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七

译森立之《访古志》说：“《庄子》旧抄卷子本十五卷，这个本子在往年小岛学古进京时曾经展读过一次；后来得到传抄的《杂篇·庚桑》第二十三、《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共三卷，其余各卷没有见到。”又说：“这个本子是根据李唐旧本传抄的，把它与今本校对，文字异同中有不少地方应当据此订正今本的错误，偶尔也与陆氏所依据的本子相合。……又考察：此书卷数，《隋志》称‘三十卷，目录一卷’，梁代作三十三卷，《释文·序录》作三十三卷、三十三篇，《现在书目》作三十三卷，旧、新《唐志》作十卷。现在这个本子一篇一卷，与《七录》《释文》所称相合，大概是古本原有的编排。它成为十卷，是唐代合并的结果，实际上并非郭氏原来的卷数。”立之如此说。我所见的这三卷，就是小岛学古传抄的本子。界长七寸六分，幅宽七、八分，每行十六、十七字不等，注文分两行。此卷字体细瘦，观察其笔意，应当是七八百年前的写本；但它的根源则在六朝。其中一卷是《庚桑》，卷首题作“《庄子·杂篇·庚桑》第二十三”（没有“楚”字，与《释文》相合）。正文行下标明“郭象注”。现在校勘如下：“正得秋而万宝成”，其中“宝”作“实”。（与《释文》所称“元嘉本”相合。）“大道已行矣”，其中“大”作“天”。“先善与利”，其中“与”作“兴”。“而殖蓬蒿”，其中“殖”作“列”。“子有杀父，臣有杀君”，其中“杀”作“弑”。“走朱勉闻道达耳矣”，其中“勉”作“晚”。（以上都与《释文》的一本相合。）“庚桑子曰：辞尽矣”，没有“曰”字和“矣”字。“越鸡不能伏鹄卵”，其中“鸡”作“雏”，下文作“雏之与鸡”。“因夫吾问”，其中“问”作“闻”。（与元嘉本相合。）“义则反愁我已”，没有“已”字。“夫外■〈革蒦〉者”，其中“■〈革蒦〉”作“獲”，下文同。（与《释文》本相合。）“人见其跂”，其中“跂”作“企”。“道通其分也”以下，多出“成也”二字。“出无本”以下另起一行。“有生里咸也”，没有“也”字。（与《释文》的一本相合。）“可散而不可散者也”中，上面的“可”字没有，下面多一个“者”字。“又适其偃焉”作“偃者也”。“至礼有不入”没有“至”字。（这应当是因注文和下文而增补的。梁本有“至”字，但“礼”以下没有“有”字。）“彻志之勃”另起一行。“六者，勃志也”中，“志”以下有“者”字。以下四项也都有“者”字。“道者”另起一行。“唯虫能虫，唯虫能大”中，“唯”作“虽”。（与《释文》的一本相合。）“是故汤以庖人”中，“庖”作“胞”。（与《释文》的一本相合。）“介者拸”中，“拸”作“移”。（与《释文》的一本相合。）其中注文与今本不同的地方，每个注脚大多有“也”“耳”等字，不能一一列举。“将有间也”作“将有间之者耶”。（这样写，文义才清楚。） “弗能止也”作“弗能正矣”。“斯顺之也”作“期顺之也”。“此人发作”作“此要发作也”。“若其本分素备”没有“本”字。“则其死不久”作“则其死久矣”。“佔然自生，非有本也”作“佔然生耳，非有根也”。“直聚气也”作“直聚气耳”。“则各是其所是也”中，“也”作“矣”。“若知而后为，则知伪也”作“则伪矣”，没有“知”字。“斯而谓工乎天”中，“而”作“所”。（“所”字是正确的，现在各本都错了。）“则逃将安在”作“逃将安之也”。“则不复以丑在怀”中，“在”作“存”。“恍惚”作“忽恍”。又有一卷题作“《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其中“第二十六”之前原文有缺字，按文意该字应在“物”字下面，版式与前一卷相同。“伍员流于江”中，“于”作“乎”，下句也相同。“慰■〈改上日下〉沈屯”中，“■〈改上日下〉”作“愍”。（这里应当是错误。）“庄周”另起一行。“我将得邑金”中，“邑”作“色”。“斗升之水”作“升斗”，下文同。“莫不厌若鱼者”中，“厌”作“餍”。“守鲵鲋”中，“鲋”作“蒲”。“闭其所誉”中，“誉”作“兴”，旁边注有“誉”字。“其载焉终矜耳”没有“终”字。“宋元君”另起一行。“且之纲”中，“纲”作“罔”，下文同。“知能”作“智能”，下文同。“虽有至智”另起一行。“去善而自善矣”作“去而善而善矣”，旁边注有“自”字。“厕足”作“仄足”。“庄子曰”另起一行。“噫”作“意”。“厚德”作“厚得”。“虽相与为君臣”没有“与”字。“故曰”没有“曰”字。

译“且以氏”中，“且”字上面有“为”字。“天之穿之”以下有“也”字。“不胜”以下有“也”字。“到植”作“倒植”。“可以休老”作“可以已沐”，注文“非不老也”作“不沐也”。考察：成玄英疏说“衰老之容，以此而沐浴”，那么正文似乎应当作“沐老”。“虽然，若是”以下旁边注有“者”字。“小人所以合时”作“小人之所时合”。“演门”另起一行。“筌者”另起一行。“在鱼”以下、“在鬼”以下、“在意”以下，都有“也”字。末尾空一行，题作“《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其中注文不同的地方：“至人无心”作“无必”。“唯变所适”作“唯变也”。“矜之愈重”中，“愈”作“俞”。“所希跂者”中，“跂”作“企”。“似营他人之事者”以下有“无忩忩也”四字。“惠之为欢者”中，“为”作“而”，与《成疏》本相合。“隐括也”中，“隐”字重叠。“括，进之谓也”没有“括”字。“谓作故闭者闭塞”以下有“之也”二字。“居其所能”没有“能”字。“亦作恃息也”作“亦不息也”。“失当而后不通”中，“而”作“然”，与上句的情况相同。又有一卷题作“《庄子·杂篇》第二十七”，版式与前卷相同。“藉外论之”以下有“也”字。“非其父者也”没有“也”字。“是为耆艾”以下有“也”字。“子以期年耆者”作“以期来者”。考察注文“无以待人”，那么作“来者”是正确的。“人而无以先人”作“人也而无以先人”。“所以穷年”以下有“也”字。“言与齐不齐也”没有“也”字。“故曰无言”作“言无言”，根据注文，后者是正确的。“不可于不可”作“可于不可”。“以不同形”作“不以”。“孔子勤”作“懃”，注文也相同。“而其未尝之言”作“末之言也”。“而不敢蘁蘁”作“■〈辶萼〉”。“县其罪”中，“县”作“悬”。“可以有哀乎”中，“可”字下面有“谓”字。“颜成子”另起一行。“闻子之言”以下有“也”字。“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中，两个“乎”字作“何”，下句“适”字以下有“也”字；根据《成疏》，作“何”字是正确的。“天有历数”没有“数”字，与《释文》相合。“众纲两”另起一行。“景”作“影”。“叟叟也”作“搜搜”，与《释文》的一本相合。“而非也”中，“非”字下面有“者”字。“彼吾所以有待耶”中，“以”字重叠，“邪”作“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没有“以”字。“阳子居”另起一行。“至于梁”没有“于”字。“请问其过”中，“问”作“闻”。“而睢睢盱盱”中，“睢”和“盱”之间有“而”字；“睢”“盱”“居”押韵，有“而”字是正确的。空一行，题作“《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其中注文不同的地方：“故借外论也”中，“论”下面有“之”字。“三异同”没有“同”字。“以其耆艾”没有这四个字。“无以待人”中，“人”作“然”。“我竟不言也”中，“不”作“先与时俱”。“先与时俱也”中，“俱”以下有“化”字。“是不可常”作“是可常乎”。“众之所为”以下有“也”字。“口所以宣心”以下有“也”字。“吾因天下”没有“吾”字。“妙善也，善恶同”作“妙善同”，没有“也”“善”“恶”三字。“以其死之由生耳”作“由私也”。“非由有也”作“非有由也”。“若有神灵以致也”中，“灵”以下有“也”字；“致”作“故”，根据下文注文，“故”字是正确的。“盱盱跋扈之貌”作“睢盱跋扈”，不重复“睢”“盱”二字，也没有“之貌”二字，这样才是正确的。“疏远”以下有“之也”二字。○《孙子集注》十三卷（明万历己丑刻本） 卷首有万历己丑年新都程涓的序，卷末有新都黄邦彦的后序。卷首题作“孙子集注卷之一”，下一行题作“新都后学黄邦彦校正”。本书正文大字顶格，注文分作两行，小字低正文一格。考察阳湖孙氏校刻本说，《道藏》原本题为“集注”，大兴朱氏明刻本题为“注解”。现在这个本子题作“集注”，由此可知它也源自《道藏》。又孙氏说，书中有的地方把“曹公”改作“曹操”，有的把“孟氏”排在唐人之后，有的把不知何延锡的姓名写成“何氏”，有的把杜佑列在杜牧之后。现在考察，这个本子中的“魏武注”全都称“曹操”，没有称“曹公”的地方，这或许是黄氏校改的。其余情况都如孙氏所说。又“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一句，孙氏说“‘令民’二字原本脱落”；这个本子有“令民”二字，那么也可能是黄氏补上的吧？孙氏校订这部书相当精审，这个本子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著录之处；但孙本对于篇题下的注文都用双行小字，而与本书注文的体例不一致；这个本子则一律使用双行，版式体例反而较好。又孙本中，“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一句，杜牧注文说：“制，是金鼓□□有节制。” “空”字的两个字没有刻出。考察这部书，可知应是“旌旗”二字。其他与孙本有异同的地方，各有一寸之长，也是不应被校勘《孙子》的人废弃的。日本宽文九年，书坊据此本重刊，但脱漏了不少书叶，已经不值得观看了。考察这部书，除《道藏》本外，明人重刻的还有朱氏收藏的《注解》本，以及这一部本子；可是《四库》都没有著录，由此可知它流传得很少。《武经直解》十二卷（明万历刊本）。

译明代刘寅撰。全书包括《孙子》三卷、《吴子》一卷、《司马法》一卷、《李卫公问对》二卷、《尉僚子》二卷、《三略》一卷、《六韬》二卷。卷首是自序，其次是万历五年张居正增订的序，再次是翁鸿业的序。考察此书，虽然不如《施氏讲义》广博丰赡，但能随文解释义理，明白流畅、容易理解，所以在武经中也称得上善本。《四库》只著录其中的《三略》一种，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著录其中的《司马法》《尉僚子》两种，可知此书流传极少。此书在日本有重刊本，现在只收录刘氏自序。《武经直解》序。洪武三十年，岁次丁丑，太祖高皇帝有诏令，让军官子孙中能够讲读武书并通晓其义的人，到期参加考试，以备任用。刘寅考察旧日几家的注本，彼此矛盾不一，学者难以综合贯通。书肆刻印流行的本子，缺误也很多；即使曾经口头传授给别人，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取这些书删去繁琐、撮取要旨，以经传所载的先儒深奥旨意作判断，以平日从父师那里听到的格言作参证；有讹误错乱的，考核后加以订正；有脱漏错误的，订补增益；幽深隐微的，使它彰明显著；牵强附会的，加以辨别分析。过了一年草稿完成，又过了一年全书成书。全书共十二卷、一百一十四篇，题名为《武经直解》。唉！军事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观察形势，审察虚实，运用正兵奇兵来决定胜负，凡是用来禁止暴行、消除祸乱、安定百姓、守卫国家、镇抚边疆、威服四夷的，没有超过这些内容的。圣人因此重视军事，所以仁、义、忠、信、智、勇、明、决，是军事的根本；行伍、部曲以及有节制、有制度，是军事的运用；暗中谋划、秘密运筹、料敌制胜，是军事的机变。一缓一急、一动一静、一给予一夺取、一文一武，是军事的权变。没有大智慧，怎么能够谋划；没有深谋远虑，怎么能够统率将领；没有良将，怎么能够用兵；没有精锐的军队，怎么能够施展武力；没有武备，怎么能够保卫国家。想要有智慧而多谋善断，有善于统率而能够用兵的将领，统率军队而施展武力，整备武力而守卫国家，除了这部书还能凭什么呢？军事是诡诈之道，所以孙武、吴起一类的人，专门从事诈谋。《司马法》以下的几部书，论说以仁义和节制为原则的军事，也间或有这些内容，这要靠学者推广发挥、默默体认，使心中融会、意会罢了。虽然如此，军事谋略和军队纪律，儒者很少谈论；诡谲变诈，圣人不取；仁义节制，难道不就像大工匠使用的规、矩、准、绳吗？大工匠能够用规矩准绳教人，却不能使人达到巧妙的境界。刘寅撰写这部书，只是直解经文，授给别人以规矩准绳罢了。至于出奇制胜、灵活运用技巧，在临时应变时由各人自行做到，不是刘寅敢预先妄言的。我的文章狂妄浅陋而逾越僭妄，获罪于圣人门下，确实在所难免；然而对于国家平定祸乱的方法，以及学者修习战守的方略，也或许能够稍有补益吧。洪武戊寅岁律中，太原刘寅作序。《孙子书》五卷（明刊本）。明代赵本学注。本学字虚舟，晋江人。根据俞大猷的跋文，他大概就是俞大猷的老师；所著另有《韬铃》二编。此本前面有巡抚湖广郭惟贤的序、巡抚湖广梁见孟的序，末尾有都督佥事俞大猷的跋。据序、跋可知，此书初刻于蓟辽，再刻于湖湘，三刻于郧阳，这就是郧阳本。书中的篇章、段落和文辞，大概是融会贯通《十家注》以及《讲义》《直解》等书编成的；又把史传中可以与此书相互发明的内容另列为引证材料，说明清楚、通俗易懂，确实是《孙子》注本中的善本。但《四库》没有著录，其他各家书目也不记载，大概已经亡佚了。此书在日本有重刻本，改题为《赵注孙子》。它的刻板已经卖给书商，运到上海去了。《荀子》二十卷（宋刊本，刻入《古逸丛书》）。如今中土流传的《荀子》宋本有两种：一种是北宋吕夏卿的熙宁本，一种是南宋钱佃的江西漕司本；至于唐与政在台州刊刻的本子，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公案，却没有流传下来。嘉庆年间，据抱经学士所藏朱文游影钞的吕夏卿本，合校元、明本刊行于世。王怀祖、顾涧薲都提出过异议。然而吕本、钱本至今没有重刊。我初到日本时，从书肆买到此书的双钩本数卷。询问之后，才知道是狩谷望之旧藏的台州本，是他拟议重刊而未能完成的本子。后来我从岛田篁村那里看到全书的影摹本，于是告诉星使黎公，请他求得此本，交给刻书人付梓，完全依照原本，过了一年才刻成。考察此本，后来也有吕夏卿等人的衔名，另有熙宁元年中书劄子，以及曾公亮等人的衔名。根据与政自序，全部依照熙宁旧本，因此可知它几乎没有校改。考察王伯厚所举的四条：“惟君子知向矣”，此本仍作“如响”，两者不相应；由此可知，王伯厚所举的是“向”“响”的差异，不是“知”“如”的差异。这是校刊《纪闻》者的错误。（何校本仍作“如”。）至于卢抱经所校勘的本子，拿它与此本相对照，遗漏不下数百字，而且还不只是顾涧薲所举出的那些。《君道篇》中的“狂生者，不胥时而乐之”，此本不作“‘落’也”。这里另有朝鲜古刊本，也大致与此本相同。我又合用元代纂图本、明代世德堂本，以及王怀祖、刘端临、郝兰皋诸位先生的说法，再参照日本物茂卿（有《读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断》四卷）、久保爱（有《荀子增注》二十卷）、猪饲彦博（有《荀子补遗》一卷）所订正的内容，另编成《札记》。由于没有见到吕本、钱本两种原本，准备留待以后，因此没有附在本书之后刊行。光绪甲申三月。《文中子中说》十卷（日本重刊北宋小字本）。前面有《文中子中说》序，序后本书题作“《中说》卷第一”，下一行顶格题作“《王道篇》”，篇名下面题作“阮逸注”。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注文分作双行，每行约三十一、二字不等，四周单边。十卷之后有《叙篇》、杜淹《文仲子世家》一篇、《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东皋子《答陈尚书》一首、《关子明事》一首、《王氏家书杂录》一首，卷末有“文政十年摹刊”字样，精美雅致到了极点。书中对“弘”“匡”“敬”“玄”“徵”“朗”等字避讳，对“让”“慎”等字不避，由此可知是北宋本。然而考察森氏《访古志》，其中记载《中说》三种，唯独遗漏了此本。询问同好，没有人知道此本的来历，也没有人知道这副刻板的存亡。我遍搜书肆，仅仅得到两部，想来摹印流传不广，刻板已经毁坏废弃了，可惜啊！

译《齐民要术》残本三卷。北宋天圣刊本，藏于高山寺。现存卷五、卷八两卷，另有卷一残叶两纸。每卷题作“《齐民要术》卷第几”，下一行题作“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再下一行列出传文中的篇目。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分双行，每行二十五字。“竟”“玄”“通”等字都缺末笔。考察胡震亨《秘册汇函》刊本（即毛氏《津逮》本），有绍兴甲子葛祐之刊刻此书的序，序中说：“此书是圣中崇文院的刻本，不是朝廷要人不能得到。”此本“通”字缺笔，所以知道它是天圣官刊本。我所得的是小岛尚质据高山寺本影钞的本子，精美得如同宋刻本。如今拿它与胡刻本校对，才知道胡本的错误、脱漏，触目皆是，不只是钱遵王《敏求记》所说的“卷首《周书》日”之类，把小字夹注改成大字。（钱遵王说嘉靖甲申湖湘本就是这样，因此可知胡刻本源自湖湘本。）第五卷《桑柘篇》，胡本脱去一叶，此本却完整无缺。又考察，森立之《访古志》称尾张真福寺藏有卷子本九卷，只缺第三卷，也避宋讳，和前一本相同，由此知道它也是源自天圣本。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本子，那么贾氏这部书就成为完整无缺的版本了，特此记下以告知后人。又考察：陆氏《藏书记》中有张绍仁据士礼居所藏宋本校勘的本子，也只到第七卷“作秦州春酒曲法”一段为止；另有劳季言校勘的宋本，大概也是黄校本传抄出来的。又考察：《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有黄琴六校本。琴六说：“士礼居收藏有宋本前六卷，（据张校本则到第七卷的一半为止。）依据它校对旷阁新刊本（也是从胡本翻刻出来的），又依据《农桑辑要》相互勘校；但后四卷没有办法订正。”因此又说：“后四卷脱误的本子很少，如今拿这部第八卷来校对，脱误也非常多。”我用聚珍本王桢《农书》校对它，补足脱文、订正错误，获益很大。它应当超过黄校本，只是没有得到原书全本来相互对照，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同治戊辰年，高州陈荔秋先生写信给何小宋抚军，推荐我进入崇文书局。恰好书局正在刻印这部书，所依据的就是《津逮》本。贾氏自序偶然脱去一叶，便在下面注出“原缺一叶”。其中有无法连读的地方，就按照意思把文字连接起来。校勘这部书的人反复对我说：“我们为这部书费了不少力气。”我微微一笑，随即推辞不去书局。唉！这部书的宋本固然已经无法得到，《津逮》本、照旷本也并不罕见；他们却因为所得本子偶然有缺页，便不再寻找其他本子来补足，而且也不照原书的行款格式保存，以便日后校补。如此粗率鲁莽，真是所谓刊刻的功劳也不能掩盖其僭妄的罪过啊。《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宋乾道本）。末尾有乾道二年扬州教授汤修年的跋。卷首题作“《梦溪笔谈》卷第一”，下一行题作“沈括存中”，第三行低四字题作“故事一”。左右双边。每条首行顶格，下一行低二字。明代崇祯年间马元调刊刻的本子，就是从这个本子翻刻出来的。没有《补笔谈》《续笔谈》。《高似孙纬略》十二卷。影宋本。前面有嘉定乙亥年高似孙的自序，卷首题作“《纬略》卷几”，下一行题作“高似孙《续古集》”。每卷都有总目，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著录此书的各家都没有宋本，守山阁所刻本依据的是明代沈士龙本。据沈士龙跋文所说，他参考胡元瑞、曹能始、项穉玉、李贯之诸家的本子，互相考订后才付梓。篇首缺少一篇自序。第十二卷的“笔橐”“《金刚石经赞》”“汉令甲”三条，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卷末又有“竹宫”“甲观画堂”“八阵图”“风马牛”四条，连目录中也没有。沈本各条中凡有缺注的地方，此本都没有缺失；沈本另低一行书写的地方，此本都紧接上文，写成双行小字。这部书流传已经很少，《四库》著录时也是依据沈本。沈本脱漏错误的地方不胜枚举，若不重刊，就不能恢复高似孙的旧本。现在只把自序一篇和脱漏的七条附在后面。

译《纬略》序。嘉定壬申年春天，程氏准为新刊尚书公的《演繁露》刻成后，把书寄给先父。先父得到书，昼夜不停地观看，即使行走在别墅中也一定带着它；面对宾客吃饭时也不放下。似孙从旁问道：“这部书为什么如此奇特古雅，竟让您这样专心地看？”先父说：“这些都是我想记录的内容，只是笔力达不到罢了。”似孙白天黑夜减少用来侍奉父亲的时间，把在旁边听见和见到的内容抄成两卷，赶紧督促笔吏，仍旧装订题签成册，天一亮就拿给先父看。先父反复翻阅，说：“这部书比《演繁露》还好，是谁写的？”我回答说：“似孙曾听到您的教诲，知道您有想记录而笔力达不到的内容，所以这是我昨夜立即增补编录成的。”先父高兴地说：“这正是我想记录的内容，应当增广卷帙，或许可以成书。”一个月后，刚刚得到第十二卷，先父却已经去世。我展开书卷便流泪，但不能因此让它失传，于是略记这件事作为序。唉！四年以后，即乙亥年正月十日，似孙作序。笔橐。《张安世传》说：“张安世本来拿着囊袋，头上插着笔。”张晏说：“橐，是装契券的囊袋。近臣背着囊袋、插着笔，随时准备接受顾问，有时也用来记录事情。”师古说：“囊是用来盛放书籍的。有底的叫‘囊’，无底的叫‘囊’。所谓簪笔，就是把笔插在头上。”《南史·刘杳传》说：“佩戴紫荷橐”，就是《安世传》所说的情形。《齐书·舆服志》说：“肩上有紫色夹囊，名叫‘契囊’，世人称为紫荷。”梁代制度规定，尚书令、仆射尚书佩铜印、墨绶，穿朝服，佩水苍玉，腰佩剑和紫荷，手执笏。（《通典》。）如今人们使用荷囊，直接称为“紫荷之橐”，大概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错了。比如苏味道诗说：“盛府题青橐，殊章动绣衣。”徐彦伯诗说：“思急青纶赐，徂装紫橐悬。”就是分别使用了两种事物。宋景文公诗说：“毛脱荷囊笔，尘昬宝带金。”其中把“荷”读作平声。《金刚石经赞》。唐代梁肃不但文章严整雄壮，而且对佛理也有高深精妙的见解。他曾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石幢赞》，其中说：“在二十五有之中，□尘相互磨荡，生灭相互激荡，旋转流动，往复没有边际，如来怜悯这种情形。于是开启智慧之门，显示诸法的真实义理，使人能够在动中体会寂静，在寂静中照见智慧，借助文字来捕捉义理，在一切色相皆空之中观察妙理。然而要离开一切相，获得无所住的心，二乘之人距离很远而不能看见，十住菩萨看见了却不能辨明，像这样取得信解实在困难啊！”又说：“即使倾尽沙界来布施，布施也有穷尽；即使像山河那样广大，广大也有终极；只有金刚般若的空印，永远不会毁坏消灭。”读《金刚经》的方法，全都在这里了。又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赞》说：“无形之形就是无形，是神人之形。当法王统治世间时，有位元圣说：‘观音凭借感应贯通的妙用，施展广大无边的宏大应化，辅助赞成无上的事业，辅佐成就玄妙的功业，神妙的运行没有固定方所，形貌也大为变化。因此设置这尊像，施予众生。’这已经达到极致了。”这几句话也很精妙。隋代尉迟乙僧把千手千眼观音的笔力之妙发挥到了极致，赞叹也说不尽；若拿梁肃的《赞》与之比较，仍然缺少千钧般的笔力。汉令甲。汉代有“令甲”“令乙”等称呼，是律令的次序。比如《汉律》，开头涉及军政的，有“传民”“卒更”“成边”“军司空”；涉及民事的，有“出等”“群饮”“占祖”“大逆”“斗、伤为城旦”“不行亲丧不得选举”；涉及夫道的，有“官奉”“盗金”“边尉”“左官”“皈宁”“矢官”。把士伍称为“都水”，主管堤渠和水门；称为“司空”，主管水务以及罪隶。开头涉及国事的，有“大乐”“传置”“朝请”“伪金”“为酒”“租铢”“平贾”“弛商贾”“小学试吏”“兵器钱”。不出关令中涉及军政的，有“马复”“出牝”“若庐弩射”“天下给边”；涉及民事的，有“箠”“椟皈死者”“毋陈赦前事”“毋捕妇女老幼”“七岁斗杀死”。涉及吏道的，有“功”“秩禄”“卖爵”“貤爵”“任子”“保同产”“监临受财”“特封吴芮”。开头涉及政事的，有“祠”“宫卫”“犯跸”“议宗庙”“行驰道”“金布”“告缗”“盗铸”“鬻盐”“养老”“禁擿巢”。汉代的律令竟然如此完备，而班固《汉书·刑法志》却几乎没有收载，往往只能在传记和注文中看到。我于是把它们辑录汇编起来，也足以看出汉代的律令仍然十分宽■〈艹閒〉。竹宫（竹殿）。《汉书·郊祀志》说：“武帝在泰▯祠祭竹宫，面向神光行拜礼。”宫阙的名称又称为“长安甘泉宫”，其中有竹宫。杜甫诗说：“竹宫时望拜，桂馆或求仙。”韦应物诗说：“尝郚夕月竹宫斋，每返温泉灞陵醉。”这里的“竹宫”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又有所谓“竹殿”。《洛阳宫殿簿》说：“洛阳南宫有竹殿。”《魏略》说：“青龙三年修建太极殿，殿内有竹殿。”梁代任昉《静思堂秋竹应诏》说：“竹宫在甘泉宫右侧显得丰丽，竹殿在神嘉殿旁边显得宏敞。”庾思道诗说：“竹殿遥闻凤管声，虹桥别有羊车路。”张晖诗说：“隮险入幽林，翠微含竹殿。”说的都是这个。甲观画堂。

译《成帝纪》说：“皇帝出生在甲观画堂。”应劭说：“甲观在太子宫中，宫内主管乳养皇子。白天的堂室画着九子母。”如淳说：“甲观是宫室的名称，画堂也是宫室的名称。”《三辅黄图》说：“太子宫中有甲观。”颜师古说：“甲是甲、乙、丙、丁的次序。《元后传》说‘见于丙殿’，就是这种例子。应氏认为甲观在宫中的甲位，这是错误的。画室只是用彩画装饰，难道一定画九子母吗？‘霍光止昼室中’，可见宫殿中本来就普遍有彩画的堂室。”唐代温庭筠《生禖屏风歌》说：“玉阶暗暗连接昆仑井，井上无人，金索冷清。彩画墙壁阴森如九子堂，台阶前细碎的月光铺满花影。绣屏上的银鸭香炉烟气氤氲，仿佛天上梦境，花朵环绕成丛。宜男花徒然成为后庭的草，不像樱桃那样结出千子般的红果。”照温庭筠诗歌看来，堂中画“九子”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不过看唐代周昉等人所画的帏帐屏障，大多描绘宫禁中的嫔妃和小孩，极其精巧，往往取“宜男”以及“百斯男”的意思。因此宫殿称为“百子殿”，池塘称为“百子池”。钱起诗说：“腊雪新暗百子殿，春风欲上万年枝。”王维诗说：“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馀。”杜牧诗说：“百子池头一曲春，君恩和泪沥红尘。”说的就是这个。八阵图。盛弘之《荆州记》说：鱼复盐井以西，石地高大平坦，视野可以远眺四方。诸葛孔明堆积碎石筑成营垒，方圆大约数百步。营垒西面又聚石排列成八行，彼此相距约二丈，称为八阵图。桓宣武征伐蜀地时经过这里，认为它像常山之蛇的形势。《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譬如常山的地势；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救援；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援；攻击它的腹部，头尾就一同来救援。”苏轼梦见杜子美说：“世人误解《八阵图诗》中的‘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认为先主、武侯想为关羽报仇，所以遗憾未能灭掉吴国；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本来是说，蜀、吴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不应当互相图谋；晋能够攻取蜀，是因为蜀有吞并吴国的意图，这才是遗憾。” 风马牛。《左氏传》说：“您处在北海，我处在南海，只有风马牛不相及罢了。”服虔说：“风，是放逐、放开的意思。雌雄相互诱引，叫作风。”《尚书》说：“马牛其风。”左氏所说的“风马牛”，是说马牛因放逸而使雌雄彼此相距遥远。孔颖达说：“大概这是边界末端的微小事情，意思是这件事彼此毫不相关，所以借此来比喻不相干。”洪龟父的诗却说：“鸿雁书远空，马牛风寒草。” 《黄氏日钞》九十七卷（明刊本）。明代正德刊本。卷首至元三年沈逵序，序后有“正德己卯孟秋书林龚氏重刊”的木记。缺少第九十二卷，第九十三卷末尾也有残缺，大概是因为依据的原本本来就不完整。乾隆年间汪氏刊本就是据此重新翻刻的，所以缺卷也相同；汪氏自称出自元本，是欺罔之说。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困学纪闻》二十卷（元刊本）。这是明代翻刻的元代庆元路本《困学纪闻》二十卷，卷末题有“孙厚孙宁孙校正，庆元路儒学学正胡禾监刊”。另有泰定二年陆晋之跋。根据阎校本阎咏的序文，这个本子最好；只是把“庆元”误作“应元”，难道是阎氏有所避讳吗？其中的文字也不完全与阎校本相合：第二卷“乃命三后”条，阎本脱去“于禽兽”三字。第四卷“《管子·地员》”条，“次日五■〈弓出〉”之下，各本空三格，此本不空。第五卷“犹《金縢》之新逆”，各本误作“迎”。第八卷“陈烈”条的注文“前贤之读书如此”，各本把“前贤”作“古人”；意义虽然也能说通，但陈烈对于伯厚来说是前辈，所以作“前贤”是对的。第十卷引《尸子》“俭者为猎者表虎”，各本把“俭”作“狩”，这与《御览》的引文相合。第十四卷引《温彦博传》“有时而儩”，各本作“赐”，这与《新唐书》相合。像这些地方，必定是伯厚原书的文字，不是后人校改的。《道一编》六卷（明弘治二年刊本）。此书被《四库全书》著录在《存目》中，称它没有著作者姓名；因为陈建《学蔀通辨》中有程篁墩著《道一编》等语，才知道是程敏政所作。现在这个本子的篇首明明有程敏政自序，只是《四库全书》本缺少它罢了。现抄录如下：

译《道一编》序。朱、陆二人的学说，开始时不同，最终却相同，这一点从书中可以考见。不明白的人往往尊崇朱子而排斥陆子，难道不是因为只看到他们早年尚未定型的论说，于是误以为二人终身都意见不同，又受到门人记录的迷惑，而不以朱子亲笔所写的书来校正吗？现在考察这些材料，“志同道合”的话见于《奠文》，“反身人德”的话见于《义跋》。朱子又多次自责自己学说支离的过失，同时极力称赞陆子以求己为功。对于他的高足弟子杨简、沈焕、舒袁燮等人，他也诚心敬重，使求学者常常向他们请益。他胸怀广大、公正无私，从来没有因异同而产生丝毫嫌隙。这难道不是朱子之所以成为朱子、而后学所不能完全测知认识的地方吗？我在斋居闲暇时，不自量力，取“无极”七篇、“鹅湖”三诗，抄成两卷，用来说明他们开始时的异同，也就是所谓早年尚未定型的论说。另取朱子书信中涉及陆子的部分，整理成三卷，并附入陆子的学说。他们最初确实像冰炭那样相反，中间则觉得疑信参半，到了最后却好像车的辅、车的牙彼此依靠，而且深受《孟子》“道性善”“收放心”这两句话的启发。读到这里，才知道朱子晚年之所以推重陆子的学说，大概还在南轩、东莱之上。只是那些不加考察的人把它斥为异端，这固然是不知道陆子，难道又算知道朱子吗？这就是我编纂此书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编成之后，又附录虞氏、郑氏、赵氏的说法，认为这样大概得到了朱、陆学说的真实面貌。至于其余纷纷杂杂的说法，大概不值得收录，也没有时间收录。于是总名为《道一编》，作序并收藏。弘治二年岁在己酉冬至日，长至新安程敏政书。《乘除通变筭宝》二卷、《法筭取用本末》一卷、《续古摘奇筭法》二卷、《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二卷（朝鲜刊本）。宋代杨辉撰。朝鲜翻刻明代洪武刊本。每半叶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卷首有杨辉自序三篇。《乘除通变》目录题作“乘除通变筭宝”，后面有“洪武戊午冬至勤德书堂新刊”的木记；卷首题作“筭法通变本末”，与总目录略有不同。上卷次行题“钱塘杨辉编集”，中卷省略杨辉姓名，题作“乘除通变筭宝”。下卷题作“筭法取用本末”，次行题“钱塘杨辉、史仲荣编集”，大概是二人合著。《乘除通变》原为上、中、下三卷，这也是编书中罕见的例子。目录后有“古杭余氏勤德书堂刊行”的木记。《田亩比类》也分上、下二卷，目录后的木记与《筭法通变》所题相同；卷末有宣德八年朝鲜朴彧跋，跋后有负责刊板、监刻等人的官衔。考察陆氏《藏书志》，则总共为六卷；郁氏《宜稼堂丛书》刊有此书六卷，所依据的传抄本多有残缺脱漏，由宋景昌补足。归安陆氏又得到毛氏抄本，比郁本完整，但也只有六卷。（阮氏《研经室外集》作三卷，这是错误得更厉害的。）不仅卷数和版式行款不同（陆氏本每叶二十二行），就是书的先后次序也不同；这样看来，这两个本子都是后人合并编成的。至于其中的《续古嫡奇》二卷，郁本、陆本都缺少上卷，大概已经脱佚很久了。郁氏根据《筭学启蒙序》，知道朝鲜曾有这部书，但最终没有传来。我于是从日本得到它。序后有两方印，这与陆氏所说相合。不过每一种书都有总目录，这是陆氏没有说到的，想来也是缺失了。（应当重新刊印这个本子，以恢复杨氏原书的旧貌。）郁氏没有收载杨辉自序，陆氏本有序却没有刊载。现列在下面：六艺的设置，数学占其中一项。从前黄帝时的大夫隶首创立了这门技艺，后来周公撰成《九章》；战国时有魏人刘徽撰《海岛》；到了汉代，甄鸾为《周髀》《五经》作注；唐代李淳风校正诸家筭法。自古以来历代的名贤，都很重视这门技艺。到了我宋代，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也把《九章》作为算经之首。杨辉之所以尊崇这部书，是因为重视并详细解释它。有人说没有入门之术，约束了学习者的弊病。又把乘、除、加、减作为方法，把秤、斗、尺、田作为题目，题名为《日用筭法》。可是学者只粗略知道加减归倍的方法，却不知道变通运用的作用，于是改写代乘、代除的技巧，增加续编新条，题名为《乘除通变本末》。后来见到中山刘先生增撰《议古根源演段锁积》，其中有超越古人、达到神妙境界的地方，难道可以不加以发扬，用来帮助后学吗？于是汇集成《田亩筭法》。前后合计共刊行四集，自己认为这个愿望已经满足了。一天，忽然有刘碧涧、丘虚谷带来诸家筭法中的奇题以及旧刊遗漏的文字，请求编成一集，并愿意帮助刻板刊行。于是又增补采集诸家的奇题，以及缮写的本子和可以续接古法的草稿，总汇成一集，题名为《续古摘奇筭法》，与好事者共同分享，读者幸勿责怪我的僭越。时在德祐改元冬至壬辰日，钱塘杨辉谨识。筭数起源于九九，制定筭法则出自乘除。法首从一开始的，是加法或减法；题式中没有乙的，便是折或倍。上面加的称为九归，下面减损的称为下乘，再加上副乘除，这些都是筭家妙法的辅助。学者只知道加减归损的方法，却不知道伸引变通的作用。《金科赋》说“知道并不难，运用才难”，这话并没有说错。现在把各种技法推演成盘算取用的方法，标明并注释图式草稿，题名为《乘除筭宝》。虽然没有穷尽前贤的深奥境界，也可以作为后学登堂入室的阶梯。恭敬地付梓，使它流传久远。咸淳甲戌夏至，钱塘杨辉序。

译所谓《田亩筭法》，大概是因为万物的形体，经过变化推演最终都归结到田地的形势；各种题目所用的方法，变化折算也都归结于乘除。中山刘先生作《议古根源序》说：“进入时包括各门，出来时就是直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撰成《直田演段百问》。由此确实知道田地形体的变化无穷，其中运用带从、开方、正员、损益等方法，是前古所未闻的。方法制作得越深远，越不能只追究表面本源；如果不探究幽深隐微之处，就无法知道其中的道理。杨辉选择可以作为关键题目的内容，重新详细撰述，以推广刘先生垂示训诫的意思。《五曹筭法》的题目和方法有些不够恰当，我冒昧加以删改，以便后学君子，题名为《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希望多少能成为求学引导的阶梯和路径。时在乙亥年德祐改元小暑节，钱塘杨辉谨序。《图绘宝鉴》五卷（日本旧抄本）。元代夏文彦撰。此书在《津逮》所刻本中，与明代钦天监玉泉韩昂续纂的部分合为六卷，坊间刻本又分为八卷。考察元刻本为五卷，每叶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道光年间由海宁吴氏收藏。这个本子每叶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属于日本人重刻，没有年月，字体很古雅，应当是以元刻本为底本。虽然改了行款，却仍然保持五卷的旧貌。卷首是杨维桢序，其次是自序；首行题“图绘宝鉴卷第一”，行下题“吴兴夏文彦士良纂”。《补遗》附在第五卷之后，版框接缝处仍题“卷五”。《补遗》之后又有《续补》一页，共收七人；《续补》之后又有《增补》一叶，共收八人。考察《拜经楼藏书》，称《津逮》本不可靠，而所藏元刻本也多已漫漶。这个本子虽然经过重抄，但没有窜乱混淆的过失，所以也很可贵。《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洪武九年刻本）。这部《三续百川学海》的刊本，把明代朱谋垔所作《续编》一卷列为第十卷，又把《补遗》放在《续编》之后，使陶氏原书被截断为两部分，实在荒谬至极。这是洪武九年刊本，卷首是宋濂的序，接着是曹睿的序、孙作的《南村先生传》、所引用的书目、九成自序、考订说明和目录，共九卷，另有《补遗》一卷，末尾有郑真的跋。卷首题作“书史会要卷之一”，下一行题作“南村处士陶宗仪九成著”。每卷之后都题有四五位助刻人的姓名，合计共有数十人。考宋潜溪《序》说：“天台陶君九成新著《书史会要》完成后，凡是擅长翰墨的人家，都争着想看看。因为誊抄不容易，所以共同把它刻印在木板上。”如此等等。由此可知，这部书是翰墨之家的成员共同出资刊行的。第九卷末题有“张氏以行存管刻此卷”，又说“补遗一卷，嗣后刊行”。由此可知，《补遗》的刊刻又比第九卷稍晚。《提要》因为孙作的小传说是九卷，便怀疑原本把《书法》合为一卷，而把重刊本的《补遗》另列为卷首，认为这是朱谋垔的儿子统鉷所作的分卷。他们不知道，原本的《补遗》本来就是单独成卷的，只是孙作的小传记载时没有详细说明罢了。这部书收录擅长书法者的姓名最为广博丰富，可以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相提并论。只是书前列出了所引用的书目，却没有在每条下面注明见于哪部书。陶氏的用意虽然在于建立一家之言，但其中有不少隐僻的人名，不说明出处，终究属于浅陋的学问。○《灵棋经》一卷（古钞本） 卷首有序引，末尾有上党紫团山叟韩运休的后序。卷首题作“灵棋经”，接着题作“晋襄城道人法味传，晋驾郎中颜幼明注，御史中丞何承天笺注，琅邪王灌著卦名”。第一卦题为“大通”，下面直接就是繇辞，没有“象曰”二字，也没有“第一”、“一上”、“一中”、“一下”、“升腾之象”、“乾阳得令”、“乾天西此”等字样。每卦旁边则用朱笔题写，红字写着“某某”二字，又注明“天”、“地”、“人”、“一”、“二”、“三”、“四”等字样。这就是森立之所说的“王灌著卦名”。颜幼明、何承天的两种注释也颇为接近，但较为详细，其中不同之处尤其多。考《隋书·经籍志》有《十二灵棋棋卜经》一卷，这部书使用“十二灵棋”，与书题相合。晁氏《读书志》才开始著录为二卷。近世流传的刘诚意《补解》刻本也分为二卷，而此本为一卷，仍然保存着隋、唐时期的遗制。又考《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六引《异苑》说：“晋宁康初年，襄城寺的法味道人传授了这部书。” 那么，此本题作法味所传，也接近事实。森立之在跋中怀疑这部书就是法味所托传的，并不是没有根据。近来的本子有唐代李远的《序》，此本却删去了它；而且此本的《首引》和《后序》也是近本所没有的，由此可知，它的源流较为古老。汉代留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得到这种方法，起初用来占卜行军用兵，万无一失。到了[缺字]时期，大中大夫东方朔用它来覆射万事，件件都神奇地应验。[缺字]又把这种卜法传给淮南王，从此便将它秘藏起来，不再传给别人。[缺字]晋太康年间，襄城道人法味说自己遇到一位穿黄皮衣的神叟，神叟用竹筒装着这部经书交给法味。从此这种方法流传于世。它的卜法使用十二枚版子，长一寸，分别书写“上”、“中”、“下”，每种各四枚。占卜时，首先必须清洁身心、焚香，安置妥当后握住棋子，对着它呵气并念咒说：“谨请[缺字]四孟诸神、四季诸神、十二辰，[缺字]天地父母、太上老君、左日右月、二十八宿、四时五行、六甲阴阳、天十二神、地十二时。我心中有所疑虑，意中有所困惑，沉吟犹豫，请为我指明诀要。吉就说吉，凶就说凶，唯卦象是从。”[缺字]随即把棋子掷出，不可以再掷；如果再掷，吉凶就不能确定。宋代王涓兄弟和何承天曾共同讨论这种卜法，但只要心意虔诚，启问没有不应验的。普通人不懂得其中的微妙，认为它没有效验，所以多有轻慢；懂得事物先兆的人，思考到这里就已经接近真相了。

译出处虽然各不相同，取舍也有多种，不能因为句子写得优美（疑似脱去“恶”字），便认为事情都已经确定。至于“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行人得半，邑人之灾”（原本“邑人”二字次序倒置）、“明夷务暗，丰尚光大”，不可与其他百余条一概而论。这部书的卦有上、中、下三个位置，取义于《易经》三才。反复推演穷究，共有一百二十四卦，都以奇偶来判断吉凶：奇数属阳，偶数属阴，按照义理推求，吉凶便可以知道。不观察它的爻卦而只专门拘泥于这一点，那么善于判断和愚昧无知就会分开了。有些卦辞与义理相互吻合，应当详细体会它的意趣。只有“巍巍赫赫，不求自获”这句，在捕捉逃亡者、追捕驱逐之类的事情上占得是吉，在占问疾病、婚姻时则不吉。又如“岁当月昌，安如泰山”，占问危难困厄、求取财物则吉；若占问羁旅在外、盼望他人，却预示其很快回来而目前尚未到达。又如“君臣易位，方兴大利”，君子占得吉，小人占得凶。这些都应当依照事类推求。所谓君子、小人，只是根据其德行而言，并不是根据官职尊卑、地位高低而言。遵循道的人是君子，背离道的人是小人。有智慧的人可以由此推知。（按：这段引文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近本有卜法四条，就是敷衍发挥这段引文的文字。） ●《日本访书志》卷八 ○《世说新语》残卷（古钞卷子本） 这一卷的书法精妙，虽然没有年月，但拿日本古代手写佛经来对照，可以确定是唐代人所写。我从日下部东作那里借来校读，发现卷首和卷尾都有残缺，内容从《规箴篇》的“孙休好射雉”起，到“张闓毁门”止。正文的异文有几十处，注文的异文更多。所引用的《管辂别传》多出七十多个字。我私下认为，这一卷不过十一条，文字差异却已经如此之多。听说此书在西京还保存着两卷，哪里才能把它们全部拿来校录，以恢复临川旧本呢？那样一来，宋本就不值得珍视了。○《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明代翻刻北宋本） 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前面有总目录。本书卷首题作“《王子年拾遗记》卷第一”，下一行题作“萧绮序录”，第三行以下是萧绮的序；序后列有“庖牺”、“神农”、“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八个子目，子目之后又题“春皇庖牺”条目。以下各卷都是先列子目，后列条目，大概还保留着唐人卷轴本的格式。篇中“殷”、“让”、“弘”、“祯”、“辕”五字缺少笔画，字体端庄雅正，大概是北宋精刻本。《汉魏丛书》刻印此本时，删去了每卷的子目，又把萧绮的序放在第一卷之前，已经大大破坏了古本格式，《秘书廿一种》也一样。近来崇文书局又依据《秘书》本翻刻，错误尤其严重。例如“汉明帝阴贵人”一句，《丛书》本把“阴”误作“因”，书局本也照样沿袭；又如“始皇起云明台”一条，宋本本来单独成条，《秘书》本也如此，《丛书》本因为前一条的文字排到行末，不便跳行，书局本便把它接在上一条后面合成一条，完全不顾文意已经不相衔接。唉！官刻书局的书竟然草率到这种地步，后来的求学者将以什么为取法标准呢？又考：胡应麟《二酉缀遗》认为此书就是萧绮所作，只是假托“子年”之名，他的话似乎有道理。然而《隋书》和《唐书》中都记有王子年的《拾遗录》三卷，另有萧绮的《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根据萧绮的序录所说，子年的原书有十九卷，残缺之后，萧绮搜集考订成十卷。那么，隋、唐史志所记的“三卷”，必定仍是子年的原书，并没有萧绮书中“录论”的文字，只是残缺之后仅存三卷罢了。胡应麟故意发表高论，以夸耀自己眼力过人，却没有核对隋、唐史志所记的“三卷”，真是近在眼前的东西反而看漏了。又考：此本虽然源出北宋，但拿《太平广记》所引用的文字来校对，就会发现此本远远不如它。两者虽然也有相同之处，《广记》也有脱漏和错误的地方，但仔细校勘文字，可以看出《广记》所依据的，应当是唐人遗留下来的本子。例如“周成王?泥离国”一条中“观察日月来知道各国方向”一句，《广记》引用时，上文还有“或者漂浮在大水上”四字。“汉成帝?飞燕”一条中“皇帝用翠色丝带系住飞燕的衣襟”，《广记》引用这段文字时，下面还有“游玩疲倦后才回来，飞燕后来逐渐受到疏远，常常怨恨地说”之类的话；如今本在“裾”字下面直接接“怨曰”，文意无法通顺。“魏明帝昆明国”一条中“宫人互相嘲笑说：不穿辟寒金，哪里能得到君王的心？”《广记》引用这段时，下面还有“不佩戴辟寒钿，哪里能得到君王的怜爱”两句。“蜀周群”一条中“蜀人称他为后圣”，《广记》引用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的“白猿”等内容前后自相驳斥，必定是后人妄加的评论。萧绮所记录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他的迂腐荒诞难道只有这一条吗？又如“晋武帝”一条中“何必把木偶当作有心识的东西呢？”这句话文意难解，《广记》引用作“何必把木头做成没有心识的偶人呢？” 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脱漏和错误，其他文字的异同多达数百处（“周灵王昆昭台”一条脱去了一百多字），另在《札记》中详细说明。又考：此书编排条目的次序，大多没有规律，常常把几件事合并为一条。《广记》分别引用它们，是正确的。然而也不能断定萧氏原书一定没有合并的情况。例如“晋文焚林”没有和“师旷”相连，而是放在“周灵王”之前，以“鲁僖”为标题；“刘向校书”没有放在“汉成”之后，却挤在“郭况”和“贾逵”之间；“魏任城”属于魏明帝在位时期，却记载“建安三年”；“胥徒国献沈明石鸡魏帝”发生在陈留王在位之年，却说“太始四年频斯国来朝”。这些事例的时代都不相合，条理也无法考知，因此仍然不能不说它是“断烂”的书。○《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明嘉靖甲午仿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