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五十八

译论王中正、李宪、宋用臣、石得一。刘挚 臣深切认为，陛下即位以来，随着时势调节政务，实行或放宽、或收紧的措施，继承并完成先帝制定法律、建立法制的意旨，使其光明显耀于天下，利处兴起、弊害消除，四方无不鼓舞。至于朝廷清明，能够分别邪正，斥退疏远奸佞，铲除强横之人，这些都是陛下深谋神断，从容闲暇之中作出的，并不出于喜怒，也不显于言色，而天下善恶已经分明，是非已经端正，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此时臣却切实感到奇怪：天地的和气还时常不能应和，忠臣义士的议论也还时常不能平息，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经探究，大概是天下的大恶人仍有待于诛杀，天下的大奸贼仍有漏网之徒，而国法仍有未能端正之处，这就是朝廷内外仍未满足的原因。国家政事失误，没有比让奸恶之人侥幸免罪更大的了。如今说其中罪行最大的，便是从前那四五个宦官。臣任职御史台，虽然知道这样会触犯权贵宠臣，言语一出祸患便会临身，但臣既有进言的职责，若贪图报答皇上的恩遇，又何必顾虑自身的危险呢？谨为陛下说明：王中正在元丰四年率领二十万军队从河东进入敌境，计算随军运送粮饷的役夫、民夫，总数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王中正在边境上徘徊，差不多半个月后才飞驰越过疆界，停顿在沙漠中不再前进，公然违抗诏书，没有赴兴灵与诸军会合的约期。天气寒冷，大雪纷飞，士卒饥饿冻苦，坐视他们死亡了十分之七八。古代将帅固然也有无功而返的，但仍然应当保全军队，回国向朝廷报告。如今精兵强骑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自取狼狈，几乎死伤殆尽。按军法，本应立即公开处死。王中正却丝毫没有自劾请罪，先帝反而以天地般的宽量，完全没有责罚他，这是为什么？又派使者赐给他财物并慰问劳苦，后来王中正慢慢请求闲散职位，领取优厚俸禄，安逸离去。这是国法没有端正的第一件事。李宪在熙河，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凡事欺骗蒙蔽；朝廷的威权、恩赏、刑罚和命令都掌握在他手中，官吏的罢免任用也由他一言决定。监司、帅守以下的官员侍奉李宪如同父兄，而李宪颐指气使、役使他们如同奴仆。县官的财物用度，听凭他取舍；内则府库中的金帛，转运数千里，外则百姓的脂膏血汗，百般搜刮，都倾注给李宪，犹如倒入深谷；财物出入吞吐，神鬼都不能察见，而主管官署一概不能过问。兴灵之役，李宪首先违背戒约，躲避会师日期，却停兵驻守兰州，遗患至今。到了永乐被围时，李宪又拖延不急于赴援，使数十万士卒血肉横陈，罪恶满盈；他没有被追究的，只是统领一路军队这一职务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这是国法没有端正的第二件事。宋用臣逞用自己的私智，借事端横加索取，凭权力夺取小民衣食的道路，琐碎细微之事无所不做，使盛明朝廷的政事几乎比衰弊的唐朝还严重。至于除陌、间架、榻地等事，损伤玷污国体，不能不招致怨恨。他出入传达诏命，迅速如风火，务求以机巧迎合取悦，事情没有不顺从的。他随意发动秘密防禁，因此擅作威福，侵犯官府，冒昧侵夺货财，完全不按簿籍查核。都城因此憔悴，商旅也因此不能通行。创伤和弊害至今纷乱，仍无人能够治理。然而他仍然没有失去在优越地方享受俸禄的待遇，这是国法没有端正的第三件事。石得一掌管皇城司。皇城司设置侦察巡逻，本来是想了解军事机密以及隐藏的奸恶之事；石得一却凭借残酷刻薄的资质，制造罗织罪名的事。他放纵派遣侦伺察访之人，遍布各处，张设陷阱罗网。挨家挨户搜查，把没有的说成有，把虚假的说成真实。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富家小民，流言早晨传到朝廷，晚上便被关进监狱。主管官署没有古人持平守正的心意，认为这是诏狱，办成了就有功，反对它就有罪。因此凌辱、鞭打、审讯，惨毒手段无所不用；没有要求而得不到的供词，没有审问而不承认的罪状。遭受他暗中陷害的人，数也数不清。于是上下之人都心怀恐惧，早晚不敢保证自身安全，彼此以眼色相顾，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如今这四个人都因石得一的揭发而获罪，但石得一却仍未失去优厚俸禄，安然坐享其成。这是国法没有端正的第四件事。这四个人的权势气焰震动朝廷内外，毒害流传到百姓，怨恨归于国家。宰相和执政明知此事，却不向皇上报告；谏官、御史害怕，也不敢议论他们的罪恶。幸好他们生逢圣人在上、先帝以神武英气镇压奸邪的时代，否则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不会像汉唐宦官那样吗？以尧的圣明，尚且不能避免四凶在朝，直到舜兴起后才诛杀并流放他们。孔子任鲁国司寇七天，便诛杀少正卯。然而先帝还来不及在朝市公开处死他们，就把这件事遗留给陛下。陛下应当以舜诛四凶的事自任，如今已经过了一年多，却还没有听说依照典刑诏令主管官署处理他们。臣不能明白其中缘故。伏乞圣上慈悲，把臣的奏章交给外朝讨论，端正判处四人的罪行，向天下公布，并将他们流放，以彰明国法，使天下人信服。谨此具文弹劾，敬请圣上阅知。

译论新法进流民图　　　　　　　郑侠 臣恭敬地看见，去年发生严重蝗灾，秋冬又长期干旱，以至于现在，整个春天都没有下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连一粒也来不及播种。近十天以来，街市米价暴涨，人心忧惧惶恐，十个人中有九个害怕死亡。正值春天却砍伐树木、竭泽捕捞，大规模营办官钱，小心求取一升米；草木鱼鳖也没有一类能够生长繁衍。蛮夷轻慢放肆，竟敢侮辱中国，都是因为朝廷内外的臣子辅佐陛下不合道理，才到了这种地步。臣深切认为，灾祸虽有可以招致的道理，却没有可以试验的形迹；它的形成有渐进的过程，一旦如狂风暴雨般到来，就无法再抵御。等到流血遍地、尸籍成堆才知道防备失败，这是愚夫庸人的见识，而古今屡屡有这样的事。圣明神智之所以可贵，正在于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谋划，把灾祸转变为福祉。现在的形势还可以挽救。臣希望陛下打开仓库，救济贫困，把各主管官署不合道义的搜刮掠夺之政一概废除，或许可以尽早招来和气，上应天心，调和阴阳，降下雨露，以延续天下万姓垂死的生命，巩固宗庙社稷万万年无穷的福祉。君臣相遇，贵在彼此知心；凭臣的愚见，深知陛下养育爱护百姓胜过爱护婴儿，因此自从即位以来，凡是有利于百姓、便利于民物的政令，没有一件不是毅然主持推行的。陛下的心愿，也只是想让人人长寿富足，使天下达到尧、舜和三代的盛治罢了。难道会只是区区满足府库、充盈仓廪，最终凭财富繁盛、力量强大来胜过天下吗？可是朝廷内外的臣子丝毫不推明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放纵自己的贪婪残暴，割剥百姓，侵害到肌肤骨髓，使百姓困苦得无法生活，坐看上天的百姓死亡却不加救助。陛下心中所存如此，群臣所作却如此，不知君臣相遇究竟想要做什么？难道只是每天不断升迁资序，凭意气指使人而已吗？臣又想到，哪个时代没有忠义之士，哪个朝代没有贤德之臣，也在于君主驾驭他们的方式如何。古代人在山林田野之中，也不忘记君主；砍柴者、挑担者、贩卖者以及普通男女，都想竭尽自身力量来辅佐君上。陛下朝廷之中，台谏官默默占据职位而不敢进言，事情临头甚至百般推脱，不敢担任这种职务；而左右辅弼大臣又都贪婪猥琐、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胸怀道义、具有见识的人都不愿同他们说话。不知这是时势如此，还是陛下使他们如此？如果认为是时势如此，那么尧舜在位时便有稷、契，商汤、周文王在上时便有伊尹、吕尚；直到汉唐的明君以及我朝祖宗的圣明朝廷，都有大忠义、大贤德的臣子，君臣内外之间共同成为腹心手足。这样君主在上面倡导，臣子在下面应和；君主在内发起，臣子在外响应，于是美善的德泽向下浸润到昆虫草木，千百世以后也没有不欣喜仰慕并以之为准则的。唯独陛下以仁德圣明临御天下，以抚养百姓为心，而群臣用来应和的却是这个样子。难道不是时势如此，而是陛下驾驭臣下的方法还不够明审吗？陛下用爵禄驾驭天下的忠贤之士，却使他们变成这样，这实在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若在路旁得到一顿饭，便惶恐不安地设法报答；但终身从父亲那里吃饱，却不知道感恩，这是庸常之人的常情。如今领取俸禄的人往往如此；但据臣所闻，君臣之间不应这样，君臣之义如同父子之道。因此，享受君禄就应忧虑君事，一切都是把侍奉父亲的孝心移来从事于此。至于考虑问题不越出自己的职位，主管祭祀的不越过礼器去干预厨事，治理厨人的事务、使牛羊肥壮，会计等事各按职分办理而互不侵犯，这只是各守本职。至于国家是否安危、政治是否得失，只要有所知就没有不进言的，难道君主忧虑、国家危急，群臣却饱食旁观，像看待路人的事情一样不去救助，还说‘我各有职守，天下的事情难道是我该忧虑的吗’？所以要知道，朝廷设置官职，职位虽有高下，臣子侍奉君上，忠心却不能有两样。与其得罪主管官署，哪比得上对君父不忠？与其向当世苟且求容，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顾万死，冒犯重重天门来向陛下申诉，完全是因为上忧天命，中忧君国，下忧百姓。至于臣自身，即使粉身碎骨如同一只蝼蚁，也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臣切实听说，南征西伐的人，都凭借胜利的形势和山川地形绘图进献；料想没有一个人会把天下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儿女、流离逃散、砍桑伐枣、拆毁房屋，拿到城市中出卖，向官府输纳粮食而惶惶然不能供给的情状画图进献。前些时候臣不敢仅凭所听闻的情况进言，谨将每天在安上门所见的情状续绘成一图，虽不足百中之一，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目，已经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何况数千里之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这幅图谨随奏章附上进献。如果陛下看图后实行臣的建议，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把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惩罚欺骗君主、轻慢上天的罪过；如果稍有成效，也请依法惩处臣越职进言的罪，臣甘愿等待诛戮。

译论李宪　　　　　　　　　　　邓润甫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把熙河路的鬼章视为寇贼，派内侍省押班李宪前往，并以秦凤、熙河路计议措置边事司为名。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李宪虽然名义上是计议措置边事，但军前各将都受他节制，实际上就是大帅。自《诗经》《尚书》以来，直到秦、汉、魏、周、隋，上下数千年间，从未听说让宦官担任统帅，这是什么缘故？因为形势上有不便之处。大概有功便会倚仗功劳而骄横放肆，凌辱公卿，还有什么顾忌？无功便会损害国威，成为四方夷狄的笑柄，这不是小事。唐朝自睿宗以来，从未把将帅职权交给宦官；直到唐明皇承平日久，志向远大而又奢侈，才稍稍委任亲近的宦官。南安蛮首领梅叔鸾叛乱时，杨思勉请求出征，朝廷于是答应了，但仍以光楚客为大都护。等到覃行章在黔中作乱，才开始任命杨思勉为招讨使；他虽有擒灭丑虏的功劳，但唐朝的祸根也由此萌发了。后来代宗任用鱼朝恩抵御史思明、讨伐仆固怀恩，鱼朝恩倚仗功劳而【缺】命，几乎危及社稷。依靠元载才将他除掉，令人寒心了数月。又以程元振判【缺】帅行军司马，权势震动天下，元勋旧臣都被斥逐。等到犬戎【缺】侵扰时，集合天下军队，却没有一辆车轮能够进入关中，这些都是已经显现的后果。到了【缺】时期，王承宗叛乱，任命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谏官李鄘、许孟容、吕元膺、叚平仲、白居易等人在延英殿共同进对，说担心让【缺】宦官担任大帅，会成为四方的笑柄，于是改任他为招讨宣慰使；吐突承璀最终又因没有功劳、轻率谋划财赋而获罪。后世一些人拘泥地沿袭旧迹，唐朝的祸患便多得无法尽说，其根源大概始于开元年间。如今陛下更张百事，从未以先王为法，却忽然下诏让宦官担任统帅，缙绅士大夫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凭陛下的仁德圣明和神武，驾驭豪杰，即使李宪有百人之多，臣等也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然而陛下难道不应长远考虑，为万世谋划吗？假如后世沿袭旧迹，习以为常，任用宦官掌握兵权，那么天下的祸患又将多得无法尽说。陛下难道忍心沿袭开元的旧迹而忘记天下的祸患吗？如今虽说人才不足，但文武之士遍布朝廷内外，难道没有一人可以承担陛下的边疆事务吗？李宪出入宫禁近密之处，承受国家宠荣，诏令下达之日，大臣不敢说话，小臣不敢议论。臣等暂代宪府职务，以进言为职责，所以冒昧竭尽自己的狂妄愚见。代彭思永论濮王典礼　　　　　程颐 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因濮王称亲一事，进言之臣的奏章交相上呈，朝廷内外议论沸腾。这大概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礼，左右近臣又不能陈明道理，因而使陛下圣心疑惑，大义没有明白。臣任职宪府，不得不为陛下把这件事辨明。臣私下认为，濮王生育了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为继承人，承继祖宗的大统；因此仁宗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的嫡子，濮王是陛下生身之父，按亲属关系是伯父；陛下是濮王出继的儿子，按亲属关系是侄子。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世人的大伦，如同乾坤定位，不可改变。绝不是人的意愿所能转移；如果扰乱大伦，人伦道理就灭亡了。陛下既是仁宗的儿子，就应称仁宗为父、考、亲，这个人只能是仁宗。如果再称濮王为亲，就等于有两个父亲，是非之理已经昭然自明，不必辩论也能看见。然而圣意一定要称濮王为亲，难道不是因为陛下极其孝顺的心情吗？虽然名义上是出继，感情上却深厚于本宗；濮王生育圣上，若称伯父便与其他伯父没有区别，称王又与群臣没有不同，所以想用一个尊大的称号使他超越同辈，不过如此罢了。这难道是陛下的私心吗？本来是大义所要求的、典礼所规定的正理，也是天下的公论；可是执政大臣不能顺从陛下大孝的心意，不懂得尊崇濮王的方法，反而用不合礼、不正确的称号加在濮王身上，使陛下陷于过错之地，失去天下人的心，留下扰乱伦理的罪责。进言之臣又不能详细依据典礼，阐明大义；他们虽知道称亲不对，却不知道替陛下推明对生父的至深恩情，说明尊崇濮王的正确礼制，使濮王与诸伯父等同而没有区别。这就是陛下心中难以安定、又不忍重重违背亲情的原因。臣认为，生身之父最为尊贵重大，虽然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能把私亲之恩完全断绝吗？所以，继承的父亲以大义为主，生身的父亲则存于至真至诚的感情中：一心尽到父子的道义，是大义；不忘本宗，尽到恩义，是至情。先王制定礼制，本来就是依据人情；既要明辨大义以端正统绪，又要保存至情以满足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中，对生身之父区别对待，是为了说明他尊贵至重，与伯父、叔父不同。这符合人情，也是义理的正道，即使实行于父母面前，也没有嫌疑。至于称号和统绪所系，如果没有区别，就会扰乱大伦。如今濮王是陛下的生身之父，在大义上尊贵至极，不能再增加；称作“亲”，有损无益。为什么呢？“亲”与“父”相同，而陛下之所以不称濮王为父，是因为陛下以自身继承大统，仁宗才是父亲。在人伦关系上不能有两个父亲。因此避称父而称亲，正说明陛下明知称父绝对不可。既然避称父而称亲，便说明亲与父不同。如今有人用邪说迷惑陛下，说亲的含义不止是父；臣认为，如果取“亲”中父亲的含义，便与称父完全相同，绝对不可；如果不取父亲的含义，那么这个称号就过于轻薄。如今宗室中关系疏远、地位卑下的，都称为皇亲，若把这种称号加在生身之父身上，臣深恐不合适。孝道以真诚为根本，却用一个含义似是而非、没有确定意义的称号，亵渎尊者，亲属关系也不恭敬，在大义上危害很大。向仁宗称濮王为亲，便有背向正统之嫌；从濮王方面取消这一称号，并不会损害其生父的尊贵，反而没有丝毫小利，只会扰乱大伦。臣料想陛下的意思，未必一定要称亲，只是认为如果不加特殊称号，便无法使他区别于群臣。臣认为并非如此：推明生父的意义，自然可以表明濮王不是臣下；尽到极其恭敬的礼节，也能显示其尊贵。何况应当衡量事情的体制，另立特殊称号，关键在于完全表达尊崇而不违背礼典。

译进言者都想用高官、大国加封濮王，这实在不是懂礼之言。先朝所定的封爵，难道是陛下敢于改易的吗？爵位品秩的命令，难道是陛下敢于擅自增加的吗？臣认为，应当让濮王的儿子承袭爵位、奉祀宗庙，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便有非常特殊的称号，完全不同于同等亲属，所有礼数也必定合乎亲情。请举一例作为准则：比如已经立嗣承袭爵位，必然要举行祭告，应当说：‘侄、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这样自然极尽尊崇濮王之道，同时对于仁宗也没有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天理人心，实在完全相合；这不只是可以端正今日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又恐怕议论者对“太”字有所疑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系于“濮国”之下，自然不会与大统相冲突。如今称亲，大义尚未安定。进言者不停地议论区别称号，前一批退去，后一批又来；即使台臣不说话，在位百官也不会接连进言，真理不能夺去，形势也不能阻止。事情既然如此，终究难以强行坚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四海亿兆百姓都受到仁恩。陛下继位之初，功德还没有遍及天下，而天下人倾心爱戴陛下，是因为陛下是仁宗的儿子。如今又听说把濮王称为亲，凡有生命的众生都愤懑痛心。天下人并不知道陛下孝敬仁宗皇帝的心意高达天地、尊爱濮王的本心，并非愿意用不义的称号加在濮王身上；他们只看到称号误置，所以深深怀疑忧虑。人们认为，既然濮王又称为亲，仁宗便不言而自绝，群情惊惧，异议喧嚣。王者的孝道，在于获得四海人心的欢悦，为什么要用不正当又无益的称号，使亿万人的口舌指斥诽谤，导致濮王的神灵在上不得安宁？臣料想陛下仁厚孝顺，哪里忍心如此？都是因为左右近臣不能替陛下说明这个道理。神道并不远离人情，所以先圣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在者。’假如仁宗皇帝仍在位，濮王居于藩国，陛下既是嫡长嗣，又称濮王为亲，那么仁宗难道不会震怒？濮王难道不会惶恐不安？这必然会使君臣兄弟立即产生嫌隙。若是陛下处在那种情形，应当如何看待呢？神灵如果仍在，也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陛下即使给濮王增加称号，他哪里肯接受呢？伏愿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去掉称亲的文辞，明确昭示天下，那么祖宗和濮王的神灵便会在天上共同欢悦，都应当降福保佑陛下，使陛下享有无穷福泽；天下人的心也会完全欣慰喜悦，天下受到德化，人伦自然端正，大孝的声名将光照万世。那些奸邪之人，希求恩宠、固守宠幸，只替自身谋划，损害大义、伤害孝道，以此陷害陛下。如今既然公论如此，他们仍不免徘徊不安，百般搜求，务求巧言粉饰，欺骗蒙蔽圣听，抵拒进言者，侥幸希望事情得以停止，仍想保全自身。正直的言论还没有被省察，巧辩已经到来，使陛下的心无从觉悟。伏乞将臣这篇奏章反复阅览数遍，由陛下亲自裁断，不要让奸人与闻其事。那些用心用意排斥人言、隐藏踪迹、暗中赞助陛下的人，都是奸人。希望陛下明察辨别，不采纳他们的说法，那么圣心自然开悟，至理自然明白，天下人将没有不感到万分庆幸的。

译论经筵事　　　　　　　　　　程颐 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守成而达到盛治的君主，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行，是由于周公的辅导教养。从前周公传授一作辅佐成王，使他所见的必定是正道，所听的必定是正言，左右前后都是正人，所以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共同形成。如今士大夫家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延请有名望德行、端正方正的人与子弟居处，使他们受到熏陶而形成性情。所以说：幼年养成的品性如同天性，习惯了便如同自然。臣认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缺】，却有圣明的资质，这是天赋所得；但辅导教养的方法也不能不到位。所谓辅养之道，并不是等到皇帝有言语过失后才下诏劝谏，而在于平时涵养熏陶。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改变，德器自然会成就。臣希望朝廷慎重选拔贤德之人侍奉劝讲，讲读结束后，常留两人轮值日夜，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读书学习之余、游息之间，时常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这样不只会逐渐磨炼道义，至于人情世态、农事的艰难，日久以后也自然能够通晓。与常年处在深宫相比，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私下听说，经筵隔日才开一次，讲读几行文字，群臣排列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情意一点也没有接触。这样却要求达到辅导教养的功效，不也很难吗？如今皇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敢立即请求皇帝频繁出席经筵；但如果时常见到讲官，时间长了自然会彼此熟悉。大致说来，与亲近的宦官相处久而熟悉，便会产生轻慢；与贤士大夫相处久而熟悉，便会产生敬爱。这正是培养圣德、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造福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请圣上裁决。又论经筵事　　　　　　　　　程颐 臣听说，三代时期，君主必定有师、傅、保三种官职：师负责以道教训，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办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得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辅导德义的方法已经疏略，保护身体的办法更再也听不到了。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过古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傅导德义，在于防止见闻受到邪曲影响，节制嗜好的过度；保护身体，在于调适起居的适宜，保存敬畏谨慎的心。臣希望皇帝身边扶侍供奉的宫人、内臣，都选择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华美巧丽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使奢侈华丽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鄙俗之言不进入耳中。还希望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供奉，以等待侍候皇帝起居，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发生剪桐叶作戏之类的事情，就随事加以规劝；如果违背保养身心的方法，就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圣上裁决。又论经筵事　　　　　　　　　程颐 臣私下认为，人主处在崇高的地位，掌握威权和恩赏，百官畏惧，不敢抬头仰视；四方承奉，所欲无不随时得到。如果不是懂得道义、知道敬畏，而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的教养如此，那么他受到迷惑是可以想见的。平庸的君主无不骄傲放纵，英明的君主也自然容易自满。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祸患，也是治乱所系。因而周公告诫成王，称述前代君王的德行，把敬畏谨慎作为首要。从古以来，没有不尊敬贤者、敬畏宰相而能够成就圣德的君主。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正在专心学习，臣认为辅养圣德，首先莫过于培养敬畏恭敬的举止，周旋应对都应以此为主。日积月累形成习惯，自然能养成圣人的性情。臣切实听说，经筵臣僚侍讲时都坐着讲说，只有【缺】站立，按礼说是悖逆的。希望今后特意命令经筵官坐着讲说，这才与义理相顺，也能培养君上尊重儒者、重视道义的心。请圣上裁决。

译论开乐御宴　　　　　　　　　程颐 臣恭敬地看到，主管官署正在安排开乐御宴。臣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用经义辅导君主；凡有损害义理的事情，不敢不进言。居丧时使用丧礼，除去丧服后使用吉礼，因事情不同而施行相应礼制，这是通常的道理。如今如果为了开乐而设宴，便是特意为一件喜庆之事举行，既失礼意，也损害人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说是旧例，但祖宗也没有全部实行，有时因旧例而停止，有时又因事情而举行。臣愚昧，私下恐怕祖宗的本意也认为旧例未必安妥。自古太平日子长久以后，礼乐才逐渐完备，大概都是通过讨论增减而逐步达到的。祖宗的旧例固然有不能改变的，也有应当随事增损的。如果认为一切都不能改变，那就是过去没有来得及实行的，今天也不能再创行；前代认为不安妥的，后代也不能重新端正。朝廷事务难道还能没有增损的道理吗？何况先朝的美事也未尝一定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殿上讲说一事就是这样。旧例不妥便应守而不敢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冬至接受表贺一事就是这样。臣前后多次进献狂妄之言，未曾得到采纳，但仍不断进言，是因为这本来就是职责所在，不敢荒废。伏望圣上慈悲特赐听纳，从宫中直接降下诏令，罢除开乐宴，只等遇到适当事情时再举行，这才合乎义理。上太皇太后书　　　　　　　　程颐 臣是愚昧鄙陋之人，从年轻时就不喜欢求取仕进，只把读书求道作为事业，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了。英宗朝以及神宗初年，曾多次被当权者推荐，臣当时自知学问不足，不愿出仕。等到皇帝陛下即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求贤图治，大臣体察圣意，搜求隐居人才，首先注意到微贱的臣，承蒙恩典授任西京学官；臣当时仍没有出仕的意思，推辞了两次，召命却很快又下来了。臣门下的学生，催促臣前往的有一半，劝臣不要去的也有一半。催促臣前往的人说：‘君主召见，礼法上不等候车驾准备。’劝臣不要去的人说：‘古代的儒者，被召见却不去。’臣认为，被召而不去，只有子思、孟轲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两人处在宾师的地位，不去是为了规劝君主。像臣这样微贱的人，食用土地上生长的物产而成为王民，受到召唤却不到，国家有固定的法令，所以只得奔走应命。到达宫阙后承蒙恩典，被授予馆职，臣才以义理辞谢，于是又蒙召对。臣当时仍没有出仕的意思。进到帘前相距咫尺，天子的威光之下，臣从未敢用一句话谈及朝政。陛下看待臣，难道是把臣当作求取仕进的人吗？不久臣亲自听到陛下的德音，被提升置于经筵，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臣惘然惊惧。臣在内心深思，儒者能够用道学辅佐君主，是非同寻常的遭遇；即使让臣自己选择所处的位置，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当时虽以无能为由推辞，但报效国家的心确实已经萌发。臣还担心陛下喜爱贤者、乐于善行，果断任用人才，对臣的情况或许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得到详细察看：‘如果臣稍有可用之处，怎敢不就职；如果臣狂妄无用，便请允许臣辞退避让。’奏章两次上呈，陛下两次命臣只管接受，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狂妄。于是臣接受命令前来任职，早晚竭尽精力思虑，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如同尧舜，将来天下享有尧舜的治理，宗庙社稷拥有永固的根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本是山野之人，禀性朴实正直，言辞鄙陋笨拙，这些缺点确实存在；至于爱戴君主的心、侍奉君主的礼、劝告君主的方法，臣敢不全部尽到。上天依靠圣明，可以照察鉴知。臣自知至为愚昧，承蒙陛下特别明察的知遇，遭逢如此厚遇，愿意献上微薄的诚意，或许可以有丝毫补益；只愿陛下留意阅览，臣将不胜荣幸。臣又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亲身实行大道，开诚接纳忠信之言，委任重用年高有德之士，不只想维持大业，而且还想兴盛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也比不上的。只要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臣认为，如今最重大、最紧急的事情，是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长远的计划，只有辅导培养皇上的德性罢了。纵观前代，辅导培养君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了。周公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高远的见识，认为圣人的话一定可以相信，先王的道一定可以实行，不要拘泥停滞于眼前的规矩，不要因众人的言论而改变、迷惑。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周公作《立政》一书，列举常伯、常任，直到缀衣、虎贲，认为能够知道忧患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叮咛，所说的只是这一件事罢了。

译《尚书》又说：“臣仆正直，他的君主才能正直。” 又说：“君主有德，臣下才有德；君主无德，臣下也无德。”又说：“侍御、仆从，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人，用来早晚辅佐他的君主；君主的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不恭敬。”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步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能够使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与内心融合。后世不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君主学习，只是为了涉猎书史、观看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观看古今只是其中的一端罢了。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能作文的宫人就可以充任劝讲，懂书的内侍就可以充任辅导，又何必设置官职，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抵君主承受上天的使命，禀赋各不相同。考察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美、通晓治道的君主却很少。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辅导培养不得其道，而君主所处的地位和权势又使他变成这样。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资纯美，德性仁厚，一定会成为有宋一代的贤君。只可惜辅导培养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尽善。臣任职以来，六次侍奉讲筵，只见各位臣子拱手默坐，负责讲解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便退下。这样即使年复一年，又能有什么益处呢？这和周公辅佐成王的方法完全不同了。有人认为君主现在还年幼，暂且应当这样做；这是不懂得根本的说法。古人养育孩子，孩子能够吃饭、说话，就开始教导他。《大学》的方法，以预先教育为先，这是人的常情。孩子的知识和思考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应当把格言至论每天陈列在他面前；即使他还不能明白，也应当先不断熏陶，使它们充满耳中、充实腹中，久而久之自然安然习惯，仿佛本来就有。即使有人用别的话迷惑他，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如果不预先教育，等到稍稍长大，私心一产生，偏颇的思虑和嗜好从内心生出，众人的辩说从外面熏染，想要使他纯正完美，就不可能了。所以关键在于先入为主，难道会有太早的吗？又有人认为君主天资极其美好，自然不会违背正道，不必过分忧虑；这更不是正确的论断。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但禹、皋陶从未忘记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欢游荡、傲慢暴虐。”况且舜并不喜欢游荡、傲慢暴虐，即使最愚蠢的人也应当知道这一点，难道禹会不知道吗？这是因为处在崇高的地位，警戒的方式不得不如此。况且人心哪里会始终不变呢？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加上亲身经历艰难、竭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大了。他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掉他的层楼高阁和宽广宫殿，不到六七年，又想修建乾阳殿。这样看来，人的心果真可以始终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在明盛之时，也不废弃规劝戒惧，难道不是考虑得很深远吗？何况君主年幼，防止邪念、纠正过失的方法，难道可以稍有懈怠吗？臣自四月末以来，因为盛暑停止讲学，直到中秋，大概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古人希望早晚辅佐君主，使君主出入起居都有辅弼；如今却三个月见不到一次儒臣，这和古人的用意相差多么远啊！现在士大夫家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长达数月不亲近儒士。初秋天气渐凉，臣请求在内殿或后苑清凉之处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陈说道义。即使没有深远的益处，也可以让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而且由一人单独应对，与众人一起觐见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情意，不用三五次就会熟悉。如果不这样做，渐渐听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导致辅道之官全不尽力，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暑假结束后，请暂且依旧按轮值次序当值，贵在经常能够有一名官员单独应对。启发引导的方法本来就各有方略，而朋友之间共同学习的益处最为切实。所以周公辅佐成王时，让伯禽和成王相处，圣人所做的事一定没有不恰当的。真宗让蔡伯希侍奉仁宗，这是效法古人。臣请求选择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慧颖悟的子弟三人，侍奉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读。天刚亮就入宫，天黑才停止学习回去；应当让两人侍奉，一人轮流休息。每人选择年长的宫人和内臣跟随照看，不得暂时离开。日常的说笑也不要禁止，只是言语一定要正当，举止一定要庄重。还要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导约束，使他们知道敬畏。年满十三岁，就命令他们停止侍奉。几个月之间，自然会觉察到其中的益处。向来宰臣十天到经筵一次，也只是默默坐着罢了。又隔日讲读时，只有一名史官站在旁边侍奉。史官的职责，是君主的言语行动都必须记录。把这一做法用于皇帝处理政务时还可以；经筵讲习的地方，原本是君主休息的场所。皇上正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应当心情舒展、身体放松，才能感到愉悦。如今前面面对大臣，动不动就担心有所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说出一句话就立即记录。这样使皇上想放开自己的心志，做得到吗？想要畅所欲言，又怎么敢呢？这严重妨碍求学，不能不改。臣请求特别降下诏令，宰臣每月两次和文彦博一同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就请在崇政殿讲说，并让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设置说书之职已经很久了，本来就是讲说的地方。汉、唐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举行，这是旧例。迩英殿狭窄，讲读官和内臣将近三十人挤在里面。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很热，讲官已经汗流不止，何况皇上的身体还很娇弱，哪里会方便呢？春夏之交，人体之气蒸郁逼迫，实在值得深思。祖宗时代偶尔在这里讲读，后人却把它作为典故，实际上完全没有道理。臣请求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后面的楹柱悬挂帘子，帘前设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逢政事稍微清简、圣体康健平和时，可以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不但可以让陛下亲自听察皇上的学业，未必没有帮助，而且讲官辅导皇帝之间有许多事情，有应当奏报的便可让陛下听到，也不必烦劳圣躬。规定一个日期限制，只须在十天或一月之间，心情适意时前往即可。如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都兼任要职，只有臣没有兼领其他官职。近来又被差遣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算兼任他职；竟没有一人专门担任辅导之职，执政者的用意就可看出来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愿让他们闲置罢了。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官职，也不妨碍讲读，这是最不加思考的看法，臣也不敢明说。劝告君主的方法，只能用劝告众人的方式来说明。凡是劝告别人，如果不积累自己的诚意，就不能感动对方而使其接受。

译圣人用蒲卢来比喻教化，说的是用诚意感化它。如今钟在愤怒时敲击，声音就强烈；在悲哀时敲击，声音就悲哀，这是诚意感受并传入其中的缘故。劝告别人也是这样。古人为什么要斋戒后才劝告君主呢？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戒，暗中思考并存养诚意，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内心。如果让自己忙忙碌碌于职事，思绪纷乱，等到皇帝面前才修饰言辞来劝说，只凭嘴舌感动人，不是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习的人不能明白。道衰学废，世俗哪里听说过这些？即使听说了，也一定认为荒诞迂阔。陛下见识高远，应当明鉴这一点。以朝廷之大、君主地位之尊，设置二三名专职辅导的臣子，绝不是过分。如今各位臣子兼任的都是重要官职，如果暂时不能立即罢免他们的兼职，那么请先免除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差遣，使臣能够早晚专心思考，竭尽诚意，专门致力于辅道。不仅事情和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且也可以让天下知道朝廷把它当作重要事务，而不是把它视为闲职。陛下从民间提拔臣，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的书，听闻圣人的道；臣难道敢不以所学报答圣明吗？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臣有幸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它，不自量力，以自身承担弘道的责任，天下嘲笑的人虽然很多，但近年来信从的人也不少。臣正要勉强阐述自己的学说来给学者看，希望能够流传到后世，没想到承蒙上天的极大幸运，竟得以在君主身边担任讲说，使臣能够把圣人的学问向上润泽圣明的听闻，那么圣人的道就有希望得到实行，这难道只是臣个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可信，为什么不赐臣一次询问的机会？臣将陈述圣学的头绪，阐发至道的深奥精微。陛下圣明的鉴察高远明达，一定能够明察并采纳。如果其中有虚妄伪谬，臣愿接受诛杀。臣愚昧，不能充分表达诚恳惶恐之情，恭候治罪。《宋文鉴》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九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论农事　　　　　　　　　　　范祖禹 臣近来承蒙恩准休假，暂时到了许昌，私下看到京畿以内已经苦于雨涝，询问乡村百姓，他们都说乡村安静，公私事务少，没有征召和扰民之事，只是年成还没有丰熟，不是干旱就是水灾，百姓常常难以得到食物；夏麦已经歉薄，有的完全没有收成；秋苗虽然茂盛，却只担心被水涝损害。臣私下想到，陛下哀怜百姓，赈济抚恤鳏夫寡妇，恩德所到之处，可以说已经非常深厚了，然而和气仍未应和，阴阳之气隔绝失调。若要整治政事来应和天时，希望陛下推行这种仁爱之心罢了。天道并不遥远，就在君主的内心如何感应它；君主爱护百姓，上天也会爱护百姓。君主爱护百姓，就是知道他们的劳苦，体恤他们的困穷。天下人中最劳苦而且经常贫困的，是农民。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又说商朝那些安逸的君王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听闻小民的劳苦，只一味沉溺享乐。耕种收获的艰难和小民的劳苦，君主不能不知道。上天产生时令，大地生出财物，从一粒粮食、一缕丝线以上，无不是出自百姓的劳力，然后人们才能取得使用。臣下的俸禄，是从君主那里得到的，所以不能不报答君主；君主作为天下之主所享有的供奉，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不能不爱护百姓。天子，是集合天下人的力量共同尊奉的；凡是宫室、车马、衣服、饮食、器物和用具，无不是从天下取得的，都是百姓的膏血。他们制造这些东西十分劳苦，完成这些东西十分艰难，安然享用时，不能不想到它们从哪里来。想到它们的来源，就会爱护百姓，从而不忍心搜刮财物；忧虑百姓，就会不忍心使百姓劳作。以这样的心情施行这样的政事，天下还不能安定的，从来没有。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却只系于一个人的心。君主心情安静，天下就安静；君主心情不安，天下也不会安宁。只要朝廷亲自实行俭朴节用，不去营建无谓的事业，常常担心烦扰百姓，天下就会安定休息。先王难道能够给每个人食物、给每个人衣服吗？只是推行他的仁心，修明他的仁政，使其遍及天下，那么受到恩泽的人就广泛了。臣希望陛下吃饭时就想到天下有饥饿而不能得到食物的人，穿衣时就想到天下有寒冷而不能得到衣服的人，凡是每一件事，都如此推想。只有推行至诚来召致和气，或许上天会作出回应，降下丰年的祥瑞，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足，这样就太平了。从前汉昭帝在钩盾苑耕种试验田，这件事很微小，史官仍把它记载下来，大概是因为昭帝想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和周公告诫成王的意思相同。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常刻制耕夫、蚕妇的木像，放在宫殿庭院中，希望看见它们便不会忘记国家。太祖以来，尤其重视农业。太宗曾对近臣说：“耕田耘作的农夫，最值得怜悯。春蚕结茧以后，还要辛苦纺织，而织成的丝帛却不能穿在自己身上；田里的禾苗长出大穗，能够填饱他们肚子的，不过是粗劣的粮食。如果风雨不合时令，庄稼没有收成，那将怎么办呢？”真宗在内殿种植稻子和麦子，亲临观看播种和收获，想知道田间劳作的艰苦。直到今天仍遵循这一做法。只希望陛下深切留意农政，常常把保护和惠及小民放在首位，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