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经名：《冲虚至德真经四解》。金代人高守元编纂汇集，大约成书于大定乙酉年。共二十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列子。列子姓列，名御寇，是郑国人。他居住在郑国的圃田四十年，没有人认识他。起初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师从老商氏，与伯高子交友；精进学习二位老师的道术，九年以后才能驾风而行。他的弟子严恢问道：“我之所以请教道，是为了求富贵吗？”列子说：“桀、纣只是轻视道而看重财利，所以灭亡。”他的书共有八篇。列子大概是有道之士，庄子也屡次称许他。如今汴梁、郑州、圃田的列子观，就是他过去隐居的地方。唐代封他为冲虚至德真人，他的书被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太史公叙述黄帝、老子的学说时，把它们列在六经之前，大概是知道应该尊崇道术。为什么偏偏遗漏了《列子》呢？刘向于是校勘整理，编成此书。书中言论明辨内外，验证死生，齐同物我，大体上与庄子相合。至于“不知是我驾驭风，还是风驾驭我”，以及周与蝴蝶相互转化的说法，简直像出自同一张口。可是后世为《列子》作注、作传的人，都很少。晋代有张湛，唐代有卢重玄。若与《南华经》相比，张湛相当于郭象，卢重玄相当于成玄英。到了宋代政和年间，出现了注解，左辖范致虚谦叔也有论说。当时天下兴办道学，与三舍进士实行同样的教养制度。儒臣王礼上奏说：《庄子》《列子》二书辅翼老子，就像孔门有颜回、孟子一样。其中微妙的言论和精深的道理，可以启发后人，使黄帝之道重新灿然显现，其功劳并不在颜回、孟子之下。应当下诏令有关官署研究讲习，以示尊崇。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这部书广泛流行。平阳逸民高守元善长收集到两家解说，又合并张湛、卢重玄二家的注解，编成一部书。这确实对学者有所增益，使人能够叩问玄关、探求圣人之门，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难道不是好事吗？我私下曾认为，训诂的义理自古以来就很难掌握。卢重玄序中说：“千年才有一个贤者，仍如肩并肩相接；” 万代才有一个真正知晓大道的人，也不比朝夕之间容易遇到，实在令人叹息。大定己酉年春季，承务郎、前同知沁州军州事、云骑尉、赐绯鱼袋致仕毛麾作序。以上是《新书》的定本，共著录八篇。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我所校勘的中书《列子》有五篇；我谨与长社尉臣参共同校勘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所藏书六篇、臣参所藏书二篇，内书和外书共二十篇。经过校勘，删去重复的十二篇，确定著录八篇。中书本较多，外书本较少；篇章错杂分布在各篇之中，有的字误把“尽”写成“进”，把“贤”写成“形”，类似情况很多。到编入新书时，凡是已经依照中书校定的，都用杀青之法定稿，书就可以抄写了。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穆公同时，大概是有道之士。他的学说本于黄帝、老子，号称道家。道家掌握纲要、执守根本，清静虚无、无为而治。至于修治自身、与人相处，务求崇尚不争，符合六经。但《穆王》《汤问》二篇迂曲荒诞、恢宏诡异，不像君子之言。至于《力命》篇，一味推说命分；《杨朱》篇只以放纵自适为贵。两种义理相互违背，不像出自同一家的书。然而各自都有所阐明，也有值得观览之处。孝景皇帝时，黄老之术盛行，这部书在世间颇为流传。后来书籍遗失散落于民间，便没有传承者，而且多是寓言，与庄周相类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所以太史公司马迁没有为列子作传，只谨慎地编次著录。臣刘向冒死上奏：这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列子》的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日上奏。晋代张湛注解并作序。张湛听先父说：我的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都是王氏的外甥，并且年少时一同在外家跟随舅父始周游学。始周的堂兄正宗、辅嗣，都喜欢搜集文籍。先君等人先后得到王仲宣家的藏书，几乎有一万卷。傅氏世代也是学者之家，三人年少时便争相抄录奇书。长大以后，遭逢永嘉之乱，我与傅颖根一同避难南行。车辆装载的重量各自只能凭力承担，但盗寇日益猖獗，前路还很遥远。张湛对傅颖根说：如今恐怕不能把所带书籍全部保全，不如共同挑选世间少有的书，各自保管抄录，使它们不被遗弃。颖根于是只携带了祖父傅玄、父亲傅咸及自己的文集。先君所抄录的书中有《列子》八篇，到了江南，仍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列子》只剩《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战乱前，刘正舆任扬州刺史，先君曾先过江，在他家中又得到四卷；不久又从辅嗣的女婿赵季子家得到六卷。相互参校有无，这才全部完备。这部书的大意，是说明群有以至虚为宗旨，万物以终归消灭为验证；神明智慧因凝寂而长存。思虑一旦执着于外物，便自行丧失生命；觉醒与变化、梦境的情状相同；无论大小都不局限于一个范围；困厄与显达不凭借智力；修治自身贵在任其自然。顺应本性，那么所到之处都能适意，水火也可以踏过；忘却情怀，那么没有幽深之处不能照见，这就是它的宗旨。然而它所阐明的内容往往与佛经相参，大体上与老子、庄子相同，遣词造句、援引譬类尤其像《庄子》。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彼此都在表达相同的旨归，多次称引其中的话。因此为它作了注解。

译唐代通事舍人卢重玄叙论。刘向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穆公同时，大概是有道之士。他的学说本于黄帝、老子，号称道家。道家掌握纲要、执守根本，清静虚无、无为而治。至于修治自身、与人相处，务求崇尚不争，符合六经。但《穆王》《汤问》二篇迂曲荒诞、恢宏诡异，不像君子之言。至于《力命》篇，一味推说命分；《杨朱》篇只以放逸为贵。两种义理相互违背，不像出自同一家的书。然而各自都有所阐明，也颇有值得观览之处。而且多是寓言，与庄周相类似。所以太史公司马迁没有为列子作传。张湛序说：这部书的大意，是说明群有以至虚为宗旨，万物以终归消灭为验证；神明智慧因凝寂而长存。思虑一旦执着于外物，便自行丧失生命；觉醒与变化、梦境的情状相同；无论大小都不局限于一个范围；困厄与显达不凭借智力；修治自身贵在任其自然。顺应本性，那么所到之处都能适意，水火也可以踏过；忘却情怀，那么没有幽深之处不能照见，这就是它的宗旨。然而所阐明的内容往往与佛经相参，大体上同于老庄。重玄认为，黄帝、老子的学说论道已经很久了，但世代没有真正懂得它的人。人们都凭情感和智识去争辩道的真宗，那么即使所解释的很多，也都归于未能明白。各种诠释虽然很多，却只是详述道的糟粕，无不把大道玄远地指向太虚之中。道体精微，妙绝于言语；如果只在言辞表面加以诠释，就会使真宗更加幽暗，只空传文字。至高的道理本来虚无，却只保存言说，竟不知道道以自身为本，只是假借言语来诠释；应当领会旨意后忘掉言语，离开言语而求实证，却偏偏凭是非、生灭的思虑，以及因情感发动作用的世俗之心，夸耀道的外在辞华，追求名声而丧失实质。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知道道是生命的根本，至德并不在言语之中，于是广泛招纳四方人才，旁询天下，希望有人通达玄理，将要以此救济众生。我才智浅陋，偶然仰慕此道，又承受圣旨，再次考究微妙言论。谨慎寻求《列子》一书，便为它诠释注解其宗旨，私下寄托自己的见解。这并不是想作指南，倘若能默契于希夷之境，如同在象罔中寻得玄珠，就是我的愿望，并不敢奢望一定做到。论说：什么叫生？就是神与形相会。什么叫死？就是神与形相离。形有生死，神没有生死，所以老子说“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寿”。然而这里所说的死生，只是约就形体而言；如果就神的作用而言，根本没有死生。神本来虚玄，契合真道的就是性；形本来质实有碍，受到染著的就是情。至人忘掉情而归于性，就接近于道；凡夫迷失本性、放纵情欲，就丧失真性。因此，毁损肢体、摒弃聪明，是体道者的常性；贪恋生命、厌恶死亡，是万物的常情。不矜持爱惜名利而损害生命，不祈求名声而舍弃珍宝，所以《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作恶不要触犯刑罚。沿着中正之道作为常法，就可以养生，可以享尽天年。”世人把“不求名”理解成放纵内心、任意作恶，这又错得很远。为什么呢？别人笑我也笑，别人哭我也哭；人所畏惧的事，不可不畏惧，又怎么能去作恶呢？由此可知，神是生命的主宰，形体是神之功德的报应。神有救济万物的功德，形体便得到尊贵的报应；神有损害万物的作用，报应便表现为卑贱丑陋的形体。所以神的运行没有穷尽，而形体有长有短；报应尽了便死亡，功德显著便转生为另一种形体。这也如同清白的人升迁荣耀，贪婪残暴的人降职黜退，只是约就职位而言。就形体来说，形体不变而地位不同；就神来说，神性不变而形体改变。至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处于有形之中，也珍惜真性。真神没有形体，心智只是它的作用；作用有染污和清净之分。凡人与圣人的区别，就在于：被染污、沉溺其中的成为凡人，处于清净状态的便合于道。道没有形质，只要离开情欲，哪里还需要到幽冥寂漠之中去寻找，到恍惚不可见之处去辨认呢？所以老子说：“我的道很容易知晓，也很容易实行，但人们不能知晓，也不能实行。”原因是什么？世人只从形体来规定生命，却不知道神才是生命的主宰；只根据气来说明死亡，却不知道神是气的根本。拘系于形体就会产生情欲，迷失于神明就会失去道。固守成见而迷惑根本，沉溺其中而丧失自我、忘记归途。圣人感叹人们竟如此停滞执著，于是叹息真正知道道的人很难遇到。所以说：“千里才有一个贤者，仍如肩并肩相接；万代才有一个知晓大道的人，也不比朝夕之间容易遇到。”这是深深惋惜他们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能因循这篇论说来用心，除去情欲和智巧而归于根本，减之又减，实行无为，然后再观看《列子》一书，这也就算领会了一半了。政和年间解说序。道运行于万物之中，万物却局限于各自的一偏。世人只看见万物而看不见道，圣人则看见万物无一不是道。真伪确立，梦与觉便分开；有无辨明，古今便显出差异。有所得并不是因为聪明，有所失也不是因为愚笨，而困穷与显达的差别产生于力与命不相合。只顾自身的人废弃仁，只顾他人的人废弃义，所以杨朱、墨翟的言论被通达大道的人讥笑。列子正要把真伪混同而一并忘掉，使有无会合于同一境界，把得失、困穷、显达交给自然。为我与兼爱可以通达大同，同时又深切怜悯百姓的迷惑。他们见到利益便忘记真性，就像盗贼攫取金子一样，迷失后不回头，奔驰而不顾返。因此著书八篇，说明玄妙万物的神明独自出入于范围之外，以及常胜之道在不争之地持守后发、守柔。其学说广阔奔放，借用范围之外的论述，托名黄帝、孔子。考察它的归宿，都是以《道德经》的旨意为根本。然而考察其言辞、探究其意旨和成就，到了他见到神巫便心醉、观看伯昏无人射箭便伏地的地步，最终认为进道只在乘风而归，那么他与庄周相比就相差很远了。《庄子》说：“列子驾风而行，还是有所凭借的。” 唉！不疾行却能迅速抵达，不行走却能到达，只有天下最神妙的境界，才是老氏道体的真实体现。我在处理万机之余，已经阅读《五千言》，并为它作训解；又曾注释《庄子□内篇》，而列子的书也不能没有论述。姑且把自己所听闻的加以解释，等待后世圣人中了解我的人。政和戊戌年闰九月朔日作序。

译范左丞解，吴师中撰序。世人所珍贵的是书，但书不过是言语。言语所珍贵的是意义，而意义又有所依随。能领会意义的人，即使忘掉言语也可以。不明白意义，不仅把不该珍贵的当作珍贵，也把该珍贵的弃置一旁，还彼此错立、群起排斥，这怎么配同通达大道的人谈论呢？列子大概是郑国有道之士。看他建立教化、坐而论道，阐明性命之理；至于拯救世人、对症施教的言论，更超越诸子。言语和意义之外，大体以混元为宗旨；而遣词设喻，渐渐与《庄子》并驾齐驱。世俗之学和世代的老师，被名物拘束，不能超越拘谨局促的见解，去探寻其中的门径，于是共同拒斥它，把它排除在圣人智慧之外。像司马迁这样尤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却唯独不为列子作传；刘向博学多闻，校勘群书，竟指《穆王》《汤问》二篇为迂曲荒诞、恢宏诡异，不是君子之言。他们如此排斥责难，难道不是因为不明白意义所依随之处，从而丧失了真正可贵的东西吗？我恭敬地看到政和年间的训解，知道它能在万世之后阐明道理、弘扬道教，将要引导天下人返还性命的本真状态，回归太古，这份恩赐实在深厚。于是命儒者兼习道经，而老庄之书一经大手整理，便如日月星辰般焕然明亮。观览其书而受到感化的人，已经得到应当效法的法象，就不再可以置疑议论了。至于《列子》一书，张湛曾为它作注，但错杂驳杂尤其严重；不只是没有掌握立言的方法，也失去了经书的旨意，所以士人常以此为忧。既然领会这部书意义的人想要忘掉言语，他能够做到吗？左丞范公太初先生在辅佐调理政务之余，亲自为它训释，推演其意义，仿佛出自列子内心；穷究其说，足以解除学者的蒙蔽。微妙的言论和精深的道理，历经数千百年，一旦豁然开朗，就像拨开云雾看见青天，使读这部书的人不用离开座席，便能在亲眼见到之际领会其道。这样对于辅助君主推行道化所起的作用，利益多么广大啊！于是借摹刻来扩大它的流传，谨题写在编本卷首。宣和元年孟秋望日作序。《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一卷。晋代张湛、唐代通事舍人卢重玄解说。宋代政和年间训解、宋代左丞范致虚解说。和光散人高守元汇集。天瑞。张湛说：大小错杂，寿命长短各有不同；即使天地广大、万物众多，只要涉及有生的范围、关涉运动变化的领域，生存、死亡和变化都是自然的征兆。唯有寂静而极度虚无、凝聚为一而不变的存在，不受阴阳终始和四时迁变的支配。卢重玄说：各种运动的事物无不以生为主，只知道爱惜生命，却不知道使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道理。有形的是生化的万物，生生不息的是无形无象的神。有形的称为物，无形无象的称为神。神的作用可以表现出来，类似阴阳；论其真实本体，则是阴阳所不能测知的。所以《易》说：“阴阳不能测知的，就叫作神。”这难道不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灵妙祥瑞吗？所以称为“天瑞”。政和解说说：万物有生有化，道却没有古今之别。只有体道的人才能不随物变化而恒常存在；如今应对万物时，内心不存刻意。因此“天瑞”篇开头讲生化，最后讲到国氏成为盗贼。范致虚说：天地虽然广大，万物虽然众多，都流转于生死境界，都陷入出入变化的机括；终始相循，变化相代，死生、寿夭、损益、成亏，无不是自然的征兆。体道之人超出万物之外，即使处在万形流转的领域，也冥合于不迁的一性；昼夜不能役使他，阴阳不能陶铸他，所以能够役使万物，却不被万物役使。列子。在姓氏“列”上加“子”，或许是因为首章是弟子所记录的缘故。居住在郑国的圃田，四十年间没有人认识他。这并不是说他的形体不与万物接触、言语不与万物交往；如果不知道他德性的深厚，就等同于“不认识他”的人了。国君、卿大夫看待他，也和看待普通百姓一样。并不是他主动与万物隔绝，只是言语没有是非分别，行为没有固定轨迹，所以万物都无法了解他。政和解说：古代善于修道的人，微妙深远而通达，深邃得使人无法识别。范致虚说：古代善于修道的人，微妙深远而通达，深邃得使人无法识别。所以体悟本性、抱守精神，游处于世俗之间，随顺万物而与世俗同流，何必故意炫耀聪明、使愚人惊异，专门作出离开社会、异于常俗的行为呢？国家物资不足，年成歉收，将要迁往卫国。女子离开娘家出嫁，叫作“嫁”。卢重玄说：“不足”，是年成歉收的意思；“嫁”，是前往的意思。弟子说：“先生此去，不知何时回来，弟子冒昧有所请教。” 卢重玄说：“谒，是请教、请求的意思。” 先生将用什么教导我们？先生难道没有听过壶丘子林的话吗？” 壶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师。列子笑着说：“壶子说过什么呢？” 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难道需要凭借言语吗？” 范致虚说：壶是空虚而不毁坏，丘是安定坚固而不动摇，子林则是显出道的根本、以道治理天下的人。道不需要询问，询问也没有回应。体悟道的人默默领会，不必专门诉诸言语；言语过多便屡屡陷入困穷，离道就远了。虽然如此，先生曾经把这些话告诉伯昏瞀人，我只是从旁听到，试着把它告诉你。伯昏瞀人是列子的朋友，与列子一同拜壶子为师。说自己不是亲自从壶子那里接受教诲，是列子的谦辞。政和解说：道不可言说，一经言说就已经不是道了。那么壶子还说了什么呢？只是不得已才有所言说，所以我听到后把它告诉你。范致虚说：道不可言说，一经言说就已经不是道。最终不能免于言说，是因为所谓“不言之言”本来未曾真正说出；这里姑且说它，只是为你讲个大概罢了。伯昏瞀人是体悟道而顺应万物的人，长久保持内在光明、承袭明德，不凭借外在的显见；有人称他为“无人”。从他作为奇异之人、与天相合的角度说，这或许就是壶丘子林告诉他的道理：道不可听见，也不可传告。所以说听到时只说“我从旁听说”，告诉时只说“试着把它告诉你”。他的话说：有一种生，却不是由生而来；有一种变化，却不是由变化而成。如今这种凝然的形体，能够使万物产生，却不是自己产生的；如今一切生存、死亡和变异，能够使万物变化，却不是自己变化的。卢重玄说：不因万物而生，不被万物所化，所以能够使众生出生，使一切变化发生。不生的东西能够使万物生生不息。所谓不生的，本来就是产生万物的根本。不化的东西能够使万物变化。所谓不化的，本来就是使万物变化的主宰。有生的不能不生，有化的不能不化。有生的并不是自己有能力产生而后出生，有化的也不是自己有能力变化而后变化，只是自然地不得不生、不得不化罢了。卢重玄说：凡是有生，就有死；凡被万物所化，就不断迁移，怎么能够没有生死、不变化、不迁移呢？所以万物总在不断出生、不断变化。凡涉及运动变化范围的事物，没有一刻能够暂时停止。所谓常生常化，就是无时不在生，无时不在化。生与化相互因循，存与亡往复循环，其中的道理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