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日本访书志》，清代杨守敬撰。序 光绪庚辰年夏天，我杨守敬应大埔何如璋公使的召请，前往日本担任随员。在日本的书店中得到不少旧本。不久把它们交给日本医员森立之，他让我看了自己所著的《经籍访古志》，于是便按照书中著录去搜求。恰逢遵义黎庶昌公使接任，商议刊刻《古逸丛书》，嘱咐我尽力搜访。但藏在那些好古人家中的书，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到的。正好承蒙上天眷顾，我所携带的古代金石文字中，有许多是日本从未见过的，于是双方互相交换。这样一来，日本著录的书便纷纷聚集在我的箱笼之中。每得到一本书，就略微考察它的来历和情况，另用纸记录下来。时间久了，得到二十多册，打算回国后与同人互相考证，为它们撰写提要。回国以后，我赴黄冈任教官，同好之人一个也没有，这部稿子于是被束之高阁。远方嗜古的人士，曾写信来索看书目，我因此检出旧稿，但涂改增删之处已经难以辨认。当时我又到省城任馆职，原书大多藏在黄州，不能逐一整理，于是先把字迹清楚的交给抄书人抄录，编成十六卷。见闻的疏漏、体例的错乱，都是免不了的。而且其中并不全是罕见之书，还有许多惊人的秘籍没有抄录出来。实在是因为精力已经衰退，又没有人协助，才造成这些缺憾。假如上天再给我一些年岁，也许应当把所得的异本一并刊出，把全部情况告诉世人。辛丑年四月，宜都杨守敬在两湖书院东分教堂自记。缘起 我出生在偏僻的角落，家中很少藏书，对于目录学向来没有渊源。庚辰年东渡来到日本时，想到欧阳修所说百篇古书仍有存留的话，颇有搜集散佚古书的志向。但茫然没有头绪，不知道哪些版本是散佚而仍保存下来的。于是每天到市集上游走，凡是书版已经毁坏的书都买下来。不到一年，便有三万多卷。其中虽然没有秦火中幸免的书籍，却实在有像奝然未曾献出的书那样的古书。因此把各家谱录互相参照考订，凡有异同以及罕见的，都加以甄别记录。若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就断定别人也没有见过，这正是“辽东豕”招致讥笑的原因；然而其中也确实有一些秘文残简，是经我表彰整理才得以流传出来的，不能说不是采集遗文的一点帮助。日本旧有抄本《经籍访古志》七卷，近来由涩江道纯、森立之共同撰写。其中所著录的书，现在有不少已经无从追寻。然而我所得到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这部志书遗漏的。现在不沿袭它的体例，凡是没有亲眼见到的，另编为《待访录》。《访古志》所著录的明代刊本，日本方面认为罕见，而实际上是我国通行的书，例如刘节的《艺文类聚》、安国和徐守铭的《初学记》、马元调的《元白集》等，今后一概不载。也有些书在日本很常见，而在中国现在很少遇到；还有些是日本翻刻的旧本而没有传到中国的，这些也都逐一收入。《经义考》每部书都载录序跋，体例最为完善，《爱日精庐藏书志》于是沿用了这一体例。现在凡是《四库全书》没有著录的书，宋、元以前的版本一概载录序跋；明本则选择有考证价值的载录。书中的行款、版式和四周边框，宋元本记载得详细，明本则较为简略。日本古抄本以经部书籍最多；经部之中，又以《易》和《论语》最多。大体上它们源自李唐，或者是北宋时传抄下来的，这些都是我国从未听闻过的版本。《七经孟子考文》中所见的，每经不过一二种，实在不足以概括日本古籍的全部。《考文》一书，先由山井鼎校订，后来物观又奉敕校订；看起来日本的古本似乎不再有遗漏。却不知道《考文》刊刻于享保年间，相当于我国康熙末年；那时日本好古之士也才刚刚兴起。因此，旧传的《易》单疏本、《尚书》单疏本、《毛诗》黄唐本、《左传》古抄卷子本，都没有被《考文》见到，其他遗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日本古抄本中的经文和注释，往往有虚字。阮氏《校刊记》怀疑这是日本人擅自增添的。现在通观这些抄本，才知道它们实际上沿袭的是隋唐遗留下来的体例（详见陆氏《释文》）。即使是源自北宋的本子，也还没有全部删削这些虚字（如本志所载《尚书》《毛诗》的经注抄本，仍有很多虚字）。现在合校几种本子，还可以寻见它们逐渐铲除这些字的痕迹。阮氏所见的经注本，大体都出自南宋，所以不相信日本本子是唐本。日本的文事兴盛于延喜、天平年间，相当于唐朝中叶。此后日本不断发生战乱，到明代启、祯年间，德川氏掌握政权，才停止崇尚武力而整顿文教。因此，德川氏以前的书，可以相信没有伪作泛滥的弊病。《古文孝经》固然不是孔子真实传授的本子，但也一定是司马贞、刘子元共同讨论过的版本。《提要》怀疑它是宋以后的人伪作，是没有了解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气候，固然不像我国江南那样多霉烂，也不像我国河北那样少虫蛀，为什么唐人的遗迹至今保存下来的多得数不清呢？大概是因为日本有势力的人家都有土窖收藏书籍，所以即使屡遭火灾也不会毁掉。至于抄本，都使用日本的蚕茧纸，坚韧程度胜过布帛，所以经历千年也不会破碎。日本的藏书家，除足利官学之外，以金泽文库最为古老，相当于我国元、明之间。今天流传的宋本，大半是它遗留下来的。其次是养安院，相当于明朝末年，也藏有很多宋、元本，并且有朝鲜古本。再往下则以近世狩谷望之的求古楼最为丰富。即使是枫山官库、昌平官学所，所收藏的也比不上它。此外还有市野光彦、涩江道纯、小岛尚质和森立之，都是著名的藏书家。我所得到的书，大体上都是各家的遗存。日本的医员大多博学，藏书也以医员为多。喜多村氏、多纪氏、涩江氏、小岛氏、森氏，都是医员。因此医籍尤其搜罗得毫无遗漏。《跻寿馆书目》由多纪丹波元坚撰写，其中著录的书，今天藏书家尚未著录的不过百种。我现在只把自己收集到的书记录下来。日本崇尚佛法，每逢兵乱，按惯例不毁坏古刹。因此高山寺、法隆寺两处藏书中所储藏的唐代经书、写本佛经不下万卷；即使经史古本，也有许多出自其中。现在这部书所著录的，仿照《旧唐书·艺文志》的体例，收录各家为释氏而作的书。至于一切经，虽然精妙无比，都另行记录。日本有很多朝鲜古刻本，都是明代平秀吉发动战争时掠夺来的，例如《姓解》《草堂诗笺》等书。我询问朝鲜使臣，他们都说本国已经没有流传，并且说平秀吉之乱使朝鲜典籍因此几乎全部丧失。既然如此，想要寻找朝鲜散佚之书，在日本应当可以得到一半了。

译日本维新之时，很想废除汉学，因此旧日世家的藏书几乎按斤估价。当时贩卖到我国的书，不下数千万卷。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个姓蔡的人装载一船书，经过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到其中一部南宋刻本《吕氏读诗记》，据说宋、元刻本很多。我料想其中一定夹杂着秘籍孤本，只是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流传到合适的地方。我是在残存书籍被收拾之后才来搜集的，不能不恨自己来得太迟，也不能不替这些书感到遗憾。我刚来日本时，书店还不十分珍视旧刻本。等到我不断购买搜求，日本那些好事之人也往往出高价来争购。于是旧本一天比一天稀少，书商得到一部嘉靖本也把它当作秘籍，而我的财力也耗尽了。然而凭着我一个人对古书的深厚爱好，使日本已经抛弃的书籍重新登上餐桌；从今以后，想来不至于再把它们杂乱地毁掉烧掉了。那么，日本人把它们视为奇货，本来正是我所深切希望的。（近来听说他们把书层层包裹珍藏起来，不再卖给外国人了。） 日本学者在经、史、子、集四部都有著述，早晨还在修改润色，晚上就悬挂到国门之外，颇为沿袭明末的风气。然而也有通达多才、朴实治学而卓然可传的人，他们的著作反而大多没有交给刻书人刊刻。（如狩谷的《和名类钞笺》、丹波的《医籍考》。）我打算另编《日本著述提要》，所以这里都不收入。至于那些只是采录古书、不掺杂日本人议论的著作，如《医心方》《和名类聚》之类，都是一千年以上的旧籍，尤其可以作为校订古书的依据，所以破例收入。至于朝鲜是我国的外藩，《桂苑笔耕集》已经见于《唐志》，现在也按类别收入。《医方类聚》在日本有活字本，也是医籍的渊薮。皇侃的《论语疏》、《群书治要》以及《佚存丛书》，早已流传到中国，这部书似乎没有必要再重复叙述。然而《皇疏》有改动古本格式的缺失，《治要》有抄本、活字本两种；其他如《古文孝经》《唐才子传》《臣轨》《文馆词林》《难经集注》（都在《佚存丛书》中），日本也分别有不同版本流传，异同之处层层出现，那么又怎么可以略去不记呢？日本的藏书家中，我所交往的有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三人，他们的爱好大体与我相同。其中有特别珍奇的版本，本书也多有采录。只是除这三人以外，我很少与别人交往，想来一定还有惊人的秘籍珍藏在金匮石室之中。幸而有人拿出来给我看，我将随时补入书目，这也是日本珍重古籍的一段雅谈。《志》中最适合刊布的书，有经部的《易》单疏、《书》单疏，万卷堂的《穀梁传》、十卷本《论语疏》；小学类的蜀本《尔雅》、顾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隶释》；子部的台州本《荀子》；类书中的杜台卿《玉烛宝典》、邵思《姓解》；医家书中的李英公《新修本草》、杨上善《太素经》；集部的《文馆词林》十卷（《佚存丛书》所刻的只有四卷）。这些都是我国久已散佚的书，也是文艺界最重要的书。如果汇刻成一部丛书，恐怕不会在《士礼居》《平津馆》之下。至于释慧林《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这是小学类的渊薮；只要有一部流传下来，汉、唐、宋关于文字和音韵的书便都可以看到大概。只是卷帙浩繁，我的力量无力承担。世上有高瞻远瞩之人，也许会从这里得到益处。（后来黎公使把其中许多书刻入《古逸丛书》。） 前人的书目、谱录类著作，大多崇尚简要。《敏求记》只记录宋本，《天禄琳琅》《爱日精庐》《拜经楼》的藏书则兼收明本，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张金吾的论述尤其详细。我这部书又比张氏的更详细，似乎颇有过于繁琐的地方。然而我是在兵火之后著录这些书，又是在海外收集它们，因此不仅时代不同，地点也不同；如果不把书的情况记载详细，后人将会怀疑这是“郢书燕说”。而且书目中所载的书，日后未必都能一一流传，那么保存这些大略，也正是好古之人所乐于观看的。凡是常见的书，不载撰著者的姓名。至于罕见的书，则详细记录姓氏，有时还考察其爵位和籍里。古抄本和翻刻本大多载有日本的题记，其中所用的纪元名称十分繁多。如果一定要逐一同中国的年号比较并详细注释，就会繁琐不堪；现在另编一张表，以便考查核对。

译光绪辛巳年二月，宜都杨守敬记。《日本访书志》卷一 足利活字本《七经》足利学活字本《七经》，是山井鼎撰写《七经孟子考文》时所依据的版本。这部书印行于日本庆长年间，相当于明代万历年间。它原本是依据日本的古抄本，有的地方删去了注文末尾的虚字，又参照校对宋本，所以凡是与宋本不相合的地方，都是古抄本的旧文。日本刻印经书，最早见于正平年间的《论语》和翻刻兴国本的《左传》，又有五山本《毛诗郑笺》；至于完整印行《七经》，则从庆长活字本开始。我到日本初期便设法寻找，见到一经就买下来保存，积累了四年之久，才配齐全部。活字本虽然一时印行很多，但时间久了就很少保存下来，情况都是如此。例如我国中土兰雪堂的活字本也印于明代，如今已经极为罕见。山井鼎生活在我国康熙年间，那时这部书已经不是通行本，只有足利侯的国大学才有完整的一部，难怪近来更加难以遇到。有人怀疑其中凡是接近宋本的地方避宋讳而缺笔，应当是完整翻刻宋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刻字时仿照宋本字体摹写，所以遇到宋代避讳字也一律仿效，并不是完全依据宋本。这一点要用我所得的几种古抄本来验证，才能看出参合各本的痕迹十分明显。况且《尚书》《礼记》的字体不是仿照宋本的地方，就不缺笔，这样疑惑也就可以消除了。《周易正义》十四卷（旧抄本） 这是单独抄录《正义》的古抄本，没有年代，原为狩谷望之求古楼旧藏，相传是弘治、永禄年间的抄本。卷首是《周易正义序》，其次是《周易正义》第一卷，题作“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第二卷以下相同，但没有“定”字。凡是标明经文和注文起止的地方，都用大字居中书写。《正义》则用双行小字；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按大字计算。文字大体与明代钱保孙校订的宋本单疏相合。《乾卦》从“象曰”到“万国咸宁”，钱本总列在“各以有君”之下，与十行以下分别归属各段的情形不同；这个本子也是把总疏不分属各段。只是钱本所依据的还是宋刻本，而这个本子是唐代抄本的遗存。例如《文言》中的“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日本古抄本都有“言”字，从唐石经以来都没有“言”字。这个《正义》复述经文时有“言”字，而且前面九三爻的疏文引用《文言》时也说到这些话，本子中同样有“言”字。由此可知，《正义》所依据的经文本来有“言”字，后人依据石经，连《正义》中的这个字也删去了。钱氏所依据的单疏本已经删去了这个字，还没有到把经文和疏文合刻的时候。《伊川易解》六卷、《系辞精义》二卷（刻入《古逸丛书》） 这是元代至正己丑年积德书堂刊本，中间避讳字有缺笔，应当是重新翻刻的宋本。只是卷首载有朱子的九幅图，又有《精义》题作“晦庵先生校正”，恐怕都是书坊商人所为。其中东莱的一篇跋文，这个本子也遗漏了，现据董鼎《周易会通》补入。考察《东都事略》《书录解题》，都说是《易传》六卷；而《文献通考》和《宋志》都作十卷（《宋志》作《传》九卷、《系辞解》一卷），《二程遗书》则合为四卷。只有钱遵王《敏求记》记载有六卷本。其卷数参差的原因，有人说当时没有定本，所以流传各异。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认为《遗书》的四卷，是明人合并的；端临所说的十卷，大概是根据当时书坊把程朱的传、义合刊的本子。然而《宋志》沿袭了这种说法，并不是另有依据的传抄本。日本昌平学收藏有《程朱传义》十卷，是元代延祐甲寅年孟冬翠岩精舍刊本（我也得到过残本两册），同样有宋讳缺笔，因此它源于宋本无疑。大概自宋代董楷有《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以后，书坊商人便把朱子所定的古文依照《程传》编排，又把《程传》的卷次依照《本义》编排，并且删去其中所载的异同（只有明代广东崇德堂刊本载有异同，《音义》也被删去了）。这样一来，两部书都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后来又各自析分成书，而两部书之间又互相侵夺内容。近世《本义》有重刊吴革本，才恢复朱子的旧本；但《程传》的原本终究无法看到了。这个本子仍然分为六卷，异文和同文也都保存着，它是东莱所定的本子无疑。至于《系辞精义》，《书录解题》称《馆阁书目》认为它是假托祖谦之名。现在考察其中所载各家的说法，删割不当，因此说它是伪托，似乎并非冤枉。不过这部书流传尤其少，其中所载龟山的《易说》早已失传，保存它也未必没有考证价值。光绪癸未年嘉平月记。《尚书正义》二十卷（北宋刻本） 《正义》单疏本。卷首是孔维所上的《校勘正义表》，末题“端拱元年三月日秦奭等上表”，下列校勘官轩辕节、胡令问、解贞吉、胡迪、解桢、李觉、袁逢吉、孔维等人的官衔姓名；接着是长孙无忌所上的《五经正义表》，再接《尚书正义序》。序文下一行题作“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敕”字另起一行，与“国子”平列。题“尚书正义卷第一”，下一行所题孔颖达的官衔与前面相同，只是“达”字下面多了“等”字。以下各卷都题有颖达的官衔姓名，只有不再有“等”字。每卷末尾统计若干字数。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并避“玄”、“胤”、“让”、“敬”、“弘”等讳。卷三末尾写着：“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约句读了，圆种。”每卷都有“金泽文库”印，另有“归源”墨印，原本如今收藏在枫山官库。这部书中土早已没有传本，山井鼎作《考文》时也没有见过。因此，宽政年间丹波栎窗才得到残本，把它献给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