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春秋传卷三

译周王室衰微，列国中有人弑杀国君，不仅天子无法征讨，方伯也不能匡正，弑君者反而有幸求得赦免。卫国的州吁弑杀桓公自立，未能安抚百姓，便厚赠礼物向石碏请教如何安定君位。石碏说：“朝见天子就可以。”于是教导州吁去朝见陈国，并请求朝见周天子。曹国的负刍杀害宣公的儿子而自立，诸侯在戚地设防并抓获了他。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如果他有罪，那么国君已经在戚地设防处置他了。”乱臣贼子所畏惧的，是天子与诸侯霸主。天子如果与他朝见，诸侯如果与他设防，这就等于承认他是国君了。此后即使有人想要征讨，也没有理由出兵了。这是周朝末年的状况。宣公弑杀子赤，并在平州设防阻挡齐侯，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安定君位，齐国人于是夺取济西的土地作为贿赂。左氏既然已经说过，桓公在郑国设防，难道不是齐国与宣公共同设防吗？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这就是济西设防的事。大概从隐公初年，齐、晋两国尚不强大，郑庄公独自称霸诸侯。等到派宛来归还邴地之后，隐公便舍弃宋国而侍奉郑国，伐宋、入许，没有不与郑国一致的，这是桓公所畏惧的。这难道是桓公首先向郑国求取的吗？郑国得到贿赂后，才开始巩固友好关系并举行越地的盟会，所以《春秋》称“及”。“及”字，表示鲁国主动意愿。三传只拘泥于交换邴地的说法，不知道许田是作为贿赂，因此连累相关史实都弄错了。《春秋》通过连缀文辞、比较史实，其真相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根据负刍被讨伐、平州之战的事例，知道了其中的原委。

译郑伯用玉璧来换取许田。

许田，是许国的田地。许田，那么鲁国怎么会有它呢？郑伯曾与我们一起进入许国，让许叔居住在东边，让许国的大夫公孙获居住在西边。大概是有分地而共同获取的情况。许国靠近郑国而远离鲁国，于是郑国借会盟之机求得并占有了它。为什么说用璧来“借”？是不敢直说那是贿赂，而为此找借口。称它为“许田”，是为什么呢？不是许国，而是许国的田地。郜鼎不能从宋国夺取，所以不能叫“宋鼎”；许田不能从鲁国夺取，所以不能叫“鲁田”。叶子说：“鲁国平常与许国恢复周公的疆域，鲁国本来自有许地。我怎么知道许田是从许国夺取的呢？”《春秋》记载邑地时不称“田”，所以讙、阐不称“田”，这是举重轻。只有国家之后才称“田”，郓称“田”，邾称“田”，这是得到了田地而没有得到国家。只有田地才称为地，所以济西、汶阳、漷东、沂西都称为地；许地的邑就不称为田了。应当与夺取讙及阐的用词相同。称它为“许田”，也是得到了田地而没有得到许国。许田既已落入郑国手中，州来发生狩猎之事。楚子说：“从前我的皇祖伯父昆吾旧居许地，现在郑人贪婪依赖它的田地而不给我。”楚国将许国迁到叶地。王子胜对楚子说，认为郑国把许国当作俘虏的邑地，那么郑国拥有许地，难道是鲁国的说法吗？《公羊传》竟然以田邑多寡来区别，邑多于田称邑。哪有邑多于田的呢？这不是我能知道的。

夏四月丁未，鲁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秋，发生大水灾。

这是记载灾祸。雨水过多而损害庄稼。凡是记载大水灾按季节写的，都记录在夏秋；按月份写的，都记录在七月、八月。按季节记录的，灾祸时间长；按月份记录的，灾祸时间短。七月、八月，正是麦苗生长的时节。如果不构成灾祸就不记载。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孔父，是宋国四命的大夫。宋国为什么有四命的大夫？因为二王之后得以备全官职。杀害国君，记载连及其臣子，是因为国君连累了他们。连累为什么有记载？如果不记载贤者就没有记载了。孔父正色立于朝廷，没有人敢冒犯。督将要杀害殇公，先攻打孔父的家并杀了他。知道孔父活着，那么殇公就无法被杀害了，所以连及了他。叶子说：我怎么知道宋国得以备全官职呢？古时候二王之后，天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而不以臣下相待，都得以修持他们旧有的礼仪制度。所以杞、宋的郊祭以禹、契为主，这是最大的。一娶而十二女，三夫人的媵妾各三人，这在经文中可见。因此诸侯大国设三卿，而宋国独自备全六卿。在成公时，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在共公时，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人为大司寇。在元公时，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仲防为左师，乐大心为右师，乐挽为大司寇。《春秋》以命数来正名，不忌讳与诸侯卿大夫相同。王的上大夫以邑爵显示，王的中大夫以氏爵显示。宋国没有畿内的邑地，不能食采而显示爵位，所以王的上大夫虽然以邑爵显示，但兼公则举官，宰周公就是这样。宋国有司马、司城，那么也是其上大夫而举官的。王的下大夫以字氏显示，家父就是这样。宋国有孔父，那么也是其下大夫而字举的。王的上士以名氏显示，如刘夏。宋国有仇牧，也是上士。王的中士以名显示，如寔。宋国有山，也是中士。由此说来，难道不是二王之后得以备全官职吗？然而王的上士以名氏显示，而宋牧得以称大夫；王的中士以名显示，而宋山也得以称大夫。大概是不能备全官职而代理的，或者不与诸侯相同。《春秋》中摄卿与大夫都同正书，所以华元、鱼石、仲防都得以为卿，而山得以称大夫。有人说君前臣名，孔父不能称字，这是礼在君臣相处之际施行的，难道是《春秋》的说法吗？杀害国君而称名的，起初不认为轻；大夫称字的，起初不认为重。道理本来并行而不相悖。

滕子来朝见

滕侯国为什么称子？当时周王贬低了他。诸侯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宗庙有不顺的，也贬低他的爵位，这是周道的规矩。滕侯必定居于此其一。叶子说：“王政在诸侯中不行已经很久了，怎么能加于滕呢？”《春秋》之初，小国还有听命的。所以杞在桓公时以侯见，到僖公时书子；薛在隐公时以侯见，到庄公时书伯。与这是三，都是微国。大国则没有见到。杞在僖公时以子见，到文公时复书伯，也是以此进之。自文公以后，虽三国也不行，那么周更加衰微了。有人认为进退都是《春秋》的爵位，王命也，可以《春秋》而专之吗？以《春秋》为可专，那么诸侯之恶有大于此三国者，为什么不贬？有人说：“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盖终小白之世未尝与齐通也。”

三月，鲁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成就宋国的乱事。

成平也，古时候称和为平，称平为成。

译宋国发生内乱，为什么用“成”字来表述？因为诸侯接受了华督的贿赂，而不能讨伐他。为什么不说是“平”呢？说“成”就表明他们与动乱者讲和，说“平”就让人怀疑有纠正动乱的人。叶子说：诸侯不能擅自征伐，陈恒弑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向朝廷报告，请求讨伐他。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中有做无道之事的，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有能力讨伐的就讨伐，这是孔子的志向。所以蔡人杀陈佗，楚人杀陈夏征舒，不嫌与卫州吁、齐无知用同样的措辞。华督的罪行，本来就是诸侯可以讨伐的，却接受贿赂而与他讲和。讨伐罪人的军队，不一定要诛杀对方，只要对方屈服就停止。达成和解后还可以返回，接受讲和后还可以返回，促成讲和后还可以返回。弑君的贼人，难道可以服罪讲和吗？《春秋》不记载事件而只记载事由的有两处：稷地的讲和，是因为宋国动乱；澶渊的宋国，是因为灾祸的缘故。结盟而记载事由的有两处：盂地拘捕宋公，薄地释放宋公。这四件事唯独关注宋国，因为宋国是二王之后，即使是天子的宾客也不称臣，因此重视它。宋国动乱后的讲和，使诸侯在天下无处容身了。

译夏天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

这是华督的贿赂吗？为什么称它为郜大鼎？因为它是郜国的分器。古代用宝玉来亲近同姓诸侯，郜国是文王的昭系子孙。武王攻克商朝后，将商朝宗庙的器物分赐给兄弟之国，称为宗彛，郜国也在其中。这是天子所赐，用来镇守其国的器物。郜国虽然失去了它被宋国占有，但宋国也不应拥有它。鼎虽然在宋国，但仍称之为郜鼎。此前没有记载“给予”的，这里为什么记载“取”？是为了表明这是促成祸乱的行为。郑人用贿赂来求取和平，我们顺从了他们，所以记载“郑伯派宛来归还邴地”。我们向宋国索取贿赂，以促成祸乱，而宋国给予了，所以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大鼎”。对后世有所讥刺，必定在前事有所体现。说“从宋国取得”，宋国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取得的。宋国不能从郜国取得，那么我们本来也不能从宋国取得。

戊申日，将大鼎放入太庙。

太庙，是周公的庙。周公的庙称为太庙，鲁公的庙称为世室，其他公的庙称为宫。这是鲁国的礼制。庙中有器物，是用来荐献德行的，不义之物而荐献它，周公的德行就衰微了。这叫做亵渎祖先。纳，是用强力使之进入，这是委婉的说法。

秋天，七月，杞侯来朝见。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邓国也参与了会盟。

九月，进入杞国。

不记载主将，是因为军事行动轻微。军事行动轻微，如果记载“人”则不合辞例。为什么不记载？因为我们“不居功”。

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天，鲁公从唐地回来。

至，是什么意思？是向宗庙告至。礼制规定，诸侯前往天子处，要向祖先告祭，向父庙奠祭，返回时也是如此。诸侯相见，要向父庙告祭，返回后必定亲自向祖庙和父庙告祭。然后命令祝史向先前告祭的祖先告至，之后才听政入朝。叶子说：“《春秋》记载大事，不记载小事；记载变常之事，不记载常事。国君归来向宗庙告至，称为致。这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因为重大。国君是宗庙社稷所系，哪有出境而不致告其返回的呢？”为什么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有史官遗漏而无法记载的，有君主废弃而无法记载的。所以从文公往上，六位君主被记载出境的有九十九次，致告的有十八次；从宣公往下，六位君主被记载出境的有八十六次，致告的有六十九次。近处详细而远处简略，这是史官遗漏的缘故。隐公没有以国君的身份终老，所以他的一生都不致告，这是君主废弃的缘故。《春秋》不加不减，所尊大的只有国君而已。三传有的认为礼制完备则记载，不完备则不记载；有的认为担心其前往而喜悦其归来，齐桓公的盟会安定则不致告；有的认为防备夷狄不致告，离开盟会不致告，恶事不致告。纷乱的说法都不通，这是因为不知道其说理而妄加揣测。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为什么不书“王”？因为没有“王”。桓公弑君而夺取政权，国家不接受天命而自立，如果认为有“王”，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而“王”也没有加以讨伐。“王”也不自认为有“王”的地位，所以不书“王”。为什么到三年才开始不书？元年、二年还不知道没有“王”。十年、十八年又有了“王”的记载，那是“王”。叶子说：“古代诸侯丧期结束，朝见天子，天子赐予韨冕圭璧，然后回国治理百姓，表明有所受命。”而桓公直到庄公时才朝见“王”，派荣叔来赐命，这说明桓公未曾朝见“王”而受命。元年、二年隐公的丧期未结束，是要朝见而请命呢？还是终究不朝见呢？不可知。所以书“王”以等待。到了三年而不朝见，那就是不朝见了。其意是：“何必朝见呢！”然后才显现出没有“王”，所以去“王”从三年开始。“王”是天下的“王”，是十数的终结。超过十年没有“王”，那么就没有天下的“王”，难道是因为桓公而有或无吗？《坤》卦上六说：“因为嫌于无阳，所以称龙。”那么十年书“王”，也是嫌于无“王”而保留它。十八年是桓公的终年。桓公虽然没有“王”，但“王”不可以不治。如果最终不见“王”，那么桓公就成就了无“王”的恶行，而“王”也废弃了其作为“王”的实质。所以十八年又书“王”，是为了治理桓公而申明“王”，这是《春秋》正“王”法之道。

鲁公与齐侯在嬴地会盟。夏天，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

胥，相也，胥命，即相命，是为侯伯。古代王畿之外设立方伯，都由有功德的诸侯担任。从侯伯而统领九州，称为牧；从上公而分治二陜，称为伯。必定有天子的命令，所以说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天下没有伯，齐侯、卫侯不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擅自互相推举，这是诸侯自为命。为什么不称“相两”？说相胥有待，是表明齐卫互相等待的意思。叶子说：我凭什么知道齐卫擅自相命呢？齐侯是僖公，卫侯是宣公。齐卫之初，都曾为伯。管仲说：“召康公赐给我太公履，五侯九伯都可以征伐。”那么太公作为二伯，就是周官所说的九命作伯。《康诰》命康叔说：“孟侯，诗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那么康叔作为方伯，就是周官所说的八命作牧。桓王之时，周德衰微，而诸侯没有适任为主者，僖公

译宣公因此想要举荐他的世袭职务，并重新任命他为侯伯。所以称为“胥命”。九等仪制的任命，是周朝用来确定邦国地位的依据。如果不入朝接受天王的任命，那么天王就派遣大夫代为传达任命。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强盛，也不敢僭越以此作为辞令。葵丘会盟时，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号称“五命”，大概是因为有宰周公亲临监督，更何况是侯伯呢？齐桓公小白称霸时，天王确实派遣召伯廖去任命他；晋文公重耳称霸时，天王确实派遣尹氏、王子虎去任命他。而《公羊传》、《谷梁传》却把“结言而退”当作美好的传述。解释说：“天王的言语只用来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话，臣下就没有可以遵循的命令。”诸侯如果得以自称发布命令，这不符合《春秋》的大义。

译六月，鲁桓公在郕地设防，抵御杞侯。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食。既，就是完全遮蔽的意思。这里有表示日食过程延续的措辞。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翚为什么称氏？这是因为他开始接受三次任命。迎娶夫人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不认为他让翚去迎娶是正当的。古代嫂子与小叔子不通问讯，何况是迎娶嫂子呢？翚是桓公的弟弟，惠公的儿子。叶子说：“夫妇之道，是人伦的根本。”鲁国历代国君有十二位，记载迎娶夫人的有四次，都是因为违背礼制而失去常道。庄公时记载“公如齐逆女”，是不认为国君亲自迎娶是正当的。桓公时记载“公子翚逆女”，宣公时记载“公子遂逆女”。翚是桓公的弟弟，惠公的儿子；遂是宣公的弟弟，文公的儿子。不认为他们以小叔身份迎娶嫂子是正当的。成公时记载“叔孙侨如逆女”，侨如是成公的族人，叔祖叔孙得臣的儿子。不认为他以尊贵的身份迎娶卑贱的人是正当的。古代天子嫁女给诸侯，由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嫁女给大夫，由同姓的大夫主持。主持者地位相当，大夫可以；但到别的国家去迎娶，就不可以了。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友弟恭，这样家道才能端正。鲁国的动乱，有像庆父、仲遂那样杀害嫡嗣的；有像侨如那样向霸主进谗言陷害国君而使其停止行动的，这些都是从家庭失序开始的。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谨慎的原因。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鲁桓公在讙地设防，抵御齐侯。

讙，是鲁国的地方。父亲亲自送女儿，不符合礼制。礼制规定，送女儿，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兄弟和庶母不出阙门，这是为了避嫌。为什么不称夫人？这是为齐侯找的借口。叶子说：文公在齐国迎娶夫人，在国境内不称女，因为已经成礼了。对于文公来说，她已经成了妇人，所以记载“逆妇姜于齐”。姜本来应该称女的。齐侯在讙地送女儿，进入鲁国不称夫人，因为还没成礼。对于齐侯来说，她仍然是女儿，所以记载“齐侯送姜氏于讙”。姜氏本来应该称夫人的。这就叫名正言顺。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为什么不提翚？因为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是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的。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一年五谷丰登。

有年，就是五谷成熟。五谷成熟，称为有年；大丰收，称为大有年。叶子说：古代区分年成的好坏，叫丰年，叫中年，叫无年。有年就是中年；大有年就是丰年。年份不是五谷都不熟，没有哪一年不是有年的，为什么唯独在桓公时记载“有年”，在宣公时记载“大有年”呢？桓公和宣公都是弑君的人。桓公时记载“大水”，记载“螽”，记载“雨雪”，记载“无冰”，那么“有年”，不是桓公所能造成的。宣公时记载“螽”，记载“大旱”，记载“大水”，记载“蝝生”，记载“饥”，那么“大有年”，不是宣公所能造成的。“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这是武王的诗。“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这是厉王的诗。年成的有无，难道不是取决于国君吗？然而上天爱护人到了极点，并不是特别厌恶谁。厉王并没有因为他的国君而剥夺年成，所以有年，是常态；无年，不是常态。所以说：“自古有年，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因为常态而不能保持常态，所以有年、大有年，各自根据那个人而显现一次作为法则。但最终常态还是会恢复，所以不必再记载，因此整个《春秋》不再第二次记载。并不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年成了。

四年春正月，桓公在郎地狩猎。

狩，是冬天打猎的名称。正月已经过了季节。为什么记载？因为不是合适的地方。天子诸侯四季都有田猎，用来练习武事，趁机献禽来供奉祭祀。春天教习振旅，用来辨别鼓铎，接着进行搜田来祭祀社神；夏天教习茇舍，用来辨别号名，接着进行苗田来享祭礿礼；秋天教习治兵，用来辨别旗物，接着进行狝田来祭祀祊神；冬天教习大阅，用来总括军实，接着进行狩田来享祭烝礼。振旅、茇舍、治兵、大阅，是练习武事的名称。搜、苗、狝、狩，是田猎的名称。志在武事，就记载武事；志在田猎，就记载田猎。不合时宜就记载，不合地点就记载。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宰渠伯纠，是天子的上大夫。宰，是大宰。纠，是名字。天子的上大夫，以封邑和爵位相见，而不称名字为大宰，就记载官职。这里为什么称名字？桓公背负弑君的罪过，却不能讨伐；不朝见天子，反而让天子来聘问。天子失去了正道。大宰用六典辅佐天子治理邦国，聘问不是他应该聘问的，却不能纠正；使者不是他应该派遣的，却不能推辞。纠失职了。那么为什么不贬低他？天子，天子不可以轻易贬低。贬低纠，就是为了贬低天子。叶子说：这一年和七年都缺少两个季节，不记载秋冬。是史官的缺文吗？《春秋》缺漏了。《易经》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春秋》经历一个季节没有大事，必定记载首月，以显示季节，这是为了奉行天道。桓公没有天子，天子是天所立的天子。没有天子，也就没有天了。这哪里值得谈论四时的秩序呢？而这两个季节，下面没有大事，上面有大事，所以趁着可以缺漏而缺漏了。四年承接宰渠伯纠来

译聘，是见到上面没有天子，而渠伯前来聘问。七年，谷伯绥、邓侯吾离前来朝见，是见到下面没有诸侯，而谷、邓前来朝见。上面没有天子而不能诛讨，下面没有诸侯而不能声讨，所以趁着他们无事，不记载首月以显示时节，是因为他们不值得与之共同奉行天命而断绝与上天的联系。

译鲁桓公五年春季正月甲戌日，经文没有记载具体事件，这是因为经文编定之后文字散佚了。叶子问：“《春秋》中有缺失的文字吗？”回答说：“是的。”“是孔子书写时故意留缺的吗？”回答说：“不是。”“是经文编定之后散佚的。”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对缺失文字的处理方式。”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现在马没有了。史官没能看到完整的文字就为之订正，就像没有马就不能借给别人骑一样。因此君子对于存疑之处要谨慎对待。然而《春秋》并不是普通的史书。它将要辨别嫌疑，作为万世的法则，哪里需要凭借多闻呢？能赶上的就赶上，赶不上的就舍弃罢了。所以《春秋》的宗旨，不在于此。因此《春秋》没有缺失的文字，而先儒的说法却认为是“确信的就传信，存疑的就传疑”。接纳北燕的伯父到阳地，称公子阳生说：“我知道这件事却不改正。”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凭什么判定天下的善恶并显示劝善惩恶呢？我因此知道凡是《春秋》中缺失的文字，都不是孔子存疑，都是经文编定之后散佚的。

己丑日，陈侯鲍去世。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前往朝见，外国互相朝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欺诈。外国没有欺诈吗？是因为经过我国。齐侯打算偷袭纪国，与郑伯借朝见之机来成就他们的阴谋。纪国人知道了，没来得及行动。诸侯互相朝见，本来就不正当，又加上欺诈。因此趁着他们经过我国而一并纠正他们。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仍叔，是周天子的下大夫。称“子”，说明他不是大夫。这是委婉地容纳仍叔的欺诈言辞。不认为正当，因为让儿子代替父亲，爱护别人的儿子，却轻视他的大夫。桓公不足以接受聘问，命名宰渠伯纠，已经受到一次贬斥了。再次不足以接受，是贬斥。贬斥他的使者，只称仍叔的儿子罢了。叶子说：“《春秋》褒扬善行，一次善行不再次褒扬，趁着可以褒扬就褒扬，我所赞许的自现了。它憎恶恶行，一次贬斥不再次贬斥，也趁着可以贬斥就贬斥，我所剥夺的自显了。大概用来褒贬的，只是彰显我所赞许和剥夺的罢了，何必刻意而屡次显现呢？”因此不针对那个人，每次都加以褒贬。

安葬陈桓公于城祝丘。

不合时宜。

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周天子为什么讨伐郑国？因为郑国不朝见。起初，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公忌父有二心，周郑关系恶化而不来朝见。到桓王即位，郑伯又前往周朝，桓王不以礼相待，于是把政事交给虢公。郑伯又带着齐人来朝见，还修习方伯的职责。不久夺取了邬、刘、蒍、邘的田地，于是再次不朝见。这时已经八年了。郑国在男服之地，三年一次朝见诸侯，三次不朝见就调动六师去征讨，两次不朝见就立即讨伐。不询问罪过而周天子又亲自出征，认为周天子失去了正道。为什么不称“天王伐郑”，而列举跟随者作为措辞？不把郑伯与天王对等看待。郑伯为什么没有贬斥的措辞？古代诸侯有罪，方伯征讨；方伯不能使对方屈服，二伯征讨；二伯不能使对方屈服，然后周天子亲自征讨。诸侯到了周天子亲自征讨的地步，本来就没有资格立于天下了。那么周天子没有罪吗？天下有道，诸侯六年五次朝见，没有敢不来进献的，没有敢不来朝见的。诸侯不能使对方屈服而周天子亲自征讨，周天子也病态了。三国为什么都称“人”？诸侯没有军队，由卿率领教化的百姓，以辅助元侯，进入天子的国家称“某氏”，所以称“人”。这是周礼。郑国这时射中周天子的肩膀并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为什么不记载“败”？不可言说。叶子说：“天王在茅戎战败”，记载了“败”；郑伯大败周天子的军队，不记载“败”。戎是荒服之地，郑是甸服之地。荒服是礼义不加之地，战败有什么耻辱？甸服战败周天子，那么作为周天子的地位就丧失了，不可以因为郑国而丧失周天子，因此不可见“败”。

大雩。

雩，是旱祭。天子的雩，主祭上帝；诸侯的雩，主祭上公。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举行雩祭，是常雩。常雩未旱，不记载；不是建巳之月举行雩祭，是旱雩。旱雩已旱，记载。按季节记载的，都志在秋冬；按月记载的，都志在七月、八月。志在季节的，灾害长；志在月份的，灾害短。所以春夏不举行雩祭，冬季举行雩祭失时。为什么不记载“旱”？说“雩”则“旱”显现，说“旱”则“雩”不显现。旱而得雨，则记载“雩”；旱而不得雨，则记载“旱”。大雩，是天子的雩祭。凡是天子的祭祀，都称大飨，称大飨旅，称大旅。大雩必有盛大的音乐。鲁国为什么能举行雩祭？是周公的赐福。叶子说：“三传”论雩，各不相同。《左氏传》说：“龙见而雩，过则书郊禘烝尝。”有常则有时，旱无常则无时。龙见而雩，是建巳之月的雩祭；因过而记载，那么旱不得雩吗？《谷梁传》以雩月为正，秋雩为非正。志在月份的，是七月、八月、九月；志在秋季的，包括三个月。月为正，而秋安得不正呢？知道雩是旱祭，只有《公羊传》接近经文。

叶氏春秋传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叶氏春秋传卷四

宋 叶梦得 撰

桓公二年

螽。

记载灾害。凡是螽与雩同样记载，按季节记载的，都志在秋季；按月记载的，都志在八月、九月、十月，危害庄稼。按季节记载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