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卷

译国运的盛衰 神宗年幼登基，但很早就显露出聪睿明哲，慈圣皇太后的宫中训导也十分严肃。辅臣张居正专断而有才干，以法制治理天下，朝廷早晨下令，晚上就能施行；他尤其留心边疆事务，起初和高拱共同筹划安抚俺答，宣府、大同以西成为安宁之地。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谭纶担任督抚，各项任免和兴建事务，全都听从戚继光的意见。戚继光修建城堡、墩台，规划考察都极其精细，烽火传递也十分准确；又一向调练浙江兵，与边兵混合使用，车兵、骑兵、步兵也交错使用。外国听说后都畏惧，不敢窥伺边境达三十多年。又任用名将李成梁在辽东，敢于作战并深入敌境。当时九边安宁，郡县官吏畏惧法令，几乎可以比拟黄龙、地节年间。张居正后来骄傲强横，喜好自我尊大，又把巍峨宅第私自留给儿子；死后怨恨聚集，最终祸及他的家族。继任辅臣多半为了避免怨恨而不愿任事。神宗成年后，更加明白熟悉各种政务，不再把权柄交给臣下；在操切之后，继而施行宽大政策，人人都感到高兴。府库充实，赋税征收不苛刻。士大夫以气节互相夸耀，即使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辅臣，也并不愧对开元年间。自从贵妃宠爱日盛，神宗逐渐厌倦勤政，临朝听政的日子越来越少。等到国本之争兴起，朋党也因此分裂，朝堂上水火不容了。争论国本的人，竟然挤满了公车。神宗更加厌恶他们。斥退、放逐接连不断，持不同意见的人反而更加坚定。神宗认为用威势震慑他们，不如置之不理，于是批答奏章越来越少，后来竟完全不上朝了。最终有十九份奏疏被留在宫中，不予批复。郊祀不亲自参加，经筵也长期停止；应当推升的官员得不到升迁，被弹劾的人也不处理。神宗对一切都鄙弃，是因为认为大臣没有一个值得依靠的。所任用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人兼任数项职务，于是更能把持权力。又认为言官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便置之不理。然而最终往往奏疏一上，不等神宗下旨处分，被弹劾的人就立即离职，台省官员于是更加肆意行事。庸碌的宰相方从哲独自居于政府，神宗似乎喜欢他的无能，因而安置任用他。然而辅臣不能主持政务，台省官员却掌握了政务。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人，被称为把守关隘的虎豹，几乎把天下贤才都放逐废黜了。凡是内外被选任为台省官员的人，内阁都扣留不予下发任命。旧日的台省官员又用各种手段笼络后进之士，要求他们必须加入自己的党派。当时他们大肆鼓噪坚持的，只有禁止道学这一件事；至于边防和吏治，全都置之不理，贿赂日益盛行，风俗大坏。辽东的灾难一旦爆发，将领懦弱、士兵骄纵，已经无从应付。赋税加重，百姓贫困，流寇乘机而起。土崩瓦解的祸患爆发于天启、崇祯年间，但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到了群臣背弃公义、谋求私利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时候，流寇的祸患越来越紧迫，朋党的攻击也越来越苛刻。虽然各方持论各有长短，但与当时所谓的小人相比，那些人全都是真正的小人；而所谓君子，也未必是真正的君子。百姓越来越贫困，官吏越来越少，风俗一天天败坏；将领和士兵不知道杀敌，只知道残害百姓；文官不知道履行职责，只知道钻营攀附。即使有烈皇帝那样忧虑勤劳，也不能挽回哪怕万分之一。唉！一天之内有万般政务，难道可以高卧安睡而治理国家吗？高皇帝一天两次视朝，天还没亮就起身，到了半夜才睡，并不是喜欢劳苦。文王到了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实在是不能停下；舜所说的“无为”，只是说他的政治境界罢了，难道是把不办事当作无为吗？竟然说万历年间因宽松松弛而得到太平，崇祯年间因操切急迫而导致祸乱，这岂不是太荒谬了吗！

译朋党概略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每一代都有朋党。汉代的党人都是君子；唐代的党人以小人为多，但其中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宋代的党人则以君子为多。然而朋党的议论一旦兴起，就必定同国运相始终，最终走向败亡。聪明正直的人，是世道所依赖的，却必定被用“党”来指称。于是他们把精神、智慧和谋略都用来互相倾轧，没有闲暇顾及国事。而且指责别人结党的人，自己也必定有党派。这一党衰落，那一党兴盛，后来出现的人越来越不如前人。祸患延及宗庙社稷，本来就是必然的。国朝自万历以前，还没有朋党的名目；到了沈一贯四十岁时做宰相，他自以为有才干，不肯居于人下。当时的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正直敢言而又自负，常常同政府相抗；依附沈一贯的人多在言路任职，而顾宪成在东林讲学，名流都乐于前往，这就是东林党开始形成的原因。国本之争兴起后，当时的名流都认为嫡长次序已有定论，应当早早册立太子并上请。这也是一定的道理，提出请求的人没有什么可居功的地方，听取请求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罪过。但神宗认为他们是有意拥立太子，是希望将来获得富贵，所以不乐意群臣上请；即使他们不请求，神宗也不会实行。假使一请求就得到批准，不仅神宗不会对宗室骨肉产生猜疑，臣下也不会被扣上没有气节的罪名。可是第一次请求没有得到允许，第二次请求便遭到严厉贬黜，后来又屡屡受到廷杖；朝廷专门仇视贤者，并严厉惩罚他们。即使神宗心怀慈爱，并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让议论平息，议论却反而越来越繁杂。于是政府诸臣中，只有山阴王家屏、归德沈鲤同言官合力请求；请求不被允许，就违背圣旨而被放归。其余从沈一贯到申时行、王锡爵等人，都以调护为名，未尝不婉转地竭力向神宗请求，但内心也认为言官是在多事。神宗认为他们是在激〈目舌〉，政府也把他们视为激〈目舌〉。然而请求的人言语逆耳，调停的人言语甘美，于是便把请求的人指为党人。申时行性情宽厚平和，凡是被贬黜的人，往往很快又加以提拔任用；沈一贯却很能把持权力，务求取胜，被贬黜的人虽然离开了职位，名声却越来越高。东林君子的名声传遍天下，人们尊崇他们的言论为清正之论，即使朝廷中也常常依据他们的是非来决定取舍。交往的人越来越多，而求取进用的人也越来越杂。起初作领袖的都是君子，后来爱惜名声的人、急于进取的人，都来依附他们。于是“淮抚”之争兴起了。淮抚指李三才，他居家时位列三辅，年少便显贵，所到之处都有显赫声名；但他倚仗才气而操守不清，等到担任淮抚后，垂涎于大拜之位，广泛结交游士，每天在顾宪成身边的人面前称誉自己。顾宪成因此喜欢他，也替他宣扬。弹劾李三才的人，便被说成是东林党；指责李三才倚仗纵横之术、与言官为难，于是公论更加贬低他，而东林也受到不小的牵累。不久“妖书”案件兴起，清流面临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处境。梃击案件发生后，两党更加水火不容。“妖书”就是所谓《续忧危竑议》。不知道是谁写的，大体上是说，夺取嫡长地位虽然困难，但当世豪杰如沈四明、某某等人辅佐促成此事；又有人说，如果这些话出自清流之口，就是要倾覆沈四明等人；也有人说，这是奸人制造出来陷害郭正域的。郭正域当时有清流领袖的名声，是政府最忌惮的人。那时神宗震怒非常，罗织罪名也十分严密，搜查郭正域的寅[字义不明]，并侦察他的左右，形势危急到了极点，最终却没有找到踪迹，于是把案件归到皦生光身上，但到最后也没有查明真实情况。“梃击”一案，是张羌拿着木棒闯入青宫，据说是想向神宗控诉两个宦官。这两个宦官是郑贵妃派去修建野寺的人。巡视御史刘廷元上疏说：看他的样子，很像风癫；探究他的内情，实在极其不可测。于是刘光复等人都主张是风癫之说，而刑部主事王之寀进入狱中，套问出他的话，认为主使者出自郑氏外戚；满朝哗然，认为皇亲国戚几乎要发生专诸刺杀那样的事情。贵妃也感到害怕，便向皇上诉说。皇上命她到东宫自我申辩。贵妃见东宫为她极力辩解，东宫于是上奏恳请皇上出来接见群臣，为她昭雪澄清。皇上和东宫一同反复详细地剖析明白此事，于是把二名宦官和张羌定成此案，其余的人置而不问。张差事件发生时，朝廷内外不能没有疑虑，因为事情是由贵妃的宦官引起的，又直接闯入东宫，仿佛只是巧合。之寀的奏疏说，张羌的话说得十分确凿；也可能是张差对二名宦官恨之入骨，所以诬称他们主使梃击之事，这也无法知道。然而廷元等人对之寀尤其憎恨。之寀平日操守也不清白，廷元和韩浚等人便在京察中把他从重处置。大概东宫侍卫疏于防守，以至于外人闯入，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了；诸臣对此提出严厉警告，使东宫免遭意外之患，也使国戚怀有警惕之心，这些确实都不能缺少。只是事情牵涉宫禁，情势很难结案，所以田叔焚烧梁王狱词，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调停办法。这两种说法也可以相互补救，却偏偏一定要斥责并惩办执法者才肯罢休。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当时两党已经不能并立。辛亥年的京察由孙丕扬主持，曹于汴、汤兆京协助，而被处置的汤宾尹、王绍徽等人，都是攻击东林的人。王绍徽有清正的声望，汤宾尹则以才华著称，所以秦聚奎特意指责这种不公平。到了丁巳年的京察，由郑继之主持，徐绍吉、韩浚协助，而被处置的全都是东林党人。世人所谓的清流，在这一网中全被清除。当时叶向高离去，只有方从哲任首辅，庸碌无能，毫无主张。皇上对奏疏一概留在宫中不作处理，只有言官一经弹劾，那个人便自行罢职离去，并不等候圣旨。都察院和给事中等机构的势力积重难返，当时有齐、楚、浙三方鼎立的说法。齐党是亓诗教、韩浚等人，楚党是官应震、吴亮嗣，浙党是刘廷元、姚宗文等人，他们的势力十分嚣张。汤宾尹等人在暗中主持这些事情。于是又有宣党、昆党等各种别称。所谓宣党，指汤宾尹；所谓昆党，指顾天峻。顾天峻、高亢自负得意，而汤宾尹则淫乱污浊、没有操守。庚戌年科举榜中的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邻，都以才华著名，却急于追求富贵，彼此嫉妒倾轧。邹之麟依附韩敬，想求取铨部职位而未能如愿，于是反过来攻击他。这样一来，邹之麟、钱谦益都受到当时权贵的压制；礼部主事夏嘉遇起初也受到当时权贵的推重，但因为同邹之麟交往，也受到压制。这时辽东四路失事的消息传来了。

译赵兴邦当时任兵部官员，仍然进入礼部主持考试，邹之麟、夏嘉遇于是弹劾他，并牵连到亓诗教。言官们联合上疏弹劾夏嘉遇，赵兴邦却立即升为京卿，他的势力更加张扬，而公论也更加愤怒了。御史詹世济帮助夏嘉遇攻击赵兴邦，于是赵兴邦的气焰渐渐衰落。神祖去世，光庙首先召回叶向高；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都把招纳名流作为首要事务。自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等人起，都成为铨部和宪台的大臣；即使是依附东林的人，也无不从民间出身而成为显贵官员。此前掌握齐、楚、浙三方权势的人，都被放逐罢黜。一时之间，人们把这种局面看作元祐年间的兴盛。然而，那些依附权势的人只知经营钻营、急于求进，京卿添注的人接连不断，已经不能令人满意。赵南星任冢宰时，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都任宪臣，魏大中任吏部侍郎，邹维连、夏嘉遇、程国祥都任吏部司官，他们都清正激烈，持论也不免有些苛刻，因此人们更加侧目。大宦官魏忠贤暗中掌握国柄，起初也对诸位贤臣抱有好感，但诸贤认为他行为邪曲，于是更加憎恨厌恶他。周宗建、侯震暘等人相继弹劾他，又牵连到客氏。客氏是熹宗的乳母，并且同魏忠贤私下结为夫妻。皇上把各种政务全都委弃不问，宫中只有魏忠贤、客氏掌权。叶向高本来想从中调停，但诸贤却一定要把他们斥逐出去才觉得痛快。杨涟上奏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于是双方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叶向高很快离去，事情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廷杖工部主事万燝，是为了威吓朝廷大臣；后来又因为夏嘉遇、魏大中同御史陈九畴互相争辩，皇上突然下令将他们斥退降职，不久便把诸贤全部斥逐，并且兴起大狱，最终酿成清流的灾祸。国运几乎因此陷入危险。虽然崔呈秀等奸邪之人暗中推波助澜，诸贤也不能说没有过错。他们议论高深而实际功业很少，争夺名位而产生猜忌。凡是异己者，即使清正也要驱逐；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污秽也要接纳。即便是领袖中的贤者，敢于直言、值得尊重，也有许多人嫉妒他。魏忠贤一得势，便任用崔呈秀等所有奸邪之人，全国上下如同疯狂，拿着银铛的逮捕者四处出动。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人，都被下诏狱，遭受各种酷刑而死，天下人为之悲痛。然而，称颂魏忠贤功德、请求为他建立祠祀的人却遍布天下。凡是群臣上疏，必定把皇上同厂臣并称。一家之中被封为公侯的有三人，他的势力比刘瑾等人还要大十倍。臣民吓得两腿交叠而立；当时忧虑国事的人，渐渐觉得有改换国祚的趋势。只是崔呈秀等人虽然凶恶，实际上庸劣浅陋，不值得一提。熹宗去世时，魏忠贤把崔呈秀叫来谈了很久，最终也没能策划出什么；而烈皇帝一登极，便亲自明察决断，魏忠贤的党羽在朝廷内外遍布，却不知不觉间自行屈服了。部臣钱元悫、陆澄源以及贡士钱嘉征，先后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崔呈秀都上吊自杀，他们的党羽也都被放逐废黜。凡是魏忠贤从前驱逐的人，无不被召回任用。皇上又重新审定逆党案件，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多次召见大臣询问，每次发言，群臣都无法比得上。天下人欣喜地盼望太平。过去东林诸臣被魏忠贤罗织罪名，遭受极其惨重的迫害；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人人都把他们推为名贤。至于被魏忠贤收用的人，自然都属于下流之辈，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众人都说君子与小人的分界，到这时已经十分清楚。诸贤无论死去还是获得新生，都是皇上的恩典，应当同心忧国来报答皇上。然而他们急于追求功名，喜欢议论而厌恶逆耳之言，又收纳附和依从的人，习气仍和从前一样。皇上久而久之厌恶这种风气，心中怀疑他们偏袒党派。等到枚卜之事发生，钱谦益和周延儒又因才名相互倾轧，钱谦益一定要压制周延儒，使他不能升上来。温体仁趁着这个机会，上疏弹劾钱谦益；又因科场旧事，皇上大为震怒，当面加以诘问。吏部侍郎章允儒愤怒地极力抗争，皇上将他逮捕并罢黜，钱谦益也被罢职回乡。党争的灾祸再次兴起，但诸臣仍然懈怠散漫，不思考怎样取得实际政绩来挽回皇上的心意，只是天天上疏攻击温体仁、周延儒，没有一天停止。攻击得越厉害，皇上就越加怀疑；边境警报日益严重，皇上看着这些大臣，觉得没有一个值得依靠。史〔字形有误〕、袁宏勋等人弹劾阁臣韩矿、钱龙锡，使他们被罢职。钱龙锡不久又因袁崇焕的事情被下狱。周延儒于是成为首辅，温体仁也相继入阁执政，而党派门户的名目，最为皇上深恶。皇上圣明，知道两党各以私意相互攻击，不愿偏听偏信，因此内阁大臣都任用攻击东林的人，而言官中东林党人却较多。当时又出现复社的名目，继东林而兴起，其徒众更加壮大，文章才华足以改变一时风气；即使朝廷舆论也常常谈到它，不能加以禁止。周延儒、温体仁因权力相互倾轧，不久又彼此反目，周延儒罢去，温体仁掌握国政。他又引荐薛国观接替自己。大体说来，周延儒精明而贪婪，温体仁清廉而阴险，薛国观才干不如他们二人，却同样傲慢而偏狭。流寇的祸患日益逼近，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提出一条对策。温体仁离去后，薛国观也随即败亡，因贪赃事情败露而自尽；而且这件事是由东厂查出的。众人都说，部臣吴昌时实际上揭发了这件事的端倪；但归根结底，也是薛国观自己偏狭，皇上本来就从心里厌恶他，并不是下面的人造成的。不久，皇上再次召回周延儒，并召张至发、贺逢圣等人。张至发推辞不肯出任，贺逢圣不久也因病回乡。周延儒趁皇上后悔之际，赦免逃亡者、宽宥罪人，罢免斥退诸臣，又大量召回任用他们。他营救词臣黄道周的狱案，一时获得贤臣的声名。原来周延儒罢相时，他的门人张溥、马世奇曾经以公论感动他；吴昌时又同他交结很深，周延儒于是采纳了吴昌时的意见。所以他所采取的措施，全都反过来改变了从前的做法，把过去排斥的人重新援引进来。然而他本性一向贪婪，又见群臣相互推许，便更加放纵自己。收受贿赂的范围越来越广，皇上也放低姿态听信他。张溥去世后，马世奇想远离权势，不肯进入京城；周延儒身边的人又都是小人，所作所为一天比一天坏。皇上因此心怀愤怒，急忙把他放归故里。吴昌时也被置于死地，同时把周延儒提解到京城，勒令他自尽，正如当初处置薛国观那样。周延儒虽然宽厚，再次出任时所做的事情多有善政，但到他死后，人们却没有谁怜悯他，因为他过分揽权并且贪婪受贿。当时名流仍有很多位列朝廷，但大多徒有虚名，对国事没有帮助。流寇一进入京城，烈皇帝以身殉国，而跟随他死难的群臣却寥寥无几。

译因此更加受到世人的谴责。然而，像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成德等人那样壮烈赴死，光辉与日月争长，即使是仇敌的言论也不能不推重他们。到了南都重新建立，国事危急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原本应当完全抛弃异同，专心忧国，尚且担心难以支撑，但彼此仇视却更加厉害。拥立开始时，凤督马士英写信同枢臣史可法商议；史可法信中有选择贤人的话，史可法以为马士英另有所指，便立即同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发文给马士英，说明福王失德的事情。钱谦益虽然居家，也往来于江上，同样有意拥立潞藩；况且福王府过去有三案旧事，对东林不利。马士英得到这份公文后，便同大帅黄得功、高杰等人拿它作为口实，极力主张拥立福王。他所依据的伦序说本来有道理，但同他最初写信商议的意思并不相合。史可法等人实际上被他出卖了。皇帝□立后，史可法任首辅，急忙召集天下名流以收拢人心；马士英一入朝，史可法立即出任督师。马士英得到阮大铖的推荐，满朝大臣极力争论反对，但阮大铖最终还是奉中旨起用为少司马。阮大铖一入朝，便翻动逆案，处置各位清流；宪臣刘宗周上疏争辩。马士英、阮大铖在内任用宦官，在外任用藩帅，又招纳勋臣来帮助他们实现意图。他们大概是想驱逐刘宗周等人。从此，宫中的宦官和勋旧势力便更加不可预测。贿赂盛行。凡是在考察中被处置的人、被重加弹劾而罢官的人、贪赃劣迹狼藉的人，都恢复原来的官职，有的还多次得到越级提拔。当时有人因拥立之事怀有异心，又拿三案旧事激怒皇上；皇上实际上宽厚仁慈，不愿兴起大狱，所以清流不至于接连被杀，最终却导致左帅因众人愤怒而发动清君侧之举。马士英下令调集精锐部队来防备左帅，大军已经抵达维扬，而满朝都说没有忧患。他们还想借此机会消灭左帅。当时有见识的人说，乱政急速推行、群邪一同进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军一渡过长江，国事便土崩瓦解。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身统重兵，却望风奔逃，难道不可悲痛吗！两党对于国事，都不能说没有罪过。平心而论，起初作为领袖的是顾宪成、邹元标等贤人，后来是杨涟、左光斗，再后来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后是张溥、马世奇等人；他们的文章、气节都足以震动一时。攻击东林的人，起初是四明一派，后来是亓诗教、赵彦，接着是魏忠贤、崔呈秀，再后来是温体仁、薛国观，又后来是马士英、阮大铖；这些人都不为公论所支持。东林中也有许多败类，而攻击东林的人中，也间或有操守清正、能够独立自持的人。然而，他们各自的领袖人物，彼此相差实在如同天壤。东林持论高尚，但在筹划抵御敌人、制服流寇方面，最终没有实际成效。攻击东林的人自称孤立无援、甘愿承受怨恨，却从未替朝廷振兴一条法纪，只是凭借刻毒取胜；这可以说是在聚集怨恨，却不能说是在承担恐惧和怨责。他们对于国事都没有帮助，两方面都应受到讥评。东林中依附权势的人，大多不肖，贪婪的、狡猾的，都出在其中。然而清议还能够约束他们，间或也能按照公道提拔人才。他们中行贿的人，还以被人知道为耻。攻击东林的人收受贿赂，唯恐不够。到了崔呈秀、魏忠贤时期，南都的政治则公开而毫无顾忌地以牟利为交易，却不以此为耻。东林起初自负气节，每次都同宫中宦官为难；即使是贤宦官王安，也只是宦官中仰慕贤人的人，并不是诸贤同宦官勾结。等到东林衰败时，求胜而不可得，也有人冒险同宦官结交。崇祯末年，这种情况往往出现。攻击东林的人在神宗时，群宦官没有权力，还没有同宫中内臣勾通的事情。自从崔呈秀等人奉魏忠贤为主，他们用来媚事宦官的手段便无所不用其极。至于诵扬“莽”的功德，实在是天地间的一大怪事。直到南都时期，同宦官勾结的人还扬扬自得地夸耀，唯恐别人不知道。如果说两党中最可恨的人，就是他们专门喜欢逢迎附会；谁提出缓和、和平之说，他们就怀疑是异己，必定拿起武器跟着攻击。即使有贤能的人，也因害怕他们的辩难而不能坚持；又有人因为朋友而牵连朋友，甚至把亲戚、门生故旧相互联系起来，便多方猜疑防范，务必要压制对方的进步才肯罢休。这样相互激怒，后来的愤恨超过先前，最终个人与家族都遭败亡，国运也随之衰败。说他们都是高皇帝的罪人，也是可以的。不过，后世评论谁是贤、谁是邪，有些地方难以混淆；我也因为前辈所爱重的人，想把他们推入清流〔缺字〕之中。然而我不因此怀有偏见，只是平实地说明事实，希望可以对鬼神质证。（此段出自夏允彝。） 李三才年轻时就以才华著称，任山东藩臬时尤其有名。他离开山东二十年，百姓仍歌咏思念、没有忘记他，说大盗大奸几乎都被李三才擒获惩治了，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锡爵蒙受皇上特意召见时，亲自上疏说皇上把章奏一概留在宫中，对它们持鄙夷态度，就像禽鸟站在那里，根本不让它们进入耳中。然而在这之后，舆论更加喧嚣，称神称鬼，成什么国家体统！这份奏疏十分秘密，但李三才设法得到后，把它泄露给众人。他说锡爵把台省官员看作禽兽，于是台省官员更加攻击锡爵，所写的言辞十分丑恶。李三才多取多给，结交宾客遍布天下，顾宪成身边的人每天都称赞他，以为他确实足以干预国政。然而我曾见过他的辩解奏疏，其中说，传闻皇上在宫中请仙，仙人说李三才是圣人，所以群臣都嫉妒他。这种说法也非常没有根据。总的说来，李三才有才华却不受约束，不是纯粹的忠臣。他奢豪华靡的习气，理应不受清流喜爱。有人说，李三才最初请顾宪成到家里时，只摆了三四样普通蔬菜；第二天却盛陈各种食物，顾宪成惊讶地问他。李三才说：这些都是偶然罢了。昨天偶然缺乏，所以东西寥寥无几；今天偶然有了，所以摆列出来。顾宪成因此没有怀疑他。又听说有一位以才名著称的孝廉，在计偕入京时，同另一位孝廉一起拜访李三才，在他那里留了两天，得到的不过是几两路费。同行的孝廉很生气。到了京城，旅馆刚刚安顿好，李三才的使者已经到了，赠给那位孝廉二百金，赠给同行者四十金。他操纵安排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如果把他的才智全部用在职务上，也一定非同寻常。

译金擅，字玉立，是东林中才干胜过仪表的人。他在诸生中唯独赏识韩敬的才华，托丁元荐同他结成婚姻，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然而韩敬成为鼎元后，丁元荐却首先攻击他。金玉立实际上是这件事的发起者，这又是人情难以理解的地方。韩敬同汤宾尹来往最密切，汤宾尹选他为元，未必没有缘故；但韩敬的才华也确实不差。韩敬喜好纵横家的学说，放纵于女色和财货；他本来就不是治理太平的臣子，但总不至于像汤宾尹那样严重，动辄夺人妻子，败坏别人的节操。论争喧嚣，没有比辛亥年京察更厉害的了。御史金明时在京察前上言，说考察的法规势必会涉及某某人，他的意思本来就是想免于考察。曹于汴、汤兆京等人便以阻挠考察法规为由严厉弹劾他，金明时辩解说，自己有什么阻挠的迹象？汤兆京说，等考察法规完成后再说明。考察法规尚未下达，金明时却先被罢职为民。不过，汤兆京所谓的阻挠，也不过是说金明时前一份奏疏显得过于严厉。秦聚奎那篇舍死报国的奏疏，也有人称许；但奏疏中自称今年算命应该死，所以舍生来做这件事，也令人惊讶。当时被称为在考察中受到冤屈的共有七人，总的说来都是汤宾尹煽动的。汤宾尹才名很盛，当时受到重视，有人因此认为考察对他不公。然而按照他的品行来衡量，实际上并不冤枉。到了丁巳年京察，不公平的情况更加严重，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争辩；这说明清流已经被驱逐殆尽了。韩、钱、王、邹四人，才学本来不相上下，又是同乡同籍，却彼此仇恨到了极点，几乎无法调和。王象春自述说：他曾与邹同游西山，邹作对联说：“敬”字去掉“文”就是“苟”。王象春想了很久也想不出相应的下联。王象春忽然说：“林中有一点，便成了‘不成材’。”这是因为钱宾尹的号是霍林。这些都是极其轻薄的行为。韩、邹二人本来就为世人所诟病。王象春居住乡里时，最受乡人厌恶，连他的族人也有许多恨他。钱谦益沉溺于声色以自我享乐，晚年失去操守，既投靠阮大铖，又把自己的妾柳氏送出来为阮大铖斟酒。阮大铖送给她一顶珠冠，价值千金。钱谦益命柳姬向阮大铖道谢，又命她把席位移到阮大铖身边；那副丑态令人作呕。唉！《诗经》说：“看看老鼠还有体面”，钱谦益、胡某难道独独没有听说过吗？南京陷落后，钱谦益每天和王铎面向南坐着，点名登记投降的官员。点到邹之麟时，邹没有答应，王铎急着要参劾他，张孙振对钱谦益说：“这人是老先生的同乡同籍，应当替他周旋。”钱谦益点头同意，邹之麟因此得以无恙。张孙振常常向人夸耀这句话，说：“若不是我，邹衣老几乎就弄不出来了。”听说邹之麟厚重酬谢了他，但邹之麟仍得意洋洋地自称“我不臣二姓”。唉，这也实在可耻！北都死难的人，如孟兆祥及其子孟章明、汪伟夫妇、凌义渠、施邦曜、周凤翔、陈纯德、吴甘来、朱之冯、卫景瑗、吴麟征、王家彦，勋臣惠安伯张庆臻，戚臣新乐侯刘文炳及其弟都督刘文耀，大康伯张国纪、驸马永固，都是全家焚死的。武臣周遇吉、内臣王承恩也死于难。南都死难的人，如高倬、刘邦弼、何刚、吴嘉允、陈于阶、钱栋、祁彪隹，勋臣靖南侯黄得功、鲁之璵、黄蜚、侯承祖父子、陈天叙等，都是以死争光于日月的人；他们与二党都保持中立，所以附记在这里。成德自尽时，先对妹妹说：“你还没有出嫁，留下来依靠谁呢？”妹妹请求先自尽。成德哭着看她上吊而死。他的妻子请求接着自尽，成德悲痛万分，不忍看她，便进去向母亲告别，放声哀哭；出来后上吊自尽。母亲见子女和儿媳都已经死了，也悲痛地上吊自尽。当初成德弹劾温体仁时，朝廷对他拷打审讯，使他备受残酷折磨。他的母亲曾在路上多次辱骂温体仁，还想上前打他。温体仁向皇帝申诉，便把她驱逐出都城。她在谪戍途中遭逢变乱，家属全部死去；又因流离颠沛，她的妹妹二十多岁，最终一直没有出嫁。刚被召回，便全家殉难，实在是最为壮烈的了。刘理顺是德行盛美的士人，也全家自尽。寇兵在中州知道他的清正，也聚集起来为他哭泣。马世奇的两个妾都先行自尽；汪伟和妻子相对饮酒后自尽。妻子误坐在左边，随即说：“坐错了，丈夫应当在左边。”于是仍旧互换了位置，随后死去。南都覆亡时，人人都认为已经无可作为了，只有石麟发誓以死相许，一定要谋求恢复禾城。杀死魏官之后，众人的情绪纷乱，彼此猜疑，把石麟驱逐到城外。等到城池将要攻破时，石麟亲自入城，慷慨赋诗，随后自缢而死；他的两个义仆和两个义僮也跟随他死去。侯峒曾倡导义举，守卫城池。他的儿子元演、元洁年少而有才，自从听说南都陷落，便发愤求死，与父亲一同守城。到这时，兄弟二人争着赴死，都被士兵杀死，义仆也跟随他们死去。黄淳耀刚刚登第，就知道时局已经不可为，不接受官职而归，身穿布衣徒步而行，萧然隐居。后来他与侯峒曾一同守城，城破后，便与弟弟渊耀一同自缢，并在墙上题字，以不能谋划救国为歉。陈于阶官至钦天监博士，听闻国难，穿戴好衣冠以谢国恩，然后上吊自尽。吴嘉允已经奉命出都，听说敌军渡江，便又调转车子，住在城外的僧寺中，想要上书，但多次没有送达；等到奏书送上去后，他便自缢而死。侯承祖守卫金山卫，杀死五百多人，力量耗尽后被擒，大骂着死去。这几位公卿，是死难者中尤其壮烈的。他们一生的美好品行多得写不完，我想将来史臣应当分别为他们立传。南都陷落以后，在民间起义并为守节而死的人也很多，只是不能详细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