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四

译问：从前周宣王的诗说“王旅啴啴”。“王旅”就是天子的军队，“啴啴”是说人数众多、声势盛大。天子之兵以威服虏人、制止暴乱，全在于此。我国自成祖皇帝建都于燕，设立三大营来蓄养战士，后来又分设十二营，称为团营。当时勇士和健马都集中在那里，兴盛而众多。近年以来，狡黠的虏人屡次窥伺边关，谋国之臣于是想到古代有细柳营之屯，京师不可忘记戒备而使营兵松弛。议论者认为同过去相比，如今的兵力实在太少太弱，危急时将无所凭借。那么，少弱是由什么造成的？古代天子居处京师，便称为“居重以驭轻”，又说“强干弱枝”，考察这些话，都说的是军队。如今要使少者重新增多、弱者重新强盛，以加强内地、强化根本、威服虏人、制止暴乱，应当怎样做？条目大概有多少？医生贵在诊脉切察，疗效在于针砭；士人贵在谋议辨析，作用在于兴利除弊。诸位贤者，请你们反复筹划、讨论、推究、复核。谋划国家的人有深忧，才会有至计；有外虑，才会有内修。什么叫深忧？团营的兵力就是。将领不能得到良才，不是深忧；士卒不能充实编制，不是深忧；马匹不能胜任乘骑，不是深忧；器械不精良锋利，不是深忧；士兵不服习训练，也不是深忧。所谓深忧，是说如今已经这样，今后将怎么办？想到事情会延续到后时，所以称为深忧。什么叫外虑？国家建都幽燕，同胡虏相邻，北面有居庸，西北有紫荆，重关险塞，屯兵设守，已经达到没有忧患的地步。假如发生意外，关吏丢失钥匙，戍卒离开岗位，巡逻士卒靠墙睡觉，虏人突然派一骑兵进入，能够到关下的水池饮马，那么我们的将领、士兵、马匹、器械都松弛不备，将怎么办？想到事情会延及关塞，所以称为外虑。什么叫至计？内修就是至计。什么叫内修？将领得到良才，士卒充实编制，马匹足以乘骑，器械精良锋利，士兵服习训练。起初成祖在幽燕建都并向北征伐胡人时，深入数千里看不见一个人，车骑辎重动辄数十万，胡人怎么能不恐惧？当时设有五军、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天子依照周人搜狩的典制，亲自加以校阅，于是骁将、勇士、健马、利器都蓄积其中。又为此立下禁令：私自役使一名士卒者治罪，私自乘用一匹马者处罚；将领有考选的规章，士兵有操练的条款，马匹有饲养放牧的命令，器械有禁止粗劣的戒令。当时还忧虑什么胡人呢？宣德以来，宿将和旧卒死亡过半，又承袭战胜强盛的余威，虏人既不来犯，武备也不讲习，因循拖延到了正统末年，于是发生土木之变，兵力衰弱到了极点。景泰初年，谋臣献计，选取三营精兵十二万人，设立十二营，分发符信、设置将领，聚集操练，称作团营；又重申旧有禁令，士兵不得私自服役，马匹不得私自乘用，其他各项法令也都照旧。当时人心感愤，上有不顾自身安危的将领，下有愿意饮血杀敌的士卒，三次守城作战，虏人最终没有取得一点战果。后来历经成化、弘治、正德直到现在，距离景泰又将近百年。百年来一直太平，过去号称精兵的十二万人又消亡了一半，现存的也有一半疲惫迟钝。虏人的间谍往来进入国内，先侦察我们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如此，怎么能不忧虑？士卒消亡，就是没有众多；士卒疲钝，就是没有强盛。没有众多、没有强盛，在一般国家尚且不可，何况京师？传说：“京”是水，“师”是众；地下的众多没有比水更多的，地上的众多没有比人更多的。天子的都城是众人所居，所以叫作京师；没有众人是不可以的。有众人就有强盛，没有众人就没有强盛；有众人，京师就显得重要，京师重要，四方就显得轻，这叫作居重以驭轻；有众人，京师就强壮，京师强壮，四方就显得弱，这叫作强干弱枝。如今看京师的轻重强弱，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怎么能不忧虑？执事问我：想使兵力由少变多、由弱变强，应当怎样做？条目大概有多少？我请求先指出弊病的孔穴，然后献上便利的办法。起初制定由大将提督团营的制度，是要使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有事出征时兵将相互熟悉，实在足以依赖；如今只是形式存在，实际已经丧失。起初规定团营中的士兵不得擅自被役使，各种役使都从三大营征取；如今不问属于哪一营，一半都归了私门。起初规定各营牧马各自给予草场；如今一半被权贵之家侵占，一半埋没在民田之中。起初规定团营弓、刀、甲、胄等物，都由各省部送到京师；如今各省部送来的都只是苟且应付文书，已经没有实际内容。起初规定团营的操练方法：五日之内，下阵走马二日，比试技艺、练习射箭三日，部伍安排既定，士卒不得再更换；如今雇人替代的弊端滋长，讲习操练的条款也湮没了。将领不了解士兵，就是没有将领；士兵在私门，就是没有士兵；马匹失去草场而损坏，就是没有马；器械徒有其名而无实，就是没有器械；雇人替代来充兵，就是没有兵。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设置军队却不能使其强盛，是法令没有实行；法令制定却不能遵循，是禁令不严格；禁令严厉却不能肃行，是刑罚不果断；刑罚果断却不能使人避开，是信用没有建立。所谓信用，就是上面的心意置于下面人的腹中，下面人的实情能够通达于上面；还没有下令，众人便料定一定会实行；还没有禁止，众人便料定一定会停止。这样，命令就会实行，禁令就会肃行。治理军队而没有信用，就像把散乱的柴薪捆束起来却不打结。如今如果选将领，我想征调边地各军的偏将、副将分别掌管兵符；如同出征军吏那样，仿照武举制度，按资次等待任用。那些目睹白刃而神色自若、甘愿马革裹尸的人，既不怕胡人，又肯担当艰难；如果不让纨绔子弟充任，并且不让请托的门路打开，这样的将领没有不良好的。如今如果选士卒，我想严格私自役使的禁令，申明削夺品级的条款，切实施行，按照役使多少决定削夺轻重；严重的罢免，更严重的贬谪发遣。这样，士兵在私门的就少，在什伍编制中的就多；从众人中选拔奇才，奇才便会出现。训练一个奇才，让他教十个人；由十人教百人，由百人教千人，由千人教万人，士兵没有不充实的。如今如果牧马，我想派使者亲自巡视草场旧地，按察查看。

译丈量地界，立起标志作为识别；被权贵之家侵占的草场，收回并治权贵之家的罪；被侵占的民田，若已经出租，也收回，并将租额归还原主。确实执行原来的法令：夏秋两季，马匹确实在草场；春冬两季，确实供给刍草和豆料。这样，有马的人不必依靠雇马钱便能满足，马匹没有不健壮的。如今如果整治器械，我想凡是中原、江南各省中不属于边方的，都只令其出材料、运送到临边各省，责成临边各省制造。那些经历过战争，便知道技艺；讨论技艺，便知道长处；考察长处，便知道利器；得到利器，便思考爱惜。有人拿坏器械来，确实治他的罪。这样，器械没有不锋利的。如今如果训练士兵，我想重新登记部伍，立一人为首；各部都记明年貌，登记确定后让首领彼此认识；又令各部伍相互认识。操练之日，首领察看自己的部伍，部伍彼此察看同辈；有不在名册上的，查究他，明白地加以处罚；彼此互相逃避的，明确实行连坐。这样，士兵便有固定操练，既有固定操练，军队没有不熟习的。将领已经良好，士卒已经充实，马匹已经健壮，器械已经锋利，军队已经熟习，五者没有缺少一个，即使虏人南下侵牧，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整治军队在一时，安定和利益却施及后世；从此以后便没有忧患。所以有忧虑的地方就能无忧，有外虑的地方就能无虑；懈怠松弛会招来祸患，苟且偷安会产生忧患。往年虏人曾逼近居庸，几乎使天子忧虑，诏令派团营兵出击。当时出兵能够抵挡敌人的没有多少，幸赖皇威显赫，先声所及，虏人旋即转移而去。难道还要再把团营作为谋划吗？近来虏人的势力更加张扬，议论者渐渐增多，反而又忧虑无从措手，因为事情实在困难。困难在哪里？有开始实行的困难，有已经实行之后的困难。什么叫开始实行的困难？国家的利益在于营兵充实编伍，臣下的利益在于营兵脱离编伍；士卒离开编伍，利益便归入权贵之家，所以有利于国家的事，必然不利于权贵之家，固有势力之家便会仇视它。医治大疮，必定先刺破它使其疼痛；针砭加重，病才能脱离；整治大弊，必定先使人痛苦而畏惧；严厉挖掘打击，祸害才能停止。于是仇视者伺机而动，有可以加罪的，便用法令中伤；没有可以加罪的，便用危险的言论伤害。因而有利于国家的人从事此事，没有一点微小的功效，却立即有重大的罪咎；四肢还没有动，口舌上的攻击已经先到了。什么叫已经实行之后的困难？自从士卒离开营伍，其中有些人用财贿买通关系，使自己闲游都市，经营奇货来谋取大利；没有财物的，借钱经商，或者受雇做工，求取工钱来顾念私事，这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如今要纠集他们，使他们回到编伍，令他们离开市肆而进入行列，背弃游手好闲的快乐而承受执持弓矢、搬运砾石的劳苦，放弃眼前可见的利益而服从极其艰苦的事务。这样，怨恨便会兴起；怨恨兴起，诽谤阻挠便会到来；诽谤阻挠不被听取，射箭的阴谋便会发生，附耳进谗的奸邪也会得逞。于是谋划国家的人不能把事情办到底，中途跌倒，又蒙受恶名，说他改变旧制过度、喜欢惹事。人臣谋划国事，不是为了利益，也还为了名声；若故意毁坏他的名声，就是因为不毁坏名声便不能危害他的身家。后来继任者惩戒前车之鉴，闭目塞耳，一点也不肯同仇敌相争，这难道是有国家者的利益吗？如今的事务，要革除弊端而不使人仇恨，没有比同他们共同建立功劳更好的；要训练军队而不使人怨恨，没有比体恤他们的私情更好的。所谓共同建立功劳，就是同他们解释迷惑，说明隐伏的祸患；他们如果醒悟而革除错误，就同他们合力。事情做得好，功劳归给他们，不自己占有；谋划已经决定，就顺势施行，不自己专擅。这样还有什么仇恨呢？所谓体恤私情，是对那些不合人情而发布命令、命令最终不能实行的人，以及富有而胆怯、不愿担当兵革的人，还有独子而家庭负担沉重的人，依照汉代践更的办法，明白下令允许雇人代役，并把代役者的姓名登记在册，直到年老才更换。健壮士卒原来游走市肆、从事末业以求取利益，如今可以选拔他们，命令他们出列任职，以美好的名号授予他们；校艺时给予优厚赏赐，但不偏待一方。这样还有什么怨恨呢？不仇恨，便不忧虑开始实行的困难；不怨恨，便不忧虑实行之后的困难。营兵大为整顿，国家得到利益，谋臣完成志愿、保全名声，大家共同承受福泽。假如我有意同他们共同建立功劳，而他们却故意仇视我，这是同国家结仇；我有意体恤他们，而他们却故意怨恨我，这是同国家结怨。仇视国家的人是不忠，怨恨国家的人是蔑视法令；把情况报告天子，听凭裁决。谋臣不得擅自办事、专断独行；如果擅自办事、专断独行，便又给仇怨之人的口舌提供凭借，使自身陷入危险。这不是能够解开纠结、击中要害的人。○《边计策》。

译问：我国建都北平，以宣府、大同、蓟州作为肩背，以辽东作为左臂，因为它们外接虏人，内距京师不远。所以先朝的谋臣对于这几个重镇，常常放在心上筹划。正德年间，北虏突然进入宣大，侵犯白羊，向南逼近居庸，已经很近了；后来看到我军从三面赶来，虏人便逃走，最终没有得到什么。此时军队究竟怎样办理，将领究竟怎样选任，直到今天还有人传述此事，可以作为教训吗？花当的儿子寇马兰谷，射伤了偏将桀。本兵请求派使者责问，要求把他的儿子捉来抵罪，以显示朝廷威严；从此朵颜各部畏惧威势，奉献贡物。应当用什么谋略来制服他们呢？成化末年，海西、建州各部夷人多次侵犯辽东；守臣的意见主张抚恤，本兵的意见主张征剿，最终采用本兵意见，兴师讨伐，辽东因而安宁。由此说来，主张抚恤的是错的；但又有人说征剿也是错误，为什么呢？如今朵颜各部、海西各部夷人，常常暗中发动侵扰，成为两境的祸患；北虏更加凶悍，无人能够抵御。所以我就向各位士人询问你们所听闻、所知道的，用来补益边防谋划；如果有自愿献策而确实足以施行的，即使不沿袭旧有计划，也可以采用。我听说正德年间，虏人的酋长驻牧在威宁海子，威宁处于宣大二镇之间。当时王恭襄任本兵，接到文书后，立即选大将一人、参将二人，督率京营士兵加以训练；又征调辽东军队赶赴蓟州防备；又下檄令宣大整顿军队、准备防守。过了半年，虏人没有来，于是重申命令，营兵中正在训练的不得懈怠，各镇军队也不得解散。忽然虏人果然从白羊口进入，向南喧闹奔向居庸，告急文书接连送到；王恭襄立即派遣所选的将领和所练的士卒出击。辽东军从左臂方向而来，宣大军从肩背方向跟进；各军会合后，虏人狼顾惊骇，一天之内便迁移离去。这一年，虏人春天驻牧威宁，到了秋天才开始入犯，是在窥伺我方懈怠，希望能够放纵侵掠。假使我军因久候不来而松弛，他们的计谋就得逞了。虏人每次大举入侵，必定召集各部落，用利益诱使他们；得不到利益，便不足以显示信用。虏人驻在威宁时，王恭襄已经看出他们的计谋并加以防备，像王恭襄这样，才是真正的谋臣。我又听说正德年间，朵颜酋长花当的儿子寇马兰谷，参将陈干抵御他；花当的儿子射死陈干。王恭襄于是请求派使者责问花当：如果花当说不知道，就把他的儿子捉来归案抵罪；花当没有罪。如果花当不服，就发大军讨伐，以辽东军攻击其左，以宣大军攻击其右，必定能够破灭。花当害怕，依照命令服从。花当是夷人种族，轻视生命而善于战斗，难道会害怕我军吗？他贪爱汉人的财物，就像吃甘蔗一样，含在嘴里舍不得吐出。王恭襄熟悉这一点，所以花当宁可舍弃儿子，也不愿断绝同汉人的友好。如果忍受而不追究，花当将没有顾忌。如今这样做，就是把爵位赏赐的恩典给予降伏者，把诛罚的法典施加给冒犯者，威严和恩惠都显现出来，以革除他的奸诈而诱导他的内心。像王恭襄这样，才是真正的谋臣。我又听说成化末年，海西夷人侵犯辽东，驱赶掠夺十分严重，我军伤亡过半。本兵马端肃议论说：“海西夷人是已经投降的虏人，如今又来侵犯，就是不肯降服；应当征剿，否则他们会更加骄横，轻视中国的恩德。”守臣陈越说：“征剿必然开启衅端，应当抚恤。”诏令听从本兵的意见，于是命将出师，直接抵达贼境，诛杀、俘获数以千百计，威势赫赫，震动异俗。女真曾经从海西兴起，占据中土，并不是小小的势力；侵犯之后反而抚恤他们，是他们控制我们；如今征剿他们，是我们控制他们。当时余肃敏讥讽说：“宁可在门庭之间取得成功，不要远到敌人的境内去取胜；这是驾驭夷人的霸主调度，不是适应时势的权宜大计。”像马端肃这样，才是真正的谋臣。谋臣处理事务，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便筹划。筹划时便计算利害、筹算多少，观察远近，比较敌我，就像大商人经营货物，估量三五之数，权衡贵贱之利。谋划既定而举动起来，就不可改变、不可迟疑，迅速前进，飘然如猛禽搏击，又如峡中流水顺势冲下、放舟疾行。所以开始时不可轻率发动，最终却很少败坏事情；事情发生后，便不能不考察。大匠用眼睛便能判断木材，然而没有离开绳墨而仍能巧妙制作的；高明医生用心意便能判断病情，然而没有舍弃医方而仅凭神妙取效的。用兵也是这样罢了。近年以来，朵颜各部常常出兵扰乱蓟州边境，不能放置不问。而且国家优厚地安抚夷人，长期授予爵位、降下印信，世世代代不改变；他们却又同北虏和亲，对外互市，转而杀害边疆的臣民，以求赏赐、增加财货，否则便来侵扰，不能习以为常。等到他们来朝时，应当告知祸福，告诫他们不要辜负恩德、断绝友好；对于扰乱边境严重的，依照以前的事情，坚决追究，务必索取其人治罪。这样，最终获罪的人少，受赏的人多；赏赐多于威罚，威势便不能胜过恩德；不伤害国家根本，祸患的阶梯也不会再次兴起，朵颜便可以常常服从。海西各部夷人居屋耕田，同中国人相同；射猎侵掠，同北虏相同，大概兼有两种习俗。兼有两种习俗，就容易制服。他们居屋耕田，便顾念内地；顾念内地重，就可以用捣毁巢穴的命令震慑其奸行。而且他们归附已久，便可以向他们责求信义。他们来侵犯时，派出精锐军队在边境迎击，名义上叫作捣毁巢穴，但暂且不要前进，命令他们前来归顺；义兵于是解散。等到他们已经归顺，就要求取得盟誓文书，以此掌握后来的事情。夷人即使难以相信，我们也有出兵的理由。这样，征剿中保存抚恤之情，抚恤中寓有征剿之威，海西夷人便可以常常服从。至于制服北虏，本来有旧日的谋略，但实际效验很少见到，为什么？庸将先失，懦将后失。什么叫先失？虏人将要大举进入，他们的军队不是一天便能聚集；而且他们性情轻捷狡黠，营寨在这里，进攻方向却在那里，忽东忽西，快如鸟飞，这边那边都是他们的常态。侦察者到了，只要得到虏情，能够立即发布符信征调兵马，分地据守；又在要害关口、他们必经的道路，多张旗帜，大振金鼓，显示形势不可侵犯，显示间隙不可乘。虏人望见众多军势，心中畏惧，不敢逼近；守不了多久，便会迁移离去。然而将领不能及早谋划，终于让他们穿过关塞进入，任意毒害我国土地，所以说是先失。这是智慧不能照察、谋略不能先行，所以叫作庸将。

译什么叫后失？虏人已经进入关塞，或者聚集十万军队结成一营，而我军数万人分为几处，形势并不相当，怎么可以进攻？只能等他们得利后归去。这样所得有多有少，虏人各部有喜有怒；等到他们出了关塞，便各自分散，彼此不相顾。只要等候在他们归返的道路、溪谷之间和险要关隘处，埋伏军队邀击，夺取他们的牲畜财物，然后把其中一半分给他们。宣大人习惯勇敢而喜爱利益，将会奋不顾身地响应。可是将领不能这样谋划，反而让他们十个人来、十个人回，穷困而来、富足而归；虏人没有留下射箭、缺器械、损伤的劳苦，却安然取得汉人的财物，就像从寄存处索取东西一样，所以说是后失。这是因为保全爵位、爱惜自身、害怕祸患、求得周全，所以称为懦将。况且他们既然已经败坏了事情，才开始治罪；治罪固然适当，却不能挽救已经造成的败坏。因此选将的议论虽然常常谈到这些，制服虏人的方法总不超出此理。至于选将，不如让守臣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本兵根据情势考察，任用适宜的人。守臣得到良将，外部就有可用之人；本兵得到良将，内部就有依靠，几乎没有忧虑制服虏人的办法了。然而本兵、守臣这两位大臣尤其重要；越重要，越应当慎重选择。因此，天子在内廷选择本兵，不是有见识的人不能参与；在外部选择守臣，不是有见识的人不能参与。这两位大臣起来应选，内廷的要估量力量，不能胜任就不敢举荐；外任的要估量形势，不能运用就不敢承担。上面的选择既精，下面的衡量又审慎，才能之士就能掌握权力，边疆没有不坚固的。原本另有其他长处的人，授予他枢密之权；如果所任用的不是他的才能，既然不合其能，又要求边疆必定坚固，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两位大臣，首先在于有见识；没有见识的人不可任用。王恭襄、马端肃，都是凭见识胜过没有见识的人。他们的见识若不被采用，他们的谋略便不能施行。因此国家有见识之人，又贵在能够认识有见识之人。什么叫认识有见识？百年大计不能因为眼前没有成效，就把它看作迂阔；只有自己看见的计谋，不能因为众人看不见其中旨意，就说它诡诈；持重的计谋看似怯懦，顺应时机的计谋看似轻率；取胜的计谋可以假装失败，谋取利益的计谋可以假装给予。凡此种种都难以识别，所以有见识的人常常受到没有见识者的攻击。有见识的人一旦说明其中旨意，使人知道没有别的用心，谋略便泄露、事情便失去，最终同没有见识者一样。因此孔子讥讽不严密，管仲告诫不可泄露言语；敌国军队已经压境，敌人不知道我军方向，整日整顿军旅，左右之人也不能测知他的意图；把军队置于死地，却如同有人任用我，把它置于安利之地，又如同有人危害我。军事之事贵在时机，叫作从这里发动、在彼处回应，利害迅速，效验如同射出的箭，怎么可以泄露？怎么可以让它泄露？这就是有见识的人任用两位大臣、并选择这种做法的道理。○《制将策》。

译问：古人说：“君王任命将领，将领统率将领；将领统率士兵。”又说：“京城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决。”所谓将领统率将领，是说将领听从君王的制约；说京城以外由将军裁决，是说君王不以命令干预将军的权宜处置。这两句话哪一句正确？李牧的才能并不超过李广，李牧只是因为赵国许可其便宜行事，所以能够自行决断，横行匈奴，匈奴不敢靠近边塞；汉朝告诫李广不要让他同单于交战，命令李广军从东道出兵，李广失去志向，最终失败。由此看来，说“由将军裁决”的话难道正确吗？况且汉武帝一向认为李广勇壮，等到他出兵，便屡屡压制、阻挠他，不能使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又说明什么？李牧虽然伸张威势，大败匈奴，杀伤数十万人，但先把数千人交给匈奴，后来才取得谋略上的成功。用自己交换敌人，即使所伤超过敌方，也不是完整的事情。赵王为什么不追究？将领就像鹰一样，臂上架鹰的人不能解开鹰绳；一旦解开，便不能再控制它。要想使它搏击取效，难道是听任它飘荡飞扬就能成功吗？如今想要做到表面上不加控制而实际能够控制，控制它却又不妨碍它行动，这种方法是什么？赵王和汉武帝这两位君主似乎掌握了它。诸位士人，你们认为如何？君王任命将领而把权力授给他，将领的地位就尊重；但首先要辨别将领。大将掌握权力而统率军队，便能成就功业；但首先要估量敌情。敌人是要伤害我们的，我们的军队是要伤害敌人的；两种伤害相互交战，必有一方先受创。不估量敌情，敌人的危害便会伤害我们；估量之后取得谋略，我军的危害便会伤害敌人。所以将领有估量敌情的智慧，而君王把权力授给他，就像给庖丁锋利的刀，使他能够便利地解剖牲畜，成功一定可以取得。将领没有估量敌情的智慧，而君王却把权力授给他，就像驱使昏昧之人踏入溪谷深壑，必然败倒。所谓权力是什么？战、守、攻、围，缓、急、进、退，都由我自行决断。可是君王常常吝惜这项权力，经常从中阻挠；于是将领自我束缚，既然束缚，便顾虑内部而多有忌惮，怎么能成就功业？所以，君王掌握权力而忍心不授予人，却不能要求人建立功业；要求他建立功业，便会有将领推卸君王的责任。君王不辨别将领而把权力授予人，便不能后悔失败；等到后悔，往往已经来不及了。李牧虽然贤能，赵王许可他便宜行事，然而李牧却没有留下名义；李广虽然受汉帝节制，不能成就功业，最终死去。即使不加以节制，若命令与他的心意相反，功业也不能成就，他最终仍会死去。我读史传读到李牧，便感叹赵王贤明；读到李广，便感叹武帝明察。现在请让我把这番话说完。李牧，是赵国的良将。赵王派李牧镇守雁门，说：“李牧能够攻打胡人，可以解除赵国的忧患。”李牧到任后不与匈奴交战，下令说：“匈奴入侵，赶快进入城堡自守；敢于出战的斩首。”这样过了几年，赵王发怒，责备李牧，李牧仍不改变。赵王夺去李牧的将令，用其他将领代替他；其他将领多次同匈奴交战，战事不利，败亡很多。赵王醒悟说：“李牧的计策果然好。”于是重新起用李牧镇守雁门。李牧仍然下令退守，不出战。后来匈奴小规模入侵，李牧逐渐出兵，假装失败，匈奴杀死赵军二千人。单于听说后，便大举入侵；李牧于是统率数万军队，从左右两翼夹击，匈奴十多万军队全都被击破，单于逃走。详情载在《李牧传》中。赵国逼近边境，同匈奴相邻；匈奴困窘急迫时，必然出来骚扰赵国，于是赵国成为匈奴的苑囿。赵国苦于匈奴，就像脖子上附着瘿瘤、背上长着恶疮一样，没有一天忘记除掉它。李牧不攻打匈奴，实际上是重视违背赵王的意旨；即使承受赵王的责让，也坚决不出战。赵王难道不能杀李牧吗？他知道李牧的谋算很多，所以暂且让别人代替他，以观察战守究竟哪一方面便利。等到醒悟后召回李牧，听任李牧便宜行事，李牧认为不便的事，赵王不强迫他做。李牧因此在匈奴面前取得成功，赵国得以安宁。即使损失赵军二千人，但此前几年闭城自守所救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后来几年匈奴不敢侵扰，所救活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其中有几个人呢？兵家没有十全十美的利益。将要取得某物，必先故意给予它；九死一生而能保存一线生机，罪过是可以宽宥的；小败而取得大胜，也可以宽宥。因此说，赵王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借用权力的人。李广是汉代有才能的将领。汉武帝时，李广任前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大将军知道单于所在，亲自趋击单于，却命令李广从东道出兵。李广向皇帝请求说：“臣愿意居于前锋，先与单于决死。”皇帝没有答应。李广愤怒，率兵奔赴东道，结果与大将军失去联络。大将军按军法责问李广，李广不服，自杀而死。当初李广出兵雁门攻击匈奴，被匈奴俘获，后来逃脱；后来出兵右北平，全军几乎覆没。武帝说：“李广年老而命运多舛，不要让他对阵单于。”这些话见《李广传》中。李广号称“飞将”，威震匈奴，武帝难道不想用匈奴所畏惧、汉朝所拥有的力量来博取一次奇胜吗？只是李广好勇而轻率进兵，每次出兵都一定求胜；雁门的失败、北平的败绩，都很不合皇帝的心意。武帝大概是想：李广前两次出兵都遇到匈奴大军，怎么能同他们交战？若让匈奴轻视汉军，因而压制李广，不让他担任前锋，固然是让他从东道出兵；但从东道出兵，就会与单于错开。若让他居于前锋，正好与单于相遇，一相遇便又会失败覆亡。李广死后认为汉朝困厄自己；汉朝有像李广这样的将领，武帝难道真想困厄他吗？所谓放纵他，其实正是使他死亡；所谓困厄他，其实正是保护他。况且射虎本来就是危险的道路，老虎腾跃伤害李广，他最终还是射杀了老虎。与猛兽争雄，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先立于不败之地。”李广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呢？当时汉廷都推重他的勇敢，说他敢于冒着刀刃、蹈入汤火；这只是一个校尉的长处，不是大将的器量。武帝有雄才，部署诸将如同师涓调弦、安置琴柱、调拨音律，一切都恰到好处：有时命令他们同道，有时命令他们异道；有时命令他们同行，有时命令他们各自进军，全都与各人的能力相称。李广的才能与卫青相差不远，于是让李广的军队统属于卫青，接受卫青的约束。武帝善于借用权力，也善于珍惜权力，这是其他君主比不上的地方。因此李牧损失赵军，赵王没有追问，并不是宽宥他，而是本来就不该追问；这就是所谓“国境以外，由将军裁制”。汉武帝制止李广不要与单于交战，并不是因为轻视李广而压抑他，而是不可不加以控制；这就是所谓“君主统率将帅”。唉，做将领也很难啊！放宽或收紧权力而过于擅专，上级就会怀疑他的心志；功勋过于显著，众人就会嫉妒他的才能；才气过于刚毅，君主就会限制他的命令；纪律过于严苛，众人就会讥讽他的苛刻。把自己的计谋明白地告诉别人，机密就会泄露，事情就会失败；不告诉别人，诽谤就会兴起，自身也会危险。这些对将领来说都是祸患，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君主不可不察。只要察知这些，诸多祸患都能消除；不察知，诸多祸患就会一齐聚集。

译况且李牧难道是反叛赵国的人吗？赵王迁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杀了李牧；相信浮泛淫邪的言论，甘愿杀害国家的干城之将。秦兵一到，赵国便灭亡殆尽。赵国是自己灭亡的，并不是秦国有能力使赵国灭亡。李广固然轻快敏捷，然而气概压倒诸将；他的部下已经都被封为侯了，而李广率兵到老，仍只是郎官。李广怎么会到了老年还执意请求担任前锋呢？他的侯爵之心还没有忘掉罢了。汉朝最终压制他；李广死后，他的三个儿子都被授为郎官。活着时为什么偏偏要吝惜给他一个侯爵呢？汉朝即使没有杀李广，也已经使李广备受痛苦了。所以君主驾驭将领，若辨别确实精当，任用就不会错误；处置适宜，将领受到责备也不会怨恨；战、守、攻、围、缓、急、进、退，都由将领裁决，我不在事前加以制约。事后论定功罪、分别赏罚，天子的威权和恩惠便在那里施行了。若说不加制约，其实仍是制约：战胜敌人就赏赐，丧失军队就诛罚；功大而罪轻就宽贷，罪重而功微就贬谪，一铢一丝都计算清楚，这难道不是制约吗？不过，开始时约定法令，中途调度军队，始终都是由外部决定，不从中枢临时授意，又何尝是牵制束缚呢？所以说，能让人统率军队而不多言，才能制御贤将；给他权力而不再多言，才能不去扰乱他。从前有个张子患肿病，命医生竘来治疗。张子说：“不是我过去的医生，就任凭您治疗吧。”医生治疗后，病就痊愈了。身体与国家尚且如此，必须有所委任，然后才能治理；怎么能把一个将领置于三军之上，让他率军行进万里，却不给他临机处置的权力呢？又有太医令淳于意善于诊断疾病、判断人的生死。汉文帝问淳于意：“你治病能够完全没有失误吗？”淳于意回答说：“病势顺的可以治，病势逆的不能治，不能完全没有失误。”疾病与战争也是如此：医生不可能有绝对的疗效，将领不可能每战必胜；顺逆的形势，不可不参考。倘若倚仗权力而放纵，将君主给予临机处置的权力反而看作大将的毒酒。将领知道这个道理，就称得上善于带兵；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称得上善于统率将领。这样天下就会太平，太平就会相安无事。○兵法策 问：古代用兵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所以凭借近处等待远来的敌人，凭借安逸等待疲劳的敌人，凭借饱足等待饥饿的敌人，这些话确实有道理。然而这三方面敌我双方都有，等待本来就很难，察知更不容易。所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么，用什么方法来了解敌我？用什么办法来等待敌人？有人说避开敌人的实际力量而攻击其虚弱之处，有人说改变主方地位而成为客方。若果真如此，那么远近、劳逸、饥饱的形势本来就没有固定状态；我用这些来等待敌人，又怎么知道敌人不会用这些来等待我呢？只有孙子说：“善于作战的人使敌人受我调动，而不受敌人调动。”这大概抓住了用兵的要旨，其中的意义也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吧。如今国家对北方【干丑虏：疑为“强丑虏”或相关词，原文有讹】沿边驻军，敌人来则抵御，离去则不追。把这种形势同上述三方面相比，何止相差百倍！然而我方还没有显出完全胜利，敌方也没有显出彻底失败。难道胜败的规律不适用于兵法吗？还是我们了解敌我、等待敌人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至于古人坚守营垒、犒飨士卒，匈奴便远远逃遁；停止骑兵而屯田，羌虏便坐等消亡。这些遗留下来的论说都在，难道不可以采纳施行于今天吗？审察主客、计算虚实，以全力制服敌人的弱点，固然是筹划边防的人乐于听到的。请为我在这篇文章中谋划出必胜的策略。战争，是双方各自布置而彼此对抗的事。必须先了解敌我，然后才能等待；必须善于等待，然后才能取胜。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的是贵在了解；“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说的是贵在等待；“避实而击虚、变主而为客”，说的是贵在取胜。那么，什么叫远近？说的是地理。筑高垒、挖深沟、据险固守，这叫以近待远。什么叫劳逸？说的是士卒和战马。敌人来挑战而我坚守营垒不出战，这叫以佚待劳。什么叫饥饱？说的是粮草和军饷。运输方便、储蓄丰足，这叫以饱待饥。虚实表现在哪里？靠近我方，得到安逸，享有饱足，就是实；否则就是虚。主客表现在哪里？靠近我方，得到安逸，享有饱足，就是主；否则就是客。虚实、主客有固定的形态吗？回答说：水势没有固定状态，兵势也没有固定形态。敌人有智谋，出兵攻击我的要害，使我不得不迁移，那么远近就改变了；应对救援而忙乱，使我疲劳，那么劳逸就改变了；断绝我的粮道，使我饥饿，那么饥饱就改变了。因此，敌人不能扰乱我，我就是主而且充实；敌人能够扰乱我，我反而成为客而且空虚。善于作战的人避开实处而攻击虚处，原来的实处也会变虚；改变主方而成为客方，客方反而成为主方。处于实势却仍然失败、处于客势却仍然胜利的情况，并非没有。军队都喜欢胜利，可最终有时不能胜；都厌恶失败，可最后却终于失败，这是因为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时胜时败，有的只知敌而不知己，有的只知己而不知敌。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怎么会失败呢？要阐明这个道理，必须援引事实。证据就在李牧制服匈奴、赵充国平定西羌这两件事上。这两位将领都明察敌我，审辨主客，计算虚实，通晓兵法，符合取胜之道；当时人称颂他们，后世也流传他们的事迹。从前匈奴侵犯赵国，李牧镇守雁门。匈奴多次入侵，李牧告诫士卒不要出战，只是每天杀牛，与士卒共同进食；士卒每天得到赏赐却不使用，都希望一战，说：“我们难道是怯懦的吗？”李牧像没有听见一样。匈奴轻视他，又大举入侵，李牧于是整治军队，大败匈奴。直到李牧在世，匈奴再也不敢前来。李牧难道是害怕敌虏吗？他认为我方士卒弱而敌虏骄纵，以弱卒抵挡骄兵，就像拿鸡蛋投向石头，必然没有幸免的道理。所以暂且等待，等待了数年，一举击破敌人，就像捉到口中的虱子一样。假使李牧被流言邪说动摇，丧失了原来的谋略，那么赵国的亭障将始终不能解除戒备，战鼓也不会停止，永远没有安睡的时期了。从前汉朝讨伐先零，以赵充国为将。赵充国率兵到先零，看见先零部众有的投降、有的反叛，估计他们必将崩溃，于是上书请求撤回骑兵，留下屯田，以坐待胜利。奏书上了三次才得到答复。赵充国把军队分为九个校，每校一万人，因地屯田取得粮食，使羌人受到扰乱，不能居处在肥沃富饶的地方。过了几年，先零果然困窘，杀死首恶杨玉而投降。赵充国在奏书中说：“臣难道不知道率兵远攻可以避开嫌疑吗？这只是做人臣者为求自利而采取的不忠之举，并非社稷之福。”唉，这真是至理名言！假使赵充国不竭力争辩，径自按照天子的诏令讨伐先零，那么先零兵力强盛而占据有利地势，我军士卒困在寒冷苦寒的地方，遭受疲劳、饥饿、手足皲裂冻伤等祸患，局势将不可预测，更何况还希望斩首悬于藁街吗？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使敌人受我调动，而不受敌人调动。”李牧、赵充国二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近年以来，北方敌虏穿越边塞来犯，大举入侵便取得大胜，小规模入侵便取得小胜；我军一遇敌就溃败，驻军便解体。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敌军符合兵法，而我军违背了兵法。敌军如何符合兵法？他们虽然奔驰千里来交战，按兵法说是远；但断绝山涧、越过城垣，占有险要，就夺走了我方的近处优势。他们跋涉山川，日夜奔驰，按兵法说是劳；但一进入边塞便结营如墙，白天掠夺，夜间返回，我军救援东面，他就攻击西面；我军救援甲处，他就攻击乙处，于是夺走了我方的安逸。他们不带粮食，不运载草料，按兵法说是饥；但一进入我方土地便食用当地所有，困扰并围困我军，使我军的粮道转运断绝，于是夺走了我方的饱足。我军如何违背兵法？倾颓的城墙、损坏的营垒任由敌人进入，不能说是以近待远；戍卒承担的防守处所太多，所以力量孤单，力量孤单所以形势衰弱，又不能轮番休息，不能说是以逸待劳；每月的俸粮、冬衣超过期限仍不能发给，不能说是以饱待饥。况且想要采用等待敌人的办法，应当怎样做呢？其他边地暂且不论，只论最紧要的地方：如今国家建都于燕，西北以宣大作为屏障，东北以蓟州作为藩篱。宣大一带的边墙已经修筑完毕，蓟州一路却还有谋划遗漏。那里虽称为高山峻岭、难以攀登，岩石险峻足以阻塞道路，但地形绵延广大，通往胡地的孔道仍然很多。现在开始修筑，从西面连接宣府，向东连接山海关，作为边墙，长一千二百里。若确实使干练有才的臣子竭力经营，让瞭望设施相连、亭障星罗棋布，敌骑望见后无可奈何，边患就可以稍稍停止，这才叫以近待远。戍卒所防守的地方太多，所以力量孤单；力量孤单，所以势力衰弱。现在可以征募新军，补实空缺，以一千二百里的边防为准，每百里设一军，每军五千人，分为十二区，每区设置一名将领统率。平时宽缓时训练，紧急时防守；分班登上障堡，养精蓄锐，这才叫以逸待劳。掌管财政的大臣应计算内库有多少、外部储备有多少，按时发给每月俸粮和冬衣，赏赐、犒劳不等期限便及时送到。若内库不足，

译就从外部储备中取用；外部储备又不足，就命百姓纳资买爵、赎罪，务必增加积蓄。敌虏若逼近边境，就明确宣示给他们看，以挫伤其气势、破坏其谋划，这才叫以饱待饥。然而敌虏的计谋狡猾诡变，想要了解他们，应当怎样做呢？边防旧有远哨、近探的士卒，只是远哨还没有到达敌营便返回来欺骗我军，近探则在敌兵已经逼近时，害怕被俘，故意散布危急言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不能了解敌情。既然不了解敌人，就不能正确等待，也不了解自己，所以胜利归于敌人、失败归于我方，正是因为独自坐守而已。如今边将各自豢养几十名死士，亲信关系深厚，难道忍心辜负主人吗？若驱使他们侦察敌情，令他们与远哨、近探的士卒一同往来，伪装的口供不至于出现，敌情便可以获得，这才叫了解敌人。况且想要取胜，应当怎样做呢？敌虏凡是大规模掠夺，必定全军出动；捣毁他们的巢穴，长久牵制他们，使其顾念内部而害怕远行；多设疑兵疑事，离间他们上下的心，使谋臣不能任用、骁将威势受挫，这就是避实击虚、变主为客的制胜之术。法令长期松弛，人心不严肃，想要使人服从，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严明法令。董阏于行走在石邑山中，看见山涧深峭达百仞，便问旁边的人：“有愚人、马、牛进入过这里吗？”董阏于于是叹息说：“假如我的法令严厉到毫不赦免，就如同进入山涧必死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谁敢触犯它了。”人既不敢触犯，挥臂、点头示意，便能随意指挥他们向东向西；这样还有什么功劳不能建立、什么事业不能兴办呢？法令太严便显得刻厉，又想使人亲附我，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厚重赏赐。越王想讨伐吴国，却不知道人心，于是亲自焚烧宫室，下令说：“前来救火的人，按照战胜敌人的赏赐给予奖励。”六千人争先奔赴火场，越王于是攻打吴国并灭掉了它。利益所在，人们就忘记了危害，都会成为孟贲那样的勇士；妇人拾蚕，渔人握鳣，也是因为利益就在眼前。假如我想有所作为，人们却固然加以阻挠，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坚定自己的志向罢了。当初李牧驻军防守时，赵王听信别人的话责备他，后来又夺去他的兵权；代替他的人没有成效，赵王才认为李牧的谋略正确，听从了他的意见，说李牧坏话的人反而自取其失。赵充国上奏时，朝廷大臣中有十七人非议他，其中十五人后来改变了意见。计策确定后，皇帝追问先前非议的人，他们都叩头谢罪。笙竽充满庭院，谁能辨别它们的美妙？逐一听取，才知道各自的声调。事情很难同人一起谋划开始，却可以同人一起享受成功，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记载。观察这两件事，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志向坚定，功业就可以完成。然而，读书人有志于天下的，难道很少吗？能够取得成功的却不多，为什么呢？有些时机难以窥见，有些变化难以谋划，有些时势难以矫正，有些形势难以转移；有的人因为敢于承担，反而坐失、出卖权力；有的人因为谋划周密，却被眼前的所谓智慧迷惑；有的人想革除弊病，却被诬陷为扰乱法令；有的人想振作懒惰者，却被讥讽为苛刻。众人的流言传来三次，连慈爱的母亲也不再信任自己的孩子，何况君臣之间呢？这就是有志之士想有所作为，却害怕受到阻挠的原因。李牧、赵充国二人志向确实坚定，但也遇到了能够听取他们意见的君主。如今【圣人御世，毕昭群情，志士奋??央而作】（原文有缺损），投身前往，谁还会阻挠他们？谁还会害怕呢？革除弊害，却被诬陷为扰乱法令；或是振作懒惰之人，却被讥讽为苛刻。众多流言一再传来，连慈母也会不再亲爱，何况君臣之间呢？这正是有志之士想要有所作为，却又害怕受到阻挠的原因。那李、赵二人的志向确实坚定，但也遇到了知人善任的君主。如今圣人治理天下，完全洞察众人的情状，有志之士奋??央而起，投身前往，又有谁能阻挠他们呢？又有谁值得畏惧呢？○黄河策

译问：黄河造成水患，随着地势迁徙改道，其中防范、躲避的方法，历代都有规划施行，暂且不谈。比如近来黄河在曹邑决口，百姓被水淹没，灾情极其严重。有司考虑到水患而预先防备，于是有了安平镇的旧例；但提出意见的大臣，有人想开挖赵皮寨，有人想开挖孙家渡，哪种说法更好？守土大臣有的说方便，有的说不方便，他们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如今财力已经困乏，却要贸然兴起最大的工程；费用已经用尽，又要增加无法估量的开支。而这项工程和这些费用，按当前形势又不能不办。现在姑且谋划此事：工程希望役夫尽力而不怨恨，应当怎样抚恤？费用希望从各处支出而有成效，应当怎样管理？役夫人数多、服役时间长，过于劳苦就会溃散；费用涉及各州，兼并征取就会有人冒领、托名，资助奸邪。我将用什么办法使工程长期进行而不致溃散，使财用不被滥用？众说纷纭，必须归于一个方案：怎样才方便，怎样才不方便？怎样才能迅速见效而不至于长期服役？怎样才能少费钱而取得大功？若没有满足这些条件，便都是渎乱的说法。天下有未必能够兴办的利益，也有未必能够消除的祸害。利害，是安危祸福的根源，是兴衰成败的关键。利益可以兴办却不知道怎样兴办，祸害可以去除却不知道怎样去除，仁者不会这样做；利益不能兴办却一定要兴办，祸害不能去除却一定要去除，智者也不会这样做。不强求一定兴利，也不强求一定除害，用智慧来衡量，用仁德来处理；把一切能由自己做到的事情做好，足以改变天下人心，这叫抓住时机。如今黄河的祸害，难道不是应当一定去除的吗？漕运的利益，难道不是应当一定兴办的吗？执事先生诚恳地只询问这些，莫非是想察究利害的根源并推求解决办法吗？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禹开凿龙门，疏导大伾，疏浚九河，把水导入大海，后来怀、襄一带的水患才平息，漕运的利益才形成，这确实依赖于禹的功业。孟子所说的“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而行”。继禹而治理河流的，历代从不缺少人；然而议论、奏报和经营规划，各人都坚持自己的见解，私下把功劳归于自己，对于利害的根源，大多来不及详察。明朝兴起，洪武初年，黄河曾在双河口决口，流入鱼台。不久因梁、晋之间用兵，命大将军徐达开挖塌场口，堵塞耐牢坡，引曹、郓之河，以运输梁、晋的粮食。永乐年间，运河淤塞阻滞，运输接济不继，于是征发河南壮丁，命侍郎金纯疏导开封河，又开塌场口，向北流出谷亭，以恢复旧河道。当时不仅察知了利害根源，也恰当地处理了明朝兴起后应当去除的水患；至于圣德神功相互契合、感通天地，也不能加以否认。从此一百多年间，黄河一共决口七次。虽然曾命大臣督办治理，但也只是随时修补，没有听说过长久的规划。近来河流折向东面，在夏邑决口，经曹县抵达梁靖，连接二洪，对漕运有所帮助。然而戊申年河水暴涨，曹县、单县一带都成了水泽，河边百姓全像鱼鳖一样漂泊，这是实在不忍说的惨状。况且弘治五年张秋决口，从金龙口溃出，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是曹州境内。如今曹、单旷野的地势比河水低得多，张秋旧道又比曹、单更近；因此曹、单一旦决口，水势必然寻找旧道，在张秋决口。不仅南旺以北的闸座将全部废坏，我还担心山东诸泉都会汇入沟渠，向东奔流。这是山东的河患，确实最为紧迫；张秋的漕运，也不可不加考虑。决开上游以削弱水势，开挖支河以分散水流，今天救治水患的办法，大概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因此总督重臣一方面有人想开挖 赵皮寨的奏议，另一份是想开挖孙家渡的奏议。两条河都在上游，但难易很不相同。为什么呢？孙家渡的河道从前曾因开挖它而使张秋堵塞，五十多年淤积成山，即使经过十五次挑浚，最终也没有成效。开挖赵皮寨以通达涡河，虽然路程比较起来似乎稍远，但河身尚存，容易成功。然而从黄河以南来说，所谓“两河一开，曹县的水患就转移到睢、归、毫、泗”，百姓所受的灾害同样紧迫；对于尚未发生的灾害，也不能不预先防备。因此，决开孙家渡，水就必定经由白露、西华流入荆山；寿春诸王靠近淮河的坟墓，难道不必担忧洪水逼近吗？开挖赵皮寨，水就必定经过涡河、蒙城而到达临淮；凤阳、泗州的祖陵、皇陵，难道不必担忧被冲刷侵蚀吗？所以，灾害加于百姓，二者都值得怜恤；但涉及陵寝的灾害尤其可怕。即使如此，两条河确实都可以开挖。如今财力困乏，这样巨大的工程、无法估量的费用，将从哪里供给呢？议论的人说：山东有溜浅夫、堤白夫，大名也有堤夫，河南也有河夫、堤夫、堡夫；每年按时定额征派，又有椿草银。但河南的役夫征收银钱作为雇募费用，山东的役夫则出力用于挑浚；劳力和银钱又都取自均徭。这是自黄河兴工以来经费有常规，也就是所谓按年轮流办理的定额。明问中说“役夫人数多、服役时间长就会溃散，财物从各州一同征取就会有人冒领、托名、资助奸邪”，这莫非是吸取前代已经发生的教训，所以才有这样的忧虑和治理之论吗？我认为，救灾恤患本来不是贪图表面功劳、穷兵黩武之事；负责督理的大臣，也不是喜欢大兴工程、追求功名的人。因此，尚书宋礼征发役夫十六万人，疏通会通河的淤塞，经过七个月才完成；御史徐有贞征发役夫五万八千人，堵塞荥阳决口，历时十八个月才完成；金龙口决口时，白康敏征发役夫二十五万人；张秋再次决口时，刘忠宣征发役夫十二万人；这些工程也都在两年以后取得成功。当时百姓不以此为怨，难道不是因为以利于百姓的道理晓谕他们，百姓便忘记了劳苦吗？如果确实希望役夫长期服役而不溃散，我认为不能只靠姑息，必须给他们双倍的工钱，以安定他们的心；再赐给犒赏，以振作他们的士气；钱粮按时发放，轮休有一定期限；还要节制风雨中的劳作，体恤他们个人的疾病困苦，并且任用仁厚的官吏巡行慰劳，使他们中间

译有像李牧、魏尚那样抚慰士卒的人。这样即使驱使他们去做必死之事，百姓也将乐于作战，何况只是役使他们出力呢？如果确实希望财物支出而不被滥用，我认为不能依靠削减剥夺，必须逐地计算数目，依照户籍确定役夫，测量深度和宽度来核验工程，根据土质湿燥来规定标准；还要按远近规定期限，设置考核登记簿，并且任用廉洁明察的官吏，在其中核实、经办、度量，像孔仅、刘晏那样善于理财。这样即使有贪污官吏、狡猾胥吏，也没有地方施展奸诈，何况使用财物又遇到合适的人呢？唉，这只是从一时的安排来说。至于利害的根源，本来还有没有完全说明的地方。从前宋朝想改变黄河河道，欧阳修说：“凡是调动大众，必须顺应天时，估量人力；谋划在开始，审察在结束；计算获利多，才可以没有悔恨。”刘敝也说：“天有时，地有势。如今向上在疲惫困病之时竭尽力量，向下从残破耗损的百姓那里搜刮财物，上面同天争时，下面同地争势，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如今可忧虑的祸害，没有比皇陵更紧迫的；最应当谋求的利益，没有比漕运更优先的。近来河水向东流，陵寝没有忧患；连接河、济二洪，漕运运输顺利。这大概是皇天降下佑助、地神施展灵异，国家亿万年无穷的福祉，正由此而来，难道是人的谋划能够做到的吗？然而提出意见的大臣没有审察事情的最终结果，自己招来无穷的祸患，争夺天时、强行改变地势，勉强追求难以实现的功业，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便利。那么今天的计划究竟应当怎样才好呢？陈尧佐任滑州知州时，西北方向洪水冲坏城墙，便筑大堤，又在城北层层设置埽工保护州城居民，还设置木龙护岸，当时依靠这些取得了效果。任伯雨说，河流一定决口，是水势使然，怎么能用人力制服呢？今天治理的办法，正应当顺着水流的方向，宽广地修立堤防，约束、拦截水势，使它不至于大面积漫流罢了。因此，与其把心力分散在难以疏浚的两条河上，哪里比得上合力治理尚且完整的曹、单河道？所以应多置方舟，疏浚淤积，使河道更加深广，足以容纳水流，以实行贾鲁的三条办法；宽广修筑堤防，增高培厚低薄处，再在旁边栽植木龙，以抵御水流冲突的灾害，以实行贾让的三条策略。否则，就在崔坝南岸另行决开小河，从贾庄通达梁靖，使水流有所分泄，也可以避免其他忧患；这或许也是治理黄河的一条办法。这样做，事情见效快，役夫服役不久；功效大，费用也不重。然而我这个乡野臣下不懂忌讳，还想进献另一条意见：晋景公时，黄河壅塞不流，晋景公召见伯尊。伯尊遇到抬车的人，对他说：“君主亲自穿着素服，率领群臣哭祭黄河。”不久又祭祀它，河水便流通了。据说汉武帝时黄河在金阳决口，谷永认为：黄河是中国的经常性大河，如今决溢横流，漂没陵墓和房舍，这是最大的异常，应当修明政事以回应天意。后世所谓“三宝”【原文“□□”有缺字】传到祖禹那里，他提出崇阳抑阴的奏疏，进献给李絅。这正是我所说的“得到时机”的意义。如今恰逢圣明君主在上，智慧周全、仁德完备，建立中和的最高境界，不久就会看见河水向下安稳流淌，河图、洛书出现，以回应上天赐予的福祉。我愚昧，又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槐野先生存笥稿》第十四卷。●《槐野先生存笥稿》第十五卷 左辅王维桢著，馆甥渭上南师仲编。论三篇。《善于用兵的人教正道而不教奇谋论》。《圣人自有中和之气论》。《文章以六经为根本论》。论。《善于用兵的人教正道而不教奇谋论》。《圣人自有中和之气论》。《文章以六经为根本论》。○《善于用兵的人教正道而不教奇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