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 】序

译官职和人的本性并不是两回事；有时不得不把二者分开，那是时势造成的。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身处文书簿册、考核事务之间，却想用敦厚长者的方式办事，一定会失败。因此，读书人做官吏，有三件事不能做到：君子只要求自己，却不相信世间有小人，这是第一件不能做到的；任凭书生肮脏疏略的习气，而少有圆滑柔媚的姿态，这是第二件不能做到的；我相信他的内心，别人却怀疑他的行迹，而我又不能公开说明他的内心、文饰他的行迹，这是第三件不能做到的。这样看来，人生涉身世间，也真是艰难啊！初君本来是楚地笃实守行的儒者，起初凭文章成名，声名很盛，本该考中进士，却没有考中；后来在乡里任教，他的高足弟子相继通过公车考试而取得青紫官服，但他最终仍未中第。过了很久，他以明经身份贡入太学；又过了很久，参加选官，得到吴门主簿的职位。初君本应中第却未中，为什么反而贡入太学呢？贡士这一途径本来不适合初君。贡士参加选官，有的辅佐郡政，有的出任县职，总希望可以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可是最差的却是担任主簿，而主簿一职又不适合贡士。其他地方的主簿，事务简略，百姓容易治理，可以从容地处理政务，或许还能升迁离任。至于吴门，事务繁杂纷纭，民情险恶，是变化诡诈、机巧欺骗达到极点的地方。做县令的尚且不能没有画方画圆般的权宜手段，何况地位低于县令的主簿呢？那么，吴门又不适合主簿。处在这几重不适合之中，而初君又凭真实的内心去实行真实的改革，想要取得上级[疑误]的认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士元不肯任百里之长，尹纬不肯任令史，并不是不能任职，而是不屑于任。初君难道真像庞士元、尹纬那样吗？即使不是这样，但凭他古人的心志、质朴的操守，恭谨而振作，远远看去便知道是儒者。假使让他在学校中施行教化，成为六馆的师范，难道不也是儒师中的人才吗？如今却把他束缚在下级官吏的事务中，以至于招来诽谤、积累疑忌，失意困顿而离去，实在令人深为惋惜。我又听说初君居家时慷慨守信，周济别人的急难；等到他任官以后，暗中庇护百姓的事情很多，只是他自己不说罢了，最终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这叫上天如何说呢？不过，初君幸好只是人与官职分成了两件事：二者相争，官职虽然失去了，人还在。那么，上级的人也不过是罢免了吴县主簿，并不是罢免了你。你如今只是失去了吴县主簿这个职位，你本人还在。守住自己的操守，听凭天命，适时而来，适时而去，有什么惭愧，有什么耻辱？你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了。《陈正甫会心集》序 世人最难得到的，只有“趣”。趣就像山上的景色、水中的滋味、花中的光彩、女子的姿态，即使善于言说的人也无法用一句话说尽，只有真正会心的人才能领会。如今的人仰慕“趣”的名声，寻求像“趣”的样子，于是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便以为这是清雅；寄意于玄虚、脱离尘世纷扰，便以为这是高远。再差一些的，则像苏州人烧香煮茶那样，把这些当作趣。这些不过是趣的皮毛，与精神情态有什么关系呢？趣若得之于自然，便深；若得之于学问，便浅。当他还是儿童时，并不知道什么叫趣，但无论做什么都无不是趣：脸上没有刻意做出的表情，眼睛没有固定的注视，嘴里喃喃欲语，双脚跳跃而不安定。人生最大的快乐，实在没有超过这个时候的。孟子所谓不失赤子之心，老子所谓能够像婴儿，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趣的正等正觉，是最高境界。山林中的人没有拘束、没有羁绊，能够自在度日，所以虽不刻意求趣，趣自然接近他们。愚昧不肖之人接近趣，是因为品行低下。品行越卑下，所以所求越低，有的追求酒肉，有的追求声色歌伎，任凭本心行事，没有什么忌惮，自以为已经彻底绝望于世，因此世人都嘲笑他，他也不顾。这也是一种趣。等到年岁渐长，官位渐高，品第渐大，身体像被枷锁束缚，内心像长满荆棘，毛孔骨节都被见闻知识束缚；进入义理越深，离趣反而越远。我的朋友陈王甫，是深得趣味的人，所以他所编述的《会心集》中，收录的人大多有趣；否则，即使像伯夷那样有操守、像严光那样高尚，也不收录。唉！谁能想到品第如您、官位如您、年纪正壮如您的人，竟能这样懂得趣味呢？《碧晖上人修净室》引 净寺有两位圣僧。其中一位我不知道姓名，也没见过面貌，只知道他每天以沉醉为功课，凡是得到的一斗米、一尺布，全都拿去换酒。喝醉以后，便用两只拳头相互角力；左手胜了，就由左手拿杯喝酒，右手胜了也一样。有时指着草束、木桩彼此谩骂；有时唱歌，有时哭泣；有时作官府呵斥的声音，有时扮作皂隶，坐下又跪，跪下又坐，大声喧闹，直到天亮也不停止。屋里只有一口破灶、一张断脚的床，一年到头不见人，只有酒喝完时才出来化缘一次。寺中僧人厌恶他到了极点，唯独我喜欢他，称他为“酣圣”。夜深无聊时，我曾和朋友们钻进洞穴偷偷听他喧闹，把这当作乐趣。另一位就是碧晖。碧晖的相貌像老妇人，孩子们叫他“碧婆”。他持戒断荤，不饮酒，喜爱登山；即使是猿猴出没的宫殿、鬼神藏身的洞穴，也一定要穷尽其中的胜景。他曾跟随我到天目山、白岳山游览，我因此了解他。他性情喜欢收藏茶叶，用来供宾客、听人讲经；三次进入西洞庭，一次登天台，两次经过潮音洞，三次[疑有脱文]。我曾开玩笑对碧晖说：“将来见到阎罗时，你的履历一定很好看，阎罗肯定会饶你。”碧晖认为这话有道理，因此一心游方行脚。虽然他的经历与酣圣大不相同，但身心轻快、没有房屋、没有徒众这一点，也很相似。近来才有人教他修建净室、学习坐禅，我说碧晖从此要多事了。从前我乡里有一个工匠，箱子里常常藏着几锭金子，鳏居二十年，没有一天不饮酒欢歌。我做秀才时，曾同他做放浪的朋友。后来遇上荒年，有人劝他娶妻；工匠贪图她[缺字]少取之，不到两年便憔悴得像要死去，早晚奔波，连糊口的[缺字]也没有，这才后悔妻子带来的负担太多。碧晖，你可不要将来因为有了庵而后悔啊！”碧晖皱眉说：“是啊，是这样，这都是各位檀越的意思。”碧晖不敢违拗，所以告诉各位居士长者，希望大家共同把这件事办成。不过，碧晖如果没有庵，将来我们这些人经过西湖，哪里能得到好茶呢？这庵是应该建的，这布施也是应该做的啊。《雪涛阁集》序

译文章不可能不因古今时代而有所不同，是时势使它如此。美丽女子的资质并不追随眼睛所见，而追随时代风尚；因此，草木花卉的情态也会变化，鞓红、鹤翎不能不因左紫、溪绯而改变人们的观感。只有认识时代的士人，才能挽救它的衰颓，使它通达其必然的发展。古代有古代的时代，今天有今天的时代；承袭古人的语言痕迹，冒充古雅，就像身处严冬却披着夏天的葛衣。楚辞不抄袭《诗经》中的雅诗，《雅》的体制已经穷尽于怨，不采用《骚》的形式便无法寄托情感。后人有模拟它而创作的，终究不像。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在《骚》里面寻找《骚》。到了苏武、李陵的赠别诗以及《十九首》等篇，楚辞的音节、体制、神韵都已经改变了，但不能说不是真正的楚辞。古人写诗，有寄托泛泛的情感，却没有直截书写的具体事件；他们作文，则有直截书写的事件，却没有泛泛寄托的情感。所以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写诗的人有赠别诗，有叙事[缺字]；作文的人有辨说，有论叙，可以架空发言，不一定真有那些事情和人物，于是诗的体制已经不虚，文的体制也不能保持真实了。古人的方法，难道可以一概妄加套用吗？方法往往因矫正弊病而产生，又因走向过度而形成新的弊病。矫正六朝骈俪、堆砌的习气，采用流丽来胜过堆砌，这固然是流丽产生的原因，但它的过失在于轻薄纤弱。盛唐诸人用开阔来矫正它，已经开阔了，又因开阔而产生[疑字]。所以继承盛唐的人用真情实感来矫正它，已经真实了，又因真实而产生俚俗。所以继承中唐的人用奇特冷僻来矫正它；然而一奇特，境界必然狭窄；一冷僻，便专门追求无根无据来相互争胜。因此诗歌之道到了晚唐更加局促。宋代有欧阳修、苏轼等人相继出现，大大改变晚唐的习气：对万物无所不收，对诗法无所不有，对情感无所不畅，对境界无所不取，浩浩荡荡，仿佛江河。今天的人只看见宋诗不像唐诗的法度，却不知道宋诗正是因唐诗而形成自己的法度。譬如淡不是浓，而浓实在由淡而来；但它的弊病发展到把文章当诗，后来又流为理学，流为歌诀，流为偈颂，诗的弊病又有说不尽的了。近代文人开始提出复古说来胜过这些弊病。复古本来是对的，可是把剽窃沿袭当作复古，逐句比附、逐字模拟，务求牵强拼合，抛弃眼前景物，拾取陈腐滥调；有才的人被法式束缚，不敢伸展自己的才能；没有才的人拾取一两句浮泛的话，拼凑成诗。聪明人被习气牵制，愚蠢人又乐于这样容易；一人倡导，亿万人附和，连优伶和骑卒都共同谈论雅道，唉！诗写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值得羞愧吗？由此推想文章成为这样的弊病，也就可以知道了。我自从和进之在吴地交游以来，每次相会都用诗文相互勉励，务必要矫正当代沿袭摹拟的风气。进之才华高、见识远，任凭手腕挥写、任凭口中说出，都能形成法度；他说出了今天的人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有人说：“进之的文章超逸爽朗，言辞切实而旨意深远，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才人。”他的诗把新意推到极致，把变化写到极点，对万物没有遗漏的情态；但其中有时也有一两句近于平易、近于俚俗、近于诙谐，为什么呢？我说：“这是进之矫正偏弊的作品。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矫正浮泛的弊病，也不足以拓宽当时人的眼界。”古代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因平易而流传，例如“[缺字]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有的因俚俗而流传，例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有的因诙谐而流传，例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古今文人都曾被诗歌困扰，所以才有逸士不断出现，为的是摆脱诗法的黏滞、解除诗法的束缚；否则，古代的才人有什么不足，何至于因为不能舍弃一两句浅近易懂的话，而招来世人的讥笑？用这个道理来看进之的诗，他无疑是诗坛大家。诗共有若干卷，文共有若干卷，编成之后，进之亲自题名为《雪涛阁集》，石公袁子为它作序。《姜、陆二公同适稿》序 苏州的文物风俗一时名列天下之首。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人才和技艺代代涌现，文采斐然，被称为极盛。翰林词臣在天下大约占五成；后来昌谷稍有改变，吴歈、元美兄弟相继创作，自我标榜推许，专意写高亢壮大的言语，吴中绮丽柔靡的习气因此改变，但剽窃也形成风气，万人同声，诗道逐渐衰弱。到了今天，市井商贩、佣工小儿争相作诗吟咏，互相摹仿；见有人有一句越出格式，或句法、事实是自己从未见过的，便极力诋毁为野路诗。其实他们一个字也不肯认真看，双眼像蒙上了东西，眼前所见不过几种陈腐熟滥的套语，所以实际上只是相同重复，十分令人厌恶。因此我从前在吴地，极力斥责这种风气；我所欣赏的，都是吴中前辈的诗篇，是后辈不大推重的。高季迪以上的诗人不用说了；有的人凭事功名业而诗文清峻警策，姚少师、徐武功就是这样。铸炼辞藻、安排意旨，随心所欲地表达，宁可弱些也不受束缚的，是吴文定、王文恪。气概高昂、才思飘逸，不受羁绊，诗歌旷达而文章也有气势的，是洞庭蔡羽。不被王、李轻视排斥，而识见和议论卓异可观，当时文人仰望他却看不到边际的，是武进唐荆川。文辞虽不十分深奥古雅，但能自行开辟门径，也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是昆山归震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一半顺应时尚、一半学习古人，立意造词时常常表现出自己的见解的，是黄五岳、皇甫百泉。画苑中的书法精妙绝伦、当时无双，而诗文方面的长处因此被掩盖的，是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征仲。其他不知名而诗文值得观赏的人也很多。大体说来，庆历以前，吴中作诗的人各自作自己的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风，所以缺点只是柔靡羸弱，并不妨碍作品流传。庆历以后，吴中的诗人共同作一种诗，人人写同一种诗，这就成了诗人的奴仆。他们的作品能不能流传，我就不得而知了。偶尔有一两个稍能振作、挺拔自立的，吴中那些士人每每都讥笑他们。幼年求学的学生、年轻士子贬低驳斥前辈尤其厉害。推究其中缘由，徐、王二公实在是始作俑者。不过二公才华也高，学问也博；如果昌谷没有中途早夭，元美没有中于鳞之毒，他们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如今作诗的人，才华既绵薄，学问又浅陋，所受时论的毒害又比他们更深，诗怎么能不更加卑下呢？姜、陆二公都是吴地东洞庭人，因为没有染上庆历年间的习气，所以所作唱和诗很有吴中前辈的风格；情意兴致所到，便随着事情直截书写，不仅与时下的规矩不同，二公彼此之间也各有不同。虽然间或有柔靡羸弱的毛病，终究不妨碍作品可以流传。两位先生都是吴中不太知名的人，而诗歌竟简洁质朴到这种程度。我因此感慨诗道昔日的兴盛和今天的衰败，共同叹息时下诗风流毒之深。《四子稿》序

译当今世上禁止某种文章体格的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厉，而时文的轨迹却一天比一天败坏。上面的人刻意追求平正，下面的人刻意追求奇险；所标举的是这样，所趋向的却是那样。难道文章体格果真不能端正吗？禁止士人的，是一个人；取士的，又是另一个人。士人趋向利益而趋向取士，所以听从负责取士的人，而不听从禁止文章的人。即使不是这样，假如负责禁文的人取七篇，其中有一篇出于平正，而平正之文不够取用，便不得不寻求奇异之作；一旦寻求奇异，平正之文自然被排斥。即使想自行遵守禁令，也做不到，这是形势造成的。我认为文章不能端正，是因为士人不知道学习圣贤之学，只知道谈心性。如今试问那些从事科举的人，什么叫心？什么叫性？就像中原人谈海外的事情一样，茫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样哪里谈得上学习呢？既然不知道学习，于是圣贤立言的本旨便晦暗而不彰明，只能影猜声觅，像射覆一样。深奥的人用险怪取胜，华丽的人用外表夸耀，诡奇的人用借取外来之说来张扬。道理本来浅显，却故意把词语写得艰深，就像奸邪小人隐藏内心来欺骗别人，所以叫作险。词句本来芜杂，却刻意雕饰文字，就像纨绔子弟目不识丁，只凭衣饰夸耀自己，所以叫作表。道理本来荒疏，却剽窃佛、道两家的皮毛，就像穷得没有一担粮的人指着富家的粮仓向乡里夸耀，所以叫作贷。这三种弊病都源于不知道学习。智慧穷尽、才能用尽，又不得不走这条路。主持考试取士的人既不能详细辨别真伪，所以这类人往往也有幸考中。后来的学生彼此责怪却又彼此仿效，文章体格就再也无法整顿了。因此，教育士人只应当让他们懂得圣贤之学。懂得学习，就懂得文章了。禁止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门人某等留心学问，他们作文以义理为根本而发，既没有浮词，也没有险语，这是值得高兴的。因此我把这些话记在前面，告诉都城中写文章的人。《梅子马王程稿》序 我谈论诗歌，常常与当时的诗歌规范不同，世上没有喜欢我的人。只有宣城梅子与我的议论相合；凡是我排斥、诋毁的，都是当时有名的公卿大家，其中有的还是梅子的旧日老师和朋友。梅子明确认为我说得对，而他赞叹得不住口的，都是近代墨客未曾齿及的人。梅子读到他们的诗，又切切地为自己发现他们太晚而痛恨。梅子曾对我说：“诗道的污浊，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高明一些的被格套束缚，如同折断羽翼的鸟，想飞也飞不起来；低劣一些的剽窃摹仿，如同老妇人搽脂抹粉。能够独自抒发见解，凭内心说话，把心声寄托在笔腕上的人，我所见到的实在没有几个。”过去我作诗时，一时的诗人争相推许我；如今他们却都伸手指责、辱骂我。我想，若不是梅子，没有人能够评判我；如今我的诗稿就在这里。有人用诗来规劝我说：“您的诗进步了。”从前我到吴地时，有个乡人跟我一同来，我给他喝天池虎[缺字]；他恼怒地把茶倒在地上说：“这和普通水有什么不同！”恰好家人带来了安化茶，拿出来给他喝，那人大喜，立即喝了四五杯。为什么呢？人情习惯于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即使极美，也会被极恶的习惯遮蔽。如今先生拿诗给人看，他们发怒不必追问；他们大为欢喜，反而更值得警惕。惩戒他们所称誉的，勉励他们所嗔恨的，您在诗歌方面已经接近成功了。《竹林集》序 从前我和伯修拜访董玄宰，伯修说：“近代画苑的各位名家，如文征仲、唐伯虎、沈石田等人，颇有古人的笔意。”董玄宰说：“近代的高手，没有一笔不像古人。正因为没有一笔不相像，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的相像；说他们没有画也可以。”我听后悚然，说：“这是见道之言。”所以善于画画的人师法万物，而不师法人；善于学习的人师法本心，而不师法成规；善于作诗的人师法森罗万象，而不师法前辈的成法。所谓师法李、杜，难道是说师法他们的机格和字句吗？只是师法他们不学汉、不学魏、不学六朝的心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师法。因此，照搬“减灶”“[缺字]水”的方法而失败，不如反过来做，反而可能成功。反其道而行，正是接近真正方法的途径。今天的作者看见别人有一句描写事物很像的话，便把它看作新诗；拿古人的一两句浮泛滥熟的语句，逐字逐句模仿，便说是复古。这是只追随方法的痕迹而不追随它成功的精神，是走向失败的道路。唉，这就像叫一个替人传粉、涂墨的人，直接把他称为蔡中郎，难道不是荒谬吗？今天的时文不过是一种技艺；前面有注疏，后面有功令，驱使天下人不能写新奇的文章。文章不新，就不能符合格式，所以才会这样。士人既然只把符合格式看作古雅，哪里还有工夫讨论平易和奇险呢？王以明先生是我参加科举时的老师，他作诗能够以不拘法式为法，以不似古人为古，所以我按照他的意思写下这篇序。唉，这些话可以同徐熙诸人谈论了。《八识略说》序 本性只有一个，形相却有成百上千；离开这些形相去寻求唯一的本性，连唯一也不能成立。离开形相谈本性，本性又在哪里呢？因此，若不是有德高年长的大师，登入相宗之门，很少有人能够涉越本性之海的巨浪，登上智慧高山的层层峰顶。譬如今天的天地，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合起来叫娑婆，分开成为四州，划分为华夏与夷狄，再分裂为郡县，纷繁而成为聚落。万种法相同时展开，城邑的姓号清楚分明；一道圆融无碍，娑婆的名称也没有毁坏。性与相的道理，在这里最为圆满。因此，把城邑直接看作娑婆，是含混笼统的弊病；说娑婆绝不是城邑，则是偏执一端的见解。由差异而归于相同，相同的形相本来是空；由相同观察差异，差异也不立即成立。说未曾是，即不即；说不即，也不是完全的不是；说未曾不是不即，也可以成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其中境界，怎么能够穷尽它的边际，指出它的归宿呢？识的形相，也玄妙深奥。前六识容易穷究，后两识细微难以推求。说到它的障碍，声闻尚且会堕入其中；要究察它的蕴藏，不互相运用便不能穷尽。因此，趋向寂静而求道的人，只知道生灭是识，却不知道寂灭也是识；依照真理修行的人，只知道昏沉是识，却不知道精进也是识。以顿悟为宗旨的人，只知道思虑分别是识，却不知道无所住也是识；依凭圆融为准则的人，只知道分别是识，却不知道平等也是识。合起来看，因为见到娑婆，烦恼就是菩提；分开海界来看，因为界限建立，清净幽深之境又归入识的边际。所以说：“只有佛与佛，才能知道它。”又说：“贤者超过它，不肖者达不到它。”相宗的道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无际大师在法门中的虎将[疑字]，洞察一心的种种差别，通晓八相最细微的征兆；文字简略却并不简略，仿佛在指端看见千个月亮；所说显现而又无所言说，把万流汇聚到智慧之海，使博学的人佩服它的精确深切，使苦于艰深的人喜欢它的浅易简明。法师的功德，真是广大啊！《时文》序

译科举文章的作用，在于考中。文章不合时宜就不能考中；不把新意推到极致、把变化写到极点，也就不能合乎时宜。因此，即使三令五申地命令督促，文章趋向仍然无法阻止，是时势使它如此。才华如江淹文辞的奇僻，长吉诗歌的幽深，《锦瑟》的放荡，《丁卯》的华丽，都不是单凭才华造成的；体制不改变，读者的眼光就不会觉得艳丽，即使李白、杜甫复生，他们的道路不改变，也不可能不走到这一步。这是时势使它如此。从前我任京兆时，曾经把士子们的文章拿到斋中评阅。我私下叹息说：“这些人都是嘉靖、隆庆年间吃足廪米的学究。”哪里知道文评完成后竟交给我处理？结果所取的都是一时新鲜艳丽的辞句，而我删削圈点的也都没有污秽之处。从这以后我才知道，时文的趋向不只是写文章的人内心改变了，也像鉴赏文章的月亮一样，未尝不在改变。到了鉴赏文章的眼光也改变的时候，它的变化大概有不可知之处。即使想不竭尽自己的力量来追求极致，以符合时代的趋向，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我对诸位说：“文章新到极点，可以由此观察才华；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就不足以合乎文体轨道，可以由此观察时代。” 《顾升伯太史别序》古今豪杰，没有忘情于功名的。只是处在不可以任用的时代却求取任用，或者遇到可以任用的时代却不能任用，他们的无才是相同的。士人在可以任用的时候，便可像龙、像蛇，像刀锋、像禾穗的尖端一样施展才华；处在不可以任用的时候，便混迹众人之中，宁可隐藏也不显耀，宁可和庸人一起平庸，也不愿同智士一起显露才能。然而可以任用还是不可以任用，其中的关键极其细微，非至圣大贤不能测知。天下正处在倒悬危迫之中，家家拿着兵器，人人成为盗贼，这正是不能任用的时代；但豪杰之士却说可以任用，投身刀枪丛林，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不把自己的才用尽便不停止，张子房、荀文若、贾诩这类人就是这样。天下正处于太平安定之时，庸人高枕而卧，按照资格占据高位，这正是可以任用的时代；但豪杰之士却说不可任用，抛弃世间的快乐，栖身荒僻寂静之地，把名位看作枷锁，把脱去冠服看作跳入泥炭，梅福、梁鸿、司空国一类人就是这样。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让豪杰不愿出力，而让小人蒙蔽贤才更大的。豪杰不愿出力，并不是真的世间容不下他们，也不只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大臣中有杞、桧那样的奸邪，或林甫、嵩之那样的嫉妒。那些人本来都是方正的儒者。早晨听到我的话，也已经虚心听取了；到了晚上，却有人设下虚妄的言论来中伤、迷惑他们。他们即使认为我的话正确，仍然还是原来的他们。干将与伍干，铅刀与楩梓，都会在邓林之中迷失；骐骥会被皮毛迷惑，凤凰会被普通鸟类迷惑。我对他们说正直的话，他们便恼怒；说诡辩的话，他们反而高兴。他们的才智足以识破天下虚假的气魄、伪装的节义，却不能辨别天下真正的大丈夫。汉、唐、宋末所谓贤人君子，大多眼光局促，正是如此。他们的势力如果不发展到伪士充满朝廷、腐儒不断误国的地步，豪杰之士哪里肯乐意为他们效力呢？豪杰并不是不愿意被任用，只是想尽其才能却做不到，所以不愿意罢了。时局到了这种地步，还怎么忍心再说呢？顾升伯曾对我说：“我今年乞求获得差遣，南归一趟，来回可以得到一年的时间；七月游尽虎丘，八月游尽西湖，霜降以后渡过洞庭，采拾橙橘；来年春天探访天目、天都诸峰。如果游览所到之处能有一两处山水佳地，我愿意买下一块地，作为日后隐居的地方。”可是依我看，洞庭的山水草木金石都很美，他将终老在莫厘、缥缈之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听了没有回答，退下来对伯修说：“升伯是要出仕济世的豪杰，如今他说出这样的话，不但没有一定不被任用的迹象，已经有了不愿被任用的心了。如今这个世道，究竟是可以任用，还是不可以任用呢？”后来我又拿这件事问升伯，升伯没有回答。《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如今外任官吏的艰难，到县令这里达到了极点。县令的责任很重，权力却很轻。责任重，是因为一县之中的每一项供给、每一项赋税、每一次饥荒、每一份寒苦，都要依靠我来处理；权力轻，是因为时常有受牵制的忧患。百姓并不全都善良，而上级的人又偏重百姓，于是百姓一天比一天骄纵。做县令的每天降低身份、压抑志气，去侍奉百姓，像严厉人家中的保姆一样，战战兢兢地抱着一个容易哭闹的婴儿，这样怎么能做到处罚果断、命令得以施行呢？早晨去道路上拜见上司，望见车马尘土便下拜；晚上去驿站拜见上司，望见屋檐便下拜。小到一杯茶的供奉、一席筵席的设置，都由长官亲自查看；稍有不合规矩，便会受到呵斥责骂。事情办得合长官心意，不足以算功劳；失去长官心意，便令人恐惧，无法揣测的后果可能使人连弯腰谢罪的地方都没有。又[缺字]时局喧嚣而挺立，在上位的多是中官矿使，他们所要索取的事情一定能够施行于百姓，他们的论奏也一定能够施行于吏员。遇到他们高兴时，人们又怀疑你的品行；遇到他们发怒时，更有许多不可言说的后果。这不像凭文章取得官职的人，可以用道理劝说、用情理感动。过去我任吴县令，碌碌经营两年，几乎疲惫不堪；但那时还没有矿税的灾难。恰好我舅舅、太原县令龚惟学来信说：“近来外任官吏横遭百般祸患，而榆次县令张元汉却以安坐而治理著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又畏惧他的威严，各位上官对他的作为无不满意。” “他调停税务时，百姓没有看见征收会聚的骚扰，而大奸猾之徒也无法施展奸计。”他又说：“晋中近年搜刮剔抉几乎已经穷尽，即使有不肖之徒存心作恶，也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恶行。所以廉吏想要建立声名很难，而元汉尤其凭实际作为得到知遇。两次治理大小不同的县邑，元汉都卓然有循良之声。经过三年多，他的操守始终如一，而百姓拥戴他，就像丰收之年一样。他处理繁杂剧烈的政务，仿佛利剑挥过空中，又像良厨解牛一样自如。我听后叹息说：“这是非凡的人才！如今天下事务多到了极点，如果像元汉这样的人能够遍布天下，即使矿税之说交相纷起，又怎么会发展到决裂而无法收拾呢？”元汉是我的同年朋友，也是元平的弟弟。从前他任历城县令时，也以循吏著称；单父、河阳的政绩出自同一门第，真是奇异的事情。元汉这次考核政绩得到最优，伯父母的恩宠诏命虽然没有记载赐予什么，但他的荣誉声名在公卿之间更加显赫了。惭愧我没有文才，不能把他的万分之一宣扬出来；又有负我舅舅的嘱托，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所以叙述大略如此，并且用来记下做县令的艰难，以及张氏一门吏才的盛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

译西曹旧来被称为清要的官职，担任此官的大多是文雅而有修养的士人。嘉靖、隆庆末年，天下太平，士大夫宽衣缓带谈论文学，争相写作溪山古雅之词，互相夸耀推重。一时学士都一致尊奉这种风气，而西曹官员十人中有九人如此，流连于风光景物，鼓吹诗歌雅道。各曹郎官看他们如同仙人，所以当时西曹比其他官曹尤其容易任职。几年来，法网繁密，负责办事的人有所平反，便常常遭到呵责；案牍文书又不足以作为凭据查验。大司寇只能仰屋叹息，无法谋划审理案件的方法，因此如今西曹比其他官曹尤其艰难。今天那些戴着刑具、受三木之刑的人，有的是大臣，有的是言官，有的是曹郎，有的是外台、郡守以及州县小吏。若罪责确在臣下，执掌刑法的人依法处理并不困难；可是有的案件出于中官罗织，有的出于朱邸诬陷，有的出于奸民揭发控告，这种势头怎么可以助长呢？臣下知道而不执法，就是不忠；执法却又有难以言说的后果。怎样才能保全善良之人，使上面不被激怒，下面也不受冤屈呢？如今中官之中披虎皮而戴冠的人接连出现，而郡邑守令被逮捕审问的人正接连不断地增加。言官交相上疏争辩而不能获准，九卿争辩，九卿争辩也不能获准；宰相争辩，宰相争辩仍然不能获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勋戚大臣都来争辩，争辩的人越是用力，执持此事的人反而越是坚定。言官、九卿、宰相、勋戚所不能救得的人，却说刑官一定能够救得，这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如果说言官、九卿、宰相、勋戚必定不能救得，执法的官员便因违避而沉默，把事情推给无可奈何，这难道是当初立法设官的本意吗？我认为即使张释之再世，生活在今天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种情况。古语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诸位辅佐京兆，清正而有才干，端方凝重，像山岳一样耸立；又都是大臣之后，素来了解国家大事，当权者把这样的责任交付给你们，大概是认为你们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金刚证果》引 经文说：“如果凭形色来见我，凭声音来求我，这个人走的是邪道，不能见到如来。”又说：“有人能够受持、特别诵读，或者供养它，他所得的福德不可思议。”供养，是凭形色来见；诵读，是凭声音来求。凭形色来见、凭声音来求，是大慈悲所呵斥的，可是又能得到无量、不可譬喻的功德，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考察典籍中所传的事例，有谁不是因为诵经而获得果报的？在声音形色之外求佛的人，世上大概没有几个。后世执着于功德说的人，总想取得真实的声音形色来获得果报；而讥讽取相错误的人，又想在声音形色之外求取。将怎样把这两者会通起来呢？我看经中佛说：“怎样为人演说，却不取著于相，保持如如不动。”由此应当知道，佛所说的声音形色，是不取著于相的声音形色。经中又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对于一切法，不说断灭的相。”由此应当知道，佛所说的无相，是不舍弃声音形色的无相。佛的话本来就是相互会通的，只是读经的人自己作了分别解释罢了。会法师某列举《金刚经》中的证果事例，嘱托我作序引。我担心如今狂妄的禅僧有人讥讽有为、取相之说，所以略述其大意。《浮山九带》序 古代大德如黄檗、临济等人的普说，没有不谈论道理的。然而他们的文字如峭壁般挺立，机锋各自出奇，哪里曾有固定的道理可说？后世那些完全提倡向上一路、自以为是超出常格的机锋，已经声音口吻相仿、语言彼此雷同，仿佛有轨则可以遵循，那么又何尝不是道理呢？所以我曾经把教僧比作开场时副末敷演家门，不过如此。少林宗派像是在撮弄戏法，初看颇为惊骇耳目，时间久了却没有不厌烦它反复的。浮山录公接受叶县省的钳锤锻炼，精纯如金，气势如玉，说话如风如电，哪里肯进入傀儡戏场去学别人提弄？可是到最后，九带终究免不了攒入布袋，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有个霜姑，多年不施脂粉，有一天她的孙子哭得很厉害，于是便簪花傅粉来使孙子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爱有所专注。九带也是录公的花和粉，可以用来止住哭泣。录公不惜性命去做这件事，又哪里顾惜语言文字落入草莽呢？朗目和尚是当今远公的记录者，近年来也染上了【缺字】老娘的癖好，再替浮山传播花粉。读者体会两位大德的苦心，幸不要在居士的脚注之下承当此事。《呙氏家绳集》序

译苏子瞻非常喜爱陶令的诗，珍视它的淡泊而适意。凡是事物，酿造就会得到甘味，炙烤就会得到苦味，只有淡泊是无法制造的；无法制造，正是文章的真性灵。浓厚了便不能再变薄，甘甜了便不能再变辛辣；只有淡泊没有什么不能变化，无所不能变化，正是文章直接变化的本性。风遇到水便生出涟漪，太阳迫近山便生出岚气，即使有顾恺之、吴道子那样的画家，也无法凭空设色，这是淡泊到了极点。陶元亮凭借这种境界写作，孟东野和长江想以人力求取深刻显露的极致，于是成了寒瘦。白香山的率真，玉局的放达，一个受累于义理，一个受累于学问，所以都望见山峰便退却。他们的才华并非没有达到，只是不属于淡泊的本色。乡里呙氏世代都有文章声誉，其中遂溪公尤其多有著述。他前后做县令，任职还不到几十天，就总是自行辞去。家境十分贫寒，出仕与退隐的志向节操大体像陶令，而诗文的淡泊也因此相似；但并不是像陶令，实在是公自己像自己。公出仕退隐都很超然，甘淡的滋味像他的性情。公的性情真率简易，不再雕琢修饰，所以公的诗文也像他本人。因此说，公是自己像自己。如今学习陶渊明的人，大多只是模仿声响，勾画形貌相似，韵致却不像，所以终究不类。公以自身成为陶渊明，因此发自内心说出的话，全都是东篱之风。我并不是说遂溪公的才华已经超过孟东野等人，而是说公确实是淡泊的本色，所以一往而达到这种境界。古人有的达到这种境界，有的没有达到，我从年轻时就已经知道仰慕他们。近来吴川公刊刻了他的家集，我才得以尽数看到遂溪公以及呙氏三代收藏的作品。吴川公是公的次子，才华很高、学问深厚，是先兄庶子的老师。任县令时以刚正直率著称，过了几个月也辞职而去，遵循了先人的旧路。他收藏公的文集三十年，无论出入都随身携带；今年春天才编成册，于是只把先大父孝廉公的三首诗赋列在卷首。其余著作若干卷编在后面。孝廉公去世时刚满二十二岁，才思澎湃，如河流正在涌来。吴川公从山谷中取材，构思气势俊逸，语言明快博大；运用辞藻和组织文句，也很有文采。这一点，遂溪公是由淡泊而达到色态丰采的，正所谓秋水芙蓉。过去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都不喜欢纸笔，而遂溪公去世后文采如云气蔚然、霞光升起，岂是那些黄头小儿、白发老人所敢企望的？王元礼评论家门集说：“史书称安平崔氏和汝南应氏，几代都具有文章声誉，所以范尉宗说崔氏善于雕龙，父子三代如此；但还没有见过七代之中人人都有文集，像我家一样。”我们这个县不能写文章却以谈论文章为羞耻，这是最坏的风气；只有呙氏能够世代专擅这一事业。唉，他们哪里知道乌衣巷诸位郎君竟被史书这样艳称呢。《曾太史集》序 我曾经奇怪韩退之谈论文章时，观察别人，别人讥笑他，他反而把这当作喜事；别人称誉他，他却把这当作弊病。文章是道的外在表现，只怕它不合规范，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嬉笑、赞誉、呵斥、愤怒当作快意呢？等到读到公所作的《毛颖传》，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怪僻的内容，当时人却认为它是【缺字】戏之作，不近人情；即使是张文昌一类与他很熟的人，也还有遗【缺字】。认为它叹服、极其奇绝、不可企及的，只有柳柳州和李肇罢了。人情往往因称誉而厌恶，破坏人们所习惯的东西；一旦看到本来不喜欢的东西却喜欢它，耳目稍有改变，惊诧立刻产生，称誉怎么会不成为弊病呢？我的才力赶不上古人，却妄自从事著述，一时诸位君子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反而被错误地认为不对，于是我想舍弃同调而取独异，世人争相讥笑我。只有退如曾太史认为我接近古人，过分地相互印证赞许。我和退如并非素来亲密，难道另有相投的气味吗？我的称誉与毁谤不值得说；如果使退如有了只爱称誉、不受盐苦的癖好，世人的讥笑一定比对我的更厉害。退如的诗清新而含蓄婉转，不因奇诡伤害气势，也不因格律束缚才华。我的诗却有过分刻露的毛病。他的文章高古秀逸，追摹前代作者的馆阁体，主旨严整；退如则写军中刁斗、楼阁序记一类作品，主旨放达；退如的文章则如江海，如云烟。我写文章只是任凭心手直接寄托罢了。拿我的诗文同退如相比，百篇也抵不上他一篇，而退如却过分推许我，仿佛把我看作同调之人，这其中一定有相合的气味。古人说茶和墨有三点相反，但德性却相同。我和退如相同的地方，只在一个“真”字。他作诗所表现的甘苦不同，但直写性情则相同；他作文的雅朴不同，但不写浮词滥语则相同。这就是我和退如的气类。退如善于谈论名理，当时同道的雷、何思、苏潜夫、函盖等人彼此契合，像水乳相交，其中有真正的臭味相投，不只是文字上的相似。即便如此，这仍是龙树所说的下等人听见便会发笑的道理，不过是文章中一种机轴。过去有个禅僧被老和尚讥笑，羞涩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去请教，老和尚说：“你见过登场的傀儡吗？”他说：“见过。”老和尚说：“你还不如它。”禅僧惊惧【缺字】，问其中缘故。老和尚说：“傀儡喜欢让人笑，你却害怕让人笑。”这话和韩退之的事可以相互发明。退如是想在文章中见到性命呢，还是要通过文章见到性命呢？都应当在笑声中求取。《监司周公实改录》序

译代替天下处理治乱，只看吏治是浮华还是切实罢了。世道的弊病在于，执政者猎取虚浮的声誉，把修城池、理钱谷看作庸俗官吏的事务。唉，事务确实平常；如果天下所有官吏都认为它平常，谁来承担事务呢？这只是空谈。古人说绘画家画鬼神时，大多很用心，画人物却反而拙劣，为什么呢？幽冥渺茫的东西容易画得诡异，眼前取法的人物却难以画得相像。高谈浮誉，就是鬼神，是没有才能的人用来躲藏的地方；修缮、钱谷之事，就是人物，是治理世事的实际图画。晋代的君子喜欢清谈，陶侃做荆州刺史时，独自说：“老庄的浮华言论不能实行。”至于私稻、官柳、木屑、竹头，他都亲自综合料理，晋朝依靠他而安定。晋朝南渡后没有立即被胡羯吞并，是庸俗官吏陶侃的力量。宋代的君子高谈理学，而孟珙年轻时少从军队，等到他统帅荆湖，首先疏通三海，修筑十处关隘，兴建公安、南阳两所书院，以等待襄蜀【缺字】归来。史书称土木工程花费一百七十万，而百姓不知道服役。宋朝的耻辱之所以得以洗雪，夷虏没有立即扬鞭进犯，是庸俗官吏孟珙的力量。假使一代的官吏都能这样“庸俗”，这种庸俗又有什么坏处呢？唉，这是荆楚的往事。如今天下太平，修整职务、推举人才，缙绅先生穿着宽衣博带，足以坐镇地方；可是浮华声誉逐渐张扬，综合考核稍有衰退，甚至也时常有人说掌管钱粮的官吏不过是糠秕。监司周公来到荆地任职，独自摒弃一切华饰，修行实际政务。他所做的大事，如修缮城墙、疏浚城壕、兴办学校、积储粮食、清理屯田、抚恤驿站、丈量淤塞湖泊、革除浮粮等，都是王政最先应办的事务，兴办和革除无不完备。公入仕三十五年，始终一贯，所作大多朴实无华，不求别人知道，因此公也因此受挫，却又因此得到伸张。公的学问如精金经过锤炼，时间越久越精纯；又如深山中的松柏，饱经风霜，越发显出刚劲古朴。大概公的才识卓越，又长期阅历世态，甘苦辛酸都尝遍了。这正是自古国家大事常常依靠老成之人的原因。如今公凭外台佥的身份晋升卿秩，这实在是特殊的典章。过去丙吉对魏相说：“朝廷已经知道弱翁的政绩，正要重用他。”如今公的才干也已经被知晓了。把这种实际政务推行到天下，就如同反复品尝它一样。我们这些属下官吏每天奉行公的教条办事，既理解公最深，又不能挽留公离去，于是把公所做的各种实际政务逐一编次，交付刊刻，希望用来作为自我衡量的准则，也再次留给后人看。公要走了，将来荆地人会把公和陶侃、孟珙并列为三位贤者。《陶孝若枕中呓》引 人被逼迫而呼喊时，不会选择声音；并不是完全不选择，而是郁结之气和口舌相触，突然发出的声音超过了选择。古代写成“风”的文章，多出自劳苦的人和思念丈夫的妇女；如果不是劳苦者、思妇替士大夫藻饰文章，郁结之情没有达到而文辞反倒胜过真实情感，那么发出的人就不真诚，听的人也不会受到触动。我同门友人陶孝若擅长作诗，病中信口随手便写成合乎格律的诗。郁结没有比疾病更严重的了；他的声音忽然鸣响，像瓶中焦急的声音，是水与火突然激烈相冲；忽然又辗转曲折，像灌木间缠绕的风，悲意来去吟咏，不知道它承受了什么。总之，因为情感真实、语言切合事实，劳苦者和思妇有时胜过士大夫，而呻吟中所得的诗句，往往比平时更加畅快。并不是疾病能够作成文章，而是疾病中的情感足以成文；也不是疾病中的情感全都能成文，而是疾病中的文章不借助修饰。因此通达的人珍视它。《谢于楚历块草》引 古人说诗能够使人困穷，又说诗并不是能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才能工巧。假如一定要困穷之后才工巧，那么曹氏父子应当成为寒微之人，谢客也不会有《芙蓉》一类的诗篇，昭明兄弟最终只能以富贵华丽终身。只有说诗能使人困穷，似乎很有道理。亲近文笔，便疏远筹算，这是第一种不合；气势高傲、语言率直，使人自然而然远离，这是第二种不合；富人厌恶诗文刺伤其钱财，像仇敌一样憎恨；贵人忌惮诗文刺伤其官位，像避开高山一样躲避，这是第三种不合。三者有一条，就足以使人困穷，何况三者兼有？所以说：一旦执笔，第二天就断炊，妻子儿女以此为羞，宗族亲党以此为怒。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我们却对它极其嗜好。我和于楚交往多年，最初在歙县，后来在白下、广陵、燕市，每次相见都以诗互相质证，努力追踪前代作者。今年春天忽然在柳浪见到他，衣服上的尘土有一寸多厚，这已经是梦中也想不到的情形。问他分别以后遇到了什么，他默默无语；试着解开他的行装，只见他的诗更加丰富，语言更加奇特，其他什么也没有。【缺字】喏说：“谢郎穷困到这个地步，诗还不停作，其中大概有鬼，不是【缺字】吧。”坡公说王子立的话真好：有招致穷困的条件，却又和子瞻亲近，还想去求鲁直，这样看来，他的穷困大概不容易治好了。我的才华赶不上古人，但困穷却不止超过他们；世上见到我的人，都吐唾沫、害怕我的气息，生怕受到沾染。于楚到深山来访我，是我的大幸；然而我们两人的气味恰好足以彼此增益很多，并不是趋避之道。于楚不能忍受贫穷，幸好还没有焚毁笔砚，我也从此改换职业吧。题识伯修遗墨后

译伯修极其喜爱白苏二公，尤其嗜好长公。每次退值，总是焚香静坐，命小奴铺开纸张，书写二公闲适的诗，或者小品文，或者诗余一两幅。疲倦了便手持一册躺下，所写都是山林中会心的语言，接近懒散放达之作。我每次经过抱瓮亭，就笑他说：“兄长和长公真是同一种气味。”伯修问：“为什么？”我说：“长公能说，兄长能嗜好。然而长公到老年还在玉局，兄长却正要开始东华的仕途事业，你们不能实行退隐是一回事。”伯修大笑，又说：“我如今的年纪只相当于东坡任高密太守时，已经约定寅年入山；那时才四十三岁，距离坡翁任玉局还有二十多年，不能说我不能实行退隐。”过去白乐天七十岁辞官，还自以为通达，所以他的诗说：“通达啊通达，白乐天。那还不过像白头老寡妇以贞节自夸，我不学这种样子。”于是我们一起大笑。不久伯修去世了。唉！坡公在岭外困顿坎坷，尚且能够老年归居阳羡；白乐天七十岁罢任分司，在履道里优游生活还有十多年。假使我的兄长有幸活到下寿，在长林之下，兄长唱、弟弟和，难道是二公所能得到的吗？弟弟自壬辰年考中进士，做官已经十三年了；然而计算实际居官的日子，只有五年，住在山林、赏花观鸟的日子，大约是它的两倍。和兄长去世的年纪相比，只剩下四年。兄长以两位老人作榜样，所以把四十岁归田看作早；如果弟弟以兄长为榜样，即使从现在起不再出仕，仍然会恨自己退得太迟。世间第一等便宜自在的事，确实没有超过闲适的。白苏二公说它，凡是嗜好它，弟弟又亲自行它，都是奇人。甲辰闰九月九日，弟弟宏道写于桅子缕。《坛经节录》引 古今谈论禅法的人，都把这部经作为祖本。传了几代以后，灯衍派别，纷纷【缺字】而不可考察，但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它们本来是一法。初祖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大鉴说：“本来无一物，何必扫除？”这就是祖师门下所谓金刚圈、栗棘蓬之前的先导。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拣，总不离开这个道理。关闭箱笼、锁上钥匙是为了防盗，而盗贼偷箱子时，唯恐钥匙不牢固。我用盾牌和大盾防御，盗贼便连我的盾牌和大盾也偷走，所以说“制造符玺来防备它”，盗贼连我的符玺也偷走。符玺有铜的、竹的，有龟形的、鱼形的，有蝌蚪形的、瓜形的，用来显示它不可测度，但伪造之物也就更加繁多。然而终究不能废弃符玺，只有有智慧的人善于通达变化，用来挽救一时的欺诈，而所得的符玺反而越来越多。后来人看见方形和圆形各不相同，黑色和白色彼此不能相入，便以为古法已经全被废弃，却不知道本来只是同一枚符。它的作用在于能够作为凭信，不在于符形是否相同。孔子说：“殷朝承袭夏朝，增损变化是可以知道的。”如今读尊宿语录和提唱纲宗的人，以为古人如此平常，后人如此奇特，猜疑、诽谤、取舍，喧嚣纷然【缺字】，却不知道世道变化的机锋实在使它成为这样。祖师并没有所谓的是非固定之法。况且世道有什么过错呢？法令确立便产生弊病，弊病改变法令也随之迁移，法与弊病自然彼此消长。总而言之，世道也没有固定的是非。世人不相信，不得已才有符；道法不被相信，不得已才有法。法难道有真实固定的形态吗？《坛经》是符的开端，其中也颇有伪作。披沙见金，不如纯金更好，所以略删其中伪作和鄙俗重复的部分而重新编定。总之，如果天下有道，防守就在四夷之外，即使有符也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了。《赏心集》引 我在雨中坐在草堂里，读门教所编纂的《赏心集》，觉得用心实在良苦。好像一个喜欢方剂的人，到处寻找方剂：有时在破旧的简册中寻找，有时在田间老翁和乡野【缺字】那里寻找，有时参访道侣。所有单方、奇药，全都收入自己的药方册。天下凡是秘密难治的病症，以及不可救治的疾病，他都了如指掌，再没有遗憾。然而一遇到普通疾病，寒热相反，阴阳稍有不协调，历试各种方剂，却没有一个奏效。这个人于是大为恼怒地说：“我的方剂并非不好，只是世人的疾病本来就同方剂不相合。那些人不善于辨识疾病，得不到疗效是他们的过错，并不是我的方剂有错。一定要找天下秘密的病症来验证方剂，可所谓秘密病症又从这里百般产生。”这个人烦闷不知如何是好，请教医王。医王笑着说：“俗话不是说吗？学习方剂三年，天下没有疾病可以医治；学习医术三年，天下没有方剂值得学习。你只要能够察看脉象、辨识病源，方剂就在【缺字】心中，不必到处寻找。”那个人惭愧地心服了。明教遍历天下方书之林，储藏的药方堆积如山。我恰好有一种觉察到的疾病，想求一剂海上的奇方，不知可不可以？如果有，请替我检出；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不善于辨病，恰好没有遇到相应的方剂。江西有个葛道人，客居在我乡里，善于谈论阴阳生克。每当出现一种疾病，他就说：“东垣会怎样，丹溪会怎样，《素问》《内经》又会怎样。”病人听了，以为卢医、扁鹊又复生了。等到实际取效时，反而比不上我乡里的鄢草头、陈打卦等人。这不是没有遇到相应疾病的过错，而是拘泥于治法的过错。明教是喜欢方剂的人，我不过是谈论阴阳生克的葛先生罢了。因此写在卷首，等待明教将来一笑。《郝公琰诗》序 郝公琰到柳浪来访我，拿诗来请我评定，又拿举子业来请我指正。我告诉他说：“诗和举子业虽然调子不同，机轴却相同。唐代以诗试士，例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径》等篇，被对偶和用典束缚，就像如今的程式文。然而文集中流传下来的，多是行卷、赠送之作，就是今天的窗课。现在作诗的人，大多是在制举文之余作诗；否则，就是才华赶不上别人，逃到诗里来掩饰自己的浅陋。因此他们的诗多半不工，而时文却从童年起就学习，集中天下的精神专注于一点，所以文章的变化常常是诗的百倍。到了如今，雕琢穿凿已经像才江、锦瑟诸公那样，中唐的体格一变而成为晚唐了。王瞿，是时文中的沈佺期、宋之问；到了太仓而兴盛，邓冯便是王维、岑参；再变化成为家太史，这是钱起、刘长卿的开端；到了金陵，人工巧饰才达到极点，于是有了晚音、晚而文的形态，变化无穷。”公琰作诗和作举子业，取初唐来舒展他的气势，取盛唐来使他的格调老成，取中唐来畅达他的情感，取晚唐来使他的思致刻深；内容丰富而又新颖，没有不相合的。公琰年少而才华新颖，年少，所以不是从制举文的余绪中出来；才新，所以不是逃到诗中去掩饰自己的浅陋。将来完全发挥他的才情，嘉州、长江这样的境界可以逐渐达到。至于举子业，又怎么足以难倒公琰呢！” 《张茂才时艺》小引

译僧人冷云经过柳浪，拿出茂才张君的若干篇时艺，请我评论。我笑着说：“年轻时学过这些，如今早已忘得干净。我每次见到坊间刻印的时文，总是昏昏然，像醉酒的人躺在枕上。听孩子们诵读，像听到韩愈、韩偓的文章，完全分辨不出来。只是我衰老朽败，不合时宜，所以不知道它好；如果我认为它好，那么它也只是旧时的机杼和陈旧的锦绣，不再是合乎时样的新花纹了。”我的朋友潘去华是科场中的老手，往年任官玺卿时，弟弟小修拿文章请他评定，去华闭目摇手说：“时势已经过去了，恐怕会误了你。”张君以今天的袁生来请我评定，我则用从前的潘生来纠正你。你所推崇的是成周的文章，我所守的是结绳时代的治理；这样看来，我确实会误你。我牢记这句话，所以凡是拿举业来请我评定的，都一概谢绝。冷云却不停请求，于是我取出茂才的文章读了几遍。我虽不懂文章，但其中词语清新警策、义理深长，这些我还能够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既不敢断然认为不好；那么我所知道的，又怎么能断定世人的判断一定以我为是呢？然而从我的看法来说，与其完全不知道，宁可使它成为可以知道的东西，于是高兴地题识其开端。《吴长统行卷》引 宋代有一个词客，容貌奇异而丑陋。客人遇见他，往往认为不会吉利；久而久之，人们争相躲避，没有人敢同他交游。这个客人更加困窘，想要自杀，却没有一个士绅怜悯他。有人说：“这个人虽然命运多舛，难道会给别人带来灾祸吗？”于是设宴请他。席间众人全都惊骇错愕，逃走了一半。几天以后，主人被罢官，宴席上的人不是生病，就是跌倒，没有一个幸免。唉！世人说诗人困穷，竟然有困穷到这种极点的吗？如今长统相貌虽然古朴，丑陋却并不严重。他的困穷不是因为诗，而是困穷之后才作诗。和人交往时不能显扬自己，而总不会伤害别人。愿今天的贵人长者见到长统时，幸不要躲避。长统不会伤害我，我已经亲身试验过了。《邑钱侯直指疏荐》序 善于治理的人不挑选百姓，就像善于用兵的将领不挑选士卒一样。因此选择一件事来试验，越是锋利的刀锋越容易卷刃。京兆治理得好，是因为张子高，并不是百姓特别亲近张子高。益州的治理，始终依靠张复之，后来在代任者手中革新，并不是百姓偏袒张复之而厌恶代任者。每家每户托付的还是那些事，百姓抱着诉状跟随的还是那些人。官吏一旦更换所治理的地方，便使淳厚与顽劣形成不同风俗，使巧拙改变性质。所以说，土地没有平险之分，平险在人。大概我们县被县令治理坏了很久，钱侯来任职时，才开始治理这个虽小却一向被称为难治的县。一座城小得像斗，江水冲刷城基将近一半，房屋居所【缺字】，街巷高低不平。集市白天冷落，先圣没有祠宫，县大夫没有后堂。驿署积弊没有清除，屋漏也没有修补，乘车乘马的使者在道路上来往不断。县令日夜拿着手板不得休息，瘦弱的马和破败的士卒用来充当往来差役，稍不如意便弃车弃马，各自像鸟兽一样散去。县令还因此得以蒙混过关，胥吏戴着官帽而鬼蜮眩惑，连穿朱紫的官员也无法责问他们。当地风俗剽悍，喜欢争讼，彼此倾轧；应缴的钱粮不能按时输送公库，催索之声铿锵作响。道路上负责征收的人增减应缴数额，拿其中一半作为诱饵，公家的账册反而不如法令规定的数目，县令往往因此被评为下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每年年终考核堤防劳役，乡里便骚动不安。狡猾的百姓和奸黠的吏役把它当作取利的深壑，堤防却照旧崩塌削损。各位秀才斜眼看着一旁，拿长短说事，迈着大步、宽着衣袖。县令却温和柔顺，像慈祥的老妇对待骄横的邻居。因此这个县几十年来没有善治，县中父老为此【缺字】。当时有杨侯被称为能吏，因为考核成绩优异而调任到我县，当时我还是儿童，什么也不懂。自从成年以后所见的县令长官有好几人，任职久的三四年，近的几个月到一年，总是遭到毁谤、受到伤害、失去名声，孤零零地离去。即使县中的士民也认为这个县果然足以伤害县令，即便宓子贱、西门豹复生，也没有办法下手。钱侯到任才满一年，几丈高的城楼巍然建立，官署中破败的全部更换，蛀坏的全部修饰。江边修筑层层堤防，纵向的用来抵挡，横向的用来防护。县中人士安土重乡的心开始安定，市肆渐渐富足，乐于进入市廛的百姓按月来到。百姓缴纳赋税，不再有人追捕催逼，反以不能先于邻里缴纳为羞耻。阎功曹只负责书写文书，铃下只准备传呼，没有其他差役。说假话的人躲藏离去。讼庭常常空着，太阳升高、春日一到，便已经退堂。各位儒生因文章来见，便作揖请坐，逐句挑剔、逐字商酌，调换甲乙也不厌烦。因公事来见，便给予温和脸色；有时言辞过激，就平心静气地辩论；对于不正直的人【缺字】，拿法律条文给他看；他内心畏惧之后，便用情理宽解劝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那些人一会儿战栗，一会儿温顺，士人没有不拥戴并且服从的。驿站来的客人所到之处都像到了自己的住所，供给的器具丰盛奢侈。吹喝开道的驺卒都奉行成命，没有人敢喧哗。直指使者考察后得到真实情况，认为他的政绩最好，便上报朝廷。恰好漕运使者也上奏了钱侯的治理情况。今天的黄发小儿和白发老人，仍然是从前那些人；戴高冠、穿长衣的，仍然是从前那些士人。阳侯的大浪，并不是偶然平静；穷奇腹中的贪欲，也不是已经满足。羁旅的车马络绎不绝，并不比以前减少；钱粮簿书也没有比以前减少。过去荒废的，如今兴办；过去喧闹的，如今和乐；过去是贫瘠的荒地，如今成了肥沃的乡里。即使影子和日表再神奇，也不能比这更迅速。由此看来，究竟是县令得到合适的地方，还是地方等待合适的县令呢？钱侯为人脸颊丰满、额头宽阔，精神充沛，周身【缺字】洁净，气度充足、机敏活泼，才思敏捷。史书称刘道民，眼睛阅览诉讼文书，手里答复笺书，耳朵同时听取事务，口中并行应答，彼此不相干扰，却都处理得充分周全。县侯也有这样的才能。过于明察锋利的人接近刻薄，宽厚从容的人接近庸碌；倜傥自负的人只会自作主张，广泛取用众长的人，别人愿意任用他。侯以宽厚施行清明，所以没有苛刻；以清明来运用宽厚的裁断，所以没有放纵。像霜雪一样照临以磨砺他，又像春阳一样温润以滋养他，拥有龙泉剑的锋利，却用来裁试毫毛。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治理呢？将来把这种治理推行到天下，载入史册，难道不能同京兆、益州一起以优异政绩流传吗？《送江陵薛侯入觐》序

译薛侯刚开始任县令时，像獐子一样横行的虎患十分猖獗，各郡县的良民纷纷被拘捕。侯年轻，刚刚任事，人人都替他担忧。侯笑着说：“不是这样。这就是蒙庄氏所说的养虎。老虎突然挨饿就会咬人，突然吃饱又一定会倚着山隅逞威。我让它不至于饥饿发怒，又让它不至于吃饱骄横，政事掌握在我手中。”不久果然达成约束。到了其他郡县，暴虐的虎患十分严重，荆州招它，它却不来。正当这时又发生了播州酋长的变乱，部使者的檄文像雨一样下达，按亩征收赋税，按丁征发劳役；耕田的人在田里哭，归来的人在驿站哭。荆州离川地很近，沮水的余流汇入长江而下，人人惴惴不安，仿佛一天也不能安居。侯告谕父老说：“这不过是锅里的鱼，能造成什么灾祸？一切不要喧哗。”又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叛逆，使我的百姓疲惫不堪？”于是所有征调都放缓了，这件事不久果然平定。我当时正出使回来，听到此事，感叹说：“如今天下大小官吏都能这样，就不用忧虑太平了。小民没有见识，看见一两个官吏同宦官相持并攻击，便群起赞誉旧事，使激烈对抗的名声张扬，而调度治理的功劳反被掩没。我们只求让名声张扬而不顾后果，这就像借刀锋割东西一样。自古国家的祸患，由小人制造，却由贪求功名、侥幸取誉的君子促成，十件中常有八九件如此。所以自从楚蜀发生祸乱以来，有识之士的忧虑反而深于对宦官和夷狄的忧虑。譬如病人希望疾病赶快离去，却一味使用攻伐的药剂；这个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攻伐。如今看薛侯治理荆州，是在激化它，还是在调和它？假使薛侯有一天掌握政权，他不会用贪功求名的药剂毒害天下，这是确实无疑的。”侯为人脸颊丰满、额头宽广，一见便知道他是大材。今年秋天因考试事务分校省试，首先录取了我的朋友元善，其次录取了我的弟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文章骨力胜过辞藻，根柢深幽透彻；如果不是像侯这样有眼力的人，没有谁能赏识他的俊才。我的弟弟质朴正直、温和文雅，文章如同他的为人，能够不辱师门，凭这两位士子估量一房，岂止得到五人？侯可以说是识别士人的神人。侯的美好政绩数不胜数，暂且只略述其中大的方面。汉代朝廷按政绩评定官员，哪里有谁能超过侯呢？侯要走了。《送徐太府见可入计》序 黄平倩太史曾经对我说：“徐见可，是当今的子长。”我得到《鸠兹集》后，读它确实如此。不久，公因为政绩优异而调任南郡太守。南郡是难治之地，继承貂虎之后，官务琐碎繁多，百姓屡受困苦。公裁断如刀割一般果决，同时暗中以宽缓调节各种困境；早晨送来的诉牍，未到中午便剖析完毕。士人中从事举子业的挤满庭院，公指出他们文章的瑕疵、指明其中的优点，没有人不心悦诚服。贫弱的人、老人、弯腰拄杖的人，喧闹着聚集在台阶前，公看见后指着他们说：“某人应当散步，应当饮食，应当服用某种药饵。”脸上没有一点疲倦的神色。到任满一年时，城墙池壕凡是坍塌的无不修整，道路凡是高低不平的无不整平。有识之士有时对我说【缺字】之心，而官吏才干竟达到这种程度，是龚遂、黄霸也未曾有过的。我说：“这是【缺字】文章的一种机轴。”公的文章严密如法令而气势深沉，往往改变常调以伸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变化曲折，无不达到感情所能达到的极致。如今公果断裁决，是文章的法；宽缓调节，是文章的气。使百姓像庭中喧然的士人一样，有一百人来便一百人都能得到回应，正是文章改变常调而伸展才华的表现。所以说：“文章和吏事【缺字】同一道理。” 如今握着笔墨纸砚的人，起初只是整理套用陈旧言语，一旦做了官，便想舍弃所学而听从胥吏。因此经学和政事分成两途：年轻时学习训诂，耳【缺字】而成名；迫于应酬而不能兼顾，否则偶尔学习篇章和有韵的文章，也再没有时间。于是时艺和古文辞彼此分离，双方都逐渐衰败。公确实有秀发的才华，发抒有根本，所以突然显露文采便能写文章，修饰整治便能做官，遵守绳墨尺度便能作举子业；他的机轴圆融，所以道理可以一以贯之。这不只是问学功夫深厚，也是上天特别赋予他的才华。我在这条道路上却是分裂的。如今公北上，而诸位大夫又以文章来劳烦我，这就像让拙劣的工匠在公输般的工坊里挥斧。然而我和公仿佛早有契合，公也仿佛错误地看重我，所以不敢以才拙鄙陋推辞。前些日子，公寄来一封信说：“入秋以来没有生病；生病后渐渐消瘦，幸亏两只耳朵像架子一样支撑着进贤之路。”我跳起来说：“太守消瘦了，百姓却肥壮了。难道不只是一个郡国如此吗？将来使天下肥壮，也许正是这种政事，也是这种文章。” 《送刘博士》序 天下能够治理太平，单单依靠这两三位儒生；而铸造陶冶他们的功业，首先寄托在郡县担任博士的人身上。博士责任重大而权力微小，所教导的人，都是天子将来要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彝伦堂和先司寇的师比屋都面向南方，左边陈列《诗》《书》，右边陈列《礼》《乐》。教化能够推行，天下就安泰；教化不能推行，天下就闭塞。它并不是区区刑名钱谷那样可以治理一个郡县的事务，但这种官职竟然不能和长官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直指使者、校文官、二千石等大官，以下到各有司，都可以评判博士的优劣，面对面指使他奔走。作为他们下属的官吏，个个战战兢兢地窥伺他们的言语，谨慎奉行；而那些作为弟子员的人，大多心高气傲、迈步阔大，穿方领大带，仰着眼睛看人，仿佛对一切都不屑。贤能的可以用道理劝导，不如他们的却不能用刑罚督责。处理这种骄傲之人的困难，是普通百姓的数倍；让一个承担极重责任的官职【缺字】而没有威势，去驾驭无法用刑罚督责的骄横子弟，这就像悬挂【缺字】鼎只用一根毛牵着，又像率领婴儿用红色【缺字】。刘君必登，是南昌人，因为精通训诂而调任我县担任教谕。县中诸生又敬畏又爱戴他，每逢朔日、望日考核他们的文章，以程朱学派的脉络来约束，没有不肃然的。有空闲时便向他们讲述先贤的旧事。刘君富有吏治才能，长官交给他代理官务、修筑堤防等事，都有能干的声誉，详细情况具载于另一通碑中。先师殿倾圮，刘君教导诸生，毅然捐出月俸，商议增加修建。直指使者以下的官员都把他当作宾客，何况县令长官呢？他受到重视本来就是如此。所谓职位轻、事务难，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惊异的了。如今刘君又从我县授职抚州，屡次升迁而得到儒官的秩品。贪求富贵的人认为这种职位冷落而俭薄，但刘君非常高兴，认为只要除去职位轻、事务难的问题，我的责任本来就有更重的意义。我曾经任京兆，不久又教导国子生，再过不久又任仪曹，三次升迁都统领诸生。同道的人嘲笑我，说我和儒生有缘。将来或许我会主持校文，只是不知道这个穷措大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如今我也用这件事嘲笑刘君，将来他会不会进入六馆呢？我已经三次预兆过了。这样说来，刘君和我都有同儒生的缘分，只知道它的分量，不知道它的轻微和艰难。《潜江潘明府伯和入计》序

译尚玺卿潘去华不拘年龄，与我兄弟深相知契；每当他和我辩论义理，我总是理屈，而我偶尔说出一句话，去华却没有不为之心醉的。去华善于品评人物，曾说：“数县之中有两个杰出士人，一个是我的侄子伯和，一个是余持国。”持国是我的同门朋友，所以我向来和他友好，只恨自己独独不认识伯和。后来我任职吴阊，小修从去华那里回来，津津有味地谈论伯和的器度见识。戊戌年，伯和考中春官，按说这时就该结为朋友了，而且他又临近京师；但因拘泥于酬答的惯例，守门人和主人心意不相通，我两次登门求见都被阻止。不久，伯和任潜江县令。潜江原是荆地的险要小县，现在虽然归属丰饶清平之地，却仍是唇齿相依。我自从居住山中以来，遵守庞公的禁约，不敢给显贵写一个字，所以即使像伯和这样我一向倾慕渴望的人，也终于断了书信往来。然而我的朋友苏潜夫一年中两三次到柳浪看我，谈到当时的好官，总是首先称道伯和。所谓“催促宦官折断强健的水势，使自身获得利益并显露锋芒”，只是他才华流露的一点余绪，已经足以在当时卓然出众了。若要凭潘氏家学窥探天人之道的幽微，进入性命之学的【缺字】境域，这些还不足以尽述伯和。如今征召他的车马将要上路了，全郡县的人都交口称颂县令，这大概也只是县令才华流露的一面；至于我所倾心看重的地方，却不只在这里。我的外弟陕亢之，是秋闱中首先录取的士人。他带领各位同门朋友来请我写几句话为老师送行，我不敢只把歌颂县令的话用来称颂、辞谢他。古代钟鼎，贵在色泽的，重在色泽；贵在形制的，重在形制；贵在款识的，重在款识。所谓款识，就是当时流行的标志；这也如同士林中的款识。我一向看重这种品鉴，所以特意叙述这些来奉献给他。送叶使君还朝序 我居住山中以来，荆州担任关尹的人有好几位，唯独与现在的叶敬君相交甚好。敬君喜爱谈论学问，对经术津津乐道，有人认为他是大儒，恐怕会遗漏细小事务；但敬君处理事务周密全面，就像梳子梳理头发一样。刚到任，便革除一切苛暴政令，哪怕一文钱也一定依据旧有掌故办理，商人百姓像敬爱慈父慈母一样拥戴他。有人担心他任期届满考核不能合格，反而会受到惩罚，但敬君好像没有听见。后来商人争相前来缴纳赋税，竟没有拖欠额数。我听说此事，叹道：“叶使君心思缜密而机锋沉静，是治理世务的人才。圣人治理天下，就是治理人的心，所以忠信才是圣学，泉府之政也由此贯通。后世君子轻率地在锥刀、钱币筹算之间试验才能，因此他们的治术止于桑弘羊、刘晏，而最终成为士林中的【缺字】。宋代王安石慨然以学问自负，起初也夸言理财，但他的心思近于疏略，气性近于急躁，所以道术丧失，财利也随之丧失。并不是治理天下困难，难的是治理自己的内心。”我观察敬君，他在公务之余，总是召集诸生讲说性命之学；没有一句不进入精微之处。他借举子课业来发扬古义，没有一句不切中圣贤的【缺字】奥义。至于六书、四韵，也都辨析到毫厘；即使身处纷繁杂乱之中，也能自得于幽静闲适，手中从不离开典籍。这说明他的内心从未因静与动而分裂，才是真正的学术，也正是治理天下的隐秘枢纽。如今天下可以获利的渠道比唐宋时耗损了百倍，而那些只看见眼前利益的办法，比间架、手实之法苛细了百倍。使君这次入朝，请试着用缜密的心思筹划，以便把这些道理再告诉天子和掌管国事的人。过去毕仲游给司马光上奏记，认为君主推行新法是行动，而想兴办事业又担心财力不足是心情；如果不能杜绝这种心情，只想徒然禁止那些行动，那么从前主张兴事的人一定会拿财力不足的心情、财力不足的事实来打动皇上。即使皇上最终听从了他们，仍然会被这种心情触动。如今的策略，应当大规模列出天下钱财出入的数目，使天子明白知道天下财力有余，那么“财力不足”的议论就不能再在面前陈说了。司马光得到这封信后十分震动。神宗本来是很有作为的君主，认为一定要这样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王安石、吕惠卿的学说得以施行；如果真如毕仲游所说，那么他的内心就不敢自行破坏了。可惜温公没有完全采用这些意见。如今皇上有英明杰出的资质，以不能成为尧舜为耻；他对某些嗜好的执着，一定有万分不能解开的原因，举世都不能说明白其中缘故。这究竟是因为他不明白，还是因为内心不够缜密呢？使君，走吧。天下事务繁多，像您这样的人太少，只有真正的学术才能应付这些事务。希望您不要认为关中的事务办完了，就暂时放下肩上的责任。寿洪太母七十序

译乙巳年秋九月二十六日，孝廉弟宗中的母亲洪太夫人七十岁，七襄一族的老少都聚集在一起，依次进酒祝寿。最后轮到小子宏，族人圥生对我说：“你是礼官，撰写辞令是你的专长，何不写几句话来给宏敬酒？”我拜了两拜，谢绝自己不才，于是说：“凡是树木形态高大的，一定是因为它的根基坚实。因此，树干粗达百围，即使高到云雾之下，它的荣枯盛衰，也都只依靠根。根，就是母亲之道。如今孝廉弟老人家安然走向荣显，正如花果将要绽放，楩楠杞梓的功用也将在将来显现，请让我以这番话为族先生敬酒。”族人说：“这个比喻很好。然而天下做官员之母的，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称颂。”宏说：“从我袁家高祖以下，世代不乏贤德而长寿昌盛的人，其中多数得力于母亲。屈指计算祖父一辈兄弟，凡有十几人；问问他们的后人，在庆历年间相继之后，仍有亲人在世且祖母健在的，至今还可以数出来。再屈指计算父亲一辈兄弟，凡有四十多人；问问他们的后人，至今还存有三分之一，而请母亲受封的又有若干人。所以叙述袁氏家族的事，应当彰显母亲的德行，请让我以此为族先生敬酒。” 族人说：“小子很会叙述，将来把这件事载入谱牒，作为贤媛的盛事，是可以的。不过，这是一门的佳话，凡是做袁氏家族母亲的，也都可以用来称颂。”宏说：“我们家族分为三大支，长支最为繁盛；传了三代，子孙将近三千人，长支占十之七八。如今在伯母膝下跪拜敬酒的，有十一位儿子、三十多位孙子，子孙如鸾鸟停驻、鸿鹄挺立，美玉芬芳、蕙草成列。又是长支中最为繁盛的一房，华封人所称颂的多福，母亲几乎都具备，请让我以此敬酒。”圥生感叹说：“盛大啊！或者也是报应和缘分吧。母亲使家族兴盛的道理，不必再同你说【缺字】。”宏说：“母亲整饬内政，以道义辅助丈夫；过去族人推举伯父为族长，一切赋税、户讼都要到伯父那里听取裁决，母亲倾尽财物，严厉训治、辨明宗族之事，因此更加亲近族人，使各房亲属像手臂手指一样相互听使。这是母亲对祖宗的功劳。伯父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衰落，母亲辛苦劳作、忍受酸苦，和丸教子；孩子考取贤书以后，又逐步取得高第；她抚养异母的孩子如同亲生，都使他们有所成就。这是母亲对孙辈的功劳。家中虽然极其贫困，却乐于施舍而不厌倦，一粒粮食、一件襁褓，也愿意和那些啼哭的人共同分享。这是母亲对乡里的功劳。” “这三方面，都是家谱所称誉、国史所应收录的，请让我以此为族先生敬酒。”圥生开口说：“小子的言论善于铺陈，而且都有依据，这确实是实录。闺房中的光辉，如果没有文章就无法流传，小子记下这些，等待将来编入彤管。”于是太夫人面露喜色，命孙子们给宾客随从斟酒，欢乐达到极点，酒一杯接一杯地喝，最后才散去。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是有所依托的东西坚实，它的生长就一定宏大，作用也一定久远。因此金、玉、铜、铁之类能够资用于世间，是因为它们坚硬而不脆。一定要有深厚、镇定、安稳的质地，然后才能孕育天下的材料来供世间使用。菌子生长只在早晚之间，浮萍生长只在日月之间。它们不是没有阳气，只是所依托的东西脆弱。树木粗达百围，一定生长在高冈上，五年才长成一段树干，十年才长成一个树节，然后才能用作栋梁、屋椽、屋檐，并施用于朝廷、惠及天下。所以凡是能够长远施展、广泛承受功用的东西，一定是因为它的根本经历了很长的岁月。我的朋友李献夫的母亲曹夫人，年满八十，精神炯炯如同壮年。献夫才华很高，早有文章声誉，但他考中贤书，却是在过了强仕之年以后。这是因为我曾考察荐绅先生，有些起步迟晚却长寿显达的，常常占十分之八；而年轻时便取得高官显位却活到老年的，有时不到十分之四五。我因此知道天地消长、造物使事物变化而有迟速的道理。献夫年轻时已经被称为科场老手，只是所依托坚实而发育较迟。因此如果不多次经历节候，才华就不能充分舒展；但一旦舒展，它的声望便会直冲云霄，不是一场雨、一点膏泽的滋润所能相比并衡量其荣润和功效的。我用母亲的贞定恒常来验证献夫成名较迟，所以知道献夫的功用宏大；又用献夫发达较迟而功用炽盛，来验证他所依托的不是寻常之物，所以知道他的母亲是高大山陵上的乔木【缺字】。献夫为人开朗敏捷，果断于任事，敢于直言；胸中积蓄丰富，唯恐不能全部吐露；他的文章有奇异的气势，充沛得像瀑布注入峡谷。苏轼说：“士人以气为主。”献夫将来在世上发挥作用，我以他的气来判断，并不是主观臆断。天下万物只有先收敛才能充分舒展；山以收敛为体，而高大乔木以繁茂为用。所以只有母亲的凝聚积蓄，才是献夫得以舒展发挥的原因。母亲嫁入曹家，很早就失去了父亲，言笑不出闺门。作为女儿，她贤淑，侍奉丈夫，服事公婆，甘于贫困而和顺；作为妇人，她贤能，教导儿子使其成才，成为【缺字】显著的儒者；作为母亲，她足以成为母亲的典范，大概是有仁者相助。孔子说：“仁者乐山。”又说：“仁者长寿。”世人不相信长寿必定由于仁德，也不相信有仁德必定有后代。为什么不看看山势葱郁浓密的样子呢？西京稿序 从前我任长五湖，徽州的治所离湖很近，时常从文人那里见到徽之的诗；徽之是近代诗坛的高手。后来我居住在燕地，在葡萄棚下结社，众位诗人每天研习方外之言，把写诗看作尘俗事务，没有空闲构思。徽之考校秦地士子以后，坐在虎皮讲席上，讲说六经，排斥异端，这以后他的辞赋便成了【缺字】职。我恰好因为选拔士子进入秦地，虽与他职责不同，却有相同的志趣，大概已经身处【缺字】列戟之地了。科场考试以后，徽之和我一同进入韦曲，寄宿在玄奘塔下。徽之亲手拿出一部诗稿，其中微妙的言语、警醒的句子，和终南山的雪色争奇斗秀。我笑着说：“这不是彝伦堂上的作品。诗以情趣为主，情趣多了，义理就会受损；这也是一个反面例子。然而我曾读邵雍的诗，语言近于情趣而意境深远，气力可与斜川相敌；而朱熹因为到庐山却没有看到三叠新泉，便以此为憾，千里之外请求画像来满足一看之愿。这样的高雅韵致，不可以同穿深衣、戴古冠的人所讲的道理相提并论。”徽之的诗清秀润泽、刚劲飘逸，像晴日山岚酿成的色彩；秦地士子的文章质朴而缺少情致，若借给他们徽之的色泽，再配上水【缺字】便可以了。【卷之十一】传 【传】徐文长传 醉叟传 王氏两节妇传 拙效传 《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第十一卷，作者是公安人袁宏道，字中郎。江都章万椿古生、仁和何伟然欲仙校阅，兴化李长仁赤玊作传。徐文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