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泛论训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而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
译所以圣人遵循的叫做“道”，所做的叫做“事”。“道”就像金石乐器，一旦调好就不再更改；“事”就像琴瑟，每根弦都要调整音调。所以法制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因此，以仁为经线，以义为纬线，这是万世不变的准则。至于考察人的才能，随时审视其效用，即使每天变化也是可以的。天下哪有固定不变的法度呢！只要符合世事，合乎人情，顺应天地，吉祥鬼神，就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了。古代民风淳朴，工匠厚重，商人质朴，女子庄重，因此政教容易教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道德日益衰败，民俗日益淡薄，想要用质朴厚重的法度，去治理已经败坏的人民，这就好比没有箭镞、马衔、马鞭和马刺去驾驭烈马一样。从前，神农氏没有法令而百姓顺从，唐尧、虞舜有法令而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诺言，殷人发誓，周人结盟。等到当今之世，人们忍心受辱而轻视羞辱，贪婪获取而少有羞耻，想要用神农氏的道来治理他们，那么混乱是必然的。伯成子高辞谢诸侯之位而去耕作，天下人推崇他。如今的人，辞官隐居，被乡邑视为下等人，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古代的兵器，只有弓箭和剑罢了，长矛没有冲击力，长戟没有杀伤力；晚近的兵器，用云梯攻城，用女墙防守，用连弩射击，用战车搏斗。古代攻打别国，不杀儿童，不俘虏老人。这在古代是义举，在如今却是笑柄。古代所认为荣耀的，如今所认为耻辱的；古代所认为治理好的，如今所认为混乱的。神农、伏羲不施行赏罚而百姓不做坏事，然而建立政事的人不能废除法度来治理百姓；舜拿着盾牌和斧头使有苗氏臣服，然而征伐的人不能放下武器来制服强暴。由此看来，法度，是用来衡量民俗并调节宽严缓急的；器械，是随着时势变化而制定适宜措施的。
圣人制定法度，万物就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制，不贤的人就受到拘束。受法度制约的人，不可以和他一起从事远大的事业；受礼制拘束的人，不可以让他应对变化。耳朵不知道清浊区别的人，不可以让他调音；心里不知道治乱根源的人，不可以让他制定法度。必须有独特的听觉，独特的明察，然后才能独揽大道而行动。殷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殷朝，春秋变革周朝，三个朝代的礼制不同，要遵循哪个古代呢！大人创制而弟子遵循。知道法治产生的原因，就能顺应时势而变化；不知道法治的根源，即使遵循古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的法籍随着时势变化，礼义随着习俗改变，做学问的人遵循先例继承旧业，依据典籍固守旧教，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治理，这就好比拿着方形的榫头去凑圆形的卯眼。想要得到适宜稳固的效果，就难了！
如今儒、墨两家称颂三代、文武之道却不实行，这是说他们不做的；非难当今之世却不改变，这是做他们非难的事。称颂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实行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因此整天竭尽思虑却对治理没有益处，劳损形体耗尽智慧却对君主没有补益。如今画工喜欢画鬼魅，却讨厌画狗马，为什么呢？因为鬼魅不出现在世间，而狗马每天都能看到。保存危亡治理混乱，没有智慧是不能做到的；如果事先称颂古代，即使愚蠢也足够了。所以不实用的法度，圣王不实行；不验证的言论，圣王不听。天地之气没有比和谐更大的了，和谐，就是阴阳调和，日夜平分，从而化生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须得到和谐的精华。所以圣人的道，宽厚而严肃，严厉而温和，柔顺而正直，猛烈而仁爱。太刚硬就会折断，太柔顺就会卷曲，圣人处于刚柔之间，才得到道的
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愍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鼗，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锺，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
译根本。积聚阴气就会下沉，积聚阳气就会飞扬，阴阳相接，才能成就和谐。绳子作为度量标准，可以卷曲也可以伸展，拉直它可以笔直地瞄准，所以圣人用身体来体现它。长而不横斜，短而不穷尽，直而不刚硬，久而不忘的，大概只有绳子吧？所以恩惠推演就会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推演就会猛烈，猛烈就不和谐；爱护推演就会放纵，放纵就不听命令；刑罚推演就会暴虐，暴虐就没有亲情。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的权柄，专门委任大臣，将相挟持威势，私家形成党派，而公道不能施行，所以让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完成他们的祸难。使得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拥有国家，这就是柔懦产生的结果。郑子阳刚毅而喜欢惩罚，他在惩罚方面，执着而不赦免。舍人中有折断弓的，害怕犯罪而被诛杀，就趁着疯狗惊扰的机会，杀死了子阳，这就是刚猛导致的结果。
如今不懂道的人，看见柔懦的人被侵凌，就自夸为刚毅；看见刚毅的人灭亡，就自夸为柔懦。这本来内心没有主见，而见闻在外面上杂乱奔驰，所以终身没有确定的趋向。这就好比不懂音乐的人唱歌，声音浊就郁结而没有转折，声音清就焦躁而不歌唱，等到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侯同、曼声的吟咏，愤懑于志向，积聚在内心，充盈而发出声音，就没有不合乎音律而和谐人心的。为什么呢？内心有根本的主宰，用来确定清浊，不受外界影响，而自己作为仪表。如今盲人走在路上，别人说向左就向左，说向右就向右，遇到君子就改变道路，遇到小人就陷入沟壑。为什么呢？眼睛没有用来接触事物的能力。所以魏国同时任用楼翟、吴起，而失掉西河，愍王专门任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是没有方法来驾驭他们；文王同时任用吕望、召公奭而称王，楚庄王专门任用孙叔敖而称霸，是有方法来驾驭他们。
弹琴唱歌跳舞来作为音乐，盘旋揖让来修习礼仪，厚葬久丧来送死，这是孔子所确立的，而墨子非难它。兼爱尚贤，尊鬼非命，这是墨子所确立的，而杨子非难它。保全本性保持纯真，不让外物拖累形体，这是杨子所确立的，而孟子非难它。取舍不同，各有明白的心。所以是非有处所，得到处所就没有错误；失去处所就没有正确。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的百姓，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用来相互驱使的方法。这里的正确，不是那里的正确；这里的错误，不是那里的错误。这就好比斧头、锤子、凿子各有其用途一样。禹的时候，用五音听政，悬挂钟、鼓、磬、铎，放置鼗，等待四方之士，发出号令说：“教导我道的人击鼓，晓谕我义的人击钟，告诉我事的人振铎，向我诉说忧患的人击磬，有诉讼的人摇鼗。”在这个时候，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洗一次头要三次抓头发，以劳苦天下的百姓。这时候还不能传达善行效忠的，就是才能不足了。秦朝的时候，高筑台榭，大修苑囿，远修驰道，铸造金人，征发适戍，征收刍稿，按人头用箕收税，输送到少府。壮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道路上死的人用沟来量。在这个时候，忠谏的人被认为不祥，而谈论仁义的人被认为疯狂。等到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的大义，亲自奋起拿着锐利武器，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的雄俊豪英，暴露在野外沼泽，前面冒着矢石，后面掉进溪壑，经历百死而侥幸一生，来争夺天下的权力，振奋武勇厉行诚信，以决断一旦的命运。在这个时候，穿着宽衣博带而谈论
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锺，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译儒、墨的人，被认为是不肖。等到暴乱已经战胜，海内大定，继承文王的事业，建立武王的功绩，踏上天子的图籍，制作刘氏的冠冕，总括邹、鲁的儒、墨，通达先圣的遗教，戴着天子的旗帜，乘坐大路，建立九斿，撞击大钟，敲击鸣鼓，演奏《咸池》，扬起干戚。在这个时候，有树立武功的人被怀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交替为雌雄，有时而被任用。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氵昬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译当今从事武事的人，就不从事文事；从事文事的人，就不从事武事。文武互相非议，却不懂得时世的需要。这就像只看到角落的一指之地，而不知道八极的广大。所以向东面望，就看不见西墙；向南面看，就看不见北方；只有没有固定朝向的人，才能无所不通。国家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有道德；家庭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道理阻塞。尧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没有插锥子的土地，却拥有了天下；禹没有十人的部众，汤没有七里的封地，却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处在岐山和周原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却能立为天子，是因为有王道。夏桀、殷纣兴盛时，人迹所到之处，舟车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郡县的，然而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嘲笑，是因为有灭亡的征兆。所以圣人观察变化来查看征兆，道德有盛有衰，风气先就萌发了。所以得到王道的，虽然弱小必定强大；有灭亡征兆的，虽然成功必定失败。夏朝将要灭亡时，太史令终古先逃往商朝，三年后桀就灭亡了。殷朝将要败亡时，太史令向艺先归附文王，一年后纣就灭亡了。所以圣人看到存亡的迹象，成败的关头，并不是等到鸣条之战、甲子之日才知晓。
现在认为强者就能胜利，就衡量土地计算人口；认为富者就有利，就计量粮食称量黄金。如果这样，那么千乘之国的君主没有不称霸称王的，而万乘之国没有不破亡的了。存亡的迹象，像这样容易知道，愚笨的男人和蠢笨的女人，都能议论它。赵襄子凭借晋阳城称霸，智伯凭借三晋的土地被擒，湣王凭借大齐灭亡，田单凭借即墨立功。所以国家的灭亡，虽然强大也不值得依赖；大道的施行，虽然弱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生存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强大；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弱小。《诗经》说：“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说的是离开殷朝而迁都到周朝。所以乱国之君，致力于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仁义，致力于提高地位而不致力于道德。这是放弃了自己生存的原因，而制造了自己灭亡的原因。所以桀被囚禁在焦门，却不能自我非议自己的行为，反而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掉汤；纣居住在宣室，却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后悔没有在羑里诛杀文王。这两位君主处在强大的权势地位，如果修习仁义之道，汤、武连解救罪责都来不及，还敢有什么谋略！如果上扰乱三光的明耀，下失去万民的心，即使没有汤、武，谁不能夺取政权呢！现在不审察自身的问题，反而防备别人，天下不只有一个汤、武，杀了一个人，就一定有继承他的人。况且汤、武之所以处在弱小却能称王，是因为他们有大道；桀、纣之所以处在强大却被夺取政权，是因为他们无道。现在不施行别人称王的原因，反而增加自己被人夺取的原因，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武王攻克殷朝，想在五行山建造宫殿，周公说：“不行。五行山，本来就是险阻闭塞的地方。如果我的德行能覆盖它，那么天下纳贡任职的人就会迂回曲折；如果我有暴乱的行为，那么天下讨伐我就困难了。”这就是三十六代而不被夺取政权的原因。周公可以说能持守满盈了。从前，《周书》有话说：“上级的言论，下级使用；下级的言论，上级使用。上级的言论，是常规；下级的言论，是权变。”这是存亡的术数，只有圣人能懂得权变。说话一定守信，约定一定恰当，这是天下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他；尾生和妇人约定，宁可淹死也不失约。正直而告发父亲，守信而淹死，虽然有正直守信，谁能看重他们呢？三军假托命令，是最大的过错。秦穆公兴兵偷袭郑国，经过周朝向东，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向西贩牛，在周、郑之间路上遇到秦军，于是假托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慰劳秦军，款待秦军而击退他们，从而保存了郑国。所以事情有达到的地步，守信反而成为过错，欺诈反而成为功劳。什么叫失礼而有重大功劳？从前楚恭王在阴陵作战，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一起搀扶他。恭王害怕而失礼，黄衰微抬脚踢他的身体，恭王才醒来。愤怒他失礼，奋身而起，四位大夫抬着走。从前苍吾绕娶妻而美丽，让给哥哥，这就是所谓忠爱而不可行的。所以圣人论断事情的局促、弯曲、正直，与之屈伸俯仰，没有固定的仪表，有时屈有时伸。卑弱柔顺像蒲苇，不是被胁迫夺取；刚强猛毅，志向凌驾青云，不是本来矜持，是为了顺应时势应对变化。君臣的交往，屈膝卑拜，用来互相尊重礼仪；到了被祸患逼迫时，就抬脚踢他的身体，天下没有人能非议。所以忠所在的地方，礼仪不足以为难他。孝子侍奉父母，和颜悦色，身体卑下，捧着衣带拿着鞋子，到了父母溺水时，就揪住头发而拯救；不是敢骄傲侮辱，是为了救死。所以溺水就揪父亲，祭祀就直呼君主名，形势不得不这样。这是权变所设立的。所以孔子说：“可以共同学习，还不能共同行道；可以共同行道，还不能共同立身；可以共同立身，还不能共同权变。”权变，是圣人所独自见到的。所以违背而后符合的，叫做懂得权变；符合而后违背的，叫做不懂权变；不懂权变的，善反而变成丑了。所以礼，是实质的华饰和虚伪的文采，在最终紧迫穷困急迫之中，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圣人用文采交往于世，而用实质从事于适宜，不局限于一条道路，凝滞而不变化。所以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没有谁能非议了。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干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使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鳝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庶距者举远。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自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类。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
译猩猩知道过去却不知道未来，干鹄知道未来却不知道过去，这是寿命长短的区别。从前苌弘，是周王室掌管历数的人。天地的气机，日月的运行，风雨的变化，音律历法的推算，没有他不精通的。然而他不能保全自己，被车裂而死。苏秦，是个徒步奔波的平民，却能驾驭车马，游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使诸侯臣服，然而他也不能免于被车裂的祸患。徐偃王施行慈爱恩惠，亲身践行仁义，陆地上来朝拜的国家有三十二个，然而他自身死亡，国家灭亡，子孙断绝。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他报仇雪耻，擒获夫差，开拓土地数千里，然而他自身伏剑而死。这些都是通晓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保全性命的方法的人。所以苌弘通晓天道却不通晓人事，苏秦通晓权谋却不通晓祸福，徐偃王通晓仁义却不通晓时势，大夫文种通晓忠诚却不通晓谋略。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根据世道行事，权衡事情制定谋略，所以推广到天下而不显得空泛，收敛到寻常之间而不显得阻塞。如果天下荒乱，礼义断绝，纲纪废弛，强弱互相欺凌，武力征伐互相侵扰，君臣没有差别，贵贱没有秩序，铠甲头盔上生满虮虱，燕雀在帷帐中栖息，而战争不停息，这时候才开始施行谦卑顺从的仪态、恭敬俭朴的礼节，就必然被压制而不能振兴。如果天下安宁，政教平和，百姓严肃和睦，上下相亲相爱，这时候才开始树立傲慢之气，逞强奋勇，就必然不能免于官吏的法度制裁。所以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着时势而行动或静止，凭借资财而建立功业，事物变动就知道它的反面，事情萌芽就察觉它的变化，变化就顺应它的表象，运转就顺应它的趋势，因此终身没有困窘。
所以事情有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有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有容易做却难以成功的，有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所谓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是取舍；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是虚伪欺诈；容易做却难以成功的，是事业；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自洞察并留意的。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圣人会这样做；小的弯曲而大的正直，君子会这样做。周公有杀害弟弟的牵累，齐桓公有争夺国家的恶名；然而周公以道义弥补缺憾，桓公以功业消除丑闻，而都被称为贤人。现在因为别人的小过错，掩盖他的大美德，那么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中有瑕疵，不妨碍视力，不可以烧灼；喉咙中有病，不妨碍呼吸，不可以凿开。河上的土丘坟墓，数不胜数，然而河流依然容易通过；水激荡兴起波浪，高低互相逼近，相差不过几尺，然而水面依然是平的。从前，曹刿担任鲁国的将领，三次作战都不胜，丢失土地千里。假使曹刿不考虑后果，脚不向后转，在阵中自刎，那么他终身就是败军之将了。然而曹刿不以失败为羞耻，以死而无功为耻辱。在柯地结盟时，他举起三尺长的刀刃，逼近桓公的胸膛，三次作战所丢失的土地，一朝之间就收复了，勇名传遍天下，功业建立在鲁国。管仲辅佐公子纠却没有成功，不能说是智慧；逃避奔逃，不让自己陷入危难，不能说是勇敢；被捆绑戴枷，不忌讳耻辱，不能说是贞洁。在这三种行为发生时，平民不与他交友，君主不任用他为臣。然而管仲从捆绑中解脱出来，执掌齐国的政事，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当时赴死捐躯，不考虑后事，哪里会有这霸业的功绩呢！现在君主评价他的臣子，不计算他的大功，总括他的大节，而追求他的小善，这是失去贤人的方法。
所以人有深厚的德行，不要追问他的小节；而有大的声誉，不要挑剔他的小毛病。牛蹄印中的积水，不能生长鳝鱼鲔鱼，而蜂巢容纳不下天鹅的蛋；小的形体不足以包容大的整体。人的性情，没有没有短处的。如果他的大体是正确的，即使有小过错，不足以成为牵累；如果他的大体是错误的，即使有乡里的善行，也不足以被重用。颜喙聚，是梁父的大盗；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商贾；却成为文侯的老师。孟卯娶了他的嫂子，有五个儿子；然而他担任魏国的相国，使魏国安定，解除祸患。景阳沉溺于酒色，披头散发与妇人同车；却威服众修。这四个人，都有短处，然而功名不灭，是因为他们的大体得当。季襄、陈仲子，树立节操，行为高洁，不进入昏君朝廷，不吃乱世的食物，最终饿死。不能保存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宗庙，为什么呢？是因为小节伸张而大体屈辱。所以过分谨慎的人没有成功，苛责行为的人不被众人容纳，形体大的节操就疏阔，距离远的举动就远大。从古至今，五帝三王，没有能够完美无缺的。所以《易经》说：“小有过失而亨通，利于守正。”是说人没有没有过错的，只是不希望过错太大。尧、舜、汤、武，是世主的隆盛；齐桓、晋文，是五霸中的豪杰。然而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轻视父亲的诽谤，汤武有放逐弑君的事情，五霸有暴乱的谋略。所以君子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方正而不割裂，廉洁正直而不急切，博通而不非议，文武双全而不苛求。对一个人要求，就用人力去衡量；自我修养，就用道德去衡量。用人力去要求别人，容易偿还；用道德去自我修养，难以做到。难以做到那么品行就高了，容易偿还那么要求就淡薄了。夏后氏的玉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的珍珠不能没有斑点。然而天下珍视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小恶不足以妨碍大美。现在记取别人的短处，而忘记别人的长处，而想在天下得到贤人，那就难了。百里奚喂牛，伊尹背着鼎，太公姜尚操刀，宁戚唱歌经商，他们的美德是存在的。众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事情污辱，而不知道他们的大体，认为他们不贤。等到他们成为天子的三公，而被立为诸侯的贤相，才相信他们与众不同。从鼎俎之间出发，从屠夫酒肆中出来，从捆绑中解脱，从牛颈下兴起，用热水沐浴，用大火祓除，站在朝廷之上，倚靠在三公之位，对内不惭愧于国家，对外不羞愧于诸侯，符契形势在内相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艹穷>之与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纯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愿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译所以，在没有建立功业时就了解其贤能的人，是尧了解舜；在功业成就、事业建立后才了解其贤能的人，是市井百姓了解舜。因为这样，放弃法度准则，而在朝廷、街市、荒野之中去寻求贤才，其错失人才的情况必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能效仿这种寻求的方式，却不知道选取人才的标准。事物中互相类似的，是君主所容易混乱迷惑的；嫌疑相似、形象相近的，是众人所容易眼花缭乱、被迷惑的。所以，狠戾的人类似有智慧却不是真正的智慧，愚笨的人类似仁爱却不是真正的仁爱，刚直的人类似勇敢却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像玉与石头、美与丑那样明显，那么评价人就容易了。那些扰乱人的事物，就像芎藭与槁本、蛇床与麋芜一样，这些都是相似的东西。所以，铸剑工匠会被类似莫邪剑的剑所迷惑，只有欧冶子能辨别其种类；琢玉工匠会被类似碧卢玉的玉所迷惑，只有猗顿能不失去对其真实情况的判断；昏庸的君主会被奸臣、小人疑似君子的表现所扰乱，只有圣人能通过细微之处洞察明白。所以，蛇抬起头一尺，其长短就可以知道了；大象露出象牙，其大小就可以评判了。薛烛、庸子，看到类似狐甲的剑，就能识别其锋利与纯粹；臾儿、易牙，将淄水与渑水混合，尝一口水就能知道甘苦。所以，圣人评价贤才，看到其一种行为，贤与不肖就区分开了。孔子推辞廪丘的封地，最终不会去偷盗刀钩；许由推让天子之位，最终不会贪图封侯的利益。所以，没有经历过灼烧却不敢握火的人，是因为看到火有烧伤人的特性；没有受过伤害却不敢握刀刃的人，是因为看到刀刃有伤害人的特性。由此看来，通过已看到的现象可以推论尚未发生的事，通过观察小节可以了解大体。所以，评价人的方法，尊贵时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富裕时观察他所施舍的事，困顿时观察他所不接受的东西，卑贱时观察他所不做的事，贫穷时观察他所不取的东西。让他面对危难，以了解他的勇敢；用喜乐来动摇他，以观察他的操守；委托他财物，以评价他的仁爱；用恐惧来震慑他，以了解他的节操；这样人的情性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人，花费少而鼓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人，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善于给予的人，用度简约而能施恩德；善于获取的人，收入多而百姓没有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解围后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排在首位，左右的人说：“晋阳的危难中，高赫没有大功，现在却排在首位，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社稷危在旦夕，国家濒临灭亡，群臣没有不产生骄傲轻侮之心的，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的礼节。”所以奖赏一个人，而天下想做忠臣的人没有不愿意忠于其君主的。这就是奖赏少而鼓励善行的人多的情况。齐威王在庭院中设置大鼎，并数落无盐县令说：“你的赞誉天天传到我的耳朵里，考察你的政绩，田野荒芜，粮仓空虚，监狱充实。你用奸邪之事侍奉我。”于是将他烹杀。齐国因此三十二年间路上没有人拾取遗物。这就是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的情况。秦穆公出游时车马散乱，右边的驾马丢失，乡下人得到了它。穆公追赶并在岐山南面赶上了他们，乡下人正在宰杀吃马肉。穆公说：“吃骏马的肉，如果不还喝酒，会伤人。我担心这会伤害你们。”于是给他们遍饮后让他们离开。过了一年，与晋惠公在韩地作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车驾，梁由靡抓住穆公的骖马，俘获了他。吃马肉的那三百多人，都拼死为穆公在车下作战，于是战胜晋国，俘虏晋惠公回国。这就是用度简约而能施恩德的情况。齐桓公将要征伐，甲兵不足，命令有重罪的人出一副犀甲和一戟，有轻罪的人用金分赎罪，打官司败诉的人出一束箭。百姓都很高兴，于是矫正箭杆做成箭矢，铸造金属做成刀刃，用来讨伐不义、征伐无道，于是称霸天下。这就是收入多而百姓没有怨恨的情况。所以，圣人顺应百姓所喜欢的来鼓励善行，顺应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奸邪。所以奖赏一个人而天下赞誉他，惩罚一个人而天下畏惧他。所以极致的奖赏不浪费，极致的刑罚不滥用。孔子诛杀少正卯，鲁国的邪气就被遏制；子产诛杀邓析，郑国的奸邪就被禁止。这是用近事比喻远事，以小知大。所以，圣人坚守简约而治理广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也没有比作恶更难的。所谓行善，就是清静而无为；所谓作恶，就是浮躁而多欲。顺应本性，摒弃多余，不被诱惑，遵循本性保持纯真，不改变自己，所以说行善容易。翻越城墙，跨越险塞，伪造符节，盗窃国库，篡位弑君，矫诏诬陷，这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作恶难。现在人之所以犯下牢狱之罪，陷入刑戮之祸，是由于嗜欲没有满足，不遵循法度准则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的法令规定：“挖掘坟墓的人处死，偷盗的人受刑。”这是执政者所管辖的。法令就像网一样捕捉奸邪，约束并跟随其踪迹。没有愚夫蠢妇，都知道作奸无法逃脱，犯禁不能幸免。然而不成材的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死亡的罪责，遭受刑戮的羞辱。然而立秋之后，司法官员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门口，死在刑场上的人血流在路上。为什么呢？是因为被财利的获得所迷惑，而被死亡的祸患所蒙蔽。现在陈设军队，两军对峙，将领下令说：“斩首者拜爵，退缩者腰斩。”然而队列中的士兵都不能前进去成就斩首的功劳，反而遭受腰斩的罪责，这是离开可能死的情况而走向必然死的情况。所以利害的相反，祸福的相连，不可不审慎。
事情有时想要得到它，却恰好足以失去它；有时想要避开它，却恰好足以得到它。楚国有个人乘船遇到大风，波浪到来时自己跳入水中。不是不贪生而畏死，而是被恐惧死亡所迷惑，反而忘记了求生。所以人的嗜欲，也像这样。齐国有个人偷金子，在市场繁华的时候，走到那里抓起金子就跑。官吏问他原因，说：“你在市场中偷金子，为什么呢？”回答说：“我只看见金子，没看见人。”一心追求想要的，就忘记了其他。所以圣人审察动静的变化，而适当把握接受与给予的尺度，理清喜好与厌恶的情性，调和喜怒的节度。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超过限度；接受与给予适当，罪责就不会连累；喜好与厌恶理清，忧愁就不会靠近；喜怒有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大道的人，不随便获取，不推让福分，不是自己的不索取，不是自己的不抛弃，常常满足而不溢满，恒常空虚而容易知足。现在，屋檐下的滴水足以使壶榼溢出，而江河的水不能装满漏底的杯子。所以人心也是这样。应当用道术和法度来约束，食物充饥，衣服御寒，就足以保养七尺之躯了。如果没有道术和法度来约束自己，即使有万乘的权势也不足以尊贵，拥有天下的财富也不足以快乐。
叔孙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受罪禄不能累也；荆亻次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庶其首。”此皆不着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着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夫鸱目大而视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郊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译叔孙敖三次被罢免令尹的职位却没有忧愁的神色，是因为罪责和俸禄不能拖累他；荆国的亻次非被两条蛟龙夹缠环绕船只而意志不动摇，是因为怪物不能惊扰他。圣人心境平和、意志专一，精神内守，外物不足以迷惑他。喝醉的人俯身进入城门，以为那是七尺高的门洞；跨越长江、淮河，以为那是寻常的小沟；这是因为酒扰乱了他的精神。胆小的人夜里看见立着的木桩，以为是鬼；看见躺着的石头，以为是老虎；这是因为恐惧遮蔽了他的正气。更何况是没有天地常理的怪物呢？雌雄交配，阴阳相激，有羽毛的孵化出雏鸟，有毛发的生出驹犊，柔软的成为皮肉，坚硬的成为牙齿角爪，人们不觉得奇怪。水产生蠬蜄，山产生金玉，人们不觉得奇怪。老槐树生火，陈久的血变成磷火，人们不觉得奇怪。山中出现枭阳，水中出现罔象，树木中生出毕方，井中生出坟羊，人们觉得奇怪，这是因为见闻少而认识事物的道理浅薄。天下的怪异事物，是圣人独自能看到的；利害的反复变化，是智者独自能明达的；相同与不同、嫌疑与疑惑，是世俗之人所迷惑的。那些见解不能遍布海内，听闻不能让百姓明白，因此设立鬼神禁忌和吉凶征兆，并为此制定禁令；归纳形态、推演类别，并为此改变形象。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世俗传言说：“祭祀大高神时，猪作为上等的牺牲；埋葬死人时，皮衣不可以随葬；用刀互相嬉戏时，太祖会折断你的肘部；枕着门框睡觉时，鬼神会践踏你的头。”这些都不记载在法令中，也不是圣人口头传授的。祭祀大高神而猪作为上等牺牲，并不是猪比野兽麋鹿更贤能，而是神明唯独享用它，为什么呢？认为猪是家人经常饲养、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凭借它的便利来尊崇它。皮衣不可以随葬，并不是皮衣能具备丝绵细帛那样温暖身体的功能。世人认为皮衣是难得且价格昂贵的东西，而不能传给后世，对死者没有益处，却足以供养生者，所以凭借它的价值来震慑人们。用刀互相嬉戏，太祖折断肘部，用刀互相嬉戏，必定会造成过失，过失互相伤害，祸患必定很大，没有涉及流血仇争的忿怒打斗，却因为小事让自己陷入刑罚杀戮，愚昧的人不知道忌讳，所以借太祖来牵制他们的心。枕着门框睡觉，鬼神践踏头部，如果鬼神能玄妙变化，就不需要借助门窗的通道，如果循着虚空出入，也就不能践踏了。门窗是风气往来的通道，而风气是阴阳相激的地方。离开它必定生病，所以借鬼神来申明告诫。这类事情，都不能全部写在书册竹帛上，并收藏在官府里。所以用鬼神禁忌和吉凶征兆来阐明。因为愚昧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害处，于是借鬼神的威势来宣扬教化，由来已久了。愚昧的人认为这是鬼神禁忌，凶狠的人认为这不是，只有得道的人能通晓其中的旨意。
现在世上祭祀井灶、门户、箕帚、臼杵的人，并不是认为它们的神灵能够享用祭品，而是依赖它们的恩德，烦劳辛苦没有止境。因此按时显现它们的恩德，是为了不忘记它们的功劳。碰到石头就涌出泉水，肤寸之地就云气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天下下雨的，只有泰山。赤地三年而水流不断，恩泽遍及百里而滋润草木的，只有江河。因此天子按等级祭祀它们。所以马把人从危难中救出来，它死后，就埋葬它。牛，它死后，就用大车作为垫衬埋葬。牛马有功，尚且不可忘记，何况是人呢！这是圣人重视仁爱、重叠恩惠的原因。所以炎帝掌管火，死后成为灶神；禹为天下辛劳，死后成为社神；后稷发明农耕，死后成为稷神；羿消除天下的祸害，死后成为宗布。这就是鬼神设立的原因。北楚有个任侠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谏阻止他，他不听。县里有盗贼，大搜查他的房屋，事情果然被发觉。夜里惊恐逃跑，追赶的人在路上追上了他。他曾经施恩的人都为他战斗，得以脱险并返回。他对儿子说：“你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危难，果然依靠它而脱身，你劝谏我，是不可取的。”知道所以能免于危难的原因，却不知道所以没有危难的原因。议论事情像这样，难道不迷惑吗！宋国有个嫁女儿的人，告诉他的儿子：“出嫁未必能成功。如果像被休弃那样离开，不可不私下藏钱。私下藏钱而富有，那么再嫁就容易了。”他的儿子听从父亲的计谋，偷窃并藏起来。丈夫知道她偷窃，驱逐并休弃了她。她的父亲不自我责备，反而认为自己的计谋是对的。知道为被休弃而藏财，却不知道藏财所以被休弃的原因。议论事情像这样，难道不悖谬吗！现在那些受雇载货的人，挽救一辆车的负载，用尽一头牛的力气，因为车轴折断，于是在车轴上面加上车辕作为补救，不知道车轴车辕趋向车轴折断。楚王佩戴玉玦而追逐兔子，因为奔跑而打破了玉玦，于是佩戴两个玉玦作为预备。两个玉玦互相碰撞，打破得更快。治理混乱的国家，与此类似。鸱的眼睛大但视力不如老鼠，蚈的脚多但奔跑不如蛇。事物本来有大不如小，多不如少的，等到强变弱，弱变强，危变安，存变亡的时候，不是圣人，谁能观察出来！大小尊卑，不足以议论，只有道所在的地方才尊贵。怎么证明呢？天子处在郊亭，那么九卿快步走，大夫奔跑，坐着的人伏下，倚靠的人整齐。在这个时候，明堂太庙，挂着帽子解下剑，放松腰带睡觉。不是郊亭大而庙堂狭小，而是至尊的人居住在那里。天道的尊贵，不只是天子尊贵，所在的地方众人仰慕。蛰虫鹊巢，都面向天一，是因为至和在那里。帝王如果能包容禀受道，契合至和，那么禽兽草木没有不蒙受其恩泽的，何况亿万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