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之十九

译列子说：希望听听处于后位的道理。壶丘子林说：回头看看你的影子，就知道了。列子回头观察影子，身体弯曲影子就弯曲，身体直影子就端正。这样看来，弯曲或端直随着形体而定，并不在影子；屈伸取决于外物，并不由我自己决定。这就叫作处于后位而居于先位。没有什么外物能够同他争，所以常常处在先位。这句话好像是壶子回答列子，却没有分条明说；列子一旦领会了处于后位的意义，就因而自己加以解释。壶子已经把它当作解释了，所以不再回答列子。卢先生说：影子由形体形成，曲直在于形体；生命形体由精神而存在，真实与虚伪在于精神的作用。若看见影子便能辨别形体，知道形体便能显明精神；不责求影子使身体端正，不执着身体来阐明大道；观察末端而知道根本，凭借显著之处而认识微妙，然后才能常处于先位。政和说：道以柔弱、谦下为外在表现，所以随着感应而回应，从来不抢在别人之前。正如桔槔一样，俯仰都随着人的动作。不与外物争，而天下没有谁能同它争，于是把自身置于人后，反而能使自身处在人先，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说：屈伸任凭外物，而不由我强行决定；这就叫作处于后位而居于先位。范先生说：影子这种东西，遇到火和太阳，我就显现；遇到阴暗和夜晚，我就消失，好像有所凭借，实际上并没有固定所依。它离去我就随之离去，它到来我就随之到来；它强烈明亮，我也随之强烈明亮；或弯或直，只随形体而已。所以列子观察影子而领会了处于后位的道理。众人都争先，只有自己取后；每日承受天下的污垢，这就叫作处于后位，因此不与外物争，而天下没有谁能同他争，所以常处于先位。《老子》说：圣人把自己置于人后，反而使自己处在人先。又说：想要处在人先，就把自己置于人后。这些意思与这里相合。关尹对列子说：言语美好，回声就美好；言语邪恶，回声就邪恶；身体高，影子就长；身体矮，影子就短。名声就是回声，身体就是影子。美恶得到相应的报应，就像回声响应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道理没有差别。所以说：谨慎你的言语，将会有人知道它；谨慎你的行为，将会有人跟随它。所谓话从自身说出而且善良，千里之外也会响应；行为在近处发生，却会在远处显现。因此圣人看见言语发出，便知道言语将得到的回应；观察过去的行为，便知道未来的结果，这就是能够预先知道事理的道理。看见言语发出就有回声传来，形体行动就有影子跟随，说明报应的道理不过如此。只是一般人还没有觉悟，所以称为先知。卢先生说：回声因声音而有，声音善美，回声就美好；名声因实际而有，实际善美，名声就真实。因此名声是声音的回声，身体是精神的影子。声音发出，回声便和谐；行为形成习惯，精神便随之而来。所以圣人听见回声便知道声音，看到行为便知道精神。政和说：言语发出而有响应，形体行动而有影子跟随，美恶、长短在自身而不在回声和影子。因此君子将要说话、将要行动时，一定谨慎独处时的念头。《易》说：预先知道事物的几微，大概就在神妙之处吧。看见发出便知道收入，观察过去便知道未来，在事情尚未出现时就预先作为，不就是接近神妙的几微吗？范先生说：言语和行为接触外物，就像声音对应回声、形体对应影子。声音有美恶，回声便随之响应；形体有长短，影子便随之跟从。所以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百姓；行为在近处发生，却在远处显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只有深入研察事物的几微，圣人才能在见到独特之理以前便彻底明白，在极其微妙之处便显发光明；看见发出便知道收入，观察过去便知道未来。言语和行为的巨大作用，开始于斟酌拟议，最终形成变化。因此言语没有瑕疵过失可以累及自身，行为没有车辙踪迹可以被人追寻。礼法尺度在自己身上，考察验证在别人那里。别人爱我，我也必定爱他；别人厌恶我，我也必定厌恶他。礼法尺度在自己身上，考察验证由别人来完成。别人对我的爱憎，我都随着回应，因此外物不会辜负自己。商汤、周武王爱护天下，所以成为王；夏桀、商纣憎恶天下，所以灭亡。这就是成败的验证，也是考察的结果。卢先生说：礼法尺度在自身，考察验证在别人那里，就像影子响应形体、回声响应声音。商汤、周武王、夏桀、商纣的事迹可以考察，他们的法度也可以明白，因此爱憎之心不可不谨慎。考察和法度都明白了却不依道而行，就好比出门不经过门，行走不沿着道路。考察和法度的道理既然已经明白，却仍然不依道而行，那就等于出门可以不经过门户，行走可以不沿着道路。用这种方式求取利益，不也很困难吗？违背道理而得到利益，从来没有这种事。卢先生说：考察和法度的事情明白却不按道行事，就好比行走不经过门户和街道。想要凭此求得自己在天下的利益，不也很困难吗？我曾考察神农、有炎氏的德行，考察虞、夏、商、周的典籍，再以法士贤人的言论来衡量；他们之所以存亡、废兴，没有不是由于这条道的。从古到今，没有不符合并得到验证的。卢先生说：考察他们的行为，核验他们的事迹，自古帝王赞美圣人的言论，连同国家的存亡、废兴，都清楚明白。如果不依循这条道而建立治道，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政和说：“度”是说可以作为尺度来衡量，“稽”是说可以加以考察。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作为尺度，就应当思考别人将如何考察自己，这样就可以明白了。因此别人对我的爱憎，取决于我自己的爱憎。帝王之所以兴盛、王业之所以兴起，士大夫多能说明。考察他们废兴的道理，没有不是由于这一点的。范先生说：以自身作为尺度，根本在这里；以别人的考察作为判断，效果在那里。自己用爱去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爱我；自己用憎恶去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憎恶我。爱憎之情从来都以自身为根本。商汤、周武王积累德行，拥有天下，天下爱戴他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兴起得很迅速；夏桀、商纣不仁而失去天下，天下憎恶他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灭亡得很突然。这难道不是考察在别人那里所得到的验证、也是这条道理吗？从古到今，没有不依循这一点的。严恢说：那些来问道的人，是为了求富。问道就像求学一样。如今得到一颗珠子，也算富有了，还要道做什么？道是富有的根本，珠子是富有的末节。有了根本，所以末节才能存在；只保存末节，就会失去根本。列子说：夏桀、商纣只看重利益而轻视道，因此灭亡。并不是他们不富有，而是失去了根本，便连自身也亡失了。幸好我还没有把下面的话告诉你：人如果没有义，就只知道吃饭而已。义，就是适宜。得到合乎道理的适宜之处，外物就不能夺走它。没有义的人就是鸡狗。它们强行争食、以角力相斗，胜者便取得控制；这就是禽兽。凭借力量求取胜利，不是人的正道。成为鸡狗禽兽，却想让别人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难道还要一心想让别人尊重自己吗？有道存在，自然就会自尊。别人不尊重自己，危险和羞辱就会降临。人们乐于推重而不厌弃他，这就叫作尊重自己。如果违背这个义理，灭亡就要到来了。卢先生说：没有缺乏、没有少欠就叫作富，并不是说求取利益的富有。若重视利益而轻视道，夏桀、商纣就是因此灭亡的。鸡犬禽兽不懂仁义，争夺食物而依恃力量，不知道其他道理。这样行事，危险和羞辱就会加到自身，想让别人尊重自己，哪里可能呢？这叫作由名声追求实际。政和说：经文说：即使有双手合抱的大璧，用来置于四匹马之前，也不如安坐而进修此道。如果轻视道而追逐外物，那么别人就不会尊重自己，危险和羞辱也会降临。

译范先生说：平常是福，有余反而是祸，万物没有不是这样，财物尤其如此。富有的人劳苦身体、急切劳作，积聚大量财物却不能完全使用；他这样对待形体，也太偏重外在了，又哪里知道体道之人所说的知足呢？在本分范围以内，行事不求名声，万般不同的事物都一无不备，随取便都具足，甚至国家的财物也在可以兼有之列。因此没有人授予他爵位，他却总是自然自在，天下人都乐于推重而不厌弃他。他从未重视利益而轻视道，也从未把富有本身当作正确。列子学习射箭，已经能射中目标了。只是偶然自己射中，并不是能够预先把握射中的方法。他向关尹子请教。关尹子说：你知道自己凭什么射中吗？列子回答：不知道。关尹子说：还不行。虽然射中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能射中，所以说还不行。列子退下后继续练习。三年以后，又来向关尹子报告。关尹子说：你知道自己凭什么射中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守住这个道理，不要失去它。心境平和，身体端正，向内从自己身上求取，得到能够射中的道理，那么事先就能预定目标，发箭便不会有遗漏。不只是射箭如此，治理国家和修养自身也都如此。所以圣人不只考察存亡的结果，而是考察存亡所以发生的原因。射箭虽然射中，却不知道为什么射中，就不是真正射箭的道理。身体虽然保全，却不知道为什么能保全，就不是真正保全身体的道理。因此，射箭的人，无论笨拙还是能干都可能射中，但知道为什么能射中的人却不同；贤者和愚者都可能存身，但知道为什么能够存身的人却各不相同。卢先生说：不知道为什么能射中，还不是最高的善。手上掌握方法，内心能够应合，预先把握目标而射中，这才算真正得到。得到之后能够守住它，这就叫作道。能够知道其中的道理，不只是射箭如此，治理国家、修养自身也都一样。真正懂得射箭的人，不以射中为可贵，而以能够必然射中的道理为可贵。真正懂得治国修身的人，也不以国家或自身存在为可贵，而以能够必然使其存在的道理为可贵。因此，贤愚、治乱都能看明白的人，才是有道之人。政和说：射箭的人如果不能预先把握目标而射中，还能称为善于射箭吗？预先把握目标而射中，是因为控制权在自己这里，使自己没有第二种趋向，一切都由自己完成。把这个道理推广到修身，推广到治国，或许就是同一条道理。圣人不考察国家是否存在，而考察它凭什么存在；不考察国家为何灭亡，而考察它凭什么灭亡。存亡是末节，使其存亡的原因才是根本。考察它凭什么存在，就知道如何避免灭亡；考察它凭什么灭亡，就知道如何保全存在。范先生说：古代射箭的人，内心意志端正，外在形体挺直，安定之后才发箭，不失正鹄，大概就是所谓预先把握目标而射中。假如反过来只从自己身上求取，却不知道射中的道理，怎么能做到一箭接一箭地相连、每次发射都彼此接续呢？虽然如此，不只是射箭如此，治理国家和修养自身也都一样。只有圣人深刻通达神妙的机理，明白无形无迹的先兆，所以不考察存亡，而考察存亡所以发生的原因。因此养生就能从容应对屈伸，处置自身就能适应消长，处理事务就知道成败的策略，抵御敌人就通达擒纵的权衡。应对万般变化，没有到哪里而不周全，这与所谓预先把握目标而射中相差很远。列子说：容色旺盛的人容易骄傲，力量旺盛的人容易逞强，还不能同他谈道。容色和力量，是普通人所致力追求的。所以，不等到头发斑白就谈道，尚且容易错失；何况要实行它呢？等到容色和力量已经衰退，才想谈道，觉悟已经晚了。连谈论它都还不能得到，何况实行它呢？所以自我逞强的人，别人没有谁愿意告诉他。别人没有谁告诉他，他就孤单而没有辅助了。骄傲逞强的人，即使有人告诉他也不接受，于是产生嫉妒外物的心，耳目自然闭塞，谁还会帮助他呢？贤能的人任用别人，所以年纪老了而精神不衰，智慧用尽而心智不乱。不专门依靠自己的智慧，外物就愿意为自己所用。所以治理国家的困难，在于知道并任用贤者，而不在于自以为贤。自以为贤，就是上面所说的孤单而没有辅助。知道贤者，就会有智慧的人为他谋划，有才能的人供他驱使；不遗弃任何人才，国家就容易治理。卢先生说：世俗所依恃的是容色和力量。依恃容色，骄傲懈怠的心就加重；依恃力量，逞强攻击的念头就增多，不可以同他谈大道。容色和力量衰退就叫斑白，头发白了才听闻道，尚且不能实行，何况能够实行呢？所以守持柔弱单薄的人，道必定亲近他；自我逞强的人，别人不肯告诉他。别人不肯告诉他，哪里还会有辅助他的人呢？贤者任用别人，所以终年而精神不衰，智慧用尽而心不乱。用这个道理治理国家，知道贤者并任用他们，贤才就会为自己所用；自以为贤而没有辅助，就会失去人才。政和说：道以质朴为本质，以柔弱、谦下为外在表现。因此凭容色向人骄傲，却不能除去对容色的依赖；凭力量压服别人，却不能不背负力量的负担，这些都不足以同他谈大道的方法。传文说：实行贤德而去掉自以为贤的行为，到哪里会不受人爱戴呢？所以不自我逞强，别人就乐意把善道告诉他。于是听闻道的人中，就有年纪虽长而容色像婴儿一样的，这就叫年老而精神不衰；于是知道道的人中，就有通达事理而不让外物损害自己的，这就叫智慧用尽而不乱。这就是治国之道在于自身的原因：谦下待人，只去除骄傲自矜。范先生说：你只有不夸耀自己，才能不凭容色向人骄傲；你只有不自矜，才能不凭力量胜过别人。体会大道的人不能停留在这种地步。何况天下的道理，自己专用自己的才智就会狭小，善于向人请教就会充裕。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以贤德向人谦下，从不以贤能凌驾于人，所以聪明的人竭尽视听，才智和力量强的人尽力贡献谋略。能够实行贤德而去掉自以为贤的行为，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国家呢？宋国有人替国君用玉雕刻楮树叶，三年才完成。叶锋、叶脉、茎和枝，以及细微的纹理都繁密润泽，把它混在楮树叶中，竟然无法分辨。这个人于是凭借技巧欺骗宋国。列子听说后说：假如天地生长万物，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所以圣人依恃道的化育，而不依恃智慧和技巧。这是说明只凭人的功用不足以供养万物，顺着道来化育，就没有不能周遍供给的。卢先生说：削去雕饰而归于质朴，是返还淳朴的道理。所以说：善于约束的不用胶漆，善于闭藏的不用门闩钥匙；因此最大的辩才好像木讷，最大的技巧好像笨拙。若用三年制成一片叶子，使它与真叶没有差别，难道这是治理国家、保全大道的技巧吗？所以圣人依恃道的化育，就像和气布散而万物生长，不依恃智慧和技巧。如果违背天理而产生虚伪技巧，就是还没有明白根本与末节。政和说：道雕刻出万物的形态，却不显露技巧。若私自依恃智慧和力量去做这些事，怎么能够逐一供给万物呢？所以不雕不琢，却运转、衡量万物而永不匮乏，这就是圣人任用道的化育而不任用个人智巧的原因。范先生说：最大的制作不割裂。雕刻出各种形态，那些充满天地之间的东西，有的成为干，有的成为实，有的成为条，有的成为蔓；不靠规矩却有形体，是我自然裁制的；不靠丹青却有颜色，是我自然文饰的。万物有万般不同，却没有一样不完备，哪里一定要靠人帮助天，而劳苦地雕刻楮叶呢？所谓圣人，不过就是天地本身，所以用道来化育，采取无为而天下自然相助，谁还会劳劳碌碌地把智巧当作事情呢？

译列子处境贫困，面容显出饥色。有客人把这件事告诉郑子阳，说：列御寇大概是有道之士，却住在您的国家而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贤士吧？郑子阳立即命令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出来见使者，拜了两拜，辞谢不受。使者离开后，列子进屋，妻子望着他，拍着胸口说：我听说做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如今您面有饥色，国君又知道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却不接受，难道不是命运吗？列子笑着对她说：国君并不是亲自了解我，只是因为别人的话送给我粮食；将来要治罪于我，也还会因为别人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然作乱，把郑子阳杀了。卢先生说：吃了别人给的俸禄，就要忧虑别人的事情。国君不了解我，只因别人的话赏赐我；如果要治我的罪，也会因别人的话责罚我。我所看重的，是确实了解我的人，也就是真正觉悟大道的贤士。等到郑子阳发生祸乱而自己没有受到伤害，这正是所谓不被外物伤害、牵累。政和说：尊重生命的人，不会因为养护生命的外物反而损伤身体。列子在这件事上，大概已经具有预先知道事理的道理了。范先生说：古代善于修养德行的人，三族的地位也不足以改变他的操守，万钟的俸禄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节守。假如可以不参与却参与了，本来就不会因为接受它而感到高兴。书中这样说，是因为百姓果然发动变乱杀死了子阳，又由此说明圣人预见事变的智慧竟然如此。鲁国施氏有两个儿子，一个喜好学术，一个喜好军事。喜好学术的，用治国之术求见齐侯，齐侯接纳了他，让他担任诸公子的老师；喜好军事的，前往楚国，用兵法求见楚王，楚王很高兴，让他担任军正。他们使施氏家族富足，使亲属获得荣耀。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所学的同施氏两子相同，却困窘贫穷。孟氏羡慕施氏的富有，认为施氏有了本领就能富贵，于是前去询问求取进身之道。两个儿子把实情告诉了孟氏。孟氏的一个儿子前往秦国，用治国之术求见秦王。秦王说：如今诸侯以武力相争，所致力的只有军队和粮食。假如用仁义治理我的国家，那就是灭亡之道。于是把他施以宫刑后放走。另一个儿子前往卫国，用兵法求见卫侯。卫侯说：我国是弱国，处在大国之间。大国，我侍奉它；小国，我安抚它，这是求得安定的办法。假如依靠兵权，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若把你完好地送回去，使你到别国去，那将成为我国不小的祸患。于是砍断他的脚，把他送回鲁国。回来以后，孟氏父子捶胸责怪施氏。施氏说：凡是得时就昌盛，失时就灭亡。你们的道术同我相同，而功效却与我不同，是因为失去了时机，并不是施行的方法错误。而且天下的道理没有永远正确的，事情也没有永远错误的。顺应时机就是正确的，错过时机就是错误的。前些日子所采用的办法，如今有时会被弃置；如今被弃置的办法，后来有时又会被采用。这种采用与不采用，并没有固定的是非。要抓住空隙、顺应时机，因事制宜而没有固定方法，都属于智慧。即使有七义、礼法之类的学术，如果智慧不能适应时机，行动起来也会错过时会。如果智慧不足，即使博学如孔丘、谋略如吕尚，到哪里去又不会陷入困穷呢？两个儿子之所以困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博学或没有术数，而是因为不能顺应时势的适宜。孟氏父子释然了，不再有恼怒的神色，说：我们明白了，请不要再说了。卢先生说：学习仁义之道，擅长韬略之术，文武虽然不同，归根到底都要看才能和行为的实际功用，而这必定取决于智慧能否适应时机。智慧是道的作用，若一味任凭智慧行事，就不是道了。投击必定要击中空隙，抵达必定要适合时机，应变而没有固定方法，这些都属于智慧。所以适应时机的人不会因才能而困窘，明白道的人不会缺乏智慧。智慧如果不足，即使文才如孔丘、武略如吕尚，也免不了困穷。孟氏既已醒悟，所以说‘不要再说了’。政和先生说：道理没有永远正确的，合乎当时的就是正确；事情没有永远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才是错误。当时顺应天命而在天下大为通达，那么过去被弃置的东西有时也会被采用；不合时命而在天下极为困穷，那么过去所采用的东西有时也会被弃置。君子知道困穷有其命数，也知道通达有其时机，那么只需安于时势、顺从天命罢了，哪里会因为是否得遇时机，就依仗一点小聪明去钻空子、应付事情呢？范先生说：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适宜，适宜在于随时变化。一件事是对还是错，原本都未必固定。孟氏两个儿子的道术同施氏相同，而功效却不同，难道是施行错了吗？这就是所谓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晋文公出行赴会，想要攻打卫国。公子锄仰天大笑，晋文公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笑邻居有个人送妻子到她的私家去，路上看见采桑妇女，喜欢她，便同她交谈；可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妻子，也有男子在招引她。我私下笑的就是这件事。晋文公领会了他的话，于是停止进攻，率军返回。还没有到达，就有国家来攻打晋国北部边境。我所做的事，别人也会做。却想放纵自己的意志，认为万物不会产生自己的心意，这是被彼此之间的情势迷惑了。卢先生说：贵重地追求所得，却不知道所得也有应当守护的东西，这是世俗人的常情，所以嗜好欲望没有穷尽，而真正的道日益丧失。知道道的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内守自己的道而不失，外用于万物而不遗漏；世人却不是这样。对外贪恋美色，喜欢别人的妻子，内在只是失去了道，而自己的妻子也被别人招引了。政和先生说：看清盈亏变化，知道名分没有恒常，那么在离去或留下时，怎么能只顾自己而凌驾于别人之上呢？这就是圣人看见蝉与喜鹊彼此牵累，却不让外物伤害自己的原因。范先生说：伴随外物的人，外物也会伴随他；伤害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他。万物本来就彼此牵累，同类之间会互相招引。这就是栗林中的虞人把我当作可杀戮对象的原因，也是古代真人三个月不入朝廷的原因。传记中说吴王想攻打楚国，有个童子进谏，意义与这里相合。晋国苦于盗贼。有个叫郄雍的人，能够观察盗贼的眼神，察看他们眉睫之间的神色，从而了解他们的实情。晋侯让他察看盗贼，成百上千的人没有一个遗漏。晋侯非常高兴，对赵文子说：我得到一个人，全国的盗贼就都能查尽了，何必还要用许多人呢？赵文子说：我们的国君依仗侦察辨察来捕获盗贼，盗贼不会因此减少，而且郄雍一定不得善终。不久，盗贼们商量说：我们所困窘的就是郄雍。于是共同作盗，残害了他。‘残’就是杀害。晋侯听说后大为惊骇，立即召见文子，对他说：果然如你所说，郄雍死了。然而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文子说：周地的谚语说：能察见深渊中鱼的人是不祥的，能凭智慧推测隐秘事物的人会遭祸。这就是回答郄雍为什么招致死亡的原因。而且君主想使盗贼消失，不如选拔贤能并任用他们；使上面的教化明白，使下面的风俗得到教化，百姓有羞耻之心，那么还会有谁去做盗贼呢？这就是回答制止盗贼的方法。于是任用随会主持政事，众多盗贼便逃往秦国。运用聪明才智来察辨是非，是各种诈伪逃避的对象；运用先见之明来揭发潜伏的奸恶，是众多恶人的仇恨对象。智慧成为祸患，难道是空话吗？

译卢先生说：教，是形迹，是众人依循而实行的东西；化，是道，是众人每天运用而内心归服的东西。内心归服就有羞耻之心，形迹彰明教化就能成就；选拔贤能、任用才干，盗贼就会逃走。有人问：庄子说圣人一出生，大盗就兴起；这里却说选拔贤能、任用才干，众盗就离去，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追求虚名而丧失实际，大盗就会兴起；得到实际而不去追求名声，众盗就会离去。所以选拔贤能、任用才干，是追求名声；任用随会，是得到实际。道理并不相违，有什么可疑的呢？政和先生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百姓就有羞耻之心并归于正道。圣人用道教化百姓，即使给予他们赏赐，他们也不会偷窃。把苛察当作明察，不过是抓住末节罢了。过分苛细核查，必然会招来不肖之心的反应。郄雍察看盗贼，所以被杀。选拔贤能而不实行仁政，贤能就会远去；随会主持政事，所以群盗离去而投奔别处。范先生说：水镜同形体相接，不必设置机巧，万物的方圆曲直都无法逃脱映照。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收藏自己的利器，不拿出来给人看；无为而百姓自然受到教化，无欲而百姓自然返朴，又何尝会致力于机巧、增加法令、炫耀聪明使愚人惊惧，依仗明察万物来期望捕尽盗贼呢？像郄雍这样的人，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河桥停下车来观看。那里有一道悬瀑，高三十仞，水流回旋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鼋鼉不能居住，却有一个男子正要涉过它。孔子派人沿岸阻止他，说：这道悬瀑高三十仞，水流回旋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鼋鼉不能居住；想来很难渡过吧？男子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终于渡过水流出来了。孔子问他：你很巧吗？还是有什么道术吗？你能够进去又出来，凭的是什么？男子回答：我开始进去时，先以忠信自持；到了出来时，又依靠忠信。忠信使我的身体置于波流之中，而我不敢任凭私意行事；之所以能够进去又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孔子对弟子说：你们记住，水尚且可以凭忠信使自身亲近它，何况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黄帝篇》中已经有这一章，只是略有不同，所阐明的道理也没有差异，所以不再解释它的意义。卢先生说：忠，就是同于外物；信，就是心中没有疑虑。同于外物而没有疑虑，不偏私自己的生命，所以能够进去又出来。这样看来，同于外物、没有疑虑、不偏私自己，就是懂得道了。《黄帝篇》中已经有这一章。政和先生说：至诚之道，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忠而不欺，信而不疑；以诚心实行，就可以感动万物。这样便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横贯六合而没有违逆，所以游历金石、踏过水火都可以做到。范先生说：在吕梁游水，必须顺应性命的道理；渡过河梁，必须体察忠信之道。它们的宗旨是一样的。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同他谈隐微的话吗？孔子没有回答。白公是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他的父亲太子建因为费无极的谗毁，逃奔郑国，后来郑人杀了他。白胜想让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攻打郑国，二人答应了却尚未出兵。晋国攻打郑国，子西、子期将要救援郑国，白胜发怒说：郑人就在这里，仇人并不遥远。于是想杀死子西、子期，所以询问孔子。孔子知道他的意图，因此没有回答。‘微言’就是秘密谋划。卢先生说：微言，就是秘密的话，使别人不能察知。白公是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太子建逃奔郑国，白公想发动叛乱，所以孔子没有回答。白公问：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会怎样？孔子说：吴国善于潜水的人能够把它取出来。石头投入水中就会沉下去，用来比喻隐微的话使人不能察觉；所以孔子回答说善于潜水的人能够把它取出，说明万物终究不能隐藏。白公说：如果把水投入水中，会怎样？孔子说：淄水和渑水混合，易牙一尝就能辨别出来。即使混合了，也仍然能被善于辨味的人区别出来。卢先生说：把石头投入水中，比喻形迹不可见；把水投入水中，比喻混合也不能隐藏。味道可以辨别，淄水和渑水不能真正混同。只有神妙地契合道理，才能领会其中意义。白公说：人果然不可以同他谈隐微的话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是知道言语所指而不妄加评说的人就可以。所谓‘知道言语所指’，就是知道说话的旨趣；一旦知道说话的旨趣，就是知道言语中的隐微之处。把它落实到事情上，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知道言语所指的人，不是只凭言语表面去理解言语。如果只从言语表面解释言语，就没有隐微可言了。卢先生说：情意产生，事情就会显露；滋味不同，就可以品尝辨别。只有神妙之道没有固定方所，知道言语所指，就是在精神上领会它。争夺鱼的人会被水沾湿，追逐野兽的人会奔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样做。这是自然形成的情势，自然会使人沾湿、奔跑。所以最高的言论在于去除言语。道理自然明白，教化自然实行。最高的作为在于无所作为。道理自然成就，万物自然顺从。浅薄的智慧所争执的，只是末节。若能保存根本，末节之事显现之后，争执自然解除；只是这样做的人很少，往往来不及了。卢先生说：鱼在水中，争鱼的人会被水沾湿；野兽在原野奔跑，追逐它的人会奔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样，而是情势使然。所以最高的言论不在于言语，最高的作为是无所作为。浅薄的智慧追逐末节，常常失去事物的根本道理。道所运行之处，万物没有不各得其所的。白公无计可施，终于死在浴室里。他不懂得言语所指的真正含义，终于使自己发动叛乱，所以遭逢了灾难。卢先生说：因愤怒而违背道理，以死亡来满足自己的意愿，这是最愚昧的人扰乱常道的原因。政和先生说：把石头投入水中，既然已有形体，若所谓‘形’本来未曾显形，那就不是善于潜水的人能够取出的；淄水和渑水混合，既然已有滋味，若所谓‘味’本来未曾呈现，那就不是易牙能够品尝辨知的。微言固然隐微而未显明，但言语毕竟已经存在。只有亲自面对而道存于其中，几乎容不下声音，才是知道言语所指而不凭言语表面去解释它。争鱼、逐兽，所争逐的都是末节。所以最高的言论必定去除言语，然后才是言论的最高境界；最高的作为必定去除作为，然后才是作为的最高境界。白公哪里足以达到这个境界呢？范先生说：把石头投入水中，善于潜水的人能够取出它；把水投入水中，善于辨味的人能够品尝出来。一旦涉及事物本身，原本就有无法逃避的地方。然而不懂得言语所指的人，哪里可以同他谈论；懂得言语所指的人，即使沉默，心意也已经传达。想要说隐微的话，如果不是懂得言语所指的人，就不可以。何况天下的道理，争鱼的人会被水沾湿，追兽的人会奔跑，难道本来是喜欢这样吗？心意所到之处，有时会不知为什么却自然如此，为什么呢？万物受到感触，都会随着心意产生；心意偏执系着于某处，就会随着念头改变。用言语表达时只要有一次不慎，就可能使机密泄露而导致祸害。所以最高的言论去除言语，虽然说了话却如同未曾说；最高的作为去除作为，无为却没有什么不作为。浅薄智慧所争的只是末节。白公争执而灭亡，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赵襄子派新穉穆子攻打翟国，穆子，就是赵襄子的家臣新穉狗。翟，就是解虞。他战胜了翟国，夺取了左人、中人。左人、中人，是解虞的两个城邑名。

译赵襄子派传令的人来报告。‘遽’是传达，‘谒’是告知。卢先生说：这是急忙来报告胜利。襄子正在吃饭，却面带忧色。身边的人说：一早就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所喜悦的事。如今君主却面带忧色，为什么呢？襄子说：江河的水势再大，也不过三天；这是说潮水有涨有落。狂风暴雨不会持续一整天，太阳到了正中也不会停留片刻。势头强盛的必然会衰退。如今赵氏的德行，还没有积累到可以施行的程度，没有积累德行，却有重大的功劳，不能不戒惧。一早就攻下两座城，灭亡难道不会轮到我们吗？不忘记灭亡，就能避免灭亡。卢先生说：不能积累德行，却凭强力攻下两座城。事物盛极必衰，不灭亡还要等什么呢？所以有贪心得到的事也不因此欣喜，贤德的人正是因此而警惧。知道侥幸得到的原因而心存警惧，然后才能积累自己的德行。孔子听说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忧虑正是昌盛的原因，因为戒惧深切；喜悦却是灭亡的原因，将要导致自我骄矜夸耀。战胜敌人并不难，守住胜利才难。贤明的君主凭这个守住胜利，所以福泽延及后世。齐、楚、吴、越都曾经战胜过别人，然而最终都取得灭亡，是因为不懂得守住胜利。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守住胜利。战胜敌人的，都足以与邻国抗衡；但有的人不能守住胜利，所以危险和灭亡就会降临。卢先生说：夸耀功劳、炫示才能，是灭亡的原因；因担心得到胜利而加强戒惧，是昌盛的原因。贤者凭此使福泽延及后代，有道者凭此使恩泽遍及众生，这就叫守住胜利。守住胜利，就是守住这种戒慎，战胜那些强暴之人。只有有道者才能实行。孔子的力气足以举起国门的门闩，却不肯让自己以力气闻名。‘劲’就是力气，‘拓’就是举起。孔子的力气能够举起门闩，却没有力气方面的名声，是因为他不使用自己的力气来求名。墨子设计防守来抵御进攻，公输般佩服他，却不肯让自己以兵法闻名。公输般善于制造攻城器械，墨子设置防守使其无法取胜，公输般因此佩服他；但墨子不称说自己懂得兵法，是因为不自居于这种才能。所以善于守住胜利的人，能够把强大处之如弱小。这是取得攻势的根本。卢先生说：孔子的力量能够举起门闩，墨子的才能能够制服敌人。他们不以力量和谋略显扬自己，而以道德闻名，这就是善于守住胜利，把强大处之如弱小。技艺成就的人必然被人役使，好胜的人必然遇到强敌，只有道德仁义能够役使万物并兴起教化。政和先生说：处在盈满时却以谦冲自持，成就功业后却以不足自处，这是守住胜利的道理；刚强却用柔顺来守护，强大却用弱小来守护，这是常胜的道理。江河水势虽大，也会有所减损；风雨聚集，也会有止息；太阳到了正中，也会西斜。观察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何况人呢？只有开始时忧虑勤勉的人，最终才能安逸快乐，这就是忧虑能使人昌盛的原因。放纵享乐、懈怠傲慢，是自己招来祸患，这就是喜悦导致灭亡的原因。懂得这个道理，福泽就能延及后世，这就是守住胜利的道理。力量足以制服众人却没有勇力的功名，兵力足以战胜敌人却没有威势的名声，以柔弱处于下位却能攻克刚强的人，没有谁能在他之前，这就是常胜的道理。然而常胜之道，正是守住胜利的办法。范先生说：战胜敌人容易，守住胜利困难。所以不是有道的君主，就不能守住胜利。《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十九完。《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二十。《说符》。宋国有个喜好实行仁义的人，三代都不懈怠。他家里无缘无故有一头黑牛生下白犊，于是拿这件事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之兆，可以用来祭献上帝。过了一年，他的父亲无缘无故失明，那头牛又生了一头白犊。他的父亲又让儿子去问孔子，儿子说：上次去问，父亲就失明了，又何必再问呢？父亲说：圣人的话开始似乎违背常理，后来却与事实相合。事情还没有究竟，姑且再去问问吧。儿子又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之兆。又教他们举行祭祀。儿子回来转告孔子的话，父亲说：就照孔子的话做吧。过了一年，他的儿子又无缘无故失明。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城。百姓交换子女来吃，劈开尸骨来烧火做饭。成年男子都登城作战，死者超过一半；这个人的父子二人因为都有疾病而免于作战，等到包围解除，疾病也都恢复了。这就是所谓祸福彼此依存。卢先生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救助万物，三代都不停止，这样积累的善行已经很深了。有才干，就会招来俸禄；没有才干，也会招来福分，这是余庆所聚集的地方。吉祥的应验，是行善的征兆；能够保全生命并获得利益。积累德行所得到的报应，难道是空话吗？政和先生说：显明的事物产生于幽冥，具有条理的事物产生于无形。祸啊，福所依凭；福啊，祸所潜伏。谁能知道它们的极限呢？那么祸福相依相伏的道理，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只有德行深厚的人，福泽才会延展；所以福分的产生有根基，祸患也不会到来。这就是宋人实行仁义，能够因祸得福的原因。范先生说：福在事物上显现的征兆叫作祥，祸在事物上显现的征兆也叫作祥。所谓吉祥，难道不是吉事先行显现的征兆吗？然而这种祥兆，他的父亲认为是不祥；巫祝认为是不祥，神人却认为是大祥。大概忧愁和喜悦会聚集在同一门户，吉凶处于同一境域，而祸福彼此依存潜伏，只是尚且不能预知罢了。只有圣人才能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宋国有个叫兰子的人，凡是人们不知道其生身出处、只知道其主人身份的人，就叫作‘兰’。他凭技艺求见宋元君，宋元君召见他，让他表演技艺：用两根长竿，长度是身体的两倍，把竿缚在小腿上，成双地快走、奔驰；又玩七把剑，交替抛起跳接，常有五把剑在空中。元君大为惊奇，立即赏赐他金帛。又有一个兰子能够表演燕戏，就是如今翻身倒立、投入狭小处所之类的技艺。听说这件事后，也凭此技艺求见元君。元君大怒说：从前有个凭奇异技艺求见我的人，叫作先侨人。他的技艺没有实际用途，只是恰好遇到我心情高兴，所以赏赐了他金帛。这个人一定是听说此事才来进见，又希望得到我的赏赐。把他拘捕起来，准备杀掉，过了一个月才作罢。技艺相同而时机不同，功劳和赏赐就不能预先求取。卢先生说：积累仁义来守护道，福分可以保全；依仗力量和技艺来侥幸求取，不会得到恒常的俸禄。《列子》两次举出这类事情，是为了彰显德行带来的益处。政和先生说：道理没有永远正确的，事情也没有永远错误的，只看所遇到的时机如何罢了。至于拘执技艺而不通达于道，更不是所谓可以长久遵循的道理。君子知道名分没有恒常，所以在离去或留下时谨慎行事。范先生说：得时就昌盛，失时就灭亡。如果放纵侥幸求利的心，却昧于适应时机的道理，很少有不遭祸患的。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已经大了。伯乐，是善于相马的人。您的同族子弟中，有可以派去寻找马的人吗？这是问伯乐的同族中，是否有能够继承伯乐相马本领的人。伯乐回答：良马可以从形体、容貌和筋骨上观察出来。优良的马，可以从形体和骨骼上辨认出来。天下最好的马，仿佛消失、隐没，仿佛亡失、不见。天下最为卓绝的马，不能从形体、骨骼、毛色中寻求，所以仿佛恍惚难辨，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难以认识。像这样的马，能够绝尘而去，消除车辙。这是说速度快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