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二

译宋代刻本。把《学而》至《乡党》分为上卷，把《先进》至《尧曰》分为下卷，这样分卷最为错误，（应当是书坊商人所为。）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卷上，下一行顶格题作“学而第一（共十六章，下面引用陆氏《释文》）集解音义”等语；每半版十行，每行十八字，注文二十四字。全书都附有陆氏《释音》。序后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八字木戳。又有《鲁国城里图》一叶接在序后，书中宋代避讳字都缺少相应笔画（“■”“■”“■”“■”“■”“■”“■”“■”“■”【徵貞慎讓桓恒完亥匡】），只有“敬”字没有缺笔。又《盖有不知而作章》注文末尾引用朱氏说“识音志”，由此可知此本刊刻于《集注》流行以后。现在考察，它与注疏本尤其不同的地方，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文说：“只担心自己没有能让人了解的才能。”（与皇疏本、十卷注疏本相合。）《一贯章》有注文说：“以忠诚侍奉上级，以宽恕对待下属，根本原是一回事，难道不就是在人吗？” （与岳本相合，见我所著萧客《经解钩沈》。）《托孤章》有注文说：“反复称说君子，才可以称作君子。”（与十卷注疏本相合。）这些都足以订正近代本子的脱漏。其他经文中尤其不同的地方还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中的“名”写作“民”。“曰敢问死”没有“曰”字。（与《集注》相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没有“之”字。“窥见室家之好”中的“窥”写作“门规”。“出纳之吝”中的“纳”写作“内”。注文中尤其重要的异文有：《其为人也章》“孔子”写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也”中的“也”写作“立”。《子游问孝章》“豕畜”的“畜”写作“交”。《或谓孔子章》“与为政同”的“与”字上有“即”字。《褅自既灌章》“列尊卑”的“列”写作“别”。《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中的“仁”写作“人”。《公冶长章》“絏挛也”中的“挛”写作“系”。《令尹子文章》注文“姓斗名穀”的“穀”写作“■”。《子在陈章》“狂简者”没有“简”字。《雍也章》“孔曰以其能简”没有“孔曰”二字。《子谓仲弓章》“骍，赤也”中的“也”写作“色”。《季氏使闵子骞章》“托使者”中的“托”写作“语”，“我辞焉”写作“辞说”。《贤哉回也章》“簟食”下面有“瓢饮”二字。《孟子反章》“前日启”中的“启”写作“奔”（这恐怕是错误的）。《如有博施章》“皆恕已”中的“恕”写作“如”。《默识章》“无是行于我”中的“我”字上有“人”字。《用行章》“孔子言”中的“子”写作“曰”。《文莫章》“凡言文”写作“言凡”。《曾子有疾章》“不敢欺诈”写作“不敢欺诞”。《如有周公章》“周公者”没有“者”字。《才难章》“人才难得”中的“人”写作“大”。《麻冕章》“下拜然后成礼”中的“后”字下面有“升”字。《畏匡章》“未丧此文”中的“此”写作“斯”。《弥高章》“有所序”中的“所”写作“次”。《反鲁章》“反鲁”下面有重文符号。《在川章》“言凡往也者”没有“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见者”中的“自”写作“得”。《回也非助章》“无发起”中的“无”字下面有“所”字。《厚葬章》“割止”写作“制止”。《长府章》“因旧事则可也”没有“也”字。《善人章》“然亦不入于圣人之奥室”中的“入”字上有“能”字。《司马牛章》“孔子行仁难”中的“子”写作“曰”。《棘子成章》“与犬羊别”下面有“者”字。《年饥章》“孔曰孰，谁也”没有“孔曰”二字。《辨惑章》“孔曰”写作“包曰”。《子张问士章》“其志虑”中的“志”写作“念”。《会友章》“友相切磋”中的“友”写作“有”。《仲弓问政章》“人将自举其所知”中的“举”字下面有“之各举”三字。《多学章》“而一知之”写作“一以知之”。《三年之丧章》“子生于岁”中的“于”写作“未”。《待孔子章》“圣道难成”中的“成”写作“行”。《归女乐章》“废朝礼三日”没有“三日”二字。《荷▯章》“不分植五谷”中的“植”写作“殖”。《大师挚章》“居其河内”中的“其”写作“于”。《大德章》“小德则不能窬法”没有“泽”字。《尧曰章》“殷豕尚白”中的“豕”写作“家”。以上这些地方，虽然不能避免有少量伪误，但其中好的地方，有的与《释文》相合，有的与《皇疏》本相合，都是确凿的证据，优于明代刊刻的《注疏》本。其他字句的异同，如果不太关系到版本的出入，另详见《札记》。考察《集解经注》本，明代没有重刻宋本的。 （自《集注》盛行以后，学者把它束之高阁，所以整个明代只保存了永怀堂一本；但那是从注疏本割取出来的，并不是重刻宋本。）本朝只有惠定宇见到过相台岳氏本；到阮氏撰写《校勘记》时，连岳本也没有见到。这个本子是历来著录家都没有收录的，即使在日本也很少有人知道。

译只有吉汉宦《近闻寓笔》记载他所见的永正年间古抄《论语》，其中有清原明经宣贤父子的跋语。书中依据唐本补入两处（即《忠恕章》和《托孤章》），与这个本子相合；但吉汉宦也不能指出它依据的是哪一个宋本。这个本子是书商从西京搜得的，前后都没有倭训，极为难得。我以重价购得它。至于雕刻精美、纸墨高雅，则有目共赏，确实是稀世珍宝。又考察，重言重意一书相传是宋人所作，吉汉宦却说是“辑录自唐人”，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附记在这里。又考察，十行本以下的《论语注疏》都不附《释音》，只有这个本子单独载有《释音》，而且往往与宋本《音义》相合，也有足以订正其错误的地方，这也是它的一项优点。我带着这部书回国时，海宁查君翼甫不惜重金极力求购，我没有给他。章君硕卿非常喜爱此书，我和他约定，如果能够重刻后馈赠世人，就可以交给他。硕卿答应了，于是写跋后我把书交给他。后来章君被罢官，便把书抵偿给关君季华早先欠下的债。关君把它带到京城，又转卖给李君木斋。○《论语集解》十卷（日本正平刊本） 这个本子卷末跋语说：“堺浦道祜居士重新命工刻版。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记。”考察正平甲辰，是日本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市野光彦说：“道祜居士是足利义氏的第四子，幼年丧父，与母亲居住在堺浦，于是剃发为僧，改名道祜。”）根据跋语所说“重新刻版”，可知当时仍有原本存在。考察它的版式、字体，确实出自古卷轴，与宋刻本完全无关。它的文字与《群书治要》《唐石经》颇有异同；有时与《汉石经》以及《史》《汉》《说文》的引文相合，又多与陆氏《释文》所说的某一本相合。日本学者都认为它是六朝遗本，并不是唐初诸儒订定的本子。他们的说法确实不是妄言。（考察《日本国史》说，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博士王仁携带《论语》十卷，皇太子向他学习，日本有经典从此开始。那时相当于晋武帝太康六年。）只是前代市舶文献很少记载它，它流传到中国的，只有钱遵王述古堂的一部；因为是从朝鲜得到的，便误认为是朝鲜刊本。大概当时不知道“正平”是日本年号。何况他得到的也是逸人贯重的影抄、重刻本，并不是原刻本。后来辗转传抄，不免有脱漏。因此陈仲鱼、阮文达等人校出的文字，十处中只有三四处相合。近世张金吾、吴兔床等人，才知道它出自日本；但又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抄手，因而更加失去原貌。而我国这里保存的旧本，也已经稀少得像晨星一样。（又有一种无跋本，界栏、字形都与此本完全相同，大概是后人铲去了跋文，实际上与此本同出一版。）文化年间，江户市野光产依据此本翻刻，可惜刻工不佳，失去了原本古朴劲健的风致；印行数量又少，版片也很快毁坏。如今星使黎公访得原刊本上木，逐点逐画都摹刻得极其逼真；除非明显有讹误，不敢擅自校改。原来《集解》单行本，宋人都著录过；整个明代，只有闽监本、毛本的注疏合刊本，此外没有重新翻刻《集解》宋本的。（永怀堂所刊本也是从闽本取来，并不是另有传承的经注本。）所以本朝只有惠定宇见到过相台岳氏刊本；到阮文达校订《注疏》时，连岳本也没有见到。（我得到南宋刊本《纂图互注集解》，很能订正注疏本的脱漏，但其中也不载各家注者的姓名。）我认为这不值得过分惋惜。看邢氏疏解《集解序》的话，（《序》说：“现在汇集各家的优点，记下他们的姓名。”《邢疏》说：“注文中说‘包曰’‘马曰’之类就是这样。注文只记姓氏，而这里连姓名也说出，是因为标明姓氏就是为了指明这个人，并不是说名字的‘名’字。”）由此可知，他所见的只是保留姓氏、删去名字的本子，（这个本子不知道始于何时，大概是长兴年间刊行流布的本子。）却没有领会何氏原本都完整载有姓名，（只有包氏不载名字，因为何氏避讳“咸”字。）反而望文生义，曲加解释，这和郢书燕说有什么区别呢！到南宋朱子撰写《集注》时，也只引用《孟蜀石经》和福州写本，评论者很为他旁征博引范围狭窄而惋惜，却不知道这是因为已经无法相互校勘了。实在是由于长兴版本流行以后，宋初便颁行天下，收起从前民间的抄本而不再使用；即使有错误，也没有办法参照校勘，这就是晁公武因此发出叹息的原因。邢氏所依据的本子既然如此，朱子所见的本子又是这样，如今所能保存下来的遗文尚且不足以证明《开成石经》，更何况陆氏《释文》以前的情况呢？那么，读这个本子的人，简直应当把自己置身于隋、唐之间，同颜师古、孔冲远一类人相互议论才是。虽然如此，世俗沿袭成习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各种证据都确凿无疑，又怎么能使穷究经书的人心悦诚服于海外孤本呢？幸而这个国家旧家所弃置的藏本、名山中沉埋的遗本，往往还有别本被好事者访求出来；其中有的文字优胜，有的字迹残坏，得失互见，本来不是鸿都、石渠的藏书所能全部比拟和依据的，但追究它们的源流，都在邢氏所见本以前。好学深思的人，有的用它来征考旧闻，有的用它来解释疑难滞碍，即使拾得其中一个字，也无不如获环宝。我根据自己访求所及、亲眼见到的，也有二十多通，比相台岳氏著《沿革》时所考见的数量还多。（岳氏参校各本共二十三通。）这不能说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汇集各本，比较它们的异同，另详载于《札记》，使天下学者阅读这一种本子时，也能兼采日本各部古抄本的长处；又使人知道，在彼此错杂互见之中，存在着源流递变的过程，从而使这个本子的可靠和邢本的妄加删削，明白如日月。这样做或许也不会被通晓经学、好古的人所讥笑吧？光绪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记。○《论语注疏》十卷（元椠本）

译首行顶格题作“《论语序》”，第二行低一格题作“翰林侍读学士朝议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校定”，第三行顶格题作“《序解》”，全书题作“《论语注疏解经》”。第一卷首行顶格题作“《学而》第一”，旁注“凡十六章”，下面题“何晏《集解》”，再下面题“邢昺《疏》”。每半板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和《疏》都用双行排写，每行三十二字。《注》紧接正文，不另题“注”字；《正义》则用“疏”字隔开，分为十卷，仍保留单疏本的旧式。（《宋志》载：《论语正义》十卷。十行本以下的版本都合为二十卷，这是把合刊的注疏分开了。）第四卷、第八卷后有木记说“平阳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记“大元元贞丙申刊”。第十卷题作“尧都梁宅刊”。卷首、卷尾有“养安院藏书”印记。按现在世间流传的《论语注疏》，以十行本最为古老，例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一句，十行本以下各本都相同；据《汉书·艺文志》和《释文·序录》，都作“宋畸”，这个本子也正作“宋畸”。如果没有这个本子，那么“宋”“朱”二字究竟是谁有误，竟无法确定。又如《不逆诈章》《古之狂也荡章》和《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的疏文，十行本有空缺，闽监本也相同，毛本凭意补写；唯独这个本子完整。再者，十行本以下各本《疏》中的讹字，凡是浦镗和阮元校勘时怀疑有误的地方，这个本子都没有错误。因此，这个本子虽然刊刻于元代，但它的根源在单疏本，绝不是从十行本翻刻出来的。它的注文也有很多地方同宋刊篡图本相合，远远胜过十行本。至于雕刻精美，俨然具有北宋版本的体格，也绝不是十行本所能相比的。考察元、金时期，平阳设有经籍所，所以当时书坊的印板集中在这里。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政和证类本草》是平阳张存惠所刊；但它已经在明成化年间重新雕刻，已不是平阳原本。只有这个本子还是原刻初印本，没有一叶损坏，难道不是瑰宝吗？又森立之《访古志》记载枫山官库收藏有北宋本《论语注疏》，但那个本子是二十卷，由此可知不是这个本子。从前认为把疏合入注中始于南宋，有黄唐《礼记疏》的一篇跋作为依据，那么森氏的说法似乎有误。然而森立之精于鉴定，必不会妄言。现在看这个本子的字体方正，而且行间参差不齐、没有横格；我所见过的元刊本没有一本像这样。或许它是依照北宋本翻刻的，因为当时《论语》流传学习的人很多，所以把注、疏合刊在一起可能是最早的形式。附录各本所缺的疏文：《不逆诈章》：所谓先觉察他人的人，难道就能算贤人吗？意思是说，并不是贤人。“是”字下面的十个字，各本都缺失。（不讲信用的人，凭空推测别人，预先猜知而反过来怨恨别人。“之人”下面的十个字，各本都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所谓旷达放纵而无所依据；“古之矜也廉”，是说古人自负而有棱角；“今之矜也”，是说今人自负而暴戾。（这二十四个字，十行本缺二十九字，闽监本也如此，毛本凭臆测补入。）《叔孙武叔毁仲尼章》：“则如日月”下面四字作“贞明丽天”。“其何伤于日月乎？言”下面作“人毁仲尼犹毁日月”。“日月”下面作“虽欲绝”。“其何能伤之乎”下面作“犹欲绝毁仲尼”。“仲尼亦不”下面作“亦不能伤其贤也”。（这几处，十行本和闽监本都空缺；毛本凭臆测补入，只有“贞明丽天”四字仍然空缺。） ○《中庸集略》二卷（朝鲜刊本） 宋石■〈敦上山下〉编，朱子删定。这部书《四库全书》著录的名称是“《辑略》”。明嘉靖年间，吕信卿刊刻了它。卷首有乾道癸巳朱子的序。这一版本删去了朱子原序，末尾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鲜金光辙跋”，跋中也称作“《辑略》”。大概是因为近来通用，两个名称可以互称。按朱子《中庸序》所说，把《辑略》《或问》附在《章句》之后，那么这部书就同《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后来《章句》单独流行，而这部书逐渐被埋没。虽然明代人曾经刻印过它，如今又再次湮没。时文科举兴盛，经学衰废，名义上说是尊崇朱子，可是朱子亲自编定的书，竟处在若存若亡之间，实在令人感慨啊！○《中庸章句》一卷（未记刊行年月） 版心有“倭板‘四书’山崎嘉点”八字，这是《四书》中的一种。山崎氏是日本这里宋学方面的名儒，他所依据的应当是宋刻精本。末尾有朱子的一篇跋，是各本都没有的，现赶紧抄录如下：右边这篇《中庸》，共三十三章。首章是子思推究先圣所传的意义来立论，大概是全篇的纲要；下面十章，则引用先圣曾经说过的话来说明它。（游氏说：从性情方面说，叫作“中和”；从德行方面说，叫作“中庸”，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到第十二章，又是子思的话；下面八章，再用先圣的话来说明它。（第十二章说明道的体和用。下面各章所说的平常言语、平常行为，是夫妇都知道、都能做到的。君子之道、鬼神之德以及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孔子所说的话，则有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道作为作用，广大显著到这种程度；然而它本体的精微奥妙，如果不是知道道的人，谁能窥见呢？这就是说明“费而隐”的意义。第二十章，根据《家语》，本来是一时所说的话；现在各家把它分成五章、六章，是不对的。）

译不过，《家语》的文字语势还没有结束，怀疑也脱去了“博学之”以下的文字；现在把它们通行补足为一章。第二十一章以下直到最后一章，又全都是子思的话，反复推演说明，彼此发明阐释，以穷尽所传道理的意义。（第二十一章总说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第二十二章说天道；第二十三章说人道；第二十四章又说天道；第二十五章又说人道；第二十六章又说天道；第二十七章又说人道；第二十八、二十九章承接上章“为下”“居上”来说，也属于人道；第三十章又说天道；第三十一、三十二章承接上章“小德”“大德”来说，也属于天道。最后一章反过来讲“下学”的开始，用来显示人德的方向，继而极力说明它所达到的境界，全面具备性命、道教、费隐、诚明的奥妙，以结束全篇的意义，即由人道进入天道。）我曾恭敬地诵读这部书，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思这样划分章句。我私下认为，这部书，子程子认为是孔门传授的心法，并且说善于阅读的人得到它，终身运用也不能穷尽；难道可以只凭章句来求取它吗？然而我又听说，学习经书的人，没有不能从文辞入手而通晓其意义的，因此冒昧私下记下这些，等待诵习并用心体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新安朱熹谨慎题写。○唐玄宗开元《注孝经》一卷（享禄卷子本，宽政十二年摹刻，已收入《古逸丛书》中。） 据《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皇上给《孝经》作注，颁行天下以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皇上重新作注，也颁行天下。”如此等等。可见《注》一共修订过两次，这个本子是开元十年的初注本。前面有元行冲的序，末尾有几条跋文。抄写人自己题记说“享禄辛卯苾刍尧空”。宽政十二年，源弘贤依照这个本子摹刻，书法也极像明皇的御书，想来原本一定仿效明皇的手迹，所以这里还保留着它的典型特征。元行冲序后紧接着题“孝经”二字，空一格，题“御注”。下一行题“开宗明义章第一”。它由卷子本改成折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卷额上题“疏中”，《广要道章》卷额上题“疏下”，由此可知元氏的疏分为上、中、下三卷，同《唐志》相合。考察这个本子与石台重注本，有不少改动，所以当然不能拿它来校勘重注本；但它也有足以考证重注本异同的地方。例如《诸侯章》注文“恒须戒慎”，正德本作“恒须戒惧”，《疏》标明起止处，也作“戒惧”，《阮校》认为正德本有误；这个本子作“恒慎戒惧”，“慎”是“须”字的讹误。至于“戒”“惧”分别承接上文“战”“兢”两项，仔细玩味注文就可以看出。“惧”字必定不是“慎”字的讹误，这说明石台本的这一写法不能依据。《卿大夫章》注文“懈，墯也”，此本作“惰”，同天圣本、正德本相合。《士章》此本作《士人章》，同《古文孝经》的别本相合。《孝治章》注文“临抚其人”，岳本把“抚”改作“於”，此本作“临莅”，可知岳本作“於”是因为字形相近而误。《纪孝行章》注文“擗踴哭泣”，此本“踴”作“踊”，同天圣本相合。《五刑章》“君者臣所禀命也”，天圣本、正德本把“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所禀教命也”。这样看来，重注本应当作“臣之所禀命也”，只是各本都脱去了一字。“岂唯不孝”，此本作“皆为”，同《疏》相合。《广至德章》注文“家到户至”，《正义》说“这是依照郑注”，《阮校》所引《文选注》中的郑注把“家”作“门”。此本仍作“门”，由此可知作“家”的，是石台本改动的，恐怕不是明皇原本。《应感章》注文“光于四海”，“于”作“於”，石台、天圣、岳本都相同，却与经文不相应；此本作“充于四海”，由此知道是用“充”解释“光”，所以把“于”改作“於”。石台等本注文中的“光”，应当是“充”字的错误。这些都足以校订、考证石台诸本的异同痕迹。至于这个本子偶尔也有脱漏和错误，那是抄写时的笔误，不足为怪。按源弘贤的跋说，《应感章》“长幼顺，故上下治”，疏文与注文不合。现在考察这个本子的注文说：“君主能够使长幼顺从，那么下面的人都效法上面的人，没有不治理好的。”《正义》所说的等等，果然同这个本子相应。现在稍加校勘，也不只是这一条。《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这个本子的注文说：“说人有前面三种恶行，都是不孝。”《正义》所说的等等，也同这个本子相应，而同石台本不合。我私下奇怪，邢氏删截元氏的疏文，却不知道元氏的疏本来是为初注本作的，这可以说是极其疏忽。难道邢氏作疏时只见到元氏的单疏，没有见到玄宗初注本，所以他的序文只知道有“天宝二年”的注，而不说“开元二年”；因而疏文中同石台本相违的地方，也就失察了吗？这样说来，这个本子确实是唐人的遗本，是北宋人没有见过的；如果不是有元氏疏序可以凭证，谁会相信有这样的事呢？又考察古注和疏本来都分别单行，没有合并的本子。这个本子只抄录注文，为什么却有元氏疏的序，并且《三才章》《广至德章》有“疏中”“疏下”的字样？然而我所得日本《易》《书》《诗》的北宋古抄单注本，其书眉上往往抄录疏文的要义，以便讲习，不能说它们都是从南宋合并本抄出的。

译日本古抄本的经书注文中，常常多出“之”“也”等字。阮元校勘认为这是日本人增添的，森立之则认为是隋、唐遗留下来的。我通看这些古抄本，唐本中虚字最多；到北宋才开始大量删削，但没有删尽；到南宋才删去十分之八、九，于是各本逐渐整齐划一，这很符合森立之的说法。不过，这个本子的注文脚注比石台本多出许多“也”字。两个本子虽然有初注、重注的区别，也不应有这样大的差异。我后来见到的抄本多了，才知道古人抄写时因为注文采用双行、字数难以排齐，所以常常在对行空缺若干字的地方增添虚字来补足。因此，增添的字总在注文末尾，各个抄本也不相同；至于出现在注文中间的字，原本就是这样，所以各抄本都相同。至于经文，则完全没有增删。它们的异同，确实是隋、唐遗留下来的。阮元和森立之的说法各自只据一面，所以我在这里说明其大致情况。○唐玄宗天宝《重注孝经》一卷（翻刻北宋本） 卷首题作“孝经序”，下一行上空四字，题作“御制序并注”；序后上空四字，题作“开宗明义章第一”。卷末隔一行题作“御注孝经一卷”，又隔一行载有《孝经音略》。每半板十五行，每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左右有双边。书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通”字是章献明肃皇太后的家讳。天圣元年，太后临朝称制，下令天下都避讳她父亲的名字。明道二年太后去世后，这一禁令才废止。）根据避“通”字这一点，这个本子应当是天圣年间的刊本。其中同石台本不同的地方有：《开宗明义章》前没有“孝经”二字；《诸侯章》注文“履薄恐陷”误作“伉陷”；《卿大夫章》注文“懈，墯也”，其中“墯”作“惰”。《孝治章》注文“得小大之欢心”脱去“得”字；“助其祭亨也”中“亨”作“享”；“鬼神亨之”也作“享”。《圣治章》注文“悬衾箧枕”，“悬”作“县”。《五型章》注文“臣所禀命”，其中“所”作“之”。《应感章》注文“王者父事天”，“者”误作“孝”。《丧章》“擗踊哭泣”的注文中“踴”作“踊”。其他地方都同石台本相同，远远胜过相台岳本。文政九年，狩谷望之据此本影摹重雕（原版也已毁坏），并作跋一篇，引用日本本国的古代制度，对于考察郑注、孔疏、御注传习的来由颇有帮助，现抄录如下。○《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直解》一卷（抄本） 这部书的《孔传》与前面两部书大致相同。《直解》一卷则是为《孔序》所作的疏，不署撰者姓名。《访古志》记载求古楼收藏的两部书，题作“魏刘炫”。“魏”是“隋”字的错误，姑且不论。但刘炫所作的是《述议》五卷、《稽疑》一卷，并不名为《直解》；而且本卷中明确引用《述议》“子者德之称”一条，那么它确实不是《述议》。另外，每章的题解都引用《邢疏》（这与山井鼎所说相合，但山井本把它夹在注文中，此本则另成一卷），可见这是把今文《尚书》的疏窜入古文《尚书》本中。山井鼎称为后人附入，应当是得其实际情况了。●《日本访书志》第三卷 ○《尔雅注》三卷（蜀大字本的影钞本） 卷首是《尔雅序》，没有“郭璞撰”三字。字体大如钱。“敬”“惊”“弘”“殷”“匡”“胤”“玄”“郎”“恒”“桢”“真”“徵”“恒”“遘”“慎”“彀”等字，有的缺笔，有的不缺笔；“溝”“遘”二字以及“恒”“慎”二字之间，也有不缺笔的。因此，这是南宋孝宗时期刊刻的。卷末有两行文字：“经凡一万八百九言，注凡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言”；又有一行：“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按王明清《挥麈录》说：“后唐平定蜀地，明宗命大学博士李锷书写《五经》，仿照这种制度，在国子监刻板，这是印书的开始。如今印书已经盛行天下，而以蜀中为最。明清家中收藏有李锷书写的《五经》印本，后面题有‘长兴二年’。”据此，此本是蜀大字本的翻刻本。它没有题“长兴二年”，大概是在翻刻时删去了。只是“锷”字写作“鹗”字不同，应当以此本为正确。考《释诂》注文说：“伦，理，事以相约敕。” 阮氏《校刊记》说，“事务以相”四字是因疏文混入而产生的，他的说法似乎很精确。如果这确实是蜀本，那么它应在《邢疏》作成以前；而注文中又与其他版本相同，那么这四字原本就是郭氏的文字吗？另外，《释畜》“狗四尺为熬”的注文，各本都有“《尚书》孔氏曰”云云十五字，唯独此本没有。段茂堂说：“这不是郭注，而是后人增补的。按单疏本标明起止，说《注》从‘公羊’到‘之熬’，是邢氏所依据的文字，郭注没有这十五字。”现在用此本来验证段氏的说法，彼此完全符合，那么此本确实是蜀本了。但是，段氏之所以说这不是郭氏的注，难道是因为《孔传》是伪书，郭氏没有见过吗？然而《孔传》在东晋初年已经流传于世，所以《释鸟》“鸟鼠同穴”的注文明确引用《孔氏尚书传》，说“共为雄雌”。段氏没有查考到这一点，那么认为《孔传》郭氏必定没有引用，也不合事实。此本后来由黎公刊入《古逸丛书》中。我另有札记，尚未刊行。又据松崎明复说，此书是日本室町氏所刻的原本，现今还收藏在东京高阶氏家中。我曾在黑田某处见过它，果然是日本重新翻刻的本子，字体比影钞本明显肥大。黑田告诉我，日本现存的只有这一部。○《尔雅注》三卷（北宋本的重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