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主术训

译眼睛胡乱看就会淫邪，耳朵胡乱听就会迷惑，嘴巴胡乱说就会混乱。这三道关口，不可以不谨慎把守。如果想要规范它，反而是背离它；如果想要粉饰它，反而是伤害它。天气形成魂，地气形成魄，将它们返还于玄房，各自安守其居所，守护而不丢失，向上通达太一。太一的精气，通达于天道，天道深奥静默，没有形迹也没有准则，广大到无法穷尽，深邃到无法测量，尚且与人变化，智慧也不能完全把握。从前神农治理天下时，精神不在胸中驰骋，智慧不出四方之域，怀抱仁爱诚信之心。甘霖适时降落，五谷茂盛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月按时考核，年终献上报功，按时品尝谷物，在明堂祭祀。明堂的形制，有顶盖而没有四面墙壁，风雨不能侵袭，寒暑不能伤害，人们从容进入其中，以公心养育百姓。百姓朴实厚重端正诚实，不纷争而财物充足，不劳形而功业成就。顺应天地的资赋并与之和谐统一，所以威严严厉却不杀戮，刑罚搁置而不用，法令简省而不烦琐。所以他的教化如同神妙。他的疆域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没有不听从的。在这个时候，法令宽缓刑罚松弛，监狱空虚，天下风俗统一，没有人怀有奸邪之心。

末世的政令却不是这样。君主喜好索取而没有节制，臣下贪婪凶狠而没有谦让，百姓贫困困苦而仇视争斗，事务劳苦而没有功效，智巧欺诈萌生兴起，盗贼滋生显扬，上下互相怨恨，号令不能推行。执政的官员，不致力于返归正道矫正根本，反而从事修治末节，削减削弱德行，叠加加重刑罚，却想要以此治理天下，这与拿着弹弓招引鸟儿、拍打着木棍亲近狗没有什么不同，混乱反而更加严重。水浑浊鱼就会浮头喘息，政令苛刻百姓就会作乱。所以那些饲养虎豹犀象的人，为它们建造圈栏，供给它们的嗜好欲望，适应它们的饥饱，避开它们的愤怒怨恨。然而不能终其天年的，是因为形体受到了胁迫。所以上层多变故下层就多欺诈，上层多事下层就多姿态，上层烦扰下层就不安定，上层多求取下层就互相争夺。不从根本处纠正，而从末节处着手，这就像扬起尘土想要止息灰尘、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所以圣人事务简省就容易治理，追求寡少就容易满足，不施予而仁爱，不说话而守信，不求取而得到，不行动而成功。浑然一体保持纯真，怀抱德行推诚待人，天下跟随他，就像回声应和声音、影子模仿形体一样，他所修治的是根本。刑罚不足以改变风俗，杀戮不足以禁止奸邪，只有神妙的教化才可贵。极致的精纯就是神。

大声呼喊不过能听到百步，意志所在，却能超越千里。冬天的阳光，夏天的阴凉，万物归附于它，而没有人使之如此。所以极致精纯的意象，不召唤而自来，不指挥而自止，深远幽暗，不知道是谁在作为，而功业自然成就。智者不能诵读，辩者不能形容。从前孙叔敖安卧，郢人没有能伤害他的锋芒；市南宜辽玩弄弹丸，两家的争端没有能涉及他的言辞。穿着铁甲，瞪眼握腕，对于抵御兵刃，相差甚远；凭借契约丝帛，刑罚斧钺，对于解除危难，微薄无力；依靠眼睛来照见，依靠言语来使令，对于治理国家，困难重重。蘧伯玉做相，子贡去观察他，问：“用什么治理国家？”回答说：“用不治理来治理。”赵简子想要讨伐卫国，派史黯去观察，回来报告说：“蘧伯玉做相，不可以加兵。”坚固险阻的关塞，哪里足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皋陶哑巴而做大理，天下没有虐刑，有比言语更珍贵的东西；师旷盲眼而做太宰，晋国没有乱政，有比视觉更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说话的命令，不视看的看见，这是伏羲、神农之所以成为师长的原因。

所以百姓的教化，不听从所说的而听从所做的。所以齐庄公喜好勇武，不禁止争斗，而国家多难，其渐变导致崔杼之乱。顷襄王喜好美色，不禁止风议，而百姓多昏乱，其积累导致昭奇之难。所以极致精纯所感动的，就像春气生长，秋气肃杀一样，即使快马传令，也不如这样迅速。所以君主啊，就像射箭的人！在这里细微如毫末，在那里却影响寻常。所以要谨慎用来感化百姓的东西。荣启期一弹琴，孔子三天快乐，感动于和谐；邹忌一拨弦，威王整夜悲伤，感动于忧愁。在琴瑟上触动，在音声中体现，而能使人产生哀乐，制定法令设置奖赏却不能移风易俗的，是因为诚心没有施行。宁戚在车下歌唱，桓公叹息而醒悟。极致精纯深入人心了。所以说：听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风俗；看他的风俗，就知道他的教化。孔子向师襄学弹琴，而领悟文王的志向，见微知著啊。延陵季子听鲁国的音乐，而知晓殷、夏的风俗，由近论远而识得深远。发源于上古，施行到千年之后，而文德不磨灭；何况在当世教化百姓呢！商汤的时候，七年大旱，在桑林之间以身祈祷，而四海的云聚集，千里的雨到来。怀抱实质效法真诚，感动天地，神谕传达于方外。令行禁止，哪里值得称道！古代圣王极致精纯显现在内心，而好恶遗忘在外部，说话符合实情，发号施令明确旨意，用礼乐陈列，用歌谣教化，事业贯通万世而不阻塞，横贯四方而不穷尽，禽兽昆虫与之陶冶教化，又何况执法施令呢！

所以最好的是神妙教化，其次是使百姓不能为非作歹，再次是奖赏贤人而惩罚暴徒。秤之于左右，没有私心的轻重，所以可以作为公平；墨线之于内外，没有私心的曲直，所以可以作为正直。君主对于用法，没有私心的好恶，所以可以作为命令。权衡轻重不差毫厘，扶正弯曲不偏离针锋，直接施行矫正邪恶不私避艰险。奸邪不能歪曲，谗言不能扰乱，德行无处树立，怨恨无处藏匿，这是任用权术而舍弃人心的做法。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这样做。

译船浮在水上，车行在陆地上，这是形势的自然规律。木头撞击石头会折断，水流湍急会冲破船只，人们不怨恨木头和石头，而只归罪于工匠的巧妙或笨拙，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原因不在于承载之物本身。因此，道如果掺杂智巧就会使人迷惑，德如果带有私心就会变得险恶，心如果带有成见就会使人昏眩。兵器没有比意志更凶狠的，而最锋利的剑反而显得低下；祸患没有比阴阳失调更大的，而击鼓进军反而显得微小。

现在的秤、权、圆规、方矩，一旦确定就不改变，不会因为秦国、楚国而改变节操，不会因为胡人、越人而改变形貌，始终专一而不邪曲，方正运行而不随波逐流，一旦确立法则，万代传承，而且以无为的方式去实行，所以国家有灭亡的君主，而世间没有废弃的道；人有困顿穷迫的时候，而道理没有不通达的。由此看来，无为是道的根本。所以掌握了道的根本，应对万物就不会穷尽，任用人的才能，难以达到大治。商汤、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却不能与越人一起乘坐干船在江湖上航行；伊尹是贤能的宰相，却不能与胡人一起骑乘骏马驾驭烈马；孔子、墨子学识渊博通达，却不能与居住在山林中的人一起进入荆棘丛生的险阻之地。由此看来，人的智慧对于事物的了解是浅薄的，如果想要遍照海内，保全万方，不依靠道的规律，而专靠自己个人的能力，那么就会困顿而不能通达。所以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的力量，能折断犀牛角、拉直铁钩，能熔炼铁金，能移动巨大的牺牲，能在水中杀死鼋鼍，在陆地上捕捉熊罴；然而商汤用三百辆革车，在鸣条困住他，在焦门擒获他。由此看来，勇力不足以持守天下。智慧不足以治理，勇力不足以强大，那么人才不足以倚任，这是明显的。而君主不下朝堂，却能知晓四海之外的事情，是因为借助外物来认识外物，借助他人来了解他人。所以积聚力量所举起的，就没有不能战胜的；众人智慧所成就的，就没有不能成功的。陷阱中没有鼋鼍，是因为它狭隘；园中没有高大的树木，是因为它狭小。举起沉重的鼎，力量少就不能胜任，等到移动它时，并不需要很多有力气的人。所以千人聚集不会断绝桥梁，万人聚集不会废弃功业。

华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能跑千里，然而让它们去捕捉兔子，不如豺狼，这是因为技能不同。猫头鹰夜间能捕捉跳蚤蚊子，能看清秋毫之末，白天却颠沛流离，看不见山丘，这是因为形体性情不同。螣蛇在雾中游行而动，应龙乘云而升，猿猴得到树木就敏捷，鱼得到水就快速游动。所以古代制造车子，漆工不绘画，凿工不砍削，工匠没有两种技能，士人不兼任官职，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不得互相干扰，人得到适宜的职位，物得到安宁。因此器械不劳苦，职事不轻慢。责任少的人容易偿还，职事少的人容易坚守，任务轻的人容易权衡。君主掌握简约省察的分际，臣下效法容易做的功绩，因此君臣相处很久而不互相厌恶。君主之道，就像宗庙中主祭的尸一样，庄重肃穆，沉默无言，而接受吉祥福佑。所以得道的人不修饰丑恶，不伪装善良，一个人承受它而不觉得宽裕，万人蒙受它而不觉得狭隘。所以重视施惠，就像重视施暴一样，那么治道就通达了。施惠的人，崇尚布施。没有功劳却给予厚赏，没有劳绩却给予高爵，那么坚守职位的人就会在官职上懈怠，而游手好闲的人就会急于进身。施暴的人，胡乱诛杀。无罪的人却死亡，行为正直的人却受刑，那么修身的人就不被鼓励行善，而作恶的人就轻率地冒犯上级。所以施惠产生奸邪，施暴产生混乱。奸邪混乱的风俗，是亡国的风气。所以明君的治理，国家有被诛杀的人而君主没有愤怒，朝廷有被赏赐的人而君主没有参与。被诛杀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有应得；被赏赐的人不感激君主，因为这是功绩所致。百姓知道诛杀和赏赐的到来，都在于自身。所以致力于功业，不依赖君主的恩赐。因此朝廷荒芜而没有痕迹，田野开垦而没有杂草。所以最好的君主，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桥梁笔直竖立而不移动，俯仰之间都受其制约；君主清静淡漠而不急躁，百官得以修明。好比军队中手持旗帜的人，胡乱指挥就会混乱。智慧不足以带来大治，智巧不足以安定危局，与其称赞尧而诋毁桀，不如掩藏聪明而返归修明大道。

清静无为，上天就给予时机；廉洁节俭守节，大地就生出财用；安于愚拙而称颂德行，圣人就为之谋划。所以下处的人万物归附他，虚空的人天下遗留给他。君主听取政事，清明而不昏暗，虚心而弱化意志。所以群臣像车辐一样汇聚并进，无论愚笨聪明、贤能不肖，没有不竭尽所能的。于是开始陈列礼仪，建立作为基础。这是乘着众人的势力作为车，驾驭众人的智慧作为马。即使是幽暗荒野的险途，也不会迷惑了。

君主深居隐蔽之处以避免燥湿，宫门重重关闭以避免奸贼，在内不知道里巷的情况，在外不知道山泽的地形，帷幕之外，眼睛不能看见十里之前，耳朵不能听见百步之外；天下的事物，没有不通达的，是因为灌输的人多，而斟酌的人众。所以不出门户而知道天下，不窥视窗户而知道天道，乘着众人的智慧，那么天下就不值得拥有。专用自己的心智，那么连自身都不能保全。所以君主用德行覆盖，不施行智巧，而顺应万人所利的方向。举踵天下而得到利益，所以百姓承载他在上面，不觉得沉重，放置他在前面，不觉得有害，举起他不觉得高，推他不觉得厌恶。

君主之道是圆的，运转而没有端点，化育万物如同神灵，虚无因循，常常居后而不争先；臣下之道也是圆的，运转而没有定方，论说是非而处置得当，做事率先倡导，坚守职分明确，以此建立功业。所以君臣之道不同则治，相同则乱。各自得到适宜的职位，处在恰当的位置，那么上下就有互相驱使的依据。君主听取政事，虚心而弱化意志，清明而不昏暗。所以群臣像车辐一样汇聚并进，无论愚笨聪明、贤能不肖，没有不竭尽所能的，那么君主得到控制臣下的方法，臣下得到侍奉君主的方法，治国的道理就明白了。周文王智慧而喜欢询问，所以圣明；周武王勇猛而喜欢询问，所以胜利。乘着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使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能战胜的。千钧的重物，乌获也不能举起；众人同心协力，那么百人还有余力。所以依靠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乌获也不足以倚仗；乘着众人的制度，那么天下就不值得拥有。

译大禹疏通长江、疏导黄河，为天下兴办水利，却不能让水向西流；后稷开辟土地、清除杂草，为百姓努力从事农业，却不能让禾苗在冬天生长。难道是他们人为的努力不够吗？是客观形势不允许啊。如果违背不可为之的客观形势，而不遵循事物的规律，即使是神圣之人也不能成就功业，何况当世的君主呢！负载沉重而马匹瘦弱，即使是造父这样的驾车高手也不能到达远方；车辆轻便而马匹优良，即使是普通的工匠也能让车马快速追赶。因此圣人办事，难道能违背事物的规律，改变自然的本性，把弯曲的当作直的，把屈服的当作伸展的吗？没有不凭借现有的条件来加以利用的。所以众人合力所举起的，没有不胜任的；众人智慧所谋划的，没有不成功的。聋哑人可以让他咀嚼筋腱，却不能让他听到声音；哑巴可以让他守卫城门，却不能让他说话。人的形体有所不全，能力也有所不能容纳。因此有一种形体的人就处在一种位置，有一种能力的人就从事一种事务。力量胜过所承担的任务，那么举起它的人就不觉得沉重；能力匹配所从事的事务，那么做这件事的人就不觉得困难。不嫌弃短小、不嫌恶短浅，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那么天下就齐整一致，没有谁超过谁的了。圣人兼收并蓄地使用人才，所以没有废弃的人才。君主尊重正直而崇尚忠诚，忠诚正直的人处在高位，秉持正道处理事务，那么谗佞奸邪的人就没有途径进用了。这就好比方形和圆形不能互相覆盖，巨大和笔直不能互相进入一样。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种类不同；老虎和鹿不同游，是因为力量不相匹敌。因此圣人得志而处在高位，谗佞奸邪想要冒犯君主的人，就像麻雀遇见鹯鸟、老鼠遇见狸猫一样，也一定没有活命的可能了。

所以君主的一个举动，不可以不慎重。所任用的是合适的人，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上下和谐，群臣亲近，百姓归附。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国家就危险，上下背离，群臣怨恨，百姓混乱。所以一个举动不恰当，终身都会受到伤害。得失的道理，关键在君主。就像墨线在上面端正，木材在下面笔直，并不是有什么人为的干预，而是依靠用来修正的工具才这样的。所以君主如果正直，那么正直的人就会承担事务，而奸邪的人就会隐藏起来；君主如果不正直，那么邪僻的人就会得志，忠诚的人就会隐蔽起来。君主之所以不抓取玉石而抓取瓜果，为什么呢？因为玉石没有益处，不会触犯它。如果君主执掌正道、持平公正，就像用墨线水准来衡量高低，那么群臣中用邪道而来的人，就像用鸡蛋投掷石头，用火投入水中一样。所以楚灵王喜欢细腰，百姓就有因为饥饿而饿死的；越王喜欢勇武，百姓都身处危险争着去死。由此看来，权势的柄柄，是可以用来移风易俗的。尧作为平民，不能仁爱教化一个里巷；桀处在高位，命令就能执行，禁令就能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足以治理国家，而权势可以改变风俗，这是很明显的。《尚书》说：“一人有喜庆，万民都依赖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人多被名声所迷惑，而很少考察实际。因此处士因为赞誉而尊贵，游说者因为辩才而显赫，考察他们所尊贵的原因，没有其他缘故，是君主不明了法度利害的界限，而崇尚众人的辩才。治理国家就不是这样，谈论政事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执行事务的人一定要受到官吏的管理。君主掌握名分来要求实际，臣下坚守职分来效验功绩，言论不能超过实际，行为不能超越法律。群臣像车辐条一样聚集，没有人敢专断君权。事情不在法律之中，但可以使国家便利、辅助治理的，一定要参考五行之理，暗中考察来观察其归宿，广泛听取意见，来察知其变化。不偏执于一隅，不结党于一事。因此中立而普遍，运转照耀海内，群臣公正，没有人敢做邪事，百官陈述职守，务必达到公正的实绩。君主在上面精明，官吏在下面努力，奸邪消灭踪迹，各种事业每天进步，因此勇武的人在军队中尽力。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被众人称赞的人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坚守职守的人没有罪过却遭到诛杀。君主昏暗不明，群臣结党不忠，游说的人凭借辩才游走，修行的人凭借住持竞争。君主发出命令，他们就用非议来反对；法律所禁止的，他们就犯禁作恶。聪明的人致力于巧诈，勇武的人致力于斗争。大臣专权，下级官吏持势，朋党勾结，来玩弄君主。国家虽然好像存在，古人说已经灭亡了。而且不治理官职，却披甲执兵，不跟随南亩耕作却有贤圣名声的人，不是用来教化国家的。骐骥、騄駬，是天下跑得最快的马，驱赶它它不前进，牵引它它不停止，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骑它。现在治乱的关键，车辙痕迹已经可见，而世上的君主不能察觉，这就是治道之所以堵塞的原因。权势，是君主的车舆；爵禄，是臣下的缰绳和马嚼子。所以君主处在权势的要害，而掌握爵禄的柄柄，审察缓急的程度，而适应取予的节制。因此天下尽力而不疲倦。

君臣之间的相处，没有父子那样的深厚，骨肉那样的亲近，却竭尽全力、殊死搏斗，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是形势使他们这样的。从前豫让，是中行文子的臣下。智伯讨伐中行氏，吞并了他的土地。豫让背叛他的主人而臣事智伯。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之下作战，身死被杀，国家分为三国。豫让想要报复赵襄子，漆身生癞，吞炭变声，剔齿改貌。一个人心里侍奉两个主人，有的背叛离开，有的想要以身殉职，难道是他们取舍厚薄的形势不同吗？是人的恩泽使他们这样的。商纣王兼并天下，诸侯朝见，人迹所到，舟楫所通，没有不臣服的。然而周武王率领三千甲士，在牧野擒获了他。难道是周人死于节义，而殷人背叛吗？是君主道义德行深厚而号令得以施行。疾风吹起而波涛兴起，树木茂盛而鸟儿聚集，这是相互生成的气机。所以臣下不能从君主那里得到想要的，君主也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所求的。君臣之间的施予，是相互报答的形势。所以臣下尽力死节来给予君主，君主计算功劳授予爵位来给予臣下。所以君主不能赏赐没有功劳的臣下，臣下也不能为没有德行的君主效死。君主的德行不向下流布到百姓，却想要使用他们，就像鞭打踢踏马匹一样。这就像不等待雨水而让庄稼成熟，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

译统治者的道理，在于保持清静以修养自身，崇尚节俭以引导下属。清静则下属不会受到侵扰，节俭则百姓不会产生怨恨；下属受扰则政事混乱，百姓怨恨则德行浅薄；政事混乱则贤能之人不愿出谋划策，德行浅薄则勇武之人不愿效死力。因此，如果君主喜好猛禽猛兽、珍奇怪异之物，行为轻浮躁动、放纵荒淫，不怜惜民力，纵马驰骋打猎，出入没有定时，像这样，那么百官就会致力于扰乱政事，事务繁杂而财力匮乏，万民全都痛苦，生计无法经营。如果君主喜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华丽的服饰纹样，细密的丝织品和刺绣，珍宝玩物珠玉；那么赋税征收就没有限度，而万民的财力就会枯竭了。尧拥有天下时，并不是贪图万民的财富而安享君主的地位，而是认为百姓之间相互征伐，强者欺凌弱者，人多者暴虐人少者，于是尧就亲身践行节俭的行为，彰明相互爱护的仁德，以此来使社会和睦。因此，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来的椽子不加砍削，大路不加彩绘，蒲席不加镶边，肉羹不加调味，粮食不磨得精细。他巡视各地推行教化，为天下操劳，周游五岳。难道是他奉养不足、快乐不够吗！他是把天下当作社稷来治理，并没有从中谋取私利。年老志衰时，把天下传给舜，就像倒退着走脱掉鞋子一样轻松。衰败的时代却不是这样。一旦拥有天下的财富，处于君主的权势地位，就竭尽百姓的力量，来满足耳目的欲望，心思专一于宫室台榭、池塘园林、猛兽熊罴、玩好珍怪。因此，贫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而虎狼熊罴却吃腻了精饲料；百姓短衣破败，而宫室却穿着锦绣。君主急于追求这些无用的功业，百姓黎民，在天下间憔悴困苦。因此使得天下人不能安守本性。

君主的居所，如同日月的光明。天下人都侧目注视，侧耳倾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因此，不淡泊就无法彰明德行，不宁静就无法达到远大目标，不宽厚就无法包容覆盖，不慈爱就无法安抚众人，不公正就无法裁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像巧匠加工木材一样，大的用来做船梁柱，小的用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椽，短的用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得到合适的用途；圆规方矩，各有各的施用。天下的物品，没有比鸡毒更凶险的，然而良医把它装在口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它的用处。因此，山林中的材料，还没有可以丢弃的，何况是人呢？现在朝廷不举荐的，乡里不赞誉的，并不是这些人不成材，而是让他们担任的官职不适合他们的才能。鹿上山，獐子不能攀登，等到鹿下山，牧童却能追上它；才能各有长短。因此，有大谋略的人，不能要求他敏捷灵巧；有小聪明的人，不能委任他做大事。人有他的才能，物有它的形状，有的承担一件事就觉得太重，有的承担一百件事还觉得轻。因此，计较毫厘细微的人，必定遗漏天下的大计；不失去小事选择的人，会在大事的举荐上迷惑。这就好比狸猫不能让它搏杀牛，老虎不能让它捕捉老鼠一样。现在人的才能，有的想要平定九州，兼并远方，保存危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志向在于坚持正道纠正邪曲，决断烦杂理清纠缠，却用闺阁的礼仪、深室之间的规矩来要求他；有的谄媚巧诈、小有才能，阿谀奉承取悦君主，顺从乡里的习俗，低下众人耳目所好，却把天下的权柄、治乱的关键交给他。这就好比用斧头剃毛，用刀砍木头一样，都失掉了适宜的用法。

君主，用天下的眼睛看，用天下的耳朵听，用天下的智慧思考，用天下的力量争取。因此，号令能够下达到底，臣下的情况能够上达听闻。百官修明统一，群臣像车辐聚集到车毂一样，高兴时不随意赏赐，愤怒时不随意定罪诛杀。因此，威严确立而不废弛，聪明光大而不被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昏暗，善恶的情况，每天陈说在面前而没有阻碍。因此，贤能的人竭尽智慧，不成材的人竭尽力量。恩德恩泽普遍覆盖而不偏私，群臣勤勉做事而不懈怠，亲近的人安守本性，疏远的人感怀恩德。之所以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掌握了用人的道理，而不依赖自己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不劳累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海。君主的本意，没有不想总括海内的智慧，尽用众人的力量，然而群臣志向通达、效忠的，很少有不困顿自身的。如果说的话是对的，即使是在穿粗布衣的平民、割草打柴的人，也不可抛弃；如果说的话是错的，即使是在卿相君主，在庙堂之上拿着手杖，未必可用。是非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来论定。因此，明君听取群臣的意见，计策可用，就不嫌弃他的地位；言论可行，就不苛求他的辩才。昏君却不是这样。所喜爱亲近的人，即使邪曲不正，也不能察觉；疏远卑贱的人，竭力尽忠，也不能知晓。有进言的人用言辞穷诘他，有劝谏的人用罪名诛杀他。像这样却想要照亮海内，保存万方，这就好比塞住耳朵听清浊，遮住眼睛看青黄一样，离聪明也就太远了！

法律，是天下的度量衡，是君主的准绳。颁布法律，是为了制裁不守法的人；设立赏赐，是为了奖赏应当奖赏的人。法律制定之后，符合标准的给予赏赐，违背准则的予以诛杀。尊贵的人不减轻他的刑罚，卑贱的人不加重他的刑责，犯法的人即使是贤能也必定诛杀，符合标准的人即使不成材也必定无罪，因此公道畅通而私道阻塞了。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禁止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自己；设立君主，是为了制约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断独行；法律典籍礼仪，是为了禁止君主，使他不能擅自决断。没有人能放纵自己，那么道就胜利了；道胜利而道理就通达了，所以回归到无为。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因为言语不是从自己发出的。寸生于毫，毫生于分，分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影，这是度量的根本。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这是声音的宗源。法生于义，义生于众人的适宜，众人的适宜符合人心，这是治理的关键。因此，通晓根本的人不被末节扰乱，看到关键的人不被细节迷惑。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产生于人间，反过来用来端正自己。因此，自己有就不非议别人，自己没有就不要求别人。在下位所确立的，在上位不废除；在百姓中所禁止的，在自己身上不实行。所谓亡国，并不是没有君主，而是没有法律。变法，并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法律却不使用，与没有法律一样。因此，君主制定法律，先为自己树立检束的榜样，所以法令能在天下推行。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实行；自身不端正，虽然下命令也不服从。”因此，禁令能战胜自身，那么法令就能在百姓中推行了。

译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就像造父驾车一样。在缰绳和嚼子之间协调整齐，在嘴唇和牙齿的配合中控制快慢；在胸中把握正确的法度，在手中掌握节奏；内心契合心中所想，外在符合马的意愿。因此能够进退合乎绳墨，转弯合乎圆规；选取道路到达远方，而气力还有剩余。这确实是掌握了驾驭的方法。所以权势是君主的车辆，大臣是君主的四匹拉车的马。身体离开了车辆的安稳，手中失去了对四匹马的控制，而能不陷入危险的，从古至今都没有过。所以车辆和马匹不协调，即使是王良这样的善御者也无法到达目的地；君臣不和，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实现治理。掌握方法去驾驭，那么管仲、晏婴的智慧也就用尽了；明确职分来展示，那么跖、跖的奸邪也就停止了。站在高处窥视井底，即使视力再好也看不清井底的情况，借助镜子来照看，那么细微之处也能看清。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枯竭，事物到来就观察它的表象，事情发生就顺应它的变化，近处不乱，远处也能治理好。所以不依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的道理，因此万无一失。现在驾车的人，马匹与车辆协调，驾车人的心意与马匹和谐，那么经历险阻到达远方，进退周游，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即使有骐骥、騄駬这样的良马，如果让奴仆来驾驭，那么马就会放纵自己，人就不能控制了。所以治理国家不贵在君主自以为是，而贵在让臣下不能为非作歹。所以说：不要让他们产生欲望，不要说他们不追求；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夺取，不要说他们不争夺。这样，人才就能释放，公道就能施行。美好的事物符合法度，不足之处建立在使用上，所以天下可以统一。放弃职责而听信非议，抛弃公事而任用朋党，那么奇特的人才就会轻浮傲慢而扰乱秩序，坚守官职的人就会受阻而不能晋升。这样，民俗就会在国内混乱，功臣就会在朝廷争夺。所以法律和度量衡，是君主用来控制下属的工具，放弃而不使用，就像没有缰绳和嚼子而驾车一样，群臣百姓反而会戏弄君主。所以有方法就能控制别人，没有方法就会被别人控制。吞舟的大鱼，荡然失去水，就会被蝼蚁控制，这是离开了它的居所；猿猴失去树木，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离开了它的处所。君主放弃所坚守的而与臣下争夺，那么官吏就会以无为来保持职位，坚守职责的人就会迎合君主来取悦。因此臣下隐藏智慧而不使用，反而用事务来转嫁责任给君主。富贵的人对于劳累，通达事理的人对于明察，骄纵的人对于恭敬，权势都不及君主；君主不任用能人而喜欢自己去做，那么智慧就会日益困顿而自己承担责任。在下层穷尽，就不能伸张道理；行为在国内堕落，就不能专断。智慧不足以治理，威严不足以执行刑罚，就无法与天下交往。喜怒表现在心里，欲望显露在外，那么坚守职责的人就会偏离正道而迎合上级，官吏就会歪曲法律而顺从风气，赏赐不匹配功劳，惩罚不应对应罪行，上下离心，君臣互相怨恨。因此执政者迎合君主，有过错就无法责备他们。有罪而不惩罚，那么百官就会烦乱，智慧无法解决；毁谤和赞誉滋生，明智无法洞察。不纠正根本而违背自然，那么君主就会更加劳累，臣下就会更加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畜，代替工匠砍削木材一样。与马赛跑，筋脉断裂也追不上，上车握住缰绳，马就会在车辕下受控。所以伯乐相马，王良驾车，英明的君主乘坐，没有驾车和相马的劳累而能到达千里之外，这是依靠人的资源作为羽翼。所以君主，无为而有坚守，有为而没有喜好。有为就会产生谗言，有喜好就会产生阿谀。从前齐桓公喜好美味，易牙就烹煮他的长子来进献；虞君喜好宝物，晋献公就用璧玉和马匹来引诱他；胡王喜好音乐，秦穆公就用女乐来诱惑他。这些都是因为利益而被别人控制。所以善于建立的人不会被拔除。火炎热而水能熄灭它，金坚硬而火能熔化它，木强壮而斧头能砍伐它，水流而土能阻挡它，只有造化者，万物都不能战胜它。所以内心的欲望不流露叫做扃，外部的邪气不进入叫做塞。内扃外塞，什么事不能节制！外塞内扃，什么事不能成功！不用而后能用，不为而后能为。精神劳累就会越界，耳目放纵就会枯竭。所以有道的主君，消灭想法去除意念，清静虚怀等待，不夸耀言语，不争夺事务，循名责实，使用官吏，任用而不教导，责备而不教诲，以无知为道，以奈何为宝。这样，百官的事务，各自有所坚守。掌握权势的柄权，教化百姓就容易了。卫君役使子路，是因为权势重；景公、桓公臣服管仲、晏婴，是因为地位尊贵。怯懦者服从勇敢者，愚笨者控制智慧者，是因为他们所依托的权势胜过对方。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末端不能强于根本，那么轻重大小，就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就像五根手指隶属于手臂，搏击抓取敏捷，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是说小的隶属于大的。所以得到权势利益的人，所持的很小，其存在很大；所坚守的很简约，所控制的很广阔。所以十围的大树，能支撑千钧的房屋；五寸的门闩，能控制开合的门。难道是因为材料的巨大或小足够吗？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关键。孔子、墨子，修习先圣的方法，通晓六艺的论述，口述他们的言论，身体力行他们的志向，仰慕道义追随风气，为他们服役的人不过几十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就会遍布儒生和墨者。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而死感到悲伤，奋袖而起，衣冠相连于道路，于是在宋城下集结军队，这是权势重的缘故。楚文王喜好穿戴獬豸冠，楚国效仿他，赵武灵王戴着贝带、鵔鸃冠上朝，赵国效仿他。如果让他们处于平民的地位，即使戴着獬豸冠，系着贝带、鵔鸃冠上朝，也不免被人嘲笑。百姓喜好善良乐于正直，不需要禁止和惩罚而自己符合法度的，万中无一。下达必须执行的命令，顺从的有利，逆反的凶险，太阳影子还没移动，天下就没有不被绳墨约束的了。所以握住剑锋，以离开北宫子，司马蒯蒉不让他应敌；拿着觚，招其末端，那么普通人也能制胜。现在让乌获、藉蕃从后面牵牛尾，尾巴断了也不跟随，这是逆反；如果指着桑条穿过它的鼻子，那么五尺的童子，牵着它环绕四海，这是顺从。七尺的船桨能控制船的左右，是因为依靠水；天子发号施令，令行禁止，是因为依靠众人作为权势。防止百姓所害，开启百姓所利，威严就能施行，就像开闸放水一样。所以顺着水流而下容易到达，逆风奔驰容易走远。桓公建立政令，去除食肉的野兽，食粟的鸟，系罝的网，三次举措百姓就高兴了。纣王杀死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恨，砍断涉水者的胫骨而万民背叛，两次举措天下就失去了。所以义，不是能普遍利于天下的百姓，利于一人而天下追随风气；暴，不是尽害海内的众人，害一人而天下背离叛乱。所以桓公三次举措而九合诸侯，纣王两次举措而不能成为平民。所以举措不可不审慎。

译君主向百姓征收赋税，必须先估量当年的收成，衡量百姓的积蓄，知道饥荒时有余或不足的数目，然后才取用车马、衣食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高台层叠的楼榭，连接屋宇的阁道，并非不华丽，然而百姓有挖掘洞穴、居住在狭小庐舍中用来安身的人，英明的君主不会感到快乐。肥美浓烈、甘甜酥脆的食物，并非不美味，然而百姓有连糟糠豆粟都吃不上的，英明的君主不会觉得甘甜。方正的床铺、柔软的席子，并非不舒适，然而百姓有身处边城、冒着危难、死于沼泽或曝尸荒野的，英明的君主不会感到安逸。所以古代统治百姓的君主，对百姓充满悲悯。国家有挨饿的人，吃饭就不吃两道菜；百姓有受冻的人，冬天就不穿皮衣。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才开始悬挂钟鼓，陈列盾牌和斧钺，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地享乐，国家没有哀痛的人。所以古代制作金石管弦乐器，是用来宣扬快乐的；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显示威严怒气的；酒杯礼器、酬答的礼仪，是用来效法善行的；丧服草鞋、跳跃哭泣，是用来表达悲哀的。这些都是内心充实而在外表现出的形象。等到昏乱的君主，向百姓索取不估量他们的能力，向下面要求不衡量他们的积蓄，男女不能从事耕织的劳作，来供给上面的需求，劳力疲惫、财物匮乏，君臣互相怨恨。所以百姓到了唇焦肝沸的地步，只有眼前没有储备，这才开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这就像穿着铠甲进入宗庙，披着丝绸跟随军队，失去了音乐产生的根源。百姓谋生，一个人脚踩犁头耕地，不过十亩，中等田地的收获，一年的收成，不过每亩四石，妻子儿女老弱，仰仗这些吃饭，时常有涝旱灾害的祸患，没有多余的钱财供给上面的征赋、车马、兵器的费用。由此看来，人的生存，真是可怜啊！天地虽然广大，计算起来，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大概九年有三年的积蓄，十八年有六年的积蓄，二十七年有九年的储备，即使有涝旱灾害的祸殃，百姓也不会困穷流亡。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穷乏。所以有仁德的君主、英明的帝王，他们向百姓索取有节制，自我供养有法度，就能承受天地的恩赐，而不脱离饥寒的祸患了。如果是贪婪的君主、残暴的君王，侵扰下面的百姓，掠夺百姓，来满足无穷无尽的欲望，那么百姓就无法承受天的和顺而践行地的恩德了。

食物，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所以作为君主，上顺应天时，下尽用地利，中发挥人力，因此万物得以生长，五谷繁茂繁殖，教导百姓养育六畜，按时种植树木，致力于整治田地，种植桑麻，肥沃贫瘠、高低不同的土地，各自按照适宜的方式处理，丘陵险峻不生长五谷的地方，用来种植竹木。春天砍伐枯木，夏天采集瓜果，秋天储存蔬菜粮食，冬天砍伐柴火，作为百姓的资源。因此活着没有缺乏用的，死了不用转运尸体。所以先王的法令，打猎不掩捕成群的野兽，不采摘未成

译熟的瓜果。不排干沼泽捕鱼，不放火烧林打猎。豺狼没有祭祀野兽，捕兽的网罗不得布置在野外；水獭没有祭祀鱼，渔网不得进入水中；鹰隼没有捕捉猎物，罗网不得张设在溪谷；草木没有落叶，斧头不得进入山林；昆虫没有蛰伏，不得用火烧田。怀孕的动物不得杀害，雏鸟的蛋不得掏取，鱼不满一尺不得捕捉，猪不满一年不得宰杀。因此草木的生长像蒸汽一样蓬勃，禽兽的回归像流泉一样汇聚，飞鸟的回归像烟云一样聚集，有导致它们这样的原因。所以先王的政令，四海云气到来，就修整疆界；蛤蟆鸣叫燕子降落，就疏通道路；阴气下降百泉涌动，就修缮桥梁；昏星在天空正中，就致力于种植谷物；大火星在天空正中，就种植黍豆；虚星在天空正中，就种植越冬麦；昴星在天空正中，就收敛积蓄，砍伐薪木。向上报告给天，向下颁布给百姓。先王之所以顺应时节修备，富国利民，确实使远方的人归附，他的道理完备了。并不是能亲眼看见并用脚走到的，是想使他们获利。想使他们获利，不忘记在心中，那么官员自然就会各尽其职了。心对于九窍四肢，不能做一件事。然而动静听视都以此为主，是因为不忘记想使他们获利的念头。所以尧行善而众善到来，桀作恶而众恶到来。善积累则功业成就，恶积累则祸患达到极点。

大凡人的议论，心想要小而志向想要大，智慧想要圆通而行为想要方正，能力想要多而事情想要少。所以心想要小的原因，是忧患未生就考虑，祸患未发就防备，戒除过错谨慎细微，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想要大的原因，是包容万国，统一不同的风俗，覆盖百姓，像合并一个家族一样，是非像辐条一样聚集而成为车毂；智慧想要圆通的原因，是循环往复运转，始终没有端点，向四面八方流通，像深渊泉水一样不枯竭，万物同时兴起，没有不响应的；行为想要方正的原因，是直立而不弯曲，素白而不被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意志；能力想要多的原因，是文武兼备，动静符合法度，举动废置，曲折得当，没有抵触，没有不适宜的；事情想要少的原因，是掌握权柄和权术，抓住要点来应对众人，执守简约来治理广大，处于静定持守中道，运转于枢纽，以一统万，像符合符节一样。所以心小的，在细微处禁止；志向大的，没有不怀有的；智慧圆通的，没有不知道的；行为方正的，有不做的事；能力多的，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少的，是简约所掌握的。

古代天子听政，公卿正直劝谏，博士诵读诗歌，乐师诵读箴言，庶民传话，史官记录过错，宰相撤去膳食。还认为不够，所以尧设置敢谏的鼓，舜设立诽谤的木柱，汤有司直的人，武王设立戒慎的鼗鼓。过错即使像毫厘一样微小，也已经防备了。圣人对善行，没有小的而不举荐；对过错，没有微小的而不改正。尧、舜、禹、汤、文、武，都坦然地统治天下而面南而坐。在这个时候，敲着鼛鼓吃饭，奏《雍》乐撤席，吃完饭祭祀灶神，出行不用巫祝，鬼神不敢作祟，山川不敢降祸，可以说是极其尊贵

译了。然而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由此看来，圣人的心是小的。《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显明地侍奉上帝，从而获得多福。”说的就是这个吧！武王伐纣，散发巨桥的粮食，散尽鹿台的金钱，封比干的墓，表彰商容的里巷，朝拜成汤的庙，释放箕子的囚禁。让百姓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耕种自己的田地，不分新旧，只亲近贤人，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役使不是自己的人，安然自得好像本来就拥有。由此看来，圣人的志向是大的。文王、周公观察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盛，桀、纣所以灭亡的原因，都记载在明堂，于是略尽智慧广泛询问，来应对无穷的变化。由此看来，圣人的智慧是圆通的。成王、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遵守明堂的法制，观察存亡的痕迹，看见成败的变化，不合道义的话不说，不合道义的事不做，说话不随便出口，行动不随便作为，选择善行然后从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孔子的通达，智慧超过苌弘，勇力使孟贲佩服，脚踩像兔子一样快，力招城关，能力也很多。然而

译耕种这件事是辛劳的，纺织这件事是烦扰的，人们不抛弃这些烦扰辛劳的事情，是因为知道它们可以带来衣食。人的本性不能没有衣食，获得衣食的途径，必定始于耕种和纺织，这是天下百姓共同看到的道理。像耕种纺织这类事物，开始时非常辛劳，最终必定有利可图。大多数愚笨的人见识短浅，可以权衡利弊的事情很多，但愚笨的人能够权衡的很少，这就是愚笨的人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中可以预先准备的，智者会全部准备妥当；可以权衡利弊的，智者会全部加以权衡；这就是智者灾祸少的原因。所以智者起初看似违背常理，最终却能顺应大道；愚者开始时快乐，最终却陷入悲哀。今天做什么能带来荣耀？明天做什么能符合道义？这是容易说清楚的。今天做什么符合道义，明天做什么能带来荣耀，这是难以知晓的。问盲人乐师说：“白色的素绢怎么样？”回答说：“洁白。”问：“黑色的怎么样？”回答说：“漆黑。”把白色和黑色的东西拿给他看，他就分辨不出来了。人用眼睛看黑白，用嘴巴说黑白，盲人乐师有说黑白的言辞，却没有辨别黑白的能力，所以说黑白的话和别人一样，但辨别黑白的能力和别人不同。

在家对父母孝顺，在外对君主忠诚，无论愚笨还是聪明，贤能还是无能，都知道这是道义；但是让那些陈述忠孝行为的人知道这些行为的根源，很少啊！凡是人的思考，没有不是先认为可行然后去做的，结果是对还是错，这就是愚笨和聪明的区别。凡人的本性，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急迫的。以仁作为根本，以智来推行，这两者作为基础，再加上勇力、辩慧、敏捷、勤勉、巧敏、迟利、聪明、审察，这些都是众多的益处。如果身材没有修养，技艺虽然完备，但没有仁智作为主干，反而加上众多的美德，就会增加损害。所以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就会狂妄地拿着利剑；不智而辩慧狡诈，就会抛弃良马而不遵循法度。虽然有才能，但施展不当，处理不适宜，恰好足以辅助虚伪、粉饰错误，技艺再多，也不如少的好。所以有野心的人，不可以借给他便利的权势；有愚笨本质的人，不可以给他锋利的器具。鱼得到水而游动就快乐，池塘决口水干了，鱼就被蝼蚁吃掉。有人掌管修筑堤防，修补缺口漏洞，鱼就能从中获利，国家得以保存，人得以生存。国家之所以能保存，是因为仁义；人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行善。国家没有道义，即使强大也必定灭亡；人没有善的志向，即使勇敢也必定受伤。治理国家，上级不能参与的事情。对父母孝顺，对兄嫂友爱，对朋友守信，不需要上级的命令就可以做到。放弃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去要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违背常理的。士人处于卑微隐蔽的地位，想要向上通达，必须先反省自己。向上通达有方法，名誉不兴起，就不能向上通达；获取名誉有方法，不被朋友信任，就不能获得名誉；被朋友信任有方法，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高兴，就不能被朋友信任；使父母高兴有方法，修养自身不真诚，就不能侍奉父母；真诚自身有方法，心不专一，就不能专一真诚。大道在于简单却追求得艰难，验证在于近处却追求得遥远，所以得不到。

卷十缪称训

大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坦如同水准，笔直如同墨线，圆滑如同圆规，方正如同矩尺，包裹宇宙而没有内外，贯通天地而没有阻碍。所以体悟大道的人，不悲哀也不快乐，不喜悦也不愤怒，坐着没有忧虑，睡觉没有梦境，事物来了就命名，事情来了就应对。君主是国家的中心，心治理得好，百官就都安定；心扰乱，百官就都混乱。所以心治理得好的人，肢体相互遗忘；国家治理得好的人，君臣相互遗忘。黄帝说：“茫茫昧昧，遵循天的道理，与元气同流。”所以至德的人，言语简约，事情指向一致，上下一心，没有歧途和旁门左道，遏制邪恶，开辟善道，百姓就向往正道了。所以《易经》说：“在野外与人同心，利于渡过大河。”道，是事物所遵循的引导；德，是本性所扶持的；仁，是积累恩德的见证；义，是比照人心而符合大众适宜的。所以道消亡而德发挥作用，德衰败而仁义产生。所以上古时代体悟大道而不强调德，中古时代坚守德而不败坏，末世时代小心翼翼唯恐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仁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仁义，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小人没有嗜欲就无法活命，失去嗜欲，就失去了活命的根本。所以君子害怕失去仁义，小人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的，就知道他们各自不同了。《易经》说：“追逐鹿没有虞人引导，只是进入林中，君子见机不如放弃，前往会有吝惜。”施予厚的人回报美好，怨恨大的人祸患深重。施予微薄却期望厚望，蓄积怨恨却没有祸患的，古今从未有过。所以圣人观察他过去的行为，就知道他未来的结果。圣人的道，就像在十字路口放置尊酒：路过的人斟酌取用，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所以得到一个人，就能得到一百个人。人把他对上级的愿望，用来对待下级，谁不拥戴？把他对下级的欲望，用来侍奉上级，谁不欢喜？《诗经》说：“取悦这一人，应侯谨慎德行。”谨慎德行很伟大，一人很微小。能善待微小的，就能善待伟大的。

君子看到过错忘记惩罚，所以能进谏；看到贤能忘记卑贱，所以能谦让；看到不足忘记贫穷，所以能施舍。情感系于内心，行为表现于外。凡是行为承载情感，即使有过错也没有怨恨；不承载情感，即使忠诚也会招来厌恶。后稷广泛利益天下，尚且不自我夸耀。大禹没有废弃的工程，没有浪费的财物，自我审视仍然觉得不足。饱满如同陷落，充实如同空虚，这是极致的境界。凡人各自认为自己所喜欢的贤能，而喜欢自己感到快乐的。世上没有不举荐贤能的，有的用来治国，有的用来乱政，不是自己逃避，而是寻求和自己相同的人。自己未必得到贤能，却寻求和自己相同的人，想要得到贤能，也不容易啊！让尧揣度舜是可以的，让桀揣度尧，这就如同用升去量石一样。现在说狐狸，就必定不知道狐，也不知道狸。不是因为没见过狐，必定是没见到狸。狐、狸不是异类，是同类。而说狐狸，却不知道狐、狸。所以说不贤能的人是贤能的，就必定不知道贤能；说贤能的人是不贤能的，就必定不知道不贤能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