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十三

译卷首题署为“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遍照金刚就是空海。空海是日本高僧，曾入唐求法，能书能文，著有《性灵集》。如今日本使用的假字，就是空海创制的。这部书大概是为讨论诗文声病而作，汇集了沈隐侯、刘善、刘滔、僧皎然、元兢以及王氏、崔氏的说法，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皎然的书，其余都已湮没。考察《宋书》，虽然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说法，但近代已经不能详知其义。本篇所列二十八种声病，都逐一引用诗句作为证据，说明和佐证十分清楚。又论述说：“有韵的称为文，无韵的称为笔，二者不可混同。”其中有些地方或许流于浅近，但它指明了文章的利弊，不能说不是作文的准绳。至于其中所引用的六朝诗文，有顾长康《山崩诗》、王彪之《登冶城楼诗》、谢▯《为鄱阳王让表》、魏定州刺史甄思伯《难沈约四声论》、沉约《答甄公论》、常景《四声赞》、温子升《广阳王碑》、魏收《赤雀颂》《文宣谥议》、邢子才《高季式碑》、刘孝绰《谢散骑表》、任孝恭《书》、何逊《伤徐主簿诗》三首、徐陵《横吹曲》《劝善表》以及定襄侯的《表》。其中引用的唐人诗歌尤其多是秘传之篇，无法一一列举。又引用齐太子舍人李节的《音韵决疑》，这也是《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的，更是考古者所乐于看到的。《文镜秘府论》序 大圣能够利益万物，以名教为根基；君子要救济时世，以文章为根本。所以，无论在虚空还是尘世，都能开显本来具有的文字；无论在龟甲上还是龙图上，都能演绎自然形成的文章。至于观察时势变化于日、月、星三星，考察化育成功于九州，用金玉制成的笙簧奏出音乐，使文章光彩灿烂，并以此安抚百姓；文采郁郁焕发，以灿烂的章法驾驭天下众生。这样看来，一切以名为开始，文章则是教化的源头；以名教为宗旨和法则，文章就是纲纪的要领。世间和出世间，谁能舍弃这些呢？所以佛经说，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懂得文章。孔子曾说：“弟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人的志意，可以观察民情；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邵南》，就好像面对着墙站立一样。由此可知，文章的意义多么重大、深远啊！文章使用五音，却不能损害五彩。确立了适当的名称，篇章便因事理而成。既要明白文章的意义，又不能昧于所立的名号；通过文章解释名称，吟诵名称便能领会意义。名称和意义已经显明，就可以使尚未觉悟者觉悟。三教由此分道，五乘也由此并行。由此解释经典，精妙却难以进入。李氏的篇章深奥而少有应和，桑氏的典籍浅近而争相传诵。游、夏听闻圣道的时代，正是屈原、宋玉作赋的时期。两汉以辞章为宗师，三国以文章为杰出代表，文体和韵律靠心传，音律则靠口授。在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世人盛行谈论四声，争相说明各种声病，黄卷装满箱箧，浅黄色的书帙装满车辆。贫穷而以求道为乐的人，因无力访求抄写而绝望；年幼而喜好学习的人，也没有途径取得决断。我年轻时跟随表舅，颇学习辞藻文采；长大后进入西秦，粗略听到一些遗说。虽然我的志向专注于禅定寂默，不屑于此事，但后来有一位多才的后生，在文章园囿中叩问幽深，在诗歌园圃中撞击辞藻之花。音韵声响难以默然不理，于是打开书函，在案前披阅诸家关于体例格式等的著作，考订它们的异同。卷帙虽然很多，但关键要领很少；名称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地方尤其繁杂污乱。我的这种癖好难以医治，于是拿起刀笔从事编纂，删去重复内容，保留各自独立的

译名目。总共分为十五类，即：声谱、调声、八种韵、四声论、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六志、二十种对文、三十种病累、十种疾论、大意论、对属等。把卷轴配置于六合之间，把不朽的声名悬挂于日月之上，书名叫作《文镜秘府论》。希望缁衣和白衣中爱好此事的人、山野间举行文会的人，不必远寻千里，便能自行得到如蛇衔明珠般的珍秘；不必烦劳广泛搜求，也可以期待成为雕龙之才。○《才调集》十卷（旧钞本） 卷首题为“《才调集》叙，蜀监御史韦谷集”，随后是目录，列出每人的诗作数量，不录诗题。每卷卷首都题为“古律杂歌诗一百首”。拿汲古阁刻本对照，汲古本每卷卷首的目录列有诗题，每卷卷首没有“古律杂歌一百首”的总题，卷中文字也往往不同，诗题的差异尤其多。大体上，汲古阁本在题材下注明“或刻作某”，所指就是本书所采用的名称。例如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汲古本的序有二百五十三字，并注说：“序与旧刻不同。”而此本题为《祓禊日游于斗门亭》，夹注只有二十二字。《四库提要》著录的本子有刘禹锡《别荡子诗》。如今考察，汲古本和此本的这首诗都列在刘长卿诗中。王之涣《惆怅词》本是王涣的诗。如今考察，汲古本作“王之涣”，此本实际作“王涣”，并没有错。贾岛《赠剑客诗》中“谁有不平事”一句，《提要》本作“谁为”。如今考察，汲古本和此本都作“谁有”，可见《提要》著录的并不是这两个本子。据毛氏跋文所说，他刻此书有两种，《四库》著录的或许是前一种与〔原文未完〕。至于此本，笔误也时常有；但它的版式比汲古本更接近旧本。日本文政八年有官刻本，就是据此本刊刻的。○《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明天顺刊本） 《文鉴》的宋刻本世间已经看不到了，只有爱日精庐收藏的明代叶文庄影抄宋本，序、跋保存完整，可惜没有重新刻印。其次以明代天顺年间严州刊本为佳，再其次是胡公韶补刊的严州本。至于慎独斋本、晋藩本，则错误很多，无法阅读。这是天顺八年严州府据宋本重刻的本子。卷前有商辂序，序中说：“提督浙学宪副张和偶然得到此书，拿给严郡太守张永看，张永欣然命令工匠重新刻印。其中的题识仍依旧本，版式和目录项目也不改，是因为按照摹本刻书，不另行抄写，担心出现错误。”等等。根据这段话可知，这是把宋本上版刻印。如今考察它的版式和字体，精美到了极点，确实是翻刻的宋本。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卷首是商辂序，其次是周必大序，其次是《缴进文鉴札子》，其次是《谢赐银绢除直秘阁表》。第一卷题为“《文鉴》卷第一”，上面空二字，大概原来是“皇朝”二字。每卷卷尾也是这样。下一行低二字题为“朝奉郎行秘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臣吕祖谦奉圣旨诠次”。第三行与“朝”字平齐。再下一项是“赋总目”，再下一项是《五凤楼赋》。从第二卷起就没有官衔了。只有吕乔年以下的各篇跋文，此本没有收载，幸好都保存在《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我的意见是，如果据此本重刻，再把张氏著录的那些跋文补进去，大概可以恢复成公旧本的面貌。又考察：根据成公的《缴进札》，书名原作《圣宋文海》；到周益公奉旨作序时，才称为《皇朝文鉴》。此本只有商辂序题作《新刊宋文鉴》，并且成公《札子》前把“皇”字改成了“宋”字。其余各卷都题为“《文鉴》卷第几”，上面空二字，不补写“宋朝”二字。到了晋藩以下的刻本，才直接题为《宋文鉴》。○《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五卷（明刊本） 此本没有记载刊行年月，观察它的字体，大概就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刻本

译；也没有荆川的序跋。每卷第二行题为“荆川唐顺之批点”，版心也题为“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

译目录中每篇篇名前有的写作〔原文缺失〕。○，有的写作〔原文缺失〕，有的写成直竖，有的并作〔原文缺失〕。○，也有不加任何符号的。书中每篇篇名上有时写一两个字作为批语，例如第一卷第一篇批“转折”二字，第二篇批一个“转”字，第三、第四篇各批一个“直”字。栏外眉上间或批有数字。正文中加圈点的地方很少，都是批语和启发要点，简明扼要。明代书商喜欢假托名人批评来牟利（闵齐汲刊刻的朱墨本大多是假托的）。此本确实出自荆川手笔，所以阎百诗《潜邱札记》极力称许它。近来学习文章的人喜欢阅读古文家的绪论，纷纷刻印《归方评点史记》，唯独此书流传很少，虽然是明刻本，也确实应当珍惜。圈点到第二十二卷为止；第二十三卷以后的诗歌，没有一个字的批评。荆川本来以古文著名，所以只评论文章笔法；韵语不是他的长处，于是没有置评。这样看来，他与今人那种强行把自己不知道的说成已经知道的做法相比，真是相差如天渊。○《文章轨范》七卷（朝鲜国刊本） 卷首没有目录。本书的版式大体与前一本相同，圈抹之处也完全相合，只是篇幅较大。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三字，批注都用双行小字。此书校勘精审，相传是叠山原本。考察此书每卷既然没有子目，就应当有总目；如果认为它源自王渊济本，就不应删去王本的总目。而且其中胜过王本之处多得数不清，料想不是书坊商人所能做到的。难道此本原来有目录，只是年代久远而脱失了吗？日本文政元年，日本国学曾据此本重刻，后来刻板毁于火灾，所以传本也逐渐稀少了。考察起来，日本非常重视这部书，坊间翻刻本有的擅自改动内容，有的重新加上批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只有这两个本子还保存着旧式，但购买寻求它们的人很少。原来谢氏本是为初学者而作的，已经觉得解释过于繁琐；如今又在此基础上增补，论说更加繁多，而学习文章的根基反而更加浅薄。中外都是如此，实在令人长叹！○《文章轨范》七卷（翻元椠本） 卷首有目录。本书首行题为“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卷之一”，行下用阴文题为“‘侯’字集”。第二行题为“广信叠山先生谢枋得君直编次”。第三行墨盖下大书“放胆文”三字。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批注写在正文行右，只有首篇“请自隗始，左引《史记》”作双行。目录在《归去来辞》之后说：“古时此集只有《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属于先生亲笔批点，其余篇目只有圈点而没有批注。至于《归去来辞》，则和‘种’字集中的《出师表》一样，连圈点也没有，大概是因为汉丞相、晋处士的大义和清节，正是先生特别着意之处。如今不敢擅自增补，姑且缺下，等待后人。门人王渊济谨记。”又柳子厚《箕子庙碑阴》的篇首全部记载说：“这篇属于节略文章，现今完全依照元本刊行如下。”这样看来，此本是叠山门人王渊济据谢氏亲自审定的本子付梓，应当是最初的刻本。《四库提要》所记载的本子，大体也与此相同。只是那个本子前面有王守仁的序，大概已经是明代重刻本了。但此书虽然雕刻精美，脱漏和错误却很多；日本嘉永壬子年，松崎纯俭据此本重刻，又依据朝鲜本和戴本作了很多订正，大概可以算作善本。

译○《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这是朝鲜重刻的明代成化本。卷首有方回自序，序后有“成化三年仲春吉日紫阳书院刊行”的木记。有圆点，注文用双行小字。末尾有皆居士跋。根据他的印章，知道他就是龙遵叙。末尾又有成化十一年朝鲜府尹尹孝孙的跋，大概就是据成化本翻刻的。根据龙遵叙的跋可知，虚谷在此书以前没有刊本。这虽然不是成化三年的原本，但版式完全没有改动；与吴之振本把龙遵叙的跋移到卷首相比，也有所不同。○《皇元朝野诗集》前集五卷、后集五卷（元刊本） 傅习采集，孙存吾编类，虞集校选。有虞集、谢升孙二序，与《皇元风雅》相同。但那部书的前、后集合计六卷，此书前、后集各五卷；书名则有的作《皇元诗集》，有的作《皇元治音朝野诗集》，应当是书坊辗转翻刻所致，所以产生了这些差异。○《古乐府》十卷（明嘉靖刊本） 元代左克明编。《四库提要》记载此书，说郭茂倩《乐府诗集》刊刻时，只在克明成书前六年，克明未必见过郭书；但书名下的夹注却多取自《乐府诗集》的文字。《紫玉歌》条下还明确标注“《乐府诗集》字”。又在《临高台》条下引用刘履《风雅翼》的说法，与克明相距还不远。至于《紫骝马》条下引用冯惟讷《诗记》的说法，那是嘉靖年间的书，元人怎么会看到它？这些内容显然是明人重刻时臆造并窜入的。又冯舒校订《玉台新咏》，在《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一句下注说：“考察：活本、杨本在此句下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检验郭、左两种《乐府》，都没有这两句。”如今考察此本，已经有这两句了。可知正文也被重刻者改动，不只是私自增加题解。据《提要》所见的本子判断，必定是万历以后的本子。此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刊刻、万历己卯年徐中庵命田艺衡重修刻板的本子。卷首题为“《古乐府》卷之一”，第二行题为“元豫章左克明编次”，第三行题为“大明新安王文元校刊”。如今考察：本书《紫玉歌》也引用《乐府诗集》，但《临高台》下面没有引用《风雅翼》，《紫骝马》下面没有冯惟讷的说法；《焦仲卿妻诗》中也没有“贱妾留空房”二句，由此可知，《提要》所见的本子不是这个本子。至于《乐府诗集》的刊本在克明成书以前就已存在，当然不能因为江西与济南相距很远，便断定克明没有见过郭书。而且田艺衡的序中虽然有“把郭茂倩所编集的内容，贯通同类、辨析异同”的话，但刻板是王氏的旧刻，田氏不过修整刻板、校订字句罢了，显然不可能逐条增加或改窜题解。至于王氏是武人，刊刻校订此书更未必有所增益。何况嘉靖以前，窜改扰乱古书的风气还没有十分盛行，所以把这个本子看作克明的原书即可。自序（与《提要》相合，不录。） 《重刻古乐府》序　钱塘田艺衡（此题在第二行。） 《诗》三百篇，是圣人的经典，就像织机上的经线一样。王纲紊乱，声律断绝，而汉代的制氏还传下了它的余音；孝武帝于是设置“乐府”这一官署来统领它。从朝廷宗庙的颂歌，到街巷中的咏唱、道路上的歌谣，体制各不相同，正如今天所编纂的这些诗歌，名称也称作“三百”。大概自商、周以来，这就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向远方振发余音，向上追寻失传的曲调，差不多可以作为织物的纬线吧？从前左氏开始采集功勋华美之作，至陈、隋时期汇成一编，命名为“古乐府”。管弦乐器交相演奏，淫靡的歌声还没有混杂其中。篇章组织灿然有序，自成经纬织体；它所表现的见识卓异突出。在太府中庵徐公喜好雅正、恢复古制，想要向四方彰明风教，于是访求善本，委托我把郭茂倩过去所编的书与之合并，贯通相同之处，辨析不同之处，加以整理订正。于是得到王将军武库中的旧刻板，残缺的加以补足，讹乱的加以刊正，终于使文采如璧玉般完整；文事与武备兼长，贞伯本来就是两方面都擅长的人。将来有一天奏响鼓吹、唱起凯歌，以干舞演奏功绩，王将军将使用这部书。至于君臣相互唱和，太常赐予雅乐，我又将从徐公这里考察它所成就的事业。声音淙淙，这难道不是大明的乐声吗？大明万历己卯年立秋日。○《古乐苑》五十二〔原文括号未闭，版本说明不完整〕（卷钞本。《衍录》四卷） 明代梅鼎祚撰写。卷首有新都汪道昆的序。凡例说，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补正其中的缺佚，订正其中的伪误。上起黄帝、虞舜，下至隋代，是仿照左氏的《乐府诗集》而编的。其《衍录》四卷，则附录各家评论和作者姓氏。考察它所收的作品，是郭氏书的两倍、左氏书的十倍；凡属伪托的书，也一概收入，未免显得杂乱。然而，六代以前的歌诗，这部书可称渊海；而且编纂有法，订正郭氏书的地方也不少，本来就是应当著录的书。难道是原书没有刻印，只流传抄本，所以收藏家没有注意到它吗？《中州集》。日本五山版，永正年间刊刻。卷首是元好问的自序，接着是张德辉的序。目录题为“乙卯新刊《中州集》总目”，卷首题为“《中州甲集》第一”。每卷都有总目，总目之后低两字列分目，分目上有黑色盖印。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根据张德辉的序，这是《中州集》最初的刊本。字体小而行密，具有北宋字体的遗意。汲古阁刊本虽然精美，却不是它的原来格式。而且该本脱漏了张德辉的序，现今补录在这里。

译一百年来，流传于世的诗集将近百家；经过焚毁荡劫之后，保存下来的大概没有多少了。至于即使只有一联一咏，曾经脍炙人口，如果没有好事者记录下来，也就随着时代而磨灭。元遗山南渡以后，搜罗散佚的作品，首先把编纂诗集作为要务，经历二十个寒暑，才完成这些卷帙；他想把它广泛流传开来，但力量有所不足，只好束置高阁罢了。己酉年秋天，得到真定提学龙山赵侯国宝出资资助，才开始刻木刊行流传。我认为：如果不是裕之搜集四方作品，便无法挽救诗人将要失传的事业；如果不是赵侯好古博雅，便无法满足士子想要见到这部书的愿望。因此在后面附写几句话。作诗很难，懂得诗尤其难。唐代僧人皎然认为钟嵘不是诗人一流，不应当为诗作评论；由此可知它尤其困难。半山老人编作《唐百家诗选》，直到现在家家还置有一本；曾端伯选编《宋诗》，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学者于是便有了二三种不同的议论。我认为，裕之这部集子如今已经流传四方，评论者将把它归于半山一派吗？归于曾端伯一派吗？还是处在二者之间呢？东坡说过：“我虽然不懂书法，但懂得书法没有人比得上我。”这样看来，又不知道皎然法师果真具有鉴识吗？第二年四月望日，颐斋张德辉书写。又考：莫子偲《宋元书目》记载有这部书的元刊本，也是每半叶十五行，应当就是这个本子。《唐诗鼓吹》十卷（朝鲜活字本）。没有记载刊行年月，前面有“养安院”的图记，大概也是明代印行的。考察通行本有赵孟頫的序，这个本子失传了；而这个本子有姚燧的一篇序，却是通行本所没有的。据都印《三馀赘笔》记载，此书至大戊申年江浙儒司刊行的本子，原有姚燧、武一昌两篇序。这个本子也没有武一昌的序，想来是在重印时删去了。但它源自至大本是毫无疑问的。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注文用双行，列在每句下面。卷首题为“《唐诗鼓吹》卷第一”，下一行题为“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郝天挺注”。

译《注唐诗鼓吹》序。“鼓吹”是军乐。大驾前后设置鼓吹，人数有数百人。所用乐器只有钲、鼓、长鸣、中鸣、觱栗，都是金、革、竹制品，没有丝弦乐器，只取其便于骑乘。举行大朝会时，就把乐器安置在宫悬之间，混合演奏，是声音最宏大、最震撼严厉的乐队。有时用它来彰显武功，便减少人数。拿它来给书命名，是因为宋高宗退居德寿宫后，曾编纂唐宋遗事，名为《幽间鼓吹》，所以元遗山取法于此。选录唐代近体诗六百多篇，也以此命名，难道是因为长久吟咏这些诗篇，它们的声势也可以与这种宏大震撼相比吗？我曾跟随遗山谈论诗歌，他对于“西昆”有“无人作郑笺”的遗憾，我当时茫然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心里急切地想要弄清楚。后来听高吏部谈到，遗山诵读义山《锦瑟》中的四个偶句，认为其中寓意在于适、怨、清、和，这才知道他所说的“郑笺”大概就是这件事。遗山的后辈、参政郝公新斋把遗山视为乡先生，从童年时起就曾亲自侍奉他的几杖，得到他取舍诗篇的要旨；恐怕这些会被遗忘，于是凭借数年寒暑的勤劳，既整理所听闻的内容，又把散见于其他书中的奇文隐事全部附在各章之下。这样说来，郝公可以算是元代诗门的忠臣；那么，他又岂不是为“郑笺”作《孔疏》的人吗？” 郝公是将门之后，父兄两代人数都曾统领万人；对于鼓吹乐队的陪从、犦矟的引导和绣幰车的仪仗，似乎已经听得很熟了。晚年却同文人词士一起，把这部选本作为后队，寂静地自相随行，难道不是已经成为极少有的声响了吗？它那宏大震撼的声势，也有时会被派上用场。《兵志》说：“不能仰仗敌人不来攻打我们。”我私下听说江南的诗学，营垒中有元帅，诗坛上有精锐骑兵；假如有诗歌上的敌人挑战而来，郝公作为元帅，在中军掌握战机，却没有精锐骑兵，又能和谁出兵抵御呢？我颇懂得诗歌，假若再年轻几岁，能够充当精骑中的一员，在笔阵之间横槊而立，一定能够攻破敌垒、使其焦头烂额而回。可惜如今已经白头，不能跟随郝公取得一次胜利凯旋。郝公由陕西宪长以宣抚使身份出使河淮以南，我想作序，因此燧写下这些话。考：序中说以“鼓吹”命名，源自宋高宗的《幽间鼓吹》；《提要》驳斥这种说法，认为源自《世说》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的话，这个说法确实正确。只是奇怪姚氏既然曾经和遗山谈论诗歌，为什么会有这种附会的话？至于郝天挺是遗山的门人，出身于文武兼备的世家，曾任陕西宪长、宣抚河南，姚燧序中已经明明说了。可是陆敕先为这部书补注时，竟认为遗山的老师郝天挺就是另一人，反而讥笑赵松雪的错误，可以说是考察疏略了。他又没有详细考察《元史》；况且元代有两个“郝天挺”，明代陈霆的《两山墨谈》已经辨明此事。陆敕先以藏书闻名一时，却没有见到姚氏的这篇序来补注此书，他所作的补注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朝鲜刻本）。元代于济、蔡正孙合编。于济和蔡正孙的事迹，没有可考见的材料。顾嗣立的《元诗选》中也没有这两个人。王渊济是谢叠山的门人，曾经刻印《文章轨范》。根据序文，于济最初编成的只有三卷，蔡正孙于是增编为二十卷，共分三百类，有一千多篇，并附有评论和解释。考察这部书，所选都是七言绝句，只有前三卷题作“绝句要格”；以下各卷都摘取诗中的一两个虚字来相互比较校勘，颇嫌繁琐细碎，稍稍远离大雅。然而，其中有些散佚篇章和秘传诗句，是各家全集及选本中看不到的，往往都保存在这里。这当然应当与《瀛奎律髓》一同珍视。书中的注文，根据后序，是明代成化年间朝鲜达城徐居正所撰。后来朝鲜国王又命令他的臣子安琛、成亻见、蔡寿、权健、申徒濩，根据徐居正的注重新加补删，也颇为详细丰富。对于宋诗，书中又多记载逸闻轶事，尤其有助于考证。而日本重刻这部书时，都漏载后跋，于是便不知道增注出自何人。这个本子是弘治壬戌年朝鲜刊本，前面有“弘前医官涩江氏藏书”印，又有森氏“开万册府之印”。考：涩江氏、森氏的《经籍访古志》没有记载这部书，应当是因为他们得到这部书时已经在该书成书之后。《万首绝句刊定》四十卷（明万历刊本）。洪容斋的《唐人万首绝句》，前人议论说其中有很多错误；这个本子由明代赵▯光和黄习远重新订定，共删去其中错误以及重复的诗二百一十九首，补入六百五十九首，总计一万零四百七十七首。诗按作者汇编，作者又按时代排列，比原书确实更加精整。大概凡夫富于收藏古籍，见闻广博，和那些窜改古书、把它们冒充为自己所有的人不同。此书刻于万历丙午、丁未年间，但《四库》没有著录，《存目》中也没有，想来是当时没有见到这个本子。

译《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三卷。元刊本。卷首是裴庾的序，接着是方回的序，再后是纲目、《唐十道图》、凡例，以及各家世系和纪年。卷首题为“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卷之一”，下一行题为“汶阳周弼伯弜选”，第三行题为“高安释圆至天隐注”，第四行题为“东嘉裴庾季昌增注”。《唐诗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明初刊本）。卷首有虞集的序和杨氏的自序，题为“唐诗始音卷之一”，下一行题为“襄城杨士弘伯谦编次”，第三行题为“新途张虞文亮辑注”。注文浅陋，《提要》怀疑是明人所作；现在看它的注文中有“河南布政司”的话，则无疑是明人所作。至于它所依据的本子，应当是杨氏的原书。后来嘉靖年间顾璘的刻本，则《始音》一卷、《正音》十三卷、《遗响》一卷，共十五卷，删削了很多内容。《遗响》中还删去了长孙佑辅、令狐楚、元微之三人的诗，这与卷首所录的姓氏不相符合，所以这个本子仍然值得珍视。《明诗选》十三卷（明崇祯刊本）。明代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共同编选。前面有三人的自序，各一篇。从明初到万历、天启年间，按诗体分别汇编选录，并各自依时代排列。此书成于崇祯癸未年，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一年了。每位作者都有小传，也都有总评；出自子龙的，称作“卧子曰”；出自李雯的，称作“舒章曰”；出自征舆的，称作“辕文曰”。这样看来，三人虽然共同编选，但各自的见解还没有混杂。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公安、竟陵两派的声势很盛；卧子出现后，才极力排斥它们，诗坛风气又发生了变化，这部选本完整体现了他们的宗旨。大体上发挥了太仓、历下两派的说法，所选前后七子的诗很多。然而卧子本人本来就擅长作诗，也确实有独到的裁量。《凡例》说，他阅读了四百一十六部文集、三十七部名家诗选，而所录仅有十三卷；即使未必每一首都精粹，但芜杂污秽的作品少了。此书进入国朝以后很有名，《四库》却没有保存它的书目，不应当是在当时已经亡佚了，想来只是偶然遗漏。《日本访书志》卷十四。《陈思王集》四卷（明刊本）。只保存了赋和诗四卷，杂文以下的内容都没有，也没有目录和后跋，与《江文通集》合装为一函。赋四十一篇，诗六十三篇。考察《思王集》的原书有三十卷，早已散佚。后人从类书和选本中抄出，编成了这部集子。《提要》所说的嘉定癸酉年宋刊本，有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从张燮、汪士贤以下逐渐有所增补，没有再删减的本子。这个本子有赋四十一篇，所依据的底本似乎还在嘉定本之前，所以所载反而较少。其中往往有缺字；又如《矫志》诗题下注明：“‘作孚’之下脱二句。”《三家集》只在缺字处注一个“阙”字，陈朝辅本则连缺脱也不注明。其余的异同更难以一一列举，大体都是后人凭臆妄改的结果，所以这个本子很可贵。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左右双边，中缝在横线下题“陈集”；它的刊刻应当在嘉靖年间，版式实际上源自宋本。考察明代朱之蕃有《唐百家集》，版式和字体大略与此相同，所载唐人集也只保存诗、赋；这个本子或许也是朱氏刊刻的吧？《蔡中郎集》十卷（明刊本）。明万历元年东阳王乾章刊本，共十卷。卷首是《故太尉乔公碑》，与其他本子不同。元和顾涧薲用黄笔校勘兰雪堂活字本，用薲笔校勘旧抄本，又用墨笔校勘《后汉书》《文选》和各本，校订得极为精审。聊城杨氏重刻《蔡集》，就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原先是陈仲鱼征君旧藏，目录前有鱼形图像印，又有一方印章，文曰：“得到此书，费尽辛苦，后人啊，你们要以我为鉴。”后来被唐端甫仁寿得到，有“唐仁寿读记”印。端甫收藏古本很多，我曾得到他亲自校勘的《晋书》；他的宋刻本《晋书》被李木斋得到，这里也一并记下。《孟浩然诗集》三卷（元禄庚午刻本）。前面有元禄庚午年可昌的序，说：“得到三集《襄阳集》，不管字画好坏、篇章多少，立即命令刻工把它刻在版上；其中的讹误和缺漏，暂且沿用旧本，等待有才智的人来校订。”全书分为下、中、下三卷，共有《游览》五十七首、《赠答》三十一首、《旅行》三十首、《送别》四十首、《宴乐》十七首、《怀思》十五首、《田园》十九首，共二百零九首。卷首题为“孟浩然诗集卷上”，下一行题为“须谿先生批阅”，第三行题为“吉安元鼎校正”（应当是日本人）。中缝题为“襄阳集”。考察《四库》著录的是明人刊本，有王大源、韦滔两篇序，这个本子都脱漏了。我所见到的须谿批点名家诗集，大多不载旧序，这是它的简陋之处，也可能是书坊删去的。士源的序说，汇集他的诗二百一十七首，分为四卷。这个本子的卷数和篇数都不相合，可知不是唐人编缀的旧本。须谿的评语大多流于轻佻，也没有什么发明。只有根据《众妙集》说：“《除夜有怀》一首是崔途的诗。” 其中颇有考证价值。拿它与明本按诗体编排、把近体诗列为古诗、又窜入他人诗作的情况相比，差别如同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