄，也天天设置防范措施，来革除求进的泛滥；下位者看待上位者，认为即使自己自重，上位者又有谁了解我？如果不主动求进，就不能通达。由此，上位者对下位者越来越薄待，下位者自守的节操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反而变得轻薄。唉！居于上位的人想得到合适的人才，处在下位的人想推行自己的道术，难道还能做到吗？请考察三代选士的制度究竟怎样；汉、魏直到现在，制度又有怎样的变化；应当逐一详细说明。选士制度失去了根本，想要恢复古制，应当从哪里开始？如今的士人都学习古道、通晓经书，渐渐知道自重了，但上位者礼待他们的方式却没有更加优厚。唉！是由于上位者厚待士人，然后下位者才会自重吗？还是必须下位者先自重，然后上位者才会厚礼相待？两方面都不肯先做，这种形势又凭什么能够结合呢？请共同陈述其中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可以施行于今日的办法来作答。策问二首　刘敞 问：唐代每年举行进士科考试，次数已经很多了，但所取不过三四十人。如今国家间隔四年才举行一次，进士科考试已经很少了，但录取人数却很多，有时达到五六百人。议论此事的人对此非常痛恨，想恢复唐制，又担心贤士失去职位的很多；想仍旧沿用现在的制度，又担心官员多得无法计算。贤士失职者多，怨恨必然在下层兴起；官员多得无法计算，上层的力量必然困竭。裁处这两方面的问题，应当怎么办？请各位生员尽力筹划。问：学习者研究仁义之道，都称道孟轲。孟轲讥刺宋牼谈论利，说：“一旦用利来作名号，就不可以了。”可见他最谨慎的，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然而孟轲教导梁、齐两国的君主时，却说：“喜好勇武没有害处，喜好音乐没有害处，喜好财货没有害处，喜好美色没有害处。”勇武和音乐，财货和美色，足以作为名号吗？孟轲讥刺别人十分详尽，对自己的要求却过于疏略。孟轲不应当达到这种地步，请试着共同辨析这件事。策问二首　范镇

译问：律书的条例有八种，以“准”字分别说明各自所涉及的事项，就像《春秋》记事中使用“凡”字一样，学习者不可不知道。应当逐条说明这八条的意义，以及著录在篇章中的解释；这样才可以看出一个人从政能力的高下。问：契和稷同出自喾，却分别治理商、周。尧、舜时期，他们的功劳和德行都施及百姓；到汤、武拥有天下，国号称商、周，用来表明是承受祖先的基业。高祖从汉中起兵，平定秦的暴虐，国号称汉，天下是自己取得的。国朝太祖接受周的禅让，平定五代之乱，从宋地兴起，国号称宋，天下也是自己取得的。僖祖曾经迁葬，如今又再次迁葬而面向东方，这是效法商、周吗？还是效法汉？或者前代也有可以考察的先例？请明确说明。策问二首　张载 问：三代的道术丧失，百姓离散；百姓离散日益严重，盗贼多到无法全部诛除。鲁国衰微时，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假如您不贪求财利，即使奖赏盗贼，他们也不会偷窃。”设置产业、使百姓生活富足，彰明节俭，轻视货财，使人安守本分，似乎应当能够做到。如今想使天下百姓都受到丰厚奖赏而不偷窃，像孔子所说那样，是否也有办法？又问：世禄的荣耀，是王者用来记录有功、尊崇有德，深厚地爱护他们，显示恩遇没有穷尽的。作为继承者应当以此为乐，职责在于勉励功业、勤勉服事，任事长久而廉洁，远离私利以继承和发扬世代风气。可是近世公卿的子孙，反而要降低身份去攀比平民，在有司那里以声病求售，做本来不愿做、只是因为贫困而不得不做的仕途，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大概秦国孤立无援，凭借战力窃取天下，毁灭学术，破坏田制，使儒者的风义渐渐衰败而不能流传，士人困穷，有的甚至连糟糠都吃不饱。若不是学养达到内心坚定、不被外物动摇，见识达到明辨不惑的程度，就没有不降低志向、屈辱自身，惶惶然奔逐于利益的。只求口腹之实而动摇心志，为自身谋利而屈曲道义；这种风气习惯已久，竟因而不知道求取任用是不合道义的，反而以遵循义理为可耻；因为不能不知道荫袭世职，却反而把虚名当作善行。今后若想推行三王教养后代的办法，使英才知道受到勉励，志向和品行都得到培养；又以四方养士的财力，使寒门俊才有所归宿、衣食充足；在补充人员的计划、选拔提升的办法上，接近古制而又适合今日，必定会有适当的制度。各位君子努力学习，等待询问，因此将要帮助兴盛清明的政治，辅助朝廷治理之事，把它写在篇章中，以考察你们谋划的得失。私试策问一首　苏轼 问：人主没有不想安定生存而厌恶危亡的，然而他的国家常常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为什么呢？他所忧虑的并不是导致国家乱亡的原因，而国家乱亡的原因常常出现在他没有忧虑的地方。请借汉代来说明。过去高帝时期，天下已经平定，当时所忧虑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罢了。这四位王都不能活过高帝一朝，相继覆灭，封国也没有延续。到了吕氏之祸，则是由异姓引起的。吕氏已经被消灭，而吴、楚的忧患又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当韩、彭、吕氏之祸发生时，只怕同姓诸侯不能繁盛强大；然而等到他们发动变乱时，祸患又远远超过异姓诸侯。景帝时期，认为诸侯分裂削弱以后，汉朝就可以百世无忧。到了武帝，诸侯的祸难已经衰微，而匈奴的祸患正盛，又认为天下的忧患只在于此。到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诸侯王已经没有值得忧虑的，匈奴又被击破灭亡，臣服于汉；然而汉朝最终中途衰绝而不可挽救，原因却是没有考虑到王氏。世祖建立东汉后，上面吸取韩、彭之难，中间鉴戒七国之变，下面又哀痛王氏之祸，于是完全不任用诸侯将领处理政事，削减同姓诸侯的封国，又贬抑三公的权力，以为前代的弊病已经全部除去。等到汉朝衰微时，宦官的权力强盛，党锢之祸兴起；士大夫相互扼腕叹息、游谈议论，认为天子只要有一天诛灭宦官、解除党锢，天下仍然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侯，内逼迫君主；宦官被诛杀得一个不剩，而董卓、曹操一类人也因此使汉朝灭亡。汉朝所忧虑的事情一共发生了六次变化，但它的祸乱和灭亡总是出现在原本没有忧虑的地方，最终无法防备。由此看来，治乱存亡的形势，难道都是自己招致的吗？还是像江河迁徙一样无法推究，形势自有相互激发的力量，而人自己并不知道呢？或者也可以用道理推求、用力量挽救，只是没有人去做呢？如果只等事情发生后才应对，祸患到来后才谋划，那么天下的祸患就无法全部防备，政治教化也无法应付不断的变化。那是不是也只能早晨讲文饰，晚上又变得质朴；忽然宽松，骤然严猛呢？想来是否有能够长期守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即使有小的祸患也不值得防备呢？希望借评论汉代，极力说明其中的道理。国学秋试策问一首　苏轼 国家所看重学士大夫，是因为他们通晓古今、考察成败。过去有人凭借某种做法取得成功，我就一定沿袭它；有人凭借某种做法失败，我就一定反过来不做。这样可以吗？过去做人君的，忧虑自己不能勤勉，然而有的人因勤勉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也有的人因勤勉而使国家陷入混乱。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在处理政务，汉宣帝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秦始皇按日程考核文书，隋文帝传送餐食以节省时间，他们的勤勉是相同的。过去做人君的，忧虑自己不能果断，然而有的人因果断而兴盛，也有的人因果断而衰败。晋武帝平定吴国，唐宪宗征讨蔡州，苻坚南伐，宋文帝北侵，他们的果断也是相同的。过去做人君的，忧虑自己不能信任臣下，然而有的人因信任而安定，也有的人因信任而危险。秦穆公信任孟明，汉昭帝信任霍光，燕王哙信任子之，唐德宗信任卢杞，他们的信任也是相同的。这三件事都是人君难以做到的，也是有志之士常常叹息、仰慕和期望，历经时代却难以遇到的。然而考察这几位君主，他们在治乱、兴衰、安危方面的结果竟如此相反，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原因吗？贪恋他们的成功而照做，或者因惩戒他们的失败而一概不做，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学习者应当取法什么呢？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去诋毁它容易，推究尚未发生的道理并加以辨析却很难。因此，在还没有看到成功之前，周文王的勤勉与秦始皇的勤勉没有什么不同；而在苻坚尚未失败之时，他的果断与晋武帝的果断又凭什么辨别呢？请举出这几位君主，详细考察他们得失的根源以及结果相反的原因。省试策问一首　苏轼

译问：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义正，没有人不义正；君主端正，没有人不端正。只要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君子达到这种境界，也可以说用力少而成功广了。”陛下继承帝位至今四年，没有发言而百姓就信服他，没有施为而上天就帮助他。即使群臣和有关官吏还不能完全认识盛德所在，我私下猜测其万分之一，大概全在于以仁、孝、礼、义，好生而接纳谏言来治理天下。各位士大夫生逢此时，又凭借德行、道术、文章和技艺被乡里推荐到朝廷，必定对孟子所说“使君主端正而国家安定”有所思考。希望听听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修养自身而天下归服”的道理。尧、舜的事迹已经崇高，学习者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自汉代以来，道德纯备，没有谁能像汉文帝那样。如今考察他的行事，却有三点令人疑惑：上林苑令的属吏没有才能，而虎圈啬夫的才能却超过常人；有才能的人被遗弃而不记录，无才能的人被任用而不追究，那么政事不败坏就很难了。既然如此，兵器停止使用、刑罚废置不用的局面，又是怎样达到的呢？南越不来臣服，反而以使者的身份加以宠待；吴王不来朝见，反而赐给他几杖。这和唐代衰落时藩镇自行割据、借此邀取旄钺，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姑息苟简的政策造成的吗？传记说：“三王的君主和臣下都贤能，五霸却比不上他们的臣下。” 汉文帝没有召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了他；见到之后，却认为自己比不上他。汉文帝难道是五霸那样的人吗？汉文帝自己认为不如贾谊，而魏文帝却认为汉文帝超过贾谊，这又是为什么？还是说超过别人就是贤能，或者自称不如别人就是贤能？汉文帝之所以谥号为“文”，大概正因为这三件事而显得如此令人疑惑。希望和各位士大夫讨论这些问题，等待皇上询问时加以说明。进士策问三首　刘攽 问：古代储藏冰块来抵御雹灾，禁止养第二代蚕来使马匹繁殖，四时改用不同的火来救治百姓的疾病，立土牛来送走寒气。天与人相互感应，都是依据同类的关系。这几件事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况且这些说法都记载在《春秋》《周礼》《月令》中，是圣贤的记载，并不是鄙陋浅薄之人传述的。各位生员不要因为自己不通晓就轻易贬低毁谤它。又问：古代有宗子，用来统领族人。如今不知道这种制度是怎样的：由什么人担任？划分大小宗是为什么？统领族人具体是什么样子？经过几代以后会不会断绝？今天还可以实行吗？应当明确说明。问：古代议论政事，依据制度裁定，而不专门制定刑罚。如今国家的法令完备，哪怕细微之事也都有约束，可是谈论治理的人常说它不合人情。做官吏的都只图利用文书为自己谋利，没有真实的恻隐之心，因此政事大多比不上古代。有人认为应当简化节省、疏略条目，寻求忠信厚重的人来把事情交给他们。可是人的品行不容易看清，恐怕还没有得到依据制度议事的好处，反而纵容官吏舞文弄法来危害百姓。两方面应当取哪一种？希望和各位生员共同议论。私试进士策问二首　苏辙 问：君子能够穷尽人的情理，却不能穷尽万物的变化；穷尽万物的变化，只有精专的人才能做到。古代君子专心一意而没有奢侈的念头，因此更加精于治理。鸟兽弃、治理农事，防治钟磬，羲和治理历法，都是凭借聪明睿智的才能，专心穷究一件事，终身不离开。后世的官职甚至因此成为姓氏。所以在那个时候，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被完全办好的。如今四方已经平定，并没有勤劳难治的政务，可是当世的事务却常常废弛而无人治理。大概是钟律不和、黄河不循河道这一两件事，已有一百多年却没有人能够辨明，难道不是因为追求迅速升迁，以专心研究一件事为可耻的过错吗？古代君子往往老死在小官任上，终身不以为厌倦，可见上位者役使他们确实有道。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办法并实行它，使这些人恢复古代的风气呢？问：古代谈论治理国家，必定说到礼乐。礼乐对于人，就像饮食一样，没有一天不相伴随。因此士人闲居时，没有特殊原因不会离开琴瑟；行走时有佩玉的声音，登车时有和鸾的节拍。身体践行礼，耳朵接受乐。这样以后，邪僻之事才不会到来。大概从秦、汉以来，士大夫不再以古人为师，才变成这样。他们在朝廷和乡党之间，在起居饮食之际，也未尝没有礼；但音乐却完全废弃了。有的士人终年从未听过音乐，却不知道这是错误。于是有人怀疑音乐可以废去，反而认为古人错了。若不是这样，请说说音乐没有确立，士人不如古人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私试武学策问一首　苏辙 问：古人称淮阴侯善于用兵，但观察他取胜的原因，似乎也有上天的幸运。淮阴侯进攻赵国时，广武君请求派轻装部队截断他的粮道，同时坚守营垒来使他的军队疲惫；他进攻齐国时，有人劝龙且与他相持不战，同时暗中招募齐国士人。假如这两个计策真的实行，淮阴侯一定很难对付；幸亏这些计策没有被采用，所以他能够取胜。然而假使这些计策真的实行了，淮阴侯难道会坐等被擒吗？他必定有办法应对，请陈述你的看法。替家父撰写汉州学校试题策问一首。程颐 问：士人所可贵的是什么？讲明人伦，是为了明白道。若只是研究声律、追求俸禄利益罢了，那么和从事工匠技艺有什么不同呢？所谓道，本来就像宽阔大道一样，人人都可以努力到达。如果不能通过学习达到，那么古代圣人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教导人？难道他们是在欺骗后世吗？然而学习道的方法应当怎样呢？后世儒者没有不把写文章、研究经术作为事务的。写文章只是使词藻华美、意旨新奇，以取得悦人耳目的效果；研究经术只是解释字词训诂，比较前代儒者的长短，树立异说作为自己的工巧。这样的学习，果真能够达到道吗？孔子门下，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这和如今的学习不是不同吗？有人说：这样看来，不过是在修养自身、谨慎行为罢了。对于约束行为，说努力勉强去做还可以；贯通内心，只靠勉强修养谨慎能够做到吗？何况内心没有根本，也不可能在外表上勉强做到。这是做儒者的根本，相信各位平素都已存有这种认识。希望明确辨析，并详细写在篇中。省试策问二首　范祖禹 问：古代士人和君主说话，谈到使臣就对使臣说，谈到人臣就对人臣说；谈到侍奉君主，就对有官职的人说；谈到孝悌，就对居官者说；谈到忠信，就对他们说。从儿童直到成人，从学习洒扫应对开始，逐步进入道德学问，不超越阶段，教导也不逾越等级。若有不是他所问的问题，乡里的先生和君子不把相关内容告诉他。譬如一株两手合抱大小的桐树、梓树，培植它、养护它，直到长成材木，没有不适合使用的。若还没有达到程度却说已经达到，尚未具备能力却说已经具备，这就是残害别人的子弟，不是先王培养后代的本意。孔子的教导说：“文、行、忠、信”；从《诗》中受到兴发，以礼立身，以乐成就德性。孟子说：“谨慎地办好庠序的教育，再反复教导孝悌的道理。”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以孔子的圣明，四十岁才不再迷惑，五十岁才知道天命；即使说自己已经知道了，对性与天道仍很少谈论。连子贡都不能听到，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近世的学士大夫自信非常坚定，自我评价很高，有的人还没有跟随师友讨论天人关系，也没有广泛认识前人的言论和行事，就去穷究性命之理；这种弊病在于浮泛虚空而没有实际，刻薄尖锐而不厚重。即使如此，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也一定有忠信之人，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没有不等文王发现便自行奋起的豪杰吗？

译然而圣人的教导必定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设置的。近年以来，朝廷忧虑这种弊病，下诏禁止申不害、韩非、庄子、列子的学说，流行的风气渐渐平息却还没有完全断绝。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本于老子，而李斯出自荀卿门下；学习者失去了这些学说的源流，其末流将无所不至。因此秦的政治只有文书法令的形式而没有恻隐之实，晋代的风俗浮华而没有礼法的约束，天下随之靡然，终于导致大乱。这是学习者的罪过，不可以不警戒。各位士大夫凭借文章和德行在乡里被推荐，成群来到有司之处，又将进用到朝廷，风俗的美恶、政事的得失，都将在这里决定。一定要有中正的论说来挽救这种弊病，请把它详细陈述出来。问：二帝三王的道，也不过是仁义罢了。孔子传承了它，《诗》《书》所记载的内容，是万世的法则；其要旨不过是考察古道、效法上天、修养自身、亲爱亲族、选拔贤能并任用他们。这些话非常容易明白，那么按理说事情也应该很容易实行。然而自三代以来，后世的治理始终没有能够赶上古代。从汉代到唐代，其间明君贤臣并不少，他们的治理却从来没有接近古代，为什么呢？难道是学习者的议论境界低，不能把道理阐明吗？还是当时的君主不能努力实行呢？从前孟子若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他和君王谈话，没有不以王道为内容的。如果王道不能实行，难道只是空话吗？凭齐国这样小的国家、滕国五十里的土地，孟子尚且想勉励它们实行王道，何况不止于齐、滕的国家呢？道理不能彰明，是学习者不讲求的过错；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实行，是在上位者的过错。古代的学习者讲求并阐明它，用来等待在上位者举而行之。三代在学校培养士人，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各位士大夫学习这些已经很久了，请把它发扬光大。策问一首　刘跂 问：工商业是天下末业吗？如果不完备末业，根本就不能确立；不控制末业，根本又怎么能够确立呢？所以先王的制度规定，在官府中的工匠有六类，按官府部门分配，工匠占其中之一；在民间的工匠有四类，按民户分配，工匠占其中之一。人数多少，就以此作为标准。还担心前往从事工匠业的人太多，于是制定办法加以权衡。营造宫室不合规制，奢靡奇异的服饰，以及以奇技淫巧惑乱众人的，一律处死而不赦。当时，拿着规矩、绳墨来为上位者办事的人，与游手好闲、追逐末利的人，在法度之外都不敢有所作为。如今太平日久，人口繁盛，刺绣、织组、雕刻镂饰等，即使贾生、董子也无法尽数述说的事物，仍然很多。而汉、唐能够实行的禁戒法令，有些还没有施行。这样却想使政事简约、财用节省、风俗朴厚，以成就德化的盛况，难道不是相互违背吗？如今准备考察古代可以实行的办法，选择今日应当禁止的事，各位君子认为应当从哪里开始？策问一首　晁咏之 问：六卿的职务已经废除，选举人才的制度出于一时，大体上苟且简略，有的只是形式而容易产生弊病。唐太宗曾想听任州郡自行辟召，又将让士人自我推荐，希望接近三代的风气。可是魏征认为不能恢复。魏征劝唐太宗实行仁义，他的治理收到如响随声的效果，本来是有志于古道的，到这里却说不能恢复，为什么呢？宾兴选士的制度，见于圣人的经书，是可以考察而知的。他认为不能恢复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如今以四海九州这样广大、士民这样众多的天下，选拔人才却不过依据三年一次的诏令，这果真能够不遗漏人才吗？那些被推荐入朝做官的人，如果不是朝廷明确了解其才能，就一概受吏部格式的限制，这果真足以考察贤能和不肖，使各人都处在适当职位上吗？以前曾下诏让天下在乡里推荐经术和品行高尚的人，但诏令下达之日，请托求见的人接连不断，他们到有司参加考试时已经降低了标准，而被黜退的又有十分之八九，只是幸亏朝廷怜悯，授予他们一个官职，于是这项制度最终废弃不用。辟置的官员每年都比过去增加，一个职位的属员多到千人左右，议论者又苦于官员太多，这难道是当初的本意吗？这些做法都已经接近古制了，效果却只到这种程度，又是什么原因呢？如今想使天下的选举公平，充分发挥人才的实际作用，兼取古今的办法，以追求成周任官制度的盛况，必定有相应的方法。请务必从始至终详细研究陈述。《宋文鉴》卷一百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代吕祖谦编 杂著 《时鉴》　柳开 雍熙三年，宜州的山地蛮夷攻打州城，不能完全平定他们。西部边境乐安里峒有栗氏，乘机防守其族人向南劫掠兴安县，失败后逃入溪峒，连续多年不得安宁。太子选派两名宦官大臣前往全州、邵州治理此事，使局势安定。第二年春天，栗氏前来归顺，首领和奸猾之徒都到州府庭院拜见官吏，于是把《时鉴》一篇刻在石上，用来告诫他们。族群强盛便欺凌小邑，国家强大便压服小国；违背道义就招来灾祸，触犯天命就自取灭亡。居住在夷地而邻近有德之人，处于险地而接近贼寇；蜀地道路难以通行使者，器物也无法容纳小舟。万众聚集奸邪之徒，摧毁营垒、倾倒关隘；大象倒下，包围就完成了；蛟龙被杀，弓箭也用尽；蝎子再小又怎能存在，蚂蚁怎能逃奔；老虎虽凶猛而倚仗力量，也会被逼得死亡、使国家逃亡。聚集鸳鸟般的群体虽然确实迅速，心中怀着诱饵却接受绳索；小人把这些当作美好，君子却以此为耻。失去的像尘土一样微小，治理起来却像秤锤一样沉重；如果安定之后不再丧失，就必须彻底覆灭祸根。熟习礼仪可以作为法式，玩弄能够克制邪恶的事；怨恨和炫耀会兴起祸患，贪婪和愤怒会产生过错；放纵意气便结成朋党，心中不平便显露憎恶，最终因恐惧而溃败。若能安于喜悦而聚集，谨慎处理政事以防止混乱，慎重行事以躲避祸患。美玉有瑕也不必修补，积聚的污滓并不能污染它。对将来有所防备，过去的事情便能迅速处理；愚昧蒙蔽而又猜疑防范，事迹就会显明，事情也会昭著。魏国的行动充满富裕，平原旷野广阔，车辆奔驰、骏马疾走；高处有巨浪，深处有深渊，有鲔鱼也有鳣鱼；保全你们所应有的一切，在这个时代共同享乐。刊刻文章可以流传无穷，作为告诫可以永久终结祸患。《败谕》　种放 吴遁，字云交，年幼时不追逐嬉戏，内心却喜爱善行；有时闭目而坐，有时抬眼远望，都像是在思考学习。然而不幸生在陇西，那里地处偏僻，靠近西戎，百姓崇尚佛教和鬼神。吴遁仿佛行走在荒远无路的境地，没有地方寻求道路；又天天看见父兄所习尚的只是浮屠之学，于是受到影响，成为浮屠氏而奉行他们的教法。然而他天资聪颖，在这种教法中独能探究端绪、看出弊病和漏洞；又从旁考察历代圣人的书籍，看见仁义礼乐、忠孝人伦的美好，看见君臣、父子、夫妇、宗庙的礼仪，于是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惭，自己叹息说：“我这一类人和井底之蛙有什么不同呢！”于是脱去浮屠的衣服，戴上冠巾，加入士大夫行列，求学问道。有人非难他并告诉他说：“为什么自行毁弃自己的道而反过来能够身处我们这一列呢？”吴遁听后疑惑，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叹息说：“自古圣贤合乎天道、履行中正，贯通万物变化，依循仁、义，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百姓依赖他们，万物顺从他们，这才可以称为道。像浮屠氏那样的，只是夷狄的一种法门罢了，难道可以称为道吗？如果能够排除夷貊的偏邪之法，遵循皇极大中的道；抛弃怪诞诡异、杂乱不纯的行迹，走忠孝雅正的道路，这样是顺道吗？还是不顺道呢？你能够吐弃甘美肥腻而食用粗劣蔬食，脱下华丽的丝绵衣服而穿布衣粗褐，走出宽敞高大的房屋而住进狭小简陋的屋舍，勤勤恳恳地伏案诵读历代圣人的书籍，探求历代圣人的心意；即使过去同类的人喧嚣非难，成百上千的声音跟随在后面吠叫，你仍能挺立不顾，这种情形如果不是具有伯夷、叔齐那样独立自明的才性，几乎不可能做到。唉！头戴冠帽，身穿宽博的衣服，学习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道，求取声名、谋求进身；我知道他是儒者，可是行为却像浮屠、杨朱、墨子那样的人，说吴遁自行毁弃了他的道，那么究竟谁才是自行毁弃自己的道呢？各种工匠的技能，学习达到纯熟之后，即使不能出售、不能被任用，也都能自信、自爱而不改学其他技能，因为他们慎重对待自己的根本。哪里有学习仁义礼乐，反而不能自信自爱、被别人迷惑的道理呢？孟子说：“我只听说鸟从幽谷飞出，迁到高大的树上；没有听说从高树下来而进入幽谷的。”扬子云又说：“在门墙之内就驱逐他，在夷狄之地就接纳他。”吴遁如今正是从幽谷迁到高树，所以我作《败谕》来勉励他，也希望成全他的志向。《碑解》　孙何 进士鲍源凭文章闻名，我借给他二十篇碑文，他谈论东汉、李唐的故事很熟悉，只可惜安于所习，仍有未能改变流俗崇尚之处，于是作《碑解》赠给他。碑并不是文章的名称，大概是后人借碑来承载铭文罢了。铭文不能完全表达的内容，再在前面写序来说明；编纂者把它们一概称为“文”，这是错误。陆机说：“碑文铺陈文字而相互质证，就会使本末失去根据。”铭的起源，大概始于论述祖先、称述器物，因其镌刻而留下鉴戒。刻在嘉量上的铭，称为“量铭”，这样才对；不能把那篇文字叫作“量”。刻在景钟上的铭，称为“钟铭”，这样才对；不能把那篇文字叫作“钟”。刻在宗庙鼎上的铭，称为“鼎铭”，这样才对；不能把那篇文字叫作“鼎”。古代盘、盂、几、杖都有铭，顺着器物称为盘铭、盂铭、几铭、杖铭，才大体正确。若指着那篇文字称为盘、盂、几、杖，那么三尺童子都会嘲笑它。如今人们写碑也是如此。天下人都沿袭这种错误，所以大家不知道它不对。蔡邕有《黄钺铭》，并不把那篇文字叫作“黄钺”；崔瑗有《座右铭》，并不把那篇文字叫作“座右”。《檀弓》说：“公室用丰碑，三家用桓楹。”解释的人说：“丰碑是砍削大木制成的，桓楹的形状像大柱子。”四根立柱称为桓。《丧大记》说：“君主下葬用四根绋、两座碑，大夫下葬用两根绋、两座碑。”又说：“凡是封土，都用绋离开碑。”解释的人说：“碑就是桓楹，树立在墓穴前后，用绋缠绕在碑间的辘轳上，把棺材牵引下去；所谓用绋离开碑，是说缓缓放下棺材的时候。”《祭仪》说：“祭祀那天，君主牵牲畜，进入庙门后，把它系在碑上。”解释的人说：“丽，就是系，指牵着牲畜进入宗庙，把它系在中庭的碑上。”有人说：“用绳索穿过碑中。”《聘礼》说：“宾客从碑内听命；又说面向东方、以北为上，站在碑的南面。”解释的人说：“宫室一定有碑，是用来辨识日影、引导阴阳的。”考察这四种说法，可知古代所谓碑，只是埋葬、祭祀、宴享、聘问等礼仪场所树立的一根大木；它的字形从石，大概是取其坚固长久吧？然而没有听说在它上面刻铭。如今丧葬制度规定螭首、龟趺以及长度、尺度、品秩等制度，又改用石头，是后世儒者增加的。尧、舜以及夏、商、周盛盛之时，《六经》所记载的内容，都没有刻石之事。

译《管子》称无怀氏封禅泰山、刻石记功，这出自寓言，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说。后世又说周宣王在岐阳搜寻，命随从大臣刻石，如今称为石鼓，有人称为猎碣；至于延陵墓表，民间称为孔子十字碑，这些事情都不合经典，我不采用。司马迁撰写《始皇本纪》，详细记载秦始皇登峄山、上会稽山，只说刻石颂德，有的说立石刻颂，也没有刻碑的说法。如今有人称它为峄山碑，只是乡野人的说法。汉代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碑》《陈太丘碑》文，这些文章都有序，篇末加上铭；从未把碑的材料直接称为文章的名称。陆机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那种说法的。魏代以后直到李唐，立碑的不可胜数，大体都是依照班固、蔡邕的体例写成。虽然已经违背圣人述作的本意，却还大致仿佛古制。到了李翱作《高愍女碑》、罗隐作《三叔碑》《梅先生碑》，所谓序和铭都混合而不分，文集列出篇目时也不再称为“文”；考察实际情况，他们又未曾把文字刻在石上，这简直只是把牵引棺材、系牲畜的器具借来命名文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乖谬吗？恢复古制的事情，不应当这样做；这种做法贻误千年，正是错误产生的缘由。如今人们写文章，赞扬前代贤哲，可以称为“赞”；警戒官吏守职，可以称为“箴”；针砭史书缺失，可以称为“论”；辨析政事，可以称为“议”；祭祀宗庙、裸献祭品，可以称为“颂”；陶冶性情，可以称为“歌诗”。何必拘泥于不合经典的题目，专门把文章称为“碑”呢？假如依从流俗，又不愿完全违背众人的议论，那么像班固、蔡邕那样保留序和铭，一概称为“文”，也还算次一等的办法。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又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君子对于名称，片刻也不能不使它正确。何况历代的错误、终身的迷惑，难道可以不革除吗？我起初把家迁居颍地时，对大道的认识还很浅，曾经到野外看见荀氏、陈氏的古碑数块，碑上都有孔，好像是用绳索穿过的样子；我跑去询问缘故，起居郎张公观公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大概汉代距离圣人还不远，仍然保留古代丰碑的形状罢了。”后世的碑就不是这样了。五年前我接待柳先生仲涂、冲涂，又详细谈到前面的事情，恰好与我的看法相合，并且大笑不止。古人喜爱写碑的风气由来已久，我一直想阐发这个道理，把它留给志同道合的人。我想到自己的资历声望很浅，未必能取信于人；近世又有很多人把这种做法作为相互夸耀的资本，夸称为高论。如果顺着他们而阐明此说，诽谤将会纷纷而来，所以我一直积存这个观点而没有发表。因为鲍源年少而有力，喜好古学，偶然被众人的爱好所迷惑；他的兄长又和我是同科进士，所以替他略作辨析。唉，古今的疑惑、文章的错误，比这严重的还很多，我们这些人却乐于因循而害怕改革。很多人都说这件事有其缘故，但鲍源只要努力思考，那么所得的启发就不只在于碑的问题了。

译《书异》　丁谓 淳化元年，许州、夏州发生旱灾。五月乙卯日，雷震、下雨、降雹，大风摧折树木，房屋的瓦片全被吹走。人们认为是神龙经过，虽然惊骇，却不觉得奇异。士人也都这样说。大夫说：“是这样，唉，真令人怜悯啊。”《春秋》记载灾异时，写明所在国的君主承担责任；有了流行的说法，就访求史书和卜筮，反省政事，贬抑过去的过失，修治将来的政务，以回应上天的变化，承受上天的警戒。这说明上天不会无故降下谴责，人必须真诚地作出回应。如今却不是这样，身居诸侯之位，灾异发生在属地，就说：“这不是我的土地，应由天王承担。”又说：“若发生在我的治理范围内，我自然会听说，这正说明不是我的政务造成的。”于是又加以阻止。百姓的性命系于郡县，若依靠官吏办事有成，就说：“我的力量已经施及他们。”遇到不祥之事就说：“这关系到国家的气数，取决于人主的修养和恢复。”害怕听到人的议论，又以向人谈论为耻，哪里看得出他访求史书和卜筮呢？把灾异归结为气数而推给人主，哪里看得出他反省政事呢？君主能够听到这些事并加以审察，用减损自己的方式来回应灾异，这才可以。何况还害怕这些事而不让君主听到吗？俗话说：“雷声迅疾、风势猛烈，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思考上天发怒。”何况是这样的灾异呢？如果治理政事的人看见了却不反省，百姓又能依靠什么呢？上天的警戒究竟要表示什么呢？孔子把它记载在经书中，大概是要垂示训诫。何况如今亲眼看到了这些灾异呢？难道读书的人不应取法古人吗？治理政事的人难道要违背上天吗？唉！想要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当谨慎地从这些事情中求取道理。《责荀》　贾同 荀况去世已经很久了，但他的言论保存在书中，也同样是圣人关于仁义礼乐的论说。然而，他写《非十二子》一篇时，却把它嚣、魏牟列为第一等，把陈仲、史防列为第二等，把墨翟、宋钘列为第三等，把慎到、田骈列为第四等，把惠施、邓析列为第五等；子思、孟轲也列在末尾，合为十二人。”荀况又分别在篇后评论他们的学说，说到子思、孟轲时说：“他们大略取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之道的统绪；然而才智过人、志向远大，闻见杂博，考察过去的旧事而创立说法，把它称作‘五行’。这种说法十分偏僻而没有条理，幽深隐晦而无法解释，拘泥简约而不能通晓；他们反而修饰言辞，只是恭敬地对待它，说：‘这是先君子的言论。’子思首先倡导，孟轲继而附和，世俗中那些浅陋昏昧、喧嚷不休的儒生，竟不知道其中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播它，认为仲尼、子游在后世对此格外推重，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荀况又在后面评论正统的学说，说：“仲尼、子弓的义理，是用来务必消除十二家学说的。”这样一来，天下的祸害就除去了，仁人的事业也完成了。他这样对待子思、孟轲，为什么竟如此毫无道理呢？现在《礼记·中庸》这一篇还保存着，是子思的著述；现在《孟子》十四篇，是孟轲的著述。他们所说的道，孔氏以后再没有人能与之相似。如今拿荀况的书来比较，而且荀况又出现在他们之后，那么大概只是说后世求学的人还不能达到他们那样，稍稍得到他们学说的整体罢了。因此唐代韩愈只把荀况和扬子云相提并论而已；现在反而这样评价他们，我实在认为毫无道理。况且荀况把十二子列为六组相对的人，都是按照学说高下来评论的，那么子弓的学说也和仲尼相等吗？难道像仲尼这样的圣人，竟然只有他的言论没有流传到后世，事迹也没有在当时显现吗？为什么仲尼的门徒从未称道他，而他竟湮没到这种地步？这又实在毫无道理。再说，仲尼的道，孟轲学习它并实践它，我认为没有人能够超出它。荀况也学习仲尼之道，却反而把孟轲和那十个人并列为十二子，还说了这些话，这正是所谓赞美尧而贬斥舜。荀况如果否定舜，那么尧也就不足以相信了。至于他说‘仲尼、子弓’，我不知道子弓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荀况所说的仲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唉！我看了这些，因而不相信荀况，所以写《责荀》来给后世看。禁焚死者　　　　　　　　　　　贾同 《传》说：孝子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又说：父母使子女身体完整地出生，子女也应当使身体完整地归还土地，这不也是孝吗？父母既已去世，收殓手足和形体，选择墓地谨慎安葬，戒除污秽，像对待活人一样恭敬地供奉遗体，这才叫侍奉死者。身体、头发、皮肤没有受到损伤，完整地埋入地下，这才叫归还完整的身体，是古今通行的礼法。活着时有时损伤身体，虽然不仁，还可能有不得已的理由；死后还要损伤尸体，那种不仁不是更加严重吗？所以说‘君子慎重对待终事’，说的就是这个吧？唉！如今有许多人焚烧死者，为什么呢？《礼》说：新建的宗庙失火，如果焚毁了先人的旧庐舍，要哭泣三天。宫庙和庐舍尚且如此，何况亲自拿火焚烧尸体呢？这种罪恶，已经到了不能不诛杀的地步。即使说放纵不仁的子孙，把尸体丢在荒野中，让乌鸦、老鹰、狐狸食用，难道不还胜过亲自残毁尸体的人吗？民间已经把这当作习俗，并逐渐传染到士大夫家中，因而也有许多人这样做。有的人因为守职而远行，死在先祖墓地之外，所以为了图方便省事便焚烧尸体。唉！先王制定礼法，士大夫奉行它来立身，又推广它来教化百姓，怎么能因为贪图方便省事而抛弃它呢？难道只是抛弃礼法吗？其实也是抬弃了自己的亲人。假如不幸路途遥远而又贫困，不能奉送遗体归葬，就买地安葬，搭庐守墓，等过了很久以后，再背着遗骨归还故乡，难道不可以吗？又有人因为患恶疾而死，民间说这种病有可能遗传、传染给后代，于是便焚烧尸体；这既是不仁，也是极其迷惑。人的寿命长短有命，疾病生于自身，哪里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如果说世代积累的灾祸会遗留给子孙，那么即使焚烧尸体也没有益处。追究这种做法的根源，大概始于桑门的教法，也就是西域胡人的风俗。圣王治理天下，制定礼法、制作音乐，广泛传播仁义，使天下亲密和睦、四夷归化，怎么能让夷狄的风俗败坏先王的礼法？用邪教使天下陷于不仁的做法，应当严禁。盼望丰年　　　　　　　　　　　　高弁

译高先生因为百姓屡遭饥荒而盼望丰年。有人说：“我听说，君子治理百姓，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因此九年洪水，并不损害尧作为圣人的地位；七年大旱，也不损害汤的英明。”高先生回答说：“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不能和今天的世道相比；如果发生在今天，就会造成离散。古人时代，一个男子不耕种，就一定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一定会受冻。耕种三年，便有一年的储粮；在富足时征收，百姓不认为暴虐；在不足时施放，官府还有余粮。士、农、工、商各自安于本业，互相资助而生活。凡是不适合民众事务的事情，都禁止而不实行。如今却不是这样，耕织的百姓因为力量不足，有的转入工商行业。剃发穿褐衣的军卒和役夫，天下不计其数，都是农民所供养的，却没有加以禁止。工商之民乘着法制松弛，有的混入士人之中。转入农业的，万中没有一个。这样一来，耕织之民日渐减少，而贪图美食、穿着鲜丽衣服的人日渐增多。耕织之民日渐减少，田地就荒芜，桑树就枯萎。田荒桑枯，即使勤劳，收益也微薄。贪食鲜衣的人日渐增多，分配和争夺之间就会出现不足；于是他们不断向百姓征敛，而荒田枯桑无法供给无休止的征敛，即使逼迫得很急，最终仍将一无所获。那些掌握官职的人，名义上出自士人，实际上却属于工商之徒。他们执行官府的法令，劫夺百姓的财物，不顾百姓的生死，说：‘使国家富足的是我，我能够剥削百姓来取悦上级。’这难道不是商人吗？他们畏惧上级的威势，夺取百姓的力量，不顾百姓的老弱病残，说：‘勤勉办理王事的是我，我能够曲意取巧，把百姓的力量榨尽。’这难道不是工匠吗？等到领取赏赐时，如果稍不如意，便责怪上级，说：‘我的功劳加倍了，我的劳苦更多了，可赏赐却没有到来。即使有禹、稷、周公、召公，凭什么还能尽心尽力呢？’唉！水灾确实有害，但还可以结网捕鱼；旱灾确实是灾害，但还可以浇灌田地。即使加倍努力，只要减轻法令而输送给百姓，百姓也还能安定。暴虐的官吏，危害远远超过水旱灾害。即使有良田，也不能耕种；即使有成行的桑树，也不能养蚕。肥沃的雨水、和煦的春风，只会使蓬蒿繁茂；蓬蒿繁茂，豺狼盗贼便聚集起来。豺狼盗贼不杀害百姓，就不足以制止他们的贪欲。上面有无休止的需求，中间有剥削取巧的政令，下面有豺狼盗贼的祸害，百姓还能把手脚放在哪里呢？所以古代遇到灾年，百姓还没有菜色；如今即使是丰年，也免不了饥寒。搜刮聚敛的官吏，只能听到而不能见到；见到他们，必然会产生取悦人的念头。他们可以诛杀却不可以奖赏；奖赏他们，必然会生出扰乱天下的意图。为什么这样说呢？表面上他们对百姓没有私心，好像清廉，这是令人高兴的；实际上却用这种方式取得君主的欢心，贪婪得没有限度，这是足以扰乱天下的。穷困百姓而充实府库，就像割断自己的脖子取血来灌入腹中，腹部还没有灌满，头已经掉下来了。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不能发生在今天这样的世道；如果发生在今天，就会造成离散。”},{ 诛戮鳄鱼文　　　　　　　　　　陈尧佐 己亥年，我在潮州为昌黎先生韩愈修建祠堂，写作《招韩辞》，其中记载了鳄鱼的事情，以此彰明韩愈的功德；又画了鳄鱼，为它作赞。凡是喜欢此事的人，我就把它交给他们，使天下人知道韩愈的道理并非虚妄。第二年夏天，州境内有个地方叫万江，有个村子叫硫黄。张家的孩子刚十六岁，和母亲在江边洗濯。突然，鳄鱼将他的母亲拖走，他号哭着却无法救援。到了江心，母亲已经被鳄鱼吃得一无所剩。我听说后感到悲伤，并且想，天子圣明威武，王恩显著而普遍，刑罚不越法度，赏赐不滥施，海内海外没有不顺从的；昆虫草木也都能安适生长。鳄鱼为什么这样悖逆，竟任意施毒行虐到这种程度？这件事不能不认真考虑。于是命县令李公，并诏令郡吏杨煦驾小船、带大网，迅速前往捕捉鳄鱼。众人都对我说：‘它无法捕捉；它藏在深渊里，游在惊涛骇浪中，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制服的。’我却不这样认为，回答说：‘如今普天之下，凡属国土，没有不臣服的；山川阴阳之神奉行天子的威命，昼夜、风雨都不敢越轨。鳄鱼凭借地处偏远、地势险要，毒害生物；按照法律，杀人者处死，如今这条鱼吃人，又该怎样处置呢？’ 从前昌黎文公把文章投给鳄鱼，它便牵引着身体躲避，这说明鳄鱼是有知觉的。怎么能驱逐它呢？姑且行动吧，一定会有主宰这件事的人。如果不能捕到它，我就当面向上帝请求，亲自和鳄鱼决战。”两名官吏出发后，便把我的话告诉众人，并且说：“如果没有网就立即停止，恐怕伏在水中的鳄鱼无法捕起。”于是前后左右出力的人共有一百名，把它拖了出来；缝住它的嘴，铐住它的脚，用巨船装载，顺流而下到达州城。全郡听说此事，都说：“这一定是胡说，哪里有吃人的鱼，身长超过数丈，却还能被捕获呢？”等到看见鳄鱼，便又惊骇又欢喜，说：“有人生活在世上已经一百岁了，凡是在水中上下行走的，有时看见它隆起或潜伏的隐约形状，即使相距百步，也不敢抗拒。如今两名官吏捕捉它，竟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实在是古今从未听闻的事。”如果不是李公的仁义广泛施于百姓，李公的命令严明地约束官吏，且承诺真实而不欺骗，又怎么能够消灭巨大的祸害，平息重大的怨恨，宣扬君王的威严刑法呢？我起初谨慎对待此事，最终终于捕获鳄鱼；又想到韩愈在前面驱逐它，我这个后人又在后面诛杀它，并不过分。随后鸣鼓召集官吏，把它的罪行告诉众人，杀掉鳄鱼的首领并将它煮了。文辞说：水中的怪物就叫作恶啊，鱼中的凶悍者就叫作鳄啊；二者的差别不可测量啊。张家的孩子年纪还小啊，鳄鱼拖走并吃掉他的母亲，为什么这样残虐啊？使母亲陷于危难，叫人如何解释啊？我实在命令官吏去做这件事，想到这一点便惭愧啊；它害人而不能除掉它，道路将会断绝啊。日夜思考它，悲悯百姓的疾苦啊；两名精壮的官吏行动严谨啊；雄健巨大的鳄鱼迎面扑来搏斗啊；捕获它并献上，使众人欢喜啊；鸣鼓召集众人，把它捣碎斩杀啊；从今以后，渡口就空旷安宁啊。州名急就章　　　　　　　　　欧阳修 序说：古代史官掌管文书，用来记识天地四方、古今事物的名称、言语和字义训诂；教学的方法从儿童开始，称为小学，君子很重视它。《急就章》一书，汉代已有，其源流大概出于小学一类。过去颜师古担任史官，曾详细叙述过它。我担任学士，兼任史官，官署不在固定衙门办公，闲暇日子很多，常常在文字笔墨之间自得其乐，于是开玩笑地搜集州名，作成一篇《州名急就章》，给儿女们看，希望比博塞游戏更有益。篇章说：

译各州自禹划分九州、秦代设置郡县以来，废置沿革复杂，难以全部陈述。皇家承继大统，确定天下疆界，治理万方并承行政令；近处的征收、远方的贡赋，各有适宜，有的交给官吏治理，有的实行羁縻。九州都可以展开地图指点而知；把读音分开、类别排列，谨慎辨别讹误和疑难文字，逐字分析其细微差别。至于锦居等边远地区，孤立的读音无可类比；隰、集、梓、泗，剑、陕、涪、幽，双声相连，可以依照类别查求。又有防、绥、随、果、贺、播、滑、达、越、和、何、罗、连三，前一声叶四字；所谓何，乃有瓜、沙、嘉、巴、凤、陇、雍、宋、歙、峡、合、叠、淄、资、思、师、化、雅、华、夏、密、吉、蔚、悉、永、郢、鼎、颍，不宜吃、讷。又有保、邵、道、赵、耀、郓、信、润、晋、慎，共五声而同一韵；柳、寿、茂、窦、宥、凑、宪、兖、汉、简、万、演、海、岱、解、蔡、泰、爱、钦、浔、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复、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只有一组：白、泽、虢、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广、象、相、阆；绛、蒋、党、宕；开、莱、台、怀；阶、崖、雷、梅；澧、棣、冀、利；济、蓟、费、智；郑、邓、定、孟；庆、应、静、胜；廉、潭、儋、南；岚、盐、甘、岩；至于许、汝、婺、处；楚、普、潞、叙、古；魏、惠、桂、贵；遂、具、瑞、巂、防。言语经过九次转折仍难以在口中宣读，于是有岳、鄂、亳、薄、洛；莫、涿、朔、廓、拓；眉、黎、齐、池、蕲；施、伊、西、夷、溪；濠、曹、饶、昭、韶；潮、辽、交、洮、牢，这些都押韵。卭、通、龙、洪、蓬、防；邕、同、戎、忠、松、笼，共十二字。连绵相接的澶、安、延、丹、端；宣、檀、驩、兰、潘、田、峦；湖、苏、舒、滁、庐、渝、泸；梧、蒲、徐、鄜、扶、儒、禺，共十组，都是十四字。秦、邠、麟、汾；均、陈、温、春；筠、辰、文、循；银、云、勤、岷；杭、扬、江、黄；常、漳、康、襄；房、坊、商、沧；洋、昌、瀼、长，这些都是十六字。并、青、滕、登、成、明；衡、彭、英、琼、邢、洺；泾、宁、升、荣、横、藤；汀、兴、营、平、庭、澄，共二十四字。连篇断句，不能马上数清；真定、河源因为避讳而不列举。如果有形近而音同、字却不同的情况，就有陵、灵，原、袁，府、抚，干、防，滨、宾，融、容，洪、虹，全、泉，绣、秀，易、冀，渠、衢，归、妫，龚、恭，汴、辩。凉、梁，祁、岐，鄯、单，宿、肃，磁、慈，潍、维，峰、封，暨、丰，沂、宜，及、仪，属于同一声调而分列三字；音调有别但相近的也一并列出，以充足篇章。剑环、恩顺、镇霸、真雄，又属于同音文字的两种写法。至于太平、郁林、万安、平琴、武安、洮阳、新定、建康，名称虽美，但地处偏远、地域狭小，声名不显；如监、如军，共四十六处，保定、信安、广信、安肃、镇戎、保安、岢岚、火山、顺安、宁化，实际控制三边。其余琐碎地名都不值得叙述。【后来因检查《九域图》，发现高富、泷当四州，偶然遗漏，未予记录；因文句难以移动，便不再增补。】儒者的耻辱　　　　　　　　　　孙复 《礼》说：四郊多有堡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而荒芜，不能治理，这也是士人的耻辱。唉！卿大夫把四郊多垒视为耻辱，士人把土地广大而荒芜不治视为耻辱，那么仁义不能施行，礼乐不能制作，难道不是儒者的耻辱吗？仁义礼乐，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是王道兴起的基础，是人伦得以端正的根源。舍弃根本，那还做什么呢？唉！儒者的耻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在前面扰乱它，申不害、韩非在后面混杂它。汉、魏以后，就更加严重了。佛教、老庄之徒横行于中国，他们把生死祸福、虚无报应当作事业，制造出千万种说法，开始使我们的百姓受到迷惑，灭绝仁义来堵塞天下人的耳朵，抛弃礼乐来蒙蔽天下人的眼睛。天下人愚昧的多，贤明的少，害怕他们所说的生死祸福和报应，没有不争相抬举、竞相趋附的。看他们彼此结群，纷纷扰扰，遍布天下。于是他们的教说与儒学并驾齐驱，鼎足而立，成为三家，真是奇怪！况且君臣、父子、夫妇，是人伦的大端。他们却取消君臣之礼，断绝父子之亲，毁灭夫妇之义。用这种学说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混乱；用这种学说教导人民，人民就会成为盗贼。儒者如果不把仁义礼乐放在心上也就罢了；如果放在心上，难道还能不鸣鼓进攻他们吗？如今一般人和别人争吵辱骂，稍有争不过，尚且认为是耻辱，何况他们用夷狄和诸子的学说扰乱我们圣人的教化呢？这种耻辱多么重大啊！唉！圣人不再出生，怪异混乱的局面不能平定，所以杨朱、墨翟兴起后，孟子排斥他们；申不害、韩非出现后，扬雄抵拒他们；佛教、老庄兴盛后，韩文公排斥他们。如果没有这三位，天下人全都会成为夷狄了。可惜这三人的道理有余而志向不能实现，力量足以铲除它们却不能施展。如果他们的志向能够实现，力量能够施展，就会铲除积弊、拔除根本。唉！后世那些头戴儒冠、身穿宽袖儒服，却不知道这是耻辱，反而跟着尊崇他们的人太多了，难道不该成为罪人吗？从汉、魏以后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它的源流既深，根本既固；没有相应的地位，不能剪除同类的势力，这将怎么办？这将怎么办？所以写作《儒辱》。补赵肃充任州学教授词　　　　　宋祁 士人进入学校学习，直到完成学业，必定要依靠博学的老儒和才学宏大的学生，把他们引入圣贤的境域。凭借您博物多识，探求文章法度，如今来学习的俊秀士子成群而来。您应当把治学规模展示给他们，扶正门户、排除障碍，使他们明白通达；能够得到英才来教育，正是孟轲所乐意的事。刺史仰慕您的才德，现在补任您为州学教授。《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代吕祖谦编 杂著 续谥法　　　　　　　　　　　刘敞 刘子说：古代人在世时没有字，死后也没有谥号。在世没有字，所以只称名而不避讳；死后没有谥号，所以无论上下都用同样的称呼。到了周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并取字，死后再定谥号。字，是用来尊贵其名的；谥，是用来成就其德名的。真是盛大而文雅啊！刘子说：夏、商的制度，质朴得胜过文饰；两周的制度，文饰得胜过质朴。说的就是这个吧？赏罚的道理已经完备了！刘子说：古代制定谥号，是有取法根据的，可以取自名、号、字。贤者取贤德的称号，愚者取愚陋的称号。黄帝取其崇高的号，舜、禹取其显赫的名，桀、纣取其污秽的名，尼父取其珍贵的字。刘子说：有爵位而不加谥号，是周代的制度；有爵位而加谥号，是鲁国的制度；没有爵位而加谥号，是汉代的制度。这都是由于文饰啊！都是由于文饰啊！赞美鲁哀公为尼父作诔文，符合谥法。根据尧、舜、禹、汤的志意，撰作续谥五十条，留待后世具有天爵的君子，用来成就他们的德名。教化百姓没有固定方法，称“尼”；首先觉悟而能担当重任，称“挚”；只传述而不创作，称“彭”；诚信而喜好古道，称“彭”；隐居而求取志向，称“夷”【伯夷】；仁义几乎达到极致，称“渊”；不幸早逝，称“渊”；和谐却不同流合污，称“惠”【柳下惠】；愚者和智者都能适应时势，称“俞”【宁武子】；进退都少有过失，称“瑗”【蘧伯玉】；恭敬节俭而喜好礼，称“婴”【晏子】；清静无为，称“耼”；年老仍能遵循大道，称“耼”；仁慈而多施爱惠，称“侨”【子产】；正直而不屈挠，称“肸”【叔向】；轻视爵位而守节，称“礼”【季子】；内心恭敬而行事简约，称“雍”；孝顺友爱且能及时达到道德要求，称“骞”；崇尚德行而谨慎言语，称“适”；善于侍奉父母，称“参”；能使才干达到成就使命，称“贡”【子贡】；处于困约中而思想纯正，称“宪”【原宪】；技艺敏捷而应答迅速，称“求”【冉求】；勇敢而懂得义，称“由”【子路】；文章学问广博，称“商”【子夏】；容貌端庄庄重，称“张”【颛孙师】；相信道义而轻视仕进，称“开”【漆雕开】；不能达到中庸，称“晳”【曾点】；言论符合圣人，称“若”【有子】；恭敬谨慎、威仪庄重，称“华”【公西华】；有德而又忧患多病，称“冉”【伯牛】；懂得德行而合乎中庸，称“伋”【子思】；践行大道而通晓言论，称“轲”；隐居而放言，称“逸”【夷逸】；返归本性而敦厚守礼，称“况”【荀卿】；主张兼爱、尊崇贤能，称“翟”；主张上同、遵守节俭，称“翟”【墨子】；救助攻伐、崇尚开明，称“钘”【宋钘】；独善其身、以我为本，称“居”【杨子居】；随口而言、每日发表，称“周”【庄子】；洁白而不受污染，称“皓”【四皓】；言行可以成为世人的轨范，称“舒”【董仲舒】；简易而博闻，称“向”【刘向】；至死守持善道，称“胜”【夏侯胜】；深思而少欲，称“雄”【扬雄】；审察声音而知晓变化，称“旷”；精于历法而天下无双，称“衡”【张平子】；通达术数而知未来，称“辂”【管辂】；博物而多施仁爱，称“迁”；作为良史而如实记录，称“迁”【司马迁】。责备和氏璧　　　　　　　　　　刘敞 楚国人卞和在荆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来献给厉王。厉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说：“这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欺骗自己，砍断了他的左脚。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工鉴定，玉工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卞和欺骗自己，砍断了他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即位，卞和于是抱着玉璞在荆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继而流血。文王听说后，派人问他：“天下被砍脚的人多了，为什么唯独你这样怨恨？”卞和回答：“我不是怨恨自己的脚被砍断，而是悲哀宝玉被说成石头，贞洁之士被说成骗子。”文王派人治理这块玉璞，果然得到宝玉。因此命名为“和氏之璧”。世世代代都称赞卞和善于识别宝玉，同时又深深悲叹他的不幸。我认为，真正善于识宝的人不会这样。上天生成玉，有它固定的质地；玉处在高位，并不会因此增益，处在低位，也不会因此减少，这正是君主所贪求的东西。即使完整地献上它，也还会受到屈辱；如今自己的身体一次也不能免于受刑，他实在极不懂得宝物。等到被砍脚以后才悲哀宝玉，他不懂得过错也太严重了。假如卞和真正珍视宝玉，就应当表现得像并不知道它；假如卞和真正悲哀自身，就应当表现得像并不怨恨。对于自己并不明白的事却自以为明白，因此被砍脚还算幸运。周人得到夏后氏的鼎，把它收藏在太庙，已经八百多年了。周朝衰微时，宋国太丘的社坛毁灭，鼎便沉入泗水。秦始皇灭亡周朝，因得不到这件器物而感到羞耻，于是斋戒七日，派万人潜入水中寻找，找不到才停止。楚国有一张良弓，号称“大屈”，是世代传承的宝物。齐国、晋国、越国听说后，都想得到它，于是发兵包围楚国。发兵，上面有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祸患，下面有关系破裂、亲属离散的羞辱；可是他们不计较这些，因为宝物所在之处，人们就不怕把安定变成危险、把生存变成死亡。那些人所追求的，是宝物本身，并不是向别人求取。假如让一个人背着鼎到秦国，让另一个人带着弓到晋国，他们就不敢指望得到百金的报酬。难道只有宝物如此吗？即使是道义也是这样。如今让天下的贤士、有道的君子，背负并怀抱自己的道义，恭敬修饰自己的言辞，不选择进退方向，也不估量可行与否，在君主身边呼喊，希望侥幸得到一点机会。严重的会丧失生命，其次会遭受刑戮、流亡，最终却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因此吴起被鲁国驱逐，韩非死在秦国，他们的欲望最终和游说、论辩一起成为灾祸。这并不是两位君主的过错，然而世人唯独说卞和不幸，错了。说卞和不能通达事理，固然失于道理；但卞和自称贞洁，也不符合这个名称。所谓贞洁，必须能审察轻重的关系和荣辱的区别；卞和不哀惜自己的身体，却哀惜他的玉，忘记了应当看重的东西而追逐轻微之物，这和竖刁自残、易牙杀死自己的儿子一样，是世代君主深加疑惧的行为。我不知道这哪里算贞洁，所以说尊贵在于能够居于卑贱之中，远大在于能够从近处做起，伟大在于能够从细小处做起。古代君子不把希望寄托在自身之外，不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先倡导而后得到响应，先引导而后带动他人。舜在深山中陶器，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傅说在险峻的岩石下筑墙，太公在渭水岸边垂钓。等到他们的事业大大施行，名声非常显著，处境非常安稳，功业非常可信；他们远离世俗祸患，已经很远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主动求取他们。君主亲临臣下丧礼辨析　　　　　　　　　刘敞 君主亲临臣下的丧礼时，先让人拿桃枝和扫帚驱邪，这不合礼，是周代末期才形成的做法。臣事奉君主，便成为臣；君主任用臣，便成为君。君臣之间的义，不是虚加的关系，而是把国家社稷寄托给他，把宗庙寄托给他，把百姓寄托给他。既然如此，谁能轻视这种关系呢？所以君主有喜庆，臣下也应当喜庆；君主有忧患，臣下也应当忧患。

译《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 只是尊卑有区别罢了。即使对于自己的臣下也是如此。所以臣下生病，君主亲自去问候；臣下死亡，君主亲自为他哭泣，这是用来表达忠诚和爱护的。如果活着时任用他，死后却抛弃他；活着时厚待他，死后却薄待他；活着时爱护他，死后却厌恶他，这就是教人忘记生者、背弃死者。祸患没有比背弃死者、忘记生者更严重的了。如果背弃死者、忘记生者，就不足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也不足以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施加于人的态度，在生死存亡之间都不改变，然后人们看待他的死亡，就仍然如同他活着一样。那么桃枝和扫帚为什么要到群臣的宗庙中去呢？有人说：“古代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似乎应当是礼。”我说：“不，这本来也是周代末期的记载。”从前仲尼养的狗死了，子贡要把它埋掉，说：“我听说，破旧的帷幕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马；破旧的车盖不能丢弃，可以用来埋狗。可是孔丘我贫穷，没有车盖，也可以给它一张席子。”不因它低贱而抛弃它，是因为它曾经有劳；不因它死亡而欺辱它，是因为它曾经活过。劳苦虽低贱也不抛弃，死去虽是狗也不欺辱，何况是君臣呢？所以我说：君主亲临臣下丧礼时，先让人拿桃枝和扫帚驱邪，不合礼，是周代末期的做法。虽然如此，其中一定另有原因。古代君主如果不是吊丧、问疾，不会到群臣家中；不是吊丧、问疾而到群臣家中，就叫作君臣之间开玩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所以君主去吊唁臣下，要让巫祝先在宗庙门前举行释采仪式，然后才进去。释采，是告知有事情发生。后世有人失去了它的意义，难道以为巫祝是在为君主驱邪吗？从前鲁襄公曾经到荆国朝见，荆君去世，荆国人说：“鲁公一定要亲自为荆君袭敛。”鲁国人推辞，得不到允许，于是让巫祝拿桃枝和扫帚先行驱邪，大概是为了压制不祥。由此看来，这是鲁襄公所实行的做法。有人说：“君主亲临臣下丧礼，不先用桃枝和扫帚驱邪，这样我就相信了。”又说：“两个人手持戈走在前面，难道不是因为厌恶丧事吗？”我说：“哪里是这个意思呢？君主出行本来一定有护卫，何况到群臣家中呢？”从前楚国公子围在宋国会合诸侯，将要登坛时，让两个人持戈、穿戴服饰，排列在卫士队伍之外，诸侯的大夫都知道那是君主。如果只是因为厌恶丧事，为什么还要到宋国会合诸侯呢？难道是厌恶它吗？” 怜悯习俗　　　　　　　　　　　　王安石 父母死后，便把尸体焚烧并丢入水中；这种做法明显不对，禁止它而让人安葬父母，这道理也很明白。然而官吏彼此向上级非议，百姓彼此在下面非议。大概是这种习俗延续太久了，于是发展到残害父母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说禁止它是不可以的。唉！我由此看出先王之道难以施行。先王之道不能在天下得到讲明，又不能胜过小人的言说，并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小人的言说，其错误并不像残害父母那样都容易看清；先王之道也不像禁止焚尸、命人安葬那样容易实行。唉！我由此看出先王之道难以施行。若能正确观察并实行它，大概就差不多了。可惜的是，他的臣下有罪。因此作《闵习》。许氏世谱　　　　　　　　　　王安石 伯阳是神农的后代，辅佐尧、舜建立了大功，赐姓为姜。后来见于经典的有四国：申国，就是《诗经》所说的申伯；吕国，就是《尚书》所说的吕侯；齐国、许国，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齐侯、许男。周朝衰微后，许男常常跟随诸侯出征、会盟，直到《春秋》记事结束。到了后世，许国不再存在，子孙便以封国为姓。然而世代相传有许由，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逃到箕山。箕山上大概有许由的墓。这件事不见于经典，学者对此存疑。有人说：许由本来就是逃避世事的人，即使把天下给他，他大概也不会接受。所以好事者才这样传说。至于许由和伯阳，他们出生的先后、祖先是否相同，没有人能够知道。汉朝兴起后，许氏封侯的有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瘛、严侯积。这三位侯爵起初是因将要受封，史书没有记载其事。州里人平恩侯广汉、博望侯舜、乐成侯延寿，这三位侯爵是同胞兄弟，因外戚身份在宣帝、元帝时期兴起，都是昌邑人。盎的孙子许昌，曾任丞相；延寿以及广汉的弟弟之子许嘉，曾任大司马。直到王莽败亡，许氏才都失去封爵。后汉会稽有许荆，是奉行法度的官吏；许慎以经学显名；许峻所作《易林》流传于世；许扬治理鸿隙陂，对汝南百姓有恩，百姓为他举行报祭；许靖避乱到交州，后来进入蜀地，先主任命他为太傅；他和堂弟许劭都擅长评论人物。许劭的哥哥许防也很有名，世人称平舆有两个深厚渊博的人，如同二龙。许慎、许峻、许扬、许靖都是汝南人。许褚家在谯，以忠诚和力量侍奉魏国，封为牟乡侯。许慈家在南阳，进入蜀地，父子都任博士、司马。晋代有许孜，是东阳人，德行高尚，被察举为孝廉却不肯出仕，老死家中。他的儿子叫许生，也有极其纯厚的性情。当初许氏在周代受封爵邑，子孙散居四方，有记载的仍然不少。到了昌邑一支才大为显著，后来又间或在汝南兴盛；其后以高阳为祖的一支最为兴盛。然而高阳这一族没有见到其始祖的记载；有据可考的许氏人物曾仕魏，历任校尉、郡守。许允先任镇将军，许允的三个儿子都在司马晋时做官：许奇任司隶校尉，许猛任幽州刺史。许奇的儿子许遐任侍中；许猛的儿子许式任平原太守。从许允到许式，都是知名人物。许允之后第五代的许洵，司马晋曾征召他任官，他没有出仕。

译许洵的孙子许珪，在齐朝任旌阳太守。许珪生许勇慧，任齐太子家令。许勇慧生许懋，笃志求学，以孝闻名，死于梁朝，任中庶子。许懋生许享，任陈朝卫尉卿，曾掌管史官，编次齐、梁时期的史事，有个儿子叫善心，替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时有许绍，是许善心的族叔，任夷陵通守，治理有恩，流亡户口数十万人回归。死后对唐朝有功，被封安陆郡公。许圉师、许钦寂、许钦明都是他的后代。许圉师是许绍的小儿子，宽厚博学而有才干，另行封为平恩侯，和敬宗一起成为龙朔年间的宰相。许钦寂是许绍的曾孙。万岁年间，许钦寂率军抵御契丹，被俘送到安东，契丹让他劝守军投降；他到了安东却说：‘贼兵将要覆灭，您努力守城，不要忘记忠节。’契丹于是杀了他。这一年，他的弟弟许钦明也遇害。许钦明任凉州都督，出行时遇到突厥，也被俘虏，突厥让他劝灵州守军投降；他反而说了些反话，告诉守军如何击破敌人。兄弟二人领兵，一天之内都以身殉于边疆，贤者为他们感到荣耀。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起初因父亲的功劳在高阳开国，和他的孙子令伯都以文章著称于当世。天宝年间发生动乱，敬宗有个孙子叫许远，和张巡一起凭睢阳抵抗贼军；他自认为不如张巡，便推举张巡为主将，自己亲自居于其下。过了很久，粮食缺乏而无人援助，他们煮茶叶和纸来充饥，却仍然坚守。贼军之所以不能向南进攻，是因为睢阳挫败了他们的锋芒。最终与许远一同死难的，都是天下豪杰义士。唐朝灭亡后，许远的孙子许儒不愿臣服于朱梁，从雍州进入江南，终身没有再出仕。许儒生许稠，深沉刚毅而守信，在江南李氏政权任职，参与德化并主持军务。许稠生许规，喜好道家言论，不让世事扰乱自己，曾旅居宣州、歙州之间，听到邻舍有人呻吟呼救，便前去探问，说：‘我是某郡人，知道您是长者，而且将要死去，希望把遗骨托付给您。’于是指着袋中的黄金十斤说：‘把这些作为托付给长者的酬谢。’许规答应了，恭敬地背着他的遗骨走了千里，又把黄金放到死者家中。死者家人惊骇惭愧，于是请求把黄金献出，按照死者临终的话为许君祝寿。许规不予理会，最终离去。从此听说这件事的人更加认为许规是长者，后来他死在池州。后来因为儿子的缘故，被追赠为大理评事。他有三个儿子：许遂、许逖、许逈。许遂善于侍奉母亲和乡里母亲，常常勉励他的儿子说：‘难道你们唯独不以许伯通为惭愧吗？’祥符年间，天子在泰山举行祭祀，给群臣加恩，许逖应当升迁，却把机会让给哥哥许遂。天子于是任命许遂为将作监主簿。许遂的儿子许俞，字尧言，以文章著名，大臣多次推荐他；因为和某些人意见不合，仕途因此没有成功。许俞曾任兴国军大治县知县，把县治理得很好，县里人至今还称道他。许俞的两个儿子许均、许垍都是进士。许逖字景山，曾向江南政权上书，江南主惊异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崇文馆校书郎。一年之中便任监察御史，后来又上书宋太宗谈论边疆事务，宰相赵普惊异他的见解，认为和自己的意见相合，便让他知兴元府。他重新修起鄼侯废弃的堤堰来便利百姓；治理澧、荆、扬三州时，做盗贼的人都逃走了。他侍奉哥哥如同侍奉父亲，让妻子侍奉嫂嫂如同侍奉母亲。朋友死后没有后代，他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替朋友嫁女。有五个儿子：许恂，任黄州录事参军；许恢，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许怡，现在任太子中舍、签押淮南节度判官、勾当公事；许元，现在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使、平泰州海陵主簿。这五个人都像他们的先人一样孝顺友爱，所以士大夫谈论孝友时都推许许氏。许元以国子博士兼发运判官任职七年，后来任其使、待制天章阁。天子和大臣无不认为他有才干；他的功劳事迹正在史官记载之中，所以这里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家族的德行。许逈字光远，他侍奉母亲如许伯通的孝顺，侍奉哥哥如许景山做弟弟的道理一样。他慷慨而有远大志向，年轻时曾经出仕，后来不再做官。许逈和他的哥哥一起葬在颜村。他有个儿子叫许防，是进士；正当壮年时也慷慨激昂，喜欢议论天下大事。现在任太庙斋郎。临川王安石说：‘我编许氏世谱，从许据以后，许氏的谱牒和传记才开始显明。然而从许男在周代受封以来，后来多次受封，留下记载的子孙很多。因此我评论说：伯夷辅佐君主、治理百姓的情形，我读书时没有一次不长叹而思念它。古书说：“德行盛大的人，必定享有百世祭祀。”像伯夷这样的人，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后世子孙中那些忠孝贤良之人，也使他们有机会生逢其时，沐浴在舜、禹般的政治环境中，尽力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且和防、皋、罴、虎一类的人一同出仕驰骋，谁能够一概而论地评价他们呢？’ 读《玄》　　　　　　　　　　　　司马光 我年轻时，听说过扬雄《太玄》的名声，却没有机会见到它，只读过扬雄《自序》，其中把《太玄》说得很盛大。等到班固作《扬雄传》，却说：“刘歆曾经读过《太玄》，对扬雄说：‘你这是白白自寻苦恼。如今的学者都有俸禄利益可求，尚且不能弄明白《易》，又怎么能弄明白《太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拿它来盖酱瓿罢了。’扬雄笑着没有回答。”一些儒者有的讥讽扬雄，认为他不是圣人却撰作经书，就像春秋时吴、楚的君主僭越称王一样，简直是应当诛灭的罪过。班固保留了这段话，那么班固的见解虽然比刘歆高明，也并没有认为《太玄》真像扬雄所说的那样好。我私下也奇怪扬雄为什么不赞述《易》，反而另作《太玄》；《易》的道理对于天道、人道的深奥内容已经完备，扬雄难道还能有所增加吗？他竟又写了一部书，而且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所以也不认为扬雄适合撰作《太玄》。后来我长大，学习《易》，苦于它深奥难懂，便以为《太玄》是贤者所作的书，同《易》相比，它的义理一定浅些，文辞一定容易些。登上高峻的乔山，必定要先踏过低洼泥地；前往大海，必定要沿着江河而行。因此我希望先学习《太玄》，逐渐进而学习《易》，或许可以避免只能踮起脚远望、却无法登临的困境。于是多年寻求，终于得到《太玄》来读。起初只觉得它混沌模糊、晦涩漫漶，几乎无从下手；于是我精心研读，排除杂事，读了几十遍，参照全书首尾，渐渐窥见它的大旨和纲要，然后长叹一声，放下书说：“唉！

译扬雄真是大儒吗？孔子去世以后，学习圣人之道的人，不是扬雄又是谁？孟子和荀子恐怕都还不足以同他相比，何况其他人呢？”我读《太玄》，明白之处极其深入人事，幽微之处则穷尽神妙；大可以包容宇宙，小可以深入毫毛，把天地人的道理合为一体，剖析万物的根本，显示万物由此产生，孕育万物而又兼为万物之母。它像大地一样，任人践履却永远不能穷尽；像大海一样，任人汲取却永远不会枯竭。天下的道理，即使有很好的，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考察混沌元气初始形成之时，《太玄》已经产生；观察当今现实，《太玄》并非没有施行；推究到天地终结之际，《太玄》也不可消亡；用万物的情状叩问它，它没有遗漏；用鬼神的形态测度它，它没有违背；拿六经的言论来考察它，它没有悖谬。假使圣人重新活着，看到《太玄》一定会豁然明白而笑，认为它领会了自己的心意。这才知道《太玄》是用来赞助《易》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同《易》争胜。刘歆、班固为什么对它理解得这样浅，却责怪得这样深呢？有人说：“《易》的法则同《太玄》不同，扬雄不遵循《易》而自行制定体例，怎么能说是在赞助《易》呢？”我说：“比如打猎是为了捕获禽兽，用网捕获和用箭射获，有什么不同呢？书籍是用来承载和阐明道的。《易》就像网，《太玄》就像箭。已经有网了，为什么不能再让箭来作为辅助呢？你这样求道，也错了！况且扬雄作《法言》，是用来取法《论语》的；作《太玄》，是用来取法《易》的。你不废弃《法言》，却想废弃《太玄》，不是很糊涂吗？《法言》和《论语》的道理，难道有不同吗？《太玄》对于《易》，也是这样。大厦将要倾倒，一根木头支撑它，不如许多木头共同支撑牢固；大道将要晦暗，一部书来辨明它，不如许多书共同辨明更加清楚。学者能够专心精研《易》，当然就足够了。然而《易》像天空，《太玄》就是通往天空的阶梯。你将要登天，却要废掉阶梯吗？前代儒者为《太玄》作注解的很多。然而扬雄作文，既有很多训诂，旨趣又深幽玄奥；《太玄》又是其中最难懂的。因此我怀疑前代儒者的注解，还没有完全契合扬雄的意旨。世上一定会有能够通晓它的人；我到老也还要学习。《训俭示康》　　　　司马光 我本来出身寒微之家，世代以清白相传。我生性不喜欢奢华，从还是婴儿时起，长辈给我穿金银装饰的华美衣服，我总是羞惭地脱下丢掉。二十岁时侥幸取得科举功名，闻喜宴上唯独没有戴花，同年进士说：‘君王赏赐的东西不能违背。’我才插了一朵花。我一生穿衣只求能够遮蔽寒冷，吃饭只求能够填饱肚子，也不敢故意穿肮脏破旧的衣服来矫饰自己、求取名声，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罢了。众人都把奢侈华靡看作荣耀，唯独我心里把俭朴看作美德。人们都嘲笑我固陋，我不认为这是毛病。我回答说：‘孔子说过：“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又说：“因为节俭而犯错的人很少。”还说：“有志于道，却以穿坏衣、吃坏饭为可耻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道。”’古人把节俭当作美德，如今人们却把节俭当作可耻之事，唉，真奇怪啊！近年来风俗尤其奢靡，差役大多穿着士人服装，农夫也穿丝鞋。我记得天圣年间，先父任郡牧判官，客人来了没有不置办酒席的，但有时只饮三巡、五巡，最多不过七巡。酒从市场买来，果品不过是梨、栗、枣、柿一类，菜肴不过是肉脯、肉酱、菜羹，器具用瓷器和漆器。当时士大夫家都这样，人人不互相非议。虽然宴饮次数多，礼意却很周到；物品虽然简薄，情意却很深厚。近来的士大夫之家，酒若不是宫廷酿法，果品菜肴若不是远方珍异之物，食品若不是品种繁多，器皿若不是摆满桌案，就不敢宴请宾客，常常要花费几个月筹办聚会，然后才敢发出请帖。假如不是这样，人们就争相非难，认为主人鄙吝。所以不随从奢靡风俗的人，大概已经

译很少了。唉，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身居高位的人即使不能禁止，难道忍心助长它吗？又听说从前李文靖公任宰相时，在封丘门内修建住宅，厅堂前的空地仅仅能够容马转身。有人说太狭窄，李公笑着说：‘住宅应当传给子孙；这作为宰相的厅堂确实狭窄，作为太祝、奉礼的厅堂已经宽敞了。’参政鲁公任谏官时，真宗派使者紧急召见他，在酒馆找到了他。他入宫后，皇帝问他从哪里来，他如实回答。皇帝说：‘你是清望官，为什么在酒馆饮酒？’他回答说：‘臣家贫，客人来了没有器皿、菜肴和果品，所以到酒馆设宴招待他。’皇帝因为他没有隐瞒，反而更加器重他。张文节任宰相时，自己的生活供养仍像任河阳掌书记时一样。他的亲近之人有的劝他说：‘您现在俸禄不少，生活供养却还这样简朴。’张公虽然自信能保持清廉节俭，外人却颇有讥笑他像公孙布被的说法。有人劝他应当稍微随从众人。张公叹息说：‘我今天的俸禄，即使全家穿锦衣、吃美食，又有什么忧虑不能满足呢？只是人的常情是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困难。我的俸禄今天难道能够永远保持吗？一旦情况不同于今天，家人已经习惯奢侈很久，就不能一下子节俭下来，必定会失去生活凭借。哪里比得上我无论在位还是离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始终都像今天一样呢？唉！大贤人的深谋远虑，哪里是平庸之人所能赶得上的呢！御孙说：‘节俭，是各种美德共有的基础；奢侈，是各种恶行中最大的。’所谓‘共有’，是说有德的人都从节俭而来。节俭就会少欲，君子少欲，就不会被外物役使，可以正直地行事；小人少欲，就能约束自身、节省费用，远离罪过，使家庭富足。所以说：‘节俭，是各种美德共有的基础。’奢侈就会欲望很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恋富贵，违背正道而招来灾祸；小人欲望多，就会多方索取、任意挥霍，败坏家业、丧失性命。因此身居官位就一定行贿，住在乡里就一定盗窃。所以说：‘奢侈，是各种恶行中最大的。’从前正考父靠稀粥勉强糊口，孟僖子由此知道他的后代一定会有通达之人。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君子认为他忠诚。管仲使用雕镂的簋、朱红的冠带，屋上的短柱和椽子绘有藻饰，孔子鄙视他器量狭小。公叔文子宴请卫灵公，史防知道他将遭祸、遭放逐；后来果然因为富有而获罪，逃亡在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何曾每天吃饭花费一万钱，到孙子一代便因骄奢满溢而败家。石崇以奢侈炫耀于人，最终也因此死在东市。近世寇莱公的豪侈冠绝一时，然而因为功业大，人们没有非议他；他的子孙习染家风，如今大多贫穷困顿。其余凭节俭树立名声、又因奢侈自取败亡的人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举出几个人来教育你。你不只是自己应当实行，还应当用这些事教育你的子孙，使他们知道前辈的风俗。《杂识二首》　　　　曾巩 孙之翰说，庆历年间，仁宗任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主持政事，又让欧阳修、蔡襄、莫甫等担任谏官，想要改革各项政事，以取得天下太平的功业。范仲淹等人也都竭力效命，想报答君主的知遇。然而他们心里喜欢的相同，厌恶的不同，不能豁然开朗、内心没有偏向。莫甫曾经在家，石介来拜访，问石介刚从哪里来。石介说刚从富公那里来，莫甫问富公在做什么。石介说：‘富公因为滕宗谅任庆州知州时使用公使钱而获罪，杜公一定要让宗谅按重法治罪。杜公说，如果不是这样，杜衍就不能留在这里。范公却想减轻他的罪，说如果不是这样，范仲淹就请求离职。富公想把宗谅按重法治罪，又怕违背范公；想减轻他的罪，又怕违背杜公，正为此不知如何决定。’莫甫说：‘守道认为该怎么办？’石介说：‘我也暗自为此忧虑。’莫甫于是叹息说：‘法律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今富公担心重判宗谅会违背范公，减轻罪罚又会违背杜公，这

译就是不知道有法律了。守道平生喜欢议论，自以为正直，怎么也能说出这种话呢？’于是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学习，料想自己一定难以被世所用，因此退居下来修撰《唐史》来表现自己；后来又被诸公牵引挽留，充任谏官，也曾同人商议进退，而所商议的人恰好都是喜欢求进的人，于是就被误导到这个地步。’

译如今诸公的言论竟是这样，我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从此一个多月不能入睡。庆历年间参与政事的人，后来我大多认识了。其中不结党而能知道自己的过错的，像孙之翰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广源州的蛮人侬智高率众叛乱，乘南方没有防备，接连攻下邕州、宾州等七州，一直打到广州。所到之处杀害官吏百姓，纵兵掠夺东南地区，人们十分惊恐。朝廷派骁将张忠、蒋偕乘驿马急驰前去讨伐擒捕，他们到达州境后都被侬智高击败。朝廷又派杨畋、孙沔、余靖前去招抚，过了很久也没有成效。仁宗为此忧虑，于是派枢密副使狄青任宣抚使，率军攻打侬智高。翰林学士曾公亮问狄青有什么作战方略，狄青起初不肯说。曾公亮坚持询问，狄青才说：‘近来军队制度没有建立，又由于广川战败，赏罚不明确。如今只应建立军制、明确赏罚罢了。不过我担心敌人听说我来了，会认为朝廷派来的人官位高、声势大，必定不能接近。’曾公亮又问：‘敌人的标牌军，大概无法抵挡，怎么办？’狄青说：‘这很容易，标牌军是步兵，遇到骑兵就无法施展了。’起初张忠、蒋偕出发时，都是从京师用六七天急驰到广州，从未安抚士卒、整顿队伍。一旦见到敌人，就驱赶士卒仓促作战；而且张忠等人所驻之处连营垒和卫戍都不像，所以士卒见敌便望风逃走。张忠临阵时，蒋偕正躺在帐中，结果被敌人俘虏。杨畋、余靖又处置纷乱，不能振作自己；孙沔则大量接受请托，跟随他出征的人并非都遵循军令，郑纾、欧阳乾曜一类人，都是险诈浅薄、无赖之徒，想要逃避责任，便请求孙沔把他们招入麾下。远近的人无不惊叹诧异。到了潭州，孙沔便称病观望，不敢前进。狄青接受任命后，有人凭借权贵的请求想跟随狄青出征，狄青召见他，对他说：‘您想跟随我出征，正是我所求的，何必借助别人的话呢？但是侬智高只是小小寇盗，却要派我出征，由此可知事情紧急。跟随我出征的士卒如果能够击贼立功，朝廷会有厚重赏赐，我不敢不替他请求；如果出征却不能击贼，那么军法严厉，我不敢徇私。您仔细想一想，愿意出征的话，我马上上奏征召您。不仅是您，您的亲戚和交游之人，也请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们。凡是愿意出征的，都是我所求的。’听到这话的人大为惊恐，再没有敢说请求跟随狄青出征的人。狄青征取的部属，都是他平素认为可以任用的人，人心本来已经归附于他。出征以后，率领军队每天行军不过一驿，所到州县就让士卒休息。一天到了潭州，他便整顿队伍，明确约束。军队行进、停止都列成行列，至于扛锄、携带粮食、拿着防守器械，也都各有安排。军人中有一个从旅店抢夺一把蔬菜的，立即斩首示众。于是全军肃然，没有人敢出声。一万多人行军，始终听不到声音。每当狄青到达驿站，四面都严密布置士兵，每道门都由两名诸司使守卫，没有一个人能够擅自出入；但请求见狄青的人，无不立即得到通报。野外住宿时都筑成营栅，狄青所住营帐四面布置弓弩，而且有好几层。所率领的精锐部队排列在左右，守卫十分严密。狄青到来以前，各将领屡次逃跑，大家都习以为常。到这时，知桂州崇仪使陈曙、知英州供备库使苏缄同敌人交战，又像往常一样战败逃跑。狄青到达宾州，把陈曙以及副将、校尉共三十二人全部召来，列举他们的罪状，按军法斩首。只有苏缄在某处，狄青便给他戴上刑具押送，并上报朝廷。于是军中人人奋发激励，都有拼死作战的决心。当时侬智高退守邕州，狄青担心昆仑关地势险要，被敌人占据，于是下令宾州准备五日粮食，让士卒休息。敌人的间谍得知宋军没有防备；当天夜里大风暴雨，狄青率领军队在半夜渡过昆仑关。渡关以后，他高兴地说：‘敌人不知道守住这里，否则就不能这样做。他们以为半夜风雨之时我不敢来，我正是要乘此出其不意。’ 已经接近邕州时，敌人才在归仁庙发现宋军。狄青登高眺望，敌军占据山坡，宋军逼近进攻。副将孙节被流箭射死，狄青急忙挥军前进，人人都拼死作战。在此以前，狄青已经放出蕃落马军二千人到敌军后方；到这时，前后夹击。敌人的标牌军被骑兵冲击，都不能站立抵抗。宋军士卒又从马上用铁挝接连击打他们，于是敌军纷纷溃败，彼此枕藉，终于大败。侬智高果然焚烧邕州城逃走。狄青先前对曾公亮说的‘建立军制，明确赏罚，敌人不能接近，标牌军不能抵挡骑兵’，全都如他预料。狄青坐在堂屋门上，议论千里之外的战事，言辞简约而谋虑明晰，即使古代名将，又怎么能超过他呢？难道他只是当时突然崛起的武夫吗？庆历年间，葛怀敏同李元昊在广川交战，葛怀敏战败而死，众多将校和士卒战败后逃散在山谷之间。当时朝廷权宜招纳他们，都答应不杀；从此军队中很多人抛弃将领，不肯拼死作战，所以狄青说：‘自从广川战败以后，赏罚就不能实行了。’翰林学士蔡襄说，他从狄青那里听到的情况也是这样。《宋文鉴》卷一百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七 宋代吕祖谦编 杂著 《告友》　　　　王回 古人谈到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说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交往。这五种关系各自按照相应的义来实行，人伦便建立起来；五种关系的义一旦废弃，人伦也会随之灭亡。然而，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是天性自然形成的；夫妻结合，是顺应人情而形成的；君臣相从，是顺应众人之心而形成的。这些关系即使想自行废弃，也有道理和形势维系着它们，怎么能够废弃呢？只有朋友关系，天下的人都可以和他相同，也都可以和他不同；同与不同取决于自己，那么友道究竟归于什么呢？这正是它逐渐废弃的原因。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兄对弟，如果有过错而且作恶，必然会扰乱败坏国家；所有人都要承受灾难、背负名声，并且终身不能推脱。因此，居于上位的人不敢不教诲，居于下位的人不敢不进谏。世道太平、正道流行时，人们能够遵循义理并安然自得；世道衰败、正道衰微时，人们仍会顾念义理而树立刚正之气，即使有人不这样做，对众人也没有多大妨害罢了。这就是所谓道理和形势维系它们，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朋友既不是天性亲情，结合也不是由人情决定，相从也不是众人之心所必然要求的；可以聚群相同，也可以分开相异；有善行，不足以同他人共享荣耀；有恶行，也不足以替他人承受耻辱。大道流行时，能够以公义相交的人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往下说到这一层，能够做到的人就少了。因此圣人尊崇这种关系，把它同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区别开来，统一称为共同遵行的大道。圣人去世以后，朋友之义更加废弃；到了今天，已经消亡了。人的身体有四肢，靠它们组成完整的人；身体有一部分不完备，就称为残废，而人伦有了缺失，又凭什么立身于世呢？唉！身处今天，却希望恢复古代的道义，实在困难。姑且寻求那些肯告诉我过错的人，并且同那些乐于听闻别人指出自己过错的人交往吧？《记客言》　　　　王向 有位客人谈到西部军队的事情，说：刘平、石元孙战败时，事情刚刚发生，鄜延军有十万人。吐谷浑想同敌人交战，于是出战。交战时天已经黑了，敌军把许多马解下来休息，把精壮士兵撤下，让老弱士卒迎战。宋军士卒占了优势，人人都拼死力战。到了夜里准备休息，却又三次起来交战。天快亮时，老弱士卒几乎都死尽了，士卒争相缴获敌物，远远超过应得的数量，也全都疲惫不堪。蕃军这才慢慢击鼓出战，士卒举起新旗，登上高处呼喊汉兵来交战。宋军士气丧失，连钲鼓都不敢敲响。敌人稍稍出动骑兵，在阵上奔驰掠过，叫喊着向军中射箭，宋军很多人战死。当时只有刘平、石元孙所率的军队。此前曾分出一万多人隶属监军黄德和，让他们屯驻西坡，并且用张扬声势、制造声响来迷惑敌人，使各军能够相互支援。事情已经十分危急，想到撤退必定被敌人乘势追击，又恐怕迫近险地不利，不如合并军队拼死决战，或许还能有所保全。两位将领正在商议，还没有决定，都会监郭逵说：‘太尉如果决定采用这个计策，希望允许我骑一匹好马到德和军中，把他们招来一同作战。’话还没说完，刘平接着说：‘先前的商议本来就是这样，舍人可以叫军吏带一百名骑兵随行。’郭逵说：‘一百人不足以成事，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敌人知道我们召集旁军，必定派骑兵截断去路，不如我独自前往更方便。’ 刘平说：‘独自前去确实容易；但如果遇到险情，你想依靠谁呢？’郭逵说：‘即使敌人突然袭击，带一百人又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请立一面标记等待我，到中午我还不回来，就算我死了。太尉不要耽误时间。’于是下令全军完整布阵、固守阵地，胆敢擅自射出一箭进入敌军的斩首。郭逵从军队后方出发，走了约十里，到了德和军中。军中听说郭逵来了，打开营门想让他进去，黄德和却不肯，催促关闭营门，派士卒隔着营门问：‘听说太尉已经交战，舍人应当亲自在阵中，反而向西来，是想背弃西军而投向敌人吗？’郭逵停住马在营外列阵，呼唤那名士卒上前交谈，把太尉命令如此如此传达给他。士卒回去报告，黄德和惊愕地说：‘如果真像舍人所说，请拿出符信验证。’郭逵说：‘我是军都监，能够亲自参与商议，太尉派我来正是为了取信，何必还要符信？太尉分军时有符信约定吗？’黄德和说：‘没有。’郭逵说：‘即使如此，我专门率领一军来归属你们，轻易决定去留，必定应有一件可以查验的凭证才能离开。’郭逵辞别，请求入内，黄德和畏惧退避，本来就不在于有没有符信，便说：‘把郭逵绑起来押入军中，带去见太尉；他有一句话不合军令，就把他处死，这样就没有疑问了。’黄德和本来胆怯，听说敌人非常强大，更不敢出营。郭逵接连催促，多次往返，黄德和无法拒绝，便讥刺郭逵说：‘天子认为舍人勇猛能抵挡万人，想让你作为破敌攻坚的将领；你却接受一个骑兵的任命，想躲避战事保全自己，怎么可以？’ ‘军队回来后一定会把这件事上奏，赶快先自行回去报告太尉，等军队跟上来就到了，只管作战，不要留下等待。’郭逵不敢停留，又飞驰回来，把黄德和的话报告给刘平等人。刘平相信黄德和确实会来，于是击鼓率士卒出战，却接连三次败退。黄德和的军队最终也没有来。郭逵独自在阵中进退，宋军稍有后退，他便策马殿后，手持大铁矛横向冲击，凡是矛锋所指之处，敌人全都被杀死；他呼喊着冲入敌军，军中无人敢正视。宋军将要重新整顿阵势，敌军也暂时停止进攻。最后宋军撤退时，敌人派人拿着大绳，站在高处迎击郭逵；郭逵一一下马，就把来人砍断，敌人始终不能擒获他。郭逵于是放纵战马深入敌阵，向身旁的士兵击鼓喊道：‘赶快追击！’汉军留下十多名弩手连续射击，郭逵的马被射死，他下马步行，杀死数人，想回到军中取马，但军队已经混乱，无法进入，于是脱身逃走。士卒死亡十分之八。太尉失去军队，未能返回边塞，朝廷大为惊恐，承受此事的官员骑马奔驰二十驿，经过三昼夜才到京师报告。随后敌军便收拢而去，败兵四散逃亡十多天，才陆续从边境附近各郡出现，负伤受创的不足四万人，只有黄德和一军完整无损。天子派官吏依法审治黄德和，判他死罪。天子想到刘平等人失去援军、无人救助，人人拼力战死，十分哀痛，于是下诏说：‘边境发生战事，卿大夫替朕亲自率军出征。朕因为不明，信任失当，使宦官监军，终于败坏边事；朕只因一两个将帅亲身投入战鼓之间，最终无法慰藉朕向西顾念边患的悲恻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两〕

译‘对死去的将领和副将以下官员，分别追赠官阶七级；他们的儿子、孙子，听任按照父兄的资格任用为高级职位。’据说郭逵逃亡时，跑到东原，藏在大崖下面，十多个士卒同他一起，各自解下铠甲吮吸伤口，让一个人下崖取雪，用手捧来吃，在树旁休息了很久。他望见一匹败马走来，便自行取马，丢下士卒骑马逃走。士卒随后都呼喊：‘舍人，难道要丢下我们吗？’郭逵更加催马，只回头说让他们赶快回环州去。郭逵到了环州，因为丢失主将，怀疑自己有罪，不敢求见；后来听说黄德和被斩首，已经连坐处死的人都被封赏，于是藏在山中，时时到各部落乞讨食物，而他的子弟因为他的缘故，多有得到官职、任职边事的。王氏说：‘我很久以前就听说郭逵死了，只有把延州士卒的说法拿来询问，当面核实，人人都说确实如此。石元孙战败时，已经有人传说他死了；后来敌人把元孙归还，元孙竟然没有死，郭逵的事情难道可以由此知道吗？’ 《临淄尉考词》　　　　黄庶 县尉能够捕盗，使盗贼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因而不敢做盗贼，这也是除去盗患的一种办法。山东大体上号称盗贼很多，如今临淄呈报一年的情况，同其他县相比只有几个人而已。前面这位官员任县尉，大概确实有所帮助。《汜水县尉第一考词》　　　　傅尧俞 县尉的职责是捕盗，而赏罚最为明显，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区别等级。汜水县前有山溪，后有黄河，从前多有盗掘坟墓、做奸邪之事的人，如今整整一年没有盗贼，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县尉而不敢作盗吗？这难道不比捕盗很多更贤能吗？虽然没有得到赏赐，也应当优待他的考课等级，可以评为中上。《济源县主簿吕师民考词》　傅尧俞 古代三年考核政绩，如今却每年评定，难道不是对官吏事务要求严格、考察周密吗？前面这位官员两次考核成绩，都有功劳而没有过失，也可以说是勤勉的官吏了。可以评为中中。《录事参军考词》　　　　傅尧俞 “纪纲”是属官的名称，“右曹”是掌管各项事务的职位；私下比较其他部门，更应当得到能干的人。前面这位官员约束自身廉洁公正，处理政务精明敏捷，逐年评定他的考课，众人都说他能干，本来应当稍加褒奖，同时劝勉他不要懈怠，可以评为中中。《道旁父老言》　　　　王令 路旁有一位老人，胡须斑白而身体黑瘦。天气非常寒冷，他的破衣服上面遮住了身体，下面却露在外面。王子遇见他，便叹息。老人说：‘年轻人，你为什么叹息？’王子回答：‘老人家，您年老了，衣食不足以抵御寒冷和饥饿，筋力也已经疲惫；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私下里却有志向，所以敢为您叹息。’老人说：‘你到我面前来，我告诉你。养牛的人还要寻找草料，喂狗的人还要怀着恩意，那么掌管百姓的人，难道应当不是这样吗？况且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又是谁在掌管呢？难道也应该把我们当作马牛一样来思考吗？’王子回答：‘太平时代，英明的天子在上，士农工商四民各自得到利益，衣食不能满足的，只是游荡懒惰的人罢了。既然如此，老人家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老人说：‘天时接连灾荒，有田地也不足以偿还租税，子孙离散，不能得到保护。既然这样，做老人的还有什么罪呢？’王子向他道歉说：‘老人家不要过多怨恨，只是年成饥荒罢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老人愤怒地说：‘饥荒有什么罪？把羊交给别人，不想着好好放牧；送去十只羊，九只只剩下羊皮回来。却说“羊是病死的，难道是牧人放牧不当吗？”这样可以吗？年轻人，你还不值得同你谈论，又哪里有什么志向呢？’说完把手杖扔下离去。王子追上去道歉，他不再回答。《自讼》　　　　刘恕 我一生有二十种过失：轻浮随便，性情急躁，遇到事情就立即发作；性情孤介刚直，愤怒时不考虑后果；拘泥古道而非难今人，不能通晓时势变化；迟疑不决，劳苦却没有功效；自我标榜过高，把自己同胜过自己的人相比；嫉恶过分，不防备招来怨恨和愤怒；侍奉上司过于简略，管理下属过于苛细；直话直说而过于自信，不避嫌疑；拘守小节，坚定固执而不改变；要求别人十全十美，不防备招致责难怨恨；说话太多而不合节度，高谈阔论没有边际；评论人物而不掩饰别人的过错；厌恶建立事业时违背众人，喜欢改革应对事务却不估量自己的能力；德行超过声望而没有法度，交情浅薄却谈论过深；开玩笑没有止境，任性而不避祸患；议论多带讥刺，遇到事情却没有应变机谋；行为没有规矩，别人并没有触犯自己，却随着众人的毁誉而行；事情并非祸患却忧虑过度；以君子的行为来责备、期待小人。除了这二十种过失，还有十八种蔽病：言论宏大而智慧浅小，喜好谋划却只是空泛议论；高谈阔论却不能辨析，谨慎周密却又泄露言语；崇尚风义却拘谨琐碎，乐于行善却不能实行；同人和睦却喜欢提出异议；不畏惧强暴压制却没有勇气，不贪恋权势利益却喜欢急躁；节俭吝啬却白白浪费，想求速成却迟缓愚钝；见识昏暗却强行谋划事情；不是法家却过于严苛，喜欢放纵却拘泥小礼；容易欢乐却多有忧愁，害怕行动却又厌恶安静；思虑很多却处理事情违背常理，多疑却屡屡被人欺骗；事情过去以后没有一次不后悔，到了后来却又重犯；责备自己、嘲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东坡酒经》　　　　苏轼 南方百姓把糯米和粳米掺入草药，制成饼；闻起来香，嚼起来辣，拿在手里空虚而轻，这就是上好的酒饼。我先取面粉使它发酵，用姜汁和面，蒸它，使它裂成十道缝，再用绳子穿起来经风吹干，时间越久越坚硬，这就是精制的面麴。以米五斗为标准，分成五份：三斗的一份，五升的四份。三斗用来酿酒，五升用来投料，共投三次，此外还剩五升有余。开始酿造时用四两饼麴，每次投料用二两麴，都用少量水润湿，水量只够使麴散开、混合均匀。酿酒时一定要压实酒瓮，并把它放在井中阴凉处，三天后井水上涨到溢出，这就是我的酒开始萌发的时候。酒刚开始萌发时，味道很烈而略苦，投料三次以后才变得平和。凡是饼麴性烈而酒麴调和，投料时一定要屡次品尝，随时增减，拿舌头作为秤。酒液溢出后三天才投料，九天内投三次，总共十五天以后才稳定。稳定以后才注入一斗水，水一定要烧开后冷却。无论酿造还是投料，都一定要等麴冷却后再放入，这是炎热地区的规矩。加水五天后才滤酒，得到二斗五升，这就是我的正酒。滤酒前半天，取所谓多出的米，煮成粥，米一份加水三份，揉入饼麴，共四两，两种材料混合后投入酒糟中，熟熟地揉搓，再次酿造；五天后压榨，得到一斗五升，这就是我的低度酒。低度酒和正酒合在一起共四斗，再过五天饮用，味道调和而酒力强劲却不猛烈。滤酒后绝不能拖延，必须立即投入米粥；稍微停留，酒糟就会干枯而受风，酒便会变坏。酿造时间长，酒就醇厚丰足；酿造快则相反。因此我的酒要三十天才酿成。《述医》　　　　龚鼎臣

译《周官》记载，医官掌管医治万民的疾病，大概凡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医治。只有病久而不能医治，才逐渐恶化以至死亡；从未见过疾病刚开始就不能医治的。巴、楚一带，风俗相信巫鬼，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遇到五气相互侵害，或导致疫病的痛苦，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天时造成的疾病，不是医药能够攻治的，所以请求祷告鬼神，片刻也不停止。进献鸡、猪、鸭、羊，只怕不够丰盛。等到实在无力供奉，便无不自责侍奉鬼神还不够周到。有幸病好了，就说是由于祷告勤恳、祭品频繁；否则怎么能够同天时抗衡呢？还有人治病不及时，疾病的毒气日复一日熏灼，结果一家人都染病。因此即使是关系深厚的亲友，也不敢在百步之外望见他们的门舍。到了患病的人家，害怕互相传染，儿子害怕父亲，妻子躲避丈夫。富有的人家，还能得到一个巫师守护；贫困的人家，则只能独自僵卧在一间屋里呻吟罢了。这样一来，不只是断绝了医药的供给，连饮食的供给也往往缺少，因此死亡的人没有不是十之八九，而百姓始终不醒悟。我曾经向人询问，他们患病的根源没有别的，只是巫师胜过医师罢了。唉，巫师难道真的必定胜过医师吗？巫师之所以能胜过医师，大概是世俗之人容易被邪说迷惑。疾病侵扰人体内部，鬼神只是在外部幽冥作用；良药正是用来治疗内部疾病的。如今不努力从内部除去疾病，却专门求取外来的福佑，等到病势严重，连应该保存、询问、诊察的办法都不再相通，这不是荒谬吗？田地里的庄稼茂盛，却被螟虫危害；只有把螟虫全部除去，庄稼的穗才能结实。家中储藏奇珍货物，盗贼进入门户；主人拿刀持棍，有的杀死，有的捕获，财产的丰厚才能保全。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承受阴阳之气，忽然遇到疫病，应当由医者察听声音、观察气色、诊按脉象、施用药物，使病邪离开腹、心、肝、膈之间，然后身体才能恢复平和。如果不用医药，怎么能同不除螟虫却希望庄稼结实、不赶走盗贼却希望家产保全相比呢？那是绝不可能得到的。何况国家重视医药之书，把它看作最重要的政务；先朝编纂名医验方，颁布天下各郡国，其中记述时疫症状，确实十分详尽。到了庆历年间，范文正公建议让从京师直到四方的学医之人都聚集讲习，以精通医术；淘汰庸医谬术，拯救百姓生命，这是对治国之道显著的帮助。然而世俗之人不知道朝廷如此仁爱的用意，反而只被邪妄荒诞之说迷惑，过早断送性命，我实在为他们悲悯。如今我已经告诫医博士，让他每天同医学生考察神农、子仪、扁鹊、秦和的医术，一概以岐伯、俞跗的医道为准绳，端正正道、排斥邪说，以诚实消除妄诞，使可以医治的疾病不至于最终危害人，这也是救济百姓的一件事。但我担心巴賨地区的风俗仍安于旧习，不知道医术功效的神妙，反而加倍祷告淫祀的鬼神，所以刻写这篇文章来告诫他们。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撰述。《吊镈钟文》　　　　秦观 嘉鱼县旁的湖中，接连几年大旱，湖水全都干涸；但夜里常有明亮奇异的光直冲天空。乡人共同记下这个地方，挖掘后得到一口古镈钟。它的形制有两个扁圆的钟面，像两片瓦合在一起，左右各有九孔，总共三十六孔。至于钟鼓、钲、舞部、衡、旋、干之类，考察起来没有一处不相合。县令施君认识到它的珍贵，打算把它献给太常，事情没有办成，便运送到武昌府库中。后来那里的守臣被解职，副职代理政事，看见这口钟很厌恶，说：‘郡中得到一件违背时宜的器物，收藏它是不祥的。’立即命令把它投入冶炼兵器的炉中。唉，器物的不幸，竟有这样的事情吗？从前九江的官吏盗取忠肃公的碑材，放在自己的地方；欧阳詹听说后，写辞哀悼它。我悲叹这口镈钟，它是鼓乐之器，是先王用来宣扬功德、调和人与神的器物。精通审音的人，甚至有在空地上振动车铎来寻找它的；它不像九江的碑材那样仅仅因人的重视才显得珍贵。如今它却辱没在泥土中，不能自行发挥作用，遇到不识鉴别的人而遭到废弃毁坏。爱好古物的人，哪里能够默默不作声呢？于是写文章来哀悼它。辞说：‘唉！万物各自生成，形状不同、器物各异；有时首尾更替，雌雄互相废弃；早晨还是美丽姬妾，晚上就变得憔悴。有的奇数、偶数相继出现，有的九次上升却一次跌倒；清正者受饥，和顺者被排斥，刑罚之王反而卑微，显贵者却失明；出生的小牛失去眼睛，得到的骏马又折断大腿。仔细看世间遭遇的参差不齐，茫茫然不过是在一元之气中循环往复。

译古书说：“黄钟被毁弃，瓦缶却雷鸣般响亮。” 我起初认为这话不对，如今才相信了。唉！这口镈钟是哪个时代制造的？材质不显得刚硬，形制也不显得奇特，却协和音律、合乎法度，浑然像天然生成；即使长期被埋没，也看不出一点瑕疵。它有两个扁圆钟面，三十六个孔，声音清越如玉石，轻轻重重地敲击都能相应发声。它为什么没有显现出高大奇伟的形貌，反而偶然沉没在幽暗鄙陋之地，辱没于泥土污水之间，忍受鱼鳞兽毛的腥臭？可叹它刚刚离开笋簴，就骤然陷入宏大的罗网。幸好因为阳气失常而湖水干涸，天日忽然使它重新被看见；原以为它可以充当朝廷贡品，获得在金石乐中奏鸣的机会，却像夜光明珠暗中投掷，最终只能按剑叹息，没有人肯赏识它。唉！赤刀、大训、天球、河图、秦玺、汉剑、赵璧、隋珠、犍为的磬、汾阳的鼎、曲阜的鞋、大泽的孤树，历代相传，用来光耀国都。下至威斗、错刀、羯鼓的架座、破镜、残缺的符节、遗失的簪子、坠落的耳饰，确实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却仍然被好事者收藏。这口钟，是郊庙祭祀所使用的器物，是乐器的纲纪；它能够统摄、调和元气，使舞兽仪凤；能够令大河重新澄清，使左角不再暗淡；能够改变风俗，使人返回羲皇时代。然而它却被废弃在深渊之中，出土后又遭到毁坏，几乎还不如藻盘，何况敢同牛铎相比呢！这正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的事。然而我听说，阴精的纯质、燥气的后裔，即使经过火的变革，质地也不会改变。一时晦暗、一时明亮，从前既然如此，奋起后又重新振作，难道可以就此完结吗？唉！钟啊，你如今在哪里呢？难道还会再次奏出激越的宫调、流转的羽调，来继承从前的声律吗？还是要顺应变化而迁改，改变形制，以便适应使用呢？难道会制成钱、镈、铚、釜，用来供耕种之用吗？还是制成鼎鼐，以发挥烹饪的功用呢？难道会制成佛、老子的像，巍然供缁衣、素衣之人瞻仰吗？难道会制成麟趾、防蹄的形状，普遍供天下人玩赏吗？难道会制成干越之剑，剑气如虹霓，在举手投足之间扫除妖氛吗？还是会制成百炼的铜镜，清澈如止水，在高堂之上辨别美丑吗？新旧相代，从来没有说已经完结；纷纷然各走不同道路，必定会有一种新的形态出现，绝不会湮没，哪怕草木消亡也不会停止。唉！镈钟又将怎样防止这种变化呢？责沈文贻知默侄　陈瓘 如果向南去越地，却把车辕朝北，越地自然无法到达；把越地人迁到齐地，时间久了，越语可以改说成齐语，然而人的气质一经形成，却不能自行改变习惯，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吗？人的气质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而道学的力量很大；人们习惯于自己原有的习惯，却从未加以察觉。天是气，地是质，万物无不如此；人在天地之间虽然渺小，也不过是万物之一罢了。物与物之间有什么相距很远的呢？有的聪明，有的愚笨，难道不是取决于后天的习惯吗？求得诚实之道，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学习的要领，在于寻求老师。颜子不迁怒、不贰过，是从孔子那里学得的；想要仰慕颜子的人，将要拜谁为师呢？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没有回答。叶公有识人的明察，有谋划国事的忠心，爱惜贤才而得到百姓拥戴，谨慎于细微之处而忧虑长远之事；他的事迹件件都可以指陈，他留在《缁衣》中的言论，也值得观览。在楚国的贤人中，谁能胜过他？子路并不是轻慢贤人，只是鲁国有孔子而叶公不知道，那么对于他的询问，又有什么值得回答的呢？陈良是楚国人，却能使北方的学者没有谁超过他，所以孟子称陈良为豪杰之士，只是因为他能够喜爱周公、孔子的道而已。不知道孔子，那么即使贤能如子高，也是不值得孔门回答的。作为士人而考察古道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元丰乙丑年夏天，我担任礼部贡院的防检官，恰好与校书郎范公醇夫同住一舍。范公曾谈论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说只有伯淳具备这种品德。我问他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难道你不知道程伯淳吗？”我道歉说：“我生长在东南，实在不知道。”当时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从那以后，我常常因为孤陋寡闻而惭愧；像杨中立先生这样得到程氏传授的人，我也没有认识。崇宁初年，兄长的孙子渐渐到程氏门下求学；当时我在合浦，才有机会与他通问。我反省自己、改正过失，依赖他的一句话；沈渐在那时也常常用他所听到的道理来警醒我的错误。我起初忽视他的话，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是治病救命的良药。如今沈渐来到天台，考察他的学问，更加进步；听到他的言论，也更加令人喜悦。他受到陶冶熏陶、铸炼成材，是有来由的。像举步远涉南溟、观看北壑的洪涛一样，这正是将来远大成就的基础。起初并没有谋划，怎么会得到今天的成就呢？古代善于学习的人，心志高远而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于是气息融和而没有隔阂，万物之理得以穷究而不再疑惑；这样以后，修养成熟，道才凝定。山上有树木，它的生长是逐渐的；合抱粗的树干，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等来的呢？人的弊病，在于不能树立根基；根基树立了却不努力，又凭什么比那种人强呢？事物的始终，难道可以不严肃对待吗？开始认识，最终成就，始终同归于沉默，其中的道理不是语言所能穷尽的。我因为说话太多而招来祸患，至今还没有被诛杀，承受着恩典而自庆幸，却不知道岁月已经很久，生与死也有不同。如今既老又病，手臂麻痹，眼睛昏花，书册、笔墨砚台几乎将要放弃。现在临沈渐出行之际，不能忘记对他说些话，于是写下《责沈》送给他。是欣喜沈渐能够谋划事情的开端，并且坚定地使它有所成就。政和三年八月九日。《宋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　吕祖谦　编 对问 应责　柳开 有人责问说：“你处在当今时代，却喜好古文和古人的道，难道没有想过吗？如果想过，那么你怎么还能吃粟米、穿丝帛，安居于众人之间呢？众人所鄙视轻贱的东西，你还要尊重推崇，谁会跟从你呢？你这样教化人，忽然有一天将会看见你穷困饥饿而死。”柳子回答说：“唉！上天把德性赋予人，圣贤虽处不同时代，却同样会出现。他们出现，难道是急切追求富贵、私自使自身丰厚吗？是要专心于仁义，公开实行古人的道。自身不足有什么忧患呢？如果道足够了，还担心自身不足吗？如果道不足而自身富足，那又能满足什么呢？今天的时代和古代的时代相同，今天的人和古代的人也相同。古代用道德仁义教导百姓，今天的教导也用道德仁义；这样看来，今古有什么不同呢？古代教导百姓的人，得到职位，就用言论教化他们；他们得到这些言论，众人便会跟从。没有得到职位，就写在后世的书中，传授给后来的人，使人知道圣人的道，改变社会风气，尊君敬长，对父亲孝顺，对子女慈爱；这道理多么伟大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私有之物，而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我实行它，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况且我如今奔走于草野之间，官位还没有达到自身，已经用言论教化别人，怎么会落后于我自己呢？” “所以我有书籍来扩充自己的心志，也将把它传授给别人。”你责备我喜好古文，那么你所说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呢？古文不在于文辞艰涩、语言苦硬，使人难以诵读；而在于使道理古雅高远，意义随着言语的长短而表达，能够应变而制成文章，和古人的行事相同，这才叫古文。你不能体会我的书，取得我的心意；如今只看它、诵读它，却不用古道来观察我的心，也不用古道来观察我的志，那么我的文章就没有过错了。如果我顺从世俗的文章，怎么能够把教化传给百姓呢？我自己在内心也会惭愧。想实行古人的道，却反而写成今人的文章，就像到海上游玩却驾着骏马，能行得通吗？如果行不通，那么我就遵从古文。我用这种道理教化百姓，就像在宫中敲响金石乐器，众人暂且说“这是丝竹的声音”，那么我便用金石之声让他们听。吃粟米、穿丝帛，为什么不能和众人一样呢？如果众人不跟从我，不是我的不幸，而是众人的不幸。难道我会用众人的不幸来换取自己的幸运吗？即使我穷困饥饿而死，死就死了；我的道难道会因我穷困饥饿而死亡吗？我的道，是孔子、孟轲、扬雄、韩愈的道；我的文章，也是孔子、孟轲、扬雄、韩愈的文章。你不思考我的话，妄自责备我；责备我本人也就罢了，竟然责备我的文章，也就是责备我的道，那么你这是在替我做事，还是在做罪人呢？答客问　尹源 客人问我：“请问臣下不忠，什么最严重？”我说：“没有过错最严重。”客人说：“所谓过错，是说失去中道。作为臣子有这种情况，就会违背政事、危害治理。君子善于做到没有过错，而你却认为这是不忠，糊涂了。”我说：“我所说的没有过错，并不是真的能够没有过错，而是众人不认为他有过错，没有明显的痕迹可以攻击他。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做不忠之臣的人，没有不在外表上表现得畏惧谨慎、遵循法度，从而巩固自己的宠爱、延长自己的权力，以实现其邪恶目的的。在内任宰相、卿大夫，不敢主持天下大事，也不敢参与进退贤能与不肖的人，只说：‘我只知道遵循旧例，专擅就有罪。’在外任郡守、县令，乃至监察一道，却看到政事的弊病不敢革除，看到百姓的疾苦不敢解除，只说：‘我只知道奉行法令，违背法令就是罪。’像这样的人，不仅当时的君主以后世眼光看也认为没有过错，天下人也认为没有过错。如果始终不能辨别这种情况，使内外相互配合而形成这种风气，那么国家一天天削弱，百姓一天天困苦，直到大乱而无人能够抵御，还能称他为忠臣吗？”忠臣却不是这样，他一心为了天下的公利，不会用自身的安危改变操守。他办事时，有时触犯君上的忌讳，有时遭受下属的毁谤。像这样的人，不仅当时的君主认为他有过错，天下人也认为他有过错。如果能够辨明其中的是非，使他得以实行自己的道，那么国家享受它的利益，百姓蒙受它的恩惠，还能称他为不忠吗？所以忠臣以爱君为根本，奸臣以爱身为根本。从来没有爱君却把自身放在君主之前，也没有爱身却把君主放在自身之前的。客人说：“按照你的说法，仲山甫明哲保身，万石君、崔光忠诚谨慎、没有过错，难道都不忠吗？”我说：“如果这几个人内心确实纯正，并不是为了求得‘没有过错’的名声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就不能这样说。因此，忠臣的过错虽小却一定显露，奸臣的过错虽大却不明显。世人只看见显露出来的，以为那是过错。孔光、张禹因此危害汉朝宗室，李林甫因此祸害唐朝。”客人说：“那么君主凭什么辨别他们呢？”我说：“舍弃表面的行迹而考察他的内心和用心，这样就可以了。” 告谕客人　刘敞 宝元、康定年间，元昊背叛诏令；朝廷发布诏书，征求有才干谋略的人，于是上书言事、自我推荐的人很多，朝廷总是让近臣询问他们的情况，才能高的任郡从事，次一等的补任掾史，前后将近数百人。当时我正游历吴中，有位客人替我惋惜，于是写了《谕客》。客人对公是先生说：“我听说贤者不会放过利益，智者不会错过时机，顺着形势推求事理，把事情当作机遇，因此功勋流传于竹帛，盛大的德行载于百姓之中，经历百代而不衰，超过众人而独自奔驰。这就是所谓豪杰之士，先生也有意于此吗？”先生说：“你想用什么教导我呢？”客人说：“如今西方兵马逼近边境，昆仑道路断绝，皇上忧闷不乐，边地有久驻的军队，北方旃裘之贡不再送入，钟鼓娱乐也无心享受，至今已经三年了。因此朝廷向下发布求贤诏书，开放自荐的道路，汇聚奇才俊士，兼听天下意见，恩德深入人心，义气激荡肺腑。所以诏令下达之日，坐着的人哭湿衣襟，躺着的人眼泪交错流到面颊，人人都想奋发出必死的力量，冒险投入难以预料的战机，忘却山川跋涉的艰苦，轻视战争的危险；有人请求长缨去捆绑敌人，有人拿出家财来救济军队。上奏章的人挤满公车署，献策略的人充满北阙；有人从平民直接起用而获得爵位，有人凭一句话改变了官阶。

译这也是遭逢机遇的时刻、形势变化的契机、勇于辩说的时辰，是敌国势力正强的时候。当年穰苴凭权统率军队向西出征，苏秦凭口才向东游说。如今先生却寂然好像不知道，冷漠好像没有听见，声名和智慧都归于沉寂，行迹和世俗一同沉沦。满腹经书，却不能合乎众人的心意，难道是因为昏暗于事势才这样吗？况且大道期待的是发挥作用，不必完全洁白；功业期待的是成功，不必没有羞辱。因此伊尹背着鼎，伍员鼓腹，百里奚为人喂牛，申包胥痛哭；他们顺应时机、凭借形势，大节正直而小节可以曲折，功业高如丘山，光明如手执火炬。如今先生却专门学习无用的言论，固守难以实行的事情，抛弃诸子之学，专心于六艺。井田制度即使通晓，也不能增加财赋收入；乡饮礼即使讲习，也不能救济军队的急需；羽舞即使文雅，也不能代替执干戈的防卫；麻冕即使纯正，也不能替换甲胄的装备。睁眼曲身，空有言论而少有实效，不能谋求进取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不降低身段，谈论世俗事务，早起晚睡，在孙武、吴起的领域驰骋，在苏秦、张仪的阵营揣摩谋划，使舌头像闪电一样流利，功业像雷霆一样迅速，威名和功业一同建立，家国两方面都荣耀？却反而安于陋巷，甘心吃藜藿，眼睛不看《韶》《曼》之乐，耳朵隔绝金石之声，抱着水瓮汲水，却不知道用力；这样处世，老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先生说：“唉！客人为什么外表这样强壮而见识这样少，愿望这样大而智慧这样小？确实难以与你谈论道理了。虽然如此，也不能不陈说。从前轩辕氏有阪泉之战，尧有丹浦之征，舜有诛伐三苗，启有讨伐有扈氏的战争，成汤在牧宫发动进攻，文王在崇城建立功绩。在那个时候，他们承载天地般广大，文明光明可以与日月相比，恩德像时雨一样滋润天下，威势像霜雪一样鲜明。凡是能行走、能呼吸的，没有不服从的。然而干戈还没有完全收起，弓箭还没有完全闭藏；小则俘获敌人、割取首级，大则流血成灾。他们巍巍的功业并不因此减少，赫赫的名声也不因此破裂，反而正足以增加美名、扩大美德罢了。客人认为这会损害盛德吗？那个狂妄的小儿像鸱鸟张开翅膀，天夺去了他的魂魄；他跳跃挣扎、颠沛冲撞，不过是假借天命苟延片刻。亲族不替他说话，只希望找到处死他的地方；像狗向主人狂吠，正应当在疆场上防备盗窃。这也不过是蚩尤、三苗一类，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将帅之臣熟习《诗》《礼》，披甲戴胄的士卒奋勇如搏击兕牛。奖赏还没有悬挂公布，刑罚还没有严厉施行，天下亿兆百姓却已经集合起来了。于是像虎顾盼、鹰注视，像龙行云起。譬如拉开千石重弩，刺破将要溃烂的疽疮，引来大河之水，浇灭将要熄灭的火灾。顷刻之间就可以看见成效，又何必劳烦天下的学士呢？皇上之所以勤勉警惕，辛劳求贤，疏通自行进荐的道路，开放广泛访求的门户，是担心伯高、傅说一类的人藏在山岩旷野之间，伊尹、大师一类的人流落于屠宰和垂钓之中。又是为了彰明谦让的道义，恭敬听取卑微者的操守，使非凡的事业能够和士大夫共同完成。这是三王也没有做到的，五帝也难以实行的事。愚昧浅陋的人，哪里能明白其中的心意呢？从前燕国想求千里马，于是买下死马的骨头，千里马就真的来了；越国想求勇士，于是向发怒的勇士行礼，百夫之勇便聚集而来。皇上也想招致特异出众的人，所以对狂放与拘谨的人都不加拒斥，对排斥触犯者也没有禁忌。高爵厚禄，有的使人富裕，有的使人显贵；鉴察明彻如神明，器量广大可配天地。难道是因为小丑还没有被平定、群凶还在肆意妄为吗？况且东面逐渐达到岛夷，南面直到交趾，西面覆盖孤竹，北面越过凿齿。各地接受命令入朝，车轨统一，像雷动风行一样，疆域达到方圆百万里，俯视不过数郡之地。元昊的部众，曾不如脸上的黑痣、不如蚂蚁在洞穴中爬行，却想用敌国来评论他们，实在是失去了类比。况且客人难道没有听说宋朝受命的故事吗？从前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海水横流，天下分裂成六七部分。有的国家不进贡、不朝见，没有统一的归属。于是愚蠢的百姓困于兵戈，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成河；糜烂溃败、屠杀剥削的局面，大概持续了五十多年。上帝眷顾百姓，于是命令太祖接受禅让，开创国家；当时疆域方圆不过千里，仍有残余势力不肯服从、不肯奉祀，太宗平定了它们，真宗完成了统一。至于礼乐制度的制作，有些还来不及办理，但也已经开设籍田，封禅泰山，祭祀河汾，考察百王制度。皇上继承并遵循圣明武功，没有遗漏，克胜残暴、停止杀戮，终于达到今天的局面。因此过去又申令访求古乐，整顿郊祀配享，全面厘定六经，谨慎告诫元老，想要成就一代帝王的法度，完成数世可成的期限，使后代遵守规矩，使太常尽行礼仪，与六经相参照，显扬于万年之后，恩泽流入重重海洋，功德升达上天，恢复成康时代的风俗，与典谟篇章相匹配；收起弓箭，偃息兵革，再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这就是学者所以踊跃奋发、鄙陋儒生所以拳拳用心的原因。为什么要在太平时代学习苏秦、张仪，在异族之中施行孙武、吴起的权谋，最终对王道没有益处，反而徒然背离圣明的治理呢？客人只笑我不明白事机，我也悲叹客人急于富贵，却不知道制作礼乐制度的意义。”话还没有说完，客人肃然起立道歉说：“我是荒野之人，沉溺于自己听闻的见解，幸蒙先生教诲，谨遵您的教导。” 反求斋对　谢逸 李子在官署的北面建了一所斋舍，向我请求题名，名为“反求”。李子请教说：“希望听听‘反求’的意义。”我回答说：“你没有听说楚国的盗贼吗？楚国有个盗贼叫支贡，行走好像不留痕迹，说话好像没有气息，翻越墙垣像鸟一样，挖土入室像穿行平地一样。他住在楚国时，百姓没有一天不丢失财物。国人心里知道是支贡所为，却没有证据捉拿他；每次丢失财物，必定骂道：‘这一定是支贡干的。’对于无法捉住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天，支贡对邻居家的孩子说：‘楚国的盗贼并不少，每次丢失财物，必定都怪罪支贡。’邻家孩子说：‘你不要因国人怪罪自己而生气。你能够做盗贼，所以丢失财物的人必定怪罪你；如果你不做盗贼，谁会怪罪你呢？’支贡说：‘这并不难，我将要关上门不出去了。假如夜里还有人丢失财物，也要把罪过归到支贡身上吗？’这天夜里，楚国人撤除守卫、解除禁令，而国内没有发生连狗都惊叫的动静。君子说：‘人不能不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仁，是用来爱人的；爱人却得不到亲近，就应当反过来求诸自身，说是自己的仁还没有达到。智，是用来治理人的；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就应当反过来求诸自身，说是自己的智还没有达到。敬，是用来以礼待人的。

译以礼待人却得不到回应，就应当反过来求诸自身，说是自己的敬还没有达到。凡是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结果，都应当反过来求诸自身；如果只知道责怪别人，那和楚国盗贼每天偷取财物却因别人怪罪自己而生气，有什么不同呢？‘反求’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李子茫然片刻后说：“您教诲得对。”李子名叫绂，字明服，是我的表弟。他又跟从我学习，所以我把斋名的意义告诉他，让他回去写在墙上。三山移文　宋白 三山的英灵、十洲的神灵，排开烟雾，向山庭发布移文。凭借那逍遥超脱尘俗的姿态、缥缈如飞仙的形状，驾驭白鹤飞到云端，乘着青鸾驰骋天上；我如今才知道他们了。至于幽深昏冥、超然象外，厌弃浮世而如龙舒展，摆脱尘世而如蝉蜕壳，在太虚中聆听《白雪》，在上界汲取流霞，这些境界也确实存在。难道要奢靡轻浮、猖狂迅疾，学习夏桀的奢侈，采用商纣的酷虐，把大道当作游戏，残害万民来满足欲望吗？这是多么荒谬啊！唉！龙车已经不存在，鼎湖之游一去不返；万古千秋，英灵仍在冥冥中显现。世上有秦皇，后来又有汉帝；既然崇尚登高求仙，便越来越骄纵、越来越炽烈。然而他们表面上仿效希夷之道，内心却忘了虚无，偷祭神山，滥封东岳，玷污我们的真正风尚，轻视我们的仙药。虽然在仙界一心追求，最终却没有心思追求上天所授的爵位。他们刚开始到达仙山时，将要拍击洪崖、举杯敬浮丘，抛弃百官之职，放下诸侯之位；鼋形的桥梁架在阳光之中，剑气凌越秋空。有时想着可以接近玉皇，有时想象能和金仙同游，弃置黎民而不治理，只仰望苍天来求仙。燕昭王哪里能与他们相比，子晋也不能和他们匹敌。等到他们的妄说开始流行，贪求仙道的诚意更加勇猛，智慧之刃纵横挥动，心神飞驰。于是他们纵览海边，穷尽世上的奢华，乘楼船渡过重重海洋，建造祈年宫，规模可与大壮之卦相比。兰木船桨散发着天风的芳香，桂木栋梁高凌星辰。遥望仙阙，不知何处才是尽头；回头看人间，却觉得如同狭窄的牢笼。等到他们戴上庄严的霞冠，垂下珠玉佩绶，穿着凤纹鞋，排列蛟龙刺绣，在宴席上焚烧百和香，在座位右侧辉映九华之光；羽旗争相高举，瑶台竞相开启。丹台紫府究竟在哪里？白凤青鸾仍然没有到来。人间的大宝并不尊贵，只有三清才是归属。他们以处理万机琐事为耻，以天地六合的狭促为局限；将要把年号记录在仙界的真图上，任凭自己的名字从帝王的名册中消失。他们仰慕七十位求仙君王，把政权交给三十六位车毂之臣，使我白白耗费步虚的脚力，曾经轻身飞升。徐福没有回来，安期生又和谁作伴？文成、五利都不过是虚妄之人，向太一、上元祈求也只是徒然等待。后来柏梁台化为灰烬，承露盘飘零；甲帐空空，暮烟含怨，羽人离去，秋风惊动。过去求长生、登寿域，如今却看见尸骨抛在荒尘中。由此可知，碧海浩瀚，瀛洲渺远，方丈争奇，蓬莱高峻。感叹沙丘的遗事，还有谁凭吊茂陵呢？所以露水惨淡而长寒，风声呜咽自吞，秋草凄凉，春花愁绝。可叹罗绮都已空无，感叹池台也已经毁灭。况且既然拥有帝王的神器，教化养育群生，就应当使天地与自己合德，与日月同样光明。怎么可以让凤扆寂寥，龙图毁坏，帝王之道荒废，天潢沦为泥滓呢？却把心思游放在幻妄道路上，用诡诈之说教导臣民。应当关闭玉洞，遮掩天关，扬起大雾，涌出惊涛，隔绝海上的妖风，阻断云端的妄魂。于是波涛高如山，怒云失去颜色，斥责二位君主的错误，警告后世君王所应遵循的道德。请做治理世间的君王，不要做等待升天的客人。跛奚移文　黄庭坚 我的妹妹阿通出嫁后，李安作诗为她置办婢女，没有找到合适的，终于得到一个名叫跛奚的婢女。她走路蹒跚、步子疏缓，不善于快走趋行，额头高得伸出屋檐，脚却能碰到门槛。三个老妇拉她拉不来，两个老妇推她推不走，主人不高兴，厨人也骂她发怒。黄子笑着说：“尧牵羊，舜鞭打它，羊吃不到东西，尧舜都疲惫不堪。山谷里有一百只羊，只要放牧一个儿童，草上的露水干了就出去，露水降下就回来，一只羊也不会丢失，因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说，使用人，要根据他的才能；一方面有所不能，也就有另一方面适宜。守夜防盗不能用马，白天管理漏刻不能用鸡。准绳规矩各有不同，用法施行也各不相同。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缺陷；尺有它达不到的地方，寸也有它延伸的作用。你若不通晓这个道理，鞋子就不能搬运，土筐也不能承担重任。若让鞋子坐在那里斜视，大小事情都会荒废。你若能通晓这个道理，就像利用盲人的耳朵、聋人的眼睛；舍弃一项专长，便可以取得十倍百倍的功效。事情本来有专精于一项就能尽善尽美的，也有处处使用机巧反而一无所成的。有所不能，才有所大能。”于是叫跛奚到面前来，我对她说：“你能和壮士比赛拔距吗？能和群猴分食芧草吗？能和八匹骏马争路吗？能追逐三窟的狡兔吗？”她都说不能。我说：“这本来就是你不能做的事。在闺门之内，本来就没有必要做这些。现在将告诉你能够做的事情。你的行动不灵便，应当负责坐着做的工作，不得顽劣痴呆。现在命令你谨慎整饬：清晨进入厨房，洗涤枪、煮洗釜，挑选蔬菜，留下精细的、剔除粗劣的；切肉要按规矩切成方块，切鱼要按规矩切成长条。起锅的面食要像截断的脂肪，煮饼要把汤深深注入，调和粥不要放醋和腌菜。晚上使用臼时要放姜葱，煎烙食物不要焦，旋转翻动不要变黄，饭不要粘牙。扬盆时不要留下沙粒，添火要守着火炉；水要浇入沸腾的鼎中，调节香料和菜蔬，生熟都必须禀告。姨母来临用饭时，要清除污垢、撩起头发，不得染指汤勺，不得大口啃肉、嘴里含骨；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禀报。吃完饭洗涤器具，正洗三遍、反洗三遍，逐件擦拭，务必清洁。睡觉时把匙子盖在碗上，陶瓦器物要洁白素净，查看在用器物，谨慎而有条理。兄弟们出行时，要使公母相配；中午事务清闲，就洗衣漱襦；器物脏了洗净，干净了妥善收好，谨慎遵循原来的规矩。白衣应当保持洁白，染色衣服要增加色泽；栀子、郁金染成黄色，红螺使颜色鲜明，靛蓝捣草染色，茅草灰装入袋中制黑色，浆洗、胰子粉洗都要洁白，没有不美好可爱的。干湿之处要平整，熨烫要平坦；来往服役的事务，借助他人使唤。牛羊下来时，叫鸡归桀；撑住门闩，防止闲人和盗窃；给猫狗饮食，堵塞墙壁和洞穴。”

译凡是鸟来抢肉，猫碰到鼎，狗咬坏枪，鸡窥视甑，都是你的罪过。春蚕三眠后，升上簇中自行结茧，七天七夜不得停止火力。纻、麻、藤、葛，蕉布、细葛、粗葛，都要织作不停；抽丝、缉线，偷出时间来做，一天完成一半，织成一根带子也有余。暑天要蓄藏冰；蒸热的扇子要使它凉，蜜水要熏香，艾草要驱蚊，水盘要除蝇；果实生长时守护树木，果实成熟时守护筐篓；拿弓带弹，驱赶飞鸟，不得吮尝，使果实每天减少。受到姆妪的责骂讥笑，遇到痢疾、泄泻、呕吐，天寒时安置笼火；衣服和食物都要烘暖，替人搔痒、减轻疼痛，用火烤手、揉搓冻处；无事时靠墙，鞋履也可以制作。堂上有人呼叫，要传声代答；长处截取来补短处，连鸭和鹤都担忧。用勤劳补拙劣，和巧人相匹敌。前面所说的这些事，你能做吗？”跛奚回答说：“我的脚有缺陷，但手还完整。像前面所说的事，即使劳累，又有什么过错呢？”黄子说：“如果这样就不是无用之人，已经有用了吗？”众人都回答说：“是。”没有一个不感到满足。连珠 连珠二首　徐铉 道不可以用权宜手段推行，否则最终会损害道；情感不可以苟且迎合，时间久了就会疏远。因此用军队进谏，虽然是爱护君主，但君主安定后，忠诚恭敬也已经丧失。同船渡过险境，险境平息后，所取所授自然各不相同。时运不会总是相合，体察大道的人没有忧虑；时机不会总是到来，怀有才能的人不会困滞。因此霜露已经降下，徂徕山也不改变它的贞正；弓箭已经收入箭囊，董泽也不会越过它的锋利。连珠一首　晏殊 时局太平、德行相合，执掌均衡之政的人接续隐退于山林；先前的运数已经达到极点，道开始消退，享有职位的人却在政事之外获得盛誉。因此房玄龄、杜如晦的恩德勤劳无二，却没有明显事迹可寻；郭子仪、裴度被罢退的情况很多，名声反而更加显大【郭汾阳，即郭子仪；裴晋公，即裴度】。连珠一首　宋庠 山中有楩木、梓木等良材，住在山里的人却住茅草屋；田里有禾稷的收成，辛苦耕田的人却只吃半菽就饱；马厩里有骏马，掌管马厩的人却大腿瘦弱，只能步行。这就是所谓被外物役使的人，智慧不能驾驭外物。没有树木的人，却能享用华美的屋椽；没有田地的人，却能享用美好的谷物；没有马厩的人，却能驾驭上等马匹。这就是所谓役使外物的人，智慧能够包容并驾驭外物。所以君子安逸于施行德行，小人劳苦于使用力气。连珠一首　刘攽 听说用诡诈的办法取得胜利，只能暂时使用；怀藏恶意而招致讨伐，从来没有能够取胜的。因此用桀的诈术对付桀，还可能侥幸暂时容身；用燕国去讨伐燕国，不能够使对方真正服从。《宋文鉴》卷第一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　吕祖谦　编 琴操 怀归操　刘敞 蟋蟀在堂上，年岁将要过去。如今我不欢乐，忧郁而悲伤。难道我不想归去吗？只是害怕公文催逼。蟋蟀在堂上，年岁将要逝去。如今我不欢乐，因滞留而忧伤。难道我不想归去吗？只是畏惧朋友责问。醉翁操　苏轼 琅邪幽谷的山水奇异秀丽，泉水在空旷的山涧中鸣响，仿佛合乎音乐的节拍。醉翁喜爱这里，拿着酒来到泉边聆听，总是欣然忘记归去。离开这里十多年后，喜好奇异之事的士人沈遵听说此事，前往游览，用琴把泉声写下来，名为《醉翁操》。琴曲节奏有疏有密，音调和指法华美流畅，懂琴的人认为它无与伦比。然而它只有曲声而没有歌词；醉翁虽然为它作歌，却和琴声不合，又依照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也依照他的词制作曲子，虽然大致合乎音律，但琴声受到歌词的拘束，并非天然形成。三十多年以后，醉翁已经去世，沈遵也去世很久了。有位庐山玉涧道人崔闲，尤其精通琴艺，遗憾这支曲子没有歌词，于是谱写它的曲声，请东坡居士补作歌词如下。琴声清越圆润，是谁在弹奏？声音回荡在空山中，却没有言语。只有醉翁在醉中知道它天然的妙处。月色明亮，风清露冷，美好清幽，人还没有入睡。荷蒉老人经过山前，说：“它是有心的啊，这位贤人。”【泛声与此相同】醉翁醉中吟啸歌咏，声音与流泉相和。醉翁离去以后，空留下早晨的吟咏和夜晚的哀怨。山有时会变得光秃，水有时会回旋深曲。思念醉翁，不知经过了多少年。醉翁如今已经成为飞仙，但这种心意仍留在人间。请试着听听琴徽之外那两三根弦的声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于忽操　王令 刘表看见庞公，想要起用他，但庞公不愿意。

译刘表说：“那么这又该怎么说呢？” 庞公说：“我可以唱歌吗？”唱完后，命令儿子为他奏弦。总共作了三首操曲。唉，既然不能有所作为，那又为什么要做呢？离娄的目力，即使在黑夜又能对光明有什么帮助？瞽师旷的耳朵，聋人也同样有耳朵【一本作“塞”，意为“堵塞，对声音又有什么用”】。束缚住王良的手，却让后车载着他在前面行驶；道路险恶而车辆已经翻覆，后面的人还接连不断地赶来。即使眼睛斜视而内心惊恐，回头看又能把他的才能施用在哪里呢？丢弃墨家的防守器械来听任他人，即使是公输班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唉，既然不能有所作为，那又为什么要做呢？椽、栌、桷、榱堆积得很重，回头看那根柱子细小，又能怎么办呢？正当风雨昏暗的时候，行路的人艰难却不能停下，居家的人坐着唱歌欢笑。不知道屋顶忽然压下来，谁能安然无恙呢？” 唉，既然不能有所作为，那又为什么要做呢？说鸡飞走了，谁能得到它？我正饥饿而又被拘系，说猪冲出来了，对防守又有什么帮助？这些都是因为食物才得到的。我正饥饿，后来才叹息！唉！鸡和猪死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昼操【孟子离开齐国，住在昼地时所作】林希 那滔滔不绝的天下，我还能跟随谁、同谁相处呢？归来为什么是这样呢？离去又是为了什么？我要出行，或许有人驱使我；我要停留，或许有人阻止我。母亲不要叹息！我将要出行，却在这里迟迟徘徊。丢下那容量为鬴的量器，▯撮这样的微量又能用在哪里呢？钧、石这样的重器都被弃置了，又怎么会用到铢、絫这样的微量呢？回头看着、叹息着，人们为什么怀疑我呢？唉！我归去吧，算了，算了。上梁文 开封府上梁文　杨亿 承受三灵的眷顾和天命，开创百世的大业根基，居处中原以控制四方，坐在明堂上接受万国朝拜。向上观察玄妙天象，设置路寝，开启应门；向下考察天下地图，安定神州，划分赤县。玉帛骏马纷纷奔驰而来，舟船车辆像车轮辐条一样交错汇聚。百姓聚居之处最为繁盛，天下共同仰望这里作为表率。奉行天道、崇尚道义的皇帝陛下，道德光辉媲美上圣，仁恩遍及天下；具有尧舜般的聪明，体现禹汤般的勤俭；垂衣而治，布施政令，悬示法令制度以授予百姓。日食减少仍然临朝视政，使人精心寻求治国根本；登临殿前遣使，常常从民间歌谣中采集意见。万物得到温暖养育如同春天，王道平坦如砥石。因此五兵不用，边疆没有刀兵之声；四时安康，田野兴起装满粮仓的歌咏。敦厚淳朴、返归本真，百姓都达到可以封禅的盛治。各地进献贡物、输送赋税，异域没有一个迟到。车轨和文字混一，向四方夷狄颁布正朔。十年功业远远超过成周，拓展疆土更超过强盛的汉朝。于是眷顾京畿千里之地，旁边连接魏阙九重，包括各个华夏地区，成为各郡效法的仪表。疆界治理已经推扩到广阔之地，里巷居民尤其称道便利繁盛。这里岂只是侠少聚集的场所，实在是帝王的居宅。于是寻求掌握大权的人，确实就是元良皇太子。太子之道符合黄离之象，地位尊贵如苍震。问候父皇安否、亲自察看膳食，早已显明周王居寝时的勤谨；主持祭祀、承继宗庙，终于登上汉代储君的尊贵地位。他在春宫中培养德行，镇守京城，替皇上分担忧劳。大力传播慈惠之风，广泛施行神明般的政治。绿林盗贼屏息，连狗叫都绝迹到足以令人惊异；四时调和，连喘息的牛都无须询问。于是利用裁决文书的空暇，经营建造宫室的功业。扩大栋宇的新规制，聚集班输般的绝世技艺。挥斧砍削的人成群结市，肩扛铁锹的人多如云集。量度楩、柟、杞、梓等木材，召集涂丹绘彩、涂泥抹墙的工匠。百堵墙同时动工，不久便建成。屋梁横架，蜿蜒如虹；瓦片层叠，曲折如鸳鸯排列。殿堂宏伟而光彩照人，官署庄严整肃。回廊环绕四周，庭院清静空旷而中央开敞。建筑制度一层层显出壮丽，形制气象极其巍峨。足以彰明东宫辅佐储君的尊贵，显示南府镇守临制的盛大。儿郎们，今天是吉日，将要完成这一奇伟工程。现在依照抛梁的仪式，进一步犒劳工匠，撒下金钱满地，堆起饼饵如山。酒杯碰着肩膀，酒樽和案几都装满；放开量来饮酒，确实不羡慕一杯薄酒；填饱肚子进食，实在如同填满巨大的沟壑。既醉又饱，于是起舞并且歌唱。共同承受皇恩浩荡，一同享受升平的教化。抛梁东：三韩、百济仰慕华夏的风俗，毛车远渡浮天的巨浪，在未央宫中欢呼鼓舞。抛梁西：雪岭、金河的道路不会迷失，万里玉门关全都属于我国，葡萄和苜蓿遍布高地低处。抛梁南：使跕鸢之地安定，圣恩广泛流布，大贝充盈，明珠装满府库；高耸的铜柱拂过烟雾山岚。抛梁北：匈奴逃遁，空旷的沙漠茫茫无际，荒绝的大漠中胡人不再有人；等到登上阴山，再次刻石记功。抛梁上：不是烟雾的浩瀚清气，多么萧疏清爽？天边景物历历可见，种下白榆；云际仙掌高高挺立。抛梁下：万家并列而繁华，足以令人惊叹。家家楼阁倚着晴空，处处弦歌都在欢乐地享受皇帝的教化。祈愿抛梁以后，风调雨顺，时和年丰，圣上的寿命长久，像大椿一样永不衰老；国家坚固长存，像磐石一样无穷无尽；少海长久浮载于厚地之上，前星永远照耀在苍穹之中。宫廷中济济一堂的僚属、天府中森然排列的宾从，都参与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的事业，齐依俭幕中的芙蓉。将吏奔走趋奉而有幸，军民都受到抚育而一视同仁，全部倾心奉上，并且竭尽节操以奉公。道路断绝盗贼侵扰，从今夜户不再关闭；百姓没有争讼，监狱从此常常空无一人。百姓都登上长寿之域，四方全都沐浴仁风。然后愿我皇帝千秋万岁，长久端坐中央，垂衣拱手而治。英宗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处在东方边界，帝王宫室居于中央；这里本来就是仙圣的祠庙，自古便是神灵居住的宅第。如今继承先业，开始宏大营建，追奉先帝的遗容，正要把舜帝的孝道推广到无穷无尽，难道只是崇尚汉代旧有的礼仪吗？先皇帝的道德涵盖五行，德行贯通三才，文章如云汉般灿烂，武功如风雷般威震；华夏归附仁德而接踵相连，蛮夷怀着义心奔驰来朝。清道的禁卫刚刚传来，灵车忽然已经远去；先皇超然如居姑射之山，山中没有一物可指为瑕疵；寿丘遥远高峻，台上有万人敬畏。如今鼎湖遗下的弓剑已经安葬，先帝将游于高庙之中，衣冠受享祭祀。今皇帝孝敬奉事神明，恩泽涵养草木万物；继承大禹的事业，希望成就万世之功；心中时时想念尧帝，如同羹中见尧，三年之内的政令也没有改变。于是眷顾这块适宜熏修的吉地，营建供奉先帝的宫馆；考订协调前代常礼，继承追述先帝的遗志。孝道庄严，列峙有序，寝门可以仿照先帝平日居处；向旁边广泛拓展，车驾经过的道路仍保存着旧日遗迹。官员和师傅恭敬供职，工匠大力施工；选择吉日来集合役徒，举起正梁来考定宫室。我谨献上美好的颂辞，来助成欢乐的歌谣。儿郎伟，抛梁向东，圣明的君主迎着朝阳，坐在禁宫之中；光明如九天升起的旭日，恩德如万国转来的春风。儿郎伟，抛梁向西，瀚海一带兵戈平息，太白星低垂；王母的玉环正由她亲自执掌，大宛的金马也不必再送来。儿郎伟，抛梁向南方丙地；星辰高悬，每年都占验千重关隘；烽火在岭外熄灭，听闻有万艘船运输贡物，沿江潭而来。儿郎伟，抛梁向北方边头；从此不再响起鸣镝，即使呼韩邪单于在渭水之上来朝，也不必再夸说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立功。

译儿郎伟，抛梁向上，仿佛神灵遨游于上界，如今仍可想见；驾着风马云车，世世代代都来临；乘坐金舆，举着玉酒杯，年年往来。儿郎伟，抛梁向下，万方神灵降下福祉，扶助宗庙社稷；上天垂赐嘉种，已经获得丰年；大地出产珍贵祥瑞，教化正达到极盛。祈愿上梁以后，圣体安乐，宝贵的帝命神灵长久；愿松柏茂盛，献上两宫的长寿；椒实繁多，占得六寝的祥瑞。宗室中有藩维之才，朝廷中有表率百官的贤良；家家传布庆誉，世代承袭龙光；同心协力，显著辅佐君主，保全这美好祝愿，使它无穷无尽。披云楼上梁文　陈履常 早晚居处宫中，必定要有燕息休憩的地方；上下同享快乐，谁又知道兴建工程的辛劳呢？只有这东州，被称为辅郡，先王遗留的恩泽没有消失，仍然有陶唐、虞舜时代的风气。王道教化已经成功，又同齐鲁一样淳厚。千里河山，鼓声不鸣；百年里巷，豪杰不时出现。土地日益开垦，年年继有丰收；乡里没有忧愁叹息之声，官吏也不再有追捕呼叫的扰民之事。趁着这闲暇安乐的时光，享受登临此地的乐趣。革除旧制，增加楼宇高度，事情没有超过法度；截长补短，费用没有涉及百姓。楼宇明净深邃，足以成为吏民观瞻的所在。岁时游览宴乐，于是可以享受老年守边者的欢乐。于是选择吉祥的时辰，兴建这高架楼阁；听取舆人的歌颂，落成这项功业。抛梁向东，太阳升起，云彩散开。四面环顾之中，当代的功名归于二位老人；当年享有富贵的是朱公。抛梁向南，船头船尾相接，停泊在江潭。早晨升起的云气已经化作丰年的雨；暑日饮酒时，将听到拍掌谈笑之声。抛梁向西，桃李树下树荫浓密，已经走成了小路。抬头再望，长安就在近处；送行的太阳长久跟随落日而低垂。抛梁向北，祥瑞之塔高高耸立，直入云端。值此百年战争结束、赶上清明时代，千里河山仍留下故国。抛梁向上，高架楼阁高峻险峭，直达千丈；房宿、心宿的祥光灿烂，仿佛贴近檐柱。海岱之间的形势已经摧藏消歇，只剩下一片空旷。抛梁向下，割下的肉堆积成山，酒水倾泻如注。燕雀纷纷投向人家，也各自忙着防备；蝙蝠绕墙飞旋，不容留下一点缝隙。祈愿上梁以后，人神同心协力，晴雨按时而至；水上住宿、道路行走都顺利，夜里不受风露惊扰；盆中缫丝、田间收割，家家都有仓廪余粮；监狱完全空置，鞭笞刑罚不再施用；商旅从四方汇集，货物财货畅通。倚榻而谈，其兴致不减于庾公；结伴游览而作赋，还须有韩子那样的文章。

译书判 辛捕获罪人丁，途中没有救助他，申辩说：“家中有急事，要去救治。” 余靖 逃亡者尚未远去，正应当一同掩捕袭取；病势已经危重而等待救助，怎么能迟疑回避？如果责怪他包庇奸恶，姑且应当先把救患放在首位。辛此事本应奉命供职，职责在于追捕逃犯；已经尽力拘捕他，犹如饥鹰尚未施展其效；只是势力不足，因而与野兽搏斗正疲劳。看那沿路而行的人，本来希望借助执兵者来防备逃逸。他希望对方欣然肯来，忧虑的是亲族姻亲；对方却去了而不回来，确实可能担心他掩饰欺诈。推究其本心，若论罪恐怕会被讥为吞舟之鱼。既然应当合力救助，病已深重到将要临终，怎么能无动于衷？只是想追问他保全自身的谋划，不可因此责罪他的行为。罪犯逃亡，当然追捕是首先要务；但人人都有亲属，应当在患难中自行救助。即使说他已经出发，也绝不是坐视不管。捕逃的同党尚未除掉，却突然命令我受责；连救治垂危之人的请求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又要把怒气归罪于谁呢？况且这不同于追捕差役，刑罚难以施加给行路之人。因此他是有理由的，姑且应当宽宥释放。丙越过官府的墙垣篱笆，官司要治他的罪。他申辩说：“我是跟随甲一起去的。” 余靖 共同谋划而触犯禁法，论罪可以减轻；冒险越界而触犯刑法，按理没有理由免罪。既然已经迈步一同前往，难道内心的本意还会有所不同吗？丙平日不修养德行，行动后才后悔；明知不该做，却翻过数仞高的墙，因而跟随他人，于是触犯三尺之法。他自己疏忽而不谨慎，尚且启口辩解；何况钻墙缝跟随，只顾踩踏茅草而自行犯禁。前代君王制定法令，不过援引共同犯罪的条文；君子向来崇尚儒道，为什么不守独自行事的节操？何况设置府寺，本来就是为了藩屏国家；不得其门而进入，同样是到了遮蔽罪恶的地方；一定要循正道而行，也应当惭愧于走偏门的错误。虽说可以把他同作恶之人相比，但他的行动确实已经越过界限；推究他起初的念头，怎么能立即说是甲的责任呢？详细考察他自身的行为，难道可以效法别人的邪僻吗？罪过应当由谁承担？忧惧其实已经招致；明明看见篱笆存在，却在一步之间造成过错，另外触犯汉家的法网，或许还会异于首犯，自取蒲人所受的责罚，恐怕难以按照三千条律令降等，必须记录七十杖的刑罚。为什么不逃罪而甘心受罚，申诉又何必如此苦苦哀告呢？丙任左仆射，门前设立棨戟，以防备其子封为国公；他又请求在礼仪曹的门前设置防卫。不准。余靖 身份属于王爵，本来就有常规礼仪；名列诸子之中，理应降低礼数。既然高大的门阙共同居住，哪里还要列置防卫而重重施设？丙家世代传承鹊印，连续承袭宠荣；官位已经贵过斗枢，升至八座的荣耀；受封社土，启建封国，于是把一经之学传给后嗣。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儿子不能明白宏大的礼制？竟以为品秩可同诸公，幸而位列分茅封侯之列，勋位达到三品，便请求颁行设置棨戟的礼仪。请有关部门从容详察大体。乘轩服冕，虽然同列国君之权势；问候父母、趋庭受教，难道可以有不同门第的制度吗？即使没有完全符合法令，也应当符合礼义谋略。何况尊者压制卑者的文理，典册中完备记载；儿子回避父亲的礼仪，也明白写在章程里。国家大礼，正是古代的道理。恩宠荣耀接连到来，任凭旌表高颖之类的功勋；制度上若有疑问，应当庆幸有桓彧那样的见识。必须坚决执守，不要说可以另立规制。《戴记》传下美名，车马尚且以赶不上为称誉；《隋书》以善行劝人，哪里听说棨戟和防卫还要再次颁行？应当采纳礼官的意见，不要留下侯氏那样的过失。乙在夜间居住在外面。丙前往慰问，有人责怪他不合礼法。余靖 宴饮安逸应当有节度，所以贵在谨慎遵守礼仪。既然出入居处没有禁忌，本来就应当前往吊问。乙既然自己在居止上有过错，又怎么能恼怒别人跟随前往？乙的品德没有修养，行动后才后悔。要使自身安稳而谨慎，应当住在正寝之中。住在外面尤其不合身份，仿佛遭遇丧事变故。想到益友深知常礼，早晚四时，本来就不应在问候吉凶上失去常规。五礼因而可以纠正对祸灾的虚辞。即使尚未完全涉及嫌疑，也已经是在陈述规诫。进退应当合乎法度，穿着燕居之服却将因悲哀而失序。居处应当庄重，身披环绖又何必怕被讽刺？你只是失去礼节，我难道就废弃正言不说吗？所期望的是能够实行礼仪，谁说这是不知道礼而贸然行事呢？衣服宫室虽然没有穿用丧服、居丧之室，揖让周旋之礼在寝榻之间本来就可以受到讥议。道理既然同于侍奉死者，问候就近似于问候生者。何况整夜显露嫌疑，又不同于致斋的制度。改变容色一同前往，虽然兴言偃的做法有过失；以问疾为名而说同样的话，应当遵守仲尼的训示。前往吊问是可以的，别人又能说什么呢？乙主持政事，请求毁掉都城，讥讽都城没有防备，申辩说：“都城不过百雉。” 余靖 政事在于保护百姓，本来就应当多修城防。如果超过制度，怎么能说是削弱枝叶、使根本强固呢？于是提出见机行事的谋略，应当准许修复城隍的请求。乙才能很高，世代忠诚正直，诸方都推许其报效国家的忠心；如今立即施展济世之略。他认为城池固若金汤，确实有许多藩屏之功；但若彼此争强相控，必然会招来寇戎之害。陈述这番良策，确实符合明智的谋划：保护百姓不必依靠深池，倾颓的城墙愿意填补深沟。况且赫连定称霸，虽增加了蒸土筑城的劳苦；士蔿懂得权变，宁可谨慎对待堆积柴薪的劳役。应当深察得失，精细观察兴衰。即使墨翟多才多能，九次攻城也只听说有解带防守的办法；而郑丹具有远见，所谓五大之中也有在边境讥刺的说法。大概是担心仇敌一定会来保卫它，为什么不遵循古代的制度呢？如今京城不合尺度，只有百雉之大，因而留下忧患。鲁国早有先例，三都终究必然毁去，确实符合仲尼的志向。又有什么可惭愧于子路的忠诚呢？丁离任后接受旧属下的馈赠，有人告发他违法；他申诉说家中人口已经 离开本任之地。余靖 吃檗树皮来培养廉洁，守住内心，这才可以。等到任期届满接受替代者，若改变操守就不对了。不能因为离任，便不再想到洁身自守。丁才能出众而有建树，任期已满将要升迁；飞凤衔来诏书，已经享有宠命的荣耀。解下龟印、罢去政务，却完全没有谦让和羞耻之心。自称行期已定，竟曾因厌恶私情而不知畏惧。何况古代的循吏，姓名都列在史册。挂上府丞的鱼符，确实是在任官之日；留下寿春的牛犊，实在是在离任之晨。为什么竟然放纵贪欲，不知道守住节操？歌咏邓侯五鼓而起，正是遵循道路；特别想到山阴县令收受一钱的故事，更应当思考以此激励风俗。只是欣喜于苟且取得，难道能说是有谋略吗？重耳接受飧食，是因为身在旅途而进食；叔鱼退还锦帛，反而更加惭愧于公正办事。若说不是这样，那么他的瑕疵恐怕就没有穷尽。推行恩惠、布施教化，从未听说留下画象示众的遗风；贪污财货而开启奸邪，立即放纵贪狼的本性。即使已经离开辖境，最终还是丧失廉耻。减三等定罪，正是九章律令所垂示的传统。甲任县令，士乙和他的故人丙喝醉后殴打乙。乙到县里控告丙。县令问：“受伤了吗？”回答：“没有受伤。”“你们相识吗？”回答：“是相识三十年的老朋友。”“曾经失和吗？”回答：“没有。” 县令问：“为什么殴打你？”回答：“因为醉了。”县令为他们解围，让丙离去。有司弹劾甲故意放纵丙的罪行。甲说：“争斗没有造成伤害。”皇帝下诏准许。若是在乡村里夺取耆长的职位，这样处理尚可；县令难道反而不可以吗？王回

译县令亲近百姓而在善事上宽宥他们，士人正是因此学习成为君子。如今释放一个因醉酒忿怒而互相殴打、应受四十杖刑的人，保全他们三十年从未失和的交情；这是县令在善事上亲近百姓，同时要求士人遵守君子之道。仲尼任鲁国司寇时，赦免了父子相争的诉讼；汉代冯朝、韩延寿也不肯裁决兄弟之间的争执。他们厚待亲属而不遗弃故旧，其道理大概是一样的。甲所做的事，放在古代算是有德能；施教于今日也符合礼法，不应弹劾。甲休弃妻子，已经告发她在家时曾说过不逊之语，指斥皇帝。有司说，虽然她已经被休弃，但所告发的是她尚未被休弃时的事情；有人疑心这会减薄君臣之礼、加重夫妇之恩，按律不应从轻。王回 指斥皇帝，是臣民最大的禁忌，至死者处斩；即使旁知其事而不告发，也还要判徒刑一年半。这是为了在天下申明天子的尊严，使即便偏远幽陋之地的风俗，也不敢私下议论、讥讪侮辱皇帝。然而《尚书》称颂商、周盛世，君王听到小人怨恨辱骂，便亲自敬慎修德，并不因为风俗已经美善、臣民恭敬戴奉君上，就不等待刑罚来维持秩序；那么这种法律禁令，大概是出自秦汉的严苛吧。至于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之丧，所降的礼义极其重大，自从礼传下来以后，从未改变。况且受到虐待而犯法，既然允许自行诉说；至于七出、义绝、和离之类，难道会有人怀藏怨恨而反能安然无事，借着闺房内所知的事情，乐于把人推向死地，使自己像路人一样无关，其恶毒实在太过分了。应当按照有司所议，已经像对丈夫一样减去所告罪名一等；甲【缺】首以律附经，我私下认为这并不是减薄君臣之礼，而是加重夫妇之【缺】《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 宋代吕祖谦编 题跋 跋《放生池碑》　欧阳修 这篇《放生池碑》没有写明撰文者的姓名。放生池在唐代到处都有。君王的仁慈恩泽施及草木昆虫，使每一种生物都能顺遂地活下去，并不是出于私人的恩惠。天地生养万物，本来是为了供人使用；但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常常为它们制定节制，使取用足够而不过度。万物因此能够顺遂生长而不夭折，三代的政治也不过如此。《易大传》说：“庖牺氏为王时，能够通晓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制作结绳，结网捕兽，用来田猎和捕鱼。”这是说圣人最初教导百姓获取物产、资养生命，为万世造福；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佛教却说，杀害生物的人有罪，放生的人得福。如果真像它说的那样，那么庖牺氏就成了人间的圣人、地下的罪人了。跋《华岳题名》　欧阳修 这篇《华岳题名》，从唐开元二十三年到后唐清泰二年，共二百零一年。题名者五百一十一人，重复题名的又有三十三人，记录成十卷，往往都是当时有名的人士。有的兄弟一同游览，有的叔侄一起侍从，有的僚属将佐全都在场，有的山人处士互相携伴；有的奉命出使奔走，有行旅劳顿；有的登上高处眺望远方，尽情享受登临的乐趣。他们有富贵有贫贱，有欢乐有忧悲，不仅人事有千头万绪，世事也多有变故。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午，这一年天子亲耕籍田，大赦天下，群臣正歌颂太平，请求举行封禅，大概是有唐最鼎盛的时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是废帝篡位的第二年。这一年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召契丹从雁门进入；废帝在洛阳自焚，而晋高祖从太原进入，是五代最混乱的时期。前后两百年间，有治有乱，有盛有衰；来者和往者、先者和后者，虽然仕途通达或困顿、长寿或夭折，各不相同，但这五百零一人最终都归于共同死亡。他们的姓名和年月被风霜剥蚀，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消失；仍然保存下来的，只不过是千仞高山上的石头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一年、五百十一人〕 所以我特意记录下这些题刻，每当抚摸卷册，便感慨万分，这同面对长河而叹息逝去之物又有什么不同呢？跋《平泉草木记》　欧阳修 这篇《平泉草木记》是李德裕撰写的。我曾经读《鬼谷子》，看到他游说诸侯各国时，必定先观察对方的才性、贤愚、刚柔、迟速，然后根据对方的好恶、喜惧、忧乐来施展捭阖之术，时而公开诱导，时而暗中阻塞，变化无穷。天下诸侯没有不落入他的术中的，唯独看不出对方所喜欢的东西，便无法游说。由此可知，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如果淡泊无欲，祸福不能动摇，利害不能诱惑，这便是鬼谷子的术数无法施展之处，是圣贤的高尚境界。其次，是简少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所爱，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身处富贵，招揽权势利益，却不停息于好奇贪得之心，甚至耗费精神在草木之上，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留下的告诫说：“毁坏一草一木的，不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于愚昧了。跋《景阳井铭》　欧阳修 《景阳井铭》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记述隋朝灭陈时，叔宝和张丽华等人投井的事情。后来有人作铭文以为警戒。又有唐代江宁县丞王震的《井记》说：“井在兴严寺。井石栏上的铭文有序，称‘余’的是晋王杨广。”那些文字都已经磨灭，只能辨认出十分之一二。叔宝的事情史书中记载得很详细，不必在这里再见到。然而还是把它录下，是为了说明隋炀帝亲自灭掉陈国，亲眼见过叔宝的事情，又曾亲自刻铭以此自我警戒。像这样的人，后来竟亲身陷入淫乱，那就更加超过叔宝了。这难道就是所谓下愚之人不可改变吗？如今铭文隐约还可以读出，其中有一处说：“前车已经倾覆，负重乘车的人将要沉没。”这又令人叹息。

译跋《王献之法帖》　欧阳修 这篇是王献之的法帖。我曾经喜欢观看魏晋以来遗留下来的笔墨，想象前人的高尚情致。所谓法帖，内容大多是吊唁哀伤、问候疾病、叙说离别、互通音问，写给家人朋友，通常不过几行罢了。起初并不是刻意创作，只是闲适时随手挥写、兴之所至，笔墨淋漓，有的妍美，有的丑拙，千姿百态自然呈现。打开卷册、拆阅书函，字迹灿然映入眼中，使人突然看见便惊叹绝倒；慢慢观赏之后，其中的意态更加无穷无尽。所以后世得到它，便把它当作奇妙的玩赏之物，也借此想见书写者本人。至于高深的文章、重大的策论，哪里曾经用这种写法呢？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抛弃百般事务，耗尽精力，把学习书法当成事业，终身穷年都用在这上面，这实在可笑。读李翱文　欧阳修 我开始读《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中庸》义理的注疏罢了。”聪明人认识自己的本性，应当恢复中庸；愚昧的人即使读了，也不明白，那还不如不作这篇文章。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处于困厄之时，因愤恨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才这样反复叮咛；假如他得志了，也未必会这样。我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好事行义的豪杰之一，也认为他善于评论人物。最后读到《幽怀赋》，这才放下书长叹不止，又重新阅读，不能自休。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自己不能生在李翱的时代，和他一起上下讨论。何况李翱同时代有道德而能写文章的人，没有比得上韩愈的。韩愈曾经作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光荣，感叹连一顿饱饭也没有固定的时候罢了。推想他的心情，如果获得了光荣和饱足，也就不会再说这些话了。唯独李翱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杂居，都叹息自己年老而地位卑微；看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反而忧虑行道仍然不合时宜。奇怪神尧凭一旅之众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收取河北，因此忧虑。”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叹老嗟卑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会有混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日；如果看到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更加严重。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即使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李翱的忧虑，也都同李翱一样被疏远；其余那些享有光荣、能够吃饱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把说话者当作狂人，便把他当作病人；不发怒就嘲笑他。唉！身居高位却不肯为自己忧虑，又禁止别人使他们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读《封禅书》　刘敞 刘子说：“新垣平曾预言太阳一天两次出现。汉文帝因他以建元年号进言，说汾阴有宝鼎之气，后来果然应验。新垣平凭借这套方术，本来或许可以免于罪过；但他最终因欺诈而死，成为世人的大辱，为什么呢？他把自己的方术说得深远，又用巧言加以修饰；把自己的利益说得迂曲，又增加谄媚。这种失败不也是应该的吗？所以应当博学而精心选择，正直进言而谨慎守持；不因时间长短而改变志向，不因利钝得失而改变思虑，就可以避开这种祸患。”庄周说过：“不要用人事牵制天性，不要因为旧事而毁灭生命。”难道说的就是新垣平吗？可悲啊。书种放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谏议大夫种放获准休假游览嵩山。真宗在资政殿设酒为种放饯行，当值的侍臣有四人参加。当时主管官署没有预先告知礼仪，宣召的人已经到齐，大家互相顾望，没有人敢入座。皇帝于是亲自确定礼仪。翰林学士晁迥面向西侍奉皇帝，资政殿学士王钦若面向东侍奉皇帝，知制诰朱巽在晁迥之南，待制戚纶在王钦若之南，种放面向北而坐。皇帝以此表示把他当作特别的宾客。酒喝到一半，皇帝作七言诗一首赐给种放。种放奉和，侍臣奉诏都作诗，王钦若最后写成两首。当初，种放奉养母亲，隐居终南山，讲授经书，撰有《嗣禹表》《孟子文》《秦蜀》等书，许多学生跟随他游学。他的母亲喜欢道家言论，修炼辟谷之术，种放迎合母亲的爱好，终身不娶妻。世人认为他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更加推重他。朝臣多次上表推荐，太宗召见他，他以有病为辞不出。真宗即位后，张齐贤以旧相身份镇守京兆，又推荐种放。于是派内供奉官周班携带亲笔诏书召见种放。种放应召，来到朝廷后，授右司谏，直昭文馆，赐给宅第和各种器物，由御厨供给膳食。四次升迁至工部侍郎，后来去世。种放虽然任官，却多次请求休假回山。皇帝总是为他作诗，设酒为他饯行。后来又赐两制、三馆学士等在琼林苑设御宴为他饯行。皇帝常常亲自下诏询问政事，想要重用他；种放推辞，于是作罢。从前尧帝从田野中起用舜，任命他为司徒；商高宗从岩野之间起用傅说，任命他为冢宰。他们在授受任用之际，并不怕惊动众人，像这样最终都建立了功业，难道是凭借虚名来欺骗后世吗？我私下看真宗以特殊礼遇宠信种放，近代的天子大概从未听说过有这样做的。然而种放的行为，却背叛了自己所学，把抛弃人伦当成难能可贵；有君主而没有臣子的本分，实在可惜！种放既然连端正自己都做不到，那么对他的任用、舍弃、出仕和退隐的节操，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译书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出嫁给太常卿、汾州刺史萧锐。当初，公主尚未出嫁时，笃守品行，喜好礼法，太宗认为她贤良，曾经指着她教导各位公主。嫁给萧锐以后，萧锐的父亲宋国公萧瑀还健在，太宗却下令有关部门为公主建造府第。公主推辞说：“媳妇侍奉公婆，就像子女侍奉父母；早晚问安，是为了奉养他们。怎么能另行居住呢？这依据的是什么道理？”太宗不答应，公主仍坚决推辞，无法改变她的意志。太宗于是就在萧瑀的私宅旁边，取隋炀帝旧日的晋王府，修缮后作为襄城公主府。府第建成后，应当在门前设置公主的棨戟仪仗，公主又推辞说：“礼法没有以抗拒尊长为荣耀的。如今公公的门前已经设置仪仗，却又在媳妇的门前设置仪仗，这是媳妇以礼仪抗拒公公，哪里是使女子感到荣耀的做法呢？”太宗不答应，公主最终仍然推辞，无法改变她的意志。太宗于是下令把公主的棨戟仪仗也设置在宋国公门前。从前尧帝将要把天下托付给舜，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住在田野中的舜，却不敢把舜留在帝王宫室，因为舜的父母尚未顺从他的心意；即使把天下给他，舜也一定不会接受。假如舜接受了，那反而不是任用他治理天下的道理。周代的王姬嫁给诸侯，车服仍不依附于她的丈夫，却依然奉行妇道，成就肃敬和谐的德行，所以《诗经》说：“为什么不肃敬和谐，王姬的车驾啊。” 自秦以来，承袭申不害、韩非的学术，把治理国家建立在尊崇君主、压抑臣下之上，越来越严重。天子的女儿特意创设“公主”的称号，而女婿不能自行把自己当作她的匹偶，称为“尚公主”。这种弊端逐渐发展，竟至于父母不敢养育自己的儿子，公婆不敢收养自己的媳妇。推究其原因，是把尊君抑臣作为治理原则；结果上层扰乱人伦，下层败坏风俗，这难道是尊崇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吗？唉，以唐太宗的明智，常常指着襄城公主来教导各位公主，可以说已经知道她贤良了。然而襄城公主的推辞合于礼法，也有益于政治，古代的榜样尚且要反复说明，太宗才勉强依从她的心意；那么其他有公婆的公主，恐怕也只能另行居住了。大概流传千年的弊端，即使是希望治理国家的明主，也不能立即改变这种习惯；而一个女子却卓然脱颖而出，难道不能称为贤良吗？

译书《洪范传》后　王安石 王安石说：“古代求学的人，虽然用口来询问，但通过心来传授；虽然用耳来听取，但通过意来领会。所以做老师的不烦劳，学习的人也有所获得。”孔子说：“不到心里苦闷时不去启发，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时不去开导；举出一个角落而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落，就不再教他。”难道孔子敢于吝惜他的道术，轻慢天下求学的人，不让他们早日明白吗？他认为，提问不切实，听取就不会专一；思考不深入，取得的道理就不会牢固。不专一、不牢固，能够进入心中的就只有口头和耳朵而已。我所教导的，不是要使他们只善于口耳记诵。孔子去世以后，道术日渐衰微熄灭，逐渐发展到汉代；那些传经作注的人，做老师时只有讲解而没有应答，做弟子时只有诵读而没有提问。并不是他们不想问，而是认为经书的意义已经全部包含在这些传注中，自己不问也可以得到。难道不只是没有提问，还将没有思考吗？也不是他们不想思考，而是认为经书的意义已经全部包含在这些传注中，自己不思考也可以得到。像这样，即使那些传注已经写得很好，本来只足以使学习者的口耳得到训练，却不足以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完善，何况其中还有不完善的呢？难怪经过数以千年的岁月，圣人的经书最终仍然不明白，而学习的人也不能借助其中的言语施行于世。” 我为《洪范》感到悲哀：武王虚心询问，箕子竭尽心意回答，却被传注者搅乱，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昏暗不明。因此我写作这篇传，以疏通它的意义。唉！学习的人不知道古代所以教人的方法，却被传注之学蒙蔽，已经很久了！如果当时要求他们深入思考、恳切发问，然后再给予答复，那么我将等待谁来同他说呢？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但其实从未不说话；之所以说，大概是不得已。”孟子则被天下人固然认为喜欢辩论，大概是因为邪说和暴行兴起，孔子的道几乎熄灭了。孟子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同他谈论明道。所以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我难道喜欢违背古代教育的方法，重新喧闹争辩吗？也只是不得已罢了。” 读《江南录》　王安石 已故散骑常侍徐铉奉太宗命撰写《江南录》，记到李氏即将亡国时，不说李氏君主的过错，只按历数论述国家的存亡。虽然这有愧于实录，但合乎《春秋》的义理【《春秋》中臣子替君主和亲属避讳，是礼法】，也合乎箕子的说法【周武王攻克商国，询问箕子商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说商朝的恶行，便把国家存亡的道理告诉他】，所以徐铉的记载是得当的。然而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极大的恶行，而恶行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国君无道，如果不杀忠臣，国家虽然不能达到治理，也不至于灭亡。纣王作为君主已经极其暴虐，武王在孟津阅兵，诸侯请求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可以”；等听说纣王杀了王子比干，这才知道他将要灭亡，于是一举获胜。季梁在随国时，随国虽然混乱，楚国人不敢进攻；虞国因为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晋国人才开始有了送璧借道的谋划。这样看来，忠臣是国家的根本，忠臣存在国家便存在，忠臣灭亡国家也随之灭亡。我从小就听说，金陵臣子潘佑因直言被杀；当时京城便趁机发兵来讨伐李氏，多次列举杀害忠臣的罪过。后来得到潘佑上给李氏的谏表，读其言辞意旨质朴正直，确实是忠臣的话。我几位叔父中，过去有许多人做过江南的官员，他们讲金陵的事情很详细；听到潘佑死亡的原因后，我相信确实如此。这样看来，李氏灭亡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如今看徐铉的《江南录》，说潘佑之死主要是因为妖妄，与我过去听说的完全不同；不只是潘佑，其他被杀的人也都说成是因为罪过，这是什么原因呢？我非常奇怪。若以商纣、隋炀帝和虞国国君的事情来推论，李氏这个亡国之君一定也有滥杀的行为。我知道潘佑的死确实是无罪的，这正是徐铉隐瞒了真相。凭什么知道呢？我是从人情推知的。大凡毁谤产生于嫉妒，嫉妒产生于不能胜过别人，这是人的常情。我听说徐铉和潘佑都是李氏的臣子，而且都以有文学著称，十多年间在朝廷争夺声名。李氏危急时，潘佑能够恳切进谏，徐铉却独自没有一句话；潘佑被杀，徐铉又不能奋力争辩，最终使他的君主背上杀害忠臣的名声，遭受亡国的灾祸，这都是徐铉造成的。徐铉害怕承担这个过错，又以自己的才能不及潘佑为耻，所以隐瞒潘佑的忠心，用其他罪名污蔑他，这是人之常情。由潘佑的事情推看，其他被杀的人，也可以知道了。唉！如果果真如此，我认为徐铉不只是严重诬陷忠臣，而且欺骗自己的君主，不也是太过分了吗？”},{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贤士，贤士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暴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值得说是得到了贤士呢？如果不是这样，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应当可以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了，哪里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贤士不来投奔他的原因。写在《刺客传》后　　　　王安石 曹沫率军使别人的城池陷落，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于是暂且不背弃他，以此换取信用，这在当时是可以的。我唯独感到奇怪的是，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竟然没有考虑采用他的计策吗？豫让如果确实是国士，竟不能预先谋划策略，挽救三晋，使智伯免于灭亡；只为此而草草一死，难道还值得相提并论吗？他大概也只是没有欺骗自己的心意罢了。聂政被严仲子以重金收买，荆轲被燕太子丹豢养。这两个人在身处污浊、隐没、困顿、穷窘之时，都自重其身，不轻易希望别人知遇，也只是说自己有所等待罢了。那些怀抱道德而等待世人任用的人，又怎么样呢？读柳宗元传　　　　王安石 我看这八位司马，都是天下奇异的人才。只因一度被王叔文诱导，便陷入了不义之中。直到今天，想做君子的人，仍都以谈论他们为羞，却喜欢攻击他们。然而这八个人既然已经困顿，无法在世上施展才用，往往还能自我奋发，力求在后世有所区别于常人，因此他们的名声最终没有被废弃。而那些所谓想做君子的人，我大多只看见他们开始时的表现；考察他们的结局，能够不随世俗俯仰，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小人的，却很少。这样说来，又有什么资格议论他们呢？

译书写沿淮巡检防御壁记　　　　傅尧俞 巡检的职责是捕盗，职责一旦被举用，盗贼就会逃散；如果失去职守，士兵全都成了盗贼。为什么呢？上面既然不加以约束，下面就跟着放纵；他们倚仗权势，侵扰搜刮良民，不是盗贼又是什么？唉！像偷鼠窃狗这样的盗贼，可以驱逐，可以捕捉，可以用绳索捆绑起来囚禁诛戮，他们的势力容易制服。至于士兵一旦得到放纵，就公然欺凌扰害百姓，使百姓有口难言、舌头仿佛被粘住，闭口不敢出声，这才真是大盗。新息县靠近淮水，面向群山，地方虽然狭窄，却实在是交通要冲，所以设置巡检，统率一百名精壮士兵，用来遏制猖狂的盗寇。官府事务得到整治办理，百姓依靠他们得以安居存活。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苦害。这样一个小县，假如先让一百个盗贼纵横其中，又在旁边和其他盗贼合力来残害百姓，那么即使想背弃死亡而奔向生路，也没有办法了。曹德华奉命担任捕盗之职，到任以后，很是革除了前任留下的弊病；他约束自身廉洁自守，统御士兵严厉，士兵不敢侵犯百姓；百姓方面，先前所说的那一百个盗贼，确实已经平息了。于是境内安静宁帖，没有惊扰的日子越来越多，百姓也有闲暇谋求安乐。此前察看政事时，防御壁被风雨侵蚀剥落，几乎不能居住；曹德华以此为耻，命工匠翻新它的栋梁屋宇。虽然也从百姓那里有所取用，但一半出自个人供给；建筑规模宏伟，是过去的数倍，可以用来显示壮盛宏大。如果进一步坚守廉洁，进一步严明法令，即使没有这座防御壁，也不妨碍居住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假如改变这种廉洁，放松这种严明，那么即使这座防御壁建得更加宽阔空旷、深邃幽远，楼阁高危，装饰珍奇，比今天更加盛大，又有什么用呢？只会徒然增加过失和负担，并不能算作有德。后来到这里任职的人，应当想到在廉洁和严明这两方面超过曹君，就可以了。如果说某座屋宇在这座防御壁中还不够丰盛，某座屋宇在这座防御壁中还不够华丽，想用增建土木工程来加以改善，这样可以吗？不可以。我担心后来的人不了解这一点，一味追求奢侈而残害我的百姓，所以写下这篇防御壁记来告示他们。书写贾伟节庙　　　　王安石 息国灭亡以后，遗民迁徙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当地风俗很喜欢鬼神，对于正直聪明的神灵却轻视得很。起初，县城南边几十里外有息国旧侯的庙宇，国人奉祀他，箫鼓祭品，四时都十分恭谨。贾公的祠堂却在新城北面，紧挨着民居，距离不过几步，门屋不高，祭奠也不恭敬，一年到头来的人还没有一两个。我对此很疑惑，便趁机询问几位老人，他们都说：“侯庙里的神不可信，不祭祀就会时时降下祸福。贾公的神灵即使不祭祀，也不会加害我们。”我说：“唉，来，我告诉你们。侯是息国的君主，不能保有你们这些百姓，以至丧失社稷、亡国；他本人死了，他的魂灵也就消散了，哪里还能惊扰百姓，把祸福加到后世身上？这不过是怪异妖鬼凭附其上，恐怕是用来欺骗你们这些愚民，使你们以为祭祀可以求福罢了。至于贾公，他难道不是你们百姓的主人吗？从前你们的先辈生下孩子，有男有女，却全都杀掉而不抚养。贾公做县令时，严加制定禁令，禁止这种做法，靠着这个禁令活下来的人数以千计。若不是贾公使百姓得以生存，你们岂不是早已断绝了？从前的男孩，是你们百姓的父亲；从前的女孩，是你们百姓的母亲。使你们的父母活下来，却不报答他，难道可以吗？何况贾公的英风灵气，本来应当还没有泯灭；凭借他当年的恩德，今天未必没有在冥冥中帮助你们。反而因为他没有降祸，就诬蔑说他没有能力而怠慢他，这种罪过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你们回去厚厚地报答你们的主人就是了，不要奔走到怪妖的庭院去。何况《礼》说：‘对百姓有功德，就应当祭祀。’这样看来，贾公的祠堂可以祭祀，侯的庙宇反而可以废弃。可惜我地位卑微，而侯庙已登记在册，不能把它撤掉。你们听我的话赶快改正，那么你们的福祉就会兴盛了。”众人都说：“是。”但心里并不认为这样做对，事情仍和原来一样。后来有一天我经过贾公的祠堂，登上贾公的堂屋，哀伤百姓的过错，于是把这些话题写在墙上。使你们的父母得以活下来，却不举行祭奠报答，这实在是对我神灵的侮辱，也会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祸害。若只是求取祭品，那就是我神灵的羞耻。我仰望贾公的塑像，只见他昂然挺立，令人敬仰。我想象贾公的神灵，英气勃勃，宛如仍然活着。贾公的德行，在息国实在深厚。可叹息地百姓忘记了贾公的仁德。呜呼，他们趋奉怪妖，却诬蔑明灵。你们既然无知，神灵也不会因此杀罚你们。

译《书魏郑公传》　　　　　　　　　曾巩 我看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一类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君主知遇之恩，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固然是忠诚发自内心，也确实是由于遇到了这样的君主才这样。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能够治理得好，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的君主，而前代君主不如他的原因，其根源都在这里。能够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他的诤谏文字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把进谏的事情交给史官记载，而太宗却为此发怒，薄待他的恩礼，失去了有始有终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惜，遗憾太宗没有想到这一点，也因此更加知道郑公的贤明。君主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不过是遵循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抹杀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声来偏私自己的君主；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争辩应当掩盖，就是把进谏争辩看成不是美德，那么后世谁还会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不仅会失去当时公正的评价，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没有进谏的事情，这就会诱发他们的懈怠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便不再进言，渐渐不能了解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悔恨郑公不在世；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他们的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这些内容都保存于书中，从来没有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假如当时把这些文字删去丢弃，只求成就一点小小的谦让，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贤君、良相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子的谏辞没有流传下来，这不是史书遗失的缘故，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这样看来，谏诤没有流传下来，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罪恶在后世更加显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原则，是为尊贵者和亲近者、贤者避讳，这不是与上述说法相违背吗？《春秋》所避讳的是恶事。采纳谏诤，难道是恶事吗？那么，焚烧谏稿的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焚烧谏稿的是谁？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图一点小小虚名的人做的；他们的做法本身也不正确。为什么呢？如果把焚烧谏稿说成是掩盖君主的过错，却让后世继续流传这种做法，那么就是使后世看不到谏稿本身的是非，而必然认为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归自己，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谏稿中所说的话，他这样做究竟合不合正道，还不能确定；但他焚烧谏稿而使后世迷惑，怎么知道不是这样呢？这难道不是为自己谋划的奸诈计策吗？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使用诡异的言辞而发表不同于此的说法。”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即使确实有这样的道理，也只能说君臣议论时，不想让当时的人泄露他们的话罢了，难道是要杜绝它向万世流传吗？唉，以诚信对待自己，奉事君主而不欺骗他，这样的人就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明。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书资治通鉴外纪后》　　　　　　　　刘恕 刘恕说：“孔子作《春秋》，用笔法删定史事，褒扬善者、贬刺恶者；子游、子夏是孔门弟子中的高材生，也不能加上一句话。鲁国太史左丘明认为孔子的话高深远大，难以继承，于是为它作传。后来的君子不敢继续接续。只有陆长源的《唐春秋》，把吴、楚两国君主僭越称王视为应当诛灭绝除的罪行。左氏传依据鲁国史书，又参考诸侯各国的国书，按年代编排叙述史事。《春秋》贬抑大人物，而当时君臣拥有威权势力，他们的事实都表现在传文中，所以把这部书隐藏起来，不公开宣扬，以免遭遇时祸。后汉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命荀悦依照《左传》的体例编写《汉纪》，言辞简约而事实详备，广泛流行于世。晋太康初年，汲郡人发掘魏襄王的墓，得到一部《纪年》，体例类似《春秋》，其中所记许多事情与左氏传相符合。诸位儒者于是知道古代史书的正确体例，从此以后，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都编写编年体史书。到唐、五代，这种传统没有中断。汉、晋的起居注，梁、唐的实录，都是这种制度的遗存。《国语》也是左丘明所著，记载内传遗漏的事，有些言论与内传不同，但文辞丰富优美，所以另行成书。从周穆王一直到晋国知伯、赵襄子，在贞定王时，共五百多年；虽然所记事情彼此不相连贯，但对于史官大概是有所补益的。七国有《战国策》，晋代孔衍作《春秋后语》，同时分列各国，后来却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唐代柳宗元采录其中片言只语的错误，认为它荒诞淫丽，不合乎圣人著作；但这并不能防止《国语》六十七篇的流传。它的说法虽然保存着，却不能因此改变《国语》的轻重评价。司马迁开始编写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这些体例，后来的史臣相继沿用，称为正史。本朝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书籍越来越繁杂；学者受制于写文章，专门推崇《西汉书》，博览的人才涉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人颇能知道《唐书》；从三国到隋，直到五代，却茫然无所知。天下太平日久，人们越发懒惰。《庄子》文字简约而义理明白，玄学之言虚诞却好像有道理，费力少而容易学习，浅陋的儒生没有不推崇它的，于是史学渐渐衰微了。考察历代国史，它的源流出自《春秋》。刘歆编述《七略》，王俭编撰《七志》，《史记》以下的史书都附列于《春秋》之下。荀勖将书籍分为四部，把《史记》及旧事列入丙部。阮孝绪的《七录》记载传记类书籍和史传，由此经学与史学才分开。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后世之所以能够知道今天，是根据善恶来彰明褒贬，考察政治来看出兴衰，这正是《春秋》的原则。假使孔子赞述《易》而不作《春秋》，后世就会把史书当成琐碎杂乱的记事文字。《春秋》列在六艺之中，愚昧的人不敢提出不同的说法，却始终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刘恕在皇祐初年考中进士，在礼部参加考试，成为司马公的门生，侍奉大儒，得以听到他们的余论。嘉祐年间，司马公曾对刘恕说：“《春秋》以后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史记》到《五代史》共有一千五百卷，诸生多年研读也不能读完它们的篇章，一生都没有时间概括其大略；他们厌烦繁杂而趋向简易，史学将要断绝。我想从周威烈王任命韩、魏、赵为诸侯开始写起，下接五代，采用丘明的编年体，仿照荀悦简明扼要的文辞，搜集众家说法，写成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刘恕说：“司马迁凭借良史的才华，叙述黄帝直到秦汉的兴亡治乱；班固以下各代都有著名史家；李延寿总括八朝史事，编成《南北史》，但言辞卑弱，义例繁杂，书中没有表、志，沿革也不完整。梁武帝的《通史》、唐代姚康复的《统史》，因为时代相近而散失，不能称道。您想以文章和议论编成历代的大典，使高尚的功勋、美好的德行受到褒赞并流传万世，使元凶和积年奸恶受到比诛杀更严厉的贬斥；向上可以继承仲尼的经书和丘明的传文，司马迁怎么能与您相比，荀悦又哪里值得一提呢？”治平三年，司马公以学士身份担任英宗皇帝的侍讲，奉诏修撰历代君臣事迹，征召刘恕进入史局。刘恕曾请问司马公说：“您的书不从上古开始，难道尧、舜的事迹就不写吗？” 司马公说：“周平王以来的事情已经包括在《春秋》中，孔子的经书不可增删。”刘恕说：“为什么不从获麟那一年开始呢？”司马公说：“经书不可续写。”刘恕这才知道，贤人著书时尊重圣人并避让圣人的著作，儒者应当以此为法。熙宁三年冬，司马公出任京兆知府，第二年春调任颍川帅职，他坚决推辞不去，退居洛阳。刘恕性情偏狭而喜欢议论，不敢居住在京师，请求回江东奉养双亲；又因为新书尚未完成，不能停止删削，他也远程隶属于史局。有一天他想到，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开始，却遗漏不记包牺、神农；司马公编写历代之书，却不涉及周威王以前的历史，学者考察古代必须再读杂说，取舍各不相同，不知应当听从哪一种。如果鲁隐公以后只依据《左氏》《国语》《史记》和诸子之书，增删而不涉及《春秋》，便与圣人的经书无关；包牺到周威王尚未任命三晋为诸侯以前，与后世相比，百事中还不到一两件，可以作为前纪；本朝太祖和太宗、真宗、仁宗一祖四宗，共一百零八年，可以请求朝廷拿实录、国史来作后纪。从前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也属于这种例子。等书写成后，我将请求司马公允许我这样做。熙宁九年，刘恕遭遇家祸，悲哀愤懑，终于患中风痹症，右肢已经废掉；凡是想执笔写的东西，便口授给幼子羲仲，由他记录，常常自己思念这些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年〕 我一生的事业没有一件成就，在史局十年只是俯仰偷取俸禄，于是取各书以《国语》为根本，编写《通鉴前纪》。家中贫穷，书籍不齐全；南方边远之地偏僻简陋，士人家中也不藏书。我卧病六百天，没有一个人和我谈论文史；精神昏乱，遗忘过多，繁简失当，远方又无法得到国史，于是断绝了写后纪的念头，便把前纪改称为外纪，正如《国语》称《春秋》外传的意思。从周共和元年庚申到周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共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到周显德六年己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记载于《通鉴》。这样，一千八百年间兴衰存亡的大事，就可以清楚明白了。从前李弘基用心过于劳苦，多年积病而药物又接济不上；卢升之手脚痉挛残废，写成《五悲》后投身颍水。我眼病、创伤缠身，不能入睡，也不能进食，才名比不上二人，疾病的艰苦却超过他们。陶潜预先写祭文，杜牧亲自撰写墓志；如今坟墓已经很近了，我归死之心快如飞驰，只能姑且写下这篇序，说明自己不能作前、后纪而改作外纪。将来有一天书写成了，如果司马公写成前、后纪，就可以删去外纪的繁冗，改作前纪，以备成为古今一家之言。我虽然来不及亲眼看见它完成，却也是我一生的志愿。《宋文鉴》卷一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一 宋代吕祖谦编 题跋

译《书东皋子传》　　　　　　　　　苏轼 我整天喝酒，也不过五合；天下不能喝酒的人，没有比我更差的了。然而我喜欢看别人喝酒，看见客人举杯慢慢饮下，我胸中便为之浩荡开朗，饮酒的畅快滋味反而超过客人。闲居时没有一天没有客人，客人来了也没有一次不置办酒食。天下爱喝酒的人，也没有比我更厉害的了。我常常认为，人的最大快乐，莫过于身体没有疾病、内心没有忧虑。我却两样都没有。然而有这两种幸福的人来到我面前，我又怎么能够独享这种快乐呢？所以我所到之处常常储存好药，有人来求便送给他；尤其喜欢酿酒给客人喝。有人说：“你自己没有病却储存很多药，不喝酒却大量酿酒，劳累自己来成全别人，为什么呢？”我笑着说：“病人得到药，我便替他感到身体轻快；喝酒的人因酒而困醉，我便替他感到酣畅适意。这其实全是为了自己。”东皋子在门下省待诏时，每天供给酒三升。他的弟弟静问他：“待诏快乐吗？”他说：“待诏有什么快乐？只是美酒三升，实在值得留恋罢了。”如今岭南的法令不禁酒，我已经能够自己酿酒，每月用米一斛，得到酒六斗；南雄、广、惠、循、梅五位太守有时又送酒给我。略略计算我得到的酒，大概已经超过东皋子了。不过东皋子自称“五斗先生”，每天只供给三升，救自己的口腹都来不及，哪里顾得上招待客人呢？像我这样，每天却有三升五合流进乡野人和道士的肚子里。东皋子曾与仲长子光交游，喜欢修养性情、服食养生，预先刻定死日，亲自写墓志。我大概是在千年以后把他当作朋友，也许差不多可以和他相比吧。《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 我曾经谈论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墨迹，疏放简远，妙处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今笔法并充分发挥，把书法的变化推向极致，天下人一致把他们奉为宗师，而钟、王的法度更加衰微。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自然天成，曹植、刘桢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大概也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才姿，凌驾百代，使古今诗人都黯然失色；不过魏晋以来那种高尚脱俗的风气，也稍稍衰退了。李、杜以后，诗人相继出现，虽然间或有深远的韵味，才华却赶不上意境。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在简古中表现纤丽浓厚，把极深的意味寄托在淡泊之中，不是其他人能够达到的。唐末司空图身处乱兵之间，诗文仍然高雅，还保留着太平时代的遗风。他论诗说：‘梅只能达到酸，盐只能达到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其中的美味常常在咸、酸之外。’他大概以二十四韵诗自列其诗歌在文字表面之外的所得。我遗憾当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妙处，如今反复诵读他的话，为此悲叹。福建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善于作文。我曾听前辈谈论诗歌，每当得到佳句妙语，总要反复几遍，才懂得它所说的意义。司空表圣的话确实可信：美味在咸酸之外，可以一遍吟诵而三次感叹。我既与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得以看到他的家集。黄子思品行笃厚、志向高远，做官很有特殊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不再评论，只这样评说他的诗。《题唐氏六家书后》　　　　　　　苏轼 永禅师的书法，骨力气势深沉稳重，体势兼具众多妙处；精熟到了极点，反而达到疏淡的境界，就像观看陶彭泽的诗，起初似乎松散舒缓、收束不住，反复玩味不止，才认识到其中的奇趣。如今法帖中有“不具释智永白”字样的一帖，误收在王逸少的作品中，但也并非禅师的书。所谓“谨此代申”，是唐末五代流行的俗语，而这封书信也不止一种。欧阳率更的书法，妍美紧劲，超出众人，尤其擅长小楷；高丽派使者来求购他的书法，高祖感叹说：“他们看他的字，以为他是魁梧奇伟的人。”这不是懂书法的人说的话。一般说来，书法会表现书写者的为人；率更相貌寒瘦丑陋，聪敏颖悟超过常人，如今看他的字，劲健险峻、严厉刻削，正好符合他的相貌。褚河南的书法，清秀高远、疏散洒脱，略微夹杂隶体。古代评论书法的人也评论书法家的平生；如果人品不配，即使字写得好也不值得珍贵。褚河南本来是忠臣，只是有诬陷杀害刘洎一事，使人感到不快。我曾考察其中实情，恐怕是刘洎晚年狭隘愤怒，确实说过伊尹、霍光一类的话，并不是被诬陷。若不是这样，马周说明刘洎没有说过这些话，太宗为什么唯独诛杀刘洎而不追究马周呢？这大概是武则天时期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诬陷刘洎，而史官不能辨明。张长史的草书，颓然如天性放纵，笔画略有规整之处，而意态自然充足，号称神奇飘逸。当今世上称赞善于草书的人，有的却不能写楷书和行书，这是极其荒谬的。楷书产生行书，行书产生草书；楷书像人站立，行书像人行走，草书像人奔跑，从来没有不会站立、行走却能奔跑的人。如今长安还保存着张长史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写得简洁高远，像晋宋之间的人。颜鲁公的书法，雄健秀美，独自超出众人，彻底改变了古法；如同杜子美的诗，格调气力任其自然，兼有汉、魏、晋、宋以来的风流，后来的作者大概很难再下手。柳少师的书法，本来出自颜真卿，却能自己创造新意，价值一字百金，并非虚说。他说“心正则笔正”，不只是借书法来讽谏，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世上的小人，字虽然写得工整，但神情终究带有睢盱窥视、侧身献媚的姿态；不知道人的情态会随着意念而显露出来，难道正像《列子》所说偷斧的人一样吗？还是确实如此呢？然而若到了让人看见他的字仍然厌恶他的地步，那么这个人的品行也就可知了。我被贬居黄州时，唐林夫从湖口寄书给我说：“我家有这六个人的书法，请你替我略作评论，并写在卷后。”林夫的书法远远胜过我，却反而来请教我，这又是为什么呢？也实在无法明白。《题逸少帖》　　　　　　　　　　苏轼 王逸少被王述困扰，发誓辞去官职，超然于世事之外。他常常自言：“我最终应当快乐地死去。”然而他想游历一次岷岭，勤勤恳恳地筹划到这种程度，直到死也没有实现。由此可知，游览山水、放情山林的快乐，本来就是人生中难以保证的事情。何况那些留恋市朝的人，却说要出山林独自远游，本来就已经很疏阔了。

译《书鲜于子骏八咏后》　　　　　　苏轼 起初我经过益昌时，鲜于子骏负责利路漕运。后来过了八年，我镇守胶西，而子骏才调任京东漕运。自从朝廷改变法令以来，奉行法令的官吏尤其难以选择。刻薄急迫就会伤害百姓，宽厚仁慈又会废弛法令，这两方面的道理很难兼通。况且山峡之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徭役又重，推行法令尤其困难。子骏世代居住南隆，亲族故友散居在所管辖的各地；顾念亲族就会妨害法令，严格依法又会伤害恩情，两者势难兼全。这三种困难全都集中在子骏身上，而子骏处理了九年，声誉和威望四方都听闻了。他对上不损害法令，对下不伤害百姓，对中又不废弃亲情。从议论筹划、安排措施，到制定法令、确定制度，全都出自他的手笔。官吏百姓都欣欣然，而子骏又自己修治园囿亭榭，赋诗饮酒，雍容自得，仍像往日做监司时一样。君子因此知道他的贤能。子骏把他所作的八首诗寄给我，我非常喜爱他的诗，想作诗相和却赶不上，于是写在诗卷末尾，送给益昌人，让他们刻在石上，以便不忘记子骏的德行。《书郑玄传》　　　　　　　　　林希 我曾经说，圣人的教化在礼方面尤其完备，从尧、舜以来，经过夏、商、周三代逐渐积累。周朝之所以成为周朝，就是因为守住了这些礼制。秦朝违背人道，焚烧书籍，把学士坑杀，天下人的嘴巴再也不敢谈论仁义。先王之道没有灭亡而得以保存，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当时的老儒宿学，把它们遗留到汉代，以口诵手传的方式保存；又有人在山岩、屋壁之间搜集残缺的篇章、折断的册页、腐朽虫蛀和断绝散失的遗文，编次成书，仍然有篇章、条目、类别可供辨明。大概这些经书起初没有经过圣人的亲手整理，后世又遭受磨灭，因此不能完整并且略有讹误，怎么能避免呢？等到得到郑氏的注解，精微而通透，钩连贯通、疏通会合，所以古代经书更加明白。后世学者都知道去寻求它，也容易入门；认识到为人的道理，是汉代诸儒的功劳，而把它完成的人就是郑氏。他对于法制的说明尤其清楚，只有纬书反而使它有所失误。然而在经书遭到大破坏之后，圣人又不世出，凭一个人的思虑想穷尽万世的文字，难道不困难吗？世上的人却还指摘其中一两处来讥笑他，竟把郑氏降格为一家浅陋的小学之说。唉，也太愚蠢了！大概只玩味文辞，就会轻视经术；难道不想想他所作的功劳吗？即使是玄妙深奥的学者，也有不敢完全穷尽的地方，何况那些没有玄妙学问的人呢？汉朝末年，奸雄竞相兴起，郑玄从禁锢中出仕，四方争相聘请，却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使自己脱离污浊的世道，独自保全自己的道义。甚至黄巾军望见郑玄也下拜，不敢进入他的境地。唉，经历千百年到今天，像这样的人还能有几个，竟敢随意讥讪郑玄呢？像郑玄这样的人，真可以称为贤者了。《题论衡后》　　　　　　　　　吕南公 传说蔡伯喈最初得到这部书时，常常秘密玩味，用来帮助谈论。有人搜查他的帐中发现了它，就总要抱着拿走。蔡邕还郑重地告诫对方不要广泛传播。唉，蔡邕不能成为贤明的儒者，难道不是应该的吗？用小聪明来装饰辩说，以此惊动世俗，凑成二十万字，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蔡邕却想凭借独家流传，把它当作超过别人的功劳，真是荒谬到了极点！精良的金、美好的玉，是天下共同珍爱的宝物，只因为它们贵重而且有用。小人物偶然得到一小片，就躺着握在手里、走着藏在怀中，仿佛害怕别人不知道，又战战兢兢地担心有人来偷。如果金玉果真不是天下所没有的东西，那么拿它们填充书籍，难道就真的有用吗？谁能阻止天下人共同珍视它们呢？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蔡邕的志向和思虑，难道还赶得上小人物吗？《书郑綮传》　　　　　　　　　徐积 天下人所依靠、用来决定安危的是什么呢？回答说：是宰相罢了。所以从朝廷百官直到州县官吏，如果不幸任非其人，不过败坏一个局部的事务罢了。至于宰相，如果任非其人，天下就危险了。即使灭亡宗族，又能挽救已经造成的失败吗？大概天子治理天下，掌握方法就很容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以一人承担天下的责任，即使掌握方法，道路也极其艰难。《临》卦六五说：“以智慧治理临下之事，是大君所应有的。”这难道不是容易的吗？《乾》卦九三说：“君子整日勤勉不懈，晚上还要戒惧。”这难道不是困难的吗？然而人们都把它看得容易，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不知道自己的容量。现在这里有一匹马，它的行程不过百里，却驱赶它跑两百里，那么马就要疲病了。龠、合、升、斗，各自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同。把龠、合的容量加到斗、升之上，就会溢出来。何况斗、升所能容纳的是一斛的数量呢？所以一个县的才干，施用于一个郡就已经不可胜任了。用一个郡的才干来承担天下的责任，可以吗？这就是黄霸在前代得到美名、后来却受到讥刺的原因。何况那些远远不及黄霸的人呢？人不知道自己的容量，实在太严重了。《坤》卦六五说：“黄色衣裳，大吉。”大概君子的德行充实于内，显现于外，就应当如此。《大有》卦九二说：“用大车来装载。”大概君子凭借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承担天下的责任，就应当如此。《乾》卦九三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大概君子处在天下的危险之中，承担天下的责任，他的忧虑劳苦就应当如此。忠贞刚烈如伊尹，功勋劳绩如周公，却始终谦逊。《易》说：“有功劳而谦逊，君子能够善终，吉祥。”唉，事情如此艰难，人们却都把它看得容易，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喜欢它。尊贵的官位、丰厚的俸禄，本来就是人所喜爱的。如果不是这样，不能满足他们的爱好、快意他们的欲望，他们怎么肯说：“我没有才能，辱没了这个职位，祸败就会随之而来吗？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会成为万世的羞耻吗？更严重的，还会亡人之国、危及天下，却不顾这些。”这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不知道自己的容量吗？哪里能让知道自己容量的人看见呢？我读《陈平传》，赞美陈平知道自己所能承担的责任；读《郑君传》，喜爱郑君知道自己的容量。唉，像郑君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哪里容易得到呢？《题张唐公香城记后》　　　　　　潘兴嗣 唐公是国家的杰出之士。他在朝廷任职敢于直言，声名震动士大夫。面对万钟的俸禄，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把一丘一壑的山林生活看得胜过仕途。当时我年纪还轻，已经没有做官的意愿，只把琴书当作乐趣。我们彼此相视，成为知己，甚至忘记年龄差别；可以说是以无所牵累的精神，与有道之人的器识相合，无愧于古人了。每次来到这里，看见唐公写在残破墙壁上的字迹，字迹渐渐漫漶消失，心中总感到惆怅。真觉上人喜欢做这件有意义的事，便依次抄录他的话，刻在石上。

译《书王知载昫山杂咏后》　　　　　黄庭坚 诗书，是人的情感和性情的表现，不是强行在朝廷上进谏争辩、在道路上怨恨辱骂、发怒于邻人或骂座的行为。一个人忠诚信实、笃厚恭敬，怀抱道义而居，却与时代乖违，遇到事物便产生悲喜；同床而居却无人察觉，与世并存却无人听闻。他内心感情无法承受，便借呻吟、调笑的声调发泄出来。胸中因而释然，听到的人也有所劝勉。合于律吕便可以歌唱，配列干羽便可以起舞，这就是诗的美。若诗歌发为讥讽诽谤、侵凌他人，伸长脖子迎接刀戈，敞开衣襟承受箭矢，只为快意一时愤怒，世人都认为这是诗的祸害。这是失去了诗的宗旨，不是诗本身的过错。所以世代相隔有时千年，地域相距有时万里，诵读他的诗便仿佛看见其人，知道他的居处和修养，仿佛早晚与他约会、和邻里与他交游。营丘人王知载，做官在我之前。我在江湖间沉浮时，知载已经死在河外，我们没有来得及相识。然而我有时从他的诗中得到这个人：不得志却不发怒，无人知晓却独自快乐。他难道是博物多闻、具有文正公家风的君子吗？可惜他不幸短命，不能在事业上施展，来使我的话得到世俗的验证。即使如此，他本来就不期望得到世俗的认可；这不正是他成为君子的原因吗？《书赠韩琼秀才》　　　　　　　　黄庭坚 读书要精，不要贪多；用心要专一，不要杂乱。读书一味求博，常常不能穷尽其中的意义；用心不专一，最终不会有完整的功效。研究经书的方法，不只是玩味它的文章、谈说和义理而已，而是每一句话都用来修养心性。在侍奉父母、对待兄弟之间，在与朋友交往之时，以及对于得失忧乐，都要拿书中的道理来考察，然后尝到古人文字的糟粕，才知道其中的滋味。读史的方法，是考察当时的盛衰以及君臣的离合；在朝做官的人，要看他们面对危难时的大节；在野的人，要看他们保全自身的大义。用每天余下的时间玩味文章的华美辞藻，再以这种心术来作文，就没有不称心如意的，何况书法和世俗事务呢？《书邢居实南征赋后》　　　　　　黄庭坚 阳夏谢师复在景祐四年还不到二十岁，文章却完全不像年轻书生的言语。我曾为他的遗稿作序说：“正要远行万里出门，车轴却折断了，真令人流泪。”如今看邢惇夫的诗赋，笔墨如山峙立，自成一家，很像谢师复。有一天我看见管理国家马匹的养马人说：“千里马往往来不及拉车，就死在早期的马槽里；驽马劣马成群成百，却从来不必请国家的良医。”听到这话，我叹息说：“我的惇夫也足以不朽了！” 《书邢居实文卷》　　　　　　　　黄庭坚 我看《学记》论说君子的学习，认为其中有本末和等次。人虽然不能亲自活到一百岁，但一定不能越过等级，就像水流经河道，填满一个洼地以后才继续前进。小学阶段的学习，虽然似乎会耗费时日，也必须亲身实践，必定要明白这样才能达到大学学问的精微。我的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后辈千百人；但如果羡慕大的而轻视小的，刚开始就想着走捷径、求远大计划，那么似乎也很可惜。后辈是值得敬畏的，应当欣赏羡慕他的才华，同时以他的过失为鉴。《题济南伏胜图》　　　　　　　　黄庭坚 御史晁大夫，号称性情峭直、严厉刻深；看画上所描绘的形貌气质，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然而画伏胜，却十分逼真，确实是齐地的老书生。又画伏胜的女儿，神情郁然，像是儒家子弟，这也是丹青的妙处。《题摹燕郭尚父图》　　　　　　　黄庭坚 凡是书法绘画，都应当观察其中的神韵。从前李伯时替我画《李广夺敌人马挟之南驰》，又取下敌人的弓，拉满弦来准备射击追赶的骑兵。观察箭头所指的方向，发箭的人和马都随着它呼应，弦也仿佛被拉满了。李伯时笑着说：“假使是俗人来画，必然会画成追骑被箭射中的样子。”我因此深深领悟到绘画的格调。这和文章是同一个关键，只是很难人人都能心领神会。《题陈自然画》　　　　　　　　　黄庭坚 水的意境仿佛要延伸到远方，野鸭和水鸭悠闲自在；芦苇处在风霜之中，却仍有能够自我持守的。以前我看李营丘的六幅骤雨图，偶然领悟到这种意味。陈君以佛画闻名京师，戏作《秋水寒禽》，便已经值得观赏，因此写下这些话题在画上。《题徐巨鱼》　　　　　　　　　　黄庭坚 徐生画鱼，只不过是厨房中的食物罢了；即使形貌相似到了极妙的程度，又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呢？不过是让馋嘴的蛮人流口水罢了。假如他能画出砥柱、析城、龙门那样高耸险峻的山势，画出岌嶪的山峰、惊涛的巨浪和险峻壮阔的景象，使王鲔、赤鯶一类的鱼仰着水波向上游，或者画出瑰奇怪异、雄伟杰出的景物，乘着风雷如龙飞腾；即使他不估量自己才能微薄，乘时借势，最终没有在水流中央折断鱼角、碰破额头，而是穷尽各种变化，也可以成为天下壮观的景象。《题自书卷后》　　　　　　　　　黄庭坚 崇宁三年十一月，我被贬居宜州，已经半年了。官府说我不应当住在关城之中，于是在这月甲戌日，我抱着被子进城南自己租住的房屋喧寂斋住宿。那里上面漏雨，旁边灌风，没有任何遮盖屏障。市上的声音喧闹混杂，人们认为不能忍受这种忧苦。我却认为，我家本来就是务农的；假使我没有参加进士考试，那么田里的茅舍就是这样，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已经铺设了卧榻，焚香坐下，正好和西边邻居屠牛的案台相对。为资深写下这卷字，实际上用了三钱买来的鸡毛笔书写。《题崔圆传后》　　　　　　　　　王无咎 天下各郡，无论大小远近，天子都为它设置宾佐、曹掾，不只是让他们共同守护疆土、执行条约、分担职务而已，本来还要让他们提出谋划建议、规劝过失。所以郡守常常放下身段，虚心委屈自己，向宾佐、曹掾询问政事；而做宾佐、曹掾的人，也应当专心致志，不怕指出郡守的缺失，这是形势本来要求他们这样做。可是我看近世治理郡政的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形势，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把政事全部拿来询问属官；做属官的，也很少有人能够指出上司的缺失。假设有人这样做，往往立即遭到责骂和怒斥，甚至有人从各方面搜罗他的行为，罗织成罪把他赶走，以发泄自己的愤怒，遂成不正之事。所以今天天下有许多治理不好的郡，朝廷也有选择官吏不慎的过错。我对此感到遗憾，已经很久了。每当我读韩愈为韩岌作墓志，称他的父亲绅卿为扬州录事参军；在大衙会集的日子里，绅卿指出崔圆的过错说：“您和小民过分亲近，甚至到他们家去，这对政事有害。”崔圆惊讶地道歉说：“录事说得对，我确实有过错。”于是亲自署名罚钱五十万。我没有一次不反复赞叹、仰慕他的贤能。等到读《唐书》，绅卿本来没有传记，崔圆虽然有传，但这件事却没有列入其中，也实在可惜。韩愈以文章和品行著称为贤人，后世一定不会轻视他说的话；他过誉他人而记载的事情，必然可信无疑。然而史书没有列入这件事，难道是有所遗漏吗？所以我特意取出这件事，写在崔圆传后作为补充。唉，古代遗漏的事情很多，我唯独用一点微薄力量补上这一件，也是有原因才这样做的。

译《书五代郭崇韬卷后》　　　　　　张耒 自古以来的大臣，权势已经隆盛，富贵已经达到极点，前面再没有什么可以希求的，就必然退一步为自身考虑；除非是大奸雄怀有别样的志向，或者是极其庸劣、昏昧、软弱无能的人，很少有不这样做的。然而他们为自己考虑，实在很难；并不是忧思不深、谋划不巧，而是日后祸患的起因，往往正来自这种最深最巧的谋划。因此不如守正。守正的人，所用的方法简明而周全；聪明的人，谋虑头绪很多，反而容易笨拙。守正的人不需要特别谋划，只是做理所当然的事；即使有怨仇的人也不敢非议他，何况继任者还是贤能之人呢？郭崇韬在五代，也是聪明而有权谋的人。他辅佐庄宗决策灭梁，于是统一天下。自认为功劳高、权势重，又遭奸人议论，而庄宗昏庸，不能依靠，于是谋划自保。当时刘氏受到宠爱，庄宗宠幸她；郭崇韬便请求立她为皇后，以迎合庄宗的欲望，又结交刘氏作为援助。这对于刘氏是最大的恩惠，而庄宗日益昏乱沉溺，只听妇人的话，本来不应当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然而最后杀死郭崇韬的正是刘氏。即使崇韬的计谋有误，最多不过是刘氏不能给他帮助罢了，哪里知道竟会死在她手里呢？喜欢谋划的人败在谋划上，喜欢辩说的人败在辩说上，只有有道德的人才不会陷入穷途；至于祸福的变化，难道是思虑所能穷尽的吗？《题郇公诗帖》　　　　　　　　　张舜民 我出生得比不上郇公，但家中有郇公所选的诗十卷，他所选的诗都很精美，因此当时我已经相信郇公善于作诗了。等到看到这篇作品，更确实如此：它的文采深厚润泽，和字书的风格原本相同。当时不只是郇公，大抵前辈都如此。假如拿这些话去同今人谈论，他们一定会说古人的文章不算很高明，书法也不算很精妙；但等到他们亲自拿笔遣词造句，却很少有不违背这些标准的。技艺尚且如此，何况更大的事情呢？如果一概按照这种标准去求取，反而会误以为成就事情的方法在于攻坚克难、谋求长远。主父偃的事情　张舜民 近年渭南县有个农夫在土中挖到古代埋藏的财物，共有七瓮，其中两瓮是水银，五瓮是金银；金银上都刻着“主父”二字。考察汉代主父偃的事情，他因金钱而败亡，以至于被杀身死、家族覆灭。今天才知道，主父偃的死确实不是没有缘由的。《中庸》说：“没有比隐藏得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也谨慎。”荀卿说：“声音没有远到听不见的地方，行为没有细微到不显露的程度。”主父偃死去，到如今已经很久了。仅仅看他的事情而看不见他的痕迹，仍不足以使人相信。凭什么在数千年以后使它暴露出来呢？如今有人在门户之间私下交结，把东西托付在礼物之中，约在无人之处，投递于半夜时分，以为别人不会知道自己，真是愚蠢啊！龙井题名　秦观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天，我从吴兴取道秇东返回会稽，前往龙井。有位辨才大师写信邀请我进山。等我出城时，太阳已经西斜。我乘船经过湖面到普宁，遇到了道人参寥。我问龙井派来的轿夫在哪里，他说：“因为没有按时到来，已经走了。”这天晚上，天空放晴，林间月光明亮，连毫毛都能数清。于是我弃船跟随参寥，拄着手杖沿湖而行。出了雷峰，经过南屏，在惠田涧中洗脚；到了灵石坞，找到一条小路，登上风篁岭，在龙井亭休息。舀泉水靠着石头饮用。从普宁出发，共经过十五座佛寺，全都寂静无声，听不到人的声音。道路旁的房屋，有的灯火隐约可见。草木深密繁茂，流水向上冲激，发出悲凉的声音，几乎不像人间的境界。走了二更时分，才到寿圣院，在潮音堂拜见辨才。第二天才返回。记残经　李昭玘 南台古寺有佛经数百卷，大多是唐末、五代时抄写的，字迹精美刚劲，清清楚楚，令人喜爱。按照《大藏经》的目录，共有五千四百卷，如今保存下来的才十分之一，其中能够从头到尾读完的又没有几卷。《阿含经》四卷，是泰宁军节度使齐克让所造，时间为广明元年。刘汉宏联合黄巢进攻扬州，高骈按兵不出；诏令齐克让屯兵汝州，恰逢许州部将周芨杀死主帅薛能，齐克让害怕他反叛，带领军队退回兖州。十二月，黄巢进攻潼关，齐克让再次出战关外；士兵饥饿，烧毁营寨喧闹，齐克让仓促逃入关内，形势已经无法守住，贼军于是攻陷京师。从前王缙担任唐代宗的宰相时，只要有边兵进入境内，就一定集合众多僧人诵读《护国仁王经》，用来祈求压制人事灾祸；他不加修治，最终也因受贿而败亡。唉！将相大臣不能以自身承担国家安危，却相信佛教徒所说的生死报应，使天下蒙受这种影响的太多了。然而辱国丧师却没有遭到诛杀之祸的人，又是多么幸运啊！《正法华经》一卷，干符六年由女弟子牛妙音抄写。唐僖宗即位以后，天下多有动乱，盗贼成群呼啸；王仙芝在江湖一带制造祸乱，黄巢在闽粤一带磨牙逞凶；荒地上暴露着尸骨，道路不堪行走。士大夫顾念唐朝将要灭亡，像触犯罗网一样逃窜躲避灾祸，日日害怕死亡；闺门中的女子也只好小心翼翼地媚奉佛教来求自救，实在可悲。《大涅槃般若经》共三十卷，是宁武军节度使朱友恭所造。朱友恭是朱全忠的养子，原名李彦威；后来担任龙武都统军，和氏叔琮一起弑杀昭宗，朱全忠急忙把他杀掉，以平息天下的非议。这部经抄写于天复三年。当时崔垂休召朱全忠来诛杀宦官韩全诲，韩全诲劫持天子逃往凤翔，昭宗起初并不知道这项谋划。朱全忠到达后，皇帝发怒，命令他返回镇所；不久他又带兵逼近城下，凶恶的气焰十分炽盛，逐渐逼近皇帝的车驾侍卫。强藩悍镇都暗自忧虑即将大祸临头，进退之间首先考虑自身安危，没有人肯同心协力扶助皇帝。朱全忠的祸心越来越大，欺骗上天、窃取国政，人人都怨恨愤怒。朱友恭还故意装出虔诚信佛的样子来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假使世上没有佛，他也就罢了；如果佛真能报应人，那么他又将欺骗佛而招来祸患，不也很愚蠢吗？《毗奈耶杂事》一卷，是德妃伊氏所造。她是唐庄宗的第二妃。当初神闵敬皇后刘氏因出身卑贱而被立为后，后来把德妃赐归佛门。刘后生性喜欢聚敛，贿赂财物堆积如山，只有抄写佛经来馈赠、贿赂僧尼，而士卒却没有衣服和粮食。德妃作这部经，难道不是害怕被刘后逼迫吗？经后有一方印章，刻着“燕国夫人伊氏”，大概是尚未进封时制作的。唐代制度中，太后所设置的宝印，都是由太后主持而未曾使用印章；凡是封授、发布诏令，太后使用宫官印，皇后使用内侍省印，而夫人没有听说有使用印章的礼制。

译当时两宫相互往来，藩镇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而朝廷却安然不知禁止，那么夫人私自铸印，也不算僭越。考察《五代史》所说，德妃和韩淑妃住在太原；晋高祖反叛时被契丹俘虏，不知道这部经是怎样流传到这里的。其余经卷有的中间断裂，有的横向撕裂，被虫蛀鼠咬，被雨水损坏、尘土腐蚀，再也没有完整连接的了。想来那些飘散、践踏它们，用灯火照明、擦拭书案，缝补破帷、堵塞漏屋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佛教的戒律说，替人抄写四句偈语，就能获得无量福报；心中生出不信，罪过要抵消千劫。如今佛门弟子懒惰废弃经书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愚顽迟钝得如此厉害呢？不然，祸福本来取决于人自身，难道不在黄纸藤轴之间吗？我感慨这些经书上留下的祸乱痕迹和残缺的遗存，于是记下这件事，姑且寄托我的一声叹息。《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洛阳处在天下的中央，凭借崤山、黾池的险阻，扼守秦地、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各地交通汇集的地方，大概是四方都必争的地区。天下长期太平，那么一旦发生战事，洛阳一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曾说：“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太平与动乱的征候。”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建造馆舍、排列宅第的，据说有一千多处府邸。等到天下发生乱离，接着又经历五代的惨酷战争，其中的池塘、竹树被战车践踏，荒废成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为灰烬。那些同唐朝一起灭亡、同时消失的园林，没有一处留下来。所以我又说：“园林的兴废，是洛阳兴衰的征候。”而且，天下的治乱要看洛阳的兴衰；要了解洛阳的兴衰，又要看园林的兴废。这样看来，《名园记》的写作难道是徒然的吗？唉！公卿大夫正当在朝廷中进取时，放纵自己只为一己私利行事，而不顾天下的治乱，想等退居以后享有这些园林，可能吗？唐朝走到末路，正是这样。跋薛唐卿秦玺文　周行己 李斯的小篆流传于世，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学习书法的人没有不喜爱的。我每次看见他的书法，几乎都要厌恶地吐唾沫、转身逃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个人善于成就他的君主的过错。秦国的君主，其资质还没有桀、纣那样恶劣，但有几个臣子把他的君主酿成了不善之君，那么他们的罪过又更加严重。唉！李斯啊，你是否曾经废除《诗》《书》来使百姓愚昧？是否曾经听从赵高，拥立胡亥？是否曾经杀害公子扶苏和蒙恬？是否曾经教导君主严厉督责臣下，却放任自己肆意妄为？使秦国的玉玺不能流传下去的，正是这个人。至于他的篆刻字画，我怎么忍心观看呢？只是薛唐卿还把它珍重地收藏起来，难道不是想流传百世作为鉴戒吗？唉！这确实可以作为鉴戒。《书与贾明叔书》后，呈给崔德符、田画 这封信写成后，我和几个弟弟一起读它，面对面悲伤得不能自持。唉！我身长七尺，气概可以充塞天地，却不能使一个母亲吃饱；富贵人家的僮仆都吃够了精美的粮食肉类，难道我们的道义不对吗？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降低身份去出售文章，实在是卑鄙人的行为。这封信迟迟没有投出，还因为我舍不得这一点。形势正像带领一支孤军，逼近坚固的敌人，箭已用尽、力量耗竭，粮饷运输又断绝，伏兵还乘机从后面袭击。在这种时候，不遭受败退的人很少。请您筹划这件事。《书张主客遗事》【名咸宁，字子安，华州人】晁咏之 太祖、太宗靠武力平定天下。到了章圣皇帝时，越发厌恶用兵。澶渊之战中，契丹的军队本来可以全部击溃擒获，朝廷却放任他们离去，不忍心杀戮。从此不再谈论用兵。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天神降临，祥瑞一齐到来，用文治来装饰太平。士大夫因此接连入朝，在朝廷接受爵位和俸禄；将相大臣往往位列三公，侍从官多做到丞郎以上。那些凭武功受赏的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张主客的功劳没有被记录的原因，然而张公的名声却因此显著。他出入朝廷内外，是当时的名臣。大概当时朝廷派往外地出使的廷臣，全天下只有三四十人。国家的大计总归三司，各道又各有一名转运使，地方的财赋调度，凡是有利有害的事务，全都归他们掌管。他们的权力比今天还要重大。每次改派某一道的转运使，朝廷总要推恩，授予他的一个儿子或孙子官职，其他礼遇也与此相称；大概各部门的属吏尊重使者，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大臣大多已经白发苍苍、年老体衰，如果上天给张公增加十年的寿命，使他逐步做到公卿，这是一定的了。这样看来，朝廷从来没有薄待张公的功劳。评论者只看见张公一旦截断河桥、擒捕朱能、消灭他的凶焰，却没有得到加赏，不知道朝廷用来对待士大夫的原则，本来另有所在。有人把张公比作鲁仲连辞谢封爵，说他不愿意接受那些美名；然而鲁仲连是纵横家的辩士，在衰乱时代以奇异才辩自见，并不是张公愿意学习的人。我曾考察景德、祥符以来，风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都有长者的风范。张公不自己说出他立身处世的原则，大概是因为品德十分敦厚，并不是受了刺激才这样做的。他年轻时凭经学明达震动科场；做官时善于治理繁剧事务，名声闻于一时。许多大臣推荐过他，寇莱公尤其深知他。这样看来，张公平日的修养就可以知道了。大概从张公承继他的父亲光禄公起家，到张公这一代，已经一百多年，传了六代，世世代代都有人才，恩泽至今没有衰竭。那些凭一时的微小势力自我推销、过分取得爵位的人，往往转眼之间就跌落败亡，又凭什么流传到后世呢？这样看来，上天用来报答张公的，也十分厚重。我晁咏之任职长安时，张公的曾孙介夫担任鄠县县令，偶尔因事情到府中来，多次相互拜访。我喜爱他温和厚道、儒雅有礼，料想他的先世一定有品德盛美的人，后来果然得到张公的遗事，得以考察他的家世并评论他。《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吕祖谦编 乐语 教坊致语　宋祁 臣听说，北斗玉衡指向东方，打开宝典迎接新年；天子的玉节向南方奔驰，重申邻国之间的欢好。国家在春台上举行盛宴，朝廷只愿以宴饮的慈恩相待，借此融洽欢乐安康，显明盛美。恭敬地想，尊号皇帝陛下继承宏大的功业，全面统治中原，端坐黄屋之中教导臣民恭敬，掌握河图洛书以推进治道。五行星辰各得其序，九农官报告丰收；圆璧方琮，一同献上精纯的祭祀。巽风解冻，时雨降临，广大无边的恩泽交相流布。五刑于是解开罗网，一名画冠的狱吏也垂下弓袋、停止击鼓。宏大的福祉接连到来，和谐之气飞翔而至。正逢岁首举行礼仪，又有使者前来修好聘问，于是打开宽广的殿堂，共同庆贺美好时辰。玉人捧日般增添光辉，方丈仙山仿佛移来献寿。珍奇的群臣肃穆端庄，面容庄重昂扬。祥瑞文章如鱼跃动，赞美镐京的宴饮；翠绿的梧桐引来凤凰，应和韶舞的铿锵金声。共同享受那清淡而深厚的仁恩，普遍歌咏祥云聚集的清晨。臣侥幸位列法部，随众进入神圣的朝廷，切切欢欣地等待宴享之期，斗胆献上一曲口号：群臣如星拱卫，侍立在紫殿，仰望皇帝的冠旒。残余的寒意已经悄悄收敛，阳光清澈，露珠光华浮映在宴席上。春色回到人间，遍布皇城；《云韶》三阕奏响，朱鹭翩飞；锦绣帷幕千层，翠虬般的舞姿回旋。拂拭玉器，邻国使节相通；愿皇帝万年长寿，国家大业昌盛。勾合曲　宋祁 皇帝面色温润如玉，在端日举行盛大的庆典；臣民向日葵般倾心承受照耀，共同享受需云殿的华宴。况且韶乐的声律正渐渐融和，万物也将萌发成长。应当陈列并演奏乐曲，以融洽太平之气。缓缓奏出宫商之调，教坊合奏乐曲。勾小儿队　宋祁 群山高耸，晨光中仙花灿烂；霞衣转动，华美的鼓声层层叠起，如春雷一般。铜壶漏刻尚未移动，鸾凤酒杯正在御前。应当让游乐的儿童队伍进来，陈列轻逸美妙的舞姿，以奉承皇上的欢悦。教坊小儿入队。队名　宋祁 紫殿开启慈爱的宴会，青衣学子点缀着舞蹈行列。问小儿　宋祁 孩子们身姿轻盈、踏着舞步，都是骑竹马的幼童；他们交错舞动竹竿，都佩戴着兰芽形的雅致饰物。既然享受着陶唐、姚虞的教化，为什么不陈述舞勺礼的缘由呢？上前叩拜天阶，从容地陈述奏报。小儿致语　宋祁 臣听说，庆贺新年、开始新历时，群臣像白鹭般整齐会集；珍贵的使节奔驰而来，拂拭虹玉来表达欢情。美好的礼仪已经完成，顾念这开端，于是下诏举行夏渠之宴，确实显示君臣相交、上下和谐的时节。恭敬地想，尊号皇帝陛下以德行总领崇尚文治，以功业彰显继承武功；顺应四时的和气，光照并济万世。夷人安定，海上不起波涛；大地不吝惜宝物；正值阶前蓂荚开始生长，历法和音律重新开始，凤凰回到春天。顺应国家法令传播和气，修明国家礼仪举行庆典。承云、调露之乐正和谐地演奏广乐之声，群臣饮酒陪膳，普遍享受通衢赐宴的恩泽；在苹鹿般的和乐中融洽欢心，在先鼇般的盛会中畅快群情。臣等虽惭愧年少，却共同欣逢盛世；既然来到规蒲之地，愿意陈列秉翟之舞姿，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宋祁 鸾鸟回旋拂动节拍，已经尽显此前舞蹈的余韵；舒展的雁阵分列开来，姑且停下来合奏。皇上的容颜更加清和，日影在宫舍间缓缓移动。应当加入优孟式的滑稽表演，以助成都市场般的舒展欢娱。儿童舞衣退立一旁，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队　宋祁 金人报漏，玉酒杯开始传巡。周代雅舞的姿态已经尽情展现，又充分享受了欢歌的乐趣。应当遵循规矩起步，回去歌咏雩风。向天阶再拜，互相一道好好回去。教坊致语　王珪 臣听说，丰收的粮仓在秋天装满，已经以美好的黍稷祭品报答神明；需云殿设宴，正是适宜饮食的时节。何况适逢国运昌盛，又值皇居安乐，正可与群臣共同饱享和乐，和万物一同和谐。恭敬地想，尊号皇帝陛下的德行超过前代君王，仁恩布施于中原；虎旗犀甲收藏在武库之中，兵器不动；桂海冰天之外，远方来宾在丹墀之下进献贡物。国家有祥瑞符应，百姓登上长寿安康的境域。正当高空清爽之时，在别殿摆设清酒；珍贵的群臣如鹓鹭般排列，奏起和谐的笙钟。此时太阳升上扶桑，风从阊阖吹来；芝盖经过丹墀，金舆降临紫宫。百兽感受和气，前来跳舞，奏起帝舜的乐曲；众生顺遂本性，仿佛登上老子的高台。这里本已超过平乐观的盛游，胜过柏梁台的盛会。臣错误地参与法部，得以仰望圣明；不量自己的才疏学浅，斗胆献上一曲口号：翠色车辇在未央宫下发出声响，群臣整齐仰望；皇帝的赭色袍服光彩如霜，清越的玉佩在空中鸣响；风吹转金炉，满殿合聚香气；仙路忽然使人惊觉蓬莱仙岛就在近旁，白日的宫阴格外穿过汉宫的深长。年年在万宝丰收之后，常常与君王献上祝寿的香。勾合曲　王珪 露水浮在皇帝的酒杯中，凝聚着九秋的清气；群臣的星冠相连，灿烂如初日的长辉。正要像《鱼藻》诗中那样共同欢乐，应当合奏箫韶。皇帝的游宴正融洽，乐曲节拍徐徐展开；皇上面露喜色，教坊合奏乐曲。勾小儿队　王珪 宴饮中酒杯传递，正歌唱《湛露》诗；广乐奏响，金声铿锵，已经达到钧天之乐的极致。应当召来游戏的儿童队伍，陈列舞蹈行列的姿态，以奉承皇上的慈爱。教坊小儿入队。队名　王珪 红色地毯铺在宫禁台阶，深红仪仗引来仙童。问小儿队　王珪 宫殿宽广，皇帝端坐其中，仰望可比太微紫微星次；钧天之乐更加和谐，曲调充分演奏咸池、英华之乐。哪里来的戴着童冠的孩子们，忽然来到文阶之前？一定有什么要陈述的，请从容明白地奏报。小儿致语　王珪 臣听说，舜帝有深厚的仁德，众人极其仰慕他像爱慕美味羊肉一样的欢乐；周王室德行盛大，时常歌唱《鱼藻》诗中的欢乐。何况如今正逢继承武功的盛世，屡屡出现五谷丰登的祥瑞。张开君臣之间的大宴，辉映古今众多礼仪。恭敬地想，尊号皇帝陛下亲自具备神明睿智的资质，承受美好清明的时运。礼乐兼备三代之盛，文章超过两汉京师。何况武库收藏兵器，边境哨亭撤除守候；百蛮奔走归服，南方远至铜鼓之乡；万里之内歌唱赞颂，西方远出玉关之路。如今清商之乐应合时律，停滞的禾穗充满田畴。演奏《肆夏》的乐声，盛况超过诸侯的宴享；歌咏《嘉鱼》诗篇，礼仪体现君子相交的欢乐。足以使这难以追及的盛会更加崇高，使赞颂之声流传无穷。臣等生长在浓厚的教化中，错误地列入伶人教坊。虽然年少，却曾学习执干而舞的妙趣；如今趋赴君王宫阶，愿随着乐曲节拍起舞。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王珪 华美的旌旗投下交错的影子，观看儿童舞蹈形成的文采；画绘的敔停止发声，知道钧天之乐已经奏完。再用优人的技艺助兴，预祝清闲白昼的欢乐。皇上面露喜色，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小儿队　王珪 铜壶滴漏不断传递箭刻，宫树间的声响多次移动；鹭羽充满庭院，儿童的队列长久拖曳。既然韶乐的演奏已经结束，就难以再停留舞蹈的姿态。向天阶再拜，互相一道好好回去。勾女弟子队　王珪 华美的簪饰照亮宴席，再次庄严整肃百官的趋拜；宝帐中更换衣服，又看见皇帝在中天端坐。应当演奏仙磬之曲，再展示舞袖的美姿，以奉承皇上的慈爱。两军女弟子入队。队名　王珪 宫中锦绣如祥鸾降临，仙女仪仗引来彩凤。问女弟子队　王珪

译金壶漏刻放慢，使壶中仿佛延长了美好的日光；翠羽酒杯飞传，醉意如天上流霞。多么姿态优美的仙女，来到丹墀前徘徊。应当有乐部陈列在前，进来奏报。女弟子致语　王珪 妾听说，霜降时节凝结，正值百官告假休息；《鹿鸣》歌声响起，显现群臣和睦相好的情景。何况政务万机多有余暇，又遇千载难逢的盛大时节。开启宴饮的良辰，欢声远播而绵延不绝。恭敬地想，尊号皇帝面向光明、坐临紫微宫，胸中筹划国家大政。弘扬三皇五帝的风范，继承一祖二宗的功业。边境驿亭相连，不用携带万里粮食；每年的粮食多次丰收，又可赞美曾孙的庄稼。正值百姓领取冬衣的时候，民间多有击壤而歌的喜庆。扩大先前礼仪中的慈惠，在今日庆贺太平。玉杯盛满美酒，共同承受《湛露》般的恩泽；翠色钟架奏响金声，合奏《洞庭》之曲。感受无穷的福祉，召来无尽的和乐。妾等有幸遇到昌盛时代，参与法部乐舞；一起聆听铿锵纯正的节拍，前来展示奋发有力的舞姿。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王珪 鸾鸟拂过宫中锦褥，展现七盘舞的绝妙姿态；凤凰仪态伴随仙乐，完成九次演奏的和谐声调。正值镐京宴饮欢乐将尽，应当让秦地优人进献技艺。以奉承皇上的容颜，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女弟子队　王珪 宫花剪彩，恍惚像天上的春色；海上太阳衔着圆轮，忽然觉察人间已经到了傍晚。应当整理羽衣的舞列，返回云岛般的仙境游乐。向丹墀再拜，互相一道好好回去。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语　元绛 臣听说，秋气澄澈清爽，正当金风浩荡的时节；朝廷清穆，正是皇帝闲暇设宴的日子。于是举行盛大集会，施恩于百官，庆贺盛世光明兴隆，使天下人心都受到浸润而欢欣鼓舞。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由九天养育精粹，由三才积蓄精华，大大承继累世和洽的基业，建立大中之治。文武纵横，声教充满天涯海角；出入圣明神武，威灵震慑戎狄。正将聚集祥瑞朝见群后，垂下衣裳礼服而揖让三皇；光耀图籍、美化史册的祥瑞纷纷接连而至，超过大漠、越过沙海的贡品也竭尽力量前来。皇帝运行独化之道，使有生命者都安置在仁寿境域。正值秋日将暮、万物顺利成熟，皇帝特意驾临大庭，于是开设盛大宴会；下诏停止丹禁中的警跸，群臣簪缨会集在赤墀。美妙音乐陈列庭中，九苞凤凰随之起舞；美酒进献御前，传出万岁山呼之声。接续《卿云》复出的歌唱，合奏《湛露》映照朝阳的雅乐。臣等有幸参与法部，得以面对圣颜；冒昧惊扰圣听，斗胆献上一曲口号：秋风吹来，阊阖九门打开；天上鸣响鞭梢，皇帝乘步辇而来。万种乐器的管弦声流入紫微宫，千官佩戴簪珮会集钧台。华胥国的云雾凝结在仙杖周围，南极星辰映入祝寿酒杯。众人已经醉在太平盛世，共同享受五福；君臣相继歌咏，赞美安康。勾合曲　元绛 金风清爽，庆贺嘉禾丰收成熟的祥瑞；皇帝临御玉座，宣示惠宴、共同欢乐的恩泽。应当按奏凤凰之乐，继续歌唱《鱼藻》。以奉承皇帝的威严，教坊合奏乐曲。勾小儿队　元绛 箫韶乐交替演奏，使天地共同和谐；簪缨官员相互趋拜，协调君臣共同欢乐。应当召来垂髫儿童，前来陈列《舞象》的姿态。缓缓奏出宫商之调，教坊小儿入队。队名　元绛 在虞舜庭前执羽起舞奏乐，儿童歌唱《卿云》与沛水之歌。问小儿队　元绛 广大的乐曲在庭中奏响，华美的席垫铺满地面。你们这些戴着童冠的孩子，为何来瞻望皇帝御座的威严？一定有要陈述的事情，请分明地奏报。小儿致语　元绛 臣听说，秋霜之气开始肃杀，万物成熟而顺利收成；金秋正当时令，四方远近都相继臣服。趁着秋日清爽澄澈，开设光彩盛大的宴会。皇帝亲自驾临九宸之地，使百官共同欢乐。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仁德至为广大，盛德光明显著，独自洞察万物化育的根源，远远继承三皇的武功；振兴礼乐，在天下垂示玉尺般的法度；总揽英雄，在边远地区施展雷霆般的威势。神圣功业广泛运行，圣明事业永远昌盛。正当皇帝安居黄屋、乘应秋季的时令，于黼帐下铺设瑶席，在紫宫中驾乘雕饰车舆。祝寿的酒杯传行九遍，欢声震动，连六鼇也仿佛起舞；钧天箫乐演奏八阕，和气充满四方，丹凤飞翔。仰承重熙盛世，承受众多福祉。臣等刚刚还是垂髫幼童，有幸见到盛大的文治声名；在康衢上嬉戏，曾经学习蹈舞；如今趋赴文阶，愿意献上自己的技艺。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元绛 鼓声层叠，箫声凝聚，九成的乐章还没有奏完；垂髫儿童佩带韘饰，暂时分列成八佾的行列。应当陈列优戏的姿态，以奉承皇上的威严和欢乐。再换一支美妙的曲调，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小儿队　元绛 金人报漏，刻度放缓；玉案上香气浓郁；天赐的美酒有千钟之多，眷顾簪绅群臣。儿童们穿着五彩衣服，催促步伐准备回去。向天阶再拜，互相一道好好回去。勾女弟子队　元绛 阳光转过红色台阶，香气飘过黼座。应当排列舞蹈队伍，以仰承皇宫中的欢乐。皇上面露喜色，两军女弟子入队。队名　元绛 承接云乐，钧天之声合奏；回旋如飞雪，舞衣轻盈。问女弟子　元绛 翠色华盖在阳光下明丽，玉殿中清风吹拂；你们飘然展示美妙舞姿，来到这丹墀之地。皇帝的光辉就在眼前，彩绘漏刻的时影已经移动。一定有要陈述的事情，请分明地奏报。女弟子致语　元绛 妾听说，《周诗》中《既醉》一篇，乐工歌唱五福齐备的祥瑞；汉代宴会安静无哗，国家礼仪重视九宾之序。正当霜气肃杀的时节，皇帝特意推行《湛露》般的恩泽。百官相互趋拜，天地人三灵共同喜悦。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掌握枢机、临御帝位，秉承天命治理天下；道德光明，彰显五位圣王的孝治，奉养两宫太后；聪明文德如同古圣，举动如云汉般光明回旋；智勇武功神妙，发出雷霆般显赫的威势。羌戎相继归服，农业丰收。正值秋日澄澈凝静，政务稍有闲暇，清道仪仗转行黄道，华美簪缨会集赤墀。泛饮千钟美酒，共享通衢酒樽的美好；《咸池》九奏，尽情听闻天籁般的和声。这宴饮和乐的欢娱，正逢美好祥瑞的时节。妾等有幸陪侍乐府，得以踏上宫廷道路；近望皇帝咫尺威严，实在是上天赐予的幸运；献上轻盈旋转的舞蹈，愿意奉承皇宫中的欢乐。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元绛 舞蹈行列回旋飞翔，已经奉陪建章宫的盛会；歌伎表演诙谐调笑，应当来到平乐观的场地。皇上面露喜色，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女弟子队　元绛 香气凝聚在黼帐中，听着玉漏频频移动；阳光转过文茵席面，回看霓裳舞衣已经停留很久。七盘舞的美妙姿态已经尽情展现，应当返回三洞仙境游乐。向天阶再拜，互相一道好好回去。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语　苏轼

译臣听说，上天不发一言而四时自然运行，圣人有所作为而万物都能看见；清静无为使万物自我化育，虽然仰赖皇帝的心意，和乐平易而不改变，也同样下与众人共享欢乐。正逢这九秋时节，万种谷物灿然成熟。我们的君王如果不出游，又凭什么慰劳农民、使老人得到休息？君子如果喜欢宴饮，就一定会以盛大的亨通之礼来养贤。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孝德通达神明，仁恩及于草木；实行尧、禹的大道，守持成王、康王的谨慎；内外来归，天地一同响应。皇帝认为，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没有事变，什么祥瑞能超过年成丰收？南极星呈现祥瑞，到了秋分，老人星在西方出现；远方之人仰慕仁义，跋涉流沙，天马也因此来到。皇帝嘉许并与群臣一同肃敬地陈列宴席，按照三夏之礼接待诸侯，以九成乐章使百官和谐。宣示御赐的酒杯，使近臣感到荣耀；传达天子的言语，使两廊充满欢声。臣等有幸遇到昌盛的时辰，忝列法部，采集百姓击壤歌唱的言语，助成蒙瞍乐官的献诗。仰承皇帝威颜，斗胆献上一曲口号：霜气弥漫在碧瓦之间，尚且升起烟雾；阳光照耀红色庭院，仙人般的群臣已经会集。四门之内吉士众多，天下各国屡屡丰收。高秋爽气使宫殿明亮，《元祐和声》流入管弦。菊花有芬芳，兰花有秀色，随从群臣中有谁来应和《白云》之篇？勾合曲　苏轼 西风进入音律，间或歌唱报答秋收的诗篇；南方籥管陈列庭中，完备地奏出颂扬德行的乐器。弦乐、笙匏先行唱奏，钟鼓一齐陈列。以奉承皇上的威严，教坊合奏乐曲。勾小儿队　苏轼 皇上的慈恩下及众人，百官都尽情共同欢乐；各种技艺全部陈列，显示四方共同享乐。应当让垂髫儿童进来，举行执翟舞的礼仪，以奉承皇上威严。教坊小儿入队。队名　苏轼 堂上登歌依着颂磬演唱，堂下管乐伴随成童起舞。问小儿队　苏轼 大君有命，于是陈列管箫钟磬之声。儿童懂得什么，竟进入乐工师傅的末列？想知道你们来的意图，应当全部奏报清楚。小儿致语　苏轼 臣听说，上天运行有一定规律，正当秋天而万物成熟；君主的德行没有私心，太阳将要升起而群阴退伏。清风应合时律，盛大乐曲陈列庭中。凭金秋之神占验年成，仰望皇帝玉石般纯美的容颜。沐浴皇帝的恩泽，歌咏太平盛世。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性聪明，圣明智慧日益增进；没有一件事物失所，因此获得万国的欢悦。百姓即使只是击壤而歌的人，本来哪里知道帝王之力？但他们也各自表达下层百姓向上天祝祷的真情。臣等有幸在儿童时期就生活在仁寿之域，歌咏沂水舞雩的欢乐，长久享受圣明时代；在汉水边唱《铜鞮》，又惭愧只是俚俗的曲调。愿意陈列舞蹈队伍，稍稍奉献宫中的欢悦。不敢擅自决定，恭候进退的命令。勾杂剧　苏轼 朱弦玉管多次奏出清越的乐声，华美的翟羽和彩绘竹竿暂且停下轻逸的舞列。应当进献诙谐的技艺，稍稍增加令人发笑的欢乐。皇上面露喜色，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小儿队　苏轼 回旋在丹陛之下，已经陈述了向日的诚意；合奏与散乐铺陈开来，充分展现流传乐风的美妙。歌钟演奏完毕，羽籥舞也将结束；向天阶拜了两拜，彼此相伴离去。勾女童队　苏轼 锦绣席褥如云舒展开来，迎来九成宫的丹凤；霞彩般的衣裳如鱼鳞般聚集，隐约呈现三叠之中灵鼍的形象。奉承皇帝的威严，教坊女童入队。队名　苏轼 香雾浮绕着绣屏，花浪在朱红的庭院中起舞。问女童队　苏轼 宫禁清肃而深严，正逢士大夫云集；仙乐舒缓悠扬，忽然间簪珥罗列如星。她们缓步走过香草铺成的地毯，把来意一一陈述。女童致语　苏轼 我听说钧天广乐，只空传为帝王在天宫中的游乐；阊阖门吹来的清风，也绝非庶民能够共同享有。为何仙人与圣人竟不隔绝于尘世凡间？我们仰望陛下八彩的威仪，共同庆贺千年难逢的盛会。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天性刚健而纯粹，具有离卦般的光明与文采；效法六圣的心意，人民将自然受到感化；以文母的德行作为仪范，上天也将不会违背。如今正值大有之年，又举行这次显示慈爱的集会。虞舜的《韶》乐已经演毕，夏代的羽籥舞将要兴起。我们分列队中等待，审听音律而起舞，希望等到乐工歌唱完毕，稍稍共同享受随节起舞的欢乐。不敢擅自作主，伏请陛下决定进退。勾杂剧　苏轼 弦乐与匏管交替演奏，干戚与羽籥舞全部陈列；充分领会舜乐的和谐，稍稍增进齐谐的技艺。金石丝竹缓缓奏出声韵，杂剧可以上场了吗？放队　苏轼 羽觞中酒液清亮，正陈述《既醉》的诗篇；鼍鼓声声深沉，又演奏起《言归》的曲子。娥眉鬓发的女子伫立着，收拢衣袖退行；向天阶拜了两拜，彼此相伴离去。会老堂致语　欧阳修 我听说乘安车可以通行四方，礼仪制度虽保存在古代典制中，但命车远行千里，今日人中却很少见到这样的交情。恭敬地想，致仕的少师是一德元臣，历经三朝的宿望之臣，始终坚持操守，进退都从容合宜。他说青衫时代就已经和才俊同游，白首之年各自安享退休；已经摆脱车服官场的劳累，转而寻访鸡黍之约，远行不怕道路艰险，友情也不会因风雨而改变。幸好北堂学士前来聚会，正好由我做东道主，于是使颍水之滨再次出现德星聚集的盛况。乡里人擦亮眼睛观看，觉得简陋的巷子也生出了光彩；这种风义远近闻名，成为一时盛事。谨作口号诗，赞美这清雅的欢聚：想知道盛大集会是否继承荀氏、陈氏的风流，就看筵席上谁是主人、谁是宾客。金马门、玉堂中的三位学士，清风明月相伴的两位闲人。红花已经凋尽，黄莺还在啼鸣；青杏刚刚品尝，酒正醇厚。美景难以齐聚，良会又少；趁着欢乐举杯抬头，不要频频推辞。哀辞 哭尹舍人词【并序】　富弼

译亡友河南尹洙，字师鲁，曾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渭州。乙酉年被贬为汉东官员，不久稍稍升迁到均州。他患病且将危重，赴南阳求医，托付给范公；医治无效，终于去世。当时我任职汶上，又向东迁往卢地，距离他的葬处非常遥远。我叹息师鲁既不能见到我，我又不能抚摸他的灵柩、祭奠他的魂灵，于是追忆他一生中值得陈述的事。可惜还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志愿，便写成哀辞哭悼他。唉！人人都以富贵为贵，而您却困顿；人人都富裕，而您却贫穷；人人都长寿，而您却早夭。我深深了解您，这三件事全都不是您的志向，您也不会因此改变。哭啊，哭必定要合乎义理。起初，您写文章时，世人重视淫丽浮华，各家文风互相背离，大道破碎漫漶，耗费辞藻而没有根基，号称同类的人彼此争相教唆、诋毁；对上攀附公卿，对下撰写典章诏令。您在那个时代对此全不在意，独自倡导古道来挽救弊病，当时的才俊受您感化，也认识到文章的造诣。如今您却不在了。假如这种文章不能挽救文道的根源，达到它的极致，我因此哭您。起初您求学，正逢世道乖离；别人只搜取章句，专事文章辞藻。《六经》中的仁义，并不是他们所研究的；史书中的褒贬，他们也不加思考。您却回头叹息并憎恶时俗，像钩取剔抉一样深入六籍，专心考察上下百代，仿佛在掌中察看；功业不苟且求进，学习没有不合常道的。如今您却不在了。假如您的学问不能取信于人，不能施用于当世，我因此哭您。您的文章和学问这两件事既然已经盛大，能够实行而且内心充实，足以在当时施展；深厚纯正的积累形成资质，便成为德行，施行于己而自身必然充裕，推及家庭而家庭必然能够治理。如今您却不在了。假如贤者的行为不能改变人心、教化大国，我因此哭您。德行积累既成，道便随之而生；谋划没有不周详的，行动必定合乎原则。列于朝廷之上，因直言敢谏而被排斥；任用于边地，则以威严和恩德使那里安宁。才华声望刚刚显露，谗毁嫉妒便兴起，严酷的刑罚接连降下，而您的愠色从不显露。如今您却不在了。假如君子之道不能遍及天下、达到太平，我因此哭您。唉，师鲁，您生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奇伟之人，集中了各种美德；本来应当大有作为，以奋发之志成就安民济世的功业，为什么禀赋如此丰厚，反而早早衰败？难道您胸中蕴藏的百份才华，只能施展一份？难道茫茫大地上，连上天也有所不知吗？还是昊昊苍穹本来就不是人所能掌管的呢？为什么恶人不一定受惩罚，善人却不一定获福；忠良早夭，凶险狠毒者反而长寿，世事混淆错杂、颠倒乖离？也许上天认为世间不愿长久太平，人间不愿长久光明吧。我怀疑那些激切的议论或许有误，不能相信；只是对于师鲁，我哭个不停，一哭便悲痛，二哭便哽咽，三哭便魂魄离散，四哭便肝肠…… 断绝，苏醒过来又继续哭。哭泣仍不足以尽情表达，只好姑且把哭声写下来，寄托在这篇辞文中，希望不至于随着陵谷变迁而湮没。哀穆先生文【并序】　苏舜钦 唉！穆伯长在明道元年夏天客死于淮西。途中友人苏叔才、予美作诗悼念他，并派人骑马疾驰前往吊祭。我痛惜先生的道术未能发扬，又作了其中一二句，以此给世人鉴戒。于是写文哀悼他：先生字伯长，名修防，喜爱读书，不拘泥于章句，一定要探求道的根源；对于士人门徒中没有用心之处，他都能记得，并且熟悉品评。先生性情刚正耿介，喜欢违背流俗，不肯降低身份同庸人稍作迎合。愿意与他交往的人很多，他却坚决拒绝。议论事情坚决明白，上下古今都可以记录下来；但喜欢指责卿相，直斥时政弊病，谨慎细微的后辈听了都害怕。又独自专写古文，文辞深刻峻拔而宏大，以写礼部格式的诗赋为可耻。咸平年间考中进士，取得出身，调任泰州司法参军。州牧郡守称赞他的才能，副知州却厌恶他。先生又曾因言语触犯副知州；知州称病请假，副职私下指使狡猾的吏员诬告先生受贿，罗织成案，召集左证。后来召先生让众人共同审查核对，因此被贬到池州；途中逃奔朝廷，叩击登闻鼓申诉冤屈。恰逢副知州去世，先生又受到朝廷谴责。后来屡次承蒙恩典，得任蔡州参军。先生自从被废弃以来，读书更加勤奋，写文章更加以道为根本；然而以凭文章求取权贵援引为可耻，因此困顿得非常厉害。张文节镇守亳州时，亳州有个豪富士人修建佛寺，文节派骑兵召先生为寺庙作记。文章写成后，先生最终没有写入这位士人的姓名。士人送给他五斤白金，说：“劳烦先生的大作，愿用这些作为寿礼。”又让从中周旋的人说：“士人送礼，只是请求把姓名刻在碑石上，以求不朽。”不久先生急忙召见士人责备他，把白金扔在庭院中，随即收拾行装离开。郡中士人向他道谢，他始终不接受。先生曾对他说：“我宁可勉强糊口，做个旅人，也不让坏人侮辱我的文章。”天圣末年，丞相想安排他做学官，他以拜访丞相为耻，最终没有成功。先生曾客居京师南河的旅舍，常常醉醺醺地到傍晚才回来，脚步踉跄得像失去知觉。到了半夜，旅舍的人还听见他吟诵、叹息的声音。于是从缝隙中窥看，只见他点着灯端坐，紧皱眉头手持书卷，直到天亮。他因此借贷维持生活。母亲去世，他赤脚走路，亲自背负灵柩完成安葬；每天诵读《孝经》和丧礼书籍，从不读佛书，也不供养佛教僧人。了解他的人都为之哀怜。有人丰厚地赠送财物，他一定会被盗贼抢走；否则便会生病。后来妻子儿女去世，他偶然得到柳子厚的文章，刻印出售，但买的人很少。过了一年，积蓄得到一百缗钱，一个儿子却随即死去。将要回淮西时，患病，气息郁结堵塞在胸中不能下行，于是去世。唉！上天厌弃文章已经很久了！先生竟然一生因被贬斥、废弃而困苦。只是他的道理本来就不容于当今世俗，又因为命运奇特，常常被士兵、盗贼和恶少之流侮辱困厄；但直到死，他的节操始终没有改变。如今只剩下孤儿懦弱无力，又恐怕他的遗文散失而无人收集，难道伯长之道就这样完了吗？起初先生去世时，梁坚自行解职，带着书信前往上党，把先生的文章遗稿送给我，希望我访问搜求他的文章，让我编集并作序。去年我赴京参加考试，逐一向人询问，最终没有再得到一篇。只有任中正尚书家庙碑、静胜亭记、徐生墓志、蔡州塔记，都是他平日所作，也不足以编成一卷。如今我的舅父镇守蔡州，最近写信让我保存他的家属，并且搜求他所著的文字；书信还没有送到。询问为先生作哀文的道理，实在胜不过命运；命运又不合于时代。唉，先生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吊岳二生文【并序】　刘敞 今年有诏令，各州郡都设立学校。于是下令：处士中有不接受学校教育的，不得举荐；接受教育的，官吏为他们规定学习期限，日夜不停。有疾病、庆贺、吊丧等事，就把日期记下顺延，按规定查看，应该补足的期限必须补足。期限满后依照法令，才可以参加举荐。岳地有两位学生，辞别父母从下邑前来，做博士的弟子。过了很久，他们告假回乡，途中要渡过洞庭湖。当时正刮大风，不能渡湖。两人害怕误期而被官吏黜退，于是冒险渡湖，溺水而死。我悲悯他们的心意，便写文吊祭他们。文辞如下：

译大概君子遵循正道而不走小径，乘舟而不涉险游水，这才是孝道。那洞庭湖是上天设置的险境啊，为什么两个年轻人还要乘船？道路幽暗而不顾危险，把死生看得像浮萍一样。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难道只有你们二人失去了生命吗？江水奔流，仿佛心中有所怨恨，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原因。魂魄飘荡而无所归，尸骨沉入水底而无人收拾。父母在堂上悲痛，妻子儿女在水边号哭。确实，冒险行动会招来祸患，侥幸行事实在是最大的过错。假如你们没有求学，又何至于有这场忧患？所以君子有时为名声而死，小人则为利益而死；夸耀的人沉溺于权势，贪婪的人跌倒在权势之中。难道只有你们二人如此？我又因此为今天的世道悲哀。竞相求进被认为是可喜，安静退守却被认为愚蠢；求取禄位被认为机敏，坚守节操却被认为迂腐。世上一代人都这样，本来就会使人丧失生命。过去重华侍奉瞽叟，亲自在历山之下扶犁耕作；接受帝位禅让却并不欣喜，又有谁会以追求进取为乐？乘着沅水、湘水向南远行，我知道华胥之乐远远胜过你们。活着漂泊而无名，死后孤独而永远如此。因此君子应当审察自己所得，安守幽静坚贞。把道德当作爵位，把仁义当作荣耀；不因富贵而求学问，也不因卑贱而轻视自己。悠悠的江波啊，你们二位学生又该怎么办呢？苏明允哀词【并序】　曾巩 明允姓苏，名洵，是眉山人。起初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才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回家后，他烧掉自己所写的文章，闭门读书，过了五六年，学问积累已经丰富，才重新写文章。文章少的有一百字，多的有一千字；分析事物、剖析道理，引用事物寄托譬喻，铺陈时能够尽情发挥，简约深远时又能使意义显现；近处的事物能写得宏大，细小的事物能写得显著，繁复而不混乱，纵肆而不流荡。他的文章雄壮俊伟，好像决开的江河奔流而下；光辉明亮，好像牵引星辰升上天空。大略如此，因此从我所说的，还可以推知我没有说出的部分。明允每逢自己处于困顿或显达、得到或失去、忧愁或欢乐、悲哀或快乐之时，只要心中有所寄托，必定把它发之于文章。对于古今治乱兴衰、是非可否的问题，只要心中有所选择，也必定发之于文章。至于应酬交际和万事变化，虽然纷纷从外部发生，但内心所思考的，没有一件不在文章中体现。嘉祐初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再次离开蜀地，来到京师游历。如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任礼部官，又得到他两个儿子的文章，把他们擢升到高等。于是三人的文章盛传于世，得到并阅读的人都为之惊叹，有的感叹无法赶上，有的羡慕并仿效他们。从京师直到海边边塞，学士大夫没有不知道他们的名声。家家都有他们的书。不久明允被召到舍人院考试，他没有到，却特意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郎。过了不久，又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因贤良方正策试考入等级。于是三人的才能都显现于当世，他们的名声也更加闻名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进呈他编纂的礼书，尚未得到答复；四月戊申，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从天子和辅臣直到街巷中的士人，都听闻后为他哀悼。明允所写的文章，有文集二十卷，流传于世；所编《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收藏在有关官署；又作《易传》，尚未完成。读他书的人，就可以知道他的精神和品格。明允为人聪明敏锐，善于辩论；遇到别人时气度和缓、神色温和，却喜欢谋划策略，务必只实行自己的见解，不肯沿袭旧路，很喜欢谈论军事，慷慨激昂地有志于建立功名。两个儿子中，轼任殿中丞、直史馆，辙任大名府推官。这一年，他们带着明允的灵柩回蜀地安葬；已经请欧阳公为他作墓铭，又请我作哀辞，说：“铭将放入墓穴中，辞将刻在墓上。” 我推辞不得，只好写下这篇文章：啊，明允啊，国家的贤良！气度十分平和，志向却坚强！通览古今，辨析兴亡；惊动一世，文章独擅。驾驭六匹马，奔驰无边；决开大河，冲击浮桑。光彩如星斗，放射精光；众人折服欣赏，精心刻画肺腑。声名从京师直到幽远荒僻之地；何况还有两个儿子，与你一同翱翔。唱起律吕，和合宫商；羽声高峻，气势正飞扬。谁说命运固定不变？转眼间你忽然游逝在汴水之阳。唯有你亲自留下的文章，光辉灿烂；留给后人，福泽更加长久。啊，明允啊，又有什么可悲伤的！钱君倚哀词　苏轼 大江以南啊，震泽以北；我四方奔走却无处归宿，难道将要在这里停留安息吗？难道是这里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人，还是这里的人难以相交？并不是有食物却没有人的地方有问题，我到哪里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是独自徘徊而不愿离去，因为眷恋这个地方有许多君子。有一位美好的人啊，明达而清瘦，刚正直率、见闻广博，是古代所说的益友。身上带着规矩，脚踏绳墨；佩戴芝兰，服用明月般的光华。把这样的人带到世间，世人却强悍固执而不肯回应。即使他们不回应，又有什么损失？我超然徘徊，自得其乐。我将观察您的进退来为自己占卜，和您同行止步，以辨别清浊。您忽然离去而不再回来；世道混浊纷乱，我又将到哪里去提升自己？空对着厅堂中的遗像举杯，面对几席上凝结的尘埃吊祭。假如约束我的准则确实已经消亡，我居住在这里又有什么好处？我徘徊而行却没有同伴，哀悼离开这里后又将走向何方？难道活着的人中没有可以推举的人吗？彼此相望，遥远得如同晨星。我近年已三次哭悼故友，他们个个都是国家的英才。假如处世所依仗的只是朋友，几次这样之后，我哪里还不会死去？面对大江长声叹息：我不能渡过江去，这大概自有命运吧。钟子翼哀词【并序】　苏轼

译某年我刚十二岁，先父宫师从江南回来，说：“我南游到虔州，有位隐居的君子钟君，和他的弟弟防跟随我游览，一同登上马祖岩，进入天竺寺，观看白乐天的墨迹。我不喝酒，钟君常常置办甜酒。”当时先父还没有被世人知晓，跋涉万里，寄宿的人家常常争着让座，只有钟君懂得敬重并看重他。此后五十五年，我从海南回来，经过赣地，访求先父遗迹；当地故老已经没有在世的了。钟君去世大概已经三十一年，我见到他的儿子志仁、志行、志远相互扶持着哭泣，想到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我的哀痛，于是追写这篇哀词。钟君名棐，字子翼，博学而笃行，是江南的俊秀人物。欧阳永叔、尹师鲁、余安道、曾子固都了解他，然而他最终没有得到际遇而去世。侬智高叛乱岭南，声势震动江西，防守曹观想登记百姓的财产，作为战守储备，便向钟君谋划。钟君说：“侬智高一定不能越过山岭，没有事情却登记百姓财产，百姓会害怕而逃走。”曹观说：“如果事势突然紧急，该怎么办？”钟君说：“同船遇到风浪时，即使秦国、越国的人也可以让他们互相成为左右手，何况是我们的百姓呢？万一真的紧急起来，那么官府和百姓就是一家人，谁的财物不属于我们呢？” 为什么还要登记财产呢？”曹观醒悟后停止了这件事，防地百姓因此安定。哀词如下：崆峒山摩天而立，章水、贡水冲击岩石，使两座坚硬高大的山峰彼此相对，刚悍坚实地互相排拒，水势山势汹涌高峻。因此这里的百姓勇敢而崇尚气节，善于雕琢；其中的君子志向高亢、节操严厉，勤敏好学。钟君品德高洁，畅游于德行的深渊，自我洗濯修养；贫穷不怨天，困厄不求人，年老后更加诚笃。他一说出有益的话，便能排除困难、解除纷争。先父南游万里时，路途险阻而遥远；那时金还没有熔铸，木还没有用墨线校直，玉还没有雕琢。钟君在人群中一见先父便决定结交，陈设礼乐说：“您不喝我的酒吗？这酒很甜，请把这浊酒滤出来。”于是共同观览江山，敲击历经岁月的泉石，行走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先父北归后，钟君老死于防地，向北遥望先父所在的地方。我来到这里时世代已经变换，池台都已平毁，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到手腕粗，三个儿子也都已经成人。我写信询问道路，经过我这里多次；我也已经白发满头，感伤郁结于心，泪水沾湿衣襟。人的身体本来空虚，俯仰之间便如电闪冰雹般变化消灭，又能把哀痛寄托在哪里呢？只能追悼并歌颂这位有德之人，告诫后来的觉悟者。哭李仲防词　文同 悲痛战栗啊，正面对清秋；怀抱纷乱烦闷啊，千般忧愁纷至沓来。拂动马缰啊，久久又停留；想到将要到哪里去啊，登上高丘。问为什么这样啊，我的思念牵绊不解；我的心啊，无法解开这纠缠。说路途遥远啊，希望能如同到达你的居所；惆怅西南方向啊，河川道路遥远漫长。已经忽然醒悟啊，过去曾把这些事反复思量。大概你活在世上啊，本来期望功业已经完成。万般感触纷然涌起啊，堵在我的胸中；魂魄枯槁漂散啊，像被抽丝一般。想到你一去啊，就再也不能相见。回顾你所走的道路啊，为什么竟作出这样的安排？希望你能有相似的朋友啊，可寻找朋友却寥寥无几，哪里去求？谁能了解你啊，你的深厚品格又有谁可以相比？那些人只凭文章和品行来称颂你的高尚；他们不使你卑贱，却只把正直的本体视为高贵，仿佛刻画一般，妄自增添你的瑕疵。你如神珠啊，却被瑕疵玷污了天球。像你这样到了晚年啊，尚且可以成为世人的表率。那些不能穷尽你才德的人啊，又有什么可责怪的？算了吧，你的存在啊，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你的病痛啊，什么时候才能痊愈？收拢我的遗恨啊，傍晚回来；烟云飘摇萧瑟啊，只能带着愁绪奉祭你。毗陵张先生哀辞【并序，代吕侍讲作】　汪革 毗陵有位隐居的君子，姓张，人称张先生。他在家中修养孝悌，在朋友间实行忠信，声名为众人所知，远近传播。当世的显要大人物，没有不知道他的。有人经过毗陵却不登先生的门，人们都以为可耻。他平日萧然自得，凡世人所追逐趋向的事，先生一件也不放在心上；但到了同世俗交往应酬时，又没有一丝一毫不合礼度。别人把事情托付给他，他从不以困难或容易作为推辞。有人来拜访，他便设酒相待，一笑相乐，也从没有不欣然的。有人劝他出仕，虽然推挽得很用力，他始终不答应。他本来并不像前代隐遁之士那样，故意采取诡异激烈的行为，甘愿粗衣淡食，憔悴在山岩水边，穷居独游，使自己的踪迹昧昧无闻，然后把这当作高尚；但他也从不刻意修饰小节，去求取乡党宗族的赞誉。他从年轻时就努力学习古书，无所不读，并且常常写诗，诗句清新，出人意表。他擅长书写，是天性如此。当世士大夫想为先人铭刻叙述功德，谋求流传后世，得到先生的书法便以为荣耀。他成年以后，更加放弃世俗事务，终于这样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君子了。先生名举，字子厚。因叔祖天章公昷的奏请，补授郊社斋郎；治平四年考中甲科，调任睦州青溪主簿。先生起初本来无意做官，又没有兄弟相助，独自奉养父母，所以努力取得科第来安慰父亲的心愿。考中之后，又不忍离开父母，不能早晚奉养，而到外郡领取俸禄。朝奉君也安于小官，不急于催促先生，于是先生没有赴任青溪，终身如此。别人不能役使他。后来因近臣推荐，起用为颍州学官，他又没有就任。此后孙莘老、胡完夫、范淳夫以及外台官员交相推荐他的才能，苏子瞻也多次向朝廷进言，于是诏令郡县以礼送他，想要任用他。先生始终不肯屈服。唉，如今他已经去世了。我是天章公的女婿，自先生年幼时起，就已经认为他的为人非同寻常，并亲近厚待他。先生也喜欢同我的兄弟们交游；到他年长、年老，四五十年间，我们相交的情意越来越深。有人从东南来，先生没有不引导他来见我的；我写给他的信，即使只有一小张纸，他也全都珍藏。所以他去世时，我哭得尤其悲哀。曾祖父是秘阁给事中，祖父益之任尚书郎，父亲次道任朝奉郎。他的祖先本是江南人，给事中任职李氏时不被任用，因此离开李氏入朝，并以正直的操守得到祖宗皇帝的知遇。朝奉君仁慈孝顺，兄长去世后抚养他的孤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不愿远离，屡次向朝廷请求管理仓库，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当时先生的节操，大多是朝奉君成就的。哀辞如下：

译古代制定行为准则一定取法中庸，出仕、退处、任用、舍弃，都遵循正道。到了末世，世道乖戾而闭塞不通；首阳山和柱下史那样的隐逸，反而更加笨拙。栖身山林、采食草木，本来没有什么用处；怎能与鸟兽为群？伟大的先生践行中道，显达时不苟且求进，退处时也不困顿。以仁德作为爵位，高贵而崇峻；俸禄虽然不丰厚，义理却很充足。把忠信孝友施于家庭和国家，看到您的眉宇，内心便自然降伏。您能激励贪婪、敦厚薄俗，辅助教化风气；本来不是违乱伦常、只求洁身自好。惠泉遥远曲折，山岭重重；泉水幽深，仿佛胸怀宽容。桂枝相互缠绕，青翠葱茏；先生的居所如今空空荡荡。目光穷尽东南，泪水沾湿胸襟；把这些写成哀辞，抒发我的内心。王升之诔【并序】　刘跋 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钜野王君升之在京师去世。七月丙辰，灵柩运回郓地。乡里与他厚交友善的人，都前来吊哭。他的孤儿孟博出来，在父亲临终前写了两封信，留给我说：“我不幸患病将死，妻子柔弱，孩子年幼，恐怕这副遗骨流落在外，不能下去跟随先人。伏望您哀怜我，同诸位贤者为我料理后事。”信共一百多字，言语没有错误。询问他家里的人，说病情很重，棺材和殓葬之物都是他亲自筹办的。将要断气时，他嘱咐后事，情绪并不悲哽。交付书信后，又教儿子当面把情况告诉我，随即突然不能说话。我这边的人都哭得极为悲痛，于是共同商定，告诉他家人将在八月乙酉日把他葬在祖坟的丙穴。可是钱袋中空无一物，卖房子又尚未成交，加上所有赙赠才得到九万五千钱。于是派人凿石修墓，购买椽木、席子、灰、芦苇等下等葬具，事情都预先办理妥当。到期按时下葬。王君是黄州翰林公的玄孙、宝文公的儿子。年轻时放荡不羁，长大后学问尤其精深，熟悉《汉书》。仿效李长吉写诗，很有情致。他为了安葬父母，甚至破产，平素很不喜欢吝啬小气。又身体瘦弱多病，每天都要服药，因此积贫积困。得到官职还没有来得及赴任便病重去世，寿命只有四十一岁。前人悲哀并称述死者，必定借助文字，于是我作诔文来表达心意。文辞如下：天地造化广大无边，一次播生便有万种差异；没有一种生命不顺遂生长，枝条纷纷舒展。是谁伤害了你的根？盛夏时也会凋枯。我哀悼众多像你这样的人，这实在也是极大的罪过。伟大的君子出自高门，是一代人的楷模；留下的功烈句句可称道，美好的声名传播四方。又有穆考，德行丰厚。你正值青春，如孔雀、鸾鸟将要育雏；继承前代贤人的足迹，建立旌旗，乘礼车而行。逢上清明的时代，驾车驰骋。寿命或许本来可以延长，却不知将往何处。你逐渐熄灭机心，自己铲除骄色。姓名列入仕籍，却安逸地居住乡里；悠闲度日，以文章史籍为乐。培植花草树木，在园圃中徘徊。好朋友聚集而来，设酒相待；查看私囊，竟没有隔夜储粮。宁可独自贫困，也被疾病拘束。居室空空，像墙壁一样直立，正与瘦弱的形体相称。沈约革带逐渐宽松，许多月份有余；冬天仍戴絮帽，暑天也不脱下。乳石药物中断，只能用稀粥充饥；长久做个散人，或许可以保全身体。为什么远行？旅舍中困顿拘束；沉重的疾病突然加剧，颠倒求医问巫。东野的后事，孝子留下遗书，难道没有别人？只是把它托付给我。唉，悲哀啊！壮志被摧折，白日将尽；永远离开光明的时代，不沉沦于幽暗的墓穴；大昏暗之中，哪里还有清晨？妻子独行而空守居室，寡妇哀叫，孩子呱呱啼哭，谁来与你相对唱歌？鬼怪狂乱啊，仿佛君还没有死；君的墨迹仍然湿润啊，又仿佛君并未亡故。你的房屋啊，谁来居住？折取芬芳的花朵和洁白的花朵，斟满清酒；何况思念你却不能相见，只能抚泪抽泣。唉，悲哀啊！感叹万物变化迁流，感慨有生者迷失道路；愿你的神魂安定泰然，面对惊惧而不改变。沿着道路把你安葬在祖先的坟丘，以白旌抒写幽深的悲愤，希望不辜负你临终的托付。你的神魂也不会昧然不知归处。《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三 宋　吕祖谦编 祭文 祭薛尚书文　欧阳修 景祐元年，您刚刚解除政务，虽然已经向家中告假，但疾病尚未严重。像我欧阳修这样鄙陋的人，哪里敢辱蒙您的知遇？您在这时想把女儿嫁给我；您的德望正隆盛，认为应当再结成齐大那样的婚姻，我怎敢以礼法推辞？上天不肯赐福，留下您去世，忽然在那以后两年，我也去世了。追念从前的话，在生死之间完成您的心愿，把宝剑悬挂在墓上，这是古人的道义。您才智敏捷，刚毅自励，不顾忌、不随俗，以正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命运。处在天子的职位上，难以预期寿命；只愿您的行为敢于直言。我这个有罪之身，被放逐困厄，活着来不及登门，安葬也不能送灵车，只能献上微薄的祭奠，借此叙述您生命的始终。祭尹子渐文　欧阳修 唉！上天对于万物，与我们人类究竟有什么亲疏爱憎、厚薄差别？人的出生从来就不完全相同，那么人的死亡也应当有夭折和长寿。假如活到百岁也终归一死，那么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值得计较？只是善人可喜可爱，理应长存世间。所谓仁者长寿，也不过是爱护仁者的人所说的道理；说行善必有福，难道不是把自己的愿望推及他人吗？上天降下祸福吉凶，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通晓。即使圣人也只说这是命运，却很少谈论，难道是事情到了极点便无话可说？寿命长短，我不再追问。唉，子渐，我唯独对你有遗憾！我有多久没有见到你了？自从你得到怀州以来，我才开始有了见面的期待。你不能来，我想赶快去找你。如今你归向何处？我又到哪里去寻找你？过去我在朝廷，任谏官、侍从，职责本应荐举贤人。我知道你没有被举荐，是因为朋党的诬陷，却只顾躲避谗言讥讽。我们彼此相知在心，以为一封书信也不能使用，于是声音永远隔绝；我哭泣而你听不见，只是徒然悲痛。这杯祭酒，本来希望能够同你欢谈共饮；如今再也赶不上了，只能用哀辞长久送别。祭尹师鲁文　欧阳修 唉！师鲁的辩才足以穷尽万物之理，却不能胜过一个狱吏；他的志向可以包容四海，却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身躯。穷山的边缘、野水的岸边、猿猴的洞穴、麋鹿的群落，尚且不能容纳他，于是只好到万鬼之间去做邻居。唉，师鲁！世上憎恶你的人固然很多，却未必如爱护你的人多，你为什么困穷到如此地步？难道命运在上天，而不在人吗？当他奔走颠沛、被排斥放逐、困厄艰难时，世人都为他抱屈，而他的话语从不涉及自己。直到困穷而死，妻子儿女也没有见到他的悲喜。任用和舍弃、进退、屈伸、言语沉默，他为什么都能如此？实在是学问修养的力量达到极高境界。他临握我的手作诀别，倚着几案等待生命终结，脸色不变，谈笑从容。在生死之间，他已经能够通达性命之理；忧患来到，自然不应使他的内心受到牵累。自从子云去世，善人本来值得哀悼；但您能够自我通达，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只是您作为师友给我的益处，以及年少相交的旧情，感情难以忘怀，言语也说不尽。唉，师鲁！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都归于无物；只有圣人贤人，即使埋入地下也不会湮没，尤其是他们的文章，光辉如星辰日月。您所作的文章，后世将奉为师法。虽然您的嗣子还年幼，不能把文章托付给我，但世人会收藏它们，希望可以不致散失。您在众人中最喜爱我的文章，我把哀辞寄托在千里之外，借这杯酒助祭，希望能够安慰您。听见了吗？还是听不见呢？祭苏子美文　欧阳修 悲哀啊，子美，你的命运难道止于此吗！小人的幸运，君子的叹息。你的胸怀如龙蛇盘曲，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动巨斧，雷霆轰鸣；有人遭遇这种威势，便心惊胆落，震倒得像乱麻。片刻之间云开雨止，回头看百里山川，草木都萌发新芽。你写文章，雄健豪放而纵肆，正是这样；唉，真是奇怪啊！世人只知道这一点，贪图欣赏文章外表，却不窥见你的内心。想了解你在困顿和显达时的心志，即使金石那样坚硬，也尚且可以破碎。你无论穷困还是显达，始终坚持仁义，只是世人不知道，所以困顿到这种地步；才华蕴藏而不能显露，终于埋没而死。唯有文章留存，光照后世。可悲世人的愚昧，压抑、毁谤、伤害贤者，正如打磨铜镜，不能使光明消失，反而越磨越亮。一世的短暂，万世的长久；其中的得失，不必再作比较。悲哀啊，子美，请来举起我的酒杯。祭范文公文　欧阳修 唉，范公！学习古道而处于今世，以方正持身而进入圆融，孔丘、孟轲所遭遇的艰难，大道本来就是如此。有人说：“他们厌恶您，是因为您喜欢揭发过错。”又有人说：“他们赞美您，是因为您在培植朋党。”您勇于去做的事，他们说您急躁冒进；您退让不争，他们又说您是在沽名。谗人的话有什么可听的？事情还未发生便斥责您，众人讥讽排斥；事情发生后才思考，即使仇敌也称赞您的才能。诋毁不能伤害我，赞誉也不能使我喜悦。谁不是您的同道？谗人难道很多吗？您的志向不能舒展，善行不能胜过恶行，难道真是这样吗？成就艰难而毁坏容易，道理又确实如此吗？唉，范公！想要毁坏栋梁，先摧折椽子和屋檐；倾覆鸟巢、打破鸟卵，往往先折断旁边的枝条；伤害一个人而牵连百人，谁不会遭受祸害？是谁制造朋党之论？这难道不是不仁吗？唉，范公！改换名号、施行谥法，是君子的荣耀；活着时为什么要毁谤，死后又为什么要称颂？喜欢死亡而厌恶生存，大概不合人情。难道他活着时有所嫉妒，死后便没有争论了吗？自从您去世，诽谤不必等到辩解，时间越久真相越明。由今天看来，您起初屈抑，最终伸展，您大概已经没有遗恨了。我抒写平生怀抱，把这微薄的祭奠寄托给您。祭杜文公文　欧阳修 士人仕进显达、享有荣禄，没有不想安享丰厚生活的。您身为辅弼，饮食起居却如同陋巷中的士人、破屋里的儒者；别人不能忍受，您却处之愉快。士人退职养老、归隐休息，是想在闲适中自我放纵；您居家之后，心中仍在国家，思虑精深，言辞激切，有时通宵不睡，有时忧虑显现在脸上，如同仍在朝廷任职、负有责任。唉！仕进时不知道富贵有什么可乐，退处时也不忘天下，始终把天下放在心上。因此，您施行于自身的德行，年老后更加笃厚；您为世人信任的声望，时间越久越深厚。仁者爱护您，哪里会有厌弃？您既然长寿，为什么不能更长？竟然八十岁便停止了生命。自从您去世，路上的人都叹息。何况我这样愚陋的人，长久承蒙您的知遇；如今被官职系留在朝廷，心神却已经飞驰到您那里。送葬不能亲临墓穴，哭奠也不能望见灵帷；只能含着哀辞抒写遗恨，眼泪不断流下。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译唉！曼卿生时是英杰，死后成为神灵。那些与万物同样经历生死、最终归于虚无的，只是暂时聚合的形体；而不与万物一同消尽、卓然不朽的，是后世的名声。自古以来圣贤无不如此，记载在简册上的事迹，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唉，曼卿！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却还能大略想见你一生的样子。你轩昂磊落，奇伟峥嵘；如今埋藏地下，我料想你的尸骨不会化为腐土，而会成为金玉的精华。否则，也应当长出千尺高的青松，生出九茎灵芝。可是如今只有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声凄清，露水降落，磷火奔走，萤火飞舞。只看见牧童樵夫唱歌上下，又有受惊的禽兽悲鸣徘徊，发出呜咽声。如今固然如此，再过千秋万岁，怎知这里不会成为狐貉、鼯鼠和鼪鼠藏身的洞穴？自古圣贤也都是如此啊，难道没有看见他们的坟墓累累散布在旷野和荒城吗？唉，曼卿！盛衰变化的道理，我本来知道就是如此；但感念过去，悲凉凄怆，不知不觉面对秋风流下眼泪，这难道是有愧于最高境界的忘情之人吗？祭丁学士文　欧阳修 唉！元珍遭遇善恶的差别，就像火与水，彼此不能相容，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因此，乡里人都喜爱孔子；否则，厌恶不善的人，后来也会成为贤人。您的美好才华、嘉美品行和纯正德行，朝廷中有谁称道过呢？当世有见识的人，看到您的憔悴，便使您终于湮没沉沦。问是谁憎恶您？可以知道那个人吗？毁谤善人的话，就像苍蝇的粪便沾污白玉，洗掉它就是了。小人得志，只能快意一时；总的说来，其得失要到后世才会知道。受侮辱、遭诽谤，没有谁比仲尼更甚，但他巍然如衮服上的玉佩之魂，也不祭祀桓魋。孟轲的道理，越久越光明；他的名望尊于四子，臧仓却不值一提。因此君子修养自身而等待时机，那些纷扰的奸诈愚昧之人，经营一生，等到荣华消歇，可叹湮没之后谁还记得他们？这些人活着像狐鼠，死后如狗猪，只有一位贤人的不幸，历经千年仍令人悲伤。自古谁能不死？直到今天，人们却唯独在沅湘凭吊屈原！灵均的事业，当初并未在南方显现；假如没有遭到罗织罪名而被放逐贬斥，也未必能功业显著、声名彰明。这样看来，那些谗人的攻讦，反而借此成就了他的声誉并加以宣扬。唉！元珍，道路通塞自有天命，我又能把您怎么样呢？孔子、孟子也是如此，拿什么来安慰您？姑且写下这些话，寄托哀思，献上一奠，眼泪不断流淌。祭吴大资文　欧阳修 惟公以孔孟之学问、晁错和董仲舒的文章，辅佐三朝，始终保持同一节操。只是我平庸而谬误，哪里敢开启您的光辉来沾染光彩？但在金门玉堂，早年也曾接续俊彦交游的末席；在紫枢黄阁，晚年也曾陪同参与国政议论。虽然我们出仕或退处大致相同，但在进退方面却有不同。我实在衰老多病，早就想回到田野；公正值盛年，本应重新回到朝廷。哪里料到白发之年，竟来哭祭您的灵柩？即使醉饮百杯，仍想起您平生的意气。写下这篇哀文献上一奠，不知眼泪纵横流淌。祭孙仆射文【代诸朝贤作】宋祁 唉！天圆地方面面相合，其中有深奥也有清明；承受纯粹的灵气，贤人于是挺然而生。宰相的器识与期望，有时相违，有时相合；遇到嘉会盛业，这种举措就确实成就了。我公以美德顺应时势，把两种美善合于一身，蔚然成为世人的老师。齐国的风俗浩大，洙水之滨的学者温文和悦。年少时就学，尊崇经典，把学问写在衣带上；巾箱中层层积存的书册，油帛素纸纷然繁多。神宗登临帝位，选拔您为儒学先辈之首；您的建树卓异，声名远播。初任一命之职，经过占卜开始做官，历任十次铨选；秘密开启缓解政治弊病的奏议，身着缁衣讲经；在璧水学习礼法，受到爱重；羊河没有渡过豕。您戴着两梁冠，佩着光彩的绶带，进朝陪侍，兼在潘房侍奉。各家距离圣人已远，互相诋毁争夺；空洞的言论如秕糠，异样的制度像桁杨。公对此时局愤怒，坚定地含藏文采；层层城壁上挥笔，堵塞道路、摧折杨木；众多求学弟子，最终都知道应当归向正道。章圣帝临朝，神庭建造宫宇，命公为待诏；您气宇轩昂如凤凰高举，国家确实把您视为上贤。您以考究古事为荣，以正直明亮的风骨切磋规谏；从容而博大，不会为了尺寸之利而屈曲，也不吞忍柔弱之事。此前在宸帷之前，叩头入省门，磨利刀刃等待时机；皇帝的衮章有所缺失，您总是立即补正；谋划事情的善恶得失，希望很快得到遏止。皇帝顾念百姓，接连派您出任地方官；奉行细密的诏令，揭去垂帷。您以神明般的治理树立政绩，乐于职守，名声载于《诗》；在任时总能率领教化，离去后仍为人思念。后来登上谏官之位，又任职于禁中小门。长君继承光明，您进阶为副卿；皇帝追赶传召，促您入朝，燕席因您而增光；在宣室接受清问，在华光殿传授经书。您有谋略、有作为，不卑微，也不与人苟同。掌管常法和大典，熟习武王的戒辞、商汤的铭文；诵读的言论必定应答，美善的谋略一定施行。说您是首位魁伟之士，要为世人树立准则。银台高高耸立，公检阅其中的封章；牧吏车马纷然，公专门负责其使命；有时掌管绵薄琐碎之事，有时教导国子。只有公真正掌握这些学问，不是为了求取而求取；截断河流而不混浊，疏导疑惑而没有缺失。乘大车载道而行，如秋阳照耀；鸿雁高飞于幽冥，不羡慕弓箭罗网。公身居法从之列，心志淡泊虚静到了极点；上章请求按年老退休，闭门谢绝宾客。皇帝坚决挽留，您却愿望不能实现。后来掌管龙图阁，任纳言，终于获准请求出任藩镇；奎星如钩，挥笔书写，宴饮中皇帝再次施恩，也命四位近臣赋诗赠言。卧病阁中超过一年，请求退休离位；在春坊传授经席，退居菟裘仙里。疏广、疏受散金，设宴以示欢喜；广德县令悬车退休，把财物留给孙子和儿子。上天本应让您安享晚年，您也能知止；如果早日享有五福，您与善人便能长久相伴。公明智而有哲思，本应长寿昌盛。天意却不善，竟使贤哲凋零、良臣夭亡；临终占卜所得，忠言格外彰明。玉的光辉、金的品相，终于被遮掩而不能发光；人的常道成为后世准则，如今却说已经亡故。士人同类相互凭吊，朝廷也悲悯哀伤；抚恤恩典告知府第，诏书秘密下达。高明之士得到善终，除了公还有谁配得上呢？我们有的承受过您的遗教，有的受到过您的深厚庇护；在您的藩府游历，沾受恩泽，汲取流传的教益以洗涤自身污秽。平日还可写信往来，如今却只能交臂而过；被旧日官职拘束，永远违背了薄薄的祭奠。李树下自会形成道路，碑石也会因泪水而坠落；从远方奉上您的美名，希望借此稍稍表达哀痛。唉！悲哉！祭孔中丞文　石介

译从前公任谏议大夫、知兖州时，有臣僚献上一千首诗，执政者便请求让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皇帝说：“一千首诗，哪里比得上孔某的一句话？”当天便授公为龙图阁直学士。公两次任御史中丞，风格更加严峻。等到公去世，刘平战死阵中，谗佞之人残害忠良，诬奏刘平不是战败屈服，而是叛变。天子震怒，将要诛灭刘平全家；刘平家人戴罪来到宫阙，沿途哭诉，恰逢骑卒唱道“中丞来了”，刘平家人将要叩拜公的马，诉说此事。两街的贩卖小儿有数千人，叹息说：“只是白白去申诉罢了，哪里还有孔中丞呢！”刘平家人痛哭着停下了。唉！最尊贵至极的是君主，最愚昧暗昧的是百姓。地位尊贵至极，便有可能不肯相信；愚昧暗昧，便难以启发。若不是公极其忠诚，怎么能感动尊贵至极的君主？若不是公极其真诚，怎么能感动愚昧暗昧的百姓？既能感动君主，又能感化百姓，公的道德就贯通了上下。唉！公活着时，君主称许您；公死去后，百姓感念您。公的道德在生死之间都完整了。道德能贯通上下已经显著，能在生死之间保持完整却很难；具备这两点，公的道德便充满天地之间。正值隆冬年末，风声号哭，云气呜咽，节令景物惨淡，我心肝摧折；炉烟氤氲，酒樽寒冷而酒味浓烈。祭享重在诚心，不在滋味，愿公降临此处享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年，公镇守洛师，我在幕府任职。公因我才思敏捷而注意到我，几次任用我；在审议狱案、处理事务时，我有时对您的意见迟疑不决，公必定谆谆教导我，使我遵循正道。后来公再次掌握大政，我曾因自身的事情向门下求助，公神色严肃、言辞严厉，一点也不徇私；我起初害怕而内心惭愧，最后却大为醒悟。唉！公的每一句话，虽是因事教诲我，但公身居高位，我不敢传播。公如今去世，我便记录下来用以自我反省；若有一句诬蔑，上天实在可以鉴察。因穿着衰服，不能列入旧日属吏之中，情意和礼数都无法伸展。唉，悲哉！祭梅圣俞文　刘敞 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圣俞二十五兄的灵魂。那时邻居病势危重，您去探问，回来后经过我家，我们相对叹息。我看您的脸色不同于往常，亲自为您诊察，劝您接受医治。您虽然相信我，心里仍有疑虑。第二天举行大宴，四方来庆贺，您端酒上前祝寿。戎客在座，百官相继趋拜，哪里敢私自躺卧？在御前接受赐食，恭敬畏惧已经过度。疾病果然突然发作，您倒下后不能起身。庸医只按表面症状施治，把表当作里；内里枯竭，外表干燥，呼吸急促如同被火灼烧。病势一旦大为恶化，便无法中止。俯仰之间，早晚顷刻，遂到了生死关头。痛苦惊骇，呼喊不止，哪里能说已经治好了？谁能想到十天之内竟杀死两位贤士！唉，悲哉！万物本来都有生，生来本来各有命，难道说君子唯独受上天苛待吗？您的文学，朋友都信服；您的孝友，乡党都称道。仕途不过平常，寿命不到百岁，却竟到了这个地步，多么不公平！灵柩送回故乡，从此便永远诀别。哭着送您远行，感情哪里能断绝。告伯父殡文　刘敞 古代平民的丧事，由邻里共同办理；士人即使远在千里，也要赶来践行义理；到了送葬时，路上泥泞积水也不躲避。有至亲而我却不能到场，我实在不幸，受命主持一城，掌管军事，连爬行赶来也做不到：不能在堂上哭吊，不能在堂上举行祖祭，不能在庭中举行祖祭，安葬时不能填土，虞祭也不能奉献牲礼。回望相隔万里的地方，悲痛号哭而失声。门外的政务，是奉王命实际执行，大概古代也有这种情形。不能亲自顺应人情，便在祭奠时陈述这些话，以昭示我的哀痛和诚意。祭范颍州文　王安石 唉！我公是一代人的老师，从开始到最后，名声节操没有瑕疵。明肃之时政事兴盛，您身处危险而志业增长；瑶华失去职位，您又随之被贬斥。治理的功绩很快传闻，您治理皇帝的都城，闭塞奸邪、兴起善良。孩子们欢呼，声势显赫的家族，万人低头趋拜。您却独自约束私欲，远走江湖。士人争相挽留您，即使遭祸也不恐惧；有人以危言进谏，拜谒您并与您一同出行。风俗衰败，惊骇正直而喜爱邪曲；我起初艰苦自守，人们因此疑惑叹息。您竭力实行而不回头，使晚年之人也受到振奋。儒学先辈纷纷以节操相互夸励。公在贬所，反而更加勇于尽忠；考察前事、援引古例，只论义理而不谋求自身。后来又历任三州，施加的恩泽有余，如同分流江河以灌溉极小的田地。旧日的藏物自行消散，不以刑罚加于狡猾盗贼。您以仁爱涵养百姓直到终老，讲论学艺没有邪曲；弦歌之声传到晚年，千里之内沟渠、河川、堤障、泽田和桑树都得到好处。戎族祸乱猖狂，竟敢侵害我国边疆。您铸印刻符，屏卫一方，从军伍中选取将领。后来声名更加显著，收纳士人，直到成为辅佐国家的俊彦。威声所及，敌虏不敢逼近，凭借余威使敌人逃走，保全邻国。从前刚到任时，道路上满是创伤；您救治养护，使内外恢复完整。事情既然无须再做，便饮酒欢歌，百城安然宴饮休息。官吏将士从容自得，皇帝称赞说您有才能，任用您来辅佐枢密。您多次叩头辞让，达到六七次，最终参与宰相政务，整顿我们的典章常法；扶植贤能，赞助保全，清除乱源，整治荒废之地。朝廷官政更换，乡里士风也改变；各种治理措施都得到修治，偷惰之人被勉励而振作。那位阻挠您的人未能得逞，便回去侍奉皇帝，最终被排斥在外。身处困顿、道路阻塞，本应长寿高龄，尚且有谁能把您当作神明？谁忍心让您到了这种地步？大概公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假如让您尽展经纶，功业又有谁能估量？自从公显贵以后，马厩仓库反而更加空虚；平易您的容色言辞，傲然直率，能以宽容感化妇妾，也不沉溺于珠玉。恭谨的公子，穿粗劣的绨衣，吃粗粝的粮食；怜悯死者、同情穷人，唯独在这些方面极其慷慨。嫁出孤女，使男子成就自己的家庭。谁会把您的事迹埋没在深处？谁会把它刻在厚石上？应当传播这些详细事迹，作为永久的法则。伟大的人如今去世了，这是国家的忧患。何况我卑微不肖，尤其辱没了公的知遇；隔着万里承受噩耗，不能前往，只能停留此处，流泪哭泣，写下辞文，佐以薄酒菜肴。祭吴冲卿文　王安石 唉！公生于酉年，比我年长一轮。公先我成长，我却后于公衰萎。中间做官，有时相合，有时分离。我后来所走的仕途，公总是随后也经历。出行时便并辔而行，居处时便相互连接；坐下时手肘相并，行走时肩膀相差。哪里是我敢奢望赶上您？实在是上天把这段缘分赐给了我。公所积蓄的文章以及所施行的事业，有诰文，有诔文，也有铭和诗；又将有史传，我毫不怀疑。我已经疲惫昏昧，还能写出什么辞文呢？只是因为姻亲关系，姑且用这些话来表达悲哀。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人以没有才能为耻，也以不修养自身为耻。您自身修养很高，即使才能有所不及，世间百姓所愿望的品德，您全都具备。谁使您的年寿困窘，不能长久不老？显贵之人善于防护自己的所有，谁能窥见公的内心？您胸怀开阔，不设置墙帷；有才智和依仗的人容易骄傲，您却不难拒绝。凡是善行和公义所在，即使身份卑贱也服从；只按时施行适宜之事，以期每件事都成功。何况公刚强果断而能实行，世间珍重这种品德，常常因为它稀少而悲伤。子思啊，我想您长久盘踞在钟山北面；江水向东流去，墓室完整厚重、严密牢固，成为万世安居之宫。您归宿之后，谁知道愚陋的我也在这里？我用这篇祭文奠酒于公，以配合铭文和史传。《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祭文 祭韩钦圣文　王安石 唉，为您悲叹啊！您是国家独特的英才，才华秀拔，容貌和头发光泽纷然；诸子百家无不涉猎，超然独自怀有广博的道德学问。胸怀浩荡，没有界限；宽厚温和，与人没有隔阂。出仕任官时，发表议论，使权势强大者也屏息；年寿为何止于此，俸禄为何不多，是谁吝惜了它？备好酒器，洒酒哭祭；攀着灵车，送您走向黄泉，难道不只是我这个同僚忧愁？您博闻而诚信正直，回头再看您的谈笑，却已经结束了。希望美好的魂魄归来享用。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唉！公因罪被废黜，实在由于不幸而终于困顿；上天也只是让他承受这样的命运。命运与才华相违，人们其实都知道；名声的不幸，知晓它的人又有谁呢？公的乡里、宗亲、同党和朋友，只知道公的名声，却不知道事实真相。唉！公当初的志向究竟怎样？谁说它不能协调实现？可是困厄太多。大地广大、上天高远，也有时会毁坏；星辰日月脱落衰败，山倾谷塌；人居其中，万物各有偏颇，本来就有困穷通达由世运决定的道理。至于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值得忧喜的？总之，百年不过一次蜕变；以死比拟生时，生者困窘得像囚徒，死后归去，便与空虚混合；用生来交换死，死者并不祈求什么，只是不见生者的悲哀罢了。公如今有儿子，能够光大公的后代；只要那些活着的人不必过于悲痛就好。唉，道理虽是这样，感情却难以忘怀；我哭泣着写下辞文，前往助祭并献上酒觞。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唉，深甫！您真的舍弃我而先走了吗？谁说深甫正当壮年便死去，而我还能长寿呢？虽然从前我曾牵着您的手，回去告诉母亲您的作为，实在是奉母亲之命；她说：“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交朋友。”我的母亲比您自己还了解您，从头到尾都认为您成就了德行，比我强得多。唉，上天啊！既夺去了我的母亲，又夺去了我的朋友。即使我不立即死去，又怎能长久活着？我捶胸痛哭，心被摧残，志气也枯朽；含泪写成祭文，献上祭食和酒。唉，深甫！您还知道吗？祭欧阳少师文　曾巩 惟公的学问是儒学宗师，才能世所罕有；文章奔放卓绝，醇厚深沉而光彩繁盛；体制兼备韩愈、司马迁之长，思想兼有庄子、屈原之深；光辉垂于典籍，如星辰日月般明亮。完全摆脱雕琢裁剪，自然浑成；文辞写到卷尽，含义仍未终止；读者心神因此觉醒，开启蒙蔽而治愈弊病；当代只有一人，无人能与之匹敌。在谏官职位上抗议论事，气势震动邪曲；击鼓前进而无所畏惧，奋勇向前，不忧虑非难。世俗虚伪难以胜任，您孤高坚贞，意志不为所阻。在紫微、玉堂，独自掌握重大的文笔；二典三谟，皆在秘府中彰明；越受挫折越激励，真诚纯粹、志向专一；斟酌政事得失，讨论思考利弊；经常思虑事体、审察萌芽，在皇帝面前使其心意受到沃润。皇帝说：“您贤能。”于是引您登上辅弼之位。公在朝廷，尊崇光明的道术；政令清静简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收取赋税不烦琐苛刻，法令不使人仓促窘迫；安置刑具不用，乡里安定、家家安逸，牛犊繁息、兵革止息，天地清明。每天进献正直的言论，从容而周密谨慎；开创并确立国家根本，忠情和力量全部倾注。卯未之年，皇帝突然驾崩；接连遭遇两次大丧，公垂着绅带、手执笏板，使乾坤各归正位、上下各有秩序，功劳惠及社稷，和您同等的人都已被召尽。公在朝廷，总持法纪；只任用公正之人，不存猜疑亲昵；不结党营私，不怕讥讽嫉妒；独立不回头，刚强坚定。您爱护培养人才，奖掖成就并诱导扶持，甄选提拔寒门平民，振兴困顿失意者，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从未废止违背。公平生和乐平易、忠诚真实，内外通透明澈，始终如一。六十岁恳切辞去冠冕服饰，连续多年上章请求，终于获准所求；于是放情于山林，脱离羁绊，沉浸于图书史籍之中，身边有琴瑟相伴，气志浩然，不以蓬门荜户为简陋。原以为可以享有百年长久的安乐，后来还会多次吉祥，重新主持鼎轴，辅助谋划细密事务。谁知忽然倾覆酒俎、弃我而去？我竟没有听到讣告，便失声痛哭，眼泪从眼眶横流。我愚笨而不敏捷，早年蒙受公的振拔，言语由公教诲，行为由公率导；承受的恩德无以报答，怀着感情独自郁结。向西望去，轻车也无法带我执绋送葬。公光明卓异的德义，所作的著述将成为后世法则，终究不会湮没。记述辞语、叙写心情，哪里能稍稍逼真地表现出来？唉，悲哉！祭王平甫文　曾巩 唉，平甫！决开江河，也不足以形容您高妙的谈论；雄辩足以吞没云梦，也不足以形容您博闻强记。您的记忆力强到拿纸作文，落笔千字，纵横恣肆，仿佛没有穷尽；即使秘密奇怪、恍惚难明的事物，也没有什么能束缚您的思路。这些都足以使您俯视古今，卓然超出同类。何况您爱好学习而不知疲倦，到了老年更加专心；自信而独立，处境越困约志气越激厉，却志向不得伸展，才能没有机会施展。人人都等着您将要昌盛，神明为什么竟催促您长逝？唉，平甫！我从前遇见您时，我正壮年，您还年少；后来结为姻亲，相约以道义相交。我常常从心底佩服您的超卓，也在感情上亲近您的快乐平易。为什么您从堂堂如山岳般挺立，忽然变得渺茫而如飞风远去？回想起来，明白的事实仍使人疑惑；眼泪滚滚流下，无法控制。姑且借一杯酒来祭荐您，编写这些话表达心意。祭欧阳文忠公文　苏轼 唉，悲哉！公活在世上，共六十六年。百姓失去了父母般的人，国家失去了占卜吉凶的蓍龟，斯文失去了传承，学者失去了老师。君子失去依靠便会恐惧，小人失去畏惧便会任意妄为。譬如大河高山，看不见它们运动，却不知道它们施加于万物的功利，不能用寻常尺度计算，也不能周遍知晓。如今公去世了，百姓没有可以仰赖荫庇的人，朝廷没有可以考察疑难的人。斯文将被改变成异端，学者甚至要采用夷狄之学。君子认为没有人可以共同为善，小人却兴盛得意，自以为正逢时运。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虎逝，种种怪异便纷纷出现，鳄鱼起舞，狐狸号叫。从前公未被任用时，天下以为是国家的弊病；公既被任用，又嫌任用来得太迟。等到公解除职位离去，没有人不希望您再次被任用；等到您请求告老还乡，没有人不惆怅失望，却仍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只庆幸公还没有衰老。谁能想到公对这个世道再也没有心意？突然一去，竟没有人能追随您，难道是厌恶世道混浊，洁身而离去吗？还是百姓没有福分，而上天不肯把您留下？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德而退隐，如果不是公，就没有人能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公门，受教于门下，到如今已有十六年。听到公的丧讯，按道义本应爬行前往吊唁救助；可是我贪恋俸禄而不能离去，对古人感到惭愧而扭捏不安。只能把千里之外写成的祭辞寄托一点哀思罢了。上可以用来为天下悲恸，下可以用来哭祭我个人的私情。唉，悲哉！祭魏国韩令公文　苏轼

译上天生下大圣之人，一定会安排与之相配的贤臣；有神明主管此事，不必约定也会相逢。尧、舜、禹、稷之后，直到仁宗登临帝位，公考中进士，年少才华秀发，执笔入宫侍从。当时仲舒、贾谊正将被任用，西夏盗乱兴起，四方纷乱。皇帝不予宽赦，授予公斧钺之权，前往督率西部军队。那时方叔、召虎入朝辅佐军政，出外镇守大国，恩威并施，如春雨秋霜；军队训练有素，百姓安宁，四方夷狄屈服投降。那时公镇临淮、汾阳，皇帝在明堂准备施行王政，群臣进献功绩，却没有达到成功。于是从北方召公回来，把枢密重任交给您。那时如萧何、曹参、魏相、丙吉等贤臣相继辅政，两位皇帝安葬，天下震恐；顷刻之间，有雷有风，有生存有灭亡，有战争有军旅。那时公如伊尹、周公，功成之后退处；三镇平息，天下百姓却嗷嗷待哺，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毕公虽在外地，心却在王室。房公将死时，仍忧虑征讨辽国。唉，悲哉！六月甲寅，百姓失去了福分，国家丧失了宗臣。我国有黎民，谁来教导他们？我国有子孙，谁来保全他们？巍巍堂堂的人，难道再也没有了吗？公这样的贤臣，我再也没有一天能拥有了！痛哭流泪，又有什么用呢！从前我的先父在东京去世，公写了两首诗为他送行，文章追比典诰，议论极论皇王之道。公的话一说出口，谁敢更改评论？公把恩泽施及我这个不肖之人，待我如国士；并不是我自以为了解自己，实在是公这样看待我。我们父子兄弟都出自公门下，公从不责求回报，我难道会只记着这份恩情吗？如今只有这些眼泪，实在是哀悼这样的人。俎上有肉，樽中有酒。公归于天上，难道还能听到我的话吗？唉，悲哉！祭任师中文　苏轼 允义大夫，是蜀地的珍宝，是诗坛的老成之士，也是《易》学方面的文人。您离开我十年，德行一天天更新。我希望能见您一面，您却突然去世。元身只有慥与我苏轼，不是朋友便是亲人。自丙年以后，从前的州民来到庭中哭祭，内心悲恻酸辛。祸福到来，谁知道它的原因？是长寿还是夭折，是困屈还是伸展，上天并不为人安排。何况凡人的鬼神之事，以及生时荣耀、死后哀悼，自古以来就很难说清。您带着这美好的名声，归于九泉之下。黄州再祭文与可文　苏轼 唉，悲哉！我在岐州任官时，才真正认识您。您方正的脸、秀美的眉，志向诚信而有文采；志气宏大刚强，谈吐如云奔涌。分别五年，您的声誉日益传闻。您以道德为膏油，自我洗濯熏陶；艺术学问广博繁多，茂盛如秋天的谷物。脱口便成文章，灿然繁美得无法耕除。您驰骋于百家学说之间，错落纷呈，使我惭愧而叹息，几乎要焚毁笔砚。再次在京师相见，您沉默而无所言说；深远清澄，落去外在的华饰。过去您种下我的黍米，如今它已经成熟成饭。我饮着薄酒高歌，获得醇厚之味而沉醉。天赋自然之力，不需施加胶筋；坐着便能处理万事，气势足以使三军回转。您笑我惶惶不安，独自避开污浊纷扰。俯仰之间治理三州，眷恋着桑梓故土；仁爱施及草木，诚信惠及麋鹿。昂然归来，独立而无同伴；低头又离去，起初没有悲戚或欣喜。生死真是伟大啊，只留下凄怆和蒿焄。您在谈笑间去世，上天造化徒然辛劳。我护送您的灵柩向西归去，自己却逃窜在江边。用什么祭献您？采摘江中的芹菜。看那日月运行，有早晨就必有黄昏。我身在茫茫世间，和您的相聚离别共有多少？饮尽这一杯酒，愿您安归坟墓。唉，悲哉！祭范蜀公文　苏轼 唉！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所培养栽种的人才，凡有成就的都是贤人；历经三代，全部成为名臣。如今像晨星一样尚存的，还有几个人？谁能比得上我公？您如大光明之日，导引太阳升起，灿烂如长庚星。生死离合之间，唯公独享高寿，这是上天珍爱您，让您来压住诸位老臣。两位圣帝继位，施行仁义；公从前所说的，大略都没有不实行的。音乐尚未调和，公卧病不安；音乐完成后便去世，公去了才闭上眼睛。所有君子都希望公的生命无穷，为什么不能活到万年，以使王国更加稳重？以责难进谏的忠诚，想爱护您却无力相助。可叹我们这些后辈，谁还能像您一样？我的先父秉持德行而不炫耀，与公兄弟相交，年龄只小一天；虽然穷达不同，欢乐时却没有隔阂，难道是乡里之间共同守忠行义才这样吗？先父去世时，公正驻守陈州；夜里梦见先父告别，早晨起来便听到讣告，旧日朋友全都没有了。我也已白发苍苍，听到公的丧讯时，正在吃饭，竟哽咽难下。堂堂的我公，难道真的这样去世了吗？我遥望公凛然的身影，仿佛还在举杯看我。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苏轼 唉！文忠公去世已经十八年，士人没有归依之处，四散而各自以为贤能，我因此感到忧惧。我每日登临师门，既与公的诸子交友，又入内拜见夫人；看见您神色忧戚，言语和穆而庄重简肃。文忠公的文章，即使没有老成之士继承，典范法度还在，怎样才能继承它，使世人不忘？诸子中只有迨好学而刚正，是夫人教成了兄弟。幸亏我的孙子，文忠公和我的先父都曾出守东南；我前往时错过拜见您的容颜，因病不能相见，最终只听到讣告。从收殓到下葬，馈赠祭奠没有比我更亲近的；并非惭愧于今天，只是对古人也感到有愧。把祭辞寄托在千里之外，用这一樽酒助祭，尚请享用。颍州祭欧阳文忠公文　苏轼 唉！我苏轼从换牙时就把学习当作游戏，孩童哪里懂事，却说公是我的老师。白天诵读公的文章，夜里梦见公。过了十五年，才终于见到公。公拍掌欢笑，改变容色，说：“这是我们这一类人，其余的人没有谁能与他同类。”公说：“我年老将要退休，把这篇文章托付给你。”我拜了两拜叩头，说：“过分了。”公的话即使知道是过分，我也不敢不勉励自己。历经艰难离合，在汝阴见到公。众多士人正在喧闹，而我独自要南行。公说：“你来了，实在合了我的心意。”我所说的文章，必定与道一同存在；见到利益便改变志向，就不是我的同道。我又拜两拜叩头，发誓至死不改变。公虽然已经去世，言语仍如明亮的太阳。元祐初年，我从南方贬所被起用；叔季在朝，好像又见到公的容颜。我入内拜见夫人，诸位孙子排列在前，便冒昧替中子请求婚事。叔氏夫人说：“好。”师友之间的情义，总共二十年。再次登上公的厅堂，在庙门穿着深衣，流泪失声。白发苍颜，又见到颍州人。我怀念先生，哪里有尽头呢？祭滕大夫母杨夫人文　苏轼 唉！士人兴盛，庆历年间如同汉武帝、汉宣帝时，向西方用兵，所以西方多有贤人。当时滕公确实在西方显名，文武兼备以镇守国家，和尹洙、范仲淹齐名。功名没有终成，有命运也有义理。我当时还是童子，知道为公叹息。四十多年过去，墓上的树将要合围，才认识了公的儿子。初次相逢便如旧交，毫不怀疑；他忠厚而有文采，因此前人能够秉持公心平反冤狱，慈爱的教训也应当如此仰望。德行之人如山冈高陵，我登堂拜见，仍惭愧不能充分表达敬意。难道疾病一来，痛哭一场便永远结束了吗？为什么不能活到百年，以安慰您的儿子？寿命俸禄都在天意，善终并不等于灭亡。《鹊巢》所预示的吉兆，将使子孙昌盛。祭柳仲远文二首　苏轼

译唉，悲哉！我一生多遭变故，越老越艰难。亲朋还有几人？日复一日地更替离散。死者如风而逝，算来已经超过一年，只能痛哭一场。身在海边，摧胸裂肝般悲痛。我那妹妹，上天独独赐给她贤德，如同《召南》中的寿甫，刚见到孙子；何况我的仲远孝顺友爱、温厚善良，上天如果成全他，他从政已有声誉，学术丰富，又善于著述，却长期没有得到施展，天理难道会这样吗？他艰难奔波有所求，都是为了亲人；虽然没有做到“负米”，实在已经劳苦勤勉。既然知道止步于此，不如归去闲居。可怜我孤独的外甥，生来像闵子骞、颜回一样，含着悲痛远行申诉，谁来抚养他，谁来保存他？死者已经逝去，活着的人又有什么罪过？千万不要使家业败坏，以保全你的家门，也用来安慰仲远永远归去的魂灵。唉，悲哉！我在南方受困，上天降下疾病；比之古人，我所遭受的死亡危险还要多。上天没有使我死亡，却使我的亲朋死亡；如柳氏妹妹夫妇连璧而逝，为什么两人一同去世？上天竟不肯留下一人。我从南方回来，墓上宿草已经两次更换，哭得眼睛都快掉下来；泉壤相距咫尺，闳也有玄妙之气贯通金石。我又穷又老，像舅父一样有什么益处？把墓迁到我墓旁，可以安置万室。天意一定胜过人力，这句话大概确实如此。再祭亡兄端明文　苏辙 唉！只有我和兄长，出仕退处的经历相同；从前年幼时一同求学，没有老师，便跟随先父，在图书中游戏，日夜沉浸其中。先父说：“我们两人一定要知道，此事将以什么结束。”后来被寒冷饥饿所迫，出仕为官；当时乡试、制策一同进行，我们并驾竞逐，狂妄妄行，错误地被世俗羁绊，开始因它得到功名，最终也因它失去功名。兄长被调往黄州，我逃往筠州；流落在空山中，以当地人为友，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知，后来又重新戴上簪绅。俯仰之间不知过了多久，宠禄很快到来，想离去却没有空暇，灾祸又充满门户。大庾以东、涨海以南，黎人、蜒人杂居，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地方。瘴气升起侵袭帷帐，飓风到来掀动屋檐；躺下不能入睡，吃饭哪里还有闲心品味？这样过了七年，雷雨才大降一次。兄长回到晋陵，我回到颍川，本想一见，事情却不能如愿。瘴气暑热相继而来，医生也不能治愈。唉，兄长和我，几次起用又几次跌倒，从来没有不同；如今却只有兄长先走。唉！我的兄长，难道生命止于此吗？从前刚开始宦游时，诵读韦氏“时夜雨，对床”之句；后来忽然不知道进取又不知道退处，踏上了这祸患的契机，想要重新实现当初的话，上天却夺去了兄长。先祖坟茔在西方老泉山，我将来把遗骨归葬在它旁边。从前有话说，形势不允许便不能遵从，难道我心中会不怀念吗？土地虽然在郏鄏，山名叫峨眉，这是上天所命，难道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我寄居在这个地方，有一块田地，子孙可以在这里安居，大概不再迁徙。兄长从西方归来，于是停留此处占卜择地；孟秋时节，归葬在他的墓道。颍川有苏肇，先于兄长去世。为家君祭吕申公文　程颐 唉！公的禀赋非同寻常，得到上天纯粹的精气；适逢昌盛时代，出世便成为美好的祥瑞。生来富贵，处于富贵中却没有牵累；年幼聪明，充分发展而达到极致。求学既已知晓真理，出仕便以实行道义为本。出入仕途多次变更，处境险夷而操守如一。两位圣帝临朝，人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您；从藩镇起用而入朝辅弼，两次奉命为相。平日看公，安静沉默、温厚恭谨；国家议论所关涉的事，公一句话重如千钧。若说公没有职位，职位却高到宰相；若说公志得意满，志向却仍未完全伸展。然而公的内心如秤，因而天下没有人能说您的不是；德行如山岳，因而使君主也心怀敬意。在从容谈笑和沉默之间，谁能衡量公所补益的程度？为什么上天不怜悯，不肯留下一位老臣？深渊般的水没有边际，将由谁来求取能够渡济的方法？即使以百身也不能赎回公，这是有见识之人的共同悲哀。唉，悲哉！我年老衰弱，平素有幸承受公的知遇。两个儿子评论公，交往忘却权势，却没有机会报答。通往公的道路被阻隔，只能在墓穴前伸展哀情，姑且借文章披露心意。希望英灵仿佛仍在，鉴察我的赤诚而降临顾视。祭知命弟文　黄庭坚 您死在荆州，我却相隔万里。死后四个月，我才听到讣告。既然没有孤弱的后代，还可以依靠兄弟。上天既然夺走了我，也不让您长寿。我自从哭您，头发全白了。英风豪气，竟被困在这一口棺材里。我抚棺长号，几乎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心意。公事私事的打算，使我自身有所牵累，实在难以归去；舟车路途又有忧虑，于是只能找到吉地，把灵柩暂殡在僧寺。虽然远离至亲，按理也可安宁安息，没有惊恐，我将扶持灵柩登上车舆。以极度悲痛献上这一杯酒，愿弟弟尚且享用。祭彭江州文　曾肇 唉！器资，难道忽然看不见安定了吗？谁使上天生下这样的人，却让生命止于此处？人们本来就忌恨您的独立，上天也责怪您不肯诡诈随俗吗？不然，为什么寿命不到六十，官位不过四品，最终默默无闻而没有施展呢？唉！器资，世间凡是可贵的东西，学问、文章、言语、政事，拥有其中一项，就足以在士人中自高，何况您身在今世却实行古道，践履义理、依循仁德？众人趋向的事，您却视若无物；全世背弃的事，您却亲自承担。危险陷阱就在眼前也不躲避，得失还有什么值得说的？这本来就是圣贤自我承担的责任，哪里只是超越当时之人？至于孝友显著于闺门，信义施行于乡里，处在荣辱盛衰中而不亏损，面对生死而不…… 不乱，可以说内外德行完备、始终一贯，实在是世道横流中的砥柱，正宜成为大厦的栋梁。奈何您的道术还没有在当世施行，福泽还没有惠及百姓，便忽然飘零于下国，终于夭折而不能享有长寿；离开光明世界，归向幽冥，有志向却不能成就，含恨于黄泉。唯有您自立自强的卓异伟大，能够横贯万世，如同日月星辰；那一时的苟且所得，不过像萤火与长庚星相比。唉，器资！末世风俗衰败，朋友之道断绝，彼此许可、切磋互益的风气，众人都懈怠，唯独您勤勉不息。我生性昏愚，与世俗志趣不同，只有您爱护我，与我推心置腹、契合无间；我先于您去世，您便作我的羽翼；我有过错，您就是我的良药砭石。如今您去世了，有善行又有谁来责备我？难道没有别人，只是没有谁像您这样正直。唉，器资！回想从前我们在太学相从之初，亲密缠绵，二十多年间，中间曾在省闼一同掌管赞书，出入朝廷参与议论；只有我和您并肩，您如飞鸟般自在，哪里肯受拘束？有话不被采用，离去也不必挽留；我也遭受谗毁，自请领取州符，行迹虽有阻隔，心意却没有不同。去年离开京城，您留在北方；内心的情感不能表达，只能相对默默。我离去不久，您也南迁。谁说我们虽然契阔，却没有经过一年？书信还未送达，已经隔绝于终天。寝门前痛哭一场，眼泪如泉涌。唉，器资！您的讣告传来时，我正好因罪被驱逐；回想平生，历历在目，想要爬行前往，身体却受羁绊，只能从千里之外寄托辞章，代替号哭。代范枢密祭温公文　张耒

译呜呼！上天降福于国家，使它拥有贤者。我公笃厚地降生，为世人的父师。伯夷、叔齐的清白，颜渊、闵子骞的德行，子产的仁惠，叔向的正直；人能专有其中一德，便足以成名。我公兼有众多美德，勤勉不安。九流百家以及金匮石室中的典籍，他钩稽探求隐微，裁断其中的是非得失，追溯治乱根源，经营治理天下的大道。写成文章，著述丰富有序。身穿玄圭大裘，远望便使人肃然起敬。冬日有温暖阳光，夏日有清凉如冰，前来归附的人争先恐后。仁宗、英宗两朝，他的声名铿锵远播。国家有正直之人，便能在奸邪萌发时加以折除。柔弱的树木，要靠篱障求得挺直；我公尽力规谏，君心于是安宁。神宗烈烈，具有德行。公所进献的意见确实可取，严肃恭敬。言论有未被采用的，便不敢接受爵位。穿深衣、戴幅巾，退居洛阳休息。公虽然休息了，四方却都仰望着他；君子、平民，直到其他国家，听到他的声誉都怀念归向。对于父亲、兄长，上天施恩并不一样，有人还会怨恨寒暑不均；公独受何种施恩，竟使四海一致赞誉？元丰末年，国家发生大事。文德庄严的太后宽宥我神宗的后嗣，于是立公为宰相，使神明和人都喜悦。我公立于朝廷，分量重如万钧。士人在朝廷庆贺，百姓在乡间歌唱，农人在田野庆祝，士兵在边境休息。使寒冷中的栗子温暖，使饥弱者得到养育；不再因饥饿受伤，不再因田事劳苦，培植根本，枝叶便会茂盛。难道要说这是我所创作的，只不过遵循旧日的典章吗？伟大的神宗辅佐上帝，在家中安享公的辅佐，实际上把他遗留给圣明的后代。像卷耳诗中思念贤者那样，早晚都在周京；不疑惑、不动摇，终于成就了太平。公的离去和归来，关系着人们的悲喜；人们的悲喜，又关系着皇帝的取舍。难道人事真能如此吗？实在是上天造成的。纯仁我没有才能，深深辜负了公。人与人相知，贵在相知内心。只有公真正了解我，洞察我的表里，取用我的长处，认为我或许可以任用，于是加深结交情谊，坚定如丘山。这并不是我自以为如此，实在是公这样看重我。清澈的洛水，独乐园中；春日花朵美好，夏日修竹清凉。清酒在手，悠然自得，我招来同伴一起饮宴。公的嘉言玉语朗朗在耳，我铭记在身。朝廷偶然缺少人才，我充任枢密之职，入朝参与国事，得以亲受公的教诲。六七年间，所得益处不可估量。我私下祈愿活到白头，跟随公一起归去。忧劳伤身，公已经患病；希望他能够痊愈，最终辅佐王室。国家祭祀已经举行誓告，公却传来丧讯。我心中悲痛，却不能到府门前，只能入室哭泣。公已经大殓，我终身的遗憾，是始终没能再见一面。人生总有死亡，不过如同早晨到夜晚那么短暂。曾子将死时，知道自己一生无过，反而感到欣慰。公自身修养完备，志愿已经完成，享寿而善终，没有什么缺憾。像公这样的人，古今万中难有一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今天终于可以卸下车驾休息了。希望公念及这些话，稍稍宽解我的悲痛。假如真有鬼神，请它们实实在在听到我的言辞。代祭刘贡甫文——张耒 呜呼！您的勤学、博闻和敏捷，超绝一世。从古代典籍、孔子墨子和诸子百家，到太史所记录的史事、俚俗传闻和野外杂记，直到荒远地区的事情，以及阴阳鬼神、细微和宏大的万般事物，您都亲自通晓。下至律令，即使老吏有所疑惑，朝廷旧事和旧章也有在廷之臣不知道的，只要向您询问，回来就像得到了一位老师。您纵横贯通、旁搜博取，像决堤之水、飞射之箭；当时书林众多俊才并驾齐驱，满堂贤士豪杰看着您，仿佛挥尘便使骏足飞驰，奇异的毛色也不受缰绳束缚。您出任诸郡太守，官吏百姓既畏惧又思念；治理宛朐，不专事诛杀，其他严酷之法反而显得受欺。您以仁爱使人不犯法，却因此被南方人排斥；我忧虑您，盼您安然归来，直到白头才等到。您担任训词之职，归来时已经患病，但精神明敏，仍足以长久发挥作用。谁能想到像您这样的人，竟会止步于此？国家失去君子，善人都为之叹息。正当您盛年之时，才能虽有张弛，却未能充分施展；既已遭遇时势，又使您的强健受到损伤，谁和您有仇？竟使您败于百世。即使如此，到了今天，究竟又有什么真正消亡了呢？只有我和您同年中进士，又结为姻亲，兼有恩情和义气。平生的笑谈，酒席上的安乐欢喜，难道还会在吗？如今只能面对这酒和肉来祭奠您。祭张生文——张舜民 呜呼！求学的人之所以离开乡里，辞别父母妻子，甘愿过清淡的生活，尽力勤劳，昼夜相继而不休息，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道业不能达到，而不担心身体不得安宁。认为身体安逸便可以求学，知道爱惜道义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却也是蒙蔽得很深啊。我的朋友已经死了，他知道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吗？然而进谏争辩的臣子死在朝廷，守卫疆场的臣子死于敌国，我的朋友死在学校，他们的志向是一样的。有些事情虽然凶险却没有过错，说的不就是我的朋友吗？呜呼！我的朋友年纪还未壮盛，聪敏而好学，却死在数千里之外；母亲年老而失去奉养，妻子守寡而失去依靠，到了晚年和末路，竟成为穷困之人。天道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实在可悲啊！祭王枢密文——张舜民 万物都有由小而大、由低微而崇高的情形：豫章木材几年便长过百尺，骐骥一日能奔驰千里；黄河发源后流入大海，太华山从大地拔起而直参云天。至于那些应时而出的杰出人物，也有布衣之身而负有公辅的声望、小官之位而蕴藏宰辅的才能者。一旦遇到时机、得到明主任用，便建立功业；奸邪闻风屏息，贤者同类相引而来。朝廷依靠他们获得治理安定，礼乐也因此兴盛。这样的人，难道只是豫章、骐骥、黄河、太华所能比的吗？说的正是公啊！公年轻居家时，便享有美名；长大出仕后，更有公共声望。乘时施展才干，从卑微的州县官职起步，几年之间便升至二府。危急时敢说话，重大节义敢担当，震动天下人的耳目。明显可见的，写入法令作为根本条例；隐而未显的，在祸患尚未形成时便加以杜绝。披除荆榛，排开棘刺，把正道广泛开通。大奸大恶之徒怨恨恐惧，只得束手逃窜。考察前代以来，固然有凭借兵武造成祸乱、又通过制定谋略安定国家的，但大多要使天下涂炭、糜烂之后才停止。却从未有像公这样在帷幕之前从容筹划、在方幅之内启发引导，兴利除害，像医生用细针和一剂药治好沉重难治的疾病那样。人们不知道其中精巧高妙的关键。难怪天下都为之瞩目，二圣都说公有功劳。孟子自称要放弃淫邪之辞，难道会以邪僻的行为来承接三圣之道吗？程公的力量，与公的才能相比，本来并不在孟子之下。然而才能高强就容易招致嫉妒，地位尊隆就容易招来祸患。没过多久，谗言骤然兴起。还不到中年，各种疾病交相发作。二圣正深深宠信公，却发出了公将亡故的叹息；家中有八十岁、等待奉养的双亲，又遭受哭泣儿子的悲痛。堂堂善人，几乎被排斥殆尽。治理国家的人，还能依靠谁呢？起初我还怀疑这是人事，今天才知道夭折和穷困极端实在出于天意，又能说什么呢？呜呼！公在世时我不能与公共同施展力量，公去世后我也不能到门前哭一场。徒然因为自以为了解公而愧对古人，只能遣词挥泪于灵前；公若有灵，请享用祭品吧。祭范忠宣公文——陈权

译从前文正公在仁祖时，忠心谋划国事，是众多正直之士所依靠的人；内心虚明，洞察一切而毫不疑惑，事先思虑，好像蓍草和灵龟一样。两次遭遇诏令榜责，反而更加奋发不改。对外抵御元昊，多次踏入祸患的边缘。国势安定后，哪里还顾惜自身的危险？考察公的行事，确实与他相似。安定之时不挑地方，艰难之际不敢推辞。至于谈论兵事，便说不可，难道只是故意求异吗？各自遵循所处的时势，不重复先人的行迹，这正是不违背先人。三年后形势突然改变，究竟是谁在制造事端？蔡相被贬往南方，只有公出面救他。一胜一败、反复变化的征兆，就在这里。公本可以沉默，却又进献诚恳的言辞。人们也说：公啊，您忘却私情而只顾公义，谁能面对这样的道义？舍弃安稳而选择危险。被斥退四年，双目失明、身心衰废后才归来。天子哀怜他，授予任命时流泪哭泣。公的内心并未失明，还想有所作为。人们希望公留下来做皇帝的辅弼之臣，但疾病使他不能应命。人们叹息，天子说：唉！病还可以医治，赐给他上等药品。临行时派国医相送，再三叮嘱告诫，赶快治疗，不要迟延。为什么竟不善终？最终止步于此。呜呼，悲哉！公果然已经去世，举世都思念公，而公再也不会回来了。人们对于公，有亲近的，也有疏远的；听到公去世，疏远的人也悲痛。生死隔绝之后，公论才显现出来。悲悼公的人，从今天才真正开始。临终时神智不昏昧，还强忍死亡有所陈述。把自身看轻，把王室看重；置个人小事于不顾而顾全大事，从开始到结束，都足以使听到的人受到劝勉而尽忠。太宗征讨辽国时，乔死后仍未忘忧国之事；心中所忧虑的，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他愿意爱惜百姓生命，愿意团结朋党，愿意替宣仁太后洗清诬谤，愿意纠正事实，辨明人物，愿意用中正之道施行皇帝的仁德。呜呼，悲哉！言语只是内心的声音，谁没有这样的声音？谁有这样的诚意？国家的神器虽然广大，也如同人的身体。爱护调养胃气，可以保全生命；阳明经脉遍布四肢，呼吸之间没有一处不相互影响。左边的经络联系右边，头部的脉应合脚趾；经脉在中间运行，难道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吗？那些执着一端的人，舍弃差异而只取相同；不同于我的便说是偏私，与我相同便说是中正。每种言语都有自己的用心，每种用心都有自己的对象。谁能审察其中的是非，而不怜惜另一方呢？公独自说道：继承我的人是谁呢？公去世我悲伤，难道只是因为有亲属关系吗？公过去被迁往南方时，我在北方边地，侧身远望，心已经跟随公而去。等公回来时，我正有进谏的责任。陈留虽近，却想去也不能去。我平生仰慕公，却独独没有见过公。要了解公的心，何必一定要看外貌呢？文正公去世后，公也离去了。仲、季两支正兴盛起来，公又有了后代，家门更加显大，道德之道更加光明。公可以没有遗憾了，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祭吕申公文——邹浩 上天保佑皇上，特意降生我公，使他来应合这美好的时运。作为当今的大鸿，面向槐庭执璧入朝，敞开心胸而恭敬肃穆。众人正困窘不安，只有公从容镇定。于是关于因革的议论兴起，纷然如蜂；公缓缓说了一句话，众人便一致依从办理。此后公整日沉默，收敛身躯，仿佛不参与任何事情，没人能测知他的胸中所想。但人们只看见百官上下都因功劳而进用，只看见四方夷狄车同轨、书同文，只看见田野丰收、年谷丰足；流离的人重新归来，憔悴的人得到充实；白发老人和黄面瘦人，终于看见儿童，欢笑谈论，歌咏时世和平。朝廷更加尊崇，功业更加隆盛，特别杰出俊伟的声名更加振兴家风。人们又说：谁不是士大夫？只有公执掌国政，才真正称得上有臣子。人们又说：谁不像自己的父亲？只有公能够继承父业，才真正称得上有儿子。我私下认为公起初就非同寻常：待人不在声色，求学不流于空文。具有西山隐士的清高、孟轲的醇厚，德盛行高，谁能与他相比？像古代的宝器，像当时的庆云，世人能见到他，欢乐加倍。所以公的施政，就像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公过去离开职位，君子都悲伤；等到登上三公之位，众人交相举杯庆贺，本应上天增益公的寿命，使他健康长寿。为什么竟如此不仁，降下异常灾祸？两楹入梦，中台星光分裂。岁逢龙蛇，公突然去世。高耸的大厦，摧折了它的栋梁。从二圣直到遥远的八荒，认识公的和不认识公的，都失声痛哭，泪水沾湿衣裳。像我这样的人，近来在广陵时，承蒙公以青眼相看，把我收纳在门庭之中。岂只是按荐举格式把我的姓名上报，每逢谈论人物，还屡次赐予品评，于是使我这个疏远卑微之人得以被公卿听闻。后来想到自己参与侍从之列，总是屏息站在人后，从未敢请求私下求见，更不敢祈求公为我荐举。此后日月并不算短，我在文章和学问上用功，公最终没有不加询问、不加考察，仿佛怜惜我，时间越久恩意越厚。仰想这份恩德，重如山岳压在头顶。吉日已经临近，将要抬举灵柩，按情义本应舍弃官职亲自陈设鸡酒；愿望却未能实现。若与古人相比实在惭愧，只能寄托在这一奠，以表明我并非苟且敷衍。公若已经骑着箕、尾二星而去，难道会降临此处亲自接受吗？祭王和甫文——田画 公的内心与事迹相符合，名声确实名副其实；胸中包容积蓄的学识，都表现在努力实行上。近来公在并府，参与详议军机事务。韩侯在宣城时，西土发兵四万，来追随他的武功。将领们犹豫观望，没有谁敢违抗。公说：不对，深入贼境，军队和武器在那里能取得什么？收兵回返时，可以用文书插上羽毛迅速传送；不要白白牺牲我们的军队，只把他们送给敌人当诱饵。我所说的话得到实现，皇帝嘉许，于是升任陪属，也已经显达做官。士人中有险恶小人把别人置于危机，嫉妒别人的才能，又从文字中寻找罪名。童子和孺子纷纷应和，众口喧腾，只有公为他经营营救，最终使他免于死亡。英明的天子从谏如流，遇到星变，正求直言，难道敢说臣僚不能善谋吗？重重征敛、竭尽劳作，改变局势自有原因。于是擢升公为王畿之尹，剖析烦难，辨明细微，处理事务如游刃破竹，声势如疾风迅雷。还不到百日，监狱便空了，夷人惊骇观看。邦史上奏公遗留下的文书，皇帝的变乱蔓延开来；公指出其中奸邪，顷刻间将其平息。坟墓成千上万，最终也没有迁移。请来师法文王，掩埋暴露的尸骨；于是搜查邪恶，治理强横之徒。贵幸之人侧目，权豪收敛衣襟，于是升任丞辖，成为天子的辅佐。正直之人所倚靠，普通百姓所依赖。

译夏国罪行很多，天命命令出征；敌人像鼠一样奔逃、像鸟一样窜散，军队却久战疲惫。皇帝震怒，于是整顿军队，选择日期、授予器材，扩大我国疆土。朝廷内部卿士噤声不说一句话，外面的方镇也只听任皇帝所举。公的力量像虎一样强，便陈述意见，难道不来显示威势吗？皇帝顾念这些百姓，说：只有你是可信的。仅凭一句话便停止出兵。天子神圣，他的恩惠是什么？说：免除他们的欠税。他的宽恕是什么？说：放宽他们的刑狱。忠烈之名确实显著，仁爱之风也因此肃穆。这样的功勋，谁能比得上公？恰逢法吏沾沾自喜，吹毛求疵、刻薄入骨，凌辱借势于衣冠之人，像狐狸窥伺、野猪冲撞；像公这样的人竟被写入弹劾文书，最终因贪污罪名获罪，终身被废弃。粤隽之才沉沦在下位，实在是公所留下的耻辱；不要让他埋没，应当用官位使他显达。奸佞小人喋喋不休，心惊胆落，因为嫉妒公身居中枢，便肆意散布谗言。公出任大州长官，称为升与青；周旋于杨、雍之间，晚年又主持宇内政务，仍然宽大为政，保存鳏夫，慰问孤儿，安定我们的境域，其隐然的德望如城墙。公在帷幄之中，恩威绵延；那些愚蠢的羌人不要侵犯，边地的恩惠施及士卒，甚至降服的俘虏。人们祝愿公活到百岁，叩头跺脚起舞；为什么竟遭疾病，突然去世？从前是谁起用公，使他安定王国？面对伟大的圣君，如今还能和谁谋划呢？哲人去世了，栋梁毁坏了。愚昧的百姓没有依靠了，街头祭奠、巷中哭泣，可叹又有什么用呢？从前我不才，前往江边任官，见到公如龙蟠凤翥，才知道世间有伟人；平生的知己，世上无人能与之相比。公拉着我的手登堂，我很快便得到他的接纳；不只是了解我，还一直保存、照顾我。公保全我的自身，恩惠又及我的家人；有时相聚，有时离散。后来我也流离在外，河川道路阻隔，梦中仍怀念公。公的旌旗从北方来，说要前往大卤；我在霍丘迎拜，谈笑仍像从前。公对我恩爱怜悯，心意更加深厚，把我引入幕府，从容地让我献酬应答。我原以为公会健康长寿，归来辅佐天子，如今却突然声望才采尽皆衰落。大明在上，万物在下；如此巍峨堂堂的人，突然进入长夜。我内心悲伤，公下葬的日期已经确定。想到自己不是古人，仍怀恋官禄于此；如今只能仿佛看见公的车驾，与公永远诀别。献上这薄薄的祭品，对不起公了解我的深情。呜呼，悲哉！祭范德孺文——毕仲游 从前在灵武城认识公，公的相貌高大，公的气概英迈。在黄河、瀚海之间，我们共同出行；公怜悯我的愚钝，我知道公的真诚，于是共同经历艰险，约定同生共死。后来公显达，声名铿锵；既显贵之后，大名更加隐然远播。公先后统帅庆、延、熙、并诸路，武夫悍卒畏惧他如雷霆；军师老将心悦诚服于他的安定，属下听命，甘愿接受差遣。四路十年之间，不知道有战争。等公治理伊洛，以严厉辅佐明察，下达的教令无不周详，查察隐伏也极其精细。洛城万户，千里土地都得到治理，家家畏惧公，仿佛公就是邻居。积久的奸猾巨恶之徒，魂飞魄散；公决断取舍，没人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都收手，把公当作神明。凡人的常情，是侥幸苟且求得利益，公独自像堵塞洞穴那样将其裁断；凡人的常情，是喜欢宽纵、贪图安逸，公独自以规矩法度约束他们，难怪他们不高兴，反把这看作祸患。可是有人唯独怀念公，歌唱赞咏，难道是因为公的施政深远而难以窥见，人们享受其宏大却忘记了个人私利？若不是这样，公就不足以称为奇特。何况公的门第世代显荣，太师是父亲，丞辖是兄长；公又崛起得高峻峥嵘，本应继承三人执掌国政的事业，却一度被废弃，整整十八年。公被废居家中，既不是普通官员，也不是卿相，但两边边境仍倚重他，如同倚靠长城。人们说公将复出，士大夫便振作兴奋；人们说公将被任用，夷虏便震惊。公复出的那天，万人的耳朵都倾听。还没有重新任用公，公却已经去世。呜呼，悲哉！贤善之人如今丧亡，胸中的奇才也随之而去；威名气象，哪里还可能再有？我这个末等小生，将依靠谁呢？只能在野外痛哭，出来为公送行。追念往昔，恍如一场梦。呜呼，悲哉！祭陈了翁文——游酢 呜呼！陈公，是万人中的杰出人物！太虚澄明无尘，内心凝定而见识透彻；经营宏大的事业，如同提起衣裘的领子一样容易，明察事机总在事情发生之前。绵密深远地谋虑，远见者或许还会疑惑，言辞危切使软弱者警醒；像蓍草和灵龟一样有可考验之处，使人能够观察并反省。呜呼！陈公只知道事理和道义，却不知道鼎镬将临头顶；只知道为国尽忠，却不知道陷阱横在面前。困厄使他到了白头，气度反而更加平和；逼迫他到死地，志向反而更加坚定。身处困约长久，妻子儿女仍然宽裕安适。即使在田野之间，也不忘忠义；从头到脚都想着有利于万物。有人怀疑他是墨家之徒，但他平生承担拯救饥民的重任，我知道他一人足以称为后稷。行路之人听说此事，也无不心中悲恻。难道上天将要把大任降给他，所以先使他的身体困乏吗？难道我们的君主将要追念他的笃实忠诚，从独立的屏障中启用并收纳他，使他来泽被百姓吗？呜呼！谁能想到他会在道路流离、辗转万状之后，沉沦在淮楚水边呢？呜呼！谁能想到他的谋略可以托付心腹，他的力量可以担当股肱，而他的志愿最终竟不能伸展呢？浩浩荡荡的天地元气，难道惨然无言，不知其中原因吗？年初的书信，后来才传到；谁读到它不会痛哭，惊骇伤心、肝骨欲裂呢？呜呼！陈公大概将会有明哲之人完全了解并贤重他，有志之士慷慨为他发言，有仁人治理、维持他的家业使之存续，有良史把他的真实事迹全部记载下来并流传后世。区区鄙陋的言辞，哪里足以沿着您的事迹追溯本源、为您申诉呢？寄托一杯祭酒，姑且献上我的诚心。向东遥望而伤怀，眼泪横流落在胸前。尚飨。祭程伊川文——张绎 呜呼！利害从自身产生，礼义从内心扎根。伊川先生的这颗心不被利害损害，礼义也不把它当作空虚。因此先生独自踽踽行走于世间，众人便认为他迂腐；崇尚道德的人认为这是卓绝的行为，忠信之士认为这是可以信赖的；守持义理的人认为他不可侵犯，通达权变的人认为他不可拘泥。对于我的先生来说，这些评价何曾是他的用意？他的心与道相合，浑然一体而没有边际，没有欲望可以束缚他。能够自我克制的人知道其中艰难；不刻意树立意旨来作为言辞，真正懂得言语的人才能认识其中要领。德性轻如鸿毛，鸿毛尚且有形有类；无声无臭的德性，又有什么可以亲近、形容的呢？呜呼！先生的道不可用名称来界定。谈论伊川的人反而把它视为缺点，这颗心终究不能用外在形式显现。太山可以用来比喻高大，日月可以用来比喻光明；春风可以用来比喻和煦，严霜可以用来比喻清肃。过去诸儒各自施行自己的志向，有的通晓天理数度，有的可以观明礼制，求学者依赖他们，世代承继其美德。只有我的先生，淡泊得仿佛没有滋味，却获得了真正的滋味；到死才停止追求。自从我形成这个见解，到今天已经七年了。先生含育化成，使道德繁茂滋长。天地容纳我，父母生养我，君主和双亲临照我，而夫子成就我。我想要报答这份恩德，哪一天敢忘记呢？

译从前先生说过：显现在文字中的，有七分是内心；描绘在丹青中的，有七分是仪态。七分的仪态本来不能增加，七分的内心却还可以推求。如今以后，我将要在伊水、洛水之滨筑室，遥望先生的墓，以此度过我的一生。呜呼！夫子去世而精微的言论断绝，我本来就不能再听到了。然而上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大地不说话而万物生长；只愿我与二三位同道洗涤内心、去除智巧，格物而去除私意，期望默默契合这个道。在先生看来，这就等于他还没有亡故。呜呼！二三位同道的志向，不必等待外物才显现；先生的品行，也不必等待诔文才得到证明。然而山崩梁坏，我又凭什么寄托感情？在凄风中献上一奠，恭敬地祭告于庭前，把百年的遗憾一并倾诉出来。祭郑庭诲文——毛滂 石桥高耸，桥上有美好的云气，桥下流着清澈的急流。从前听说有异人携手在这里盘桓，幽静至今，成为渔夫樵夫安居之处；至今还想山中一定有奇异人物。下面就是您的居所和长【缺】甲第的记载。起初在人群中认识您时，您像孤熊一样傲岸挺立，我知道您不是可以笼络的人。一见面便倾盖相交，在酒器前确定友谊；岂只是姻亲相连，气概也彼此相许。我才能浅陋，和世人很少合得来，幸亏得到您，才稍稍振作人意；您奋然高谈，气势盖过满座。对那些不是我们一类、瞪眼欲吐的人，您是真正的伟人；眉目秀美、相貌奇异。假如您能完成学业而出仕，必定成为人上之人；后来却退避于酒，天天饮酒以消遣，穿羽衣、戴岸巾，枕着酒曲吟哦，小诗随手写成，晚年更加婉转成熟，不质朴也不圆滑。您有元和遗留下的浓郁风韵，挥金如土，结交宾客如同集市；情韵高远而自在，超出形骸之外。追逐名利的人心胸狭窄得像头发丝，败坏兴致、苦恼心情的事十有七八；张口一笑，人生又能有几次？您醉后不知道这些，含笑直到终身。您的年纪还不大，行乐却已过度，何必承受百般忧虑？以至牙齿摇动、头发脱落。从前我西征时，和您对饮，尽情高歌，歌声悲壮，起身起舞为您祝寿。我本想以此分别，走后即将归来，到时应当多酿些酒，和您放纵嬉游。我回来时酒已酿熟，您却不再来；面对美好的风月，仿佛听到您的车声，便把酒献到您的堂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呼唤您却听不见，这难道是突然消逝了吗？《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五 宋代吕祖谦编 祭文 祈雨祭汉景帝文——欧阳修 县里接到州府祈雨的文帖。县令我欧阳修非常愚昧，认为雨水还算按时，百姓不至于缺水，不敢因此烦扰神明的视听。癸丑日，我到近郊，看见百姓的禾苗荒废在草间，问他们说：“要等下雨以后才能耘田培土。”又走了一段，遇见一位老人，他说：“这个月如果没有雨，今年就不能丰收。”这样我才知道，先前所谓雨水还算按时，不过是只看到了城郭附近的情况，而县境数百里山坡田地之间，大概根本没有得到雨水。欧阳修因有罪过而在这里做县令，本应勤勉处理民事，神明就可以借此堵塞我的责任。县令如果只办理民众的狱讼，却不寻求百姓急需的事情，甚至离县十多里之外，凡是百姓的事情都不知道，却还这样顽然怠慢地侍奉神明，这就是我的罪过，又比当初来这里任县令的罪过更重。愿神明因为汉明帝而降生，能够恩惠泽被百姓，施行仁义和刚正；您的威灵声名照临后世，尤其为此地百姓所信仰。愿神明降下福佑，来报答此地百姓的信任。祭城隍神文——欧阳修 雨水造成的危害很多，而筑城又是神明所主管的事情，我不敢涉及其他方面，只请说筑城役使民力六万九千人，工役和食用耗费民米一千五百石。众人正要施工，雨一来就只得停止；城工已经完成，雨又把它毁坏。请问这雨灾由神明负责吗？官吏能够了解人，却不能了解雨。只有神明有灵，可以同雨交涉。官吏竭尽力量，神明用灵力保佑，各自尽到职责，这样就无愧于百姓了。祈雨祭汉高皇帝文——欧阳修 官吏有固定的职责，来滁州任官的人，不过三四年就会更换。神明在这里享受祭祀，却没有穷尽的时候。神明和官吏对于滁州百姓，谁更亲近而长久？谁更应该深切地爱护百姓？滁州百姓难道敢怠慢神明、触犯威灵吗？他们敬畏、信奉神明，长期勤勉地奉事。官吏对于一切小事，尚且处处受到法令约束，违反便有惩罚；哪里像神明变化莫测，却能替百姓转灾为福呢？官吏早晚拜祷，经过十天、跨过一月，神明却没有感应。神明召唤风云、开合阴阳、役使鬼物，不过顷刻之间。如今百姓的田地急等雨水，官吏知道人力不能做到，仍然竭尽力量而不得已；何况这是神明容易做到的事呢？何况滁州百姓长久敬畏信奉、勤勉奉事神明，神明亲近他们、应当爱护他们，又有转灾为福、变化莫测的能力呢？官吏谁敢同神明较量，而我欧阳修却把这些话看作亵渎吗？这大概只是怜悯百姓的急迫而发的言辞。也许是我的政绩不好而招来旱灾，却又以为亵渎神明；神明应当把灾祸降给我，却赐给百姓雨水，使赏罚同时施行，两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是百姓的幸运，也是我的愿望。北岳祈雪文——宋祁 从冬天以来一直没有下雪，大寒也没有应验；越冬麦苗枯槁，到了春季中旬，冻土才开始融解，而天却更加高远，暖气早早到来，厉鬼携带疫气侵害齐地百姓，使人寒咳、身体僵硬；红色尘土布满田地，农具无法施用，家家忧愁叹息，头痛无处申诉，都等着挨饿。我承受二千石官印，能够长久治理这个州，统辖九州军政，土地纵横千里；百姓如果没有收获，不是我还有谁与他们一同承担？我临政不敏锐，治理下属不明察，侍奉神明不周备，于是怨诅流布，疾病和旱灾发生，都是我的职分所招致的。先前已经派府中属官到祠庙申诉，希望神明降下嘉美的生长之气；然而跨月越年，太和之气郁结，连日大风，云气聚集却立即消散。我近来每日反省，不知道如何挽救，只知道自己罪过很多，昏暗、懦弱、愚昧，若非上帝所赦，不敢逃避诛罚。这些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遇这样的极端灾厄？孩子和老人相互扶持，被驱迫走向困穷。有仁德如上帝，却不垂怜他们。我听说古代诸侯祭祀境内山川，因为山川能够出云、兴风、降雨，显现怪异而福佑它下面的百姓，所以用血食祭祀。自诸侯以下，供养牺牲、储备酒浆，跪伏进献，有时行禴祭，有时行尝祭，不敢有二心，因为山川能够作为他们的主人。如今北岳是州人的希望，什么材料不能取用，什么变化不能储备呢？既然如此，就请蓄积雨雪再倾泻下来，使千里土地得到丰沛滋润，振救并洗涤炽热焦灼，使禾苗奋发舒展叶芽，滋养的汁液流布浸润，开启并助成丰年。这正是北岳所主管、也是州人寄望于它的事情。人能够奉事神明，神明能够庇护人；人在困穷时来申诉，神明必定会怜悯。祭品微薄而请求丰厚的恩泽，所凭借的只是至诚。祭左丘明文——黄晞 唉呀！呜呼！天地为什么如此偏爱，聚集如此特殊的才质？胸中包罗万象，器量容纳八方。具有尧的形貌、舜的骨相，迈着禹的步伐，行动像汤一样。巍巍的左丘明，千古以来德行独高。周王室衰弱，鲁国昏暗，玉石混淆。哪个是王？哪个是侯？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奴仆？鬼在朝阳哭泣，狐狸在国都筑巢。遭逢艰难愤懑的时代，闭目流泪沾湿衣襟；拿起简册，研磨铅粉，反复整理思考。孔仲尼整理经书，神明般的义理居于纬书之中。历代君王、千般法度，像闪电和彩霞铺陈；虚浮的忠诚和暴虐的孝行被揭露，奸邪被驱逐、肢解；不授官而给予赏赐，不用斧钺而施加诛罚。云龙诡谲，麟凤和乐；星纪运行二十，鳞甲灿烂。后世风俗荒唐沉醉，踩着艰险而迷失道路；明明只有半步咫尺，却被荆棘阻隔。邹氏、夹氏、《公羊传》《谷梁传》，既不取法，也不谋议；侵夺官职、盗窃权位，触犯禁令而遭罪。把白说成红，使聋者惊、愚者骇；太阳失去光彩，残灯反而还有余光。只有圣人作古，圣人之道才降临人间。四家于是折损言辞，严重诬蔑董仲舒、刘向；拘泥于异说，弊病深入膏肓，只相信表面。到了汉代后期，才逐渐泄露这部本书的本旨。子骏、元凯，怒气如虹舒展；在赤地上施展力量，铺开洪流般的图景。伟大的盛世忽然到来，平原之地没有忧患。千年之后仍凛然存在，清风吹拂着我。时势变迁、事情久远，迷失终究返回本初。陆淳吞食赵国，诚信之声徒然吠叫于虚空。黄氏接踵而来成为习惯，夸耀紫色而扰乱朱色。正当婴儿蹒跚，便鼓足气力艰难前行；骨干尚且柔弱，嘴唇牙龈还沾着乳汁。张开嘴唇，牙齿参差，含混地呀呀学语。狂妄与圣明、柔美与严厉，各自并驾齐驱。蚯蚓般的嘴、蝉腹般的肚子，天性只会如此。张扬夸大而接受容纳，细微之物也要拆分计量。谁在前面做老师？谁在后面做弟子？更相唱和，像苍蝇喧闹、蠓虫呼叫。唉呀！呜呼！有一种像枭的儿子，反过来吃母亲的肥肉；有一种像枭的人，做儒家的盗贼，败坏儒学。古人自有法度，可以砍断你的身躯。少宰、司寇，不过是木偶和尸蛆；折断的剑和尺铁，被泥土侵蚀在台阶旁。旁徨观看的人，鲜血迸出，眼睛干枯。庚寅年，我借道经过曹地的废墟；秀美的山岭参天而立，苦雾幽暗舒展。无论醒着还是睡着，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幽微的气息。惊醒而感慨叹息，恭敬斋戒后前往祠庙。斟水并投下祭文。唉呀！呜呼！祭马当山上水府文——吕诲

译神明的道术灵异，水府雄踞长江，救济万物、利于百姓，载在国家祀典之中。然而风浪重重阻隔，船帆桅杆交错；货物能够冒险转运，是商人的利益。又有冒充官员、贩卖违法物品、侵夺百姓利益，满载财物返回的，是贪利的官吏。这些人都在险境中冒险求幸，每天前进千里，却不知道其中的路径；利益蒙蔽内心，哪里还会考虑险易？一旦倾覆，本来就是应当如此。至于船尾相接、用钟和石压载、远道奉事公上，这本来有期限约束，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何况忠臣义士忘却自身、报效国家，因为一句话违逆时势，便被贬斥万里；即使葬身鱼腹，也不能满足仇人的欲望。这和追求福报难道不是完全不同的旨趣吗？我想天地设置险阻，使舟船无法通行，也都有所谓神明据守险阻、接受国家封爵、救济万物、利于百姓、使善者得福、使淫邪者遭祸的职责。如今狂蛟任意发怒，乘风鼓浪，恣意使船只沉没，危险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果真是神明的威灵不能制伏它吗？那些平安渡过的人，难道全靠侥幸吗？我在六年中两次获罪，沿江上下往来四次；调任晋阳，船行到这里，正好遇到风涛，几乎沉溺水中，连续三天没有放晴。因此准备牢醴来祷告申诉，所怀诚意，愿神明明察。诸庙谢雨文——曾巩 官吏的罪过很大啊！一概只办理谨防、督促和征收赋役的事情。百姓想要的，不能给他们；百姓厌恶的，不能替他们除去。只会自我宽恕，窃取俸禄食禄，难道不知道可耻吗？这样怎么能使阴阳调和、风雨按时呢？所以像曾巩这样的人，在外任职到现在已经六年，没有一年不勤勉祈求降雨。幸赖上天仁慈、鬼神灵验，怜悯百姓困穷，便常常赐下甘雨来救济大旱。官吏只知道这是幸运罢了，至于准备酒醴牲畜来报答神明的赐予，哪里敢不周备？愿神明最终仍施加恩惠，使永远有丰年，那么神明也将永远在人间有所依凭。福州鳝溪祷雨文——曾巩 唉！旱灾啊，究竟是谁造成的？茂盛的庄稼将要枯萎，哀号的百姓还能盼望、依靠什么？作为闽地属官，先前遭逢盗贼祸患；等到他们归附时，我方士卒已经疲惫，残余的丑类又成群结队，成百上十地睁眼横行，跳跃出没，凭恃力量乘着险隙作乱，也有被各路盗首推举的，像棋子一样远近分布，尚未受到拘束；家室不得安宁，远近都疑惧不安。我们用柔和安抚他们，也用威势震慑他们；服从的依法赏赐，不服从的加以拘系；有的扰乱秩序，有的被关进枷锁。直到年岁更替，才把他们全部荡平；如今夜行山林，彼此笑语相随。我们百姓已经安定，含着干粮嬉游；士卒战马也振奋雄健。天子圣德，使海疆安定。只是这里的海民，起初也难免饥饿；如今天下安宁，军队征讨才归来；如今食物充足，粮仓仍然充实。愿一年大熟，粮食多得如屋梁、如屋顶茅草，堆积如山陵、如土丘；从官府到民间，狱中没有被讼案件羁系，乡里没有盗贼窥伺。永远达到这样的境地，正要从今天开始。如今这大片田地，庄稼已经硕大整齐，谁忍心让它们不能最终成熟？神明有灵异的踪迹，是国人所敬奉的；神明有显赫的名号，是天子所提升的。枯萎的能够使它复生，干槁的能够使它滋润；既然有多余的雨水，为什么却要收敛起来而不施舍？我们选择吉日，早早驾车奔驰，来到潭边禀告，愿神明听取。驱除骄阳，腾起云彩铺开虹霓，播下甘美的雨液，倾泻得丰沛淋漓，使农民获得秋收，使万物各得其宜；熄灭偷盗和争斗，长久安置刑罚与警戒。人们到了报答神明之时，哪里会有厌倦的心呢？始定时荐告庙文——张载 自从周代衰落、礼制败坏，秦朝暴虐、学术灭绝，天下人不知道鬼神的真实，也不知道继承孝道的厚意，以致丧礼和祭礼失去节度，报答祖先和享祀神明失去规范；习惯于崇尚佛教那些可耻的作为，混杂相信民间流传而无从考据的言论。世代渐久，反而把这些当成常规。我私下继承祖先遗训和圣贤图书，年年感到羞耻，月月感到惭愧，早晨愤慨，晚上警惕；近来准备瞻拜时，惭愧得汗流不止，不能自安。自去年秋天以来，我逐渐废止没有意义的节名和民间俗仪，只在每月初一举行拜礼的日子，改用新的祭荐方式。然而四时的正祭还没有讲求修订。礼制说：士人有田地便祭祀，没有田地便荐献；祭祀用四孟月，荐献用仲月。这些都载在秩命之中。我看自己相当于天子之中士，应当在四仲月择日举行荐礼，以成其仪。因此议定从今年春季二月开始，确定在四时分至之日举行通常礼仪。但仍担心择日不明，改变民俗容易惊扰；或者财用不足，或者时势不允许实行，不免杂用普通滋味和宴饮器具，参照近来的事情，仓促改变创制。总的来说，只希望使我恭敬追念的父母能够明白我的心意，仍然赐予怜悯和享用；其中尚未完全合礼的地方，幸望逐渐增加修订。正值岁首，不敢不来禀告，愿神明鉴察谅解，实在万幸。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苏轼》大规模田猎捕获禽兽，必定有指挥驱赶的人。丰年粮仓高满，谁知道耕耘锄治的辛劳？那令人警惕的西戎，古来称为国家的右臂。自嘉祐末年起，木征扰乱边境，到熙宁年间，董毡才奉命归顺。伟大啊，圣考仁宗，恭敬地施行上天的诛罚，并非贪图尺寸之地，而是为百姓除去蟊贼，于是建立长久的策略，不把贼患遗留给子孙。西蕃大首领鬼章首先侵犯南川，又向北联合拓跋，于是重命诸将，选择有利时机行动。不久听说偏师所向无不克敌，官吏士卒都奋力效命，争相报答尚未报尽的恩德。圣上的威灵在天，难以逃脱天罗地网。已经在八月戊戌日生擒鬼章。颉利被擒，没有重演渭水之耻；郅支授首，也姑且报了谷吉的冤仇。谨当推究圣上的本心，更加修治军备，务求使近处归服、远方来朝，期望停止兵革以使百姓休息。仰望祈求神威曲加垂鉴。为社稷祈雨四首　苏轼 唉！我是您的社神，我是百姓所依靠的。祭祀在北墙边，是为了报答阴气的道理。阳气亢盛而不回转，从春天到秋天，直到冬天仍不下雨，来年将有旱灾的忧患。官吏百姓嗷嗷待哺，谨以灾病相告。请赐下雨雪，百姓岂敢不报答您。【社神】神在社中享受祭祀，大概已经数千年了，经历历代圣王，始终没有改变；源头深、流传远，爱护百姓应当深厚。雨水不能按时降下，也是神的过失。社稷依靠神，神也依靠人民；神离我们并不遥远，应当怜悯我们的百姓。【后土】农民所苦恼的，是春夏之交，旧粮将要吃尽而新谷还没有成熟。这期间有麦子，就像中暑的人得到凉意，像走了千里路的人在屋檐下得到浆水。如今神是什么心意，竟使这雨雪停止？不敢求别的，只希望怜悯这些麦子。【稷神】神使庄稼生长，劳力劳身；即使是神尚且不能不顾惜庄稼，何况如今神在天上，与天同功，召唤风云，谁敢不听从？岂只是农田和井都干涸无水，我向神祈求，也已经十分急迫了。【后稷】祭战马文　路振

译咸平年间，契丹侵犯高阳关，俘获大将康保裔，掠夺河朔后离去。天子驾临魏地，派特将王荣率五千骑兵追赶。王荣没有将帅才能，只会骑马奔驰、把驰射当作本事。他接受命令却很胆怯，几天不敢出发，等到敌人渡河以后才行动。敌军中有几千名掠夺淄、齐地区的骑兵，还驻扎在泥沽。王荣不想与敌相见，于是只带骑兵掠过界河南岸便返回。昼夜急驰，马匹没有饲料，途中死亡的有十分之四五。天子怜悯这些马，派使者收葬它们。于是写祭文说：‘房星和天驷的精气，降生为骊马和骍马。泉水轰然，风声呼啸，流沙冲击庭院。虎背孤高耸立，龙媒凶猛强悍。红色鬃毛如晓霞，白额如秋夜之星。毛色斑驳，刚刚系上缰绳，正宜乘骑追逐飞鹰。高峻的胸脯和颈骨突起，眼角如珠般明亮。你们身处荒远边塞，草木荒凉，八月霜降；毛发收缩，蹄甲磨损，筋脉舒展而紧张。野兽凶恶，仿佛要咬噬；虬龙般狰狞，像要腾跃。喷出沙尘，散开唾沫，千里之外仿佛飞雪。戎人负着马缰，武士牵着铁索，前后遮挡突击，声势如雷，震得大地崩裂。忽然牵一马而制伏百马，最终被鞭打而驯服，交付缰绳。戎族官员辛勤劳作，每年把券书送入；马蹄密集，一个接一个，仿佛鬼神驱赶。名贵骏马和高大的马匹衔尾进入边塞，使他们的酋长劳累不堪，只得按驿站和中介逐一安置。’ 蜀锦和吴缯，堆积得如同丘陵。马匹归了我们，厚重的财帛却送入他们那里，实在太轻易了。于是给它们系上黄金装饰的笼头，让它们沐浴天池的水，在云路上扬鬃奔驰，在星河下嬉戏照影。有的踢蹬咬噬，有的嗅闻惊叫。禁止私自养蚕，然而骏马为什么这样多？皇帝思念这些神异之物，知道它们跋涉远道而来，便在内殿阅看，在外面的马厩饲养；给它们饮玉池之水，喂瑶草。深冬时节，虏寇的尘烟侵入我国河岸，紧急军书连夜飞驰，皇帝北巡。选取禁卫仗下的名马，交给关外的武臣；雕饰的戈戟如闪电照耀，禁军像星辰般布防。授予他们长远谋略，率领全军。将士愤怒起来，山也可以劈开；猛马咆哮起来，老虎也可以咬死。面对先前勇猛叫嚣之敌，他们反而迁延退避，不敢迎战。冰霜凄冷，披着铠甲奔驰，不饮水、不吃料，既干渴又饥饿。骏马因饥饿而死，行路的人无不叹息。把上天赋予的骨骸丢在道路上，使星辰般的精魂回归云雾。想报答主上的恩德却来不及了，大家一起用尽兵力又有什么错误？送上生刍祭奠，拿破旧帷幕举行礼仪，把它们埋葬在高冈，让你的身体得以完整。马如果有神灵，应当知道皇帝的仁慈。呜呼！’ 谥议 赠尚书右仆射孙奭谥议　宋祁 博士宋祁议论说：‘仆射清明庄重，体性柔和而作用刚健；警惕调和，吸纳精华，积蓄而成为英华。他身为布衣，穿着粗布衣带，已有深沉而不受器局限制的气韵；从容整理衣冠，登门成为王室宾客。当时宋朝兴起四十多年，天子崇尚文章、向往学问，开创太平的根基，广泛招纳俊杰，充任台阁官员，却还没有卓然以儒学名家的人。仆射由经学之士出身，博通前代典籍，于《诗》能广泛识辨，于《书》能通达事理，于《易》能阐发幽隐，于《春秋》能体会婉曲微意，于《礼》知肃穆和谐，于《乐》知平易善良，参与劝讲授业，成为士大夫的先导。他执守圣人之道，淘汰群疑；如北斗斗柄所指，遂使四时运行；如佩玉相击，自然合于宫商。历任太学官职，居于当时儒学宗师的地位。后来入直内禁阁，担任谏省和驳曹的职务，入朝进言规谏，出外则巧妙措辞；即使批逆龙鳞也不畏惧，职掌朝政没有缺失。他如蹇蹇忠直的王臣，在《说命》中所说的“朝夕纳诲”正是如此。只有仆射能够举荐人才，却没有人能爱护帮助他。如今皇上聪明深厚，初即位时访求旧日老臣，承受皇帝诏书的询问，进见于华光殿，以辅助陈述治国谋略，从而能够辅佐圣主成就大业。桓荣考究古事、宽厚持重，精妙议论等优点，仆射全都具备，因此可以与他相似。等到皇帝在内殿归依正道，仆射乘安车退休，天子以文辞褒奖他，士人都赞叹仰慕，使他安享高年而终。’ 元身大君去世，朝廷停止朝会，行路之人相互吊唁；丧葬所需的赙赠布帛，全都从长府支出，秘密诏章加等优厚，明确整饬并下达地下。确实可说是善终而地位显赫，是《大雅》所说的明智贤哲了。谨按谥法：‘体性平和、处事持中，善于询问、周密通达’，谥为‘宣’。仆射修养自身更加谦冲，在众人中忘却争竞，不被外物牵累，也不因盗贼憎恨；他的谦让如范宣，谨慎如子孺，能够做到体性平和。他内能治理家事，外能施行政务，接待士人不以外貌和虚言取悦，祭祀神灵不说有愧之辞，能够兼具通达与耿介，掌握进退时机，能够处事持中。他品行成就，节操贯穿华发晚年，最终凭深厚声望显贵而升为师臣；所荐举的人，都足以经世明理、秉持政务、施展光明正大的治道。他把时人的声誉让给别人，总像自己还不够。年老得以致仕，接近享有善终之福；平生一向坚守的操行，少有像清晨花朵那样鲜明的，确实是善于询问。他上书建言、防备谋略有一百多篇，传述经义、显明义理，质朴而能使圣道流传久远，藏在国家藏书府，副本存于家中楹柱之间。推究阐明道理，像董仲舒；博学通达，像刘向；这就是他的周密通达。综合节操与惠泽，考察他的言行，请谥为‘宣’。谨此议定。张忠定谥议　刘敞 太常礼院给已故礼部尚书张公定谥为‘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判吏部尚书曹刘敞复议说：尚书年轻布衣时，任侠而乐于行善，破产来供养宾客；又舍身为人报仇，往往超过正当限度。等到读书作文、改变操守接受学习后，便爽直严厉、明白清正，务求合乎正道。后来通过科举入仕，任职为吏，意气纵横、奋发有为，想在世上显露自己，不肯使自己失去时机，大概有古代贤人的风范。神宗圣考知人善任，使他每每发挥才能；即使专门镇守外地，皇上也不怀疑他。这就是他感激慷慨、能够建立功名的原因。英伟卓绝的人，本来就自负才干，可以用志气、意气、忠信来结交，却不能用禄位财利收买。尚书两次任职于蜀地，以及后来治理其他地方，都是朝廷所倚重的。有时在兵荒之后，政令下达而人们听从，谋略提出而得到采用，恩德流布下民，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君主选用人才既然如此，士人报效施恩自然深重，不是这样吗？自宋朝兴起以来将近百年，谈论治理的人很多；但能以正直侍奉君上、尽心抚恤百姓，生有荣耀声名、死后留下恩爱的人，尚书几乎没有可以和他并列的。晚年因疾病妨碍朝见，未能登上更高职位，士大夫都以此为遗憾。如今皇上考察他的德行、追念他的功劳，命有关部门追赐谥号，称其为‘方正公正、安定大计’，我私下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请采纳博士的意见，以充入太史的记录。谨此议定。赵僖质谥议　刘敞 议论说：‘《春秋》议论人物，如同观看远处的东西，只能看见它的形状，看不见它的神态；如同听远处的声音，只听见它急促或强烈，听不见它舒缓。这样才是褒贬的审慎。少傅公历事三朝，曾位列四辅，他在谋划上的益处、施政上的功效，大概很多。然而在朝中便极力直言，出外则巧为辞说，因此世人没有听闻。即使推让美名、谦让德行是大臣应有的品德，也确实是因为他本性恭敬谨慎。如今太常改定谥号，称为“僖质”，考察同类、斟酌称号，我私下认为合宜。谨此议定。’ 陈执中谥荣灵议　韩维

译陈执中有幸出身于公卿之家，遇到太平时代，凭借一时的机缘和言论，终于达到富贵显赫的地位。皇祐末年，天子因后宫丧事询问安葬祭祀的礼制。陈执中身为上相，却不能总领群臣，考订正确的礼仪制度来回答天子的询问。他明知治丧应依皇室仪制而不是嫔妃的礼仪，追册后妃的位号在宫闱中有嫌疑，建庙使用音乐又超过祖宗旧制，却仍然上奏同意并施行，竟使圣朝大典留下违背礼制的举动。这是最大的不忠。宫闱内部，礼法名分不明，正室夫人受到疏薄而自我贬抑；庶妾和卑贱之人骄悍放纵而无人管束，丑声流传，行路之人都知道。这又是治理家庭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宰相本来应当秉持正道、遵循礼制来辅佐天子，端正自身、整齐家庭来作为百官的表率。陈执中不这样做，反而闭门深居，谢绝宾客，说：‘我没有私心，我不结党。’难道不是鄙陋吗？谨按谥法：‘宠禄光大’称‘荣’，‘不勤成名’称‘灵’。陈执中出入将相之位，以一品官身份退休，可以说是宠禄光大；得到职位而施行政务，并非没有时机，死时贤士大夫却没有什么可称述，可以说是不勤于成就声名。请合用这两条谥法，谥为‘荣灵’。欧阳文忠公谥议　李清臣 太子太师欧阳公在家乡退休，因病不起，将要安葬时，把行状上交尚书省，再移交太常议谥。太常合议说：‘欧阳公是大宋的贤臣，是一代学者所师法的人；他明晓道德，表现在文章中，穷尽阅览六经、群史、诸子百家，纵横贯通，著述数十万乃至百万言，用来传述先王遗留下来的思想。这些文章卓然自成一家，与司马迁、扬雄、韩愈相比，没有不及，反而有超过他们的地方。当天下沉溺于末流习气、专事章句声律之时，人们听到欧阳公的风范，便一变而崇尚古文，都知道趋向根本。使朝廷的文明足以不愧于三代、汉、唐，太师对于教化和治道的功劳最大。像太师这样，真可以称为“文”了。’博士李清臣得到这项议论，便阅读行状，考察谥法说：‘唐代韩愈、李翱、权德舆、孙逖，本朝杨亿，都谥为“文”。太师本来确实应以“文”为谥。’吏员把众议禀告太常长官，有人说：‘称“文”确实如此，不可更改。’然而欧阳公平生喜好进谏争辩，应当加上‘献’而称‘文献’，不行的话就以‘忠’配‘文’，称为‘文忠’。众人相互看着说：‘这该怎么办？’于是又合议说：‘“文献”重复触犯庙谥，确实不可。’ ‘“忠”也是太师的大节。’太师曾参与天下政事，向仁宗进言，请求早日下诏册立皇子，使名分明确，以安定人心。英宗继承帝位、当今皇上即位时，他两次参与决定继承人，谋划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又调和充裕内外，在两宫之间周旋，直到英宗亲自处理政事。这大概是因为太师天性正直，内心诚实通达，明白坦荡而没有欺骗隐瞒，不肯曲意顺从世俗来求自身安逸；喜欢议论是非，分别贤能与不肖，不躲避他人的怨恨诽谤，嫉恶如仇而不惜损害自身，身处危险也要为朝廷建立事业。按谥法：‘道德博闻’称‘文’，‘廉洁方正、公平正直’称‘忠’。如今把‘忠’加在‘文’之后，正是恰当的。众人把行状交给清臣，让他撰写谥议。清臣说：‘不改变“文”，而把“忠”附加于它，这是议论者能做到的最好安排。’我岂敢不遵从？于是谥为‘文忠’。谨此议定。范忠宣公谥议　邓忠臣 谨据太常寺为开府仪同三司范纯仁拟定谥议的前议说：谥法说，‘忧虑国事而忘却家庭’称‘忠’，‘善于声闻、周密通达’称‘宣’。古代忧国忘家的人固然曾有，兼具善闻周达的却很少。两种美德都具备于范纯仁。太常已经替他改定谥名，博士又为他作议，移文复核订正。邓忠臣考察范纯仁：他作为大臣之子，穿布衣、吃脱粟粗粮，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登上公卿之位，穿衮衣绣裳，也不认为这是奢泰。考察他的结局，追溯他的本始，核实事实、寻求声誉：历事五朝，始终坚持一种节操；厚待同宗族人，如同葛藤荫护根本；看见轻慢君上的人，如鹰鹯追逐鸟雀。凡属谏官职责和官府职守，他都能使谏言得到施行、计策得到听从；正直的言论、美善的谋略坚定不可动摇，美名广誉暗中积累而日益显著。他在民间时也未曾忘记君主，把饥饿和溺死看作自己的责任；作《尚书解》进献，如同宋璟进《玄元皇帝圣纪》；抗议濮园之议上闻，如同师丹撰《黄耇谣》。面对公家的利益，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了解事情大小的实情，怜悯而不自喜。常想着献身以开通策略，只愿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一心扶危济倾，哪里顾得上进退两难。又有外表吉祥而内心美善，言语没有白圭般的瑕疵、外表也有文采。过去因执掌政权，正逢朋党相连之时，在谗言扰乱国家时，阐明蔡确没有事实；等到奸党列名时，又说吕大防可以宽宥。当众人不敢发言之时，他在偏远州郡也无所施展，却义愤形于颜色，激发至诚，不只是要拯救当时正人端士免遭罗织，更是要警戒后世乱臣贼子的迷惑蒙蔽。他奉行公义而忘却自身，为国家珍惜贤才，谈及此事便叹息，使人哽咽。对于父母般的国家，有时他却被迫离去，作为股肱大臣的职责于是有所亏损；被放逐到江湖，忽然如同草芥，在兰草芳泽之畔受苦，比屈原的遭遇更加严重；坐在角落里占卜鵩鸟，已经分明接近贾谊之死。只有上天知道善行，只有君主知道臣下。恰逢皇帝初年访问旧臣、谋划新的政事，皇帝侧身面向南方，盼望他来驱散浮云般的蔽障；他奉节东归，吟咏蒙蒙零雨。公的声望更加隆盛，皇恩屡屡加厚；在御座前想见他的风采，诏书在道路上相望而来。想入朝觐见却未能做到，希望以养病为由，恳请更加迫切。改元后三日，便传来他不起的消息。天子于是震动哀悼，停止朝会，赙赠加等；告知他的弟弟、开府仪同三司的府第，在墓上树碑，赐题‘世济忠直’之碑。人臣的哀荣，没有超过这个的。古代学者有训诫：阿衡难道只在商代专美吗？违背时势而不忘本的臧孙，将来在鲁国必有后继。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如今已经亡失。谥为‘忠宣’，从义理上说是恰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日〕 《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六 宋·吕祖谦编 行状 冯侍讲行状　宋祁 冯元，字道宗，享年六十三岁。冯公的祖先是始平人。四代祖先曾任广州官员，唐末关辅动乱，不敢回乡；后来刘氏占据南海，寄居的士人便因此三代享受刘氏的俸禄。宋太祖平定广州时，公的父亲本来姓刘，后来因日御国除，才成为王朝官员，授任保章正，年老多病免职，于是登记户籍在都城之内。公年少时喜爱学习，保章君不想让他继承自己的旧业，便让他跟随故仆射孙宣公学习《五经》大义。又与博士崔颐正交游。到成年立志时，他广泛博览群书，仍谦逊自认为不足，内心敏锐而勤奋。对于经典故训、祖述师承，都能深入探究并驾驭其说；渐渐涉猎翰墨，写作文章，沉默而有深沉郁结的思想。他出入穿着宽大的长衣，迈着规整的步子，像参加大宾之礼和祭祀一样；乡人受到他的谨慎作风感化，甚至用俚语谚语称说他。他不随意交游，只与乐安孙质、吴陆参、谯夏侯圭友善。三人都正直诚信而有才干，所以号称‘四友’。家境贫寒，严冬没有柴薪，夜里常买一小瓻酒，和夏侯圭对读经书、推究义理，斟饮一两杯来取暖，有时直到天亮也不闭眼。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他由进士调任临江县尉，任满两年后罢职。讲员缺额，诏令冬季召集能够明经的吏员，让他们自行陈述并接受考试，看是否合格；公前往应诏。当时谏议大夫谢泌主持选拔官员，精明果断而有识人之才。他见公是儒者，笑着说：‘我听说古人穷究一部经书直到白头，活着能够完全做到吗？’公回答说：‘通达的人能够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就可以了。’谢泌认为他的回答奇特，于是挑出经义中疑难晦涩的地方，在朝廷上提问反复诘难。公逐条陈述，详尽而到位，言语简洁，气度安详。谢泌拍掌叹服，当天便把此事报告皇上，授公为国子监直讲。从此他的声名震动京师。公卿大夫之家争相想请公授业。过了很久，他升任廷尉平，又兼任崇文院检讨。其后第八年，朝廷考核选拔人才，公在殿中待诏。皇帝读《易经》读到泰卦，命他解释卦义。公讲述卦辞、象辞等内容，进而根据君臣感通、辅佐君主、裁成万物的道理来说明，皇帝很高兴，赐给他五品官服，渐渐亲近他。宫中修建龙图阁，收藏秘册，设置学士、待制等官员，成为士大夫的荣誉之所。当时任用尚书工部郎中李虚己、兵部员外郎李行简为待制。公当时仕历资序较浅，所以以太子中允充任直阁，直阁一职大概就是从公开始的。皇帝多次召他入宫，与李虚己、李行简一同在清闲处讲说《易经》，讲完上下经。皇帝曾称赞公诵读讲说贯通而不拘泥，言语之外自有余味，并非只专治一部经书的士人。不久改赐三品官服。天禧元年，公以谏议大夫身份持节出使契丹，回来后升任太常丞，兼判礼院、吏部南曹。此前当今皇上还在储宫，皇帝想找一位严肃端正的长者来劝导他学习，便向宰相询问。当时太尉文正公特别推荐公，但有人说公年纪稍轻，因而停止任用，改用博陵崔遵度。天禧四年，崔遵度去世，皇帝立即提拔公为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代替崔遵度，其他职务照旧。当初文正公听到公的名声却还没有任用他，有一天召他到府中，先让几个儿子拿经义向他请教，暗中观察其为人。见他深沉纯粹、明亮谨慎，才亲自出来会见他，授给他《老子》。后来又命他到府中，与执政大臣一起考察，不久便多次向皇帝称说他。因此公的显达，有文正公的力量。公出身孤寒，却凭借儒术，进退出入朝廷十多年；佩玉悬绶，与诸儒多次献歌颂，因此得以进见两宫，所受褒奖礼遇和赏赐尤其优厚丰厚。公光明正大，是当时儒学宗师、国家栋梁，世人都为之赞美。当今皇上继位后，改任尚书工部员外郎，升为直学士兼侍讲。不久，孙宣公也入居露门讲经，逐步升迁；公能与孙宣公同列，以为荣耀，孙宣公得到公，也自认为识人更多。两人共同提倡、权衡和讽谏道理，皇上更加向学。不久兼任崇灵观副使，知通进银台司，兼掌门下封驳事。天圣元年，判登闻检院。第二年，判国子监。天圣三年，改任礼部郎中。天圣五年，同知贡举。当时天下各路按阶次计考、参见陪试，公协力总理考校，哪怕只有一点长处也一定记录；即使权衡、考核和评判十分公正，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久，正式任学士。那时天子思念先帝的盛大功业，裁定编纂史书，作为一代之典。副宰相中山刘筠、资政殿学士常山宋绶、丞相颍川陈尧佐共同主持史事而已。丞相因为开封府事务浩繁，兼管三辅，便辞去史官职务。诸公急忙推荐公，诏令准许。公阅览两朝史料，参与论定、编次和删削的人很多；到此时褒贬严谨，接近古代史官的风范了。当年十一月，举行南郊燎祭，公任卤簿使。天圣七年，召入翰林任学士。三种禁中职务都是天下精选，而公兼任其一，并且做得很优异。又判尚书都省，不久改任三班院，过了一年多改任吏部郎中。天圣八年，因为国书编成，升任谏议大夫，充任史馆修撰。天圣九年，任吏部流内铨，兼群牧使。明道元年十月，考定宗庙祭享礼仪后，又任卤簿使，依照赦令惯例升为给事中。第二年，任耕籍田使，职责如同宗庙礼仪使。不久任庄献、庄懿二太后园陵卤簿使。在此以前，庄懿太后尚未祔葬时，葬于都城西郊，公曾以鸿胪寺官员身份监督她的安葬以及梓宫迁移。当时挖土处低洼潮湿，近亲诋毁公监督失职。十月，解除公翰林学士和侍讲两职，出任河阳知州。公辞行时得以觐见皇上，只是叩头认罪，自请治理一郡。任满三年，奉计入朝报告政绩。太学官属叩拜丞相府，上书请求留住公。掌权大臣后悔，想不派遣他；公却坚持愿意赴任。到任后以清静治理著称，不制定烦琐条教。当今左仆射王沂公从洛阳入朝觐见，向皇上说：‘冯某是东宫的俊秀老臣，不应因细小过失而弃置在外。’皇上也正有此意，当天便派驿马召公。景祐二年春二月，公到达京城。自河阳改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恢复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公回到朝廷后，认为自己是辅佐旧人，又身负劝讲之任，应当出入朝廷参与讽谏议论，不能只是苟且沉默，于是献上《金华五箴》，用来匡正过失、陈述治国谋略，文辞既委婉又恳切。皇上采纳他的劝诫，下优诏答复他。当时皇上留心雅乐，忧虑经文残缺，准备规划创制大典。

译夏四月，诏令公主持修撰乐书。不久又任南郊卤簿使，主管祥源观事务。第二年七月，乐书编成，皇上把这部书题名为《景祐广乐记》，特意升公为户部官员，以奖赏他的劳绩。公一向患有跛病，不能承受频繁趋拜。景祐四年春，病情逐渐加重，请求休假未满三个月，病稍有好转，公便勉强亲自入朝。不久病情再次加重，气息上逆，妨碍言语。此后四月戊戌日，终于在正寝去世。皇上听到讣告，震惊哀悼，派本曹尚书向他的灵柩致祭，赙赠钱三十万、绢一百匹，以及醪酒、米和祭祀牲牢等物，规格相称；对他的丧葬赠赙如此优厚，足见君臣之间情意深厚。公的配偶周夫人，封临汝郡夫人，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大理评事冯譓为嗣子。公去世后，夫人命冯譓穿丧服、系麻带，在灵柩东边居丧。诏书到门，询问公的亲属，夫人便上表陈述公的遗命，皇帝下诏准许，提拔冯譓为卫尉寺丞。冯譓的两个儿子脱去平民服色，同时任将作监主簿。皇帝对孤遗的深厚忠爱之恩，竟到了这种程度，可见公的德行实在极其盛大。公从脱去头巾入仕直到去世，升阶和加勋各有六道诏书，五次封爵，五次增加食邑，又两次增加俸禄，现今任职大致如此。他平素淡泊仕进，没有外在炫耀的装饰。即使当权的各位公卿通常都来庆贺、吊唁，他也只在众人一同前往时才偶尔相见，其他时候并不登门。家门没有杂乱宾客，只有经学生按朔望来问候，以及几位以士大夫道义相交的朋友而已。他以礼接待士人，即使是新进后辈，也一视同仁；整天交谈，举止周详谨慎，没有戏言和懈怠神色。因此他八次奉诏担任主持戎事的使者，寄居都亭馆，也是由于谨慎恭敬而获得的。他不召僧人和道士来往；曾经亲自服丧，从括发到祥祭、练祭，全部按照礼制更换服装，从来不做世俗惯行之事。斋戒荐祭，只在卒哭以后遇到祭日时，与几名门生诵说《孝经》罢了。他很少谈佛教，也不反复宣扬排斥佛教。凡是熏蒿、禳灾、驱逐鬼魅等能够激动气焰的事情，都不去做。近来不问家产，白天增加时间治理官事，晚上回来读书。侍御之职也只是简单召见他，所以能够多闻博练。台阁文书以及旧的、新的格式制度，纷繁庞杂，凡有人来询问，他都能记住。太学、禁阁和容巨三局，他任职阅历二十年，仍然担任原职，正是因为本性不犯错、不会遗忘。他尤其精通《易经》和扬雄《方言》。他开始学习《易经》时，七岁，母夫人让他学习《易经》，当天夜里梦见他吞下青色莲花。夫人早晨抚摸他说：‘孩子好好读书，此后一定富贵显达。’真宗果然因为他的才识而提拔他。晚年更加刻苦专心，大约每三天读一次《易经》。又想为子云《太玄经》的各篇作章句，并且忧虑宋陆、积范叔明、宋惟干等人的注本漫漶错乱，想把它们全部废弃。最后得到唐代王涯的注本，认为较为接近原意，先作了一篇释文，想依照王涯的说法加以补正，但最终也没有完成。公曾参与注释先帝文集，参与修撰卤簿记；从《后汉书·志》《孟子》以及律令和义疏中采录材料，校正之处大多得到真意。参与修撰玉牒，分撰国朝典要，也未能完成。平生著述没有编次，家人搜集得到数百篇，清雅精粹。在禁中任职时，文章更加雅正，力求温润醇厚而增添文采。他居住过三座城，作诗一百多篇，推己及物，旷达而不怨怼，颇有古雅之人的遗风。他性情宽厚而多宽恕，任官期间从未因罪过而平白贬斥、削职吏员，吏员也敬畏他的明察而安于他的仁慈。他乐于称道人家的优点，喜欢帮助别人成就善事；凡有议事，不肯只凭自己的意思提出，大事便推荐到二府，小事便与属官联名请求，类似事情多得无法记载。公自己几乎没有单独提出什么建白，但远大的声名就是这样形成的。然而他内心刚强而有操守，不随波逐流。起初有个精通音律的人，取上党黍粒纵向排列来制定尺法，因而裁定十二律进献，最终改制大乐的钟磬，使之符合自己的说法。老资格的乐工居于首位，没有人敢于议论。后来有人上书指出这种做法不对，皇上还没有作出决定，便派宦官到太常的下舍询问公：‘新乐用纵向排列的黍粒来确定尺长，难道有错吗？’公立即摘取班固《律历志》和唐令中的两种说法交给宦官，并回答：‘古人横向排列黍粒来量一寸，如今却用纵向排列来扰乱横向排列，方法是不对的。’宦官疾驰入宫。第二天，皇上坐在迩英阁，对公说：‘从前考订大乐，只担心音调渐渐升高而急促；如今降下来却又迟缓，两者都不能取其中，问题出在律。你的话是对的。’于是拿出横向排列黍粒制成的新尺给群臣看，与纵尺相比短了二寸一分还不到；用它校验衡器和量斗，也都不能相互符合。当时如果没有公的进言，几乎没有人能揭发其中的错误。即使有人揭发，恐怕也不能使皇上相信。皇上传言说：‘仁人的话，确实既博大又有益吗？’公去世前三天，嘱托一两位僚属说：‘我一生做官，愿望本已满足，如今没有留下任何私人债务给县官，只有坟墓安葬之事还要劳烦诸位。’说完便得到有关丧葬礼制的文字，恳切地接受忠告，到最后也没有再说别的话。因此朝廷内外更加悲痛惋惜。公把好友陇西李淑和旧日属吏交给冯譓，让他们共同完成后事。呜呼！公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却不自行显露。即使手持文囊、执笔，在省门之内参与起草诏命，训诫辞令也只写成其中十分之二三。假使公当时能够在这些事情上稍稍显出与众不同，不难进一步升迁，更充分地发挥平生所蓄积的才华。幸运的话，十四五年间便将依次进入宰辅之位，不会像如今这样徘徊困顿，那就会显赫昭彰了。虽然如此，命运对公有所屈抑，公对道义却没有什么不满。假使他平素能够扫除尘埃、奋发不止，就会使鄙薄的人变得敦厚，使夸张自大的人感到畏惧。百代以后，读到简册、追想其风采的人，把他同鲁国臧文仲、汉代贾谊、董仲舒相比；这些人物彼此相换，难道还能说有什么得失差别吗？我从前因为皇太子筵席礼仪一事，删定、编缀和注释有关典礼的文字，都是奉公之命。到这次整理遗训，又参与听闻此事，所以对公治事行德的全貌，颇能详细考察。如今期限已到，官位在三品，按制度应当得到谥号。谨将所述上报有关部门，节录冯譓所受名号，请依照旧有成例办理。谨此具状。张文定公行状　宋祁

译张咏，字复之，享年七十岁。公禀受尊严正直的气质，具有深沉而端正的器量。还在孩童时期，便不和同龄孩子一起嬉游，显得卓然不群，志向高远，自我期许很高。跟随外塾老师学习，立即浏览群经；读书一定玩味其中义理，根本性的学问也从言辞中领会。家境贫寒，没有钱置办读书所需，常常亲手抄写古代坟典史籍；每当有所缀辑，便倚着庭树的枯枝闭目思考，如果没有读完一篇，从不回屋休息。砖石虽然多有棱角，默默显示出可作大厦栋梁的材料；他虽然晚成，却自有大器，不向拙劣的工匠显露璞玉。太原王搏以知人著名，见到公后惊异不已，独自对公说：‘唐代魏文公本来出生在这个乡里，故老相传，五百年后又会出现一位佳士，天地元气重新聚集，祭酒一职大概就该由你来承担了。’公谢辞说不敢当。兴国四年，公开始游学邺下，和故上谷寇准相互推重、引荐。那时正逢乡里奉命选拔秀才，方国试担任府将，早已仰慕公的名声，议定把他列为举首。有位老儒张覃，诚实厚道而有品行，但疏略少文，公立即写檄文拜谒府署，大力称赞他的长处，张覃因此得以被荐，而把公排在自己之后。众人聚集如茅草，遇到吉祥爵位，彼此磨砺、互相谦让，河朔的风气因此一变。第二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尤其致力于砥砺风俗。大江以南，百姓富足而文法败坏，囚犯只因用手上下狱吏，便被人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公刚刚知道这种情形，便痛切地依法治理，竭尽精力于职守，揭发隐伏罪案如同神明；洗除刻薄弊习，以忠厚镇定地方。吏员乐于任职，常常带着一次笑容回去休息。百姓各得其所，有的人甚至减免服役年限。后来改任将作监丞、著作佐郎。任满解职后授太子中允，兼掌麟州军事。夏台法令执行不精，西戎正日益强盛，公修缮兴建亭障，严密明察烽火；因辅佐叔敖、执掌军政而获得荣誉，多次参与类似嫖姚将军穿越险地的战事，以谋略取胜，西部边境因此安定。瑞拱年间，皇帝亲自举行籍田礼，公转任秘书丞。第二年充任礼部考试官，事情结束后又任相州通判。在某年，公开始替亲属解除百斤之役，最终诚恳辞谢，请求主管濮州上供的征收事务，以便迎养亲人，诏令批准了他的奏章。一个多月后，召入赐五品官服，任浚仪县知县。不久任荆湖北路转运使，遇事不推给上级，世人称赞他的清廉；弹劾罢免太守中奸贪、残酷、疲弱无能者十多人，并逐条列出辖区内一百多项废弛法令、损害民事的事情。严峻威势所震慑之处，吏员都吓得股战。按察使把他的治理情况上报，皇帝下玺书褒奖。三年，升任太常郎中；过了二十天，乘驿车入朝觐见，加赐金鱼袋、紫服。第二天，改任虞部郎中；过了二十天，授枢密直学士，赐钱五十万，判银台丞，进而掌管门下封驳事务，兼任三班院。河东大将张永德的一名小校犯法，因受鞭打而死，诏令审查其罪。公立即封还制书，向皇上说明：‘张永德是国家的爪牙，驻守在天下强兵所在之地。如果因为一个部下而摧辱统帅，我担心会使人产生轻视皇上的心。’皇上没有采纳，公于是没有经过银台便下书责让。没过多久，果然有营兵胁迫军候者打官司，公再次为前事争辩，皇上总是宽容地表示感谢。后来贼寇从顺缘一带进入西南，动摇扰乱数万偏师，击鼓向西进军。太宗认为这是驱使百姓如同驱使池中鱼的军队，且大军之后荆棘丛生，便询问群臣，准备停止任用崇简，改派守臣参与武功。苏易简向皇上说：‘某人刚好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如果奉将帅威命，前去晓谕强悍的贼寇，陛下便可以高枕无忧，永远不用担心西方了。’于是任命公知益州，择日入朝辞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鸿胪卿送公出郊，皇帝不再亲自驾临内殿相送。公的儿子张颜为他引路，起初没有举行辨严仪式。朝廷正因大军尚未集结，便留公半年。公暗中登记所赐物品，上缴长府。那年秋天，终于诏令他赴任，公始终没有再提此事。至道二年，改任兵部郎中，仍为郎中。恰逢新昌郡太夫人丧事，皇帝下恩诏命他夺服起复。按《春秋》的义理，不能以家事为辞；礼经所要求的，也是顺应时变的人所应当遵守的。真宗继承帝位，近臣普遍受到恩泽，立即授公谏议大夫；回朝后升给事中，任户部使七十天，授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贡举，杜绝请托书信，当时人称赞他选得人才。夏天改任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调任京兆。第二年转任刑部，又为枢密直学士，再任益州知州。不久加任吏部，仍为侍郎。景德三年，罢职回朝，主管三班、登闻检院，奉朝请。此前头部生疮，到这时仍未痊愈，因家居而获准休假，病中环顾身边，寻求适意。上表陈述病情，请求外任藩镇，不久任金陵知府，兼江南安抚使。泰山封禅礼完成后，改任尚书左丞。任期届满而升迁，有意留任便授工部尚书；在汾阴祭祀饮至，又升礼部，均任尚书。病重后回到台省，请求寻访高明医生；在荐举名医、希望获得批准的奏章中，愿意实现戴角巾出游的愿望，像魏舒先行归隐一样。别人都不知道他将要离职，也不知道他病情如何，像平津侯一样病患不止。皇帝诏令勉励他保养精神，挽留了半年，终于不得不准其致仕，出任陈州知州。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公终于任所，享年七十岁。呜呼！天命未能让他的事业完成，国家的栋梁就这样凋零了。知情与仁爱之人都为之悲哀，谁能用什么来赎回他的死亡？当地百姓改换祠堂名称来避讳他，行路之人举声哀哭以悼念丧事。真宗听到讣告，震惊叹惜，追赠尚书左仆射。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暂时安葬于陈州宛丘县孝悌乡谢村，依从权宜办法。公起初娶唐夫人，唐氏去世；继室是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阳节度使王显的女儿，确实遵守妇道来辅佐君子。她在公去世后三年去世。儿子张从质，因父亲的任职恩荫，逐步升到卫尉丞；为父亲服丧一个月，因哀毁过度而早夭。女儿一人，嫁给已故内相王禹偁的儿子王嘉祐。公的同母弟张诜，因公的延赏，如今任虞部员外郎。孙子四人：张约、张综、张绰、张绅，都以忠厚继承家风。公官至正奉大夫，勋至上柱国，爵为开国公，食封三千七百户，实封四百户，这就是他大致的情况。公仪容爽朗超迈，谋略深沉敏捷，道德高出流俗，气概直达霄极；任事持节，凭借自己的操守践行诺言，不轻浮也不刚愎，如美玉般温润明洁。修饰文辞而建立诚信，博闻强志，满室藏书兼及两部，宾客车盖聚集，浓荫成片。

译他辅佐郡政而身处边地，正逢崇尚武力的时代；进入蚁封场试马时，回身策马如同盘旋的张貍，走步射侯，放箭如同穿破坚物，统摄万事，精密周详，远远超过常人。后来掌司封驳，就详细说明礼仪制度，具有任隗那样深沉正直的品格；总领台宪，则摧折奸邪、触犯谄佞，具有傅咸那样刚强简正的风骨。他治理益部时，长期驻军屯结，县官缺粮，属吏束手无策，狂悖奸狡之徒乘机萌发作乱之心。公于是低价出售官盐，高价收购粮米，增加钟、豆等粮食的转运，告谕各乡各县。有百姓胡乱造谣阻挠公事，公将其斩首示众。从此粮食大量聚集，战士们士气加倍。自从不逞之徒发动骚乱，重城得以安静关闭，主将王继恩上奏请官正停军入城自保；官正把军队埋伏固守，不肯前进，坐失脱身拒敌的机会，滞留在那里像商胡停留不去一样。公认为将领不亲自出征，众人就无法驱使，于是劝官正亲自率领一队，以此激发众人的勇气。官正答应了，出发已有日期。公担心他仍不前进，于是宰牛，在军帐中设宴，准备出行饯别的礼仪。席间酒喝到兴浓时，公亲自举杯嘱咐军尉们说：“你们各自都有父母妻子在东面，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责任。这次出行应当直捣敌寇营垒，把他们残余的部众全部消灭；平定之日，面向东方报捷。亲眼看见朝廷举起万年长寿的酒杯，难道不痛快吗？如果还要让军队劳顿而偷安，使疲惫的百姓长期不得安宁，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你们的死地。” 官正因此乘车深入敌境，兼行奇道，拼死鏖战，终于把敌人全部俘获而凯旋。公于是乘车出迎慰劳，以金声击鼓振奋军威，依次评定俘获功劳，先下令行赏；众人都慑服于公的气魄和决断，不敢抬头相视。王继恩帐下有士卒夜里用绳索缒城逃走，官吏捉住后报告公。公因厌恶自己与王继恩不合，便命令把那士卒捆起来投入枯井，一府之中竟没有人知道。先前发生劫掠时，被诬陷牵连的人很多；那些受胁从事的人有确实情状，却没有申诉归还的门路，于是各自固守营垒，共同怀有猜疑和二心。公认为鹿不选择阴地，既然断绝了生路，虫子就会钻入它的腹中，恐怕会使祸乱的阶梯更加严重；于是急忙下令，刻责带头和惯犯，宽赦其余党，放他们回乡务农，以大恩晓谕安抚。此后直到任期结束，再没有人敢逞强作乱。恰逢六种疲弱的情势，南方牧民举起灵旗来犯，公担心边远异族发生变乱，想出奇制胜，便把盗贼中最为凶恶无赖的那些人抓来，在市场上肢解处死，使人望而生畏，于是终于达到安定美善的局面。每逢官府文书迁延不决、久不得判，公总是随即署名裁决，人人都心悦诚服。判罚既与罪案相当，毫不隐瞒实情，蜀中喜好议论的人把他的判词编次汇集，合成《诫民集》，刻印流传。即使张敞任京兆尹时还常常越法宽纵，黄霸镇守颍川时人人都知道皇上的意旨，也没有超过公。公治理余杭时，正遇百姓接连饥荒，时值蜡祭而祭祀不能举行，稻谷和螃蟹都没有种养，原野田地好像长满杂草。百姓凭借贩盐获利而冒犯公府禁令的，每天有数百人，公一概答复遣返，不拘泥于常法。巡逻戍守的人启奏说：“法禁乱成这样，今后还怎么禁止？”公慰劳他们说：“余杭有十万户人家，其中饥饿的占七八成；如果不让他们靠贩盐获利，就没有活下去的办法。若是强行禁绝，他们将环视四周、彼此较量攻击，以至扰乱安居的人，那样造成的祸害更大。你们只管暂且忍耐，等年成安定下来，太守再按三尺之法办事。”这一年虽是歉收，却没有人因此顺从公的命令。一个富家子弟和女婿分割财产不合，到府中争辩。女婿说：“他的父亲临终有遗命，女婿分七成，儿子分三成。”于是拿出遗书，儿子却无法拿出契约。公要来酒洒在地上说：“那位父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他将死之日，儿子还年幼无知，托付给女婿抚养。假如确有儿子分七成的约定，那么儿子也早已死在女婿手里了。现在应当七成归儿子，三成归女婿。”于是两人都号哭悲痛，认为公如同神明。公处理事情的操守和决断，大多就是这一类。考察他遭逢仁宗、英宗两位皇帝时的作为，是因为把功名看作自己的责任，所以竭尽力量，与天命一同显扬。他入朝任职时，凭着方正的品格取得信任，所以言语和行动都很峻厉。他以正直清廉为根本，以忠诚宽恕贯穿始终，从不向神灵乞求福祐，也不因人事而责鬼神。身处重重刚险之境而不陷于险，面对重大节义关头也不改变志向。向日葵和豆叶不会被猛兽采食，山川又怎会舍弃用赤色公牛祭祀呢？至于安世那样的遗憾，谢公以归还私财来消除私心；大有卦所说的光明文德，小雅所说的和乐平易，公兼具这些美德。可惜他还没有充分掌握权柄，便突然病入腠理。皇上多次想任命他为宰相，只是上天不肯留他，真令人悲痛啊。公平素喜爱写文章，思想深切而惊警超迈，因为不与世俗偶合，尚且自号为“乖崖”。公尤其擅长诗文，必定考核情理，所以在重新编次薛能《诗序》时说：“纵情直言已经奇特，意旨却在语言之外。”评论者认为这是公在说自己。公一生的著述，由他的弟弟仲诜编成十卷，流行于世。朝廷内外都归依他；他去世时，没有捶胸哀哭的妾，也没有杂乱来吊唁的宾客。直到齐国之事办完，才闭目长逝。取禅书来歌颂他的功德，就像汉廷诸老遗憾王骏未能封侯，天下人为陇西而流泪一样。这难道不是把遗爱和遗直留给后世、以立功和立言达到极致吗？谨敢抚循公的遗志，以等待史官职位出现，恭谨写下这篇行状。《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七。宋代吕祖谦编。行状。司马温公行状　　　　　　　　苏轼。曾祖政，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追赠温国太夫人。祖父炫，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主管耀州富平县事务，追赠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追赠温国太夫人。父亲池，任尚书吏部郎中，充任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母亲聂氏，追赠温国太夫人。公名光，字君实，他的先世是河内人，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献王的后代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开始葬在今天陕州夏县泗水乡，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自高祖、曾祖以来，都因五代衰乱而没有出仕。富平府君最先考中进士，死于县令任上；他们都因气节而闻名乡里。天章公则凭文学和德行，侍奉真宗、仁宗，任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任凤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知州，以清廉正直、仁厚闻名天下，被称为一时名臣。公从儿童时代起就凛然像成年人。七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回家后便讲给家人听，已经能够明白其中的大义。从此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十五岁时，没有什么书是他不通晓的，文章辞采醇厚深沉，具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天章公按照任子制度授官时，轮到公时，公把名额推让给两个堂兄，然后才接受补授郊社斋郎；再次上奏后，任将作监主簿。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甲科，改任奉礼郎。因为天章公在杭州，公推辞升迁的官职，请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侍奉父亲，获准。还未赴任，便遭逢太夫人丧，服丧未除，又遭逢天章公丧，连续服丧多年，因哀毁而消瘦，合乎礼制。服丧期满，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任大理评事，任国子直讲，升为本寺丞。前宰相庞籍以知人闻名，起初与天章公交游，见到公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到这时庞籍任枢密副使，推荐公，召试后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宦官麦允言死了，诏令因为允言有军功，特意给他举行纠卤簿之礼。公说：“孔子尚且不把名位器物随便给予人，繁缨之礼用于朝廷，还认为不可。允言不过是近侍之臣，并没有盖世功勋，却追赠三公官职，给以一品卤簿，这种繁缨之礼不是太过分了吗？”前宰相夏竦死后，诏令赐谥“文正”。公说：“谥号中美好的，极致就是文正；夏竦是什么人，能够担当这个谥号吗？”上书两次后，改谥“文庄”。升为殿中丞，授史馆检讨，修订日历，改任集贤校理。庞籍任郓州知州、调任并州知州时，都征召公为通判州事。公感念庞籍知遇自己，尽力办事。当时赵元昊刚刚向河东称臣，河东非常贫困，官府苦于高价买粮，百姓又疲于从远方运输。麟州窟野一带，河西有许多良田，都是过去汉朝的土地，官民混杂耕种；天圣年间开始禁止在河西耕田，于是敌人得以逐渐蚕食那里的土地，俯视窥伺麟州，成为河东的忧患。庞籍请公巡查视察，公为他谋划五条策略：应当利用州中原有的士兵，增加禁兵三千人、厢兵五百人，修筑两座堡寨。河西百姓可以在堡寨外三十里内耕种，敌人不敢在那里耕田，那么州西六十里内就没有敌人了。招募百姓中能够耕种麟州闲田的人，免除他们十五年的税役；能够耕种窟野河西土地的人，永久免除税役。耕种的人必然会多起来，官府虽然没有直接收入，但粮价自然降低，可以逐渐缓解河东百姓的困苦。庞籍把公的意见转告麟州，麟州照办；但兵官郭思勇竟在夜里打开城门，带领一千多人渡河，运载酒食，没有作战准备，遇敌后战死。议论的人把罪过归于庞籍，罢免其节度使职务，改任青州知州。公守在关上，三次上书请求只追究自己一人此事的责任，没有得到答复。庞籍起初并没有因此责望公，但公深深以此自责。庞籍死后，公登堂拜见他的妻子，像拜见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当时人认为他们二人都是贤者。改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升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交趾进贡奇异的兽，称作麒麟。公说真假无法知道；即使是真的，也不是自然来到的，不足以算祥瑞；如果是伪造的，远方蛮夷会讥笑我们。希望厚赏使者而把这头兽退还，并因此上奏作赋讽谏。升任度支员外郎，判句院，提拔为修起居注，推辞五次后才接受，判礼部。主管官员上奏说六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公说按照旧例，日食没有达到全食，或者京师看不见，都要庆贺。臣认为，如果四方都看见日食而京师看不见，那是上天表示君主被阴邪蒙蔽，天下都知道而朝廷独不知道，灾祸应当更加严重，不能庆贺。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便成为常例。升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苏辙的直言策列入第四等，考官认为不应录取，公说：“苏轼在同科四人中，言论最为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录取。”当时宰相也认为应当黜落，仁宗不答应，说：“求取直言，却因为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会怎样评论我？”公于是与谏官王陶一同上疏，希望皇上为了宗庙社稷自我珍重，停止宴饮，安养精神，后宫嫔妃进见要有节度，身边小臣的赏赐要有限度，厚味和腊毒等无益于奉养的东西，都不应频繁享用。皇上全都采纳了这些意见。起初在至和三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国嗣尚未确立，天下人寒心却不敢进言，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件事。公当时任并州通判，听说后便接着上疏说：“按照礼制，太宗没有儿子，就以小宗作为后嗣；成为后嗣的人，就应当作为他的儿子。希望陛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使他暂代储君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出生后退居藩国。否则就让他掌管宿卫、治理京城，也足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奏疏上了三次，一篇留在宫中，另外两篇交给中书。公又写信给范镇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说也就罢了；一旦说出，怎么能再反悔？希望您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进言更加有力。等到公任谏官，又上疏，并且当面说：“臣从前任并州通判时，所上三章，希望陛下果断地努力施行。”当时仁宗沉默不言，即使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公的话后，仁宗沉思很久，说：“莫非你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公说：“臣说这件事时，自以为必死，没想到陛下竟能开怀采纳。”皇上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样的事。”于是命公把所说的意见交给中书。

译公说：“不可以，请陛下亲自把您的意思告诉宰相。”这一天，公又谈到江淮盐政，便到中书说明。宰相韩琦问公：“今天又说了些什么？”公心中盘算：“这是大事，不能不让韩琦知道。”他思考如何扩大皇上的意思，便说：“所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便不再追问。十多天后，有防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一同详细审定行户的利害。陈洙与公避开众人交谈说：“前些日子在明堂举行大飨，韩公代理太尉，我任监察。您从容地对我说：‘您和司马君实交好。君实最近建议确立嗣子，遗憾的是没有把他的意见送交中书；想要提出这项主张，却无从自行提出。让我们审定行户利害，并不是要劳烦您，正是想让您见到公，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当时是嘉祐六年闰八月。到了九月，公又上疏并当面说：“臣先前向陛下进言时，陛下欣然接受，并不觉得困难，臣以为马上就会施行。如今却毫无消息，这一定是有小人对陛下说：‘陛下春秋正盛，子孙应当成千上万，为什么突然要做这种不祥的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变故之际扶立自己亲厚的人。唐朝自文宗以后，确立嗣子都出于左右近臣的意思，甚至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称呼，这种祸患难道还说得尽吗？” 皇上大为醒悟，说：“送交中书。”公到中书见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定下议论，日后半夜宫中拿出一张小纸，指定某人为嗣，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都唯唯答应说：“哪里敢不尽力。”一个多月后，诏令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坚决推辞而没有就职。第二年终于立为皇太子，他称病不入宫。公又上疏说：“普通人争夺些微小利息，甚至彼此争抢；如今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竟两百多天不接受任命，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有人讥讽此事，听到后足以知道陛下圣明，能够为天下得到人才。然而臣听说，父亲召唤，儿子不应答；君主召唤，不等车驾备好便立即出行；使者接受命令，不接受推辞。皇子不应当推辞躲避，使者也不应当空手返回。凡是召见皇子的内臣，都请责罚降职，并且以臣子的重大义理责备皇子，这样他一定会入宫。”英宗于是接受了任命。兖国公主下嫁李玮，以骄纵放肆闻名。公上疏说：太宗时，姚坦任兖王翊善，王有过错必定进谏。身边人教王装病，一个多月不见好，太宗召王的乳母进宫询问起居情状，乳母说：“王没有病，只是因为姚坦的缘故，忧郁成病罢了。”太宗怒道：“王年少，不懂得做这种事，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 于是杖打乳母几十下，召见姚坦慰劳勉励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的女儿、真宗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却谦恭守礼，天下都称赞她贤德。希望陛下教导儿子以太宗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以献穆大长公主为榜样。不久公主不愿住在李家，诏令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公主入宫居住，李玮的母亲杨氏归还给她的兄长璋，遣散了李家的家人。公说：“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公主；如今却使母子离散，家产和家人流落，陛下难道没有感到雨露恩情，也没有凄恻之心吗？”李玮既然被责罚降职，公主也不能不承担罪责。皇上醒悟，诏令公主降封沂国，对李氏的恩礼不减。判检院，权知国子监，授知制诰，竭力推辞八九次，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官服，仍兼知谏院。上疏说：“经略安抚使可以便宜行事，是出于战事兴起时的权宜制度，不是永远适用的法则。等到将相大臣主持州政时，很多人凭身份尊贵而骄矜自持，凌辱轻慢转运使，使他们不能履行职务。朝廷一味追求少生事端，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以至于小吏喧哗闹事而驱逐御史中丞，车驾属官悖逆傲慢而逼退宰相，卫士凶恶叛逆而案件不能彻底查出奸徒；恩泽施加到旧军，百姓辱骂三司使而执法官却认为不算犯罪，官阶任用中对用法的疑虑似乎还有余地；甚至一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便为此改变法令、推恩宽赦，这样的事已经太多，都是衰败的渐进征兆，不能不加以纠正。” 充媛董氏去世，追赠婉仪，又追赠淑妃，停止朝会，成服服丧，百官前往慰问，确定谥号，举行册礼和安葬，赐给卤簿。公说：“董氏原来的品秩很低，病重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只有皇后有谥号。卤簿本来是用来赏赐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到卤簿。到韦庶人时，才开始命令妃嫔、公主下葬时都给鼓吹，这不是法令，应当作为法式。”当时主管官员新定后宫封赠制度，规定皇后和妃嫔都追赠三代。公说：应当辨别尊卑、明察细微，妃嫔不应与皇后相同。袁盎援引拒绝让慎夫人同坐的故事，正是这个道理。天圣年间亲郊时，太妃也只追赠二代，何况妃嫔呢？任嘉祐八年贡举知贡举。仁宗去世，英宗因哀伤过度而得病，慈圣光献太后与英宗共同听政。公首先上疏说：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举用贤能，斥退奸邪，对赵氏有大功，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所以遭到天下诽谤。如今太后刚开始主持大政，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纯、像鲁宗道那样刚正、像薛奎那样质直的人，应当信任重用；像马季良那样鄙陋猥琐、像罗崇勋那样谗谄逢迎的人，应当疏远排斥，这样天下就会心服。他又上疏给英宗说：汉宣帝作为昭帝的后嗣，始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出身平民而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代，也没有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只有哀帝、安帝、桓帝、灵帝都从旁支亲属中入继大统，追尊自己的父祖，天下人都非难他们，希望陛下把这作为警戒。当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的珠宝金帛，价值一百多万，他与同列连续三次上章说：国家正有大丧，内外都困乏，不能专门依照干兴年间的旧例办理。如果遗赐不能辞谢，那么应当允许侍从官以上进献金钱，以帮助山陵费用，但皇上没有答应。公于是把所得珠宝作为谏院公用经费，把金钱送给自己的舅氏，按义理不收藏在家中。英宗的病已经痊愈，皇太后还政，公上疏说：修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这些话切实深刻，都是母子之间旁人难以说出的事。当时主管官员制定法令，皇太后有所取用，必须由有司奏请复核、得到御宝后才能供给。公极力论说不可这样，应当直接下令合同司移文所属机构供给；太后取用以后，再列出数目奏报太后，以防止假冒伪造。曹佾被任命为使相，两府官员都升迁，公说：曹佾没有功劳而得到使相之职，陛下只是用来安慰母亲的心。

译如今两府官员都没有名义地升迁，如果说这是因为还政有功，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然都会产生觊觎之心。不久都知任守忠等人都升迁，公又争辩此事，并且说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还是皇子时，若不是任守忠从中阻挠破坏立嗣大计、百般离间，幸亏先帝没有听从。等陛下继位后，他又反复变脸，挑拨两宫关系，是国家的大贼、人的巨害，请求在都市斩首，以向天下谢罪。诏令把任守忠降为节度副使，安置蕲州，天下人都感到痛快。当时有诏令在陕西刺选民兵，号称义勇，公上疏极力论说其危害：康定、庆历年间把陕西百姓登记为乡弓手，不久又刺字编为保防指挥，百姓深受其害，士兵却始终不能使用；遇到敌人先行败逃，正规军也跟着逃跑，每每导致崩溃。县官知道他们白吃粮饷而没有用处，便淘汰遣返务农；但那些懒惰游荡的人不能重新回到田地，强壮的成为盗贼，弱小的辗转死去，父老至今还为此流泪。如今义勇和这有什么不同？公上章六次，皇上都没有采纳，他请求罢去谏官之职，也没有获准。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殿，公说王广渊奸邪，不可亲近。从前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集身边近臣饮酒，卫绾独自称病不去；景帝即位后，对卫绾格外优待。周世宗镇守澶渊时，张美任三司属吏，掌管州中的钱粮。世宗私下有所求，张美竭力满足；等世宗即位后，却认为张美为人轻薄而不任用他。如今王广渊在仁宗朝任职时，私下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希望罢免他，以警戒天下。执政大臣建议说，濮安懿王德高位尊，应当给予尊崇礼遇，诏令太常礼院和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面面相觑，不敢先发言，只有公奋笔疾书，立即提出意见：“成为后嗣的人就是先帝之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如今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官位爵禄要达到最高，以充分表示尊荣。”议论形成后，王珪便命属吏把公的手稿作为档案依据，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瞻等人都争论此事，先后被降职罢黜。公上疏请求留用他们，如果不能，就请求与他们一同受罚，结果也都被贬谪。起初，西戎派使者来致祭，延州指使高宜负责陪伴，却傲慢对待使者，侮辱西戎国主。使者向朝廷申诉，公与吕诲请求加罪高宜，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戎侵犯边境，杀掠官吏士卒。赵滋任雄州知州，专门用强悍手段治理边境，公也上疏议论说这样不可。到这时，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选择将领去讨伐他们。公说：“国家在戎狄归附顺服时，喜欢同他们计较枝节；等他们桀骜不驯，又反过来姑息他们。近来的西戎祸患起于高宜，北狄的嫌隙起于赵滋，朝廷却正认为这两人贤能，所以边臣都把制造事端当作本领。如今如果选将代替李中祐，那么后来的人一定会以赵滋为榜样，以李中祐为戒，这种风气将逐渐不可滋长。应当命令边境官吏，对于疆场上的细小纠纷，慢慢用文书往来解决；如果轻率地用弓箭刀兵相加，就应当治罪。”京师发生大水，公上疏论述三件事，全部直言不讳。授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任右谏议大夫，主持治平四年贡举。神宗即位，首先提拔公为翰林学士，公竭力推辞，皇上不准。皇上当面告诉公：“古代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善文章，有的善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备。卿有文学才华，为什么要推辞呢？”公说：“臣不会写四六文。”皇上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也可以。”公说：“本朝有旧例，不应如此。”皇上说：“卿能够考中进士并取得高等名次，却说不会写四六文，这是为什么？” 公快步退出，皇上派内臣到阁门，强令公接受诏书。公拜谢却不肯接受，内臣催促公入内谢恩，说：“皇上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您。”公进入朝廷，到殿中后把诏书放在怀里，实在不得已才接受，于是任御史中丞。当初中丞王陶论说宰相不上常朝班是大臣不臣，宰相不服，王陶竭力争辩，终于被罢免。公接任后说，宰相不上朝班是小事，王陶议论虽有过失，但爱护礼制、保全礼法传统的做法不可停止。近来宰相权力很重，如今又因为王陶进言而罢免他，那么中丞就不再能作为臣子履职了；希望等宰相上朝列班后再任职。皇上说：“可以。”王陶出任陈州知州后，谢恩章仍不停地诋毁宰相，执政大臣商议再次贬黜王陶。公说：“王陶确实有罪，但陛下想要扩大言路，委屈自己接受王陶的批评，而宰相难道独独不能容忍吗？”于是此事作罢。公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三项要领：仁、明、武；治理国家的三项要领：任用官员、赏赐必信、惩罚必行。论说十分详备，并且说：“臣从前任谏官时，就把这六个字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如今献给陛下。我一生努力学习所得，全在这里了。”公在英宗朝时，曾与吕诲一同议论祖宗制度：勾当御药院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直到内殿崇班，便会使近年居于这些职位的人都暗中取得官资，白领俸禄，这不是祖宗制度的本意。又按照旧例，年未满五十岁不得担任内侍省押班；如今任命张茂则时，他只有四十八岁，不可以。到这时公又进言，并趁机论说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远远贬逐，奏章上了五次，皇上于是把寄资内臣全部罢免，高居简也调到外地。不久皇上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再次争辩。又说：“近来王中正前往陕西，任泾州知州，刘涣等人谄媚侍奉王中正，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背他的意旨。不久刘涣等人升迁，吴舜臣降职罢黜，权力归于王中正，诽谤却归于陛下。这是除掉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皇上亲笔下诏询问公从哪里知道，公说：“臣从宾客那里听到的，不止一人。”事情是否属实，只有陛下知道。如果没有这种事，臣不敢逃避妄言的罪责；万一确有此事，就不能不察看。诏令任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阁门祗候。公说：“国家初建，国运尚且艰难，所以即位之初，必定任用身边的旧人为心腹耳目，称为随龙，这并不是平常制度。阁门祗候在文臣中相当于馆职，怎么可以让仆役担任呢？”英宗修建山陵时，公任仪仗使，赏赐黄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

译公三次上章辞谢，皇上采纳了。边吏上言，西戎步将嵬名山想带领横山的部众擒取谅祚来投降，诏令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公上疏极力论说，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必然带着部众回来，我们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对待他们。臣担心朝廷不但会失信于谅祚，还会失信于嵬名山。假如嵬名山的余众还很多，向北回去不行，向南又不被接纳，穷困无处归依，必定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皇上不听，派将领种谔发兵迎接他们，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万。西方的战争，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兼任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一个尚未成婚的妇人谋杀丈夫，丈夫受伤但没有死，官吏审问时，妇人立即承认。知州事许遵审理此案，有司判定妇人绞刑，诏令宽免她。许遵上奏议论，依据律法，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由此引起的罪；妇人应当减刑二等，不应判绞刑。诏令公与王安石共同议论。王安石认为许遵正确，公说：谋杀仍然属于故意杀人，都是同一件事，不能分开。如果把预谋作为原因、杀人作为结果，分为两件事，那么故意与杀人也可以分为两件事吗？从宰相文彦博以下都附和公的议论，但最终还是采用了王安石的意见。直到今天，天下人仍非难此事。权知审官院。百官要奉上尊号，公负责答复诏书，便上疏说：先帝亲自郊祀时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先帝末年有人进言说，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契丹有尊号而我们独无，认为这是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进献尊号。从前汉文帝时，单于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却没有听说汉文帝再取一个更大的名号来加给他。希望陛下追承先帝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上大为高兴，亲笔诏书答复公说：不是卿，我就听不到这样的话。好好写答词，使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朕的至诚，不是欺骗众人、邀取名声。于是终身不再接受尊号。执政大臣因为河朔遭受灾害、国用不足，请求今年亲郊时两府不赏赐金帛，送到学士院取旨。公说：两府所受赏赐按匹数和两数计算，不过二万，不能救济灾害。应当从文臣两省、武臣、宗室、敕史以上都减半。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一同入对，公说：救灾节省费用，应当从尊贵亲近者开始，可以听从这个意见。两府辞谢赏赐，王安石说：“常衮辞谢赐馔，当时舆论认为常衮自己知道不能胜任宰相却不肯辞位，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用不足，并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 公说：“常衮辞去俸禄，总比那些拿着俸禄而固守职位的人贤明；国用不足，确实是急务。”王安石说这不对。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公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加紧搜刮征敛，把百姓的财物搜尽；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朝廷用度充足。”公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朝廷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民间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大。这正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示武帝不明智。到了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几乎造成天下大乱；如果武帝不后悔招致祸患，昭帝不改变法令，汉朝几乎就要灭亡。”二人争论不止。王珪进言说：“救灾节省费用，应当从尊贵亲近者开始。”这是司马光说得对。然而所花费用并不多，恐怕会损害国家体统。王安石说的也有道理，只有请圣明的君主裁决取舍。皇上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批准来答复。”恰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令，便援引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也就不再辞谢。兼任史馆修撰。皇上问公可以推荐谁担任谏官，公推荐吕诲。吕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令公与张茂则一同视察二股河和土堤的利害。公采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的策略，请求在二股河西面设置土堤，约束河水向东流。如果东流日渐加深，北流自然变浅，柴草逐渐准备充足，就堵塞北流，使御河、葫芦河下游放水，以缓解恩冀、深瀛以西地区的水患。当时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公在皇上面前反复据理辩难，十分辛苦，最终皇上采纳了。后来事情果然都如公所说，皇上赐诏嘉奖。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策，设置提举官四十多人，把这些法令推行天下，称为新法。公上疏预先陈述其利弊，说：“以后将会这样施行，十多年间没有一件不如我所说。”天下人传诵这句话，认为公真是宰相；即使田间老人也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知道他字君实。公在迩英殿进读，读到萧何、曹参的事，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令，懂得守成之道，所以孝惠帝、吕后执政时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上说：“汉朝如果一直守住萧何的法令不变，可以吗？” 公说：“哪里只是汉朝呢？假使三代的君主始终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也可以。武王灭商后说：‘于是返回商朝的政事，政令沿用旧制。’那么即使周朝也采用了商朝的政令。《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汉武帝采纳张汤的意见，取得高帝的法令而纷纷更改，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元帝改变宣帝的政事，汉朝才开始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能改变。”几天后，吕惠卿进讲，趁机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调和并在象魏公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巡狩时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随时代而轻重就是这样；有百年不变的，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就是这样。前几天司马光说不对，是借此讽刺朝廷，并且讥讽我是条例司官员罢了。皇上问公，吕惠卿说得怎么样？公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怎么能叫作改变？如果每四个月在初一让百姓读法，这是随时改变、每月改变吗？诸侯有改变礼制、变换音乐的，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天子自己并不改变。新建国家用较轻的法典，动乱国家用较重的法典，太平国家用中等法典，这叫刑罚随时代有轻重，不叫改变。

译况且治理天下就像居住屋舍，屋子破了就修理，除非彻底毁坏，不必另行建造。若是彻底毁坏而重新建造，没有良匠和美材就不能成功。如今这两样都没有，臣恐怕连风雨也遮挡不住。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没有才能，罢免他可以；但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如今为什么要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宰相应当以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靠条例办事，那么小吏就足够了。如今为什么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吕惠卿不能回答，便诋毁公说：‘司马光身为侍从，为什么不说？说了却不被采纳，为什么不离职？’公起身回答说：‘这是臣的罪过。’皇上说：‘不过是相互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讲读完毕，皇上赐公在户外坐。将要出去时，皇上命令把座位移到户内，左右侍从都退下。皇上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就喧哗纷争，这是为什么？’王珪说：‘臣地位疏远低微，处在宫门之外，朝廷的事不能全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听见，也不知道真假。’皇上说：‘听到了就说出来。’公说：‘青苗放贷，即使是平民办理，也还能像蚕食一样侵害下等户，使他们饥寒流离，何况是县官凭借法令威势办理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取就给，不愿意借就不强迫。’ 公说：“愚昧的百姓只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只是县官不会强迫，富裕百姓也不会强迫。我听说，在宽缓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它的弊端尚且会变得贪婪；在贪婪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弊端又将会怎样呢？从前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米每斗十多钱，草每束八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不能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我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和籴一样成为祸害。”皇上说：“陕西施行这项法令已经很久了，百姓并不认为苦。”公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危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允许这样做，但主管官员尚且能借此危害百姓，何况现在立法许可它呢？”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说：“不方便。”皇上已经准备停止此事，大家幸甚。皇上说：“还没有停止。”公说：“京师有七年的储粮，但钱财常常不足。如果实行坐仓，钱会更加不足，米会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能够得到一百万斛米，就可以省去东南一百万石漕运，用省下的钱供应京师，还担心没有钱吗？”公说：“东南钱荒而米多，如今不买米却转运钱，丢弃那里有余的，取来那里缺少的，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 侍讲吴申起说：“司马光的话真是至理名论。”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细小的事情，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人才来任用；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神宗说：“对。”《尚书》说，周文王不把众多政事、刑狱和慎重事项都兼理，而是交给有关官司和主管官员。司马光快步退出。神宗说：“卿莫非因为没有采用卿的意见而不高兴吗？”司马光说：“不敢。”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神宗受到感悟，想要废止此法。王安石称病请求离职，[原文“防拜”疑有脱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章极力推辞，前后达到六七次，说：“如果陛下确实能够废除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那么即使不用臣，臣所受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否则，臣终究不敢接受任命。”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主管军事，各官都有自己的职分，不应拿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的理由。”司马光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之臣，对政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王安石起复办公，青苗法最终没有废止。司马光也始终没有接受任命，于是写信劝告王安石，往返三次，劝说得十分恳切，还希望王安石能够听取意见并加以改变。他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那些忠诚守信的人，如今正当权时，即使与人意见不合而令人厌恶，日后必定会逐渐发挥他们的力量。谄媚奉承的人，如今确实能得到顺遂的快意，但一旦失去权势，必定会有出卖公卿、借此自我求取利益的人。”司马光的意思是指吕惠卿。他对宾客总是指着吕惠卿说：“毁掉王安石的必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就是因利益而结合，权势一倒、利益一变，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行，凡是能够毁掉王安石的事情，他没有不去做的。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司马光的先见之明。司马光请求到外地任职，神宗仍想任用他。司马光于是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入朝辞行时，他仍请求免除本路的青苗、助役法，并请求宣抚使下令把义勇军分为四番轮换，想用来轮流戍守边境；选取各军中的骁勇之士，招募乡里的恶少充当奇兵；征调百姓制作干粮和皱饭。即使内地郡县不靠近边境，也都像边郡一样修筑城池、楼橹和防御设施，并且派兵前去就地取粮。长安、河中、邠州三辅地区骚动不安。司马光上疏极力陈说：现在正逢凶年，公私都困乏，不可以兴办这些事情。而且永兴一路的城池、楼橹和防御设施都不是急务，干粮和皱饭过去常常制作，后来没有用处，只能腐烂丢弃。宣抚司的命令臣都不敢执行；如果因此耽误军务，臣愿意承担罪责。于是永兴一路唯独得到免除。不久，诏令调任他知许州，他不赴任，便请求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以便归居。从此以后，他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加授上柱国。熙宁七年，神宗因为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下诏寻求直言。司马光读诏时流下眼泪，本想沉默，却不忍不说，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边防事务，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水利。这些尤其危害百姓，应当首先废除。他又写信责问宰相吴充：“天子如此仁慈圣明，而您却不进言，为什么呢？”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上言语艰涩的疾病，怀疑自己将要中风，于是预先写下遗表，大体仍围绕上述六件事，并且写得更加详细；[原文“感防亲书”疑有脱误]他亲自书写，封好放在卧室里，临死时准备交给亲近的范纯仁、范祖禹，让他们上呈皇帝。他居住在洛阳共十五年，曾两次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四次任提举崇福宫。官制实行后，改任太中大夫，加授资政殿学士。神宗去世，司马光赶赴宫阙；临近宫门时，卫士看见他进来，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拦在道路上呼喊：“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各处都有几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原文“防放辞谢”疑有脱误]连忙辞谢，终于直接回到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管此事的人，派使者慰劳司马光，并询问当前应当首先办理的事情。司马光说：“近年以来，士大夫把进言视为忌讳，民间百姓在下面忧愁，上面却不知道；

译明主在上面忧劳，而下面却没有地方申诉。这是群臣的罪过，但愚昧的百姓不知道，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应当下诏首先开放进言的道路。”太皇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向朝堂颁下诏书。但当时有人不愿这样做，便在诏书中设置六条禁令来限制直言者：“有人如果暗中有所怀抱，越出本分；或者煽动、动摇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借此窥探朝廷的意图，以侥幸求得升进；对下则眩惑、感动流俗的感情，以求取得虚名。像这样的人，一律处罚，不能赦免。”太皇太后把诏书草稿封起来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一开口就会被列入这六条之中。”当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都奉诏进言，有人想借这两个人来惩罚天下进言者，说他们都以不属于本职的事情进言，应当赎罪，罚铜三十斤。司马光把其中的实情全部论述出来，并请求改为颁赐诏书，施行于天下，太皇太后听从了。于是四方官吏和百姓进言说新法不便的有几千人。司马光正在草拟应当实行的事项，太皇太后已经直接遣散修筑京城的役夫，停止或减少皇城内的侦察人员，停止御前工程，赶出三十多个没有才德的近侍。她告诫内外臣民，不许再有苛刻暴敛。她废除了导洛司和物货场，取消百姓所养的户马，放宽保马的期限，这些措施都是她亲自决定的。大臣们没有参与，司马光上疏谢恩，说当今的急务，陛下已经大略实行了。小臣拖延怠慢，罪当万死。”诏令任命司马光知陈州，并让他经过宫阙入朝觐见，使者在道路上接连慰劳询问。司马光到达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他极力推辞，太皇太后不许。她多次赐下亲笔诏书说：“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年幼，这是什么时候，您却要辞去官位呢？”司马光不敢再推辞，因普遍恩赦升任通议大夫。起初，神宗皇帝凭借远超常人的英明才智，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国家，威严气象超过汉宣帝、唐太宗。可是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度，急于求成、追逐功利，小人得以乘隙而入，吕惠卿一类人因此得志。后来的人仰慕这种做法，争先恐后地互相夸耀，于是天下百姓困苦不堪。先帝圣明，唯独察觉其中错误，把王安石调出京城送往金陵，天下人都欣然，认为法令一定会改变。王安石自己也后悔，他离开后又被任用，本想稍稍改变自己的做法；但吕惠卿一类人害怕法令改变、自己受到危害，便坚持不肯改变。不过先帝始终对他们有所怀疑，于是罢免王安石，八年不再召用他，吕惠卿也两次被贬逐而不再任用。元丰末年，天下多有变故，等到哲宗、太皇太后相继执政，天下人日夜伸长脖子等待观察新政。可是进言的人却认为：“三年内不能改变父亲的法度，如今只是想稍微减轻其中过分的地方，便罗列几件事情来应付众人的议论。”司马光慨然争辩说：“先帝制定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创立、给天下造成危害而不是先帝本意的法令，应当像救火救溺水一样立即改掉，还唯恐来不及。”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斩断右脚的人改为弃市，判笞五百的人多数死去，景帝元年就立即改变了这些刑法。汉武帝创立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把它们废除。唐代宗纵容宦官公开索取贿赂，设置客省拘留滞留四方的人，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废除了这些做法。德宗晚年设置宫市，五坊小儿横暴，盐铁部门每月进献羡余，顺宗即位后便废除；当时人都喜悦服从，后世也称颂，没有人非难这些举措。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而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众议于是确定下来。司马光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任用正人还是邪人；正邪一分明，消长的趋势自然就会确定。因此他每次议论都说：办事必须把人物放在首位，凡是任用或罢黜的人，都应当是天下公认理所当然的，这样朝廷才会清明，君主才开始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依照义勇军的法令，每年检阅一次；不再购买保马，把现有的马送还监牧，分给各军；废除市易法，把储存的货物都卖掉，不收取利息，并免除百姓所欠钱款的利息；京东的铸钱法、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以及福建的茶法，都恢复旧制。唯独川陕茶法因为边境军需尚未立即废止，便派使者相互察看，去除其中过分的部分。户部左、右曹的钱谷事务都归尚书掌管；过去三司使所掌管的事务，有分散隶属于五曹和寺监的，也都归还户部，使尚书全面了解收入数量，以收入安排支出。于是天下人释然说：“这才是先帝的本意。” 若不是先帝的儿子，不能实行先帝的本意。当时只有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存在，关于西戎的议论也还没有决定。山陵营造迁葬完毕，司马光被授为正议大夫。他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先帝临终时的顾命，不敢接受诏命，朝廷不许。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开始患病。诏令他与尚书左丞吕公著入朝觐见，和执政大臣分列不同班次，只拜了两拜而已，没有舞蹈。司马光的病更加严重，叹息说：“四件祸患还没有除掉，我死也不能瞑目了。”于是强撑病体上疏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危害，请求直接降敕废除；大体采用熙宁以前的法令，对其中仍有不便的地方，由州县、监司和节级上报，分别作为一路、一州、一县的法令，诏令当天施行。又论述西戎事务的大略，认为与西戎和好为宜，出兵是不对的。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司马光却更加坚定，后来太师文彦博的意见与他相合，众人不能改变。又论述将官法的危害，诏令各将所统兵马都隶属于州县，军政事务由守令共同决断。又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把相关事务归给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司马光说，监司多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专门追求严刻急迫，天下人都为此困苦；请求从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的官员中选任郡守为转运使，从通判中选任提点刑狱为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设立十科，搜求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命文臣中升朝官以上每年推荐一名经学明白、品行修养的人，作为进士中的优选。这些建议都被采纳。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病情稍有好转，准备起身办公，诏令免除朝觐，允许他乘肩舆，每三天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办理政事。”

译诏令司马光乘肩舆到内东门，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进入小殿应对，并且说：“不必行礼。”司马光惶恐地进入延和殿应对，拜了两拜，于是废除青苗钱，专门实行常平仓粜籴法：按照每年上熟、中熟、下熟分为三等；粮价低至下等时，就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至上等时，就降低价格出售；处于中等时则不收不售。到了下等却不收购，或到了上等却不出售，都要治罪。当时哲宗、太皇太后恭敬节俭、慈爱孝顺，把百姓看得像受伤的人一样，虚心听取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办理的，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几个月后他又患病，于九月丙辰朔在西府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万分，皇帝也感动流泪不止。当时正亲自举行明堂祭祀，礼成后也不庆贺。二圣都亲临他的丧事，哭得十分悲哀，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太师、温国公，按一品礼服赐给葬服，赐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并赐龙脑、水银用于入殓。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宫，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回夏县安葬，并授予他的亲族十人官职。司马光忠诚守信、孝顺友爱，恭敬节俭、正直端方，都是出于天性。他从年轻到老年，说话从不虚妄。他爱好学习，如同饥饿时嗜好食物；对财利和浮华，如同厌恶臭秽物；他的诚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信服他。他退居洛阳以后，往来于陕郊、陕地和洛阳之间，那里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以他的学问为师，效法他的节俭。有人做得不善，人们就说：“君实，莫非不知道这件事吗？”他博学多通，没有什么不精通的；音乐、律历、天文、书法、算术，都达到极高的境界。晚年尤其喜好礼制，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制度，使之适合古今的情况。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们儒家典籍；它们荒诞的说法，我不相信。”他不经营产业，在洛阳买了一所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有田三顷，夫人去世时抵押田地来办丧事，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饭食，直到终身。他自认为遇到圣明的君主，言语能够被听取、计谋能够被采纳，便以自身为天下献身，亲自处理各项事务，昼夜不懈。宾客见他身体瘦弱，说：“诸葛孔明对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亲自处理。”司马光因此得病，大家劝他不可不戒。司马光说：“死生是命。”于是更加努力。病情危重时仍喃喃不休，已经不能自我察觉，如同梦中说话，但所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他死后，家中找到八纸遗奏，呈给皇帝，都是亲笔写的、论述当世要务的奏札。京城百姓画他的画像，刻版印刷出售，家家都收藏一本，饮食时一定向画像祈祝。四方都派人来购买，京城当时的画工因此有人致富。他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章》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孝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玄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 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他的文章如同金玉、谷物、丝帛、药石，必定有适用于实际的作用，从来不说一句无益的文章。起初，司马光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厚重，学者不能综合掌握，何况君主呢？于是仿照《左氏春秋》的体例，把战国至秦二世的历史约略编成《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喜欢这部书，命司马光续写，并在秘阁设置编修机构，以他平素认为贤能的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前后共十九年才完成，从周威烈王起，至五代结束，上下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对于其中是非和疑似之处，都有辨析论说。同一件事有多种说法的，一定考察、核对异同，归纳为一种说法，并撰写《考异》加以记载。神宗尤其看重这部书，认为它胜过荀悦所作的史书，亲自为它撰写序文，赐名《资治通鉴》。诏令在迩英殿阅读此书，又赐给他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书成后，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赐给的金帛非常丰厚。他娶张氏为妻，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为清河郡夫人。张氏先于司马光去世，追封温国夫人。他有三个儿子，司马童、司马唐都早亡，司马康如今任秘书省校书郎。孙子二人，司马植、司马柏都任承奉郎。司马光历事四朝，都受到君主敬重。然而神宗最了解他，司马光想着要有所报答，常常诵读孟子的话：“责难于君叫作恭，向君主陈说善道、闭塞邪说叫作敬，认为我的君主不能行善叫作贼。” 所以即使他的议论违逆皇帝的意旨，神宗也了解他的用心，待他更加优厚。等到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大概是有意重新任用他。重新任用司马光，难道会是无缘无故的吗？一定是准备实行他所说的主张。司马光也明白神宗的意图，所以执政以后能够自信而不疑惑。唉！先帝可以说是真正懂得识别人才了，而且了解得很深。司马光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先帝的知遇，他的报答是多么重大啊！苏轼与司马光交游二十年，对他的平生最为了解，所以记录其中重要的事迹，写成这篇行状。《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八 宋代吕祖谦编 行状 《程伯淳行状》　程颐 曾祖父程希振，皇朝任命为尚书虞部员外郎；曾祖母是高密县君崔氏。祖父程遹，皇朝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祖母有孝感县太君张氏、长安县太君张氏。父亲程珦，现任太中大夫，退休；母亲是寿安县君侯氏。先生名颢，字伯淳，姓程氏。他的先祖名乔伯，是周朝的大司马，封地在程，后来便以程为姓。先生五代以上的祖先居住在中山博野；高祖父追赠太子少师，名羽，在太宗朝因辅佐拥护皇帝有功而显达，皇帝赐宅第于京师，连续两代居住在那里。自曾祖父以下葬在河南，如今成为河南人。先生出生时神气秀美清爽，与普通孩子不同。他还不会说话时，叔祖母任氏太君抱着他行走，不知不觉间簪子掉了；过了几天才寻找，他用手指示方向，任氏便随着他所指的方向去找，果然找到了簪子，众人都感到惊异。他两岁多就能诵读诗书，记忆力超过常人。十岁能够写诗作赋，十二三岁时，和众人一起住在学校里，却像一个老成的人，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喜爱和敬重的。当时管辖此地的侍郎彭思永公谢绝宾客来到学舍，一见到先生便认为他非同寻常，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超过二十岁后考中进士，调任京兆府鄠县主簿。县令因为他年纪小，还不了解他的才能。有百姓借住他哥哥的住宅，从地下挖出藏钱。哥哥的儿子申诉说：“这是我父亲藏的钱。”县令说：“没有证人和佐证，凭什么裁决呢？”先生说：“这很容易辨明。”他问哥哥的儿子：“你父亲藏钱有多久了？”回答说：“四十年了。”又问借住宅居住的人：“你借住这所房子有多久了？”回答说：“二十年了。”先生立即派官吏取来一万钱，查看后对借住宅的人说：“如今官府铸造的钱，使用年限不过五六年，即使流布天下，这些钱也都是你藏钱以前几十年铸造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人于是认罪，县令大为惊异。南山僧舍有一尊石佛，每年传说它的头会放光，远近男女聚集观看，昼夜混杂居处。地方官害怕它的神异，没有人敢禁止。先生刚到任，便责问僧人说：“我听说石佛每年显光，有这件事吗？”僧人说：“是的。”先生告诫说：“等它再次显光，一定要先报告我的职事；如果我不能前往，就把它的头取来让我观看。”从此石佛再也没有放光。府境发生水灾，仓促兴办劳役，各县大都狼狈不堪，只有先生所管辖的鄠县，役夫的饮食和住处都安稳便利。当时正值盛暑，泄泻痢疾大流行，死亡很多，唯独鄠县没有一个人死亡。先生管理役夫，不使他们劳累而能完成事务，常对人说：“我督办劳役，采用的就是治军的方法。” 掌权的人想推荐他，多次询问他有什么要求，先生说：“推荐士人应当依据他才能所能胜任的职位，不应询问他想要什么。”任期届满后，他因回避亲属关系，罢任并再次调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上元县田税不均，比其他县尤其严重，大概是因为靠近府城，地价优美。田地贵重，富贵人家用高价买田，却压低应缴的税额；小民只图一时利益，时间久了便承受不起其中的弊害。先生为县令制定办法，百姓没有受到扰乱，而全县的税额变得非常均衡。开始时富户感到不便，多制造浮泛的议论，想动摇并阻止此事；后来却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此后各路推行均税法，县中官员不足，又增加其他官员办理，经过一年又一年，文书案卷堆积如山，却仍有申诉税负不均的人。按他们所耗费的力量计算，上元县的工作不止多出千百倍。恰逢县令被罢免离职，先生代理县政。上元是大县，每天诉讼不少于二百件，执政的人疲于审阅，哪里还有空暇顾及治理之道？先生处理得很有方法，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就减少了。江南稻田依靠陂塘灌溉，盛夏时塘堤大决，估计不动用一万[一作“千”]名民夫就无法堵塞；按法令应报告府衙，府衙再禀报漕司，然后计算工程、调发役夫，不到一个多月不能开工。先生说：“像这样等到禾苗枯死了，百姓将吃什么呢？” “救助百姓而获罪，是我所不推辞的。”于是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决口，当年便获得大丰收。江宁处在水运要冲，船卒患病就留下来作为营兵安置，称为“小营子”，每年不少于几百人；他们一到那里往往就会死亡。先生察知其中原因，原来他们被留下后还要向府衙申请，得到凭证才能领取粮食，等有关部门把文书手续办完时，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先生向漕司说明情况，请求把米储存在营中，来人便给他们食物。从此能够活下来的人超过一半。像这样在细微处安排措施而使人受益的事情，他到哪里都有很多。先生常说：“一个最低级的官员，如果存心爱护万物和百姓，就一定能有所救济。”仁宗去世，遗诏规定官吏服丧三天便除服。第三天早朝，府尹率领群官将要除服，先生进言说：“服丧三天后除服，是遗诏的命令，没有人敢违背。请等今天早朝结束后再除服；若现在就除，所服就只有两天了。”府尹生气而不听。先生说：“您自管除服，我不到夜里不敢脱下丧服。”全府官员互相对视，没有人敢除服。茅山有龙池，其中的龙像蜥蜴，身上有五种颜色。祥符年间，宫中使者取来两条龙，途中使者上奏说其中一条飞到空中离去了。从前人们严肃奉事这种龙，把它当作神物；先生曾经捕捉它晒成肉干，使人不再迷信。他刚到县里时，看见有人拿着竿子站在路旁用黏胶捕捉飞鸟，便取过竿子折断，教训那人不要再这样做。等到他罢官时，船停泊在郊外，有几个人一起谈论说：“自从主簿折断黏鸟竿以后，乡民子弟都不敢再豢养禽鸟；不用严厉禁止而命令就能实行，大多就是这样。”任期届满后，他调任泽州晋城令。泽州百姓淳朴厚实，尤其服从先生的教化。他命令百姓凡因事情到县里的，都一定向他们讲说孝、悌、忠、信；在家要用这些道理侍奉父兄，出外要用这些道理侍奉长上。按照乡村远近编成保伍，使他们在劳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中互相救济，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独、贫困、残疾、废疾的人，都责成其亲戚和乡党照料，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行旅经过道路的人生病，都有地方收养。各乡都设有学校，空闲时他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他亲自纠正句读。教书的人教得不好，就替换安置。当地风俗起初十分粗野，不懂得求学。先生选择子弟中优秀的，聚集起来教导。离开县里才十多年，穿儒服的人大概已有几百个。乡民组织社，替他们制定条规，分别表扬善人、辨别恶人，使人有所劝勉，也有所羞耻。县中几万户，三年之间没有发生强盗和斗殴致死的案件。任期届满，接任者将要到来，官吏夜里敲门，说有人杀了人。

译先生说：“我的县里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真的有，必定是某村的某个人。”一问果然如此。家人惊异，问他凭什么知道。先生说：“我常常怀疑这个人是恶少中没有改过的那一个。”河东财赋困难，官府所征购的物品，每年都成为百姓的祸患。即使是极其便宜的东西，一到官府收取，价格就飞涨，最高的达到原价几十倍。先生常常估算所需数量，让富户预先储存，确定价格后再供应。富户不会失去成倍的利息，而乡民所花的钱与往年相比十份中只需二三份。百姓缴纳的税粮常常要运到靠近边境的地方，路途遥远；就地买粮，价格又高。先生选取可以任用的富民，预先让他们购买粮食。边郡所花的费用大为减少，百姓的力量也得到舒缓。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常借用来补助民力。部使者到来时，先生告诉他说：“这些钱是县令用来办事的，我不敢私自占有。”并请求一概不要追问，部使者屡次更换，却没有不答应的。以前百姓害怕差役，一到服役时便互相控告，乡邻因此成为仇人。先生完全了解百姓财产的厚薄，依次排列先后，按照户籍下令征发，没有人推辞。河东义勇军在农闲时训练武艺，但只是应付文书、充数而已。先生到任后，晋城百姓于是成为精锐的军队。晋城的风俗崇尚焚烧尸体，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习惯以此为安。先生教导并禁止这种做法，百姓才开始信服。可是先生离任后，郡中有一名官员的母亲去世，他害怕把灵柩运到远方，便把尸体投入烈火。愚昧的民俗看到后，便以为这是仿效先生的教导，于是废止了这种教法。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遗憾。先生任县令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想要辨明事情的人，有时不带牒文，直接来到庭下，陈说事情的缘由。先生从容地告诉他们，反复耐心劝说而不知疲倦。在县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他离任那天，哭声震动原野。因被推荐改任著作佐郎，不久又经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授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来知道先生的名声，召见应对时，从容地向他询问。等到见了两三次，便决定将来重用他。先生每次将要退下，神宗一定说：“请你多次求见前来，我只是想常常见到你。”有一天议论很久，报时官报到午正，先生急忙请求退下。庭中的宦官互相说：“御史难道不知道皇上还没有进食吗？”前后进言很多，大体以端正内心、抑制欲望、求取贤才、培养人才为首要。先生不修饰辞令、逞强辩论，只用诚意感动君主。神宗曾让他推选人才，先生推荐了几十个人，把他的父亲的表弟张载和弟弟程颐列为首选。他所上奏章，儿子和侄子都不能偷看草稿。他曾说：“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形成。”神宗俯身拱手说：“我应当把卿的话记住并戒惧。”后来因谈论人才，先生说：“陛下为什么轻视天下的士人？”神宗说：“朕哪里敢这样做。”先生反复说了两三次。当时王荆公王安石日益受到信任，先生每次进见，都一定向神宗陈说君主之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从未谈及功利。神宗起初认为他迂阔，但对他的礼貌并未衰减。先生曾极力陈述治国之道，神宗说：“这是尧舜才能做到的事，朕哪里敢当？”先生忧伤地说：“陛下这句话不是天下的福气。”王荆公逐渐推行自己的主张，先生的意见多有不合，事情一发生就上奏论列。几个月之间，上章几十次，尤其极力论述的有：辅政大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国家大计，公论不能实行；青苗法收取利息，出售祠部度牒，差遣的提举官多不是合适的人；不经过封还驳正，京东转运司剥削百姓以求皇帝宠爱，却不加以贬黜责罚；追求财利的臣子日益进用，崇尚道德的风气渐渐衰败等十多件事。王荆公与先生虽然政见不同，却曾说先生忠诚信实。先生每次与他讨论政事，都心平气和，王荆公常常因此有所触动。但言路中喜好直率的人，往往一定要用力攻击对方来取得胜利，因此便同进言者结成仇敌。先生的意见既然不被实行，便恳切请求到外地任职。神宗仍然看重他，不愿他离开；他上章并当面请求十多次，神宗都不答应。于是他闭门等待治罪。神宗将要贬黜那些进言者，命执政大臣任命先生为监司，派他代理京西路提点刑狱。他又上章说：“如果臣所说的是对的，希望实行；如果是妄言，应当给予公开严厉的责罚。如今臣请求治罪，却反而得到调任，刑罚和奖赏混淆了。”他多次请求，终于获准罢任。后来神宗亲笔批示，公开说明同列大臣的罪过，唯独没有责备先生，改派他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镇守者严厉苛刻而且多疑，通判以下没有人敢和他争辩。他起初以为先生曾任台谏官，必定不会尽力办理职务，又担心先生轻慢自己。后来先生侍奉他十分恭敬，即使管理仓库等细小事务也无不尽心；事情稍有不妥便同他争辩，于是镇守者没有不听从的，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先生多次为重罪案件平反，使本来应当处死的人得以活命，前后大概有十多人。河清的士卒依法服役，不再承担其他劳役。当时宦官程昉任外都水丞，倚仗权势蔑视州郡，想把各处的厢兵全部调去治理二股河，先生依法拒绝。程昉向朝廷请求，朝廷命令拨给他八百人。那时天气极冷，程昉肆意虐使士卒，士卒因而逃跑回来了。州中官员早晨集合，城门吏报告说河清的士卒溃散逃回，马上要进城。众官互相对视，害怕程昉，想不让他们进城。先生说：“这些人是逃避死亡而自行回来，不让他们进城一定会引起变乱。”程昉曾说：“这件事我自己承担。”先生立即亲自前往开门安抚告谕他们，约定回去休息三天后再服役，众人欢呼着进城。先生把事情全部上报，因而不再派遣他们。后来程昉奏事经过该州，见到先生时，话说得甜蜜而神气畏缩。随后他却向众人扬言：“澶州士卒的溃散，是程中允诱使的，我一定要向皇上告发。”同僚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笑说：“他正害怕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果然程昉不敢上告。曹村堤坝决口时，先生正在小吴防守，相距一百里；州帅刘涣公因事情紧急告知先生，先生连夜奔驰而来。州帅在河桥等候，先生对他说：“曹村决口，京城将有危险。臣子的职责是，身体可以堵塞决口，也应当去做。请把厢军全部交给我；如果事情不能完成，您应当亲自率领禁军接续。”州帅认为他是忠义刚烈之士，于是把本镇印信交给先生，说：“您自行使用它。”先生得到印信后，来不及进城拜见亲属，直接奔向决堤处，告谕士卒说：“朝廷养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你们知道曹村决口，河水就会流向京城吗？

译我将和你们一起用身体守住它。”众人都受到感动，奋发自效。议论的人都认为决口势不可堵，只是白白劳累百姓。先生命令善于游泳的人口衔细绳渡过决口；水流正猛烈奔涌，能够到达的百不及一，最终却能够牵引大索渡过来。众人从两岸同时施工，昼夜不停，几天后终于合拢。将要合拢时，有一根大木从河心漂下，先生回头对众人说：“如果能得到那根大木，横在水流中堵住决口，那么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话刚说完，大木果然横了过来，众人都认为这是至诚所感。后来曹村下游又决口，于是很久不能堵住，几路都受到困扰，朝廷大为忧虑。人们认为，如果当时先生还在职，哪里会有这种事？郊祀后广施恩典，先生说：“我的罪过已经洗清，可以离去了。”于是请求主管一局事务，以便奉养亲人，获准罢职归家。从此以后，诋毁正道的人争相传播逃避新法的说法。一年多后，先生任监西京洛河竹木务；推荐他的人说他从未按年资和劳绩叙迁，请求为他升秩，于是改任太常丞。神宗仍然思念先生曾经参与修订三经义，曾对执政大臣说：“程某可以任用。”执政大臣没有回答。又有入朝应对的人从洛阳来，神宗问：“程某还在那里吗？”并接连说他是好士。后来彗星出现在翼、轸之间，诏令寻求直言，先生奉诏极其切直地论述朝政，回到朝廷后，执政大臣多次拟定他的任命，神宗都不批准。后来神宗亲笔批示，命他与府界知县调任扶沟县知县。先生拜见执政大臣，又请求主管一处事务。执政大臣把皇上的意思告诉他，说不能改变。几个月后，右府大臣共同推荐他，任命为判武学。新进的官员说，他在新法开始实行时首先提出异议，应当罢免并恢复原职。先生治理扶沟，专门崇尚宽厚，把教化放在首位；虽然看起来很迂阔，但百姓确实受到感化。扶沟向来盗贼很多，即使年成好，强盗一年也有十多起。先生任职期间，几乎一年没有强盗。广济河、蔡河流经县境，河边不务正业的百姓不再经营生计，专门以胁迫劫取船只和财物为业，每年一定要烧掉十几条船来树立威势。先生刚到任，捕获一人，让他招引同伙，得到几十人；没有把他们一概按照过去的恶行根治，而是分配土地安置他们，让他们以拉船为业，同时察看其中重新作恶的人。从此县境没有烧船的祸患。京畿各县田税很重，朝廷每年常常减免田税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一来，良善的百姓害怕催督责罚，先把拖欠的税赋缴清，得到减免的反而都是顽劣之民。先生制定约束办法：以前估定可以免除的，今年必须按期足额缴纳。于是恩惠才开始平均施及百姓。司农寺上奏说，天下缴纳役钱达到第四等户，而京畿却只到第三等，请求也扩大到第四等。先生极力陈说不可。司农寺上奏他的意见，认为他一定会获罪，但神宗认为先生是对的，于是京畿各县都得到免除。先生处理政务，常常调节粮价，不让粮价涨得过高或跌得过低。适逢大旱，麦苗将要枯死。先生教人挖井灌溉，一口井不过用几名工人，却能灌溉几亩田地，全境都依赖这种办法。发生水灾、百姓饥饿时，先生请求发放粮食借给他们。邻县也提出请求。司农寺发怒，派使者核查实际情况。使者到了邻县，县令立即自己陈说麦谷将要成熟，没有必要借粮。使者来到扶沟，对先生说：“您为什么不也自己陈说呢？”先生不肯。使者于是说不应当借粮。先生极力陈说百姓饥饿，不断请求借粮，最终得到六千石粮食，使饥民得到救济，司农寺却更加愤怒。司农寺查看借粮户籍，发现户等相同而所借粮食不同，便下檄文命县里杖责主办官吏。先生说：“救济饥民应当依据人口多少，而不应当依据户等高低；况且这是县令命令如实办理的，不是属吏的罪过。”于是事情才停止。内侍都知王中正巡视保甲，权势恩宠极盛，所到之处凌辱轻慢县官，各县都争相把供应的帷帐陈设办得华美鲜丽来取悦他。主办官吏请示先生，先生说：“我们县贫穷，怎么能仿效其他县？而且这些东西取自百姓，是法令所禁止的。县里有过去留下的青色帐幕，可以使用。”先生在县里一年多，王中正多次往来县境附近，最终没有进入扶沟。邻县有蒙受冤屈而到府衙申诉的人，前后有五六人希望由先生裁决。有一个犯小盗窃罪的人，先生对他说：“你如果能够改过自新，我就减轻你的罪。”盗贼叩头，表示愿意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又入室盗窃。捕盗的官吏到了门口，盗贼对妻子说：“我曾和太丞约定不再做盗贼，如今还有什么脸面见他呢？”于是上吊自杀。官制改变后，先生改任奉议郎。朝廷派官员丈量牧地和民田，应当没收的有千顷；人们往往拿出祖传多代的契约来证明自己的权利，但官员一概不采用。各县都已经确定下来，唯独扶沟百姓不服，于是朝廷下令把税改作租，不再增加负担，并允许像买卖私田一样买卖更易。百姓既然厌倦了追呼催逼，又得到不加赋税的好处，于是全都服从。先生认为这样不可，丈量土地的官员对他说：“百姓愿意服从而您却不允许，为什么呢？”先生说：“百姓只知道今天不增加赋税，却不知道日后租额逐渐增加、土地被夺走，便会失去产业，无法生活。”于是向他讲说仁厚的道理。那人受到感动，谢罪说：“我宁可接受责罚，也不敢违背您的意见。”于是离开了。其他县不到一个月，先生就被罢免离职；那个人又回来，对代理县令说：“程奉议已经离开了，你还凭什么敢拖延违抗？”朝廷督责得非常急迫，几天之内事情便办完了。邻县百姓犯盗，被拘系在县狱中后逃走，后来又遇到赦免，先生因此获罪，特意被罢免官职。乡人知道先生将要罢官，前往府衙和司农寺请求留任的有数千人。先生离开那天不让人知道，老人和幼童数百人追到境上，攀拉着车马号哭，送他们离去也不肯回去。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任职于近乡监局，获任汝州酒税监。今上即位后，普遍施恩，改授承议郎。先生虽然只是小官，贤士大夫却把他的升降进退看作判断国家兴衰的征兆。圣明政治刚刚更新，贤德之人不断进用，先生尤其受到当时舆论的期待，朝廷召他为宗正寺丞，还未赴任便因病去世。那是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岁。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没有不悲哀痛惜的，都替朝廷和百姓感到遗憾。先生天资本已非凡，又能以有道之法修养自己，纯粹如精金，温润如美玉；宽厚而有节制，和顺而不随俗流转；忠诚可以贯通金石，孝悌可以感通神明。看他的神色，他接待和对待别人，像春日阳光一样温暖；听他说话，他进入人心，像应时的雨水一样滋润。他胸襟洞达，洞察一切而无所隔阂；探测他的内涵，则浩大得像沧海没有边际。推究他的德行到了极处，再美好的言辞大概也不足以形容。先生立身处世，内心以敬为主，又以恕道实行；见到善行就像出自自己一样，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不施加给别人。

译居处在宽广之地，实行大道；说话有实际内容，行动有常规。先生从十五六岁开始求学，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道理，便厌弃科举事业，慨然产生求道的志向。起初不知道求道的要领，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在老子、佛教之间出入了几十年，后来回头从六经中寻求，才得到正道。对于万物之理明白，对于人伦关系洞察，知道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必须从通晓礼乐开始。辨明礼乐，辨别异端似是而非的地方，打开了百代以来未能明白的疑惑。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学没有传承下去，便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说：“道理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危害了它。”从前的危害浅近而容易辨知，如今的危害深重而难以分辨。从前迷惑人，是乘人昏暗之时；如今进入人心，是借助人的高明见识。那些人自称能够穷究神妙、洞察变化，却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置身于伦理之外；穷究深奥、探极微妙，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术，不是浅陋固执、停滞不前，就一定会流入这种境地。自从正道不明以后，邪僻荒诞、妖异怪诞的学说竞相兴起，堵塞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才高智明的人，也会被所见所闻束缚，醉生梦死而自己察觉不到。这些都是正道上的杂草，圣人之门的阻塞；必须排除它们，之后才能进入大道。先生在朝廷任职时将要使世人觉醒，退居时将要阐明诸书。不幸早逝，这些都来不及完成。他辨析精微道理，稍微流传于世的，只是别人传述的那些罢了。先生门下的学生很多。先生的话平实易懂，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得到益处，如同众人一起饮河，各自按自己的容量取用。先生教人，从获得知识直到知道适可而止；从使意念真诚直到使天下太平；从洒扫、应答、进退等日常事务直到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循善诱而有条理。他痛惜世上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安处低下却窥伺高处，因此轻率自大，最终一无所得。先生待人，明辨是非却不离间人，受到感动便能与人相通。教导别人，别人容易听从；责怒别人，别人也不怨恨。无论贤愚、善恶，都能得到他的真心。狡猾虚伪的人向他献出真诚，暴躁傲慢的人对他表现恭敬。听到他的声名的人真诚服从，亲眼见到他的德行的人心醉神往。即使小人因为志趣趋向不同，有时在利害关系上受到排斥，退下去反省自己的私心，也没有不把先生看作君子的。先生处理政务，治理恶人宽厚，处理繁杂事务从容；在法令繁密的时候，从不随众做敷衍文书、逃避责任的事。人人都苦于拘束阻碍，而先生处理起来却宽绰自如；众人忧虑认为事情十分艰难，先生却能使之顺利完成。即使遇到仓促紧急的情况，他也不改变声色。当时监司竞相采取严厉急迫的做法，唯独他们对待先生大都宽厚。在施行政令时，往往有所依赖。先生所制定的纲目、条令和法度，人人都可以仿效实行。至于引导人而人们跟从，感动人而人们和顺，不向外物强求而外物自然响应，尚未施加恩信而百姓已经信服，这些境界就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了。彭夫人被封为仁和县君，严肃端正而知礼，以孝敬侍奉公婆著称，善于和睦宗族。她比先生早一年去世。儿子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端本，学习进士业。女儿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选择在今年十月乙【缺文】酉日，安葬于伊川先祖墓地。我谨慎记述他的家世、品行以及历任官职和政绩的大概，来请作者为他撰写墓志。《田明之行状》　　　　　　　　　刘跂 曾祖永孚，早年没有做官。祖父均，早年没有做官。父亲亮，去世后追赠左中散大夫。母亲永嘉县太君王氏。本贯河南府，姓田，名述古，字明之。田氏本来居住在密州安丘，世代都是读书人。明之幼年丧父，游学京师，刚满二十岁，补为太学生。他侍奉安定胡先生，成为弟子，勤奋笃实而好问，胡先生称许他。他娶尹师鲁族中子弟、河南县主簿仲甫的女儿，于是迁居河南，总共搬迁四次。因乡里推荐参加科举却没有中第，他叹息说：“得失是命运。”于是慨然发奋，隐居讲习诵读，积累二十多年，不再出仕。哲宗即位后，搜访遗逸之士，已故的孙温靖公当时留守西都，便把明之的姓名上报，诏令授任襄州司法参军。明之说：“我老了，不能任职为吏，但君命不敢推辞。”于是就在家中正堂拜受诏命，却没有出仕。孙公留守郑州，又奏请任命他为州教授，朝廷特诏准许他仍居家中。不久，河阳学官因避嫌请求面见皇帝改换任命，诏令已经下达；当时已故的王岩叟正在郑州任职，便上奏说：“述古是以处士身份被起用的，如今新进后生援引成例，白白地这样做，而且也无法安慰郑州的学者。” 诏令又准许他任满本职。不久授任太学正，改授宣德郎，充任广亲北宅教授。任期届满后，因贫困不能久留，调任签书通利军判官事，转任通直郎。今上即位后，转任奉议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夫人在他死后五个月也去世了。儿子处仁、处讷、处厚、处恭、处约。女儿嫁给进士张安石、太庙斋郎温万石。明之为人淳朴安静、简易自然，不事外在修饰，胸怀坦荡而没有隔阂。他与人交往，倾尽真心而不猜疑，交往久了更加亲密；若彼此不合，便果断离去，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意志。他没有不读的书，但对于《易》《中庸》《论语》《孟子》《老子》，是平素反复讲说、熟读深研的，能够探究其中深奥的根柢；其余诸书并不十分留意。邵先生、二程先生都居住在洛阳，明之跟随他们交游。司马温公住在邻近地方，他便步行登门，请教经史大义，谈话从不涉及其他事情。范翰林祖禹编修《资治通鉴》时，每天到温公那里，温公常常召明之与他一同前往。邵先生、二程先生、司马公都是声望极高的人，来访者大多是显贵公卿，门下没有杂客；而明之却以白身旅居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与他们同堂同席，彼此相视而心意相通，谈话必定竭尽所知，从未稍有贬抑自己。

译诸公因此敬重爱护他。晚年特别爱好《易》，古今各位儒者训释的得失，他都分辨得清清楚楚，常说：“道理说出来就一定能够实行，实行了就一定能够说出来。”如今的学者拘泥于章句，却不知道精妙之处正在日常运用中，于是自己作注。他在严寒酷暑、仓促困顿之时，从未停止读书。与宾客交谈，不追求激烈高深的谈论，只要谈到《易》，便滔滔不绝，毫不厌倦。天晚了客人想离开，而明之的谈论更加精彩，意旨更加精深。明之所著的书尚未完成，宾客想索取他的书，把它上报朝廷，明之于是更加不肯出仕。友人张云卿因为多次参加科举受到恩赐，应该脱去布衣入仕，但因贫困想不去，明之拿钱资助他；乡人替他争取，张云卿才得以成行。张云卿离开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生病，妻子最终去世，家中没有一文钱；明之每天前往看护，又替他办理丧事，事情办完才回来。昌王去世，明之任假北宅教授，官氏编撰行状，按照旧例送给他白金一百两。明之说：“别人替我作文，我却接受他的赏赐，没有这样的道理。”使者多次送来，明之始终不接受。通利军靠近黄河，一夜之间河水暴涨，守将仓促调发民夫，明之争辩说：“为什么不看看水势？如今虽然上涨却已经平缓，这样做将要造成杀伤；我们的百姓不能白白受到骚扰。” 后来果然没有发生事情。他任官时不苟且，也不做过分之事。居家生活俭朴，衣服不重穿，饮食也不丰厚，家中并不富裕。他以乐道自信，终身如此。唉，真可以说是有美德的君子啊！将于建中靖国元年某月安葬在某地的高地上。晋陵人邹浩把明之生前的话告诉我刘某说：“我在当时没有什么声誉，不过贤能的公卿大夫中有许多人了解我，如今他们都去世了，晚年才得到你们二人，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我只是说你和邹浩二人罢了。”如今他将要安葬，难道能没有话说吗？他许诺我撰文的居所已经亡故，是多么孤独啊！邹浩从洛阳到汶上，带着临终遗命前来通知，果然请我作文。我的外祖母尹夫人，是鲁郡的著姓，与河南尹氏同宗，因此和明之有姻亲之好。明之在郑州任官时，又曾与我同僚，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熟悉这次请托的缘由，谨慎叙述他的爵位、乡里、仕履以及学问品行的大概，以此告慰他。邹先生为他作铭，希望接近明之的心意，而我们二人也借此自我成就。《宋文鉴》卷一百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九 宋吕祖谦编

译墓志 《吴王李煜墓志铭》　　　　　　　徐铉 盛大的德行，是百世之后仍能善于继承的人用来主持祭祀的根本。圣人没有外在的偏私，善于守护的人也不能使其永远稳固。大概这是运数推移的结果，也是古今一贯的规律。若有人享有丰厚赐予的恩宠，保全能够善终的美名，又受到特殊恩典的装饰和美誉，使流传的光彩铭刻在金石上，这就不是虚妄了。王名煜，字重光，陇西人。从前后稷赞美九种德行，老子阐明最高的道，上天眷顾保佑，把福祚赐给唐朝。祖先文治武功，世代有显著功德，承载祭祀三百年。龟玉等国宝相继沉沦，宗室子弟成为国家屏障，繁衍于万国之中。江淮之地独自奉长安为尊。因此我显祖接受众人的推戴，光辉卓著的功业使旧吴更加显耀。经过两代承继基业，能够扩充前人的事业。大宋将要兴起时，玄妙的恩赐与冥冥中的符应，都是周朝开创先声的征兆。太祖屡次施展威德，所到之处天下将归于一统。因此我旧日的国家敬畏天命，降低国号以接受正朔，献上地图请求设置官吏。于是义举感动元后，威势风行天下，恩礼更加优厚，安抚怀柔之盛世前所未有。鲁国使用天子之礼，越国的常礼超过酅国，保存纪侯的国家，这些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王以世代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君位，用古道治理百姓，敬慎遵循常理，完全依照先人的遗志。奉行冬祭秋尝，恭敬地奉养父母，必定以孝为本；接待大臣，侍奉老者，必定以礼为本。居处、服饰和车马器用，必定以节俭为准；言语、行动和施舍，必定以仁爱为准。至于承受保全救济的恩德，谨慎遵守藩国的法度，勤勉修治九贡，府库没有一个月空虚。恭敬承担各种劳役，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十五年之间，上天的眷顾越来越深厚。然而他过于相信自己，疏于周密防备。西邻挑起事端，南箕构成祸患。投杼的谣言使慈亲产生疑惑，乞火的说辞又没有乡妇那样可信。起初筹划依靠营垒作战，最终却落后于涂山的防守。太祖施行至仁之举，大加恩赐以示宽怀，记录他从前勤王的功劳，扩大焚毁谤书的宽大法度。任命他为上将，封爵为通侯，待遇如同从前，宠赐尤其丰厚。今上在大麓宣布谋略，向天下广施恩惠。每次侍奉议论政事，常常存有开释宽宥之意。等到飞龙在天、时运推移之时，又因丽泽之恩施加恩典，提升他为上公的封爵，并加掌武之职。侍从亲近而礼遇周全，勉励劝谕，优厚宽容。正将超越常等，登上崇高的名位。唉！江河流逝从不停留，天命和景运也不能长久。太平兴国三年秋七月八日，在京师私第患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皇上扶着几案起身表示哀悼，投瓜以表达深切悲痛。痛惜他生前没有得到充分礼遇，便使他死后获得加厚的荣典。特诏停止朝会三日，追赠太师，追封吴王，命中使监临安葬，丧葬祭祀所需的一切，都由官府供给。就在这一年冬十月某日，安葬于河南府某县某乡某里，这是合乎礼制的。夫人郑国夫人周氏，是功勋旧族的后代，生来就是国中的贤女。她庄肃和雍的美德，流传为《国风》中的歌咏；才学足以作为女子的师表，言语足以成为闺门的法则。儿子任左千牛卫大将【疑有脱文】军某，胸襟神采俊秀，见识气度深广通达；孝悌自然表现在天性中，才略不是由老师训导而来，日后学问的成就难以估量。王天生骨相秀美聪颖，精神气质清明纯粹，言语行动有法度，仪容举止值得观赏。他精研六经，旁通诸子百家，常认为周公、孔子的道不可片刻离开；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发布号令，即使仓促之间也以此为准，始终不改变。他极爱好文章，有许多著述；一游一息，必定称颂宣尼，欢笑谈论之时，也不忘经义。他通晓音律，精于辨别雅乐和郑声，深入探究先王制作礼乐的意旨，审察风俗淳厚与浅薄的根源，写成文章和论说，以续写《乐记》。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一百篇，品味他的文章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学问。至于射箭驾车的长处、书法文章的精工，他天赋多能，必定达到精妙绝伦的境界。他本性慈悲，又喜爱竺干佛教，草木不加杀伐，禽鸟鱼类都能得到保全。他赞赏别人的善行，常常唯恐来不及；掩盖别人的过错，只怕别人听见。以至于法令不能胜过奸邪，威势不能战胜仁爱；在厌恶战争的风俗中，处于应当用武的时代，诸葛孔明很少有应变的谋略，不能成就眼前的功业。偃王亲身实行仁义，最终导致亡国，但道理各有所在，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呜呼，悲哉！二室山在南面耸立，三川水向东流去；看着上阳宫的宫阙，遥望北邙山的云树。旁边是寂静遥远的旷野，下面是幽暗漫长的暮色。把不朽寄托在金石上，希望能在竹帛上流传。铭文说：上天鉴察九种德行，把唐朝的国祚赐给我；瓜瓞绵延，商地广大无边，后代子孙有福，旧有的基业重新得以看见。开创国家、承继家业，疆土横跨吴楚；天下丧乱极其危急，我将依靠谁来救助？圣人既已兴起，我知道归向何处，整日不敢有所懈怠。顺应天意而不违背，作为藩屏、作为辅佐，永远申说并巩固这一道理。时势有盛衰，世道有险易；苍蝇停在荆棘上，老虎游行于市中。光明伟大的君主，以宽厚仁慈来救济天下。嘉美你们前代的贤哲，释放并接纳后来的后裔，使他们得以相见。于是封为侯、封为公，沐浴玄妙恩泽，徘徊于盛美的风气之中。像松树一样茂盛，像山岳一样崇高。为什么竟然遭遇不幸，时运到了尽头，变化也穷竭了呢？旧国重新受封，新的墓道开辟，墓室开启；人们共同谋划，卜问说是吉兆。仪表如龙、品德如骏马，言辞如兰、品性如玉；遥远的你要到哪里去？就在这里终结一生。青色车盖庄严飘动，白色蛟龙缓缓前行。到了墓道却只能徒然返回，望着君王宫门永远告别。希望九泉之下还能使你复生，和缑岭仙人相约相会。让这篇文章流传亿万年，使刻石永远不受损毁。《穆夫人墓志铭》　　　　　　　　柳开 汉开运元年，我的叔父名承赞去世；叔母穆氏年二十七岁，守寡四十五年，在己丑年五月于家中去世，七年后葬在叔父墓中。唐末我先人的墓地在馆陶县北三十里；周广顺年间，先把叔父葬在大名府西南二十里、名叫冯社的村子。近年我接连上书天子，天子哀悯此事，赐钱三十万，命人安葬先臣一类的人，得华州进士王焕协助办理。王焕有义气，恭敬谨慎而不懈怠，成全了我的心愿。柳宫姓氏以地势法则推算，取坤艮之利；从叔父墓向东下行十七步，是我皇考的墓；再向东下行，是仲父承昫的墓；各自按照子位排列；再向东下行，是叔父承陟的墓，步数全都依照九数。叔陟没有后代，于是把季父承远的墓也安排在同一墓域。故昭义军节度推官闵叔母，是长子的母亲；闵叔父去世后，才生下次子。赵氏是已故的妇人，次子患病残废，老死于家中。我小时候看见先父治家孝顺而严格，他对待叔母的两个儿子，常常先于我和闰；对我的母亲万年君的爱，也像亲生子一样，勤恳周到，常常害怕有所欠缺。等叔母年老、我的两个兄长长大成人后，他们并不像一般孤儿寡妇之家那样。每月初一、十五，兄长们都到叔母堂下拜礼，完毕便说：“请您亲手抵着脸，听我奉行皇考的训诫。他说：‘人家的兄弟没有不因义气消尽的；因为娶妻进门，异姓聚在一起，争长论短，渐渐受到熏染，偏爱私藏，以至于彼此背离，分门立户，患难时像仇敌一样，这些都是你们妇人造成的。

译男子中有刚强心肠的，能有几个人不被妇人的话所役使？我见得多了，你们难道也是这样吗？’”退下之后，他们便战战兢兢、屏住呼吸，惊恐得像将要受到极重的责罚；直到死也不敢说一句有损孝道的话。我的同辈正是依靠叔母才得以保全家庭。唉，君子端正自己，使言语正直，处在上位时他的善行就能使家庭和国家得到治理；小人使自己邪曲，出于私心发表言论，处在上位时不行善，家庭和国家就会混乱。君子应当警戒啊！铭文说：从前我的叔父去世啊，留下深严训诫的恳切言辞。为了防范穆母而告诫说啊，只有夫妇之间应当有合宜的礼仪。人生在世和死亡，谁能逃脱呢？但贞节却不可亏损。代代厚养而家属众多啊，家族重新显贵，时运也偶然相合。难道不能在安逸中保全自己吗？为什么要前往那里，使士人处于孤介境地？像石头能够保持鲜明洁白啊，众人却仍然像茂密的野草一样。母亲含血含泪地奉行教诲啊，以悲哀之心自我持守。完成先父遗命，成为孤独无依之人啊，直到天地终尽也不改变。唉！经过此事啊，母亲哪里还知道呢？《徐文质墓志铭》　　　　　　　　穆修 进士徐孝山的父亲去世，服丧三天后，他拿着友人张生道卿记录的父亲事迹，拜见我并哭泣；又把材料交给张生，并附带说明，请他来请求说：“孝山还没有马上死去，但我想丧事不可拖延，将要选择某日安葬，日期已经迫近，冒昧地记录事实，托付先生撰写墓志铭，刻好后纳入墓中，以光耀永久幽暗的墓穴。”我接受材料后，读了他生前和去世的始末，便对他说：“这次安葬，大概合乎礼制了。近来如今的贵族之家、富裕家族将要安葬先人，必定被葬师的说法迷惑，受年月禁忌拘束，忌讳极多，违背礼制而超过时日，拖延很久不能安葬的很多。你能够依照正道安葬，正合乎士人的礼制和逾月安葬的规定，这一点尤其值得称许，我又怎么能拒绝你的请求而不替他作铭呢？”考察得知，君名文质，字处中。他的祖父曾寄居并州土地的文水一带；到了君父亲这一代，朝廷又发兵攻取太原，太原平定后，大规模迁徙并州百姓到京畿安置，父亲当时和族人来到京师，于是便在这里定居。从此得以游学太学，成为学生，学习《春秋》经传，前后四次参加有司考试，最终没有得到俸禄，便去世了。父亲先娶颍川陈氏女，陈氏去世后，又娶清河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次子文蔚年少去世，只有君是前妻陈氏所生；两个女儿如今都嫁给京师的良善人家。从君这一代开始，才成为京师的居民。并州人一般风俗刚强厚重而勤劳节俭，凭借才能和节省来建立衣食家业；那些迁徙来的住户，即使起初贫困到了极点，居住久了也都成为富裕之家，更何况原先就有资财的人，情况更可想而知。所以君的父亲也凭借这种方式使家业兴盛。父亲去世时，把治家规划和方法留给君，君在这方面更加善于守成。君曾想到陈氏早逝，又痛惜父亲未能享受奉养，所以侍奉继母更加竭尽全力。不久几年之后，母亲张氏又去世了。起初君也曾向儒官马龟符学习经书，有求取仕进的心愿；到了接连遭遇亲人丧事，回头看家中当时没有强健的子弟可以担当，害怕败坏先人留下的家业而成为不肖子，于是刻苦尽力在家侍奉长辈，除非时节庆贺、吊丧等大事不出门，这样大概有好多年。天圣八年，恰好五十岁，忽然得病，医生医治数月也没有痊愈，于是当年七月十七日在居所去世。君一生共娶四妻，每一房都遭遇丧事，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原配李氏没有儿子，长子孝山是她所生；次室李氏生景山、德山，都还没有娶妻，五个女儿也年幼在家。孝山和弟弟妹妹共同商议安葬，选定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将君葬在东京祥符县开封乡西韩村先墓旁，并与次室李氏合葬。原先李氏的次室【原文“次苖”疑误】。李氏三位夫人共用一个墓穴而使用不同的棺木，这才是真正合乎礼制的做法。铭文说：古代的安葬，等级高下各有不同的适宜制度；日期有一定数目，举行安葬都不超过这些规定。后世却不是这样，被葬师迷惑，受阴阳和禁忌拘束，常常超过时日。谁能警戒这种风气？徐氏之子能够及时安葬，遵循礼制的轨道；既已合葬、附葬，又有铭文、有记载。像君这样的安葬，百姓之中也很少见了。《种世衡墓志铭》　　　　　　　　范仲淹 君名世衡，字仲平，是国家的功臣。不幸去世后，他的儿子哭泣着请求我撰文。我曾经主持陕西事务，对君的情况最为了解，害怕遗漏他的善行，因此不能不答应并为他记述。当初康定元年春夏之间，西戎侵犯延安，我军失利。朝廷认为堡寨障塞太多，有分散兵力的忧患，其中距离太远、不足以守御的，便下令撤除。敌人骄横贪婪，进一步侵夺我国疆土，百姓遭受他们的祸害。君当时任大理丞、鄜州从事，上书建议：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旧寛州，请利用废弃的堡垒重新兴建，以抵挡敌寇冲击。向左可以运来河东粮食，向右可以巩固延安形势，向北可以图谋收复银州、夏州旧地，有这三种好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君主持工程。此事中君的丰厚勇气超过常人，即使俯身逼近戎人部落，也从不畏惧；和士兵百姓在野外露宿数月，一面作战一面筑城。然而地势险要而没有泉水，大家议论认为不能守。向地下挖了一百五十尺，才到达岩石，工人们拱手说：“这里不能打井了。”君说：“越过岩石继续向下，难道就没有泉水吗？你们凿碎岩屑，把它挖出去。”每挖一畚箕土就赏给一百金，工人又用尽力气。穿过几层岩石后，泉水果然充沛涌出，水味甘甜而且取之不尽。万人欢呼说：“真神奇啊！” 即使敌兵重重包围，我们也不再有困于口渴的忧患了。”因此又开凿了几口井，士兵、百姓、马匹和牛都十分充足。从此以后，西部边疆的堡寨凡是缺少泉水的，全都仿照这个办法，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不久，朝廷把旧寛州设置为青涧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又升任供备库副使，以表彰他的功劳。塞下有很多归附的羌族，过去汉官不能以恩德和信义对待他们，羌人都持两端观望。君于是亲自进入部落，像慰劳家人一样问候他们，尽力周济；常常亲自解下佩带，送给那些可以与之交谈的酋长豪强。有从敌人那里得到军情来报告的，君正在和客人饮酒，便拿起席间的金器赏赐他。归附的羌人爱戴信服，都愿意拼死效力。青涧东北一舍远处，隔着无定河；河的北面有敌寨，敌人常渡河作乱。君多次派归附羌人攻打，出兵必定击败敌人使其逃走，前后斩获首级数百，缴获牛羊以万计，从未劳烦汉军士卒。因此功劳多而费用少。建立营田二千顷，每年收取收益；招募商人使货物流通，有时先借给他们本钱，加速周转，一年之间利息可达本金十倍。于是上书建议，凡城中的草料、粮食、钱币以及军队所需、守城器具，都不必烦劳外地筹措，一处请求便可以自给；又专门设置一名人管理士卒疾病，调配汤药饮食，常常告诫医者以鞭笞责罚，务求一定治愈。

译士卒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如今翰林承旨王尧臣公安抚陕西，称述君的政绩，皇上喜悦，下诏褒奖说：“边臣都能这样，我还忧虑什么呢？”庆历二年兼任鄜延路驻泊兵马都监，负责本路粮草调度，升任洛苑副使。庆历二年春，我巡视环州，忧虑归附羌人很多却一向没有被任用，并且暗中与西夏相连，帮助造成边患。于是召集蕃官慕恩和各族酋长近八百人，在麾下犒赏他们，赐给衣物和缯帛，以取悦他们；又选取忠诚顺服的人，增加银带、马绶来表彰他们。然后晓谕他们应当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制定约束让他们遵守。先前他们悍暴狡猾的本性长期失去控制，如果没有有智慧的人处置，恐怕又会发生变故。当时青涧已经修完，可以有人循规守卫，于是我向朝廷请求，希望调换君来治理环州。朝廷正倚重君守青涧，鄜延路帅又上言说众人重视他的离去，命我另行选择人选。我说，西夏日夜诱导我方归附羌人，羌人爱护同类，更加有向外倒向的趋势；若不是此人亲近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朝廷这才同意我的请求。君到了环州以后，认为安定边疆的利害关键，大体在于归附羌人难以控制，担心他们联合西夏发动暴乱；又因土地贫瘠、谷物昂贵，驻军困难，聚集粮食则财力困竭，减少兵力则形势危险，这是迫在眉睫的难题。君于是巡视境内，进入归附羌人的聚落，用恩意安抚他们，如同在青涧时一样。有牛家族首领奴讹，性情倔强自守，从来不肯出来拜见官长；听到君的声名后，才来郊外迎接。君告诫他说：“我明早出发慰劳你的部族。”奴讹说：“好。”这一天大雪三尺，左右的人说：“这个羌人凶狠奸诈，曾经和高使君继嵩挑战，而且所居地势险恶，冰雪之中不能前进。”君说：“我正要同各羌族建立信义，难道可以失信吗？”于是带领士众沿着险路前进。奴讹起初不相信，又碰上大雪，认为君一定不会来，正平躺在帐中；君已经到了，把他催促起来。奴讹大惊说：“我世代居住在这座山上，汉官从来没有敢来的，您竟然一点也不怀疑我吗？”于是和族众一起拜伏，高声呼喊说：“从今以后，只听父亲您的使唤。”从此归附羌人都信服君。有兀二族，喜爱西夏伪署的官职；君派人招抚，他们不听从，便让慕恩出兵讨伐，死者一半，归附者一半；把他们的土地以及牛羊全都赏给有功之人。像兀二族这样擅自接受伪署官职的有一百多帐，全都服从畏惧地请求命令，交出所得的文书、绣袍和衣带。因此归附羌人再也不敢有二心。君告诫各族各自设置烽火；西夏军队有时来抄掠，便举烽火相互告知，众人一定披甲骑马等待。几次击破贼兵。泾原帅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戎兵纵横进入渭地，我率领庆州蕃汉军队前往扼守邠城，又召君分兵授予泾原；君立即赶赴，跟随他的羌兵有数千人。归附羌人从此开始为我所用。君说：“羌兵既然可以使用。”于是又教当地人练习弓箭，以协助官军。官吏百姓中有请求办理某事、辞免某事的，君都让他们射箭，根据射中与否决定准许或拒绝。因过失获罪的人，也用这种办法射箭来赎罪。官吏、农民、工匠、商人没有不乐于射箭的。由此沿边各城之中，只有环州不请求增加兵力，也不烦劳增运粮食，而武力自然振作起来。西夏听说归附羌人不可诱导，当地人都善于射箭，烽火相望，没有一天不戒备，于是不再把环州放在心上。前后各任经略使交相推荐君的才干，朝廷更加知道他可以倚仗。第二年升任东染院使，充任环庆路兵马钤辖，仍兼领环州，西南方向占据原州的疆界。有明珠、灭臧、康奴三族，是归附羌族中势力最大的，向来号称强悍，在原州一带作乱，逐渐波及环州。安抚他们，他们凶狠而不信任我；讨伐他们，地势险要又无法进入。北面有两条河川，和西夏相互交通，朝廷对此忧虑。这两川之间有古代的细腰城，修复它便可以截断他们的交通道路。又过了一年，我任宣抚使，于是命令君和原州太守蒋偕共同办理这件事。君长期熟悉其中的利弊，当天就起兵与蒋偕驻扎在细腰城，使甲士日夜筑城。西夏本来非常忌惮这座城，君派人带着计谋进入敌境，安抚使其暂且停战，敌兵于是没有到来。又召集明珠等三族酋长犒赏安抚，让他们抵御敌寇。他们既被打了个出其不意，又失去外援，因而服从。这都是君的谋略。君在细腰城住了一个多月，受到严寒逼迫，城修成后便发病。庆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日，临终时手脚舒展，神志不乱，享年六十一岁，葬在京兆万年县的神和原。君的先世是河南洛阳人。曾祖存启，任河南寿安县令；祖父仁诩，任京兆长安县令，追赠太常博士；父亲昭衍，考中进士，屡次追赠至职方员外郎。叔父放，字明逸，起初隐居终南山。君幼年丧父，依靠叔父，勤勉侍奉左右，以努力学习著称。明逸道德高尚纯正，太宗朝两次下诏征召，他以侍奉父母为由不肯出仕；真宗又加礼聘请，起用为左司谏、直昭文馆，屡次升迁至尚书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因叔父工部侍郎的荫补，任将作监主簿，五次升迁至太子中舍。起初监理秦州太平监，因母亲年老请求奉养；又监理京兆府渭桥仓、卭州惠民监，任泾州保定、京兆府武功、泾阳三县知县。在武功毁掉淫祠，尊崇孔夫子庙，以此招来求学者。在泾阳有个里胥王知谦，奸利之事败露，逃到郊外，因郊礼将近而出来。君说：“把他送到府中，只会使他依仗恩情，助长恶行；应按所犯之罪在县庭杖打脊背，然后请求到府中待罪。”君和李公咨询上奏请求释放他；从此豪强狡黠之徒没有不收敛手脚的，君嫉恶如仇就是这样。县中又有三白渠，连年疏浚，使用几个县的劳力；主管者没有才能，劳逸又不均，工程效益日益削弱。君让勤劳和懒惰的人平均出力，所以功效加倍；使贫富人家平均分配水流，所以利益广泛。直到今天百姓还能谈说此事。历任通判镇戎军、环州、凤州。凤州太守王防正托说章宪是他的姻亲，想以私情对待君，又想用贿赂玷污君。君严肃地拒绝，防正非常怨恨他，于是派人通知王知谦控告君。防正暗中为此相助，案件成立，君被流放窦州。皇帝亲政后，酌量改移到汝州。君的同族世材把一个官职让给君，于是授任孟州司马。龙图阁直学士李公纮在朝廷为他昭雪，授任卫尉丞，主管随州榷酤事务。

译礼部尚书宋绶、工部侍郎狄棐又都说君无罪，于是改任知防州赣县。君辞免，获任监京兆军资库；因与鄜州交相征召，改任签署同州判官事，又调往鄜州，因而随军到延安，于是提出恢复旧寛州的请求。君年轻时崇尚气节，兄弟中有人想分割家产，君便把财产推让给他们，只取季父的图书而已。他任官时能够揭发恶人、庇护百姓，青涧和环州百姓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供奉。到他去世时，官吏百姓以及归附羌族酋长，连续数日早晚都到灵柩前哭临。朝廷深感痛惜，赐给他的三个儿子恩典。君娶刘氏，封万年县君。儿子八人：长子诂，文雅纯厚，奉养父母、修养志趣而不出仕，有叔祖明逸的风范；次子诊，试任将作监主簿；咏，任同州澄城县尉；谘，任郊社斋郎；谔，任三班奉职，都有所成就。防、记、谊三子尚且年幼；一个女儿嫁给西头供奉官田守政。君在边地任职多年，积聚货物粮食，教习弓箭，抚养士卒，笼络羌夷，贤者和不肖者都称赞他。他又出奇谋以挽救多次危急之事，曾派间谍进入敌境，前后半年之间，敌人便诛杀了掌握兵权、主持事务的二三个人。间谍回来报告说某项谋划已经能够实行时，君却已经去世了。又因为天子正怀柔招徕，所以他的功绩没有显著表现出来。铭文说：呜呼！种君出身贤德之家，我的志向一定要建立，我的力量就在这里施展。宁可因刚强而折损，果然凭借正直而伸展。归来于瘴疠之海，在边塞城垣接受试炼，以权宜之计从事政务。料想他必定超出常人，抵御敌虏的祸患，治理边地的百姓。早晚尽心于职守，星霜使身体衰老。人生自有尽头，死后却应当不被湮没。边地风俗世代祭祀他，子子孙孙永远如此。《范纯佑墓志铭》　　　　　　　　富弼 我在天圣初年于海陵初次认识范文正公。不久，范公游学文馆；我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来到京师，又见到他，范公对我更加厚待。我有时到他家中拜访，看见范公身边有一个大约十岁的童子，神情庄重，气度深远，像年老的成年人。我私下询问，才知道是范公的长子，已经能够背诵《诗经》《尚书》，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撰写文章，声名显著而有值得称道之处。和他交游的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当时天下学校还没有大兴，范公主管姑苏，首先建立郡学，聘请安定先生胡瑗为教师。胡瑗制定的学规十分周密，但学生有数百人，很多不遵守教导。范公为此忧虑，君当时还未成年，便到公堂上说明此事，进入学校，列在学生队伍的末位，完全实行那些规约。时间久了，人人都跟随执行，不敢违犯。从此苏州的学校便成为各郡的倡导。宝元年间，西戎叛乱，一方全都震惊。范公接连调任关陕地区的官职，却始终没有出兵。其间君跟随出行，每天和将士混处在一起，探察细微、揭发隐情，把他们的优劣全都了解清楚。范公因此用人没有失误，多次取得功劳。范公任环庆帅时，商议修筑马铺寨。寨子逼近敌境，敌人害怕城修成后扼住他们的要冲，所以常来侵犯骚扰，使我军不能筑城。君率兵奔驰占据那块地方，敌众大批来到，君一边作战一边督促劳役，几天便修成了城寨。整个一路都依靠它而安定百姓。又知道君的才干和武略很值得称赞。后来范公因谗言被罢免参知政事，君也在仕进之间徘徊，跟随范公到邓州，突然得病，昏迷而不省人事，废卧在许昌。我镇守淮西时，经过他家去探望他，他仍然能够感慨谈论忠义，问我此行是公事还是私事。我说是公事，他说是公事就好。唉，一个人一旦患病，已经不能顾及自己的身体，哪里还有余暇顾及其他？像君这样病得昏迷，身体已经舍弃了自己，却还不忘记对范公尽忠，难道不是根植于最真挚的本性吗？只是神志昏乱于事，而本性始终没有昏昧吗？这尤其异于常人，值得珍重而不能靠学习得到。君患病十九年，死于襄邑弟弟纯仁的官舍，享年四十九岁。君天资聪颖，崇尚节操和品行，尽心孝养父母，从未离开父母左右。范文正非常爱他，早晚以讲求道义为乐，也不愿他远行。君虽然文学修养丰富，却坚决不肯参加乡里科举；不得已才因荫补授任守将作监主簿，也暂时任职于跂下司竹监，都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不久便辞职离去。假如君寿命长些且没有疾病，一定能够施展他的全部才华，于是会成就许多善能和美业。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名纯佑，字天成，娶长葛李氏，生一子正臣，任守太常寺太祝。有一个女儿嫁给故人之子、进士元殳，元殳早逝。纯仁谋划把他归葬到河南万安山祖坟旁边，日期将近，便赶到京师来求我撰写墓志铭。我已经为他的父亲写过铭文，如今又为他的儿子写。悲哉，铭曰：‘以您的才华和贤德，本应享有禄位和长寿；没想到只受了一次命官便结束仕途，再也没有升迁。病了十九年，始终没有痊愈。如今您已经去世，命运所给予的报偿也已经缺失。英名不会泯灭啊，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 《宋文鉴》卷一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四十 宋代吕祖谦编

译墓志 孙明复墓志铭　欧阳修 先生名复，字明复，姓孙，是晋州平阳人。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退居泰山南面，学习《春秋》，著有《尊王发微》。鲁地有许多求学者，其中最贤能而有道德的是石介；从石介以下，大家都以弟子的礼节侍奉先生。先生年过四十，家境贫寒而没有娶妻。李丞相廸想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先生对此感到疑惑。石介和众弟子进言说：‘公卿不肯降低身份礼遇士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丞相不因为先生贫贱，反而想把女儿托付给他，这是尊重先生的品行和道义。先生应当借此成全丞相的贤名。’于是先生才答应了。给事中孔道辅为人刚正严肃，不轻易同人交往，听闻先生的声望，便前来拜见。石介手执杖、穿着鞋侍立在先生身旁；先生坐下，他就站着；先生上下台阶行礼，他便扶持先生；等到他前往道谢时，也同样如此。鲁人一向就很敬重这两个人，从此开始懂得师生之礼，无不赞叹感慨。李丞相和孔给事也因此受到士大夫的称誉。后来石介任学官，在朝廷上说道：‘先生不是隐士，只是想做官却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庆历二年，枢密副使范仲淹、资政殿学士富弼说先生的道德和经学足以在朝廷任职，朝廷征召他，授为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曾经召他到迩英阁讲解《诗经》，准备任命他为侍讲，但嫉妒他的人说他的讲解与先儒多有不同，于是此事作罢。庆历七年，徐州人孔直温因参与谋划而被捕治罪，搜查他的家时得到诗作，其中有先生的姓名；先生因此被贬为监防州商税，后调任泗州，又调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签署应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学士赵防等十多人上言说：‘孙某的品行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经学可以作为人的老师，不应把他抛弃到远方。’于是又任他为国子监直讲。任职三年后，于嘉祐六年七月某日因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六岁，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学任职时，曾任大理评事；天子临幸太学，赐给他绯衣和银鱼袋。天子听到他的死讯后，悲悯地赐给他家钱十万；公卿大夫、士人朋友以及太学诸生共同前往吊唁，资助并料理丧事。于是于某年某月某日，将先生葬在郓州须城县卢泉乡北面的扈原。先生治学《春秋》，不迷信传注，也不创立曲解来扰乱经义；他的论说简明平易，对于诸侯大夫的功过，考察当时政治的盛衰，进而推求王道政治的治乱，在把握经书本义方面成就很多。他病重时，枢密使韩琦把情况告诉天子，天子选派书吏，供给纸笔，命他的门人祖无择到家中取得他的著作，共十五篇，抄录后收藏在秘阁。先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大年，还很年幼。铭曰：圣人去世以后，经书又经历焚烧和逃乱，藏本幸免于祸乱，才仅仅流传下来。众家学说趁机附会，使经书的本源被淹没；怪诞迂曲的说法层出不穷，真伪混杂。后来的学者受卑陋见识牵引，沿袭前人的说法；有人想要纠正弊病，却力量微薄，群起攻讦，往往只是拿油去浇灭火，使火势更大。幸有勇敢的人，像先生一样，拨开浮云，刮去遮蔽和侵蚀，使日月相互映照，终于重新发出光明，冲破昏暗。这功绩广大，利益无穷无尽；有考察的人，不会不知道它在这篇文章中。黄梦升墓志铭　欧阳修 我的朋友黄君梦升，祖先是婺州金华人，后来迁居洪州分宁。他的曾祖名某，父亲名某，都没有出仕。黄氏世代是江南大族；从他的祖父、父亲以来，乐于拿家产赈济乡里，还广泛聚集书籍来招待四方士人。梦升兄弟都喜爱学习，又以文章才气自负。我年轻时家居随州，梦升跟随他的哥哥茂宗在随州任官。我还是童子时，站在诸位兄长旁边，看见梦升十七八岁，眉目清秀明亮，善于饮酒，谈笑自如。我虽然年幼，心里已经独自对他感到惊奇。七年以后，我和梦升一同在京师参加进士考试，梦升考中丙科，起初任兴国军丞兼兴国军主簿；他郁郁不得志，因病离任。过了很久，又调任江陵府公安主簿。当时我被贬为夷陵令，在江陵遇见他；梦升面容憔悴，几乎认不出来。过了很久，我们才握手叹息，互相饮酒，夜里醉后起舞，高声歌唱，大笑不止。我更加为梦升悲伤：他的志向虽然衰退了，但年轻时的意气还在。两年后，我调任乾德令，梦升又调任南阳主簿，我们又在邓州一带相遇。我常问他平生写了多少文章。梦升感慨叹息说：‘我已经把这些文章藏起来了。穷困和显达有命，不是世上的人不了解我，而是我以向世人谈论自己为羞耻。’ 我向他索要，他不肯拿出来，于是我劝他饮酒；他又大醉起舞，高声歌唱，便笑着说：‘真正了解我的人，才肯拿出自己的文章。’读他的文章，内容广博，论辩明晰，气势雄伟；其中的意气奔放，仍然不可遏制。我更加为梦升悲伤：他的志向虽然困顿，唯独他的文章没有衰退。当时谢希深出任邓州知州，尤其喜欢称道天下士人。我于是亲手抄录梦升的一篇文章，想拿给希深看，还没来得及，希深就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邓州。后来出任邓州知州的都是庸俗官吏，再也没有人了解梦升。梦升一向刚强，不肯苟且迎合，自负有才，却常常郁郁不得施展，最终也没有实现志向，死在南阳。梦升名注，于宝元二年四月某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他一生所写的文章，有《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共若干卷。娶潘氏，生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董坊的祖坟。弟弟渭哭着来告诉我说：‘我哥哥忧虑世上没有人了解他，谁可以为他撰写墓志铭？’我一向就为梦升悲伤，于是为他写铭说：‘我曾经读梦升的文章，读到他哭悼哥哥子庠的文章，其中说：‘您的文章，如闪电激发、雷声震响，雨和冰雹突然停止，寂静无声地消失了。’ 我每次讽诵，都没有不叹息很久的。唉！梦升尚且不及子庠，既没有震动世人，也没有惊动世人，只是郁结堵塞、埋没不显，谁知道他有这样的才华？不让他的才华施展出来，我不知道世道将归于何处，只能徒然为梦升悲伤。尹师鲁墓志铭　欧阳修

译师鲁是河南人，姓尹，名洙。然而天下士人，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称他为“师鲁”。大概是因为他的名声在当世很高；世上了解师鲁的人，有的推重他的文学，有的钦佩他的议论，有的称许他的才干。至于他忠诚仁义的气节，处于穷困或显达、面对祸患或福运，都无愧于古代君子，那么天下称道师鲁的人，未必都完全了解这些。师鲁写文章，简洁而有法度；博学强记，通晓古今，尤其长于《春秋》。他同人谈论，总要把是非和道理穷究到底才停止，不肯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别人，别人也很少能超过他。遇到事情无论难易，都勇于担当。正因为这些地方受到世人称誉，也因此招来他人嫉恨，所以他最终穷困而死。师鲁年轻时考中进士，先后任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因考核书判拔萃，升任山南东道掌书记、伊阳县知县。王文康公推荐他的才干，召试后充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被贬到饶州，谏官、御史都不肯进言，师鲁上书说范仲淹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希望能同他一起被贬’，于是被贬为监郢州酒税，后又调往唐州。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复任太子中允，任河南县知县。赵元昊反叛，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上奏征召他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然是应葛怀敏征辟而任职，仍深受经略使韩公的了解。后来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职为秦州知州，师鲁也调任濠州通判。过了很久，韩公奏请让他任秦州通判，升任泾州知州，又任渭州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因城中水位下降一事与边臣意见不合，被调任晋州知州，又任潞州知州。他治理政务有恩惠仁爱，潞州人至今还思念他。他屡次升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天下太平无事时，师鲁独自喜爱谈论军事，写了《叙燕》《息戍》二篇，流行于世。自西部战事开始，前后五六年，他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因此他的议论更加精密，对西部事务尤其熟悉详细。他提出的军制主张，叙述战守胜败的要领，完全切合当今的利害；又想训练士兵，代替戍卒，以减少边境费用，作为长久抵御外敌的策略。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元昊便称臣，西部解除战备，师鲁也离开朝廷而获罪了。这样看来，天下称道师鲁的人，对于他的才干，也未必完全了解。起初，师鲁在渭州任职，将吏中有人违背他的节度，他想按军法斩杀，却没有这样做。后来那名官吏到了京师，上书控告师鲁以公使钱借给部将，于是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调任监均州酒税，后来得病。他没有医药，便被抬到南阳求医。病势危急时，他倚着几案坐着，回头看见幼子在面前，脸上没有多少怜惜的神色；同宾客谈话，始终不谈自己的私事，享年四十六岁去世。师鲁娶张氏，封某县君；有哥哥源，字子渐，也以文学知名，比师鲁早一年去世。师鲁在十年之间，三次被贬官，先丧父，又丧兄；有四个儿子，接连死去三个；一个女儿出嫁后也去世，而他本人最终因贬谪而死。留下一个儿子才三岁，四个女儿还未出嫁，家中没有余财，客居南阳办理丧事，不能归葬。平生故旧，无论远近都前来资助丧葬，妻子儿女这才得以带着灵柩回到河南，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祖坟旁边。我同师鲁兄弟交往，曾经为他们的父亲写过墓志，因此不再叙述他们的世系。铭曰：藏得深，封得牢；石头可以腐朽，铭文却不会消灭。苏子美墓志铭　欧阳修 已故湖州长史苏君有一位贤妻杜氏。自苏君去世后，她穿布衣、吃粗食，守居了几年，带着丈夫的遗孤，收集他一生的文章，奔赴南京，向她的父亲哭诉说：‘我的丈夫活着时受到压抑，死后还可以得到伸张。’她的父亲太子太师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替苏君编次文章并作序，以彰显他的重大节操，说明他受到压抑、得到伸张以及其中的得失，深深讥刺世上那些本应为国家培育贤才的君子，同时也悲悼苏君的不幸。杜氏择定嘉祐元年十月某日，把苏君葬在润州丹徒县义里乡檀山里石门村；又向她的父亲哭诉说：‘我的丈夫在人世间受到压抑，还可以在地下得到伸张。’于是杜公和苏君的儿子泌都写信来请求我作铭。苏君讳舜钦，字子美。他的上世居住在蜀地，后来迁居开封，成为开封人。自他的祖父苏易简起，便以文章著名；太宗时任翰林承旨，为学士、参知政事，官至礼部侍郎。父亲名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苏君年轻时凭父亲的恩荫任太庙斋郎，调任荥阳尉，并非他的志趣。不久他辞去恩荫，考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长城县知县；父亲去世服丧，服满后任长垣县知县，升任大理评事，监理京城楼店事务。苏君相貌奇伟，慷慨而有大志，年轻时喜好古学，擅长写文章，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在京师任官时，职位虽然低微，却多次上疏议论朝廷大事，敢于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范文正公推荐他，召试后任集贤校理。自元昊反叛以来，出兵没有功效，天下因长期安逸而几乎不知军事，百姓也困于兵事；天子奋然任用三四位大臣，想要彻底革除各种弊病来使百姓得到宽舒。当时范文正公和现在的富丞相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小人感到不利；只是君主正信任他们，小人还没有找到可以动摇他们的根由。因为苏君是范文正公推荐的，又是宰相杜公的女婿，小人便借一件事情中伤他：他因监进奏院祭祀神祇时奏请使用市中旧纸钱而获罪；进奏院中的宾客都是一时贤俊，也全都因此获罪遭贬。于是中伤苏君的人高兴地说：‘我这一网把他们全都捉尽了。’后来三四位大臣相继被罢免，天下的政事最终也不再施行。苏君带着妻子儿女居住在苏州，购买水石营造沧浪亭，每天更加勤于读书，大量研习六经，并时时把愤懑发泄在诗歌中；到了激昂之处，往往惊心绝伦。他又喜爱写行书、草书，都很可爱。因此，即使是短篇文章和醉后挥毫的字迹，落笔之后也争相为人传抄。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名声便仰慕，见到流传的作品便喜爱，前来拜见他的容貌时肃然起敬，听到他的议论便惊异而心悦诚服。

译同他相处久了，就不能舍弃他离去。居住几年后，他又任湖州长史。庆历八年十二月某日，因病死在苏州，享年四十一岁。苏君先娶郑氏，后娶杜氏。有三个儿子：长子泌，任将作监主簿；次子液，三子激。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前进士陈纮，次女还年幼。当初苏君获罪时，因为奏请使用公使钱而被诬为盗用，没有人敢替他辨明冤屈。苏君死后，天子醒悟，凡被贬逐的大臣都重新召回任用，并且都在朝廷身居显要；唯独直到今天仍没有人为苏君申辩，他想求得地下的伸张，实在是应该的。我应当叙述他获罪以至死亡的详细情况，使后世知道他为何获罪。于是又写下这篇长辞，希望一并表达我哀悼苏君的心情。辞曰：说他没有力量啊，谁又能把他击退呢？说他有力量啊，为什么不反过来使自己归来？难道只是那个人有才干，而这个人不能作为吗？善行即使获得百般赞誉，也不能得到进用；一次毁谤却使人终身倾覆排挤。荒谬的事情有谁来追问啊，幽暗深远，难以知晓。可叹您胸中的才华，有所蕴藏却没有施展。文章发出光耀，如星辰太阳一样辉煌。即使在幽暗中掩埋遗恨，也不会不昭明显著，使它永远流传。梅圣俞墓志铭　欧阳修 嘉祐五年，京师发生大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病，卧居在城东汴阳坊。第二天，朝廷中的贤士大夫前去探病，车马和随从的呼喊声接连不断。城东的居民，有的停止了买卖，有的无法往来，都惊讶地回头相互议论说：‘这个坊里居住的是什么大人物，怎么会有这么多宾客？’过了八天，癸未日，圣俞去世。于是贤士大夫又纷纷前往吊唁哭悼，比前一天更多。其中尤其亲近和交往已久的人，共同聚集商议他的后事。从丞相以下，都拿出财物资助他的家属。到了六月某日，他的儿子增载着灵柩南归，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处。圣俞是字，名尧臣，姓梅，是宣州宣城人。他的家族世代颇能作诗，从叔父梅询因做官显达，到了圣俞便以诗歌闻名。从武夫贵戚，到儿童乡野老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即使是不懂诗义的愚妄之人，也只说：‘这是世人所珍重的东西，我若能得到，就可以拿来夸耀自己。’所以求诗的人天天登门，圣俞的诗便流传天下。他起初喜欢写清丽、闲适、旷达和平淡的诗，时间久了，诗意更加深厚而深远，间或也精雕细刻以写出奇异巧妙之处；然而气势完整，力量有余，越到晚年越老练刚劲。他应酬他人的诗作很多，因此辞体并不单一。至于他的其他文章，也都令人喜爱，不像唐代那些号称诗人的人，偏僻固执而狭隘浅陋。圣俞为人仁厚和易，从未违逆外物。到了穷困忧愁、感慨愤懑时，有所责骂、讥讽、嘲笑和戏谑，便全部发泄在诗中；但他把这些当作欢乐来表达，并没有怨恨之心，可以说是君子。起初他在河南时，王文康公看到他的文章，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后来大臣们屡次推荐他应当任职馆阁；他曾经被召试，赐进士出身，此后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嘉祐元年，翰林学士赵防等十多人在朝廷上联名进言：‘梅某经学品行修明，希望能留在国子监同诸生讲论道德，创作雅颂来歌咏圣明教化。’于是他得以任国子监直讲。嘉祐三年冬天，太庙举行祫祭，御史中丞韩绛说：‘天子将亲自主持祭祀，应当重新制作乐章来荐祭祖先，只有梅某最合适。’此事也没有得到答复。圣俞起初凭叔父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历任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以德兴县令身份知建德县，又任襄城县知县、监湖州盐税、签署忠武军和镇安军两军节度判官、监永济仓、国子监直讲，屡次升迁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曾经上奏自己所撰写的《唐载》二十六卷，其中多有补正旧史缺漏和错误的地方，于是朝廷命他编修《唐书》。书尚未完成上奏，他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某，任太子中舍，退休后赠职方郎中。母亲是仙游县太君束氏，后来又追称清河县太君张氏。他先娶谢氏，后娶刁氏，封为某县君。有五个儿子：增、墀、▯、▯儿，另有一个早夭。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太庙斋郎薛通，次女还年幼。圣俞学问长于《毛氏诗》，著有《毛诗小传》二十卷，文集四十卷，注释《孙子》十三卷。我曾评论他的诗说：“世人说诗人很少显达而多困穷，大概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才能写得工巧。”圣俞认为这话说得对。铭文说：不因困穷而忧戚，不因吟咏而困顿，不在艰难中跌倒，不踏上倾覆之途。涵养自己的和平之气，用来发出他的声名，使它震动高远、宏大浑厚。众人听了都惊异，于是传播他的清誉，播扬他的英华，成就他的名声，使之告知于冥冥之中。《石守道墓志铭》——欧阳修 徂徕先生姓石，名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徂徕是鲁国东面的山，而先生并不是隐士；他曾经做官，任职于朝廷。鲁地人不称说他的官职，而称颂他的德行，认为他是徂徕山，是鲁国所仰望的人；先生又是鲁人所尊敬的，所以便因他居住的山来配合他有德的称号，称他为“徂徕先生”，这是鲁人的心愿。先生相貌厚重而气度充足，学问笃实而志向宏大；即使身在田野，也不忘天下的忧患。他认为时势没有不可作为的，做事就应当做到极致；不在其位，便实行自己的主张。我的言论若被采用，功利施行于天下，并不一定要由我亲自完成；我的言论若不被采用，即使因此遭受祸患，到死也不后悔。他遇到事情便发愤写作文章，极力陈述古今政治的治乱和成败，来指斥切责当世人的贤愚善恶，是非分明，无所避讳。世俗之人很为他的言论惊骇，因此诽谤议论喧嚣起来，而小人又先已嫉恨他，便共同出力，一定要排挤他至死。先生安然不惑，也不改变，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我的勇气超过孟轲了。”不幸患病而死。他死后，竟有奸人想借奇祸中伤大臣，仍指着先生来制造事端，说他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来检验。

译幸赖天子仁慈圣明，察知这是诬陷，才没有打开棺材，并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先生家世代务农，父亲名丙，开始通过仕进做官，官至太常博士。先生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甲科，任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台征召他任主簿，还没有到任，便因上书论述赦令之事而被罢免，没有得到召用。任期满后，升任某军节度掌书记，代替父亲在蜀地任官，做嘉州军事判官。父母相继去世，他离职服丧，污面赤足，亲自在徂徕山下耕作，安葬五代以来尚未安葬的亲属七十人。丧服期满后，召入国子监任直讲。当时朝廷讨伐元昊已久而没有功效，天下十分困苦；天子奋发振作，想要振兴威德，又进退几位大臣，增设谏官和御史，求得治世的意图非常急切。先生兴奋地说：“这是盛大的事情，歌咏雅颂正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累积数百字。诗传出后，泰山孙明复说：“你的祸患从这里开始了。”孙明复是先生的师友。后来所谓制造奇祸的奸人，正是诗中斥责的人。先生自从闲居徂徕以后，曾在南京做官，以经术教授学生；到了太学，更以师道自居，跟从他的门人弟子非常多。太学的兴盛，是从先生开始的。他所作的文章，有《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他斥责佛、老时，文章中有《怪说》《中国论》等篇，说：“除去这三者，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他告诫奸臣和官女，著有《唐鉴》，说：“我不是只为一代作鉴戒。”此外，他的喜怒哀乐，一定都表现在文章中。他的文辞博辩雄伟，而忧思深远。他常说：“求学的人，是要学习实行仁义。只有忠诚而能忘却自身，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才可以努力实行。”他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教导别人。所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这些人，他没有一天不在口中诵念。他希望和天下士人都成为周公、孔子的门徒，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也没有一天稍稍忘记这一志愿。至于他违背世俗、惊动众人，有人甚至讥笑他，他便说：“我不是狂妄痴愚的人。”因此君子考察他的行为而相信他的言论，推求他的用心而哀怜他的志向。先生任直讲一年多，杜祁公向天子推荐他，授任太子中允。如今丞相韩公又推荐他，于是任直集贤院。又过了一年多，他才离开太学，任濮州通判。当时正在徂徕等待任职，庆历五年七月某日死于家中，享年四十一岁。友人庐陵欧阳修作诗哭悼他，说要等到那些诽谤的火焰熄灭以后，先生的道才会彰明。先生死后，妻子儿女冻饿难以自立。如今丞相韩公和河阳富公分出俸禄买田来养活他们。又过了二十一年，他的家人才得以把先生安葬在某处。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师讷和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来告诉我说：“诽谤的火焰已经熄灭，可以发扬先生的光辉了，谨请您作铭。”我说：“我的诗不是说过吗？先生的道自然能够长久，何必需要我的铭文呢？”徐遁等说：“虽然如此，这却是鲁人的愿望。”于是为他作铭说：徂徕山高峻挺拔啊，正像您的德行；是鲁人所仰望的。汶水浩荡奔流啊，正像您的道；越传得久远便越加长久。道理难以实行啊，孔子、孟子也曾奔走不安。一世的困厄啊，却成为万世的光明。您说：“我若没有天命，那么桓魋和臧仓又能把我怎样？”自古圣贤都是如此啊，唉，您即使遭受毁谤，又有什么可伤悲的呢？《苏明允墓志铭》——欧阳修 蜀地有一位君子，姓苏，名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他在家中修养道义，在乡里取得信任，闻名于蜀地已经很久了。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他所著的文章二十二篇，把它们献给朝廷。文章流传出来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两个儿子考中进士，都名列高等，也因文学才能闻名当时。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有一天，父子三人的名声突然震动京师，于是苏氏文章便在天下独占盛名。先生的文章博辩宏伟，读者读后肃然起敬，仿佛看见了他本人；真正见到他时，却温和敦厚，似乎不善言语，等到接近他、和他相处得越久，就越觉得可爱；偶尔让他拿出自己的见解，越是追问，越觉得没有穷尽。唉，可以说是纯正明达、笃实厚重的君子了。曾祖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追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代都没有显达。职方君有三个儿子：澹、涣都以文学考中进士；只有先生年轻时不喜欢学习，年纪已经成年还不识字。职方君放任他而不过问，乡里亲族都觉得奇怪。有人问其中原因，职方君只是笑而不答。先生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二十七岁时，他才大为发愤，辞别平素来往的年轻人，闭门读书，写作文章。一年多后，他考进士，两次都没有考中；又参加茂材异等考试，仍未考中。他退下来叹息说：“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求学的目标。”于是把自己写的数百篇文章全部取出烧掉，更加闭门读书，五六年间停止写作文章；这才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考察古今政治的治乱成败，以及圣贤困穷、显达、出仕、退处的际遇，得到其中精粹的道理，涵养积蓄，充满于胸中，却抑制着不发。过了很久，他慨然说：“可以了。”从此下笔片刻便能写出数千字，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一定深入到精微之处才停止。大概是因为他的禀赋厚重，所以发显得迟；志向诚笃，所以所得精纯。自从来到京师，当时后来的年轻学者都尊敬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把他当作老师和法式；又因为他父子都已知名，所以称他为“老苏”，用来区别于他的儿子。起初欧阳修把他的文章上奏，朝廷召他到紫微阁考试，他推辞不去，于是授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用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他领取俸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纂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刚完成准备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先生便因病去世，实为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享年五十八岁。天子听说后哀悼他，特赠光禄寺丞，命有关部门准备船只，把他的灵柩运回蜀地。

译先生娶程氏，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景早夭；轼现在任某官，辙任某官。三个女儿也都早夭。孙子有迈、迟，著有文集若干卷。《谥法》三卷。先生善于同人交往，急于救助他人的患难；别人死后，便抚养他们的孤儿，乡人多感念他的恩德。他晚年喜欢《易》，说：“《易》的道理深奥啊，模糊而不明白，是诸儒用附会牵强的说法扰乱了它。除去这些说法，圣人的本意就显现出来了。”他撰写《易传》，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生生于偏远之地，而且学业又成就得晚，常常叹息说：“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和欧阳公。”既然如此，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为他作铭呢？铭文说：苏氏显扬于唐代，实际上是栾城人；因为做官而留居眉山，子孙从高祖、曾祖以来，乡里都称赞他们仁厚，真是伟大啊！明允在文章上大为显达，既有文章又有儿子；他的精神长存而不朽，他的后代也更加昌盛。唉，明允可以说是没有死亡了。《宋文鉴》第一百四十卷。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一百四十一卷。宋代吕祖谦编。墓志。《南阳郡君谢氏墓志铭》——欧阳修 庆历四年秋天，我的朋友宛陵人梅圣俞从吴兴来，拿出悼念亡妻的诗，悲伤地说：“我的妻子谢氏去世了，请您为我作铭文，以便安葬她。”我还没有空闲写作，过了一年之中，他来信七八次，没有一次不提到为谢氏作铭，并且说：“我的妻子是已故太子宾客谢涛的女儿，是希深的妹妹。希深父子都是当时闻名的人，世代显贵荣耀。谢氏出生于显盛家族，二十岁嫁给我，共过了十七年便去世了。去世那天晚上，只能用她出嫁时的衣服入殓，由此可知我的贫困到了什么程度。然而谢氏安然处之，治理家事有固定的法度。她的饮食器皿虽然比不上丰盛奢侈，却一定精心整理；她的衣服无论旧新，洗涤缝补都一定洁净完整。所到之处的官舍虽然低矮简陋，庭院屋宇却一定洒扫得肃静整洁。她平日的言语和仪态，总是和悦平和。我在世上贫困已久，出门后有幸和贤士大夫交游，感到快乐；回到家中便见到我妻子和悦的样子，从而忘却忧愁，使我不因富贵贫贱而劳累心神，这大概也是我妻子的帮助。我曾经和士大夫谈话，谢氏常常在门屏后偷听，回来便完全能够评议那些人的才能和贤能与否，以及时事的得失，样样都很有条理。我在吴兴做官时，有时从外面回来，她一定问：“今天和谁饮酒最快乐？”听说是贤能的人，她就高兴；否则便叹息说：“您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贤俊，今天竟然和这样的人饮酒欢聚吗？”这一年南方发生旱灾，她抬头看见飞蝗，叹息说：“如今西部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天下困苦严重，盗贼在两淮突然兴起，而旱灾和蝗灾又如此严重；我作为妇人，死后能够得到您的安葬，已经是幸运了。”她之所以能够安于我的贫困而不被贫困所困扰，是因为她天性明达而懂得道理，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她活着时使我受贫困之累，死后我又没有办法厚葬她；我认为只有文字可以使她获得不朽，而且她平生尤其知道文章的可贵，死后若能得到这篇铭文，或许可以用来安慰她的魂灵，也可以稍稍排遣我的悲伤，这就是我一再请您作铭的原因。”事情既然如此，我怎么忍心不为她作铭呢？夫人享年三十七岁，因丈夫的恩典封为南阳县君，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于某年七月某日死于高邮。梅氏世代葬在宛陵，因为贫穷不能把她的灵柩运回去。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润州某县某原。铭文说：高高的山崖，断裂的山谷啊，这是京口的墓地；山色苍翠，水势深沉啊，土地厚实而坚固。居住在这里可以安乐啊，占卜的人说确实如此。骨肉虽然归于泥土啊，魂气却归于上天。何必一定要回到故乡啊，然后才算安宁。《张晦之墓志铭》——宋祁 呜呼！这是有宋文人张晦之的墓。晦之名景，是江陵公安人。他幼年时便能说话，长大后喜好学习，尤其努力；未到成年便涉猎、通晓各种艺文，很能谈论当世事务。他贫穷而不经营产业，前往跟随以文章自负并荐举人才的崇仪使解人柳开。柳开一见到他便非常欢喜，把家中的书全都拿出来给他。因此他的写作更加有法度。柳开常说：“如今朝廷中携囊持笏、荐举人才的人，有谁能超过晦之？”随即厚礼遣送他前往京师。当时富春孙仅、沛国朱严、成纪李庶几号称豪杰，晦之穿着破衣和他们交游，声名响亮，人人赞美不绝。真宗居丧，尚未亲自听政，命有关部门精心复核，计偕入京应试的人中，晦之名列第四，调任大名府馆陶县主簿。他年少气盛，尚不能用智慧自我约束，因公事牵连获罪，痛斥贬谪到全州。适逢赦令返回后，豪强长者获罪，又因所知之人而一同获罪。后来任房州、襄州文学参军。晦之仕途受挫而不被任用，于是深入思考古今，撰写《洪范》《王霸》二书。他常常忧虑佛教荒诞迂怪、虚妄荒唐，佛塔寺庙日益兴盛；即使穿着儒者衣冠的人，也都说胡话、跪拜，共同尊奉神灵，把六经置于一边，反而把外典当作正道。因此他借事显意，写了几十篇记、传，加以辨析。虽然同世俗相违背而奔驰，却自信而不屈服。康肃陈公尧咨以西台舍人的身份任本府长官，向来听说晦之的名声，便替他向皇上进言，又选授他为楚州宝应主簿。任职考核的最优等符合条格，监司把情况上报，改任大理评事，任泗州昭信县知县。淮地居民杂处，性情强悍，又有巫觋邪祀，晦之铲除旁祀近百处，运入木材瓦料来修完官舍。他因病急发而劳累于职事，县里人都赞许他。转运使任用他的才能，调他掌管真州榷茶事务。后来又请求让他通判州事，诏令已经上报，却在此时患病死于任所。享年四十九岁，实为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唉！世人所说的有才而显达、善良而长寿，如果都可以相信，那么像晦之这样始终遭受报应、独独大不相同，难道不就是天道的错误吗？晦之服丧守护双亲，终身都有哀痛。正当他在艰难困顿、蓬门草舍中竭尽诚心、尽力操办丧事时，终于能够完成安葬。墓中不用砖，只在下葬后用土填实。他说：“千年以后，不让它成为狐狸兔子的巢穴，不也是很好吗？”荆地人很敬重他，都说：“张家有后代了！”他曾事奉崇仪使，崇仪使想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尚未成婚女子便去世了。后来又向唐氏下聘，生了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有一个儿子早夭。晦之去世后，夫人捧着灵柩前往许昌，准备乘时南来，但因年成不好，长期离开居所。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仪字太初才找到襄州柳氏的墓地，在某月某日把晦之的灵柩附葬于祖先墓旁，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完成。这是先生的遗志。三代祖先的名讳和行状，则由渤海胡旦和康肃公为先墓作志，已有表文在那里。先生一生的文章，门人万称编成二十五通文集。太初与晦之是两代交往，重视节义，彼此又稍有友善，所以收集墓志行状，请求我作文章，完成这次封土立碑。铭文说：才能洁白明彰啊，德行美善淳厚，孝道达到极致。仕途显赫啊，却难以长寿，反而早逝。上天不肯给予啊，谁能说天道不艰难？光明盛大啊，晚年才得到伸展。抒发我的胸怀啊，显露珍贵的光彩。中途啊，华美的车轮突然摧折。倚靠空庐啊，没有承继家业的后嗣。从草草停殡啊，经过二十年，梦中忧思深重啊，又将归宿何处？那些悲戚的亲友啊，不违背情义。奉送灵车啊，回来归入墓穴。虚空附葬啊，是人们所悲伤的。兄弟稀少啊，替他确立后嗣以告慰神灵。茫茫无际啊，哪里能够追究？姑且树立言辞啊，参与不朽之列。《吕献可墓志铭》——司马光

译君讳晦，字献可，幼年丧父，靠自己努力求学。家住洛阳，性情深沉厚重，不随便与人交往，洛阳士人往往都不认识他。考中进士后，调任浮梁县尉，没有赴任，历任旌德、扶风主簿，升任云阳县令，改任著作佐郎，知翼城县，调任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通判梓州，尚未到任便遭母丧，服丧期满后，知大通监，兼知交城县。召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人从不回避。兖国公主是仁宗的爱女，下嫁李玮，却轻视夫家。她曾因愤怒，夜里打开宫禁之门入宫向皇帝申诉。献可上奏说，宫禁宿卫不可不严，公主夜间叩击禁门，守门人不应听任她入内；又弹劾公主宫中的宦官梁怀吉、梁全一，将他们流放驱逐。当时有一位新任枢密副使的人，众人对此颇有疑议，献可与同僚直截了当地把众人的意见陈述于皇帝面前，说此人一定不可留任，奏章上了十七次，最终与那人一同被罢免。献可出任江州知州，过了很久又被召回御史台。英宗即位，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当时皇帝患病，太后暂时与皇帝共同听政。内侍都知任守忠长期在宫中掌权，皇帝即位并非任守忠的本意，便趁此机会与党羽在两宫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传播恶言，朝廷内外都惊恐不安。献可接连向两宫上书，阐明大义，言辞情感恳切，因此两宫之间更加慈爱孝顺，谗言无法施行。皇帝的病久久没有痊愈，献可请求早日册立太子，以安定人心。后来皇帝稍有好转，仍然谦退沉默，对此事不置可否。献可多次请求皇帝亲自处理政务，掌握赏罚大权，使近臣得以进言、下情得以上达。太后隔几天才到东殿一次，逐渐远离政务，只打算谋求安逸。恰逢小旱灾，献可便请求皇帝亲自出宫祈雨，使外界的疑虑自然消除。太后归还政权后，献可又对皇帝说：‘如今虽然由您专断政务，但太后辅佐先帝很久，经历的天下事务很多，重大的事情仍应向她禀告并请教后再实行，以表示不敢专擅，用来报答她的盛德。’任守忠的谋划没有得逞，因而害怕，便改而巧言谄媚，谋求重新得到皇帝的宠信。献可说：‘这个人不能让他长期留在皇帝身边。’于是立即向皇帝进言，数说他前后所犯的重大罪恶，并牵连他的党羽史昭锡，把他们流放到南方。献可又趁机进言：‘大奸既已除去，其余先前倚仗权势而无礼的人，应该一概宽赦，不要再追究，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不久，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执政大臣提议，想按照汉代的旧例推尊濮安懿王。献可率领同僚极力陈述此举不可行，并请求治执政大臣的罪；奏章积累了十多篇，皇帝都不听，于是他请求自我贬黜，又上了十多篇奏章。他被授予知杂御史的敕告，接过来后却说：‘我的进言没有奏效，不敢再居此位。’皇帝不愿重重违背他的意愿。大臣们又赞赏台官敢于直言，便把奏章留在宫中不发下，并将敕告还给他。皇帝多次下诏令他就任，献可便与同僚详细抄录所上的奏章草稿，交给中书省，声称不敢奉诏，坚持请求治自己的罪。皇帝不得已，准许他以原官出任蕲州知州。不久又调任晋州知州。当今皇帝即位后，加授集贤殿修撰，任河中府知府。没过多久，召入任刑部郎中，充任盐铁副使。皇帝一向听说他刚强正直，提拔他为天章阁待制，重新任知谏院，升为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当时有一位侍臣辞官居家，朝廷内外都称赞他的才能，认为古今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天子召他参与大政，众人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唯独献可认为不对，众人无不感到奇怪。过了不久，这位新任执政者倚仗自己的才干，抛开众人而独断专行，厌弃常规而专求奇异，屡屡更改祖宗法令，只急切地搜刮百姓财物。他所宠爱信用、提拔任用的人，有时也并非合适的人选，天下因此失望。献可多次争辩而不能改变，于是上抗章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并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期处在朝廷中枢，天下必定不得安宁。’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庸人扰乱了它。’ 皇帝派使者来劝解，献可却坚持得更加坚决，于是被罢去御史中丞，出任邓州知州。虽然身在外地，遇到朝廷有重大得失，仍然不停地进言。恰逢患病，上奏请求任闲散官职回乡。朝廷没有答应，于是请求退休。诏令他提举西京崇福宫。到任后，他又请求退休，皇帝准许了。熙宁四年五月甲午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当初，王惠公去世后，他的家境日益贫困。献可做官以后，常常拿出俸禄的一半供给宗族中的孤儿寡妇，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因此自己的生活奉养极其俭朴。他治理百姓，主张爱护并使其获利，痛恨奸邪暴虐，大体上都依据公平办理，所以他任职所到之处，百姓都感到安宁。他多次担任谏官，现存可以看到的奏章草稿共有二百八十九篇。纵观古人，若有人能做到其中一两件，已经可以载入列传，流传给后世；这些在献可身上又算得了什么，今天只是特别列举他的事迹，因为关系到国家安危，才把它写下来。至于他当面进言时口头陈述的话，就无法听到了。他前后被驱逐三次，都是因为触犯大臣；他所抗争的无不是掌握大权、为天子所信任倚重、气势压倒天下的人。献可看待他们如同视若无睹，神色严正、言辞直截，指明并挽救他们的错误，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旁边的人都为此两腿发抖，而献可却处之泰然自若。平日里，他容貌、语言恭谨温和，使他不能在朝廷任职，世人也不过只会把他称作谨慎厚道的长者罢了。等到遇到事情，只要是按义理应当做的，便急步径直向前，如同去抢救被火烧、被水淹的人；不应当做的，则畏惧躲避而远远离开，如同回避陷阱，唯恐自己掉进去。晚年卧病在洛阳，仍然早晚愤慨叹息，把天下大事看作忧患，比那些在位而承担责任的人还要忧心。他从不考虑自己的疾病和子孙的贫困。唉！如今这个时代，爱戴君主、忧虑百姓，发自内心，不为谋求什么而去做，能够停止却不停止，始终不变，像献可这样的人，能有几位呢？所以他去世那天，天下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悲痛，惋惜不已。他们那颗心，难道只是偏爱献可一个人吗？献可最初娶张氏，是故丞相邓公的孙女；后来娶时氏，是故御史旦的孙女，封为同安郡君。四个儿子：长子由庚，任金水县主簿；次子由圣、由礼、由诚，都任将作监主簿。六个女儿：长女嫁罗山县令鞠丞之；次女早逝；次女嫁光禄寺丞吴安诗；次女嫁进士姚辉；还有两个女儿未嫁。按其年八月二十日，葬在伊阙县神阴乡中费里祖坟的西边。献可病重时，亲手写信命我为他撰写墓志文。我前去探望他，到了那里，他的眼睛已经将要闭上。我伏身呼唤道：‘还有什么事要嘱托我吗？’他睁眼勉强看着我说：‘没有。’我走出门，献可便去世了。唉！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足以承担献可对我的期望呢？只是按义理不能推辞，于是哭泣着为他作铭文：

译他是有宋名臣吕正惠公的孙子，凭忠诚正直、敢于直言，能够继承光大他的家门。官位虽未能达到尽头，道义却没有辜负；寿命虽不长久，声名却不会朽灭。唉！作为人臣，作为后嗣，始终没有愧色，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可以说一切都完备了。葛源墓志铭　　　　　　　　　王安石 葛是他的姓，源是他的名，宗圣是他的字。他出生于处州丽水，后来迁居明州鄞县。他的籍贯是曾祖和祖父的籍贯；父亲旺，屡次获赠都官郎中；进士是他的出身。以下是他历任的官职：洪州左司理参军、吉州太和县主簿、江州德化县令、监兴国茶场、威武军节度推官、知广州四会县、著作佐郎、知开封府雍丘县、秘书丞、知泉州同安县、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员外郎、知庆成军、都官员外郎、知南剑州、司封员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点刑狱，这些就是葛公历任的官职。当时州将的外甥和同父异母的兄长殴打他人，外甥杀死了那个人。州将威胁葛公说：‘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外甥，但杀人的其实是他的兄长。我知道事情真相；那人是大姓子弟，不要让他被主管司法的官吏误判，否则这起案件必然会翻案。’葛公仍然弹劾此案，毫不改变。这是他任司理参军时的事。州里发文调他到吉州代理县令。后来县令刚到任，一个大奸猾的吏员就诱使几百名百姓到公堂告状，设置诡计来煽动县令。这样过了几天，县令厌烦政事，常常留在吏员身边。葛公到任后，把诉讼者安置在公堂两侧的廊下，拿来诉状查看。发现有些诉状是吏员代为炮制的，便让百姓自己书写所诉之事；不能书写的，由吏员代笔，但往往写不出与原状相符的内容。追问到底，百姓便说：‘我不知道要写这些，是某个吏员教我这样说的。’于是把涉事人员全部逮捕弹劾，依法处理，诉讼因此减少，吏员也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毛氏寡妇控告她的儿子，用恩义劝说不能使他服从，就派人追捕，将他抓来；又把与他私下交谈的人找来，验证他们的供词，才知道是寡妇控告自己的儿子。穷究审理后，儿子全部认罪，原来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图害自己的子孙。吉州与州城相隔的溪流水势险恶，而每年租税将近几千万，运粮的大船容易倾覆，百姓把输送租税当作忧患。葛公开始建议各县设置仓库接收租税，这样官府转运也方便；州里不听从，他便不断据理争论，仓库最终建成，直到今天人们仍受益于此。这是他任主簿时的事。宦官殴打驿吏，拿走驿站供给自己的物品，并把事情告到府中，府里不敢弹劾。葛公说：‘宦官有什么可怕的？他欺凌我们的百姓，我也以此为耻。’于是上书论奏此事，宦官因罪被贬黜。这是他任雍丘县令时的事。他的属吏常常与他有嫌隙，同僚又趁机诋毁他，葛公察觉他们的阴谋，不予听信，反而把那名属吏作为首要举发者。这是他任南剑州知州时的事。每年铸钱十六万，所作的各项设置，后来被作为制度准则。这是他主管银铜坑冶和铸钱时的事。鄂州崇阳县有大姓人家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并谋杀了她的丈夫。州府收受贿赂将他们释放，葛公派人再次弹劾；负责弹劾的人又收受贿赂，像先前一样处理案件，但葛公始终认为这样不公。他的弟弟向转运使申诉，即使其他在此案中任职的人，也无不认为他受了冤屈。案件重新审理，最终查出受贿舞弊的事实，依法定罪。这是葛公任提点刑狱时的事。甲子四百三十五，是葛公享年的岁数。至和元年六月乙未，是他去世的年月日。润州丹徒县长乐乡显阳村，是他的墓地。嘉祐元年十月壬申，是下葬的年月日。乡邑孙氏，是现在与他合葬的原配夫人。万年县君、范阳卢氏，是他的继配夫人。良肱、良佐、良嗣，是他的儿子。妻太常博士黄知良，封金华县君，是他的女儿。良嗣以进士起任越州余姚县尉，主持父亲的丧事，并请求撰写墓志铭随葬。临川王安石根据良嗣告诉他的情况加以编次，并为此作铭。铭文说：士人有的靠钻营来维持交游，却不忌惮放弃官职；唯有葛公所到之处，乐于任职，喜爱政事。他们能够显扬声名，葛公却不以此自明。不刻铭文来昭示后世，谁还会劝人勤劳尽瘁呢？苏安世墓志铭　　　　　　　　王安石 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龙图直学士、信都人欧阳修，因为论事恳切正直，触怒了权贵。权贵便借口欧阳修的孤甥女涉及案件，诬陷他有奸邪牟利之事，天子派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人苏君与宦官共同审理。当时权贵又勾结内外所有怨恨欧阳修的人，编造恶言，想要扳倒欧阳修，声势非常猛烈，天下人纷纷不安，都认为欧阳修一定无法脱身。苏君最终向皇帝说明：‘欧阳修没有罪，进言的人只是诬陷他罢了。’于是权贵大怒，反过来诬陷苏君不公正，把他贬为殿中丞、泰州盐税官。然而天子终于醒悟，诬告者没有得逞，欧阳修等人也都平安无事。苏君因此名闻天下。唉！把忠臣当作不忠而诛杀，甚至不合于有罪之人的情形，这是君主最大的戒惧。可是古代陷入这种境地的人接连不断，只因身边有进谗言的人，又没有像苏君这样的人救助，所以最终败亡而君主仍未醒悟。这样看来，苏君这一次行动，对于天下难道是小事吗？苏君被贬出京后，权贵更加掌权。在五年之内，虽两次遇到赦免，苏君却六次调任，东西南北奔走，水陆跋涉，动辄万里之遥；他的内心安然，没有怨恨悔 regret，遇到事情坚强果断，从未稍有屈服，大概孔子所说的刚者，或许就是苏君了。苏君的仁爱和智慧，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曾任陕府通判，葛怀敏战败时，边境告急，枢密使要把从边防撤回的士卒重新派去驻防，士卒极为怨恨，立即聚集起来谋反，官吏报告应当关闭城门，城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苏君慢慢地只骑一匹马出城，在士卒中间晓谕劝止他们，并根据事宜自行处置，将使者遣还。戍卒高兴地说：‘幸亏有苏君，我们才得以活命。’陕地百姓说：‘若不是苏君，我们恐怕都会被掠夺而死。’朝廷有命令，要把陕西百姓刺字充军，逃亡者处死。后来抓到了逃亡者，有司依法判处死刑，苏君却总是把他们释放。他上言说：‘命令百姓以死相拼去做事，事情本来就难以成功。事情已经成功了，逃亡的人还不赦免，恐怕他们会聚众为盗。只希望朝廷怜悯这些愚民，让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天子认为苏君的话有道理，于是三十州的逃亡者都免于一死。后来苏君任坊州知州，州中无处缴纳的税赋，原由里正代为缴纳，每年因此破产的富户有几十家。苏君查究此事，使税赋归还给应当承担的人；坊州百姓不再担心被选作里正，从苏君任职时开始。苏君名安世，字梦得，祖先是武功人，后来迁居蜀地，蜀地沦亡后归于京师，如今是开封人。他的曾祖讳进，任率府副率；祖父讳继，任殿直；父亲讳咸熙，赠都官郎中。

译苏君以进士出身做官，至去世时已三十二年，去世时任广西转运使，官职却只止于屯田员外郎，这是因为他十五年没有请求磨勘升迁。苏君先娶南阳叶氏，后娶清河某氏。四个儿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庙斋郎；炳文，试将作监主簿；彦文，尚未做官。五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会稽江松、单州鱼台县尉江山、赵杨三人，尚有二人未嫁。苏君去世三年后，即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他的儿子把他葬在扬州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人王安石为他作铭：皇帝拥有四方疆域，以福泽安抚天下；愿使苏君镇守我国南方。苏君啊苏君，不弯曲自己的正道，不遮蔽自己的光明。君子的刚强，造成他受委屈的是别人；我已经得到自己的正直，又怨恨谁、恼怒谁呢？只是奉行上天的使命，岁月如日月运行，终将归于丘墓，墓下幽暗无声。愿苏君的昭著声名永无穷尽，这就是安石为他所作的铭文。许平墓志铭　　　　　　　　　王安石 君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世家编写谱系，他就是如今任泰州海陵县主簿的人。君与兄长元相友爱，名闻天下；他从小就卓异不羁，善于辩论，和兄长都因智谋才略受到当世大人的器重。宝元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选拔，招揽天下有特殊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相拿君所写的文章推荐，于是被召入试，授为太庙斋郎。不久选任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多贵人推荐说君有大才，可以让他试任大事，不应当弃置在州县。君也常常慷慨地自许，想有所作为，然而最终始终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智。唉，这实在可悲啊！士人中本来就有一种超脱世俗、与众不同、独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人，即使遭到辱骂、讥讽、嘲笑、侮辱，困顿受辱也不后悔；他们本来就不求取悦众人，而是对后世有所期待，所以与世龃龉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那些凭智谋求功名的人，察看时势、俯仰迎合，以追逐权势和外物，却屡屡得不到机会的，也多得数不清。辩说足以改变万物，却困于无人任用；游说得当，谋略足以夺取三军，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受到屈辱。这又能怎么说呢？唉，那些有所期待、即使不得志也不后悔的人，他们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君享年五十九岁，于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在真州杨子县甘露乡某地的高地。夫人李氏。儿子：瓌，没有做官；璋，任真州司户参军；琦，任太庙斋郎；琳，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有两人，分别是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的妻子。铭文说：有人要拔擢他使之崛起，却没有人能排挤他使之止步。唉！像许君这样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谁能使他如此呢？陈比部墓志铭　　　　　　　　王安石 陈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人就是如今的宰相。陈公是晋公的次子，也是当今宰相的弟弟。晋公名恕，他一生事迹都记载在史官的记录中。陈公名某，字某，九岁时因晋公的恩荫，任秘书省校书郎。晋公去世后，因恩荫改任太常寺奉礼郎，服丧期满后过了很久，适逢封禅，因恩荫改任大理评事，监凤翔府酒税。又适逢祭祀汾阴，改任卫尉寺丞。回朝后因考核成绩优异，升任邵武州邵武县知县。献文章后通过学士院考试，宰相认为他有才，商议让他取得科名，他坚决推辞，说亲人在世，只希望提升官职，并不愿取得科名，皇帝答应了。通判秀州，改任大理寺丞。回朝后又献文章上表，请求治理繁难郡县，获得淮阳军，改任太子中舍。当今皇帝即位后，因恩荫加改殿中丞。这一年赐给他绯衣银鱼，任临江军知军，后来又得到睦州。有人多次推荐他，天子把他的姓名交给审官院，于是又调任遂州知州。因齐国太夫人有病，请求回去，改任虞部员外郎。上奏几件便宜行事之事，获得引见对答的机会，因而自我推荐。天子想逐渐提拔任用他，却因齐国太夫人去世服丧而离职。过了不久，睦州人王稷上书，斥责陈公赦免以前的几件事情。服丧期满后仍因这件事获罪，监理防州税务。明道元年，因恩荫改任比部员外郎，通判建州，改任驾部员外郎。因举荐调任吉州知州，犯法获罪被免职。起用为比部员外郎、监泗州粮料院，又因犯法被免职。起用为虞部员外郎、监饶州钱监，又恢复比部员外郎之职。回朝后长期寄居京师，过了很久才出任江阴军酒税监。途中患病，上书自述：‘先臣陈恕幸蒙先皇帝宠信，官至大臣。我靠先臣的恩荫得以做官，屡次进献所学和所记。年轻力壮时，曾很急切地想奋发进取，及时建立功效，以完成侍奉陛下的职责；但我孤身独立，没有党友帮助。又命运不幸，多次被小人困窘挫败，辜负了先臣遗留的教诲，也辜负了陛下器重任用的恩德。如今我老了，想到终究无法报答皇帝的盛德，内心惭愧，早晚忧惧，因此得病将死；没有田园可以回归，也没有强健有力的子弟奉养，只有一个儿子世昌。去年他考中进士，取得嘉庆县院试解额，我的兄长在中书省奏请不要让他参加礼部试；如今他将要到远方做官，离我更加遥远。陛下若怜悯他，希望允许我分司，并改授世昌苏州、常州一带的官职，让他终身奉养我，这是天地般的恩赐。我实在困窘，即使自己不申诉，又有谁会替我申诉呢？’奏书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他最终死在江宁，享年若干岁，时在某年某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夫人某氏。两个儿子：世昌，任泉州晋江县主簿；世长，先已去世。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主簿将于某年某月把父亲下葬，某处已经择定葬期，于是派人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当初陈公任临江军知军时，我的先父曾任他的佐官。后来过了二十五年，我在淮南得以结识主簿，并以兄长之礼待他；又因我们世代重义，不可推辞，所以不能没有铭文。陈公是名臣的儿子，年轻时得到优美的仕途，又间或凭文艺自我进取，心中以为将要显贵富裕，使家族世代保持下去。然而正逢太平时代，法令常用来约束臣下，所以他的才能无法尽情施展，最终因处处龃龉而困顿穷苦。他感慨激愤、怨恨不平的情绪，常常表现在文章中。主簿从他的文稿中选出二十卷，我读后知道了他的内心所存。尤其是请求分司的言辞最为悲痛，因此摘取其中大意保存下来。唉，这也实在可悲啊！铭文说：这里有一棵树，树干从根部开始分成两半；两半的材质相同，栽种的时间也相同。后来一半被砍断烧掉，另一半被剖开制成牺尊。是谁使它变成这样呢？难道只是偶然吗？我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王深甫墓志铭　　　　　　　　王安石

译我的朋友深父，文章足以表达他的言语，言语足以实现他的志向；他的志向，是想把圣人的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不到生命终结是不会停止的。因此，他不做那些细小廉隅、曲意谨慎以迎合众人耳目的事情；取舍、进退、去留，一定以仁义为尺度。世人都称赞他的学问、文章、品行和政绩，但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多，许多人反而认为他迂腐疏阔，不足以随时势而变。唉，这恰恰就是深父之所以成为深父的地方。假如深父能够迎合他们，就一定不能保持现在的深父了。我曾私下认为，上天生下这个人，大概将使他长寿，成就他的才华，使他有所等待而后显达，用以恩泽天下；或者借助他的言论来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百姓觉醒。唉，谁能想到道义不能由上天托付，德行不能得到世人酬报，而他如今竟死了！圣人君子实在难以被了解。即使孟轲那样的圣人，弟子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管仲、晏婴，何况其他人呢？至于扬雄，更是当时人所轻视的，他的门人中被记得的只有侯芭一人。侯芭称赞扬雄的书胜过《周易》，但《易》本来是不可超越的。侯芭尚且不能算真正了解扬雄，而世人都说：‘古代的人活着时没有遇到知音，直到去世很久以后，后世没有不认识他们的。’ 像孟轲、扬雄这样的人，死去都超过千年了，能够读他们的书、了解他们心意的人却很少，那么后世所谓的了解，未必就是真正的了解。况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年去世，幸而能够著书，著作还完整地存在，尚且如此。唉，深父啊！他的才智即使足以了解孟轲，对于成为扬雄那样的人，虽然几乎也可以无愧，但他的志向尚未实现，著作尚未完成，却已经早早去世了；这难道只是当今没有遇到知音，还将来会无法流传于后世吗？上天生下这个人，却给他这样的命运，大概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深父名回，本是河南王氏，后来从光州固始迁到福州候官，成为候官人已有三代。曾祖讳某，任某官；祖父讳某，任某官；父亲名某，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兵部葬在颍州汝阴，所以如今成为汝阴人。深父曾以进士身份补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一年多后自行辞职离去。有人劝他做官，他总是以奉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他于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朝廷于是根据荐举任命他为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诏书下达时深父已经去世。夫人曾氏早他若干日去世。一个儿子某，两个女儿，都还年幼。他的弟弟们于某年某月某日把深父葬在某县某乡某里，与曾氏合葬。铭文说：唉！深父以德行为自己的责任，来继承祖先的事业。无论艰难、荒远之地，都一定竭力践行并取得成就。没有人了解我，也就没有人能够轻视我。愿神灵尚且使我归返，让我的形体归于这片土地。赵师旦墓志铭　　　　　　　　王安石 侬智高反叛广南，攻破各州，州将因守义而死的有两人。康州的赵君，我过去就知道他是贤能的人。他因叔祖的恩荫补任将作监主簿，升任许州阳翟县主簿、潭州司法参军，曾多次因公事抗拒韩运使，韩运使接连弹劾他，但州将替他向朝廷申辩，因此没有获罪。因举荐任温州乐清县令，又因举荐就地改任宁海军节度推官，知衢州江山县。他治理政事出于自己的真诚，符合百姓心意，官吏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一文钱或一件遗物；道路上即使有东西，也没有人敢拿。我曾到衢州，那时赵君离开江山已经很久了，衢州人仍然思念他的作为，称赞起来没完没了。又因举荐改任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县。祭祀明堂时因恩荫改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调任康州知州。到二月，侬智高前来攻打，他率领全部三百名士卒迎战，侬智高因此稍稍退却。当夜赵君回头对夫人说，让她取出州印佩在身上，背着孩子躲藏，并说：‘明天贼兵一定大举而来，我知道敌不过他们，但我不能离开；你留下来送死没有意义。’第二天交战失利，他于是迎击敌寇而死。这时赵君四十二岁。兵马监押马贵以及三百名士卒，也都战死，没有一人逃亡。起初赵君作战时，马贵惊慌忧惧，甚至不能饮食，赵君却独自像平日一样吃饱。到了夜里，马贵躺下却无法入睡，赵君却鼾声大作，直到天亮才醒来。生死之事是极其重大的，而赵君面对它竟能如此。唉！他对于义和命，可以说已经能够安然承受了。赵君死后的第二天，州司理谭必才开始为他收殓入棺。又过了一百天，赵君的弟弟到来，于是护送他的灵柩回去，运到江山安葬。江山百姓无论老幼都相互扶携，有人祭奠哭泣、迎送赵君灵柩，延续数百里；康州百姓也向安抚使请求，为赵君建屋祭祀。安抚使把赵君的事迹报告天子，追赠他为光禄少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觐右侍禁官职；他的弟弟子试任将作监主簿；又把他的弟弟、润州录事参军师陟改任大理寺丞、签书泰州军事判官厅公事。赵君名师旦，字潜叔，祖先是覃州成武人。曾祖名晟，追赠太师；祖父名和尚，官至比部郎中，追赠光禄少卿；父亲名应言，任太常博士，追赠尚书屯田郎中。自赵君祖父起离开成武，葬在楚州山阳，所以如今成为山阳人。赵君弟弟于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将他葬在山阳上乡仁和的高地。这时夫人王氏也去世了，于是把她的灵柩迁来合葬。铭文说：本来可以避免灾祸，却为当时立下功劳。若贪恋安逸荣耀，彼此顾惜而无人作为，谁能面对死亡而高举直行、毫不迟疑呢？唉！康州人为赵君作铭，以此彰明他的事迹。《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二 宋代吕祖谦编

译墓志 孔宁极墓志铭　　　　　　　　王安石 先生名旼，字宁极，是睦州桐庐县尉询的曾孙、追赠国子博士延滔的孙子、尚书都官员外郎昭亮的儿子。从都官员外郎以上追溯到孔子，共四十五世。先生曾想考进士，后来后悔说：‘难道我真是迫不得已要走这条路吗？’于是居住在汝州龙兴山，把父母的遗骨迁来安葬在汝州。汝州人争讼而不能裁决的案件，不听有司判决，却听先生的一句话；他们不以触犯有司刑法为羞耻，反而以得不到先生的裁决为耻。庆历七年，诏令寻求天下品行高尚、践行义理的人，郡守便以先生应诏。朝廷于是赐给他米帛，又命州县免除他的杂税。嘉祐三年，近臣多次说先生有道德，可以任用，但执政者估量他不肯屈身，于是授任守秘书省校书郎并让他退休。嘉祐四年，近臣又多次进言，于是召他任国子监直讲。先生推辞，于是授任守光禄寺丞并让他退休。嘉祐五年，大臣有人请求让先生任其属县的长官，于是天子任命他为汝州龙兴县知县。先生又推辞，辞呈尚未获准，六月某日先生便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大臣有人替他请求诏命，于是特赠太常丞。到七年某月某日，他的弟弟把先生葬在尧山都官墓地的兆域内，并让夫人李氏祔葬。李氏是故大理评事昌符的女儿，生有一个女儿，嫁给士人为妻，但已经先去世了。先生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居丧完全合乎礼制；待人恭谨谦和，即使是仆奴，也不忍用严厉的言辞对待他们。他的衣食和田地桑园有所盈余，便总是拿出来救济乡里。借钱给人而后来无力偿还的，他从未追问，也从不怀疑别人；人们因此也不忍心欺骗他。然而世间传述先生的人，大多是有学问、有见识、能言善辩的士大夫。大概先生孝悌忠信，不向世俗有所求，足以使乡人敬畏佩服到如此地步，而先生自己却从未把这当作奇异之事。先生博学，尤其喜爱《易》，却从未著书，只有《大衍》一篇流传于世。考察他的品行和政绩，如果不是内在修养有所成就，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汉代向东迁徙时，崇尚操守高尚的士人，也因此形成风俗；所以当时隐居的处士特别多，后世直到今天知名的贤人中隐居者，大概也没有几人。难道是世人所不崇尚的事物，便被湮没而无人知晓了吗？还是士人的志趣操守也要有赖于时代呢？像先生这样，本来不等待世人的知遇，却卓然在当时显现出来，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士吗？这些事已经足以刻在墓志上了。铭文说：有人进入仕途却不再出来，以自身换取外物；有人离开仕途却不再回返，把清闲安逸据为己有。唉！先生喜爱清白而没有过失，并不是把安逸据为私有，而是追求自己的志向。戚舜臣墓志铭　　　　　　　　曾巩 我考察三王用来教导天下士人、使他们达到礼节文理的办法，知道士人能够在当时世代传承道德，大概是有原因的。三王以后的一千多年间，教化法度已经败坏，士人的学问品行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如汉代袁氏、杨氏、陈氏，唐代柳氏，他们操守仁义、风范道德足以激励天下，纠正异世的邪僻吗？据我所听闻，宋代戚氏的事迹，也可以依次叙述如下。戚公是这个家族的后人，叙述如下：戚公是宋代楚丘人。祖父名同文，生于唐天祐元年，历经五代进入宋代，始终没有做官，凭文学和义行成为学者的老师；去世后，他的门徒共同称他为正素先生，后来因儿子显贵追赠兵部侍郎。父亲名纶，侍奉太宗、真宗，以贤能任枢密直学士，和他的兄长职方郎中维都因友爱著称。祥符、天禧年间，学士因议论天书而被贬黜；郎中父亲也被举为贤良却没有应试，任曹国翊善，不合意便离去。他们父子兄弟的出仕和退处就是如此。学士后来因儿子显贵追赠司徒。戚公名舜臣，字世佐，是司徒的小儿子。平日谨慎恭敬，举止一定合乎礼法，考虑选择后才开口说话。他与兄长某官舜宾、某官舜举，又因友爱而能整肃治理家族，闻名有先人的法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从天祐年间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天下经历六次变易，士人中名声和品德能够守住一样长处的，有的未能善终，有的到了子孙一代便失传，这样的很多。然而戚氏世代的德行却独自长久保持到如此地步，这是多么兴盛啊！可是世间议论的人，正有许多把人的愚蠢子孙、奸邪后代、名位极高、世世代代苟且取得富贵的人，说成能够守住祖业，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戚公年轻时因恩荫补任将作监主簿，但到三十岁仍在司徒身边。司徒去世而家境贫困，他才出任雍丘税务监，又监衢州酒务，升任舒州太湖县知县兼提举茶场。他治理有惠政，爱护百姓，百姓请求留任，朝廷听从了。三年后才得到替代者，他献诗陈述茶税的苛重，每年使用万杖茶叶，希望停止采办，以此感动当世。回京后监理在京盐院，进言说盐业利益应当实行通商，朝廷听从了。出任泗州通判，能够使转运使不能用暴力搜刮侵害百姓，使奉养他人的百姓得以凭借义理赦免死罪。又任濮州通判，当王则在冀州反叛时，百姓相互惊扰，几乎发生动乱，戚公斩杀一人，濮州中动摇的人受到震慑，惊乱才停止。不久任提点刑狱，因功劳得以改任官职。戚公自己不曾夸说，调任抚州知州；他的治理宽大方正，致力于革除苛细、减少烦扰。州中有许多诡异的祠庙，号称太常祠的就有一百多所，戚公全部撤除，百姓大为感化、心悦诚服。调任南安军知军，尚未来得及有所施为，戚公大概已经病了。皇祐四年六月七日，他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从主簿起共升迁十一任，官至尚书虞部郎中。戚公从濮州返回时，把他的属官和戚公的配偶陈氏一起，总共十三人葬在宋氏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戚公的儿子师道于是把跟陈氏合葬的戚氏迁葬。卫国大夫孙文子在河边的邑地食采，邑名叫戚，是姬姓的后代。到后世失去原来的食邑，才另立戚氏为姓。汉代有一人因以郎官身份跟随高祖而封临辕侯，名叫戚鳃；戚鳃的侯爵传了四代便失去。梁代有一人因精通三礼任博士，入陈后去世，名叫戚衮；戚衮自称吴郡盐官人。侍郎的曾祖名远，祖父名琮，父亲名圭。他的族谱说：琮从长丰的戚孙迁居楚丘，所以如今成为楚丘人。这就是戚氏先世中能够考见的情况。观察戚公守护祖业的表现，可以知道他的恭谨；观察他施行于政事的作为，可以知道他的厚道。然而世上也少有能够真正爱护他的人。大概世上那些自以为聪明、树立声威的人，即使荒谬欺诈、悖逆冒犯，也没有不被世俗接纳的；至于恭敬谦让、质朴正直而不能驰骋取容、因此困顿挫折的人，却多得无法计数。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若要迎合时势、追逐事务，那么有才干的人固然确实受到重视；但若要树立人格、形成良好风俗，那么洁身自好、积累德行，难道可以轻视吗？然而时代的取舍竟是这样，这也是他们不幸、没有遇到知遇，各自处境符合这种道理罢了。铭文说：

译兴盛的戚氏宗族，出自姬姓。临辕侯、盐官人，声名和实际都光耀。侍郎之家到了梁代，自祖先琮离世后安处幽静，树立儒学。司徒、郎中，才艺兼优而贤德，却被谗毁、受规矩束缚。戚公任事卓异突出，任南安时恭谨温和；继承家规，仪容庄重，言辞谨慎，如同遵守法令。盛大的美名，后世应当听闻；刻在方形美玉上，告知幽冥之室。钱纯老墓志铭　　　　　　　　曾巩 公姓钱。钱氏先世曾是吴越王家，拥有吴越之地。五世祖钱镠，号武肃王；高祖钱元瓘，谥文穆王；曾祖钱俨，任昭化军节度使；祖父钱昭慈，追赠左卫将军；父亲钱顺之，任左侍禁、閤门祗侯，追赠尚书刑部侍郎。公名应说，进士出身，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均考中。历任宣州旌德县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书祠部度支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改任朝奉大夫，充国子监直讲，编校集贤院书籍；升秘书阁校理，选为修《英宗实录院》检讨官，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继而任知制诰、直学士院，升枢密直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曾任秀州通判、婺州知州，入朝后任尚书考功判官，改任开封府判官，出任邓州知州，入朝任尚书吏部流内铨判官，兼任集贤院判官，又兼任军器监判官、提举司天监公事。公幼年丧父，家贫，母亲改嫁；长大后，回来依靠本族长者。他刻苦自励求学，日夜废寝忘食，各类书籍无不研治，已经通晓其中的大旨。至于分析篇章、划分句读、归类数术、辨析名物，以及细碎委曲之处，也无不探究穷尽。他的文章表现为宏阔奔放、俊逸伟健，所以出仕后与天下士人带着自己的学问才华参加有司考试，常常超过众人。皇上因此知道了他，一时声名震动。任县尉以及任秀州、婺州、邓州官职时，他革除弊政，修理废坏，政事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任直讲时，因为善于教导诱发，学生都归附于他。任校理时，正值英宗初年，慈圣光献皇后听政，公三次上书请求把政权归还天子。任吏部时严守法度，参加选授的人都称赞他公平。任开封府判官时，以慈爱宽恕、简约宁静为原则，不追求聪明才智的名声，不靠迎合世俗求取显达。属下中有人与公意见不合，但公对待他们从未有厚薄之意。士人因此多称誉公，而那些曾属公管辖的人后来也终于心悦诚服。公在众人中不故意标新立异，也不随声附和，因此人们无法凭此亲近或疏远他。至于权势利益之事，正是人们争相追逐的地方，公却颓然自守，行迹远离众人，所以即使有夸耀自许的人，也不把公视为可忌惮的对象。公任判官时，府中曾有一桩案件，有人窥探大臣的意思，说大臣想罗织罪名加害某人，公不为所动，只慢慢分析案情而已。公平日乐观平易，没有矜持的界限；到了必须独立坚持的时候，确有别人不能赶上的地方，大多如此。公为人谨慎敬畏、清廉简约，与人交往淡泊，但相处久了才知道他情意深厚。公的先祖既已把疆土登记归还天子，后来传到昭化，任和州知州十八年后去世。诏令葬在和州，子孙于是便在那里定居。到公这一代，才把母亲葬在苏州吴县龙冈村天平山，所以如今又成为苏州人。公名藻，字纯老，封仁和县开国伯，赐金紫服。享年六十一岁，于元丰五年正月庚寅日在任上去世。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于天平山，葬地与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相邻。公的妻子孙氏，封泰兴县君；儿子有某、某，早逝；还有儿子▯。某官孙氏生某，任某官。公去世后，皇上派使者驰往察看他的家属，知道他家贫穷，特赐钱五十万，并授予他的弟弟和子孙共三人官职。公曾与我同僚，彼此友善；他将要去世时，把身后之事托付给我，他的家人于是来请求我撰写墓铭。铭文说：钱氏一族，是武肃王五代孙的后裔，在东南开创基业；凭学问、凭文章立身。治学便通晓经义，作文便能写赋，何况还以博学多闻著称，声名传播于仕进之路。于是校理中书省，掌管皇帝诏制，于禁林任职，从容地进言议论。治理自己如何？正直而清廉。治理百姓如何？简约而公平。别人因愤怒而迁怒，公能够自我克制；别人因利益而趋附，公能够不受迷惑。这是士大夫所仰望的人，也是天子所器重的人，为什么不能享年百岁，为什么不能位至三公？龙冈墓地经过考察卜选，焕然一新；愿公安息于此，也愿后人得到福泽。《孙适墓志铭》　曾巩 黟县孙氏中，有一人考中进士，任尚书工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后来去世，名抗。他以文学闻名于世，葬在黟县上林。他有一个儿子也考中进士，任永州推官，去世时年仅二十八岁，名适，也以文学著称。孙适葬在父亲墓的左边；现在将要安葬他的弟弟孙邈，便把这些事告诉我，请南丰曾巩撰写墓铭。叙述说：孙氏世代居住富春。唐代有一支迁到歙县黟县，名师睦，从此另立为黟县孙氏。师睦生延绪，延绪生旦，旦生孙遂良，凭借我的恩荫任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生工部，工部就是孙君的父亲。孙君十四岁时，辞别父母求学，江东已经有人听说他的名声；后来前往临川跟从王安石学习，王安石称许他，名声由此传开。任越州上虞主簿，因父亲的恩荫离任后得以任永州推官。父亲去世，他从万里之外赶来服丧；疾病严重也不忍废弃职事，安葬父亲后，扶持年老的母亲，准备到淮南谋生，病情更加恶化，死于池州大安镇，时间是至和二年。当初工部任御史时，因为意见不合而出任外官；等到出使南方，我正将要起用他，他却突然去世。孙君尤其努力修习学问和品行，认为父亲的积蓄功业一定会在他身上发扬。他在学问上喜爱研究治乱得失的道理，不拘泥于眼前浅近的文章，以古人为归依，不用浮华夸饰。即使身体一向羸弱，也不停止读书；即使有所进步，也不懈怠而自满。学问已经纵横通达，却未能达到最高境界。铭文说：孙氏世代来到黟县，奋力摆脱艰难，所以闻名于世。家业始于工部，工部有什么遗留？有书籍百篇。永州的学问，承自他的父亲。他的成就来自努力，他的聪敏来自明悟。内在有真实的资质，外在显出文采英华。两次未能成就功名，后来必当更加显达。君没有儿子，却有许多兄弟。《沈率府墓志铭》　曾巩

译君名某，字某，姓沈。自太子家令沈约以来，家族居住在吴兴，所以世代都是吴兴人。到君的祖父名某、父亲名某时，才从吴兴东林迁居钱塘，所以如今成为钱塘人。君因宗室密州观察使宗旦的恩荫，依照制度取得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的官职，后来退休。又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升任太子右司御率府副率，兼任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官阶银青光禄大夫，勋为武骑尉。密州观察使宗旦，是今天子的侄子、潞王的孙子，而他的母夫人正是君的侄女。君为人质朴，没有外在修饰；居住乡里，宽厚而像一位长者。他侍奉父兄，能够以严谨尽力；对待族人，能够平等地施予爱护。虽然财产丰厚、家族庞大，但衣服饮食尤其俭朴。遇到有人急难来归求助，便只管拿钱财救济，丝毫没有吝惜顾虑的意思。邻里每逢年荒，就开仓救人。有人欺骗侵占他的财产，他都不计较。年老后料理家事，仍不肯懈怠，说：先人之所以把这些传给我，就是这样。对待子孙不让他们安逸，说：这是为了让你们守住我先人的法度。嘉祐二年三月一日，君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钱塘西城。最初娶吴氏，后来娶车氏，车氏封某县君。安葬时，吴氏实际随葬。儿子三人：晔、晼、时。孙子八人：沔、溱、沂、淑、灌、湜、渐、瀚。曾孙三人：师杨、师荀、师轲。当时沔、沂都考中进士，其余也都有学问和品行，这大概都是君教导的结果。铭文说：显赫的宗室子弟，镇守密州藩镇。天子说：啊，你是沈氏宗亲，我把恩宠借给你，把外亲赐给你；东宫属官中有长卫军。于是命你在家中休养，使你安享晚年，或仰卧或侧卧，穿着华美的服章。天子任命我，并不是我有所求；我颓然顺从退处，寄情山林丘壑，不陷入机巧，不阻塞水流作成田畦。说是远处没有仇敌，近处没有祸患。乡里巷陌所依赖的，只有这位善人；流传他的恩泽，使他的子孙受到感化。愿他的自身吉祥，既长寿又康健；愿他的后代吉祥，兴旺昌盛。愿墓地有边界，墓藏有石碑，刻下这篇铭诗，永远昭示不尽。《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三 宋代吕祖谦编

译墓志 《程伯淳墓志铭》　韩维 伯淳姓程，名颢。他的先祖中有在周朝任大司马的，名叫乔伯，受封于程，后来便以程为姓。高祖追赠太子少师，名羽，在太宗朝有功，赐第宅于京师，居住两代后迁到河南，如今成为河南人。先生生来秀美爽朗，与普通孩子不同；才几岁就诵读诗书，记忆力强过常人。户部侍郎彭公季长一见便认为他非凡，于是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考中进士后，调任京兆鄠县主簿。南山有一尊石佛像和佛塔，每年传说佛头放光，远近男女昼夜聚集观看不止；任县令的人害怕它的神异，没有人敢禁止。先生刚到任，便责问那些僧徒：我听说石像每年显光，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是。先生告诫说：显光时一定要先告诉我，我要取下佛头察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放光。府境发生大水，各县仓促兴办劳役，都狼狈失措，只有先生治理的县，饮食、草舍等一切供应无不齐备。当时天气酷热，染疫病死的人很多，唯独鄠县没有死人。监司想推荐他，问他想要什么，先生回答：推荐士人应当根据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官职，不应当询问他的愿望。为避亲属嫌疑，调任江宁上元县主簿。田税不均，比其他县尤其严重。先生为县令制定办法，百姓没有受到扰乱，而田税终于均平。县令任期届满后，先生代理县事，每天诉讼文书不下二三百件；先生处理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便减少了。江南习俗种稻，依靠池塘陂堰灌溉；盛夏池塘决口，估计非要一千人不能堵塞，按旧例应先报告府，再禀告监司，然后计算功役、调发劳力。先生说：如果这样做，禾苗就要枯死了；为了救百姓而获罪，我也不推辞。于是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年成便大丰收。仁宗去世，遗制规定官吏服丧三日后除服。第三天早晨，知府王贽率群官将要脱去丧服，先生上前说：请让我们服满今天。王贽发怒，不肯听从。先生说：您自己脱服吧，我不到晚上不敢脱。全府看着先生，也没有人敢脱服。调任泽州晋城县令，百姓因事到庭下，先生必定教导他们侍奉父兄、尊奉长上的道理。有空便亲自到各乡校，召集父老与他们交谈；儿童读书的，就替他们订正章句；教师不称职，就把他换掉。起初当地风俗很粗野，不知道求学，几年以后，穿儒服戴儒冠的人便多了。乡里远近组成保伍，互相出力服役，遇到患难彼此救助，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孤儿、老人和疾病患者，先生责令亲族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旅途中经过当地的人，生病了都有地方得到供养。三年之中没有盗贼抢劫，百姓也没有斗殴致死的。河东路财赋不足，官府一旦征购，物价就飞涨，年年成为百姓的祸患。先生计算所需物品，让富户预先储存，定价出售；富户没有失去利息，而百姓所负担的费用，与从前相比只有十分之二三。县库中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借给百姓补助民力。部使者来到，先生便把这笔钱告诉他，让他自己使用，不敢私自挪用；部使者知道先生的诚意，也没有追问。此前百姓害怕差役，互相告发乡邻，往往因此结仇。先生完全掌握百姓财产厚薄的情况，按照户籍分派差役，没有人敢推辞。义勇军常在农闲时训练，但过去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先生到任后，晋城百姓于是成了精锐部队。因推荐改任著作佐郎，不久又因御史中丞吕公晦叔推荐，授太子中允，权任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听说先生的名声，登殿答对那天，从容地向他询问；见了两三次后，便期望重用他。他前后进言，主要认为应以端正内心、抑制欲望、求取贤才、培养人才为先。曾说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产生，神宗俯身拱手说：我应当以此告诫自己。当时王荆公任宰相，推行了许多措施。先生每次进见，必定向皇上陈述君主之道，认为应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不应把功利放在前面；又极力陈说治国之道。神宗说：这是尧舜的事业，我哪里敢当？先生忧惧地说：陛下有这种说法，不是天下的福气。先生上书数十次，论述辅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国家大计、出卖祠部度牒、青苗取息、提举官多非其人、诏命发出而不经门下省审议、追逐利益的臣子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日益衰败。荆公虽然与先生意见不同，却曾称许他忠诚信实。先生的言论多次不被采用，便恳求外调。神宗仍重视不愿他离去；先生上章并当面请求十多次，皇上不许，于是闭门待罪。后来任命他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他又上书说：如果我的话是对的，希望实行；如果是荒谬的，就请明白贬黜我。请罪反而得到升迁，就失去了刑赏的准则。于是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黄河水清而发生水灾，按法不能另行征役；当时中贵人程昉任外都水，倚仗权势凌辱州郡，想把各处治河工程的兵士全部调去治理二股河。先生依法拒绝，程昉向朝廷请求，朝廷命令拨八百人给他。天正严寒，众人不能承受劳役，溃散逃回。城门吏来报告，满府官员面面相觑，害怕程昉，不敢接纳逃回的士卒。先生说：这是逃避死亡后自行回来的人，休息三天再恢复劳役。曹村决口时，先生正在守护小吴埽；知州军事刘涣把紧急情况报告给他，先生连夜驰到州府，对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城就可能有危险。臣子的职责是身体可以用来堵塞决口，也要这样做。请把厢兵全部交给我；事情如果还不能完成，您应当率禁兵接续。先生径直走到堤埽下，告谕士卒说：朝廷养着你们，正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你们知道曹村决口的水会流向京城吗？我将和你们用身体抵挡它。众人都感动激奋，愿意尽力。决口将要合拢时，一根大木从河流中游漂来。先生对众人说：如果得到那根木头横在水流中、堵住决口，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话刚说完，木头果然横了过来。众人认为这是至诚所感。郊祀时广施恩泽，先生说：我的罪过已经洗清，可以离去了。于是请求任监临，得到西京洛河竹木务的职务。推荐者说：您从未按年资劳绩升迁，特意改授太常丞。后来彗星出现，诏令求直言。先生极力议论时政，言辞非常切直。回到朝廷后，任命他为知扶沟县事。广济河流经县境，河边的奸民不经营生业，专门以威胁夺取船只和行人财物为业，每年必烧掉几十条船来树立威势。

译先生刚到任，便逮捕一人，让他列出同党，得到几十人；没有再追究过去的罪恶，而是把他们分散安置，让他们以挽船为业，同时察看其中是否有人仍不改邪恶。此后焚烧船只的祸患便断绝了。京畿各县百姓的税负很重，每年常因赦令得到蠲免；但勤劳农民按时缴纳的赋税反而常被稽延，所以获得免除的都是顽民。先生与他们约定：以前获得免税的，以后必须按期足额缴纳。于是恩泽才开始均平。司农建议：天下输役钱按户等分为四等，京畿却只到三等，请把第四等也征收。先生极力陈说不可，各县都因此得以免除。水灾导致百姓饥荒，先生请求发放粮食借给他们。邻县也提出请求，司农发怒，派使者核查实情；邻县县令赶紧自称粮食将要成熟，可以不借。使者到达后，对先生说：你为什么不也自己说粮食将要成熟？先生仍坚持请求借粮，终于得到六千石粮食，饥民因此获救。司农又发怒，查看借粮名册，发现所分赋额不等，发文命县里杖责主吏。先生说：救济饥民应当按人口，不应当按户等高下；况且这是县令实际决定的，不是主吏的罪过。司农才作罢。内侍都知王中正巡行按察保甲，所到之处官吏大多遭到轻慢侮辱，各县供应帐幕饮食，争相务求华美洁净来取悦他。主吏请示此事，先生说：我们县贫穷，怎么能仿效其他县？况且向百姓索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县里有旧的青色帐幕，可以使用它。先生在县中任职一年多，王中正往来于县境，却始终没有进入县城。有个犯盗窃罪的人，先生对他说：你如果能够改过自新，我便从轻处理你的罪过。盗贼叩头，愿意改过。几个月后，他又翻墙入室行窃，捕盗的吏卒到了门口，盗贼对妻子说：我曾与太丞约定不再做盗贼，如今还有什么脸面见他？于是自缢身亡。官制实行后，改任奉议郎。朝廷派官员丈量牧地，百姓的田地应当没收的有一千顷；他们往往拿出祖祖辈辈的契约文书来证明，官员都不采纳。诏令把税改作租，允许像私田一样买卖更换，百姓才服从。先生仍认为不可，指着田地对官员说：百姓愿意服从而您却不允许，为什么？先生说：百姓只知道今天不增加赋税，却不知道以后增加租额、夺取田地，就会失去产业而死。因此我对您说，做官的人应当以仁厚为本，不能只图眼前方便而伤害百姓。官员受到感动，谢罪说：我宁可接受责罚，也不敢违背您的命令。于是把这些田地改拨给其他县。邻县百姓犯盗罪，被关在县狱中却逃脱；即使后来遇到赦免，仍因特别防范而罢免先生所管县事。县民到开封府和司农寺请求留下先生的，数以千计。先生离开县城时，没有让人知道；老人和孩子追到县境，拉着他的车哭喊，不肯离去。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折算俸禄以便奉养，获任监汝州酒税。今上即位后，改任承议郎，召回任宗正寺丞，尚未出发便因病去世。时间是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岁。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悲伤吊唁的，都把朝廷失去贤才视为遗憾。父亲晌，太中大夫，退休，当时八十岁；母亲侯氏，封寿安县君；妻子彭氏，封仁和县君；他们都先于先生去世。五个儿子中有三个早逝：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端本，考中进士。四个女儿中有三个夭折，一个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占卜后选定先生去世那年十月乙酉日，葬在伊川祖先墓地。先生没有什么书不读，即使佛教、老子、庄子、列子等书，也无不思考探究，务求了解其中的意义，最终归依于我们圣人的道统。他自我操守清峻，仿佛不可企及，但待人却十分宽厚温和。谈论治国之道，高明得达到难以形容的境界；应对世事、接待人物，没有不曲尽其宜的。只要对君主有益，爵禄可以舍弃；只要对百姓有利，法令禁条也不回避。从元丰以来，凡议论贤士大夫应当在天子左右的人，先生必定在其中。先生被罢免扶沟县职务后，贫穷得无法置办家业，到了颍昌便寄居在那里。大夫因为清廉的德行退居，先生的弟弟颐，字正叔，乐于道义而不出仕。先生与正叔朝夕侍奉父母，没有违背他们的心愿。内宅之中，和睦庄严，合乎礼法。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蓄，却仍然安乐自得。我当时正镇守颍昌，于是得以跟随先生交游。先生不因为我年老昏聩而弃绝我，周旋交往，启发告诫，使我获益非常深厚。所以他去世时，我哭悼格外悲哀，撰写墓铭也不以辞藻为饰。铭文说：孟轲关于义与命的说法好啊！不知道义，就不足以立命；不知道命，就不足以守义。先生任官时，无论内外大小职位，大体上所说所做都出于正道；即使权贵豪强有势力，也不稍稍改变。唉！他对待义与命，可以说兼而有之了。《邵古墓志铭》　陈绎 河南邵尧夫为父亲服丧三个月，哭泣着写信告诉同乡人陈绎说：我的先父享尽高寿而终，按照士人的礼制安葬，葬期已经确定，希望您撰写墓志文来记载墓中之人。我与尧夫交游，了解尧夫的人由此也能了解他的先父；他的先父也是一位隐逸君子。墓志铭本来就不应推辞。先生名古，字天叟，姓姬，出自召公，另封于燕，世代都是燕人而没有断绝。祖父名令进，善于骑射，历任太祖皇帝朝的官职，以军校尉身份退休，回到范阳。因战乱避居上谷，又迁到中山，辗转经过衡漳，便在那里定居。父亲名德新，读书成为儒者，早逝。先生出生在衡漳，才十一岁便成了孤儿；他孝顺地侍奉母亲，竭力维持贫困生活并奉养母亲，长大后更加喜爱学习，必定要探求义理的究竟。我与他相交二十年，最后去世。母亲去世后葬在卫地；天圣年间，先生曾登上苏门山，回头对儿子雍说：你听说过孙登的为人吗？那正是我所推崇的。于是便打算在山下隐居。后来尧夫陪伴母亲往来洛阳，看见山川水竹的美景，人的心情舒畅闲适，才找到一处幽闲旷远的地方，在竹林间架屋，水流其间，兴致浩然。于是自号伊川丈人。忽然有一天患了小病，过了十天仍只喝水而不吃饭，对家人说：我今年七十九岁，逢太平时代，健康而长寿；有儿有孙，贫穷却能自得，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不过，我身无长物，你们千万不要举行佛教仪式来为我的死荐福，只选择高而干燥的地方安葬我，幸而让我快些腐朽罢了。说完便去世了，时间是治平元年正月初一。先生性情简约寡言，唯独喜爱文字学，依据声律、韵类以及古今音切正字来研究，解释说：正声、正字、正音，合起来就是三一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就是尧夫。后来娶杨氏，次子睦考中进士，一个女儿嫁给卢氏。孙子三人都早夭。唉！先生是有道之人吗？有贤能的儿子，为他安葬、祭祀，难道可以没有墓铭吗？铭文说：世代居于范阳，在伊川去世；十月安葬，乙未日葬于神隂原，在原地西南。《范蜀公墓志铭》　苏轼

译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谈论天下贤人，必定说君实、景仁。他们的道德风采足以作为当世的师表；他们对事情可否的议论，足以使天下感到荣耀或耻辱。二公彼此相知，关系十分欢洽，都认为自己比不上对方，说：我和您生时志趣相同，死后也应当同传。天下人也没有谁敢评定二人的优劣。二人约定轮流为对方作传，后死的人为先死者撰写墓志。因此君实为景仁作传，大略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景仁的勇敢果断，都是我所不及的。苏轼有幸在二公之间交游，详细了解他们一生的事迹。他们在出仕与退处等大节上，都不谋而合：如仁宗时议论确立皇嗣，英宗时议论濮安懿王的称号，神宗时议论新法，他们的言论仿佛出自同一人，先后相接如同左右手。因此君实常对人说：我和景仁是兄弟，只是姓氏不同罢了。然而谈到钟律，他们却反复互相非难，终身不能取得一致。君子因此知道二人并非苟且求同。君实去世后，苏轼已经把他的行事写成行状交给景仁，景仁为他撰写墓志，苏轼又写墓表。如今景仁去世，他的子孙都认为君实既已去世，除了我还有谁应当为他撰写墓志呢？况且他还是我先父的益友，我怎么能够推辞？公姓范，名镇，字景仁。他的先祖从长安迁到蜀地，六世祖范隆开始葬在成都华阳。曾祖名昌祐，曾祖母索氏；祖父名璲，祖母张氏；几代都没有出仕。父亲名度，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母亲李氏，追赠荣国太夫人，庞氏，追赠昌国太夫人。开府凭文章才艺和操守品行受到蜀守张咏的赏识。有三个儿子：长子镃，最终任陇城令；次子锴，最终任卫尉寺丞；公就是幼子。公四岁丧父，跟随两个哥哥学习。薛奎任蜀地长官时，途中遇到镃，询问有没有可以请来作宾客的士人，镃便推荐公。当时公十八岁，薛奎与他交谈，认为他非同寻常，说：大范恐怕不能长寿，他的弟弟将来会成为朝廷重臣。薛奎回朝时便带公同行。有人问薛奎入蜀得到什么，他说：得到一位伟人，他将凭文学闻名于世。当时前宰相宋庠和他的弟弟宋祁名重一时，见到公便称许他，彼此结为平民朋友；公因此名动科场。考中进士，列礼部第一。按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时，礼部第一名必须越次高声自陈，因而擢置高等。公不肯自我陈说，直到唱到第七十九名才出来拜谢，退回班列，一句话也没有说。朝廷中的人都觉得奇异。脱去布衣任新安主簿。宋绶留守西京，召他置于国子监任助教。诸生任期届满后，又向朝廷推荐他，任东监直讲。因参知政事王举正推荐，召入学士院考试，授馆阁校勘，充任编修《唐书》的官员，按例应升为校理。宰相庞籍说公有非凡才干，却安于不求进取，特意授任直秘书阁，并任开封府推官。升任起居舍人、知谏院，兼管勾国子监。公上疏说百姓力量困乏，请把祖宗以来的官员和兵员数目加以约束，斟酌取其中数额制定为固定制度；把现今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以备水旱灾害等非常情况。又说古代冢宰统制国家财用，唐代由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或者兼判户部度支。如今中书省主管百姓，枢密院主管军队，三司主管财赋，各自互不相知，所以财赋已经匮乏而枢密院增兵没有穷尽，百姓已经困苦而三司征取财赋不停止。请让中书、枢密院共同通晓军队、百姓、财利的大计，与三司一同制定国家财用。温成皇后安葬时，太常议定礼仪，先前称为园陵。宰相刘沆先任监护使，后来任园陵使。公说：我曾听说执法官玩弄法律，却没有听说礼官玩弄礼制。公请求查问前后礼议不同的情状，又请求停止焚烧埋葬锦绣珠玉，以节省国家财用，皇上采纳了。起初有诏令规定，凡从宫中直接降下而不合律令的命令，令中书、枢密院及所属机构坚持上奏驳正。不到一个月，内臣无故改官的，一天就有五六人。公请求追究大臣奉诏后故意不坚持上奏驳正的罪责。石全斌因为护送温成皇后安葬而授观察使，凡办理安葬事务的人都升两级官。公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太后的安葬推恩，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请求追还授予石全斌等人的告身敕书。文彦博、富弼入朝任宰相，百官到郊外迎接；当时两制官不得到宰相住宅拜访，百官也不得私下求见。公说：用虚礼来尊崇他们，不如用至诚为他们开门。请求停止郊迎，解除拜谒禁令，以沟通天下人的情意。议论减少任子、隔年取士等事，也都是公首先提出的。又请求让宗室中亲属关系疏远的人补任外官。仁宗说：你说得对，只是恐怕天下人认为朕不能和睦宗族。公说：陛下甄别其中贤能的人，加以显用，不埋没他们的才能，正是和睦宗族的办法。虽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最终还是依照公所说办理。仁宗性情宽容，进言论事的人却专门揭发他人来求取名声，有时甚至诬陷他人的隐私。公独自抓住大体，略去细节。当时陈执中任宰相，公曾议论他没有学术，不是宰相的器量。后来陈执中的宠妾用鞭子打死婢女，御史弹劾，想把陈执中逐出朝廷。公说：如今阴阳不调，财赋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滋长，监狱案件充满，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责任。闺门内部的私事，不是责备宰相的理由。见识的人都认为公说得对。仁宗即位三十五年还没有继嗣，嘉祐初年，仁宗得病，朝廷内外惊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公奋然说：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吗？随即上疏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最大的公义。周王去世后，真宗把宗室子弟接入宫中抚养，这是天下最大的深谋远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意，实行真宗的旧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以不同礼遇对待，并让他试任政事，以安定天下人的心。奏章多次上呈都没有答复，于是闭门请罪。恰逢星象变异，占卜说将有紧急战事。公说：国家根本尚未确立，如果突然发生变故，灾祸不是事前能够预料的。还有什么军务比这更紧急呢？如今陛下得到我的奏疏，没有留在宫中不发，而是交给中书省，是想让大臣奉行。臣两次到中书省，大臣都设法推辞拒绝我；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谋划，而大臣不愿意。

译臣私下推究他们的用意，只是担心实行之后陛下中途改变罢了。中途改变的祸患，不过是死去而已；但国家根本不立，万一发生天象所警告的紧急兵祸，那祸患难道只是死一个人吗？中途改变的祸患，是死了也没有愧疚；紧急兵祸的忧患，则死了还要承担罪责。希望陛下把这些话给大臣看，让他们自己选择并慎重处理。听到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朝廷授予公兼侍御史知杂事，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从，坚决推辞不接受。执政大臣说，公上奏使皇上不高兴；大臣们过去也曾提出过这个顾虑，如今听说奏言已经送入，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公又写信给执政说：事情应当讨论是非，不应当计较难易。办得快就能成功，办得慢就来不及，这就是圣贤看重时机的原因。诸位说今天比前一天困难，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公三次当面见皇上陈说此事，哭泣不止，皇上也哭着说：朕知道你的忠心，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公共上奏章十九次，待罪一百多天，鬓发都因此变白，朝廷不能使他改变，于是罢去知谏院，改任集贤殿修撰、判流内铨、修起居注，授知制诰。公虽然被罢去言官职务，却没有一年不谈储嗣之事；因为仁宗年纪渐高，便常常借事提及，希望打动皇上的心。等到任知制诰时，正在谢恩登殿，他当面议论说：陛下已经答应臣再等三年，希望早日确定国家大计。第二年，他又借合祀太庙献赋，来讽谏立储之事。韩琦最终决定谋划，拥立英宗；公升任翰林学士，充史馆修撰，改任右谏议大夫。英宗即位后，升任给事中，充仁宗山陵礼仪使；因误使宰相官职升迁而获罪，改任翰林侍读学士，又恢复为翰林学士。中书省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交两制官议论，认为应称皇伯，给予高官大国，极尽尊荣；这不合执政大臣的意思，便又交尚书省集体议论。不久台谏官争相说不可，于是下诏停止议论，命礼官查考典礼后上报。公当时任太常寺判官，率领礼官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然而议论者仍认为不对，说这是用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又以濮安懿王为考，那么错误不只是汉光武帝那样了。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建立寝庙、议定昭穆，都不正确。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儒的议论，又列魏明帝诏书为五篇，奏报上去。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出任陈州知州。陈州发生饥荒，公到任三天便打开仓库，发出钱三万贯、粮三万石借给百姓，没有来得及上奏，监司急忙以法约束他。公上书自我弹劾，诏令宽免了他。这一年大丰收，借出的粮食全部由陈州百姓归还，至今还感念他。神宗即位，升任礼部侍郎，召回朝廷，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公说：按照旧例，门下省封还驳正制敕，审察省内奏章，纠察违背法令和拖延之事，这些职责都写在授予官职的敕书中。后来删去了这些内容，所以原有职能逐渐废弃。请求恢复，使官员知道自己应当守什么职责。皇上采纳了。公又负责纠察京城刑狱。王安石执政后，开始变更法令，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公上疏说：常平法始于汉代盛世，根据粮食价格的贵贱而收发粮食，使农民和商人都得到便利，是最接近古制的制度，不可更改。青苗法实行于唐代衰乱时期，不足以效法。况且陛下厌恶富民多取利息而少取一些，这正如百步和五十步之间的差别。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交易，一个人压低价格来排挤夺取另一个人的买卖，人人都知道这是可恶的；朝廷怎么可以实行市场交易中人人厌恶的做法呢？奏疏上了三次都没有答复。在迩英阁进读时，他与吕惠卿在皇上面前争论，于是又谈到旧法中的预买绢帛也与青苗法相类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步〕 公说：预买也是有弊病的制度。如果陛下亲自实行节俭，府库有余，应当连预买也一并废除，怎么反而把它拿来作比较呢？韩琦上疏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王安石让他把奏疏送交条例司驳斥。谏官李常请求停止青苗钱，王安石命令李常分析说明，公把相关诏令全都封还，诏令下达五次，公仍像最初一样坚持。司马光被授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不敢就职；诏令允许他以辞职免任，公再次把诏令封还。皇上知道不能使公改变，便直接把诏令交给司马光，不经过门下省。公上奏说：由于臣无能，使陛下废弃制度，有司也失去职责，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皇上准许了。适逢诏令举荐谏官，公推荐苏轼响应诏令；御史知杂谢景温弹劾苏轼有罪，公又推荐孔文仲参加贤良方正科，孔文仲在对策中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王安石发怒，把他罢免，令他回任原官。公上疏争辩，也没有答复。当时公六十三岁，便上言说：臣的意见不被采纳，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退休。奏疏上了五次，最后指责王安石凭喜怒来施行赏罚，说：陛下有接受谏言的资质，大臣却采取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天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方法。安石大怒，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诋毁公，罢去翰林学士之职，让他以本官退休。听到的人都替公担忧。公上表谢恩，大意说：“虽然说是请求退身而去，怎敢忘记忧国之心？”又说：“希望陛下汇集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消除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作为心腹，以培养天下和平的福祉。”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振奋。安石虽然把他诋毁得很深，人们反而把这看作荣耀。公退居以后，专门以读书赋诗自娱，客人来到就摆酒尽欢。有人劝公称病闭门，公说：“死生祸福，是天命啊，我又能把天怎么样呢？”同天节时，他请求随朝班上寿，皇帝答应了，于是成为定令。过了很久，他回到蜀地，与亲友故旧快乐饮酒，救济施舍贫困的人，满一年后才回来。苏轼获罪，被下御史台狱，朝廷急切索取公与苏轼往来的书信奏疏文字，公仍不停地上书营救苏轼。朝廷遇到大事，他总要发表意见。官制施行后，改任正议大夫。今上即位，升为光禄大夫。当初，英宗即位时把仁宗的神主附祀太庙，却迁出僖祖；神宗即位后，又把僖祖迁回而迁出顺祖。公上言说：“太祖从宋州起兵而拥有天下，与汉高祖相同，僖祖不应再迁回，请下令让百官议论。”

译没有得到答复。到今上即位，公又说：“请迁出僖祖，以端正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当时公已经接近八十岁。韩维上言说：“公在仁宗朝，首先提出建立储君的建议，此后大臣们相继论奏，先帝追录他的话，无论生死都加以推恩，但镇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别人也没有替他说起。即使颜子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介之推不谈自己的功劳，也不能超过他。”于是把公的十九篇奏疏全部上呈。授公端明殿学士，特别下诏把他的长子清平县令百揆改任宣德郎，并且起用公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诏书中说：“西伯善于供养老人，使二位老人来到周室；用谦卑的言辞请四位大臣入朝侍奉，请您为我勉强起身，不要畏惧劳苦。”公坚决推辞，不肯出仕，天下人更加推重他。改任提举嵩山崇福宫。公仲兄的孙子祖禹任著作郎，请假到许州探望公，于是皇帝又赐诏书和一合龙茶，慰问非常优厚。几个月后公再次告老，进为银青光禄大夫，再次退休。当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采用王朴的乐律。三种律制之外，皇祐年间又派胡瑗等考订校正。公与司马光都参与其中，并上疏讨论定律尺的法则。又与司马光反复辩论，文字总计数万言。公自认为在心中独自有所领悟。元丰三年，神宗诏令公与刘几制定乐律。公说：“制定乐律应当先校正律管。”皇帝说：“是的，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耳聪，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公制作律尺以及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想绘图上呈；又请求寻访真黍来确定黄钟律。但刘几立即采用李照的乐律，增加使用四个清声，于是奏称乐律已经制成。皇帝下诏撤销机构，赐赏更加优厚。公谢恩说：“这是刘几的乐律，和臣有什么关系呢？”等到公提举崇福宫时，想制作乐律献上。因为自己觉得有嫌疑，便先请求退休。获准辞职后，请求用太府寺的铜来制作。过了一年才制成，比李照的乐律低一个律而又有奇异之处。两位圣上到延和殿，召集执政大臣一同观看，赐诏嘉奖。把乐律交给太常寺，诏令三省、侍从、台阁大臣都前往观看。当时公已经染病，乐律演奏了三天便去世了。实为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岁。讣告传来，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忠文。公虽然享有高寿、尊贵和显赫地位，死于家中，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士大夫惋惜他以道德侍奉明主，历经三代，都因为刚正方直而难以与人相合，所以虽被任用却未能充分施展。到今上即位，求贤唯恐不及，以厚礼起用公，但公已经年老，对世事毫无兴趣了。因此听到他的死讯，哭悼的人都很悲哀。公清明坦荡，内外通达；待人真诚、恭敬、节俭、谨慎而沉默，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到了面对重大节操、裁决重大议论时，神色平和而言语雄壮，常常想以死来继之，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没有什么屈服的地方。他笃实行义，奏请先补授族人而后及子孙。乡里有人不能婚娶或安葬，他总替他们主持。寄居在他家中的客人常有十多人，即使租住在简陋小巷，也席地而坐，饮食一定平均分配。兄长镃死在陇城，没有儿子；听说他有遗腹子在外，公当时还未做官，便徒步在两蜀之间寻找，过了两年才找到，说：“我兄长与常人不同，身有四个乳头，这孩子也一定如此。”后来果然如此，给他取名百常。因公的恩荫，如今任承议郎。公年轻时向乡先生庞直温求学，直温的儿子昉死在京师，公娶他的女儿为孙媳，终身养活她和她的子女。他的学问以六经和仁义为根本，口中不谈佛、老、申、韩等异端学说。他的文章清丽简远，学者把它作为师法。公三次入翰林，主持嘉祐二年、六年、八年以及治平二年的贡举，门生遍布天下，其中显贵者数不胜数。奉诏修撰《唐书》。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篇》，以及凡是朝廷有重大的撰述和议论，没有不与契丹、高丽一同知晓并传诵的。公年轻时写文章作赋，曾作《长啸却胡骑》，后来奉使契丹，契丹丞相相互指着他说：“这就是长啸公。”后来他兄长的儿子百禄也出使契丹，契丹人首先问公是否安好。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功勋积至柱国，屡次受封蜀郡开国公，食邑增加到二千六百户，实封五百户。娶张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长安郡君。儿子五人：长子燕孙，未命名便去世；次子百揆，宣德郎，监中岳庙；次子百嘉，承务郎，比公早一年去世；次子百岁，太康主簿，比公早六年去世；次子百虑，承务郎。女儿一人，曾嫁左司谏吴安时，后来回到娘家，最终去世。孙子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参军；祖朴，长社主簿；祖野、祖平，代理承务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务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都没有做官。孙女六人，曾孙女三人。公晚年定居许州，许州人爱戴并敬重他。他去世时，乡里人都流泪。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在汝州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夫人李氏附葬。公起初凭诗赋成为名进士，后来任馆阁侍从，以文学著称。虽然多次进谏争论以及议论储嗣之事，朝廷相信他的忠诚，但事情很隐秘，世人也没有完全知道。后来议论濮安懿王的称号，他恪守礼法不改变立场，名声更加显著。到议论熙宁新法时，他与王安石、吕惠卿辩论，直到被废黜不用，此后天下人一致尊他为老师。无论贵贱、贤愚，都称他为景仁而不敢直呼其名。有人做不义之事，一定害怕公知道。公辞职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然退居，名声却更加显重了。”公忧愁地说：“君子应当使言论被听取、计策被采用，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消除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赐，却没有智慧的名声、勇敢的功劳；我偏偏不能得到这样的名位。假如让天下承受祸害而我享有名声，我是什么心情呢？” 苏轼因此感到惭愧。铭文说：

译凡是万物的生成，没有什么比名声更能成为人的负累。只是人们反而把趋求名声、以负累为荣耀；神人本来无名，想知道他们的人很少，人们反而把这种稀少看作悲哀。熙宁以来，谁独自掌握了这种器识？可叹啊！先生从不把名声放在心上。君实在洛阳，公在颍昌，都想忘却百姓，百姓却不能忘记你们。君实后来到了这里，又逃回洛阳，人们把他拘留挽留，没有谁能说服他。上天想要辅助君实，君实想为君主牧养百姓；道路遥远，年岁流逝，最终以自身殉道。公独自坚卧不起，三次诏令也不出仕，于是解脱了上天降下的刑罚，最后因乐律而死。世人都说公看重自身而轻视名声，谁知道他的功劳？圣人的清廉，使贪婪者变得廉洁，使懦弱者立定；不占有自己的功劳，无所谓防范，也无所谓所得。君实受到任用，出仕后时时施行，正如水火，难道只为解除口渴和饥饿吗？公虽然没有被任用，也辅助了君实的事业，正如山川吐出云气，彼此相望。公本是蜀人，却葬在汝州；子孙不会忘记，姑且把这些告诉后来的人。《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四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墓志 《周茂叔墓志铭》　　　　　　　　　潘兴嗣 我的朋友周茂叔，名敦颐，他的祖先是营道人。曾祖父名从远，祖父名智强，都没有做官。父亲名辅成，任贺州桂岭县令，死后赠谏议大夫。周君幼年丧父，依靠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生活。舅父认为他有远大的才器，像爱儿子一样爱他。龙图公给儿子的名字都用“敦”字，于是也用“敦”给周君命名。景祐年间，上奏补授试将作监主簿，任洪州分宁县。周君学问广博，立身处世、遇到事情时刚强果断，有古人的风范，众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部使者认为他有才能，上奏举荐他为南安军司理参军。转运使王逵以苛刻手段治理下属，官吏没有人敢表示可否；周君与他争辩狱事，不肯屈服，于是放下手版回去，取出诰敕交还，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去。王逵因此改变了脸色，又推荐他，调任郴县县令，改任桂阳县令，都因治理有成绩而受到任用；经推荐升任大理寺丞，主管洪州南昌县。他治理政事精细严明而又宽恕，务求穷尽道理，百姓至今还思念他。改任太子中舍，签判覃恩，改任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因恩典改任驾部。赵抃入朝参与大政，上奏任命他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他称职，又升为虞部郎中，提举本路刑狱。周君尽心于职务，办事以怜悯宽恕为原则，即使面对瘴疠流行、偏僻遥远的地方，也不怕辛劳，最终因此得病。他恳请授予郡守符印，主管南康军。不久分司南京，赵抃又上奏起用他，但他的病已经很重。熙宁六年六月七日，死于九江郡的私宅，享年五十七岁。周君笃守气节义理，以名节自持。郴州太守李初平最了解他，既推荐他，又周济他的不足。李初平去世时，儿子还年幼，周君担负起他的丧事，把他送回安葬。士大夫听闻周君的风范，无论认识不认识，都指着他说：“这就是能安葬举主的人。”周君奉养老人极其廉俭，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用来接待宾客。不知情的人认为他喜欢求名，他却安然处之。在南昌时突然得病暴亡，过了一天一夜才苏醒；看他的家中服饰器用，只有一只破箱子，钱不到几百，众人无不感叹佩服。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他曾经过浔阳，喜爱庐山，于是在溪边筑室，命名为濂溪书堂。他常从容地对我说：“可以退居，也可以出仕，古人没有一定的选择；从年轻时开始求学，如果将来能有所施展，能给百姓带来恩泽，就一定不要轻易退居；实在不得已时再退，也还不晚。这个濂溪书堂，日后我将与你一同在这里相从，歌咏先王之道，也就足够了。” 这就是周君的志向。他尤其擅长谈论名理，精通《易》学，作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如今收藏在家中。母亲郑氏封为仙居县太君。县太君所娶的陆氏，是职方郎中参的女儿；再娶蒲氏，是太常丞师道的女儿。两个女儿名叫寿、焘，都补授太庙斋郎。熙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在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位于母夫人墓的左边，这是遵从遗命。寿等依次列出他的行状来请求我作铭，于是我哭泣着为他作铭。铭文说：别人做不到的事，我独自努力做到。仁义贯穿内心，贵在自我期许。浅陋之风日益严重，风俗日益衰败，竟到了像这个人的地步。我还求什么呢？志向坚定在于自己，寿命则有天命。大道不能实行，这才叫作忧患。《邵康节先生墓志铭》　　　　　　　　　程颢 熙宁丁巳年初秋癸丑日，尧夫先生在家中因病去世。洛阳前来吊唁的人接连不断，尤其亲近和交往已久的人，又聚在一起商议安葬的事。先生的儿子哭着告诉我说：“过去先父曾说，墓志一定要嘱托给伯淳。”唉，先生了解我，才这样把事情托付给我，我怎么能推辞？谨按：邵氏本为姬姓，世系出自召公，所以世代是燕人。高祖父令进，凭军职直到侍奉艺祖，才开始在衡漳定居。祖父德新、父亲古，都有隐逸的德行而没有做官。母亲是李氏，继母是杨氏。先生幼年时随父亲迁居共城，晚年迁到河南，把亲属葬在伊川，于是成为河南人。先生生于祥符辛亥年，到此时大概六十七岁了。雍是先生的名，尧夫是他的字。娶王氏，伯温、仲良是他的两个儿子。先生的官职，起初因举荐遗逸，试任将作监主簿，后来又任颍川团练推官，因称病推辞没有赴任。先生起初在百源求学，勤苦刻励，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用扇子，夜里几年不登床席。卫地人认为他贤德。先生感叹说：“古人尚且以古人为朋友，而我还没有走遍四方，怎么能就此停止呢？”于是前往吴地，到了楚地，经过齐鲁，客居梁地，过了很久才回来，说：“道大概就在这里了。” 大概从此才有了定居的打算。先生年轻时自负才华，慷慨激昂而有大志。求学以后努力仰慕高远，认为先王的事业是一定可以实现的；随着学问极其深厚，年纪增长，德行更加高尚，他用心体察高明的道理，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以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悠然顺应万物，浩然归于大道。在洛阳将近三十年。起初住在四面不过一堵墙、不能遮蔽风雨的蓬屋里，亲自劳动来奉养父母，居处其中却安然自得。在家讲学，从不强行向别人宣说，但来请教的人日益增多，乡里受到感化，远近都尊敬他。士人谈论他，来到洛阳的人，有的不到官府去，却一定到先生的居所。先生的德行，气质纯粹，人们一望便知他的贤德；但他不事张扬，不设置门户界限，正直而不固执，通达而不污浊，清明坦荡，内外洞彻。他接待人不分贵贱亲疏，众人聚居宴饮，整日谈笑，并不表现得与常人十分不同，只是看自己所乐在何处。他害怕寒暑，常在春秋时节到城中游行；士大夫听到他的车声，都倒穿鞋出来迎接，即使儿童和奴仆也都知道欢喜尊奉他。他谈论别人时，必定以孝悌忠信为依据，喜欢称道别人的善处，从不提及别人的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