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十一

译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大学士臣王顼龄等人奉命修撰校订。自从孔安国依据壁藏古文为整部《尚书》作传之后，只有蔡沈亲自承袭朱熹的学说，著成《尚书集传》，其义理最为完备，但训诂考证尚不够精密严谨。这部书汇集众说，略去短处，采纳长处，大体上虽然遵循蔡传的体系，但在制度名物、道路山川方面，更加详细审慎，足以流传万古。

译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确实都完备地记载在这里，这固然不仅仅是作为阐释经义的准则罢了。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书经传说彚纂》卷首上

引用姓氏

秦朝

孔氏【孔鲋，字子鱼】

吕氏【吕不韦】

汉朝

孔氏【孔臧】

伏氏【伏胜】

董氏【董仲舒，字寛夫，号广川】

孔氏【孔安国，字子国】

司马氏【司马迁，字子长】

刘氏【刘向，字子政】

孔氏【孔光，字子夏】

刘氏【刘歆，字子骏】

扬氏【扬雄，字子云】

班氏【班固，字孟坚】

桑氏【桑钦】

赵氏【赵岐，字邠卿】

马氏【马融，字季长】

贾氏【贾逵，字景伯】

郑氏【郑兴，字少赣】

郑氏【郑众，字仲师】

郑氏【郑玄，字康成】

应氏【应劭，字仲瑗】

许氏【许慎，字叔重】

蔡氏【蔡邕，字伯喈】

李氏【李巡】

魏国

孔氏【孔衍，字舒元】

高堂氏【高堂隆，字升平】

王氏【王肃，字子邕】

孙氏【孙炎，字叔然】

吴国

韦氏【韦昭，字〇嗣】

陆氏【陆玑，字元恪】

晋朝

杜氏【杜预，字元凯】

皇甫氏【皇甫谧，字士安】

郭氏【郭璞，字景纯】

宋朝

范氏【范蔚宗】

梁朝

刘氏【刘勰，字彦和】

后魏

郦氏【郦道元，字善长】

隋朝

王氏【王通，字仲淹】

闗氏【闗朗】

唐朝

陆氏【陆元朗，字徳明】

顔氏【顔师古，字籀】

孔氏【孔颖达，字仲达】

贾氏【贾公彦】

司马氏【司马贞】

张氏【张守节】

李氏【李延夀】

刘氏【刘知防】

徐氏【徐坚，字元固】

韩氏【韩愈，字退之，号昌黎】

栁氏【栁宗元，字子厚】

杜氏【杜佑，字君卿】

后晋

刘氏【刘昫】

宋朝

邢氏【邢昺，字叔明】

聂氏【聂崇义，号洛阳】

胡氏【胡旦，字周父】

胡氏【胡瑗，字翼之，号安定】

欧阳氏【欧阳脩，字永叔，号庐陵】

周子【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

邵子【邵雍，字尧夫，号康节】

王氏【王安石，字介甫，号临川】

司马氏【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

张子【张载，字子厚，号横渠】

程子【程颢，字伯淳，号眀道】

程子【程颐，字正叔，号伊川】

曾氏【曾巩，字子固，号南丰】

苏氏【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人】

苏氏【苏辙，字子由，号颖濵】

范氏【范祖禹，字淳夫，号华阳】

顾氏【顾临，字子敦】

吕氏【吕大临，字与叔，号蓝田】

孙氏【孙觉，字莘老】

家氏【家安国，字复礼，号睂山】

刘氏【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

沈氏【沈括，字存中】

杨氏【杨时，字中立，号龟山】

陈氏【陈祥道，字用之，号长乐】

胡氏【胡安国，字康侯】

刘氏【刘彝，字执中，号长乐】

蔡氏【蔡卞，字元度】

彭氏【彭汝砺，字器资】

张氏【张纲，字彦正】

叶氏【叶梦得，字少蕴】

曽氏【曽旼，字彦和】

吴氏【吴棫，字才老】

胡氏【胡寅，字眀仲，号致堂】

薛氏【薛季宣，字士龙】

林氏【林之竒，字少颖，号三山】

程氏【程大昌，字泰之】

王氏【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

张氏【张行成，字文饶】

夏氏【夏僎，字元肃，号柯山】

郑氏【郑樵，字渔仲，号夹祭】

林氏【林光朝，字谦之】

张氏【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

朱子【朱熹，字元晦，号考亭】

张氏【张栻，字敬夫，号南轩】

吕氏【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

蔡氏【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

陈氏【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

杨氏【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

黄氏【黄度，字文叔】

项氏【项安世，字平甫，号容斋】

陆氏【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

王氏【王炎，字晦叔，号双溪】

叶氏【叶适，字正则，号水心，龙泉人】

易氏【易祓，字彦祥】

蔡氏【蔡沉，字仲黙，号九峯】

黄氏【黄榦，字直卿，号勉斋】

陈氏【陈淳，字安卿，号北溪，临漳人】

陈氏【陈埴，字器之，号潜室】

董氏【董铢，字叔重】

薛氏【薛肇眀】

陈

译氏（经，字正甫，号三山）

罗氏（泌，字长源）

罗氏（苹）

时氏（澜，字金华）

成氏（申之，字眉山）

傅氏（寅，字同叔，号杏溪）

赵氏（敦临，字芘民）

董氏（琮，字玉振，号复斋）

徐氏（侨，字崇文，号毅斋）

李氏（舜臣，字隆山）

郑氏（伯熊，字景望，号永嘉）

方氏（慤，字性夫，号严陵）

译王氏：昭禹，字光逺，号东岩。

应氏：镛，字子容，号金华。

邹氏：补之，字公衮。

真氏：徳秀，字景元，号西山。

魏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

王氏：应麟，字伯厚。

董氏：梦程，字万里，号介轩。

陈氏：大猷，字东斋，号东滙。

熊氏：禾，字去非，号退斋，又号勿轩。

方氏：岳，号秋崖。

方氏：囘，字万里，号虗谷。

刘氏：克庄，字潜夫，号后村。

程氏：若庸，字达原，号徽庵。

马氏：廷鸾，字翔仲，号碧梧。

黄氏：震，字东发。

吴氏：泳，号鹤林。

王氏：日休，号龙舒。

唐氏：圣任。

章氏：如愚，字俊卿，号山堂。

郑氏：元瑶。

李氏：杞，字子材，号谦斋。

李氏：樗，字迂仲。

冯氏：当可，字时行，号缙云。

许氏：月卿，字太空，号山屋。

朱氏：方大。

王氏：柏，字鲁斋，号防之。

陈氏：振孙，字伯玉，号直斋。

张氏：震，字真父。

张氏：沂。

陈氏：宾。

李氏：谨思，字眀通，号养吾。

邹氏：近仁，字鲁卿，号归轩。

史氏：渐，字鸿渐。

胡氏：士行，号庐山。

胡氏：方平，字师鲁，号玉斋。

齐氏：梦龙，字觉翁，号节初。

俞氏：震。

袁氏：俊翁。

元朝

许氏：衡，字平仲，号鲁斋。

金氏：履祥，字吉父，号仁山。

吴氏：师道，字传正。

许氏：谦，字益之，号白云，籍贯东阳。

吴氏：澄，字幼清，号草庐，籍贯临川。

马氏：端临，字贵与。

戴氏：表元，字率初。

黄氏：潜，字晋卿。

黄氏：瑞节，字观乐。

胡氏：一桂，字庭芳，号双湖。

董氏：鼎，字季亨，籍贯鄱阳。

陈氏：栎，字夀翁，号定宇，籍贯新安。

邹氏：季友，字晋昭，籍贯番阳。

段氏：昌武，字子武。

王氏：天与，字立大，号梅浦。

彭氏：应龙，字翼夫，号集斋。

朱氏：祖义，字子由。

王氏：充耘，字耕野。

余氏：芑舒，字徳新，号息斋。

陈氏：师凯，号庐山。

王氏：希旦，字愈明，号葵初。

金氏：燧，籍贯番阳。

黄氏：镇成，字元镇。

李氏：祁，字一初。

于氏：钦，字益都。

胡氏：一中，字允文。

何氏：异孙。

林氏：駉，籍贯宁徳。

余氏：阙，字廷心，一字天心。

明朝

朱氏：升，字允升。

方氏：孝孺，字希哲，号正学。

陈氏：雅言，籍贯永丰。

蒋氏：悌生，字叔仁。

杨氏：士竒，初名寓，以字行，号东里。

薛氏：瑄，字徳温，号敬轩，籍贯河津。

彭氏：勖，字祖期。

章氏：陬，字仲寅。

钱氏：福，字与谦，号鹤滩。

王氏：守仁，字伯安，号阳眀，籍贯姚江。

邱氏：濬，字仲深，号琼山。

杨氏：慎，字用修，号升庵。

何氏：乔新，字廷秀。

胡氏：居仁，字叔心，号敬斋，籍贯余于。

邵氏：寳，号二泉，籍贯北虞。

厐氏：泮，字原化。

蔡氏：清，号虗斋。

何氏：孟春，字子元，籍贯彬州。

陆氏：深，号俨山。

罗氏：钦顺，号整庵。

魏氏：校，号庄集。

吕氏：柟，字仲木，号泾野。

韩氏：邦竒，字汝节，号苑洛。

郑氏：晓，字窒甫，号淡泉。

吴氏：寛，字原博，号匏庵。

都氏：穆，字元敬。

李氏：瓉。

莫氏：如忠，字子良，号中江。

马氏：眀衡，字子萃。

马氏：森，字孔养。

张氏：居正，字时大，号太岳。

申氏：时行，号瑶泉。

李氏：维桢，字本宁。

茅氏：坤，号鹿门。

王氏：樵，号方麓。

罗氏：洪先，号念庵。

归氏：有光，字熙甫，号震川。

钟氏：天才，号学山。

钟氏：庚阳，字长卿。

冯氏：梦桢，字开之，号具区。

顾氏：宪成，字叔时，号泾阳。

杨氏：时乔，号止庵。

汤氏：显祖，字若士，号义仍。

刘氏：应秋，号兑阳。

袁氏：宗道，字伯修。

董氏：其昌，字思白。

焦氏：竑，字弱侯，号漪园。

王氏：

译肯堂、宇泰、损斋】

卢氏【廷选】

来氏【宗道、路然】

郝氏【敬、仲舆、京山】

胡氏【瓉、伯玉】

洪氏【翼圣、南池】

来氏【斯行、道之】

姚氏【舜牧、虞飏、承庵】

陈氏【第、季立、连江】

陆氏【键、实府、开宗】

袁氏【仁】

译俞氏：鲲、之鹏

杜氏：伟、道升

袁氏：黄、了凡

万氏：国钦、二愚

顾氏：锡畴、九畴

曹氏：学佺、能始、石仓

秦氏：继宗

张氏：尔嘉、佘峯

傅氏：元初、渼溪

潘氏：士遴、叔献

钱氏：与暎

杨氏：肇芳、葆元

邓氏：孝儒、伯羔

张氏：云鸾、羽臣

夏氏：允彝、彝仲

茅氏：瑞徴、伯符

王氏：纲振、振子

李氏：儒烈

邹氏：祯期

徐氏：广、广居

孙氏：继有、瑶岑

厐氏：招俊

沈氏：澣、则新

董氏：二酉

顾氏：霖调

朱氏：养醇

袁氏：黙

章氏：士俊（以上五人世系不详，现在附在此处）

书传图

【郑氏伯熊说：“二十八宿环绕排列在四方，随着天体向西运转。东方七宿，从角宿到箕宿，称为苍龙；以星宿的舍次来说，房宿和心宿是大火星的中央。南方七宿，从井宿到轸宿，称为鹑鸟；以形状来说，有朱鸟的形象。虚宿，是北方七宿的中央星；昴宿，是西方七宿的中央星。星星本来不移动，是依附于天体而移动。天体向西北倾斜，北极星居于天的中央，二十八宿一半隐藏一半显现，各自按照时节，所以必须在南方来考察它们。仲春之月，大火星在东方，星鸟在南方，星昴在西方，星虚在北方。到了仲夏，星鸟转而向西，大火星转而向南，星虚转而向东，星昴转而向北。仲秋，大火星转而向西，星虚转而向南，星昴转而向东，星鸟转而向北。到了仲冬，星虚转而向西，星昴转而向南，星鸟转而向东，大火星转而向北。来年仲春，星鸟又转而向南了。循环无穷，这就是《尧典》考察中星来校正四时，非常简明，不同于《吕令》中列举星象和月令的方法。然而圣人面南观察四星的中位，难道是徒然的吗？无非是为了授予百姓农时、安排民事罢了。”】

箕子洪范九畴之图

虞书堂上乐器图

【蔡氏沈说：“林氏说：冀州先说赋税再说田地，是因为冀州是王畿之地，由天子直接治理，连同场圃、园田、漆林之类一起征收，如同《周官·载师》所载。赋税并非全部出自田地，所以将赋税列在‘厥土’之下。其他各州都是田地的赋税，所以先说田地而后说赋税。”又考证说：“九州九等赋税，都是每州每年的收入总数，通过比较九州的多寡来定为九等，并不是根据这种等级的田地来要求征收这种等级的赋税。冀州唯独不说贡篚，是因为冀州是天子宫内的土地，不需要进贡篚器。”○篚，竹器，属于筐类。古代币帛之类，就用筐篚盛装来进贡。经文说：“篚

译“厥〇黄”，就是这样。林氏说：“既有贡品又有篚的，是因为所贡的物品放入篚中。”○郑氏元瑶说：“召公说：‘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归顺，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地方的特产，只是服食和器用。’我观看《禹贡》九州贡篚，也是以服食器用为关键。而冀州唯独不提及贡篚，大概是因为在防甸之内，征收的是总、铚、秸、粟、米。总、铚、秸、粟、米是食物，是土地贡赋的关键。兖州的蚕丝，豫州的细葛麻布，是衣服的用度，也是土地贡赋的关键。除了服食之外，器用就排在其次。至于大赂南方的金、犀革、象齿、珠贝之类，不是服食器用的物品，只是珍视其地方特产，都远离京畿甸服，或许进贡于要荒之服。”

译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上

（经部，书类，《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下

纲领一【本篇论述删定《尚书》、传授《尚书》的源流，以及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区别】

《周礼》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负责将《尚书》的名目通达于四方【郑康成说：是说像《尧典》、《禹贡》这样的篇名，传达出去使人们知道】。

司马迁说：“学者大多称颂五帝，时代尚且久远。然而《尚书》只记载了尧以来的事迹，而诸子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辞不典雅纯正，士大夫们难以谈论。”

《隋书·经籍志》说：“《尚书》的兴起，大概与文字的产生同时。孔子在周王室观览典籍，获得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删选其中好的部分编为一百篇。”

孔颖达说：“圣贤阐明教化，事情显现在言语中，言语契合众人的心意，书写下来作为法则，因此称为《书》。后人看到它年代久远，来自上古。‘尚’就是‘上’的意思。说这是上古时代以来的书，所以叫《尚书》。”

林之奇说：“孔子之前，《书》的多少无法得知。《书纬》说：‘孔子得到了黄帝到孙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作为《尚书》。删去远去的，选取近代的，确定可以作为世法的一百二十篇作为简书。’这种说法不对，古代书籍简朴，一定没有这么多。”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古今《尚书》之外，还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说：“周朝时的号令，大概是孔子所论定的一百篇之外的余篇。”至于周朝时所删去的，才只有七十一篇，那么周朝以前的，怀疑更少了。说有三千多篇，是不对的。

许谦说：“圣人想要使天下归于善，没有其他办法，只是展示给他们看作为警戒罢了。所以孔子在《春秋》中严格使用褒贬的辞藻，使人知道有所畏惧；在《尚书》中只保留好的内容，使人知道有所效法【以上论述删定《尚书》】。

陆德明说：“《书》原本是王室的号令，由右史所记录。孔子删选收录。等到秦朝禁止私学，伏生失去了原本，靠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传授给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字和伯】，张生传授给同郡儿宽【御史大夫】，儿宽又从孔安国受业，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都出自儿宽】。欧阳氏世代传授学业，到曾孙欧阳高，作《尚书章句》，形成欧阳氏之学。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字长宾，官至侍中、少府】将《尚书》传授给汉元帝，传到欧阳歙【字正思，后汉大司徒】，欧阳歙以上八代都担任博士。济南林尊【字长宾，担任博士，参与石渠阁会议，官至少府、太子太傅】从欧阳高学习《尚书》，传授给平当【字子思，下邑人，迁居平陵，官至丞相。儿子平晏也通晓经学，官至大司徒】以及陈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中世代传授学业】。陈翁生传授给殷崇【琅邪人，担任博士】以及龚胜【字君宾，楚人，右扶风】。平当传授给朱普【字公文，九江人，担任博士】以及鲍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隶】。后汉济阴曹曾【字伯山，谏大夫】从欧阳歙受业，传授给儿子曹祉【河南尹】。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从丁鸿受业】、乐安牟长【字君高，河内太守、中散大夫】都传授欧阳《尚书》。沛国桓荣【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从朱普学习《尚书》【《东观汉纪》说：桓荣侍奉九江朱文，朱文就是朱普的字】，传授给汉明帝，于是世代相传，东汉时期最为兴盛【《汉纪》说：门生中担任公卿的很多，学者羡慕他，把他作为榜样。桓荣的儿子桓郁用《尚书》传授给汉和帝，官至侍中、太常。桓郁的儿子桓焉又用《尚书》传授给汉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张生【济南人，担任博士】传授给夏侯都尉【鲁人】，夏侯都尉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传授给族子夏侯胜【字长公，后属东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解说灾异；又侍奉同郡简卿，简卿是儿宽的门人；又从欧阳氏请教。治学精熟，所问不止一位老师。受诏撰写《尚书说》【《尚书章句》二十九卷】，称为大夏侯氏之学。传授给齐人周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禄勋】以及鲁国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孙，担任博士，用《尚书》传授给汉元帝，官至太中大夫，封褒成君】。孔霸传授给儿子孔光【字子夏，丞相，孔光又侍奉牟卿】。周堪传授给鲁国牟卿【担任博士】以及长安许商【字伯长，四次担任九卿】。许商传授给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时担任九卿】以及平陵吴章【字伟君，王莽时博士】、重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时担任九卿】、齐炔钦【字幼卿，王莽时博士】。后汉北海牟融也传授大夏侯《尚书》。夏侯建【字长卿，夏侯胜的堂兄之子，担任博士、议郎、太子少傅】以夏侯胜和欧阳高为师，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请教与《尚书》相关联的内容，牵引以次章句，形成小夏侯氏之学。传授给平陵张山拊【字长宾，担任博士，参与石渠阁会议，官至少府】，张山拊传授给同

译县令李寻（字子长，官至骑都尉）以及郑宽中（字少君，任博士，教授汉成帝，官至光禄大夫，统领尚书事务）、山阳人张无故（字子孺，任广陵太傅）、信都人秦恭（字延君，任城阳内史）、陈留人假仓（字子骄，以谒者身份参与石渠阁会议，后任胶东相）。郑宽中传授给东郡人赵（御史大夫），张无故传授给沛人唐尊（王莽时的太傅），秦恭传授给鲁人冯宾（任博士）。东汉东海人王良也传授小夏侯《尚书》。汉宣帝本始年间，河内一位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给朝廷，与伏生所诵的《尚书》合为三十篇，在汉代流行。然而《泰誓》的年月与《书序》不相符，又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不同，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对此表示怀疑。《汉书·儒林传》说：“百两篇《尚书》，出自东莱人张霸，他将二十九篇拆分合并为数十篇，又采录《左传》、《书序》作为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有的篇章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汉成帝时，刘向校勘后认为不对，后来就废黜了这本书。古文《尚书》，是孔惠所收藏的。鲁恭王（汉景帝之子，名余，封于鲁，谥号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发现了它，都是蝌蚪文字。博士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用它来校勘伏生所诵的《尚书》，写成隶书，增加了二十五篇。又因为伏生误将五篇合并，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孔安国又受诏撰写《古文尚书传》，未能奏上，藏在私家（《艺文志》说：“未列入学官”），传授给都尉朝。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那里询问古义，司马迁的书中多采用古文说法。刘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发现脱漏错误很多。都尉朝传授给胶东人庸生（名谭），庸生传授给清河人胡常（字少子，任博士至部刺史），胡常传授给虢人徐敖（右扶风掾），徐敖传授给琅邪人王璜和平陵人涂恽（字子真），涂恽传授给河南人乘钦（字君长，另一本作桑钦）。王莽时，各种学问都设立博士，涂恽、王璜等显贵。范晔《后汉书》说：“东汉中兴，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左中郎将侍中）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从此《古文尚书》在世上显扬。”考察现在马融、郑玄所注的，都是伏生所诵的，不是古文。孔氏的本子断绝，因此马融、郑玄、杜预之流都称之为逸书。王肃也注解今文，而解释大多与古文相似，或许王肃私下见到孔传而秘藏起来？东晋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颐（字仲真，汝南人。《隋书·经籍志》作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缺失《舜典》一篇，悬赏未能得到，于是取王肃注的《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一篇来接续（孔序说伏生将《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只说到“帝曰钦哉”，而马融、郑玄、王肃的本子同为《尧典》，所以取来作为《舜典》），学徒于是兴盛。后来范寗（字武子，顺阳人，东晋豫章太守）改为今文集注，民间有时取《舜典》篇来接续孔氏本。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采录马融、王肃的注，伪造孔传《舜典》一篇，说是在大航头买到的，献上去。梁武帝时他任博士，议论说：“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都是文意相承接，所以导致错误。《舜典》开头有‘曰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老，怎么容得下合并它？”于是没有采用。汉代起初设立欧阳《尚书》，宣帝又设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设立古文博士。永嘉之乱，各家书籍都灭亡，而古文孔传开始兴起，设立博士，郑氏也设立博士一人。近来只推崇古文，马融、郑玄、王肃的注遂被废弃，现在以孔氏为正统，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译李氏延寿说：“齐朝时儒生很少传授《尚书》的学业，徐遵明却兼通此学。徐遵明师从屯留人王聪，将学问传授给浮阳人李周仁以及渤海人张文敬、李〇、河闲人权会，他们都采用郑康成的注解，并非古文《尚书》。乡野间的儒生几乎看不到孔氏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名〇】、刘士元【名焯】才得到费甝的义疏，于是开始留意研究。○刘焯年轻时与〇结为朋友，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是非评判，撰写了《五经述议》在世间流传。〇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当时人称‘二刘’。”

刘氏昫说：“孔颖达阐明郑氏《尚书》之学，同郡人刘焯在海内享有盛名，孔颖达登门拜访，刘焯起初不以礼相待，孔颖达请求质疑疑难滞涩之处，见解多出刘焯意料之外，刘焯于是改变神色，对他表示敬重。”

朱子说：“各经都以注疏为主，唯独《尚书》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的学说。”

眞氏德秀说：“蔡季黙【名沈】是西山先生【名元定】的小儿子，跟随朱文公游学。文公晚年为诸经作训传大致完备，唯独《尚书》来不及整理，环顾门下弟子寻找可以托付的人，于是将此事托付给蔡季黙。蔡季黙潜心钻研、反复推敲数十年，然后才完成著作。他的书考证《书序》文字的谬误，订正诸儒的说法，用以阐明二帝三王及群圣贤用心的要旨，《洪范》、《洛诰》、《泰誓》等篇，往往有先儒所未能达到的见解。”

吴氏师道说：“东莱吕成公【名祖谦】倡导阐明正学，四方来求学的人多达千余人。清江人时氏名铸、字寿卿，是吕成公同榜进士，他与弟弟时鋹率领家中族中子弟十余人，全部跟随吕成公游学。其中时澐、时澜、时泾，尤为时氏中的杰出人才。吕成公编纂《书说》，从《秦誓》追溯至《洛诰》，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时澜根据平日所听到的内容编纂完成。”

金氏履祥说：“朱子为诸经作传注大致完备，唯独《尚书》来不及完成。他曾另外写出《小序》辨正疑误，指出其要领，传授给蔡氏作为《集传》的基础，各种学说至此有所折衷。然而该书成于朱子去世之后、门人语录汇集之前，或许仍有遗漏散失的遗憾。”

杨氏士奇说：“《书传纂疏》，由元朝陈栎编纂，如今研读《书传》的人大多依赖此书。至于董鼎的《纂注》，尤其详细完备，但学者大多未能见到【以上论述传注《尚书》的源流】

孔氏臧给弟弟孔安国写信说：“旧有的篇章潜藏在墙壁密室中，忽然显现出来，这难道不是圣祖的灵意想要让人赞颂阐明其道，以弘扬其学业吗？过去虽然研习今文经学，但也多有不相信之处，只听说《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于二十八宿，为何古文《尚书》竟有一百篇呢？我知道用今文对照古文的隶篆，推演科斗文，已经确定了五十多篇，并为它们作传。”

《家语》记载孔衍上奏成帝说：“我的祖父孔安国因经学在前朝著称，获得古文科斗文《尚书》训传其义，其典雅纯正，实在与世间所传的不同日而语。光禄大夫刘向认为当时未能施行，所以未记录在《别录》中，我私下为此感到惋惜。”

班氏固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阅读它，借此发掘出家中散佚的书籍，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增多了。”○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漏简册一，《召诰》脱漏简册二，大率简册二十五字的，脱漏也是二十五字；简册二十二字的，脱漏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漏的字数十【顔氏师古说：“中，指天子之书。说‘中’是为了区别于外朝之书】

范氏蔚宗说：“刘陶通晓《尚书》，为之作训诂，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校正文字三百余处，命名为《中文尚书》。”

孔氏颖达说：“伏生所传的三十四篇，称为今文，即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的，以及后汉末年蔡邕所刻石经就是如此。孔氏所传的，是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所传的。郑〇师承孔学，却轻视夏侯、欧阳等人，为何郑注却与孔注不同，篇数却与三家相同？实在是因为孔注之后，其书散逸，直到晋代才得到《古文尚书》并施行。然而孔注之后，历经后汉末年，无人解说，到晋初还能保存的，虽然未列入学官，但散在民间，事情虽然久远，所以还能保存下来。”

欧阳氏修说：“开元十四年，明皇认为《洪范》中‘无偏无颇’读音不协调，下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年，又下诏集贤学士衞包将古文改为今文【马氏端临说：“汉代所说的古文，是科斗书；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说的古文，是隶书；今文，是世间通用的俗字】

刘氏安世说：“现在的《尚书》，就是汉代所说的《尚书》。如果再寻求孔子所定的《尚书》，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汉代承接秦朝焚书之后，诸儒各自以所学谈论经义，自济南伏生以来，不止一人。从中选取，唯独孔安国的《古文》胜过诸家，就是现在的《尚书》。”

林氏之奇说：“贾逵、马融、郑玄、

译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在汉代并未面世，直到晋代和南齐时期，这部书才逐渐流传出来。到了隋朝开皇二年，朝廷征集散佚的书籍，获得了《舜典》一篇，此后五十八篇的《尚书》才算是完备。孔氏所传的《尚书》刚出现时，都使用隶书书写，如今所流传的版本，乃是唐代天宝年间确定的本子。

译朱子说：“《尚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是伏生口耳相传的，古文是孔壁中藏的书。《大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是容易阅读的，都是古文。况且又是科斗文字，用伏生今文的字句去考校才能读通，难道几百年藏在壁中的书，能够没有一字讹误损毁吗？反而是伏生记忆中的那些难读，这尤其可疑。现在的人把全书当作真品来解释，一定不对。”○问：“《尚书》的古文和今文有优劣吗？”回答说：“孔壁中的古文传承，在汉代并没有流传，只是司马迁曾经师承学习过。像伏生的《尚书》，在汉代流传的人却很多。晁错因为伏生不曾出门，由他的女儿口授，其中有齐地方言无法理解的，就凭意思连缀成文，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等到看经传以及《孟子》引用‘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没有差错。只怀疑伏生偏偏记住了难读的，却不记得容易读的。然而有一种说法可以讨论难易。古人的文字，有一种像今人书信说话，夹杂方言，当时记录下来的；有一种是制作告诫命令的。怀疑《盘庚》、《大诰》之类是一时告诫百姓的话，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类，或者是当时写成的诏诰文字，像后世朝廷词臣所作的那样。”

章氏如愚说：“《尚书》文字不同，不是伏生的过错。大概古人传授，只确定大义，那么意见义理相通，不需要等待训诂的末节。伏生处于战火焚毁之后，把书传授给别人，他所诵记的传下来，他所遗忘的缺漏下来，对于大义既然没有损害，而《盘庚》、《大诰》诘屈聱牙，本来就是《尚书》的本体，也不是伏生所改动的。《典》、《谟》、《贡》、《范》，都出自伏生，却明白坦荡如彼，唯独《盘庚》、《大诰》有艰深之处，那么这些书之所以艰深，不是齐地方言造成的，而世人怀疑伏生的，都不是事实。”

金氏履祥说：“孔壁中不仅有古文诸篇，估计必定兼有今文诸篇。孔安国虽然用伏生的今文去考校古文，却不能再用古文去订正今文，所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涩。”

陈氏第说：“孔安国的《古文》二十五篇，到东晋才显扬，唐人作疏，才大行于世，没有人议论它是伪作的。宋代吴才老首先说：‘孔安国所增多的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诘屈聱牙，甚至有不可读的。’吴草庐沿袭他说：‘二十五篇采辑补缀，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却平缓卑弱，完全不像秦汉以前的文章。’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今文除了殷代的《盘庚》、周代的《诰》之外，像《尧典》、《皋谟》、《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何尝不是文从字顺呢？《左传》、《国语》、《礼记》等书称引二十五篇，文采斐然都在，现在说作古文的人采缀而成，这是本末倒置，把枝叶当作根干了。况且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深沉而切中要害，高朗而矫健，又哪里看得出它平缓卑弱呢？孔颖达说：‘古文经虽然早出，晚才开始流行，它的辞藻丰富完备，它的义理深奥典雅，所以反复阅读而不厌倦，时间越久越显明亮。’可以说是知言了。”【以上论今文古文】纲领二【此篇论《尚书》大旨体例及《书序》】

《礼记》说：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

孔氏鲋说：“孔子说：‘我从《帝典》看到尧舜的圣明，从《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看到禹、稷、皋陶的忠勤功绩，从《洛诰》看到周公的德行。所以《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晓这七者，那么《书》的大义就全了。’”

董氏仲舒说：“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继接受而坚守一道。○尧、舜、三王的功业，都以仁义为根本。”

扬氏雄说：“讲述事理没有比《书》更明白的。”○《虞夏之书》浑厚，《商书》浩大，《周书》严肃。

刘氏勰说：“子夏赞叹《书》，昭昭如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是说它昭灼明显。”○《尚书》看文字好像诡异，但探寻义理就通畅。

刘氏知几说：“《尚书》是七经的冠冕，诸子的襟袖。学者必须首先精通此书，其次阅览群籍。”

司马氏光说：“《尚书》中，二帝三王的嘉言要道尽在其中，是施政的成规，稽古的首要任务。想要寻求楷模，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了。”

张子说：“钦明文思，是尧的德行；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舜的德行。”舜的德行与尧不同，大概圣人有一个善的源头，足以兼括天下的善。像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是知道根本。○尧舜的心，其施行直欲达到无穷。说朔方南方都受到声教，东边渐染到海，西边覆盖到流沙，这还

译有限度，此外还有别的去处。修养自己来使百姓安乐，想要让每个人都达到那样的境界，怎么可能做到呢？○考察众人而舍弃私意，这是尧的做法；与人为善，这是舜的做法；听到意见就拜谢，这是禹的做法；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汤的做法；没听到劝谏也能效法，没被规劝也能向善，这是文王的做法。他们都是虚心以治理天下。

译程子说：“君主掌握了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天下就能享有唐、虞、夏、商、周的治世。”○“尧与舜没有优劣之分，到了汤、武就有所不同了。孟子说‘性之’、‘反之’，自古没有人这样说过，只有孟子分别出来，才知道尧、舜是生来就知道的，汤、武是学习后才能做到的。文王的德行像尧、舜，禹的德行像汤、武，总之他们都是圣人。”○“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自己有什么参与的呢？至于说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这都是天理自然应当如此。人什么时候参与？参与就是私意。”

曾巩说：“唐虞两篇，所记载的仅仅是事迹吗？同时也把其中深微的意旨传了下来。在那个时候，难道只是执政的都是天下的贤士吗？大概拿着简册、握着笔跟随记录的，也都是圣人的门徒。”

杨时说：“《尚书》现存五十九篇，我私下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中’罢了。尧、舜、禹传授之际，难道不重大吗？而所说的只是这个。仲虺称赞汤说：‘在百姓中建立中道。’箕子陈述《洪范》说：‘皇天建立其应有的准则。’那么帝王之所以为帝王，都遵循这个道理。所谓中，难道是固执一端的说法吗？也贵在随时而中。随时而中，就是恰当其可的意思。后世不明白执中的权变，不知道适时施行的适宜，追求名声而失去实质，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圣人的中道呢！”

朱子说：“尧、舜、禹互相传授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舜、禹都是大圣，生来就知道，应该不需要学习了，然而还说精、说一、说执，表明即使是生来就知道，也依靠学习来成就。○日日新又新，从前成汤之所以通过反省而达到圣境，正是因为在伊尹那里学习而有所得于此。所以称赞他的德行，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又说：以义来处理事务，以礼来约束内心；又说：听从劝谏不违逆，改正过错不吝惜；又说：对人不求全责备，检查自身唯恐不及：这些都是日新的意思。至于《诗经》所说的“圣敬日跻”，那么它的语意与日新最为接近，而“敬”这一个字，又显示出它日新的根本。大概不这样，那么哪里可以依据而能日日继其功业呢？到了武王接受师尚父《丹书》的告诫，而在几席、酒杯、刀剑、门窗、盥洗盘上，无不铭刻，这也是听闻汤的风范而兴起的人，都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了。

王炎说：“治理有固定的法则，天下没有固定的时势。时势不同则法则不同，即使尧、舜、禹传授同一道，法则也不能没有增减。划分九州，是尧的制度，然而舜却划分为十二州；分别任命羲和，是尧的制度，到了夏朝则羲和合并为一个官职。圣人顺应人情、观察世变，立法治理，虽然不能改变古代，也不能拘泥于古代。”

王应麟说：“仲虺之诰，讲仁的开始；汤诰，讲性的开始；太甲，讲诚的开始；说命，讲学的开始：都见于《商书》。”○汤的诰辞说：“只有皇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武王的誓词说：“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刘子所说的天地之中，子思所说的天命之性，孟子所说的性善，渊源深远了。○虞的赓歌、夏五子之歌，这是《诗经》三百篇的萌芽。《洪范》“无偏无陂”到“归其有极”，与《周礼》大师教以六诗，同一机理。《伊训》三风十愆，自“圣谟洋洋”以下，也叶其音，大概是想要日日诵读这些训诫，像卫武公的《抑》诗那样警戒自己。

陈淳说：“尧、舜、禹、汤、文、武互相传授，作为天地三纲五常的主宰；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又互相辅佐，使天下达到文明的治世。”

董鼎说：“在一部书中，关于明德新民的大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在《尧典》中已经尽其要领，而‘危微精一’四句话，用来开启知行的端绪；‘主善协一’四句话，用来显示博约的意义。致力于学习，那么《说命》是入道的门径；致力于治理，那么《洪范》是经世的关键。其他如齐一天运，则有羲和的历法；确定地理，则有《禹贡》的篇章；端正官僚，则有《周官》的制度；修养自己任用人才，则有《无逸》、《立政》等书。在焚毁坏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大的纲常实用尚且如此。所以曾说六经没有比《书》更完备的：《易》主卜筮，就是《洪范》的稽疑；《礼》主节文，就是《虞书》的五礼；《诗》主咏歌，就是后夔的音乐教化；《周礼》设官，就是《周官》六卿率领属下的事情；《春秋》褒贬，就是《皋谟》命德讨罪的权柄。帝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事业，全在这本书中，学者怎么能不尽心呢！”

方孝孺说：“尧、舜、禹功德盛大，不足以显示圣人的伟大；在于处于盛美而不居功，然后才能看到他们的度量。”

章陬说：“韩愈有话说：‘记事的人一定要提取其要点。’如果

译天文、地理、图书、律吕，这四者都是书籍中的关键内容。”

译薛瑄说：“《尧典》以‘钦’字开头，《益稷》以‘钦’字结尾，那么尧舜传授心法的要领就可以知道了。”○舜的兢兢业业，禹的恭敬以德行优先，成汤的恐惧谨慎，文王的小心翼翼，都是恭敬谨慎的意思。○君主的德行，只有明智最为重要。《尚书》称尧为“钦明”，舜为“文明”，禹为“明明”，汤为“克明”，文王为“像日月那样照耀”，都是说明智。明智，那么在自己身上，天理与人欲就分明；在别人身上，邪正就清楚。对待自己、对待他人，万事都能处理得当。○《易经》虽然比《尚书》古老，但伏羲时代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文字实际上始于《尚书》。所以凡是谈论德、圣、神、心、道、中、性、天、命、诚、善、一等类的，各种关于本性义理的名词，大多出现在《尚书》中。

钱与映说：“作为君主而建立准则、驾驭防范，不可以不知道《尚书》；作为臣子而修养德行、治理百姓，不可以不知道《尚书》；作为平民而遵循正道，不可以不知道《尚书》【以上论述《尚书》的大旨】

孔颖达说：“《尚书》的体例有十一类：一叫典，二叫谟，三叫贡，四叫歌，五叫誓，六叫诰，七叫训，八叫命，九叫征，十叫范。《尧典》、《舜典》两篇，属于典；《大禹谟》、《皋陶谟》两篇，属于谟；《禹贡》一篇，属于贡；《五子之歌》一篇，属于歌；《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八篇，属于誓；《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属于诰；《伊训》一篇，属于训；《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属于命；○《征》一篇，属于征；《洪范》一篇，属于范。这些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命名的。《益稷》也属于谟，因为其中有人称述的话，所以区别开来。《太甲》、《咸有一德》，是伊尹训导君王，也属于训一类。《盘庚》也属于诰，所以王肃说：“不叫诰是什么意思？是取其迁徙而立功，不仅仅是记录诰辞。”《高宗肜日》与训的序言连在一起，也是训辞可以知道。《西伯戡黎》说祖伊恐惧，跑去告诉受，也属于诰。《武成》说认识政事，也属于诰。《旅獒》告诫君王，也属于训。《金縢》自成一体，祝辞也是诰辞。《梓材》从《酒诰》分出，也属于诰。《多士》以王命诰告，自然是诰。《无逸》告诫君王，也属于训。《君奭》周公诰告召公，也属于诰。《多方》、《周官》对上对下诰告，也属于诰。《君陈》、《君牙》与《毕公》之类，也属于命。《吕刑》陈述刑法告诉君王，也属于诰。《尚书》篇名，根据事情确立，既然没有固定的体例，就随意成文。”

郑樵说：“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认为是《尚书》的六种体例。从现在看来，有一篇具备数篇体例的情况，如《大禹谟》说：“禹于是防备群后，誓师”，那么谟也有誓；《说命》说：“王于是作书以诰”，那么命也有诰。以至于《益稷》、《洪范》本是谟却不叫谟，《旅獒》、《无逸》本是训却不叫训，《盘庚》、《梓材》本是诰却不叫诰，《征》不叫誓，《君陈》、《君牙》不叫命。大体上在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舍的意思各有侧重：有取于治乱兴废的原因的，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有当时不能以此治理，而取其言论以流传后世的，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有取于事情的，《征》；有取于意思的，《吕刑》；有特别记录那个时代的，《文侯之命》；有用来表示警戒劝勉的，《费誓》、《秦誓》。这与《诗经》三百篇的赞美讽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褒贬没有什么不同。

朱熹说：“古史的体例可见的，只有《尚书》、《春秋》。《春秋》按年编排通纪，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录，以具备事情的始末。大概当时史官已经按年记录事情，至于大事，就又采集合并而分别记录。像两篇典所记录的，上下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载的事理有的跨越年月，有的历经数年，其间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大概已经具备在按年编排的史书中，而现在看不到了。”

董鼎说：“陆德明以六体分正、摄，大概以典、谟、训、诰、誓、命命名篇目的为正，不以这些命名而在六体之类中的为摄。然而古代写书的人，随时记录事情，根据事情形成言辞，取言辞能表达意思罢了，哪里像后来作文的人追求必须符合体制呢？孔氏以六体来说，大概已经列举，虽然不以六个字命名篇目，符合其类就是对的，也是正，为什么要叫摄呢？”

陈栎说：“《尚书》体例有六种：典、谟、训、诰、誓、命，这是对的。现在篇名原本

译具备这六个字的篇章，自然不必多说了。那些不具备这六个字的篇章，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无逸》《立政》，属于训诫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属于诰令体；《征》，属于誓师体；《君陈》《君牙》《吕刑》，属于任命体。虽然其中不免有简册残缺断裂、文字错乱讹误之处，然而上起尧舜盛世，下至东周初期，两千多年的史事，仍然依赖这些篇章得以考证【以上论述《尚书》的体例】

译孔颖达说：“《尚书序》，郑玄、马融、王肃都说这是孔子所作，是依据纬书的说法。一百篇中，共有六十三篇有序。”

林光朝说：“序是历代史官相传，作为《尚书》的总目录，就像《诗经》有小序一样。”

朱熹说：“我认为《尚书》小序不是孔子亲自写的，只是周秦之间水平较低的人所作。而后人也未能完全理解它的本意。比如‘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完成他的功业，帝舜重申这些’，‘申’就是‘重申’的意思。作序的人本意是先说皋陶，后说禹，意思是舜想让禹重申一遍，所以把‘申’字系在‘禹’字后面。因为伏生的《尚书》把《益稷》合在《皋陶谟》里，而‘思曰赞赞襄哉’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连，‘申’这两个字就显现出是舜让禹重申的意思，这是作序人的本意。现在的人都不这样解释。”○小序绝对不是孔子做的。○问：“除了《尚书》序不放在篇首的，难道是因为对其中内容有所怀疑吗？”回答说：“确实有可疑之处。比如《康诰》只叙述文王，没提到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的词。那么《康诰》是武王告诫康叔就很明白了。但因为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的地方，于是作序的人认为是成王时的事情，这怎么能相信呢？”问：“那么殷地武王已经封给武庚，并让三叔监管了，又拿什么地方封给康叔呢？”回答说：“既然说把殷的余民封给康叔，难道不是在封给武庚之外打算封给他吗？”又曾见吴才老辨析《梓材》一篇说：“后半部分不是《梓材》，因为其中多是勉励君主的言辞，是臣子告诫君主的语气，不曾像前半部分那样称‘王曰’，又用‘汝’作为上级对下级的语气，也有道理。”

马廷鸾说：“《尚书序》自成一篇，所以以‘昔在帝尧’起于篇首。接着《舜典》，就说：‘虞舜地位卑微。’接着《禹谟》，就说：‘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完成他的功业。’这足以证明古《序》自成一篇，而相承的辞语如此，大概是史官的旧文。”

何异孙说：“《尚书序》，东莱吕氏认为都是孔子的文章，而朱文公全部认为不是。蔡传认为是周、秦之间人的文字，有符合经文的地方，中间略有符合《春秋》意旨的，如《武成》、《洪范》、《费誓》、《秦誓》几篇。东莱看到一二处中有类似《春秋》的，就认为都是孔子的书，不知道各篇原本自有史官叙述作书的意思，完全明白。”

金履祥说：“《前汉书》说张霸采《左传》《书序》作书首尾，《后汉书》说卫宏作《诗序》。卫宏的说法，朱子曾经引用以证明《诗序》的伪妄。唯独《书序》怀疑而未断定。当汉初时，《泰誓》且有伪书，何况《书序》之类？况且孔传古文出现最晚，那么它是齐鲁诸儒依次附会而作序，也可以知道了。”

朱升说：“古《文〈书〉》序自成一篇，孔注将其移动，分别冠于篇首，序文与书本往往不相协调，蔡氏将其置于后面以保存其旧貌，大概是朱子所传授的方法【以上论书序】

纲领三【此篇论读书之法及诸家书解得失】

王通说：“从前圣人叙述《尚书》，帝王的制度完备了，所以寻求都能获得。”

张载说：“《尚书》难读，大概是难得心胸如此广大。只想解释义理，就没有难处了。”《尚书》称天应如影随形，其祸福果真如此吗？大体天道不可得而见，只能从民众那里占验。人们喜悦的，天必定喜悦；人们厌恶的，天必定厌恶。只是因为人心至公，至众。民众虽然极愚无知，只在涉及私己时然后昏昧不明；至于事情不关涉私己处，自然公正明达。大体众人所向的，必定是理，理则天道存在其中。所以想了解天道的，从人那里占验就可以了。

程颐说：“看书须要见到二帝三王之道，比如《尧典》、《舜典》，就寻求尧治理百姓的原因，舜侍奉君主的原因。”○三代忠、质、文，是顺应时势崇尚的结果。夏朝接近古时，人多忠诚，所以崇尚忠；忠的弊端出现，所以用质来补救；质的弊端出现，所以用文来补救。不是道有弊端，后世不坚守，所以逐渐形成弊端。虽然不可以一二件事来看，大体可知。○汉代儒生谈论经书，用三万多字阐明《尧典》两个字，可谓知道要点吗？只有毛公、董仲舒有儒者的气象。

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怕人们不懂，又把它写在书上。自从有文字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以说尽善尽美了。只在文字间寻求，句句都是。做了一分，便是一分工夫，并非茫然不可测，只是恐怕人们自己不够仔细寻求罢了。”○问：“《尚书》难读，大概没有那样大的心胸。其他书也须大心胸才能读得，为什么程子只说《尚书》？”回答说：“其他书却有次第。比如《大学》，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一开始就大，如《尧典》”

译从“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到“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来看，这是由小到大、再由大到更大的过程！分命四时以成就岁序，这便是在心中包容了一个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天体运行规律，才能看出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一个宏大的心胸，怎么能办得到呢？○“《尚书》刚开始读时很难，似乎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干。后来熟读了，发现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都与自己切身相关。”○“读《尚书》应先读文义明白的篇章，那些诘屈聱牙的暂且不要读。比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都是实在的道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尹、傅说等人所说的所做的，最好反复玩味，体贴到自身上来，其中的滋味自然不同。”○问郑可学：“《尚书》该怎么看？”回答说：“必须考察历代的变迁。”又问：“世道的变迁很难看清。唐、虞、三代的事情浩大阔远，从哪里去推测呢？不如去探求圣人的本心。比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态度。就像《汤誓》中，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端正。’熟读之后，难道看不出汤的本心吗？大体上，《尚书》中有不需要解释的，有需要着力解释的。不需要解释的，如《仲虺之诰》、《太甲》等篇，只要熟读，义理自然分明，何必等待解释？像《洪范》，则需要着力解释。像《尧典》、《大禹谟》等篇，文辞稍显典雅深奥，也需要略微解释。至于像《盘庚》等篇，已经很难解释了；而《康诰》之类，则已经无法解释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的次第。比如读《尧典》、《舜典》，其中关于观测日月星辰、制定律度量衡、五乐、五礼等内容，《禹贡》中的山川，《洪范》中的九畴，必须一一梳理清楚，使其透彻。现在的人只做了西汉以后的功夫，没有人从尧、舜、三代源头上进行理会。”○问：“《尚书》应当怎么看？”回答说：“先看容易明白的地方。其他不能明白的，不要强行解说。纵然说得出来，恐怕也未必是当时的本意。”○《尚书》中的《盘庚》、《五诰》之类，实在难以理解。如果要添减字句，硬着头皮去解说，虽然也能说得通，但只是穿凿附会，终究恐怕没有益处。○像《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出自伏生之手，就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载采采”之类。《大禹谟》就容易理解。像《五子之歌》、《胤征》，有什么难记的？却记不住。至于《泰誓》、《武成》都容易理解，只是《牧誓》中就有难懂的地方，比如“五步六步”之类。像《大诰》、《康诰》夹在《微子之命》中间。周穆王时期，《冏命》、《君牙》容易理解，到了《吕刑》又难懂了，可见是不容易理会的。○商书中的伊尹告诫太甲的五篇【《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得极其恳切。其中关于治心修身的道理，虽然是为人主所说，但起初并没有贵贱的区别，应该取来细细阅读。现在的人不在这些地方去理会，却只去理会小序。○书中周公的话，就很难读。《立政》、《君奭》等篇就是如此。最好的只有《无逸》一篇。书中偶尔使用的字，也有“诪张为幻”这样的语句。至于《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章，必定是当时有关官员润色过的文字，并非纯粹周公的话。○问：“《尚书》为什么没有宣王时期的书？”回答说：“那是当时偶然没有记载下来。”○读《尚书》只要虚心平气，对有疑问的地方存而不论，随着自己的能力去阅读，使其融会贯通，自然就有受益的地方，不必预先计较，一定要追求显赫的功绩。○道夫请求朱熹为《尚书》作注，以造福后学。朱熹说：“我现在没有工夫。”道夫说：“先生对《尚书》既然没有注解，如果再不作注，那么句读不分，后人承袭错误、听信讹传，终究不足以见到帝王深奥美好的德行。”朱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怎么知道后来没有人做呢？”道夫再三请求。朱熹说：“《尚书》也很难作注。比如《大诰》语句很长，现在的人却都破碎地读了，所以理解不了。我曾经想写《书说》，最终没有完成。像制度之类，只以疏文为本，如果其他不稳妥的地方，再加以挑剔使其分明，就可以了。”

译黄氏镇成说：“道德仁圣，统摄于内心；典章制度与名物，通达于事务。内外之道相合，帝王的政教就完备了。然而统摄于内心的，无论先后古今，都契合无间、没有两样；通达于事务的，礼仪章法与器物，随着因循或变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所以探求帝王的心意容易，而考证帝王的事迹困难。”

薛氏瑄说：“古人叙述史事的文章极有法度，比如《禹贡》篇开头以‘敷土奠高山大川’作为全书的纲领，接着叙述冀州，以王畿作为九州的开端，然后叙述其他八州，接着叙述导山，再叙述导水，以此显示治理的先后次序；接着叙述九州、四隩、九川、九泽、四海，以此总结治理的功效；接着叙述制定贡赋、建立宗法、敬奉德行、划分五服，以此记述治理的政事，最后以声教遍及四海、执圭向天帝报告成功作结，从头到尾，从本到末，纲纪井然有序，如果不是圣人经典，怎么能这样呢？”○《洪范》篇中造化、气数、天理、人事都具备，这与《易经》相合。○五行这一类，在八类中没有不包容的，确实是因为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于无极，天下的道理哪有出于无极、太极之外的呢？它的含义很深奥。○五事，践行形体、穷尽本性的学问在这里完备了。○《典》、《谟》、《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傅说之命》等篇，尤其切合求学者的需要【以上论述读书的方法】

欧阳氏修说：“箕子陈述《洪范》，将事项分为九类，将解说分为九章，考察其解说并不相互依附。刘向撰写《五行传》，于是将五事、皇极、庶征附属于五行，认为八事都归属于五行吗？那么到了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无法依附，致使《洪范》一书失去了伦理条理，这就是所谓旁征曲引而迁就其说的做法。然而自从汉代以来，没有人非议这种做法。”

朱熹说：“《尚书》的注疏，除了程颐、张载之外，苏氏的解说也有可观之处，但终究不够纯粹。林少颖解说《召诰》以前的篇章也很详备。听说新安有吴才老的《裨传》颇有明晰之处，却未曾见到。各家解说虽然有的浅近，但也不无少许补益，只在于详细选择罢了，不能因为篇幅浩大而立刻畏惧其繁琐。”○各家解说，苏氏过于简略，林氏过于繁复，王氏过于穿凿，吕氏过于巧饰，然而其中尽有好处。○《书疏》在记载璇玑玉衡的地方，先说天。现在人读起来也没有甚么必要，以我看来，如果看懂了这里，也可以粗略想象天的形状与日月星辰的运行，进退快慢的度数都有定数，而历法的大概也就可知了。○古人说话都有源流。王安石解释‘聪明文思’的地方，牵强附会《洪范》的五事，这却是穿凿。如《小旻》诗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却符合《洪范》五事。此人往往曾传授箕子的学问。刘文公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语，也是有师承的，不然也必定曾见过上古圣人的遗书。大抵成周时期，在王都建立学校，全部收集了上古许多遗书，所以那时的人得以观览而剽窃听闻其议论。当时各国想必也有书，比如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与《鲁春秋》，只是比王都稍微少些罢了。所以孔子看了鲁国的书，还觉得不足，得到孟僖子用车马送到周，进入王城见老子，因而得以遍观上古帝王之书。○胡安定的《书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实》之类不记载，但《言行录》上有少许，不见有全部。专门驳斥古说，似乎不是胡平日的心意。又间或引用东坡的说法，东坡不及见安定，必定是伪书。○曾彦和【名旼】是熙丰年间之后的人，解释《禹贡》，林少颖、吴才老很推崇他。○林氏的书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后不是他所解释的。○问：‘《书解》谁最好？莫非是东坡的书为上乘吗？’回答说：‘是的。’又问：‘但是如果失之于简略呢？’回答说：‘也有只需这样解释的。’又说：‘说得对的地方直是好，他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人，明晰得分外精神。’○《尚书》的句读，王介甫、苏子瞻整顿得数处甚是，看出古注全然错误。○胡氏驳斥吴才老解经，也过于恰当。才老在考究上极有功夫，只是在义理上自是看得不仔细。○因论书解，必太说：‘旧闻一士人说，注疏外当看苏氏、陈氏解。’回答说：‘介甫解亦不可不看。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从他说。但一段训诂如此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王安石不解释《洛诰》，只说：‘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王安石穿凿，他却有如此处。若后来人解书，又却须要解尽。○李经叔异、伯纪【名纲】丞相弟，解书甚好，亦善考证。○吕伯恭解书自《洛诰》始。某问之曰：‘有解不去否？’曰：‘也无。’及数日后，谓某曰：‘书也是有难说处，今只是强

译解完就把它搁置一旁罢了。」总之，伯恭的毛病在于过于巧饰。○以前在鹅湖，看见伯恭想要注解《尚书》，我说：“姑且从后面开始解起。”如今解到《洛诰》，已经有印本了。那文字非常繁杂热闹。我曾问伯恭：“《尚书》中有难以通晓的地方吗？”伯恭起初说：“也没有甚么难通晓的地方。”过了几天再问，他却说：“果然有难通晓的地方。”○几年后我们在衢州再次相会，伯恭才对我说：“《尚书》的文字确实有不可解的地方，我很后悔前日不能对疑惑之处存疑不论。”伯恭告诉我的这些话，虽然他的门徒或许未必知道。读者若能知道寻求伯恭晚年想要存疑不论的地方而加以存疑，或许就能领会他著书的本意了。○元祐年间关于《说命》、《无逸》的讲义，以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吴仁杰几人的著作，可以顺便参校订正次序。应当以注疏为先，删减疏文中次要的部分，以后只按时代先后排列。西山间偶尔有〇明经防之处，固然应当附在本文之下，那些统论就附在篇末。记得有几条，理清防句，以及校正《多方》、《多士》两篇，可以一并考证。○史丞相【名浩】的书也有好处。比如“命公后”一句，众说都认为是指任命伯禽作为周公的后继者，史浩说：“成王已经归来，任命周公留在后方。”看“公定予往已”这一句话，就能看出是周公暂且留在后方的意思。○薛士龙【名季宣】的《尚书》注解，他的学问多在辨析地名上下功夫。

译陈振孙说：“陆佃（字农师）撰写了《二典义通考》一卷，陆佃师从王氏之学，擅长考订。”叶梦得（字少蕴）博览群书，记忆力远超常人，在《尚书》和《春秋》的学问上，比各位儒者最为精专。郑樵（字渔仲）撰写了《通考》七卷，其篇目分为《纠缪》四篇、《阙疑》一篇、《复古》二篇。郑樵以遗逸身份被召用，见闻广博，然而观点近于迂阔偏僻。

方岳说：“滕璘（号溪斋先生）与其弟滕珙（合肥令君）一同拜入朱熹门下，学者称他们为‘新安两滕’。滕铅（字和叔）逐渐沉浸于两位父亲的学术渊源之中，剖析百家学说的林薮，著成《尚书大意》。”

黄震说：“对经书的解说中，以《尚书》最多。到了蔡沈（号九峰）参合各家要旨，曾经经过朱熹订正，他解释文辞义理既比汉唐学者更为精审，其旨趣又比各家更为确切。”

董鼎说：“安国的传注，并非没有可疑之处，而孔颖达的疏解，只详细于制度。直到宋代几十家儒者，而后说法才逐渐完备，又得到朱熹来折中调和，而完全符合古义。虽然《集传》的功业未竟，而托付给门人蔡沈，既然曾经亲自订定，那么还如同是他自己著作的一样。”

陈栎说：“我编撰《书传》，尊崇朱熹、蔡沈，采纳各家之说，附以自己的见解，大体上与董鼎相似，只是不完全把蔡传的原文载在前面罢了。”

戴表元说：“王炎（号双溪先生）著《尚书小传》，是训诂学家所未能涉及的。当时如果朱熹还在，应当在言辞文字之间与之心意相通。”

黄溍说：“许谦（号白云先生）的《书说》，有时与蔡沈不能完全吻合，但最终归结于正确而已。”

李祁说：“蔡沈亲自接受朱熹的指点，作《集解》，那些隐微的义理，各家或许未能尽知，蔡沈也只是依据自己的长处而采纳，如果当时另有其他说法，也必定不会遗漏。”

归有光说：“王安石、曾巩都有《洪范传》，其论述精妙，远远超出刘敞、刘攽、孔武仲、孔平仲之上。”

李维桢说：“王樵（金坛王中丞）的《日记》，搜集录各家训诂，对经书的义理多有阐明。”

都穆说：“朱熹对经传多有训释，唯独《尚书》没有，大概是因为它多有错简脱文，不是古文的完整面貌。蔡沈《书传》序言说：‘《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先生大概曾经订正，那么其他的本来就没有涉及。’世间所传的朱熹《书说》，大概是当时门人从语录和文集中选取语句编成的，并非朱熹的本意。”

《集传》说：虞，是舜的氏，因此作为拥有天下的称号。《书》共有五篇。陆德明说：虞书共有十六篇，十一篇已亡。《尧典》虽然记载唐尧的事迹，但本是虞代史官所作，所以称为《虞书》。其《舜典》以下，是夏代史官所作，应当称为《夏书》。《春秋左传》也多次引用为《夏书》，这里称为《虞书》，或许认为是孔子所定的。

孔颖达说：《左传》庄公八年说：“《夏书》说：‘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用《夏书》说：“地平天成。”僖公二十七年引用《夏书》说：“赋纳以言。”襄公二十六年引用《夏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些都在《大禹谟》、《皋陶谟》中，应当说是《虞书》却说是《夏书》，是因为事情关联大禹，所以引用为《夏书》。如果《洪范》被认为是《周书》，因为箕子到了周朝，是商人陈述的，而传文引用它即称为《商书》。夏僎说：《尧典》《舜典》、《禹谟》都称为《虞书》，大概是因为三圣传授，实际上坚守同一道统。称为《唐书》，就可以涵盖舜，不可以涵盖禹；称为《夏书》，就可以涵盖舜，不可以涵盖尧。只有称为《虞书》，就可见舜上承于尧，下授于禹。薛季宣说：《虞书》详细记载舜而简略记载尧，是追记可以知道的。黄镇成说：《尧典》虽然讲述尧的事迹，但从“畴咨”以下，实际上是禅让给舜的铺垫。三谟几篇，也是舜时的事，所以都称为《虞书》。王樵说：舜的史官记载尧的事迹，禹的史官记载舜的事迹，不应该都说是“稽古”。以道理考察，记载出于虞代史官，而由夏启以后的史臣完成，“稽古”等语，是夏代史官添加的。《春秋左传》多次引用为《夏书》。

【根据所成的情况，孔子定为《虞书》，原本所作】

《尧典》

《集传》：尧，是唐帝的名。孔颖达说：称他为尧，是因为《释名》认为其尊贵高大尧尧然，万物不能超越，所以称为尧。胡安国说：古人不以名为讳，《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那么尧舜，本来就是两位帝的名字。朱熹说：“看来尧舜只是名字。”《说文》说：“典，从册在丌上，是尊崇搁置的意思。”此篇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