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之二十

译我的儿子们都是才能低下的人，可以告诉他们辨认良马，却不能告诉他们辨认天下最好的马。我有一个同我一起挑担、捆柴拾菜的人，就是背着绳索、柴薪和蔬菜，大概是从事低贱劳役的人。有个叫九方皋的人，他相马的能力并不比我差。请让我召见他。‘不比我差’，是说他的能力超过自己。卢先生说：挑担柴薪、蔬菜的人，是从事低贱劳役的人；‘子姓’，是子弟中的同姓人。穆公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寻找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在沙丘。沙丘是地名。穆公问：是什么马？回答说：黄色的母马。派人去取来，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不高兴，召来伯乐对他说：坏了，您派去找马的人就是九方皋。他连马的毛色、雌雄都不能辨认，又怎么能辨认马的优劣呢？伯乐长叹一声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正是他超过我千万倍而不能以数量计算的地方。说九方皋相马的神妙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的才能胜过我千万倍，实在无法估量。卢氏说：九方皋相马，是观察它的神气，而不是观察它的形貌。形貌，是普通人所辨识的。伯乐感叹九方皋能够忘掉形貌而把握神气，用心专一到了这种程度，自己认为远远比不上九方皋，不知相差了多少倍。所以秦穆公认为他失败了，伯乐却认为他有才能。至于九方皋所观察的，是天机。天机，就是形体骨骼外表中使马能够运用蹄足的内在机能；这种机能是从心中体会到的，却不显露在外表上。把握精微而忘掉粗显，着眼于内在而忘掉外在。所谓精微在内，是指天机；所谓粗显在外，是指雌雄和毛色。只看他所要看的。他所看的，只有天机。不看他所不看的。他所不看的，是毛色和雌雄。观察他所观察的。观察那些应当观察的，不遗漏自己所观察的对象。而舍弃那些不应观察的。对于不应当观察的，不把它放在心上。像九方皋这样相马，所得到的其实有比相马更可贵的东西。意思是说，九方皋的这种技艺，难道只是相马而已吗？他所获得的神明之理，必定有比相马更可贵的地方，这是在说他的神妙。马送到后，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卢氏说：形体和质地，是万物显现出来的部分；神气，是无形之物的微妙本体。运转有形之物的，是无形之理；运用无形之理的，又是有形之物。人终日运用它，却不知道它的功效；终年依靠它运行，也不觉得劳累。能够认识并养护它的，是道的根本。九方皋能够看见真正应看的，是凭借神气；与马的神气相契合，因此比只会看马形的人更为可贵。世代之人都不知道可贵的究竟是什么。政和说：道存在于形体之中，却没有固定的形体；仿佛消灭、仿佛隐没，看它看不见；仿佛亡失、仿佛遗失，摸它也得不到；它断绝尘迹、消除踪影，追赶它也不能赶上。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即使是有才之士，哪里足以认识这个道理？可以用言论说明的，只是事物的粗浅方面；可以用意会达到的，是事物的精微方面。把握精微而忘掉粗浅，是语言所不能论说的。知道了外在，却不知道内在；能够处在内在而忘掉外在，是知识所不能达到的。看见所应看的，不看所不应看的，这正是他的见识所以独到之处；观察所应观察的，不观察所不应观察的，这正是他的观察所以神妙之处。他所求取的并不在形骸之内，所以所得的也不是形骸、名声末端所能表现的，这才是进入圣人之道。良马用来比喻才士，天下之马用来比喻圣人之道。范氏说：雌马是黄色的，雄马是黑色的，二者相差很远。九方皋相马，能够把握精微而忘掉粗浅，着眼内在而忘掉外在，达到天机的微妙境界，对于毛色、雌雄这些外在事物完全不加以了解。这正是伯乐所以感叹，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千万倍、无法计数的原因。楚庄王问詹何说：治理国家应当怎么办？詹何，大概是一位隐士。詹何回答说：我明白修治自身，却不明白治理国家。楚庄王说：我得以奉守宗庙社稷，希望学习守护国家的方法。詹何回答说：我从未听说过自身修治而国家混乱的，也从未听说过自身混乱而国家能够治理好的。所以根本在于自身，不敢拿末节来回答。楚王说：说得好。卢氏说：损害外物来使自身生活优厚，是小人的常情；损害自身来使外物获利，是求取名声者的诡诈行为。能够安定社稷，在于把自身放在后面；善于修治自身，国家自然也会得到治理。君主是国家的主宰，神是形体的主宰。治理国家在于使君主安定，修治自身在于使神安定；神安定，道就会崇高；道崇高，国家就能治理。神是身体的根本，道是神所发挥的功用，所以不敢拿末节来回答。政和说：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因此，要把光明的德行推及天下，想治理国家，就先修养自身；这就是治理根本而末节自然随之而治。古人用道的真实来修治自身，再把余绪用于治理国家，哪里会有自身治理好了而国家反而混乱的呢？范氏说：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也不过是返回到根本罢了。詹何钓鱼，是用柔弱来制服强大，用轻微来招致重大，却说这是治理国家。如果真能这样，天下就可以运转于一掌之间。由此看来，把这样的心意施加到别的事物上，本来就是他所轻易能够做到的。狐丘丈人对孙叔敖——楚国的大夫——说：人有三种怨恨，你知道吗？狐丘，是地名；丈人，是年长的长者。孙叔敖说：说的是什么？狐丘丈人回答说：爵位高了，人们会嫉妒他；官职大了，君主会厌恶他；俸禄厚了，怨恨就会波及他。孙叔敖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志意就越谦下；我的官职越大，我的内心就越谨慎；我的俸禄越厚，我的施舍就越广博。凭这样可以避免三种怨恨吗？卢氏说：内心越谦下，是运用道；施舍越广博，是运用德。运用道来谦下自身，就不会招来怨恨和厌恶；运用德来广泛施舍，就能得到君主的恩惠。先前所说的三种怨恨，又从哪里产生呢？政和说：君子不想过多地尊崇自己。爵位越高，内心越谦下，这是避免别人嫉妒而不失其道；官职越大，内心越谨慎，这是避免上位者猜忌而不失其道；俸禄越厚，施舍越广，这是避免怨恨波及自身而不失其道。使自己处于优厚地位，却能把自己放在后面、处在先前，这就叫持后而处先。范氏说：孙叔敖三次担任令尹，却不以荣华自得；三次离去，也没有忧愁的神色。凭这种态度去求得免除怨恨，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行得通。孙叔敖病重，将要死时，告诫他的儿子说：楚王多次要封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我死以后，楚王一定会封给你。你千万不要接受富饶的土地。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一处叫寝丘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贫瘠，而且名称很不好听。楚人相信鬼神，越人相信机祥。他们相信鬼神和机祥。卢氏说：“机”字，读音为巨衣切，又读居希切。《淮南传》说：“吴人信鬼，越人信畿。”畿，就是祥瑞。能够长久占有的，只有这块土地。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的儿子。孙叔敖的儿子推辞不接受，请求封给他寝丘。楚王便把寝丘给了他。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汉代的萧何也说过：不要让子孙的产业被有势力的人家夺去，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

译卢氏说：人们争夺的东西，只要有力量就一定会夺取；利益微薄的东西，人们就不会使用。不争夺的东西，才能长久享有它的利益；人人争夺的东西，就不能长久保有。人们只知道利益丰厚便共同争夺，却不知道能够长久占有才是真正的深厚利益。所以，嗜欲所趋向的，正是争夺之地；保全道，才是长久之方。善于运用道的人，能够由一类事物推及其他，哪里还会不合乎道呢？政和说：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于是丑就产生了。只有处在众人所厌恶的位置而不去争夺的人，才接近于道，也才可以长久。范氏说：古代得道的人，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却不因自我喜好而使内心受到牵累。孙叔敖把寝丘封地留给子孙，正是用来告诫他的儿子。牛缺，是上地的大儒。他下到邯郸，在耦沙中遇到盗贼，衣物、车子全被夺走。牛缺徒步离开，看上去很欢快，没有忧愁和吝惜的神色。盗贼追上来问他原因。他说：君子不会因为自己所奉养的身外之物，损害自己所奉养的生命。盗贼说：啊，真贤德啊！过了一会儿，盗贼们互相商量说：凭他的贤能，到了赵国去见赵君，就会把我们说成盗贼，我们一定会遭殃。不如杀了他。于是他们一起追赶并杀死了牛缺。燕国人听说后，聚集族人互相告诫说：遇到盗贼，千万不要像上地的牛缺那样。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教训。不久，牛缺的弟弟前往秦国，来到城阙之下，果然遇到盗贼。他想起哥哥的告诫，便同盗贼奋力争夺。后来敌不过他们，又追赶盗贼，用谦卑的言辞请求归还财物。盗贼大怒说：我们宽大地饶了你，你却一直追赶我们，行迹将要暴露了。既然我们已经做了盗贼，哪里还讲仁慈？于是杀了他，还连带杀死了旁边同伴中的四五个人。牛缺因为毫不吝惜而招来祸患，燕人的弟弟因为舍不得而遭受灾祸，安危本来就不能预先谋划，都是这一类情形。卢氏说：懂得时势、顺应事理的人，事情来到时不会迷惑，时机到来时不会错过；行动符合真实，处境也合于变化。像牛缺那样只顾显示名声、留下事迹，却不合时宜，便没有一件事不失败。牛缺不懂时势，他的弟弟也做得过分，这就像孟氏的两个儿子都出自文王、武王，却各有不同一样。矫饰名声而超过分寸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政和说：生命并不是靠珍视富贵就能保全的，身体也不是靠爱惜财物就能得到滋养的；牛缺被杀，就是这种情况。富贵的人因奉养过度而损伤身体，贫贱的人因贪求利益而牵累形体；燕人的弟弟被杀，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看来，轻视生命固然免不了祸患，重视生命的人也没有脱离牵累。圣人之所以说有身体是一大祸患，正是这个道理。范氏说：牛缺因为毫不吝惜而招来灾祸，燕人的弟弟因为奋力争夺而遭到杀害。祸福的道理不能预先谋划，正是如此。虞氏，是梁国的富人，家中充实富盛，钱帛无数，财货多得无法计量。他登上高楼，面对大道，设置音乐，陈列酒食，在楼上掷骰赌博。侠客们相伴经过，楼上的赌徒正在射骰，五个白点的明琼张开在中间；反掷出两条鱼，便大笑起来。明琼，是五个白点。射中五个白点就算得胜；反掷出两条鱼也算获胜，所以大笑。一只鸢正好坠下腐鼠，打中了他们。侠客们互相说道：虞氏享受富贵快乐已经很久了，却常怀轻视他人的心意。我们没有侵犯他，他却竟然用腐鼠来侮辱我们。如果不报复，就无法在天下人面前树立勇名。请和你们合力同心，率领徒众，一定要灭掉他全家，作为我们的同类。大家都答应了。到了约定日期的夜晚，他们聚集众人，准备兵器，进攻虞氏，把他全家杀得干干净净。骄奢会招致败亡，并不只有一种途径。虞氏本来无意凌辱他人却家破人亡，也是因为平日没有显露谦退的行为。卢氏说：前一章说学习仁义，三代因此招来祥瑞；这一章说积累骄奢，一朝之间便招来祸患。善行没有显著表现，飞来的灾祸也会聚集而来。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由人自己招致。这两方面同时举出，警戒可谓深切。政和说：祸福的到来，只是人自己招致的。但上天所厌恶的事情，谁知道其中的原因呢？范氏说：道，就是去除奢侈、去除过分。奢侈就会在德行上放纵，过分就会在本性上骄纵，这哪里是道呢？虞氏享受富贵快乐已经很久，放纵轻视他人的心意，丧失谦恭的行为，所以他的灭亡一到就立刻发生，简直像站在那里等待一样。东方有个人，名叫爰旌目，将要出行，却在路上饿倒了。狐父的盗贼名叫丘，看见他，便放下一壶饭给他吃。爰旌目吃了三口饭以后才恢复视力，说：您是什么人？盗贼说：我是狐父人丘。爰旌目说：啊，你不是盗贼吗？为什么要给我饭吃？按照我的义，我不能吃你的食物。于是他双手撑地呕吐，却吐不出来，发出咔咔的声音，终于伏地而死。狐父人虽然是盗贼，但他给的食物并不是盗物。因为这个人是盗贼，便把食物也说成盗物而不敢吃，这是把名与实混淆了。卢氏说：追求名声而丧失实际，违背道而丢掉生命，说的不就是爰旌目吗？有道的人却不是这样；即使使盗贼改变心意，成为仁者，也应当接受。自己践行道，别人受到他的教化；君子救济危难，接受食物可以两全其美。呕吐则两方面都失去，又发出咔咔声把食物吐出，真是虚伪而愚蠢啊。政和说：贤者往往在这些地方做过了头，这正是道难以实行的原因。这里像伯夷那样偏狭，是君子所不走的道路。范氏说：用轻蔑的声音施舍食物，乞丐都不屑接受；用“嗟，来吃吧”的态度施舍食物，饥饿的人也不肯接受，更何况是所谓盗贼呢？然而，如果有人在国门之外抵御敌人，同他交往合乎道，馈赠他也合乎礼，即使孔子接受这种馈赠，难道能因为馈赠者曾是盗贼，就说不能吃他的食物吗？柱厉叔侍奉莒敖公，自认为不被他知遇，因此住在海边。夏天吃菱角和芰，冬天吃橡栗。莒敖公遇到危难，柱厉叔辞别朋友前去为他赴死。他的朋友说：您自认为不被他知遇，所以离开了他；如今却前去为他赴死，这样看来，知遇与不知遇还有什么区别呢？柱厉叔说：不是这样。我自认为不被知遇，所以离开；如今去死，正是要让后世知道他果然不了解我。我将为他而死，是为了使后世那些不知臣下的君主感到羞惭。凡是知遇我的，我就为他而死；不知遇我的，我就不为他死——这才是直道而行。柱厉叔可以说是因怨愤而忘掉自身的人。卢氏说：莒敖公始终不了解他，他却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莒敖公不了解自己，这哪里是有道之人应当采取的做法呢？被名声牵累而变得愚蠢，大多如此，和那些保全生命、珍重道的人相距太远了。政和说：君子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的，因为仁不可抛弃；有舍弃生命来取得义的，因为义不可推辞。若只是无端发怒，恰好足以杀害自己的身体罢了。不去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却刻意追求异于世俗而丧失生命，这不是我所听说的君子大道。范氏说：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只在于如何处置它罢了。死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面对死亡。公子纠遇难时，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古人未尝不责怪公子纠而赞许管仲，何况所谓不被知遇的人呢？因怨愤而忘掉自身，君子并不看重。杨朱说：利益从这里发出，实际利益就会到那里；怨恨从这里发出，祸害就会到那里。利益不会单独来，怨恨也不会普遍发生，这是自然的趋势。从这里发出而在外部得到回应的，只有情。“请”应当作“情”。情感所感应的，无论远近幽深都会达到。所以贤者谨慎对待自己所发出的言行。善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吉祥就会应验；恶行积累到一定程度，祸患就会到来。

译卢氏说：所谓“只有情”，就像是自己招来的。祸福的到来，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所以贤者谨慎对待自己所发出的言行。如今那些仰慕道的人，都轻视名教，抛弃礼法，放纵情性、任凭自我，便以为这是通达生命；把遵循义理看作束缚，把房屋住宅看作衣裤，忽视因果报应，不修治人事。难道嵇康一类人因此死亡还不够快，阮籍一类人把世俗疾视如仇敌，却不知道真正的道理吗？政和说：言语从自身发出，却会施加到别人身上；行为从近处发生，却会显现在远处。言语可能招来祸患，行为可能招来羞辱，君子不可不谨慎。所谓“从这里发出而在外部得到回应的只有情”，大概就是说祸福荣辱的到来，都是人自己招致的。范氏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由人自己招致。荣辱的到来，各自与他的德行相应。从你这里发出的，终究会返回到你这里，难道能不谨慎吗？杨子的邻人丢了一只羊，已经率领同伴去寻找，又请杨子的童仆一同追赶。杨子说：唉，丢一只羊，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追？邻人说：岔路太多。回来以后，杨子问：找到羊了吗？回答说：丢了。杨子说：怎么会丢掉呢？回答说：岔路中又有岔路，我们不知道羊去了哪里，所以只好回来了。杨子忧愁地变了脸色，很久不说话，整天不笑。门人觉得奇怪，请问说：羊是低贱的牲畜，又不是先生所有的，却使您减少言语和笑容，为什么呢？杨子没有回答，门人也没有得到指示。弟子孟孙阳出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过了一天，心都子和孟孙阳一同进来，问道：从前有兄弟三人，游历齐国和鲁国之间。同拜一位老师学习，学习仁义之道后回来。他们的父亲问：仁义之道究竟是什么？长子说：仁义使我先爱惜自身，然后追求名声。身体和毛发皮肤，都不敢毁伤。次子说：仁义使我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不求保全生命而损害仁，却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幼子说：仁义使我的身体和名声都能保全。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这三种方法彼此相反，却都出自儒家。究竟谁对谁错呢？杨子说：有个人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善于游泳，靠驾船摆渡谋生，所得利益足以供养百口之家。带着粮食来向他学习的人成群结队，但其中溺水而死的几乎有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习游泳的，不是来学习溺水的，利害却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这样，你认为谁对谁错呢？心都子默然离开。孟孙阳责怪他说：为什么您问得这样迂曲，先生回答得这样偏僻？我的疑惑更加深了。心都子说：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使羊丢失，求学的人因为方法太多而丧失生命。学问的根本并非不同，根本也并非不一，但末流却分歧到这种地步。只有归于共同的根本、返回于一，才不会有得失。你长期在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道，却不能通达先生的境界，真可悲啊。卢氏说：羊，是借来比喻神；守住神而不失，就是道。羊一旦丢失，奔走在众多岔路中，就再也找不到了。只守住自己的神，就没有丧失，也没有获得，达到无所依待的境界。对仁义采取多种方法的人，也正是如此。政和说：自从道术分裂为天下各派以来，各家只往前走而不返回，因此天下人各自形成一套方法，彼此分裂离散，看不见古人的完整大道。这就是岔路太多会丢羊、方法太多会丧生的原因。仁义使我爱惜自身而后求取名声，大概像微子离去；仁义使我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大概像比干之死；仁义使我的身体和名声都保全，大概像箕子的智慧。然而这三位仁者都归于道。如果天下人虽然道路不同而都归于同一根本，就不会有得失了。范氏说：道不希望杂乱，杂乱就会增多，增多就会扰乱。体悟道的人以一贯通，哪里会把多头并进当作可贵呢？会通不同道路而归于同一，包容各种思虑而归于一致，就接近于道了。杨朱的弟弟叫杨布，穿着白色衣服出门。天下雨了，他脱下白衣，换上黑衣回来。他家的狗认不出他，迎上去对他吠叫。杨布很生气，准备扑打它。杨朱说：不要扑打它。你也和它一样。假如先前你的狗是白色出去、黑色回来，难道它能不感到奇怪吗？这一篇说明自身发生了变化，外物就无法理解它，因此会产生是非之见。不从自身内部寻求原因，却专门责怪别人，也就像杨布换了衣服，却责怪狗吠叫一样。卢氏说：守住真实、归于一，海鸥也可以驯服；如果失去道、改变常态，家犬也会产生恐惧。政和说：君子的行为，内在守持不变，外在也不随意改变。有时知白而守黑，有时以黑来尊尚白，众人本来就不能辨识。如果丧失了本性的真实，外在又在黑白之间反复变化，怎么能使外物不感到奇怪呢？范氏说：事物变化而没有常态，是非各自不同；知道它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是妄见。强行把真伪分别开来，使名实随着早晚而震荡，使毁誉在反复变化中迷乱，难道不是迷惑吗？杨朱说：行善却不把它当作求名，名声反而会随之而来；不把名声当作谋利的目标，利益反而会归附；不把利益当作争夺的目标，争夺反而会波及自身。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行善。在智谋方面胜过别人，别人就会同他争辩；在力量方面胜过别人，别人就会同他争夺，这是自然的趋势。没有人身处名利之中，却能不遭遇患难。古语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难道不可信吗？卢氏说：追求名声的善行，是人们一定会争夺的。所以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就是不要同别人争夺利益。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却不自夸，这才是谨慎地行善。政和说：善行不以名声为目标，名声却自然到来；名声不以利益为目标，利益却自然到来。财货聚集，又被人看见可争夺之处，祸患就会由此滋生。圣人由看见外在的发出，知道内在的收进；观察过去，知道将来。因此，言语行为一旦发出，就一定谨慎独处时的言行。《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范氏说：善，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一旦有所欲求，有人就为追逐名声而不停止，有人就追逐利益而不知满足；他们违背性命的真实情状去争夺，抢夺、欺诈、妄言，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盗跖却在东陵之上横行暴虐，难道不是迷惑吗？从前有人说自己知道使人不死的方法，燕君派人去向他学习，却没有成功，而说这话的人已经死了。燕君非常愤怒，他的使者将要受到诛杀。燕君的宠臣劝谏说：人所忧虑的，没有比死亡更急迫的；人所看重的，没有超过生命的。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怎么能使君王不死呢？于是没有杀使者。齐国有个人也想学习这种方法，听说说这方法的人已经死了，便捶胸悔恨。富子听说后笑他说：他所想学的是不死之道，那个人已经死了，他还悔恨，这就是不知道学习的原因。胡子说：富子的说法不对。一般来说，有方法却不能实行的人有；能够实行却没有方法的人也有。卫国有个善于计算的人，临死时把计算方法用诀语告诉儿子。儿子记住了他的话，却不能实行。别人来问他，他便把父亲所说的告诉那人。来问的人运用这些话而实行了那种方法，和他父亲没有差别。既然如此，死去的人为什么不能说出使人活下来的方法呢？事物有能够说出却不能实行的，也有能够实行却不能说出的，这是才性不同。

译卢氏说：有人认为所谓有术，不过是空谈虚词来辩说事理，从未见过他自己能够实行并加以验证，所以怀疑他所说的，以为不真实。因此本章说，有知道的人，有能够知道却还不能实行的人，也有能够实行却并不知道的人。既然如此，知道却不实行，实行却不知道，不实行也不知道，即使都能有所领悟，仍然不是没有差别。何况听到道理便能实行，由于知道而获得领悟，难道不比完全不懂得言语的人更贤明吗？政和说：小梁有圣人的才，却没有圣人的道；女偶有圣人的道，却没有圣人的才。有的具备才，有的具备道，所以还不能同时达到圣人的境界。有道却不能实行的，说的是具备道；能够实行却没有方法的，说的是具备才。把圣人的道告诉具备圣人才质的人，或许就能使他真正成为圣人。谁说死去的人不能说出使人活下来的方法呢？范氏说：这是说人的才性各不相同，正是这样。邯郸百姓在正月初一向赵简子献斑鸠，赵简子非常高兴，厚厚赏赐了他们。宾客问其中的缘故。赵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是为了表示我有恩德。宾客说：百姓知道您想放生，便争着捕捉斑鸠，结果死了很多。如果您真想让它们活着，不如禁止百姓捕捉。捕捉后再放生，这种恩德抵不过造成的损害。赵简子说：对。卢氏说：人们所知道的所谓善，大多只是事物的末节。如果治理根本，众人反而不能理解，但功效却比治理末节大得多，都是这种情形。所以小的慈爱反而是大的慈爱的祸害。名教所表现的痕迹，是治理末节；大道的功效，是治理根本。众人都看见小处，却不知道其中的大道。因此略举放斑鸠的事，来说明这个大旨。政和说：天地对于万物，给予它们形色、智力，只是使它们各自得到发展罢了。圣人好生的德行，大概也以此为完整。齐国田氏在庭院中举行祭祖宴会，供养一千名食客。席间有人献上鱼和雁，田氏看着它们，便叹息说：上天对百姓太厚待了。种植五谷，生出鱼鸟，来供人使用。众宾客像回声一样随声附和。鲍氏的儿子十二岁，也在末席，进言说：不如您说的这样。天地万物和我一同产生，都是同类。同类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同样都是有生命的类别，只是人自以为尊贵而互相轻视。不过凭借大小、智力和力量彼此制约，交替互相吞食，并不是上天特意为人而生。人取得可以吃的东西来吃，难道是上天本来专为人而生它们吗？况且蚊蚋叮咬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上天本来是为了让蚊蚋产生人、让虎狼产生肉吗？卢氏说：吃肉的动物彼此吞食，正是灭绝天理，难道是上天的本意吗？鲍氏之子的话，确实合乎正确的道理。曾有世俗之士说，伏羲制作网罟，燧人氏把肉烧熟来吃；那两位圣皇都是圣人，圣人与虎狼吃肉又有什么区别呢？释氏的经典，并非中国圣人的经典，只是约束人来建立教法，以利于人罢了。释氏是具备六通的圣人，约束人的认识来建立教法，使有情众生通达并获利。如今《列子》一书又宣明这一宗旨，可见大道的教化未尝不同。政和说：天地与我一同产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那么同类和非同类也都可以相互归为同类。然而形体和名称产生以后，大的制约小的，远的近的相互取用，高的低的相互倾轧，智力彼此消长，这些都是它们自然如此。因此圣人的道，任凭万物自然发展而不强行作为。范氏说：人对于万物，没有什么不爱的。所谓放生来表示有恩，难道真是这样吗？上天对于万物，没有什么不使其产生。所谓生出万物来供百姓使用，难道真是这样吗？齐国有个贫穷的人，常在城市里乞讨。城里人苦于他频繁乞讨，没有人给他东西。于是他到田氏的马厩里，跟随马医做杂役，借此获得食物。城里人嘲笑他说：跟随马医讨食，不觉得耻辱吗？乞丐说：天下的耻辱，没有超过乞讨的。乞讨尚且不算耻辱，难道跟随马医还算耻辱吗？他不把跟随马医看作耻辱。这一章说，事物一旦处在极端的处境，名分既已确定，就不再有廉耻可言；何况能够顺应自然、平等看待得失的人呢？卢氏说：有些士人折断肢体、用舌头舔痔疮来求得进用，也不过是为了求取衣食。到卑贱医者门下服役，也同样是为了求取衣食。得到利益多就以为光荣，得到利益少就以为耻辱，当世之人又有谁知道荣辱的真实标准呢？从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从世俗的角度看，贵贱也并不真实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天下的耻辱就不足以使自身感到羞辱。这正是有道之人所看重的。宋国有人在路上行走，捡到别人遗失的契券，便把它带回家藏起来，暗中数着契券上的刻齿。刻齿的地方像牙齿一样。他告诉邻居说：我发财可以等着了。凭借空名来求取实际利益，也像拿着别人遗失的契券来等待发财一样。卢氏说：世俗之人，大都迷失在空名之中，丧失了真实的道理，都像捡到遗失的水契，计算刻齿的数目而等待发财一样。也像不以在市场乞讨为耻，却以接受别人役使为耻一样。这和人世间逃跑的奴隶有什么不同？抛弃原来的主人，另去侍奉别人，所做的劳役并没有不同，却自以为不再隶属于任何人。顺从妄情而丧失真实义理，类似的情形都是这样。政和说：世人所尊崇的道，是书籍。道虽然由书籍传承，却不是书籍所能得到它的真实。有人执着书中记载的空言，凭此来求道，那么离道就更远了。拿着遗失的契券等待发财，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范氏说：以向内观照自身为要务的人，安于自己已经足够的分际，所以跟随马医也不认为是耻辱。把向外追求作为内心目标的人，放纵无穷的欲望，所以拿着遗失的契券期待获得财富。有个人家里有一棵枯梧桐树，邻居的父亲说枯梧桐树不吉祥，他的邻居便立即把树砍掉。他说的虽然是公开的话，却没有考虑说话的处境。邻居的父亲于是请求把树拿来当柴烧。这又踏入了令人怀疑的处境。那个人便不高兴，说：邻居的父亲只是想要柴，却教我把树砍掉。处在容易引起怀疑的位置，事物就不会被人相信。和我做邻居，却这样危险，怎么可以呢？卢氏说：劝他砍树，是公开的言论；请求把树当柴烧，也合乎情理。但先劝砍树，后来又请求树木，疑心和过失便产生了。所以说：别人所畏惧的，不能不有所畏惧。不要以为没有伤害，祸患将会逐渐增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政和说：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处境中，就会触类旁通地产生疑心，这正是道不能推行的原因。范说：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把墙冲坏了。他的儿子说：“不赶快修筑，就会有盗贼。”邻居家的老人也这样说。到了晚上，果然损失了很多财物；这家人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那么，处在容易被怀疑的地方，说出不得当的话，怎么能使别人不怀疑呢？有人丢失了一把斧子，心里认定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他看那人的步态，像偷斧子的；看那人的脸色，像偷斧子的；听那人的言语，像偷斧子的；他的动作神态，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不久，他在沟谷中找到了那把斧子。后来又见到邻居的儿子，发现他的动作神态没有一点像偷斧子的。

译心意一旦有所偏执迷惑，就会随着自己的想法不断改变所见。到了严重的时候，甚至把白色和黑色看成同样的颜色，把方形和圆形看成同样的形状；难道外物真的能够改变吗？所以有句话说：万事纷杂错乱，都是从心意产生的。卢说：事情因为相似而招来祸患的，多得很。从飞鸢坠落、老鼠出现之类的事，都是因疑似而造成祸患。只有积累德行、坚守道义，不徇私情的人，才能没有祸患。所以，丢斧疑邻的事，和这些情况是一样的。政和说：心里藏着猜疑和忧虑，就会无论在哪里都受到蒙蔽。所以道不能彰明。范说：万事纷杂错乱，都是从心意产生的。心意有所偏执，就会随着念头改变所见。何况在虚静明澈的心境中，还有外物来扰乱它，使本性沉沦；迷恋执着于外在的美好，就会使事物的本来面目发生改变。这大概比把斧子误认为邻人所偷还要严重。白公胜忧虑发生叛乱，“虑”就是思量、谋划的意思，即谋划发动叛乱。退朝后站在那里，倒拿着手杖，杖头的尖端刺穿了下巴，“錣”，是手杖末端的尖锋。鲜血流到地上，他却不知道。郑国人听说后说：“连自己的下巴都能忘掉，还有什么不能忘掉的呢？”心意专注在某件事上时，即使走路被树桩、坑洼绊倒，头撞到竖立的木头上，也会自己毫无察觉。政和说：心意专注于某处，形体就会有所遗忘。从前齐国有个想要金子的人，清早穿戴好衣帽到市场去，恰好到了卖金子的地方，便抓起金子离开了。官吏把他抓住，问道：“人都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金子？”他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眼里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 嗜欲扰乱人的心，竟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古人说：专心察看秋毫的末端，就看不见泰山的形状；专心调听五音的和谐，就听不见雷霆的声音。心意若被万物牵系，迅速执着于外物，即使形体和声音再大，也会有所遗漏。何况心能够顺应道理，约束情感、收摄念头，淡泊而凝神安定，哪里会因万物的动荡而被扰乱呢？卢说：张湛说：“嗜欲扰乱人的心，竟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专心察看秋毫的末端，就看不见泰山的形状；专心听五音的和谐，就听不见雷霆的声音。心有所专注，形体有所遗忘，都是这样的。这一章说明嗜欲不可放纵，这是丧失身体、毁灭本性的重大祸患。如今却拿会使自己丧失身体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使身体富厚的欲望。如果能够不把身体看得重要，又何必用金子呢？所谓“无身”，不是要毁灭身体，只是不使身体受到过分厚待罢了。” 政和说：看见所得的利益就忘了形体，看见财利就忘了真实本性，这就是世俗之人因外物而丧失自己的原因。本篇最后用抢金子的故事作结，大概也是与《天瑞》篇所说的盗窃相互印证。范说：白公谋划叛乱，手杖的尖端刺穿了头部；齐人抢金子，穿戴衣帽走进市场；心意专注于某处，形体便有所遗忘，怎么能不对此多加谨慎呢？《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二十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