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槐野先生存笥稿》（明）王维桢撰 目录 序 原序 附录四首 卷一：疏 卷二：序 卷三：序 卷四：序 卷五：序 卷六：序 卷七：序 卷八：记 卷九：碑 卷十：志铭 卷十一：传 卷十二：行状 卷十三：策 卷十四：策 卷十五：论 卷十六：杂著 卷十七：杂著 卷十八：祭文 卷十九：祭文 卷二十：书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古文辞自空同先生李梦阳振兴以来，执笔作文的人大概人人都希望心法取法于西京及大历以前的文章。然而后来逐渐沾染流弊，只知摹仿外貌而舍弃精神；杂乱剽窃、割裂成篇，强称奇绝，却不顾文理是否安稳。文章精气暗淡枯竭，读来如同陈旧的红酒。直到槐野先生兴起，文风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一概摆脱丛杂粗鄙的习气，唯独以精神情采与百代作者相契合。长篇大作和短篇诗文，直追司马迁、杜甫的轨范；即使篇幅短小，也严整峻拔。这就像大匠营造宫室，左边寻找材料，右边依循绳墨，中间安排工役，使众工各司其职；宫室高深、狭阔的制度，清楚而有条理。阿房宫的壮丽、灵光殿的巍峨，并不是靠袭取旧迹，却无所不可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了方圆的法则：圆取法于倕，方取法于班，而结构组合出自自己，哪里还用袭取旧迹？大概文章有一般的法则，也有更深的法则；不能得到深层法则，便会拘泥于表面的法度，于是只能拾取残余。真正契合深层法则，即使不烦劳绳削，也自然合度。即使司马迁、杜甫的文章和诗歌，也难道只是直接从言语、纸笔之间得到的吗？他们周游四方、穷尽览观，山川形胜、民间风俗、古今成败，无不包藏胸中，然后才纵横驰骋于诸家之间，吞吐历代文章。他们善于陈述时事，感情始终不忘君上；于是文章浑厚广大，包罗万象，声名流传至今。先生侍奉父母孝顺，任官时勤勤恳恳地心系王室；穷究世事，关于宏大谋略、臣下典章、吏治民隐、士人风气、夷狄情势、舆地物产和边疆大计，都有精深谋划，切中要害。他胸中蕴蓄深厚，确实可以与古人相匹敌。因此他发为文辞，浑厚朴实，方圆曲折都合乎法则；对于珍贵典籍和深奥文献，能采撷其中精华。他咀嚼百家文章的精华，只取其朝气华采，尽行摒除浮艳膏馥，这不就是所谓得到了文章深层法则吗？因此，即使典午江左时期的文辞，也不能在他笔端措置一字。我曾用贞松古柏来比喻他：黛色龙鳞般的松柏，与篱落间的杂花相比，显然失其斐然文采；又如大海曾经吞纳百川，气势将要沐浴日月、统摄百川，若让尺寸之间的波澜与之相比，那些微小的涟漪便会消失。他大概可以与空同先生一同流传不朽吧！然而空同的词气峻厉，机锋横溢，有时仍显得直率亢激；先生则沉厚雍容，意趣翩翩，既在文章之内，又在文章之外。这部文集在当代，难道还容得下多少屈抑吗？学士大夫中品味它的人很多，原本已经三四次付梓；然而遗漏的作品和杂乱的稿本，有时仍不免散失、化为灰烬。如今先生的外甥玄象南先生搜集整理，精心校订，王先生让我作序，使它流传下去，难道不会光耀一时、绵延千载吗？将要教青、玄象先生来见我时，玄象先生对我说：‘这是我乡词林先哲的文集，传布它怎么可以没有一篇序言？’弘于是忘掉自己的浅陋昏昧，把往日对先生的片面了解写成这篇序。万历乙巳年孟秋吉日，赐进士第、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关门后学盛以弘谨慎撰写。渭上后学南居仁书写。《槐野先生存笥稿》原序六首 姚江孙升【南京礼部尚书】世人都说三秦多豪杰，根源在于那里山川极其奇伟。自从空同李先生以著述高居一代，华州槐野王先生接踵而起；这两个人都可称为人杰。王先生考中进士，与我同任史官，说话投机，退朝后常一同到寓所，拿文章议论，直到半夜也不停，成为常事。有事时，他便让童仆带着文章来请我指正，务求彼此攻错，优点缺点都不掩饰。至于评议古今得失，那正是王先生最爱谈论的，我总觉得他的话很有味道；如果不合我的心意，王先生早已加以弹劾批评了。王先生作文取法司马迁，诗歌取法汉魏，近体诗取法盛唐，尤其宗法杜甫少陵。他平时喜欢深沉的思考，务必使文章合乎绳墨，结构合度以后才修饰文辞。起初王先生辞藻华丽，学士们往往称赞他；等到学业更加精进，去掉雕饰弊病，崇尚玄深质朴，听到的人却众说纷纭，各执可否两端。王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众人的议论纷乱，我将要不能自我坚持了。假如我能够一心修习古道而不再回头顾虑，实在是您的力量。’向王先生请教文章的士大夫日益增多。王先生不喜欢浅陋的议论，一定要等到与古代作者相合，然后才接受来稿。他曾和我约定说：‘文章能够不朽，是盛大的事业；但如今应酬答对尚且应接不暇，如果不能有所发明，凭什么取信于后世？希望仿照古诗的篇目，同您共同创作，务必竭尽精力和思虑。写成后与汉魏作品相当，再共同评定是非；将来形成一家之言，把它列在篇首，也许足以留给后人考察。’可是王先生去世了，我私下担心他所著的书不能保存。如今得到他笥中的遗稿，竟没有散失；唯独没有所谓仿古诗的作品，大概有志向而未能完成，真可惜。总的说来，把现存作品全部读过，也已经足以流传了。我不敏锐，哪里能评定他的文章？只是王先生已有成说，我不愿违背，所以替他编辑编次，得到若干卷，题名为《存笥稿》，正是王先生自己所命名的。孙升说：我观察作者群体，他们的长处短处各不相同；即使能作文作诗，声诗也可能不振，或者凭近体诗取得声望，古体反而不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并非空话。唯独空同先生能够兼备各体，王先生则前后都能入室。他们都能在文坛上独占鳌头。关中虽然多才俊贤能之士，但这两个人又岂是容易得到的？王先生学识广博，与他拍掌谈论天下大事，四方疾苦、九边要害，都可以坐而筹划；可惜他未能享尽天年，功业尚未施展，这大概是命运。他的品行事迹，载在本传中，这里不详细论述。至于作者的志向，大致就是如此。嘉靖丁巳三月。

译兰溪郑本立【陕西巡按御史】我自从懂事以来，就听说海内有王槐野先生，博览多闻，擅长古文，而且为人奇伟不群、慷慨有大节，私下十分仰慕。等到入仕奔波于尘世之间，却惭愧未能见到他的面。去年抵达京城，忽然听说槐野先生去世了。不久我奉命在关中任职，经过华州，便前往慰问他的家属，并急忙索取他的文章来读，果然与从前所听说的相同，于是相信槐野的品格不凡，正如他的文章不凡。我把文稿带入官署，反复玩味不忍释手；恰好季翁先生从数千里外带着善本到来，繁复的文章得以删去分类，越发精粹，于是发文督促学政李先生校订，又让西安刘太守刻印。为什么要刻它？因为它可以流传。为什么要流传？听说君子不了解一个人的为人，就看他的朋友；不能详知他的品行，就考察他的言论。昔日苏子美去世后，他的朋友欧阳子为他的文章作序并编录，苏氏文章于是广泛流传于世。为什么呢？天下本来就看重苏子美，又尤其信任欧阳子。如今看槐野文集，文章追踪司马迁，诗歌拟法杜甫，体裁格调远远超过当时同辈；归结其大意，大多尊崇正道、憎恨邪恶，宣扬美善、讥刺奸邪，时常抒发胸臆以畅达不平之气，又曲折地引譬发抒奇思，光明铿锵，使人惊叹，真所谓掷地有声。即使埋入地下也不会蛀坏。拿他同苏子美相比，确实足以并驾齐驱。如今季翁又替他作序、编录、汇集，好比梁璆、泗磬，楚铁、吴钩，各种珍宝杂然陈列，而能够辨识品评它们的，正是博雅君子。世上还有人不相信这是一件稀世之宝吗？那么，这次刻印完成，使天下由此知道槐野品格的奇伟，也由此知道季翁友谊的深厚；文献有据可考，古道因此不至泯灭，对于风俗教化或许也略有补益。难道仅仅因为辞章本身吗？嘉靖丁巳五月。济南李攀龙【陕西提学副使】我看到大宗伯孙公称说祭酒王先生的文章取法司马迁，果真如此吗？如今那些不能写出司马迁式文章的人说：‘法则是自己建立的。’哪里还在意依循绳墨？他们所用的心思，不过是把文章洗得光秃秃，只求标新立异，却不知道他们终日所说的话，最终没有一句不是出自古人，只是不肯承认罢了。他们偏偏去做司马迁所不屑做的事，并以此自得，像是这样就能显出自己的不同；怎么还想在博学君子面前掩饰呢？关中本来就多文章家，祭酒在翰林著作之庭将近三十年，他作文时，难道会只顾联缀辞句、排比事实，尚未成熟也不肯依循绳墨吗？凡事都有它必然达到的结果，连上天也不能违背。巧者有所余，拙者有所不足。假如祭酒作文，把微妙的言辞、优美的事物没有一件安置得当，难道还能称为扬雄、刘向所谓的实录吗？大宗伯又说，祭酒与北地李献吉接踵而起；如果祭酒值得看重，那么这部稿子也值得看重。海内学士大夫接受并阅读它，必将更加看重司马迁式的文章以及依循绳墨。宗伯实在有功。御史郑公巡按陕西以西诸郡，自称采风使者，回来以后，又…… 奉持这部文集。他说：攀龙在左辅时，祭酒写文章往往记载国家大典，并拍掌谈论四方疾苦、九边要害；关于胡人就谈胡人，关于倭寇就谈倭寇，正是想了解时政，这不就是采风使者所应记载的吗？至于他的诗，大宗伯所说的‘李献吉已经得到其全部体貌’正是如此。我重视并感伤作者的志向，因此一并编录。攀龙能够完整论述二位公卿取录祭酒文章的原因，就是这些。嘉靖丁巳十月。曲梁王一鹗【建宁府知府】《槐野先生存笥稿》在姑萩刊刻后，士大夫争相购买，常担心买不到。我得到后诵读，惊悚感叹道：关中的形势壮美，华山耸立、黄河环绕，古称地势险固。先生钟受了这里的秀美，所以气节发露于文章之中。诵读它，就像振衣登上华山高峰，泛舟到黄河源头。于是我把它带到建安；建安潘尹先生是先生的门人，又替它刊刻，以扩大流传。唉，身在华阴而有道，仰望华岳、看见河流的人，难道不会如同见到先生吗？嘉靖辛酉六月。渭上南轩【吏部文选郎中】槐野文集旧名《存笥稿》。最初在长安刊刻，是嘉靖乙卯地震后从散乱的书箱中搜得的，仅有原稿十分之三四，大概遗失的作品很多，所以没有加以选择。不久在吴下刊刻，虽然略有增补，但当时遗老尚未全部出示藏稿；不久又在建宁刊刻，只是照吴刻翻印而已。读者大都叹息它不是全书。隆庆庚午年，我在乡里养病，广泛询问亲友旧交，得到遗文若干卷，于是命次子师仲编次成帙，只是惭愧自己忙于尘务，不能扩大它的流传。万历乙亥年，我在乡里读礼，恰逢大中丞右坡董公嘉惠文坛、表彰前哲，又一向珍爱此集，于是寄信商议刊刻，并说文章贵在精，不贵在多，何不选录后流传？这实在是慎重的做法。我不自量力，便取前几次刊本和遗文，妄加删定，总共编成若干卷。还未及刻印，中丞公升任三边督府，不久又去世了。唉，文章要流传竟如此不容易！戊寅年，适逢督学翼轩李君巡行部属经过我这里，谈到文章之事，慨然想完成中丞公的遗志。我于是再次加以订正，并把年月记在末篇。唉，立言之道哪里容易说清！我从前在宫中秘阁读书，得到大宗伯季泉翁的教诲，听说他曾与槐野公约定仿作古诗；著述尚未完成，槐野公却忽然去世了。假使他活到今天，即使只收在书箱中，想来也不止这些；或者还会亲自加以润色删削，也未可知。我因此对作者的志向感慨万分。所以阅读他的文章和诗歌，凡是卓然有关教化、合于世道人心的，便加以收录；否则即使辞调古雅，也暂且搁置，等待博雅君子订正。若想考察他的造诣，前面的序跋已经说尽，我又何必多说？唉，我曾读季泉翁编的《谈艺集》，又因作者的艰苦志向而感慨，于是选取原刻本的一半，大多是切实要紧、相互切磋的文字，认为足以教人珍重友谊，难道只是文章辞采而已吗？但我仍担心读此选本的人只凭文章概括评断其人，所以又把行状、志传附在后面。大体是想让后来的读者知道，槐野公的文章和事业都没有完成。唉，我又何必多说？万历己卯三月。

译同郡刘士忠【江西道御史】已故国子祭酒王槐野公，是我的同乡先生。在肃皇帝朝，他以文章雄视一代；即使一篇短文、一封小札写出，人们也没有不熟读背诵的。先生去世后，宗伯孙文恪公替他搜集编次遗集若干卷，使之流传，于是熟读传诵的人更加多了。文集先在关中刊刻，随后吴地、福建也都争相刊印，于是先生文集流行，纸价突然数倍上涨。文恪公搜集时得到先生文章和诗歌约十分之七，另外三成尚未从书箱中取出。我出生得晚，幸而凭同乡关系得以借阅珍藏；后来承蒙治理中山，各位属官往往派主事前来抄录，颇费周折。恰逢关中刻本也漫漶得无法阅读，清丰尹君、东明徐君敬重先生文章，便谋划付梓，并将原本汇集刊刻：前集八卷，续集四卷，共十二帙，大概可以由此窥见先生文章的全貌。工程完成后，二位先生说王先生文章屡经传抄，文字脱落讹误接连不断，于是派使者从数百里外带集子来，请我校订并作序。我不能推辞，恭敬地亲手校勘，略微订正讹误；虽然不能逐字说明，但校勘没有一处不谨慎，然而与从前相比仍有差距。至于先生文章和诗歌的品评，学士大夫自会论定；他的行履事迹，见于本传，大体也都在孙文恪公序中，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我读先生全集数遍，才认识到他所成就的大事业，于是考察古人来说明他的志向。昔日徐庶曾侍奉刘备，曹操挟持他的母亲来要挟他，徐庶不得已离开刘备而投奔曹操。临行前，他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最终成就了蜀汉的事业。保全自己的母亲而不背弃君主，他的忠孝何等伟大！先生在乙卯年十月听说母亲刘太孺人患瘫痪，便徘徊不安，上疏请求回乡奉养；恰好因升官可以顺路回去省亲，走到华山脚下，虔诚告祭岳神，愿意代母受灾，让灾祸降在自己身上。[此处原文有缺损]不到一个月，先生便遭遇地震之灾；刘太孺人的病不久也痊愈了，寿命最终达到八十岁。唉，先生诚心愿意代母受难，神灵便让他代受，这难道不是孝子的奇特节操吗？先生所选拔的文武士人有几百人，大多文雅有才，适合国家实用。他还曾想西接宣大、东连山海，形成长达一千二百里的边防，命令修筑墙垣、亭障，使其如星罗棋布而不断绝；每百里设置一军，训练防守，分班登障守望。各种防御虏寇的计策，都周密而切实。当时人们固然没有赞同他的计划，如今已经三十年了，北方虏寇归附，边塞的谋划国家者，果然使宣大、蓟辽东西相接，修筑的墙垣、台堡高峻雄固。虏寇也环顾四周而股战，不敢违背盟约；而这项策略，早已由先生预先提出。难道不能说这是忠臣智者的深远谋略吗？徐庶保全母亲而活着，功绩在于推荐贤才；先生代母受死，功绩在于筹划边防。像先生这样的人，正有徐庶的烈节和忠孝的大概，岂是只炫耀空洞文章以自我表现的人可比？这件事的志向隐微而事情奇特，世人本来没有揭示它。我不敏锐，谨把从长者那里听来的以及文集中记载的内容，择取其中重要部分加以论述。万历己卯八月。附录四首 《孙王倡和集序》《谈艺集序》《匪懈稿序》二首 《孙王倡和集序》东海何良俊【翰林院孔目】《孙王倡和集》，是大宗伯季泉孙先生与祭酒槐野王先生相互唱和的作品。良俊读两位先生的诗，看见其中有许多唱和篇章，欣喜于音调相同，谨慎地抄录出来，编次如下，作序并刊刻。诗歌有唱和，难道是古代赓歌传统的遗存吗？从虞舜朝廷开始，君臣和谐、欢欣鼓舞的歌唱发端于此；此后有魏太子西园的咏作。唐中宗时，群臣有临渭亭、昆明池等作品；后来元稹、白居易在朝廷同声唱和，皮日休、陆龟蒙在野外相互唱和。虽然作品格调有高下，辞藻有醇驳不同，但总的说来，君臣之间上下同德，朋友之间彼此契合，然后才能并列陈述、协同演奏而不互相扰乱次序。否则，便是把鱼目和明珠握在一起，让嫫母与西施并肩而立；精粗美丑难道不会清楚可辨吗？我们两位先生同在翰林，都把主持和弘扬文章视为己任，讲求研究，专心旁搜，穷尽古人的事业而折中取正。凡是写作篇章，取材、格调、立意、铸辞，都必求达到最恰当的法则；又加以洗练句子、锤炼字词，穷尽妍美精工，好比射手在侯前挟箭，必期望射中靶心。至于顿挫、倒插等写法，也都是古人不传的秘诀，是两位先生专心苦思所得的构思；其他人则大概从未听闻。槐野专门取法杜甫，所以力量稍显劲健；季泉既具备风骨，又多俊逸语句，尤其擅长应制诗和五言诗，这是因为他以杜甫为主，同时旁取王维的缘故。如今看集中各篇，功力全都相当，正如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水边治兵，相持多年，营垒高峻，时时以奇兵相角逐，威力不衰，各自保全疆土，难道不是千古以来的强敌吗？这确实是艺文之林的最高准则，是本朝的盛事。良俊在吏部谒选时，首先承蒙季泉先生赏识；后来任南翰林孔目，槐野先生正掌管院务，两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和旧上司。先生认为我略懂文章，每天早晨见面必定畅谈，常常直到太阳西斜，因此我亲自承受教诲最多。槐野有一天对我说：‘七言诗中有杜甫，就像圆形已经极圆，不能再加圆规；方形已经极方，不能再加矩尺。如今很多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什么缘故？’良俊回答：‘先生看重风骨，所以喜欢杜诗；今人多看重声调，所以喜欢钱起、刘长卿。钱、刘的诗流丽动人，但一诵读，兴象便全然消失，哪里像少陵那样深厚隽永？’槐野点头赞同。槐野又说：‘我写文章置备五本稿簿，必须反复改写五次才定稿。’季泉先生说：‘我刚入馆时，就和槐野约定共同砥砺。每写成一首诗，便互相尽情批评；有时一个字不安稳，立即指出；有时整篇抹去。有时槐野的诗先写成，我的作品随后写出，槐野觉得不如自己的，便把我的诗删去重新创作。唉，世人只看见两位先生的作品是近代绝唱，哪里知道优秀工匠内心的艰苦？昔日曹子建在给杨德祖的信中说：“后世还有谁能理解我，替我修改文章呢？”’ 世人共同推崇曹子建的吟咏，把它作为名言；两位先生虚心接受批评，正合乎曹子建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成就几乎与之同调。把这种精神推而广之，即使达到周公、孔子的事业也可以做到。世上有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如果听到两位先生的风范，难道不只是有助于诗坛，而且对世道人心也大有补益吗？嘉靖庚申四月。《谈艺集序》

译上元许谷【南太常寺卿】《谈艺集》，是从前大司成槐野王公与现任大宗伯季泉孙公同游翰林官署、相互订正文艺时往来的书信。近来槐野公遭遇关中地震去世，季泉公为之悲伤，已经搜集他的遗文以及唱和诗，作序刊刻流传；又检查箱中，得到旧日谈艺书札若干篇，担心散失，便再次汇集刊刻，大概是为了彰明雅正之道、保存朋友情谊。季泉公近来把它给我看，又命我在书信前作序，说：‘艺文义理极其深长，谈论它并不容易。从前我们二人谈论文艺，彼此攻错，优点缺点都不掩饰；往来的书信最多，我的信在槐野家遭遇变故后大概已经毁了；槐野留给我的书信又遭海上多事，也没有全部保存。近来只能搜集到这些。追想好友的遗墨，不忍心看它逐渐灭亡。我将把它托付给刻工。我们二人同榜，又称同调，怎么能没有一篇序言？’我反复读了很久，感慨羡慕极深，于是作序说：艺文之道，是因情感而描写万物；一旦确立，便彰明显著；发扬芬芳而达到幽玄，包含意旨而深奥。何况片言一经吐露，四马奔驰也追不回来；这句话如果有污点，千古也无法改变。因此选择义理、考订辞章，都要在下笔时慎重；指出瑕疵、挑剔毛病，难道不需要朋友聚会相互切磋吗？从前子舆论述会友作文，先以忠告为重。宣尼谈论交友的益处，把正直、诚信列为首要，难道不是因为多听闻、通善道，容易得到明智的言语，彼此撞击、反复攻错，正直的言论才难得听到吗？然而必须有深厚造诣，才可以验证文章体制；虚心接受，才有希望进入圣贤境界。假如取舍的权衡尚未确定，自己的芥蒂仍然存在，那么立论就可能偏差，反而招致作者讥笑；接受批评却厌倦修改，最终会坐困迷途。这样谈论艺文，不就相去太远了吗？我看二位公，都挺立英姿，共同探求文章奥秘，精严而合乎法则；既在东南如凤鸟高飞，又在西北如鹰扬威。刚开始脱去布衣时，便结下如兰般的契交；后来一同升入翰林，面对面起草华美篇章，谦逊的议论不回避，直率的话也不以为忤。他们曾说：‘运笔作文是艺，达到极致才算深；彼此挽臂相伴，以朋友规正瑕疵，才能有所增益。如果文章不达到西京的水平，辞藻不宗法汉魏，近体诗不及开元以前，那么即使摇笔终年，也终究不是正法。我们二人何不努力追求，务必形成一家之言？’于是每构思一篇，必定相互订正，不愿任性自是，务求合作。公务之余互相拜访，有时直到半夜也不离去；有事便派童子带一封短信，以书代面。如今看书信中所载，凡是赞扬美辞，若非过分溢美，本来可以不必论说；至于批驳，有时反复较量数回，仅仅争定一个字。他们不因为反复告诫而互相嫌弃，难道会因为小小瑕疵就放过吗？大概是立志追踪前代轨范，努力登上彼岸，宁可受伤于诋斥，也不愿随意逢迎；他们的志向实在深远。若不是资质接近上智、见识超过时贤，又仰慕朋友切磋的道义，怎么能够坚定实行而不厌倦到这种程度？曹子建有一句话说得好：‘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我一向喜欢别人批评指摘，有不好的地方，就及时修改订定。’文章到了子建这样的境界，已经很美了，仍说才力不及他人，喜欢听闻利病。由此说来，贤豪之人的见识，岂不是古今同一轨迹吗？所以二位的艺文高出一代，声名遍及八方；虽说文章如金玉，应该成为世间珍宝，但他们的熔炼、砥砺、切磋，得自朋友相互润泽的地方，也非常深厚。世上有把破扫帚看作千金的人，明明违背正理却反而憎恨入宫的人，志在相互倾轧。若看到这些书信，一定会茫然自失。那么季泉公刊刻这些书信并使之流传，对文章之道的补益实在不小；难道只是感叹罕生不在、感激惠子理解庄子而已吗？嘉靖庚申六月。《匪懈稿》序二首 长垣李化龙【河南提学副使】世人传说槐野公诗学杜甫、文章学司马迁，但总的说来并非如此。豪杰的诞生，并不是常有的事：上关乎天造，下得自地灵，是河山的精粹之气凝聚而成，用来散发光采、扬播精华，照耀当世，难道能说只是世代之间彼此借用吗？天下有九州，雍州、冀州称为上游；终南、鄠杜山脉聚阴吐阳，太华山巅呼吸似乎通达帝座；黄河冲破积石山，下经龙门，贯穿二华向东，九曲入海。那里高明融朗，腾跃蓬勃，巍峨深厚，确实是天下最壮观的景象。土地广大，物产必定丰盛；不在物产上表现奇异，就会在人文上表现出来。杜甫生于杜陵，司马迁生于龙门，槐野家在二华山下，都是西北所孕育的人才。因此他们的气势凌厉而沉雄，都是河山精气所凝结，所以成就高朗而博大；又都诞生于全盛时代，所以文章纵横驰骋，工匠万千，发泄吐露而仍似有余力。天籁自然鸣响，日光自然闪耀，各自发挥极致，像鼎足而立，永远相峙，难道是彼此学习才成就的吗？况且天地的灵气，也要二五之数才肯完全泄露；我读司马迁的《史记》，喜爱它宏放奇诡，但他好奇而有时不完全据实；杜子美寄托兴怀的诗篇，忠君爱国，有许多可称道之处，但感叹年老、哀叹地位卑微，也时常出现，往往消磨壮士的气概。槐野志气亢厉、操守高峻，坚定自信；他传承节操、比附义理，仿佛站在万仞高处俯视八方。由此看来，他将要衡量长短，与前人争胜。然而那些轻易主持文坛盟会的人，难道不是天地之气必须经过千百年才会一次完全泄露吗？世间儒者仍多称道这种说法，说什么华山的学问像山一样高，黄河的学问像水一样大，这就失去道理了。《存笥稿》流传世间已久，人们大多知道；寮长莲洲先生特意拿出所藏的《匪懈稿》给我看。这大概是槐野公乙卯年主持考试时拟定的八股制义程序，是我半生所未见的。我正为士子以剽窃相尚而苦恼，认为没有什么比这部稿子更能针砭他们，于是请求在学校刊刻，并说明缘由。莲洲是槐野公的宗族兄弟，文采翩翩，雄长艺林。司马迁困顿，杜甫饥饿，后代继承者也很少有人听闻；槐野却雍容处于庙堂，成为一代文宗。后来又如此，我认为天地之气积蓄已久，才会完全泄露。果然不是妄言。万历戊子八月。

译宗孙王庭撰【翰林院修撰】这是先大司成槐野公主持顺天考试时所编的文录，稿本题为《匪懈》，是他自己命名的。文录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但人们传诵并珍重它，仍像新的一样。只是文录不能广泛流传，其中的序、策虽然附在《存笥稿》中，却不便查阅；经书义九首、表一首，也没有收载。至圣寿策一道，肃皇帝曾经阅览并大加赏识，特意降下御札，询问出自谁人之手。恰逢先太史去世，不敢以亡臣身份应答，便借同事之名，因此集中没有流传此事。事情十分秘密，世人没有谁知道。我的兄长在梁园做官，一天寄信对我说：‘先太史公的《匪懈稿》一帙，我将要谋划交给刻工刊印了。’如果可以为它写篇序，我说：所谓文录，是记录士人文章的；主考官替他们编录，是担心文章不合轨范，因而把程式示范给他们。假如所编文录本身就不能作为规范，士人将以什么为准？如今看先司成公所作文章，发挥义理，评议古今，宏大的论说，浩然的气势和伟丽的辞句，江河不足以比喻它的奔决，云霞不足以拟比它的变化。读起来使人跃然欢喜、融然畅快、爽然自失。但最终看不出他有炫耀自夸、故作高人姿态的地方，这是因为他的蕴蓄深厚，不被华丽辞藻所驱使。如今学习博士家文章的人，不致力于多读书、厚积涵养，却只会剽窃古人的余绪，甚至拾取二氏的唾余，在字句之间争奇猎诡，便喧嚣自得地说：‘我能够胜过别人了！’唉，这正是文章衰败、士人习气败坏的原因。这部文录足以作为规范，怎么可以不让它流传？万历戊子九月。《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一 左辅王维桢著，馆甥渭上南师仲编 疏三首 请求送母亲回乡的奏疏 请求辞官终养母亲的奏疏 再次请求辞官终养母亲的奏疏 奏疏 请求送母亲回乡的奏疏 请求辞官终养母亲的奏疏 再次请求辞官终养母亲的奏疏 请求送母亲回乡的奏疏 臣是陕西西安府华州人，由进士授任县令。臣家境贫寒，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只有母亲刘氏亲自承担艰苦劳作，教臣读书。自从蒙受圣上选拔录用以来，臣母曾两次随臣到京师奉养；每逢从大官那里分得俸禄，能够置办美食；从大仓领取常禄，能够换取绸缎麻布，用来奉养亲人、使母亲身体舒适，这一切哪一样不是圣恩呢？只是臣母离开乡里，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四年，因忧愁而致病，归心十分迫切。起初臣有一弟三妹，父亲去世后，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夭折，只留下一个妹妹，嫁给读书人为妻，生活十分困苦。臣母因许多亲人死亡而深受伤痛，心结无法解开；而出嫁的女儿又长久分离，每有触动，眼泪便一行行流下。然而想到臣滥居官列，靠俸禄代替耕作，口中不说归去，心里却想归去。抑郁日久，心火上炎，于是牙痛剧烈得像要摇动牙齿，无法忍受；两腮隆起，形神俱损，直到平时食量减少一半。臣为此忧虑，请来医药，母亲却说：‘我哪里是生病，只要让我回家见见女儿，自然就会痊愈。还用得着医药吗？’臣听了五内震动，心乱如纷丝，痛惜母亲有心事却不发病，使忧思发展成疾病，伤神而易老。如今臣蒙诏参与修纂《大明会典》，职责在于编纂著述；大的方面提举纲要，其次删定错乱重复之处，斟酌增损，全靠心力。臣的心思如今已经乱了，还能够拿着笔墨守住职事吗？如今京师距离华州大约三千里，中间要经过黄河风浪和盘曲的太行山，这条路本来就被称为难行；又加上深秋时节，霜露覆盖道路，跋涉艰险，必定要臣母与臣一同承受。臣母此时回乡正是方便之时。臣查得本院修撰沈坤、编修高仪等人从前都曾因送母回乡上疏请求，蒙受圣恩准许放归。臣与二位大臣情形相同，恭请皇上怜悯臣的私情，准许臣比照二臣，送刘氏母亲回籍，并依限回来供职。臣母子的愿望得以实现，各种阻碍都能解除，臣希望能够有所论定，把它写在版册上，以继承旧业、报答圣恩。臣本来还有痰疾盘结于心脾，气息平和时伏藏，一经触动便发作，甚至不能任事；只是想到刚进入馆局，恐怕有贪图安逸、畏惧劳苦之嫌，不敢请求离去。如今臣母既然这样思归，臣又忧惧万分；如果不回去，臣母子二人都危险。恭请陛下怜悯察看，臣不胜感激流泪，仰祈至切。请求辞官终养母亲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