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第三卷 唐代刘摩儿（见《珠林》第六十四卷；见《广记》第一百三十二卷。） 唐代馆陶主簿周（见《珠林》第七十四卷；见《广记》第一百二十七卷。） 唐代李虔观（《珠林》第十八卷）。唐代信都元方（《珠林》第七十二卷）。唐代封元则（《珠林》第七十三卷）。唐代李信（《珠林》第五十二卷，《广记》第一百三十四卷）。唐代孙寿（《珠林》第十八卷，《广记》第一百三卷）。唐代童子寺（《珠林》第十四卷）。唐代任五娘（《珠林》第九十四卷，《广记》第一百三卷）。唐代姚明解（《珠林》第七十九卷）。唐代谢氏（《珠林》第九十四卷）。唐代济阴县（《珠林》第十八卷）。唐代渔阳县（《珠林》第十四卷）。唐代倪氏之妻皇甫氏（《珠林》第六十二卷）。唐代司马乔卿（《珠林》第十八卷，《广记》第一百三卷）。唐代彻禅师（古钞本上卷，《珠林》第九十五卷，《广记》第一百九卷）。○《大唐新语》十三卷（明刊本）。《新唐志》注说：“元和年间，江都主簿刘肃撰写。”此本有冯梦祯的序，由潘元度刻印。书中署衔题作“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怀疑《唐志》是传抄时的错误。只是从《唐志》以下，各家著录都称作《大唐新语》。此本刘肃自序开头题为“唐世说新语序”，文中也有“世说”二字，实在荒谬。冯序又说此书是弇州校定的。我私下认为，开之、元美都是一时杰出人物，未必会做到这种程度，应当是潘氏的子弟所作。卷首标明“玉峰青霞馆重摹宋板”。现在拿《稗海》本校对，双方各有讹字，便分别加以订正；其中两本都有错误的，就依据《广记》等书校正。至于“《政能》第八”的标目，此本也误刻在第四卷《持法篇》“韦陟”条末，却把第五卷《忠烈篇》列为第八篇，这与《稗海》本相同。只是卷首自序和卷末《总论》一篇，是《稗海》本没有的，或许是从宋本中抄出的。自序。自从庖牺氏画卦以后，文字便兴起了。于是设置掌管记事、注录的官职，用来保存警戒的法则。《传》说：“左史记言，《尚书》就是这样；右史记事，《春秋》就是这样。”到了唐虞氏兴起，木、火相继发展，干戈难以止息，质朴与文饰有时不同；但《九丘》《八索》这些典籍，追述的先祖并没有不同。宣父删削去除其中繁杂芜乱的部分，左丘明搜集补录其中疑缺之处；司马迁创立变通古代体例的写法，班氏于是承继前人的史书。编集的书越来越多，省察阅览便感到疲惫。于是仿照虞卿、陆贾的著作以及袁宏、荀氏的记录，虽然属于浅近的学问，也还是值得观看的。近来记事注史的著作，在各代并不少见。圣唐统治天下，将近二百年，声名、制度文物、最高的教化和深奥的风尚，在历代帝王中卓然突出，与上古相辉映。我刘肃不揣量自己的庸常浅陋，冒昧加以编纂。若把细微委婉之处全都备载，恐怕会招来像藏在床屋之间那样的责难；若把民间歌谣全都采录，又怕招致流俗之说。现在从唐国初开始，直到大历年间，凡是关系政教、涉及文辞、可以作为道德规范的事，都打算保存记录下来，编成十三卷，题名为《大唐世说新语》。姑且借此在开卷时宣示，哪里敢把它传给追求奇闻的人呢？元和丁亥年在举行圜丘祭祀的月份作序。

译总论。史册的兴起，来历已经很久了。苍颉取代结绳记事的政务，伯阳掌管藏室的典籍，晋国的董狐、楚国的倚相，都是简牍文字的开端。孔仲尼依据鲁国史书写成文章，著成《春秋》，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排除邪恶，归于正道。凡采用夷礼的，不分贵贱；名声不能通达于王者的，不论贤愚；不奉行君命的，不论大小；邪行而自称正道的，抛弃其人；人虽正而国行邪道的，连其国也全部抛弃。这就是《春秋》的大旨。所以《志》说：“仲尼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又说：“拨正乱世，使它归于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春秋》依据义来制定法则，垂示文辞来施行教化，并不只是按日系月、按年代叙述事情而已。后来的作者力量不足，问题在于司马迁意在广博文辞，综合考核却疏略；把六经放在后面而把黄老放在前面；轻视处士而宠信奸雄。班固叙述兴衰，便褒扬当时而轻蔑祖先的功德；论述政教，便把治国根本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刑法放在首位。这就是司马迁、班固的局限。然而司马迁文辞直截而史事完备，班固文章丰赡而史事详尽。若能采用他们的长处，避免他们的短处，大概就能登堂而入室了。范晔贬低公论而采纳私论，舍弃典章实录而修饰浮泛言辞。陈寿的意旨赶不上他的文章，只求容身避祸，既违背直笔记史的原则，又白白扰乱旧有体例。从此以后，史学便逐渐衰落了。国家革除隋朝的弊病，文章和笔法大为修整。贞观、开元年间著述兴盛，大概已经光耀超过前代了。自从微妙的正道言论断绝，异端便随之兴起。庄子、列子把仁义看作刍狗，申不害、韩非把礼乐看作痈疽和赘疣，只徒有著述的名声，却不能补助政教的缺失。圣人的遗训，几乎就要消亡了。从前荀爽把汉代事情中可以作为鉴戒的记录下来，编成《汉语》；如今所作的记述，希望能够继承前人的修业。不推崇奇诡的权谋，是重视文德；不褒扬纵横家的著作，是鄙弃狡诈；删去浮华靡丽的言辞，是归于正道；削减术数权略，是抑制末流。治理国家的人应以人为根本，应当使百姓生活富足来顺应天道；立身处世的人应把学习放在首位，必定要凭借文章来辅助教化。即使是细微的善行，也没有不完整记录的。百代以后，人们将知道这些话是可以重新施行的。○《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明刊本）。《新唐志》和《崇文总目》都说是三十卷，《中兴书目》则说《杂俎》二十卷、《续杂俎》十卷。（见《玉海》。）《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的说法相同。有人说，《唐志》《崇文》所说的三十卷，大概是把《续杂俎》合并计算在内了。不过近代著录家有宋、元本《前集》，却没有旧本《续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酉阳杂俎》世上有两个本子，都是二十卷，没有所谓续集。近来从《太平广记》中抄出《续记》，不到十卷。而《前集》遗漏散失的很多，全都抄入《续记》中，编成十卷，等待好事者刊刻。”可是《稗海》和《津逮秘书》都只有《前集》，通行的坊刻本却有《续集》，又不说明是抄录拼缀而成，所以《四库提要》对此产生疑问。我在辛巳年从日本市场买得明万历戊申年四川道监察御史内乡李云鹄刻本，书前有宋嘉定癸未年武阳邓复的序，说：“陈君在江上刊刻的只到《前集》二十卷，而且缺少它的序。我把家藏的《续集》十卷和《前集》的序交给他，于是才成为全书。” 这样看来，《续集》在宋代已经散佚，直到邓氏重新刻印以后，才有了全书。又有明代海虞赵琦美的序，说自己得知此书的源流，并说明增补《续集》的缘由。这样看来，此书《前集》的根源在宋刻本，而《续集》是邓氏所收藏的，也同样是宋本，只是赵氏又有所编缀增补罢了。赵氏以收藏书籍闻名一代，所谓“清常老人”就是他，他的话必定不会虚妄。《提要》怀疑《续集》是从《太平广记》中抄出的；那么其中六篇的篇目又是怎样得来的呢？我认为胡应麟是凭臆测写成的。如今阅读此书，才知道它依据的是李氏刻本，并不是出自胡氏。《提要》又说，段氏自序称“总共三十篇，分为二十卷。如今从《忠志》到《肉攫部》总共二十九篇，还缺少一篇”，于是怀疑《语资篇》之后应当还有《破虱录》一篇。现在拿此本校对《稗海》本，发现第四卷《祸兆篇》之下，此本有《物革》一篇，《津逮》本也有，目录却没有。大概《稗海》本的《祸兆篇》共十条，其中前四条是《祸兆》，后六条是《物革》。看后六条所说的都是事物的变异，并没有灾祸。《提要》所抄录的内容，也与《稗海》本相同，所以才产生“《破虱录》”这一疑问。又考察段氏序所说的三十篇，现在核算从《忠志》到《尸穸》共二十七篇，加上《诺皋》上、下篇和《广动植》四卷，实际是五类八篇；再加上末卷《肉攫部》，实际共有三十六篇。按照《玉海》引用《中兴书目》的说法，是三十二篇，与自序不合。我怀疑段氏原书本来是三十卷，并没有所谓《续集》；后来经宋人删削为二十卷，南宋以后又有好事者从其他书中抄录拼缀成《续集》十卷，以便与《唐志》相合。自序中所说的“二十卷”“三十篇”“三十二篇”，也应当是后人各自依据所拥有的内容记录下来的，所以彼此错杂而不相对应。现在把《动植》四卷视作一篇，恐怕古代没有这种体例。《续集》六篇的篇目，也应是抄录拼缀者凭意编拟的，只不过并非胡应麟首先创立罢了。《酉阳杂俎》序。段成式《酉阳杂俎》三十卷，《唐书?艺文志》把它列在丙部子录小说家中。如今陈君所刻的只有《前集》二十卷，又缺少它的序。我把家藏《续集》十卷和《前集》的序交给他，于是才成为全书。谨按：段成式出身于将相之家，承袭珪组显贵的荣誉，而史书称他博学强记，并且有许多奇异篇章和秘籍。现在考察他所论述、撰写的内容，其中有些是读书人终其一生耳闻目见也达不到的，确实可以说他博学。然而这部书世上很少有人看见，因此周使君访求它却没有得到，管博士得到它时也还不完整。我家聚藏书籍一万多卷，其中深奥的篇章和隐秘的书帙很多，而这部书恰好在所抄录的书中。陈君知道后极力求取，我姑且为他说明事情的缘由，以使此书广为流传。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阳邓复应甫题。

译序。《文献通考》记载《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卷，世上却只流行它的前集。吴中市街喧闹之处，往往有书籍摆在屋檐和席棚之下，称作“书摊子”。所卖的全是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都是闺中女子所唱所说的东西。有时会有一两部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像玄珠掉在地上，偶尔被罔象得到。赵琦美每次从吴门经过，必定要在书摊子上寻找一遍书籍。戊子年偶然在一个摊子上看见《杂俎续集》十卷，竟然完整保存，于是用一铢黄金换回。兴奋地想要校订它，只恨没有善本。我的堂兄可庵案头有一本校订过的《杂俎前集》。于是我询问他是根据什么本子校定的，堂兄说：“我的岳父缪含斋缪可贞，平生喜好奇书，曾见昆山俞质夫先生有宋刻《杂俎》，于是校勘这部书，我又转抄了这册。”我非常高兴，便把它带回家。打开窗户，拂拭几案，反复校对三四遍，其中的错误，有把几条合成一条的，就分别拆开；有脱漏的，就补上；有鱼鲁亥豕之类的讹误，就加以订正。这样的地方多得数也数不清。又搜寻《广记》以及类书、杂说中的引文，按类别继续补充。乙巳年，嘉禾项群玉又把几条内容拿来给我看，仍然是尚未完备的地方，于是我又继续补充。由此才知道，这部书一定经过人删削摘取；否则，为什么散失遗漏会这样多呢？我每每想要刻印它，只是担心力量不够。丁未年，官任留台侍御的内乡李公，具有士安、元凯那样的癖好，与我志趣相同，从我的案头看见此书，欣然想要刻印。赵琦美说：“您不谈论怪异之事，可《杂俎》所记多是怪事，先生要怎样推广《齐谐》呢？”先生说：“不是，不是。禹铸造九鼎，使神怪奸邪有所辨别；周公为《山海经》作序，使奇异邪说显明，是为了让人们不遭逢不善之事。”唉！世上有颇为推行刻薄德行的人，侍御已经把章疏当作鼎、当作经来加以辨别了；如今这次刻书又大力显著地记载、推广怪事。难道是说，像《尸穸》《诺皋》所记的那些事，只保存在内心而没有表现在行事上，又是章奏所不能涉及、而人们也无法躲避的吗？借此来诛责他们的内心，戮辱他们的意念，使昏暗无知的人都趋向明朗的太阳，不至于劳烦白简。这也是平息人心中奇异瑰丽念头的一种办法。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海虞赵琦美撰。

译○《游仙窟》一卷。中国的著录家都没有提到这部书，卷首题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撰”。日本人都认为他就是张鷟，即撰写《朝野佥载》的那个人。按《唐书》张鷟附在《张鷟传》中说：“张鷟字文成，考中进士，授任岐王府参军，调任长安尉，升为鸿胪丞。证圣年间，天官刘奇任命张鷟和司马▯为御史。张鷟性情急躁卑下，放荡不羁而没有操守，很少被正直之人所接纳。”又说：“张鷟撰写文章，下笔就成为浮华艳丽的文字，少有义理。”这部书说积石山有神仙窟，（《水经注》说：“积石山有唐述窟。”）张文成奉使河源，在仙窟遇到崔十娘，与她唱和并共度一夜。男女的姓氏和姓名都与《会真记》相同，而情节稍微疏略，用骈俪华丽的辞藻描写猥亵情状，真可以说是“放荡不羁，文辞浮艳”。与把“张君瑞”说成元稹托用的名字相比，这种说法更加可信。此书的注不知道是谁所作；其中关于地理的注释，都用唐代十道来考证，那么注者也是唐人。注中引用陆法言的说法，说明他还见到过《切韵》的原本。又引用范泰《鸾鸟诗序》、孙康《镜赋》、扬子云《秦王赋》，这些大概有误，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书。又引用何逊《拟班婕妤诗》，这也是冯氏《诗纪》没有收录的。其他如把夫蒙称作“陈三”、称作“姓名”，都很奇异，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这部书在日本另有刻本，分为五卷；其中注释里有一条引用《稗雅》的内容，是后人掺入的，原本并没有。嵯峨天皇在所藏书卷中得到《游仙窟》，召集通晓纪传的儒者，想把它传授下去。各家都无法传授，学士伊时深感忧愁叹息。当时木岛社头有一处林木茂盛的地方，有人烧木结草，那里住着一位闭着双眼常常诵读此书的老翁。伊时问他是否在读《游仙窟》之类的话。伊时听说后，洁斋七日，整理衣冠，谨慎地带着侍从，前往拜访老翁。“谁来了？”回答说：“是我。”伊时跪下说明：“我是为了求得《游仙窟》而来访的。”老翁说：“我年幼时私下吝惜地接受了这部书，年老以后厌倦世事，只记得所学而诵读罢了。”伊时再次说明自己原本的请求，说：“我如果侥幸出身侯王之家，担任学士之职，却年少时不通文章，没有读过此书，恳请您怜悯。”老翁熟练地诵读此书，伊时把假名读法付写下来，抄完一帙。回去以后，他送去各种珍宝；老翁的庵舍旧址异香浓郁，却已经没有了踪迹。后来感叹此书，几乎认为大明神是化身出现了。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授申圆禅庵序写完。文章生英房。○《太平广记》五百卷（明刊本）。《太平广记》世上没有宋刻本，明嘉靖丙寅年谈恺才得到抄本并刻印。长洲许氏又据此重刻。另有活字本，也源自抄本。到了本朝乾隆十八年，天都黄氏把它缩刻为巾箱本，近来书坊又据黄本重刻。此本每卷都题作“明长洲许自昌玄祐甫校”。（许氏喜欢刊刻书籍，我得到的《李杜集》《次山集》《皮子文薮》都有许氏刊本，怀疑他是书商。）根据谈氏自序，书中还有缺文、缺卷。胡应麟《二酉缀遗》说，它缺少《嗤鄙类》二卷、《无赖类》二卷、《轻薄类》一卷，《酷暴类》缺少“胡淛”等五事，《婢女类》缺少“李诞女”等七事。谈氏说，他遍阅各家藏书，情况全都如此，怀疑宋代已经亡佚。又说《轻薄类》谈氏已经考订补足。现在把许本总目所注明的缺卷、缺条拿来比较，大体与胡氏的说法相合。不过书中各卷都已经考订补足，只有《轻薄类》“朝士使朔方”一条、“剧燕”一条，以及《酷暴类》“李绅”一条，仍然缺失而没有补上。（黄本、许本都相同。） 《嗤鄙类》中，“王智兴”一条、“韦氏子”一条、“崔育”一条、“宇文▯”一条和“道流”一条，仍然残断不全。（两种本子都一样。）另外，许本《嗤鄙类》中还有“王播”一条、“姓严人”一条、“杨铮”一条和“轻薄士流”一条，也都有残断，黄本都作了补填。（其他字句中由黄本补上的也不少。）《妇人类》两种本子都已补全。黄本在这一类前面还记载说：“此卷宋板原来残缺，我考查家藏的各种书，补得十一人的文字。其余缺文，暂且等日后再补。十山谈恺记。”这样看来，黄氏既然依据许本补足，就不应当收录谈氏这段话，而且也没有另行考订补写的说明。况且许氏本所补的内容，每条都注明出处（间或有几条没有注明），而黄本前十一条全都不注明出处，这就更加令人无法理解了。许氏本这一卷也有记语说：“此卷宋板原来残缺，旧刻本又多出一卷。现在校订后取其中的一种，如果有错误，不妨再加以驳正。”这段话也不是很明白。我私下认为，这几卷中固然有些条目是常见的，也有些十分隐秘，不知道是从哪部书补进去的。如果认为许氏重刊此书时，是得到另一种本子后据以补足的，那么其中就不应再有残断。如果认为是按照目录从其他书中补入的，那么所费的功夫也一定不少，为什么许、黄二氏都不自行标明？而且为什么又有许多条目不注明出处？《提要》著录此书时，只引用胡氏的说法，认为它仍是不完整的本子，却没有立即把许、黄二本互相校勘。我又没有见到谈氏的原刻本，只能根据许、黄二本记述它们的差异如此。以后等得到谈本，再作核查。又据胡应麟说，《太平广记》所引用的书总共有三百四十多种。这是按照《广记》总目录中标出的引用书目数量计算的。如今逐条核对全书，发现其中实际引用而目录没有标出的书，又有五十二种。虽然其中不免有传刻造成的错误，但前面目录遗漏的确实不少。我另外在后面编列了补充目录，等以后再详细考查。《传记》（六十九）　《松川录》（七十八） 《广德神异记》（七十九）　《传异记》（七十九） 《西京记》（九十七）　《广宫异记》（一百十一） 《传神录》（一百十六）　《南楚新闻》（一百二十三） 《祥异集验》（一百卅七、二百八十）　《幽冥录》（一百六十） 《李膺家录》（一百六十四）　沈亚之《冯燕传》（一百九十五） 《胡综别传》（一百九十七）　《岭表录异》（二百五、四百九）

译《郑玄别传》（二百十五）　《陈留耆旧传》（二百卅四） 《杨贵妃传》（二百四十）　《樊川集》（二百七十） 《要录》（二百七十二）　《陆氏神告录》（二百九十七） 《田布传》（三百十一）　《刘山甫自序》（三百十二） 《吴兴掌故录》（二百十六）　《穷怪录》（三百廿六、四百六十九） 《灵怪集》（三百廿八、三百六十五、二百七十一）　《孙相录》（三百廿八） 《玉笥山录》（三百七十五）　《史遗》（三百八十七，或者“遗”字是“逸”字的误写。） 《祥验集》（三百九十六）　《东瓯后记》（三百九十六） 《外国事》（四百廿三）　《传奇》（四百三十、四百四十一、四百七十） 《鄱阳记》（四百四十三）　《瑞应编》（四百四十七） 《奇事记》（四百五十五）　《建安记》（四百六十二） 《感应经》（四百七十三、四百七十八）　《神异录》（四百八十、四百八十二） 《南海异事》（四百八十三，许尧佐）　《柳氏传》（四百八十五） 《东城老父传》（陈鸿，四百八十五）　陈鸿《长恨传》（四百八十六） 薛调《无双传》（四百八十六）　蒋鲂《霍小玉传》（四百八十七） 元稹《莺莺传》（四百八十八）　牛僧孺《周秦行记》《东阳夜怪录》（四百九十）　《谢小娥传》（李公佐，四百九十一） 房千里《杨倡传》（四百九十一）　皇甫枚《非烟传》（四百九十一） 《灵应传》（四百九十二）　《腾听异志录》（四百五十三）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十二卷、后集七卷（元刊本） 卷首题为“新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纲目”，旁边注有“前集”二字。以下各处不再题“新编”二字。全书分为“人伦”、“灵异”、“符谶”、“拾遗”、“人事”、“治道”、“艺术”、“警戒”、“报应”九门，共一百八十三条，没有撰人和刊刻者的姓名。《后集》题为“重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下一行题为“江阴薛诩汝节证刊”，分为“神仙”、“道教”、“佛教”、“文华”、“神明”、“怪异”、“精怪”七门，共二百五十八条。每半版十五行，每行二十三字。前、后集的版式都相同，分门也没有重复，确实是同一人撰写的。它们的刊刻也应是同时进行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前集》不题“薛氏重刊”的名称，而《后集》却题了。考李申耆《养一斋集》中有这部书《前集》的跋语，说它不分卷，分为八门，共二百二十一条。卷首题“重刊”二字，下一行题“江阴薛诩汝节刊”。前一行末尾有一个“编”字，但没有人名。其中第一条说“大元昌运”。如今考察此书，《前集》也以“大元昌运”为首，但分门较多，分条却较少，应当是有过分合、删削和增补的变化，只是不知道哪一种才是祖本。至于它的《后集》，李氏也没有见到。这部书虽然属于小说家一类，却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与景庐的原书相比，更可以作为谈论和考证的辅助材料。大概景庐根据一个人的见闻，编成一百多卷；此书搜集两宋遗闻，一直到元初，却只编成这几册，所以更加简要而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