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泰族训
卷二十泰族训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
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
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现,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外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所能及也,至众,非数所能领也。故九州岛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荥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亶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
译卷二十 泰族训
上天设置日月,排列星辰,调和阴阳,确立四季,白天用来曝晒,夜晚用来休息,风用来吹干,雨露用来滋润。它孕育万物,看不见它如何滋养,万物却生长;它毁灭万物,看不见它如何剥夺,万物却消亡。这就叫做神明。圣人效法它,所以他在兴起福泽时,看不见他凭借什么,福泽却兴起了;他在消除祸患时,看不见他依靠什么,祸患却消除了。推远它就显得亲近,延长它就显得疏远;考察它却得不到结果,观察它却不虚妄;每天计算没有定数,每年计算却有盈余。湿气到来时,看不见它的形状,木炭却已经变重了;风到来时,看不见它的迹象,树木却已经摇动了。太阳运行,看不见它移动;骏马加倍速度奔驰,草木却为之倒伏;烽火台还没转动,太阳却已经在它前面了。所以天将要刮风时,草木还没摇动,鸟儿却已经飞翔了;天将要下雨时,阴云还没聚集,鱼儿却已经吐气了。这是因为阴阳之气相互感应。
所以寒冷暑热、干燥潮湿,按照类别相互跟随;声音的响弱、快慢,按照音律相互应和。所以《易经》说:“鹤在阴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和着。”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四海之内寂静无声;一说话声音响亮,就大大震动了天下。因此天心是开合的,所以一动根本,百个枝节都响应,就像春雨灌溉万物一样,浑然地流动,充沛地施予,没有土地不润泽,没有万物不生长。所以圣人怀着天心,一发声就能感动教化天下。因此精诚感动于内心,形体气息感动于上天,那么景星出现,黄龙下降,祥瑞的凤凰到来,甘甜的泉水涌出,美好的谷物生长,黄河不泛滥,大海不起波涛。所以《诗经》说:“安抚百神,以及河岳。”违背天道残害万物,那么日月发生日食月食,五星失去常态,四季混乱,白天昏暗夜晚发光,山崩河干,冬天打雷夏天降霜。《诗经》说:“正月里浓霜密布,我心中忧伤。”天与人,有相互感通的途径。
所以国家危亡,天文就发生变化;世道惑乱,虹霓就出现;万物有相互联系的地方,精气有相互激荡的地方。所以神明的事,不能用智巧去做,不能用体力去达到。天地所包容,阴阳所吐纳,雨露所滋润,化生万物,瑶碧玉石,翡翠玳瑁,文采明朗,润泽像湿润一样,摩擦它不玩味,外表不改变,奚仲不能制造,鲁班不能制作,这就叫做大巧。宋国有个人用象牙为他的君主雕刻楮树叶,三年才完成,茎、枝、毫、芒,锋利、尖锐、颜色、光泽,混在楮树叶中无法分辨。列子说:“如果天地用三年时间长出一片叶子,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很少了。天地施予化育,吐纳而生,吹拂而落,难道是这样刻意的吗!”所以凡是可以用尺度测量的,都是小的;可以用数目计算的,都是少的。最大的,不是尺度所能达到的;最多的,不是数目所能统领的。所以九州不能用顷亩来测量,八极不能用里程来计量,泰山不能用丈尺来衡量,江海不能用斗斛来盛量。
所以伟大的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季合信。所以圣人怀着天气,抱着天心,执守中道蕴含和气,不下庙堂就能延展四海,改变习惯移风易俗,百姓教化而迁向善,就像本性一样,能够用神妙来教化。《诗经》说:“神明听察,最终和谐且太平。”鬼神看它没有形状,听它没有声音,然而郊祭上天、遥望山川,祈祷祭祀求福,祈雨请雨,占卜决断事情。《诗经》说:“神明降临,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弃呢。”说的就是这个。天达到它的高,地达到它的厚,月亮照耀夜晚,太阳照耀白天,阴阳化育,列星明朗,不是遵循道,而是万物自然。所以阴阳四季,不是生养万物;雨露按时降落,不是养育草木。神明交接,阴阳和谐,万物就生长了。所以高山深林,不是为虎豹而设;大树茂枝,不是为飞鸟而设;源头千里,深渊百仞,不是为蛟龙而设。达到它的高大,成就它的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自得到安宁的地方。
大的生小的,多的生少的,这是天的道理。所以山丘不能产生云雨,小水不能产生鱼鳖,是因为它们小。牛马的气息蒸腾,生出虮虱;虮虱的气息蒸腾,不能生出牛马。所以化生是从外部产生的,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蛟龙伏卧在深渊,却在山陵产卵。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雌的在下风鸣叫,化形成形,这是精气的极致。所以圣人养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至诚就能感动化育了。现在说道,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默恬淡,胸中无争讼,邪气无处停留,四肢关节舒展,毛孔蒸腾理路通畅,那么机枢调利,百脉九窍没有不顺应的,它所居的神得到了位置,难道还要按摩抚摸来修饰毛发吗!
圣明的君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好像没事,朝廷好像没人。没有隐士,没有逸民,没有劳役,没有冤刑,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君主的德行,效法君主的旨意,夷狄的国家,经过多次翻译而来朝见,不是逐户辩论逐家说服的,而是推行他的诚心,施之于天下罢了。《诗经》说:“恩惠这中国,以安抚四方。”内部顺从而外部安宁了。太王亶父住在邠地,狄人攻打他,拄着拐杖离开。百姓背着幼儿扶着老人,背着锅甑,翻越梁山,在岐周建国,不是命令所能召唤的。秦穆公因为野人吃了骏马肉伤了胃,给他们喝美酒,在韩之战中,他们用死力报答,不是契约所能要求的。密子治理亶父,巫马期去观察教化,看见夜间捕鱼的人,得到小鱼就放掉,不是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做鲁国司寇,路上不拾遗,市场买卖不预先定价,田渔都让给长者,头发花白的不背负重物,不是法律所能达到的。
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锺,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惯用兵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
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犞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疲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和,其失在权。
译箭之所以能射得远、穿透坚固物体,靠的是弩的力量;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剖开细微之处,靠的是心志端正;奖赏善行、惩罚暴行,靠的是政令;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靠的是真诚专一。所以弩虽然强劲,不能独自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不能独自施行;必须依靠精气来与之配合,推行道义。所以阐述道义来教化百姓,而百姓却不顺从,是因为诚心没有施加。天地四季,并不是刻意要生成万物,而是神明交接,阴阳调和,万物便自然生长。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改变百姓的本性,而是顺着他们已有的本性加以疏导净化,所以顺应本性就能成就宏大,强行教化就会变得琐碎。大禹开凿龙门,打通伊阙,疏通江河,向东注入大海,是顺应水流的趋势。后稷开垦荒地,清除杂草,施肥种谷,使五谷各得其所,是顺应地势的特点。商汤、周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讨伐暴乱,制服夏、商,是顺应百姓的愿望。所以能够顺应本性,就能在天下无敌。事物有其自然的规律,然后人事才能治理好。所以高明的工匠不能砍削金属,巧妙的冶炼师不能熔化木头,因为金属的特性不可砍削,而木头的本性不可熔化。揉和黏土做成器皿,挖空木头做成船,熔化铁做成刀刃,铸造金属做成钟,都是顺应其可塑性。驾驭马匹、役使牛只,让鸡报晓,让狗守门,都是顺应它们的自然习性。百姓有好色的本性,所以有大婚的礼仪;有饮食的本性,所以有大宴的义理;有喜乐的本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音乐;有悲哀的本性,所以有丧服哭泣的节度。所以先王制定法度,是顺应百姓所喜好而加以节制修饰。顺应他们好色的本性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所以男女有别;顺应他们喜好音乐的本性而端正《雅》、《颂》的声调,所以风俗不流于淫邪;顺应他们安于家庭、喜爱妻儿的本性,教导他们孝顺,所以父子相亲;顺应他们喜好朋友的本性,教导他们友爱,所以长幼有序。然后修习朝见聘问的礼节以明确贵贱,举行宴饮习射以明确长幼,按时狩猎检阅军队以习惯用兵,进入学校以修习人伦。这些都是人性中固有的,而圣人所加以成就的。
所以没有这种本性,就无法进行教诲;有了这种本性,如果没有培养,就不能遵循道义。蚕茧的本性是吐丝,但如果没有工匠用热水煮它并抽取丝缕,就不能成为丝;卵孵化成雏鸟,如果没有慈爱的母鸟吐气温暖地覆盖,经过多日积累,就不能成为雏鸟;人性中有仁义的资质,如果没有圣人制定法度并加以教导,就不能使他们走向正道。所以先王的教化,是顺着百姓所喜好的来鼓励善行,顺着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奸邪。所以刑罚不用,威严却像流水一样通行;政令简约省便,教化却像神灵一样显耀。所以顺应本性,天下就会听从;违背本性,法律悬挂却不被使用。从前,五帝三王执政施教,必定采用“参五”之法。什么叫“参五”?向上取法于天象,向下取法于地理,中间取法于人事,于是建立明堂的朝廷,施行明堂的政令,以调和阴阳之气,以协调四季的节令,以消除疾病的灾害。向下观察地理,以制定度量衡,考察山陵、陆地、水泽、肥沃贫瘠、高低适宜的情况,兴办事业、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的祸患。中间考察人的德行,以制定礼乐,施行仁义之道,以治理人伦而消除暴乱的祸患。于是澄清排列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所以确立父子的亲情而成家;区分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规律,以确立君臣的道义而成国;考察四季孟仲季的顺序,以确立长幼的礼节而成官。这就叫“参”。制定君臣的道义,父子的亲情,夫妇的区别,长幼的顺序,朋友的交往,这就叫“五”。于是划分土地设立州郡,分配职事进行治理,修筑城池让人居住,分割住宅以示区别,分配财物供给衣食,设立大学进行教诲,早起晚睡辛勤劳作。这是治理的纲纪。
然而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成功,失去合适的人选就会废弃。尧治理天下,政教公平,德泽滋润融洽,在位七十年,于是寻求可以托付天下大统的人,命令四岳举荐隐居的贤才。四岳举荐舜并推荐给尧。尧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的内德;任命他管理百官,以观察他的外功。既让他进入大麓,遭遇烈风雷雨而不迷失方向,于是把九个儿子托付给他,赠送昭华之玉,而把天下传给他。认为虽然有了法度,但丹朱不能统领天下。事物没有只张不弛、只成不毁的。只有圣人能兴盛而不衰败,充盈而不亏损。神农最初制作琴,是为了归附神灵;等到它流于淫邪,就违背了天意。夔最初制作音乐,都符合六律而调和五音,以通达八方之风;等到它衰败时,人们沉湎淫乐,不顾政治,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造字,是为了辨别治理百官,统领处理万事,愚笨的人得以不忘,聪明的人得以志存高远;等到它衰败时,人们制作奸诈伪饰的文字,以解救有罪的人,以杀害无辜的人。商汤最初建立苑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的鲜美的牺牲,简练士卒,练习射御,以戒备不测;等到它衰败时,人们驰骋猎射,以剥夺百姓的农时,疲乏百姓的体力。尧举荐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公平,奸邪止息,诉讼停止而衣食充足,贤者劝勉为善而不肖者感怀其德;等到末期,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废弃公义趋向私利,内外互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居。
所以《易》的弊病在于迷信卦象;《书》的弊病在于铺陈夸张;乐的弊病在于淫邪;《诗》的弊病在于偏颇;礼的弊病在于苛责;《春秋》的弊病在于讽刺。天地的道理,到了极点就会反转,充盈就会减损。五色虽然明亮,有时也会褪色;茂盛的树木丰茂的草,有时也会凋落;事物有兴盛有衰杀,不能永远保持原状。所以圣人在事理穷尽时就会变革,法度败坏时就会改制,并不是乐于改变古制、更易常道,而是为了挽救败局、扶持衰微,贬斥淫邪、救济非义,以调和天地之气,顺应万物之宜。圣人像天覆盖、地承载,日月照耀,阴阳调和,四季变化,万物不同,没有无故的新奇,没有疏远的亲近,所以能效法天道。天不只有一个季节,地不有一种利益,人不从事一种事务,所以事业不得不多方面展开,行动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方法。五行气息不同而都适宜调和,六艺科目不同而都遵循同样的道理。温和惠爱柔顺善良,是《诗》的风化;淳朴敦厚,是《书》的教化;清明通达,是《易》的意义;恭敬节俭尊让,是礼的作用;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讽刺微言大义,是《春秋》的锋芒。所以《易》的弊病在于迷信鬼神;乐的弊病在于淫邪;《诗》的弊病在于愚昧;《书》的弊病在于拘泥;礼的弊病在于嫉妒;《春秋》的弊病在于诋毁。这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它们。失去根本就会混乱,得到根本就会治理。它们的美在于和谐,它们的弊病在于权变。
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骖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睢》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
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矣,而所治者浅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道以优游,故能化。
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甂瓯有[艹是],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为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岁不一会也。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骨差>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 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
译水、火、金、木、土、谷,是不同类别的事物,却都能被任用;规、矩、权、衡、准、绳,形状各异,却都能被施行;丹、青、胶、漆,性质不同,却都能被使用,这是因为它们各自有适合的用途,万物各有其适宜的地方。车轮圆而车厢方,车辕纵向而车衡横向,这是顺应形势以便使用;骖马想要奔驰,服马想要缓步,腰带不嫌新,钩带不嫌旧,这是处于合适的位置。《关雎》因鸟而兴起,君子赞美它,是因为雌雄鸟不分离居住;《鹿鸣》因兽而兴起,君子推崇它,是因为鹿见到食物互相呼唤;泓水之战,军队战败国君被俘,但《春秋》推崇它,是因为它不攻击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宋伯姬坐着被烧死,《春秋》推崇她,是因为她不逾越礼制行事。成就功业建立事业,难道值得夸耀吗!不过是针对所指出的情况而选取一个方面罢了。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的纷扰,脱离邪恶人群的纠缠,吸纳阴阳的和谐之气,食用天地的精华,呼出旧气,吸入新气,身体轻虚飞升,乘云游雾,这可以说是修养本性了,但不能说是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平定国家消除祸乱,这可以说是忠臣了,但不能说是弟弟。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为天下除去残暴贼寇,这可以说是仁爱的君主,但不能说是忠臣了。乐羊攻打中山国未能攻克,中山国烹煮他的儿子,让他吃下以示威慑,这可以说是良将,但不能说是慈父了。
所以,可以的就是可以的,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可以的就是可以的。舜和许由行为不同却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道路不同却都是仁人,箕子和比干趋向不同却都是贤人。所以用兵的人,有的轻进有的重守,有的贪婪有的廉洁,这四种情况相反,却不可缺少其中一种。轻进的人想要发动进攻,重守的人想要停止行动,贪婪的人想要夺取,廉洁的人不贪图非己所有。所以勇敢的人可以命令他冲锋陷阵,但不能命令他坚守阵地;稳重的人可以命令他稳固防守,但不能命令他凌驾敌人;贪婪的人可以命令他进取,但不能命令他恪守职责;廉洁的人可以命令他安守本分,但不能命令他进取;守信的人可以命令他遵守约定,但不能命令他随机应变。这五种情况相反,圣人兼用并根据情况调配他们。天地不包容单一的事物,阴阳不产生单一的种类。大海不拒绝雨水积水以成就其广大,高山不拒绝土石堆积以成就其高耸。如果固守一隅而遗弃万方,选取一物而抛弃其余,那么得到的就很少了,治理的效果也就浅薄了。
治理大事,道理不能狭隘;地域广阔,制度不能狭窄;地位崇高,事务不能繁杂;民众众多,教化不能苛刻。事务琐碎难以治理,法令繁杂难以施行,追求过多难以满足。用寸来度量,达到丈时必然有误差;用铢来称量,达到石时必然有过剩。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失误;一根根数丝,一粒粒数米,烦琐而不明察。所以大致原则容易显示智慧,细枝末节的辩驳难以显示聪明。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却增加烦琐的事情,圣人不做;对使用没有益处,却增加耗费的事情,智者不实行。所以功业不嫌简约,事务不嫌省减,追求不嫌少。功业简约,容易成功;事务省减,容易治理;追求少,容易满足。众人觉得容易,以此来任用人才,就容易了。孔子说:“小辩破坏正言,小利破坏道义,小艺破坏大道,小见不能通达,必须简约。”河流因为蜿蜒曲折,所以能流得远;山峦因为坡度平缓,所以能显得高;阴阳因为无为,所以能和谐;大道因为从容自在,所以能化育万物。
精通于一件事,明察于一句话,熟练于一项技艺,可以应对细微的言论,但不能广泛应对。蓼菜长成行列,瓦罐里有草,称着柴火做饭,数着米粒煮饭,可以治理小事,但不能治理大事。圆符合圆规,方符合矩尺,动作像野兽,静止像花纹,可以愉悦舞蹈,但不能陈列军队。洗净杯子吃饭,洗净酒杯喝酒,洗手后进食,可以供养少数人,但不能宴请众人。现在祭祀的人,屠宰切割烹煮,剥狗皮烧猪肉,调和五味的是厨师;陈列簠簋,摆放樽俎,设置笾豆的是祝官;斋戒洁净穿着盛装,深沉静默不说话,神灵所依附的是尸。宰官、祝官虽然不能胜任,尸也不会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张设瑟琴的人,小弦急而大弦缓;建立事业的人,卑贱者劳碌而尊贵者安逸。舜做天子,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的诗,天下就治理好了。周公面前不收起肉酱,钟鼓不解除悬挂,四方夷族就顺服了。秦始皇白天决断案件晚上处理文书,御史的冠盖在郡县间接连不断,反复核查催促滞留,戍守五岭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然而奸邪萌生,盗贼群聚,事务越烦琐祸乱越滋生。
所以法令,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就像弓箭,是射中的工具,而不是射中的根本。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天的威严,与元气同气。”所以同气的称帝,同义的称王,同力的称霸,没有一方面的灭亡。所以君主有征伐国家的志向,城邑的狗群吠,雄鸡夜鸣,库中的兵器震动,战马惊扰。今天化解怨恨停止战争,家中老人安睡,巷中没有聚集的人,妖灾不产生,这不是法令的感应,而是精气的运动。所以不说话而让人信任,不施恩而让人仁爱,不发怒而让人敬畏;这是以天心动化万物的。施恩而仁爱,说话而信任,发怒而敬畏;这是以精诚感动万物的。施恩而不仁爱,说话而不信任,发怒而不敬畏,这是以外貌做作的。所以有道来统领,法令虽然少,足以教化;无道来施行,法令虽然多,足以扰乱。
修养自身,最上等的是养神,其次是养形;治理国家,最上等的是养化,其次是正法。精神清静志向平和,全身关节都安宁,这是修养本性的根本;使肌肤肥厚,充实肠腹,满足嗜欲,这是养生之末。民众互相谦让争着处于低位,推让利益争着接受少,努力做事争着承担劳苦,每天潜移默化向上向善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治理的上等。用利益奖赏来鼓励善行,畏惧刑罚而不做坏事,法令在上端正而百姓在下顺服,这是治理的下等。上古修养根本,后世从事末节,这是太平盛世不能兴起的原因。想要治理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可以兴起治理的大臣万中无一,用万中无一去求每代没有的君主,这就是千年难遇一次的原因。水的本性,柔滑而清澈,穷谷的污水,生长青苔,是不治理它的本性。挖掘它流动的地方加深它,堵塞它决口的地方加高它,让它顺着地势流动,趁着水势流淌,即使有腐烂的骨头和流沙,也不能污染它。它的本性没有不同,是疏通与不疏通的区别。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确实决断向善的意志,防范邪恶的心思,开启善的道路,堵塞奸邪的路径,与民众同走一条道,那么民性可以变善,风俗可以变美。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他随着病情调配药物,而是看重他平息脉血,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看重圣人,不是看重他随着罪行量刑,而是看重他知道祸乱产生的缘由。如果不修治风俗,放纵淫邪,然后跟着用刑罚,用法律约束,即使残害天下,也不能禁止。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古者设法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
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照照,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
译禹凭借夏朝而称王,桀凭借夏朝而灭亡;汤凭借殷朝而称王,纣凭借殷朝而灭亡。并不是法度不存在,而是纲纪不彰,风俗败坏。三代的法度没有消亡,但社会得不到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的智慧;六律俱全,但没有人能听懂,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必须等待圣人才能治理;律吕虽然具备,必须等待善听之耳才能听懂。所以国家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为有了法度,而是因为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了法度,而是因为没有了贤人。晋献公想要讨伐虞国,因为宫之奇还在那里,晋献公为此睡不安席,吃不下饭,不敢出兵。晋献公贿赂虞君宝玉和骏马,宫之奇劝谏而不被听从,进言而不被采纳,于是越境离开。荀息讨伐虞国,军队没有流血,抱着宝玉牵着马就离开了。所以防守不依赖壕沟就能坚固,进攻不依赖冲车就能攻克,关键在于得到贤人还是失去贤人。所以臧武仲凭借他的智慧保全了鲁国,天下没有人能使它灭亡;璩伯玉凭借他的仁爱使卫国安宁,天下没有人能使它危殆。《易经》说:“扩大他的房屋,遮蔽他的家室,窥视他的门户,寂静得没有人。”所谓没有人,并不是说没有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来统领治理他们。百姓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不修明礼义,廉耻就不能确立。百姓不懂礼义,就不能端正;不崇尚善行、废弃丑恶,百姓就不会趋向礼义。没有法度不可以治理国家;不懂礼义,就不可以推行法度。法度能杀死不孝的人,但不能使人做出孔子、曾参那样的行为;法度能惩罚盗窃的人,但不能使人做出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的弟子七十人,门徒三千人,都做到在家孝顺、在外友爱,言语成为文章,行为成为表率,这是教育所成就的。墨子的服役者一百八十人,都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赴刃而死,毫不犹豫,这是教化所达到的。在肌肤上刻字,在皮革上刺字,遭受创伤流血,是最艰难的事;然而越国人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荣耀。圣明的君王在位,明确喜好和厌恶来展示给百姓,通过褒贬来引导他们,亲近贤人并提拔他们,轻视不肖之人并贬退他们,百姓没有遭受创伤流血的痛苦,却能得到超越世俗、尊贵显赫的名声,百姓谁不跟随呢!
古代设立法度而不被触犯,刑罚搁置而不用,并不是可以惩罚而不惩罚;百工按时工作,各种事业都兴盛,这是因为修明礼义而任用贤德之人。所以推举天下最优秀的人,担任三公;推举一国最优秀的人,担任九卿;推举一县最优秀的人,担任二十七位大夫;推举一乡最优秀的人,担任八十一位元士。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人称为英,超过千人的人称为俊,超过百人的人称为豪,超过十人的人称为杰。通晓天道,明察地理,通达人情。胸怀广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深厚足以安抚远方,诚信足以统一异心,智慧足以应对变化的人,是人的精英;德行足以教化百姓,行为足以体现道义,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护,明察足以照亮下属的人,是人的俊才;行为足以成为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分配财物,诚信足以坚守约定,做事可以效法,出言可以遵循的人,是人的豪杰;坚守职位而不废弃,处于道义而不结党营私,见到危难不随便逃避,见到利益不随便获取的人,是人的杰出者。英、俊、豪、杰,各自凭借大小不同的才能,处在相应的位置,得到适宜的任用,从根本流向末节,以重制轻,上面倡导而百姓应和,上面行动而下面跟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离贪婪鄙陋而趋向义理,他们在教化百姓方面,就像风吹动草木,没有不顺势倒伏的。现在如果让愚笨的人教导聪明的人,让不肖的人统御贤人,即使刑罚严厉,百姓也不会服从。小的不能制约大的,弱的不能驱使强的。
所以圣明的君主推举贤人来建立功业,不肖的君主推举和自己同类的人。周文王推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这是推举贤人来建立功业。夫差任用太宰嚭而灭亡,秦国任用李斯、赵高而灭亡,这是推举和自己同类的人。所以观察他所推举的人,治乱就可以看出来了;考察他的党羽,贤与不肖就可以论断了。圣人的屈从,是为了求得伸展;弯曲,是为了求得正直;所以即使走出邪僻的道路,行走幽暗的途径,也将想要以此伸直大道,成就大功。就像走出树林不能走直路,拯救溺水的人不得不弄湿脚一样。伊尹担忧天下得不到治理,调和五味,背着鼎俎而行。五次投奔夏桀,五次投奔商汤,想要以此化浊为清,化危为安。周公作为周室的股肱,辅佐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想要作乱,周公诛杀他们以安定天下,是因为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地位卑微,诸侯武力征伐,夷狄侵犯中原,百姓不得安宁,所以蒙受耻辱而不死,想要以此忧虑夷狄的祸患,平定夷狄的动乱。孔子想要推行王道,东西南北游说七十次而没有遇到合适的君主,所以借助卫夫人、弥子瑕来想通达他的道。这些都是想要平定险恶、清除污秽,从昏暗达到光明,出于权变而统归于善。
观察追逐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行走的人要看他最终的结果。所以舜流放弟弟,周公杀死哥哥,仍然是仁义;晋文公种植小米,曾子架起羊肉,仍然是智慧。当今的时代,丑恶必定依托善行来自我辩解,邪恶必定蒙蔽正道来自我开脱。游说不论国家,做官不择长官,行为不避污浊,说是伊尹的道;分别争夺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互相残杀,说是周公的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而不死,说是管子的趋向;行贿送礼,趋附权贵,立私废公,结党营私以求容身,说是孔子的术。这使得君子和小人,纷乱混淆,没有人知道是非。所以百川并流,不注入大海的不称为川谷;趋行疾驰,不归向善的不称为君子。所以善言归于可行,善行归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看重自身,不因欲望伤害生命,不因利益拖累形体,李克竭尽股肱之力,统领治理百官,和睦安抚万民,使他的君主生前没有废弛的事,死后没有遗留的忧患,这是不同的行为而归于善。张仪、苏秦家中没有固定的居所,身上没有固定的君主,策划合纵连横的事,进行倾覆的阴谋,扰乱天下,搅乱诸侯,使百姓不得安居,有的从纵,有的从横,有的联合众弱,有的辅助富强,这是不同的行为而归于丑。
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
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和,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毁鼓,偃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讴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锺,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王作章华之台,发干溪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疲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干溪,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照々乎!从冥冥见照々,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故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尝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
译所以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哪里损害了光明呢!小人的所谓“可取”,就像狗在白天乱吠,猫头鹰在夜间视物,哪里对善行有益呢!有智慧的人不胡乱行动,选择善事去做,权衡道义去实行,所以事情成功而功业足以信赖,即使身死而名声也足以称颂。即使有智谋才能,也一定要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立身;智谋才能奔走驰骋,百事同时并行。圣人统一以仁义作为准则,符合准则的称为君子,不符合的称为小人。君子即使死亡,他的名声不会泯灭;小人即使得势,他的罪过也不会消除。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割断自己的喉咙,愚笨的人也不会做,因为生命比天下更宝贵。为君父赴难,视死如归,因为道义比生命更重。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但与生命相比就显得渺小;生命虽然重要,但与道义相比就显得轻微;道义才是保全生命的关键。《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追求福泽而不违背正道。”这是说以信义作为准则。想要成就霸王基业的人,一定是能取胜的人;能取胜的人,一定是强大的人;能强大的人,一定是能用人力的人;能用人力的人,一定是能得人心的人;能得人心的人,一定是能自得的人。
所以心是身体的根本,身体是国家的根本。没有能得己却失人的,也没有能失己却得人的。所以治理的根本,在于安定百姓;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使物资充足;物资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耽误农时;不耽误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政事;减少政事的根本,在于节约用度;节约用度的根本,在于回归本性。没有能摇动根本却使枝叶静止,弄浊源头却使水流清澈的。所以了解本性实情的人,不追求本性所不需要的事物;了解命运实情的人,不担忧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不建造高大的宫室,不是吝惜木材;不铸造巨大的钟鼎,不是吝惜金属。直接顺应性命的情理,那么制度就可以作为万民的楷模。
现在眼睛贪恋五色,嘴巴咀嚼美味,耳朵沉迷五音,七窍互相争夺而伤害本性,每天引诱邪欲而浇薄自身。自身尚且不能治理,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自我修养得其节制,那么养育百姓就能得其人心了。所谓拥有天下的人,不是说他们占据权势地位,接受传国玉玺,称尊号,而是说他们运用天下的力量,而得到天下的人心。商纣王的土地,左至东海,右至流沙,前至交趾,后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出发,到达浦水,士兵有一亿多,然而都倒拿着箭射击,侧拿着戟战斗。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指挥他们,他们就像瓦器破裂一样逃跑,像土山崩塌一样溃败。商纣王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没有一人之德,这就是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桀、纣不算作王,汤、武不算作放逐。周处在酆镐之地,方圆不过百里,却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进入并占据殷国,朝拜成汤的庙宇,表彰商容的里巷,封比干的墓,释放箕子的囚禁。于是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五种兵器,放归牛马,插笏上朝治理天下,百姓歌唱欢乐于此,诸侯带着禽兽来朝见,这是得到了民心。阖闾攻打楚国,五次交战攻入郢都,烧掉高府的粮食,打破九龙的钟,鞭打荆平王的墓,住在昭王的宫殿,昭王逃到随国,百姓父兄带着幼儿扶着老人跟随他,于是相继成为勇猛的寇贼,都违抗命令奋起臂膀为他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士兵来排列队伍,各自拼死战斗,击退吴兵,收复楚地。楚灵王建造章华台,发动干溪的劳役,内外骚动,百姓疲惫困顿,弃疾趁着百姓的怨恨立公子比。百姓放手离去他,饿死在干溪,吃野草喝河水,枕着土块而死。楚国的山川没有改变,土地没有更换,民性没有不同,昭王则相继殉难,灵王则背叛离去,这就是得民与失民的区别。
所以天子得道,边防在四夷;天子失道,边防在诸侯。诸侯得道,边防在四邻;诸侯失道,边防在四境。所以商汤处在亳地七十里,周文王处在酆地百里,都能令行禁止于天下。周朝衰微时,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所以得道就用百里之地号令诸侯,失道就用天下之大畏惧冀州。所以说:不要依赖别人不夺取我,要依赖我不可被夺取。实行可被夺取的道,却非议篡弑的行为,对保持天下没有益处。人之所以生存,靠的是衣服和食物,现在把人囚禁在黑暗的屋子里,虽然用牛羊喂养他,用绮绣给他穿衣,他也不会快乐。因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透过缝隙看到雨滴落下,就快然叹息,何况打开窗户,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呢!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尚且肆意欢喜,何况走出房间坐在厅堂,看到日月的光芒呢!看到日月的光芒,旷然快乐,何况登上泰山,踏上石封,眺望八方荒远之地,看天都像盖子,江河像带子,何况万物都在其中呢!这种快乐难道不伟大吗!而且聋子,耳朵形状具备却不能听;盲人,眼睛存在却不能看。言语,是用来沟通自己和他人的;听闻,是用来沟通他人和自己的,哑巴不说话,聋子听不见,既哑又聋,人道就不通了。所以有哑、聋疾病的人,即使倾家荡产求医,也不顾费用,难道只有形体有哑、聋吗!心志也有。手指拘挛,没有不设法伸展的;心志堵塞,没有人知道务必疏通的;这是不明于类别。观察六艺的广博崇高,穷尽道德的渊深,通达无上,到达无下,运行于无极,翱翔于无形,广阔于四海,崇高于泰山,富饶于江河,旷然通达,昭然明白,天地之间没有拘束,它所用来监察观察的,难道不伟大吗!人所知道的浅薄,而事物变化无穷,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不是知识增加了,而是问学所加的结果。事物常见就能认识,尝试做过就能掌握,所以根据祸患就制造防备,遭遇困难就得到便利。用一世的寿命,来观察千年的智慧,了解古今的议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其道理早已具备,这难道不能说是有了方法吗!人想知道高低却做不到,教他用管准测量就高兴;想知道轻重却没有办法,给他权衡就欢喜;想知道远近却做不到,教他用金目就快速射箭。何况知道应对无穷无尽的情况呢!遭遇大难而不恐惧,见到烦乱而不迷惑,安然自得,这种快乐,难道只是言语上的快乐吗!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于人也。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之性,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沼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尝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未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
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骊,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禽于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
译道,是有形万物产生的根源,它对万物之亲,如同至亲一样;吃谷物、呼吸空气的生物都受它的恩惠,它对万物之君,如同恩主一样;所有有智慧的人都向它学习,它对万物之师,如同渊博的老师一样。射箭的人多次发射却射不中,别人教他礼仪规范他就高兴了,更何况是产生礼仪规范的“道”呢!人们没有不知道学习对自己有益的,然而做不到,是因为嬉戏玩乐妨害了人。人们大多用无用的事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智慧不广博而日益不足。如果把开凿观赏池的力量用来耕种,那么田野必定会被开垦;如果把堆砌土山的高度用来修筑堤防,那么水利必定充足;如果把喂养狗马鸿雁的费用用来供养士人,那么名誉必定显赫;如果把弋射狩猎、下棋博弈的时间用来诵读《诗》《书》,见闻学识必定广博。所以不学习与学习,就像哑巴、聋子与正常人的区别一样。凡是学习的人,能够明白天下的名分,通晓治乱的根本,澄清心意来保持它,看到事物的始终,可以称为有谋略了。天所创造的,是禽兽草木;人所创造的,是礼节制度。建造成为宫室,制造成为舟车,就是如此。治理之所以为根本的,是仁义;之所以为末节的,是法度。凡是人用来侍奉生者的,是本;用来侍奉死者的,是末。本和末,是一个整体;两者都爱护,是同一本性。先本后末,称为君子;以末害本,称为小人。君子与小人的本性没有不同,只是先后次序不同罢了。草木的本性,粗大的为本,细小的为末;禽兽的本性,大的为首,小的为尾。末大于本就会折断,尾大于腰就不能摆动。所以吃进嘴里而百节肥壮,灌溉根本而枝叶美丽,这是天地的本性。天地生育万物有本末,养育万物有先后,人在治理国家上,难道能没有始终吗!
所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现在不知道从事修治根本,而致力于浇灌末节,这是放弃树根而浇灌树枝啊。况且法的产生,是为了辅助仁义,现在重视法而抛弃义,这是重视帽子和鞋子而忘记头和脚啊。所以仁义,是深厚的根基。不增加其厚度而扩展其广度就会毁坏,不扩大其基础而增加其高度就会倾覆。赵政不增加他的德行而累积他的高度,所以灭亡;智伯不行仁义而致力于扩大土地,所以亡国。俗话说:不加大栋梁,就不能承受重物。重物没有比国家更重的,栋梁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国君拥有百姓,就像城墙拥有地基,树木拥有树根。根深则本固,地基美则上部安宁。五帝三王的道,是天下的纲纪,治理的仪表。现在商鞅的开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都是拾取权术,一时的策略。不是治理的大本,事物的恒常,可以博闻而世代相传的。子囊战败而保全楚国,战败不可以作为常规;弦高欺诈而保存郑国,欺诈不可以作为常法。现在的《雅》《颂》之声,都发自言辞,根源于情感,所以君臣和睦,父子亲近,所以《韶》《夏》之乐,声音浸润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取怨思之声,施加于弦管,听到它的人,不是淫乱就是悲伤,淫乱就混淆男女的界限,悲伤就感应怨思之气。这难道是所谓的乐吗!
赵王迁流放到房陵,思念故乡,作《山水》之歌,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荆轲西行刺杀秦王,高渐离、宋意在易水之上击筑唱歌,听到的人瞪眼裂眦,头发竖起顶起帽子。因为这样的声音作为乐而进入宗庙,难道是古人所说的乐吗!所以冠冕车舆,可以穿戴乘坐而不可以喜好;大羹的调和,可以食用而不可以品尝;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可以痛快。所以无声的,正是可以听的;无味的,正是足够味的。犬吠声清脆于耳,杂味痛快于口,不是它们珍贵的原因。所以做事不本于道德的,不可以作为仪表;言语不合乎先王的,不可以作为道;声音不调和于《雅》《颂》的,不可以作为乐。所以五子的言论,是用来方便说辞和权术的,不是天下的通义。圣王设立政教,必定考察其始终,悬挂法度树立仪表,必定推究其本末,不草率地用一件事物来完备另一事物。看到它的创造而思考它的功效,观察它的源头而知道它的流向,所以广泛施予而不枯竭,长久持续而不污秽。水从山中流出而进入大海,庄稼生长在田地而收藏在仓库。圣人看到它所生的地方,就知道它所归的地方。所以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中,用来堵塞贪婪鄙陋的心。仪狄酿酒,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而断绝美酒,用来遏制沉湎的行为。师延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之音,师旷说:“这是亡国之乐。”长叹而抚摸琴弦,用来防止淫邪的风气。
所以百姓知道书本而德行衰败,知道计算而厚道衰败,知道券契而信用衰败,知道机械而质朴衰败。巧诈藏在胸中,那么纯白就不完备,神德就不完整了。琴不鸣响,而二十五根弦各自以声音应和;车轴不运转,而三十根辐条各自以力量旋转。弦有缓急大小,然后成为乐曲;车有劳逸动静,然后能到达远方。使有声的,正是无声的;能到达千里的,正是不动的。所以上下道不同则治,道相同则乱。地位高而道大的顺从,事情大而道小的凶险。所以小快乐妨害义,小聪明妨害道,小辩驳妨害治,苛刻削减伤害德。大政不险恶,所以百姓容易遵循;至治宽裕,所以下层不互相残害;至忠恢复朴素,所以百姓没有隐藏真情。商鞅为秦国设立连坐之法,而百姓怨恨;吴起为楚国减少爵禄的命令,而功臣背叛。商鞅的立法,吴起的用兵,是天下的善事。然而商鞅的法灭亡了秦国,明察于刀笔的痕迹,而不知道治乱的根本。吴起用兵削弱了楚国,习惯于行军布阵的事,而不知道庙堂决策的权变。晋献公讨伐骊戎,得到他的女儿,不是不好,然而史苏叹息,看到四代遭受祸患。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在黄池战胜晋国,不是不胜利,而伍子胥担忧,看到他必定被越国擒获。小白逃到莒国,重耳逃到曹国,不是不困窘,而鲍叔、咎犯跟随辅佐,知道他们可以到达霸业。勾践栖居在会稽,修行政治不懈怠,谋划思考不停止,知道祸可以转为福。襄子两次胜利而有忧色,畏惧福可以转为祸。
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絻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隟,树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氵岁。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为其来蛉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捕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踦而取胜。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
卷二十一要略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着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坠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泛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紧守虚无之宅者也。
译所以齐桓公失去了汶阳的田地却成就了霸业,智伯兼并了韩、赵、魏三家的土地却灭亡了。圣人在重重关闭的门内就能预见祸福,在极远之处就能考虑患难。养蚕一年收获两次,并非没有利益,然而王法禁止这样做,是因为它残害桑树。晚熟的稻子先熟了,农夫却锄掉它,是不因为小利而损害大的收获。家中的长辈吃饭用不同的碗,祭祀用不同的器具,儿媳赤脚上堂,跪着斟汤,并非不费事,然而不可节省,是因为它损害道义。等待媒人才能定下婚约,经过聘礼才能娶妻,初次戴上头巾才能亲自迎亲,并非不麻烦,然而不可改变,是用来防止淫乱的。让居民互相监视,有罪互相揭发,以此来举发奸邪,并非不便利,然而它伤害和睦之心,而结下仇怨。所以事情有凿开一个孔洞却生出百个裂缝的,树立一样东西却生出万片叶子的,所凿开的不足以带来便利,而所打开的足以导致败坏,所树立的不足以带来利益,而所生出的足以造成祸患。愚昧的人被小利迷惑,而忘记大害。昌羊能去除蚤虱,但人们不把它放在室内,是因为它会引来蛉虫;猫能捕捉老鼠,但不能让它待在庭院里,是因为它会捕捉鸡。所以事情有在小处有利而在大处有害,在此处得到而在彼处失去的。所以下棋的人有时吃掉两子却陷入绝境,有时让出一步却取得胜利。贪图小利不可以作为行为准则,智巧权术不可以作为治国法则。
所以仁爱和智慧,是人才的美好品德。所谓仁爱的人,是爱护他人;所谓有智慧的人,是了解他人。爱护他人就没有残酷的刑罚了,了解他人就没有混乱的政治了。治理遵循条理,就没有悖谬的事情了;刑罚不侵扰滥施,就没有暴虐的行为了。上面没有烦乱的政令,下面没有怨恨的心情,那么各种残害就消除了,中正和谐就兴起了,这是夏、商、周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尚书》说:“既能明智又能仁爱,百姓就会归附他。何必担忧讙兜,何必迁徙有苗。”智伯有五项超过常人的才能,却难免死在别人手里,是因为他不爱护他人;齐王建有三项超过常人的巧技,却自己被秦国俘虏,是因为他不了解贤才。所以仁爱没有比爱护他人更大的了,智慧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了,这两者不确立,即使明察聪慧、敏捷巧便,勤劳求取俸禄、竭力做事,也难免陷入混乱。
卷二十一 要略
那些撰写书论的人,是用来纲纪道德,经纬人事,向上考察天道,向下衡量地道,中间贯通各种事理,虽然未能抽取引伸玄妙之中的精髓,但繁富的内容足以让人观察事物的始终。总括纲要,列举凡例,而语言不剖析纯朴的本质,不损害大宗的根本,是担心人们昏昧而不能理解;所以多用言辞,广作解说,又恐怕人们舍本逐末。所以只说道理而不说事理,就无法随世俗沉浮;只说事理而说道理,就无法与造化游息。所以著述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坠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泛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篇,包容六合,混同万物,模拟太一的形态,探测幽深的境界,在虚无的境界中翱翔,依托小的来包容大的,坚守简约来治理广阔,让人知道先后的祸福,动静的利害。如果真正通达其志向,浩浩然可以宏大观察了。想一句话就醒悟,就要尊崇天道而保全真性;想两句话就通晓,就要轻视外物而珍视自身;想三句话就穷尽,就要疏远外物而回归真情。把握其大旨,用来内在调理五脏,浸润肌肤,披戴法则,并终身遵循,用来应对万方,鉴察各种变化。就像转动弹丸在手掌中一样,足以自我快乐了。
《俶真》篇,穷究追溯终始的变化,赢聚有无的精微,分离万物的变化,合同死生的形态。让人舍弃外物回归自身,审察仁义的界限,通晓同异的道理,观察至德的统绪,知晓变化的纲纪,悦服于玄妙的中心,通达造化的本源。
《天文》篇,用来调和阴阳之气,整理日月之光,节制开塞之时,排列星辰的运行,知晓逆顺的变化,避开忌讳的灾殃,顺应时运的应验,效法五神的常规,让人有所仰承天道顺从,而不扰乱其常规。
《地形》篇,用来穷尽南北的长度,极尽东西的广度,经历山陵的形态,区分川谷的居所,明了万物的主宰,知晓生物种类的众多,排列山渊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让人通达周全完备,不被外物动摇,不被怪异惊扰。
《时则》篇,用来向上顺应天时,向下尽用地力,依据法度行事得当,符合人的法则,形成十二个节令,作为法式,终而复始,运转于无极,因循仿效,以知晓祸福,操持舍弃开塞,各有禁忌,发布号令,按时教化期许。让统治人民的人知道从事的方法。
《览冥》篇,用来讲述至精通达九天,至微沉入无形,纯粹进入至清,昭昭通达冥冥。于是开始揽取物类,选取挢掇,沉浸想象宵类,那些可以比喻意象形态的事物,用来穿通窘迫滞塞,决开壅塞,引导人的心意,系于无极,用来阐明物类的感应,同气的应和,阴阳的合和,形埒的征兆,用来让人远观博见。
《精神》篇,用来推究人产生的本源,而晓悟其形骸九窍,取象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夜寒暑并明,审察死生的分别,辨别同异的痕迹,节制动静的机枢,以回归性命的根本,用来让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因为外物改变自身,紧守虚无的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