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春秋传卷一

译如果将君位传给桓公，那么隐公就是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而失去正道的人。《春秋》记载正月却不记载即位，其道理就在这里。按照礼制，王后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年长的儿子。惠公既然没有元妃，那么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而隐公年长。隐公应当被立为君主，不仅是因为接受了先君的遗命，也是符合礼制应当立他的。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邾国是依附于鲁国的附庸国。五等爵位的国家疆域不超过五十里，依附于诸侯以通达于天子，称为附庸。其地位相当于周天子的大夫，为四命，都以字相称。仪父是邾子克的字。结盟本是天子的事务。古时候，天子与诸侯，若非按常规节令而按时相见，称为“防”；若不能按时巡视而众人相见，称为“同”，都在国门之外设立方明之坛结盟，以昭示神明。诸侯之间若有不和睦，需向天子请示后才可以结盟，由司盟掌管。诸侯不得擅自相互结盟。凡是结盟的记载，都含有贬义。有以外方为主的情况，对方想要结盟而我方顺从，就记载为“公防某盟于某”，“防”是聚集的辞令。有以我方为主的情况，我方想要结盟而牵连对方，就记载为“公及某盟于某”，“及”是牵连的辞令。没有记载日期，是因为史文缺失。叶子问：“记录历史的人将事件系于日，将日系于月，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春秋》是以日月为例吗？”回答说：“不是。”将事件系于日月，是史官的常规。有时无法全部获得，就会偶尔缺失。《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删减而成的。日月史官尚且无法全部获得，那么《春秋》又怎么能全部记载呢？必定要将其作为例证。如果有应当记载而史官遗漏了一处，那么所有作为例证的规则都废除了。所以日月不能作为固定的例证。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过错。那么为什么有时有日期有时没有日期，有时有月份有时没有月份呢？这是史文的缺失，《春秋》无法补充。认为这不是义理所在，就顺从史文而已。偶尔有待以显示义理而恰好得到的：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显示了时节的失常。癸亥日鲁隐公的灵柩从干侯返回，戊辰日鲁隐公即位，显示了即位的节度，但这不能作为常规。也有经文写成后后来亡失的，像“夏五”这类就是。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

共叔段是郑伯的同母弟弟。郑伯杀害同母弟弟，用“目君”来加重其罪责。不说是“杀”，而说是“克”，彰显其凭借武力战胜，必定要杀死才肯罢休。在鄢地，说明距离遥远。大夫受命三次后才称氏，共叔段不称公子，是因为他没有受命三次。诸侯尊贵，兄弟之间不能以亲属关系互通，必须有特殊原因才提及。罪在兄长而提及亲属，是不友爱；罪在弟弟而提及亲属，是不恭敬。共叔段为什么不称弟弟？是双方都有责任。看待他们好像不是兄弟一样。郑伯与共叔段，大概是争夺国位的人。郑伯即位后把京地封给共叔段，祭仲认为超过制度而不禁止，说：“多做不义之事，必定自己垮台。”后来共叔段命令两个边邑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进言而郑伯不听，说：“不用管，他将自取灭亡。”等到共叔段收回两个边邑作为自己的封地，公子吕又认为他得民心而不顾，说：“不义就不亲近，势力雄厚就会崩溃。”郑伯不在祸患萌芽时制止，而是任其成熟到袭击自己，然后一举出动二百辆战车讨伐他。内有武姜的偏爱而不加体恤，必定要杀死才肯罢休，这是郑伯的志向。共叔段逃到鄢地，本可以让他回来了，郑伯又追到那里。用“杀”字不足以表达其罪。上天规定了五种伦理，兄弟居其一，残害亲人而抛弃天性，郑伯无法在天下立足了。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赠送惠公仲子的赗赠。

仲子是惠公的妾母。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她不是夫人。她去世在隐公时期，未曾正式确立为夫人。赠送死者财物称为赙，赠送生者车马称为赗。赙用财物，赗用车马。宰，是大宰，上大夫。咺，是名字。周天子的上大夫，以封邑爵位相称而不称名。妾母，不是周天子适宜赗赠的对象，所以宰咺去掉封邑爵位而称名，这是贬斥。叶子说：太宰，是周天子用来治理国家的人。葵丘的盟会，宰周公在位。《春秋》将他列在诸侯之上，是为了尊崇周王。到了僖公时期，宰周公来聘问，地位已经降低了。如果桓公以弑君篡位，而宰渠伯纠去聘问，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贬斥而加上名字。仲子是妾，而宰咺去赗赠，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贬斥而去掉封邑爵位。《春秋》的用笔，本来是有渐次的。认为周王不可以突然贬斥，所以通过他的使者来体现，将使统治天下的人有所反省。然而周王派荣叔归送成风的含玉和赗赠，派召伯来助葬，没有贬斥荣叔、召伯而保留，那么用贬斥周王来解释什么呢？仲子还是妾，成风则被确立为夫人了。赗赠仲子，是礼制上不适宜做的。含玉和赗赠成风并安葬她，是确立她为夫人，这不仅仅是礼制上不适宜做的。以妾为嫡，这是周王应当治理的，不能治理反而确立她，周王的不像周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不足以继承天命的表现，不是通过使者所能完全体现的。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宋人是微贱的人，“及”是什么意思？是指鲁公。为什么不记载？是为了减轻鲁公的耻辱。凡是鲁公与微贱的人结盟，若无事而屈尊，就记载鲁公以示贬斥；若有事而求取，就隐去鲁公以减轻耻辱。宿是国家，用地名指代国家，是因为国家也参与了结盟。叶子说：“我怎么知道‘及’是指鲁公呢？”《春秋》凡是两个微贱的人结盟，不记载，是省略小事。大夫以上的人记载，就或者用名，或者用名氏；现在只说“及”而不指明其人，那是谁呢？《春秋》大概有用鲁公及人的情况，像“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这类就是。古时候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君主，所以礼仪上卿不防公侯，防伯子男是可以的。连公侯的卿尚且不得防，何况微贱的人呢？鲁公与卿大夫、微贱的人结盟，都是耻辱。然而有不得已而非鲁公本意的情况，就隐去鲁公。

译如果像与阳处父结盟那样，那么与地位低微的人结盟却不称其人名，本来是以国君为耻而隐去国君之名的。《春秋》是推究情理来判定罪责的。认为是有目的而主动寻求结盟，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既然已经以此为耻，所以为之隐讳而隐去国君之名。没有事情而屈尊结盟，本来可以罢了；但我却想要这样，那我何必害怕耻辱呢？所以随之记载以显现国君之名。宋国结盟这件事，在《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而《左传》认为是开始通好。惠公娶了宋国的女子，隐公也娶了宋国的女子，鲁国和宋国大概是通婚的国家。现在说“开始通好”，那么以前大概曾经断绝往来过。与宿国结盟之后，宋穆公就派使者来报丧，而隐公为他举行葬礼。从此又在清地再次会见宋公，两国十年没有交战，直到齐国和郑国交好之后，然后羽父才开始讨伐宋国，那么这次结盟难道是隐公为了某种目的而主动寻求的吗？浮来之战，《左传》认为是为了成全纪国的友好，善待小国。虽然通过子帛的结盟平息了纪国对我的怨恨，但我不能自强，却还借以自重，甚至与莒国这样的小国对抗也不觉得羞愧，这本来可以罢了。而隐公听从了这种做法，适宜于不为隐公隐讳。

译冬季十二月，祭伯前来。

祭伯，是王畿内诸侯国中的上大夫。来，是前来朝见的意思。不记载“朝”，是不认可他的朝见。古时候，王畿内的诸侯不与国外交往，国外的诸侯也不与王畿内交往。因为有天子在，不敢有二心。所以凡是夷狄不要求他们朝见，他们也不能朝见，就不记载“朝”。凡是王畿内的诸侯，不认可他们与国外朝见，也不接受他们的朝见，也不记载“朝”。都只说“来”。叶子说：“我观察《诗经》《尚书》，来参证《春秋》。凡是王的公卿大夫士，有称爵位和封邑的，如周公、召公、毛伯、芮伯；有称氏和爵位的，如刘子、单子；有称氏和字的，如南仲、仍叔；有称氏和名的，如刘夏、石尚；有去掉氏只称名的，如寔；有名和氏都不称，只称‘人’的，如王人。由此知道《诗经》《尚书》所见的，其制定名分的制度非常完备；《春秋》所记载的，其端正名分的态度非常严格。”凡是王的公卿都是大夫。有上大夫，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古时候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而取字，称为‘伯某甫’，字与名同时出现，所以伯牛、仲弓之类，是男子的通称。到了五十岁成为大夫，就有爵位了。又敬重他的字，用氏来系连字而不称名。以此类推向上。大夫刚开始有爵位，用字系连氏而不称名，那么南仲、仍叔之类，都是下大夫。字进升为爵位，下大夫用字系连氏，中大夫应当用氏系连爵位，那么刘子、单子之类，都是中大夫。爵位进升为封邑，中大夫用氏系连爵位，上大夫应当用爵位系连封邑，那么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类，都是上大夫。从字向上，就只有爵位了。卿可以兼任公，都是上大夫，所以爵位和封邑不嫌用同样的词。下大夫不可兼任中大夫的职务，所以用氏和爵位来区分。这是在王朝做官的人。那些封在王畿内的，三公的田地比照公侯，所以公在封邑受食也称公，州公之类就是这样。卿比照伯，所以卿在封邑受食也称伯，祭伯之类就是这样。以此类推向下，下大夫用字系连氏，上士应当用氏系连名，那么刘夏、石尚都是上士。上士用氏系连名，中士应当去掉氏只称名，那么寔就是中士。中士去掉氏只称名，下士就更卑微了。名和氏都不足以称而称‘人’，那么王人都是下士。从‘人’到名，从名到氏，从氏到字，从字到爵，从爵到邑。他们的等级以此作为差别，没有不有命数规定的。就其命数来推演诸侯的卿大夫士，有大国、次国、小国。大国，是公；次国，是侯伯；小国，是子男。王的上士三命，以名和氏出现。大国次国的卿，也是三命，也应当以名和氏出现。那么甯俞、华元之类，都是卿。王的中士再命，以名出现。大国次国的大夫、小国的卿，也是再命，也应当以名出现。那么郑宛、莒庆之类，都是大夫和卿。王的下士一命，以‘人’出现。那么大国的上士、小国的大夫，也是一命，也应当以‘人’出现。而大国次国的中士、下士与小国的士，言辞穷尽了，都应当以‘人’出现。那么宋人、邾人之类，都是士。所以诸侯的臣子，如果不是曾经入朝做王的卿士的，都没有资格以氏和字出现。诸侯没有四命的大夫。王之所以为王，是因为有礼。礼之所以有礼，是因为有名分。王政不施行，礼就废弛；礼废弛，天下的名分就混乱了。举出先王的典章来申明它，向天下显示恢复有王者，必定《春秋》之后才能端正。

公子益师去世。

公子益师，是我们大夫中三命的人。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都是氏。公子的尊贵，比照大夫；大夫三命之后才以氏出现，所以公子也是三命之后才以氏出现。内大夫去世记载，外大夫不记载去世，为他服丧的就记载去世，不为他服丧的就不记载去世，这是内外不同的辞例。礼制，王为三公、六卿穿锡衰，诸侯穿缌衰，大夫、士穿疑衰，他们的首服都是弁绖，以此表示君臣同体，都是用来显示有恩情的。那么诸侯的卿大夫也应当有为他们服丧的，像王的服丧一样。

二年春季，鲁公在濳地防备戎人。

夏季五月，莒人入侵向国。

向国，攻取而不居住，称为‘入’。入，是违背的辞例。入侵他国，如同包围他国，没有不用兵的。说‘将卑，师少’。诸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然后才有入侵他国的。凡是入侵的意图，都是可恶的。

无骇率领军队入侵极国。

极国，无骇是我们大夫中再命的人。率领军队是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这是周代的制度。然而军有时称为大师，有时称为六师，那么师也是军。大概有合并而命名的，有区分而命名的。率领军队是将领，不说‘使将’，不是君主亲自驾驭的。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人。只有君主亲自率领，不说帅师。

秋季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九月，纪裂繻前来迎娶女子。纪侯国，裂繻是纪国大夫中再命的人。诸侯在他国娶妻，用上大夫迎娶女子，女子在国内的辞例。

译在国内称为“女”，在途中称为“妇”，进入夫家国家称为“夫人”。撕裂帛书而不说“出使”，是因为这是母亲的命令。按照礼制，宗子如果没有父亲，就由母亲命令；如果父母都已去世，就由自己亲自命令；支子则称其宗子，弟弟称其兄长。《春秋》凡是记载变通之事，常规之事则不记载。迎娶女子是常规之事，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呢？是因为这是母亲的命令，以此彰显礼制的正当性。叶子说：“婚礼有五种情况，迎娶女子不属于其中，迎娶女子是去他国娶妻的道理。天子诸侯一定要亲自迎娶吗？这是礼制。去他国迎娶女子也要亲自迎娶吗？这不是礼制。婚礼中主人请求确定婚期，宾客回答说：‘某日使者回报使命。’主人说：‘听到了命令。’到了婚期开始婚礼，父亲给儿子斟酒并命令他去迎娶。主人在宗庙铺设筵席和几案，在门外拜迎。新郎拿着大雁进入，登上厅堂再次拜见，放下大雁后走下台阶出去，驾驭新娘的车，新郎在门外把绥（登车时拉的绳索）交给新娘，这就叫做戴着礼帽亲自迎娶。所以《诗经》中讽刺不亲自迎娶，说‘在着地等我，在庭院等我，在厅堂等我’，以此作为言辞。如果娶他国的女子，就由上大夫去迎接，到达馆舍后等到婚期再迎娶，这是正当的。哪有迎娶女子还要亲自迎娶的呢？迎娶女子不是婚礼的正统，而先儒却将其混为一谈。认为《春秋》记载迎娶女子是讥讽不亲自迎娶，这是只知‘迎’而不知‘逆’（迎接）的区别。”

译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伯姬，是鲁隐公的姑母或姐妹。女子出嫁称为“归”，本国女子嫁给别国国君成为夫人，史书就记载为“归”；如果不成为夫人，就不记载为“归”，这是因为地位相当。迎娶时称“女”，是为了区别于妇人；出嫁时称“伯姬”，是为了区别于异姓。用字连系姓氏，是女子的通用称呼。叶子说：“我凭什么知道伯姬是隐公的姑母或姐妹呢？”《春秋》中有称“伯姬”、“叔姬”、“季姬”的，也有称“子叔姬”的。古人说：“男子称‘子’，女子称‘女’”，这并不是用“子”来区分男女的称呼。为了区别于“子”，必定要加上“子”字。所以女子有时称“女子子”，《礼记》中所说“女子子在室为父守孝三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时称“子女子”，《礼记》中所说“子女子的长殇、中殇、大功之丧”的就是这种情况。叔姬加上“子”字，大概是当今隐公的女儿，那么伯姬、叔姬、季姬自然是隐公的姑母或姐妹了。

纪国的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纪国的子帛，《左传》写作子帛，《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子伯。应当遵从《左传》，因为纪侯的爵位不是子爵。子帛，是纪国大夫的字。莒子打算对鲁国不利，子帛因为联姻的缘故，与他互通盟约而讲和，所以用他的字来记载以表示褒奖。这件事的详情史官已经失载了。凡是外国诸侯盟会、防备、征伐，如果通报就记载，不通报就不记载。叶子说：“我凭什么知道子帛是纪国大夫的字呢？”《春秋》中确实有褒奖外国大夫而称其字的情况，宋国的子哀就是例子。盟会虽然是诸侯之事，尚且不能擅自进行，何况是大夫呢？然而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这是君子的道理。《春秋》虽然正名以定罪，但在罪责之中有值得记录的地方，也不会废弃。楚国的屈完来结盟，得以称名氏，屈完不得不称名氏。齐国的高傒来结盟，得以称字，高傒不得不称字。屈完的盟会关乎天下，高傒的盟会关乎鲁国，都体现了道义，难道能唯独让子帛不被记载吗？如果把子帛当作裂繻的字，认为莒鲁有怨仇，纪侯既然与鲁国联姻，就派子帛与莒国结盟以和解，为鲁国结好以安抚百姓。这种说法虽然出自杜预，但《左传》认为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那么传文的依据大概就在这里。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国君去世，称为“薨”。夫人去世，也称为“薨”，这是内辞。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夫人的道义在于追随国君。如果先于国君去世就不下葬，等待国君去世后再合葬，这是周代的礼法。合葬，并非古制。自从周公以来，未曾改变过。叶子说：“子氏”，《左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即声子；《公羊传》认为是惠公的母亲，即仲子。声子、仲子，都未曾被正式立为夫人，所以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子氏被称为夫人，大概是隐公的妻子，《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郑国人讨伐卫国。

声讨其罪而征讨称为“伐”。伐时备有钟鼓，不声讨其罪而直接征讨称为“侵”。侵时行动秘密，不鸣钟鼓。罪大则伐，罪小则侵。侵和伐都是讨罪的措辞，对方服罪就停止。所以不记载胜负。杀害贤人、危害百姓就伐之，依仗坚固不服从就侵之，这是大司马的法度。天子在上，诸侯不得擅自相互征讨。天下无道，征伐由诸侯发起。凡是伐的意图，都是恶行。叶子说：“我凭什么知道侵和伐的区别呢？”宋国人杀害了昭公，晋国的赵盾请求出兵讨伐宋国，在大庙发布命令，召集军吏并告诫乐正说：“三军的钟鼓必须齐备。”赵同有疑问，赵盾说：“大罪就伐之，小罪就惮之，偷袭和侵扰是欺凌。”所以伐时备有钟鼓，声讨其罪；作战时用錞于和丁宁，警戒百姓；偷袭和侵扰行动秘密，是为了短暂行事。于是派使者告知诸侯，整顿军队，鸣钟鼓到达宋国，这还是实行先王的政令。春秋时代，征伐由诸侯发起，虽然无不僭越，但其名义却是窃取的。

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这是为天下记录异常现象。太阳，是天下至阳之物。其中有君道，有父道，有夫道，有中国之道。日食，是什么伤害了它？作为天下至阳之物，却被其他物体伤害，必定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却不可知。日有食之，这是天下的大异常。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即月亮的边际。太阳，一天绕天一周；月亮，一月绕天一周。天上的大物体，分为十二辰。月亮绕一周与太阳在辰相遇，阳气得其道就不发生日食，不得其道就发生日食，所以有食和不食。日月是运动的物体，运动有时偏差，就不能都符合节律。月亮未满望时，残月在西边，晦日见于西边，称为“脁”。太阳运行慢而月亮运行快。月亮已过望时，残月在东边，朔日见于东边，称为“仄慝”。太阳运行快而月亮运行慢。所以有时在朔日发生日食。君子如果只推算其数目，那么凡见到异常现象，就不会感到可畏。如果认为有原因导致它，那么不符合其物的，必定认为不可信。特意举出异常，与天下共同记录。必定有应验的人，畏惧上天的人就知道警戒了。凡是记载月份和日期且见到朔日的，是正常。记载月份和日期而不见朔日，记载月份而不见日期和朔日的，是偏差。记载月份和朔日而不见日期的，是史官的失误。叶子说：只有上帝不常，行善降下百种吉祥，作恶降下百种灾殃。自从尧

译自舜以来，天象与人事未曾不相互关联。有一国范围内的异常，也有天下范围内的异常。一国范围内的异常，只关联该国，所以大灾可以归系于齐国，六只鹢鸟退飞可以归系于宋国，鸜鹆来筑巢可以归系于鲁国。天下范围内的异常，关联整个天下，所以梁山崩塌、沙鹿崩塌，虽然都发生在晋国境内，却不能只归系于晋国。太阳，是人们眼睛共同看到的，它的关联难道不是以天下为对象吗？春秋时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妻子弑杀丈夫、外族侵犯中原，从道理上讲，阳气受到的损伤已经很多了。说这些异常没有导致的原因，是不可以的。然而日月运行，有冬夏的征兆作为到达极点的标志，有分裂作为分离的标志。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月食必定发生在望日，不能有一毫一厘的差错。说其中没有定数，也是不可以的。有时隔多年才发生日食，有时连续几个月都发生日食，强弱在于其道理，盈缩在于其运行，这些都是圣人所不敢预知的。只有两者并存而不废弃，所以认为异常是有原因导致的。先王因此击鼓并用币祭祀，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说：“我这是为了救日。”而《春秋》记载日食，是认为其中有定数，没有人能违背。先王因此有救日的过失，却没有救月的请求。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与人事无关。而《春秋》不记载月食，是为了端正人事而保全天道。

译叶氏春秋传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叶氏春秋传卷二

宋 叶梦得 撰

隐公二年

三月庚戌，周天子驾崩。

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士去世称为“不禄”，这是礼制的规定。天子去世只记载“崩”，不记载“葬”，因为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是毫无疑问的。叶氏说：“周天子在《春秋》记载的十二位中，有的既记载了‘崩’也记载了‘葬’，有的只记载了‘崩’而没有记载‘葬’，有的‘崩’和‘葬’都没有记载。‘崩’是根据各国的报丧文书来记载的，‘葬’是根据礼义来记载的。庄王、僖王、顷王没有记载‘崩’，是因为没有报丧，所以无法记载。”天子去世七个月后安葬，桓王用了七年，太迟缓；匡王用了四月，简王用了五月，景王用了二月，都太快了。都不符合时宜。安葬，是天子亲自参与的事。文公时由叔孙得臣主持安葬，襄王、昭公时由叔鞅主持安葬，景王时不符合礼制。所以特别记载了“崩”以及所记载的内容。庄王、僖王、顷王三位天子因为没有报丧而没有记载安葬，这是不记载的原因。桓王、匡王、简王、襄王、景王五位天子因为违背时宜和礼制，特别记载了安葬。那么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四位天子记载了“崩”而没有记载安葬。周朝没有违背时宜，鲁国没有违背礼制，认为是常事而不记载吗？

夏四月辛卯，尹氏去世。

尹氏，《左传》写作“君氏”，《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尹氏”，应当遵从后两传。夫人不可以用姓氏称呼君主，这是周王的卿士。外国大夫去世不记载“卒”，这里为什么记载“卒”？因为周天子的丧事，曾经主持过我们的丧事，我们也为他服丧。为什么举出他的族氏？借此来贬斥世袭卿大夫。叶氏说：“古代内部诸侯享有俸禄，外部诸侯继承爵位。内部诸侯如果继承权强大，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大夫不世代享有爵位。给诸侯的大夫俸禄并让他们世袭爵位，是僭越俸禄。《春秋》时代，内部诸侯的继承者像尹氏这样的人，后来终于擅自立君。诸侯的大夫世袭爵位像齐国崔氏这样的人，后来终于弑杀君主。所以尹氏去世用姓氏记载，崔杼出奔也用姓氏记载，认为这是世袭卿大夫所为。所以各自根据他们的事，一次就体现了法则。”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赙赠是给活着的人的。礼制有丧事吊唁，然后含殓；含殓后赠衣；赠衣后赠车马；赠车马后临丧。这五件事都在同一天。臣子为君主服丧，赠送衣物称为“致废衣”给贾人，缴纳财物称为“纳甸”给有司。赙赠的马进入庙门，赙赠的马和币帛，大白兵车不进入庙门，这是生者的事务。周天子驾崩，这时已经五月了。鲁国应当归附而没有归附，周朝不应当请求而请求，都是过错。为什么不说“派遣”？桓王正在丧期，尚未正式即位。君主去世，百官总领己职，听从冢宰。武氏子，是丧期中的大夫。君子不夺人的丧事，武氏在丧期却命令他，也是不对的。诸侯在丧期称“子”，连系国家；大夫在丧期称“子”，连系姓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外国诸侯为什么记载“卒”？因为我们为他服丧。同姓在祖庙临丧，同宗同族在祢庙临丧，异姓在外面临丧，都连名出现，这是为了端正终礼。不说“薨”，是为了区别于内部。古代制定名称，上位可以兼称下位，下位不可以兼称上位。诸侯去世称为“薨”，而天子也有说“君薨”，听从冢宰的情况；士去世称为“不禄”，而诸侯的报丧也有说“寡君不禄”的情况。所以外国诸侯“卒”不嫌与大夫同词，这是上位兼称下位。“卒”是根据报丧文书来记载的，有报丧就记载，没有报丧就不记载。报丧连名就记载，连名；报丧不连名就不记载。连名“卒”而没有报丧，有报丧而不连名，认为是不恭敬其君主，这是外部的过失。叶氏说：“诸侯去世而报丧连名，符合礼制吗？”回答说：“符合。”“同盟则报丧连名，不同盟则不报丧连名，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不符合。”这是《左传》的错误。古代没有避讳，到了周代才有避讳，但一定要安葬后才避讳，因为生者的事务结束，鬼神的祭祀开始。未安葬就避讳，是不怀念。子蒲去世，哭的人呼喊“灭子臯”，说：“这太粗野了！”呼喊是不对的，报丧的礼制是正确的。《春秋》中有同盟而不连名的，宿男去世之类就是；有未同盟而连名的，蔡侯考父去世之类就是。难道都区别在于盟约吗？《春秋》虽然以连名来正名，但终究有不能连名的，《春秋》不能增添，只能跟随史官罢了。那么礼制，君主向其他国家报丧的辞令说“寡君不禄”而不连名，为什么呢？不符合礼制，是记录礼制的人的失误。

冬，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这是外部的盟约，内部盟约说“防”，及外部盟约不说“防”，及直接说“盟”而已，这是内外不同的措辞。必定有事，然后与内部措辞相同。鄫子防盟于邾，卫人及狄盟，就是这种情况。

癸未，安葬宋穆公。

外国诸侯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我们去吊唁。诸侯的丧事，士吊唁，大夫吊唁，这是葬礼的礼制。去世从正名，所以连名；安葬从主人，所以连谥号。周人用避讳侍奉神灵，安葬后才举出谥号。凡是只见到去世而没见到安葬的，是我们没有去吊唁，这是内部的过失。

四年春，周王二月，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

牟娄，是杞国的城邑。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不认为他们以攻打夺取是正当的。攻打，是问罪的军队，服罪就停止了，进而夺取他们的城邑，这是贪图利益。凡是国家称为“灭”，城邑称为“取”，没有宗庙社稷君长属于它，据为己有，称为“取”。

戊申，卫国州吁弑杀其君主完。

州吁，是公子。不连姓氏，是因为没有经过三次任命。罪恶没有比弑杀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