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五
○《国语补音》一卷宋元宪作《国语补音》，取官私所藏十五六本参校，得多失少。自明人附刊入《韦注》中，而单行本遂微。自黄尧圃刻明道本，顾千里为《札记》，汪小米为《考异》，宋氏之书遂多疵议。传世旧本，唯见孔氏《微波榭丛书》中。近日盱眙吴氏又从孔本翻刻于成都，末附钱保塘《札记》，称以明修旧刻本校孔本，知孔本实从明本出，又以旧刻校正孔本数处。今以照此本，则与钱君所称旧本多合。而钱君不言是明嘉靖正学书院刊本，岂钱君所据本佚赵仲一序耶？此本涩江道纯旧藏，余从森立之得之。○《晋书》一百三十卷（明刊本）每卷后题“西爽堂吴氏校刻”。首有黄汝亨序，简端以嘉靖本、万历本及汲古阁本校其异同，最为精密。每册首有“留蠹书屋储藏史编”印记。按留蠹书屋为吉汉宦藏书库名，吉君有《论语考异》及《近闻寓笔》二书，盖日本校订名家。又有“曾根书库”印，未详其人。载记末有“岁癸亥长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迳居士源元起”硃记。据此，则此书为源君所校，非出吉君之手也。
○宋椠《五代史记》七十五卷此书开卷题《五代史记》，便与各本不同。别本皆有“曾三异校定”，宋椠《欧阳居士集》，亦有三异《考异》，此本无之，则为北宋椠无疑。字画古雅，饶有欧书《化度寺》笔意。间有补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纸质，虽是明代所印，然不害为宋刻佳本。世传《五代史》以明汪文盛本为最，以此比拟，不啻婢见夫人矣。此本今归江阴缪筱珊编修。○《史略》六卷（宋椠本，刻入《古逸丛书》）高似孙《史略》六卷，宋椠，原本今存博物馆。此书世久失传，此当为海外孤本。首有“兼葭堂”印、“木氏永保”印。按木世肃大阪人，以藏书名者也。原本亦多误字，今就其显然者改之。其稍涉疑似者，仍存其旧。按史家流别，已详于刘知几《史通》，高氏此书未能出其范围。况饾饤杂钞，详略失当。其最谬者，如《后汉书》既采《宋书》范慰宗本传，又采《南史》及蔚宗《狱中与诸甥书》，大同小异，一事三出，不恤其繁。又如既据《新唐书》录刘陟《齐书》十三卷为齐正史，又据《隋志》录刘陟《齐纪》十三卷为齐别史；既出范质《晋朝陷蕃记》四卷，又出范质《陷蕃记》四卷；而不知皆为一书。其他书名之误，人名之误，与卷数之误，不可胜记。据其自序，成书于二十七日，宜其罅漏如斯之多也。似孙以博奥名，其《子略》、《纬略》两书，颇为精核，此书则远不逮之，久而湮灭，良有由然。唯似孙闻见终博，所载史家体例，亦略见于此篇。又时有逸闻，如所采《东观汉记》为今《四库》辑本所不载，此则可节取焉。
译○《国语补音》一卷 宋元宪撰写《国语补音》，取官府和私人收藏的十五六种本子互相校勘，所得多，失误少。自从明人把它附刻在《韦注》中，单行本便逐渐少见。自黄尧圃刻印明道本，顾千里作《札记》，汪小米作《考异》以后，宋氏这部书便受到许多指责。流传于世的旧本，只见孔氏《微波榭丛书》中有一部。近来盱眙吴氏又从孔本翻刻于成都，末尾附有钱保塘《札记》，称以明代翻修的旧刻本校对孔本；由此知道孔本实际上出自明本，又用旧刻本校正孔本数处。如今拿它来对照这个本子，与钱君所说的旧本多相符合。但钱君没有说这是明嘉靖正学书院刊本，难道钱君所依据的本子缺少赵仲一的序吗？这个本子是涩江道纯旧日收藏的，我从森立之那里得到它。○《晋书》一百三十卷（明刊本） 每卷末题有“西爽堂吴氏校刻”。卷首有黄汝亨的序，卷端用嘉靖本、万历本和汲古阁本校对它们的异同，最为精密。每册卷首都有“留蠹书屋储藏史编”的印记。考察留蠹书屋，是吉汉宦的藏书库名称；吉君有《论语考异》和《近闻寓笔》两部书，大概是日本校订名家。又有“曾根书库”的印章，不清楚属于什么人。书末题记有“岁癸亥长夏二十有五日校完，竹迳居士源元起”的朱印记。根据这些，这部书是源君校订的，不是出自吉君之手。○宋刻《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这部书打开卷首便题作《五代史记》，因此不同于各本。其他本子都有“曾三异校定”，宋刻《欧阳居士集》中也有曾三异的《考异》，这部书却没有，由此无疑是北宋刻本。字迹古雅，很有欧阳书《化度寺》的笔意。间或有补刻，也端正而不草率。考察它的纸质，虽然是明代印刷的，却不妨碍它成为宋刻佳本。世间流传的《五代史》，以明代汪文盛本为最好；拿它来相比，简直如同婢女见到夫人。这个本子如今归江阴缪筱珊编修所有。○《史略》六卷（宋代刻本，收入《古逸丛书》） 高似孙《史略》六卷，是宋代刻本，原本今存于博物馆。这部书流传已久，后来失传，此本应当是海外孤本。卷首有“兼葭堂”印、“木氏永保”印。考木世肃是大阪人，以收藏图书闻名。原本也有很多错字，现将其中明显的改正；稍有疑似之处，仍保留旧文。按史书的流派分类，刘知几《史通》中已经详尽论述，高氏这部书未能超出其范围。何况书中罗列杂抄，详略失当。最为荒谬的，例如《后汉书》既采录《宋书》范蔚宗本传，又采录《南史》以及范蔚宗《狱中与诸甥书》，内容大同小异，同一件事出现三次，却不顾烦琐。又如既依据《新唐书》把刘陟《齐书》十三卷列为齐代正史，又依据《隋志》把刘陟《齐纪》十三卷列为齐代别史；既列范质《晋朝陷蕃记》四卷，又列范质《陷蕃记》四卷，却不知道它们其实是同一本书。其他书名错误、人名错误以及卷数错误，多得数不清。据他的自序，这部书在二十七天内完成，难怪有这样多的疏漏。高似孙以学问博大精深著称，他的《子略》《纬略》两部书颇为精审核实，这部书却远远比不上它们，后来湮没无闻，确实是有原因的。只是高似孙的见闻终究广博，关于史书体例的记载，在这篇书中也略有体现。书中有时还保存了逸闻，例如所采录的《
○《帝范》二卷（日本旧刊本）唐太宗《帝范》，新、旧《唐志》并四卷，贾行注。又《旧唐书?敬宗本纪》有韦公肃注，是唐时已有二注。《崇文总目》、《书录解题》并称一卷，岂为无注之本与？晁公武《读书志》仅载六篇，则显然阙佚其半。《四库》著录从《永乐大典》本钞出。据元吴莱称，征云南僰时所得，其注文颇繁冗，中有引吕东莱之言，则非贾、韦二注明矣。此本分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点校记，（江氏为日本文章巨族，有《江家次第》传世，皆一家之言也。）又有宽治、长宽、承安、建久、承元、元仁等题记。考康平三年当宋仁宗嘉祐五年，则其根源最古。其注文简要，不注姓名，亦不详为贾、为韦。但以正文考之，则此当是太宗原本。其序文题“御制”，与《大典》本题《唐太宗文皇帝撰》不同，又书中文皇自称皆曰“余”，不曰“朕”，“民”字、“治”字皆不避，均以此本为是。其他如《建亲篇》“枝叶扶疏”，《大典》本误“扶”为“不”。“子弟无一户之名”，误为“封户之人”。“神器”误为“大器”。“设令悬教”，误“令”为“分”。“宜其不远”谓与尧不远也，误“不”为“宏”。“察之以明，抚之以德”，脱四字，作“察之以德”。《审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赖以大功”，误作“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其下脱“君择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职”二句。《纳谏篇》“折槛坏疏”，误“坏”为“怀”，注者遂不知“坏疏”是用《说苑》“师经投瑟撞疏”事。《去谗篇》“宣王终身而不知”，误“宣王”为“宣一”。《诫盈篇》“民财匮”，误作“人才遗”。《务农篇》“衣食乏则忘廉耻”，误“乏”为“足”，误“忘”为“志”。“欲澄其流”，误“证”为“止”。《阅武篇》“忘战则民殆”，误“忘”为“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以正文混入注中。《崇文篇》“此崇文之术也”，脱“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误“逸”为“力”。是皆显然谬讹。（其他讹文、夺字，尤不胜举，别详《札记》。）而《大典》本注者不能订正，遂望文生义，不顾其安。然则此本非特元、明以来不见，亦《大典》本作注者所不见也。又此书每二篇一总结，《大典》本注者皆以本篇文曲解之，尤为卤莽。《去谗篇》“昏明之本”，《大典》本竟改为“国之本”。《纳谏篇》“却坐”二字，是用袁盎却慎夫人同坐事，《大典》本竟不知其所出。《去谗篇》“昭公去国而方悟”，是用宋昭公事，《大典》本注误引鲁昭公失国事，又见“方悟”与情事不合，遂改“方”为“不”，而不知上文“臣朝有千臣”，尤无著也。
译东观汉记》，是今《四库全书》辑本没有收录的，这些内容可以节取。○《帝范》二卷（日本旧刊本） 唐太宗《帝范》，新、旧《唐志》都记为四卷，贾行作注。又据《旧唐书·敬宗本纪》记载，还有韦公肃作注，可见唐代已有两种注本。《崇文总目》《书录解题》都称为一卷，难道是没有注释的本子吗？晁公武《读书志》只记载六篇，显然已经缺失了一半。《四库全书》著录的本子是从《永乐大典》本抄出的。据元代吴莱说，这是征讨云南僰人时得到的本子，注文很繁琐，其中有引用吕东莱的话，因此不可能是贾行、韦公肃二注。此本分为上下二卷，有康平三年五月江匡房的点校记（江氏是日本世代显贵的文人家族，有《江家次第》传世，都是一家之言），又有宽治、长宽、承安、建久、承元、元仁等年号的题记。考康平三年相当于宋仁宗嘉祐五年，那么它的源流最为古老。此本注文简要，不注明姓名，也不详载究竟是贾注还是韦注。但考察正文可知，这应当是唐太宗的原本。其序文题作“御制”，与《永乐大典》本题作《唐太宗文皇帝撰》不同；而且书中文皇帝自称都说“余”，不说“朕”，“民”字、“治”字都不避讳，这些都说明应以此本为正确。其他如《建亲篇》“枝叶扶疏”，《永乐大典》本误把“扶”作“不”。“子弟无一户之名”，误作“封户之人”。“神器”误作“大器”。“设令悬教”，误把“令”作“分”。“宜其不远”是说与尧相距不远，误把“不”作“宏”。“察之以明，抚之以德”脱去四字，写成“察之以德”。《审官篇》“有劣智者不可赖以大功”，误作“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其下又脱去“君择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职”两句。《纳谏篇》“折槛坏疏”，误把“坏”作“怀”，注释者于是连“坏疏”是引用《说苑》中“师经投瑟撞疏”的故事也不知道。《去谗篇》“宣王终身而不知”，误把“宣王”作“宣一”。《诫盈篇》“民财匮”，误作“人才遗”。《务农篇》“衣食乏则忘廉耻”，误把“乏”作“足”，把“忘”作“志”。“欲澄其流”，误把“澄”作“证”，又误作“止”。《阅武篇》“忘战则民殆”，误把“忘”作“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被把正文混入注释。《崇文篇》“此崇文之术也”，脱去“崇”“之”二字。“不能逸，居其易”，误把“逸”作“力”。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其他讹误文字和脱字尤其多，另详《札记》。）可是《永乐大典》本的注释者不能订正，竟望文生义，不顾文意是否通顺。这样看来，此本不仅元、明以来无人见过，也是《永乐大典》本的注释者所没有见过的。此外，此书每两篇有一个总结，《永乐大典》本的注释者都用本篇文字曲解它，尤其草率。《去谗篇》“昏明之本”，《永乐大典》本竟改作“国之本”。《纳谏篇》“却坐”二字，是引用袁盎让慎夫人退席、不同席而坐的故事，《永乐大典》本竟不知道出处。《去谗篇》“昭公去国而方悟”，是引用宋昭公的事，《永乐大典》本的注释误引鲁昭公失国的故事，又因为“方悟”与事情不合，便把“方”改成“不”，却不知道上文“臣朝有千臣”尤其没有根据。所有这些，都是《永乐大典》注本的
凡此皆《大典》注本之陋，不及此本之精博远甚。唯此本合《臣轨》刻于宽文八年，其中脱误甚多。余校以古钞数本，又以所引原书照之，始可读。然《建亲篇》引《洛书》一条，各本皆误字错出，竟不可校。又此本“六王怀叛逆之志”，注云韩、魏、燕、赵、齐、楚等王，亦与本书意不合，当以《大典》本补正之。若能重刻行世，亦快事也。上卷题云：“康平三年五月五日点之，礼部郎中江匡房”。
译浅陋之处，比不上此本的精审博洽，差得远了。只是此本与《臣轨》合刻于宽文八年，其中脱漏错误很多。我用几种古抄本校对，又依据书中引用的原书核查，才使它能够读通。然而《建亲篇》引用《洛书》的一条，各本都有错字错句，竟然无法校正。又如本书“六王怀叛逆之志”，注文说是韩、魏、燕、赵、齐、楚等王，也与本书原意不合，应当依据《永乐大典》本加以补正。如果能够重新刻印流传于世，也是一件快事。上卷题记写道：“康平三年五月五日校点，礼部郎中江匡房。”
下卷题云：康平三年五月六日点之，治部少■〈羊水灬，上中下〉江匡房。宽治八年七月十六日于杨梅亭点了，尤可秘藏而已。藤永实长宽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巳讫。式部大辅藤永范■〈羊上水下〉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读毕，此书奉授一代圣主，■〈巳上十下〉家之重宝也。从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藤永范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读毕。此书继家踪已及圣主三代，诚是家之秘本也。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辅藤朝臣光范■〈羊上水下〉元二年四月廿三日书写毕。以二品户部（永范）本移点毕，管原淳高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读毕。翰林学士管淳高。○《臣轨》二卷（宽文八年刊本）《臣轨》二卷，新、旧《唐志》、《崇文总目》并同。此卷末题“垂拱元年撰”。按《唐会要》云：“长寿二年三月，则天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与垂拱元年撰不合。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遂疑此五字为日本妄增。余按日本枫山官库藏本，及向山黄村所藏天正年间钞本，皆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笔迹亦相同，绝非此邦人所臆增。窃意此书撰于垂拱，而令贡举人习业则在长寿。《会要》第举其制令之年耳。又枫山本及向山黄村本均有“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而枫山本并记臣德纂述曰：“其《臣轨》所引正经及子、史者，其正经之义则皆取先儒旧注，不敢更生异见。《老子》之义，则唯取河上公焉。馀皆出自愚心，亦不师祖往说矣。”余按注中所引《论语》郑注本条，《孝经》郑注二条，皆他书所未引者，足见其非宋以下人。官库本又引江本云：“《臣轨》既是御撰，妙极稽古，垂范千古，作镜百僚。既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诵登于口，诚藏于心。束发盍簪，庶多宏益。长安四年三■〈辶主〉四日江都县孙祥记。”今按，此本及活字板并无“王德”、“孙祥”二记，盖钞者脱之。活字本为林天瀑所校，注脚虚字殊少，当是天瀑所删。此本注脚虚字为多，虽讹误之处此本为甚，而根源则较古矣。此与《帝范》体式皆原于唐人卷子钞本，绝非从刊本翻雕者。《帝范》二卷、《臣轨》二卷也者，共成于唐帝。唐帝受隋氏弊，聪明神武，庶几成康，功德兼备，自汉以来，未之有。自吁咨都嗟之后，而元首股肱，互为洽道，故所以《帝范》、《臣轨》之有作者也。本朝博士读之，尤尊之至。若鎌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何啻中华而已哉！洛人林白水新镂之梓，以欲行于世，良有故哉。白水需书其后，于是题之。宽文八年秋八月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书。○《唐六典》三十卷（古钞本）案此书今著录家不见有宋、元本，仅传明正德乙亥苏州所刻，首有王鏊序，末有宋绍兴四年张希亮、詹▯或校刊题跋，篇中墨丁空缺触目皆是，几不可读，而流传亦少。日本享保甲辰当雍正二年，其摄政大臣家熙为之考订。凡原书空缺者拟补于其下。亦有原书本缺，如第四卷“礼部郎中”条下脱文，则据《册府元龟》、《旧唐志》所引补之。第七卷“屯田郎中员外郎”下，“凡天下诸军”云云，则据《通典》、《旧唐志》补之。凡数百字，校订矜慎，见闻亦博。据其自序，用力二十年始克成书。然亦有缺而不能补者。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下，空缺仍不下五十馀字。独怪家熙当时以宰相之尊，著书行世，而所据者亦只正德、嘉靖两本。而余于百馀年后乃从其书肆得古钞本，其本纸质坚纫，两面书写，末无张希亮等题识，相其笔迹，当亦七、八百年前之书，凡明刻所缺皆不缺。今以对校之，家熙所补十同七八。其有不同者，皆以此本为是。盖家熙意度，终不如原书之确也。惟钞手笔误，则当以明本、家熙本正之。又有日本天保七年当道光丙申刻本，书签亦称“官板”，首录王鏊序，尾有张希亮跋，无墨丁空缺，然不言所据何本。其中有胜于家熙本者，亦有似臆度者。若谓是据家熙本补填，而亦多违异，且第一卷“令史”下空缺，家熙本未补，此本则与古钞本合。若谓是见古钞本，而第四卷“礼部郎中”下之缺文，第七卷“令史”下之缺文，仍未补。且于“令史，凡天子诸”下，妄添“侯”字，以弥缝其缺，不知其注文不可接。若谓书坊所为，而其补填之字出家熙外者，亦多有典据。如第二卷“护军”注“魏武帝以牵招为中护军将军”，家熙本云“当填‘韩浩’”，此本则作“牵招”。案韩浩以护军从太祖破柳城，改为中护军。
译下卷题记写道：康平三年五月六日，由治部少■〈羊水灬，上中下〉江匡房校点此书。宽治八年七月十六日在杨梅亭点校完毕，只应当特别秘密收藏而已。藤永实 长宽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授给主上，至此完毕。式部大辅藤永范 ■〈羊上水下〉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读给主上听完。这部书奉授给一代圣主，是■〈巳上十下〉家的珍贵宝物。从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藤永范，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读给主上听完。这部书继承家族传承，已经传到圣主三代，确实是本家的秘藏之书。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辅藤朝臣光范，■〈羊上水下〉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抄写完毕。以二品户部（永范）本移点完毕。管原淳高，元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侍奉主上读完。翰林学士管淳高。○《臣轨》二卷（宽文八年刊本） 《臣轨》二卷，新、旧《唐志》《崇文总目》记载相同。此卷末题“垂拱元年撰”。考《唐会要》说：“长寿二年三月，武则天亲自撰成《臣轨》两卷，下令贡举人学习，停止学习《老子》。”这与题作垂拱元年撰写不相合。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于是怀疑这五个字是日本人妄自增添的。我考察日本枫山官库藏本以及向山黄村收藏的天正年间抄本，都有“垂拱元年撰”五字，笔迹也相同，绝不是日本人凭空增添的。我私下认为，这部书撰于垂拱年间，而命贡举人学习则是在长寿年间。《唐会要》只是举出施行这一制度命令的年份。枫山本和向山黄村本都有“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枫山本还记有臣王德纂述的话：“《臣轨》所引用的经书以及子部、史部著作，其中经书的义理都取自前代儒者的旧注，不敢再产生新的见解。《老子》的义理，则只采用河上公的说法。其余都出自我的愚见，也不以往人的学说为师法。”我考察注文中引用《论语》郑玄注一条、《孝经》郑玄注两条，都是其他书没有引用过的，足以说明注者不是宋代以后的人。官库本又引用江本说：“《臣轨》既然是皇帝亲自撰写的，精妙至极，考察古制，足以垂范千古，成为百官的镜鉴。既是臣下的典范，也是侍奉君主的重要原则。应当诵读而牢记于口，诚心藏于心中。年轻时就应当结交同道，希望获得许多宏大的益处。长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江都县孙祥记。”现在考察，此本和活字本都没有“王德”“孙祥”两条题记，大概是抄写者遗漏了。活字本是林天瀑校订的，注脚中的虚字很少，应当是林天瀑删削的。此本注脚中的虚字很多，虽然讹误之处此本更多，但其源流却较为古老。这两部书的体式都源自唐人卷子抄本，绝不是由刻本翻刻而来。《帝范》二卷、《臣轨》二卷，都是唐代皇帝撰成的书。唐代皇帝承受隋朝的弊病之后，聪明神武，差不多达到了成王、康王时代的境界，功德兼备，自汉以来未曾有过。自从发出叹息感慨之后，君主与辅臣彼此共同治理，所以才有《帝范》《臣轨》的作者。我国的博士阅读这些书，尤其尊崇它们。假如镰仓将军家都阅读这些书，对治理之道长期有所帮助，那又何止是在中华才如此呢！洛阳人林白水新近刻印此书，想让它流传于世，确实是有原因的。林白水请我为它写后记，于是题写这些话。宽文八年秋八月某日，柳谷散人埜子苞父书。○《唐六典》三十卷（古抄本） 考察这部书，如今著录家没有见到宋、元刻本，只流传着明代正德乙亥年苏州刻本。卷首有王鏊序，卷末有宋绍兴四年张希亮、詹▯或校刊题跋，篇中墨丁和空缺到处可见，几乎无法阅读，流传也很少。日本享保甲辰年，即雍正二年，其摄政大臣家熙为此书作了考订。凡原书有空缺的，都拟在下面补出；原书本来缺文的，如第四卷“礼部郎中”条下的脱文，就依据《册府元龟》《旧唐志》所引用的文字补出。第七卷“屯田郎中员外郎”条下“凡天下诸军”等文字，则依据《通典》《旧唐志》补出。补入的共数百字，校订十分谨慎，见闻也很广博。据他的自序，他用力二十年才完成此书。然而也有缺文无法补出的地方，如第一卷“令史十八人”条下，空缺仍有五十多字。特别奇怪的是，家熙当时以宰相的尊位著书流传于世，而他所依据的也只有正德、嘉靖两种本子。我在一百多年后，却从书坊得到一部古抄本。这部书纸质坚韧，正反两面都写有文字，卷末没有张希亮等人的题识；观察其笔迹，应当也是七八百年前的书，明刻本所缺的文字，这部书全都没有缺。现在拿它来对校，家熙补出的文字有十分之七八与此本相同。不同的地方，都以此本为正确。因为家熙的推测终究不如原书可靠。只是抄写者的笔误，则应当用明本和家熙本来订正。又有日本天保七年，即道光丙申年刻的本子，书签也称“官板”，卷首录有王鏊序，卷末有张希亮跋，没有墨丁和空缺，却没有说明依据哪一种本子。其中有胜过家熙本的地方，也有似乎凭臆测补出的地方。若说它是依据家熙本补填的，但又有许多不同；而且第一卷“令史”条下的空缺，家熙本没有补出，此本却与古抄本相合。若说它见过古抄本，那么第四卷“礼部郎中”条下的缺文、第七卷“令史”条下的缺文，仍然没有补出。并且在“令史，凡天子诸”下面妄加“侯”字，用来弥补缺文，却不知道这样就与注文接不上。若说是书坊所刻，而它所补出的、家熙本以外的文字也多有典据。例如第二卷“护军”注文“魏武帝以牵招为中护军将军”，家熙本说应当填作“韩浩”，此本却作“牵招”。考察韩浩曾以护军身份跟随太祖攻破柳城，后来改任中护军。
太祖平张鲁，以韩浩还，留牵招为中护军，是韩浩为护军在前，牵招继其位。然原本空缺下是“招”字，则作“牵招”是也。钞本亦作“牵招”。此岂不学者所能？或谓其本原于苏州扫叶山房之本，余架上无之，不能质言之也。余谓此书自唐虞而下，本末粲然，真所谓经国大典，岂独有唐一代！百世而下，虽有损益，不能出其范围。顾传本绝少，余尝合诸本，竭一月之力，就天保刊本定其从违，安得有心经世之略者重刊焉。○《唐律疏义》三十卷（日本刊本）首有雍正乙卯刑部尚书励廷仪序。以孙氏岱南阁所刊元余志安本较之，有柳贇序，而无贳冶子《释文》，亦无王元亮《纂例》、诸《表》，而顾千里所举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所载《释文》删除不尽者，此本亦同，而目录前多出议刊官职名氏一叶，有“龙兴路儒学某某”，与柳贇序，云“刊于龙兴”者合，则是此本即泰定初刊本，故《疏义》与《纂例》、《释文》别行，而余志安乃合刊之。唯柳序称“廉访使师公而议刊”，廉访使乃是朵州秃。岂师唱于前而朵为后任与？此本虽不能无误，而足以订正余本者不下数百字，孙氏当日竟未见此本，亦一缺事也。又余收得日本人校本一通，以孙氏刊本硃识其上，其所出《疏义》多与此本合；而所校《释文》异同尤多，则不知竟出何本，岂泰定所刊《释文》，日本别有传录与？议刊《唐律疏义》官职名氏：廉访司官：中奉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朵州秃，奉政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事岳出谋。管勾承发架阁库照磨程（志通）。儒学提举司官：文林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贇，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高（若凤），龙兴路儒学教授李（鼎孙）、学正李（时）董正刊成。又按，余志安元本枫山官库亦有之。○《贞观政要》十卷（古钞本）旧影写本，狩古望之求古楼所载，前二卷末有“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讫”云云，有“永久”、“建久”、“建保”、“嘉禄”、“建长”等名记，与森立之《访古志》所载首一部合。每半叶七行，行十七字。字体精妙，神似唐人写经之笔，原本当是卷子，影写改为摺本，然首无吴兢表文，犹不免有脱漏也。其第三卷以下，每卷后有“文化六年六月等日斋中写勾勘，宰”。第末卷有“文化十二年十月上澣寄与兴田箕山，生之记”。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森立之顾未言及。此书以戈直注本照之，非唯字句多有不同，即篇第亦有增减移易。戈氏自序云；“尝会萃众本，参互考订。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知是皆为戈氏所乱久矣。今全录其题识，以与森氏《访古志》相证验。又录篇第异同于其下，使读者知其崖略。若夫字句之差互，则屡牍不能尽，别为《札记》焉。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讫。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朝臣永范。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点讫，合证本等又加自点秘本也。良兼。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诣三品李部大卿书阁读合毕，有秘说等。匠作员外少尹藤（孝范）。建保第四年夷则二十五日受严训讫，文章得业生经范。嘉禄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 二条院御本并八条左相府证本毕。刑部权少辅经范。建长三年二月十日以家说授茂才明范既讫，三品李部大卿经范。建长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说授小男淳范既讫。三品吏部大卿经范。《贞观政要》古抄本次第：
第一卷《贞观政要》序（标题作“弘文馆”，戈本作“修文馆”。）《君道》第一（戈本题《论君道》一，以下每题多有“论”字。此篇次第同。）《政体篇》第二（古本十八章，戈本题“十三章”，而有十四章。）第十一章 戈本无。贞观八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我所居殿即是隋文帝所造，已经四十馀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匠多不见新奇，斗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处多。今为改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魏徵对曰：“昔魏文侯时，租赋岁倍，有人致贺，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税岁倍，此由课敛多，譬如治皮，令大则薄，令小则厚。理民亦复如此。’由是魏国大理。臣今量之，陛下为理，四夷宾服，天下已安，但须守今日理道，亦归之于厚，此即是足。”
译太祖平定张鲁后，带韩浩返回，留下牵招担任中护军，因此韩浩先任护军，牵招继任其职。然而原本空缺之下是“招”字，所以写作“牵招”是正确的。抄本也写作“牵招”。这难道是没有学问的人能够做到的吗？有人说此本源自苏州扫叶山房的本子，但我书架上没有，无法确切考证。我认为，这部书自唐虞以来的制度沿革、本末次序都灿然明白，真可以说是治理国家的大典，哪里只是唐代一朝的典籍呢！即使传至百世以后，虽会有所增损，也不可能超出它的范围。只是流传本极少，我曾汇合各种本子，竭尽一个月的力量，依据天保刻本确定取舍。哪里能找到有心治理天下的人把它重新刻印呢？○《唐律疏义》三十卷（日本刊本） 卷首有雍正乙卯年刑部尚书励廷仪的序。与孙氏岱南阁所刻的元代余志安本相比，此本有柳贇序，却没有贳冶子的《释文》，也没有王元亮的《纂例》和各表；顾千里所指出的卷三、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二十八中所载《释文》删除不尽之处，此本也同样存在。只是目录前多出一叶议刊官职姓名，其中有“龙兴路儒学某某”，与柳贇序中所说“刊于龙兴”相合，那么此本就是泰定初年刊本，所以《疏义》与《纂例》《释文》分别刊行，而余志安才把它们合刻在一起。只是柳序说“廉访使师公而议刊”，廉访使实际上是朵州秃。难道是师公先倡议，而朵州秃后来任职吗？此本虽然不可能没有错误，但足以订正余志安本的地方不下数百字，孙氏当时竟没有见到此本，也是一件缺憾。又有我得到的一部日本人校本，上面用朱笔标注了孙氏刊本；其中《疏义》的内容多与此本相合，而所校《释文》的异同尤其多，却不知道它究竟依据哪一种本子，难道是泰定年间刊刻的《释文》另有传抄到日本的吗？议刊《唐律疏义》的官职姓名：廉访司官员：朵州秃担任中奉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岳出谋担任奉政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事。管勾承发架阁库照磨程（志通）。儒学提举司官员：文林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贇；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高（若凤）；龙兴路儒学教授李（鼎孙）、学正李（时）负责校正并刊成此书。又考察，余志安元代本，枫山官库也有收藏。○《贞观政要》十卷（古抄本） 这是旧日的影写本，狩古望之《求古楼》所收。前两卷卷末有“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主上既讫”等字样，还有“永久”“建久”“建保”“嘉禄”“建长”等题记，与森立之《访古志》所记载的第一部相合。每半叶七行，每行十七字。字体精妙，神韵很像唐人写经的笔迹，原本应当是卷子本，后来影写改成折装本，但卷首没有吴兢的表文，仍然免不了有脱漏。第三卷以下，每卷末都有“文化六年六月某日斋中写勾勘，宰”。末卷有“文化十二年十月上旬寄给兴田箕山，生之记”。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然而森立之偏偏没有提到。将此书与戈直注本对照，不仅字句多有不同，篇章次序也有增删、移动和改易。戈氏自序说：“曾经汇集各种本子，互相参照考订。章篇不应分开的，就合并；不应合并的，就分开。”由此可知篇章早已被戈氏扰乱。现在把题记全部抄录下来，用来同森氏《访古志》互相验证；又把篇章次序的异同记在下面，使读者了解大概情况。至于字句的差异，反复写札记也无法全部记下，另编为《札记》。安元三年二月五日奉授给主上，至此完毕。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朝臣永范。永久三年仲春二十五日点校完毕，合校各证本后又加上自己的点校，是秘藏本。良兼。建久第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三品李部大卿的书阁读书，全部读完，其中有秘说等书。匠作员外少尹藤（孝范）。建保第四年夷则月二十五日，接受严格教诲完毕；文章得业生经范。嘉禄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合校完毕，所据为二条院御本和八条左相府证本。刑部权少辅经范。建长三年二月十日，以家传学说教授茂才明范，已经完毕。三品李部大卿经范。建长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家传学说教授小儿淳范，已经完毕。三品吏部大卿经范。《贞观政要》古抄本的篇次：第一卷 《贞观政要》序（标题作“弘文馆”，戈本作“修文馆”。） 《君道》第一（戈本题作《论君道》第一，以下各题多有“论”字。本篇的次序相同。） 《政体篇》第二（古本有十八章，戈本题作“十三章”，但实际有十四章。） 第十一章，戈本没有。贞观八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居住的这座殿，就是隋文帝建造的，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损坏的地方很少。只有承乾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工匠多半没有见过新奇的式样，斗拱做得极小，虽然年代较近，损坏的地方却很多。如今要改建它，想另外提出设计意见，又恐怕会像这座屋子一样。”魏徵回答说：“从前魏文侯时，租赋每年增加一倍，有人来道贺，文侯说：‘如今户口没有增加，租税却年年加倍，这是由于征收过多。譬如治理皮革，要求它变大，皮革就会变薄；要求它变小，皮革就会变厚。治理百姓也是这样。’因此魏国获得了大治。臣如今衡量此事，陛下治理天下，四夷归服，天下已经安定，只须守住今日的治道，也归于宽厚，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