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一

译官府又搜寻其余各卷的下落，终于集成了完本。我起初得到后藤正齐的影钞本，大概是因为正齐曾经掌管官书，所以能够让人摹写它。想到这部书仍是端拱年间进呈的原本，首尾完整齐全，实在是稀世珍本，于是向书记官岩谷修借来原本，用西法摄影摹出，打算带回去集资重刊，却久久不能办成。丙戌年又带入京都，交给德化李木斋，约定由他重刊。不久听说木斋遭父母丧，恐怕这件事又要成为空愿。（有人说这也是南宋初年的刻本。） ○《尚书注疏》二十卷（宋刻本） 南宋绍熙年间，三山人黄唐题跋说：“《六经》的疏义，从京监本、蜀本起，都删省了正文和注文，而且篇章散乱，阅览的人以此为苦。本司旧日刊刻《易》、《书》、《周礼》的正经、注、疏，汇集在一部书中，便于翻阅研读。”因此，各经后面都有这篇跋文，把疏合并在注后面，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十行本又在此本之后出现。十行本的版片到明代还保存着，世间流传的本子很多；这个本子在中土早已亡佚，只有日本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见过。用它校勘明刻本，纠正了许多地方。不过，它的原书在海外，经学家引用时，真伪可信与否参杂不一。我到日本后，竭力搜访，过了很久，才听说它在西京、大阪的收藏家手中。我托书商写信求购，往返了好几次，仍未谈成价钱。等任期届满回国，路过神户时，便亲自乘车到大阪寻找；那人仍然囤奇居货，不肯出售。我认为日本古籍，只要见到而决意求取，就一定要得到，何况这是宋刻经书，天下孤本，如果擦肩失去，必将留下遗憾。幸好行装中还剩一些钱，于是忍痛破费买下，带着书回来。当时同行的人正惊讶我独自进入大阪，等我带书回到船上，爱不释手地把玩，大家都暗暗笑我既有癖好又近痴迷，但我并不在意。这部书共装成十册，缺少两册；抄补部分也是依照原书影摹，字体、行款完全没有改变，本来就不妨碍把它看作全书。黄唐的跋文写于绍熙壬子年，《七经考文》在《礼记》后面误把“熙”写成“兴”，阮氏《十三经校刊记》于是说把疏合并到注后是在南北宋之间，又说这是山井鼎造成的错误。现附带订正于此。这部书如今归南皮张制府所有。○《尚书释音》二卷（影宋本，收入《古逸丛书》刊刻） 我在日本校刊《古逸丛书》时，黎星使的女婿张君沆得到这部书的影写本，打算刊刻。我说，这部书若不是在日本得到的，似乎不必收入丛书；而且这部书并不是陆氏的旧本，而是宋人的书。星使听后大为惊讶。我于是查考《崇文总目》和《玉海》来作证，知道它是宋开宝年间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的。因为德明所释的是《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的今文相互驳异，于是命陈鄂删定其文字，改用隶书。所以段若膺、卢绍弓在《释文》中对这两卷深为不满。如今若得不到开宝以前的古本，那么这个本子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张君有意讨好，执意要刊刻它，我也不便坚决拒绝。现在考察此书，不仅把“浅”改作“饯”，把“庸”改作“镛”，把“鸟”改作“岛”，把“苞”改作“包”，把“旄”改作“毛”，把“镠”改作“璆”，都深深湮没了陆氏的原文。只有把“颇”改作“陂”，注文说“旧本作颇”，这是因为有唐明皇的诏令，所以不能隐去。最可笑的是，《舜典》注文说：“王氏注。相承传说，梅赜上献孔氏传《古文尚书》时，缺少《舜典》一篇；当时认为王肃的注颇类孔氏，于是取王注中从‘慎徽五典’以下的内容作为《舜典》，用来续接孔传。徐仙民也为这部书作了音义，如今依照旧音标注。”又对“曰若稽古”二十八字说：“姑且列出这些音义，对于王注没有作用。”这样看来，陆氏在《舜典》中完全采用王注，不采用方兴传；可是今本却改用方兴传，只把王注间杂载入注文中，又不说明采用姚氏本改王注的缘故，只在《舜典》篇题下保留陆氏所说的“王氏注”，这难道不是大错吗？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礼”，注文说：“方兴本相同，似乎仍采用王本。”其实其中所载的音、字全都是方兴传的内容，与今本没有一个字不同，而且有许多地方明明与王注不合。陈鄂不学到这种地步，却删定通儒之书，岂不是千古遗憾！日本《古文尚书》的古钞本中，“驩兜”写作“■〈丹鳥〉殳”。近人说这是日本人伪造的，并以陆氏此本作“驩兜”为证，也真是痴人说梦。有人说：你竭力诋毁这部书，那么它难道还不如现在的《释文》吗？我说：这件事应当分别看待。《序》篇“训”字下面“摄十四三篇亡”，卢刻本把“四”和“三”的次序颠倒了；“科斗”下面作“虾蟆”，不作“蟇”。《尧典》“氄”下面作“如兖反”，不作“如充反”；“女于”下面作“上恧反”，不作“上而反”。《舜典》“难”下面作“乃丹反”，不作“乃但反”；“■〈髙上木下〉饫”不作“稿”。《大禹谟》“解”不作“懈”。《禹贡》“雍”下面作“州名，后同”，不作“后名州同”；“钩般”不作“盘”；“犀”下面作“细兮反”，不作“缏”。《武城》“四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诰》“文王第称穆”下面作“黄仆”，不作“皇仆”。《召诰》“度”下面作“待洛反”，不作“时洛”。《洛诰》“惟七年周公摄政”，卢本脱去“周公”二字。《君奭》“奔走”下面作“使人归趣之”，不作“趋之”。《君陈》“长”下面作“诛丈反”，不作“丁丈”。这些地方都胜过卢本。至于《序》“高辛”下面，“母不见”脱去了“名”字；《舜典》“四朝”下面，把“四年”误作“四季”；《禹贡》把“道”写作“导”，又误把“音导”写成“言道”；《洪范》“无虐”，马本作“亡”；“侮此”误作“悔”；《蔡仲之命》“从车”，这里误作“徒”；《顾命》“车渠，车辆”，这里误作“轫”。这些都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或者是影摹时失误。

译考察此本，缺少“慎”、“遘”等避讳字，又多把“反”改作“切”，可知是南宋刊本。卷首不题“《经典释文》卷第几”，应当是单独刊行的本子。不过，把“尚书音义”改作“释音”，都是错误。徐本、卢本在书名下都题有卷数，叶钞本没有。有人认为叶钞本是正确的。我说，《大禹谟》注文说：“徐氏说，原本《虞书》总共是一卷，凡十二卷。现在依照《七志》、《七录》定为十三卷。”由此可见，陆氏原书确实载有卷数。叶钞本以及此本没有卷数，是不对的。《释文条例》说：“孔传《古文尚书》缺少《舜典》一篇。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采集马氏、王氏的注，编造了一篇孔传《舜典》，说是在大■〈舟行〉头买到的，献了上去。”这样看来，今天的《舜典传》明明是姚方兴所作。（有人说是刘光伯所作，也不对。）而考察这篇传文的人又多半没有把它同其他传文区别开来，这是不对的。现附带订正于此。○《诗外传》十卷（明沈辨之刊本） 每卷都题作“诗外传”，没有“韩”字；只有卷首钱惟善的序中题有“韩”字。序后有“吴都沈辨之野竹斋校彫”的篆书木记。首行题“诗外传卷第一”，下一行题“韩婴”二字。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字形大小如钱，左右双边。我用这个本子校对毛氏津逮本，虽有少量异同，但这个本子较好。大概毛氏也是以此本为底本，只是又产生了一些错误。程荣《汉魏丛书》所依据的原本，脱去首卷第二叶，竟把“抽觞”接在“游女不可求思”之后刊刻，其他错误也很多。何允中虽然补上了这一叶，但对那些错误也没有校正。我曾作札记，和赵怀玉、周寀的校本相比，似乎这个本子考订得更详密。考察沈辨之，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人，曾与文休承兄弟交往。《孙祠书目》因为他的木记接在钱氏序文之后，便把沈辨之当作元代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部刻本的版式虽然古旧，但字体确实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风格；《访古志》说它是以元本重新雕刻的，也不对。这个本子也是从立之那里得到的，卷首有“吴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图书记”。○《周礼郑氏注》十二卷（南宋刻巾箱本） 宋刻巾箱本《周礼》，只有齐次风的《石经考文提要》还提到见过，近来的著录家都没有听说过。阮氏《校勘记》也没有收载，可知流传下来的极少。书中有“重言”，没有“重意”，所以书名标题略去这一字。它的文字往往与岳本及明刻徐氏本相合，注疏本都比不上它。江阴缪筱珊编修喜爱得爱不释手，于是影摹了一部，同时把原本归还给了它的主人。《初学记》二十四卷引用“国游”的注文说：“《周礼》说：‘囿人掌管国游之兽禁。’郑元注说：‘国中的离宫、小苑，是游观之处。’”如今通行的《周礼》都作“囿游”，注文说：“囿游，是囿中的离宫和小苑，是游观之处。”根据“疏说”等内容可知，贾公彦所见的本子已经这样写了；想来宋代以后的刻本都没有异同。“国游”、“囿游”二者都通，但“观”字上面没有“游”字就无法读通。而阮氏校本没有涉及这一点。附带记在这里。近来见到归安陆氏收藏有宋刻巾箱本《周礼》，但那个本子有“重言重意互注”六字，也不是这个本子。

译○《仪礼郑注》十七卷 明代陈凤梧刊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经文、注文都相同。卷首题“仪礼卷第一”，下一行题“汉郑玄注”，第三行顶格题“士冠礼第一”，这些都不是古式。书后附载释文；解释经文的，就紧接在经文下面，解释注文的，则加 一个○，附在注文后面。我所见过的宋刻经注本，也没有这种格式。“士冠礼第一”下面引用郑氏《目录》，于是使后来刊刻注疏的人误以为这是注文，而不标“疏”字。考察顾亭林依据唐石经所说的话：“今本《仪礼》脱去经文五条。”这个本子五条都在，只有《乡射礼》“士鹿中”下面脱去注文罢了。不过用严州本校对时，其他注文也多有脱误。根据凤梧的自序，大概是把抄本上版刊刻，所以它有所遗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本子是狩谷掖齐旧藏，森立之《访古志》说它与近世通行本有很大异同，称赞为绝佳本。大概也只是拿闽本、监本、毛氏注疏本来校对，因此说它好罢了；它本来不足以同严州本、徐氏本并论。然而，虽然脱误很多，由于取材源流不同，它可以同严州本、徐氏本互相考证的地方，仍然不少。各家著录都没有涉及这个本子，那么也不能最终弃置不用。陈氏自序另有单行经本刊刻，如今无法见到，从这个本子也可以大致知道它的情况。○《春秋左传集解》三十卷（古钞卷子本） 起初，森立之对我说，日本最令人惊异的秘笈，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它是六朝遗物，不是唐、宋本所能相比的。这部书收藏在枫山官库，不许带出，恐怕外人无法见到。我托书记官岩谷修去寻找，他说把官库里全找遍了也没有见到。我深感惋惜。于是把所得小岛学古摹写的第三卷前半幅，刻入《留真谱》中，希望后来的人继续寻访。立之又对我说，这部书不应当任其失传，还详细说明了它如何装在匣中收藏。我又把这些话告诉岩谷。忽然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这部书完好无损。我立即想借出来看一看。岩谷说：“这不是我敢承担的事情。”我说：贵国有这样奇异珍贵的书，藏在匣中不用，哪里比得上借给我抄录传播到西土，使天下学者能够看到隋唐遗书，这不更是贵国的光彩吗？岩谷欣然答应，立即同掌书的人到处商量，把书借出，限十天归还。书送来后，果然是三十卷卷子，没有一卷残缺，纸质坚韧，大概是黄麻纸。每卷都有“金泽文库”印，卷末有“建长八年叁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的题记。于是我请十名抄书人来到寓所，日夜竭力，把它改成折本影钞，限定日期完成抄写。其中文字异同的情形，实在令人惊心动魄。许多地方与陆氏《释文》所说的某一本相合，确实是六朝旧笈。其中有些内容是《释文》没有记载、后来被唐石经和宋刻本删改错乱的，无法一一说尽，另详见《札记》。现在只举一两个大的例子。如《昭公二十七年传》：“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如今各本都不重复“三族”二字，难道不应说这是唐石经以下本子的脱文吗？又如《庄公十九年传》：“鬻拳谓爱君矣。”注文：“楚臣能够尽其忠爱，所以振兴国家。”各本在“楚”字下面都没有“臣”字，这样还能说得通吗？又如《隐公九年传》：“衷戎师。”注文：“以过二伏兵。”各本把“过”作“遇”，山井鼎所见的兴国本也作“遇”，旁边注着“别本作过”，大概校勘者就是根据这个本子。阮氏《校勘记》却认为不对。我私下认为，这一个字价值千金。因为祝聃率领戎军超过了前面的两处伏兵，到达后面的伏兵处；后面的伏兵发动，戎军退回，前面两处伏兵挡住它的前面，后面的伏兵从中间攻击，祝聃反过来追击它的后面。所以注文说：“前、后、中三处受到敌军攻击。”衷戎师的情形如同画出来一样清楚。如果一开始就已经遇到前面的两处伏兵，戎军不交战就会退走，怎么还能够跟随祝聃到达后面的伏兵处呢？这难道不应说是宋刻本以下的本子擅自改动的吗？至于何义门所举的“死而赐谥”，古刻本多如此，这一类就不值得再说了。原本的校注非常精密，其中写作“乍”的，是“作”字的省写；写作“才”的，是“摺”字的省写。所谓“摺本”，就是指宋本。这部书山井鼎没有见过，大概因为山井鼎是足利氏族人，足利学校收藏的古钞本没有《左传》，所以《考文》中只有兴国本和活字本，没有古本。枫山官库在他们的京师，不是他那样的列侯士族可以进去观看的。我竟然在百年之后看到了那个国家学者没有见过的书，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春秋左氏传》残卷（旧钞卷子本） 从《昭公二十七年传》的“惠已甚”起，到《三十二年》的“民忘”止，每行字数不一；凡是书写“经”“传”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字越出格外。这是石山寺的藏本。癸未年春，日本印刷局借到此书，想要用石印法翻印，我得以前往阅读。相传这是唐人的手笔，书法精美，纸张用黄麻纸，确实是奇迹。注文下方多有“也”字。我另有详细校勘本，这里只记录其中最为特殊的地方：《经》文中的“二十”“三十”“四十”，分别写作“廿”“卅”“册”。《注》的“令终，阳囟子”，写作“阳囟，正子也”。《注》的“子果宋乐祁也”，“祁”字下面多了“犁”字。《传》的“乃辞小国”，“乃”写作“则”。《传》的“以灭三族，国之良也”，“三族”二字重文；按照文义，若不重文才是正确的。从《唐石经》以下各本都脱漏了这两个字。《传》的“是瓦之罪”，“罪”字下面有“也”。“晋祁胜与邬臧通室”中的“邬”写作“鄢”，与《石经》相合；“民之多辟”写作“僻”，与《释文》的一本相合。

译《注》的“母氏性不旷”写作“母氏性不广”。《传》的“忿颣无期”，“颣”写作“类”，与《释文》的一本相合。《传》的“共子之废”，“其”写作“恭”，上面还有“与”字。按文义，有“与”字较好。《传》的“闻其声而还”没有“其”字。《传》的“为邬大夫”，“邬”写作“鄢”，上下的《注》也都如此，与《石经》相合。“御以如皋”的“皋”写作“睪”，这是古字通用。《二十九年传》的“堑而死”写作“■〈漸上土下〉”，《注》也相同。《传》的“能饮食之”，“之”写作“龙”。《传》“赐氏曰御龙”下面有“氏”字。《注》的“在哀二十四年”上面有“事”字。《传·三十年》的“有所不获数矣”，“数”字上面有“礼”字。《传》的“吴子问于伍员”，“伍”写作“五”；“楚执政众而乖”，“政”字下面有“者”。“以待字之察也”，“察”字下面有“之”字。按《唐石经》，这一行计九个字，可见原刻本确实有“之”字。“亦唯君”写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吴则侵楚”，“人”写作“子”。“莒牟夷”的《注》说“在五年”，此本写作“在廿五年”。○《春秋左传》三十卷（旧钞本） 此本不载《经》文，只有第三十卷载有《经》文；它的分卷与《唐石经》相同，其中缺少北宋避讳字，应当是依据北宋《经传》本抄录的。不过第三十卷仍然抄录《经》文，是因为抄写时未能统一。也可能另有单独流传的《传》本，缺少第三十卷，后来又用《经传》本补上吧？《传》文大多与《石经》和沈中宾本相合；沈本中明显的讹误，此本也不跟从。其间有些地方与各本完全不同，却往往与山井鼎所记的异本相合，确实是北宋善本。《庄公四年》“以国与纪季”，各本都没有“国”字，只有山井鼎说：“足利本及宋板旁记异本有‘国’字。”《十六年》“为宋故也”，各本脱去“为”字，只有临川本有“为”字，与《释文》的一本相合。《三十年》“谋伐山戎也”，各本没有“伐”字，《石经》重刻时增入“伐”字。《闵公二年》“命可知矣”，各本把“矣”写作“也”，只有足利本与此本相同。《僖公三年》“未之绝也”，各本写作“绝之”，此本与《石经》相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字旁注有“成”字，与《文选注》所引相合。“二十九字”“虽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没有“虽”字，此本与《石经》相合。《文公六年》“辟刑狱”，各本写作“辟狱刑”，此本与沈本相合。《宣公十一年》“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注疏本脱去“可哉”二字，此本与临川本相合。《成公二年》“从左右皆射之”，各本把“射”写作“肘”，此本与纂图本、淳熙本相合。“杀灵侯”，各本写作“弑”，此本与沈本相同。《十三年》“养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养以之福”。《十五年》“向带为太宰”，与《释文》、沈本相合。“宋杀大夫山”，“杀”字下面没有“其”字，与沈本相同。《十六年》“晋有胜矣”，各本没有“晋”字，《石经》旁边增入“晋”字。《襄公四年》“弃武罗、伯困、熊”，各本把“困”写作“因”，只有临川本、沈本与此本相同。《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各本把“介”写作“个”，此本与沈本相同。《十二年》“同姓临于宗庙，同宗临于祖庙，同族临于祢庙”，三个“临”字各本都没有。《十四年》“吾今实悔过”，各本把“今”写作“令”，此本与沈本相合。“使子行请于孙子”，各本没有“请”字，足利本旁注说：“异本有‘请’字。”《石经》初刻本有“请”字。“夫君，臣之主也”（按：这恐怕有误），各本把“臣”写作“神”。《十九年》“士子孔亦相亲也”，各本把“士”写作“二”，此本与临川本、沈本相合。《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写作“如何”，这是错误的，此本与沈本相同。《二十四年》“胡载不谋”，各本把“载”写作“再”。《二十五年》“枕尸而哭之”，各本没有“之”字，此本与临川本、沈本相同。“何以至大焉”，各本没有“大”字，足利本旁记的异本有“大”字，临川本也有“大”字。“赋车兵徒卒”，各本把“卒”写作“兵”，这是错误的，此本与沈本相同。《二十六年》“君与夫人”，各本写作“大夫”。《昭公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写作“个”，只有明监本与此本相同。《四年》：“曰晋有三不殆”，各本在“曰”字上有“公”字，此本与沈本相合。“礼吾未见者有六焉”，各本在“吾”字下面有“所”字，此本与沈本相同。“使寘诸馈于介而退”，各本没有“诸”字，把“介”写作“个”，只有《文选·思玄赋注》和《运命论注》引作“介”。《五年》“敝邑休殆”，各本写作“怠”，此本与沈本相合。《七年》“周文王之法”，下面没有“曰”字，旁边添有“曰”字。《八年》“莫保其性”，宋残本、十行本把“保”写作“信”。“臣必致死礼以息楚”，“楚”字下面没有“国”字，与岳本相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把“恤”写作“宥”，与岳本、沈本相同。《十九年》“民有乱兵”，各本写作“兵乱”，此本与沈本相同。

译《二十年》“郳申”，各本把“申”写作“甲”，此本与临川本、沈本相同。“古者无死”，各本把“者”写作“若”，此本与沈本相合。《二十七年》“工尹麋”，不写作“王尹■〈鹿外木內〉”。《定公三年》“庄公下急而好絜”，各本写作“潔”，此本与《石经》、临川本相合。《四年》“命以康诰”，各本把“康”写作“唐”，此本与沈本相同。《八年》“必以而子厚”，各本没有“厚”字，此本与淳熙本相合。《十四年》“谋救范中行氏也”，各本没有“也”字，此本与《石经》相合。《哀公元年》“逢猾当公而进”，各本把“猾”写作“滑”，此本与足利本相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没有“事”字，此本与沈本相合。《十七年》：“皇瑗奔晋，召之”，此本在“召”字上方旁注“宋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为太子”，各本在“以”字上有“而”字，此本与足利本相合。《二十五年》“少畜于公宫”，此本在“公”字下面旁注“宫”字，与《石经》初刻本相合。其他地方有的与各本相同，有的不同，以及笔画上的细小差异，另详见《校札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椠本） 宋嘉定丙子年，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勘刊印。书末有《经传识异》数十条，又有参与校刊者的官衔以及闻人模的跋文。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不附《释音》，收藏在枫山官库，大概就是毛居正《六经正误》所称的兴国本。我拿《正误》所引用的十三条来对校，全部相合。又用山井鼎《考文》核对，山井鼎所说的足利本、宋本也没有一处不相合；山井鼎没有说这是兴国本，是因为他所见的本子缺少书末题记的几页。按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说，兴国本是于氏所刊，但此本没有于氏的名字。又说于氏本每隔几叶附有《释音》，此本没有《释音》。又说于氏本有圈点、句读，并给注文加点，而此本没有句读，因此无疑不是于氏本。大概兴国旧版始于绍兴年间的郑仲熊，只有《五经》；闻人模重刻《左传》，并修整其他刻板，也只有《五经》（详见闻人模跋文）；到了于氏，才增刻《九经》。他的《五经》经注文字虽然仍用旧木版，但增刻了《释文》和句读。所以同样都称为兴国本，实际上并不是同一本。（大体说来，南宋初年，各道所刻的经传还不附《释音》；到了南宋末年，则没有不附《释音》的。）岳氏既说前辈认为兴国于氏本最好，却又指出于氏本的经注有脱漏。我曾经把此本全面校勘一遍，发现经注并没有脱漏。或许是于氏重刊这部书时，检阅不周而造成了脱漏吧？（于氏增刻《释音》和句读时，已经不是把原书直接覆刻；重新抄写时，怎么能保证不改变版式行款？所以有脱漏的弊病。）而且我曾拿岳本互相校勘，处处都是此本优胜。（例如《昭公二十年》：“卫赐北宫喜谥”，《杜注》说：“都还没有死就赐给谥号。”此本没有“未”字，与何义门所见的宋残本相合。岳本有“未”字，是不对的。）不只是岳本，凡是阮氏《校勘记》所记载的宋本，也都比不上它。这样看来，如今世上保存的宋本《左传》，没有比此本更好的了（另详《札记》）。我在日本时，曾劝星使黎公把它刻印出来，但因为费用不足而作罢。我私下羡慕闻人模，能够劝动主管校书的官员，既刻印此书，又修整《五经》的刻板。我也是校书官，带着这部书回来已经好几年了，费尽口舌，最终却没有人响应。古今之人相隔太远，读了闻人模的跋文，更加感到惭愧。○《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覆宋本） 以上是日本古代覆刻的宋刻《左传集解》，不附《释音》，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森立之《访古志》记载此书说，这是依据蜀地大字本重刊的，与李鹗本《尔雅》属于同一类。它的刻印应当在应永以前；这样说来，此本虽然不是宋刻本，但覆刻时也在宋代，所以传世极为稀少。只是森立之说它是覆刻北宋蜀本。我亲自向他询问，他是因为字体类似《尔雅》，又因为不附《释音》，才这样判断的。因此我重新校勘此本，发现“慎”字缺少笔画，知道它决不是北宋本。后来借到枫山官库收藏的兴国本，行款、版框、字体都与此本相同，略微校对了几册，文字也没有差异，这才知道此本就是覆刻兴国本。只是它所依据的祖本没有收录《考异》和闻人模的跋文。（森立之没有见过枫山官库本，所以不知道此本源自兴国本。）于是我把这些内容影摹刻印，补在此本之后，使后来的读者能够有所指据。按岳氏所说，《哀公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各本大多没有“也”字，兴国本有“也”字；如今此本没有“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却占四格，这明显是重刊时删去了“也”字。后来于氏重刊时，又依据郑氏旧本增入“也”字。岳氏又说，《僖公二年》“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原本没有“若”“将”二字，此本把它们挤入，因此八个字只占六格，与后面的《考异》也不相合。不知道这是闻人模校刊时改刻的，还是日本重刊时改刻的？可惜当时没有拿闻人模的原本来校对这部书。我从森立之那里得到此书，森立之自己的跋文放在书箧的盖子里面，称此书原为市野光彦旧藏，后来归涩江道纯所有；这两个人都是日本旧藏书家。现在每册卷首还留有两人的印记，册尾市野光彦也有跋文。又说，除此之外只有狩谷望之收藏的一本，而我又把它一并得到，并将其中一部给了章君硕卿。又按山井鼎说：“庆长活字板源自此本。”我曾把两者互相校对，确实也有异同。○《春秋集传释义》十二卷（元椠本，有图）

译元代俞皋撰写，卷首有吴澂的序，用楷书夹杂篆书，也颇有情趣。接着列出所引用的各家姓名，再后是《凡例》。《凡例》后有“至元后戊寅日新堂栞行”的木记。接着是《程朱说春秋纲领》《自序》《三传序》《程传序》《胡传序》。卷首题作“《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卷之一”，下一行题作“后学新安余皋述”。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注文用双行小字，每行二十七字。四周双边，中缝有双黑口，雕刻精美，钱氏《敏求记》称它是元椠本中最好的版本，确实如此。（俞氏所依据的《经》《传》文字都是宋代佳本，往往与《唐石经》相合。） ○《春秋穀梁传》十二卷（宋刊本，刻入《古逸丛书》） 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版本，如今世间还能听闻的，有《周礼》《公羊》《穀梁》三种。《公羊》有扬州汪氏的翻刻本，《周礼》旧藏于卢雅雨家，只有《穀梁》曾在康熙年间被长洲何煌见过。不过那个本子缺少宣公以前的部分，已经被称为稀世珍宝。此本首尾完整，没有损失一个字；拿何氏校本来对照，有些地方相合，有些地方不合，应当是因为何氏所见的是初印本，而此本是余仁仲重新校对订正过的覆印本。所以凡是何氏所说脱误的地方，此本都挖补后挤入文字。这样看来，这是余氏的定本，何氏所见的本子还不够完善。原本旧时为日本学士柴邦彦收藏；文政年间，狩谷望之派人将它影摹，丝毫不差，后来辗转归于向山黄村。我初到日本时，就从黄村那里求得此本，劝星使何公重新翻刻流传。适逢任期交替，未能实现。后来新任星使黎公把它交给刻书人，过了一年才完成。按《穀梁》所依据的《经》，不一定完全与《左氏》《公羊》相合；分列《经》文、附录《传》文的体例，也与二《传》有所不同。至于范氏的解释，传习越来越少，除了《注疏》刊本之外，几乎没有题记和校验证据。即使明知其中有脱漏和讹误，也苦于没有证据，难以取信。既然如此，这个本子能够延续下来，实在是珍贵的宝物。现在用唐石经来校证经文和传文，用唐、宋人论说《春秋》三传的著作作为辅助，用宋代监本（我得到的日本古抄经注本，卷首题作“监本春秋穀梁传”，其中很多地方与十行本经注相合）注疏本来校证《集解》，用陆氏《释文》作为辅助。又因为自宋以来流传的经注本，不一定都与《释文》相合，而那些合刻注疏的本子，往往改动《释文》以迁就合刻本。到了毛本，割裂删改尤其严重。这个本子后面有仁仲的自记，既不根据《释文》改定本子，也不根据定本改动《释文》，还保留着汉、唐经师的家法。如今单行的《释文》都还存在，这个本子既然完全与它相合，所以对于注疏中所附的文字，也就不再逐一订正了。光绪癸未秋九月记。●《日本访书志》卷二 ○《论语集解》十卷（古抄卷子改折本，分为四册） 卷末有“观应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不是夫人所作的书，又是谁作的书呢？柳下惠可以做到，我却不能做到吗？本住院权律师豪俊书”的题记。这样看来，这也是僧徒所作的。题记中引用“柳下惠”等话，不知道它的解释是什么。《上论》两册由一人书写，墨色浓重而古朴；《下论》两册又由另一人书写，墨色稍淡。从《学而》到《雍也》的注文，都完整载有注者姓名，句末也多有虚字；但从《中人以上章》以下，也只载注者的姓。《述而》以下，则多删去其姓名，句末虚字也多删削，但也有完整载出姓名的。第三册《先进》《颜渊》两篇，完整载有姓名，也有几章删去姓名。《子路》《宪问》以下直到末尾，则全部删去注者姓名。此书不见于森立之《访古志》。我起初得到小岛尚质的校本，其中《里仁》篇后跋语说：“从卷子改帖本开始直到这里，体式完全相同；这个本子确实是六朝旧本转相传下来的真本。上面两帖的纸墨最为古老，确实是六百七年以前的古抄本；下面两帖，则是观应元年权律师豪俊所抄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他又在《雍也篇》后跋语说：“从卷首到这里，体式完全相同，这个本子实在是六朝旧本转传下来的真本；而《述而》以下，大概是依据宋代改窜本补抄的，所以绝不能拿那个本子来改动这个正平善本。”又因为《冉子退朝章》马融注中“匡”字写作“■”，便认为这是豪俊补写时依据宋代刊本的证据。他又说：“如果依据那个本子来改动这个六朝旧本，就不能避免拿开元年间改字的本子，来驳斥汉代博士的讥评了。”如今得到这个原本，仔细审察，才知道尚质所说《述而》以下依据宋本补写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他说依据宋本改动这个六朝本，倒是符合事实。因为从《述而》以下，虽然多有删去注者姓名的地方，但与《学而》一册出自同一人、同一时期书写，毫无疑问。何况其中也有完整载出姓名的地方；《先进》以下则多不载注者姓名，但也没有全部删去。注文末尾的虚字虽然都依照宋本，然而注文内部却与宋本有许多不同。由此可知，这部书四册虽然出自两个人之手，实际上却是在同一时期抄写的。从《述而》以下有些地方删去姓名，是因为当时常见的宋本都不载姓名，所以抄写者随意省略了；其中仍然完整书写注者姓名的，是因为删略得不彻底。至于《退朝章》注文中的“匡”字写作“■”，这也是由于当时宋本在日本流传最多，随处都能见到，所以抄写人员也信笔仿写罢了。比如枫山库所藏的古卷子《左传》，确实是六朝本的遗存，但其中所写的“桓”字也多写作“■”，大概是因为那个本子也是宋末抄写的，所以有这种弊病。不仅如此，我所见日本在宋代抄写的该国古文书和佛经，凡是“匡”“桓”二字，也多写作“■”“■”。又如庆长活字本《七经》，实际上并不完全依据宋本，而所用活字都缺少“桓”“匡”“贞”等字的某些笔画，这足以看出当时因习惯而没有察觉。○监本《论语集解》二卷（宋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