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书经传説彚纂卷二十一

译进入山谷赎罪的办法，起初并没有涉及杀人和盗窃的罪行，而萧望之等人仍然认为这样做就会让富人得以活命，穷人独自死去，恐怕会打开牟利的途径从而损害政治教化。难道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就有这种赎罪的法令吗！周穆王巡游没有节制，财力匮乏百姓劳苦，到了他晚年没有办法筹划，于是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来搜刮百姓的财富。孔子将其记录下来，大概也是用来示警。然而这一篇文献中，哀怜痛惜的情感，仍然可以让人想象出夏商周三代忠厚仁爱的遗风。又查考：《书传》引用这段文字大多称

译《甫刑》篇，《史记》记载为“甫侯向周王进言，制定修订刑律”，吕侯就是甫侯吗？集说【孔颖达说：《崧高》篇中，周宣王的诗说“生甫及申”，《扬之水》是周平王的诗说“不与我戍甫”，这说明吕侯的后代改封为甫侯。周穆王时还没有甫这个封号，而称为《甫刑》，是后人用其后代封国的国号来命名的。就像叔虞最初封在唐，后代封在晋，所以后代称《晋世家》。○林之奇说：吕和甫，就像荆和楚、殷和商一样（指同一政权不同时期的称呼）。○王炎说：这本书是周穆王的话，而命名为《吕刑》，是因为吕侯担任周王的司寇，向周王进言，周王命令他参酌制定刑书，于是推演制定刑律的本意，用来训诫四方掌管政令和刑律的人，所以用《吕刑》命名。○朱熹说：《吕刑》这一篇，为什么周穆王说得如此散漫，直接从苗民、蚩尤开始作乱说起？○问：赎刑是为了宽缓鞭打和扑击的刑罚，那么《吕刑》中的赎刑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吕刑》大概不是先王的法度。所以程子有一篇策问说：“商朝的盘庚，周朝的《吕刑》，圣人把它们记载在《尚书》中，是取法它们呢？还是用来警戒后世呢？”○蔡沈论述五刑不赎的意思说：这是周穆王当时有了赎刑的法度。曾见过萧望之说古代没有赎刑，我很怀疑这一点，后来才明白赎刑不是古制。于是拿来萧望之的传记看完，说：“说得也没有引证。”○问：郑敷文所说的《甫刑》的意思是否正确？回答说：就是他们都不去考证那赎刑。比如古代用金钱来赎刑，只是针对较轻的刑罚。像流放宽宥五刑之类，都是流放。但有鞭打作为官刑，扑击作为教刑，就是法律中较轻的，所以可以赎。可以想见周穆王制定了那样的法度，圣人也是记录法度的变化之处。但是他其中论述不可轻易用刑之类的话，也有很多好的说法，不可不知道。○吕祖谦说：周穆王的时候，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恩泽逐渐衰微，奸邪之人日益增多。他写这本书时已经年老，阅历世事而洞察人情世故也很熟练了，所以古今监狱诉讼之事，说得大致详尽，使用刑罚的人应当尽心于此。○刑罚中有赎刑，最早见于《虞书》，不过只有“用金钱来赎刑”一句话而已。大概皋陶担任士官，斟酌出入轻重，舜帝完全委托给他，本来就不预先设立许多条目。现在吕侯既然接受命令，还烦劳周穆王训示夏代的赎刑，多达三千条，这与舜、皋陶的时代就有差别了。这本书哀怜审慎、明察练达，本来是孔子保存下来给后世看而隐约表达其意旨的，也不可不仔细考察】

《惟吕命》篇：周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斟酌制定刑律来审问四方。

集传：“‘惟吕命’与‘惟说命’语意相同，先以此表明训诫刑律是吕侯的话。耄，指年老而昏乱；荒，指疏忽。孟子说：‘放纵野兽没有满足叫做荒。’周穆王在位百年，车辙马迹遍布天下，所以史官用‘耄荒’二字来发端，也是表明赎刑是周穆王年老昏乱时所训示的。”苏氏说：“荒，是大。大度作刑，就像禹说：‘我大度规划土功。’‘荒’字属下句，也通顺。然而‘耄’也是贬斥的言辞。”

集说【孔安国说：“周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疏忽，斟酌时世所宜，训示刑律来治理四方。”○孔颖达说：“《周本纪》说：‘周穆王即位时，年纪已经五十岁了。’《无逸》篇说殷商的三位先王以及周文王在位多少年，都是指在位的年数。这里说在位百年，是从出生年份算起，说他长寿。”○朱熹说：“苏东坡解释《吕刑》‘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很有道理。像《洛诰》等篇不可理解的，只应该存疑】

附录【吕祖谦说：“百年年老昏乱，是厌倦于万事防备的时候。哀怜之意还不能停止，正斟酌刑律来审问四方，周穆王对百姓很厚道。”○陈栎说：“周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的时候，还能裁度制定刑律来审问四方，可见他虽然年老但尚且精明仁厚，并非真的年老昏乱迷误。‘荒度’虽然有益稷的话可以证明，然而土功可以说‘荒度’，制定刑律有什么‘荒度’呢？蔡氏只保留苏氏的说法在下面以备一说，是对的。”诘，如同审问奸邪的“诘”】

周王说：“如果古代有训诫，蚩尤是最初作乱的，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寇贼，嚣张跋扈，奸邪违法，抢夺财物，欺诈矫饰。”

集传：说在远古混沌敦厚的时代，蚩尤开始开启暴乱的端绪【《管子》说：“蚩尤接受卢山的金属而制作五种兵器”】驱策煽动，像火熏烤一样，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寇贼。鸱义，指以像鸱鸟一样嚣张跋扈为义【袁黄说：“郑玄说：‘盗贼的样子像鸱枭。’按鸱枭是阴类，白天潜伏等待猎物而动，得到时机就张开，用来比喻盗贼，最善于形容。”】矫防，指欺诈矫饰。

集说【孔安国说：“九黎的首领，号叫蚩尤。”○孔颖达说：“《史记》说：‘神农氏衰落，诸侯互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黄帝于是与他在涿鹿的原野作战，于是擒杀了蚩尤。’《楚语》说：‘少昊氏衰落时，九黎扰乱道德，颛顼接受天命，使他们恢复旧常。’《史记》说蚩尤在炎帝末年，《国语》说九黎在少昊末年，这两者不能相同。九黎的文字，只出自

译《楚语》中，孔安国认为蚩尤就是九黎，下文又记载蚩尤被黄帝所灭，既然说黄帝灭掉了蚩尤，那就与《史记》的说法相同了。孔安国并非没有看到《楚语》才提出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蚩尤是九黎的首领，黄帝虽然灭掉了蚩尤，但九黎的部族尚存，所以到了少昊末年又再次作乱。郑玄说“九黎效法蚩尤”，他的意思是蚩尤活跃于炎帝末年，九黎活跃于少昊末年，九黎是效法蚩尤，并非就是蚩尤本人。”○郑氏晓说：“考证黄帝在涿鹿之野消灭蚩尤，地点在北方边远之地，南方的蛮夷多属黎种，九黎、三苗都是南蛮，蚩尤和九黎并非同一部族。”

译苗民不采用善道，却制定刑罚，专门创设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之为法。他们杀戮无辜的人，于是开始过度施行劓刑、刵刑、椓刑、黥刑。凡是触犯刑律的人，一并加以制裁，不再区分言辞曲直。

百姓互相沾染，昏乱无序，没有诚信，反复背弃盟誓。暴虐的威势导致众人被杀戮，他们正向上天申诉自己的无罪。上帝监察百姓，没有闻到馨香的德行，只闻到刑戮发出的腥秽之气。

舜帝怜悯那些被无辜杀戮的人，用威严来报复苗民的暴虐，遏制并断绝苗民，使他们不再世代存在于世间。

于是任命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鬼神不再降下或上升。诸侯及在下位的人，都明白地遵循常道，鳏夫寡妇都没有被欺压。

译关于蒿山妖邪的言论，全都屏息静听。诸侯以及在下的大臣们，都精诚专一、心地纯洁地辅佐常道，百姓行善便得福，作恶便得祸，即使是鳏夫寡妇这类弱势群体，也没有被遮蔽而不能申诉冤屈的情况。」○按《国语》说：“少皥氏衰落时，九黎扰乱道德，民众与神灵混杂，每家都设立巫史，民众亵渎斋戒盟誓，灾祸接连不断。颛顼接受帝位后，便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以统属神灵，北正黎掌管地理以统属民众，使他们互不侵扰亵渎。后来三苗又恢复九黎的恶德，尧帝再次任用重黎的后裔中不忘旧职的人，让他们重新掌管这些事务。”

译集说【孔颖达说：“羲是重氏的后代，和是黎氏的后代。主管天文属于神职，主管地理属于民事，确定了上下职分的界限，使民众与神灵不相混杂，那么祭祀享祀就有法度，灾祸瘟疫就不会产生。‘罔有降格’，是说神灵不干预民事。”○苏轼说：“自从三苗之民亵渎诅咒盟誓，人与神就相互混乱。虢国灭亡时，有神降于莘地，就是这类事情。”○张九成说：“传文说：‘国家将要兴盛，听从民意；将要灭亡，听从神意。’三苗的风俗，把诅咒盟誓当作正事，这是听从神明的命令。‘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意思是断绝地上民众与天上神灵的沟通，使民众不能用妖术去感通天上的神灵；断绝天上神灵与地上民众的沟通，使神灵不能假借其名号降临到地上的民众中。”○吕祖谦说：“太平盛世神怪之所以不兴起，只是因为善恶分明，人们自然不去求问神灵；乱世善恶不明，人们自然专门谈论神怪、鬼神、命运。”○陈栎说：“这并非全靠重、黎二人的力量，也是由于朝廷的诸侯以及在下的众臣，阐明了明白的道理，使人们不被模糊不清的说法所迷惑；辅助恒常的大道，使人们不被妖怪的习俗所扰乱。即使是穷困的百姓也没有被遮蔽而不能申诉的情况，民心坦然没有疑虑，不再向神灵求问，这就是重、黎能够胜任其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人们蒙昧了正理、违背了常道，然后才会迷惑于神怪、扰乱祭祀典章。只有阐明显白并顺从常道，人心先端正，自然就会向光明处求问而不向幽暗处求问，向常道求问而不向怪异求问，断绝地与天的沟通，大概就容易做到了吧。”○王樵说：“不说断绝天地相通，而说断绝地与天相通，是因为地代表民众，天代表神灵。神灵本来就不与民众相通，兴起时往往来自下方，所以说断绝地与天相通。‘降格’，大概就像神降于莘地这类事情。说‘没有降临’，那么此前难道真有降临吗？也不过是说人为造成的罢了。等到圣人让重、黎断绝这种沟通，端正各自的位置，于是就没有降临，这就可见本来就没有降临这回事。”○群后，指诸侯；在下，指他们的臣子。常道存在于天下，虽然根植于人心不可磨灭，然而如果没有负有世道责任的人时常提醒辅助，那么也容易被邪说暴行所遮蔽侵蚀而不明、充满阻塞而不行。这时帝舜作为君主，群后及其臣下无不以顺从常道为心。‘明明’，是精白展布的意思；‘常’，是常道，即秉承天理人伦。‘棐常’，是顺从常道的有劝奖，违背常道的有惩罚，是非分明，而公道必然在上施行，百姓又何必再向神灵求问呢】

附录【陈栎说：“案北正黎有时写作火正黎，‘北’字与‘火’字字形相似。又黎以北正兼任火正，黎就是祝融。所以秘注杨雄说：‘北正黎就是火正黎。’北正对应南正，这是正确的。”

【案《国语》作‘火正黎’，《蔡传》作‘北正黎’。考察《尧典》‘乃命羲和’，孔颖达疏说：‘昭公二十九年《左传》称重为句芒，黎为祝融。祝融是火官，可以称为火正；句芒是木官，不应号称南正。况且木不主管天，火不主管地，而外传称颛顼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大概是让木官兼管天，火官兼管地。南方是阳位，所以掌管天事的称为南正；黎称为木官，所以掌管地事仍称为火正。’郑玄回答赵商说：‘从先师以来，都说火常代表地，应当说黎为北正。’可见《蔡传》改作‘北正’，并非没有根据。《扬子法言》也作‘北正黎’，所以陈栎引注说：‘北正黎，就是火正黎。’那么北正的说法，由来已久了】

帝舜虚心询问下民，鳏夫寡妇向三苗申诉冤屈。有德行的威严使人敬畏，有德行的明察使人信服。集传：清问，是虚心询问。有辞，是声讨三苗的过错。三苗把残暴当作威严，把苛察当作明察。帝舜反其道而行，以德行建立威严，天下没有不敬畏的；以德行建立明察，天下没有不明晓的。

集说【林之奇说：“只有鳏夫寡妇没有遮蔽，那么在下者的冤屈压抑之情才能上达，所以舜虚心询问民众，鳏夫寡妇得以用三苗的暴虐为辞而告诉，舜于是问罪于三苗。威严而缺乏德行，威严防备而民众轻慢，这不是真正的敬畏；明察而缺乏德行，失之于过于苛察，那么民众将更施展巧诈来欺骗上级，这不是真正的明察。只有舜的威严与明察都本于德行，所以像三苗这样的恶人，没有不深知其罪过的，一旦去除三苗，天下没有不服从的。”○吕祖谦说：“清问，是耳聪目明，没有丝毫壅蔽的意思。苗民虽然已经被遏制断绝，鳏夫寡妇仍然向三苗申诉，大概是因为三苗在舜的时代，聚散无常。前章所说的遏制断绝，是讨伐其首恶元凶；此章所说的向三苗申诉，是说其遗留的余孽。考察《虞书》，有时用大禹征伐的军队讨伐他们，有时用皋陶象刑的次序治理他们，大小不一，先后不同。只有苗民还有遗孽余党成为鳏夫寡妇的祸患，所以舜在这里更加返本自治，不向外寻求威严明察，而是修养自己的德行。盛德到了极点，不发怒而威严，没有不服从的；不苛察而明察，没有隐蔽不被照亮的。”○陈师凯说：“《表记》引用‘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接着说：‘不是虞舜谁能这样呢？’那么皇帝就是舜，很明白了。”

于是任命三位大臣体恤功业于民众，伯夷降下法典，裁断民众只依刑法；禹

译平治水土，主管命名山川；后稷降下播种之法，农夫种植优良谷物。三位先王成就功业，使百姓殷实富足。《集传》说：“恤功，是致力于忧民之功。典，就是礼。伯夷降下天、地、人三礼，用来纠正百姓的邪僻妄念。”苏氏说：“违背礼制就会陷入刑罚，礼与刑本是同一事物。伯夷降下礼典以端正民心，大禹平治水土以安定民居，后稷降下播种之法以丰厚民生。三位先王成就功业，从而使百姓殷盛富庶。”吴氏说：“《尚书》两篇典文没有记载设有两位刑官，这大概是传闻的错误。”我的意思是，在皋陶尚未担任刑官之时，难道伯夷确实兼任此职吗？下文又说伯夷宣扬刑罚的引导，不应如此谬误。

译集说【林氏之竒说：“贾谊说：‘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刑，是在坏事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难以知晓，那么礼与刑其实是同一事物。百姓能够遵循礼，那么哪里还需要刑罚呢？”○夏氏僎说：“九州各自有名山大川作为其主名，比如扬州的山叫会稽，水叫三江之类。”○吕氏祖谦说：“治理水土、播种谷物，应当是急务，而伯夷颁布礼典，似乎迟缓而不切实际。然而如果不正人心，即使有土地又怎能安居？即使有谷物又怎能食用？穆王首先叙述伯夷的礼典，是抓住了根本。”○陈氏经说：“确立山川的主名，是用来标示疆域的。”○王氏充耘说：“凡是礼教与刑罚互为表里，所以司徒施行教化也必定要有刑罚来辅助。伯夷颁布礼典以辨别上下的名分，有不顺从的，就用刑罚来折服他们，使那些凌驾僭越的人不能得逞，那么他们的形势就不得不进入礼的规范了。”○王氏纲振说：“伯夷掌管礼制，按理应该只谈礼不谈刑，却却说‘用刑罚来折服百姓’，可见伯夷的刑罚就是用来规范礼制的；臯陶明察刑罚，按理应该只谈刑不谈德，却却说‘用来教导敬畏德行’，又可见臯陶的刑罚就是用来引导德行的。德、礼、刑原本是一回事，自从后世把刑罚仅仅当作刑罚，德行礼教与刑罚就分开了。”】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徳

集传》：任命臯陶担任士官，在刑罚的适中范围内裁断百姓，以此来检束他们的心并教导他们敬畏德行。○吴氏说：“臯陶不在三后之列，于是使得后世轻视刑官。后汉杨赐被任命为廷尉，自认为代替的不是法家，说：‘三后建立功业，只有殷代对百姓有利，臯陶不在其中，大概是感到耻辱【陈氏师凯说：吝，是耻辱的意思】。’这是后世不仅臣子轻视刑官，君主也轻视刑官了。看舜称赞臯陶，说：‘刑罚的目的在于没有刑罚，百姓归于中正，这是你的功劳。’又说：‘让我顺从意愿来治理，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都是你的美好德行。’他所关系到的竟然如此重大，怎么可以轻视呢？”吕氏说：“《吕刑》一篇以刑罚为主，所以历叙本末归结到臯陶的刑罚，形势上不能与伯夷、禹、稷并列称呼，言语本来就有主次之分。”

集说【王氏安石说：“刑罚不是教化，却说用来教导敬畏德行，大概圣人没有不是教化的。刑罚所施加的，不是随意伤害他们，也是说驱使他们纳入善道而已。所以《周官》十二教，也说刑罚是教化，那么百姓就不会暴乱。”○叶氏梦得说：“古代把案件已经判定而不失其真实情况叫做中。所以小司寇用三刺法来断决庶民狱讼的中正，解释说：‘中是指罪责正当所定。’而司刺也用三法来探求民情，断决民中的案件。狱讼成案，士师接受它，叫做受中；小司寇向天子报告，叫做登中。这本书也屡屡提到中。”○邱氏濬说：“伯夷是礼官，所颁布的是礼典，却用刑罚来折服百姓；臯陶是刑官，所裁断的是刑罚，却教导百姓敬畏德行。可见有虞氏的治理，专门以礼教为主，而刑罚只是用来辅助礼教所不及的地方罢了。礼典的颁布而用刑罚来折服，是为了遏制邪妄的念头，从而在未然之前制止刑罚；刑罚的制定而用德行来教导，是为了开启敬畏的心，从而在已然之后控制刑罚。礼教、刑罚的相互作用就是这样，帝王的制度所以本末兼举，而百姓归于中正，自然不触犯官府了吧！”○王氏樵说：“这也是承接‘乃命’的文意。制是裁断的意思。刑之中，是说轻重得当。百姓心中没有检束，不知道畏惧，所以不敬重德行，而自行超越礼法之外。臯陶用中正的刑罚来裁断，正是为了检束他们的心，并教导他们敬重德行。”】

穆穆在上，眀眀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徳之勤。故乃眀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集传》：“穆穆，是和敬的仪容；眀眀，是精白的仪容。灼于四方，是说穆穆眀眀，光辉发扬而通达四方。君臣的德行昭明像这样，所以百姓都观感动荡向善而不能自己。像这样还有未被教化的，所以士官明察刑罚的中正，使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引导治理百姓辅助他们的常性，所谓刑罚的精华。”

集说【苏氏轼说：“教化的废弛，使中等人堕落到小人的境地；教化的施行，引导小人纳入君子的道路。这就是引导治理百姓的意思。”○吕氏祖谦说：“从伯夷的礼典，到臯陶的刑罚，是制度文备的具象；从穆穆眀眀，到引导百姓辅助常性，是精神心术的运作。”○陈氏栎说：“舜任命臯陶掌管刑罚，以威严、明察的德行为本，接着期望百姓敬畏德行、勤勉德行。刑罚的根本必定以德行为主，而刑罚的运用必定合乎中正。德行与中正是《吕刑》一篇的纲领。接着说‘能够具备天德’，说‘成就三德’，说‘有德行才有刑罚’，没有不是以德行为本的；说‘观察五刑的中正’，说‘中正地听取狱讼双方的言辞’，说‘没有不在中正之中’，说‘希望中正’，说‘在百姓中正之中施行德行’，说‘中正都有庆赏’，没有不是以中正为用的。刑罚必定合乎中正，然后刑罚就用来成就德行。用这个意思来读《吕刑》，大概差不多了！”】

译○王氏充耘说：“两句话讲的是刑罚的适中，大概刑罚如果失之于过重，就会伤害到苛刻暴虐，使百姓手足无措；如果失之于过轻，就会流于姑息纵容，使作恶的人得不到惩戒。只有斟酌其中，才能使人敬畏顺服而不敢触犯。”○顾氏锡畴说：“只有帝舜的恩德威严、恩德明察，那么当时在南方恭敬自持的君臣，都是和气的流通，而君主的德容可以想象，所以说‘穆穆在上’；只有三位先王的忧虑功业、成就功业，那么当时在北方处理政务的臣子，都是精纯洁白的昭著，而臣子的德容可以想象，所以说‘明明在下’。‘灼于四方’，是指君臣合德而言。”

译掌管刑狱的官员，不应只以威慑为终结，而应以杜绝贿赂为终结。心存恭敬戒惧，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说出口的话（即言行一致，无可非议）。只有能够契合天德，才能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从而配享在天下的祭祀。

《集传》说：“讫”，是尽、止的意思。“威”，是权势；“富”，是贿赂。当时的掌狱官员，不仅对有权势之家能尽法度，也对行贿之人能尽法度，意思是说不被权势所屈服，不被利益所诱惑。恭敬戒惧到了极点，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说出口的话，大公无私，纯正合乎天德，没有一丝一毫不可拿给人看的地方。天德在我身上，那么伟大的命运就由我自己创造，从而配享在天下。所谓“在下”，是相对于上天而言的。这是推究掌狱用刑的最高功效，以至于与上天合而为一，就是这样的境界。

《集说》引苏轼说：“修养敬畏之心，达到口无择言的地步，这是盛德之士，为什么要求掌狱的官员做到这样呢？刑狱是卑贱的事务，但圣人却尽心于此。其德行深入人心，感动天地、鬼神，没有比刑狱更大的了。盛德之士都愿意去做。皋陶年代久远，无法得知详情。像汉代的张释之、于定国，唐代的徐有功，百姓都觉得自己没有冤屈，他们不言而信的诚信，难道不接近于口无择言的人吗！像这样的人，将与天合德，子孙必定有兴盛者，这不是自己创造伟大命运、配享在天下又是什么呢？”

张九成说：“周穆王告诫掌狱官员，反复强调贿赂之事，可见当时的风俗衰败败坏。恭敬则善念产生，戒惧则恶念消灭。”

夏僎说：“身上的行为，都可以说出口，不必经过挑选才说，这是能与天合德。这样，掌狱的官员虽然身处下位，但向上契合天德，就像所说的‘配天其泽’；向上顺应天意，就像所说的‘克享天心’，称为‘配享在下’，难道不确实吗！”

吕祖谦说：“掌狱官员不能实行公正，不是被威胁，就是被利诱。要使威势不能使其屈服，财富不能使其迷惑，只在于恭敬戒惧，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说出口的话罢了。”

陈经说：“天德无私，权势和财富的事隔绝在外，恭敬戒惧的诚心存于内心，这就是无私的天德。生死寿夭的命运，是天用来制约众人的。现在掌狱官员的德行与天一致，那么制约百姓的大命，就不在天而在我了。天能制约人的大命，掌狱官员也能制约人的大命，难道不是在下面而与天相配合吗？‘自作元命’，就是说‘自贻哲命’。”

陈栎说：“敬忌，就像《康诰》中周文王的敬忌一样。‘罔有择言’，就是口无择言。言行互为表里，身上没有经过挑选才说出口的话，也就没有经过挑选才做出的行为了。掌狱之事，上天确实监临着。天德在我身上，那么上天的大命就由我自己创造，配天泽、享天心都是我自己。念念知道有天在上，并且知道天实在我心中，这才算是得道。”

《雅言》说：“天有这颗心，人也有这颗心；天有这个理，人也有这个理。栽培或倾覆，可以看出天道的极度公正；赏善罚恶，可以看出人心的极度公正。无论是刑罚还是宽恕，都出于公正，那么大命的创造，就不在天而在我了。”

洪翼圣说：“敬，是慎用刑罚的极致，考察案件务必尽心；忌，是畏惧刑罚的极致，施行刑罚唯恐不当。”

孙继有说：“讫，是指在法度之内一毫不凭私意减轻，在法度之外一毫不凭私意加重，轻重各符合法度而止，这就是所谓的‘讫’。”

附录引王充耘说：“各家都是从掌狱官员的角度来说的，但称为‘元命’，是指国运，与‘厥惟废元命’相同；称为‘配享在下’，又是说君主享国与天相配，与‘克配上帝’、‘配天其泽’的意思相同。大概是说所使用的掌狱官员能恭敬戒惧到极致，用刑完全没有冤滥，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与天相合，从而自己创造国运，可以长治久安，配享在天下。这就是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的意思罢了。”

【按：“惟克天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三句，孔颖达疏说：“掌狱官员能效法上天为德，那么长久的大命就由自己而来，是自己创造了大命，可以配当天意，位于天之下。”蔡沈融合其意，推究掌狱用刑的最高功效，以至于与天合而为一，意义固然精妙。王充耘则将元命解释为国运，配享解释为君主能配当天帝，这归重于君主，说法也很正大。大概掌狱官员的得人心，实在是由于君主的德行契合上天啊。】

周穆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事和刑狱的官员，不是你们在为天牧养百姓吗？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不是伯夷颁布刑罚的教导吗？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警戒？不是苗民不审察狱讼所依附的情理，不选择贤良之人来观察五刑的适中，只是凭借权势和贿赂，断决五刑，从而扰乱无辜的人吗。上帝不洁净（不认可），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对于惩罚无话可说，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

《集传》说：“司政典狱”，汉代孔安国说：“是指诸侯。”是为诸侯主持刑狱而言，不是你们诸侯在为天牧养百姓吗？为天牧养百姓，那么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和警戒？应当鉴戒的，不是伯夷吗？应当警戒的，不是有苗吗？伯夷颁布刑罚以开启教化百姓，舍弃皋陶而言伯夷，是探究根本的论述。“丽”，是依附的意思。【顾锡畴说：“凡是人犯了一种罪，必定有一种情词依附在其中。”】苗民不审察狱辞所依附的情理，又不选择贤良之人来观察五刑的适中，只是凭借权势扰乱政事，凭借财富夺取法度，断

译制定五种刑罚，残暴地虐待无罪之人。上帝不洁净宽恕而向三苗降下惩罚，三苗百姓无法推脱这惩罚，于是就被灭绝了。

译集说【吕氏祖谦说：“狱讼是重大的事情。不仔细考察的人或许把它看作是刀笔吏（司法官吏）的琐事，穆王明确告诫掌管政事和狱讼的官员，让他们知道其职责的重大。五刑的施用，称为天讨，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随意干预。掌握这一权柄的人，不是君主的臣属，而是天的牧养者。所以说：‘不是你们在充当天的牧养者。’这是呼唤并警示他们，让他们知道其责任如此重大。务必前有可效法的准则，后有可警戒的教训，大概是为了防止不辱没天的职位。伯夷的监察，是告诉他们应当效法的；苗民的惩处，是告诉他们应当警戒的。颁布刑罚以引导这些百姓，只是刑罚的道理罢了。舍弃皋陶而让他们监察伯夷，大概是因为三居五服，他们本来朝夕从事于此，监察伯夷，是为了探求其本源。苗民的人与法都败坏，那么所谓的各种威权，起初没有固定的法则，被货利所夺取，互相交易罢了。裁断制定五刑，无非是私意，逆天悖理，罪大而不能赦免，他们被灭绝是应当的！○陈氏栎说：‘庶威夺货，蔡氏分开解说，与上文讫威讫富相照应，优于其他各家。’○孙氏继有说：‘遏绝苗民，是舜的事，而说上帝不赦免，是因为上帝降下灾祸，舜只是奉行天讨罢了。’○王氏纲振说：‘就百姓的邪念来说，称为折；就百姓的本性来说，称为迪。伯夷不是刑官，为什么一次说惟刑，再次说播刑？大概是用理来辨别是非，愚民难以用礼来教导，只有用刑罚来比较利害，因为知道利害然后才能辨别是非，这就是用折民来迪民的原因。所以说：‘折民惟刑。’又说：‘播刑之迪。’一事两指，并不是刑罚有两种用途】

王说：“唉！要牢记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要听我的话，大概会有达到善命的结果。现在你们无不因自我安慰而日益勤勉，你们或许因警戒而不够勤勉。天用刑罚来整齐百姓，使我一日之用，是否最终取决于人。你们应当恭敬地顺应天命，来辅佐我一人。虽然（我）认为可畏，你们不要畏；虽然（我）认为可宥，你们不要宥。只有恭敬地施用五刑，以成就刚、柔、正直三德，一人有喜庆，兆民依赖他，其安宁大概能长久。”

集传：这是告诫同姓诸侯的。格，至也【孔氏颖达说：至命应当是至善之命】参错讯鞫，极天下之劳者莫若狱，如果有毫发的怠慢之心，那么百姓就会有不得其死的了。罔不由慰日勤者，你们用来自我安慰的，无不因为日益勤勉，所以职事举而刑罚得当。尔罔或戒不勤者，刑罚的施用，一成而不可变的，如果顷刻之间不勤勉，那么刑罚失中，即使深戒之，已经施行的也来不及了。戒固然是善心，而用刑难道可以偶尔警戒吗？况且刑狱不是所恃以为治的，天用这个来整齐乱民，使我为一日之用而已。非终，即《康诰》“大罪非终”的意思，说过之当宥者；惟终，即《康诰》“小罪惟终”的意思，说过之当辟者。非终惟终，都不是我能轻重的，只在人犯而已。你们应当恭敬地顺应天命，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王氏樵说：古以刑为咎，则以开释为休】我虽以为辟，你们只不要辟；我虽以为宥，你们只不要宥。只有恭敬于五刑的施用，以成刚柔正直之德，那么君庆于上，民赖于下，而安宁之福，大概永久而不替了。

集说【林氏之奇说：“穆王享国百年，所以诸侯或其子孙也。”○王氏炎说：“刑当轻而轻，以成柔德，而柔不至于纵弛；当重而重，以成刚德，而刚不至于苛暴；介轻重之间，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于偏倚。”○吕氏祖谦说：“慰者，非得其情而喜，盖以不弛其职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当惰然后戒，虽曰知悔，方其惰时，安知无失其平者乎？天子以天下为体，天下典狱者如是，则导迎善气，培飬根本，国脉其有不延乎？狱之所系如此。”○陈氏经说：“成三德者，时乎用中典，则正直之德成；时乎用重典，则刚德成；时乎用轻典，则柔德成。”○陈氏栎说：“此章言刑出于天，天俾之我，故望尔逆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则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陈氏雅言说：“刑罚之原，天以齐民，而俾我有一日之用也。非终惟终，而在人无一定之罪也。盖刑不出于我而出于天，刑不在我而在于人。尔同姓诸侯，均有一日掌刑之责，知上天之心惟在于以刑齐民，则庶能敬逆之而不违；知我一人之心惟在于以刑齐民，则必当有以奉承之而不慢。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发。惟其用心也敬，故其临事也勤。辟宥不可以狥君之命，敬刑惟当以成民之德。刑之用无不敬，则民之德无不成。由是君受其福，民防其惠，至于永久安宁而不替，又岂非勤敬之效乎？”○王氏樵说：“勤

译“勤”者，是说凡事都竭尽心力；“慰”者，是说对自己没有遗憾；“戒”者，是说对过去的过失有所惩戒。有了过失然后才有警戒，所以说刑罚不可以不勤勉，而有时却有所警戒，是希望人们常常勤勉而没有过失。所谓“敬”，是说无论是畏惧还是休整，都不敢懈怠。该畏惧时畏惧，所以能成就刚强的德行；该休整时休整，所以能成就柔和的德行。畏惧那些应当畏惧的，百姓就都害怕作恶；休整那些应当休整的，百姓就都乐于行善。不触犯刑罚，彼此安处于无事的天道之中，所以能成就正直的德行。达到这种境界才称得上是“日勤”，难道仅仅是足以自我安慰罢了呢？

附录：苏氏轼说：“大概可以感通天命。”薛氏季宣说：“诸侯上至尊贵的自身，下及子孙，全都用言语告诫，大概可以感通上帝。上天赋予万物，人人都有齐一的道理，使我朝夕自我警戒，恐怕不能善终，那么能否善终在于人，以此来顺应天命。”陈氏经说：“上天用刑罚来齐整百姓，上天不能亲自去做，所以交给我。然而上天爱护百姓，其心意无穷无尽，我也不能在一日之内就终结此事，共同使之终结的，还是寄希望于人，那么我敬畏刑罚的心，才开始有所依托。这心意无穷无尽的地方，就是天意。在用刑的时候，百姓虽然畏惧服从，我还认为不够畏惧；百姓虽然称颂美好，我还认为不够美好，那么这心意常无休止，方能承接人君爱护百姓无穷的心意，契合上天爱护百姓无穷的心意。”

按：“庶有格命”，蔡传遵循孔颖达的疏解，将“格”训为“至”，但没有详细解释“至命”的含义。苏轼、薛季宣将“格命”解释为感通天命，不解释为“至”字，与下文“敬逆天命”一句相呼应，也可以讲通。“非终惟终在人”，各家只是从懈怠与勤勉相对的角度来看，有认为古传中“非终”属于上句，“惟终在人”作为一句来读的，如陈经的说法，尤其贯通晓畅。“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总体表现出不自满的心意。这些都与蔡传不同，而在经义上各有阐发。

译王说：“唉！来，拥有封国和土地的诸侯，告诉你们关于祥刑的道理。在当今你们要使百姓安定，所选择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所敬重的如果不是刑罚，所审度的如果不是牵连的范围，那是什么呢？”

《集传》说：拥有民众和社稷的人，都在被告诫的范围内。刑罚本是凶险的器具，却称之为祥，是因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使民众协调于中正之道，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及，是牵连、逮治的意思。汉代诏狱所牵连逮治的人，有时多达数万人，必须审慎地估量那些应当被牵连的人，然后才可以去牵连他们。说“何”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不是问答以启发他们的意思，而是为了表明这三件事是决不可不尽心去做的。

《集说》苏轼说：罪行并非自己造作，而是被别人牵连，叫做及。秦汉之间称之为逮。狱吏把不遗漏同党作为忠诚，把多牵连、广系囚作为利益，所以大案中有牵连上万人的人。国家的安危、国运的长短，都寄托在这里，所以说“何者当审度？非及乎”，估量那些并非同恶的人，就不要牵连他们。张九成说：这是同时告诫同姓和异姓的诸侯。陈栎说：刑罚而称为祥，是因为其中寄托了爱惜生命的德行。选择合适的人、敬重刑罚并谨慎地确定牵连范围，那么百姓就安定了；百姓安定，那么刑罚就可以称为祥了。吴澄说：邦，说的是国家；土，说的是境内的土地。祥刑，是指慈良恻隐，详细审慎地权衡轻重，以不忍之心为主，以不得已之心施行，所以称之为祥。在当今你们诸侯想要安定百姓，什么应当选择？不是人吗！什么应当敬重？不是刑吗！什么应当估量？不是及吗！陈雅言说：刑罚不是为了残害百姓，而是为了安定百姓，称之为祥刑。安定百姓的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人然后才能敬重刑罚，能够敬重刑罚然后才能估量牵连范围。三次说“何者”，是设问以引起疑虑；三次说“非者”，是设答以表达决断。当时拥有封国的诸侯、拥有土地的卿大夫，如果真能在这三件事上尽心选择、尽心敬重、尽心估量，那么百姓没有不安定的，而刑罚也就成为祥刑了。王樵说：言辞所连引的，用己心去估量，不要只凭别人所指认的就牵连；用对方的情状去估量，不要只凭自己心中怀疑的就牵连。

诉讼双方都到场，众官听取五种供辞。五种供辞经过核查确实可信，就对照五种刑罚定罪；五种供辞与五种刑罚不相符合，就对照五种赎刑定罪；五种赎刑仍不能使被告信服，就对照五种过失定罪。

《集传》说：“两造，是指争讼的双方都到场。《周官》说‘两造到场听取民间诉讼’。”具备，是指供词、证据（王樵说：“词如文书卷宗，证是证人佐助”）都在场。师，是众人的意思。五辞，是触犯五种刑罚的供辞。简，是核查其实情。孚，是无可怀疑。正，是质对、对照。五辞核查确实可信，就对照五种刑罚定罪（潘士遴说：“不是直接使用五种刑罚，只是用这种情辞对照刑书，看应当加何种刑罚”）。不简，是指供辞与刑罚参差不符合（孔颖达说：“是指复审囚犯和证人的供辞，不如核查时那样明确”），这是刑罚的疑案。罚，是赎罪。对刑罚有疑，就对照赎刑定罪。不服，是指供辞与赎刑又不符合。这是赎刑的疑案。过，是过失。对赎刑有疑，就对照过失定罪而宽免。

《集说》孔颖达说：“不符合五种刑罚，狱官怀疑不能决断，就应当对照五种赎刑，让他们出钱赎罪，五罚即下文所述。现在的法律，疑罪各依所犯之罪以赎论处，虚实证据相当，是非道理均等，或者事情涉及疑似，旁边没有证据，或者虽然有证据，事情仍涉及疑似，这些都算作疑罪。”王安石说：“《周礼》：‘犯了过错而没有触犯法律的，戴上刑具坐在嘉石上，在司空那里服役。’这是处理五过的方法，并不是释放他们。”张九成说：“两造不是偏听一面之词，众官听取不是偏见。一人独自听取，恐怕聪明有不及，思虑有不到，必须众人共同听取。”吕祖谦说：“前面几章反复告诫，到这里才开始颁布赎刑的命令。”“狱辞所涉及的，既想要审慎估量，又要求两造具备，大概是不应当牵连的人不可骚扰一人，应当牵连的人不可遗漏一人。狱辞虽然众多，触犯刑罚的不过五种。众官共同听取供辞，核查确实可信，随其轻重而定其刑罚，这是情法相当的情况。用这种供辞去寻求相应的刑罚，参差而不能核查明确，那么罪行的疑案，于是对照五种赎刑的处罚来对待，这是情法不相当的情况。至于赎刑仍然不能使被告信服，察其确实无辜，就宽恕过失不论大小，大概直接赦免罢了。古人因情以求法，所以有不可入的刑罚；后世移情而合法，所以没有不可加的罪名。”王樵说：“五辞简孚六句，只是层层推导，想要他们推原情状定罪罢了。”傅元初说：“供辞与所告之辞，核查都符合可信，这叫简孚。简核就孚信了，下文说不简，便包含了孚字在内。刑罚不简核，就对照赎刑；赎刑不简核，就对照过失。《周礼》：‘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方法，以辅助司寇审理狱讼。三刺是说询问群臣、询问群吏、询问万民；三宥是说不知、过失、遗忘；三赦是说幼弱、老耄、愚笨。’用这三种方法探求民情，断决民之中正，然后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然后才执行刑杀。那么在刑杀之外的，就在五罚、五过的宽政之中了。”

五过的弊端：偏袒官员、报复私怨、受内宠影响、贪受贿赂、受人请托，这些人的罪行与犯法者相同，要审慎地克制它们。

《集传》说：

译疵，就是弊病。官，就是倚仗威势。反，就是报恩或报复。内，就是女眷请托。货，就是贿赂。来，就是求请。如果因为这五种弊病，而在出入人罪（定罪量刑）时徇私，就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来治罪。所谓“审克”，就是考察得详细且尽其所能。下文屡次提及，以显示其叮咛忠厚到了极点。在刑罚方面出现弊病也是如此，但只在“五过”中提及，是用列举轻罪来显示重罪的道理。

译孔安国说：“五过的弊病，在于出入人罪，使得在五过中的罪，与犯法者相同。”林之奇说：“唐太宗问刘德威说：‘近来刑网越来越严密，过错在哪里？’刘德威回答说：‘律法规定，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现在判入罪的人无辜，判出罪的人有罪，所以官吏务求深入定罪，作为自我保全的计策。’五过的弊病，其罪相等，这是失出的情况，只说失出而不涉及失入。看这一篇中，那反复叮咛的意思如此，这难道是判入罪者无辜而判出罪者有罪吗？以意逆志就可以了。先儒说出入人罪，说得对。”吕祖谦说：“刑降为罚，罚降为过。然而因私情而故意放纵，那就不是天讨了。故意放纵的弊病有这五种，审理者察之尽其心，克制者治之尽其力。”王樵说：“舍弃五刑、五罚而专说五过，是因为应当视为过而不视为过，却入之于刑罚；不应当视为过而视为过，却出之于刑罚，都是弊病。所以说五过的弊病，那么五刑、五罚的弊病就在其中了。现在的律法有故意出入、过失出入人罪，这里经文不说，意思多主于故意。五过的弊病，把应当正于五过的人，或因这五种原因而处罚他，这是故意入罪；不应当正于五过的人，或因这五种原因而宽宥他，这是故意出罪。详察而尽其能，说在应当正于五过的时候，反复推究而尽自己的聪明，务使宽宥符合其刑罚的意思。”

五刑有疑问的有赦免，五罚有疑问的有赦免，要审慎克制！简核情实，众人可信，只考察其容貌。没有简核的不听，具备严明的天威。

集传：“刑疑有赦，正于五罚；罚疑有赦，正于五过。简核情实，可信者众，也只考察其容貌，《周礼》所说的色听就是如此。然而听狱以简核为本，如果没有情实，在所不听。上帝临汝，不敢有毫发之不尽。”

孔颖达说：“刑疑有赦，赦从罚；罚疑有赦，赦从免。上面说五罚不服，正于五过，就是免之。不说五过之疑有赦，是因为知过则赦之，不得疑。应当清察能得其理，不使应刑妄得罚，应罚妄得免。”林之奇说：“五刑之疑，尚不免于罚，而谓之赦，大概虽然以金自赎，而幸其不至于残溃其肌体，这也是赦。下文墨辟疑赦之类，都是如此。大概古之云赦，以疑似之罪，不可以刑辟加，所以为之差降赎罚以宽宥之，所以矜恤善良，不是贷免恶人。”张九成说：“具，俱也，谓上所言皆敬天威。”夏僎说：“简孚有众，即前五辞简孚之意。而此简孚之法，又当只考察其容貌。辞或可伪，而貌不可掩，不正则眊，有愧则泚，在此考察，不得遁矣。如果无可简核，那么疑狱明了，这在所不必听，竞舍之可也。”吕祖谦说：“所以如是求详而致严，大概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权。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众之所简孚，即天威之所在。”王樵说：“经文貌字，防气色耳目，大概以讯鞠核其言，因察之于视听气色之间。心在辞，则情在貌，不暇相顾。”

墨刑有疑问的有赦免，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刑有疑问的有赦免，其罚加倍，阅实其罪。剕刑有疑问的有赦免，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刑有疑问的有赦免，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有疑问的有赦免，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类千，劓罚之类千，剕罚之类五百，宫罚之类三百，大辟之罚其类二百。五刑之类三千。上下比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

集传：“墨，刻颡而涅之。劓，割鼻。剕，刖足。宫，淫刑，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大辟，死刑。六两曰锾。阅，视。倍，二百锾。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锾。陈师凯说：百锾六百两，倍二百锾一千二百两，倍差五百锾三千两，六百锾三千六百两，千锾六千两。属，类。三千，总计。《周礼》司刑所掌五刑之类二千五百，刑虽增旧，然轻罪比旧为多，而重罪比旧为减。比，附，罪无正律，则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孔颖达说：上下比方其罪之轻重，上比重罪，下比轻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未详。或说：乱辞，辞之不可听者；不行，旧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无差误于僣乱之辞，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详明法意而审克之。今案：皋陶所谓‘罪疑惟轻’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罚之以金，是大辟、宫、剕、劓、墨皆不复降等用矣。苏氏谓五刑疑各入罚不降，当因古制，”

译不是这样的。舜帝时代的赎刑，不过是官府和学校中鞭打、扑击这类轻微的刑罚罢了。刑罚没有比鞭扑更轻的了，如果连受到鞭扑之刑，在情理和法度上还有可以商议的余地，那就是没有别的法律可以处置他，所以让他用财物赎罪，只是不想立刻释放他罢了。而周穆王所说的赎刑，即使是死刑也可以赎免。舜帝难道会有这样的制度吗？详细情况见篇题。

译集说【孔安国说：刑罚有疑问就赦免，用罚金来抵罪，黄铁就是铜。审查核实其罪行，使罪行与罚金相当。排列五刑，从轻到重，是事情应有的顺序。五刑有疑问，各自抵为罚金，不降等相因，是古代的制度。分别说罚金属于罚，合说刑罚属于刑，表明刑罚同属一类，互相阐发其义。○孔颖达说：古代金银铜铁总称为金，这里说黄铁，《舜典》说黄金，都是现在的铜。古人赎罪都用铜，而传文有时称黄金，有时称黄铁罢了。○苏轼说：察是我的内心。法，是国家法律。内合我的内心，外合国家法律，才算是得当。○林之奇说：从罚金的多少来看，那么劓刑重于墨刑，剕刑重于劓刑，宫刑重于剕刑，它们降等减损的数目相比是相同的；只有大辟特别重，所以它的数目比宫刑重，比起那三种刑罚相比的数目更多。○夏僎说：每条都说审查核实其罪行，恐怕听者不详细理解其意，只审查核实其中一项而忽略其他，所以不嫌辞费。○上面说罚，下面说刑，罪行确实而施加法律叫做刑，罪行有疑问而用金赎罪叫做罚，互相阐发其义，以表明刑罚的条目其数目相同。上下比罪，是说法律没有这一条，就上比重的罪行，下比轻的罪行，上下相比，看所犯的罪行应当与谁相同，然后确定其轻重的法律，就像现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允许使用判例。然而在上下比罪的时候，官吏多借机作恶，差错妄乱实在由此产生，所以又告诫不可用私意而僭越差错妄乱其言辞。僭是说言辞在这里却差错而到那里，乱是说言辞本直却乱而变曲。只有内察以心，外合以法，内外两尽，情法相推，只有详审的人能做到。○吕祖谦说：墨、劓所增加的都是轻刑，宫刑所减少的二百，大辟所减少的三百，都是重刑。剕刑没有增减，处于轻重之间。轻罪则多于从前，重罪则少于旧制，看其条目，哀矜之意固然可见；看其大概，文胜俗弊也可推知。○陈经说：这里下面说赎法。载于法律叫做刑，加于人叫做辟。犯墨辟而情罪有疑问的，就赦免让他赎罪，他的罚金就是罚他纳赎。然而必须检阅核实其罪行，使与罚金相当，不可苟且。下面仿照此例。○三千已定的法律，载于刑书。天下之情无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的法律而尽无穷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损益。古代任人不任法，法律所载的任法，法律不载的参以人，上下比罪就是这样。以其罪行比附到上刑，就看见其重；以其罪行比附到下刑，就看见其轻，所以在轻重之间裁酌。然而必须以言辞为主，言辞如果僭乱，情与罪不相合，是不可行的，应当不用。那不可行的法律，只应当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后允当乎人情、法意，这才是可行的，在于审克罢了。○陈大猷说：“刑如律，比如例，三千之属，还不能尽天下之情罪，由此知道法不可独任。既无正律，又僭乱而无定辞，将依据什么呢？况且又有此例，过去曾有而现在不可行的了。必须无差乱其言辞而妄比附，不要用现在不可行的法律而强比附。如汉长安贾人与浑邪王做买卖的，罪当死，共五百多人。汲黯说：‘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做买卖，而文吏认为他们阑出财物如边关呢？’这类就是用不可行的法律比附。”○陈师凯说：“《秋官司刑》说：‘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轻罪比旧为多的，墨、劓旧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重罪比旧为减的，宫、大辟旧各五百，今宫减二百，大辟减三百。”○孙继有说：“罪而曰比，那么廷评无一成之议，或有惑于人言而妄为比附的；爰书无一定之条，或有泥于古法而强为比例的。都不是用法之公，所以告诫其勿僭、勿用，而以惟察、审克者勉之】

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集传：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诸罚之轻重，亦皆有权焉。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刑罚世轻世重者，周官刑新国用轻典【郑康成说：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也】刑乱国用重典【郑康成说：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也】刑平国用中典【郑康成说：承平守成之国，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随世而为轻重者也。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

译所谓“轻世重”，是指权衡一个时代的轻重缓急。所谓“惟齐非齐”，是法律权变的原则；所谓“有伦有要”，是法律常道的准则。意思是说，刑罚虽然只适宜于权变，用看似不齐的方式去统一它，但在伦理纲常和关键要点所在之处，大概是有截然分明、不可混乱的界限的。这两句话是对上述意思的总结。

集说【王安石说：情感的轻重、世道的治乱各不相同，那么刑罚的使用应当有所差异，如果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法律去统一它们，那么这种统一实际上就是不统一。用不统一的方式去统一，反而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先后有序叫做“伦”，众体所防范的关键叫做“要”。○张九成说：杀人者死，这是上等的刑罚，但如果有误杀的情况，这是情节较轻，就适用下等的刑罚了。斗殴致死，这是下等的刑罚，但如果有谋杀而恰好未致死的情况，这是情节较重，就适用上等的刑罚了。使用刑罚难道可以不考察情节的轻重吗！至于使用罚金，也应当权衡轻重，情节轻则罚金也轻，情节重则罚金也重，以情节作为权衡的标准来判定疑难罪行的轻重，那么罚金也就恰当了。刑罚根据权变的轻重来决定上下等级，罚金根据权变的轻重来决定多少数额。○陈雅言说：法律有时轻有时重，虽然源于人情和世道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其所以轻、所以重的原因，都出于事理的当然，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意。大概变法以求适应人情世变，这是“权”；法律虽然变化但能符合事理，这就是“经”。事理通达，那么人情世变就没有不通达的；人情世变没有不通达，那么法律也就没有不通达的了。○王樵说：道有升降，风俗有污浊与隆盛，这是世道变化的不同。世道轻或重，只随着变化的适宜之处而进行权变，这就穷尽了权变的道理了。】

然而称之为“权”，似乎显得不齐整且没有常法，却不知道这正是用来达到齐整且有常法的原因。人情、世变各不相同，君子在其中进行权变的依据，只有“理”罢了。事理所在之处，虽然不采用一种固定的法律去统一，但总要合乎人情、适宜世变，这种不齐整正是为了达到真正的齐整。只有用不齐整的方式去统一，才能符合先后、轻重的次序而不错乱施用，这难道不是有“伦”吗？归结于最恰当的标准，这难道不是有“要”吗？这种权变，正是用来成就常道的啊！

译惩罚用来惩戒过错，虽然不至于使人死亡，但百姓因缴纳赎金而深感困苦。审理案件不靠巧言善辩之人，而依靠温和善良之人，这样就没有不公正的。在言辞的细微差别中考察实情，不盲从表面，而遵从真相。怀着哀怜敬畏之心审理案件，明确地查阅法律条文，与众人共同商议裁断，都希望能达到公正适中。对于刑罚和处罚，一定要审慎克制。案件判决后使百姓信服，上报后使君主信服。上报的刑案记录要完备，如果一人犯有两项罪行，也要将两项罪行一并上报。

《集传》说：“惩罚用来惩戒过错，虽然不至于使人死亡，但百姓因缴纳赎金而深感困苦。”“佞，指口才。不是靠口才辩给之人可以审理案件，只有温和善良、视民如伤的人，才能审理案件而无不在公正之中。”这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选择合适的人选。“察辞于差”的意思是，言辞如果不真实，终究会有破绽，审理案件的关键，一定要在破绽处加以考察。“非従惟従”的意思是，考察言辞不可偏听偏信，就像说不然而然，以此来审慎轻重而取其中正。“哀敬折狱”的意思是，怀着恻隐敬畏之心来探求实情。“眀啓刑书胥占”的意思是，说详细明确地查阅法律条文，与众人共同商议裁断。“咸庶中正”的意思是，都希望能防止出现偏差。于是对于刑罚和处罚，又应当审慎克制。这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尽心竭力。如果这样，那么案件在下级判决后百姓信服【王氏樵说：“狱成是结案时。孚者，两争者皆心服，而众人皆以为然也”】，案件上报后君主信服【王氏樵说：“输是奏案时。孚者，情法允合，君上无所违异也”】。“其刑上备，有并两刑”的意思是，说上报的断狱文书应当完备情节，一人犯了两件事，罪行虽然从重处罚，也要将两项罪行一并上报。这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完备言辞。

《集说》【苏氏轼说：佞指口齿伶俐，口齿伶俐的人使人信服其口，而不信服其心。遵从言辞的破绽来考察，大多能探得实情。○林氏之竒说：孔子说：“现在的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杀人的理由；古代的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活人的理由。”良者，是寻求活人的理由。○《王制》说：“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宼，大司宼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宼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这正是所说的案件判决后信服，上报后信服。○吕氏祖谦说：言辞真实的，多次讯问多次审问，前后一致；欺罔文饰的，虽然善于应对，其言辞终究会有破绽。根据破绽来考察，不遵从虚假言辞，才是遵从真情。○以哀怜之心审理案件，既有根本，至于议法之时，必须澄定精神，清除耳目，然后查阅法律，与众人共同裁度轻重，那么都希望能协乎中正。刑书关系到百姓性命，岂容有丝毫昏惰？岂容不博尽众议？超过这个限度就要施加刑罚了，在这个时候固然不可不审慎克制。○论述刑罚既结束，又申述上报案件的告诫。案件判决后，既得到信服，上报给上级，不可改变事实，必须按照原本言辞，这才叫信服。一人犯有数罪，一罪犯有数法，上报刑罚给上级，必须全部记载。而上级断狱，则合并两项罪行而从重者断之。陈述数目的是官吏；制定义理的是君主。○李氏杞说：这是周礼辞听之法。罔差有辞者，不能辨别言辞；察辞于差者，考察言辞的差别。○陈氏经说：哀者，怜悯其犯法；敬者，谨慎于用法。刑书，法令也；占，权度也。以哀怜为心，明确查阅法律，与众有司共同推度，人已相尽，希望能达到中正。庶者，见中正之难，典狱者不当自足以为已得中正。上报给上级，完备记载罪法之轻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略。两刑，谓一人有两罪，一罪有二法，一并具上以听命于上，不敢专断。说阅实至于五，说审克至于四，重视其事，所以详述其戒。○陈氏大猷说：此章首云“告尔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择】至非及言用刑之纲领也，自两造至天威，言听狱之莭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赎法及刑书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权变也；自罚惩至克之，言折狱而用法也；自狱成至两刑，言结狱而奏案也。反覆丁寜，备矣。○王氏樵说：“察辞于差与惟貌有稽，皆听狱中之一法，非専恃乎此也。盖欲得其情，非多方以参验之，而欲以片言立决，其能免于无寃乎？”○此章莭次，察辞者，问理时也；啓刑书者，拟罪时也；狱成是一时，输是一时。问鞫以察为主，恐任察而失哀敬之心，故勉以哀矜折狱；议拟以眀为主，恐恃眀而忘中正之则，故勉以咸庶中正。归结以孚为主，求其情而辞有不备，亦非尽法之道，故以备辞终焉】

王说：“呜呼！要敬重啊！官伯、族姓，我的话多有畏惧。我敬重刑罚，有德者才用刑罚。现在天辅助百姓，在下位者作为配合，在单辞中明确清明。百姓的混乱，没有不公正审理的。”

译审理诉讼双方的供词。不要偏袒诉讼双方的供词！诉讼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会使罪人蒙冤，上天将降下众多灾祸作为报应。要永远畏惧刑罚，并非上天不公正，而是人的命运使然。如果上天的惩罚不彻底，百姓就不会有善政施行于天下。

译《集传》说：这是总括地告诫他们。官，是掌管刑狱的官员。伯，是诸侯。族，指同族姓和异姓。我对于刑罚，尚且多所畏惧，何况使用它呢？我敬畏刑罚，是畏惧到了极点。有德者慎用刑罚，是厚道到了极点。如今上天用刑罚来治理这些百姓，你们确实承担着责任，作为上天在下的辅佐是可以的。明、清以下，讲的是敬畏刑罚的事。狱讼的言辞有单一的、有两造的。单一言辞，是没有证人的言辞，审理起来尤其困难。明，是没有丝毫蒙蔽；清，是没有一点污浊。说明说清，是真诚恭敬到了极点，表里透彻，没有一点点私心偏曲，然后才能察明实情。乱，是治理的意思。狱货，是卖弄狱讼而获得的财物。府，是积聚。辜功，就是罪状。报以庶尤，是说降下百种灾殃。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是说不是上天不以中正之道待人，而是人们自己招致灾祸的命运罢了。这一章文义有未详之处，暂且空缺。

《集说》【孔颖达说：“《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异姓临于外，同族于祢庙。’这是相对而言，那么族指同族，姓指异姓。”○“狱讼的两造言辞，是指两人争辩道理，一虚一实。掌管刑狱的官员，无不以中正之心听取狱讼的两造言辞，舍弃虚假的，遵从真实的，真实的一方得理，虚假的一方受刑，那么刑狱清明而百姓就安定了。”○“掌管刑狱的官员明知其虚假，却收受财物而听信欺诈，欺诈者虚假却得理，狱官致富成为私家，这就是百姓动乱的原因。所以告诫诸侯不要让狱官在两造言辞中谋取私利。”○叶梦得说：“私家，是使自家获利。”○徐侨说：“不要以狱讼的两造言辞作为私家的利益，是说狱讼因贿赂而成。”○陈大猷说：“任用刑罚的根本，在于任用恭敬与中正。用心以恭敬为主，用法以中正为主。前面已经论述过，这里再次提起‘敬’与‘中’加以训诫，后章又以‘中’来训诫。”○陈师凯说：“‘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是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只在于听取两造言辞而得到刑罚的中正。‘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是说不能凭私意卖弄狱讼而在两争之人中谋取自家利益。‘狱货非寳，惟府辜功’，是说舞文弄法获得财物，不是所谓的宝物，不过是自积枉法的罪状罢了。‘报以庶尤’，是说罪恶贯盈，上天必定降下百种灾殃。‘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是说对于获取狱货的人，上天如果不极尽惩罚，那么百姓就不能在天下蒙受良好的政教。这一章大概是说要有忠厚的德行然后才可以听讼，舞文弄法、刻剥取货的人，也必定自受其祸。”○邱濬说：“狱讼言辞最初形成的必定是单一的，俗话所说的一面之辞。等到两造具备，就有两造言辞了。必须依据这两造言辞而用中正之道来折中判断，用我前日清明之心，行今日中正之道。”○顾锡畴说：“‘作配在下’，是期望的言辞，是想要他们体会上天辅助百姓之心以敬畏刑罚，而使我辅助百姓也与上天没有二致，这是用来赞助上天所不及的地方】

王说：“唉！继承王位的子孙，如今前往何处监视？不是以德行为民确立中正，还要清明地听取狱讼吗！明智的人使用刑罚，有无穷的赞誉，归属于五刑，都因中正而有福庆。接受天子良善的民众，要监视这祥善的刑罚。”

《集传》说：这是诏告后世子孙，嗣孙是继承王位的子孙。说如今前往何处监视，不是用刑罚成就德行而能保全百姓所受的中正之道吗？下文说的哲人，就是应当监视的对象，五极是五刑【陈经说：“五极五刑的施行，都是中正的极致。”○陈大猷说：“此句疑有缺文】明智的人使用刑罚而有无穷的赞誉，大概是因为五刑都得到中正，所以有福庆。嘉，是善；师，是众。诸侯接受天子良善的民众，应当监视这祥善的刑罚，重申此言以作结。

《集说》【孔安国说：“嗣孙，是诸侯继承王位的子孙。不是一代，从今以后，应当监视什么？不是应当为百姓树立中正的德行吗？○智者使用刑罚，有无穷的善言，名声传于后世。○夏僎说：“百姓承受天地之中正而生，未曾不善。他们陷入罪恶，不是他们的本性。所以百姓称为嘉师。刑罚虽然主要用于惩罚人，然而惩罚奸宄是为了扶持善良，虽然说不祥，却是为了成就祥善。所以刑罚称为祥刑。能以恶为善，以不祥为祥，然后才知道用刑的道理。”○吕祖谦说：“末章训导，除了中正之外，也没有其他说法。如今你们应当监视什么？难道不是为百姓确立中正的德行吗？所以要为德行，必定在百姓的中正之后才可以。”○有人说：“不是有德行于百姓所受的中正吗？百姓失去了所受中正的本性，我用德行引导他们，使他们恢复本性，是我有德行于百姓所受的中正。”○陈栎说：“师称为嘉师，是良民；刑称为祥刑，是良法。这是申明前面告诫你们祥刑的意思，而想要他们监视所告诫的祥刑。”○王樵说：“刑罚施加于人，不是人们愿意的事，理应不足以招致赞誉，却都有无穷的赞誉。这是因为五刑没有一项不尽心，那么没有一项不得中正，所以有福庆而招致无穷的赞誉。以刑罚的中正，保全百姓的中正，这就是有德行于百姓所受的中正。有德行于百姓所受的中正

译那么刑罚就不是凶恶的工具，而是吉祥的刑罚了。你承受着君王美好的教诲，应当在此时刻加警惕啊。

译附录【徐氏侨说：“案情言辞虽然难以穷尽，只有智慧明哲的人才能洞察。以哲人来施用刑罚，即使案情言辞纷至沓来、没有边界，但用事理去烛照它，用言辞去联系法律，各自符合其标准，自然会有福庆了。”○胡氏士行说：“哲人则天理清明，他在审理刑罚的时候，即使虚假言辞纷纷无穷，但各自附合于标准，刑罚没有不恰当的，那么福庆难道会从外面来吗？”○陈氏栎说：“‘极’，是标准的名称。断案能够系属于五刑的标准，所以都合乎中正的道理而有福庆。有人将‘极’解释为‘中’，固然不对；直接指‘五极’为‘五刑’，也不对】

【按：哲人对于刑罚没有边界的言辞，蔡传云：“哲人用刑而有无穷的美誉。”这是遵循注疏的旧解。徐侨、胡士行则认为案情真伪的言辞纷至沓来没有边界，只有哲人用事理烛照它而各自符合标准，说法也贯通。系属于五极，蔡传直接指五极为五刑，陈栎对此颇有怀疑，而认为这个“极”是准则的名称，说断案能够系属于五刑的准则，也可以作为另一种解释】

总论【黄氏度说：“孔子编定《尚书》，《吕刑》制作防范变革，固然应当收录。周朝命令卿大夫的诰命很多，为什么唯独选取《君牙》、《伯囧》呢？”回答说：“穆王的三篇书，是周朝的哀叹。周朝哀叹为什么收录这些书？因为认为文王、武王、周公的法度纪纲还在。周公作《立政》来教导成王，本来认为常能得到人来守护法度，那么天下就可以常安，王室就可以常尊。《立政》的大要，在于任用、准则、牧养而已。穆王的《君牙》，难道不是所说的常任的人吗？《囧命》难道不是所说的准则的人吗？《吕刑》难道不是所说的不要误于庶狱，只有司寇的牧夫吗？推究其根本，则自司寇苏公‘式敬由狱’开始吗？然而求其实，则周道衰微了。为什么这么说？君主德行多违背，人才衰息，风俗浇薄，固然都与文、武、成、康之世不同了。而不至于立刻混乱，则是还凭借周公的纪纲法度而已。孔子收录这些书，彰显盛衰的变化。”○王氏应麟说：“舜、皋陶说‘钦’、说‘中’，苏公说‘敬’、说‘中’，这是心法的要领。《吕刑》说‘敬’的有七处，说‘中’的有十处，所谓能够承担天德，就在这两个字上。”○吕氏柟说：“《吕刑》的序，‘若古有训’到‘惟腥’，是说苗民承袭蚩尤的混乱而滥用刑罚；‘皇帝哀矜’以下，是说舜的德威；‘乃命重黎’以下，是说舜的德明；大概都是因为鳏寡对苗民有言辞。‘乃命三后’以下，是说群臣辅佐舜的德威、德明，由此才开始命令皋陶制定刑罚。‘穆穆’以下，重申制定刑罚的缘故。‘典狱’以下，是说用刑的善处。‘四方司政’以下，则阐明当时诸侯以苗民为戒，以伯夷为勉励。‘伯父伯兄’以下，是说勉励伯夷的，在于勤、敬。说‘叔父、兄弟、子孙’的，就是四方典狱，举其亲近者来说，想要其言辞深入人心。‘有邦有土’的，也是四方典狱，举其责任来说，想要其言辞得以施行。至于‘择人、敬刑、庆及’，则举其要领。‘两造具备’到‘有并两刑’，就是所说的事情罢了。然而‘两造’以下，都说从轻的意思，恐怕其出罪，就说五过的弊病；‘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又说从重的意思，恐怕其入罪，则确定刑罚的条目。然而这些都是所说的常道。至于‘上刑适轻’以下，则又说刑罚的权变。所以‘罚惩’以下，重申择人；‘察辞’以下，重申敬刑；‘狱成’以下，重申度及。其官伯、族姓以下，则又说其根本。根本，是清明而无私，家耳。嗣孙以下，则告诫后世。然而说‘哲人’，说‘属于五极’，也是择人敬刑、度及的意思】

文侯之命

集传》：幽王被犬戎所杀，晋文侯与郑武公迎接太子宜臼立为天子，这就是平王，迁都于东都。平王以文侯为方伯，赐以秬鬯、弓矢，作《诰书》命令他，史官记录为篇，今文、古文都有。

集説【孔氏颖达说平王东迁到洛邑，躲避戎寇。隐六年《左传》：“周桓公对王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晋、郑。’”《郑语》说：“晋文侯于是安定天子。”这是迎送安定的缘故，平王赐命给他。○诸侯之长称为伯。僖元年《左传》说：“凡是侯伯，救患、分灾、讨罪，是礼。”王肃说：“平王东迁，晋文侯、郑武公夹辅王室，因为大国功劳重，所以平王命为侯伯。”○胡氏安国说：诗降于《黍离》，书止于《文侯之命》，于是《春秋》作矣。○夏氏僎说：书自此篇以下，没有再出现王者之诰命。然而北乃平王初年书，赐命文侯，犹有天子之权。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尽坠。奈何至鲁隠初，在

译周王室地位将近五十年，最终却因衰败而无法振兴。所以孔子假托隐公即位之初，而《春秋》由此写成。《尚书》以《文侯之命》为终篇，孔子对平王尚存期望；《春秋》始于隐公，孔子大概是对平王彻底绝望了。○吕祖谦说：这一篇作于东迁之初，由此向上追溯是成王、康王，是文王、武王；由此向下发展是春秋，是战国，这是世道兴衰升降的交界点。假如平王能够恢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泽，就可以继承二帝三王的盛世，天下就不会再有春秋、战国了。只是平王止步于苟且因循，自然降格为列国之一。孔子将这部书编排在二帝三王之后，是深深惋惜平王不能推广文王、武王的余泽，而流变为春秋、战国。其中的法度言辞和旧典，尚有一二未完全泯灭，但衰败颓堕的意旨，已经显露在辞令之间，求学的人应当仔细审察并明确辨明。○陈栎说：《尚书》中关于北方的记载几乎毫无立志，完全不把纲常伦理和仇耻作为要务。那些戍守许国、戍守申国的军队，以及迎回惠公、仲子的事情，虽然在《诗经》与《春秋》中得以显现，但其征兆已经在不能善始的《尚书》中先期显露了。

译王说：“父义和，伟大的文王、武王，能够谨慎地修养明德，光辉上升于天，广布于下。因此上帝将天命集中于文王，也是因为先代的贤臣能够辅佐君主，恭敬地侍奉君王，无论大小谋略，无不遵从，所以先祖得以安享在位。”

唉！怜悯我这小子继承大统，遭遇上天巨大的责罚，断绝了对下民的资用恩泽，戎狄侵扰我国，祸患深重。如今我身边的办事之臣，没有老成俊杰在位，我则无力应对。我说：“只有祖父和父亲，谁能体恤我自身！”唉！有能建功立业助我一人的，我才能长久安守王位。

父义和，你能够彰显你显赫的祖先，你开创效法文王、武王的法度，用来合力继承你的君主，追念孝敬前代的贤人。你多有修治，在艰难中捍卫我，像你这样的功劳，我所嘉奖。

译周王说：“父义和，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因此赏赐你黑黍香酒一壶，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一张，黑色的箭一百支，马四匹。父，去吧！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施恩惠使百姓安康，不要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简省体恤你的都邑，以此成就你显赫的德行。”

译《集传》说：“师，指众人。黑黍叫做秬，用鬯草来酿造。卣，是中等大小的酒尊。诸侯接受天子的册命，应当告知自己的始祖，所以赐给鬯酒。彤，是红色的；卢，是黑色的。诸侯有大功劳，赐给弓矢，然后才能专断征伐。马匹供军事使用，四匹叫做一乘。对侯伯的赏赐没有定规，以功劳的大小为标准。简，是简阅他的军队；恤，是体恤他的百姓；都，是国家的都城和边邑【孔颖达说：“都，是国都；鄙，是边邑。说都而不说鄙，是由近及远的意思】○苏氏说：“我读《文侯之命》，知道东周不会再复兴了。宗周倾覆，祸败到了极点，平王应该像卫文公、越王勾践那样。现在他的言辞却从容舒缓，与太平盛世没有区别。《春秋传》说：‘周厉王的祸乱，诸侯放弃职位来干预王政，宣王有志向后才效命任职。’读《文侯之命》，就知道平王没有志向。”我按《史记》记载：“周幽王娶申女生下太子宜臼，后来幽王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废掉太子。申侯愤怒，联合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幽王并杀了他。诸侯就拥立申侯所立的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平王因为申侯拥立自己而认为他有恩德，却忘记他弑父是应当诛杀的罪行，正打算用为父报仇讨伐贼寇的军队，去执行戍守申国、戍守许国的任务，他这种忘亲背义，得罪上天已经太严重了，难怪他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我振作呢！那么这道册命，孔子是因为它还能言说文武旧制而保存它吗？还是为了警示天下后世而保存它呢？《集说【孔颖达说：“《周礼》郁人掌管调和郁鬯，装满彝器陈列出来。郑玄说：‘郁，是郁金香草，捣碎郁金煮它来调和鬯酒。’又有鬯人掌管供给秬鬯。郑玄说：‘鬯，是用黑黍酿酒，芬香通达于上下。’按照郑玄的说法，用黑黍米酿酒，捣碎郁金草煮它来调和，这里说‘用鬯草酿造’，似乎是用鬯草一起酿造，不同的是，终究是用鬯草调和黑黍米酒，只是先后说法不同罢了。”○“诸侯有大功劳，赐给弓矢，然后专断征伐”，是《礼记·王制》中的话。《周礼·司弓矢》掌管六种弓，名字是：王弓、弧弓、央弓、庾弓、唐弓、大弓。郑玄说：“这六种是弓的不同形体的名称。”经文又说：“唐弓、大弓，用来授予学习射箭的人、使者、劳苦的人。”郑玄说：“劳苦的人，是为王事勤劳的人，像晋文侯接受弓矢赏赐那样。”郑玄认为这彤弓、卢弓就是《周礼》中的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的名号，彤、卢是弓红黑颜色的名称。】○叶梦得说：“《觐礼》规定诸侯来朝见，天子设宴款待，赐给车马服饰。”这是常礼。等到敌对王所愤恨的敌人并献上报捷之功，于是有额外的赏赐，赐给弓矢然后允许征伐，赐给斧钺然后允许杀戮，赐给圭瓒然后允许制作鬯酒，没有赐给圭瓒，就要向天子请求鬯酒，这是非常礼。○林之奇说：“赏赐给他一卣秬鬯，让他祭祀祖庙，是为了称颂他彰显显赫祖先、开创文武法度、追念孝道于前代文人的功劳；赏赐给他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一张、卢矢一百支、马四匹，让他得以征伐诸侯，是为了称颂他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的功劳。”○张九成说：“文侯是平王的心腹大臣，应当像周公留在朝廷辅佐，而让他的儿子像伯禽那样封侯，与他一起巩固复国报仇的大业是可以的。却让他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他的志向可以知道了，可以说是不知道轻重的人。”○有人说：“平王赏赐文侯秬鬯，莫非是沿用成王安抚周公的旧例吗？”到了襄王赐给晋文公弓矢，僖公二十八年的《左传》说：“这是平礼。”又援引这个作为旧例。○吕祖谦说：“东迁之初，大仇未报，王室的疆域未复，正是君臣卧薪尝胆的时候。奔亡之余，仅仅得以苟且偷安，就释然自足。说：‘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军队已经解散了；说：‘因此赏赐你一卣秬鬯，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一张，卢矢一百支，马四匹’，功劳已经报答了；说：‘去吧，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恩惠安康小民，不要荒废安宁’，告知的是太平时代的政事，军旅不再操练了；说：‘简阅体恤你的都鄙’，勉励的是本国的治理，王室没有再需要做的事了。唉！周朝大概终于要在东方灭亡了】

总论【林之奇说：“《吕刑》之后，有《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三篇。我私下认为周太史所收藏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才到《吕刑》为止。从此以后，经历幽王、厉王的动乱，简编不连续。其间如宣王中兴，会合诸侯，恢复疆土，任用贤能，南征北伐，册命韩侯、申伯，任用张仲、仲山甫，那时大的诰命一定很多，却没有一篇见于《尚书》。我猜想宣王的文书一定在东迁的动乱中失散了。孔子既然选取周太史所收藏的，从《尧典》断代直到《吕刑》，而在列国又得到《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三篇，于是选取附加在后面。查考襄公三十年的《左传》，郑国子产说：‘郑国的《书》上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必须首先做大事。’《大学》引用《楚书》说：‘楚国没有作为宝贝的东西，只有善人作为宝贝。’由此知道春秋时代，列国都有

译有书。孔子周游列国，广泛阅览典籍，在晋国得到《文侯之命》，在鲁国得到《费誓》，在秦国得到《秦誓》，所以将它们附在帝王之书的后边吗？董鼎说：“这篇文献的书体与《防子之命》、《蔡仲之命》相同，但那些是册封诸侯，这篇则是赏赐罢了。平王是幽王的儿子，宣王的孙子。宣王继承厉王之后，整顿车马，完备器械，再次召集诸侯到东都，于是周王室得以中兴。幽王继承王位，荒淫无度，背离正道，被犬戎所杀。平王如果能够赫然发愤，率领天下诸侯来报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么诸侯必定有能顺应君王愤慨之心的，中兴的功业就可以为祖先增光。但他不致力于此，东迁到洛邑，只依赖晋国，满足于苟且偷安而不再念及君父，安于卑陋而不思复兴王室，这就是《诗经》从《黍离》开始列为国风，而《春秋》始于平王的原因，因为王政从此不再纲纪整肃了。文侯并没有方叔、召虎那样的功劳，平王之所以深深嘉奖他，不过是说‘法度多有修明，在艰难中捍卫了我’罢了。不知道彰显祖先的法度、文武之道并继承君位的人，果真像先正那样能够辅佐侍奉君王吗？正当平定战乱的时候让他回去，正当谋划治理的时候派遣他前往，赏赐他黑黍酒，赐给他弓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只关心你的军队、你的国家、你的都城，而把我的君王、我的父亲、我的王室置之不问，这都能忍心，还有什么不能忍心的！而孔子仍然收录这篇文献，还是因为平王能够册命诸侯，文王、武王的遗泽尚未泯灭，只是平王自己不振作罢了。”

译费誓

集传：费是地名。《地理今释》：孔安国传称费是鲁国东郊的地名；苏氏说费在东海郡，后来成为季氏的封邑；季氏的费邑，如今在山东兖州府费县西北二十里有故城。孔安国说是鲁国东郊之地，那就是如今曲阜县的境内，具体所在不详。淮夷、徐戎。《地理今释》：按孔安国传，徐戎是徐州的戎人；《括地志》说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是古代的徐国。《括地志》又说徐国就是淮夷，这是不对的。徐城县如今已废，属江南凤阳府泗州。一起起兵侵犯鲁侯。《地理今释》：《史记》说武王封弟弟周公旦于曲阜，称为鲁；《括地志》说兖州曲阜县外城，就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所筑的古鲁城。曲阜县如今属山东兖州府。伯禽在费地征讨他们，向众人宣誓，所以用“费誓”作为篇名。今文古文都有。吕氏说：伯禽在鲁地安抚封国，夷戎妄自认为他未经世事，并且趁着鲁国新建的间隙发动进攻，而伯禽应对得非常从容有序。先整顿军事装备，其次清除道路，再次严明部队编制，又其次设立期限和防备，先后的次序都不可混乱。又按：《费誓》、《秦誓》都是诸侯国的事，却附在帝王之书末尾的，就像《诗经》收录《商颂》、《鲁颂》一样。

集説：孔氏安国说：诸侯的事而连缀于帝王之书，是因为鲁国有治军征讨的预备，秦国有悔过自誓的警戒，足以作为世人的法则，所以收录以完备王事。苏氏轼说：费在东海郡，后来成为季氏的封邑。国都外十里为郊，费不是鲁国东郊，当时是在费地治军。蔡氏卞说：鲁侯大概是秉承王命率领诸侯去征讨徐戎，所以说“我惟征徐戎”。征，是上伐下。说征，难道不是秉承王命吗？朱子说：《费誓》、《秦誓》也都有说不通、不可晓的地方。吕氏祖谦说：徐戎、淮夷世代是周朝的祸患。武王去世，三监及淮夷叛乱，记载于《大诰》；命令召公平定淮夷，记载于《江汉》；徐方骚动，记载于《常武》。从成王到宣王，每当有叛乱，朝廷都为之动摇，不是小股寇盗。大禹的家学见于《甘誓》，周公的家学见于《费誓》。启继承王位，突然遭遇有扈氏的变故；伯禽就封，突然遭遇徐夷的变故。看他们誓师的曲折详尽，如同久经行阵的老手，因此知道禹、周公的家学大概本末具备而没有遗漏。张氏沂说：逸书《成王政》的序言说成王东伐淮夷，唐孔氏引用《费誓》序言：“王伐淮夷，鲁伐徐戎。”那么鲁侯是辅佐王征讨。陈氏师凯说：“春秋之初，费自成一个国家。隐元年《左传》说：‘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后来成为鲁国季氏的封邑。僖元年《左传》说：‘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及费。’《论语》中让闵子骞做费宰就是这件事。那么伯禽时，费决不是鲁地，只是鲁为方伯，费在属国之中罢了。”徐州是地名，鲁也在徐州境内。淮夷大概自古就有，《禹贡》在徐州有“淮夷蠙鱼”的贡品，徐戎也是同类。伯禽分封于鲁，实在与他们相邻，所以这戎人趁着鲁国新建，相互牵连而动，远连商邑，近结奄民。周公曾经征讨过他们，成王曾经践履过他们，不知道与此事先后如何。誓辞开头以淮夷、徐戎并称，甲戌日则只说征徐戎，那么此誓专为征徐戎而作。然而戎夷作乱，必非一次。周公死后，又再次作乱。《礼记·曾子问》篇，子夏说：“三年的丧期，卒哭之后，金革之事没有回避的，不是吗？”孔子说：“我听老聃说：‘从前鲁公伯禽，是周公子，有徐戎作难，丧期卒哭就征讨他们。’”那是在成王十四年。蔡氏在此引用吕氏的说法，是说伯禽初封之时，而《洛诰》传又说《费誓》在周公东征之时，那么伯禽就国已经十年了，终究不能指出确切的年月。

公说：“唉！大家不要喧哗，听我命令。以往淮夷、徐戎一起兴起。”

集传：汉孔氏说：“徐戎、淮夷一起起兵侵犯鲁国，伯禽作为方伯，率领诸侯的军队去征讨，叹息并告诫他们，使不要喧哗，想要他们安静地听誓命。”苏氏说：“淮夷叛乱已经很久了，等到伯禽就国，又胁迫徐戎一起兴起，所以说以往淮夷、徐戎一起兴起。徂兹者，是说以往的意思。”集説：孔氏安国说：“伯禽作为方伯，监管七百里内的诸侯，率领他们去征讨。”孔氏颖达说：礼制，诸侯不得专断征伐，只有州牧在当州之内有不顺从的可以专断征伐。《礼记·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安国的意思是以周朝的大国不过百里，《礼记》说七百里者，是监管这七百里内的诸侯，不是把七百里一并封给伯禽。下文说鲁人三郊三遂，特指鲁人，说明当时军内更有诸侯的人。《诗经》赞美宣王命令程伯休父率军到淮浦、巡视徐土，知道淮夷是淮浦的夷人，徐戎是徐州的戎人。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夷，那么淮夷地处中国很久了。

附录：孔氏安国说：“现在前往征讨这淮浦的夷人、徐州的戎人。”王

译氏充耘说：“徂，意思是往，应当遵从孔氏的说法，如今前往讨伐这些戎夷是正确的。”

译仔细缝补好你们的铠甲，系牢你们的盾牌，不可不精益求精。准备好你们的弓矢，淬炼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锋刃，不可不精良。

如今只须将牛马放养在牧场，堵塞你们的捕兽机关，填平你们的陷阱，不可伤害牛马。如果牛马受到伤害，你们就要受到常刑的惩处。

马牛因交配而走失，男女奴仆逃跑，不可越出军营去追赶。应当恭敬地归还给失主，我会酌情赏赐你们。如果越出军营追赶而不归还，你们就要受到常刑的惩处。不可抢劫掠夺，翻越墙垣，偷窃马牛，诱拐奴仆，你们就要受到常刑的惩处。

译如果去追赶，那么逃跑的人还没到达，追赶的人先就乱了阵脚，军队的纪律就无法再整顿了。只有用越职追赶的刑罚来严格约束，这是出兵时镇定局势、防止变乱的方法。又告诫其他部队，见到马牛、奴婢等逃跑而来的人，不敢私自收留，要恭敬地归还给他们，并根据归还数量的多少商量给予奖赏。人们被归还的奖赏所诱惑，又畏惧不归还的刑罚，那么流散的人将不用召唤就会自动聚集，这是出兵时招集散失人员的办法。本部不敢拘泥固执，他部不敢藏匿奸细，部队编制条理清晰，防备措施如棋子般遍布，还有什么变乱值得担忧呢！至于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又重申抢劫、盗窃、诱拐的禁令，不仅是为了不扰乱田野，自古以来防备军队的人常常因为军队剽掠而失去编制，被敌人所乘，所以不得不加以告诫。

译甲戌这一天，我们只征讨徐戎，你们要储备干粮，不敢有缺少的，否则你们将受到严厉的刑罚。鲁国三郊三遂的百姓，要储备筑墙的木料，甲戌这一天我们只进行筑墙，不敢有不供给的，否则你们将受到仅次于死刑的刑罚。鲁国三郊三遂的百姓，要储备喂牛马的草料，不敢有不足的，否则你们将受到严厉的刑罚。

译昌府即秦州。郑国使者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你们秘密派军队前来，郑国就可以攻取。”秦穆公就此咨询蹇叔，蹇叔说：“不可以。”秦穆公没有听从，派遣孟明、西乞、白乙率军讨伐郑国。晋文公率领军队在殽地大败秦军，【孔颖达说：杜预认为殽地在弘农渑池县西】俘虏了秦国的三位主帅。秦穆公悔过自责，向群臣发誓告诫，史官将其记录成篇，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有记载。《集说》【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国人联合姜戎在崤地击败秦国。胡安国说：《书序》专门选取秦穆公悔过这件事，主旨在于劝善，其措辞宽恕；《春秋》详尽记载秦晋用兵的过失，兼有惩恶之意，其法度严厉，所以称晋君为“人”，而将秦国视为狄夷。薛季宣说：《春秋》对于殽之战，秦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书序》记载战败的事实，是为了激发秦国自我革新的意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秦誓》放在“封殽尸”之后，而《书序》认为是在从殽地返回后所作，那么就不是在封殽尸之时作的。秦穆公将过错归咎于自己，如果真能收敛兵戈、自我克制，那么难道仅仅是称霸西戎吗？《诗经》赞美卫文公，而《春秋》纠正他灭邢的罪过；《书序》记载《秦誓》，而《春秋》不认可秦晋的军队。通过观察《诗经》、《尚书》、《春秋》，就可以知道六经的大义了。王炎说：有过错而不改正，《春秋》不会赦免其罪；悔过是美好的心意，《尚书》也不会废弃其言论。李杞说：《春秋》在殽之战后，又有彭衙、济河之战，只是悔过而不改正，秦穆公之所以仅仅被称为穆公，原因就在这里。孔子在《尚书》中选取他那一念悔过之心，而在《春秋》中责备他坚持错误的过失，一宽一严，用意各有侧重。陈宾说：孔子在《尚书》中以《秦誓》作为结尾，是为了表明周王室不再振兴。夏书终于《甘誓》，商书终于《西伯戡黎》，而周书终于《秦誓》，其大义是一致的】附录【金履祥说：秦晋交兵的原因，始末都见于《左传》，但没有提到作誓之事。《书序》错误地说是殽战败后返回时所作，只有史书记载誓辞是在夺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后。秦穆公从此军队不再向东进发。这篇老成持重、惩戒后患的言论，极为真切。秦穆公平日贪图利功，在五霸中排在末位，而晚年悔过如此，大概隐约有了王者的心意。只是缺乏刚明果决的力量，还有优柔迟缓的意思；对别人的期望很大，而对自己的要求或许还小，这就是他之所以仅为穆公的原因吧】按《秦誓》篇首蔡传说：“晋军在殽地击败秦军，俘虏了三位主帅，秦穆公悔过自责，向群臣发誓告诫，史官将其记录成篇。”这是遵循孔安国的传注，依据《书序》，誓辞作于殽战败之年，非常明确。考察《左传·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也是秦穆公三十三年。这一年夏四月，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国，《左传》虽然没有提到作誓之事，但晋国归还三位主帅，秦穆公到郊外迎接，对着军队痛哭说：“我违背了蹇叔的意见，使你们受辱。”当时，他的自我悔恨可想而知，然而随后又有彭衙之败、济河之师。后来的评论者，每每责备秦穆公知道悔过而不能改正。只有《史记》记载秦穆公从三十三年殽战败后，到三十六年讨伐晋国，晋军战败，秦穆公才从茅津渡河，在殽地掩埋尸体，为此举哀哭泣三天，然后在军中发誓。金履祥认为史书已有明文，所以誓辞作于封殽尸之日，而不是殽战败后返回时所作。总之，作誓的年月，孔传与《史记》虽然记载不同，但秦晋之争的缘起在于殽地，则各书说法是一致的】

译秦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着不要喧哗！我要宣誓告诉你们众言中最首要的话。”

古人有话说：“人们大多安于自以为是，责备别人并不难，唯独接受责备并使之如流水般顺畅，这才是艰难的。”

我心中的忧虑是，日月流逝，仿佛不再重来。

只有那些遵循古道的谋臣，我说他们不迎合我的意愿，因而忌恨他们；只有那些当今的谋臣，我姑且将他们视为亲近之人。虽然情况已经如此，但我还是应当咨询那些黄发老臣，这样才能没有过失。

那些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虽然已经衰退，我尚且还想要任用他们；那些勇猛刚强的武士，射箭驾车从不失误，我尚且还不想任用他们；只有那些善于巧言令色的人，让君子轻易改变言辞，我却多有任用。

译对于勇夫，我尚且不想任用，那么那些巧言令色、能改变君子言辞主张的人，我哪有空多任用他们呢！良士指的是蹇叔，勇夫指的是三位主帅，巧言指的是〇子。前代的儒者都认为穆公后悔任用了孟明，仔细考察他的本意，大概是深深后悔听从了〇子的话。

译集说【王氏十朋说：“番番与申伯篇中的‘番番’相同，仡仡与崇墉篇中的‘仡仡’相同。”○吕氏祖谦说：“尊老敬德之心，想要保养它而不再衰替；喜功生事的习气，想要防范它而不再萌生；奸邪谗佞之徒，想要断绝他们的根本而不再滋生。应当从事的事情，才从此开始。”○王氏炎说：“巧言变乱是非，君子仁厚而不善言辞，往往被他们所夺去优势，所以改变言辞。”○陈氏师凯说：“古注说：‘旅力，众力也。’张氏说：‘众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然已经过失，都已经不能赶上别人了。大概说那些番番然老态的人，他们的众力虽然不能及人，前日错误地以中寿诋毁他，现在想想，真是良士啊。蹇叔能不怨恨我吗？希望还能为我所有吧】

我深沉静默地思考，如果有一位臣子，诚恳专一啊，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地宽宏大量，好像很有包容力。别人有技能，好像自己也有；别人有美德圣明，他的内心喜爱他们，不仅仅像从自己口中说出那样。能够包容这样的人，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真是有利啊！

集传》：“昧昧而思，是深沉静默地思考。介，单独【王氏樵说：“独立无朋”】《大学》作“个”，断断，诚恳专一的样子。猗，语助词，《大学》作“兮”。休休，平易正直好善的意思，容纳有所接受。彦，美士。圣，通明。技，才能；圣，德行。心中所喜爱的，超过口中所说的。职，主。《集说【吕氏祖谦说：“深沉笃至的思考，所以看见君子小人的情状非常真切，而言治乱的效验非常决断。”○陈氏大猷说：“只有没有技能，才能容纳别人的技能。他无技而宽宏有容，所谓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说‘好像很有包容力’，莫测其限量而难以形容。心中的喜爱，不仅仅像口中的称赞。口中的称赞美有限，心中的好慕无穷。这喜爱有德之人的真切，又胜过视有才能者如己有，这是真实能容，不是勉强。好善的利益，流泽无穷，也真是有利，即孟子所谓‘好善优于天下，何况鲁国呢’的意思。”○金氏履祥说：“因为上文古谋人良士，而思考好贤乐善之人，大概兼有受责如流的美德，这是贤相的气量。”○陈氏雅言说：“大臣之道，不贵在用一己之能，而在于容天下之善。人君能得此臣而用之，则必能广致群贤以图治功。子孙，是我的子孙，而此人能保护他们，大概遵循成宪，被其余泽，子孙之利莫大于此。黎民，是我的黎民，而此人能保护他们，大概乐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也莫大于此。一己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无穷。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善之集国者众，而福之集国者远也】

别人有技能，嫉妒厌恶他；别人有美德圣明，而违背他，使他不能显达，这是不能包容。因为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说危险啊！

集传》冒，《大学》作媢，嫉妒。违，背违。达，穷达之达。殆，危险。苏氏说：“妙啊，穆公论此二人！前一人似房龄，后一人似李林甫。后之人主鉴此，足矣。”

集说【吕氏祖谦说：“小人之于君子，不仅疾之、恶之、违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虑百图，非使君子不能自达其心不厌。”○陈氏栎说：“此章《大学》传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状利害，可谓至言，宜孔子定《书》不能废其言也。”○王氏樵说：“凡人以材自结于君，则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进，此冒疾之所以生也】

国家的危殆，说由于一人；国家的荣安，也尚一人的庆。

集传》：“杌陧【张氏九成说：“杌，如木之动摇；陧，如阜之圮壤”】不安。怀，安。言国之危殆，系于所任一人之非；国之荣安，系于所任一人之是。申缴上二章意。”

集说【孔氏颖达说：“既言贤佞异行，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陧，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贤也；邦之光荣，为民所归，亦庶防所任一人之有庆也。言国家用贤则荣，背贤则危，穆公自誓将改前过，用贤人也。”○夏氏僎说：“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后所称者；邦之安荣，亦赖一人之庆如前所称者。”○陈氏栎说：“国之安危，系所用一人之是非，即老苏《管仲论》‘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之意，结上文两节，有照应。”○顾氏锡畴说：“杌陧，即指子孙黎民之危殆不保言；荣怀，即指子孙黎民之可保有利言。曰由一人，言系于一人之不容才德者耳；亦尚一人之庆者，言系于一人之能容才德者耳】

译附录【薛氏季宣说：“国家的安危，与一个人的宠辱相关联，其根本由来，就是出自这一个人。”○黄氏度说：“因缺乏谋略而败坏事情，导致局势动荡不安，责任在于我一人。如果能够改变旧弊、谋求新策，那么国家的荣耀与安定，也在于我一人罢了。”○吕氏祖谦说：“国家的安危都由我一人承担，这是周公用来责备自己的原因】

译【查考蔡传的说法：“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所任用的人；‘一人’的是非，是指大臣而言，这与注疏的解释相合，是承接上面两章的意思。”如果按照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等家的说法，将“一人”解释为穆公自称的话，似乎也不违背情理。因为穆公当时不应只寄希望于大臣，更应当责求于自己。】

总论【邵雍说：“穆公悔过的言辞，不仅仅是称霸者的事情，而是防止王道衰微，圣人因此把它收录在《尚书》的末尾。”黄度说：“《尚书》以两篇《誓》结束，为什么呢？《费誓》展现了周初方伯的职责，而《秦誓》展现了春秋时期霸国争雄盛衰的变化。”董鼎说：“秦穆公轻信杞子、逢孙、杨孙的计谋，固执地违背蹇叔的劝谏，以至于导致军队受辱、国家蒙羞，于是写下了这篇悔过的誓词。假使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都能像他那样知错能改，并且必定自知悔改而能改正，那么即使想要挽回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局面，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惜穆公只是悔恨而不能改正。然而孔子编纂《尚书》的用意，读书人可以深思细想了。”李谨思说：“《周书》以《文侯之命》结束，而将《秦誓》附在后面，大概是因为世事变迁的征兆，以及王道与霸道升降的关键。周朝迁都洛邑而周室日渐衰弱，秦国得到镐京而秦国日渐强盛。平王时期的诗歌被降格与列国并列，而《秦车邻》附在其中；平王时期的史书续接列国之事，而《秦誓》附在其中。春秋的笔法，对于秦国每每以尊奉周室来对待，而天下的局势却渐渐趋向于秦国，孔子难道不是在编定《尚书》、删定《诗经》、创作《春秋》之际，看到了这种征兆吗？”罗洪先说：“《秦誓》这一篇，有两点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悔过向善，就知道如何修身了；明辨君子与小人的情状，就知道如何用人了。谨慎地遵循这条道理前行，帝王的治理，大概差不多就能接近理想境界了。】

钦定书经传説彚纂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