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

译今年乙卯年的顺天府乡试，是我皇上登基以来的第十二科。考试官德臣维桢、侍讲臣炜，都是奉皇上命令而来；同考试官进士臣复、臣溱，知县臣孔墀，教谕臣应和、臣枢、臣梅、臣栋、臣大魁、臣成式，都是受聘而来；监试官御史臣冀、臣俊，都是奉请而来。其余执事人员很多，都是府尹臣耀、府丞臣镗征召而来；其中臣镗的职务是提调，主管帘内帘外的一切事务。先来的诸位臣工都已经到齐，分派之后，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臣于是把提学御史臣马三才选取的士子，以及各曹六馆选取的士子，考了三场；又加以考察选拔，录取优异者一百三十五人。士子录取之后，帘内帘外的诸位臣工才相互见面，于是高兴地互相庆贺说：“唉，这次选拔真好啊！凭借它可以报答天子了。”然而臣维桢却有忧惧。如今臣亲手抄录，准备献给皇上；若只顾仪态而不能持守，脚步迟疑而不能前进，实在令人恐惧。臣听说，古代士人有才德却没有得到进用，这是有关官司的罪过，不能赦免；士人已经被进用，却不能真正施展才能，有关官司同样罪不可赦。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明智。譬如树木，最值得栽种的是松柏，其次是桃李。松柏可以成材，桃李开花使人喜爱，虽然不能经受风雨，却也不能和荆棘相提并论。假如没有料到松柏变成了桃李，桃李又变成了荆棘，拿这种情形去责骂栽树的人，那么栽树的人就会闭口不答，因为当初他本来确实栽种的是树。培养人才也类似这种情形，臣担心有时会如此。因此感到恐惧。臣是关中人，近来从关中来，渡过孟津时，看见有人把大木材转运到河岸，前面有人呼喊号子，后面的人都应和，木材轻快地像飞驰一样。当时即使有齐地的歌调、郢地的曲调、吴地的吹奏、越地的吟唱，以及激羽流商的乐曲、截云下尘的歌声，也全都没有用处。臣因此叹息，认为夸大的言辞不切实际，繁华的文饰掩盖了实际。所以如今考察诸生文章，只直接摘取大意，舍弃雕琢辞藻，大概是从转运大木这件事中有所领悟。出行到燕赵之间后，这就是今天的京畿地区。过去燕赵之间还有很多奇伟豪迈、卓异不凡的人，如今这些人虽然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声名仍然存在。臣于是停步在边界上徘徊了很久。那些人即使不完全合乎先王之道，但能效忠尽节、不顾自身，尽公而不徇私，也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今这些诸生能够诵说《诗》《书》、称引先王，人人都做得到；假如让他们承受事任，而那种奇伟豪迈的气概却像从前那样，究竟为什么呢？臣仍然希望诸生仰慕那些人。如今国家在燕地建都，四方前来奉献贽礼、缴纳贡物的臣民接踵而至，各种有角有牙、有羽有毛以及百般珍奇异物，都是御府所有。常山在它的右边，辽海在它的左边，地势险要坚固，是造物者特意设置来作为藩篱的。国家所拥有的东西中，真正可贵的，唯有节士的骨干和忠义之人的内心。将来诸生果真养成节士的骨干，怀有忠义之心，那么臣将要在他们身后拜倒；拜的不是诸生，而是拜节士和忠义之人。臣列在交戟卫士之内已经很久，私下看见陛下神明天授。比如一天之内，国家的大议有多少，重大事务有多少，然而事情都能预先明察，议论都能当机立断；各司上奏的疏文得到批复后，都抱着奏疏、吐着舌头，认为自己赶不上。如今这些诸生不过是迂腐的书生，哪里能够承担奔走效力的责任呢？但臣私下认为，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所求在于广博，所取在于细微。若能如此，臣才敢把诸生进献给皇上，却终究又担心他们在奔走效力时或许会落后。因此，按照旧例，士子在顺天府录取后，要设宴款待；宴请诸生，诸位执事都在场。臣准备带着前面所说的话，到了宴席处，一一讲给诸生听，并借此劝勉他们；先把这番意思告诉同事。同事说：“这样的劝勉，到这里就算完了吗？”于是臣回答说：“诸位执事也曾听说乡里父老给儿子举行醮礼吗？乡父给儿子举行醮礼，是在宾客之位为他举行的；替他准备三次加冠，并把告诫的话备齐。宾客问：‘还有什么要增加的吗？’乡父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从前我父亲给我举行醮礼，本来就是到此为止。如今我劝勉诸生的，也正是我过去从前辈先生那里接受的教诲。录取名册将要献给皇上，臣应当写一篇序文，说明它的缘由，所以谨慎地把始末写成这样。” ○《武举录后序》

译今年庚戌年，天下把武士贡送到京师；九月正当会试，适逢虏警传来，有司奉天子命令，暂且放下考试去追逐敌虏。不久敌虏逃走，到了十月，有司恢复考试，重新请示，于是举行考试。臣维桢冒昧与臣瓒共同主持此事。事情办完，也应该写一篇序文。序文说：臣自从任职史局，得以阅览、考察秘书，抽绎查寻往事；看到近来的事情，便深深感叹国家之士难得。过去我成祖建都于燕，敌虏迁徙帐幕向北，远去数千里，仍然被认为是肩背之患。于是兴兵穷追，直到向南望见北斗斗柄才返回。那时士大夫以徇国为荣耀，以保全自身为耻辱，勇猛的气概、英烈的声威，在异域风俗中也受到震动。正统初年，敌虏再次入侵，依靠二三位骁勇将领奋勇作战，敌虏受创逃走，最终不再前来，延续到弘治、正德数十年间。即使偶尔有烽火，也只是像惊雷闪电、暴风骤起，忽然发生，忽然消灭；士大夫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于是左手拿干戈，右手执文墨，随时安逸嬉游，说这样已经足够快意。这样看来，他们把自身看得太重了。皇上神武赫赫，与成祖相合；自嘉靖以来，敌虏何曾敢窥视关南？近来因为边境侦察稍有松懈，敌虏突然拥入，又突然逃窜。那些手持斧钺登坛统军的人，难道少吗？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能摧毁敌军车轮、鞭打敌虏后背，这确实说明徇国之士难得。每当展开试卷品评士子时，臣便仰天祝愿：这样的考试，哪里才能得到徇国之士并收用他们呢？臣确实为此叹息。保全自身与徇国尽忠，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士人不免陷入这种境地，是什么原因呢？士人有三种败退：不知道地形便利，和敌人相逼迫而败退；金鼓声就在耳边，却不能审察利害而败退；骑射拙劣而败退。这样一来，保全自身的士人就多，而徇国的士人就少了。因此臣按照旧令，偏重考察射技：射中靶子多的人，即使文章不相称，也收取；文章能陈述地形利便、指出利害，而射术、文章都合格的人，立即收取。凡此都是希望徇国之士能够出现，不至于成为奔逃保身的人罢了。臣对于君主，就好比手。手向上可以整理头部，向下可以整理脚部；蜂蝎附着身体，就搏击抵挡它。臣怎么能独自保全自己呢？所以壁垒布满郊野，烽火彼此照耀，臣不认为可怕；羯奴头领强健，每日磨利兵马，谋划南侵，臣也不认为忧虑。臣所害怕、所忧虑的，只是不能得到徇国之士，让他们奋勇争先、率先登城，俘获名王，擒住贵人，接连押送到宫阙之下罢了。果真被收取的人中有这样的人，岂只是国家社稷有所倚仗，也是臣的大幸。臣私下看见皇上特别关心边境，思求猛士，把边事托付给他们，从来没有一天忘怀。臣如今所收取的若干人，剑一折断、割削东西，就知道利钝；让士人承担驱使的事务，就知道是否贤能。如果稍加任用，这些人便可以办成事情。如今有个在市场上卖珍珠的人，把匣子装饰得很华美，匣子里面却没有珍珠；买东西的人以匣子漂亮为美，带回去打开一看，便叹息起来。臣担心他们会和这类人一样。还请一定任用他们，还请一定任用他们。○《南宫奏议序》皇上即位十五年，制度礼仪渐渐恢复古制，又想创制前所未有的制度，振兴尚未振兴的事业，形成一代独有的伟大气象。然而典章掌握在礼官手中。当时介溪严翁任宗伯，开始主持此事；宗伯通晓经术，熟悉古今沿革，文辞能够表达情理，权变也明晰。第二年丁酉，皇太子出生，天下都很喜悦，于是请求正式确定东宫名号，顺应众望，确定国本，皇上采纳了。那年议论征讨安南，认为安南不进贡，便计划先发文告；如果不听，就讨伐它，不要贸然在远方劳师。戊戌年，皇上想尊称文皇帝为成祖，献皇帝为睿宗，必须配享太庙；又在秋享明堂时让严亲配享。诸项大议都交付群臣，众人恐惧，于是全都依礼议论，认为很困难。己亥年，大行章圣皇太后祔葬显陵，皇上极其悲痛，于是逐条安排有关事宜，以伸展孝思。在此以前，二月间大驾幸承天，因为要南下祔葬，所以宗伯参与筹划，计划很多，都详细写在大狩条中。那年大享殿开始动工，宫殿取明堂之意而另定名号，制度则多采纳礼部的议论。言官因礼部侍郎薛瑄从祀之事，请求交付议论而罢止它，严翁所说尤其多。辛丑年，宗庙失火，皇上催促有司重新兴建；有人报告费用巨大、民力困乏，宜顺应变故，缓慢谋划，以安定众心，皇上答应了。这一年，安南听从命令，原先的谋划果然降服，于是夺去其国号，贬为安南都统司，并按礼部的建议赐给印信。壬寅年，敌虏大举入侵山西，参将张世忠与之交战而死，于是为他建立祠庙，以表彰忠烈、劝勉后来者；将士因此奋起，敌虏离去，不再前来。这年秋天，皇上下诏让宗伯任大学士，仍兼领礼部。癸卯年，侍郎吕公在家中去世，请求赐谥和安葬，未获答复。吕侍郎是有道德的仁人，严翁的奏疏列举侍郎的美德非常充分，众人希望得到批准，和崔文敏公相同。甲辰年，宗庙重新建成，恢复古制，采纳了严翁的议论。这些事情，都见于《南宫奏议》中。严翁在南宫所进的奏牍将近千件，不能一一论述，所以只说其中著名的。过去宰相可以在燕见时面见天子，召来答对；其他大臣若不被召见，便不能这样。严翁任宗伯后，多次被召见，与宰相相近，言论多有匡正。那些事情秘而不传，只有在场亲自听见、看见的人知道，如今把它们刻录下来。王维桢说：我听老前辈说，仁慈啊，孝皇帝在乙丑年选士时，曾私下向上天祈求，希望上天赐给真正有才、能够补益国用的人。那时严翁应试中选。唉，思念贤才而喜欢贤才，竟能因此得到贤才，哪里是常有的事？后来严翁遗留到今天，皇上知晓他的才能，任用他，于是竭尽忠诚和 智慧。只有盛世的典章制度，确实依赖这样的任用，前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传记说，喜爱贤才的好处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后世，确实如此啊！古语也说：栽树可以遮蔽，种谷可以使人肥饱。小道理可以比喻大道理，而君主所要做的，唯在于培养人才。○《制府奏议序》

译有一位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松石先生，如今晋升为太保、列于司徒之位，又调任南京。先生任职边地已超过四年，所建立的功业、所制定的宏大谋略，都载在《奏议》中。原任州兵备副使、滇南李君请求把这些奏议汇集起来，交给先生刊刻。没多久李君离任，适逢东山纪君到来，刊刻才得以完成，于是称为《制府奏议》。奏议大概分为五类，君子读后可以有五种评语。评语说：轻车越过险阻，强弩贯穿铠甲，增筑城墙以拒冲击，深挖壕沟以防袭击；敌人进攻不能取胜，敌人防守不能坚固。像这些关于边备、古今比较、威慑戎狄、抵御敌虏的话，就是南仲的谋略。只是军粮运输困乏，前进会有后患；乌获虽然勇猛，如果空着肚子拿一捆柴，也尚且不能胜任，何况承担千钧重物呢？像这些关于边储、殚精竭虑、陈述危急、忧虑议论的话，就是葛亮的忠诚。敌虏侵犯、包围我方，祸患非常巨大；敌人小规模入侵便小受挫，大规模入侵便大败，到了庚子年的胜利，一百七十年中仅此一见。像这些关于边功、使敌魂魄丧失胆气、增强军威、振奋士气的话，就是卫青、霍去病的勇武。功劳虽小也必记录，罪过虽小也必惩罚；奖赏不浮滥，惩罚不苛刻。像这些关于举荐弹劾、奖励勇猛、勉励良才、鞭策驽马、磨砺钝器的话，就是齐桓公小白的公正。如今皇帝嘉奖他的劳绩，士绅推让他的美德，三边歌颂他的德行，四方传播他的声名，光明灿烂、显赫盛大。先生却谦逊而不居功。像这些陈述谢意、推却名声、如释重负般辞让、如舍弃物品般放下的话，就是禹、舜的谦虚。门人王维桢听说后说：这五种评语确实准确，没有遗漏它的根本吗？于是进一步说：我看松石先生，大概是秉持真诚、以国事为重、始终不二其德的人吧。九分真诚而一分违背，便难以称为真诚；开始坚守而最终改变，也难以称为不二。所以真诚是百种美德的根本，不二是万事的纲纪。君子有所树立，不追求声色，不因衰盛而改变，始终战战兢兢、坚定不移，把它奉行终身，然后才可称于世间，列入不朽之途。先生统领军队，忧患敌人如忧患皮肤上的疥癣，体恤士卒如同子女，辛苦得面容憔悴，人人都相信他。年过六十，任官三十多年，却更加约束自身、谨守法度、谋划长远、排除忧虑，始终忧心忡忡，只图谋社稷的大计，从不懈怠。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正当得上这句话。这就是所谓真诚不二吗？所谓不朽、所谓根本，不正是这样吗？末世日益虚伪，士人都致力于外表声名，疏于实际，成群结队地驾着彩绘泥船行走江河，却不考虑危险。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少吗？我过去奉命到西土办事，在辕门拜见先生，于是遍观营中的器械，亲耳听到他的谋划，全都像集中所说的那样实在。所说的一样，从未粉饰情状、制造虚伪来炫耀自己、震动世人。唉，真诚啊！纪君奉使来请求我写序，我把前面所论再作补充，并写道：先生姓刘，是楚地麻城人。我私下听说，他的远祖在唐、宋两朝有人任经略官，有人任制置官；如今先生以大司马兼都御史统领军务，实际承继了两位祖先的荣誉，续成百代的美名。古语说“将相没有固定的种姓”，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陕西奏议序》侍御双溪张公有一部《陕西奏议》，剡地的按察司把它流传开来，士大夫中有人问我：“为什么称为奏议？”我说：人臣奉天子的命令出使四方，四方有事情，就分条写明上报；天子说可以，就施行；说不可以，就停止。所以奏议是开启天子听闻、通达偏远地方事务的文书。为什么称为“陕西”呢？因为双溪巡按陕西，把所听闻的陕西政事逐条上报，其他地方没有涉及；称为“陕西”，是表明它专门记载此地。为什么要刊刻并流传呢？序文已有说明，泾野先生说，张公是范文正公之后处理西方事务的人。为什么说像范文正公？因为他的言辞明辨，谋划得当；言辞明辨、谋划得当，才值得流传。阐明隐微、昭示旧事，取决于文辞；树立大功、救济百姓、培养根本，取决于谋划。言语不能切中实情，谋略不能投合时机，上奏天子，天子不听；天子不听，就不敢施行。由此志向受抑而无法实现，变故日益滋长。因此郑国人善于修饰文辞，周朝士人注重谋略，一时受到称誉，后世也流传下来。这部奏议，描写善恶，就循着声誉而看见人物面貌；陈述利害，就披阅文章而见到实情；叙述沿革，就连细微曲折也容易受到感动；谈论天人，就使人惊惧悲悯而难以忘怀。它的见识深远，论述有条理，读它的人会惊然产生不眠的思考。这些言辞不也算明辨吗？奏议中都是大事，而它筹划事情，遵循前代法度，参照今日规制，在中正之道上裁割订正，汇合众人意见，条理分明、层层细密，光明灿烂。最终使威望扬起、纲纪振作、弊端被挖除、豪强被摧折，函谷关以西借此获得安宁。这些谋划不也算得当吗？所以他的奏议一经提出，便可以随时试行、随时见效，凌驾前代贤哲，成为后来君子的法式，所见到的同类实在很少。有人又说：“汉代贾谊难道不是一代英才吗？他陈说治理之道，难道不明辨而且得当吗？可是最终却像笙箫和琴瑟混杂在一起一样，未能被文帝采用，这是为什么？”这是时势造成的。贾谊不幸生逢汉代，张公却有幸生逢圣明的嘉靖时代。但张公与贾谊相同吗？大概贾谊具有练达世务的智慧，张公怀有宏伟卓异的才能；张公不计较祸福得失，贾谊却常在功名关头权衡情势。智慧相当、才能相敌，但见识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张公曾对我说：“我这一生只有身体属于自己，身穿的豸锦官服是君主所赐；如果顾惜荣宠而抛弃节操，就是伤害自身的道路。”唉，真是刚烈啊！奏议共有若干篇，张公在少华馆给我看，并请我写序。王子说：你的文辞明辨，谋划得当，而且气节挺拔，值得流传。○《钤山堂集序》自从维桢任职翰林以来，喜爱阅览当代作者的作品，只是他们的文集并不全能得到。过了几年，才开始得到《钤山堂集》来阅读。《钤山堂集》是如今少师、袁州人介溪严翁所作的诗。明朝兴起已经一百八十年了，作者代代兴起，如同霞气蒸腾、云彩变幻，灿烂遍布天下；然而询问学士，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拿它和古今衡量，有的相合，有的违背。像这部集子，实在是很难遇到、很难见到的。古代是今天的范式，君子说话，不合于法度就不说，所以美好而且能够流传。譬如公输子是天下最巧的人，如果舍弃规矩而自行创造，反而会拙劣。这个道理在弘治年间已经明白了。当时作者有几人兴起，钤山就在其中。因此搜寻奇异、发掘新意，是博学者所能做到的；从平凡泥土中产生奇幻变化，是有才华者所能做到的。然而以法度约束这两方面，不是喜好古道、用力笃实的人不能达到。钤山的作品三者都具备，所以文章一出，人们便传诵。钤山过去和空同李氏交游，李氏的文辞崇尚法度，常常称赞他，话见于《渔石唐翁序》中。维桢读了《钤山集》以后，后来又向熟悉钤山事迹的文坛长老先生请教。起初严翁年幼时便被称为神童，入词垣后凭才华显名，后来又请假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在钤山以东的堂中研习学业，大约有七年。于是积蓄日益深厚，文辞日益昌盛；踪迹离人虽远，声名却近在眼前。居于深山，却受到朝廷士大夫的仰慕；不久游历两都，历任数级官阶，到如今宰相之位将近四十年。所写文章成百上千，恩泽洋溢而流传，积累广大而发扬，追根究底都从钤山开始。因此总括其作品，全部归在钤山名下，命名为《钤山堂集》。乙巳年，维桢获准请假将要离去，按照旧例到宰相住所辞行，严翁亲手把文集交给他，并嘱咐说：“回去写序吧。”当初严翁居住山中时，有个相面算命的谈公说他将来显贵，严翁拒绝相信。他作诗说：“原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这首诗载在集中。由此说来，当时严翁对于文学用心专一，并没有因富贵而动摇志向。君子立言，希望垂名不朽，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唉，弘治年间的士人以实际为先、以声名为后，重视根本、由本及末，又怎能不安于退处、自我涵养的节操呢？○《刻河垣稿序》

译《河垣稿》是如今关中提学宪使、与槐谢君任河南参议时所作的文稿。谢君入关时嘱托我回去，我在华下得以见到谢君；谢君于是拿出这部稿子给我看。我又把它给华州守胡子看。胡子喜爱文章，对当世作者更加仰慕，于是立即取出稿子刊刻。唉，胡子可以说是懂得文章之美了；至于我，却为谢君的志向感到悲痛。谢君是白下的豪杰俊秀，过去任翰林时常和我朝夕相处，交情很深。我看谢君的才能不可穷尽，有时用政事试问他，谢君便能条理清楚、细密分辨地回答。当时战事渐渐兴起，假使他没有遭受挫折，或者有人引荐而授予他重权，那么萧何、曹参、房玄龄、魏征的功业，哪里值得一提呢？后来谢君出任外官七八年，敌患更加严重。当时急切地寻找能够排解危难、解决纷争的大臣，于是借机进用者有几十人，谢君却不在其中。这其中的原因，我实在难以说了。如今稿中有诗说：“九逵实在宽广，脱下车辐将要往哪里奔驰？”难道不可悲吗？难道不可悲吗？君子学习，是要用来安定天下、保全国家的；不能实现，就寄托于文章来表明志向。因此我读谢君的《募兵行》，不禁慨然激发壮志。驱使百姓走向死地，重在赏赐；先王以显示威势为务，所戒惧的是器械；成败的关键，要看掌握谋略；最急迫的是将领。谢君的诗中都具备这些意思。世人只说谢君是诗人，所见浅薄了。刊刻完成后，胡子拿它来问我，问谢君的诗在古人中应当超过谁。我认为，谢诗冲淡的地方像韦应物、柳宗元，秀丽俊逸的地方超过大半古人。大江以南所崇尚、学习仿效的，大多如此；至于谢君，则又是其中声名卓著、格调高拔的人。○《潘襄毅公文集序》近世以来，凡是做官的人去世，文集大概都会刊出，因而作品浩大得充塞天下。然而读者有时厌恶其繁多，甚至想借始皇帝焚书之火把它们烧灭，因为其中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的文章扰乱了真实；这话虽然是愤激之言，却并不过分。至于像襄毅潘公这样的文集，怎么可以毁灭而不使它彰显呢？当今皇上即位二十年时，潘公正以都御史身份出任外官，督办采伐木材的事务。当时洛阳孙公任副使，分掌此事，却忽然因诬告被逮捕。孙公心中压抑，抱着冤屈而不能自明。于是潘公上书皇上，替他申辩，皇上最终因此释放了他。奏书大意说：“如果所奏属实，那么罪责应归于臣，不在孙副使；如果所奏不实，也应当治诬告者的罪，以示对谗言者的警戒。”唉，真是壮烈啊！祸福临头，明明如烈焰；他不迎合上意，不改口反复陈说，以免加重劳臣的罪责，这已经很优厚了，何况还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而使孙公脱罪呢？所以我读潘公文集读到这里，便不由得变色起身，极力感叹此事的艰难。之所以看重文章，是因为它可以训导世人、教化社会。有这样的言论，怎么可以毁灭而不使它彰显呢？潘公的儿子都事君担心先父的遗业不能流传，即使流传也不能久远，于是刊板印行，并请我作序，说：“先大夫的诗文都在这里，希望借门下先生的文章使它们流传。”词人的文章，旨趣奔放奇幻而没有固定归宿，常常被有道之人裁断；它们归根结底又是另一条道路。像潘公这样的人，却是道德的准则、节士的同类，怎么可以只拿词人来比较呢？都事君孝敬而不忘父亲，忠于国家而不辜负君主，确实能够继承先人的美德，所以我也一并把这些写出来。○《少华赠言序》《少华赠言》是赠给龙坡刘子的文章。刘子将要赴阙，祖父为他写了赠言，称为《少华》，是因为少华山是他的治所。过去韩侯朝见周王，周人为他作《梁山》之赋，借眼前景物抒发心怀，因物寄托情志，感慨有余。赠言汇集之后，王子诵读它，有所感触，写了这篇序。序说：诗是表达言语的吗？言语是表达志向的吗？根本在于内心的发动。美与丑区分材质，爱与憎便有不同的情感；纯与秕判明政事，喜悦与忧郁便有不同的趋向。叙述所欲、彰明所恶，显露喜悦、说明忧郁，于是言语兴起。所以说，言语是志向的华美外表，是情感的外部表现，用文章来宣示它，这就叫作诗。如今那些谈论诗的人，含情脉脉而兴起，反复吟咏而咨询，清越地发声，铿锵地应和，便感叹说：“诗就在这里，诗就在这里啊！”含情脉脉、反复咨嗟，是诗的意旨；清越铿锵，是诗的声音。它的兴起、吟咏、发声、应和，是谁使它如此呢？是志向受到触动。因为触动才有声音，因为有声音才有诗。风吹发出呜声而与叶声相应，水流湍急而发出浅滩声，万物尚且如此，何况诗呢？再看赠言，写言语的人有几十位：有亲昵挽留的，有悲伤惜别的，有叙述远行的，有期待归来的；有宏大的篇章，有短小的韵文，有浩荡的歌辞，有深切的叹息。像这样连绵不断。然而亲昵挽留、悲伤惜别，根源在于喜悦之情的感发；叙述远行、期待归来，根源在于欲成才的情感触动。宏篇是把这种情感铺展开，短韵是把它约束凝练，浩曲是把它演绎，切叹是对它的留恋。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忽然发出、吐露出来，不能只从字面取得，必须是诸位君子对刘子的深厚感情受到触动。春天和煦的气息广泛散布，众多鸟儿都鸣叫，有的雍雍，有的喃喃，有的喈喈，有的恰恰，为什么不相同呢？但迎接和气、宣畅灵气、顺应时序，那么各种鸣声就相同了。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观赏《赠言》。有客人说：先王陈列诗篇、采集民歌，用来考察民俗、观察治道。如今皇上考察古制、甄别治理上下，刘子带着这些赠言前往，恐怕一定是最好的吧。王子说：刘子有才华，政令也有声望，皇上已经听闻；即使没有这些诗，他仍然是最好的，何况如今还有这些呢！○《荣寿录序》《荣寿录》是记载赵母太淑人寿庆的文字。太淑人有个儿子叫洪洋先生，任御史中丞，升任少司马，镇守安抚关中。先生在关中时，适逢太淑人七十寿辰，于是关中的游学君子和各乡的君子都写文祝贺，连续数百篇，大意是说：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儿子，天下无双，并且为他们祝福。王生到长安后，先生拿出来给王生看。王生说：这部录中虽然有诸位君子的文章，但并不是诸位君子的私情，而是采录民间流传的话，加以华美文饰，写成篇章，宣扬为歌咏，奏在堂下。凡收入录中的话，都是真实流露、公开直说，有人唱便有人应和，并不是亲近结党，也不是依附欢爱。唉，这实在难得！平民百姓的话令人敬畏，以平民真情为根本的词人文章也令人感动。百姓不粉饰感情，也不善于虚伪；别人称赞我，我就高兴；高兴便希望长久；希望长久便祝愿它长久，并且还希望所亲爱的人长久，否则便相反。我曾读《华封三祝》和同时代的怨恨之辞，常常变色叹息，辗转警醒吟诵。做上位者，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词人采集民歌，章明世事人情，所以表达喜爱的言辞温和，表达憎恶的言辞严厉，赞美的言辞繁富，讽刺的言辞决绝。君子观看它们，可以知道爱、恶、美、刺；沿着文章反省心念，感动由此产生，文章怎么能少呢？我自从到药山泽访求药材，已经过了两年，常常和山泽百姓交游。山泽人问我：“如今抚恤我们的是谁？”我说：“是赵公。”又问：“赵公是谁？”我说：“就是如今的太淑人之子。”山泽人举手加额，仰天祝愿：“大人活一千年，淑人活一万年！”不断地发出赞叹。我感动之余作了诗，后来又看到这部录，总括其中的言辞，大都根源于爱，表露为美，温和得像敲击玉石，繁密得像众弦齐奏。由此才知道，众人的愿望汇集之后，君子才加以文饰；夸张却不荒诞，颂扬却不违背众人的心意。所以说，录中是诸位君子的言语，并不是诸位君子的私情。先生说：“我认为这部录是诸位君子的言语，却完全不知道它不是诸位君子的私情。我每天还谋划把它付梓。”王生说：“这部录刊行之后，将会使人有所畏惧，也会使人有所感动。为什么呢？察看人们爱憎的情感，能不畏惧吗？探究他们称颂祝愿的根源，能不感动吗？如果百姓口中充满憎恶，士人又很少善于铺陈，即使对亲人一年三次赐予、每天张列五鼎，也可以说：‘荣寿离荣耀有千里之远，离长寿有万里之远。’”先生认为说得对，于是用这些话作序，并把我的诗附在录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章〕

译○《崔束鹿德政录序》嘉靖十三年，我才听说神木尉崔氏贤能。神木是秦地偏僻的小县。这一年适逢大比，神木正在主持科场事务，所以当地士人和见过他的人，往往能够讲述他的情况。神木大概先前在阳曲主持政务，性情刚直而少有和谐，后来忽然因议论获罪。这件事我在十五六年间从晋地人那里听说。又过了五年，到嘉靖二十一年，蒲城令李思庵氏忽然因公事经过我的住处，向我讲述束鹿县令崔氏的贤能。我一问，原来就是从前的神木尉。李氏是当地人，他的话经过考察确实可信；我过去听到的，果然没有错。不久，李氏从蒲城寄信给我，列举束鹿的政绩，非常伟大。大意说：百姓不能立即得到安康，是因为有的上位者崇尚虚名而缺乏实际作为，功业不能成功；有的任职者心志涉及【原文缺损】而逃避艰难危险。这两种情况，是做官者共同的心态，也是末世普遍的弊病。【原文缺损】相沿成习，毁弃艰难危险，层层遗留给百姓，百姓还能依靠谁呢？束鹿的重大祸患【原文缺损】奸邪，只在于赋税。疾病有必死的，像毒疮就是这样；说善于溃烂，【原文缺损】蛀虫就是这样；说善于损害也是这样。水若是赋税，实际情况与此相似。崔【下文缺失】《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三 左辅王维桢著，馆甥渭上南师仲编 序十二篇 《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赠黄佥事兵备辽东序》《赠山东右使芹山陈公序》《赠赵长沙序》《寿峯罗先生归淳化序》《恕斋先生还华山序》《赠傅大夫守广信序》《赠西洲赵先生序》《赠郑一山序》《赠张双渠序》《赠方厓赵君六载考绩序》《豫内篇赠秋岩戴子之保州》《序》《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赠黄佥事兵备辽东序》《赠山东右使芹山陈公序》《赠赵长沙序》《寿峯罗先生归淳化序》《恕斋先生还华山序》《赠傅大夫守广信序》《赠西洲赵先生序》《赠郑一山序》《赠张双渠序》《赠方厓赵君六载考绩序》《豫内篇赠秋岩戴子之保州》○《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王维桢说：我曾经走过平凉境内，因此知道平凉苑马寺的事务。平凉处在重重关塞、层层山岭之间，出巡的车马很少到达，寺中的事务十分简略，又有几位大夫总管，因此更加闲静幽旷。每天早晨按旧例在衙署集合行礼，命人坐下、叫人奉茶，茶喝完便行礼退下，私下在关内吟咏、躺卧，随意自得；兴致来了，就相约登临空同山，带着酒边饮边咏，像这样悠悠度日，通常都成为常态。然而有志之士和劳苦之人，总是不乐意安于自己的处所；即使到了那里，也想着离去，好像踏在坑洼积水之中一样。若说土地偏僻、俸禄闲散，便把它比作隐居的丈人，那么苑马寺少卿柳滨先生，本来就是世人所称的有志之士、劳苦之人。他刚从辰州升任如今的官职，又刚从姚安改任辰州，先前还从部郎出任姚安；他的仕途发端、突然兴起，则从我们华州学宫开始。他做官共五次升迁，任职共二十年，难道不能说是有志之士、劳苦之人吗？议论者都说如今的调任并非先王所乐意去的地方，可是先生赴平凉时经过华州，却没有不以此为乐的。王生因此敬佩、祝贺先生；先生掌管马政，于是便谈论马来作赠言。没有比山更险的地方，越过它要靠马；没有比天下更远的地方，到达它也要靠马。所以马是越过险阻、到达远方的工具。选择平地落脚，不能承担险远；毛色即使奇异，也没有什么可称道。假如有这样的马，向西越过黄河、华山，向北踏过幽燕，向南饮水于滇池，转身越过七泽，汗如血流，逸足飞驰，景物像影子一样掠过，走遍四方而不疲病，这样的骨骼和气力难道能够经常拥有吗？然而在平坦道路、平缓坡地上，马当然争相奔跑；乘坐华丽车驾，马当然争相驾驭；给它们束脯、石粟，马当然争相进食；仙人仪仗、天子马厩，马当然争相进入。到了烟水迷蒙的阵地、苍茫空旷的野外，它们低头甘心承受，不发出一声悲鸣。因此竭尽力量承担驱使、守持坚定志向而安于遭遇，不只是君子有，马也有。先生笑着说：“唉，允宁谈论马，实际上是在说我。我是个疲倦的游宦之人啊。”这次赴任确实恰好如此。王生又谈论驾御。世人称造父为周王驾车，驾驭八匹骏马，说能日行千里、周游八极，人们都觉得奇怪。八匹骏马确实善于奔驰，难道能一跃就跑千里吗？只是驾车的人节制缰绳、掌握收放，适时控制快慢，察看马的休息和劳苦，不耗尽它的才能，于是才能到达千里。大概行百里休息一次，行千里休息十次，便可以周游八方；如果急拉缰绳、快速挥鞭以求尽快到达，清晨出发，到早晨就把马力耗尽，所以解下套马、停住马嚼，休息马力、养护健力，是驾车人的方法。给予闲暇、投置散地，蓄养精神以等待进用，是官家任用人的制度。先生又笑着说：“唉，允宁谈论驾御，实际上是在说我。我是个疲倦的游宦之人啊，哪里能日行千里呢？”允宁是我的字。我从先生那里求学，直到如今做官，先生曾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在你还是小马驹的时候就认识你，如今你在皇帝车辇之下任职，正当施展奔驰，为什么还忧虑呢？”认识良马，就可以盼望平凉之行了。○《赠黄佥事兵备辽东序》天子即位第二十年，虏酋大举入侵太原；第二年又来侵犯，进一步进攻以图获利，守臣不能抵御，使他们得逞后退去。天子震怒，依法处分守臣和有关官员。奏请从今以后，沿边设置守臣，都任用西北人担任，认为西北人忠诚勇敢，遇到艰难也敢于承担、不会退缩，并非只是因为熟悉边疆事务。当时秦地人担任刑部员外郎的有两人：蒲子仁伯、黄子叔卿。于是任命仁伯为山西按察佥事。二人有个朋友叫王维桢，他对黄子说：“仁伯本来就要往晋地去，然而这件事也将轮到你了。”没过多久，辽东兵备职位空缺，吏部便请任叔卿，奏疏说：“臣观察虏寇侵犯晋地，再次获利极大。如今听说守臣没有抵达，但虏性贪婪，必定还要窥伺觊觎，直到得到所欲。辽东是国家的左臂，北面邻接东胡。倘若虏军依约与东胡联合进兵，向内侵犯，那么祸患就集中在辽东。辽东如果有守臣，虏军既被西面阻挡，又被东面封闭，势力不能越过大漠向北推进。然而根本在于任用适当的人。臣谨慎选择合适人选，没有比黄员外更合适的。请让员外担任佥事，以山东按察副使的名义兼备辽东：平时审理诉讼、储备粮食、训练军队、考核勇士；紧急时则随军出击胡虏，阻挡来犯，截住退路。这样便可减少官员而使政令统一，事情预先准备好，变乱就会消除，这是计策中最便利的。”皇上于是下诏，命佥事前往任职，全部依照吏部的请求。但黄子内心深厚笃实，众人都把他比作蒲子；他聪明有谋略，接受职事便立即建立功业。二人的性情品行虽不相同，如今一同受任，人们都称道他们。王生说：“我听边地人说，被汉人掳到虏地的人，大多安于当地而忘记归来；其中有才能的，反而替胡人进攻汉人。问他们原因，他们就说汉朝赋税法令繁重，百姓没有安宁之处，而胡人的风俗任其自便，因此以汉地为苦而以胡地为安，也不嫌背负德义、不以违逆节操为羞。胡人到了侵犯中原、采用中原制度，中原人被胡俗同化而成为胡人，那么胡人还有什么制度可用呢？所以，高筑的城墙、深挖的城壕很容易被越过，锋利的剑、长大的戟也很容易折断，最终都不能依靠。真想保全疆土、平息祸乱、兴建事业、创立功业，只有爱护养育百姓、安抚顺导百姓！只有爱护养育百姓、安抚顺导百姓！”那时蒲子奉使在外，于是到使所拜访新任佥事，却没能与他交谈，只把这些话告诉了黄子。与黄子交游的人，大多说王生的话是对的。黄子是秦地咸宁人。咸宁人中有何氏、许氏，都曾任都御史，后来罢官归乡，具有平定虏寇的才略。于是王生借黄子之事，联想到何、许二氏。黄子先任工部官，后来历任刑部官，都有事迹，却没有著录；这里记载当今任命官员的缘由。《赠黄佥事兵备辽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