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十一

译这是明嘉靖甲午年锡山安国刊刻的本子，卷首有秦金的序，说他与塾宾郭禾共同校勘订正，于是成为完整的书。后来晋府刊本、徐守铭宁寿堂本、陈大科诸本，都源自这个本子。（古香斋刊本也源于此本，但略有校订。）国朝嘉庆年间，严铁桥从孙渊如那里借到宋刊本，用安本对校，才知道安本末数卷与宋本大不相同。铁桥说，安国得到的不是完整本子，是请郭禾补足的。用秦金的序来验证，这话似乎不是诬说。又用我所得的明宗文堂刊本加以验证，更相信严铁桥的说法确实可靠。去年从上海得到归安陆氏刊刻的《初学记札记》，这是铁桥所校的本子，我把它逐条过录到这个本子上。（严氏校本依据徐守铭本，陆氏刊本又把严氏本过录下来，其中有些地方安本并没有错，反而是徐本沿袭陈大科两本的错误。）由此才知道，不仅严氏指出的那几卷有问题，全书删节的地方也不少。（大体说来，“事对”中，宋本所引略为繁复；标题相应而止，或者已经在上文见过，安本便只记录那些与本则相应的内容，宋本则多次重复列举，安本在上文加以概括。）我私下奇怪，郭氏所补的各类，也颇能采录《艺文》《御览》等古书；而且他删去的字句都按照标题加以裁断，也不是任意脱漏。但也有宋本与标题不相符合、而安本反而相合的地方。（例如“皇部”“编珠”“连贝”，以及宋本“尚书”中侯的二十三字。）既然有些字明明可以考据补出，为什么不翻检原书加以补入，却留下这么多墨丁？据铁桥说，宋本优胜的地方固然很多，但错误也数不胜数。（乙亥年夏天，我才开始把徐本中疑似错误且明显讹误的地方置而不录。本次记录取其长处，仍按陆氏刊本记录，大概就是把陆氏所传录的本子再传录下来。）我所收藏的宗文堂本，其优长之处一一与严氏校本相合，但它的错误反而是安本的数倍。想来严氏所说的“宋本”，恐怕也与它相差不远。根据陆氏所说，严氏本实际上是元本，不是宋本。（我的意见是，安国所依据的本子一定不是严氏所见的本子；否则，为什么能校正这么多错误的字，反而留下那些常见的墨丁呢？（或者，安国所依据的是宋代大字善本；它与元本差异很大的地方，则是由于历来传本本来如此。）可惜没有得到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本，抄录校勘一次，以解决这个疑问。○《幼学指南钞》三十卷（残本） 日本古钞本，双面抄写，装订成蝴蝶装，四边向外。日本卷子本以下，这种装式是最古老的，大概北宋刊本的装式也是如此。现在保存有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第三十卷。另有三册残本，不知道卷数：一册在“宝货部”之下，一册在“衣服部”，一册在“音乐部”；第三十卷属于“鳞介虫豸类”，所以知道此书止于三十卷。书法非常古雅，按照日本书体和纸质来衡量，应当是八九百年间的遗物。每条都有题记所引的古书，所引时代截止于六朝。仔细核查，大概是从徐坚《初学记》抄出，但文字却远胜于今本，想来这是从卷子本抄出的。○《古钞蒙求》一卷（卷子本改装本） 李瀚《蒙求》，《唐志》没有著录，《崇文总目》才开始记载它。按《唐志》有王范《续蒙求》三卷，由此可知必定有李瀚的书，只是传刻者把它脱漏了。日本流传的本子有两种：一种是旧注本，即李瀚亲自作注的本子；一种是徐子光补注本。自从补注本流行以后，旧注本便逐渐衰微。宽政十二年，有一位龟田兴，发现旧注本虽然不列书名，但所引用的多是逸闻逸事，知道它一定有所依据，于是又根据几种传抄本校刊。他说：“‘范张鸡黍’出自谢承的书；‘贺循儒宗’出自何法盛《晋中兴书》；‘刘宠一钱’出自司马彪；‘李充四部’出自臧荣绪；但旧注都没有列出书名。徐子光没有追究它们的根源，只是依据范蔚宗的书。唐代修《晋史》时说‘私自使用芟祚，擅自增删’等等。这样的指责很切中它的过失。”只是奇怪，李瀚作《蒙求》而亲自作注，按理说出处原委必定清楚明白，就像吴淑亲自给《事类赋》作注一样，哪里会不注明出处，给学习者打开堆砌材料的门径？唐人不应当这样。我于是得到这部古钞本一卷。它原来是用墨丝栏抄写的卷子本，后来才裁切改装成折本；字体古雅，墨色深厚，极像古钞《玉篇?放部》和卷子本《左传》。考察它的笔迹，应当在唐宋之间。书中有“祢家藏书”印章，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卷首是李良的《表》；《表》后题写：“天宝五年八月一日，饶州刺史李良上《表》。李良命国子司业陆善经作《表》，《表》尚未上呈，李良便授赞，事情因而搁置。”次为李华的序，但不署李华姓名，只题作“《蒙求》本序”。下面题写“安平李瀚撰并注”。他的序文又截去“《周易》曰”以上的内容没有抄录。按李良《表》明明说有李华的序，这个本子却将其截去，应当是抄写者省略了。卷首题为“《蒙求》上卷”，从“王戎简要”开始，到“蔡邕倒屐”为止，大概全书通行本原分上、下二卷。（各本都作“三卷”。）篇中每条注释都列出书名，（偶尔有未列出的，大多是大家熟知的故事。）现在略举其中较重要的例子：序文中所引王子渊《洞箫赋》，以及“马融铜柱”的注释，“渊”字都写作“泉”，这足以作为唐代抄本的证据。“杨震关西”引《东观汉记》；“博望寻河”引《汉书》，没有“遂得支机石归”六字。

译（“支机石”的故事出自《集林》。）“梁习治最”引《魏志》，旧注作“梁集”，错误。“贾谊忌▯”引《史记》，没有“字士休”三字。（旧注本有这三字，按《魏书》贾思“作”字仕林，应当是不学的人增添进去的。）“时苗留犊”引《魏略》；“大叔辨给”引《世说》，旧注作“辨洽”，错误；“王忳绣被”引《益部耆旧传》；“孟轲养素”注作“浩然之气”，“浩”写作“皓”，下面有项岱说：“皓，是素白的意思，如同天之气浩然。”；“南郡犹怜”引《妒记》；“崔烈铜臭”引《九州春秋》，并注“烈字休明”。（《范书》没有记载崔烈的字。）“齐后破环”引《春秋后语》；“胡威推缣”引《晋阳秋》；“江淹梦笔”引《宋略》。（旧注引《南史》，与所引“授笔”的故事不相符合。）“蒋诩三经”引《三辅决录》；“西施捧心”引《庄子》。（旧注引《列女传》，也不对。） “孙寿折腰”引华峤《后汉书》；“灵辄扶轮”引《类林》。（旧注引《左传》，但《左传》中没有扶轮的故事。《崇文总目》记《类林》十卷，作者是于立政。按：于立政是唐初人。）“逸少倾写”引《卫玠别传》；“澹台毁壁”引《搜神记》；“江逌爇鸡”引《晋中兴书》；“交甫解佩”引《韩诗内传》；“任座直言”不作“翟璜”。（注释中把翟璜和任座互相错置，这足以订正今本《新序》的错误；徐氏反而依据今本改题，大错特错。）“苏韶鬼灵”引王隐《晋书》。（旧注引《三十国春秋》，应当是错误的。）“柳下直道”引《列士传》。（旧注误作《列女传》。《隋志》记载：《列士传》二卷，刘向撰。）“井春五经”引嵇康《高士传》；“顾恺丹青”引《续晋阳秋》；“丁固生松”引《会稽录》；“宁戚扣角”引《三齐略记》，没有“中有鲤鱼长尺有半”八字；“庞统展骥”引《襄阳耆旧传》。“仇览栖鸾”引《陈留耆旧传》。篇中引用《东观汉记》和《世说》尤其多。凡是所引内容，与旧注在详略上差异很大，不能逐一列举。我认为这部书在唐代一定有很多儿童诵读学习，乡间抄写时嫌文字繁复，于是多有删节。后来连所引书名也一并删去；到了宋代徐子光，没有见过保留书名的本子，只见其文字和故事与现存书籍多有不同，又不能广泛考查类书、传记，于是便按照自己见到的现存书籍来改换，所以常常出现与标题不相符合的地方。龟田兴虽然察觉其中有异，但他的学识也不够广博，不能逐一注明出处。得到这个本子后，才恍然看见李氏原书的面貌，确实高雅卓异，可惜只保存了上卷，不能成为完整的璧玉。又按：森立之《访古志》所记载的旧注《蒙求》共有三部，大体都是删节本，不足以拿来与此本互相验证。只有藤原贞幹《好古日录》记载《蒙求》两部：第一部说，《蒙求》全一卷；第二部说，笔迹和纸色是七百年以上的遗物。这两部本子的注释与各本都不相同，不知道是不是卷子本，应当和此本一并记下，等待后人寻访。这也足以算作逸书的一种。荐举《蒙求》的表 臣李良说：臣听说，设置官职而选取贤才，自古以来就有一定的传统；上表荐举士人，也是一种可以称道的义举。自宗周以来，直到炎汉，竞相征召才德优异之人，都重视儒术。臣私下见本境内寄居的客人、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学问技艺广博通达，义理见识精深细密。他撰写古人的事迹，编成音韵，按类编排事例，无不以经典事实为依据，名叫《蒙求》，约三千字。每条注释又转相铺陈发挥，涉及一万多件事。李瀚家中几岁大的儿童，全都善于讽诵阅读；谈论古事、策问时事，毫不逊色于鸿儒。如果不是平日熟知他的人，都会疑心这是神灵相遇所致。司封员外郎李华，是当代文章宗师，早有声望，与他作序说：“不出一卷之中而知天下的，难道不是《蒙求》吗！”汉朝王子泉创作《洞箫赋》，汉帝赞美其文，命宫人诵读学习。近代周兴嗣撰写《千字文》，也颁行天下，哪里比得上《蒙求》呢！它错综编排经史，随类加以训释，儿童固然得到很多益处，老成之人也颇能从中受到启发。臣忝居宗室支属，任职负责藩镇屏卫，常常广泛听闻、远加观察，搜集奇异、访问奇闻，从未遗漏一个人才、埋没一点长处；凡有值得甄别记录的，不敢不备具事状上奏。陛下明察臣的一片赤诚，广泛施行明达聪察的道理；让李瀚得以实现求学的志向，开启奖掖善才的途径。伏望酌量授予他一个职位，稍微表示劝勉和告诫。臣李良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天宝五年八月一日，饶州刺史李良上表；命国子司业陆善经撰写此表。表章尚未上呈，李良便被授予晋地的职任，事情因此搁置。

译《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写《蒙求》一篇，列举古人的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美善和丑恶，参照声律编排，用来教给幼童，并随着内容加以解释。等到从头到尾读完它，经史百家中的要旨，十之四五都可以掌握了。由此推演、引申，探究其源流，便容易诵习；它又形成章句，不出一卷便能了解天下，这不就是《蒙求》吗！以上文字，卷子本中没有，是用刻本补足的。《周易》有“童蒙求我”的意义，李公子认为这些文章内容琐碎，不敢轻易传播，只是想让有见识的人用来教导蒙童罢了。因此以《蒙求》为名，题写在篇首。每行注释两句；人名在传记中另有值得记载的事，也一并附在这里。虽然不一定与上文相配，但所提供的材料很广博。从《切韵》的“东”字韵开始，每韵四字。○《附音增广古注蒙求》三卷（古钞本） 这个本子缺少李良《表》和李华《序》。卷首题为“《附音增广古注蒙求》卷上”，下面题为“安平李澣撰注”。以“滕公佳城”为中卷，以“陈逵豪爽”为下卷。它与徐子光本不同。采用乌丝栏格，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字。又有多层栏线，用来补充解释注文中的名物。考察它的纸质和笔迹，应当是五六百年间的遗物。末尾有一张粘条写道：“此时天文廿三年乙卯初秋下旬，一日，大贯兴福禅寺于南窗下书■〈已上下下〉矣。□□年五十。”按天文乙卯应当是明嘉靖三十四年。这张纸的颜色很新，字体也不像，必定是后来校订者所写。我的这部书从向山荣那里得到，有“向黄村珍藏”印章。它的注释大多不注明书名，大概也是旧注本经过后人删节的本子。篇中也间或引用《补注》。拿享和元年日本刊刻的朝鲜本来对照，虽然并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同出一源，大概又是在龟田兴所依据的祖本之后形成的。但它所依据的终究多是李澣原注，所以往往有一些异闻胜过徐子光《补注》本。现在就中、下两卷加以校勘，（上卷已经见于卷子本。）“董永自卖”的注文出自《搜神后记》。（徐氏不知道出处，引用《后注》，并删去“后”字。）“翟汤隐操”的注文出自《晋中兴书》。（见《世说》注，徐氏改引《晋书》，与标题不相符合。）“相如题柱”的注文出自《华阳国志》。（徐氏不知道出处。）“老莱斑衣”引《高士传》；徐氏说旧注引《列女传》，而《列女传》中没有“斑衣”的故事，由此知道他所见的是误本。（《列女传》怎么会有这件事呢。）“不占殒车”的注释引《韩诗外传》，如今只能见到《新序》，《韩诗外传》并不记载，但也不能说旧注是错误的。大体说来，李氏的注释都依据古书和雅正的记载。龟田兴说：“李瀚作《蒙求》注时，谢承、华峤等人的《后汉书》，以及王隐、虞预等人的《晋书》还存在，不能拿范蔚宗的《后汉书》和唐太宗的《晋书》来校对。”这话确实正确。只是传抄者省略了书名，徐氏因为它们与自己所见的书不相符合，便说传记中没有可考的依据，全部用现存书籍改换，所以常常出现与标题不相符合的地方。日本元化年间，天瀑山人用活字印刷收入《佚存丛书》的，就是这一种。然而“吕望非熊”一条所引《六韬》，已经改成“非虎”。考察古钞本和旧注本，都作“非龙非彪非虎非熊非罴”；天瀑本也依据钞本，却同今本《六韬》一样，又引用《补注》来加以订正，难道是天瀑所改的吗？考察王观国《学林》说，《后汉书·黄香传》没有记载扇枕的故事。陶渊明作《士孝传赞》说：“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侍奉父亲竭尽全力，以尽孝道；暑热月份就为父亲扇床枕。”李瀚《蒙求注》引用《东观汉记》说：“黄香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暑热月份为她扇枕。”现在考察，《士孝传赞》见于陶渊明的文集。《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二引《东观汉记》说：“黄香，字文疆，父亲名况。被举为孝廉。家贫没有奴仆，黄香亲自辛勤劳作，尽心供养父亲。冬天自己没有被褥和裤子，却让父亲享用最好的滋味；暑天就为父亲扇枕，寒天就用身体温暖席子。”根据王观国所见的《蒙求》，它引用的就是这段文字。（王观国称《汉记》中黄香字文孺，又说是侍奉母亲，这与《御览》也不相合。大概王观国所见的《蒙求注》本身也有错误。）而这部《蒙求》的旧注不署书名，它所引用的却是陶渊明《士孝传赞》的文字，由此可知，南宋初年王观国所见的，仍是李瀚的原注。到徐子光所见的旧注时，已经被后人改动了。（徐子光既然知道旧注是陶渊明的说法，却又随意引用《后汉书》本传。） 林天瀑、龟鹏斋都说旧注全是李瀚的原文，这种说法也未必经过考察。另有一部（一部旧钞本），卷首有《荐蒙求表》，下一行题作“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臣徐贤等奉敕撰”，再下一行顶格写“臣良言”云云。表后有《蒙求序》，但不题李华之名。乌丝界栏上也有层栏，没有抄写年月；纸质、笔迹应当又在前一部之后。篇中也间或引用《补注》的文字，与前一部大致相同。三卷合装为一册。卷首有“迷庵”印，又有“林下一人”印。考察“迷庵”，是市野光彦的字。又有“福山冈西氏藏书记”楷书印。市野、冈西都是日本的好古之士。考察此本篇首题有“徐贤”之名，原因无法考知。据龟田兴刊本所说，三春朝鲜本都有徐贤之名。森立之《访古志》所称的容安书院本、宝素堂本也有此名，而享和年间刊印的朝鲜本则没有。龟田兴怀疑徐贤是朝鲜人，所谓“附音增注”就是出自此人。又怀疑徐贤就是徐子光之名，但都没有确切考证。○《蒙求补注》三卷（旧钞本）

译卷首是李华《蒙求序》，其次是《荐蒙求表》，下题徐贤的官衔，与旧注本相同；又是“臣良言”云云；再后是子光序。篇首标题为“徐状元补注蒙求卷上”，下面写着“安平李澣（古钞本中‘瀚’、‘澣’二字错出）撰并注，徐子光补注”。考察徐子光，不详其人。《书录解题》才开始著录，称此书为八卷。《四库》著录称“《集注》二卷”，不题徐子光之名，大概又是后人删略的。此本三卷，以“史丹青蒲”为中卷，以“相如题柱”为下卷。（与旧注本不同。）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题有“南丰”“元樟”等字，大概就是森立之《访古志》所说的宝素堂藏本。每卷有“小岛学古”叠篆印，又有“马氏溯源堂图书”八分书匾方印。《提要》对这部书多有错误，现在在下文辨明。李翰的爵里虽然不详，但卷首有李华的一篇序，李良的表也明确题为天宝八年，（这两篇文字《提要》原本大概以为已经亡佚。）可是《提要》既引用匡乂《资暇集》所说“宗人瀚作《蒙求》”，知道他是李勉的族人；又引用《五代史·桑维翰传》中“好饮酒之李瀚”，断定他是晋代人，那么连李匡乂也成了晋代人了。这实在最为矛盾。《提要》又说，徐氏的注虽然“稍嫌冗长散漫，却颇为精确核实。例如‘吕望非熊’一句，因为《六韬》原文没有‘非熊’二字，所以引用崔駰《达旨》来说明”，却不知道《六韬》作“非虎非罴”的版本，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本子。考察李善注刘越石《赠卢谌诗》时所引《六韬》，正作“非熊非罴”。《提要》又说，“‘周嵩狼抗’一条，因为《晋书·周嵩传》作‘抗直’，所以引用《世说》来说明”，却不知道旧注本本来就引用《世说》。（“狼抗”是当时的俗语，卷子本如此，旧注本没有写出书名。）《晋书》改作“抗直”，已经失去了当日对母亲说话的意思。徐氏既然知道“狼抗”出自《世说》，却先引用《晋书》，再以《世说》加以证明，这正是他喜欢改动旧文的过失。《提要》又说，“‘燕昭筑台’一条，因为《史记》说是筑宫而不是筑台，所以引用孔融的文章来说明”。考察卷子本引用《春秋后语》，原文作“筑台”；（旧注引用《史记》，也作“筑台”。）并不是《史记》。《提要》又说，“胡昭投簪”一条，因为本传没有“投簪”二字，所以引用挚虞所作《昭赞》来说明。考察卷子本和旧注本都是《昭赞》，并不是徐氏补上的。又说“‘赵孟疵面’、‘子建八斗’、‘申屠断鞅’、‘龙逢版出’、‘何谦焚祠’之类，都是对传闻存疑而相互沿袭”。（《补注》全都直接引用旧注，却没有考出出处。）现在考察，“赵孟疵面”出自王隐《晋书》。（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五。）“子建八斗”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这并不是偏僻的书，为什么也没有查出？）“龙逢版出”的原注引用《论语阴嬉谶》；这件事稍微隐晦，但也见于《文选》任彦升《百辟劝进笺》的注文。又说“‘江革忠孝’的事见于《南史》，不是后汉的江革；这种说法本于《野客丛书》”。（《琅琊代醉篇》沿袭了这种说法。）考察卷子本的原注引用《东观汉记》：“江革，字次翁，忠臣孝子之称誉传遍天下”云云。可见原文中本来有“忠孝”二字，不必因为《后汉书》作“巨孝”而怀疑。只有“申屠断鞅”一条，（怀疑出自《东观汉记》。考察《初学记》卷十八引周斐《汝南先贤传》说：“建武八年，车驾向西征讨隗嚣，郭宪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车驾还不可以出动。’ 郭宪于是挡在车前，拔出佩刀砍断车鞅”云云。《后汉书》作“断鞅”，怀疑本来是同一件事，只是传述者把它分别归给了不同的人。范晔采录《先贤传》写入《郭宪传》，于是《申屠刚传》便没有记载这件事。）“何谦焚祠”（何谦附见于《晋书·谢玄传》，没有说他“焚祠”的事，这件事应当见于十八家《晋书》中。）现在不知道它原来的出处了。又说“‘颜叔秉烛’一条的注文，故事出自毛公《诗传》，但现在的《诗传》中实在没有这段文字”。考察现在的《诗·小雅·巷伯传》中确实有这段文字。又说“刘恢倾酿”（《补注》依据《晋书》改作“刘惔”。考察《世说》本作“恢”，《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引用臧荣绪《晋书》也作“恢”，现在的《晋书》作“惔”，恐怕是错误。）是“误读《世说》，把‘倾家’的‘倾’当成‘倾酒’的‘倾’”。这种说法也本于《老学庵笔记》，其中说“想要倾尽家财来酿酒给他喝”，并引用黄庭坚诗句“欲倾家以继酌”为证。却不知道“倾家酿”多么直截而含蓄，偏偏增说成倾尽家财来酿酒，反而迂曲而缺少意味。黄庭坚的诗把句子剪裁成这样，也不是陆游的本意。《提要》却说徐氏疏于订正，这是为什么呢？至于“毛宝”“韩嬉”两件事，原题也没有造成大的错误，不足以成为指责李氏的理由。“纪瞻出妓”的事见于《世说》，徐氏说“今本没有记载”，《提要》批评他，这是对的。考察此书中的“何晏神伏”“周镇漏船”“许洵胜具”，旧注都引用《世说》，徐氏却都说“今本没有记载”；其实这三件事在今本《世说》中都有。“渊明把菊”的注文引用“白衣送酒”的故事，此事出自《续晋阳秋》。（见《书钞》卷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卷十一、《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及卷九百十六、《事类赋》卷五。）徐氏不能引用它，只因为《南史》《晋书》中没有“白衣”二字，便在引用《南史》之后增添“一云”一段，由此足以看出他的浅陋。总的说来，徐氏的注文凡是见于正史的，就用正史改换旧注；凡是不见于正史的，就不能广泛采集传记来加以证明。他的自序称“旁求百家，穷本探源”，只不过是说大话欺骗人罢了。《提要》把他推许为博学丰富，过分了。《蒙求序》《荐蒙求表》子光《序》

译前代的言论和往事都载于经史之中，鲜明得如同丹青。然而典籍简册浩繁博大，不容易研究；如果不是真正长期积累功力，就不能撮取其中的要旨。唐代李澣搜集各种典籍，采录古人的事迹，撰成《蒙求》。他推究声韵，按类别编排成对句，删削繁杂芜乱的内容，采集精华，事迹鲜明，一条条都可以考察。对于学习文辞、充分阅览，也不能说没有帮助。然而它很少探究根源，类似的错误很多，读者对此感到忧虑。难道是李澣所记载的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后世传抄沿袭造成的错误呢？我曾经赞赏它的用意，却惋惜它还不完备，于是广泛搜求史传，旁及百家，穷究根本、探寻源流，取其华美而食其实；大抵凡是传记中没有根据而言语浅陋荒谬的地方，就加以订正。至于典籍之中，偶尔有可以概括说明的旧事，仍然择取其中一两件重要的附在后面。希望能够像日月星辰照耀天空那样明白，光彩显著而清楚可见，于是命名为《补注》。将用来弥补遗忘，帮助讨论，这不也是学习文章的捷径吗？己酉年仲冬月辛卯吉日，子光作序。（别本“子光”上有“徐”字。） ○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三卷（活字本） 这部活字本没有合印年月；看它的字体，应当是庆长年间的版本。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都有总目。（古钞本都没有总目。）卷首是李良《表》，其次是李华《序》，再次是徐子光《序》。考察徐子光，不详其人。龟田兴说：“活字本有宋度宗咸淳戊辰宋秉孙《序》，其中说：‘君其问诸徐君，以为然乎否？’似乎徐子光是当时仍在世的人。徐氏《补注》完成于己酉年，距离戊辰年只有二十年。这样说来，徐子光就是理宗、度宗两朝之间的人。”他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不过我所见到的活字本都没有宋秉孙《序》，应当是龟田所见的又一种临时合印本。（《访书志》所藏有永禄活字本。）此本栏外上、下两处，都有日本人补写的对注文中字义和典故的解释。另有一部字体、格式全都与上本相同，但纸色稍新，应当又是在此本之后印出的。另有宽永乙亥孟夏中野市右卫门刊行本，则是按照活字本翻刻的版本。○《太平御览》一千卷（影宋钞本） 《太平御览》这部书，明代刊本错误很多。我朝嘉庆年间，扬州鲍氏依据旧钞本订正重刻，才大致可以阅读。不过它所依据的钞本也不是精良的影宋本，难免有用近代刻本校改的弊病。世间流传的宋刻本只有残本，现在在嘉兴陆氏手中，但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本来就不足以校订全书。日本文久年间，喜多村直宽依据该国枫山官库所藏宋本，用活字板印行。从第一卷到第五百六十二卷，归田口文之以所引各书逐一校勘订正，并著有《举讹》。第五百六十三卷以后，有错误的地方，直宽就依据鲍本校改，世人于是把这个本子当作《御览》的善本。我来到日本后，既得到活字印本，又得到柴学士的这部影宋本，才知道田口文之有许多任意改动，不足以凭信。比如第一卷《天部上》的《举讹》说：“《晋书》‘为天下主’的‘主’字，清本作‘贞’，这样才对。已经上版，来不及改，所以这里仍出现。”这样看来，田口所依据的宋本无疑作“主”。现在看这部本子仍作“贞”，那么作“主”的地方，就是田口上版时擅自改的。又如《天部下》的《举讹》说：“《曾子》说‘单居离’，清本把‘君’字作‘居’。” 现在这部本子仍作“居”，那么作“君”的地方也并不是原本如此。这样看来，这五百六十三卷以后被田口改乱的地方不少。我认为，这部书取材于北齐《修文殿御览》以及唐代《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尤其以《修文》为蓝本。目录前列出的书名，其中有许多是唐、宋《艺文志》没有记载的，都是《修文》的旧有内容。而且不论是散佚文字、秘藏册籍，在没有其他证据时，都不能改动一个字；即使是现存的书，拿各种版本相互校勘，也仍然像隔着云雾一样难以看清。大概《修文御览》距今在宋代以前已有将近千年了。可惜这部书卷帙浩繁，没有势力雄厚的人就不能精刻；又没有真正好学深思、能够心领其意的人，就不能校订。我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将来，希望早晚能够遇到这样的人。○《事类赋》三十卷（宋椠本） 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卷首题“事类赋卷之一”，下一行题“宋博士渤海吴淑撰注”。前面有绍兴丙寅边惇德的序，序后有边惇德、陈绶、李端民的校勘官衔，接着是吴淑《进注事类赋状》。所引用的书名下面都有一个“曰”字。明嘉靖壬辰无锡华麟祥重刊本就是依据这个本子。只是校刊之后增加了“无锡县学生倪奉、施渐、浦锦、陆子明、苗子寔、秦采、俞寰、华复初”等名字，前面增加了华云的一篇序。卷首在“吴淑撰”下一行题作“皇明都事锡山华麟祥校刊”。（又有翻刻华本的版本，改题为“明后学无锡华麟祥校刊”，但对吴氏原文仍没有改动。）另有明嘉靖甲午年刻于开封郡斋的本子，前面有李濂的序。每半叶也是十一行，每行也是二十字，但文字完全沿用宋本旧文。不知在什么时候，又把华本改成十一行，全部删去书名下面的“曰”字，并删节注文，仍题“华麟祥校刊”。此后的剑光阁刊本就沿袭了这种做法。（近来辑录佚书的人也多依据这个本子。） 例如开篇《天部》中“地居下而阴浊”一句，注文引用徐整《三五历记》，近本竟然全部删掉了。又如“溟涬笥鸿”一句，注文引用《帝系谱》，并连同注文一起引用，近本却删去了注文。“雪霜降而风雨施，无非教也”一句，注文引用《礼》说：“天有四时，风雨雪霜，无非教也。”近本只注出一个“礼”字。其他删削之处无法一一列举。看它删节的情况，意图在于去掉繁琐、趋于简略，似乎也稍微通晓文义，并不是书商所能做的。不知道吴氏所引用的书如今大半已经亡佚，保留下一个字，也应当看作一颗珍珠；如今却又任意挥斧删削，使人人都在学习诵读的书竟然不能保留真实面貌，这种可恨程度比陈禹谟还要高十倍。现在《事类赋》单独流行的版本更加少见，书坊刻有《五种事类赋》，错误尤其多，简直无法阅读，哪里才能得到好事之人依据宋本重新刊印它呢？《边惇德序》（近本有，不录，现录其题衔。）

译宋绍兴丙寅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李端民校勘。进注《事类赋》状 这是臣先前进献的所著《一字题赋》一百首。退下以后，只觉得其中杂乱繁冗，因而更加惶恐忧惧。忽然承蒙训示，命我加以注释。臣以为，类书的编纂，沿袭已久、数量很多，但大都没有纲目条理，通常难以记诵。如今综合这些内容编成赋，便焕然可观了。然而所征引的材料既然繁多，就必定需要笺注。仰承圣上谋虑所及，凭臣浅陋的学识又怎能称当？现在都在各句下面根据内容加以解释，凡所称引的材料，都注明出自哪部书，希望使学习者知道它的来源。又因为编纂类书的要领在于容易了解，所以这里只略作解释，不再全部列举。确实不能删去的，也一并保存下来。凡是谶纬、避讳之书，以及谢承《后汉书》、张璠《汉记》、《续汉书》、《帝系谱》、徐整《长历》、《玄中记》、《物理论》之类，如今已经散佚的书，既然历代著述之家承袭使用，不忍心舍弃，也一并保存下来。此前进献的二十卷，加上注解后篇幅颇大，如今扩充为三十卷，题名为《事类赋》。臣没有张华那样博物多闻，却冒昧得以进呈圣听；也不敢期望能像谢陆贾著书那样获得称善。只是倾尽鄙陋的思虑，哪里足以副合圣上的心意！伏乞皇帝陛下俯察臣微薄的才能，特意屈尊阅览。如果天地施恩，不遗弃像刍狗一样微贱的臣下，那么臣勤勉从事文字编写的努力，也希望能够在缣帛书册的末篇上有所光耀。冒昧触犯斧扆，内心实在更加战栗惶恐。阎百诗校订《困学纪闻》时称引傅青主的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扬州有刊刻谢承《后汉书》的版本。可是谢承之书，自《崇文总目》以来就都没有著录，这一点已经足以断定那是虚妄之言。有人或许还以傅青主不妄言来替它解释；如今看这篇进书状，才知道北宋初年像淑那样博学通达的人，已经说它是“遗逸”之书，想来阎百诗也没有见过这篇进书状。○《秘府略》残本二卷（钞本） 这部书是在日本天长八年奉敕编撰的，共一千卷。现在保存有八百六十四卷《百谷部》一卷、八百六十八卷《布帛部》一卷。书末有纪宗直、源胤相的两篇跋文。它的体例完全同于《太平御览》，所引用的书大多是已经亡佚的版本，即使是现存的书，也有很多异同之处，我另有札记说明。可惜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卷。《文德实录》说：“第四位滋野贞主在天长八年奉敕与各位儒者编撰、汇集古今文书，按类别归类，共有一千卷，名为《秘府略》。”等等。《仁和寺书籍目录》也说“《秘府略》一千卷”，等等。我三十年来爱好古书，搜集古书，听说有这部书，却一直没有见到。连其中所引用的书，也始终没有见过，深以为憾。恰好在某家得到这两册，即卷第八百六十四、卷第八百六十八，于是将它们抄写下来。这是稀世珍本，记下此事，不要让它流传到外面。元文五历十二月十三日，御厨子所预、从五位上纪宗直。宝历七年丁丑四月，根据御厨子所预高桥若狭守（宗直）家藏的版本抄写，并亲自校勘完毕。张藩源胤相。○《姓解》三卷（刻入《古逸丛书》） 宋代邵思撰写。陈振孙《书录解题》还把它著录在书目中，此后便再没有人提及它。这部书原为向山黄村旧藏本，雕刻精美，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大概就是景祐刊本。现今是据此影钞本重新刊刻的。现在考察这部书，详略安排很不得当：有些经典、史书中著名的姓氏反而遗漏了，有些经典、史书中没有的姓氏，却只从《姓苑》中抄录。对于北虏的复姓，则连篇累牍地罗列，繁多得无法胜数。姓氏下面所引的名人，往往朝代错乱，例如把吴起排在吴芮之后之类；父子关系错乱，例如把嵇康说成嵇绍的儿子、把徐摛说成徐陵的儿子之类，这些现在都已订正；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例如把士会、士季，邢邵、邢子才都分别列作两个人；把复姓当作单姓，例如把申屠嘉列入“申”姓；把北虏之姓当作汉姓，例如说“仇尼，汉复姓”；甚至连“却”“郗”也分辨不清，例如把郗鉴、郗超列作卻姓；“咸”“威”也不能辨别，例如把咸丘蒙写成威丘蒙；又喜欢杂采谬说，例如说“周武王以一万人使天下臣服，所以有万氏”之类。这几乎是没有读过书传的人才会做出的事，订正起来实在数不胜数。这部书不只是不能同《元和姓纂》等书比较长短。其中所引用的材料里有一些逸书，又大量引用《风俗通·姓氏篇》的文字，或许也是喜爱古书的人所乐于阅览的。○《书叙指南》二十卷（明万历刊本） 书前有嘉靖六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吴兴人沈松的序，接着有万历丙申知镇江、襄阳两府、永嘉人王继明的序，大概是嘉靖年间在河东刊刻，万历年间又在襄阳重刻的。目录把元、享、利、贞分为四集，每集分五卷，合计二十卷。题署为“浚水任广德俭甫编次，猗顿后学乔应甲重校”。《提要》著录此书时与此本相合，只是它依据的雍正三年金汇刻本称“自靖康板毁以来，五、六百年若隐若显”，没有说到明代有嘉靖、万历两次刊刻，因此可知此书流传不广。金氏没有见过此本，《提要》也没有见过。如今金氏本也很少见，只有三原李锡龄《惜阴轩丛书》中有刻本。○《类篇群书画一元龟》丁部残本（钞本） 现存丁部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卷，都是《乐门》；第二十四卷是《歌舞门》，共四卷。体例大致同于《太平御览》，但所分的子目尤其繁碎；它的全书规模应当不少于一千卷。所采材料大抵是六经、诸子、史书和《文选》，不采谶纬、小说等书，但偶尔也有逸书。所引用的经、史，都在上面标出“经”“史”字样，在下面注明书名。自《尔雅》以及汉代以后有关典礼的书，都标出图记的名目；而且所引用的书截止于唐代。卷首有“金泽文库”印，又有“乐亭文库”印，以及“■名”“白河”两方圆印。这部书日本《访古志》也没有著录。○《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别集三十卷（宋椠明印本）

译每半板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明刊本相同，大概就是据此本翻刻的。）著录这部书的人都只说有前、后、续三集，只有《千顷堂书目》记载有别集。《提要》根据序文中“编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的话，确定前三集是原书，别集是后人续编的。现在考察别集，前后都没有序跋，只有前三集的书名多注在每段末尾，别集的书名则都列在段首。《提要》根据序文所说“淳熙十五年编为三集”，又因为《纪年类》《诞节类》都把理宗称为“今上”，便认定这是书坊后来增补的。如今仔细核查，实在不是这样。如果这部书在淳熙年间果真已经编成三集，那么每集每类一定不会重复，为什么前集所分的类别，后集、续集、别集也大多相同呢？互相对勘可知，实际上是前集没有编尽的内容又在后集、续集中重新收载，别集也是如此。我认为，此人当初编成这部书时只有前集四十卷，后来不断增补、续编，于是才有四集。初集完成于淳熙年间，到了续集、别集完成时，已经是端平年间了。前集的纪年中出现理宗的年号，当时究竟是补刻还是挖改书版，都无法知道。我认为，这部书只是一个稍微通晓文理的书商所编，所以时代已经变了，却只改动了序文中的几句话，不知道这与实际年代并不相符。○《事物纪原》二十卷 我所见到的《事物纪原》有两种通行本：一种是正统十三年南昌阎敬刊刻的本子，另一种是胡文焕本，也是从阎本翻出的。两种都是十卷，分为五十五门。这一部是正统九年刊刻的本子，卷首列有汉阳教谕、南平人赵弼的序，接着是汉阳府推官、建安人陈华的序。根据序文所说，陈华从国子祭酒、江西人胡颐庵那里得到此本，后来请赵弼校订。赵弼又替它删削、增益，于是让自己的儿子抄写后交付刊刻。现在核查此书，分为五十门；与简本校勘，简本有不少省略合并之处。其中征引的文字，也略有删削，而且还有把整条材料合并删去的地方，与高氏原书已经大不相同了。然而它的分卷仍作二十卷，与《书录解题》相合。每条标题都作阴文，下面紧接着就是正文，不另占一格，似乎仍保留宋刻本的旧式；而且书中称《国朝会要》，还保留着高氏原本的说法。简本全部改作《宋朝会要》，确实是因为不知道此书为宋代高氏所作，所以全都改掉了。又如伍希明《太乙金镜》，简本作“王希明”之类，也都应以这一版本为准。此外，这一版本在目录后面称“《历代考注事物纪原》书传诸儒姓氏一百八十四种”，似乎也是高氏原书中所有的内容；但其中删削原文、任意窜改的地方，实在不止一处。明人删改古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且并不是等到万历以后才如此。○《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残本（元椠巾箱本） 元代刘应李撰写。《四库提要存目》题作宋人，是错误的。卷首有大德十一年熊禾的序，字体为行书，应当是熊禾亲笔所写。序中称刘应李曾与他在武夷洪源山中讲学十二年，那么刘应李应当是闽人。全书分前、后两集。现在这一部保存有《前集》甲集十二卷、乙集九卷，丁集全缺，丙集十一卷，戊集十三卷，己集七卷，庚集二十四卷，辛集十卷，壬集十二卷、癸集十一卷；《后集》保存乙集上、中、下三卷，丙集十二卷，戊集九卷，其余全部缺失。卷中凡属《事实》的内容，每半叶十二行；凡属《文类》的内容，每半叶十行。考察可知，这就是刘氏原书，可惜缺少几个集，不知道原本总共有多少卷，大约在一百三十卷以上。此后书坊刊刻

译的版本多有窜乱，又把卷数合并。有的题作《启制天章》，有的改题为《翰墨大全》，情况已无法考究。我另收藏有明嘉靖丁巳清白堂杨氏归仁斋刊本，把前、后两集合为一百一十七卷，《后集》到戊集为止。由此看来，原书《后集》似乎确实只到戊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七卷〕 与这一版本分卷不同的地方是：《前集》丙集合并为五卷，戊集也合并为五卷；《后集》丙集合并为六卷，卷首题为“李古冲古本”，其实也是经过改窜的版本。《四库存目》题作一百二十五卷，那么它所依据的也应当是另一本。此书把对联、套语收入其中，确实十分琐屑污杂。然而它搜集经传，宋元人的遗文中有不少只有在这部书里保存下来，所以应当仿照祝穆《事文类聚》的体例，把它们保存、著录下来。又考察《后乙集·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上、中、下三卷，它仿照祝穆《方舆胜览》，对古迹记载较详，而对沿革变化记载较略。然而《元一统志》已经失传，《元史·地理志》又有很多脱漏错误，那么这部书尤其是考察元代地理的人不可废弃。此书也见载于《潜研堂文集》和《拜经楼藏书题跋》，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刘氏书中的一种；而且吴氏所记载的每叶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与这一版本完全相合，因此他所见的并不是另一个版本。文公曾说：“制诰是君主奉承臣下，表笺是臣下奉承君主。”这样看来，近世士大夫以启、劄相互推重，岂不是彼此互相奉承吗？书坊刊刻的书流行天下，凡是平日交际应用的文字，一概都以启、劄为名，这难道也是文体的变化吗？省轩刘君应李编纂了这部书，题名为《翰墨全书》（明刻本改作《大全》）。凡是儒者执笔作文，大体上都是使变俗归于雅正，使浇薄返回敦厚，去掉浮华而趋向质实，多数选取先哲大家的作品；当代贤者的作品，也没有遗漏。这才可以称为《全书》了。（明刻本改作《大全》。）我曾因此论述：文章的体裁，没有比《书》《诗》更好的了。君主对臣下，只是发布诰命，也就是后世诏令的文体；臣下对君主，只是陈述谋议、接受训诫，也就是后世书疏的文体。记载叙述的体裁，如《尧典》《禹贡》等篇，后世纪事、志书、碑记以及叙事文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问答的体裁，如《微子》《君奭》等篇，后世反复论辩的文章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后世诗、词这一类，则从虞夏的《赓歌》以下，都完备地见于《三百篇》的《风》《雅》《颂》。除此之外，也没有见过有谁能够改变这种文体。到了制诰、笺表、启劄全都采用骈俪文之后，文章才彻底发生变化。更严重的是，记载事实、编写实录的史书，也采用四六文体；吟咏性情的作品，也崇尚对偶工整。到了末流，篇篇累牍，虽然有百千万字，文辞却不足以达意，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返回雅正敦厚、质朴实在的道路呢？况且刘君这部书，从冠礼、婚礼直到丧礼、祭礼，近则人伦日用，远则天地万物，凡是可以用文章寄托的内容，无不完备，它也和世人所谓的启劄不同了。其中那些俚俗的言语、奇异怪诞的说法，虽然不能全部删去，也一定替它订正错误，并探究其旨意归宿。刘君用心之勤，也值得称许。刘君勤奋好学而且善于作文，曾与我在武夷洪源山中讲学十二年，学问造诣十分深厚；这部书不过是他余力所从事的末业罢了。平▯间伯氏替他刊刻这部书，刘君可以传世的著作，当然不止这一部。于是写在书前，

译用来让阅览者考察。时在丁末年正月元日，这是大德十一年，前进士、考亭熊禾去非父序。（此序明嘉靖本也有载录，只是改错了几个数字。） 《提要》误把刘应李列为宋人，一定是因为它所见的版本缺少这篇序，所以才把它著录下来。○《新编排韵增事类氏族大全》十卷（日本五山版本）

译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书中所引用的事例，大概是宋末元初人编纂的，体例与《四库》著录的版本完全相同。只是《四库》本以“十干”分集，每集两卷，最后两卷为复姓，共二十二卷；此本也以“十干”分集，但每一“干”为一卷，复姓一卷编入《癸集》，不另列出来，不知道哪一种才是原书。每半版十六行，每行二十八字。雕刻精美，确实是从元本翻刻而来。相传是在日本应永年间刻成的，称为五山版。“五山”是佛寺所建之地的名称。○《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九十四卷（日本元禄十二年刊本） 元代西颖元靓编。全书分为十集：《甲集》十二卷，《乙集》四卷，《丙集》五卷，《丁集》至《壬集》各十卷，《癸集》十三卷。元靓著有《岁时广记》，《提要》因为书中有朱鉴的一篇序，便确定他是宋人。如今此书《乙集》记载元初州郡，《壬集》记载至元年间的杂令，可见元靓到元代仍然在世。他的书体例仿佛《居家必用》，但搜集较为广博，虽然缺少高远宏大的雅正气象，实际上对日常应用很有帮助。其中所收《蒙古篆百家姓》和《地理礼仪》，仍足以考察元代制度；“时令”一门与他所撰《岁时广记》并不重复，因为那部书是为了考古，这部书则是为了便于世俗应用。书首书尾没有序、跋，只有《甲集》目录后有一则书籍说明：“这部书因印刷工匠漏失版面，已经造成错误，现今除再次命工修补外，又增添六十多面，以扩大它的流传，收藏此书的君子幸请鉴察。泰定乙丑仲冬增补。”著录此书的书目很少，虽然是日本人重新翻刻的版本，仍然没有失去元刊本的旧貌，值得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