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要略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像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泛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攕揳唲齵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晲，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澈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泛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译《本经》篇，是用来阐明大圣人的德行，贯通宇宙初始的大道，简略地概括衰败时代古今的变化，以此褒扬先代社会的隆盛，而贬斥末世政治的邪曲。它是用来使人摒弃耳目感官的聪明，节制精神情感的波动，抑制放纵逸乐的欲望，调节涵养性情的和谐，区分帝王应有的操守，排列大小尊卑的等级。
《主术》篇，讲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事务。它是用来确立任用与督责的制度，使群臣各自竭尽所能。明确掌握权柄，以控制下属，根据名义来责求实际，通过多方参验来考核，这是用来使君主掌握规律、抓住关键，不随意喜怒。它的规律直接施行就能端正邪曲，排除私欲就能树立公义，使百官条理通达而像车辐聚集于车毂一样，各自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人们都能贡献功效。这就是主术的明达之处。
《缪称》篇，是剖析道德的论述，区分仁义的界限，简略地杂糅人间的琐事，总括于神明的德行之中，借助形象选取对应的事物，互相比喻，截取短小的片段作为节律，以适应细微的具体事物。它是用来曲折地阐述观点、驳斥议论，应对感应而不会穷尽的。
《齐俗》篇，是用来统一众生长短的差异，调和九夷的风俗风气，贯通古今的言论，贯穿万物的道理，裁制礼义的适宜，规划人事的始终。
《道应》篇，是搜集以往事迹的踪迹，追溯观察古代的痕迹，考察祸福利害的相反相成，验证老庄的学说，从而契合得失的趋势。
《泛论》篇，是用来针砭细微曲折之处，剖析那些难以言说的缝隙。直接施行正道，以推究根本的质朴，从而预兆显现得失的变化、利弊的反转，这是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溺于权势利益，不被事态所诱惑，有符验可以观察，同时考察时势的变化，从而随着时势推移而改变。
《诠言》篇，是用来比喻人事的旨意，解释治乱的体制。甄别选择微妙言论中的精义，用阐明最高道理的文字，来弥补过失中的缺漏。
《兵略》篇，是用来阐明战胜攻取的规律，形势机变的态势，欺诈诡谲的变化，体现因循顺势的道理，秉持后发制人的论点。它是用来让人知道战阵纷争如果不合乎道义就不能成功，知道攻取坚守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强大。如果真正明白了其中的意旨，进退左右就不会失去打击的危险，乘着形势作为凭借，以清静作为常态，避开坚实而攻击空虚，就像驱赶羊群一样，这就是谈论军事的道理。
《说山》、《说林》篇，是用来疏通百事中那些隐蔽阻塞的地方，打通万物中那些窒塞不通的关窍。借助比喻选取形象，不同类别、不同形态，用来统领治理人事的意旨，解除纠结细密的困惑，解说盘绕困顿的情况，从而阐明事理、列举事例。
《人间》篇，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反转，钻研得失的踪迹，标举始终的界限。分辨百事的细微之处，铺陈存亡的关键，使人知道祸可以转化为福，亡可以转化为得，成可以转化为败，利可以转化为害。如果真正领悟了其中的至意，那么在世俗之间就能左右逢源、俯仰自如，而不会受到谗言贼害和毒虫叮咬的伤害。
《修务》篇，是因为人们在道上浸淫不深，对理论的体味不深，看到那些文辞，反而以清静为常态，以恬淡为根本，就会懈怠荒废学问，放纵欲望以适情，想要苟且偷安以自乐，从而阻塞了大道。现在狂人没有忧虑，圣人也没有忧虑。圣人没有忧虑，是因为用德行来调和；狂人没有忧虑，是因为不知道祸福。所以通达而无为，与阻塞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的无为虽然相同，但无为的原因却不同。因此要浮泛地称说那些能够让人听进去的道理，从而使学者勤勉努力以接近大道。
《泰族》篇，是横跨八极，达到高处，向上阐明日月星三光，向下调和水土，贯通古今的大道，治理伦理的秩序，总括万方的旨意，归结于一个根本，以此来经纬治理之道，纪纲王者的事业，于是推究心术，调理性情，以容纳清平的灵气，澄澈神明的精华，从而与天和相互激荡，所以能阅览五帝三王的功业，怀抱天气，秉持天心，执守中道而蕴含和气，德行内化于身心，以此来凝聚天地，发动阴阳，序化四时，端正方位，安抚它就安宁，推行它就行动，于是用来陶冶万物，教化群生，倡导就有和应，行动就有追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所以景星出现，祥风到来，黄龙下降，凤凰在列树筑巢，麒麟停留在郊野。如果德行不在内化，而只施行法度，专用制度，神灵就不会感应，福祥就不会回归，四海就不会归顺，百姓就不会教化。所以德行内化于身心，是治理的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篇。
凡是撰写这些书籍，是用来窥探大道的通塞，希望后世的人知道举措取舍的适宜，对外与事物接触而不迷惑，对内有所安顿精神、涵养元气，安享至和，而自己乐于接受天地所赋予的。所以谈论大道如果不阐明终始，就不知道仿效依靠什么；谈论终始如果不阐明天地四时，就不知道避讳什么；谈论天地四时如果不援引比喻，就不知道精微之处；谈论至精如果不推究人的神气，就不知道养生的关键；推究人情如果不谈论大圣人的德行，就不知道五行的差异；谈论帝王之道如果不谈论君主的事务，就不知道大小的衰变；谈论君主的事务如果不做比喻，就不知道动静的适宜；谈论比喻如果不谈论风俗的变化，就不知道合同的大旨；已经谈论了风俗的变化如果不谈论往事，就不知道大道的感应；知道大道的感应而不知道世间的曲折，就无法配合万方；知道泛论而不知道诠言，就无法从容应对；通晓书文而不知道军事的旨意，就无法应对突发情况；知道大略而不知道比喻，就无法推明事理；知道公道而不知道人间世事，就无法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世事而不知道修务，就无法使学者勉励努力。想要精简其辞藻，总览其纲要，如果不曲折地深入探究，就不足以穷尽大道的意旨。所以著书二十篇，那么天地的道理就穷尽了，人间的事理就接洽了，帝王的大道就完备了！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干》、《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扌麏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征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锺，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锺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译其中的言论有小有大，有精微有粗疏，指向和奏章各不相同，各自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如今专门谈论“道”，那么没有什么不在其中，然而能够把握根本并了解末节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现在的学者没有圣人的才能，如果不加以详细解说，就会终身在混沌迷茫中颠沛困顿，而不能觉悟于光明显赫的方法。如今《易经》中的《乾》《坤》两卦，足以穷尽大道、贯通义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晓祸福。然而伏羲推演为六十四卦的变化，周代又增加了六爻，这是为了推究测度美好清静的大道，从而追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徵、羽五种，然而只有五根弦的琴是无法弹奏的。必须有粗细相配、和谐协调，然后才能形成乐曲。如今画了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它是什么野兽，如果具备完整的形体，就不会有疑问了。如今说它是“道”就显得太多，说它是“物”就显得太少，说它是“术”就显得广博，说它是“事”就显得浅显，推演论述，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为学者，本来就是要达到不言说的境界罢了。因为道的理论极其深奥，所以多用言辞来抒发其情；万物极其众多，所以广泛解说以通达其意。言辞虽然繁杂连绵、交错纷乱、遥远迟缓，这是为了淘洗涤荡最核心的意旨，使其没有凝滞枯竭，卷握而不散失。江河中的腐肉，数不胜数，然而祭祀的人从中取水，是因为它广大。一杯酒洁白，苍蝇浸在其中，普通人不会品尝，是因为它微小。如果真正通晓这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凡要旨，用以贯通九野，径直通过十门，超越天地，开辟山川，那么他在逍遥一世之间，主宰万物的形态，也是从容不迫的。像这样的人，挟持日月而不灼热，滋润万物而不耗损。宽广啊清澈啊，足以观览；渺小啊浩大啊，空旷啊，可以遨游。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的身份，赋税征收没有节制，杀戮没有止境，康梁沉溺于酒色，宫中像市场一样混乱，设置了炮烙的酷刑，剖开劝谏者的肚子，剔取孕妇的胎儿，天下人同心同德地苦于他的暴政。文王四代积累善行，修养德行，践行道义，处在岐山和周原之间，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天下四方的人都归附他。文王想要以卑弱制服强暴，为天下铲除残暴和贼寇，成就王道，所以太公的谋略就产生了。
文王建立了基业但没有完成，周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采用太公的谋略，极力搜罗人才，减轻赋税，亲自穿戴甲胄，去讨伐无道和不义，在牧野誓师，从而登上天子的位置。天下尚未安定，海内尚未和睦，武王想要彰显文王的美德，让夷狄各自带着贡品来朝贡，但辽远之地未能到达，所以治理三年的丧事，将文王的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以等待远方的人。武王即位三年就去世了，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处理政事，蔡叔、管叔辅佐公子禄父想要作乱，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主持天子的政事，作为周室的得力助手，辅佐成王，担心争权夺利的道路不被堵塞，臣下危害君主，所以放马于华山，放牛于桃林，毁坏战鼓折断鼓槌，插着笏板去朝见，以此来安定王室，镇抚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受封于鲁国，以此来移风易俗。孔子修习成王、康王的治道，阐述周公的训诫，用来教导七十位弟子，让他们穿着儒家的衣冠，修习儒家的典籍，所以儒家的学派就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业，接受孔子的学说，认为儒家的礼仪烦琐扰人而不令人喜悦，厚葬浪费财物而使百姓贫困，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事务，所以背离周道而实行夏政。大禹的时候，天下发生大水，大禹亲自拿着畚箕和垂绳，为百姓做表率，疏通黄河并引导九条支流，开凿长江并打通九条水路，开辟五湖并安定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做饭来不及，弄湿衣服来不及擦干，死在陵墓的人葬在陵墓，死在沼泽的人葬在沼泽，所以节约财物、薄葬、简朴服丧的思想就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卑弱，诸侯凭借武力征伐，南方的夷人和北方的狄人，交替侵伐中原，中原的延续如同细线一样危险。齐国的土地，东边靠着海，北边隔着河，土地狭小田地少，而百姓多智巧，桓公担忧中原的祸患，苦于夷狄的混乱，想要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尊崇天子的地位，扩大文王、武王的事业，所以《管子》一书就产生了。齐景公在内喜好声色，在外喜好狗马，打猎射猎不回宫，喜好美色没有辨别。修筑了路寝的高台，铸造了巨大的钟，在庭院下敲击，郊外的野鸡都惊叫，一次用了三千钟的赏赐，梁丘据、子家哙在左右引导，所以晏子的劝谏就产生了。
晚近的时代，六国的诸侯，像溪流一样各异，像山谷一样分别，水断山隔，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住自己的分地，掌握自己的权柄，专断自己的政令。下面没有方伯，上面没有天子，凭借武力征伐争夺权力，胜利者居右，依靠连横合纵的国家，约定厚重的使者，剖开信符，结交远方的援助，来守卫自己的国家，保持自己的社稷，所以纵横家的长短之术就产生了。
申不害是昭厘的辅佐，韩国和晋国分家了。土地贫瘠百姓险恶，而且夹在大国之间，晋国的旧礼制没有废除，韩国的新法律又重重出台，先君的政令没有收回，后君的政令又下达，新旧相反，前后错乱，百官背离混乱，不知道使用什么。所以刑名家的学说就产生了。
秦国的风俗，贪婪凶狠强力，缺乏道义而趋利。可以用刑罚威慑，而不能用善行教化；可以用奖赏鼓励，而不能用名声激励。背靠险阻带着黄河，四面关塞作为坚固的防御，地利形势便利，积蓄殷实丰富。秦孝公想要以虎狼的气势吞并诸侯，所以商鞅的法令就产生了。
至于刘氏的书，观察天地的形象，贯通古今的事情，权衡事情而建立制度，度量形势而施行适宜的措施，推究道的本心，符合三代王者的风范，以从容舒缓。在玄妙之中，精神摇曳无所不览，抛弃其界限，斟酌其美好宁静，以统领天下，治理万物，应对变化，沟通不同的类别，不遵循一条路径，不固守一隅的指向，不拘泥牵连的事物，而不随世推移。所以放在寻常之处而不堵塞，布于天下而不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