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六

译九十六（存前八叶）。九十七、九十八（均缺）。九十九（全）。一百（全）。一百二（全）。一百三（缺）。一百四（全）。一百五（存前九叶）。一百六（八叶以下存）。一百七（全）。一百八（全）。一百九（全）。一百十（存前七叶）。一百十一（存第八叶以下）。一百十二（全）。一百十三（全）。一百十四（存前九叶）。一百十五（全）。一百十六（全）。一百十七（全）。一百十八（全）。一百十九至一百廿三（均缺）。一百廿四（存十三、十四两叶）。一百廿五（全）。一百廿六至一百三十二（均缺）。一百三十三（全）。一百三十四（全）。一百三十五（全）。一百三十六（全）。一百三十七（全）。一百三十八（存前六叶）。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均缺）。一百四十一（全）。一百四十二（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叶）。一百四十三（存前七叶）。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均缺）。一百四十七（存第三叶以下）。一百四十八（缺第六、第七两叶）。一百四十九（存前八叶）。一百五十至一百五十四（均缺）。一百五十五（存第七、第八两叶）。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均缺）。一百六十一（存第七一叶）。一百六十二至一百八十六（均缺）。一百八十七（存前四叶）。一百八十八（存第七叶以下）。一百八十九（存前九叶）。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三（均缺）。一百九十四（存第二叶以下）。一百九十五（全）。一百九十六（全）。一百九十七（全）。一百九十八（全）。一百九十九（全）。二百（存前六叶）。刻成以后，才知道金陵书局已经依据乐氏祠堂本重刻，校订得相当仔细，可惜他们没有见到这部宋代残本。按：此本由日本森立之《访古志》记载，只说是残本，没有记载卷数。等我借到此本重新校勘，并把全部残叶记录下来，又附上我的跋语刊出。可是我回国以后，姚君子良刊刻《访古志》，只看到《古逸丛书》中有《补阙》六卷，便把《访古志》中的残本改成六卷，也不详细查看我的跋尾，那里记载了全书的存佚情况。如果日本只保存这部书六卷，岂不是只读了开头而没有读结尾吗！又《访古志》记载绍熙壬子黄唐刊本《礼记注疏》七十卷，与曲阜孔氏藏本相同；姚君只看到通行的《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便蛮横地据此改动。总计姚君刊刻《访古志》只改了这两处，却都错得非常厉害，附带在这里订正。○《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一卷（宋刻本） 开头是吕午的序，接着是祝穆的自序，都是行书。序后有两浙转运司的录白，大概是祝氏担心有人翻刻书版，所以请求官府发榜禁止。《初集》从“浙西路”起，到“海外四州”止，共四十三卷。《后集》收淮东路、淮西路两路。《续集》从“成都路”起，到“利西路”止。《拾遗》则从“临安府”到“绍熙府”，每个府州各补入若干条。这大概是和父的原本；分几次开雕，应当是因为经费不足，随雕随印，并不是另有不同的起止范围。每半叶大字七行，小字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每卷标题为“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可见原本是为备作四六文之用。第一卷又有所引用文集的目录，也按类别载录。吕午的序（嘉熙已亥年）。祝穆的自序（嘉熙已亥年）。两浙转运司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的状文说：“本宅现今刊刻《方舆胜览》以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等数部书，都是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年辛勤完成的。如今开雕书版，所费极其巨大，私下担心书市中贪图利益的人，擅自将上述书版翻刻，或者更换书名，或者假称《节略舆地纪胜》等书名而翻刻，任意窜改拼凑，致使本宅白白耗费心力，徒然损失资财，实在受到严重伤害。查得雕印书籍应当经使台申明，请求加以约束，以杜绝翻版之患；请求发榜，张挂在衢州、婺州雕印书籍的处所，予以晓示。如有这类情形，容许本宅申诉告发，请求追捕有关人员、毁掉书版，并依法断治施行。奉使台判示，特备榜文，须至指挥。” 现今特此出榜，张挂在衢州、婺州雕印书籍的处所，使各处都知悉此事。如有这类人，责令通过所属官司告发追究，毁掉书版并施行惩处，特此出榜。嘉熙二年十二月日出榜。张挂于衢州、婺州雕印书籍的处所。转运副使曾台押字。福建路转运司的状文请求发榜约束所属各处，不得翻刻上述书版；其余与前一榜文相同，不再抄录录白。这部书搜集名贤所作的记、序、诗、文，以及史传、稗官、杂说，几乎有数千篇；如果不把它们表彰并刊行出来，也几乎成了明珠暗投。现在选取全文，分类编排，以便查阅。至于只有一联或片语、不能成章的文字，就不再烦琐收录了。大概把这些材料铺衍扩充，就会成为一部郡志；总括汇集起来，就会成为一部文集，这样或许可以旁通曲畅吧。这篇文字刻在所引用文集目录之前。现在把每个郡的重要事项标列在卷首，其余各郡都仿照这种做法，阅览者务请仔细审察。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亭台、楼阁、轩榭。

译馆驿、桥梁、寺观、祠墓、古迹。名宦、人物、名贤、题咏、四六。（此文在《前集》目录之前。） 现在将两淮州郡编作《后集》刊行。四蜀以及两淮新近收复的地区，见到这部编纂之书后，续集应当再行刻梓。所引用的文目，已经列在《前集》卷首，不再重复。仍然把各郡的重要事项像上面那样标列出来。（此文在《后集》目录之前。） 这部书既已刻印流传，又想到天下的奇闻壮观，见于文人才士记述的，浩瀚得无法穷尽；耳目所能接触到的，幸而得到一些，也不过如泰山上的一根毫毛。因此我因阅览群书，又抄录成一部小集，附刻在书后，题名为“《拾遗》”。每州都留出一些空白纸页，等待博雅君子续笔写入；或者因售书者抄录后寄来，使这部奇书得以补足，这正是我深切的希望。（此文在《拾遗》目录之前。） ○《方舆胜览》七十卷（宋刻本）。开头是吕午的序，接着是祝穆的自序，字体为楷书，通篇编为七十卷，不再分列《前集》《后集》《续集》《拾遗》的名目。标题也删去了“四六必用”四字，并删去了各集的告白。字体比原本稍大，行款虽相同，但小字每行只有二十三字，（归安陆氏藏本与此相同。）字形多有减省笔画，看来是麻沙坊本。此本在浙西的严州处将标题改称为“建德府”；在浙东路的温州改称为“瑞安府”；在广西路的宜州改称为“庆远府”；在夔州路的忠州改称为“咸淳府”。根据和父的自序，书成于嘉熙已亥年；而把严州、温州、宜州、忠州等改为府，是在咸淳元年，前后相隔三十六年，因此可以知道这是后人改编的。书中也有许多增添，并非祝王原来的旧本。然而它所增内容，也都是根据方志旧记编入的，仍然像是有学识的人所作，不像坊间书商那样任意杂乱妄改，所以也值得珍视。我考察此书自元、明以后都没有重新刊刻，因此著录家只有宋本；恐怕再过几代便会归于湮没，于是我得到两种宋本，只可惜没有好事者重新雕刻它。○《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宋代藏经刊本）。明代吴琯的《古今逸史》中有刊本，《四库全书》据此收入著录。其第十一卷“僧伽罗国”一节下有明永乐三年太监郑和会见国王阿烈苦奈儿的事情，这是校订者的话，吴氏误把它接入正文。想来吴氏得到的必定是传抄本，所以才有这种错误。其实这部书的明代南、北《藏》本中都有“僧伽罗国”一节，却都没有附入郑和的事情。此本是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资福寺刊本，属于“转”字号。卷首题《大唐西域记》，下一行题“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制”，不署“张说”的名字。（宋、元、高丽《藏》本都没有署名，明藏本才开始补上张说之名。）序后题“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再下一行题“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又下一行题“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再下一行题“三十四国”，接着列三十四国的国名，下面是总序，末尾有辩机的后序。大概玄奘奉诏翻译了这部书，而辩机只是负责编排、纂集和润色。因此晁公武《读书志》称为“玄奘撰”，就是这个缘故。《通志略》把玄奘、辩机分作两部书，则是大错了。《读书志》又记载有玄奘自序，这是根据目录后的总序而言，并不是原书本有自序而后来脱失了。只是我在日本三缘山见到的《高丽藏》本，前面有秘书著作佐郎敬播的序；宋、元、明《藏》本以及日本活字本都没有这篇序。至于《明藏》本的脱漏讹误，不下数百字，而吴氏本更不值得一提。（另详见《札记》。）现在把敬播序附录在下面。

译《大唐西域记》序。我私下认为，苍穹与大地所覆盖的广大范围，以及其中蕴含的见识和具有灵性的万物，其奥妙不是谈论天象所能穷尽的，概括天下各地又哪里足以辨明它的本源？由此可知，方志没有记载、声教没有达到的地方，哪里能够说得尽呢！详细考察天竺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形，它的历史由来已久，圣贤在那里相继出现，仁义在那里形成风俗。然而往事断绝于前代，土地又与中土隔绝。《山经》没有记载它，《王会》也没有书写它。张骞出使西域打通道路，只是徒然把寻找身毒、月氏之事放在心上；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也错误地把力量耗费在神池上。于是使祥瑞显于长久的星象，却让玄妙之意隐没千年；梦中显现佩日之征，却把神异的光辉秘藏在万里之外。到了蔡愔访求佛道、摄摩腾进入洛阳，佛经收藏在石室中，仍没有穷尽龙宫的奥秘；佛像绘于凉台，又哪里能穷尽鹫峰的美景？从此以后，时局多难。宦官乘机掌权，使东京崩溃而形成鼎立之势；母后制造祸衅，使中朝割裂如幅。典章制度在函谷关、洛阳一带泯灭，烽火在关塞之间报警，四郊因此多有营垒，更何况这个遥远的国家呢！然而探求奇异的访客，世所罕有。即使略有记载，也不能穷尽各地物产风俗的情形；徒然采集佛经，也没有达到真如的宗旨。有些人虽随着天下一统而行动，确实致力于开拓疆域，尚且还要眷恋西海而叹息，遥望东洛而忧劳。在玉门关之外举着旌旗出行的人，确实也不少；有利地渡过葱岭源头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哪里能够指着雪山长驱而行，望见龙池便停留片刻呢！实在是因为德化没有施及万物，威势没有达到远方。我大唐拥有天下，开辟寰宇，创立帝王基业，扫除搀枪之星，使天下清平。功业与天地造化相配，光明与日月照临相等。百姓承受再生之恩，连骨肉也从豺狼的口吻下获得保全；家家蒙受延寿之赐，仿佛从鬼域废墟中还魂。把各种异族聚集到藁街，把遥远荒僻之地纳入舆地图籍。使十洲繁盛而环以海水，使五帝的时代相形见绌而被视为不及上古圣皇。法师幼年便逐渐学习佛法，感慨不能亲履祗园；长大后常怀寻访佛迹之志，仰望鹿野苑而心向往之。撩起衣裳前往清净之境，实在是他平素的志愿。恰逢淳厚风俗向西传播，又适逢候气的律管之声向东返回。于是贞观三年，他手持锡杖踏上道路，凭借皇帝的神威抵达异域；冒犯重重险阻却视若平地，借助冥冥中的神力踏入可畏的道路，几乎必死而终于渡过。寒暑骤然更替，辗转跋涉才到达目的地。他寻求真相，考察空与有之间可见和不可见的道理；广泛考究精微之旨，探问生灭之际可闻和不可闻的境界。他在本性之海中廓清众多疑惑，在迷津中开启微妙觉悟。于是概括众经，没有一句话不加以穷究；旁考圣迹，没有一件事物不予观察。周游多年，才开始返回。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带回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皇帝下诏翻译。亲自到过的国家有一百一十国，听闻其情况的有二十八国。有的事情见于前代典籍，有的国名则始见于当代；这些国家无不承受和气与恩泽，叩头而知归顺，请求设置官吏、改变旧有语言，登山越岭前来奉献财物。它们在宫阙前欢庆相见，手拉手相互拍击，接连穿戴冠带而成群前来。至于各地物产风土的差异、习俗山川的不同，远的就从国典中考察，近的就向故老详细询问。遥远的异域，竟依然如同在眼前。不必再手持简册，已经详尽记录在纸帛上。书名为《大唐西域记》，一秩十二卷。私下认为，记载事情、记录言语，本来已经尽量做到缜密委婉；至于琐碎言辞和小道消息，另有补充遗漏的作用。秘书著作佐郎敬播谨作此序。《四库提要》因为每卷末尾附有《释音》，怀疑是后人增添的。我所见到的只有古代抄本卷子没有《释音》，宋、元《藏》本则都有《释音》。我在日本曾得到抄本《随函录》三十卷，是后晋释可洪撰写的；宋人刻《藏经》时，把它分载其中。此本原来缺少第一卷、第六卷。日本元禄九年（相当于康熙三十五年），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刚院重新修整此书，于是从别本影抄这两卷补入，也与宋本相同。（日本所藏的宋本并非完整一部。）这两卷的末尾都有“山城国缀喜郡薪村”字样，另有“灵瑞山酬恩巷沙门宗桂书写”的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两〕 我在日本时，森立之拿出狩谷望之制作的一具古书帙给我看。这种书帙用竹签以丝线排连起来，像小帘子一样，外面敷上巾布，可以折成方形，也可以卷成圆形，与今天的函套不同。森氏说，古人用它来捆束卷轴，所以有几卷共用一帙的，也有十多卷共用一帙的。后来我又看到《白氏文集》目录中也标明第几帙。现在看到敬播序中说“一秩十二卷”，就更加明白了。（另外，《经典释文》也说“合为三秩，三十卷”。） ○《释迦方志》三卷（南宋《藏》本）。唐代释道宣撰写。道宣认为关于佛土事迹的传录彼此差异很大，于是写成此书。全书共八篇：第一《封疆》，第二《统摄》，第三《中边》，第四《遗迹》，第五《游履》，第六《通局》，第七《时住》，第八《教相》。此书与《大唐西域记》互相表里。玄奘详细记载他亲自历经的各国，这部书则详细记载佛教所统摄的各国，也多计算东西方向的道路里程，眉目清楚，可以翻阅。近来五印度北部一带被回邦占据，南部一带被英吉利统辖，而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也已经近在耳目之前。用这部志书来校核，都可以按图考察。这样说来，这部志书可以看作五印度的古代方志了。《释迦方志》序　唐终南太一山释道宣撰。大唐拥有天下将近四十年，淳厚的风俗得到推行，浇薄的习俗因此改变；文德得到修明，武功得到发扬。所以青丘、丹穴等地的使者，都进入帝国疆域；龙砂、鸟塞等地区，也都遵奉声教。叩拜稽首，显示朝见天子的礼仪；车轮满载珍宝前来奉献，表明皇帝怀柔远方的盛德。然而八方荒远内外，前代史书都有记载；五竺各方各隅，却一向很少有人叙述。这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即使周穆王西行，也只到达昆丘；舜、禹南巡，也没有越过沧海。秦始皇划定疆域，近处延伸到袤地，远处到达洮地；汉武帝开拓疆界，关塞开通，道路延伸。自此以后，对远方的征讨仍没有详细记载。所以崆峒问道，范围局限在酒泉之地；昆仑拜见圣人，实际上只在玉门关附近。至于弱水、洞庭，三危、九陇，燕然、龙勒，沙障、黎河，都已载入夏代典籍，全部绘入雍州地域。等到张骞寻找黄河源流时，才第一次听到大夏的名称；轩辕黄帝游梦时，才开始叙述华胥国。贰师将军征伐大宛，班超开通铁门；由余进入秦国，金日磾在汉朝做官。声威荣光覆盖葱岭，帝王的德化延伸到耆山。皇朝的光辉显赫，前来归附的人也很多。然而各地所记载的情况、人物所适宜的环境、风俗的沿革、山川的奇异，即使陈列在纸帛上，也几乎没有可供记载的内容。

译难道不是因为道路遥远，前往游历的人很少吗？按事情加以考察，即使有传说，也都以行人传闻为依据；既然确实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彼此相从，竟把虚妄之事争相写成实录，又怎么知道事情是这样呢？所以积石山的河源，向西远望赤县；昆仑山如天柱，向东俯瞰神州；鸣沙山以外的地方，全都称为胡国。何必远作筹划，只是空传在缃色书简上呢？由此可知，关于身毒的说法，是经过多次翻译才传来的；关于神异之事的各种传说，其不可靠也完全可以知道。自从佛教向东传来，光辉照耀汉地。佛教传播经历十代，年数将近六百年。使者相继往来，充分考察各方，一百多个国家都归顺于教化。无不翻山越岭进贡职方之物，仰望日光前来朝王。然而前后各种传录彼此差异很大，事迹很少叙述，名称多有混淆；反复追究其中原因，根本在于译人的问题。从前隋代东都上林园翻经馆的沙门，以彦学为先，必定依据文献来辅助弘扬佛教，细微的善行没有不完备记载的。百代以后，人们就会知道这些话是可以重新得到印证的。○《朝鲜国大典通编》六卷（朝鲜刊本）。乾隆五十年，该国寄臣金致仁奉诏纂辑。此前，明成化五年，宁城府院崔恒等奉诏撰成《经国大典》。到乾隆九年，议政府领议政金在鲁等又奉诏编成《续大典》。至此，金致仁等把《经国大典》《续大典》合为一部，并增补《续典》，又接受诏令，把现行的法例一并编成一部书。全书按吏、户、礼、兵、刑、工分为六编，大体像《唐会要》，该国的典章制度全都收在其中。内容详备而有体例，简明而有要点。考察朝鲜政治的得失，这是总汇性的著作。国王的《序》。《大典通编凡例》。李福源的《序》。金致仁纂辑者的衔名。金致仁等《进〈大典通编〉笺》（乾隆五十年）。徐居仁《经国大典序》（成化五年）。崔恒《进经国大典笺》。国王英庙题写的《续大典》诗二首。元景夏《续大典序》。金在鲁等《进续大典笺》（乾隆九年）。

译○《大明律例附解》十二卷。邗江书院刊本。卷首先载洪武七年刘惟谦的《表》，其次是洪武十八年的《御制大诰》，再其次是洪武十九年的《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又其次是洪武二十年的《大诰武臣序》，接着是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刑部尚书顾祥等人的《重修问刑条例题稿》。全书根据《洪武律》编为十二卷，并加以疏解；自弘治十三年至嘉靖二十九年的《问刑条例》也都附载其中，因此可以考见有明一代刑法制度的情况。○《东国史略》六卷（朝鲜古刻本，成都杨氏重刻）。这部书有两种：一种是国别体，共十二卷，仿照《战国策》；一种是编年体，共六卷，仿照《左氏春秋》，就是这一种。两种版本都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但其中都有史臣的评论文字，措辞大致相同。国别体版本题作“菁川柳希龄编注”，又间或引用金富轼的论说；这一版本则没有。由此看来，这一版本应当是明初李成桂朝廷中该国史臣所作，柳希龄本则是在此基础上重新编成的。这部书记载新罗、百济以前的檀君、箕子、卫满、三韩、高勾丽等，都是寥寥数语。我私下认为，朝鲜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之国，当地的藏书府库中一定有许多中原史书以外的逸闻、逸事。如今却如此简略，这正是《四库提要》所说的“详略不完全合乎体例要旨”。不过看它记载李成桂改朝换代之际的序文，像郑梦周、李穑、金震阳等人，都被以忠义相称。由此可知，书中所记都是实录。这部书本来名为《史略》，当然也不必用详尽来衡量它。只是国别体版本的论说稍多，而叙事有时反而少了事情的始末，注释也没有多少发明，确实不如这一版本还较为质实。如今的朝鲜，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藩区域；俄国人在北面俯视，日本人在东面垂涎，英、法各国又都同它互市、订约，几乎形成蜂拥而至的形势。因此，若要保卫我国边疆，尤其应当详细了解朝鲜建国的始末，以供我国筹划对策之用。这就是葆初大令急于谋划刊刻此书的用意，当然不只是为了夸耀见闻、给考订正史和外传提供帮助。这部书有明万历丁巳刻本，改换了版式，错字颇多，又改称《朝鲜史略》，因此把后来的国号误作为历代沿用的名称了。○《惩毖录》四卷（日本元禄八年刻本） 朝鲜宰臣柳成龙撰写。明万历壬辰年，日本的平秀吉发兵侵扰朝鲜，不到十天，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柳成龙亲身处在这场战乱之中，到戊戌年战乱结束后，才追记编成此录。据《武备志》说，柳成龙、李德馨被李▯公的《平壤录》迷惑，也直接斥责他们为佞臣。但此书自序却说“报国无状，深自悔责”，似乎不是小人所能说出的话。据《朝野别录》（见《征韩伟略》）说，经筵官李珥曾向李昖建议，应该训练军队以防备紧急情况，柳成龙却反对。后来日本军队到来，军队于是瓦解。平壤失守后，他又主动承担迎接明军的任务，也未免是避开困难而选择容易的事情；那么称他为佞臣，似乎并非毫无根据。他又认为沈惟敬有胆略，在沈惟敬死时深感惋惜，更显得缺少识人的见识。不过柳成龙本来以文臣身份承担这样的艰巨局面，虽然不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却能忍受屈辱、委曲求全，例如向李如松下跪之类，他的处境可以谅解，他的内心也可以原谅。因此，日本人所作的《征韩伟略》大半以此书为蓝本，可知其中多为实录，并不全是事后掩饰之辞。书前有日本人贝原笃信的序文，评论事情也有见识，不说夸张的话，现也把它抄录在原序之后。《惩毖录》是什么书？是记载战乱以后事情的书。其中对于战乱以前的事情，往往也有所记载，是为了追溯战乱的起因。唉！壬辰之祸惨烈极了，不到十天，三都失守，八方瓦解，皇帝的车驾流离逃亡。朝鲜能够有今天，是上天的安排；也由于祖宗仁厚的恩泽牢固地凝聚在民众心中，而民众思念朝廷、愿意恢复旧业的心还没有停止。圣上侍奉大国的诚意感动了皇极，上国保存朝鲜的军队又屡次出兵相助。否则，朝鲜就危险了。《诗经》说：“我要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来的祸患。”这就是《惩毖录》写作的缘由。像我这样没有才能的人，在流离动荡之际接受国家重任，危急时不能支撑，倾覆时不能扶助，罪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赦免，却还在田野间苟且延续性命，难道不是宽大的恩典吗？忧虑恐惧稍稍平定后，每当想起以前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惶恐惭愧、无地自容。于是趁闲暇粗略记述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从壬辰到戊戌，总计若干言，并把状、启、疏、公文以及杂录附在后面。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方，但也都是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删去。既借此寄托一个田野之民恳切尽忠的愿望，又用来记下愚臣报国无能的罪过。《传》说：“用兵有五种，叫作义兵、应兵、贪兵、骄兵、忿兵。”这五种中，义兵和应兵，是君子所采用的。《传》又说：“国家即使很大，喜好战争也一定灭亡；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就一定危险。”“喜好”和“忘记”这两种情况，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从前丰臣氏攻伐朝鲜，可以说是贪兵，同时兼有骄兵和忿兵的性质，不能算义兵，也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兵力，正是所谓喜好战争。既然这是上天所厌恶的事情，最终灭亡本来就是应得的结果。朝鲜人脆弱而迅速败退、瓦解崩溃，是因为平时没有教育训练，防守抵御违背了原则，所以不能使用应兵，这就是所谓忘记战争。唉！朝鲜国势危急，几乎灭亡，原因就在这里而已。柳相国写作《惩毖录》，是很应该的。这就是从前车翻覆的教训来警戒后车的意思。这部书记事简要，文辞质朴直率，不是世上著书的人夸多争奇之作可比。谈论朝鲜战争的人，可以把它作为确实的依据。其他如《朝鲜征战记》，虽然也是以国人身份撰写，也足以互相佐证。这两部书确实都可以称为实录。我近来偶然客居京师，书坊的人把这部书刊刻成书，已经完成后请我作序。我为这部书流传于世而感到欣喜，所以根据这部书写作的缘由，像这样加以评论。只怕要被博学通达的人家耻笑罢了。元禄乙亥芒种后学筑前州贝原笃信序。○《史质》一百卷（明刊本）

译明代王洙撰写。有嘉靖庚戌秦鸣夏的序，大概是为了删改《宋史》而作。这部书设置了许多名目，事事自创新例，例如不称“本纪”而称“天王”，说是效法《春秋》，迂腐固执到了极点。既有“直臣”“忠义”“卓行”等传，又有《君子传》；既有“权奸”“佞倖”等传，又有《小人传》。甚至把“烈女”“烈娥”“烈妇”“节妇”“义姑”“贞妾”“义妇”分为七门。既然设立了《江南降臣传》，为什么又不收入徐铉？既然设立了《小校传》，为什么又遗漏施全？把《道统传》排在十五志之后，却把邵康节列入朱子门人之中，这和闭着眼睛说黑白有什么区别？末一卷是《观心亭记》《敬一箴》《圜丘诏书》，实在看不出有史书的体例，凭这些来指责《宋史》，可以吗？秦鸣夏的序称他“早年隐退于丘园，没有位居显达官位”，这样看来，不过是偏僻乡村的村夫，却想用笔墨抹杀一代历史，甚至祸及刻书的枣木和梨木，实在不值得辨说。因此，这部书没有收入《四库存目》，恐怕有人会拿失传书籍来夸耀，所以特意这样驳斥它。○《华夷译语》十三册（抄本） 明代茅伯符辑录。书首有朱之蕃的序，称茅伯符任大鸿胪时辑录了《四夷考》，凡山川、道里、风俗、物产，无不完备。那么这就是《四夷考》中的一种，而书名却直接题作《华夷译语序》，难道是转抄者所改的吗？书中以朝鲜为首，其次是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蕃、回回、满剌加、女真、百夷。分为天地、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声色、珍宝、饮馔、文史、数目、干支、封名、通用等类别，有时合并类别，所以各国记载的详略不一，大体都是日常使用的词语。据《读书敏求记》，有洪武二十一年翰林侍讲史源洁所作《华夷驿语》一卷，又有《分类华夷译语》二卷。这部书虽然不分卷，但十三册绝不是一、二卷所能容纳的。而且《皇明从信录》说，元朝以前蒙古没有文字，只是借用高昌文字创制蒙古字，推行天下。洪武十五年，命侍讲史源洁编纂分类《华夷译语》，又取《元秘史》作为参考。从此以后，使臣前往北方沙漠地区，都能够用这种语言互通情况。这样看来，史源洁所撰写的只是蒙古译语，肯定不是这部书。这部书应当是明代四夷馆中的底本，由茅氏抄录出来的。如今西方各国的语言遍及天下，而环绕保卫我国的外国人中，有些反而很少有人懂得我国的语言，一旦发生事情，难道不担心彼此隔绝、互不了解吗？这也是当今必要的书。○古抄《列仙传》二卷（古抄本） 这册书是我从小岛学古家得到的，与沈汾《续仙传》合装为一册。书中有“养安院藏书”印。卷首题作“列仙传卷上”，下一行题作“汉光禄大夫刘向撰”。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观察它的版式，和日本其他抄本不同，应当是从宋刻本摹抄出来的。这部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陈振孙说它“不是西汉人的文字”，确实如此。黄伯思怀疑是东京人所作。《提要》根据葛洪《神仙传序》，称此书为刘向所作。《抱朴子》也这样说。这样看来，晋代已经有了这个本子，并不只是《隋书·经籍志》著录而已。《提要》又根据书末总赞引用《孝经援神契》，以及《蜎子传》称《琴心》有三篇、《老子传》称《道德经》作上下二篇，这些都与《汉书·艺文志》不相符合。我认为不只是这几处。按《世说新语》注所引《列仙传序》说：“遍览诸家记载，互相检验，得到成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经载在佛经中，所以撰录得到七十四人，可以让见闻广博的人远观。”各本都脱去了这篇序。不过，书中说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中，这难道是西汉人的口吻吗？又如《文宾传》说“是太邱乡人”，前汉没有太邱乡，后汉时属沛国。《木羽传》说“是钜鹿南和平乡人”（“平”字疑为衍文），前汉时南和属广平国，后汉改属钜鹿。《瑕邱传》说“是宁人”，两汉时期上谷郡都有宁县，魏晋以后被省并废除。根据这三条证据，似乎是东汉人所作。然而书中又称安期先生是琅琊阜乡人，琅琊没有阜乡县；根据下文两次称阜乡亭，可知阜乡不是县名。又《骑龙鸣传》说是浑亭人，于是不再注明郡县名称。（浑亭无从考证。）又《鸡文传》说“是南郡鄘人”，南郡没有鄘县。考察南郡有郢、■〈若阝〉、■〈己阝〉三县，不知道是哪一县的讹误。它是方士假托之作，毫无疑问；赞文的文义浅近，也不是通达之人的笔墨。有人怀疑就是《隋书·经籍志》中郭元祖所撰的书，恐怕也未必如此。不过自魏晋以来，文人一直把它作为典范和依据，怎么可以废弃呢？这一版本用《文选注》《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的文字校勘，也有许多异同，另作《札记》附在书后。又据《世说新语》注说有“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和《书录解题》也都这样说。葛洪《神仙传》也说“七十多人”。（有人说“七十一人”，是错误的。）这一版本只有七十人。有人把江妃二女算作两个人，但也只有七十一人。考察《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引用《列仙传》说：“王母，是神人。长着人的面孔，蓬乱的头发，虎爪豹尾，擅长长啸，住在洞穴中，名叫西王母，在昆仑山中。”又考察卷三十九引用《列仙传》说：“马明生跟随安期先生学习金液神丹的配方，于是进入华阴山中，炼成金神丹后升天。”把这两条合起来，正好是七十二人的数目。各本都脱漏了这两条，现附载于此。○《续仙传》三卷（古抄本）

译这一版本接在《列仙传》之后合装，上卷十六人，中卷二十一人，下卷八人。卷首题作“朝请郎前行溧水令沈汾撰”，与通行本题作“唐溧水令”不同。书中有一篇自序，称“沈汾生来喜好道术”等。《四库提要》根据吴淑《江淮异人录》记载侍御沈汾游戏坐蜕的事情，怀疑就是这个人。用自序来验证，应当不是虚妄。序中又称“中和年间战乱之后，焚毁的典籍仍然残缺”，似乎沈汾是唐代人。但下卷记载谭峭，又似乎已经到了南唐。疑点无法弄清。现在用《太平广记》所引用的十条人物传记来校勘，彼此各有得失，大概《太平广记》也不免有传抄、刊刻的差错。这一版本的抄写者也嫌过于草率，但它和通行本相比，差别极大。○徐干《中论》二卷（明嘉靖刊本） 这是明弘治壬戌年吴县黄纹的原刻本，嘉靖乙丑年青州知府四明杜思重刻。每卷末又题“四明薛晨子熙校正”。但书中有几处墨丁，应当是黄氏原刻本本来就是这样。程荣《汉魏丛书》原本依据杜刻本，也有空格。（只有序文中“盖□百之一也”，原本“百”字上方空一字，程本于是把“盖”字和后面的字直接连在一起。）到何允中重刻《广汉魏丛书》时，便都不缺字了。（《法象篇》“夫以□□之困”，补入“崩亡”二字；《贵验篇》“故偾□则纵多”上方补入“极”字；《贵言篇》“可以发□而步远”，补入“幽”字；《艺纪篇》“美育□材”，补入“群”字。）如今用《群书治要》校勘，才知道是何氏凭臆补入的。（《贵验篇》中，《群书治要》作“故坟庳则水纵”，由此可知补入“极”字是妄改。其他补入的字，也都没有根据。）近来金山钱氏校刻这部书，颇称精审，但也沿用了何氏补字的错误。（钱氏说是用程荣本校勘，却没有说明程荣本有空格以及依据何本补字的缘故。） 如果不是这个版本保存于世，原书的踪迹就无法寻找了。原书本来有二十多篇，晁公武说：“李献民所见的另一版本中还有《复三年》《制役》两篇，但曾南丰所依据并校录的，也就是这个版本。”这样看来，这两篇早已亡佚，只有《群书治要》所收录的《中论》十二篇，最后两篇确实是《复三年》《制役》两篇的文字；但那是唐初的版本，不是这个版本可以相比的。钱竹汀先生对于《群书治要》尚且怀疑是伪书，或者曾经把《群书治要》所引用的汉魏诸书拿来对校，知道今本脱漏讹误如此之多，这难道是作伪者能够凭空臆造出来的吗？附记于此。

译新刻《中论》后 文章自六经以来，只有先秦、西汉的作品接近古代，其次便是东汉。我得到桓氏的《盐铁论》阅读，没有一次不感叹它文辞气势的古朴、论议的精妙，甚至舍不得放下。后来又读徐氏的《中论》，它的文辞气势和论议，同桓氏相比没有太大差别，而我对它的喜爱也和《盐铁论》相同。因为《盐铁论》是西汉的文章，《中论》是东汉的文章。这两部书虽然有幸保存于世，但传抄、刊录很困难，人们不容易见到。往年同道徐君在江阴刻成《盐铁论》，让自己写几句话。近来黄华卿氏刻《中论》完工，也让我说几句。我认为，喜爱古书的人，世上从来不是没有，只是遗憾不能把古人的著作全部看遍并加以效法。而书肆所出售的，大多是急于牟利的时文，要想找到像这两部书的作品实在不可能。如今竟然能够得到它们，难道不是学人的幸运吗？我旧日的学问已经荒疏，看到古书流行起来，为此欣喜雀跃，而且还能在书末写下姓名，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黄华卿名纹，如今是吴孙的学生。看他这次的举动，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弘治壬戌六月望日前进士姑苏都穆书。●日本访书志卷七 ○《墨子》六卷（万历辛巳书坊刊本） 考察隋、唐两《志》以下的记载，《墨子》都作十五卷；陈振孙、宋潜溪所见的本子却只有三卷，大概是南宋渡江以后合并的。然而考察明代《道藏》本以及嘉靖壬子芝城铜活字蓝阳本，仍然都是十五卷；这个本子又合并为六卷，大概是书商所为。卷首书签题作“鹿门校刻《墨子全编》”，上层有书林童思泉的题识，称“得到宋本，请茅鹿门校订”。卷首有万历辛巳年茅坤的序，说“别驾唐公得到《墨子》原本，将带回去刊刻”等等。这样看来，鹿门只是替唐公作序，并没有参加校勘工作；它合并为六卷，只是书商所为。不过五十三篇都完整，不像其他本子缺少《经上》《经下》和《备城门》篇；其中的文字异同，多与《道藏》本相合。这样说此本源自宋刻本，确实不是妄言。只是其中的古字、古语，多被书商改动了。例如“丌”本是古“其”字，书商不认识这个字，便全都改成“亦”字，实在可笑至极。鹿门即使浅陋，恐怕也不至于这样。考察《墨子》一书，世间很少有善本。近来人们因此认为毕氏校本精审可靠；现在拿这个本子对照，才发现例如《所染篇》“行理性于染当”一句，毕氏校本说“性”应作“生”，却不知道这个本子原来就作“生”。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又考察：日本宝历七年，源仪重新刻印了这个本子，把各本的异文校订后刊在书眉上，其中许多地方暗合毕氏校本，也与《太平御览》所引相合。不仅胜过这个本子，而且胜过毕氏所依据的《道藏》本。可惜源氏没有卓越的见识，不去刻印他所引用的那个本子，却刻了这个合并本，实在令人叹息。○《庄子注疏》残本（宋刻本） 郭象作注，唐代西华道士成玄英作疏，是宋刻本。原本十卷，缺少第三至第六卷，共四卷。新见义卿赐芦文库旧藏此书。（考察新见氏藏书极为丰富，我曾见过他的书目，森立之《访古志》也常常引用。）后来这部书散失了，他的孙子新见旗山又从别处购回。此前，日本万治年间书坊曾刻过一个本子，分为三十三卷，其中有许多俗体和讹误的字，大概是从古抄本翻刻出来的。（日本另有旧抄本三十三卷，藏在石经山房，见《访古志》。）市野光彦用《道藏》本校勘它，有人把校本传抄下来。（这个校本十分简略，讹字仍然很多。）适逢星使黎公酷爱《庄子》，认为世间流传的《庄子》没有善本，而《成疏》又收在《道藏》中，便谋划重新刊刻。后来又从市面上买到宋本第三卷，共二十二叶，大概正是旗山本所缺的部分。于是向旗山商议，想把原本直接付梓；旗山却把祖先手泽看得极重，即使出双倍的价钱也不肯出售，他坚守先业，可以说极为笃定。黎公于是向旗山借来宋本，用西洋照相的方法制版刻印。对于缺少的卷数，便参校坊刻本和《道藏》本，搜集宋本中的字来补成，毫不吝惜烦劳和费用，一定要把它刻成完本，可以说他与玄英有宿世因缘了。（我起初认为刻印此书费用巨大，搜集字样也要耗费时日，而所得的古书中还有比这更奇异的，便劝黎公停止这个计划，把费用用来刻印其他书；黎公坚决不答应。）考察玄英这部书，虽然名为“疏”，实际上并不是为解释郭象的《注》而作，所以书中常常直接抄录郭《注》，一字也不增加。原书三十卷，本来独自流传；后来人们多有分卷、合并，有的称十二卷（见新、旧《唐志》《通志略》《文渊阁书目》《箓竹堂书目》），有的称三十三卷（见《郡斋读书志》《玉海》《文献通考》《世善堂书目》。考察这些记载，是把每篇作为一卷），有的称三十卷（见《书录解题》。考察这与原序相合），有的称二十卷（见《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也如此）。这个本子十卷，与《宋志》相合；但它同样是把疏附在注后，并依照郭《注》的卷次编排，并不是成氏原来的卷次。玄英本是道士，对这部书最为熟悉，所以在谈论玄理的地方颇有义理和文采，读者应当自己体会。○《庄子南华真经》十卷（日本刊本） 这是郭象作注的本子。此书由日本服元乔最初刊刻，卷首有他的序；后来千叶立之重刻，并把各本的异同增补校列在栏外。它的版式接近俗体，文字却很好，也没有附释音。虽然不知道它源自哪一个本子，但可以断定它不依据《纂图互注》和世德堂本。○《庄子郭注》残本三卷（古抄卷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