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六

译又在黄河东面设置减水石坝，分成五个孔洞来泄减水势。正德四年，黄河在皮狐营泛溢，又在曹县温家口、冯家口等处决口；随后向北改道，到仪封县小宋集决口，冲毁黄陵冈的埽坝，水流泛入贾鲁河，冲坏张家口等处。细小的泄水堤沿着运河大堤向东南延伸，而贾鲁河下游淤塞，河水也从张家口流出，汇合后向南注去，最终在杨家口决口，冲过曹县、单县城下，直奔丰县、沛县，于是命官员堵塞决口。正德十二年，黄河在武城县泛溢，毁坏城郭、田地和房屋，朝廷命官员修缮疏浚。嘉靖五年，上游突然泛滥，向东北流到沛县庙道口，截断运河至鸡鸣台口，流入昭阳湖；汶水、泗水向南流的水也随之向东，而从飞云桥流出的黄河水向北漫流，泥沙填塞淤积，绵延数十里，管河官员奋力疏浚，仅仅使船只能够通行。嘉靖六年，老和尚寺、八里屯、张家庄等处又被淤塞，朝廷命官员征发数万民夫，从昭阳湖东北的汪家口到南面的留城口，改道开凿新河，以避开黄河冲击、淤塞的祸患；后来因灾异而停止工程，便命官员立即疏浚旧河道，并修筑从单县林台到沛县旧城一百四十多里的堤坝，以堵住河水流入湖中的通道。又疏浚赵皮寨、孙家渡口，以削弱上游来水的势头，沛地的漕运于是恢复。嘉靖九年，黄河自沛县以北迁徙，横向流经金乡、鱼台，从谷亭口流出；朝廷命官员疏浚赵皮寨至宁陵的旧河道，又修筑睢州张见口至归德州的长堤一百多里，用来抵御泛滥上涨的河水，不久因河流改道而停止工程。嘉靖十四年，在岔河口修筑一道束水堤，长三里。又从曹县八里湾直到单县侯家林修筑长堤八十里。十六年，开凿地丘店、野鸡冈等处上游支河四十多里。十九年，疏浚睢州孙继口至丁家道口的淤塞河道五十里。二十一年，又开凿野鸡冈上游李景高等口的支河三道，使河水向东流，以接济二洪。二十四年，黄河从野鸡冈决口向南流入泗州，与淮河汇合后入海，于是泛滥蒙城、五河、临淮等县。二十五年，黄河又在曹县决口，泛滥流入武城、金乡、鱼台、单县，漂没淹死的人很多；朝廷命总理河道都御史会同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的巡抚、巡按官员，商议修筑曹县等处的堤防，但没有成功。三十一年，又从房村至曲头集决口，共决开四处，淤塞四十多里；朝廷命官员疏浚，役夫五万多人，历时三个月才完工。三十七年，新集淤塞，河水流向叚家口，分成六股流入运河。又从砀山流向郭贯楼，分成五股，从小浮桥流出，以防徐州洪水。四十四年，郭贯楼淤塞，于是黄河在华山决口，从飞云桥流出，截断沛县水道而流入昭阳湖，向北泛滥湖陵、城孟阳泊，至谷亭南面又溢入徐州；朝廷命官员前往治理，于是接续嘉靖六年所开凿的旧河迹，役夫疏浚后称为南阳新河；又疏通旧河，从留城至境山；又修筑马家桥堤，拦住从飞云桥流出的河水，使其全部归入秦沟，鱼台、沛县一带的横流才断绝，只有茶城不时发生浅塞。隆庆四年，黄河又在邳州决口，流入睢宁，从小河口流出；自曹家口至直河淤塞一百多里，朝廷命官员疏浚，恢复旧河渠，并完全堵塞各处决口。六年，修筑堤防，从徐州、邳州至宿迁共三百七十里。万历元年，茶城再次淤塞，修建境山闸，并修防房村等处的堤岸，还修筑遥堤。四年，开凿草湾导河工程，自安东县城后方至金城五港入海，但泛滥依旧。曹县、丰县与徐州、邳州之间，刚堵塞就又决口。五年，秦沟再次淤塞，自崔家口经过北陈、雁门集等处至九里山，从小浮桥流出；其中一股水自九里沟通往安山，经过符离，从小河口流出，而崔镇发生大决口，水流散漫于湖泊之间；桃源县以下的旧河渠多已浅塞，入海通道严重受阻，淮安也因此被淤垫。议论治河的人又主张开凿支河、疏浚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季驯巡视察看后，修筑堰坝来抵御淮河向东侵入，修筑堤防来控制河南的泛滥，严格掌握五坝的启闭，使河水不能冲击闸门而侵蚀漕河。凡是束水堤逼近河道的，都向外展宽；两岸地势低洼的，各自加筑原有堤防；防护短窄、连接不周的，就连接修筑，使之成为完整防线。即使发生异常泛滥，束水堤支撑不住，水势也会到达遥堤为止，可以有所凭恃而不必恐惧。然而堤堰虽然坚固，疏浚却没有方法，以致流沙日益淤积，清口日益壅塞，泗州、祖陵的水患实际上由此形成。十四年，河水在范口决口。十五年，在祥符刘兽医口决口，在兰阳铜瓦厢决口，又在封丘、原武、长垣的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决口，并报告河道再次淤塞。十六年，各处决口都已堵塞，淤塞处也逐渐疏通。十七年，又在双沟、单家口决口，于是专门商议修筑赵皮寨至李景高口的遥堤、将军庙至塔山的长堤，以及羊山至土山的横堤，河防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到了二十一年，黄河又造成大患，先后在汶上、鱼台、济宁、巨野决口，邳州、宿迁、高邮泛滥上涨；泗州几乎成了鱼鳖之乡，祖陵的松柏被水淹枯死了一半以上。皇上震怒，急忙派科道官员勘察测量，直到冬季水退干涸时，河臣极力主张分导黄河，开凿桃源县黄家坝下游三十里处，从五港口入海。漕臣禇鈇、按臣牛应元主张广泛疏通入海的水路，彻底清除清口的泥沙，以引导淮河正流；上游开通周家桥，下游疏通金家湾，用来泄放淮河积聚的浮水。他们认为本来没有必要过分主张分黄，但河臣却一定要分黄。结果黄河没有流入原拟分导的道路，而是流向黄堌，数十万金钱全都白费了。漕臣说：“黄堌不堵塞，必将成为祖陵的忧患，也会堵塞漕运道路。”按臣也说：“应趁伏汛水势下降时挑挖浅塞，堵住黄堌，节制黄河水流，使它仍然向东流。”但河臣不听，既不追究黄河水身高于地面的情形，也不堵塞黄堌的决口。等到晋升大司空、借助代办者处理事务时，开挖三山台、赵家圈，不久就报告受阻，数十万金钱又白费了。祖陵忧郁，蛟龙般的洪水将要肆虐，徐州、邳州中游的漕运几乎被截断。河臣刘东星因忧虑而死，皇上又大为震怒，斥责大司空，简派河臣李颐前往处理，分条陈述利弊上报；李颐又因忧劳患病而死。再次简派曾如春，当时的议论认为，治河有治标和治本之分，应根据缓急来处理。

译过去祖陵所依靠的是归仁堤，用来遮护防卫，从来没有不完整而且不坚固的。如今蒙墙决口，黄水漫入五河，与淮河堤防相接，经过泗州下游洪泽湖；到秋季水势发作而且加深，就很值得忧虑。于是议论接续修筑汴堤，拦断黄河水流：从归德至永城修堤二百三十里，从宿州界首铺至东关修堤三十多里，阻挡水流向东，使它从符离桥流出，经宿迁白洋河，避免成为陵墓的祸患。又担心徐州、沛县一带河道浅涩，议论从镇口以内直到宿迁县磨儿庄，仿照闸河的防护办法，修建大闸七座、中闸二座，并挑挖疏浚河床，广泛蓄积泗水、汶水的泉流，以接济重运。又有人主张开潘家楼口接通徐家口，有人主张开小股河接通孙家湾，有人主张开何家营，从赵家圈恢复贾鲁河旧道，有人主张开艮河；又有人认为水势强大，不应同它争斗，不如暂且舍弃东方的土地，慢慢观察水势归向，再顺势导流，这样用力少而利益长久。但极力主张开王家口的，是总河。按王家口向下直达李吉口，经过唐家口、小浮桥进入徐州、邳州、宿迁，这一段应挑、应筑、应堵的工程，共有四百多里。所需的埽料约合银一百四十万两，征发民夫十二万多人：有的加高修筑堤岸，以防水流向南逃逸；有的坚固修筑截河堤坝，迫使水流向东；有的多筑滚水石坝，导引余水归流；又以白河来削减新河的上涨，或在王家口这一条河之外另找支流，以削弱水势，约定两年完成。大概是想使祖陵和漕运永远没有水患，使中州百姓不被淹成鱼鳖。只是蒙墙口是河水奔流逃逸的地方，王家口则是尚未形成的河道。河水已经向南流，要把它牵引向东，除非东方地势全部低下才行。况且王家口的地势比黄河水面高，最高处达到一丈多，低处也不下五六尺。所要开凿的新河，宽不过二十丈，深不过一丈五尺；同黄河相比，大小、深浅相差悬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新河高而旧河低，水就不会奔向新河；新口小而旧口大，水就不会吞入新口。引导它却水流不来，冲刷它却水势冲不去。开凿的速度赶不上淤积，修筑的速度赶不上溃决。说是开河，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河道。况且勘察的地方只到徐州九里沟以上，而徐州、邳州一带是整个河道的门户、漕运的咽喉，先前因为黄堌口决口，分夺了整个河道的水流；后来又因防墙口决口，整个河道的水都被夺走，以致放眼望去尽是平坦荒地，到处泥泞得连船都陷住，却没有听说有人来勘察。议论者又说：从大浮桥到邳州，河床的深度和宽度不比过去减少，吕梁洪水面以上还高出二丈多。其间磨儿庄虽然稍有淤滩，但整个河道仍在，只要略加修浚，黄河一到就可以没有阻碍。如果大力拓宽河道，没有不顺流向东的；这又是一种说法。然而总河的建议才过两个月，王家口已经没有迎接水流的形势，不久便开郭遂庄以通达下刘口。有人说，贾鲁这一条河，防墙、黄堌两处决口的水都流入其中，向下游流去必然借助川泽之力，能够事半功倍。可是议论者又认为，恢复贾鲁河对河南不利；开王家口对河南有利，却对山东不利。唉，如果有利于国家，哪里还要问是有利于河南还是山东呢？只怕水势难以强行控制，南堤不能约束泛滥，石坝不能聚拢水流，洪水灌入城郭、漂走百姓，使山东水灾接连不断，河南的危急更加严重。何况这种祸患又不只在河南、山东，还会危及祖陵和漕运。过去宋朝熙宁年间黄河在恩州决口，司马光请求在二股以西设置上约，分劈水流使它向东流；河道既已深挖，就堵塞北流，使北流分入御河、胡卢河而独自向下，以缓解恩州、冀州、深州、嬴州以西的灾患。皇帝问：“东流和北流，哪一种轻，哪一种重？”司马光回答：“两地都是君王的百姓，没有轻重之分。”这真是仁人的话啊！如今怎么能只替一方选择便利呢？况且开河容易淤塞，原有河道却难以堵塞；决开的河道容易堵塞，延续千百年的黄河却难以堵塞。如今王家口在蒙墙决口以上十五里处，那里的河流就是黄河。水势大到连牛马都分辨不清，望着茫茫水面向河神若水祈求；即使召来郭王延世一类的人，尚且要退步不敢前进，难道想捧土去堵塞孟津，可以吗？新河建成以后，如果不堵塞黄河，水势就会集中奔向某处，新河最终会淤积，这是白费前功。要堵塞黄河，实施起来又十分困难。不必说完全堵塞，即使稍微壅塞它，上游铜瓦厢、芝麻庄、黄陵冈等处也会决裂，水流四处奔出。如果黄陵冈一旦决口，洪水就会淹没漕河，夺走汶水、济水入海的通道，正如永乐、景泰年间的旧事，那样漕船不能通行，咽喉要道全都堵塞。与今天黄河虽向南流，而小股河李吉口仍有涓涓水流可以下通徐州、建闸接济漕运的情势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况且李吉口淤塞而黄堌口决口，黄堌口半堵而防墙口又决口，下游决口还未疏通，旁边的决口又堵塞，于是越决越向上游发展——这是过去事实留下的明确鉴戒。【以下均为明代副本书写】大通河就是潞河，过去叫通惠河。它的源头出自昌平州白浮村的神山泉，流经榆河、防一亩、马眼等泉，汇成七里泺，向东穿过都城，经大通桥向下游流至通州高丽庄，注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元朝初年开凿，赐名通惠河，每十里设置一座闸，用来蓄水通航，免除漕运陆路转运的劳苦。本朝永乐年间以来，各闸仍有许多保存着，依旧设置官员和夫役看守。然而没有用于转运漕粮，河流逐渐淤塞。成化、正德年间，多次上疏请求治理，最终都没有办成。嘉靖六年，从大通桥到通州石坝四十里，地势高低相差四丈，中间设置庆丰等五闸蓄水；每闸各设官吏，共编夫役一百八十名，制造剥船三百只，分别放置在各闸，使船夫用布囊装米、雇人服役，依次转运。白河从通州向南二百里，源头出自胡地，经过密云县，汇合大通河、榆河、浑河等河流，共三百六十里，到直沽卫与海河汇合入海。源远流急，河中都是流沙，每逢夏秋暴涨，最容易冲决；每次决口就征发丁夫修筑，屡筑屡决。正统三年，官员共同勘察地势，从河西务直线开凿二十里，改凿顺下河，于是水流安稳；又常在浅处设置铺舍，安排夫甲专门负责挑挖疏浚，船经过时便招呼船只避开浅处航行。从这里向南，运河中的浅铺也依次设置。

译卫河旧名御河，源头出自河南辉县苏门山，向东北流，汇合淇水、漳水等水流，经过临漳后分成两支：一支向北流出，经过大名到武邑，注入滹沱河；另一支向东流，经过大名东北方，流出临清到直沽，汇合白河入海，全长二千多里，如今成为运河。这条河从德州以下逐渐接近大海，河道狭窄，地势低下，容易冲决。防通河从临清向南曲折延伸至济宁州。元朝初年，从任城开渠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又从安民山西南开渠，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再向西北到临清，共二百五十里，引汶水截断济水，直接流入漳河、卫河。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黑阳山决口，沿旧曹州、郓城县两河口漫过安山湖，于是防通河逐渐淤塞。永乐九年，因为海运艰难受阻，疏浚开凿元人旧道；又在东平州戴村汶水入海处修筑一座土坝，横跨五里，拦截汶水使其向西流，全部流出南旺，分成四成向南接济徐州、吕梁，六成向北通达临清。此后增设新闸，修筑旧岸，大大有利于漕运。汶河的一支源出新泰县宫山下，叫小汶河；一支源出泰安州仙台岭；一支源出莱芜县原山；一支源出县内寨子村，这几支都到泰安州静封镇汇流，叫大汶河。它从徂徕山南面流出，小汶河在这里汇入，经过宁阳县北面的堽城，流经汶上、东平、东阿，又向东北流入海。元朝在堽城左侧修坝，拦截汶水使其流入洸水，向南流至济宁，汇合沂水、泗水两条河，流到淮河。自永乐年间修筑戴村坝以后，汶水全部流出南旺，于是洸水、沂水、泗水从防通河流过，汶水不再与它们相通。洸河如今在沂州也有汶河：一支源出山东的涧谷；一支源出沂水县南面的山谷，都流入邳州的淮河。洸河是汶水的支流，源出宁阳县北三十里的堽城，向西南流，又沿县城南面流三十里，汇合宁阳县各处泉水；再流六十里，经过济宁城东，与泗水汇合，从天井闸河流出。沂河源出曲阜县尼山西南，分成两支：一支向西流到金口坝上，就与泗水汇合；一支向南流，也与泗水汇合。又有一支从塂里河流出，另有一支源出沂水县艾山，汇合蒙阴、沂水各处泉水以及沂山的汶水，至邳州流入淮河。泗河源出泗水县陪尾山，四处泉水一齐涌出，向西流到兖州府城东，又向南流经横河，与沂水汇合。元朝时，在兖州东门外五里的金口修筑堤坝，设置闸门，拦截泗水向南流。本朝沿袭并修筑它，每逢夏秋水势上涨，就打开闸门放水使其向南流，汇合沂水，经由塂里河从师家庄闸流出；冬春水势微弱时就关闭闸门，使水从黑风口向东流，经兖城进入济水，又向南流汇合洸水到济宁，从天井闸流出。济河源出王屋山，流到河南济源县，两条源流汇合。河水有时潜伏地下，有时显露地面，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北与汶水汇合。如今在汶上县北面，另一个名称是大清河。元人修筑金口坝，旁边有河西通济流，也一同汇入防通河。沁河源出山西沁源县绵山东谷，沿太行山麓流到河南原武县黑阳山，与黄河、汴河汇合，至徐州流入运河，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每年水势的深浅尺寸，由管理洪口的官员按季上报。前代曾引沁水以沟通卫河，正统以前，它的支流还从武陟山原村东北出发，经红荆口、卫辉，共六十里与卫河相通。天顺七年，河水流向陈州、颍州而入淮，于是开沁河以通达徐州，又引黄河与泗水汇合，流入卫河的旧道才开始湮塞。新河位于昭阳湖东面，从南阳到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因河水决口，命官员开凿疏浚，工程将成时停止。四十四年再次决口，于是沿旧有河迹疏浚开凿；又从留城至境山疏浚恢复旧河五十三里，共役使夫役九万一千多人，历时八个月完成。隆庆元年，山水冲决，又淤塞新河的三河口，于是治理沙河、薛河上游，各自开凿支流：修筑黄家口、豸裹沟等坝，引薛河水从吕孟湖流出地浜沟；修筑宋家坝，引沙河水从尹家湖流出鮎鱼口；修筑黄甫坝，引沙河水从满家湖流入南阳湖。次年工程完成，又修筑三河口石坝一座、南阳湖石堤三十多里，共设置闸九座，修筑坝十三座、减水闸二十座，开凿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在昭阳湖以东沙水、薛水流入旧河的地方，开凿鸿沟废渠，通达李家口、回回墓，再向东从留城闸流出，共六十多里，使积水都有宣泄之处，滕县、沛县从中获利。泇河从邳州到夏镇，共二百三十里；沿途有微湖、沂河、兖东、汶泗、沂、费、滕、峄等山水汇聚，是徐州、邳州的关键门户。引泉水通达吕湖，引湖水流入泇河，从宿迁出口，与淮河水流相接，可以避开黄河的险阻。隆庆年间，朱衡提出建议，交给群臣反复筹划，此后言官多次请求施行。舒应龙首先开凿韩庄渠，分泄湖水；后来刘东星分别委派各位臣僚，合力疏通开辟。又开凿黄泥湾支渠，节制、缩减湖水流量，修筑堵塞旧漕河，使水流专一而不分散；修建竖坝、闸门，使水蓄积而不泄出。然而河道狭窄，稍微遇到土山，只有小船能够从下面通过，使用木板、石料又难以靠人力施工。可是主张开河的人说，开凿韩庄的山地险阻不过几十里，凿通梁城的山渠不过十几里，所费金钱不过几万；难道要畏惧这几十里的艰难，却每天同黄河争夺数千里的利益？吝惜这几万钱的费用，却每年把一千万投入浩荡洪涛之中，哪一种难，哪一种容易？何况设置闸门必须使用石料，那么开凿工程也并不是白白浪费。

译海运兴起于元朝，巴延提出的海运议案曾三次变化，元朝整个时期都依靠它。京师就是元朝旧都，北面以居庸、巫闾为城防，南面以大海为护城池。转运道路中，淮安是中枢，河运是左翼，海运是右翼。永乐年间仍沿用元朝旧道，后来防通河修成，于是停止海运。丘濬曾极力陈说海运的好处，罗洪先又考察海运的里程、岛屿以及风雨云日等征兆，把这些记载在舆地图中。之所以多次议论又多次受阻，不过是被风涛吓得变色罢了。不知道海上居民在海上行船，也如同陆地居民在陆地行走一样；他们熟悉岛屿，知道在哪里湾泊，能够审察潮汛、迅流和飓风的时日，以便趋利避害，自然可以没有忧患。况且元人海运所以有失误，是因为从太仓、嘉定逐站向北，航行在茫茫万里的大海上，风涛难以预料，也没有山岛可以躲避。若从淮安向东，经登州、莱州停泊到天津，途中有许多岛屿可以避风；而登州有海市云，那是石头与水气相互作用、映日形成的现象，正是水浅的证明。海运一定要通达胶莱。舆地图说：“登州、莱州本是海运旧道。”考察过去的情况，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县，到胶州分成两股水流；北流、西河流入莱州的海，仓口因为从胶州通到莱州，所以名为胶莱。元朝时曾疏浚这条河，可以避开向东数千里的海运险路。如今堤坝、闸门的遗址还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巡视胶莱，寻访遗迹，绘制图表。副使王献极力主张这一建议，于是有了开凿胶莱河的工程。从南口起至麻湾，北口至海仓口，两口相距三百三十五里。两端旧有潮水蓄积，其中无需疏浚的二百多里，需要疏浚的一百三十多里。中间有分水岭，虽然开凿困难，但只有三十里。河道建成后，漕船从淮安、清江浦经过新坝口、马家壕、麻湾口、海仓口，直达天津直沽，共一千六百里半。沿河航行就等于沿海航行，只是经过海湾而不驶入大洋，可以避开刘家、蓬莱岛、沙门、黑水、成山等险处。工程将要完成时，王献离职，工程中途停止。如今当地老人还能够详细讲述此事，并且说粮饷不过几万，役夫可以借用班军，不必烦劳其他人力；花费两年就可以宣告成功，再同河运交替使用。此路堵塞就使用彼路，彼路堵塞就使用此路；仍然设置重兵驻守胶莱海边，守卫漕运、防御倭寇，也是一处重要镇守之地。反对者说，隆庆年间王宗沭曾经试行此法，遭到纷纷诽谤讥刺；第二次运输时三百艘船毁坏，于是停止。然而河势湍急凶猛，恰逢它发怒时，不亚于海浪的险恶。闸河中两船难以并行，只能像鱼贯一样逆流而上；一人高声呼喊，万支船橹都会停下。一条船接连撞上数条船，船只便会一起毁坏。与海运相比，利弊也大致相当。或者霍韬说过：古代黄河从孟河流到怀庆，向东北入海；如今卫河从卫辉、汲县流到临清、天津入海，这仍然是古黄河的旧河道。不如在河阴、原武之间审察地势是否便利，引黄河入卫河，以通达临清、天津。这样不但可以削减徐州、沛县水流的一半，而且会使京师的地势形胜更加壮盛，效益百倍。冬夏水位平稳时，就从长江进入淮河、沂河，流到河阴，顺流抵达卫河；夏秋水势迅急时，仍从徐州、沛县通达临清，这是一次行动而得到两条漕运道路。黄绾又说：漕河的水源都来自山东，并不依靠河南。旺马场、樊村、安山等湖，只要封闭并疏浚泉源，修筑堤岸，疏通河中的积沙，使湖水蓄得更深，那么湖外的长沟、马房，南到钩儿口，北到安山，就是宋代的梁山泊。那里地势低洼，比各湖水面还低，把漕运改经那里，可以免除济宁高源浅涩的艰难，这也是一种主张。淮安东南有高家堰，永乐年间疏通淮河作为漕运道路，并在堰上修筑堤防，防止淮水向东侵入。又从府城北面开凿河道，蓄积各湖的水，向南接通清口，共六十里；设置闸门，依次启闭，又筑坝以削弱水势。从清口引淮河水形成清江浦，流到乌沙河，汇合管家湖、白马湖两湖；堤防连接黄浦八浅以及宝应县槐角楼南面的各湖，向西抵达泗州、盱眙县界，都是漕运道路经过的地方。湖东有长三十多里的堤防，其南面的高邮、邵伯等湖也都有石堤，漕船撞上堤岸，常常毁坏沉溺。弘治三年，在高邮东面开凿新河来避开险处，名为康济河。嘉靖五年，在汜光湖东面开凿三十里的新河，于是废弃康济河。万历十二年，又在堤东开凿三十多里的新河，以避开槐角楼一带的险处，名为弘济河。大概因为宝应各湖的堤岸彼此相接，其中有沟渠能够相通并流入海的地方，就设置水闸防止水流泄出。再向南就是仪真的上、下江口以及瓜洲便河，都是由长江通达淮河的漕运道路。黄河是漕运道路中最险的地方，其中有徐州洪，乱石陡峭耸立，延绵几百多步，所以又叫百步洪。距徐州东南六十里的地方有吕梁洪，上下两洪相距七里，也是漕运道路的要害。万历十一年，议论从昭灵祠南面的黄河出口，经过羊山、内华山、梁山，接通境山，开凿河道，设置闸门，以避开戚港的急流。士奇说：“黄河源头起于北方山脉的起首，所以叫北河；长江源头起于南方山脉的起首，所以叫南河。长江发源于岷山，逐渐流到楚地、荆州，波涛汹涌，奔流入海。黄河源头虽然长远，却不如长江广大，而造成的祸患最大。治理它没有好的防治办法，为什么呢？黄河能够造成灾害，也能够带来利益。因此，不知道黄河利益的人，就不能抑制黄河的灾害。大禹平治水土，也尽力疏通沟渠水道，而后由稷完成。东南没有不耕种的土地，分出田畦，排列田界；一亩田各自有小沟，顷田共同有大渠；疏通处成为河川，低洼处成为深潭；渗漏的地方筑堤堵住，堵塞的地方疏浚。四野的沟渠，都是治理水患的地方；一年三季耕种、收获，都是治理水患的时间；家家户户尽力经营农业，都是治理水患的人。试看沿江的圩田，一层层连接的堤防，即使有冲决，损失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因此能够约束横流，使它注入大海，把九分的水患变成一分的利益。西北地区多是荒地，即使种植也只是黍、麦，水不能带来利益，反而成为灾害。稍微天晴，堤防就倾塌，水无处停留；淫雨一来，水就泛滥，没有东西约束。桑田沧海，时常变迁，难道要任凭河伯而称为神，就不可以用人的谋略治理吗？宁夏沿河套的土地，最被称为肥沃之地，河神为什么偏偏只庇护这一方呢？又有人说西北不适合种稻，可是夏、商、周三代兴盛时，国都都在冀州、雍州，什么时候曾经仰赖东南供给呢？”

译天与人相互制胜，损失和收益相互产生，利益和祸害也会相互转化。开垦一分田地得到一分利益，就能治理河道、减少一分水患；使方圆千里的水各有用途，不至于助长黄河暴虐，这是十全的利益。使方圆千里的百姓各自利用当地利益，不必劳烦官府召集调度，这是抓住根本的道理。当地居民各自熟悉水性，顺着水势就能取得功效；他们与不熟悉情况、仓促尝试、反向施为、颠倒行事的官吏相比，差别又大得多。海运之法，世人认为海浪非常危险，可是闽、粤以及澳门，全都依靠航海致富；世人认为岛夷足以忧虑，可是在元朝末年，海运仍能十成到达六七成。唉！非同寻常的谋划，是世人所惊惧的。即使是十全有利的开垦田地，尚且会因阻碍而不能施行，何况海运的利弊，哪里会没有阻碍呢？然而海运不能恢复，胶莱旧道也应当作为缓急时的备用；开垦田地不能兴办，沿河各县也应当广泛疏通遗留下来的支流。治理河道却堵塞支流，河道最终必然溃决；舍弃河道而只谈漕运，河一决口，漕运也会一同毁坏。因此，分开支流导引河水，依靠河道来运输漕粮，这是必然的形势，也是自然的利益。如今计算起来，只有泗州、祖陵不能不严格修筑堤防；其他地方不必区分河南、山东，只须顺应河水必然向下的趋势，造成它必经的道路，也如同南江一样。这样或许只使一方受病，而各郡仍不至于都被淹成鱼鳖吧？” 至于彼此顾忌，首尾牵制，只在细微处比较利弊，却不权衡重大利益，贪图眼前苟且的安稳，不考虑长远后果。强行凿筑石坝而毫无功效，漏水的堤口很快堵塞，随即又裂开。这同捧土作游戏没有区别。我先前经过徐州时，看见水势必定会决口流入城中，便告诉分巡公，赶快迁移百姓出去，并以愚民不能同他们谋划为由，请求分巡公带头迁移。分巡公认为我迂腐，害怕麻烦而不肯迁徙。不到一年，黄河在夜间决口，城中一半都被淹成了鱼塘。分巡公舍弃居住在高处，和住在高处的百姓得以乘船渡过。【以上均为明代副本书写】《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 两河总说 总理河道都御史戴时宗上疏，详细陈述黄河事务，以宽解皇上的忧虑。我经过鱼台县，按察巡视新堤工程和黄河水势，正好遇到新水泛滥，两岸没有土料，工程难以施工，于是舍船走陆路，从金乡县经过曹武，进入河南境内，开挖疏通梁靖口，接通贾鲁旧河，开通赵皮寨，越过汴梁，到达孙家渡，随处分派丁夫，并由官员督率。这样做大概是想疏浚上游、分散削弱水势，再徐徐筹划堵塞下游。于是我乘船行于黄河中流，遍察大名等府过去曾经决口的地方；返回时经过曹县、单县，沿鱼台而行，从沙河驿出来，停泊在鸡鸣台，往来于鱼台、沛县之间，督促修筑新堤和堵塞决口。当时已经接近六月底了。我私下反复想到，近来黄河变迁，漕运道路受阻并造成祸患，陛下日夜忧虑勤劳，于是采纳言官的建议，不因为我愚昧无能，错误地让我承担这个职务。我没有办法图报，不敢吝惜性命；即使在湿热暑天奔走驱驰，哪里敢推辞劳苦？如今各处工程虽然还没有报告成功，但事情的始末、本末已经大致了解，所以冒昧先行上陈，希望稍稍宽解陛下日夜操劳的忧虑，也表达臣微薄的犬马之诚。臣刚接受任命时，访求士大夫以及往来道路上的人，他们都说鱼台水势汹涌，似乎不可治理；如今亲眼看见，完全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可以从远处判断的是道理，却不能从远处确定的是地势形势；所以耳闻不如眼见，意料不如亲身经历。如今议论者想防守旧河道，却不知道旧河道不可能全部恢复；想消除眼前的祸患，却不知道眼前的祸患不可能立即除去。臣请把这番道理全部说完。黄河迁徙，自古就没有常态。如今北起天津，南到丰沛，没有一寸土地不存在黄河旧河道；在那些旧河道存在的时候，没有地方不受它的祸害。古今谈论治河的人，都没有比防守更高明的办法，只有汉代贾让说过“不要同黄河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先儒很赞同，认为这是最高明的论断。如今如果一定要寻找黄河旧道，那么《禹贡》时代的九河在河间、沧州、定州之间；隋朝引黄河水入汴水，向南通达江淮，又引黄河开渠，向北通到涿郡。如今涿水的河路已经断绝，只有淮河水流还和过去一样，但也已经不是从前的旧道了。汉、唐都定都关中，不依靠黄河水的功用；宋朝定都汴京，距离黄河灾害很近，防黄河与防北方边境所耗费用大致相等，但从开始到结束，黄河水患从未断绝。本朝定都燕京，一切漕运都取给于东南，从淮河到徐州，全都借助黄河水力。往年黄河流入丰县、沛县，沽头上下各闸都废弃，船只反而便利；今年天旱不下雨，漕运道路几乎干涸，济宁以南如果没有鱼台的水，漕船不是要十天半月才能到达这里吗？黄河之水不可缺少，这是明确的验证。臣到河南后，看见黄河东北岸比西南岸低下，不止四五尺。如果把水引向东北使它决口，从东平、张秋入海，施工非常容易，鱼台的水一干涸就可以立即等待。然而这样会堵塞漕运道路，东兖州以下必然全都阻塞。因此国家立法，调动三省的力量，从开封府铜瓦厢直到考城县流通集等处，把守东北岸如同防备盗贼，本来是有道理的，但仍然不够。又一定要按照议论者的说法，使地势、河道变迁，恢复九河，经郑州、卫辉、沧州、景州直到天津入海，或许可以永远消除河患。但恐怕徐州、淮河以下一带都将干涸，这是尤其不可行的大害。过去大禹治理九河，不过是使它们通达大海就停止了，古今都称赞他能使水顺行而不生事。如今想治理河患，又想借黄河水来满足我们的使用，即使大禹重新治理，也一定不会采用过去的方法。臣所谓旧河道不能全部恢复，就是这个意思。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必然成为百姓的灾患。现在不必远举其他事例，且说弘治年间黄河在曹县、单县泛滥，淹没土地一二十年；到正德年间，黄河迁徙到丰县、沛县，曹县、单县的灾患才停止；又过了一二十年，到前几年夏秋，黄河再次迁徙到鱼台，丰县、沛县的灾患才停止。如今飞云桥的道路已经断绝，高出平地，而且全是淤沙，人力难以施工，绝没有恢复通行的道理。即使恢复通行，也不过是把鱼台的灾患转移给丰县、沛县；一个灾患还没有消除，另一个灾患又产生了。黄河水突然到来，称为天灾，百姓尚且哀号。如今丰县、沛县的百姓刚刚得到喘息，却又要引水灌入那里，百姓会怎么想呢？过去宋神宗时，黄河在沧州、景州决口，司马光主张放弃北流而治理东流，等待二三年，等河流变得深广之后再慢慢商议。神宗问：“向东北流造成的灾患，哪一种较重，哪一种较轻？”司马光说：“两地都是我的百姓，但北流地区已经残破，东流地区还完整。”议论者认为，神宗的询问体现了君主的气度，司马光的见解符合权衡时势的需要；援引古例、斟酌今情，和今天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臣所谓眼前的灾患不能立即消除，就是这个意思。臣逐一考察河志：洪武元年，黄河在旧曹州决口，从防河口流入鱼台县。太祖高皇帝在梁、晋之间用兵时，命大将军徐达开凿塌场口，使水流入泗水，以疏通漕运道路。后来因河口堵塞淤积，于是修建师家庄、石佛等闸，又在济宁州西面的耐牢坡开渠，接引曹州、郓城的黄河水，以运输梁、晋地区的粮食。永乐九年，太宗文皇帝又命刑部侍郎金纯查看河势，征发河南的运木夫役开凿疏浚。旧河道从开封引水，再流入鱼台塌场口，从谷亭北十里流出，以恢复太祖时期的旧事；如今所说的永通、广运二闸就是这个河道。由此说来，鱼台就是黄河的旧河道，只是议论者偶然没有考察到罢了。就今天的计划来说，想治理鱼台的灾患，必须先治理造成鱼台灾患的根本；想治理造成鱼台灾患的根本，就必须暂且把鱼台作为承受水流的地方。黄河东北岸靠近漕运道路，只有向西南分流：一股从孙家渡流出，通往寿州；一股从涡河流出，通往怀远；一股从赵皮寨流出，通往桃源；一股从梁靖口流出，通往徐州小浮桥。往年四条道路都堵塞了，整个河南的水向南奔流，所以丰县、沛县、曹县、单县、鱼台依次受害。如今不治理根本，却想急于消除鱼台的灾患，臣恐怕鱼台的灾患不在丰县、沛县，而必然会转移到曹县、单县之间。然而臣之所以想暂时让鱼台承受水流而不治理它，理由有三条，防范办法也有三条。治理树木要先端正根本，疏浚水流要先导引源头；上游水源既已分流，下游水势自然削弱，这是第一条理由。臣刚到鱼台时，夏季麦子已经收割，新水恰好到来，被水淹的乡村已经成为废地；即使想耕种，也必须等到明年。今年不治理，百姓不会遭受大病，这是第二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