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薤琳琅卷一

译吴地的人怜悯丞【缺三字】；载着车向西向北【缺四字】；而【缺三字】使用【缺六字】。大祝主持祭享【缺四字】；执掌安宁，遇到中等的园囿，非常【缺一字】的母鹿【缺五字】；田地广阔，大【缺五字】；求取又【缺六字】；这是【缺二字】。右边这篇文字共十行，每行八字，末行二字，共缺三十九字。三代文字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周穆王的“吉日癸巳”、史籀的石鼓文，以及商周鼎彝上的款识和“吉日癸巳”几个字而已。商周器物上的款识又很难多见；但其中严整端正、婉转圆润、姿态端庄而又旁逸、锋利如钩如杀的，只有石鼓文。可惜年代久远而剥落，到唐代才显现出来，于是产生了纷纷的怀疑和争论。欧阳文忠说，它从宣王时代到宋代经过一千九百多年，按道理很难保存下来，这是不对的。石刻容易漫漶，是因为摹拓它的人多。如今石鼓被弃置在荒草泥土中，突兀地不动，直到唐代才被发现，所以完整美好得像原来一样。何况它的石质坚硬顽固，难道是用来做碓和磨的吗？这是一条不必怀疑的理由。郑渔仲说这是秦篆，因为其中把“殹”作为“也”，在秦斤上可以见到；把“丞”作为“防”，在秦权上可以见到。石鼓文中有“嗣王”，有“天子”；“天子”可以指帝，也可以称王。秦国从秦惠文王开始称王，秦始皇开始称帝，因此他认为石鼓文作于秦惠文王以后、秦始皇以前。我考察《易经》《尚书》的经文，其中没有“也”字，这就知道古人转而使用“殹”“防”等字，正是从“山”取“奉”“髙”的意思。六月是《宣王》诗中的一篇，说：“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是周宣王田猎的诗，说：“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是讽刺周宣王的诗，说：“予王之爪牙”。这是一条不必怀疑的理由。温彦威出使三京，认为这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作，大概是根据史书“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的话说的，尤其荒谬。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凡是能够书写的人，如斯冰、瑗、邕等，都名传后世，难道后周时有书法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却反而没有留下姓名吗？何况它的诗句严整古雅，更不是当时人所能达到的。况且苏朂、韦、韩诸位先生距离后周并不远，不应当这样错误地称说。这是第三条不必怀疑的理由。因此我完全认为，这是《宣王》田猎的诗，也是史籀所书。大概周宣王在岐阳田猎时，随从大臣赞美而刻下的文字出于一时；至于《车攻》《吉日》，则是周宣王在东都田猎时所作，它们的词句有很多与石鼓文相同。例如“我车既攻，我马既同”，都是讲车马修整完备；“麀鹿麌麌”“麀鹿速速”“麀鹿逢逢”，都是讲野兽众多。“车攻”说“四牡庞庞”“四牡奕奕”，“吉日”也说“四牲孔阜”，大概就是石鼓文“▯▯六马”“四马”其写的意思。其他如“驾言徂东”“驾言行狩”，就是“我其用道”的意思；“曰建旐设旄，悠悠斾旌”，就是石鼓文“其斿”“鼎斿”的意思；“曰防同有绎”，就是“来乐，天子”的意思。又说：“两骖不猗，不失其驰”，就是“左骖旛旛，右骖騝騝”的意思。又说：“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就是“君子乃乐，天子永宁”的意思。又说：“吉日维戊，吉日庚午”，就是“日维丙申”的意思。又说：“田车既好”，就是“田车既安，我车既好”的意思。又说：“従其群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就是“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来大有，其来防防”的意思。又说：“儦儦俟俟”，就是“▯▯黄黄”的意思。又说：“殪此大兕”，就是“我敺其特”的意思。况且石鼓文漫漶毁灭的地方很多，文辞繁多而不够简约，不如《车攻》《吉日》两首诗严肃简洁，足以概括十篇的意思，所以偶尔有所删削。古诗有三千多篇，而孔子编定为三百篇，这类情况就是其中的例子。如果因为没有被收录就贸然怀疑它，那么《论语》所引用的“素以为绚兮，偏其反而”等句，也都是散佚的诗，难道可以因此把《论语》全部怀疑了吗？前人的音读和解释，大多各有得失，有的前后相差很远，有的文字数量也不相同。欧阳修《集古录》所录能够看见的有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录》所录能够看见的有四百七十四字，吾衍氏所见又比《资古录》多三字。我曾得到宋代拓本，虽然不能像《集古录》《资古录》和吾氏所载那样完整，但与如今世上所有的本子相比，极其精美，于是装裱成轴，每面石鼓后面都附上释文和字谱；其中的缺文，则完全依照吾氏和潘氏的说法。时为洪武乙丑年夏五月初一日，赵古则书。右边是石鼓文的宋代拓本，洪武年间收藏在余姚儒者赵古则那里，后来归入我家。石鼓，前人已经有过详细论述。赵古则的跋说，温彦威出使三秦，认为石鼓是后周文帝在岐阳打猎时所作，并指出这种说法荒谬。我考察姚氏《残语》说，温彦威出使三秦这件事，来源于伪刘的词臣马定国，但这说法也不对。金代元好问编《中州诗》，其中马定国小传说：马定国在金朝任翰林学士，考察石鼓的字画，断定它是宇文周时制作的，并写了万余字的文章辨论此事。元代天台人刘仁本替石鼓作论，依据马定国的说法，却断定它不是史籀所书。这两人的说法荒谬，本来不必再说。赵古则又说，苏朂、韦、韩诸位先生距离后周不远，不应如此错误地称说，并认为他们的话可信。我看韦应物、韩退之距离后周似乎很遥远。苏朂在贞观年间任吏部侍郎，相对于后周确实不远。又考察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也都把石鼓说成史籀所书。李嗣真是高宗时人，张怀瓘到了开元年间还在，因此称石鼓为籀书的说法，开始于苏氏，后来李氏、张氏相继认可，而韩退之只是直接依据了这一说法。古则字防谦，是宋代宗室的后裔，读书广博，精通古代事物，尤其精通文字学。著有《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两书，曾任广东琼山教谕，死于任上。

译郑夹漈说，石鼓直到唐代才在岐阳出现，郑余庆把它取来放在凤翔孔庙，后来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向民间求访而得到它，十面石鼓于是齐全。王顺伯说，五代战乱时，石鼓又散失了，司马池重新用车运到府学，其中一面已经丢失，向传师搜寻访求后使它齐全。这两种说法大致相同。我近来看到向传师的跋，说其中第十面石鼓与其他石鼓的文字不相类，向民间访查，果然找到一面石鼓；虽然字迹已经残缺一半，但检验它的书体，确实得到真迹，于是把原来的石鼓替换掉，安置了这面，数量才完备。由此才知道，第十面石鼓先前大概曾有人伪造过，到了向传师这里，真正的石鼓才重新出现。这些都是王顺伯、郑夹漈没有提到的，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向传师的跋吗？郑夹漈又说，大观年间石鼓被放在辟雍，后来又取入保和殿；经过靖康之变，不知是否迁徙。王顺伯则说，大观年间石鼓运回京师，诏令用金填嵌它的文字。靖康末年，保和殿中的珍宝和奇物被运往北方，有人传说渡过黄河时遇到风暴，把它弃在河中，因此不知存亡。后来王子充题写此事，说金人进入汴京，剔取石鼓文字中的金子后把石鼓丢弃。至元年间才把它运到京师，放在国学庙门下。我考察胡世将《资古录》说，崇宁年间蔡京建造辟雍，把十面石鼓取来放在讲堂。后来辟雍废弃了，石鼓被迁置到宫禁之中；那么，把它置于辟雍的是蔡氏，而所谓“禁中”就是保和殿。至于王应麟、郑樵不知道石鼓迁徙以及是否保存下来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当时北方不属于中国所有，而两位先生又都是南方人，所以才这样说。等到我看到虞伯生说：“金人取得汴梁后，石鼓也向北迁徙，留在王宣抚的宅第中；宅第后来改为大兴府学。虞伯生任成均助教，向当时的宰相进言，才得以把石鼓置于国学大成门内。”这样看来，石鼓沉入济水、黄河以及被金人弃置等说法，都不足以相信。不知王、郑二人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石鼓现在在北京国子监，也就是元代的旧址。我任礼部官员时，曾命工匠摹拓石鼓，文字大多漫漶磨灭，与宋本相比，只剩下十分之二三罢了。《金薤琳琅》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薤琳琅》卷二 明代都穆撰 秦峄山刻石 皇帝建立国家，最初的基业在从前；继承世代而称王，讨伐叛乱逆贼，威势震动四方，武功和义举正大端方。戎臣奉行诏令，没有经过很久，便消灭了六国的暴乱强国。二十六年，皇帝上尊号，孝道显明；已经举行了封禅大典，于是颁下专门的恩惠，亲自巡防远方，登上峄山。群臣随从而来，都思考长久之策，追念乱世时分封土地、建立邦国，以此开启争战的根由；战争天天发生，鲜血流遍郊野。从太古以来，世代数也数不清，直到五帝，没有谁能够禁止这种情况。如今皇帝统一天下，兵乱不再发生，灾害祸患消除，百姓安定，恩惠利益长久流传。群臣诵述【缺】并把这些刻在美石上，以记载纲纪。皇帝说：“金石上的刻辞，全都是始皇帝所作。如今承袭帝号，而金石刻辞却不称始皇帝，那么对于后世长远来看，就好像后代继承者所作的一样，不能称说功业盛德。”丞相臣李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进言：“臣请求把诏书完整地刻在金石上，这样事情就明白了。”臣冒死请示，皇帝制曰：“可以。” 秦国丞相李斯书写峄山碑，笔迹奇妙，胜过当时和古代，尤其受到世人重视。因此，散骑常侍徐铉非常沉迷于玉箸篆，近五十年间，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晚年得到峄山碑的摹本后，他学习碑上的笔力，自认为在天人之间得到了书法的精意。于是广泛搜求自己的旧日书迹，把它们几乎全都焚烧丢弃了。郑文宝在徐铉门下受学，勉强坚定了希望赶上他的志向。太平兴国五年春天，他再次参加进士考试，没有中第。向东到齐鲁，寄居在邹邑，登上峄山，寻访秦碑，远远望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了十天，便在丛生的荒草下面惆怅，惋惜秦碑的神妙遗迹将要从世上消失。现在把徐铉传授的摹本刊刻在长安故都的国子学中，希望博雅君子能够看到前代儒者的旨趣。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以上是秦峄山刻石。宋代淳化年间，太常博士郑文宝依据徐铉的摹本，在长安刻成。唐代封演说，这块碑历代都有人摹拓，当地百姓疲于应付摹拓的差命，便聚集柴薪把它烧毁了。县令取旧文刻在县署中，那么峄山以前确实曾有这块刻石，大概到唐代才开始被焚毁。欧阳修认为峄山没有这块碑，因而怀疑它不是真迹，这是不对的。宋代董彦远在书跋中说，把碑文与《史记》考校，多有不合，因而怀疑是传抄者的错误。如今《史记》实际上没有这篇文字，那么传抄者未必有错，只是董氏自己弄错了。自郑文宝刻徐氏本以后，后来翻刻的版本很多。世间评论者说，长安本第一，绍兴本第二，浦江本第三，应天府学本第四，青社本第五，蜀中本第六，邹县本第七。另外我听先师李文正公说，他曾见过秘阁旧本，只有二十五字；如今流传的徐本却是全文，而且字又加大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块碑从“皇帝曰”以下，才是二世的诏文，原来刻在始皇刻石的旁边。我见过泰山碑，情况正是如此。郑文宝没有见到秦代刻石，他所刻的是徐氏摹本，所以把文字牵连在一起而误刻了。然而，如果这块碑不是由郑文宝传下来，后世就再也看不到它了。郑文宝可以说对文字学有功，但《宋史》的列传没有说他能书，大概是他的政事名声掩盖了书法才能罢了。秦泰山刻石 皇帝登临帝位，制定制度，彰明【缺五字】二十【缺一字】六【缺二字】一并【缺三字】不【缺三字】远方百姓登上这【缺一字】山【缺四字】随从群臣思考事情的根源【缺五字】德【缺一字】道【缺一字】各项产业都得到适宜的发展【缺四字】以上文字共五行，每行十二字，现存三十字，缺三十字，在石碑西面。大义彰明，流传给后代【缺四字】皇帝亲自听理政事，既已平定天下【缺五字】兴起而日夜不息，建立长久的事业【缺五字】以上文字共三行，每行十二字，现存二十二字，缺十四字，在石碑北面。【缺一字】经由宣达，远近都得到治理【缺四字】贵贱分明，男女各得其宜，谨慎【缺三字】明确区分内外，没有不清楚【缺五字】教化【缺一字】无穷【缺一字】奉行遗诏【缺四字】皇帝说：“金石上的刻辞全都是始皇帝【缺七字】金石。” 以上文字共六行，每行十二字，现存四十一字，缺二十六字，在石碑东面。刻辞不称始皇帝，那么对于长久以后【缺一字】就像【缺二字】所作，不称说成功【缺二字】丞相臣李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缺一字】冒死进言：臣请求把诏书完整地刻在金石上，这样事情就明白了。臣冒死请示。以上文字共七行，每行十二字，现存五十一字，缺六字，在石碑南面。以上是秦泰山刻石。欧阳修说，他的朋友江邻几曾到泰山查看秦代刻石，所保存的只有几十个字，而他所得到的摹本就是江邻几遗留下来的。赵明诚说，宋真宗东封时，兖州太守摹拓石文进献，共有四十多个字，后来宋莒公把它刻在石上；他的说法与欧阳修相合。赵明诚又说，大观年间，汶阳人刘跂亲自到太山绝顶，看见碑的四面都有文字，于是摹写碑文并刻石，又亲自作后序，称为《泰山秦篆谱》。赵明诚又把《史记》与《泰山秦篆谱》相比较，不同的共有十几个字，认为足以纠正史官记载的错误。我家过去收藏这块刻石的摹本，只有五十一字，正是二世诏书，也就是欧阳修所说的江邻几本、赵氏所说的兖州摹本以及宋莒公摹本。近来得到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比以前多出九十三字。后序说，篆刻石碑埋在土中，高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较平整的地方，所以曾被人摹拓；其余三面都残缺昏暗。刘跂刮去污垢和侵蚀，文字才显现出来。原来刻文从西面开始，依次转到北面、东面、南面，共二十二行；末行“制曰可”三个字，又转刻在西南棱上。由于这样，篆文的首尾几乎重新完整，使它得以流传后世，这就是刘跂的功劳。董氏《书跋》说，二世诏书应当在石碑的阴面，但如今却在南面；始皇的诏书则在北、西、东三面。大概是碑石曾经倒下，后人因为有一面较为完整，所以把它竖立为南向。董氏又说，石碑高九尺，碑面宽二尺多；但刘跂说石高五尺，还应当等到登山察访后再作判断。欧阳文忠、宋莒公都不知道峄山碑四面有字，大概是在刘跂的《泰山秦篆谱》出现以前。元代吾衍，字子行，号称博学广识；他的《学古编》说石碑全都剥落，只有二世诏书一面稍微可见，难道他也没有见过刘跂的《泰山秦篆谱》吗？秦会稽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