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十二

译●《日本访书志》卷十二 ○《楚辞章句》十七卷（明隆庆辛未刊本） 开头是王世贞的序，接着是目录、本传、班固的序，随后是刘勰的《辨骚》；目录后题写“隆庆辛未岁豫章夫容馆宋版重雕”。一卷末题写“姑苏钱世杰写，章芝刻”。考察此本，体例与明代无名氏翻刻宋本相合，只是那个本子避去宋讳，此本却没有避讳。又因四周有双边，应当是重新摹写，并非照原本影摹。但字体方正清爽，仍然接近宋刻本。第一行题作“《楚辞》卷之一”，第二行题作“汉刘向编集”，第三行题作“王逸章句”。这样看来，明刻别本题为“校书郎王逸章句”的说法，只是依据《隋志》改题，未必旧本原来就是这样。又考：晁公武《读书志》说，王逸续作《九思》，并把班固的两篇序附在书中；如今这个本子的班固序并未收入卷内。又因为晁公武开始把《本传》置于卷首，所以可知此本的编次出在晁公武之后。然而《楚辞》没有比此本更古的版本。嘉庆年间大雅堂虽然重刻了这个本子，但草率得很。近来武昌书局重刻洪兴祖《补注》和朱熹《集注》，而这个本子流传很少，这也是一件遗憾的事。○《古钞文选》一卷（卷子本） 这就是日本森立之《访古志》所记载的温故堂藏本。后来被森立之得到，我又从森立之那里得到它。《访古志》说：“现存第一卷一轴。”卷首有显庆三年李善的《上文选注表》。（如今善注本、六臣本都把昭明太子的序置于卷首，李善和五臣的《表》列在后面，这些都不对。）接着是梁昭明太子撰写的《文选序》。序后接正文，题作“《文选》卷第一《赋》甲”；下一行是京师上，班孟坚《两都赋》二首并序，张平子《西京赋》一首。界格长七寸五分，宽一寸，每行十三字。卷末隔一行题写：“《文选》卷第一。（《西京赋》紧接在《东京赋》之后，不另编为一卷。）不记载抄写年代，卷中朱笔、墨笔的校点相当密集，标记、旁注以及背面所记引用了陆善经、善本、五臣本、《音决钞》《集注》等书，并有‘今按’之类的话。考察它的字体和墨色光泽，应当是五百年前左右的抄本。这个本子没有注文，却在卷首冠以李善序，大概就是依据李善本单独抄录出来的。” 守敬按：这一点点都与森立之的说法相合；但说它是依据李善本单独抄出的，却不对。如今仔细考察，这个本子如果出自李善本，李善本已经把《西京赋》分为两卷，那么抄录它的人也必定会分成两卷。如今把三篇赋合为一卷，仍然沿用昭明太子的旧式，未必是抄写者有意考求古式才这样做的。《东都赋》“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一句，标记说：“善本作‘秦阿’，没有‘房’字；五臣本作‘秦阿房’，有的本子又有‘房’字。”现在把善本、五臣本同此本合校，这正是它不是出自善本的有力证据。又正文中的文字虽然多与善本相合，但也有完全不与善本相合的地方。（李善学识广博精深，远非五臣所能相比；五臣又晚于李善的注文，而且还经过传抄，错误多也是应该的。）《西都赋》没有“泉流之隈，汧涌其西”八字，与《后汉书》相合，也与陈少章的说法相合。“度宏规而大起”一句，王怀祖说善本作“庆”；如今善本作“度”，是被五臣本搀乱的结果，他的说法是对的。这个本子作“度”，与《后汉书》相合，也由此可见它不是出自善本。“平原赤土，勇士奋厉”一句，标记说：“这两个字陆本有，鹿本也有；师说本没有‘土’‘奋’二字，五臣本也没有这两个字。”考察起来，如今的善本也没有这两个字。《东都赋》“乃动大路”不作“大辂”，与两种本子都不相合。“其诗曰”下面，紧接着就是“于昭明堂”等句。其中《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的篇题，都列在各诗之后，与《三百篇》的古式相同。如今各种本子都把篇题列在诗前，这是不对的。各种本子有“嘉祥阜兮集皇都”一句，这个本子没有，与《后汉书》相合。《西京赋》“缭亘绵联”一句，标注说：“本注说，‘缭亘，就是绕了。’臣善说：‘亘’应当作‘垣’。”这样看来，薛综注文的本子作“缭亘”，李善注本才开始作“缭垣”；这个本子作“亘”，又足以说明它的底本在李善作注以前。“衍地络”一句，标记说：“‘■〈扌衍〉’，陆本说：‘臣善，音善反，意为伸展铺布。’”又记载说：“‘衍’，五臣本作‘之舒布也’。” 考察《集韵》说：“■〈扌衍〉”，意思是伸展铺布。这样，善本作“■〈扌衍〉”，五臣本作“衍”，这里反而与五臣本相合。如今善本作“衍”，是不对的。“独俭啬以偓促”一句，如今各种本子都作“龌龊”，全都不相符合。大概日本抄写古书，往往把后来的笺注、序文也一并载入；例如《孝经》本来是明皇初注本，却载有元行冲的《孝经疏序》。其他经书、经注本，也往往把孔颖达的疏写在栏格上，大概是为了便于讲读。抄写这个本子的人本来依据的是未加注文的本子，但善注本已经通行，所以也把善注文冠列在前面了。

译○古钞《文选》残本二十卷 古抄无注《文选》三十卷，缺少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等十卷，现存二十卷。《文选》原本三十卷，李善作注后分为六十卷。五臣注本仍为三十卷。此后后蜀毋昭裔刻《五臣注》三十卷，北宋刻本把善注合入五臣本，但卷数仍依善注本。两种本子所依据的底本大多不相同，虽然略记异同，也常有遗漏和错误。到了尤延之刻《善注》，又从五臣本中抽出善注。因此两本相互混乱的地方，终于无法理清，详细情况已经见于鄱阳胡氏的《考异》。这个无注三十卷本，大概出自古抄卷子本，并不是从五臣本、善注本略加抄录而成。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如果出自《善注》，必定仍是六十卷；如果出自《五臣》，其中的文字必定与《五臣》相合。如今仔细校勘，发现它与《善注》相同的约占十分之七、八，与《五臣》相同的约占十分之二、三；还有一些地方完全不同于这两种本子，是王怀祖、顾千里等人所推测的。另有一些极佳的地方，是研究“选学”的人都还没有发现的；一经考证，就会像拨开蒙蔽一样豁然明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十卷〕 大概日本所得的中土古籍，除《五经》以外，就把《文选》看得最为重要，所以该国唐代曾设置“《文选》博士”。（见该国《类聚国史》。）如今古抄卷子的残卷，往往还保存在收藏家手中。（我也得到两卷。）这个本子颇有虫蛀，观察它的纸质和字体，应当是元、明之间的抄本。旁边有倭文批注，也校记了异同。写作“扌”的，是说摺叠本，即“摺”字的一半，指宋刻本。写作“亻”的，就是“作”字的一半，都是校勘者使用的省写形式，与卷子本《左传》的格式相同。因此，首行题作“《文选》卷第五”，旁注“《赋》戊”，下面题作“梁昭明太子撰”。以下一卷的篇目与善本相合；五臣本每卷不列篇目，而把总目置于卷首，这不是古式。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字大如钱，必定是从古卷中抽出的。如今中土单独流行的善注原本已经不可得到，哪里还谈得上崇贤以前的本子呢？其中俗字、土字多得无法逐一列举；但正因为如此，反而可以深信它是六朝遗物。现在把它的异同列出，（另详。） 世上如果有见识深远的人为此作疏证，那么对于研究“选学”的人来说，又会增加一件重要的公案。○《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宋椠本） 这是宋代尤延之校刊本，缺第一至第十二卷，也就是鄱阳胡氏刻本所依据的祖本。唐代《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各自单独流行，所以所依据的萧统《文选》正本也有异同。到了五代孟蜀毋昭裔，才开始把《文选》刻板；史传虽然没有说明上板的是什么本子，但可以知道是五臣本。考察如今通行的袁刻六臣本，在李善《表》后有国子监准敕节文，说：“《五臣注文选》流传已久，我私下看到李善《文选》援引广博，典故清楚；如果允许雕印，必定会广泛流布。请求派国子监说书官员校定清本以后，抄写成刻板底本，再仔细对读，之后上板交三馆雕造。”等等。由此可见，善注起初没有刻本。这里说“校定清本后抄写成刻板底本”，就是把善注誊写成清本，再抄写五臣刻板本合刻的证据。只是没有记载年代，所以历来的著录家有北宋《六臣文选》（就是袁氏所依据的裴本），有北宋《五臣文选》（就是钱遵王收藏的三十卷本，见《读书敏求记》），却绝没有北宋《善注文选》。实在是因为善注与五臣本合刻以后，民间抄写的卷轴本全部亡佚，所以四明、赣上虽然有刻本，也应当在南宋初年。它们都是从六臣本中抽出《善注》来的。因此尤延之认为它有删节语句的弊病。但五臣注混入《善注》的弊病，也没有完全消除。（详见胡氏刻本《文选考异》。）元代张伯颜刊刻《善注》，又更多地增入了五臣注本的内容。明代弘治年间的唐藩刊本、嘉靖年间汪谅刊本、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刊本，也都以张本为底本，并且一再增加错误。（这些本子我都有。）本朝嘉庆年间，吴中黄荛圃才使尤氏宋本为世人所知；鄱阳胡氏请元和顾涧薲影摹重刻，评论者说它与原本毫发不差。我从日本访得尤氏原本，拿来与胡刻本对照，才知道原书笔力峻拔；胡刻本虽然很好，却不能像它。这个本子后面有尤延之、袁说友、计衡的三篇跋，胡刻本只有尤延之的跋；袁说友的跋则是从陆敕先校本载入《考异》之后的，但也损失了末尾二十多个字。这个本子的袁跋完整保存，计跋略有残缺破损，但仍然可以阅读。我曾打算用胡刻本通校一遍，只是最终匆忙之间没有空闲；适逢章君硕卿非常喜爱此书，想让我把它推让给他，于是我随手抽取第十三卷进行对勘。例如《风赋》中“激飏熛怒”的“熛”字，误作“漂”；又如“滔齰嗽获”下注“中风口动之貌”，胡刻本在“口”字上挤入一个“人”字，《考异》也认为是错误；这个本子并没有“人”字，不知胡刻本为什么错误地增入。由此类推，胡刻本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又原本中的俗字，胡刻本大多改刻了。原本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胡氏本却全部删去，这些都足以作为考证资料。我在日本时，见到枫山官库收藏的宋代赣州刊本，又见到足利收藏的宋本，还得到日本庆长年间用活字重刊的绍兴本和朝鲜活字本，都是六臣本。我用这些本子校对胡氏本，发现彼此都删节善注，这正是四明、赣上本的来源；由此才知道尤延之当日刻这部书时，兼收各本的长处。各本都有错误，于是他开始用其他书来校改。胡氏考勘尤本，只依据袁本、茶陵本两种本子；凡是与尤本不同的地方，都认为是尤氏校改的，这也是凭空推测的话。例如《西都赋》“除太常掌故”，袁本、茶陵本都作“固”，尤本作“故”。《考异》说这是尤氏校改的，却不知道绍兴本、朝鲜本以及翻刻的茶陵本都作“故”，并不是尤氏凭空臆改的。○《文选》六十卷（宋椠，枫山官库本）

译六臣《文选》，由枫山官库收藏。卷首是《李善文选注表》，《表》后没有国子监牒文，接着是吕延祚的《表》，再接着是昭明太子的《序》。有目录一卷。卷首题作“《文选》卷第一”，下一行题作“梁昭明太子撰”，第三行题作“唐李善注”，第四、五行题作“唐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第六行“《赋》甲下”有善注。每半板九行，每行正文十五字，注文二十字。版面大，字体大。没有刊刻年代；其中缺避“弘”“竟”“让”“徵”“敬”“贞”“玄”“桓”“殷”“构”等字，大概是南宋刻本。版心有刻工姓名。第一卷末记载：“州学司书萧鹏校对，乡贡进士李大成校勘，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第十八卷末记载：“州学斋长吴极校对，左迪功郎新昭州平乐县尉兼主簿严兴文校勘，左迪功郎赣州石城县尉主管学事权左司理萧倬。” 第二十六卷末记载：“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陆县主簿李汝明覆校。”各卷记载的姓名互不相同，另外还有刘格非、陈裂邹、郭礼等人的名字；而题作“张之纲、萧鹏校正”的居多，大概是赣州州学本。书中先列善注，后列五臣注。如今拿它与袁褧本校对，凡是五臣所引的书与善注重复的，就删去；那些不重复但意义浅显的，也多删去。它对善注往往比袁本校订得更完备。大概袁本以五臣注为主，所以对善注删去了许多繁琐文字；这个本子以善注为主，所以对五臣注删去了许多枝节。又其中凡是善注中说明体例、开创条例的文字，都用阴文白字书写。例如《两都赋序》“福应尤盛”下面，善注从“然文虽出彼”到后面的十九个字用阴文书写；又“以备制度”下面，善注从“诸释义”到“类此”的二十个字也用阴文书写，这应当是有所依据的。考察起来，善注单行本早已亡佚，我怀疑袁氏刊本就是从这个本子抄出的。至于元代茶陵陈仁子刊的六臣本和明代吴勉学刊的六臣本，虽然也把善注列在前面，但又多有删节和改窜，更加不足以作为依据。顾涧滨替鄱阳胡氏重刊袁本时，只依据茶陵本进行校勘对照，并没有见到这个本子。○《文馆词林》十四卷（刻入《古逸丛书》） 此前，日本文化年间中林述斋刻《逸存丛书》，收录《文馆词林》四卷，中土把它惊视为秘笈。等我来到日本，见到森立之《访古志》的记载，发现还有超出这四卷的六卷。于是依据这些线索追寻，竟又发现超出《访古志》记载的九卷。除去林氏已经刻出的四卷和第三百四十八卷马融的《广成颂》外，其余十四卷如今黎公星使全都交给刻工付梓。那些大字、疏行的，是小岛尚质从原本摹写出来的；那些小字、密行的，则是传抄本。中间不免有脱文和坏字，读者应当自行辨识。阮文达根据《唐会要》“垂拱二年，于《文馆词林》内采集言辞涉及规诫的文章，编成五十卷，赐给新罗国王”这段话，因而认为：“当时颁赐给属国的本子，原来就不是足本。”如今考察藤原佐世《见在书目》，其中有《文馆词林》一千卷；又据源顺《倭名类聚钞序》说“《文馆词林》一百袟”。这样看来，日本得到的实际上是足本。现在校看所保存的各卷，门类很多，并不全是规诫之辞。而且第六百六十五卷后有“仪凤二年书手李神福写”的字样，这就更早于垂拱年间，显然不是删节本，没有疑问。我考察：宋太平兴国年间编纂《文苑英华》，搜罗极为广博，但这部书没有被收录，所以《崇文总目》只记载《文馆词林弹事》四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文馆词林诗》一卷，这些都是零散残缺的遗存。至于《文馆词林》的全书，北宋人已经看不到了。（《通志略》记载《文馆词林》一千卷，只是依据《唐志》收入目录，实际上并未见到原书。）这十四卷中，虽然略有一些内容见于史书、《文选》和各家文集中，但其中失传的十分有八九，难道不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吗？刻印完成后，柏木政矩又送来一张目录，据说是嘉永年间小林辰访得的；总计起来，日本还保存三十卷。有的藏在浅草文库，有的藏在西京大觉寺，都不容易传抄记录，所以现在把这份目录附刻在这里，等待后人继续访求。小林辰所得元禄年间抄本《文馆词林》的目录 第一百五十二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浅草文库缩写本。） 第一百五十六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浅草文库缩写本。） 第一百五十七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一百五十八卷（卷首原本藏于柏木探古处，卷尾为铃木真年所藏影抄本。） 第一百六十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 第三百三十八卷（下落不详。） 第三百四十六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元禄缩写本。） 第三百四十七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 第三百四十八卷（卷首为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卷尾为原本，藏于摄津国胜福寺。马融《广成颂》一首，见于《本传》。） 第四百一十四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四百五十二卷（铃木真年所藏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四百五十三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浅草文库缩写本。） 第四百五十五卷（下落不详。） 第四百五十七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四百五十九卷（卷首为铃木真年所藏影抄本，卷尾为小岛所藏影抄本，合并这两部本子才成为完整的一卷。另有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和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五百零七卷（原本藏于柏木探古处。现存“玺书”二十七行，残缺得很严重。） 第六百五十五卷（下落不详。）

译第六百六十二卷（原本藏于柏木探古处，已经收入《佚存丛书》。） 第六百六十四卷（原本藏于柏木探古处，已经收入《佚存丛书》。） 第六百六十五卷（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另有西京大觉寺摸刻的数页。） 第六百六十六卷（原本藏于高野山古寺，后来遭遇火灾。） 第六百六十七卷（原本下落不详。） 第六百六十八卷（原本藏于柏木探古处，已经收入《佚存丛书》。） 第六百六十九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第六百七十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浅草文库缩写本。） 第六百九十一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铃木真年影抄本和浅草文库缩写本。） 第六百九十三卷（下落不详。） 第六百九十五卷（原本藏于摄津国胜福寺。另有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已经收入《佚存丛书》。） 第六百九十九卷（西京大觉寺影抄本，另有铃木真年影抄本和木村观斋所藏元禄缩写本。） 卷名不详的残简（西京大觉寺影抄本；此卷现存从后梁萧攸《让侍中表》到后梁沈君攸《为安成王让加侍中表》，共三首。） ○《文馆词林》六卷（抄本，成都杨氏重刊） 日本文化年间刊刻的《佚存丛书》中有《文馆词林》四卷。守敬东渡后，又访得十四卷，刻入《古逸丛书》，并得到柏木政矩的一张目录，说是嘉永年间小林辰访得的；总计起来，日本还保存三十卷。有的藏于浅草文库，有的藏于西京大觉寺，都不容易传抄记录，守敬便把这份目录一并刻下，以等待进一步搜访。等到《古逸丛书》刻成，我任期将满，准备回国时，会见博物馆书记官町田久成。他说自己曾见过浅草文库所藏的本子，我托他传抄，于是得到第三百五十二卷、第三百四十六卷、第四百一十四卷、第六百六十五卷（此卷原刻不完整，这次得到的是足本）、第六百六十九卷，共五卷。其中第三百四十六卷后有“校书殿写，弘仁十四年岁次癸卯二月为冷然院书”的题记。考察可知，冷然院是日本古代藏书的官库，藤原佐世《见在书目》就是根据冷然院所藏书籍编写的。弘仁是日本嵯峨天皇的年号，其十四年相当于中国唐穆宗长庆三年，足以知道这部书的源流十分古老。又有“宝永元年甲申四月十五日写”的题记，这又是日本传抄此书的年月，相当于我朝康熙四十三年。这部书屡经传抄，伪误很多，于是我把它带回来了。凡是见于史传、《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所引用的内容，都逐一进行校勘；那些无法用其他材料参证的地方，就暂缺不补。我的同宗葆初大令看见后很喜爱它，还替它订正文字，精心抄写并刻印。连同《佚存丛书》和《古逸丛书》所收的，共得到二十三卷。其中第三百四十八卷的马融《广成颂》已经见于马融本传，柏木政矩所藏的第五百零七卷又只剩目录，所以都不再收入汇刻。另有一卷名不详的残简藏在西京大觉寺。其余第三百三十八卷、第四百五十五卷、第六百五十五卷、第六百九十三卷，共四卷，柏木政矩《目录》已经说“下落不详”，现附记于此，等待后人继续访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七卷〕 ○《河岳英灵集》三卷（元刊本） 卷首是自序，题为“《河岳英灵集》”，下题“唐丹阳进士殷璠”序，后面另有《集论》一篇。目录前有木刻书牌，写道：“我切实看到，诗歌流传于世的已经很多了；像唐代的《河岳英灵》《中兴间气》，却是世间罕见的书。本堂如今得到这个本子，编次恰当，批点摘评也真实，真是诗中的无价之宝。谨慎地把它刊刻出来，和朋友共同分享。四方诗坛，幸请垂示高明的鉴赏意见。谨此。”这大概是麻沙坊刻本。考察此书，唐、宋两代的《志》都记作二卷，《崇文总目》记作一卷，《书录解题》记作二卷；这部书的序文也只说二卷。但此书实际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和毛氏汲古阁刊本相同，应当是后人分成三卷的。汲古阁本常有“以本集《国秀集》校刊”的话，这个本子没有。（考察日本僧人空海《文境秘府论》引用的这篇序文，写作三十五人、二百七十五首；《文苑英华》所收序文也说三十五人、一百七十首。）其中“一”应当是“二”字的错误。至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二十四人、二百三十四首，这部书的序文和毛本序文都这样说，但实际数目只有二百二十八首，应当是北宋时已经有散佚脱漏，所以《崇文总目》只记作一卷。如今虽然分成三卷，但收录的人数和诗歌数量都减少了，也不是陈振孙所见到的本子。至于序文开头，《文镜秘府论》和《文苑英华》都比这个本子多一百零四字，而这个本子和毛本都缺少这些文字。《集论》一篇，毛本没有收载。《文镜秘府论》中也有这一篇，现在一并抄录在下面。有人说：梁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以后，后来仿效它进行著述的有十多家，都自认为作品尽善尽美，但高明的鉴赏者未必完全赞许；况且从大同到天宝，执笔写作的人将近一千，除去凭权势和行贿得以入选的，其中明显可以列为上等的，五个人中还不到两个，怎么能遇到诗就编纂，往往编满一帙呢？大概人在身后树立节操，就不应当歪曲迎合；如果应当选取而编选不精，使美玉和石头混在一起，就会招致众人的诽谤，也使知音者感到痛心。（下接“夫文有”等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集论》从前伶伦创制音律，大概是文章声调的根本。因此，文气因音律而产生，节奏借音律而显明，才华得到音律的调节才会清正。身处文坛，不能不懂音律。孔子删定《诗经》，不是后世一般议论所能企及的。自汉、魏直到晋、宋，高唱之士有一千多人；然而考察他们的乐府诗，仍不时有小的失误。齐、梁、陈、隋时期，格调低下的作品实在很多。专门拘泥于禁忌，反而更加损害诗歌之道。善于写文章，并不是说四声都必须流丽和谐，“八病”也都必须避开。即使不刻意雕琢，也不算严重缺陷。就像“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这样的句子，雅正的格调仍然存在，何况其他句子呢！所以文辞有刚有柔，声调有高有低；只要文辞与声调相合，开头和结尾相称，中间没有败笔，就是懂得音律的人。沈约虽然对此感到奇怪，曹植、王粲从来没有预先觉察到，沈约距离这一点就更远了。我殷璠现在所选的作品，与各家颇不相同：既熟悉新声，又通晓古体；文采和质朴各取一半，风、骚两种传统兼备。说到气势骨力，可以和建安时期相比；论及宫商声律，则太康时期也比不上。后来有才秀之士，不要因此受到深重的迷惑。○《唐诗极玄集》二卷（元刊本）

译卷首题为“《唐诗极玄集》，唐谏议大夫姚合编纂，宋白石先生姜夔批点”。目录后有姚武功自题说：“这些都是诗家中的射雕高手；我在众多诗集中再次选取其中最为精玄的，希望免得后来人非议。共二十一人，一百首。（夹注：如今校对各本，都缺少一首。）”又有姜尧章说：“唐人的诗措辞妥帖，用意精切，有人讥讽它卑下，这是不对的。应当站在唐人的立场来看。”又说：“我没有加以批点的地方，也不是后世人所能达到的。”再后面有建阳蒋易的序文等。（蒋易有《皇元风雅》诗选。）卷中的诗大多使用密点，其体例又不同于吕东莱《古文关键》和楼钥《崇古文诀》。此本以本集《中兴集》互相校对，和汲古阁刊本相同，但字句往往胜过汲古阁本。例如祖咏《夕次圃田店》中的“中夜渡京水”，毛本作“泾水”。考察圃田怎么会有泾水？阎百诗已经对此提出疑议。钱起《送弹琴李长史赴洪洲》中“皆添白发声”，毛本作“白雪”；何义门校《中兴间气集》说：“《极玄》、善本作‘白发’，如果作‘白雪’，就和上面的‘复’字不相应。” 大概是不学无术的人因为“弹琴”而妄自改动的。《送元盛归潜山》的注文说：“《中兴集》作‘送元晟’。”毛本的题目和注文都作“元晟”，错了。其他地方都与《唐诗纪事》引用的内容相合。根据毛氏跋语，他也说有姚武功的自题，但他刻印的本子却把它删去了，这是为什么呢？他又说：“从前流传的姜白石批点本最好，却始终没有流传于世；近来的刊本只是在书简开头挂上这个空名。”这说明毛氏见到的本子只有白石的名字而没有批点；如果有批点，怎么能说只是空名呢？何况姜夔的批点都谨慎自持，绝不苟且，决不是书坊商人所能伪造的。如果因为没有评论品第的文字而怀疑它，那就是太浅薄地看待白石了。《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记载的秦酉严手抄本，就是由此本传出。日本文政八年有翻刻本。○《中兴间气集》二卷（何义门校本） 这是何义门校订的旧抄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传入日本；这个日本本子是日本人依据汲古阁本过录的。所选诗歌共二十六人、一百三十二首。拿它与毛本校对，有的编次不同（“张南史”在毛本中列于末尾，此本列在“姚伦”之前），有的数量不同（戴叔伦二首，毛本八首；章八元二首，毛本一首；朱湾八首，毛本七首），有的题目相同而诗不同（钱起《送温逸人》），有的诗和题目都不同（李嘉祐《送徒弟录事参军》，毛本则作《和苗员外秋夜省直》）。至于字句的差异，更是数不胜数。毛本缺少张众甫、章八元、戴叔伦、孟云卿、刘湾五人的评语，这个本子却都保存着。唐人的总集流传下来的本子很少，又被后人弄乱；如今连毛本也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本子尤其应当赶快刊布流传。十年前听章硕卿说，何义门校本近来有人刻印，但直到现在仍没有见到，因此又把何义门的各种题识抄录在后面。这部集子所收的诗，格调低浅，很不合我的心意，大概只是出于一时传诵，没有见到全集的缘故。如果说它完全不懂得区别取舍，那么像“古调独推孟云卿为著”这样的评语，以及《格律异六论》和《谱》三篇，这里面也有造诣很深的内容。后世那些昏愦的人，哪里配谈论这些！康熙戊戌十月十五日，我因事前往南海淀，借宿在蒋西谷的寓所，书架上有一册抄本唐《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看它的行数、字数，似乎是依据宋代雕版本影写的。我询问此事，才知道是述古堂的旧书。于是借回来，在寒冷中呵气暖手，进行校正，终于成为善本。我的孩子们，日后要珍惜它。或者再请善于书写的人重新抄录，更不辜负我这个老人一次又一次校勘后留给你们的心意。焯记。《中兴间气集》方面，仲友长史曾说，他家有元人的旧刻本。后来我见到仲友，便访求精校本。丁丑年皋月，在匡塾中雨窗下书写。焯。这册书大概是义门评校的秘本。壬寅年夏天，我的弟弟亮直从京师回来，我得到这部书并带过来。没过多久，先生去世的凶信就传来了。读书人的种子已经断绝，难道不可悲吗！○《箧中集》一卷（旧抄本） 这部书有汲古阁刊本，其中伪误很多。例如开篇序文说“元结作《箧中集》成，或问曰”，毛本脱去了“或”字。（《文苑英华》脱去“成”字。）“若令方直之士”，毛本把“令”误作“今”。尤其错误的是，“乾元三年”中的“元”被写成了“之”。难道毛氏刻成这部书后，竟然没有亲自看过吗？至于卷中，也有很多不合之处，如沈千运“岂非林园主”，毛本作“岂知”；“前路渐欲少”，毛本把“前”作“别”；“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毛本把“命”作“志”，把“淑”作“激”；“草草门巷喧”，毛本作“草萆”。孟云卿“心忧转颠倒”，毛本把“转”作“梦”。元季川“丹砂发清蕖”，毛本把“蕖”作“渠”；“人无第舍期”，毛本把“第”作“茅”。这些地方都以此本为优。考察王荆公《百家诗选》六卷，完整收录了这部集子；用此本校对，多数相合，可知它源自北宋本。《提要》称沈千运《寄秘书十四兄》一首，比《河岳英灵集》所收的更好。考察可知：这首诗是王季友的《寄韦子春》，毛本也这样记载。《河岳集》的题目虽然称“秘书十四兄”，但这同样是王季友的诗；为什么不仔细查考，竟把它归给沈千运呢？●《日本访书志》卷十三 ○《文镜秘府论》六卷（古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