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
书序
集传汉刘歆曰：「孔子修《易》，序《书》。」班固曰：「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识见浅陋，无所发明，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则依阿简略，尤无所补。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顾世代久逺，不可复知。然孔安国虽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尝以为孔子所作，但谓《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与「讨论坟典」等语隔越不属，意亦可见。今姑依安国壁中之旧，复合序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于下。云集说【孔氏颖达曰：「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检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谟》、《臯陶谟》、《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盘庚》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诰》、《酒诰》、《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
【厘沃、汝鸠、汝方、伊陟、原命、髙宗肜日、髙宗之训，八篇皆共卷，类同，故同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马氏廷鸾曰：「《书序》自为一篇，《尧典》之后皆相续之辞】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集传》：聪明文思，钦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以虞书也。作者追言作书之意如此也。
集说【孔氏安国曰：言圣徳之逺着，逊遁也。老使摄，遂禅之。○程子曰：聼广曰聪，视逺曰明。文，文章也，谓文理明顺成文也。思，谋虑意思也，谓其含蓄。尧以此聪明文思临治天下，其道光显，故云光宅，言光显而居天下也。○蘓氏轼曰：圣人之徳如日月之光，贞一而无所不及也。○林氏之竒曰：「昔在」者，篇首起语之辞。《书序》自为一篇，故以「昔在帝尧」起于篇首。逊，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逊于齐」、「公逊于邾」，其义盖出于此。逊于位，非谓逃遁而去也，盖厌倦万几之务，将使舜摄行天子之事而嬗焉，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也。○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尧典》一篇，自是说尧一代为治之次第，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説一代政事之始终，却说歴试诸难，是为要受让而作也。○马氏廷鸾曰：案「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此太史公序传之文，与《书序》《尧典》之说一也。是皆古策书史官之序语如此，今《史记》序传亦自为一篇】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歴试诸难，作《舜典》。集传：侧微，微贱也。歴试，徧试之也。诸难，五典、百揆、四门、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备载一代政治之终始，而序止谓「歴试诸难，作《舜典》」，岂足以尽一篇之义？集说【孔氏安国曰：「为庶人，故微贱。嗣，继也。试以治民之难事。」○孔氏颖达曰：「此云侧微，即尧兴侧陋也不在朝廷谓之侧其人贫贱谓之微居处褊隘故言陋昭八年左传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似其继世相传常有国土孔言为庶人者尧典云『有鳏在下』，此云『虞舜侧微』，必是为庶人矣。盖至瞽瞍始失国也。」○黄氏度曰：「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阳。」○吕氏祖谦曰：「舜之闻本于师锡，而此言尧闻者，人君以天下为耳目，四岳之荐即尧之闻，君臣一体也】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饫》。集传汉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诸侯，各设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别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
书序
集传：汉代刘歆说：“孔子修订《易经》，为《尚书》作序。”班固说：“孔子编纂《尚书》，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其创作的意图。”现在考察序文，对于现存的篇章，虽然大致依据文意立论，但见识浅陋，没有什么阐发，其中甚至有与经文相违背的地方；对于已经亡佚的篇章，则依附简略，尤其没有什么补益。这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只是年代久远，无法再考证清楚。然而孔安国虽然声称是从墙壁中得到的，但也未曾认为是孔子所作，只是说《书序》是说明作者意图的，与“讨论坟典”等话语不相连贯，其意也可以看出。现在暂且依照孔安国壁中本的旧例，将序文合并为一篇，附在卷末，而在下面疏解其中可疑之处。
集说【孔颖达说：“孔安国既然将相同的序文归为一卷，检阅这一百篇共有六十三段序文，涵盖了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没有说明缘由，直接说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这六十三段序文中，像《汨作》、《九共》九篇、《槀饫》十一篇，共用一段序文；又有四篇共用一段序文；《大禹谟》、《臯陶谟》、《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盘庚》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诰》、《酒诰》、《梓材》，共二十四篇都是三篇共用一段序文。至于《帝告》、《厘沃》、《汝鸠》、《汝方》、《伊陟》、《原命》、《髙宗肜日》、《髙宗之训》，这八篇都同卷，类别相同，所以共用一段序文。共用一段序文但分为不同篇章的，有三十三篇，连同《明居》、《无逸》等四篇，共三十七篇，加上六十三段序文所涵盖的篇章，就是一百篇。○马廷鸾说：“《书序》自成一篇文章，《尧典》之后都是相续的辞句。”
从前帝尧，聪明且有文采思虑，光辉普照天下。将要退位，禅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
集传：聪明文思，即钦明文思；光宅天下，即光被四表；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是因为这是虞代的书。作者追述作书的意义就是这样。
集说【孔安国说：这是说圣人的德行远播，逊是退隐的意思。年老让舜摄政，最终禅让给他。○程颐说：听得广博叫聪，看得深远叫明。文，指文章，谓文理明顺而成章。思，指谋虑意思，谓其含蓄深沉。尧凭借这种聪明文思治理天下，其道光明显赫，所以说光宅，意思是光明显赫而居于天下。○苏辙说：圣人的德行如同日月的光辉，纯正专一而无所不及。○林之奇说：“昔在”是篇首起语的辞令。《书序》自成一篇文章，所以以“昔在帝尧”作为篇首。逊，是退隐的意思。《春秋》中“夫人姜氏逊于齐”、“公逊于邾”，其义大概出自这里。逊于位，并不是说逃遁离开，而是厌倦了繁杂的政务，打算让舜摄行天子之事并传位给他，正如孟子所说的“尧老而舜摄”。○朱熹说：小序多可疑。《尧典》一篇，自始至终说的是尧一代治理的次第，到让位给舜才停止。现在却说是让位给舜之后才作《舜典》，也是说一代政事的始终，却说经历各种艰难，是为了要受让位而作的。○马廷鸾说：查考“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这是太史公序传的文字，与《书序》《尧典》的说法一致。这都是古代策书史官序语如此，现在《史记》序传也自成一篇文章。】
虞舜出身卑微，尧听说他聪明，打算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的考验，于是作了《舜典》。
集传：侧微，指卑微低贱。歴试，指普遍地考验。诸难，指五典、百揆、四门、大麓这些事情。现在按：《舜典》一篇，详尽记载了一代政治的始终，而序文只说“经历各种艰难，作《舜典》”，难道足以概括全篇的意义吗？
集说【孔安国说：“身为平民，所以卑微低贱。嗣，是继承的意思。用治理百姓的难事来考验他。”○孔颖达说：“这里说侧微，就是《尧典》中说的‘尧兴侧陋’。不在朝廷称为侧，人贫贱称为微，居处狭窄称为陋。《左传》昭公八年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似乎世代相传常有国土。孔安国说他是平民，因为《尧典》说‘有鳏在下’，这里说‘虞舜侧微’，必定是平民了。大概到瞽瞍时才失去国土。”○黄度说：“舜自从虞即位，定都安邑，有的说是蒲坂，有的说是平阳。”○吕祖谦说：“舜的闻名本于师锡的推荐，而这里说尧听说，是因为君主以天下为耳目，四岳的推荐就是尧的听闻，君臣是一体的。”】
帝舜治理四方土地，设立官职，区分姓氏，分类治理，于是作了《汨作》、《九共》九篇、《槀饫》。
集传：汉代孔氏说：“这是说舜治理四方诸侯，各自设立官职居于其地。生，指姓氏；别
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也。汨，治；作，兴也；言治民之功兴也。槀，劳；饫，赐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晓。
译区分他们的姓氏宗族，划分他们的类别，使他们相互跟随。汨，意为治理；作，意为兴起；这是说治理百姓的功业兴起了。槀，意为辛劳；饫，意为赏赐。总共十一篇已经散佚。”现在考察这十一篇总共只有一篇序言像这样，也无法理解。
集説【孔氏颖达曰凡此不见其经暗射无以考中，孔氏顺其文为传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仿此。○左传言犒师者，以师枯槁，用酒食劳之，是槀得为劳也。襄二十六年左传云：「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是饫得为赐也。○叶氏梦得曰：「别生，因生以赐姓也；分类，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后亦曰锡土姓。」○朱子曰：「方设居方，逐方各设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刘侍读以共为邱，言九邱也。刘原父云：『古文邱共相近，误为共。』」○问：「张子以别生分类为明庶物、察人伦，恐未安。」曰：「书序本无证据，今引来解说，更无理防了。」○陈氏经曰：「随方别居，方之法，如所谓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臯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谟》、《益稷》。集传：矢，陈申，重也。序书者徒知臯陶以谟名，禹以功称，而篇中有「来禹，汝亦昌言」，与「时乃功懋哉」之语，遂以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浅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尝无言，臯陶曷尝无功，是岂足以知禹、臯陶之精微者哉！
集说【孔氏颖达曰：臯陶为帝舜陈其谋，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史录其辞，作《大禹》、《臯陶》二谟，又作《益稷》，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发端，禹乃然而问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陈，因臯陶之言而禹论益稷，在《臯陶谟》后，故后其篇。○林氏之竒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序其君臣之间嘉言善政以为三篇，备二典之所未备。○一序分三篇者，竹简所载不能多，分为三篇，便简册而已，非谓《大禹谟》尽在第一篇，《臯陶谟》尽在第二篇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谟》，凡臯陶所言皆《臯陶谟》。○朱子曰：「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见书中臯陶陈谟了，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故先説臯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陈昌言耳。今书序固不能得书意，后来説书者又不晓序者之意，只管穿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説亦尝疑之，既而考其文，则此序乃三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谟，即谓《臯陶谟》篇也；禹成厥功，即谓《大禹谟》篇也，陈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陈九徳而禹俞之，因复申命禹曰：「来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陈《益稷》篇中之语，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读之，文意甚明，不烦生意。○小序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然后人亦自理防他本义未得。且如《禹谟》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説臯陶后説禹，谓舜欲令禹重説，故将申字繋禹字。盖伏生书以《益稷》合于《臯陶谟》，而「思日赞赞襄哉」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相连，申之二字便见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説，説得虽多，皆非其本意也。○陈氏栎曰：案朱子语录甚明，蔡氏不纯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之説】
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
集传》：“别，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随山者，随山之势；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贡也。”《集说【陆氏德明曰：“九州，《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春秋説题辞》云：‘州之言殊也。’”○孔氏颖达曰：“计九州之境，当应旧定，而云禹别者，以尧遭洪水，万事改新，此为作贡生文，故言禹别耳。”○黄氏度曰：“肇十二州，禹并为九州，商周因之，疆域进退微有不同，因时之宜也。以《职方》界域与《禹贡》合观，为可见。”○林氏之奇曰：“禹之取民，既有田赋，又有贡篚者，郑氏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各献其所有。盖九州之内，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岁之常赋。以是知所谓贡者，其实乃在于九等田赋之内，非于田赋之外别有贡也。夫九州之贡，虽有上下轻重之不同，皆不过乎什一，此所以为任
译集说【孔颖达说：凡是这些没有经文可见、暗中影射而无法考证是否中肯的，孔氏只是顺着文意作传罢了，对错不可知，其他都仿照这种情况。○《左传》说犒劳军队，是因为军队枯槁疲惫，用酒食慰劳他们，所以“槀”可以解释为“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将要赏赐，就为他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是饱食。”所以“饫”可以解释为“赐”。○叶梦得说：“别生，是因为出生而赐姓；分类，是分割土地而命氏。所以大禹平定水土，后来也说赐给土地和姓氏。”○朱熹说：“方设居方，是各个方向各自设立居住的道理。九共九篇，刘侍读把‘共’当作‘邱’，说是九邱。刘原父说：‘古文邱、共相近，误写为共。’”○问：“张载把别生分类解释为明辨万物、考察人伦，恐怕不妥。”回答说：“《书序》本来没有证据，现在引用来解说，更没有道理可循了。”○陈经说：“随方别居，方的法则，就像所说的量度土地制定城邑、衡量土地安置居民。”】
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了他的功业，帝舜重申这些，于是作了《大禹》、《皋陶谟》、《益稷》。集传：矢，陈述；申，重申。写《书序》的人只知道皋陶以谋略命名，禹以功业著称，而篇中有“来禹，你也大声说话”和“这时你的功业真伟大啊”这样的话，就以为舜重申禹让他说话，重申皋陶让他立功，如此浅近，却不知道禹何曾不说话，皋陶何曾没有功业，这哪里足以了解禹、皋陶的精微之处呢！
集说【孔颖达说：皋陶为帝舜陈述他的谋略，禹为帝舜陈述已经完成的治水功业，舜根据他们的陈述从而再次赞美他们。史官记录他们的言辞，作了《大禹》、《皋陶》两篇谟，又作了《益稷》，共三篇。篇目先列《大禹》，序言先说皋陶，是因为皋陶的篇章，皋陶自己先发起话题，禹才接着问，皋陶的话在禹之前，所以序言先说皋陶。《益稷》这篇，也是禹所陈述的，因为皋陶的话而禹论述益稷，在《皋陶谟》之后，所以排在后面。○林之奇说：虞史既叙述了两典，又序述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作为三篇，以补充两典所未具备的内容。○一序分三篇，是因为竹简所载不能太多，分为三篇，只是为了简册方便，并不是说《大禹谟》全在第一篇，《皋陶谟》全在第二篇。三篇中凡是禹所说的都是《大禹谟》，凡是皋陶所说的都是《皋陶谟》。○朱熹说：“帝舜申之”，是写序人的意见，书中皋陶陈述谋略后，帝说：“来禹，你也大声说话。”所以先说皋陶陈述谋略，禹成就功业，帝又让禹也陈述大声说话的话。现在《书序》固然不能得到书的本意，后来解说书的人又不明白写序人的意思，只管穿凿附会求巧妙罢了。○对“帝舜申之”的说法也曾怀疑，后来考察其文，则此序是三篇的序。皋陶陈述谋略，即指《皋陶谟》篇；禹成就功业，即指《大禹谟》篇，陈述九功的事迹所以说成就功业。申，重申。帝舜因为皋陶陈述九德而禹赞同，于是又重申命令禹说：“来禹，你也大声说话。”而禹于是陈述《益稷》篇中的话，这一句是序《益稷》篇的。这样读，文意很明白，不必随意生发。○小序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的，然后人也不明白它的本义。且如《禹谟》序，申，重申，写序人的本意先说皋陶后说禹，谓舜想让禹重申，所以将“申”字连在“禹”字上。伏生书把《益稷》合于《皋陶谟》，而“思日赞赞襄哉”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相连，“申”二字便可见舜让禹重申的意思，这是写序人的本意。现在的人都不这样说，说得虽多，都不是它的本意。○陈栎说：按朱子语录很明白，蔡氏不纯粹祖述，仍用交互重申禹让他说话、重申皋陶让他立功的说法】
禹划分九州，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根据土地适宜制定贡赋。
集传：“别，分，分九州疆界是。随山，顺着山势；濬川，疏通河流；任土，根据土地所适宜而制定贡赋。”集说【陆德明说：“九州，《周公职录》说：‘黄帝受命，风后接受河图，割地布置九州。’《春秋说题辞》说：‘州的意思是殊异。’”○孔颖达说：“计算九州的境界，应当是旧定的，而说禹划分，是因为尧遭遇洪水，万事改新，这是为作贡赋生发文意，所以说禹划分。”○黄度说：“起初十二州，禹合并为九州，商周沿袭，疆域进退略有不同，是因时制宜。把《职方》的界域与《禹贡》合看，就可以明白。”○林之奇说：“禹取民，既有田赋，又有贡篚，郑氏说用所产的谷物，购买土地所生的异物，各自献出所有。大概九州之内，土地所生的物品，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的，必须让他能够辨别多少，以充实每年的常赋。由此知道所谓贡，其实在于九等田赋之内，不是在田赋之外另有贡赋。九州的贡赋，虽然有上下轻重不同，都不超过十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任”
土作贡也。贡乃赋税之总称，不必漆丝盐絺之类然后谓之贡，盖并与田赋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吕氏祖谦曰：“先别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随山有两説：一谓水源皆出于山，山脉与水脉通，随山即所以导水；一谓随山开道，以观水势而治之。随山濬川，见禹之智；任土作贡，见禹之仁。”○陈氏大猷曰：“随与任，行其所无事也。随其土之所有而不责其所无，是谓任土】
译土地出产的物品作为贡品。贡是赋税的总称，不必只有漆、丝、盐、细葛布之类才称为贡，大概连同田赋的产出、包篚的进献，都包含在内了。”○吕氏祖谦说：“先划分九州，使疆界确定，水才可以治理。‘随山’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水源都出自山，山脉与水脉相通，顺着山势就是疏导水流；另一种认为顺着山势开辟道路，以观察水势来治理。‘随山濬川’，体现了禹的智慧；‘任土作贡’，体现了禹的仁德。”○陈氏大猷说：“‘随’与‘任’，是顺应自然、不妄加干预。根据土地所出产的而不强求其所没有的，这就叫作‘任土’。”
啓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传》：经曰「大战于甘」者，甚有扈之辞也。序《书》者，宜若《春秋》笔然。《春秋》桓王失政，与郑战于繻葛，夫子犹书「王伐郑」，不曰「与」，不曰「战」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贤，征有扈之无道，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序《书》者曰「与」曰「战」，若敌国者，何哉？孰谓《书序》为夫子作乎？《集说【孔氏安国曰：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黄氏度曰：与贤与子，孟子论之尽矣。讴歌、讼狱、朝觐皆归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于天子亲征，而犹大战于其国野哉？禹禅征苗，啓继征扈，人心不同，故事变多端也。○朱子曰：交兵曰战。○吕氏祖谦曰：读书者必观其时，识其变。尧、舜、禹三圣相承，浑然无间。至啓而有跋扈之臣，臣与君抗，其势若均，其体若敌，遂至于战。视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气象，有间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传》：经文已明，此但疣赘耳。下文不注者放此。《集说【陆氏德明曰：五子名字，书传无闻，仲康盖其一也。○孔氏颖达曰：昆弟五人，自有长幼，故称昆弟。○马氏廷鸾曰：如《汤誓》、《大诰》等，初未尝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为得体；否则，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类，复加以序，则为赘矣】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徃征之，作《▯征》。
集传》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尔。序《书》者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废时乱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集说【孔氏安国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职不絶承太康之后，沈湎于酒，过差非度，废天时，乱甲乙。▯国之君，受王命，徃征之。○孔氏颖达曰：经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训淫为过，言耽酒为过差也。圣人作厯数以纪天时，不存厯数，是废天时也。日以甲乙为纪，不知日食，是乱甲乙也。○苏氏轼曰：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尧时为四人，今此有国邑而以沈湎得罪，则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为一也。○陈氏栎曰：废时，失分至之节；乱日，紊甲乙之序。○陈氏大猷曰：帝王之道，莫大于奉天。尧作厯象，舜作玑衡，盖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谓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于此书疑焉者，盖以时日为轻也。夫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于祖宗，而汤以为始征。羲和废时乱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务，其罪过于不祀远矣，又况有胁从渠魁之事乎？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侯之征羲和者，过矣】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集说【孔氏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邱迁焉，故曰从先王居。」○陆氏徳明曰：「此五亡篇，旧觧是《夏书》，马、郑之徒以为《商书》，两义竝通。」○孔氏颖达曰：「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邱。及今汤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孔言汤自商邱迁焉，以相土之迁商邱，其文见于《左传》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则？相土，契之孙也。自契至汤凡八迁，若相土至汤都遂不改，岂契至相土三世而七迁也？相土至汤必更迁都，但不知汤从何地而迁亳耳，必不从商邱迁也。○经文既亡，其义难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谁。序言从先王居，或当告帝喾也。○陈氏栎曰：「契，帝喾子，舜封之商，赐姓子。喾元都亳，帝告疑即帝喾，厘，理治沃，沃饶之土】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集说【孔氏安国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葛，国，伯爵也。废其土地、山川及宗庙神只，皆不祀，汤始伐之。伐始于葛。」○孔氏颖达曰：「《王制
译启与有扈在甘的郊野作战，于是作了《甘誓》。
《集传》说：经文说“在甘大战”，是痛斥有扈的言辞。为《尚书》作序的人，应当像《春秋》的笔法一样。《春秋》记载桓王政令不行，与郑国在繻葛交战，孔子还记载为“王伐郑”，不说“与”，也不说“战”，是为了保存天下的礼法界限。凭借启的贤德，征讨有扈的无道，正是礼乐征伐出自天子之意。作序的人却说“与”、说“战”，好像对待敌国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谁说《书序》是孔子所作的呢？《集说》【孔安国说：夏启继承禹即位，讨伐有扈的罪过。○黄度说：关于启是否贤德、是否该继承禹位，孟子已经论述得很透彻了。民众歌颂、诉讼、朝见都归向启，启因此继承禹即位。不知道有扈为何不服从，以至于天子亲自征讨，还在其国郊野发生大战呢？禹禅让后征讨三苗，启继位后征讨有扈，人心不同，所以事变多种多样。○朱熹说：交战称为战。○吕祖谦说：读书的人必须观察时代，识别变化。尧、舜、禹三位圣人相继传承，浑然一体没有间隙。到了启的时候，出现了跋扈的大臣，臣子与君主抗衡，势力看似均等，地位看似敌对，于是发展到战争。这与有苗“不遵从，你前往征讨”的气象，已有差别了】
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作了《五子之歌》。
《集传》说：经文已经明白，这只是多余的话罢了。下文不注释的，都照此处理。《集说》【陆德明说：五子的名字，在书传中没有记载，仲康大概是其中之一。○孔颖达说：兄弟五人，自有长幼之分，所以称昆弟。○马廷鸾说：像《汤誓》、《大诰》等篇，起初并没有说明作序的意图，而引用序言冠于篇首，这是得体；否则，怎么知道这篇是从哪里作起的呢？至于《五子之歌》、《旅獒》之类，再加以序言，就是多余了】
羲和沉溺于酒色，废弃天时，扰乱历法，○前往征讨他，作了《○征》。
《集传》说：根据经文考察，羲和大概是党附羿的恶人。仲康畏惧羿的强横，不敢正其罪而诛杀他，只是责备他废弃职守、荒废邦邑罢了。作序的人不明白这个意思，也说“沉溺酒色，废弃天时，扰乱历法”，也是有所畏惧而不敢正其罪吗？
《集说》【孔安国说：羲氏、和氏，世代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从唐虞到三代，世职不断。承袭太康之后，沉湎于酒，过度失度，废弃天时，扰乱甲乙历法。○国的君主，接受王命，前往征讨他。○孔颖达说：经文说“在邦邑中因酒荒废”，只说荒于酒，不说好色，所以将淫解释为过，说沉溺于酒是过度失度。圣人制定历数来记录天时，不保存历数，就是废弃天时。日以甲乙来纪年，不知道日食，就是扰乱甲乙。○苏轼说：羲和是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尧时有四人，现在这里有国邑而因沉湎获罪，则只有一人，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一人的。○陈栎说：废弃天时，是失去分至的节气；扰乱历法，是紊乱甲乙的顺序。○陈大猷说：帝王之道，没有比奉行天道更大的了。尧制作历象，舜制作玑衡，大概是用天时来做事，做事来厚养百姓，百姓生存的道理就在这里。征讨羲和，仲康可以说是懂得帝王的家法了。先儒对此书有疑问，大概是因为认为时日为轻。葛伯不祭祀，不过是自身得罪于祖宗，而汤认为这是征讨的开始。羲和废弃天时扰乱历法，使君主对上失去奉行天道的道理，对下失去养育百姓的事务，其罪过比不祭祀远矣，何况还有胁迫跟随、为首作恶之事呢？学者不怀疑汤征讨葛伯，却怀疑○侯征讨羲和，是错误的】
从契到成汤八次迁徙，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了《帝告》《厘沃》。《集说》【孔安国说：“契的父亲帝喾定都于亳，汤从商丘迁徙到这里，所以说跟随先王的居所。”○陆德明说：“这五篇亡佚的篇章，旧解认为是《夏书》，马融、郑玄等人认为是《商书》，两种说法都通。”○孔颖达说：“从契到成汤十四世，共八次迁徙国都。《商颂》说：‘帝立子生商’，是契居住在商。《世本》说：‘昭明居住在砥石’。《左传》称相土居住在商丘。到如今汤居住在亳，见于经传的有这四次迁徙，其余四次迁徙没有详细听闻。”○孔说汤从商丘迁徙到这里，是因为相土迁徙到商丘，其文见于《左传》，这话不一定对。为什么呢？相土是契的孙子。从契到汤共八次迁徙，如果相土到汤都城不再改变，难道契到相土三世就迁徙了七次吗？相土到汤必定再次迁徙都城，只是不知道汤从哪里迁徙到亳罢了，一定不是从商丘迁徙的。○经文已经亡佚，其义难以明白，孔凭臆测而言。所说的帝告，不知道告诉谁。序言说跟随先王的居所，或许应当告诉帝喾。○陈栎说：“契是帝喾的儿子，舜封他在商，赐姓子。喾元定都于亳，帝告疑即帝喾，厘，治理；沃，肥沃的土地”】
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
《集说》【孔安国说：“作为夏朝的方伯，得以专断征伐。葛，国名，伯爵。废弃其土地、山川及宗庙神只，都不祭祀，汤开始讨伐他。讨伐始于葛。”○孔颖达说：“《王制》
》云：『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废其土地、山川之神只及宗庙，皆不祀，故汤始征之。汤伐诸侯，始于葛。《仲虺之诰》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汤居亳，与葛为邻，云云，是説伐始于葛之事也】
译《书》说：“山川神灵只有不祭祀的，就是不敬；不敬的，君主就削减他的土地。宗庙有不顺从祭祀的，就是不孝；不孝的，君主就剥夺他的爵位。”这是说不祭祀必定废黜他的土地、山川神灵以及宗庙都不祭祀，所以商汤开始征讨他。商汤讨伐诸侯，从葛国开始。《仲虺之诰》说：“最初征讨从葛国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商汤居住在亳，与葛国相邻，等等，这是说明讨伐从葛国开始的事情。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集传》汉孔氏曰：「先王，帝喾也。丑，恶也。不期而防曰遇。鸠方，二臣名。」五篇亡。
集说【孔氏颖达曰：汤欲以诚辅桀，冀其用贤以治，不可匡辅，乃始伐之。此时未有伐桀之意，故贡伊尹使辅之。○黄氏度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进之于桀。古者贡士，壹适谓之好徳，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徳也。丑言其徳垢秽，为可丑也。于是为不足事，伐桀定于伊尹丑夏归亳之日，始入国门而遇汝鸠、汝方，与论夏事。二臣，商贤人。二书必有异同之论，惜乎其亡也。○张氏九成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见汤、尹之心，而孙武乃曰：「商之兴也，伊摰在夏。」以伊尹为反间，甚可怪也】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集传》以伊尹为首称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阳，鸣条在安邑之西。升自陑，义未详。汉孔氏遂以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与？
集说【孔氏颖达曰：桀都在亳西，当从东而徃，今乃升道从陑。升者，从下向上之名，言陑当是山阜之地，歴险迂路，为出不意故也。鸣条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汤，故战于鸣条之野。《伊训》曰：「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林氏之奇曰：伊尹既丑有夏以归，而桀之作恶不悛，终无改过之意，于是相汤伐夏，救民也。汤得伊尹，必使之就桀而辅以正之，至于五反而桀终不改，然后伐之，天下后世知汤之伐桀非其本心也。彼以伊尹为汤作间于夏者，此乃战国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从伐夏之道也。汉孔氏意谓桀都安邑，在亳之西，从东而徃，汤不由安邑之东而由其西，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也。苏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鸣条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陑以战，记事之实，犹《泰誓》言师渡孟津而已。」此説甚善。夫威、文节制之师，已无事于诈谋，而况汤、武之仁义乎？谓出其不意者，其説固陋矣。而唐孔氏又谓汤承禅代之后，尝为桀臣，慙而且惧，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説，则汤之伐夏，是诚何心哉！○朱子《语类》问：「《汤誓》升自陑，先儒以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説，经无明文。要之，今不的见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竒道？汤、武之兴，决不如后世之谲诈。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读书须求其要处，古人所谓味道之腴，最有理。」又问：「凡书传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当然。」○吕氏祖谦曰：升自陑，或谓出其不意，岂王者之师哉！或谓汤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义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决择。升自陑，必用师当行之道，夏之可攻处也】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集传》：程子曰：「圣人不容有妄举。汤始欲迁社，众议以为不可而不迁，是汤有妄举也。盖不可者，汤不可之也。」唐孔氏以于时有议论其事者，详序文，以为欲迁者，汤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圣人，之徒自不足以知圣人也。三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汤承尧舜禅代之后，顺天应人，故革命创制，改正易服，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迁之义。」○孔氏颖达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无人可代句龙，故不可而止。于时有议论其事，故史叙之为篇。」○易革卦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大传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故于是之时变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传云：「共工氏冇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已来祀之。」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
译伊尹离开亳都前往夏朝，因厌恶夏朝的暴政，又返回亳都。他从北门进入，恰好遇见汝鸠、汝方。于是作了《汝鸠》、《汝方》两篇。《集传》引汉孔安国说：“先王，指帝喾。丑，厌恶。不期而遇叫作‘遇’。鸠、方，是两个臣子的名字。”这两篇已失传。
《集说》引孔颖达说：“商汤本想以诚心辅佐夏桀，希望他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发现无法匡正辅佐，才决定讨伐他。此时商汤还没有讨伐夏桀的念头，所以进献伊尹去辅佐他。”黄度说：“伊尹在莘野耕作，商汤将他推荐给夏桀。古代进献贤士，一次前往叫作‘好德’，两次前往叫作‘贤贤’，三次前往叫作‘有功’。伊尹五次前往夏桀那里，是庆幸夏桀能改变德行。‘丑’是说他的德行污秽，令人厌恶。于是认为不值得侍奉，讨伐夏桀的决定，是在伊尹厌恶夏朝返回亳都那天确定的。他刚进入国门就遇见汝鸠、汝方，与他们谈论夏朝的事。这两人都是商朝的贤人。两篇文章必有观点异同，可惜失传了。”张九成说：“可惜这两篇失传，无法看到商汤和伊尹的心意，而孙武却说：‘商朝兴起时，伊尹在夏朝做间谍。’把伊尹当作反间，非常奇怪。”
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从陑地进发，于是在鸣条之野与夏桀交战，作了《汤誓》。《集传》认为以伊尹为首称是恰当的。《咸有一德》也说：“只有伊尹亲身与商汤，共同具有一德。”陑地在河曲的北面，鸣条在安邑的西面。从陑地进发，意义不详。汉孔安国于是认为这是出其不意，也是《书序》的意思启发了他的浅陋吗？
《集说》引孔颖达说：“夏桀都城在亳都西面，应当从东面前往，现在却从陑地进发。‘升’是从下向上的意思，说陑地应当是山阜之地，经历险阻迂回的道路，是为了出其不意。鸣条在安邑西面，夏桀西出抵抗商汤，所以在鸣条之野交战。《伊训》说：‘从鸣条开始进攻，我从亳都出发。’现在安邑还有鸣条陌。”林之奇说：“伊尹厌恶夏朝返回后，夏桀作恶不改，始终没有改过的意思，于是辅佐商汤讨伐夏朝，是为了拯救百姓。商汤得到伊尹，必定让他去夏桀那里辅佐并匡正他，直到五次往返夏桀始终不改，然后才讨伐他，这样天下后世才知道商汤讨伐夏桀并非本意。那些认为伊尹是商汤在夏朝做间谍的人，这是战国之士用自己的私意揣测伊尹。从陑地进发，是讨伐夏朝所走的道路。汉孔安国认为夏桀都城在安邑，在亳都西面，从东面前往，商汤不经过安邑东面而经过西面，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苏洵说：‘古今地名道路有改变，不可知的，怎么知道陑、鸣条一定在安邑西面呢？从陑地进发作战，是记事的实情，就像《泰誓》说军队渡过孟津一样。’这个说法很好。周武王、周文王节制之师，已不需要诈谋，何况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呢？说出其不意，这种说法确实浅陋。而唐孔颖达又说商汤继承禅让之后，曾做过夏桀的臣子，惭愧而且恐惧，所以出其不意。果真如此，那么商汤讨伐夏朝，到底是什么心思呢！”朱子《语类》问：“《汤誓》说‘升自陑’，先儒认为是出其不意，如何？”回答说：“这是《书序》的说法，经文没有明文。总之，现在不知道陑是什么地方，怎么辨别正道、奇道？商汤、周武王的兴起，决不像后世的诡诈。如果陑是近道，又何必绕远路？大抵读书须求其要害，古人所谓品味道的精华，最有道理。”又问：“凡是书传中这样的说法，都可以暂且搁置吗？”回答说：“固然应当如此。”吕祖谦说：“从陑地进发，有人说出其不意，这难道是王者之师吗！有人说商汤得到人和，不必依赖地利，这也不符合人情。王者固然使用仁义之兵，但利害向背也必定抉择。从陑地进发，必定是用兵应当走的道路，是夏朝可以进攻的地方。”
商汤战胜夏朝后，想迁移夏朝的社稷，认为不可，于是作了《夏社》、《疑至》、《臣扈》三篇。
《集传》引程颐说：“圣人不容有妄举。商汤起初想迁移社稷，众人议论认为不可而不迁移，这是商汤有妄举。大概‘不可’，是商汤认为不可。”唐孔颖达根据当时有议论此事的人，详细叙述《书序》文，认为想迁移的是商汤想迁移，恐怕未必如程颐所说。总之，《书序》不是圣人之徒所作，不足以了解圣人。这三篇已失传。
《集说》引孔安国说：“商汤继承尧舜禅让之后，顺天应人，所以革命创制，改正朔易服色，变更社稷，而后世没有能及得上句龙的，所以不可而停止。说的是夏社不可迁移的道理。”孔颖达说：“商汤战胜夏朝后，想迁移其社稷，无人可替代句龙，所以不可而停止。当时有议论此事的人，所以史官叙述为篇。”《易·革卦》彖辞说：“商汤周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大传》说：“改正朔，易服色，这是可以与百姓变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变更社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担任后土。后土担任社。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担任稷，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从商朝以来祭祀他。”《祭法》说：“厉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夏朝衰微时，周弃继承他，所以祭祀他作为稷。共工氏的……”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是言变置之事也。汤于初时，社稷俱欲改之。周弃功多于柱，即令废柱立弃。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迁而止。汉世儒者説社稷有二。左传説社祭句龙，稷祭柱、弃，惟祭人神而已。孝经説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句龙、柱、弃是配食者也。孔无明説，而此序云迁社，孔传云无及句龙，即以社为句龙也。疑至与臣扈相类，当是二臣名也。盖亦言其不可迁之意。马融云：「圣人不可自专，复用二臣自明也。」○程子曰：「汤以为国既亡，则社自当迁。然迁之不若不迁之愈，故但屋之。春秋书亳社灾，是鲁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灾也。记丧国之社屋之。」○陈氏栎曰：「孔注谓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迁社也。书亡，本无所考据。以序意详之，初欲迁夏社，作《夏社》篇，继以二臣之议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迁夏社，垂为后法，周遂亦不迁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犹存焉。忠厚之仁，监戒之义，盖两得之。始以为可，卒也不可，纵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汤也。伊川之説，正不必辨】
译（汤）平定九州，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治理好九州，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这是说改变社稷之事。汤在起初的时候，社和稷都想加以更改。周弃的功劳多于柱，就打算废掉柱而立周弃。但上古治理水土的大臣，他们的功劳没有能比得上句龙的，所以不能迁移而作罢。汉代的儒者说社稷有两种说法。《左传》说社祭祀句龙，稷祭祀柱和弃，只是祭祀人神罢了。《孝经》说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句龙、柱、弃是配享祭祀的人。孔安国没有明确的解说，而这篇序言说迁移社神，孔安国的传文说没有比得上句龙的，就是把社神当作句龙了。《疑至》与《臣扈》相类似，应当是两个大臣的名字。大概也是说不能迁移的意思。马融说：“圣人不能独自专断，又用两个大臣来表明自己的心意。”○程子说：“汤认为国家既然灭亡，那么社神自然应当迁移。然而迁移它不如不迁移它好，所以只是给它盖个房子。《春秋》记载亳社发生火灾，这是因为鲁国有亳社，给它盖了房子，所以发生了火灾。《礼记》说丧国之社要给它盖房子。”○陈氏栎说：“孔安国的注释说后世没有比得上句龙的，所以不能迁移而作罢，这是更换社神，不是迁移社神。《尚书》亡佚，本来没有考据的依据。根据序言的意思详细推究，起初想要迁移夏社，作了《夏社》篇，接着因为两个大臣的议论而作罢，所以又作了《疑至》、《臣扈》篇。从商初开始不迁移夏社，成为后来的法则，周朝于是也不迁移商社，所以亳社在春秋时期还存在。忠厚的仁爱，鉴戒的意义，大概两者都具备了。起初认为可以迁移，最终认为不可以，纵然是因为别人的言论而认为不可以，主张不迁移的也是汤。伊川程子的说法，正不必辩驳】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集传》：「三朡，国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宝玉』，恐亦非圣人所急。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三朡，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东入山，出太行，东南涉河。汤缓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故取而寳之。二臣作《典寳》一篇，言国之常寳也。」○孔氏颖达曰：「《楚语》云：『玉足以庇廕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寳之。』韦昭云：『玉，礼神之玉也。』言用玉礼神，神享其徳，使风雨调和，可以庇廕嘉谷，故取而寳之。」○叶氏梦得曰：「非贪其寳也，国之庸器也，则非以珍异为寳可知矣】
附录【郑氏伯熊曰：「胡氏《春秋传》曰：『古者寳玉世守，罔敢失坠，以昭先祖之徳，存肃敬之心。告终易代，▯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陈列，非直为观美也。先王所寳，传及其身，全而归之，则可以免矣，况神器之大者乎？典寳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当常寳，若无徳，则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乎】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集传大坰地名
集说【孔氏安国曰：「自三朡而还。」○孔氏颖达曰：「上言『遂伐三朡』，故传言『自三朡而还』。不言『归自三朡』而言『归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于今方始旋归，以自夏告庙，故序言『自夏』。传本其来处，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当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经。汤在道而言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诰也。」○林氏之奇曰：「此篇序上一句言其作诰之时，下一句言其所诰之地，而汤之慙徳与夫仲虺之所以广汤之意者，初无一言及之。若此之类，其为史官记载之辞也审矣】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集说【孔氏安国曰：「黜，退也，退其王命，以伐桀大义告天下。」○孔氏颖达曰：「史录其事，作《汤诰》。仲虺在路作诰，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陈氏栎曰：「诸侯来朝，汤告之以与天下更始，序意欠明】
咎单作明居
集传一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孔氏颖达曰：百篇之序，此类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徳》，周公作《无逸》，作《立政》，与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作者之意，盖以经文分明，故略之。马融云：「咎单为汤司空。」传言主土地之官，盖亦为司空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集传》：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史记》：「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书》者以经文首言「奉嗣王祗见厥祖」，遂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后世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吴氏曰：「太甲谅隂，为服仲壬之丧。以是时汤葬已久，仲壬在殡，太甲太丁之子，视仲壬为叔父，为之后者为之子也。祗见厥祖，谓至汤之庙。盖太甲既立，伊尹训于汤庙，故称祗见厥祖。若止是殡前，既不当称奉，亦不当称祗见也。」《集说【孔氏安国曰：「肆命，陈天命以戒太甲。徂后，陈徃古明君以戒。」○苏氏轼曰：「太史公案《世本》，汤之后二帝七年而后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国独据经臆度，以为成汤没而太甲立，且以是歳改元。学者因谓太史公为▯，初无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岂有此理哉！殷道亲亲，兄死弟及。若汤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则殷道非亲亲矣。安国谓汤崩之歳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经文以臆也】附录【孔氏安国曰：「太甲，太丁子，汤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孔氏颖达曰：「周法以逾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称元年者，此经云『元祀
译夏朝的军队大败，商汤于是追击夏桀，进而讨伐三朡国，俘获了那里的宝玉。谊伯、仲伯撰写了《典宝》。
《集传》说：“三朡是国名，即现在的定陶。俘，就是夺取。‘俘获那里的宝玉’，恐怕也不是圣人所急切追求的。这篇文献已失传。”
《集说》【孔安国说：“三朡是国名，夏桀逃跑后据守在那里，即现在的定陶。夏桀从安邑向东进入山区，出太行山，向东南渡过黄河。商汤缓慢地追击他，并不紧迫，于是夏桀逃往南巢。俘，就是夺取。玉是用来祭祀神灵的，能使国家没有水旱灾害，所以夺取并珍视它。两位大臣撰写了《典宝》一篇，讲述国家应当常备的宝物。”○孔颖达说：“《国语·楚语》说：‘玉足以庇护嘉谷，使没有水旱灾害，就珍视它。’韦昭说：‘玉，是祭祀神灵的玉。’意思是使用玉来祭祀神灵，神灵享用其德行，使风雨调和，可以庇护嘉谷，所以夺取并珍视它。”○叶梦得说：“不是贪图它的宝物，而是国家常用的器物，那么不以珍奇为宝就可想而知了。”】
附录【郑伯熊说：“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古代宝物世代守护，不敢遗失，以彰显先祖的德行，保持肃敬之心。朝代更替时，璧琬琰、天球夷玉、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箭，无不陈列，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先王所珍视的宝物，传到自己手中，完整地归还，就可以免祸了，何况是重大的神器呢？《典宝》的撰写，大概是认为祖宗的物品应当常备珍视，如果没有德行，那么上天也不会常佑，能不警惕戒备吗？’】
商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仲虺作了诰辞。
《集传》：大坰是地名。
《集说》【孔安国说：“从三朡返回。”○孔颖达说：“上文说‘于是讨伐三朡’，所以传文说‘从三朡返回’。不说‘从三朡归来’而说‘从夏地归来’，是因为讨伐夏朝并驱逐夏桀，到现在才刚刚返回，从夏地回来祭告宗庙，所以序言说‘从夏地’。传文追溯其来源，所以说‘从三朡’。大坰应当是定陶通往亳地的必经之路。商汤在路上说话，恐怕后世以‘我’为借口，所以仲虺在这个地方作诰辞。”○林之奇说：“这篇序言上一句讲作诰的时间，下一句讲作诰的地点，而商汤的谦德以及仲虺之所以扩大商汤意图的原因，起初没有一句话提及。像这类情况，其作为史官记载的言辞是确凿无疑的。”】
商汤已经废黜了夏朝的统治，又回到亳地，作了《汤诰》。
《集说》【孔安国说：“黜，是废除。废除夏王的命令，以讨伐夏桀的大义告知天下。”○孔颖达说：“史官记录这件事，作了《汤诰》。仲虺在路上作诰，这是到了亳地才作，所以排在仲虺之后。”○陈栎说：“诸侯来朝见，商汤告诉他们与天下重新开始，序言的意思不够明确。”】
咎单作了《明居》。
《集传》：这一篇已失传。
《集说》【孔安国说：“咎单，是臣子的名字，主管土地的官员，作了《明居民法》一篇。”○孔颖达说：“百篇的序言中，这类情况有四种：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无逸》，作《立政》，与这一篇直接说作者是谁，不说作者的意图，大概是因为经文意思明确，所以省略了。马融说：‘咎单是商汤的司空。’传文说主管土地的官员，大概也是司空。”】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集传》：孟子说：“商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破坏了商汤的法度。”《史记》说：“太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立太丁的弟弟外丙。二年，去世。又立外丙的弟弟仲壬。四年，去世。伊尹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解释《尚书》的人因为经文开头说‘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就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后世的儒者认为序言是孔子所作，不敢非议，反而怀疑孟子所说的和《本纪》所载的，这是可叹的。《肆命》、《徂后》两篇已失传。○吴氏说：“太甲居丧，是为仲壬服丧。因为那时商汤下葬已久，仲壬在殡宫，太甲是太丁的儿子，视仲壬为叔父，为后嗣者视其为子。恭敬地拜见祖先，是指到商汤的庙里。大概太甲即位后，伊尹在商汤的庙里训导他，所以称恭敬地拜见祖先。如果只是殡前，既不应该称奉，也不应该称恭敬地拜见。”《集说》【孔安国说：“肆命，陈述天命以告诫太甲。徂后，陈述古代明君以告诫。”○苏轼说：“太史公依据《世本》，商汤之后两位帝王七年之后才到太甲，其迹象明显，不可不信。而孔安国独自根据经文推测，认为成汤去世后太甲即位，并且在这一年改元。学者因此认为太史公错了，起初没有两位帝王，而太史公妄自增加，哪有这种道理呢！殷朝之道亲近亲属，兄死弟继。如果商汤去世，舍弃外丙而立太丁的儿子，那么殷朝之道就不是亲近亲属了。安国说商汤去世那年太甲改元，不等到明年，也是因为经文而推测的。”】
附录【孔安国说：“太甲，是太丁的儿子，商汤的孙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等到商汤去世后太甲即位，称元年。”○孔颖达说：“周朝的法度是过一年即位，知道这一篇就在当年称元年，这篇经文说‘元祀’”
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若是逾年即位，二者皆当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经十二月是汤崩之逾月，《太甲》中篇三祀十二月是服阕之逾月。以此知汤崩之年，太甲即称元年也。」顾氏云：「殷家犹质，逾月即改元年，以明世异，不待正月以为首也。商谓年为祀，序称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据此经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继汤后，而殷本纪》与经不同，彼必妄也。○陈氏大猷曰：孔氏谓太丁未立而卒，程子谓年齿也，外丙方二歳，仲壬方四岁，故立太甲，此説是也。邵康节《皇极经世书》起于尧即位之甲辰，歴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也。谓汤崩、甲立非同一年则可，谓中间犹隔七年则非。成汤既没，而以太甲元年继之，则太甲继汤明矣。况康节厯数所谱悉与经合，又何疑乎？○胡氏一桂曰：案汤后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经世书》又合孔注，朱子《孟子集注》亦云二説未知孰是，阙之可也】
译十二月，伊尹祭祀先王，侍奉继位的君王恭敬地拜见祖先；《太甲》中篇说：“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礼服侍奉继位的君王回到亳都。”如果是在次年才即位，这两件事都应当在正月进行，为什么却用十二月呢？这说明此经中的十二月是商汤去世后的次月，《太甲》中篇的第三年十二月是守丧期满后的次月。由此可知，商汤去世的那一年，太甲就称为元年了。”顾氏说：“殷代崇尚质朴，过了一个月就改称元年，以表明时代更替，不一定要等到正月才作为开端。商代称年为祀，而《书序》称年为年，是因为《书序》是用周代的说法来叙述的。”根据此经的《书序》以及《太甲》篇的内容，太甲必定是紧接着商汤之后即位的，而《史记·殷本纪》与经文不同，那一定是错误的。○陈氏大猷说：孔安国认为太丁没有即位就去世了，程子认为是因为年龄太小，外丙才两岁，仲壬才四岁，所以立太甲，这个说法是对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从尧即位的甲辰年开始，推算历代帝王的世次，商汤始于乙未年，太甲始于戊申年，中间没有外丙、仲壬。说商汤去世和太甲即位不在同一年是可以的，但说中间还隔着七年则是不对的。成汤去世后，紧接着以太甲元年相承，那么太甲继承商汤是显而易见的。况且邵雍推算的历数与经文完全相符，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胡氏一桂说：查考商汤之后有外丙、仲壬两位君王，蔡沈极力主张这一说法，邵雍的《经世书》又符合孔安国的注解，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说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暂且存疑是可以的。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集传》案：孔氏云：「桐，汤葬地也。若未葬之辞。」盖上文「祗见厥祖」，言汤在殡，故此不敢为已葬。使汤果在殡，则太甲固已密迩其殡侧矣。舍殡而欲密迩汤于将葬之地，固无是理也。孔氏之失，起于《伊训》序文之缪，遗外丙、仲壬二帝，故书防不通。
集説【孔氏安国曰：不用伊尹之训，不明居丧之礼，不知朝政，故曰放。○孔氏颖达曰：经称「营于桐宫，密迩先王」，知桐是汤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逺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与彼放逐事同，故亦称放也。○王氏天与曰：思庸，汉孔氏曰：「念常道。」苏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陈氏曰：「孟子所谓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聼伊尹之训已者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集说【孔氏安国曰：言君臣皆有纯一之徳，以戒太甲。○孔氏颖达曰：太甲既归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徳不纯一，故作此篇以戒之。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徳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徳之臣。经云：「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朱氏祖义曰：伊尹示太甲以传心之要，故《咸有一徳》之书作焉。太甲克终允德，徳固一矣，然人心无常，一念茍差，则前日之允徳，安保其不变哉！伊尹告归之际，犹以为虑，一徳其大矣乎！明乎一徳之理，推而为用人，已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终始，无适非一。伊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纯一之徳，故以名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集说【孔氏安国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终以三公礼葬。训畅其所行功徳之事。咎单，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孔氏颖达曰：「皇甫谧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余岁。』」○苏氏轼曰：「咎单训伊尹事，犹曹参述行萧何之政也。咎单作《明居》，司空之职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尧舜至商，盖尝以司空为政也欤】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集説【孔氏安国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罚。」○孔氏颖达曰：「二木合生，谓共处生也。七日大拱，伏生《书传》有其文。郑云：『两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见其大满两手也。《殷本纪》云：『一暮大拱。』所闻不同，故説异也。《五行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时则有青眚之祥。《汉书·五行志》云：『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体貌不恭，则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变怪，是貌不恭之罚也。」○礼有赞者，皆以言告人，故赞为告也。《君奭传》曰：「巫，氏也。名咸。」郑云：「巫咸谓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称贤，父子竝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王氏安石曰：「兆乎物者，祸福特未定，皆谓之祥。应以徳则为福，应以不徳则为祸。」○眞氏徳秀曰：「《史记》云：『太戊立伊陟为相，桑谷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徳。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徳。」太戊从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灾而惧如此，故周公称之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谓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集説【孔氏安国曰：「告以改过自新。」原，臣名。○孔氏颖达曰：「言太戊赞于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录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则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谷事告，故序总以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犹如《囧命》《毕命》也。」○陈氏榇曰：「《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书。太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书】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集说【孔氏安国曰：『大戊子，去亳嚣地名。陈迁都之义】
河亶
译太甲即位后，行为昏庸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思念常道。伊尹因此作了《太甲》三篇。
《集传》按语：孔氏说：“桐，是成汤的葬地。这是尚未下葬时的说法。”因为上文说“恭敬地见到他的祖先”，说的是成汤还在殡宫，所以这里不敢说是已经下葬。如果成汤果真还在殡宫，那么太甲本来就已经紧挨着殡宫了。离开殡宫而想要紧挨着成汤在将要下葬的地方，这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孔氏的错误，起因于《伊训》序文的谬误，遗漏了外丙、仲壬两位帝王，所以文意不通。
《集说》【孔氏安国说：不听从伊尹的训导，不明居丧的礼节，不知朝政，所以说放逐。○孔氏颖达说：经文称“居住在桐宫，紧挨着先王”，知道桐是成汤的葬地。舜放逐四凶，把他们流放到遥远的边裔；春秋时放逐大夫，流放到其他境地。担心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辨析说：不知朝政，所以说放逐。与那些放逐的事情相同，所以也称放逐。○王氏天与说：思庸，汉孔氏说：“思念常道。”苏氏说：“思用伊尹的话。”陈氏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在桐宫自怨自艾，处于仁德，迁向义理，三年听从伊尹的训导罢了。”】
伊尹作了《咸有一德》。
《集说》【孔氏安国说：说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用来告诫太甲。○孔氏颖达说：太甲已经回到亳都，伊尹致仕退位，担心太甲德行不纯一，所以作这篇来告诫他。这篇主要告诫太甲，而说臣有一德，是想让太甲也任用有一德的臣子。经文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左右近臣只选合适的人”，这是告诫太甲要善用臣子。○朱氏祖义说：伊尹向太甲展示传心的关键，所以《咸有一德》这本书就作了。太甲能够最终保持诚信的德行，德行固然纯一了，然而人心无常，一念如果偏差，那么前日的诚信德行，怎么保证它不变呢！伊尹告归的时候，还以此为忧虑，一德真是重大啊！明白一德的道理，推广到用人，自己是一；君与民，是一；幽明、古今、终始，没有哪里不是一。伊尹心里希望太甲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所以用这个命名篇目。】
沃丁在亳都安葬了伊尹，咎单于是训导伊尹的事迹，作了《沃丁》。
《集说》【孔氏安国说：“沃丁，是太甲的儿子。伊尹已经致仕年老，最终用三公的礼节安葬。训导畅达他所行的功德事迹。咎单，是忠臣的名字，作这篇来告诫。”○孔氏颖达说：“皇甫谧说：‘沃丁八年，伊尹去世，年龄一百多岁。’”○苏氏轼说：“咎单训导伊尹的事迹，就像曹参述行萧何的政治一样。咎单作《明居》，是司空的职责。舜居百揆，也是司空的事情。禹作司空，以此考证，从尧舜到商，大概曾经以司空为政吧。”】
伊陟辅佐太戊，亳都有祥瑞，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在朝廷。伊陟向巫咸进言，作了《咸乂》四篇。
《集说》【孔氏安国说：“祥，是妖怪，两棵树合生，七天大得两手合抱，是不恭敬的惩罚。”○孔氏颖达说：“两棵树合生，是说共同生长。七天大得两手合抱，伏生的《书传》有这句话。郑玄说：‘两手握在一起叫拱。’生长七天而见其大得满两手。《殷本纪》说：‘一个晚上大得两手合抱。’所听说的不同，所以说法不同。《五行传》说：‘容貌不恭敬，叫做不肃。’当时就有青色的灾异之祥。《汉书·五行志》说：‘肃，是敬。内叫恭，外叫敬。’人君行为体貌不恭敬，就不能敬。木色青，所以有青色的灾异之祥。这是说木的变怪，是容貌不恭敬的惩罚。”○礼制中有赞的，都是用言语告诉人，所以赞是告诉的意思。《君奭传》说：“巫，是姓氏。名咸。”郑玄说：“巫咸叫做巫官。”按《君奭》，咸的儿子又称贤，父子并列为大臣，必定不世代担任巫官，所以孔氏说巫是姓氏是对的。○王氏安石说：“在事物上显现征兆的，祸福还没有确定，都叫做祥。应以德行就是福，应以不德就是祸。”○真氏德秀说：“《史记》说：‘太戊立伊陟为相，桑谷生长在朝廷，一个晚上大得两手合抱。太戊害怕，问伊陟。伊陟说：‘臣听说妖不能胜过德。帝王的政治难道有缺失吗？帝王应该修德。’太戊听从了他，祥瑞的桑树枯死。’太戊遇到灾难而害怕如此，所以周公称他：‘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以天命来衡量自己。’这可以说是知道中宗的心了。”】
太戊向伊陟进言，作了《伊陟》《原命》。
《集说》【孔氏安国说：“告诉以改过自新。”原，是臣子的名字。○孔氏颖达说：“说太戊向伊陟进言，只告诉伊陟，不告诉原。史官记录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两篇，那么太戊告诉伊陟，也告诉原，都以桑谷之事告诉，所以序文总括为文。原是臣子的名字，而说原命，就像《囧命》《毕命》一样。”○陈氏桢说：“《咸乂》，是因为巫咸能治理王家。意谓这是臣下自相警戒的书。太戊又告命两臣，意谓这是君臣交相警戒的书。”】
仲丁迁都到嚣，作了《仲丁》。
《集说》【孔氏安国说：‘太戊的儿子，离开亳都，嚣是地名。陈述迁都的道理。’】
河亶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集传》：沃丁，太甲之子。咎单，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谷，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嚣、相、耿，皆地名。嚣、相在河北，耿在河东。耿乡河水所毁曰圯。凡十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亶甲子，圯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圯。」○孔氏颖达曰：「此三篇皆是迁都之事，竝陈迁都之义，如《盘庚》之诰民也。发其旧都谓之迁，到彼新邑谓之居，迁于嚣与居相亦事冋也。李颙云：『嚣在陈留浚仪县。』皇甫谧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仓。』未知孰是。」○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子，故以为圯于相地，乃迁都于耿也。据文「圮于耿」，谓迁来于耿，为水所毁，更迁他处，故言毁于耿耳，非既毁乃迁耿也。《盘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数之，惟有亳、嚣、相、耿四处而已，知此既毁于耿，更迁一处，盘庚又自彼处而迁于殷耳。《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马迁所为説耳。郑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从也。录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郑所言，稍为文便，但未可依信也】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集传》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盘庚五迁」。然今详「于今五邦」之下，继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则是盘庚之前已自有五迁，而作序者考之不详，缪云尔也。又「五邦」云者，五国都也。经言亳、嚣、相、耿，惟四邦耳。盘庚从汤居亳，不可又谓之一邦也。序与经文既已差缪，《史记》遂谓盘庚自有五迁，误人甚矣。
集说【孔氏颖达曰：「商自成汤以来，屡迁都邑，盘庚最在其后，故序总之。经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盘庚五迁。传嫌一身五迁，故辨之云：『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并数汤为八；此言盘庚五迁，又并数汤为五。汤一人再数，故班固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止十二也。此序云亳殷，下传云『殷，亳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汤迁，还从先王居也】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集传案：经文「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梦得良弼形象，乃审其状貌而广求于四方。说筑傅岩之野，与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梦得傅说姓氏，又因经文有羣臣百官等语，遂谓使百官营求诸野，得诸傅岩，非惟无补经文，而反支离晦昧，岂圣人之笔哉！
集说【孔氏安国曰：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徳高可尊，故号高宗。梦得贤相，其名曰説，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求之于野，得之于傅岩之谿，命説为相，使摄政。○孔氏颖达曰：以工为官，见其求者众多，故举百官言之。皇甫谧云：「使百工写其形象。」则谓工为工巧之人，与孔异也。谿是水流之处，岩是山崖之名。序称傅岩，传云傅岩之谿，以岩是縂名，故序言之耳。○林氏之奇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创业垂统有功者，祀以为祖；守文之主有徳者，祀以为宗。其庙皆百世而不毁。商人立庙之制，其所祖而祀之者，成汤是也；所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止于一人，则人不可以无别，故以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为庙之制也。唐室以宗为庙号之常称，不复论徳，而先王建庙立宗之制，至是紊矣。○吕氏祖谦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高宗旧学于廿盘，恭黙思道，至诚所召，必有以开其先矣，故形于梦。大抵诚则一，一则通，至诚者志为气之帅，见之于梦，无非兆朕之先。故梦得説，遂信之而不疑，而果得之。其后如武王言：「朕梦协朕卜。」皆《周礼》之所谓正梦也】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集传》：「经言『肜日』，而序以为祭
译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作《祖乙》。
《集传》说：沃丁是太甲的儿子。咎单是臣子的名字。伊陟是伊尹的儿子。太戊是沃丁弟弟的儿子。桑树和楮树，是两种树木合生在朝廷上，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这是妖异现象。巫咸是臣子的名字。嚣、相、耿，都是地名。嚣、相在黄河以北，耿在黄河以东。耿地遭受河水毁坏叫做圯。以上十篇都已亡佚。
《集说》引孔安国说：“亶甲的儿子，在相地遭遇水灾，迁都到耿。被河水毁坏叫做圯。”孔颖达说：“这三篇都是关于迁都的事情，一并陈述迁都的道理，就像《盘庚》告诫百姓一样。离开旧都叫做迁，到达新邑叫做居，迁到嚣与住在相也是同样的事情。李颙说：‘嚣在陈留郡浚仪县。’皇甫谧说：‘在黄河以北。’有人说：‘就是现在的河南敖仓。’不知道哪个说法正确。”孔安国认为亶甲住在相地，祖乙就是亶甲的儿子，所以认为是在相地遭遇水灾，于是迁都到耿。根据经文“圯于耿”，是说迁到耿地后，被水毁坏，又迁往别处，所以说是在耿地毁坏，并不是毁坏后才迁到耿地。《盘庚》说：“不固定住地，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计算起来，只有亳、嚣、相、耿四处而已，知道这是在耿地毁坏后，又迁往一处，盘庚又从那里迁到殷。《殷本纪》说：“祖乙迁到邢。”这是司马迁的说法。郑玄说：“祖乙离开相地住在耿地，国家被水毁坏，于是修养德行来抵御它，不再迁都。记录这篇，是赞美他改变政令而不迁都。”像郑玄所说，稍微符合文意，但不可完全相信。
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百姓叹息互相抱怨，作《盘庚》三篇。
《集传》因为篇中有“不固定住地，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所以序文就说“盘庚五次迁都”。然而现在详细考察“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下面，接着说“现在不继承古法，不知道上天的决断”，这说明在盘庚之前已经自有五次迁都，而作序的人考察不详细，错误地这样说。又说“五邦”，是指五个国家的都城。经文说亳、嚣、相、耿，只有四个邦。盘庚从汤那里住在亳，不能又算作一个邦。序文与经文既然已经错误，《史记》于是说盘庚自己有五次迁都，误导人太严重了。
《集说》引孔颖达说：“商朝从成汤以来，屡次迁都，盘庚最在后面，所以序文总括来说。经文说‘不固定住地，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所以序文说盘庚五次迁都。传文担心一个人五次迁都，所以辩解说：‘从汤到盘庚，一共五次迁都。’上文说从契到成汤八次迁都，连同汤算作八次；这里说盘庚五次迁都，又连同汤算作五次。汤一个人被重复计算，所以班固说：‘殷人屡次迁都，前八后五。’其实只有十二次。这序文说亳殷，下面的传文说‘殷，是亳的别名’，那么亳、殷就是同一个都城，汤迁都，是回到先王居住的地方。”
高宗梦见得到傅说，让百官在民间访求，在傅岩找到他，作《说命》三篇。《集传》按：经文说“于是审察他的形象，让他按照形象在天下广泛访求”，是高宗梦见得到贤良辅佐的形象，于是审察他的状貌而向四方广泛访求。傅说在傅岩野外筑墙，与形象相似。像序文所说，似乎高宗梦见得到傅说的姓氏，又因为经文有群臣百官等语，于是说让百官在民间访求，在傅岩找到他，这不仅对经文没有补充，反而支离晦涩，难道是圣人的笔法吗！
《集说》引孔安国说：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名叫武丁，德行高尚值得尊崇，所以号称高宗。梦见得到贤相，他的名字叫傅说，让百官根据所梦的形象，在民间访求，在傅岩的溪涧找到他，任命傅说为相，让他代理朝政。孔颖达说：把工当作官，看出访求的人众多，所以举百官来说。皇甫谧说：“让百工画下他的形象。”那么是说工为工巧之人，与孔安国不同。溪是水流的地方，岩是山崖的名字。序文称傅岩，传文说傅岩的溪涧，因为岩是总称，所以序文这样说。林之奇说：古代祖先有功业而宗庙有德行，创业垂统有功业的，祭祀作为祖；守成有德行的，祭祀作为宗。他们的庙都百世不毁。商人立庙的制度，所祖而祭祀的，是成汤；所宗而祭祀的，是太甲、太戊、高宗。宗的既然不止一人，那么人不可以没有区别，所以以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说太、说中、说高，是用来作为庙制的。唐朝以宗作为庙号的常称，不再论德行，而先王建庙立宗的制度，到这里就混乱了。吕祖谦说：清明在身上，志气如神，嗜欲将要到来，有开启必先。高宗以前在甘盘那里学习，恭敬沉默思考道，至诚所召，必有开启先兆，所以表现在梦中。大抵诚则一，一则通，至诚者志是气的主帅，表现在梦中，无非是征兆的先兆。所以梦见得到傅说，于是相信而不怀疑，果然得到他。后来像武王说：“我的梦符合我的占卜。”都是《周礼》所说的正梦。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而鸣叫。祖己训诫国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集传》说：“经文说‘肜日’，而序文认为是祭祀”
成汤；经言『有雊雉』，而序以为飞雉升鼎耳而雊。载籍有所传欤？然经言『典祀无丰于昵』，则为近庙，未必成汤也。宗庙都宫，堂室深逺幽邃，而飞雉升立鼎耳而鸣，亦已异矣。」《高宗之训》篇亡。
译成汤；经文说“有雊雉”，而《序》认为是一只飞雉登上鼎耳鸣叫。典籍中有所记载吗？然而经文说“典祀无丰于昵”，说明是在近处的宗庙，未必是成汤。宗庙都宫，堂室深远幽邃，而飞雉登上鼎耳鸣叫，也已经很奇异了。《高宗之训》篇已亡佚。
集说【孔氏安国曰：「耳不聪之异。」○孔氏颖达曰：「经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庙、呜何处，故序言『祭成汤，升鼎耳』以足之。禘、祫与四时之祭，祭之明日皆为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范《五行传》云：『视之不明，时则有羽虫之孽。』先儒多以此为羽虫之孽，非为耳不聪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乌居鼎耳，是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也。郑云：『雉升鼎耳而鸣，象视不明，天意若云当任三公之谋以为政。』刘、郑虽小异，其为羽虫之孽则同，与孔意异。《诗》云：『雉之朝雊，尚求其』，虽《説文》云：『雊，雄雉鸣也。雷始动，雉乃鸣而雊其颈。』○名《高宗之训》，所以训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言，竝是训王之事，但所训事异，分为二篇】
附録【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称高宗肜日，终言无丰于昵。高宗，庙号也，似谓高宗之庙；昵，近庙也。似是祖庚绎于高宗之庙。惟《史记》谓此书作于祖庚之时，而其説又不分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集传：「咎，恶；乘，胜也。详祖伊所告，无一言及西伯者，盖祖伊虽知周不利于商，而又知周实无所利于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集说【孔氏安国曰：「祖伊，祖已后贤臣。戡，亦胜也。」○陆氏徳明曰：「黎，国名。《尚书大传》作耆。」○林氏之竒曰：「文王之为西伯，得专征伐之权，出于纣之命也。黎乃诸侯之国，其地密迩王畿，其君党恶于纣而虐用其民。文王既专征伐，于是率师戡黎而胜之。曰『殷始咎周』者，非是举殷国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记》曰：『祖伊闻之而始咎周。』此言为得其实。周人既乗黎而胜之，祖伊恐其将不利于殷，为是震恐而奔告于纣也。」○袁氏黙曰：「周人乘其势以戡之。戡，如《左传》『戡定祸乱』曰武。」○董氏鼎曰：「祖伊奔告于受，盖谓民罔弗欲丧，而大命者不至耳，初无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经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
集说【孔氏安国曰：「错乱也，告二师而去纣。」○孔氏颖达曰：「不指言纣恶，而言错乱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为君而无君道，是错乱天命，为恶之大，故举此以见恶之极耳。」○林氏之竒曰：「微子、箕子皆有国邑，故以其爵为称；比干虽为三孤于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称。三人皆是纣之懿亲，位尊职近，与纣同其休戚者也。纣之暴虐不道，于人事颠倒错乱而无所统，故天命亦皆至于纷错。此篇所载，皆其错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知其灭亡不旋踵而至矣，情廹于中，不能自已，故微子谋于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国势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处不同，各当顺其势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处乎是，而不可以茍同。』殷史得之，以为此篇。」○董氏鼎曰：「错乱天命，如孟子所谓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集传》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放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髪，一日而命未絶，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絶，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后始伐之哉？」盖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误，而篇中又有观政于商之语，伪泰誓得之传闻，故上篇言观兵之事，次篇言伐纣之事。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缪相承，展转左验，后世儒者遂谓实然，而不知武王盖未始有十一年观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为十三年之事，则上文十一年之误审矣。孔氏乃离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于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
译集说【孔安国说：“这是耳朵听不清的灾异。”○孔颖达说：“经文说‘肜祭之日有野鸡鸣叫’，不知道祭祀的是哪座宗庙、野鸡在哪里鸣叫，所以序言说‘祭祀成汤，登上鼎耳’来补足它。禘祭、祫祭与四季的祭祀，祭祀的第二天都进行肜祭，不知道这个肜祭是哪次祭祀的肜祭。《洪范五行传》说：‘视觉不明，当时就会有羽虫的灾害。’前代儒者大多认为这是羽虫的灾害，而不是耳朵听不清。《汉书五行志》刘歆认为鼎有三足，象征三公，而靠鼎耳来移动。野鸟停在鼎耳上，是小人将要占据公卿之位，败坏宗庙祭祀的意思。郑玄说：‘野鸡登上鼎耳鸣叫，象征视觉不明，天意好像说应当任用三公的谋略来治理政事。’刘歆、郑玄虽然略有不同，但他们认为这是羽虫的灾害则相同，与孔安国的意思不同。《诗经》说：‘野鸡清晨鸣叫，还在寻求配偶’，虽然《说文解字》说：‘雊，雄野鸡鸣叫。雷声开始震动，野鸡于是鸣叫并伸长脖子。’○篇名《高宗之训》，是用来训诫高宗的。这两篇都是祖己的话，都是训诫君王的事情，只是所训诫的事情不同，所以分为两篇】
附录【金履祥说：“这篇开头称高宗肜日，结尾说不要过于亲近昵爱。高宗是庙号，似乎是指高宗的宗庙；昵，是近庙。似乎是祖庚在高宗宗庙进行绎祭。只有《史记》说这本书作于祖庚之时，但它的说法又不明确”】
殷商开始憎恶周人，周人战胜黎国，祖伊恐惧，奔跑着报告给纣王，于是作了《西伯戡黎》。集传：“咎，憎恶；乘，战胜。详细看祖伊所报告的内容，没有一句话提到西伯，大概祖伊虽然知道周对商不利，但又知道周实际上并没有对商造成什么利益损害。序言说‘殷商开始憎恶周’，似乎也没有明白祖伊奔跑报告的意思。”
集说【孔安国说：“祖伊，是祖己之后贤能的臣子。戡，也是战胜。”○陆德明说：“黎，国名。《尚书大传》写作耆。”○林之奇说：“文王作为西伯，获得专断征伐的权力，是出于纣王的命令。黎是诸侯的国家，其地紧邻王畿，其国君与纣王同党作恶而虐待百姓。文王既然专断征伐，于是率领军队战胜黎国。说‘殷商开始憎恶周’，不是说整个殷国的人都憎恶周，只是指祖伊而言罢了。《史记》说：‘祖伊听说这件事后开始憎恶周。’这话符合事实。周人既然战胜黎国，祖伊担心这将不利于殷商，因此震惊恐惧而奔跑报告给纣王。”○袁默说：“周人趁着形势去战胜它。戡，如《左传》‘戡定祸乱’所说的武。”○董鼎说：“祖伊奔跑报告给纣王，大概是说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只是大命还没有到来罢了，起初并没有怨恨周，却说‘殷商开始憎恶周’，为什么呢？经文明确说‘西伯’，而序言说‘周人’，为什么呢】
殷商已经错乱天命，微子作诰告父师、少师。
集说【孔安国说：“错，错乱；告二师后离开纣王。”○孔颖达说：“不直接说纣王的恶行，而说错乱天命，是因为天生众民，设立君主来牧养他们，作为君主却没有君道，就是错乱天命，是极大的恶，所以举此来显示恶的极点。”○林之奇说：“微子、箕子都有封国，所以用爵位称呼；比干虽然在王朝担任三孤，但没有封爵，所以不用爵位称呼。三人都是纣王的至亲，地位尊贵职位亲近，与纣王休戚与共。纣王暴虐无道，在人事上颠倒错乱而没有统领，所以天命也都纷乱错杂。这篇所载，都是错乱天命的事情。这三个人，知道灭亡很快就要到来，内心情势紧迫，不能自制，所以微子与比干、箕子谋划，而箕子于是说：‘国家形势危迫如此，我们三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各应当顺应形势所适宜，因内心所安，来处在这种境地，不可以苟且同流合污。’殷史得到这些，作为这篇。”○董鼎说：“错乱天命，如孟子所说的逆天”】
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泰誓》三篇。
集传》十一年是十三年的错误。序言原本依据经文，没有发明什么，偶然三个错误合为一个，汉代孔氏于是认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下胁迫君主。张载说：“这件事间不容发，一天之内命没有绝，就是君臣；当天命绝，就是独夫。哪有观兵两年后才开始讨伐的道理？”大概《泰誓》序文已经有十一年的错误，而篇中又有观政于商的话，伪《泰誓》从传闻中得到，所以上篇说观兵的事，次篇说伐纣的事。司马迁作《周本纪》，也因此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错误谬误互相承袭，辗转验证，后世儒者于是认为确实如此，却不知道武王大概从来没有十一年观兵的事。而且序言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接着说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就是记录其年、其月、其日的事。既然一月戊午是十三年的事，那么上文十一年的错误就审定了。孔氏却分开二者，对于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解释为观兵的时候；对于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解释为讨伐
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殷，是盖缪中之缪，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于此哉！《集说【朱子曰：「柯国材言序称十有一年，史称十有三年，书序不足慿。至《洪范》谓十有三祀，则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访箕子，不应如是之缓。此説有理。」○陈氏栎曰：「案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月旁死魄壬辰，则戊午二十八日也。经之十有三年，即《洪范》之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误，显然矣。」○董氏鼎曰：「泰誓誓三篇，非一时一所所作，序谓作于一日，岂理也哉】
译商纣王在位之时。上文则年份没有所隶属的月份，下文则月份没有所隶属的年份。又《书序》说十一年征伐殷商，而孔氏却说十一年陈兵示威、十三年征伐殷商，这大概是错误中的错误，于是使得武王蒙受数千年来胁迫君主的恶名，一个字的错误，其流毒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集说》【朱熹说：“柯国材说《书序》称十一年，史书称十三年，《书序》不足以凭信。至于《洪范》说十三年，那么是十三年就很明白了。假如武王十一年征伐殷商，到十三年才去访问箕子，不应该如此迟缓。这个说法有道理。”○陈栎说：“查考这‘一月’，就是《武成》中的‘一月壬辰’；‘戊午’，就是《中篇》中的‘戊午在河朔驻扎’。二月旁死魄壬辰，那么戊午就是二十八日。经文中的十三年，就是《洪范》中的十三年。‘一年’的‘一’字错误，显然可见。”○董鼎说：“《泰誓》三篇，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作，《书序》说作于一天，哪里合乎情理呢】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集传：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廐养五人，樵汲五人。驰车七十五人，革车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车故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虎贲，若虎贲兽之勇士，百人之长也。
集说【陈氏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虎贲数合车数，盖三万人也。」○董氏鼎曰：「经无戎车，而序乃自言之，何也？岂其附会《礼记》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而为此序欤？孟子盖亦本于此】
武王伐殷，徃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集传》：「归兽，归马放牛也。」《武成》所识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独先取于归马放牛哉？
集说【林氏之竒曰：「此篇是武王克商之后，史官记载其本末，以见其一时应天顺人之大槩。自徃伐之初，至于归兽之后，其所施设政事，皆识于此。识，谓纪其事也】
附録【吴氏棫曰：「《史记·本纪》『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归狩』，当以『狩』为正】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集传》唐孔氏曰：「言杀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顾为文，未见意也。」
集说【程子曰：「武王不曾杀纣，纣自杀，遂言杀纣也。」○苏氏轼曰：「《洪范》，大法也。武王所以问《洪范》者，明武王之得箕子，盖师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沦防我罔为臣仆。』殷亡，则箕子无复仕之道，以此表正万世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齐之志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鲜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賔客之国，则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则曷为为武王陈《洪范》也？天以是道畀禹，而传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絶也。以武王而不传，则天下无复可传者矣。故为箕子者，传道则可，仕则不可，此叙书之意也。」○吕氏祖谦曰：「殷之当胜，纣之当杀，武庚之当立，箕子之当以归，竝行而无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传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归，『以』字当深玩。箕子自言：『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又言：『我不顾行遯。』其无臣服归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归』，见箕子不欲归；以箕子归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见其能尊徳乐道，屈致贤者；自箕子言之，见其道统在身，欲遗范百王，未尝渝其不欲归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集传》：宗彝，宗庙彝尊也，以为诸侯分器。篇亡。
集说【孔氏颖达曰：序云：「邦诸侯者，立邦国，封人为诸侯也。」乐记云：「封有功者为诸侯。」诗赉序云：「大封于庙，谓此时也。」释言云：「班，赋也。」周礼有司尊彞之官，郑云：「彜亦尊也。郁鬯曰彝。彝，法也。言为尊之法正。」然则盛鬯者为彜，盛酒者为尊，皆祭宗庙之酒器也。分宗庙彝器、酒尊以赋诸侯，既封乃赐之也。○昭十二年左传：楚灵王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十五年传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杜预云：「谓明徳之分器也】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
集传献贡也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集传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殷之诸侯，伯爵也。南方逺国，武王克商，慕义来朝。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国，为卿大夫，陈威徳以命巢。」○孔氏颖达曰：「武王克商，即来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诰》云：『成汤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传皆以为南方之国。今闻武王克商，慕义而来朝也。郑▯以为南方世一见者，孔以夷狄之爵不过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逺国也。」○「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旅训为陈，陈王威徳以命巢】
武王有疾周
译武王率领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勇士，与商纣王在牧野交战，于是作了《牧誓》。
集传：戎车，就是驰车。古代驰车一乘，就配有革车一乘。驰车是战车；革车是辎重车，用来装载器械、财物和衣装的。《司马法》说：“一辆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看守衣装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打水五人。驰车共七十五人，革车二十五人，总共一百人。”两辆车合称为“两”，三百两就是三万人。虎贲，像老虎扑食野兽那样勇猛的勇士，是百人的统领。
集说【陈栎说：“一名虎贲统领百人，一辆车总共用百人，用虎贲的人数合上车辆的数量，大概有三万人。”○董鼎说：“经文里没有提到戎车，而《书序》却自己说了，为什么呢？难道是附会《礼记》中‘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的说法而作了这个序吗？孟子大概也是依据这个说法。”】
武王讨伐殷商，前往讨伐，回来时放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记录他的政事，作了《武成》。
集传：“归兽，就是放马放牛。”《武成》所记载的重大事情也很多，为什么唯独先选取放马放牛这件事呢？
集说【林之奇说：“这一篇是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史官记载其始末，以显示当时顺应天意民心的大概情况。从开始讨伐之初，直到放马放牛之后，他所施行的政事，都记录在这里。识，就是记载事情的意思。”】
附录【吴棫说：“《史记·本纪》说‘罢兵西归，行狩’，《书序》说‘政事作《武成》’。班固也说‘归狩’，应当以‘狩’字为正。”】
武王战胜殷商，杀死纣王，立武庚为君，带着箕子回来，作了《洪范》。
集传》唐孔颖达说：“说杀死纣王、立武庚，是《书序》自顾自地行文，看不出其中的深意。”
集说【程颐说：“武王不曾杀纣王，是纣王自杀，所以说杀纣王。”○苏轼说：“《洪范》，是大法。武王之所以询问《洪范》，表明武王得到箕子，是尊他为师而不以臣下看待。箕子说：‘殷商即将沦亡，我不愿做臣仆。’殷商灭亡，箕子就没有再出仕的道理，以此确立万世君臣的法度，如同伯夷、叔齐的志向。太史公说：‘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以臣下看待。’如果不是五服之外的宾客之国，箕子就不能被封为诸侯。那么为什么为武王陈述《洪范》呢？上天将这道传给禹，并传承到箕子，不能让它从我这里断绝。如果武王不传承，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再传承的人了。所以对于箕子来说，传道是可以的，出仕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书序》的意思。”○吕祖谦说：“殷商应当被战胜，纣王应当被杀，武庚应当被立，箕子应当被带回来，这些是并行而不存私心的，遵循天命的正道，出于至公的道理。除去天下的大害，传承天下的大法，事情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带着箕子回来，‘以’字值得深入玩味。箕子自己说：‘殷商即将沦丧，我不愿做臣仆。’又说：‘我不顾念而逃遁。’他不想臣服归顺周朝的意思已经很久了。说‘以箕子归’，表明箕子不想回去；带箕子回来的是武王。从武王的角度看，显示他能尊崇道德、喜爱道义，屈尊招致贤者；从箕子的角度看，显示道统在他身上，想要留下百代的典范，从未改变不想归顺周朝的意思，而又不得不说话。”】
武王已经战胜殷商，分封诸侯，分赐宗彝，作了《分器》。
集传》：宗彝，是宗庙里的彝尊，用来作为分赐给诸侯的器物。此篇已亡佚。
集说【孔颖达说：《书序》说：“邦诸侯，就是建立邦国，封人为诸侯。”《乐记》说：“封赏有功的人为诸侯。”《诗·赉》的序说：“在庙里大封诸侯，说的就是这个时候。”《释言》说：“班，就是赋赐。”《周礼》有司尊彝的官职，郑玄说：“彝也是尊。盛郁鬯酒的是彝。彝，就是法度。说作为尊器的法度端正。”那么盛郁鬯酒的是彝，盛酒的是尊，都是祭祀宗庙的酒器。分赐宗庙的彝器、酒尊给诸侯，是在分封之后赐给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起侍奉康王，四个国家都有分赐，唯独我没有。”十五年传曰：“诸侯受封，都从王室接受明器。”杜预说：“说的是彰显德行的分赐器物。”】
西旅进献獒犬，太保作了《旅獒》。
集传：献，就是进贡。
巢伯来朝见，芮伯作了《旅巢命》。
集传：此篇已亡佚。
集说【孔安国说：“殷商的诸侯，爵位是伯。南方的远方国家，武王攻克商朝，仰慕道义来朝见。芮伯，是周的同姓，王畿内的国家，担任卿大夫，陈述威德来命令巢伯。”○孔颖达说：“武王攻克商朝，就来接受周的王命，知道他是殷商的诸侯。伯是爵位。《仲虺之诰》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或许这个巢就是那里。所以先儒相传都认为它是南方的国家。现在听说武王攻克商朝，仰慕道义而来朝见。郑玄认为它是南方世代朝见一次的，孔安国认为夷狄的爵位不超过子，这个君主是伯爵，夷夏未明，所以只说是远方国家。”○“芮伯在朝廷作命，一定是王臣。旅解释为陈述，陈述王的威德来命令巢。”】
武王有病，周
公作金縢
集说【孔氏颖达曰：「案经，周公策命之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陈氏栎曰：「周公纳祝册于金縢之匮中耳，周公东征而归之后，史作此书，述祷疾事为始耳，书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尽此书之事，大意全非】
译周公作《金縢》
集说【孔颖达说：“根据经文，周公策命之书，从装入金縢之匮，到被流言所诽谤，成王醒悟而打开它，史官叙述这件事，于是作了这一篇。”○陈栎说：“周公只是把祝册放入金縢之匮中罢了，周公东征归来之后，史官写了这本书，以叙述祈祷疾病之事为开端罢了，这本书并非周公所作。这个序言不仅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大意也完全不对。”】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集传：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监殷，故谓之三监。集说【孔氏安国曰：黜，絶也。将以诛叛之义大诰天下。○黄氏度曰：大诰专为黜殷而作。汤伐夏，遂黜夏命；武王伐殷，不黜殷命，因其国立武庚。武庚叛，乃黙殷命，何也？曰：汤黜夏命，固以为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复有放伐之事，不可以为典常，故立武庚继殷后。其意以为天遂废之，虽其国犹在，不能病天下；天将兴之，则虽周亦当退聼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为天下之公也。天卒归周，未尝改命。武庚为亡国后，而弗克畏天，悁忿妄作，盖尝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为乱，是岂得复存哉！或曰：武庚于周为雠，得间称兵，无乃不可乎？曰：非也。凡杀人而不义，虽国君不得行于匹夫，故具雠当复，杀之而义者，虽匹夫不得雠，雠之则死。武王行天讨，为天下诛残贼，而可雠乎？武庚能从父于死则可，既受周封爵而叛周则不可。凡此天下之通义也。○吕氏祖谦曰：序言三监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于三监之谋也；书言武庚而不及管蔡，为亲者讳也】
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后，作《微子之命》。《集传》：微子封于宋，为汤后。
集说【孔氏颖达曰：黜殷命，谓絶其爵也。乐记云：武王克殷，既下车，投殷之后于宋。尔时未为殷之后也。初封于宋，不知何爵。此时因旧宋，命之为公，令为汤后，使祀汤耳。○林氏之竒曰：封微子，为书以命之，盖陈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以所当为之事。后世之命官，必以制书，盖出于此。○吴氏棫曰：微子封宋，盖在武王时。此书乃爵为上公，申命之书。如孔氏之説，则是微子前此朱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集说【孔氏安国曰：「唐叔食邑内得异禾，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徳所致。周公东征未还，故命唐叔以禾归周公。唐叔后封晋。」○孔氏颖达曰：「归禾年月，史传无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后也。王啓《金縢》，正当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于时王疑未解，必不肻归周公。当是啓《金縢》之后，喜得东土和平，而有此应，故以归周公也。昭元年《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所灭之唐，即晋国是也。然则得禾之时，未封于唐，从后称之为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集传》：唐叔，成王母弟。亩，垄也。颖，穗也。禾各一垄，合为一穗。葛氏曰：「唐叔虽幼，因禾必有献替之言。成王既悟风雷之变，因命唐叔以禾归周公于东。」旅，陈也。二篇亡。
集说【孔氏安国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陈成王归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则称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书以《嘉禾》名篇。」○陈氏经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灵，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终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徳之所感召也。唐叔献诸天子，必以此意归美称徳成王不有，归美于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已也；周公不有，归美于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已也。二书虽亡，君臣和气蔼然犹可想见】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集传》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经文不应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犹子也，经文不应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辞也。序之缪误，盖无可疑，详见篇题。」又案：书序似因《康诰》篇首错简，遂误以为成王之书，而孔安国又以为序篇亦出壁中，岂孔鲋藏书之时已有错简邪？不可考矣。然书序之作，虽不可必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集説【左传定四年祝鮀曰：「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命以《殷诰》，而封于殷虚，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孔氏颖达曰：「《酒诰》、《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
译周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霍叔以及淮夷发动叛乱，周公辅佐周成王，打算废黜殷商的统治，于是作了《大诰》。
《集传》说：三监，就是管叔、蔡叔、霍叔，因为他们监管殷商遗民，所以称为三监。
《集说》引孔安国说：黜，是断绝的意思。周公打算以讨伐叛乱的名义向天下发布重大告诫。
黄度说：《大诰》是专门为了废黜殷商而作的。商汤讨伐夏桀，于是断绝了夏朝的国运；周武王讨伐殷商，却没有断绝殷商的国运，而是保留殷国并封武庚为君。武庚叛乱，才断绝殷商的国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商汤断绝夏朝国运，本来是为了天下的公义。天下不幸又出现放逐讨伐的事情，不可以作为常规制度，所以立武庚继承殷商的后嗣。他的本意是认为上天如果要废弃殷商，即使殷国还在，也不能危害天下；上天如果要复兴殷商，那么即使周朝也应当退位静听，等待上天授予天命，这也是为了天下的公义。上天最终归附周朝，未曾改变天命。武庚作为亡国的后裔，却不能敬畏上天，怨恨愤怒地妄动，他曾经接受周朝的封爵而臣服于周，现在却背叛周朝并招引天下人作乱，这难道还能让他继续存在吗！有人说：武庚对于周朝来说是仇敌，趁机起兵，恐怕不可以吧？回答说：不对。凡是杀人而不合乎道义，即使是国君也不能对平民这样做，所以有仇应当报复，杀之合乎道义的，即使是平民也不能结仇，结仇就会死。武王执行上天的讨伐，为天下诛杀残暴贼人，怎么能算是仇敌呢？武庚如果能跟随父亲去死就可以，既然接受周朝封爵却背叛周朝就不可以。这些都是天下通行的道义。
吕祖谦说：《书序》提到三监而没有提到武庚，武庚的叛乱，是由三监的阴谋引起的；《尚书》提到武庚而没有提到管叔、蔡叔，是为了替亲人隐讳。
周成王废黜殷商的统治后，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的后嗣，作了《微子之命》。
《集传》说：微子被封在宋国，作为商汤的后代。
《集说》引孔颖达说：废黜殷商统治，是说断绝其爵位。《乐记》说：武王攻克殷商后，刚下车，就把殷商的后代安置在宋国。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殷商的后代。最初封在宋国，不知道是什么爵位。这时沿用旧宋国的地盘，任命他为公爵，让他作为商汤的后代，主持祭祀商汤。
林之奇说：封微子，写文书来任命他，大概是陈述封他的原因，并勉励他应当做的事。后世任命官员，一定用制书，大概就源于此。
吴棫说：微子封在宋国，大概是在武王时期。这篇文书是爵位为上公的申命之书。如果按照孔氏的说法，那么微子此前没有受封，到成王时才受封，这是不对的。
唐叔得到奇异的禾苗，不同田垄长出同一穗，献给天子。成王命令唐叔把禾苗送给东方的周公，作了《归禾》。
《集说》引孔安国说：“唐叔在食邑内得到奇异的禾苗，不同田垄长出同一穗，这是天下和同的征兆，是周公的德行所致。周公东征尚未回来，所以成王命令唐叔把禾苗送给周公。唐叔后来被封在晋国。”
孔颖达说：“《归禾》的年月，史传没有记载，不知道是在开启《金縢》之前还是之后。成王开启《金縢》，正当禾苗成熟的月份。如果是前年得到的，当时成王的疑虑尚未解除，必定不肯让唐叔去见周公。应当是在开启《金縢》之后，欣喜于东土和平，而有此应验，所以送给周公。《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所灭的唐，就是晋国。那么得到禾苗的时候，唐叔还未被封在唐，是后来称他为唐叔罢了。”
周公得到成王赏赐的禾苗后，传达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
《集传》说：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亩，是田垄。颖，是穗。禾苗各自长在一个田垄，却合为一穗。葛氏说：“唐叔虽然年幼，因为禾苗必定有进献和规劝的言论。成王既然领悟了风雷变化的意义，于是命令唐叔把禾苗送给东方的周公。”旅，是陈列的意思。这两篇文献已经失传。
《集说》引孔安国说：“已经得到唐叔的禾苗，于是陈述成王赏赐禾苗的命令，并赞美成王。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天下和同，是政治的善举，所以周公作书以《嘉禾》命名。”
陈经说：“这是天地委弃和气，借助草木的灵性，来彰显成王、周公起初怀疑最终信任的征兆，乃是君臣和同的德行所感召的。唐叔献给天子，必定以此意归美称颂成王，成王不据为己有，归美于周公，知道有周公，不知道有自己；周公不据为己有，归美于成王，知道有君王，不知道有自己。这两篇书虽然失传，君臣之间的和气依然可以想象。”
周成王讨伐管叔、蔡叔后，把殷商的剩余百姓封给康叔，作了《康诰》、《酒诰》、《梓材》。
《集传》案：胡氏说：“康叔，是成王的叔父，经文不应该说‘我的弟弟’；成王，是康叔的侄子，经文不应该说‘我的寡兄’。文中称兄称弟，是武王命令康叔时的言辞。《书序》的错误，大概毫无疑问，详见篇题。”又案：《书序》似乎因为《康诰》篇首错简，于是误以为是成王的书，而孔安国又认为《书序》也出于孔壁，难道孔鲋藏书的时候已经有错简了吗？不可考证了。然而《书序》的作者，虽然不能确定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是孔子所作。
《集说》引《左传》定公四年祝鮀说：“分给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划定疆界土地，用《殷诰》命令他，封在殷墟，用商朝的政令开导他，用周朝的法则划定疆界。”
孔颖达说：“《酒诰》、《梓材》也是告诫康叔，但因为事情不同而分开。”
之。《康诰》戒以德刑，又以化纣嗜酒，故次以《酒诰》，卒若梓人之治材，为器为善政以结之。」○康圻内国名，管、蔡、郕、霍皆国名，则康亦国名而在圻内。惟郑▯以康为諡号，以《史记·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译这样。《康诰》告诫要用德政和刑罚，又因为要教化纣王嗜酒的恶习，所以接着排列《酒诰》，最终就像木匠加工木材一样，制作器物，施行善政，以此来作为结尾。」○康是王畿之内的国名，管、蔡、郕、霍都是国名，那么康也是国名，且位于王畿之内。只有郑玄认为康是谥号，因为《史记·世家》中记载生下了康伯的缘故】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集说【孔氏颖达曰：成王于时在丰，欲居洛邑以为王都，使召公先徃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营之。王与周公从后而徃。召公于庶殷大作之时，乃以王命取币以赐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兴亡为戒。史序其事，作《召诰》。○吕氏祖谦曰：丰者，旧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防；一以迁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国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徃相宅，建作洛之规摹，故召公因作诰，使成王知艰难之理】
召公既相宅，周公徃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集说【林氏之竒曰：「使来告卜者，当周公之至洛，王尚在涂，故遣使而来，所以得吉卜，告于成王也。王之至洛，盖后周公而来也。先儒又谓周公与王之相问答，乃周公既成洛邑，又归宗周之后，故篇末云：『王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内有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徃』，已是成王将退而归镐京，欲周公留居于洛，则其相与应答皆在洛邑也，明矣】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集传》迁殷顽民在作洛之前，序《书》者考之不详，以为「成周既成，迁殷顽民」，缪矣。详见本篇题。
集説【陈氏栎曰：「《书》称商王士、殷多士、殷遗多士，未始目为顽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迁殷民之先后也】
周公作无逸
集説【孔氏安国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无逸】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
集传》苏氏曰：「旧说或谓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谓序文意义含糊，旧説之陋，有以啓之也。
集说【林氏之竒曰：「相成王为左右者，言周、召以师保而为成王左右之相。《説命》曰：『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周召之为左右相，是亦陈善闭邪，以辅成人主之徳也。惟周召既为左右相，故因命以为二伯，分总天下之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夫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是也。召公自武王时已居太保之位，至于成王即政之后，将欲与周公谢事告老，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不留辅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苏氏曰：『周公何以不归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齐百官以辅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此其徳岂能离师友而弗反也哉？』此説是矣，然不独此也。殷之余民，染纣之化，草窃奸宄，无所不为，至康王之世，而其余风犹未殄。茍一举措之失宜，则彼将乘间而起矣，此周公所以长虑却顾，而以为不可告归也。○陈氏栎曰：「书中略不见召公不悦之意，诸説揣摩，皆序之陋啓之】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
集説【苏氏轼曰：「蔡叔死于囚，不得称没。仲为卿士，无囚父用子之理，盖释之矣。仲践蔡叔之旧国，以鲜为始封之君，则周既赦其罪矣，故得称没】
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
集传践灭也篇亡
集説【孔氏安国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孔氏颖达曰：「周公摄政之初，奄与淮夷从管、蔡作乱，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夷与奄又叛，成王亲徃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费誓》之称淮夷、徐戎竝兴，鲁侯征之。王伐淮夷，鲁伐徐戎，是同时讨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复叛也。」○黄氏度曰：「淮夷种类不一，奄盖其大者也。淮夷尝与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诸侯于洛邑，淮夷又不至，成王于是东伐淮夷，遂践奄。奄犹首乱也。践，蹂也，谓灭其国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庙，见诸侯，迁殷民，封蔡，践奄，礼乐征伐无不行焉。作书名《成王政》，言王政于此成也】
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集传》：「《史记》作『薄姑』。」篇亡。
译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遣召公先去勘察选址，于是作了《召诰》。
召公已经勘察好选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使者回来报告占卜的结果，于是作了《洛诰》。
成周建成后，迁移殷商的顽劣之民，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告诫他们，于是作了《多士》。
周公作了《无逸》。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分列左右。召公心中不悦，周公于是作了《君奭》。
蔡叔死后，成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
成王向东讨伐淮夷，进而攻灭奄国，于是作了《成王政》。
成王已经攻灭奄国，准备将奄君迁往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于是作了《将蒲姑》。
集説【孔氏安国曰：「已灭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恶者于蒲姑。蒲姑，齐地，近中国教化之。言将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册书告令之】
译集説【孔氏安国说：“已经灭掉奄国，就把奄国的国君以及那些邪恶的臣子迁徙到蒲姑。蒲姑是齐国的地方，靠近中原，以便用教化来感化他们。意思是说，将要迁徙奄国新立的国君到蒲姑，告知召公，让他制作册书来宣告命令。”】
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集説【胡氏士行曰：「无逸、立政相为经纬。无无逸之心，则立政方册而已；无立政之体，则劳于细故，秦皇、隋文之程石传餐矣。」○朱氏祖义曰：「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盖谓得人则政自立】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集传》：成王黜殷久矣，而于此复言，何邪？
集説【黄氏度曰：「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官》书成，自文王之庙发之。古者大命令、大诰誓，皆发于祖庙。」○林氏之竒曰：「《召诰》序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盖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丰以告庙也。」○陈氏栎曰：「序言归在丰，书云『归于宗周』，乃归镐，非丰也。自『惟周王抚万邦』至『董正治官』，乃此书之本，序辞甚明白，小序赘矣】
成王既伐东夷，肃愼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愼之命》。《集传》：「贿，赂也。义未详。篇亡。」
集説【孔氏安国曰：「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肃慎氏来贺。荣，国名，同姓诸侯为卿大夫，王使之为命书，以币贿赐肃愼之来贺。」○孔氏頴达曰：「肃愼氏以王战胜，逺来朝贺，王赐以财贿，使荣伯为防书以命之，嘉其庆贺，慰其劳苦之意。」○鲁语云：「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于是肃慎氏来贺，贡楛矢。」则武王之时，东夷服也。成王即政，奄与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逺夷亦叛。盖成王亲伐淮夷而灭之，又使偏师伐东夷而服之，君统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亲自伐也。肃愼之于中国，又逺于所伐诸夷，见诸夷既服，故惧而来贺也。○晋语云：「文王诹于蔡、原，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荣于文王之时，名次毕公之下，则是大臣也。未知此时荣伯是彼荣公以否，或是其子孙也。同姓诸侯，相传为然，注《国语》者亦云：「荣，周同姓。」不知时为何官。○黄氏度曰：「肃愼，海外国。魏时东夷挹娄通中国，云即古肃愼，在扶余东千余里】
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
集传》此言周公在丰，汉孔氏谓致政归老之时，而下文《君陈》之序乃曰：「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方未命君陈时，成周盖周公治之。以公没，故命君陈。然则公盖未尝去洛矣，而此又以为在丰，将没，则其致政归老果在何时邪？篇亡。
集説【孔氏颖达曰：「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长安西北。』序説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与序不相允防。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苏氏轼曰：「毕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至此并告以迁欤？」○黄氏度曰：「伊尹从汤葬，周公从文武葬，皆国礼，犹后世陪葬山陵也。」○吕氏祖谦曰：「公欲葬成周，盖宗臣垂死忧国之心，以邦之安危惟兹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领其意，不从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集説【孔氏安国曰：「成王重周公所营，故命君陈分居正东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书命之。」○孔氏颖达曰：「分别居处，正此东郊成周之邑。成周，周之下都。成王重周公所营，犹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也。以《毕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为分居。分别殷民善恶所居，即《毕命》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东郊者，郑云：『天子之国五十里为近郊。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是言成周之邑为周之东郊也。」○苏氏轼曰：「君陈命于周公之后、毕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郑▯以为周公子，非也。毕公，成王之父师，弼亮四世，岂以周公之子先之？」○陈氏栎曰：「治洛以化殷民为重，故君陈、《毕命》曰『尹兹东郊』、『保厘东郊』，虽以东郊言，实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陈继周公
译成王从奄地归来，在宗周向各诸侯国发布诰令，于是作了《多方》。
周公作了《立政》。
胡氏士行说：“《无逸》和《立政》互为经纬。如果没有《无逸》那样的心态，那么《立政》就只是空有文书罢了；如果没有《立政》那样的体制，就会在琐碎小事上劳神费力，就像秦始皇、隋文帝那样在石头上刻字、传递饭食一样徒劳。”朱氏祖义说：“周公告诫成王关于用人的事情，不直接说‘用人’，而是以《立政》命名篇章，大概是说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政事自然就能确立。”
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统治，平定了淮夷，返回并驻留在丰地，作了《周官》。
《集传》说：成王废黜殷商已经很久了，在这里再次提及，为什么呢？
黄氏度说：“返回驻留在丰地，作了《周官》。《周官》写成后，是从文王的宗庙中颁布的。古代重大的命令、诰令、誓辞，都是从祖庙中发出的。”林氏之竒说：“《召诰》的序言说：‘成王在丰地，想要营建洛邑作为都城，派召公先去勘察选址。’大概营建洛邑也是朝廷的大事，所以回到丰地向宗庙报告。”陈氏栎说：“序言说回到丰地，书中却说‘回到宗周’，这是回到镐京，而不是丰地。从‘惟周王抚万邦’到‘董正治官’，才是这本书的本意，序言的意思很明白，小序却是多余的。”
成王已经讨伐了东夷，肃慎前来祝贺。成王命令荣伯作了《贿肃慎之命》。《集传》说：“贿，是赏赐的意思。意义不详。这篇文献已失传。”
孔氏安国说：“海东的诸夷，如驹丽、扶余、馯、貊等，武王攻克商朝时，都开通了道路。成王即位后他们反叛，成王讨伐并使他们臣服，所以肃慎氏前来祝贺。荣，是国名，同姓诸侯中的卿大夫，成王派他撰写诰命，用财物赏赐前来祝贺的肃慎。”孔氏颖达说：“肃慎氏因为成王战胜，从远方来朝贺，成王赐给他们财物，派荣伯撰写诰命来命令他们，这是嘉奖他们的祝贺，慰劳他们的辛苦。”《鲁语》说：“武王攻克商朝，于是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这时肃慎氏前来祝贺，进贡楛矢。”那么武王时，东夷已经臣服。成王即位后，奄和淮夷这些近处的还反叛，可知远处的夷人也反叛了。大概是成王亲自讨伐淮夷并灭掉了它，又派偏师讨伐东夷使他们臣服，这是君王的统领和臣下的功劳，所以说成王讨伐，并不是成王亲自去讨伐。肃慎对于中原来说，比所讨伐的那些夷人更远，看到那些夷人已经臣服，所以害怕而前来祝贺。《晋语》说：“文王咨询蔡仲、原伯，访问辛甲、尹佚，又重用周公、召公、毕公、荣公。”荣在文王时，地位排在毕公之下，那么他是大臣。不知道此时的荣伯是不是那个荣公，或者是他的子孙。同姓诸侯，世代相传如此，注释《国语》的人也说：“荣，是周的同姓。”不知道当时担任什么官职。黄氏度说：“肃慎，是海外的国家。魏国时东夷的挹娄与中原相通，说就是古代的肃慎，在扶余东面一千多里。”
周公在丰地，快要去世时，想葬在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把他葬在毕地，告知周公，作了《亳姑》。
《集传》说：这里说周公在丰地，汉代的孔氏认为这是周公还政归老的时候，而下文《君陈》的序言却说：“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在还没任命君陈时，成周大概是由周公治理的。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任命君陈。那么周公大概没有离开过洛邑，而这里又说他在丰地，快要去世，那么他究竟什么时候还政归老的呢？这篇文献已失传。
孔氏颖达说：“《帝王世纪》说：‘文王、武王葬在毕，毕在杜南，长安西北。’序言讲述埋葬周公的事情，那篇文献名叫《亳姑》，与序言不相符合。那篇文献已经失传，不知道它记载了什么。”苏氏轼说：“毕有文王、武王的墓。亳姑，就是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了《将蒲姑》，到这里一并告知迁移吗？”黄氏度说：“伊尹跟随商汤安葬，周公跟随文王、武王安葬，都是国家的礼制，就像后世陪葬山陵一样。”吕氏祖谦说：“周公想葬在成周，大概是宗臣临终前忧国之心，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这些殷商遗民，以致念念不忘，本意不在于安葬。成王领会了他的心意，不听从他葬在成周，让他附葬在文王、武王旁边。”
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作了《君陈》。
孔氏安国说：“成王重视周公所营建的洛邑，所以任命君陈分别管理东郊成周的邑里和官府，作书命令他。”孔氏颖达说：“分别居住区域，整顿东郊成周的邑里。成周，是周的下都。成王重视周公所营建的洛邑，还担心殷商百姓有不服的，所以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根据《毕命》的序言说‘分居’，知道这里的‘分’也是‘分居’的意思。分别殷商百姓善恶的居住区域，就是《毕命》所说的‘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标明他们的住宅里巷’。说东郊，郑玄说：‘天子的国都，五十里为近郊。现在河南、洛阳相距就是这样。’是说成周的邑里是周的东郊。”苏氏轼说：“君陈在周公之后、毕公之前受命，一定是周朝的老臣。郑玄认为他是周公的儿子，不对。毕公，是成王的父师，辅佐四代君主，难道会让周公的儿子排在他前面吗？”陈氏栎说：“治理洛邑以教化殷商百姓为重，所以《君陈》、《毕命》说‘尹兹东郊’、‘保厘东郊’，虽然说是东郊，实际上是把治理洛邑的重任全权托付给他们。君陈继承周公
，毕公继君陈，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辞意欠明，或者遂谓分东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陈为之正长，王城之事君陈不与焉，此说盖小序误之也】
译毕公继承君陈的职位，他们的职责是相同的。《小序》中的“分”字，词意不够明确，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是将东郊的土地和成周的城邑划分出来，让君陈担任那里的长官，而王城的事务君陈不参与。这种说法大概是被《小序》误导了。
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集説【黄氏度曰：「召公以太保为冢宰，毕公以司马兼太师。毕公序召公下，名数不同也。召、毕率诸侯，为诸侯长也。《君奭》，周、召相，重在师保；《顾命》，召、毕相，重在率诸侯】
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集传》「尸」，天子亦无义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废弃其事之称。序《书》亦用其例，谬矣。
集説【孔氏颖达曰：「康王既受顾命，主天子之位，羣臣进戒于王，王遂报诰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诰》。伏生以此篇合于《顾命》，共为一篇，后人知其不可，分而为二。」○黄氏度曰：「周人大封诸侯，重监牧之权，齐鲁卫晋土壤广斥，当时固有翼衞之效，数传之后，事体必变，周公、成王见其几矣。故二书变礼，皆为训饬诸侯。」○吕民祖谦曰：「遂，继事之辞也。既宅尊位，继即诰诸侯，其辞之廹，则其势必有不容己者。四国流言之变未逺，亟颁新天子之号令，所以镇浮议而折奸萌。哀恫不言之际，康王、二公岂得已而不已者乎】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集传》：「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集説【孔氏颖达曰：周礼内史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此云命作册者，命内史为册书以命毕公。○林氏之竒曰：成周郊，即君陈序所谓东郊成周。成周为王城之东郊，故因谓之成周郊也。篇内曰「保厘东郊」，即此郊也。分居里，言分其居里于成周东郊之地。○陈氏栎曰：案此序「康王命作问毕」一句，文义难通，必有缺误。孔传似为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大意谓王命作册书以任毕公耳。○朱氏祖义曰：商俗三纪之后，与周公、君陈之时大异，化之尤难。盖是时为善已众，不可无所劝；为恶虽寡，不可无所惩。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膺此责，康王所以命毕公】
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集传》序无所发明，曰「周」云者，殊无意义。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鲁史，故孔子系之以王，此岂其例邪？」下篇亦然。
集说【黄氏度曰：「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称大，以别之。」○林氏之竒曰：「是时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为之。篇内有曰：『▯敷五典，式和民则。』此正大司徒之职也】
穆王命伯囧为周大仆正，作《囧命》。
集说【孔氏颖逹曰：「正，长也。周礼大驭，中大夫；大仆，下大夫。此言大仆正，则官高于大仆，为周礼大御。若是大仆，何须云正乎？且此经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仆。』案周礼大御最为长，既称正于羣仆，故以为大御中大夫。且与君同车，最为亲近，故春秋随侯宠少师为车，古汉书文帝爱赵同命之为御。凡御者最为密昵，故此经云：『汝无昵于憸人。』大仆虽掌燕朝，非亲近之任，是下大夫，不得为长】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集传此序亦无所发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岂专为夷狄，不为中夏邪？或曰：「训夏赎刑，谓训夏后氏之赎刑也。」曰：「夏承虞治，不闻变法，周礼亦无五刑之赎，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车辙马迹无所不至，吕侯窃《舜典》赎刑二字，作为此刑以聚民财，资其荒用。夫子以其书犹有哀矜之意而录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发之，其意微矣。」详见本篇。
集说【孔氏颖达曰：「吕侯得穆王之命，为天子司宼之卿。穆王于是用吕侯之言，训畅夏禹赎刑之法。吕侯称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录其事，作《吕刑》。○经言陈罚赎之事，不言何代之礼，故序言训夏，以明经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罚世轻世重，殷以变夏，周又改殷。夏法行于前代，废已久矣。今复训畅夏禹赎刑之法，以周法伤重，更从轻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于当时，故孔子录之以为法。」○陈氏大猷曰：「『吕命』二字为句，疑有阙文】
平王锡晋
译周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周康王，于是作了《顾命》。
集説【黄氏度说：“召公以太保的身份担任冢宰，毕公以司马的身份兼任太师。毕公排在召公之后，是因为名位不同。召公、毕公率领诸侯，是因为他们是诸侯的领袖。《君奭》篇中，周公、召公辅政，重在师保之责；《顾命》篇中，召公、毕公辅政，重在率领诸侯。”】
康王已经继承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了《康王之诰》。
集传》“尸”字，对于天子来说也没有道理。太康占据职位，羲和占据官位，都是指占据职位却废弃职事的说法。《书序》也沿用这个例子，是错误的。
集説【孔氏颖达说：“康王已经接受顾命，主持天子之位，群臣向王进献告诫，王于是回报告诫诸侯，史官叙述这件事，作了《康王之诰》。伏生把这一篇合并到《顾命》中，共同作为一篇，后人知道这样不行，才分开成为两篇。”○黄氏度说：“周人大规模分封诸侯，重视监牧的权力，齐、鲁、卫、晋土地广阔，当时本来就有辅佐保卫的功效，几代之后，情况必定发生变化，周公、成王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所以这两篇书改变礼制，都是为了训诫诸侯。”○吕氏祖谦说：“遂，是承接前事的词。既然已经居于尊位，接着就告诫诸侯，言辞紧迫，那么形势必定有不得已的地方。四国流言之变离现在不远，赶快颁布新天子的号令，用来镇压浮议并遏制奸邪的萌芽。在哀痛不言的时候，康王、二公岂能不得已而不这样做呢？”】
康王命令作册毕公，分别居住在成周郊外的里邑，作了《毕命》。
集传》：“分居里，是指表彰他们的居所，区分他们的井田疆界。”
集説【孔氏颖达说：《周礼》内史说：“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用策书任命他们。”这里说命令作册，是命令内史制作策书来任命毕公。○林氏之竒说：成周郊，就是《君陈》序所说的东郊成周。成周是王城的东郊，所以因此称为成周郊。篇内说“保厘东郊”，就是这个郊外。分居里，是说在成周东郊的土地上分配他们的居所。○陈氏栎说：考察这个序中“康王命作问毕”一句，文义难以通顺，必定有缺漏错误。孔传似乎理解得对，而朱子却否定它，为什么呢？○大意是说王命令制作策书来任用毕公罢了。○朱氏祖义说：商朝风俗经过三纪之后，与周公、君陈的时候大不相同，教化更加困难。大概这时为善的人已经很多，不能没有劝勉；为恶的人虽然少，不能没有惩罚。没有元老重望，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康王所以任命毕公。”】
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周朝的大司徒，作了《君牙》。
集传》序没有阐明什么，说“周”字，毫无意义。有人说：“这是《春秋》‘王正月’的体例。”我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孔子用‘王’来系联，这难道是它的体例吗？”下篇也是这样。
集说【黄氏度说：“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也有宗伯、司寇，所以天子的司徒以下称为‘大’，用来区别。”○林氏之竒说：“这时大司徒空缺，穆王任命君牙担任。篇内有说：‘〇敷五典，式和民则。’这正是大司徒的职责。”】
周穆王任命伯囧为周朝的大仆正，作了《囧命》。
集说【孔氏颖逹说：“正，是长的意思。《周礼》大驭，是中大夫；大仆，是下大夫。这里说大仆正，那么官职高于大仆，是《周礼》的大御。如果是大仆，何必说‘正’呢？况且这篇经文说：‘命汝作大正，正于羣仆。’考察《周礼》大御最为长久，既然称为‘正于羣仆’，所以认为是大御中大夫。而且与君王同车，最为亲近，所以《春秋》随侯宠爱少师担任车御，古《汉书》文帝喜爱赵同任命他担任御者。凡是御者最为亲密，所以这篇经文说：‘汝无昵于憸人。’大仆虽然掌管燕朝，不是亲近的职务，是下大夫，不能担任长官。”】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集传这个序也没有阐明什么，只是增加了一个“夏”字。自古刑罚的制度，难道专门为了夷狄，而不为了中夏吗？有人说：“训夏赎刑，是说训导夏后氏的赎刑。”我说：“夏朝继承虞朝的治理，没有听说变法，《周礼》也没有五刑的赎刑，它不是古代制度很明显。穆王年老昏乱，车辙马迹无所不至，吕侯窃取《舜典》赎刑二字，制定这种刑罚来聚集民财，资助他的荒淫费用。孔子因为这本书还有哀矜的意思而收录它，到了篇首，特意用耄荒二字来揭示，他的意思很微妙。”详见本篇。
集说【孔氏颖达说：“吕侯得到穆王的命令，担任天子司寇的卿。穆王于是采用吕侯的话，训导畅达夏禹赎刑的方法。吕侯称颂王的命令而布告天下，史官记录这件事，作了《吕刑》。○经文陈述罚赎的事情，不说哪个朝代的礼制，所以序说训夏，以表明经文是夏法。王者代代更替，刑罚世轻世重，殷朝改变夏朝，周朝又改变殷朝。夏法行于前代，废弃已经很久了。现在又训导畅达夏禹赎刑的方法，因为周法伤害太重，更从轻来布告天下。因为这件事符合当时，所以孔子收录它作为法则。”○陈氏大猷说：“‘吕命’二字为句，怀疑有缺漏文字。”】
周平王赐给晋
集传》经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瓒，有所传欤？抑锡秬鬯者必以圭瓒，故经不言欤？
集说【孔氏安国曰：以圭为杓柄，谓之圭瓒。幽王为大戎所杀，平王立而东迁洛邑，晋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锡命焉。○孔氏颖达曰：祭之初，酌郁鬯之酒以灌尸。圭瓒者，酌郁鬯之杓，杓下有槃，瓒即槃之名也。是以圭为杓之柄，故谓之圭瓒。《周礼·典瑞》云：「祼圭有瓒，以肆先生，以祼宾客。」郑司农云：「于圭头为器，可以挹鬯。」郑▯云：「肆，解牲体以祭，因以为名。爵行曰祼。」汉礼，瓒槃大五升，口径八寸，下有槃，口径一尺。《诗》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也。」传云：「玉瓒，圭瓒也。黄金所以饰流鬯也。」郑云：「黄流，秬鬯也。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是説圭瓒之形状也。礼无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统》云：「君执圭瓒祼尸，大宗执璋瓒亚祼。」郑云：「圭瓒、璋瓒，祼器也。以圭、璋为柄，酌郁鬯曰祼。」然则圭瓒、璋瓒，惟柄以圭、璋为异，其瓒形则同。《考工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大璋、中璋九寸，邉璋七寸，厚寸，鼻寸。」郑云：「鼻，勺流也。凡流皆为龙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瓒，是郑以璋形如此，知圭瓒亦然。毛传又云：「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则晋文侯于时九命，为东西大伯，故得受此赐也。○林氏之奇曰：序言秬鬯、圭瓒，而篇中特言秬鬯，此亦互见其义以相备也。○陈氏栎曰：成王以秬鬯锡周公，于作洛之余，见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锡文侯，于迁洛之始，见东周所以衰。盖以我周东迁，于晋焉依，已位已定，不啻足矣。锡赉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文侯矣。《记》曰：「赐弓矢然后征，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茍以此律之，今赐圭瓒，则文侯可自为鬯，不资于天子矣。锡以圭瓒，则假之礼器；赉以弓矢，则假之兵权，又不止于成王待周公者矣。呜呼！其周之东乎】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兴，东郊不开，作《费誓》。
集传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集说【孔氏颖达曰：经称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诸侯之制，于郊有门，恐其侵逼鲁境，故东郊之门不开。○苏氏轼曰：二寇皆在鲁东，东郊门不开，非谓冦已至东郊也。如汉烽火通甘泉，而棘门、霸上皆屯兵；吴楚七国反，而闭函谷关耳，盖戒严也。○林氏之竒曰：曲阜，鲁之所都，《左传》所谓少皥之虚者也。鲁之分地，实《禹贡》徐州之境，其地南抵于淮。徐戎、淮夷，盖东方戎夷之种落，错居于鲁之境内者也。常纣之时，中国无政，尝侵入职方之地，肆为吞噬，则其心必不利于齐鲁之建国。故伯禽之始居曲阜，而淮夷、徐戎竝兴者，盖与之争鲁也。戎之与夷，壤地相望，盖有唇齿犄角之势，服则俱服，叛则俱叛。《常武》之诗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闷宫》之诗曰：「保有鳬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莫不率从。」言淮浦必言徐土，言徐宅必言淮夷，明此二者尝有竝兴之势故也】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集传以经文意考之，穆公之悔，盖悔用杞子之谍，不听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集说【吕氏祖谦曰：「秦穆因杞子之闲，潜师袭郑，书法宜曰袭，不宜曰伐。师未加郑，移兵灭滑，书法宜曰滑，不宜曰郑。兵端发于郑而加于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还归作《秦誓》，伤于外者反于家，动心忍性，将以进于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阶也。」○邹氏季友曰：「伯禽，鲁之先君，当讳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书『秦伯任好卒』，而乃称秦穆公，此决非孔子笔削之例】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书序全
<经部,书类,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世宗宪皇帝御制书经传说彚纂》序
朕思六经皆
译《集传》经文只说秬鬯，而这里又加上圭瓒，是有传承依据吗？还是说赐予秬鬯必定要用圭瓒，所以经文没有明说呢？
《集说》孔安国说：用玉圭作为勺柄，叫做圭瓒。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即位后东迁洛邑，晋文侯迎送并安定他，所以赐命给他。孔颖达说：祭祀开始时，舀取郁鬯酒来浇灌尸。圭瓒是舀取郁鬯酒的勺子，勺子下面有盘，瓒就是盘的名字。因为用玉圭作为勺子的柄，所以叫圭瓒。《周礼·典瑞》说：“祼圭有瓒，用来陈列祭品，用来祼祭宾客。”郑司农说：“在圭头制作器物，可以舀取鬯酒。”郑玄说：“肆，分解牲体来祭祀，因此以此命名。爵行酒叫祼。”汉代礼仪，瓒盘容量五升，口径八寸，下面有盘，口径一尺。《诗经》说：“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也。”传文说：“玉瓒，就是圭瓒。黄金是用来装饰流鬯的。”郑玄说：“黄流，就是秬鬯。圭瓒的形状，用玉圭做柄，黄金做勺，青金做外饰，朱色在中央。”这是解说圭瓒的形状。礼仪中没有明文记载却知道是这样的，是因为《祭统》说：“君主手持圭瓒祼祭尸，大宗伯手持璋瓒亚祼。”郑玄说：“圭瓒、璋瓒，是祼祭的器具。用圭、璋做柄，舀取郁鬯叫祼。”那么圭瓒、璋瓒，只有柄用圭、璋不同，它们的瓒形是相同的。《考工记·玉人》说：“祼圭长一尺二寸，有瓒，用来祭祀宗庙。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厚一寸，鼻一寸。”郑玄说：“鼻，就是勺流。凡是流都做成龙口形状。”三璋的勺形像圭瓒，这是郑玄根据璋的形状如此，知道圭瓒也是这样。毛传又说：“九命然后赐给秬鬯、圭瓒。”那么晋文侯当时是九命，作为东西大伯，所以能接受这个赏赐。林之奇说：序言说秬鬯、圭瓒，而篇中只说秬鬯，这也是互相见义以完备。陈栎说：成王把秬鬯赐给周公，在建成洛邑之后，显示西周所以兴盛；平王把秬鬯赐给文侯，在东迁洛邑之初，显示东周所以衰微。大概因为周朝东迁，依靠晋国，地位已经安定，不止足够了。赏赐之重，可以用成王对待周公的礼节来对待文侯了。《礼记》说：“赐给弓矢然后可以征伐，赐给圭瓒然后可以自造鬯酒，没有赐给圭瓒，就要向天子求取鬯酒。”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赐给圭瓒，那么文侯可以自造鬯酒，不向天子求取了。赐给圭瓒，就是借给他礼器；赏给弓矢，就是借给他兵权，又不止于成王对待周公的礼节了。唉！这是周朝东迁啊！
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戎、淮夷同时兴起，东郊的门不打开，于是作《费誓》。
《集传》徐，徐戎；夷，淮夷。
《集说》孔颖达说：经文称淮夷、徐戎，序言说徐夷，是简略的说法。诸侯的制度，在郊外有门，担心他们侵逼鲁国边境，所以东郊的门不打开。苏轼说：两个敌寇都在鲁国东面，东郊门不打开，不是说敌寇已经到了东郊。就像汉代的烽火通到甘泉，而棘门、霸上都屯兵；吴楚七国反叛，而关闭函谷关一样，大概是戒严。林之奇说：曲阜，是鲁国的都城，《左传》所说的少皥之虚。鲁国的分地，实在是《禹贡》徐州的范围，它的土地南到淮河。徐戎、淮夷，大概是东方戎夷的部族，交错居住在鲁国境内。周厉王、周幽王的时候，中原没有政令，曾经侵犯职方的土地，肆意吞并，那么他们的心一定不利于齐、鲁的建国。所以伯禽刚开始居住在曲阜，而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大概是与鲁国争夺地盘。戎和夷，土地相望，大概有唇齿犄角之势，服从就一起服从，反叛就一起反叛。《常武》的诗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闵宫》的诗说：“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莫不率从。”说淮浦必说徐土，说徐宅必说淮夷，明显这两者曾经有同时兴起的形势。
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打败他们，回来回国，作《秦誓》。《集传》根据经文的意思考察，穆公的后悔，大概是后悔用了杞子的间谍，不听蹇叔的话，序文也没有明白这个意思。
《集说》吕祖谦说：“秦穆公趁着杞子的间隙，秘密出兵袭击郑国，史书应该写‘袭’，不应该写‘伐’。军队没有加到郑国，移兵灭滑，史书应该写‘滑’，不应该写‘郑’。兵端发于郑国而加于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打败他们。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回来回国作《秦誓》，在外受伤回家，动心忍性，将要进于二帝三王的治理，这是阶梯。”邹季友说：“伯禽，是鲁国的先君，应当避讳他的名字，却直说伯禽。秦本来伯爵，所以《春秋》写‘秦伯任好卒’，却称秦穆公，这绝对不是孔子笔削的体例。”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书序全
<经部,书类,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世宗宪皇帝御制书经传说彚纂》序
朕思六经皆
治世之书，而帝王之大经大法昭垂万古者，惟《尚书》为最偹。葢自继天立极，精一执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递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传。今观《书》所载，成天平地，经国造邦，建官立教，礼乐兵刑之▯纲大用，与夫赓▯都俞之休风，嘉谟嘉猷之陈告，凡所为永膺天命，而致时雍协和之效者，虽相去数千年，尚可于方防中想见其钦明寅畏之衷，敷布经纶之迹。后之君臣，得奉为模楷，以追踪于唐虞三代之隆，讵不于《书》是赖哉？我
译治理天下的典籍中，帝王的大经大法昭示并垂范万古的，只有《尚书》最为完备。大概自从继承天命、确立准则，以精纯专一、执守中道，二帝三王的心法相继传授，而治国的法则也因而得以传承。如今看《尚书》所载，成就天地的秩序，经营国家、建立邦国，设置官职、确立教化，礼乐兵刑等纲常大用，以及“赓”、“都”、“俞”等美好风尚，良策善谋的陈说告谏，凡是那些永远承受天命，从而达成和谐协和功效的做法，虽然相隔数千年，仍可在字里行间想见他们恭敬明智、敬畏谨慎的内心，以及施行治理的踪迹。后世的君臣，能够将其奉为楷模，以追随唐虞和三代的盛世，难道不依赖《尚书》吗？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圣学渊深，治功▯逺，存于中者二帝三王之心，▯于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学，于典谟训诰之篇沈潜研究，融防贯通，初
命讲官分日进讲，着有《解义》一编，颁示海内，复
指授儒臣，荟萃汉、唐、宋、元、明诸家之说，防考折中，亲加正定，广大悉备。于地理山川，援今据古，靡不精核。为《书经传说彚纂》，凡二十有四卷。兹值刋校告竣，与《易》、《诗》、《春秋》诸经次第传布，敬制序文，勒之卷首。夫后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为典章，心法之原于性命者，先后同揆，百世之圣君贤辅未能易也。故为君者必思比徳于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无忝乎为君；为臣者必思嫓休于臯、夔、伊、傅、周、召，而后无忝乎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诚之道，以遂觐光▯烈之怀，尤冀卿尹百执事共体元首股肱之▯，殚协恭励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薄海内外永底乂安，于以逺宗圣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经学，启牖万世之盛心，顾不美欤？是为序。雍正八年仲春十二日。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开列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总裁、校对、分修、校刋诸臣职名。
总裁
︵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王顼龄南书房校对。
︵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张廷玉︵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蒋廷锡、经筵讲官太子少傅刑部尚书【臣】励廷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图炳。
︵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魏廷珍在馆分修、校对。
太常寺少卿【臣】陆绍琦，原任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臣】吴廷揆，鸿胪寺卿降一级调用【臣】李凤翥。
原 任 湖 北 巡 抚【臣】郑任钥
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臣】蒋涟
左春坊左谕徳兼翰林院修撰【臣】王希曾。
原任提督贵州学政左春坊左賛善【臣】王奕仁、原任翰林院检讨【臣】陈均、原任翰林院检讨【臣】汤大辂、原任兵部车驾司主事【臣】李同声。
行人司掌印司正【臣】董洪，原任广东广州府知府【臣】张鋗。
监 生【臣】张云章
监 生【臣】王简心校刋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赵之垣。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目录 书类
卷首上
引用姓氏
书传图
卷首下
纲领
卷第一
虞书
尧典
卷第二
虞书
舜典
卷第三
虞书
大禹谟 臯陶谟 益稷
卷第四
夏书
禹贡上
卷第五
夏书
禹贡下
卷第六
夏书
甘誓 五子之歌 ▯征
卷第七
商书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第八
商书
咸有一徳 盘庚上 盘庚中
盘庚下
卷第九
商书
说命上 说命中 说命下
髙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十
周书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第十一
周书
洪范
卷第十二
周书
旅獒 金縢 大诰
卷第十三
周书
微子之命 康诰 酒诰
卷第十四
周书
梓材 召诰
卷第十五
周书
洛诰 多士
卷第十六
周书
无逸 君奭
卷第十七
周书
蔡仲之命 多方
卷第十八
周书
立政 周官
卷第十九
周书
君陈 顾命
卷第二十
周书
康王之诰 毕命 君牙
囧命
卷第二十一
周书
吕刑 文侯之命 费誓
秦誓
书序
【臣】等谨案：《书经传説彚纂》二十一卷，
译先父圣祖仁皇帝圣学渊深，治功远大，内心存有二帝三王之心，外在施行二帝三王之治，且稽古好学，对《尚书》中典、谟、训、诰等篇章潜心研究，融会贯通。起初命令讲官分日进讲，著有《解义》一书，颁示天下，又指示儒臣，荟萃汉、唐、宋、元、明诸家之说，考证折中，亲自加以审定，内容广大完备。对于地理山川，援引今古，无不精审核实。编成《书经传说彚纂》，共二十四卷。如今正值刊校完成，与《易经》、《诗经》、《春秋》等经书依次传布，恭敬地撰写序文，刻于卷首。后世的天下，即是唐、虞、三代的天下，而治法垂为典章，心法源于性命的道理，先后标准相同，百世以来的圣君贤臣也不能改变。所以做君主的必定要想着在德行上比肩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才不辱没君主的身份；做臣子的必定要想着在功业上媲美臯陶、夔、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而后才不辱没臣子的身份。朕日夜兢兢业业，希望能够恪守主敬存诚之道，以实现仰承先帝光辉功业的愿望，尤其希望卿尹及百官共同体悟元首与股肱的关系，竭尽同心恭敬、勉励辅佐的诚意，恭敬地辅佐天工，调和民心，使海内外永远安定，以此来远宗圣哲而仰承先德。先父尊崇经学，开启万世盛世的宏大心愿，难道不美好吗？这就是序言。雍正八年仲春十二日。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奉旨开列《钦定书经传说彚纂》总裁、校对、分修、校刊诸臣职名。
总裁：【臣】王顼龄，南书房校对。【臣】张廷玉，【臣】蒋廷锡，经筵讲官、太子少傅、刑部尚书【臣】励廷仪，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图炳。
【臣】魏廷珍，在馆分修、校对。太常寺少卿【臣】陆绍琦，原任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臣】吴廷揆，鸿胪寺卿降一级调用【臣】李凤翥。
原任湖北巡抚【臣】郑任钥，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臣】蒋涟，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王希曾。原任提督贵州学政、左春坊左赞善【臣】王奕仁，原任翰林院检讨【臣】陈均，原任翰林院检讨【臣】汤大辂，原任兵部车驾司主事【臣】李同声。行人司掌印司正【臣】董洪，原任广东广州府知府【臣】张鋗。
监生【臣】张云章，监生【臣】王简心，校刊。通政使司通政使【臣】赵之垣。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目录 书类
卷首上：引用姓氏、书传图。
卷首下：纲领。
卷第一：虞书·尧典。
卷第二：虞书·舜典。
卷第三：虞书·大禹谟、臯陶谟、益稷。
卷第四：夏书·禹贡上。
卷第五：夏书·禹贡下。
卷第六：夏书·甘誓、五子之歌、汤征。
卷第七：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
卷第八：商书·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
卷第九：商书·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卷第十：周书·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
卷第十一：周书·洪范。
卷第十二：周书·旅獒、金縢、大诰。
卷第十三：周书·微子之命、康诰、酒诰。
卷第十四：周书·梓材、召诰。
卷第十五：周书·洛诰、多士。
卷第十六：周书·无逸、君奭。
卷第十七：周书·蔡仲之命、多方。
卷第十八：周书·立政、周官。
卷第十九：周书·君陈、顾命。
卷第二十：周书·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囧命。
卷第二十一：周书·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书序。
【臣】等谨案：《书经传説彚纂》二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