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三

译卷首是《尔雅序》，下一行题“郭璞撰”。首行题“尔雅序卷上”，下一行题“郭璞注”。以下版式与前一本相同。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不等，注文分双行，每行约三十字。其中避讳缺笔的情况大致与前一本相同。松崎明复定为北宋仁宗时的刊本；其中“桓”“遘”二字也有缺笔，因此应是南宋时补刻的，版心有“重刊”“重开”的字样。每卷末附《释音》，字体比前一本稍小，但一望便知道是北宋刊本。其中错误很多，但没有任意改动的弊病，远远胜过元代以来的刊本。此书原本为日本某位大医所收藏，狩谷望之借来精细摹写，松崎明复又据此重刻，并另作《校讹》附在后面。大体上依据大字本和阮氏校刊本，删去繁琐内容，摘取概要，但有时过于疏略。例如《释诂》经文中的“席”字，大字本作“蓆”，此本却没有校改。“褘”字两本都作“褘”，此本校语却说“大字本作‘褘’”，前后不相应。《释诂》注文“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於”；“楼犹今言拘楼”，大字本“拘”作“枸”，这些地方也都没有校改。其他两本的异同，遗漏的多得数不清。而它所校出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刻字，实在是因为松崎氏校书时已经七十多岁，自己说衰老和疾病接连不断，很多事情借助手下门人完成，所以不能精细审定。不过，影摹和雕刻的工艺，则与宋刻本没有两样。○《尔雅注疏》十一卷（元代刻本） 此本雕刻精美雅致，是元刻本中极为精良的一种。分卷与明代闽本相同，大概闽本就是源自此本。左右双边，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字；注、疏都低一格，分双行，每行二十字。经文下接注文，不标“注”字；“疏”字用阴文标出。卷首题“《尔雅注疏序》”，第二、三行是邢昺官衔，第四行以下是《邢序》。本书题“《尔雅注疏》卷第一”，下一行题“《尔雅序》”，行下题“郭璞《序》、邢昺”。郭《序》后题“《尔雅兼义》一卷上”，行下题“郭璞注”。（按：这里以下本应题“邢昺疏”。）考察此本，与阮氏《校刊记》所记载的元刻本一一相合，其中错误很多。例如“肇祖元胎”，此本竟把“胎”误刻成“始”，这是尤其明显的未校错误。不过，阮本多是明正德年间补刻的，此本则是元代最初印刷本，没有一叶是补刻的。现在略举几处校勘：邢昺的官衔，阮本把“子”误作“赐”，此本没有错。又如序、疏部分，到序末“揔序闽监”以下，阮本脱去“至”字，此本没有脱。“惣”字写作“总”，此本写作“揔”，与各本不同，而《阮校》没有涉及。又如“凡物虽殊其号”，《阮校》说“补刻本脱去‘凡’字”，此本没有脱。又如“谢峤”，《阮校》说“注疏本改作‘■〈氵喬〉’”，此本仍作“峤”。这些都是补刻造成的错误，并不是原本如此。因此，此本的珍贵，不能因为有《阮校》就忽略它。○《尔雅注》三卷（明景泰七年刊本） 卷首是郭璞序。卷首的版式很像宋本，但书名标目之前冠有“新刊”二字。每卷末附《释音》。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注文分双行。卷末有分行书写的题记：“景泰七年八月应天府尹和阳马谅校刊跋”。按：金陵陈氏于道光五年重刻此本，删去首行的“新刊”二字，又把十一行改成十行。我曾校勘过它，《释器》“以蜃者谓之珧”，注文“以为名，珧，小蚌”，这里误作“玤”。《释言》“还，复，返也”，注文说“皆迥返也”，这里脱去注文四字。这些地方其他版本都没有错误，唯独此本有误。不过其他地方都与宋本、元代雪窗本相合，远胜于注疏本以及郎奎金、钟人杰本。《访古志》又记载有明弘治年间刊本，我没有见过。○《说文五音韵谱》三十卷（宋刊大字本） 卷首题“许氏《说文》”，下一行题徐铉校定的官衔，以下是许氏自序、许冲上表和徐铉上表；但卷首和卷末都没有李焘的序跋，所有“慎”字都不写出来，双行注文中有“御名”二字，大概是孝宗时刻板的。序后题“《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卷一”。据《文献通考》所载仁甫《后序》说：“李焘在武陵时，曾与贾直孺的孙子贾端修，根据徐楚金兄弟《说文解字韵谱》另行编排的五音先后，作成《五音谱》。部首次序仍采用许叔重原来的次序。”又说：“后来得到请求归还眉山的许可，这次来到遂宁，嘱托余杭虞仲房雕刻书板，就采用徐氏旧《谱》，参照《集韵》的卷次，‘起东终甲’，就是这个本子。”按《宋史·仁甫本传》记载，淳熙四年以后，李焘任常德府知府，就是所谓“在武陵开始撰写此书”的年份。传中又说他“上表请求闲退，提举兴国宫秩”，这就是所谓“得到许可归还眉山”。又说：“不久垕、塾相继去世，皇上想用政务来排解李焘的忧愁，起用他为遂宁府知府。”

译这就是所谓“来到遂宁与虞仲房相遇”。（此本字体端正整齐，雕刻精工，应当就是虞仲房雕刻的原本，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仁甫的序、跋脱去了。）明万历戊戌年，兵部侍郎陈大科重刻此书；所见到的本子也都脱去了仁甫的序、跋，于是错误地把它认作徐氏校定的许氏原书，删去“《五音韵谱》”这一篇名，另题作“许慎自序、许冲上书”等字样。段茂堂所斥责为“庸妄人”的人，又把许氏《序》中的“形声”改成“谐声”，使后学产生错误。此本与段氏所见周锡瓒宋大字本大致相合，应当同出于一个祖本；而段氏没有说到有仁甫的序、跋，大概也已经脱失。我认为，明代没有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如今著录家所传的旧本，都是宋本），书商可能得到这部旧板，抽去仁甫的序、跋，用来充作大徐原本。明代人很少研究小学，所以这部书便流行开来。陈大科又使这种错误得以完成，于是用假说欺骗天下。（陈大科所附《说文异同》也引用李巽严的序，却没有意识到这部书就是巽严所作，实在是奇怪的事。） 更奇怪的是，《文献通考》记载仁甫的序、跋，就接在《说文系传》之后，却漏标“《五音韵谱》”这一篇名。有人怀疑许氏、徐氏等人的《序》《表》是明人混入的，那就冤枉了。过去有人说，徐铉的书流行，徐锴的书便衰微；《五音韵谱》流行，徐铉的书便衰微。如今徐铉、徐锴的书都流行了，《五音韵谱》又衰微了。李氏这部书的体例固然杂乱，但其中所收的《说文》一定是雍熙年间的旧本；它足以同今天“始一终亥”的本子相互验证，难道不仍然胜过小徐的《韵谱》吗！世上如果有爱好古籍的人，将此本重新刊刻，并把仁甫的序、跋一并刊录出来，以纠正明本的错误，这也是研究《说文》的人不会认为有过失的事。○《汉隶字源》残本（有图） 这是狩谷氏求古楼的旧藏，也就是《访古志》所说的那部未曾见到的元刻本。每半叶六行，以大字计算每行六字，四周双边，版心鱼尾下标有“《汉隶字源》”。现存去声五“寘”，从“义”字开始（前半叶缺失），直到册九“宥臭”二字为止，共八十六叶半。这部书以娄氏《字源》为主要依据，每字先用阴识楷书标出字头，下面依次列出隶字，也与娄氏相同，但笔画略有差异。凡是娄氏已经收录的碑而本书有所补遗的，就题作“某碑，今补”；原书有错误的，就题作“今正”；原书没有收录的碑以及没有收录的字，就题作“续增”，并且沿用娄氏的体例，用数字标记。可惜卷首《碑目》已经不存，无法考查究竟是哪些碑。考《苏平仲集》和《宋潜溪集》都有宋末季子重校《汉隶字源》六卷的《序》，似乎这部书就是季氏编的。然而潜溪说，他在《字原》之外增加的字只有一千八百十七字，而本书增加的字粗略计算几乎达到原书的一半，那么它也不是宋氏的书。从版式看，应当是明初的刻本。只是汉碑出土的情况，元、明两代著录很少，不应当有人能够见到如此之多的汉碑。也许它所采录的材料延续到南北朝，也可能有些材料是把接近隶书的印章文字当作依据。观察它所补的字，用《隶释》和现今保存的汉碑来对照，都相合；由此可知，它增加的字一定不是凭空伪造的。推想其搜罗广博，自欧阳修、赵明诚以来，实在可以屈指数数。可惜首尾残缺，使作者姓名隐没不明，真可以说是不幸。总之，它增加的字虽然没有碑名，但一望便知道可以作为典范依据，学者仍然能够从中得到帮助。记下这些，来告诉国内讲究金石学的人。○《金薤琳琅》二十卷（钞本） 每卷都有王鸿绪的印章，可知这是横云山人的旧藏，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入日本。又有备前河本氏的藏书记，这也是日本有名的收藏家。按都氏此书的原刻本如今很少见。德州卢氏刊本所依据的也是钞本，用此本校对，存在很多异同。然而拿现存的碑刻来校对，两个本子都有脱漏和错误。因此，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碑刻，不敢确定究竟哪个本子正确。这部书卷首题“《金薤琳琅》卷第一”，下一行题“太仆少卿吴郡都穆”，第三、四行题子目“周坛山石刻”“周石鼓文”，第五行低一字题“周坛山石刻”。版式仿照宋本，大概因为都氏收藏古籍丰富，所以他自己所著的书仍然沿用古式。○《玉篇》残本四卷（刻入《古逸丛书》）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中第十八卷以后，是根据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成的，丝毫不差；其余部分都是依据传写本刻入木板。后来日本印刷局长得能良介从西京高山寺借到《系部》前半卷，便用影照法刻下，又据此重新镌刻，于是《系部》才成为完整的一卷。四卷中只有柏木本最为奇古，其余三卷大体没有先后之分，但都是一千年以上的古物。这部书所记载的义训，都广泛引用经传；凡是顾野王自己提出的意见，则加“野王按”三字。按顾氏《玉篇》经萧恺等人删改后流行（见《梁书·萧子显传》）。到了唐上元年间，又有孙强增补的本子，还有《玉篇钞》十三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这样看来，在唐代，增删顾氏《玉篇》的书已经有好几种。（释慧力《像文玉篇》、赵利正《玉篇解疑》，应当是另外各自成书，与顾氏原本没有混杂。）然而就这四卷来核对，确实无疑是顾氏原本。如今孙强等人增删的本子已经失传，只剩下宋代陈彭年增广的本子。

译我从前曾怀疑，增广本虽然也是三十卷，却只分作上、中、下三册；如果顾氏原本更加简略，怎么能分成三十卷呢？后来才知道，它所说的“广益”，只是正文大有增加，而注文则把所引用的经典全部删去，并且还删掉了一些大字正文。据增广本在《祥符牒》后所载，旧本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本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合计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又有双行注文说，注文共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我把增广本的正文、大字注文合计起来，实际上只有二十万字多一点，根本没有注文四十万字这回事。如今见到此本，才明白它所说的“注四十万”是指顾氏原本的字数，所以足以分成三十卷。所谓旧一十五万字，是孙强等人删去注文、增加大字正文并自行撰写注文的字数；所谓新五万多字，是陈彭年等人增加大字正文并自行撰写注文的字数。有人没有察觉这一点，竟把顾氏原本的注文说成简略，把孙强、陈彭年的注文说成繁多，颠倒得太厉害了。按顾野王所收的字，大体取自《说文》；其中出于《说文》以外的，多引用《三苍》等书。对于字形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字，以及两部或数部同时收录的情况，可以知道，《广韵》《尔雅》的纲目在当时已经相当完备。所谓《广益》本不断有所增补，却不加分别，使后人无法考察其得失，实在很不周详谨慎。原本的编次大多又与《说文》相同，《说文》没有的字则续列在后面；《广益》本却多有凌乱，间或把增入的字夹杂其中。近人竟想用《玉篇》的编次来校对《说文》的编次，岂不是荒谬吗！如今顾氏原本虽然不能看到全书，但日本释空海所撰《万象名义》三十卷，成于唐开成、会昌年间；它的分部和字的隶属，用这部残本校对，竟一一吻合。由此可知，它的全书都依据顾氏原本，绝没有增删和凌乱。又有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镜》十二卷，撰于日本昌泰年间，即唐昭宗光化年间；它的分部编次虽不相同，但所载的义训较为完备。再与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源顺《和名类聚钞》二十卷合看；《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撰于唐元和十二年，是中土已经散佚的书；《和名类聚钞》撰于日本天延年间，即宋开宝年间。具平《弘决外典钞》四卷，撰于日本正历二年，即宋淳化二年；释信瑞《净土三部经音义》，撰于日本嘉祯二年，即宋端平二年；这些书都引用了野王的按语。若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疏证，使顾氏原书与孙、陈《广益》本清楚地不相混淆，也将是千年以来的一件快事。现在姑且只就顾氏所引用的经典，校勘其异同，作成札记。（另有详述。）光绪十年正月。○《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北宋刻本） 版式完全与泽存堂本相同，卷首也没有大中祥符牒文，野王《序》前面也有新旧字数。这部书和宋刻《玉篇》起初都由森立之收藏，我想买下它们，他却以高木寿颖已经先有约定为托词拒绝；后来高木竟把这两部书交给了博物馆，所以我收藏的只有宋本《广韵》，没有宋本《玉篇》。考察《提要》，它依据曹楝亭刊本，认为书前原有大中祥符牒文（我所见的元、明刻本都有这道牒文）；张氏刊本没有，于是便说是张氏删去的，还虚称为上元本，并说竹垞的一篇序文是因为没有见到这部书而随意题写的。现在考察竹垞序文，明白说“借毛氏宋椠元本以属张氏”，又明白说“张氏书刊成求序”，可见宋刻本、张氏刻本都是竹垞亲眼见过的。如今拿这部书来对照，处处吻合，那么删去牒文的也应是宋人。说竹垞误把大中祥符本当成上元本，可以；说是张氏删去牒文而作伪，不可以。至于张氏校刊此书时以《广韵》为例，也一定作了许多校改。可惜这部书属于官府之物，不能借出。不过原书都还在，后来的好事者可以到那所馆舍去看，以证明我的话并非虚妄。这样，张氏被诬托删改的冤屈可以昭雪。至于曹氏刊本有大中祥符牒文，究竟是依据元、明本增入的，还是他所见的宋本本来就有这道牒文，现在也不敢凭空断定。（大概大中祥符原刊颁行本一定有这道牒文，删去牒文的，是重刊本。） ○《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刻本） 每半叶十三行，每行十九个大字，左右双边。卷首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其次是野王《序》，再其次是《进玉篇启》。目录后有“至正丙申孟夏翠严精舍新刊”的木记，后面又有《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大概是依据释神珙《反纽图》，增补僧守温等人的《字母》编成的。第一卷后面又有木记，与前面的相同。这部书用张士俊所刻宋本校对，其中多出大中祥符的一道牒文，而且各部文字的次序与张本不同，大概是书坊商人想把每部注文的字数排得均匀，以便排版书写，只知道图省事容易检索，却不知道依照类别相从的意义。《玉篇》原本的次序都依据《说文》，（拿《古逸丛书》残卷对照即可证明。）张刻宋本已经有所移动，但还不算相差悬殊；这部书却任意排列，完全没有义例。不过它所依据的原本应当是大中祥符官刻本，所以仍然保留了一道祥符牒文。张刊本没有牒文，因此朱竹垞认为它是上元孙强本。但“大广益会”这个书名没有改动，所以它也应当出自祥符本。两本同出一源而流传各异，应当有可以互相订正的地方。这部书卷首有“狩谷望之”印，又有“掖斋”印，这也是望之的字。望之博览群书，他所收藏的求古楼秘本，在日本首屈一指；他珍爱这册书，确实十分可贵。○《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刻本）

译每半叶十二行，四周双边，篇幅比至正本、郑氏本还宽大，没有刻板年月，大概也是元刻本。这部书与张刊宋本的异同，已经见于至正本、郑氏本的两篇跋文。现在再逐部合校字数：如《须部》，张刊本六字，这部书少一个“■〈辵頁〉”字。（与《天禄琳琅》的记载相合。）《长部》，张刊本十六字，这部书多一个“■〈髟，容代彡〉”字；《土部》，张本四百五十五字，这里题作“四百五十六字”。于是逐字核对这一部，才知道多了一个“垺”字，而且解说也不同。张本有“埒”“埌”“墟”“■〈石上土下〉”四字，这部书没有。（至正本、郑本也相同。）这部书有“堥”“■〈土瓮〉”“■〈土囊〉”“塜”四字，（至正本、郑本也相同。）张本却没有。如此看来，其他各部的增减出入，哪里数得清呢？日后应当把这几部与张本逐一对勘，现在姑且先在这里揭出端绪。○《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刻本） 这部书缺少《牒文》《序》《启》和《指南》一卷，但本书三十卷全部完整；篇幅比至正本、郑氏两本宽大，大概也是元刻本。每半叶十二行，四周双边，每卷都有赤龙馆印。考察岸本氏收藏的本子，版式与此相同；这部似乎还更早，或许岸本氏本就是据此翻刻的，因为它缺少卷首《序例》，所以抑列为第四本。其中文字的异同，前三卷的跋文已经详述。○《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刻本） 这部书的版式比至顺本稍宽，行款也相同；只是标题，至顺本用大字占两行，这部书只占一行。《目录》后有鼎形木记，中间有篆书“宗文”二字，下面有“建安郑氏鼎新绣梓”方形木记。观察它的字体，大概也是元代刻本。其中与张刻宋本不相同的痕迹，已经在至顺本跋文中略有说明，现在再加以比较校勘：例如《目录》，宋本三十卷分成上、中、下三册，每十卷一册，每册有十卷的总目，每卷又有总目，这是不对的。野王《玉篇》三十卷，孙强本也三十卷，每卷为一轴，所以应当每卷都有总目，绝没有分成上、中、下三册的道理。祥符官刻本虽然有所增删，把卷子本改成摺叠本，也一定仍旧沿用原来的卷数。否则，既然重新修订，如果嫌每卷页数太少，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并起来，却仍然保持三十卷呢？（北宋官刻本，如《太平御览》之类，每卷也不到三十叶，这大概仍沿袭卷子本的旧制，因为卷子本不能做得太长。）到了南宋才开始把它们合并，每卷彼此相连，中间不再有流水空白。这部书的《目录》全部放在第一卷卷首，当然不是祥符旧式。然而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有首尾，彼此不相接续，这又是这部书的优点。再者，张刻本《目录》中部首的大字位于中央，部数在旁边下注；这部书的部数暗记，部首明记，怀疑这部书更为古旧。这部书每卷都有“新宫城书藏”印，是日本著名藏书家所藏。有人说，旧本之所以可贵，只在于文字的异同；对于《目录》卷数分合这样斤斤计较，似乎与内容出入无关。我认为，古书的分合是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关键，大概是由于卷子本改成摺本的缘故。现在保存下来的北宋本还多有旧式，到了南宋则面貌完全不同；这正是唐、宋《志》彼此不合的原因，也是《崇文总目》又多有不同于《读书志》之处的原因。○《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明刻本） 这部书的版式比永乐本稍小，行款相同。第一卷标题下有木记说“刘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十卷末又有木记说“刘氏明德书堂新刊”。考察《四库提要》所著录的明德堂刊本《广韵》，我过去也收藏过，大概是《篇》《韵》合刊本。观察字体，应当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有人把它认为元刻本，是错误的。这部书《黄部》独独多了一个“黉”字，大概也是后来窜入的。○《广韵》五卷（北宋刻本，刻入《古逸丛书》中） 这就是张氏泽存堂刊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来由日本寺田望南收藏，后来归町田久成所有，我多方求购也没有得到。适逢黎公使想要重刻此书，町田坚决不肯拿出来；但町田久成喜欢镌刻，看到我收藏的几种《汉印谱》，也十分眼馋，于是便商议交换，用西法摄影后上木刻印。原本错误不少，张氏校改、补正的功劳确实不可抹杀。不过，也有原本没有错误却被认为有误的，有明显错误却没有校出的，有本应保留却径自改动的。例如“官”字下面，原本把“并”写作“井”，这还只是形近造成的错误，张氏却根据错误的说法改作“开”。钱竹汀没有见过原本，于是说把“并”误作“开”始于《广韵》，却不知道原本并不是这样。我起初商议刊刻此书时，打算完全依照原本，即使明知有错误也不改，以此说明张氏校刻的功过；但黎公使一定要采用张氏的校改。因此，《古逸丛书》都由守敬亲自审定，只有这部书和《老子》是黎公使依据我校订的本子，亲自撰写《札记》的；不过其中往往有应当存疑却直接改动的地方。例如卷首景德四年的牒文，原本把“準”写作“准”，把“敕”写作“勑”，这两个字虽然是俗体，但当时公文中的文字本来就是这样，现今却都校改了，也似是而非。又有应该校改却遗漏的地方，如《一东》“蒙”字下注“二十六”，实际上是二十七。又如“鶫”字下注：“鶫鵍，鸟名，美形。出《广雅》。”泰定、至顺刊本《广韵》都作“又美形也”。“狨”字注“细布”，泰定、至顺刊本都作“猛也”。这些都应当依从元本。又如“去声艳第五十五”下注“■〈木沗〉、酽同用”，“酽第五十七”，“陷第五十”，“鉴、梵同用”，“鉴第五十九”，原本就是这样。顾涧滨因为它与曹楝亭刻本不同，便说是张氏依据《礼部韵略》改成的；这就是对张氏的诬陷。

译（我另见过北宋本《玉篇》，版式也与泽存堂本相同；曹氏刻《玉篇》有大中祥符牒文，也说是张氏删去的，并且同样是诬陷，附记于此。）又第五卷后《四声清浊法》“生”字下面，张本留下墨丁，这部书把“生”作“朱”，说：“‘之余’反。‘朱’，赤也。”在“朝”字下面空一格，张本留下墨丁，这部书作：“‘▯’，‘直流’反，▯布也。”这一定是张氏所依据的原本。这里两处有霉烂痕迹，并不是又有另一部底本。日本收藏家所藏古字书最多，我不遗余力地全部购求；除宋本外，所得到的元刻本《玉篇》《广韵》各有四、五部，明初刻本各有三、四部，且版木各不相同；明代中期内府大字本还没有计算在内。它们之间的异同差别，不可一一列举；元、明本也有足以订正宋本的地方。我本想回去以后把各本合起来校勘，重新刊刻这两部书，详细写成札记；但力量微薄而愿望过大，最终不能实现。从前顾涧薲遗憾张本校刊不够审慎，深深惋惜传是楼的原宋本没有流传，不能把潘氏转写张氏的错误全部刊正，谁知到了今天，宋本之外，竟还有这么多可以互相验证的本子。○《广韵》五卷（宋刻本） 卷首题作“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与元至顺本相同。《序》后原来应有木记，后来被人割去了。每半叶十二行，两边双线，缺少宋代避讳字的地方与各本相同。每卷卷首都有“若秋藏书”印。这部书的字体极像南宋，大概不像北宋本那样方整，却又不像元本那样圆润。虽然没有年月可以考察，但一眼就能看出来。至于这部书与重修本的分合，详见我所作至顺、至正两本及勤德堂本的三篇跋文，这里不再重复。○《广韵》五卷（元刻本） 卷首载有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序》后有“至顺庚午敏德堂刊”的篆书木记，木记后又有“辛未菊节后十日印”，校刊此书前后用了一年多，刻印精美是理所当然的。这部书与张士俊泽存堂刊重修本相比，注文十分简略，却与顾亭林刊本大致相同。朱竹垞说，明代内府刊板中的中涓想把字数排得均匀，于是取来删削。《提要》说，《永乐大典》引用这部书，都称“陆法言《广韵》”；引用重修本，都称“宋重修《广韵》”。世上还流传着一本麻沙小字本，与明代内府刻板相同，题作“乙未岁明德堂刊”，应当是元刻本，不是明代中涓删削的。但那部书只题“乙未岁”，终究不能确指为元刻本。我收藏有《玉篇》，也是刘氏明德堂刊本，似乎已经是明初的本子。这部书明白标出“至顺”，无疑刻于元代。又《提要》说二十一“殷”不作二十一“欣”，“殷”字独用，不作与文通，这些都与此本相合。又说“匡”字纽下十三字都缺一笔，是避太祖讳；其他字则不避，这部书也与所说相合。不过，“朗”字虽然不避讳，《一东》“融”字的注释却把“朗”写作“■〈朗，刀代月〉”；又“荡”字下面的“‘徒朗’切”，也缺笔写作“■〈朗，刀代月〉”，可见其他原本不避讳的字，是重刻时补写的。据此可知，它的根源无疑在宋本。又《提要》称“东”字下面把“舜七友”误作“舜之后”，这部书作“七友”，并没有错。足以知道明德堂本又不如这部书完善。现在略加校勘，其中足以订正重修本错误的，例如“东韵”中的“■〈忄仝〉”字，重修本注“古文，见《道经》”，这部书把“见”作“出”；两种说法意义都通，但按照下面“仝”字的注例，作“出”是对的。“同”字注“亦州”，这部书在“州”字下面多了“名”字。“狨”字注“细布”，“绒”字注“上同”；这部书“狨”字注“猛也”，“绒”字注“细布”。“蒙”字纽下注“二十六”，这部书作“二十七”；考察“蒙”纽，实际是二十七字。聪字注“闻”也，这部书作“開”，这些都应当以这部书为正确。至于“狨”“绒”二字，一看便知是重修本的错误。其他虽也有只有此本错的地方，都是因为没有校勘，参照其他材料即可考见。至于《永乐大典》称此本为陆法言《广韵》，完全没有典据。按陆法言这部书的书名是《切韵》，此书早已亡佚。《崇文总目》著录陆慈《切韵》五卷，应当就是陆法言的书。只有《郡斋读书志》称：“《广韵》五卷，陆法言撰，后来唐代孙愐增加了字。”晁公武把孙愐的书当成陆法言的书，所以用《广韵》作为书名。然而此书屡经增改，已经不是事实上的原貌，何况《封氏闻见记》记载陆法言的韵书共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而今本有二万五千九百二字，显然是增补本。又李涪《刊误》说：“《尚书》有‘嘉谟嘉猷’，陆法言作‘嘉予嘉猷’。《诗经》有‘载沈载浮’，陆法言作‘浮’字，读作‘伏予’切。”今本“谋”“猷”二字都在“尤韵”，与李涪所说不相符合，那么它不是陆法言的书，更无疑问。总之，陆法言的《切韵》、孙愐的《唐韵》和重修本的《广韵》三部书同出一源而流传各异；此本每卷既题作《广韵》，就不是孙愐的旧本，更不必说是陆法言的书了。不过它比重修本少二百九十二字，因此不是从重修本翻刻出来的。我怀疑重修本已经流行于世，而孙愐本仍存于书坊，于是书坊刻印孙愐本时给它冠上《广韵》的名称，书中各处差异彼此并不相照。把这些写下来，以等待有见识的人考定。○《广韵》五卷（元刊本）

译卷首题作“陈州司马孙愐唐韵序”，序后有木记，题作“至正丙午菊节南山书院刊行”。版式行款与至顺本相同，但篇幅更为宽大。四周有双边，可知不是从至顺本翻刻的。按各本都题作“司法”，此本题作“司马”，应当是浅陋之人改的。这部书的刊刻年月，前人一直没有考定，因此疑点很多；我已经大略说明了它与至顺本的分合情况。现在又得到此本，它的注文也很简略，更足以证明不是明代中涓删削的。有人怀疑这就是陆法言的原本，认为《切韵》也兼有《唐韵》的名称，并引用《唐志》《宋志》都著录陆法言《唐韵》五卷作为证据。我查考新、旧《唐志》，都没有著录陆法言《唐韵》，只有《旧唐志》著录陆慈《切韵》五卷；陆法言大概是以字行世的。（《和名类聚钞》作陆词《切韵》，慧琳《一切经音义》也称“陆词”。）然而书题既是《切韵》，并没有《唐韵》的名称；只有《宋志》著录陆法言《广韵》，但《宋志》错误很多，不足为据。这大概是沿袭《郡斋读书志》的称呼，却又误解了它的意思。宋代人常把《切韵》《广韵》《唐韵》三部书视为一部，《困学纪闻》已经辨析过这种说法。又有人说，孙愐以后、陈彭年以前，修订《广韵》的还有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三家，此本应当是三家遗留下来的本子。现在考察重修本的牒文，其中说郭知元、关亮、薛峋、王仁煦、祝尚邱等人增加了字，也不止严、裴、陈三家。考察《日本现在书目》，从武玄之以下都称为《切韵》；（《和名类聚钞》、慧琳《音义》、希麟《音义》、《白氏六帖》、《佩觽》等书引用孙愐、郭知元、王仁煦、祝尚邱、裴务齐、麻果、蒋鲂等人的书，也都称为《切韵》。）没有称作《广韵》的。何况祥符年间的牒文说：“仍特别换用新的名称，希望永远彰明此次修订的成绩，应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由此可知，《广韵》这个名称实际上始于祥符年间；陈彭年以前，当然不能冒用这个名称。况且如果此本真是严宝文等人的遗本，为什么单独载有孙愐的一篇序？我在至顺本跋文中也曾怀疑这是孙愐的书，只是被书商改了题名；现在仔细推究，也不是这样。孙愐自序说：他考察《三苍》以下数十种书，并把它们列在注文中。可是今本的注文都不引用各书名称。尤其有确切证据的是，邱光庭《兼明书》说：“孙愐《唐韵》引用《风俗通》说：‘邱氏，是鲁国左邱明的后代。’”今本“邱”字下面只注“地名”二字，因此无疑不是孙愐的书。又考察魏鹤山的说法：吴彩鸾抄写的《唐韵》本，在“二十九山”之后接着是“三十先”“三十一仙”，这也是此本不是《唐韵》的一个证据。（魏鹤山的说法不足为据，《困学纪闻》已经辨析过。按《云烟过眼录》和《研北杂志》都说，吴彩鸾所写的是“二十三先”“二十四仙”；这卷书到国初还存在，所以阎潜邱说自己亲眼见过彩鸾所写的《唐韵》，其次序也与魏鹤山所说不合。）然而，如果说此本是依据重修本删削而成的，那也不对。重修本在“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在“十八吻”下注“‘隐’用同”。此本“二十一殷”不作“欣”，也不避宋讳；它与“二十文”都标为独用，“十八吻”的目录下注“‘隐’同用”，但卷内仍注作“独用”，没有把它们连并起来。按把“欣”并入“文”、把“隐”并入“吻”，始于景祐年间修订《礼部韵略》时；不但唐代人没有这样做，顾亭林、朱竹垞也都极力指出这是错误。即使重修本也不应当有这种合并。幸好此本还保留着可以追寻差异的痕迹，没有完全被景祐年间的合并湮没。只是它的注文很简略，前面既不是孙愐的旧本，后面也不同于陈彭年本，而武玄之以下各家的书又已经不存在，无法考察它的根源。有人把注文简略看作古本的证据，有人把注文详备看作真本的证据，这些都还不能作为定论。○《唐韵》五卷（元椠本） 有孙愐序。序后有木记说“余氏勤德书堂鼎新刊行”，没有注明年月。观察它的字体和纸质，也应是元刊元印本。我已经得到至顺、至正两种本子，并记述了它们的差异，但始终不能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所作。反复研究后，才知道它是张氏刊刻的宋本，不是陈彭年的旧本。此本出自重修本的原本，不是从张本删节而来，所以有些地方胜过张本。不过它采用《礼部韵略》，这一点此本和张氏刊本相同。按张淏《云谷杂记》说：“诏令丁度等依据唐代各家的韵本，把其中韵部狭窄的地方共十三处刊定出来，允许相邻韵部通用，这大概就是今天流行的《礼部韵略》。”《东斋记事》所说也相同。现在用《集韵》《礼部韵略》校对《广韵》，可知平声把“殷”并入“文”，把“严”并入“盐”“添”，把“凡”并入“咸”“衔”；上声把“隐”并入“吻”；去声把“废”并入“队”“代”，把“焮”并入“问”；入声把“迄”并入“物”，把“业”并入“叶”“帖”，把“乏”并入“洽”“狎”。

译总共得到九处，其余都相同。等考察上声末尾，又发现把“俨”并入“琰”“忝”，把“范”并入“■〈▯兼〉”“槛”；去声末尾把“酽”并入“艳”“■〈木沗〉”，把“梵”并入“陷”“鉴”，这与平声、入声部分不相符合。于是知道这四处也是《韵略》《集韵》合并的结果；加上前面的九处，正好符合“十三”的数目，并不是《广韵》原来的注文如此，而是校刻《广韵》的人依据《韵略》《集韵》改动了它。（应当是因为这四个韵部尤其狭窄。）仔细校勘此本，缺少宋孝宗、光宗、宁宗三帝的讳字，“慎”“惇”二字都缺笔。张氏重修本也缺少钦宗的讳字，可见它们的源头不出南宋、北宋之间，都不是祥符年间官府刊刻的原本。张氏本的注文详细，与《兼明书》《路史》《困学纪闻》以及姚宽《战国策后序》所引用的内容大多相合；它是孙愐以后各家增补的本子，这是毫无疑问的。此本却过于简略，其中确实有删削到语句不成文的地方，显然是从祥符本节略而来的。不过像“狨”“绒”二字彼此不同的情况，明显是张氏刊本的错误；这样看来，不仅部分内容有所改动，连注文也没有完全保留陈彭年本的旧貌。唉！连祥符本二百六部也还要费力寻究，更何况陆法言和孙愐的古书很少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下来的，也不能知道它真正的源流和变化；若不是有深厚的学识，便不能看出其中的症结。这就是我写作《经籍沿革考》的原因。○《广韵》五卷（明刊本） 书名也把“司法”改成了“司马”，与元至正本相同。序后木记说“弘治辛酉刘氏文明书堂新刊”。四周有双边，版框也与至正本没有不同，但字体略大，其中正体、俗体文字并不一致。不过它避宋讳的地方与宋本、元本相同，可知也是翻刻旧本，不是重新书写上版的。第一册书眉有日本人用其他本子校字，往往以此本为正确。我得到的旧本《广韵》中的这一本是第六册，原来为日本寺田弘收藏，有“读杜草堂”印记。○《广韵》五卷（明刊本） 书名把“司法”改成了“司马”，与元至正本相同。序后木记说“永乐甲辰良月广成书堂新刊”。行款和版框也与至正本相同，但字体稍微宽大，文字也有异同。避宋讳的地方则都与宋本、元本相同，因此也是依据旧本重新翻刻的。每卷都有“释意芳印”，第一册有“多纪氏印”。按多纪也称丹波元坚，字芷庭，三代都行医，广泛通晓典籍，收藏极为丰富。此本每卷的签题分别写作“孙愐广韵”，应当是多纪氏所写。大概日本人也怀疑这是孙愐的书。●《日本访书志》卷四 ○《集韵》十卷（宋刊本） 缺少第一卷。是枫山官库收藏的本子。篇幅很大，高约九寸，宽约一尺二寸。每半叶十行，每行三十一、二字不等。我从修史官岩谷修那里借出，请日本人高根虎松用曹刻本校对一遍，并亲手摹写卷后跋文四叶，刻期归还。现在依据马远林汲古影宋本对勘，十处有八九处相合。只是汲古本每半叶十一行，因此与此本不是同一来源。又陈颂南说：“宋本‘十四贿’把‘梁益谓履曰■〈屐，禿代支〉’六字缀在‘隧’字的注文中。曹本没有这六字，却空出不足二寸的空白。”高根校本也没有补入。这究竟是原本也如此，还是高根疏忽了呢？可惜当时匆忙，没能亲手核对。至于颂南所举“十四太”的脱文，此本则一一都有。又曹刻本宝元二年奏文脱去“圣聪”以下七行半，共一百二十四字；又脱去宝元二年丁度以下的官衔一叶，以及庆历三年章得象以下的官衔一叶，汲古本和此本都有。只是汲古本在“章得象”以下有从“恭惟”等语直到“书籍”为止的文字。（以下残缺破损。）此本从“章得象”以下完全没有文字，另外有淳熙乙巳田世卿跋文一叶。由此可知，汲古本的祖本是庆历本，并且经过修补版片（因为版心有“重刊”字样）；此本则是淳熙重刻本。丁度、章得象两叶官衔都已经见于蒋光煦《东湖丛录》，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把田世卿的跋文抄录如下。我早先听说《集韵》收字最为广博，多年搜访，最终也没有得到，大家都说这部书的版片早已磨灭，不再存在。世卿前年承蒙恩典，将要屯驻安康，偶然得到一部蜀本，文字多有错乱，间或还有脱漏。曾经利用空闲时间委派官员校正：凡是笔画错误的，共五百三十一字；其中字迹湮没漫漶、无法辨认的，二百一十五字；正文和注文脱漏的，三十三字。后来又得到中原平时流传的旧本，重新校对，改正了一百五十五字。旧本虽然较好，但书中文字和笔画也有错误，于是又用《说文》《尔雅》等书加以订正，共改定五百一十五字。因此命令刻版，以扩大它的流传。从淳熙乙巳九月到丁未五月，才得以完工，也算没有做那种损害有益之事的无益之事。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任金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田世卿谨跋。○《礼部韵略》五卷（影宋元祐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