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五

译用兵之道，贵在神妙；运用它的人，贵在严密。所谓神妙，是说不可测知；如果让人能够测知，就不是神妙了。所谓严密，是说不可泄露；如果预先泄露，军队就危险了。战争不是可以玩弄的器物，而是双方形势相角，成败由此分定；营垒彼此相望，存亡由此决定。双方彼此击败，都想使对方灭亡，于是都使用奇谋。奇谋，是用来求取胜利、图谋生存，使人无法测知的。善于使用奇谋的人不预先泄露，谁又能测知呢？不能测知，就可以下令让军队随之行动、驱使军队前往；跟随的人自然跟随，却不知道为什么跟随；前往的人自然前往，却不知道为什么前往。这样，取胜的道路就掌握在手中，敌人不能击败我；保存的道路也掌握在手中，敌人不能使我灭亡。李靖说，用兵的道理是教正道，不教奇谋；这不是愚弄三军、只知道专擅而嫉妒别人夺取功劳。正道可以教，奇谋不可教。进攻、防守、前进、后退，是战争的四种形态。敌人进攻，我就进攻；敌人防守，我就防守；敌人前进，我就前进；敌人后退，我就后退。把方略授予军队，竖立旗帜，约定日期，规定驻止之处，这叫以正道出兵，以形势显露出来。可以让三军知道，也可以让敌国听闻。为什么呢？军队得利就进攻，不得利就防守；得利就前进，不得利就后退。敌人的智慧同我相等；得利与否，能够进攻、能够防守、能够前进、能够后退，形迹公开显明，众目都看得清楚。三军的智慧同我相等，这有什么不能教的呢？至于应当进攻时却退守，改变防守而转为进攻；本来可以前进却又退却，本来可以退却却又前进；得到利益却不趋进，没有利益却不退避；所使用的行动不合于形，所不用的行动不合于势，震骇耳目，违背常规，这就是奇谋。不能让三军知道，不能让敌国听到。三军知道，机密就泄露；机密泄露，敌国就听闻；敌国听闻，谋略就会被破解，行动就会违背我方所趋。这是失败的阶梯、灭亡的媒介。因此，用兵之道贵在神妙，运用它贵在严密。神妙，是为了不可被击败、不可被灭亡；严密，是为了取得胜利、获得生存。奇谋之所以不教给众人，就是这个原因。古人有运用奇谋的，齐国的田单、汉朝的韩信就是这样。骑劫率领几万军队逼近即墨，即墨只是小城，怎么能抵挡骑劫？田单便命令男女登城，妻妾编入队伍；这是以死守的正道来教导他们。田单暗中收集牛，聚集刀刃，购买油脂，采集芦苇，制作红色衣服，挑选壮士若干人。这些事情人们都不知道是田单所为，田单也不告诉他们缘故。一天夜里，准备好牛，给牛身穿红衣，给牛尾浇上油脂，捆上芦苇，点燃芦苇末端，在牛角上缚刀，凿开城墙冲出，奔向燕军；壮士从后面进攻燕军。燕军败逃，即墨得以保全，齐国于是收复七十多座城池。假使田单预先把谋略告诉众人，众人一定会彼此恐惧，认为这是招来祸患；将会有人拿着谋略去告诉骑劫，求燕军攻下即墨。这就是不教奇谋的效果。韩信攻打赵国时，建立大将军的旗帜，敲响灵鼍大鼓，越过太行山顶，从井陉口下山，号令三军乘夜急行；这是以进攻夺取的正道来教导他们。后来韩信摆下背水阵，诸将都认为不妥；韩信只命令他们这样做，却不说明用意。等到赵军攻打营垒，汉军拼死作战，赵军败逃，汉军追击，在泜水之上斩杀陈余，诸将都来祝贺，询问韩信为什么摆背水阵。韩信于是解释，诸将这才心悦诚服。假使韩信早早说明用意，三军听到后必然产生恐惧；一恐惧就必然逃跑，汉军的事情便会失败。这就是不教奇谋的效果。赵国也有奇谋，广武君的策略就是。陈余抛弃而不采用，韩信从间谍那里得知，于是向东攻下赵地。若赵国听从广武君，韩信一定会被擒获。韩信本应灭亡却反而保存，赵国本应保存却反而灭亡，是因为赵国的奇谋泄露了。田单故意说反话、编造诡词来误导燕将，燕将受到迷惑，割掉齐人的鼻子、挖掘齐人的祖坟，于是激怒民众，使齐军更加坚定。假如骑劫得到的间谍之言被反过来利用，即使有十个田单，也不能守住一个即墨。因此骑劫本应取胜却反而失败，田单本应失败却反而取胜，是因为田单的奇谋严密。下棋的人背道而行、反向攻击，远弹以图谋近处；双方默默相对而决定胜负，正是严密所成就的。治理国家如同用针砭石，掩藏不可见处而显露病情；医生割皮解肌，不待商量便施治，疾病因而痊愈，这也是严密所成就的。战争也不过如此。死亡是人所恐惧的，灭亡是敌所厌恶的。使用奇谋，是把危险之道置于生死之间；使用奇谋对付骑劫，是把他陷入灭亡。它严密而不教给众人，是为了使怕死的士卒不逃跑，使害怕灭亡的敌人没有防备。所以有时静止如泰山，有时行动如流水；动与止都无法测知。有时安静如未嫁女子，有时迅疾如逃脱的兔子；安静与迅疾都无法测知。一天之内，进攻和防守可以改变；片刻之间，前进和后退可以改变。变化纷繁，不能执着推测。问他，他不告诉；告诉出来的不是实情；我方所趋向的，不是众人所意料的；众人所意料的，又不是我方所趋向的。心中有余，口中不足，这才叫善于使用奇谋。然而奇谋也不是轻易可以使用的：机谋智慧不周全，不能用；勇力不足，不能用；士卒之心不和，不能用；不被君主信任，不能用。喜好奇谋而屡次使用，便会三分祥瑞、七分灾祸；偶尔出奇，便会十次行动十次获利。越王初次以怒蛙激励士气，士卒于是奋发；再来一次，士卒就不会奋发了。周王第一次索求玉簪，人们不敢欺骗他；再索求时，人们反而会欺骗他。为什么呢？因为机密泄露，人们便能够测知。所以奇谋是间道，正道是大路；正道可以让人遵循，也可以让人知道；奇谋可以让人遵循，却不能让人知道。因此有的可以教，有的不能教。○《圣人自有中和之气论》。圣人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的符表，即外在表现，完美，只是因为能够治理自己的性情罢了。性之所贵，没有比中和更可贵；情之所容易忽略的，没有比幽独之处更应谨慎。因此能治理性情，容貌威仪没有不美善的；不能治理性情，容貌威仪没有不失当的。为什么呢？容貌威仪是性情的外在表现。《传》说：“他的仪容始终如一啊，内心仿佛打了结啊。”这是说可以由外在推知内在。又说：“显明诚信的君子，没有谁不具有美好的仪容。”这是说内在可以由外在表现出来。性有四种美德，情有四种过失，气有四种乖戾，都相互承接而发生，相互渐染而流变。什么叫四德？端正而严肃，是容貌的美德；威严而刚毅，是仪容的美德；庄重而巍然，是身体姿态的美德；谨慎而收敛，是举动的美德。四德不存在，就有四种过失：容貌不能严肃，其过失就是懈怠；仪容不能威严，其过失就是懒惰；身体不能庄重，其过失就是放纵；举动不能谨慎，其过失就是放肆。四种过失流变下去，就有四种乖戾：懈怠流变为不能严肃，就无法恢复；懒惰流变为不能威严，就无法恢复；放纵流变为不能庄重，就无法恢复；放肆流变为不能谨慎，就无法恢复。不能恢复，叫作乖戾；乖戾，叫作不和；不合于道，叫作过失；有过失，叫作不中。这是普通人的普遍疾病，也是纯粹之气难以遇见的原因。圣人的禀生不同于普通百姓，而他所持守、所戒慎恐惧的程度又远甚于普通百姓。他进入太庙便肃穆恭敬，然而在进入之前已经有肃敬之心，到了哪里都不会不肃敬；他站在朝廷便战栗敬畏，然而在站立之前已经有战栗之心，站在哪里都不会不战栗；他接待宾客便收敛恭谨，然而在接待之前已经有收敛之心，接待谁都不会不收敛。没有不肃敬，即使有一处不肃敬，也仍然近于肃敬；没有不战栗，即使有一处不战栗，也仍然近于战栗；没有不收敛，即使有一处不收敛，也仍然近于收敛。所以闲居时虽然不同于进入太庙，肃敬之心却没有忘；虽然不同于处在朝廷，敬畏之心却没有忘；虽然不同于接待宾客，收敛之心却没有忘。心不忘，性就存在；性存在，情就能自行治理；情得到治理，气就自然醇厚。因此，容貌仿佛解除肃敬，却不至于懈怠，是肃敬在引导它；仪容仿佛解除威严，却不陷于懒惰，是威严在扶持它；身体仿佛解除庄重，却不接近放纵，是庄重在维系它；举动仿佛解除谨慎，却不沉溺于放肆，是谨慎在主宰它。不肃敬却也不懈怠，不威严却也不懒惰，不庄重却也不放纵，不谨慎却也不放肆，这种气确实难以达到，君子称它为中和。明显刚厉的人，气势就偏于一端；任意放纵的人，气势就大为乖离。冬日极寒，是偏于阴；夏日极燥，是偏于阳；能够体察阴阳之气而处于寒燥适中的，没有比春天的光辉更合适的了。春天的光辉

译可以用来譬喻圣人。所以圣人身处深宅内室，声名却显扬于乡里；美德在一时显著，仪范却足以垂示万世，说的就是他在幽独之中、细微之际也能做到这样。气不能伪造，它是由性情发出的。因此圣人的学问在于治理性情，而不专门治理气；普通人的学问只想治理气，却不从性情上求取，于是气始终不能治理。普通人的学问既比不上圣人，所持守戒慎的功夫又比不上圣人，所以自有人类以来，普通人总多而圣人总少，这就是原因。有人说，古语有言：“只有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不能改变。”圣人是上天给予的，众人是上天否定的。唉，不是这样。金子中含有杂质，玉中带有瑕疵，这难道不是它们原有的质性吗？优秀的工匠加以治理，金子越炼越精，玉越琢越美。这足以证明圣人可以学习，人的气质可以纯正。○《文章以六经为根本论》。圣人的言语被称为“经”，为什么呢？解释经义的人说：“经就是常。”意思是万世都可以常常使用。所以上天有恒常的星辰，星辰不见就是异常；圣人有恒常的言语，不加以使用就是乖谬。经有六部，为什么呢？圣人相继出现，各自建立言辞，彼此阐明、互相发明，所以累积成为六经。天地的道理不会旋转着只生出一位圣人、只作出一部经；为什么这样说呢？道存在于天地之间，纷繁广阔，一方面不可能穷尽，所以一个人不能完全探究，必定要等待几位圣人相继出现：前人开创，后人推衍；简略的加以扩大，幽微的加以阐明，道理才完备而没有缺漏。因此六经各有自己的体制，彼此并不沿袭。既然彼此不沿袭，难道会彼此悖逆吗？圣人观察万物、考察法则而建立言辞；圣人固然聪明睿智，却不可能各自创立一套相反的道理。若有道理郁结而没有彰明，事物存在而尚未命名，世代变迁而政治不同，时代更替而事情有异，就寻求前人遗漏之处加以增补；已经完备的地方，不再枝蔓重复。因此圣人的言语，有的开创，有的推衍；有的简略，有的扩大；有的幽微，有的阐明。这样看来，六经是承载道的器具，也称得上是文章吗？文章就是文饰。器物没有文饰，价格就卖不出去；言语没有文采，人们就不会传播。因此文章能够使人感动、喜爱、倾慕，悦目而专心，使人依依不舍。六经若没有文采，当时就会被抛弃，怎么能流传千万世直到今天呢？所以《易》布列卦象，使经纬交错；《书》编次篇章，以“都俞”之类发端；《诗》记录德行，用比兴来发明意义；《春秋》彰明王道、霸道，以褒贬组织文辞；《礼》《乐》陈列器数，通过问答形成篇章。人们诵读它们的言语，便会喜爱、倾慕、悦目、专心，直到不能忘怀。那么文章必定以六经为根本吗？说文章以六经为根本，是宋代士人的说法。宋代有曾巩，号称善于文章。他下笔构思，大多依据道理法则，歌颂、称说先王，当时士人称赞他，认为不违背六经。不违背六经，当然是好的；然而还不能说是辅翼六经。他的缺失在于拘泥。为什么呢？千万世以前，圣人相继出现，他们的言语尚且因为世代不同而不同，所以经有六部；千万世以后，圣人已经远去，他们的言语更应当有所修补。文章所可贵的，不只是“不违背六经”，还应当用来阐明道理、教化民众、议论政治、考察制度、辨别风俗、商量损益。古今时代不同，各种事物适宜的办法也不同。六经的言语固然完备，却不能预先穷尽后世的变化。善于修饰言辞的人能够随时议论事物，使其可以申明法令、陈述教化，这就是帮助六经穷尽其未尽之处、周全其变化。因此，言语虽不必拘守六经的字句，实际上却是在辅翼六经。如今考察曾巩的文集，他的论说只是陈述旧事，而且枝蔓繁多。所有枝蔓都必须依附大树，然后才能牵引而起；说文章以六经为根本，确实如此，但若称他为真正的作者，还不够。房屋的结构，大匠不能任意改变；然而宗庙、明堂各有各的规制。律吕的节拍，大师不能任意改变；然而《云门》《肆夏》各有各的曲调。六经的道理，才智之士不能超越；然而宣发情感、阐明道蕴，各有各的模式。因此言语一定袭取古人，是像商贩一样转手搬运；文章体制一定依附外物，是像幼童学步、必须倚着墙走。道理如同白帛，而五色的变化灿烂不同；但它们的质地都是白色的。由此说来，文章怎么会没有根本呢？又何必一定彼此袭取呢？《槐野先生存笥稿》第十五卷。●《槐野先生存笥稿》第十六卷 左辅王维桢著，馆甥渭上南师仲编。杂著十篇。《御试足食足兵议》。《王母太孺人述》。《雪滩释代陈子作》。《五泉子说》。《字侄修仲说》。《叶母还金跋》。《跋许石城所藏群公词翰卷》。《许氏赠言跋》。《匪懈稿志》。《书李空同赠华双梧琅琊行后》（原诗附后）。杂著。《御试足食足兵议》。《王母太孺人述》。《雪滩释代陈子作》。《五泉子说》。《五泉子说》为侄子修仲取字说。《叶母还金跋》。题跋许石城所藏《群公词翰卷》。《许氏赠言跋》。《匪懈稿志》。题写李空同赠华双梧《琅琊行》诗后。御试《足食足兵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