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忠节公集卷十

译国家用盐利供给边疆军饷，如今太仓几乎空如扫地，掌管筹算的人倚着屋子叹息，希望找到救济同舟之人的办法，心情实在非常迫切。把粤东同两淮相比，产盐和行盐的地区相当，但解送京饷和边课却相差悬殊。据盐法道佥事李橒考核盐政后移文，该司核查不均的原因，本来应当竭力查核整顿，多方筹措，另有良策来弥补不足。可是来文洋洋洒洒，几乎有数千万字，有的只根据公文中的开销数字，有的把事情推给其他省的职权。只顾自行解送，确实可以说完成任务了；但共同救济、共同渡过难关又体现在哪里呢？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的私议，希望大家虚心斟酌。盐政考核中记载解送京饷一项为四万三千九百二十九两，而如今每年解送京城仅有二万余两。来文说盐政考核原本不是固定数额，万历三十九年盐引多有拆分，超过额定三万，李佥事于是把这超过的余数也包括在内。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这个数额；如果这番话确实是说盐引流通阻滞，只听凭各商人军饷的盈亏，特别把一时的偶然情况当作定额，那么朝廷又何必设官，又何必制定法令呢？根据李佥事十七条禁令、十六条建议，他每次都把充足课税军饷作为自己考核政绩的依据；就连按院和军门也批示盐饷超过定额，这说明该道精细核查的功劳，并不是偶然情况造成的。况且在超过定额以前，积弊尚且没有得到劝止；超过定额以后，难道反而不能追求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执法者不厌其烦地把旧有办法当作已经陈旧的草狗，那么超过的军饷难道就会变成空谷中的足音、无人听闻吗？不研究这些问题，反而战战兢兢地援引前后依据，争辩今年不是固定数额，并把盐引考核中自注的话作为凭证，恐怕不是通达的论议。不仅如此，李佥事已经把解送监司的数目和由司转解京城的数目列在前面；等到他自己斟酌确定，除去恩诏蠲免之外，以数年之中九万两为标准，其中六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解送监司，二万五千二百六十两解送本司；又说时局困窘时不必强求全部收足，超过时请另行详细报告并另行储存。该司以为有依据的定案，就是这个吗？还是应当知道，这只是他当日苦心经营而委婉表达的意见呢？李佥事竭尽忠诚体恤国家，本来甘愿承受自身的怨恨和劳苦，但把余下的忌讳全部说尽，恐怕也有让后继者难以办理的忧虑。这一点本来容易明白。况且李佥事编写考核时，还不知道太仓空虚、边军饥饿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只是运筹计算，为粤东作打算，还来不及为太仓作打算。假如他知道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再提出确切的议论来辅佐公家，哪里肯留下这种委婉话语，给人增加借口呢？所以，应当在李佥事已经实行的办法上切实修整，每年超过额定数不止三万；再把李佥事尚未尽述的意思推广开来，每年超过额定数又不只是三万。李佥事是显著的榜样；至于提举吴邦桢，不知道他任官时表现如何、离任又因何事，只是想到他把部文中八条建议与盐政考核互相发明。我虽然职位轻微，却鄙弃身居高位者的谋划；既然耳目真实可靠，规划又有依据，那么用人者即使受到任期年限的规格限制，用言者难道可以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吗？本部将盐政考核合并起来加以折中，准备在粤东大力施展。粤东的盐不能说不多，土地不能说不广，难道行盐盐引只有六万吗？只是担心有盐却未必全都凭盐引运销；难道供给边饷少于二万吗？只是担心有饷却未必全部用于国用。即使按照来文中痛心疾首所说的情形来看，一方面，本地宅户的私票连船扬帆，无人能够过问；另一方面，富商掠取钱财，把多数截留而报作少数，把有说成没有。私盐贩运已经如此，官盐又在哪里？小吏已经如此，大吏又在哪里？如果稍稍盘问，必然遭到反咬；如果不成为王朝百姓就不能问责，若果真如此，岂不是必须不受统属才可以吗？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引导利益流通的是盐，规范行盐的是法。有法令，客商就不会苦于官府虐待；有法令，客商也不敢自行作奸；有法令，盐就全部归入盐引，饷银就全部归于公家，源头清洁、下游清澈，奸人不敢轻侮，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如果想求得盐业的利益，只有商议改革盐法。十七项禁令、十六项议案，以及李佥事已经试行并见效的办法，都应当统一规划、严格执行。尚未完成的事项，应与吴提举所议八条按次序施行；每年增加几十万的课饷，并不困难。唉！边疆多有警报，按年应办的军饷长期亏空；内地的情形，水灾、旱灾、盗贼接连发生。想到本省田赋正供也多有拖欠，再看东省发生异常变故，怎敢不问催征赋税之事反复拖延、辗转设法，以补足年度定额、接济边疆储备呢？只是土地不吝惜它所产的财物，天也不能使它遭受灾害，盐利中确有可以商议经营的部分，而主管官司却罗列繁多说辞，极力苦苦争辩，万万不肯为太仓补助一筹。详细考察其大意，不过是担心给粤东增加饷负罢了。难道不想想开山铸钱、煮海取盐，本来就是国家取资的办法；踏着国土、食用土地所产之物，共同承担为公家分忧的义务吗？国家初兴时，军费很少，财富藏于民间；后来因事变繁多，税饷屡次增加，并不只是粤东如此。比如两淮最初的定额不过几万，后来逐步增加到六十万，于是就把增加后的数额定为定额。如今想减掉一分一毫，怎么可能呢？粤东也是王土，为什么偏偏认为不能增加呢？况且如果增加课饷而强迫百姓承担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就会断绝渔业；明智的人应当辨明，如今粤东本来有巨大的富源，只是没有人经营，使利益既不能归于上面，也不能归于下面，白白落入奸人手中，实在可惜。同样是盐，各省的军饷都有定额，唯独粤东声称没有定额。既然没有定额容易藏奸，那么别省有定额，但后来增加的部分，又立即把较多的数额作为定额，一丝一毫也不能减。粤东没有定额，可是在超过原额时，却又援引较少的数额作为定额，一点也不肯增加。这简直又把有定额说成背公，真是荒谬到了极点。因此，本部今天为粤东筹划，也为太仓筹划，不敢凭空议论、根据臆测决断，只考察祖制中的规条，依据前人的建议，反复核验李佥事的考察，并参照吴提举的议论，重新制定盐法，增加引盐饷额，和粤东一道彻底重新开始，请不要惊慌。十四项议案，大体是对长期偏枯的形势加以调剂，对长期郁塞的人情加以疏导，把私利化为公利，因利而兴利，补足年度定额、接济边疆储备，大概就在这里吧。一是实行部引。一是严格考核成效。一是重视解送京师。一是设置盐运司。一是更换任职人员。一是恢复淮盐课额。一是沟通海北盐务。一是增加盐埠引额。一是停止西路运盐。一是均平菜盐饷额。一是追查积存钱粮。一是禁止私盐。一是烙印鱼船。一是核正盐斤。一是实行部引。

译盐要凭引行销，这是国家确定的制度。粤东请求引盐，六年一次，过去的文书可以作为凭据。如今却专门奉行军门的号票，竟安然视为无事。认为这不是盐政长久之法的，只有吴提举一人。即使来文依据万历二十一年陈军门颁发票式的宪牌，说当时与部引并行，并未偏废一方；又说万历三十年派官请引，因侵耗费用、耽误事务，后来所请的引票没有到，权宜使用号票，这更是不可作为训例。引不足，可以增加；引将用尽，可以预先申请。票不是用来确立制度的，权宜办法也不能作为正式名义。票、引并行尚且不可，何况专门实行号票呢？从前后相互推诿的说辞来看，按照上下彼此蒙混的缘故，请引怎么会到了几乎断绝的时候？派遣官员怎么偏偏又遇到不适当的人选？因差错而实行权宜办法，竟把权宜当成常经，粤东不愿实行部引的意图，也可以从言外看出。盐凭引行销，就不应有两套权力渠道。如今公然使用票，就是以外臣的办法改变祖制。况且权力一旦被倒持，利益必然被瓜分，纷乱专擅，这又是由于权力旁落而开启滥行的源头。票的数量果真只像所说的数字那么少吗？票的颁发果真全都出自军门吗？司农不能参与这项权力，又凭什么核查盐饷呢？废弃部引既然已有来由，因循敷衍就容易找到借口；以不能追问、不愿追问的情形，终于造成无可追问、无从追问的局面。如今正是国家什么样的时刻，怎么能不收回利益权柄，容许它旁落呢？应立即遵照祖制，查明全省应发部引若干、如今增加部引若干；从前请引的，照引行盐；过去一向使用的号票，一律停止，使祖制得以恢复，税饷有凭据可以核查。这是粤东今天的急务。人情在长期据有某物后偶然被收回，必然有人惊愕而感到不快；然而怎么敢用普通人情来衡量当世的贤豪呢？一是严格考核成效。盐不凭引行销，私盐就难以追究；部引不考核成效，官员就没有激励和约束。粤东把部引看成多余，把凭引行盐看成儿戏。没有部引，固然不会急于申请；即使有了部引，又何曾把销引当作重要事务呢？拆分部引，听任各商数量多少；遗留部引，任由各盐埠停积搁置；这样漫不经心、拖拖拉拉，成何政体？况且每年各盐场所产的盐，足以供应各处行盐之地；每年应当销出的部引，也足以牵动每年应行销的盐。就盐而言征取，是商人的利益；就部引而言追究饷额，则是国家的利益。如今部引没有考核，甲可以冒充乙，猫可以放任老鼠。商人尚且不把有引的盐全部运销，就能同官府做交易；官府也不必让部引全部行销，就能拿国家利益做交易。粤东的弊病，在于盐多而部引少，为什么反而还会有部引遗留呢？即使按照来文所说，南雄部引每年约二万道，万历三十三年缩减到一万二千道，或许是主管司当年官吏隐瞒舞弊造成的，但已经无法追查。我本部并不是要责备过去，而是要追究今后。如今若不及早筹划，恐怕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要振刷积久的习惯，应当制定成规：发到的部引名目，三年内必须分类处理，并载入考核成效的条例。总计部引名目没有遗留，课饷充足的，就把本司掌印官定为上等考核；如有部引遗留、饷额缺少，就查照分数加以弹劾处罚。这样或许部引一到就立即发出，永远没有搁置的弊病；后来任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等同于不实行。一是重视解送京师。天下各盐司，除边地的盐粮外，仍然征收饷银以接济边疆。京师是天下的根本；西北战士肩负武器，计臣掌握财政，即使东西南北总是一体，京师的重要性也自有其道理。因此解送京师的年度定额，即使有所不足，听说也要搜求别处的积贮来补足京解；从没有颠倒轻重，反而像粤东这样把京解当作可以借支的款项。盐政考册所记载的，解京、解监以及留存本地的京饷，既然各有名目。隆庆十年开列的解送数额中，解监的定数每年一定要足额取齐；解京的数额却任凭多少，为什么轻视到这种地步？况且万历三十九年以前，解京都开列为全数解送；三十九年多出饷银三万，又拿多出的部分凑作兵食，却仍按未超额以前的数目解京。三年之间少解四万，又为什么轻视到这种地步？再说所谓留存本地充饷的各项，经常不能全部解送，却挪借解京款来补凑。即使来文也自己说，广济桥解司额项每年四千两，七年以来解送不到一半，而且连同该府额编兵饷，共拖欠七万多两。放宽对留存款拖欠的追缴，却拿它来补解京款，又为什么轻视到这种地步？粤东旧例，大概把解京看作迂缓而不切实际的事情，这种相沿已久的习惯，牢不可破。假如太仓还是二十年前的太仓，或许可以姑且把岭南边远地区的利益置于考虑之外；如今太仓空虚，连一个富人的家产都比不上，难道还可以任其轻视而不追问吗？所以今天的做法，应当反过来，把过去轻视的事情重视起来；解京定额，宁可商议增加，不要商议减少。即使地方有必须办理的费用，也应另行筹措，绝不能挪用京解款来填补拖欠的账目。打破积久的习惯、重视国家根本的财政，从今天开始。查考《会计录》，隆庆二年，御史王同道上奏说，该省用兵，请把应解送户部的盐课、引纸等银共七万三千零四十九两，留作征调官兵粮食之用。尚书马森在复奏中已经说，该省盐课部引，四五年间都没有派官到南京户部补刷，应就地清理官引、盐引，设法疏通。至于桥税，更应严格查察；税款必须归公，军饷才可以充足。以后应解送的钱粮，不得再援引旧例请求留存，以免耽误边饷。这番话，既是实行部引的明确条文，尤其也是重视解京的公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三千四十九两〕 一是设置盐运司。

译浙江、福建、山东等省的饷额并不比粤东多，却都设置盐运使司；粤东只设置提举，又废去了海北的提举，把所管盐场改归府佐管理。即使现存的提举征收课银，也只包括东筦、归德、靖康、香山四场，其他盐场都不在其内。等到课银缺少、解送迟延，部里的文书下来查催，又把责任归咎于广东提举。天下哪有不交付事权，却要求他办成事情的道理？如今的提举只是各府、各道驱使的牛马罢了，何况还难以承担额外事务，指望他有筹划协助的功劳尚且不敢，更不敢指望他在职分之内保有谨慎尽守的操行，形势使他只能如此。因此想加强弹压管理，必须提高机构的体制和地位。粤东长远的规划，应立即把提举改为运司，重新设置官员来治理盐政；再设置运副分司，驻于北海；北海、虎头门以及潮州都是要地，还应各设通判，专门负责盘验。盐船到达所管河道后，兑换商人的盐、截留角引名目，都仍然要到运司投销。首领、经历、知事，以及巡缉省城、河道私盐和烙船、过秤等事务，分别委派给各府、州、县的盐场、灶户办理。每年额编的课银、水客军饷、余盐银两，全部交给运司收纳，再转解户部；另外移文申报两院及布政司盐法道查考。各盐场每年有无拖欠以及数目，年终也要揭报运司，以便查核弹劾施行。这样机构地位提高，事权加重，责任可以充分落实，综合管理也容易做到严密精细；盐政更新，国家财政或许就有依靠了。至于衙门中的人役，广东现有人员可以补充，海北过去已有的人员可以重新补用；斟酌变通，关键在人。即使增设运判二员、经历一员，对盐政都有帮助。修建衙门、招募人役，或者取用盐司积存的余羡，或者摊派全省田粮，费用少而收益多，有智慧的人不会觉得困难。所担心的是机构局面突然改变、事权骤然不同；把布政司一向独自掌握的权力一下子交出，如果不是奉公守法的纯臣，必然会引起阻挠的异议。然而共同谋划国家事务，怎敢顾及私情？这正是希望同志们做到的。一是更换任职人员。既然已经设置运司，那么任用官员就可以商议了。盐业本是财富汇聚之处，国家用度又依赖它；它所关系的事情如此重大，怎么可以轻易交给人来掌管呢？利益能够使人昏乱，想摆脱它实在困难；钱财不随便取得，说起来又谈何容易？如果不是任用天下有声望的人，谁能拒绝盗泉之饮，留下清白的美名，为国家充裕财政呢？粤东由提举治理盐务，正是因为盐课稀少，所以可以用捐资郎来充任。明明是把官职当作商品交易，既然早晨把官职拿来上市交易，却又想让官员不参与交易，商人还会用任期年限的规定来困住他。假使卜式输送财物以助边疆，也不过换来一个长沙太傅的名声，难道没有其他升迁，反而去追逐利益，合乎人情吗？曾经的提举难道在言语中有过激励吗？李佥事急忙采纳他的意见，说贤能科举出身的人任职时间长一些，或许可以稍有好转；但又被常例从中限制，机谋思虑受到旁人干扰，只能付之一声长叹。唉！盐是怎样的事务，治理盐务又是怎样的官职，任用竟然如此！我不敢对他们另眼相看，只能因为不肖之人使弊端纷纷暴露，徒然供给罢黜幽禁者填案的数字，国家承受得起这种弊病吗？各地钞关的税收能有多少，却还必须由部属督察，唯独盐场却交给满脑子铜臭的人。即使各运司间或任用正途出身的人，大多也已经像破掉的甑一样无可挽回了。他们造成的得失，和捐资郎相比，难道能相差毫厘吗？所以为今天筹划，应该立即委任贤能科举出身的人，尤其必须推选有民间声誉的人，给他们能够施展的权力，按照非常规加以奖赏，使他们的见识和处境焕然一新，心志转向不同的方向。从前被鄙视、认为是污秽道路的职位，一旦变成重要之地，那么天下的利益权柄就全都归于公家府库，又何必忧虑边饷呢？然而这难道只是为粤东说的吗？一是恢复淮盐课额。江西三府改食广盐，应当承认并缴纳淮盐课额，这是道理明白直接、不需费力解释的事情。然而它徒然成为谈论的话柄，长久没有坚决办理；一经查催，便彼此推诿。正如来文所说，私盐渗漏，横加阻挠；淮盐商人觊觎其利，暗中插手争夺。这只是把隔省作为推卸责任的门路，竟使满朝议论成为道路旁的空屋，实在不足为怪。因为凭法令行盐，凭权力推行法令；粤东盐司的官职止于提举，对上不能直接向本部陈述，对下不能在各司中列明职责，在本省之内尚且不敢一概过问，何况隔省？长期受轻视，形势自然如此。如今既然议定设置运司，职掌所辖可以通行远近，江西三府总归掌握；与相邻地区往来有体制，自行运销也有权力。应重申前议，增加引额以抵淮盐课额：固然不求超过淮盐旧有定额，也不能仍然成为广东的漏卮；参照办理，统一执行，谁敢不奉法，就依三尺法令办理。这样几年才能办成的筹划，一时即可决定；每年数万的饷额，也可以从今天增加起来。一是沟通海北盐务。

译粤东提举司有两个：一个在广州，管辖十二场；一个在海北，管辖十四场。广州所属盐场除每年缴纳课银外，还在本省江、楚等地通行商盐，共涉及十八府、州、县的部引，行销六万道，饷银超过七万，各处抽收不少于数万。潮州商人缴纳的桥饷又有二万四千多两。唯独海北十四场只办理每年四千五百零的课银。高州、雷州、琼州十场自己煎盐、自己销售，没有商人饷银，这就很奇怪。廉州四场虽然允许商人行盐，但又与省城不同：无论客商还是本地商人，每人只有一张票，均以二百五十为限，饷银总共只有三百七十多两，还存放在该府准备兵食，这又很可笑。商人部引既不通行，盐场课银又很少，提举遂成闲散官员，裁撤他确实有道理。哪里知道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均更大的；求得均平的办法，也没有比补偏救弊更重要。偏偏不去补救，反而商议裁撤，不均的状况岂不是更加严重吗？部引不行，商人就不通；商人不通，盐就不能卖出好价钱，灶户因此日益困苦，国家课额因此日益亏缺，所以竟有一斗米可以换五六斗盐的情况，也有盐货全年停积，只把它看作废物的情况；这正是吴提举为之扼腕叹息的地方。盐本来就是可以获利的资源；有办法使它流通，储存和销售两方面都能得到利益；没有办法使它流通，上下双方都会受到损害。何况官府不使各地相通，百姓反而可能私自煎盐，只让天地间这样巨大的富源无端流入私门，国家连丝毫利益也收不到，实在荒谬到了极点。即使琼州悬在海外，似乎难以通商，但它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又有私贩通往黎地取得较大利益，本地难道没有可以通行的商贩吗？高州、廉州二郡陆路通往西粤，水路通达闽海，且不说私盐弊端多得难以枚举，即使现在，四路商贩每年也不缺人。例如高盐经过化州、梅禄，廉盐经过陆川、博白，都有私税；这些还是清清楚楚、人人耳闻目睹的事。雷州虽说是贫瘠地区，但人口密集、商客往来，遂溪县所属二场通往府、州、县以及分布的市镇，哪里难以设立盐埠、实行部引呢？建议查照广州府所属的成例，在四府各州县设盐埠，招徕商人、发给部引行盐：琼州可发二万道，高州一万道，廉州六千道，雷州四千道。每年各埠缴纳正饷、部引名目和引纸费若干两，先到该府管粮官或海防官处过秤交纳，才允许买盐，酌定价格拆分销售。其余肩挑的小贩，如果像今天这样造成私盐积弊，就应全部禁绝，不许低价销售以妨碍官盐。盐这样流通，灶户和百姓就能得到通商的利益，用来缴纳国家课额；太仓又能借助通商的利益来接济边疆储备，一举两得，还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的呢？海北的定额课银不过几千，设置提举的本意或许是有所作为；自从裁革后归属府佐管理，办事的人安于因循，推诿说地方疲敝，谁肯替太仓筹划呢？来文却说高、雷、廉、琼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也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一是增加盐埠引额。粤东本司所管辖的盐埠共有五十六个，按惯例各商都应预先缴纳饷银，彼此依次承替。如今根据吴提举所说的争相承办情形，实在可以想见。有人告请承办五七年，甚至十几年，长期占据而不肯放弃；甚至前一任尚未到期，后一任又来告争夺取。商人只看重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即使强迫他也不肯前往；如果有利益但没有余利，他虽会前往，却未必争夺。只是各盐埠行盐之处，地方上往往有富裕殷实的人家；每逢盐业兴盛，各商轻易销盐，便觉得取得部引困难，于是彼此争夺，这本来就是必然的。吴提举说“大抵是部引有限而利益无穷”，难道不是一针见血的议论吗？争夺固然不是下面的人所应有的行为，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正要找到人情共同争夺的地方来加以利用；这样法令不用费力，命令容易施行，赋税突然增加，百姓反而高兴。为今天筹划，与其把可以长期占有的货物分给商人，使他们感到厌倦而利益仍不足，不如增加可以增加的部引，使之有益于国家财政而且有余。情形既然不难了解，规条也可以根据义理制定。建议每年每个盐埠除按照原来发给的部引数目外，再加倍增发，并增加饷银解送户部。若有地广人多、可以增加盐埠并分散拆发部引的地方，不妨允许商人告请增加。这是酌量地方利益，顺应人的情愿，因势利导；对于太仓来说，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一是停止西路运盐。

译查考《盐政考》，东粤左边连接汀州、漳州，右边控制梧州、桂州，背靠荆楚，面向大海，盐运四通其间。潮州有隆井、招收、小江，惠州有淡水、石桥等盐产地，所产盐色青。潮州盐商从广济桥分散进入三河，再转运到福建汀州，成为东部界线。水路商人把惠州、潮州的盐运到广州交易，听任商人转卖。一条路线从南雄越过山岭到南赣，再通达吉安，成为北部界线。一条路线从梧州进入桂州到全州，再通达衡州、永州，随后转运到北方，成为西部界线。一条路线从韶州到乐昌、平石村，直接通达楚地的郴州、宜章。一条路线从连州到星子、白牛桥，直接通达衡州的蓝山、临武，向西延伸。过去一直通行无阻。自从官运兴起，西省便专门占有衡州、永州的利益，禁止韶盐越过平石，连盐越过白牛。东地因此亏损饷银，楚地百姓因此难以获得食盐。于是衡州百姓想恢复连盐、韶盐的部引定额，这对楚地便利，对粤地也便利，这条路线确实应当疏通。李佥事的议论说：“衡州位于楚地东部边境，与粤地相邻，和粤州只隔几十里，距离西省却将近千里。购买食用西盐，每斤价格达到四分，这确实出自告发者之口。” 不过考察粤西的《盐政考》，也有说衡州、永州的盐每斤动辄价格达到三分银，内外两种说法并非虚妄。而西省文书所说的不过七八厘，和连盐、韶盐相等，大概不是事实。西盐昂贵、东盐平价，似乎没有什么可追问的；价格高却没有导致停市，也还不足以追问。只是官运分配给衡州的一万八千零三十七包，商盐也按这个数额配运，即使把衡州、郴州十五州县的百姓全算进去，也还供应不足。何况经过全州、灌阳、永州、宝庆而转卖的超过一半，正如奏疏所说，这样能满足需要吗？如果确实考虑百姓食盐困难，那么东路部引就应恢复；恢复部引如果会妨碍西运，也不能轻易下结论。查每次运输该盐七万二千多包，分为三批，在一年内运完。垄断的贪利之徒习惯于从中谋取奸利，把船造得很大，可以装七八百包，却只配运官盐二百五六十包。每批一百艘或一百一十多艘，开行之日无不满载。它们夹带的私盐，如第三十七运第一批就有九十九万二千多斤，总计一运私盐几乎不下三百万斤，尚且不包括漏盘查的部分。这些私盐不是在全州、灌阳、永州、宝庆之间消耗掉的吗？所以西省巡按近日上奏将运盐船改小，意图正是在此。假如禁绝私贩，而把衡州的定额摊给全州、灌阳、永州、宝庆，仍然还不够，又有什么可担心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呢？即使只计算饷利，衡州一项把官盐、商盐两项细细合算，从东到西约有一万三千多两；但缴纳给西省梧州、平乐、桂州三府的只有一万多两，这在西粤盐政抄册中写得明明白白。若再恢复衡州六千道部引，缴纳补充西饷七千二百两，数目只少二千多两；而运输定额仍旧，年度饷银却增加，这就是西地拱手接受七千两黄金的收益。何况官运盐利大约二万两，盼望两年之间才能收足；衡州百姓缴纳的饷银不下七千两，却在一年之内就能得到余利。替粤西筹划的人，为什么吝惜而不去做呢？仍应议定命令各商提前缴饷，必须在上一年冬天缴清，才准许折给下一年的部引。估计这项部引是衡州人求了几十年才得到的，必然不会没有后续饷银。省里议论、部里复奏，也并非无名无据的供给；西省文书却说恐怕成为笑柄，担心过分增加，实在多虑了。不过这并不是李佥事才这样说，万历八年督臣刘尧诲请求恢复韶州、连州两路时，已经先说过了。刘尧诲的奏疏还在，议定韶州每年折给部引七千道，连州每年折给部引八千道，西省官运、商运的部引都听任通行。等到奉旨交给部里，通知两省重新议论，刘尧诲又提出停止官运、仍旧归商人运输的建议；后来诉讼聚集于朝廷，议案最终中止，但其中明确如刻画在石上的道理，直到今天讨论盐政的人仍急切地采纳。大概国家二百年来，凡是关系军国大事的事务，如盐、屯田、茶、马等政务，全都制定统一的规制，所以法令条例能够在边地和内地通行；大小官员以及军民商贾也都有所依据来奉行国事，这样做既久远又便利。为什么广西一路行盐偏偏独用一套办法，使法令条例不能通行呢？如果说这样有利，巡抚殷正茂当初议定官运每年三运，每运该盐二千五百引，每引该盐一千七百五十斤；计算三运，除去原本、饷价以及人员船只转运费用外，每运实际获利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八两，每年就是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两，即使盐积压而低价销售，也不少于二万五千多两，这不是很富足了吗？实行十年，计算为三十运，所得利润应有四十三万一千三百金。可是广西八寨发生事变时，总计司库盐利只有五万多金；再扣除梧镇军门额定饷银以及广东提举司引价，十年间何止少了十一二万金，难道还说这是有利吗？原来的议定是每年三运，如今缩减到一运；对广西来说，明明减少了盐五千引；对广东来说，则革除了连州额盐五千多引、韶州四千多引。每引缴纳正饷银九钱、引价银一钱，其余各处缴纳堂牙、利船头等项目，合计不少于银二三分。这些都因为实行官运而失去了。不过这还只是从损失利益方面说。至于所谓运输次数缩减，难道真是每年不能运三运，要让前人计算错误吗？三运的实际盐量合并在一运中，数量或许没有全部减少，只是不能全部作为官盐，而只以一运来偿付利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官运的办法只按运输次数来计算、征取利息；缴纳饷银的条例却按照部引征收钱粮。所以一年运三运，就应偿付三运的利息，缴纳三运的部引饷；一年运一运，也只偿付一运利息、缴纳一运部引饷。因此官运日益缩减，饷额日益亏损，只侵夺商人的利益，却不能增加公家储备。这难道不是立法者有意造成的吗？有人以为梧州既然设置官厂、由官府负责掣验，又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私盐流通呢？却不知道自从官运以来，抽盘、掣挚的办法真正能够实行的，只是左右两江的商盐。

译如果是官盐，哪里敢依法盘查？因为所运的是军门的饷盐，出纳归藩司管理，领运专属于提举，而负责掣验的官员不过是梧州的一名府佐，本来就是官员中地位较低的。每当听说官盐船到来，便谨慎守住桥关以防其他盗贩，使盘查、核验完毕，船一开行便不再停留，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又哪里敢追问船只大小、轻重呢？所以《大明律》有“监临势要不许中盐买引，以侵夺民利”的条文，难道不是预先看到了这种情况吗？至于条例所禁止的，内外有权势的官员、豪强以名义占有盐窝、转卖取利，以及巡捕官乘机兴贩私盐达到二千斤以上都要审问发遣等规定，在广西全都无法实行。然而如果这些贩卖行为出自两名提举和押运通判，还可以说得过去；万一司、府官员暗中有所参与，难道不会稍微损害国体吗？如今替广西筹划的人认为，一旦没有盐利，古田就一定不能保全，广西一定再次动乱，这也是用危言来恐吓、煽动当权者，以成全他们私利的说法。过去田州岑猛之乱，以及平定断藤峡的战役，声势是古田的十倍；等到平定以后，便遣散军队、停止饷银，从未听说另外产生财利来作为兵端。如今却在古田问题上如此过度筹划，难道不荒谬吗？大体议论天下事务，应当依据天下人的见识来议论。两广从藩省来说有东西之分，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土地；公家府库积存的钱财，都是我们的财富。广西司库向来没有丰厚储备，每次发生事情，都仰赖东边供给。即使现在，梧镇每年发出七万五千多两银子接济西部军队，分毫都是广东百姓的力量。假使官运确实有利，那么产于广东的盐也应当让广东官运，以此减轻东地百姓的负担，这才可以。广西既然坐享正常供给，怎么又能独占利益而妨碍它的正课呢？何况梧镇每年收入的额定饷银十一万金，都是为广西筹划的；储存在梧州和储存在桂林是一样的。因此即使梧镇的额定饷银有余，广西哪里会有不足呢？况且如今古田已经平定，只增加招募土兵四百人，每年饷银不过三四千金。梧镇军门因为广西实行官盐，每年应发给桂林的饷银一万六千七百多两中，扣减六千七百两；而计算广西一运所得的利润，也大致相当。即使有盈余，势必难以长久积存。由此说来，广西的官盐对善后并没有帮助；即使停止官盐、恢复商运，也未必从此以后就会因此而治理不好。过去弘治、正德年间，广西靖江王府因为该府人口需要食盐，每年派官校到广东收买，因而夹带私盐获利。原任广东布政尚书吴廷举提出建议，认为王府运盐不合法，应简要会合《大明律》条例，比照议定奏请革除。到隆庆末年，因为广西议论实行官运盐，王府长史司也请求恢复自行运输。当时两广军门再次申明旧例，驳回了此事。驳回是对的。不过所谓监临、势要、官豪，恐怕不只是说各王府。何况食国家俸禄、穿国家赋税所供衣食的官吏，却让他们坐在市场店铺中贩卖货物谋利，难道是官员的名声所应有的吗？这说明广西盐课还是按照旧法由商人运输最为便利。确实如此，国家公平而长远的大道，用来给人看、给后人作训诫的，不只是关系盐课而已。这项议论正当人们拭目以待新的治理时，又因烦琐的言辞而最终被报请停止。自万历十一年以后，因陋就简、承袭错误，谁会想到竟酿成大难的端绪？哪里料到吴提举内心有所感慨，极力陈说西路运盐应当停止。李佥事议论恢复衡州六千道部引、与官运并行，尚且不能压服谗言、堵住他们的嘴，何况想完全停止西运、恢复旧法，这岂不是要搬动江河而让它们流向山上吗？私下听说西省所获利益不只是饷银，豪商奸吏乘机在其中营造巢穴，于是事情牢固到不可拔除。巡按王以宁对此抚心长叹，认为不敢深究。天下的事情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楚地百姓就是粤地百姓，西部饷银就是东部饷银，完全可以直接用东部有余的部分补西部不足，何必曲折地用对西部的小补，来造成对东部的大伤？西运不停止，东部的事情终究无法办理。应立即每年在本司议定征收饷银，协助解送西粤，以抵偿西运盐利二万两；其中扣除水脚、引纸、牙税、滴珠、包藤等费用，每年实际征解银一万五千两，协助接济西粤军饷。请上奏请求批准，并移文西省，把木马船只以及派官解运一概停止。该省百姓食用的盐，全部听任商人承领部引，买盐运到那里销售，以通达楚地永州、宝庆等处；这样每年多出的部引饷银哪里只是数万呢？对西省来说，不费力、不劳作，拱手享有自然利益；对东省来说，部引增加、饷银增益，大大有利于边疆储备；郴州、衡州居民又哪里至于跋涉万里、因食盐困难而叩击九重宫门呢？没有比这个办法更便利的了，应当尽早办理。一是均平菜盐饷额。广济桥以上的道路通往长乐、兴宁、程乡等县以及福州、汀州等地，名叫桥盐，饷银为二万一千四百零九两五钱六分。广济桥以下的道路通往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澄海、惠来七县，另设经纪行盐，名叫菜盐；各县有固定饷额，盐却没有固定数量，银为二千零九十八两。李佥事查访利弊，据海阳、揭阳二县会商说：商盐按斤配饷，菜盐按县配饷。商盐每万斤饷银六两六钱五分，菜盐每万斤饷银不到二钱，贵贱差别悬殊，私贩难以防御。管理桥盐的官员也说：海阳县城内是菜盐，城外是商盐；桥下是菜盐，桥上是商盐；相距很近，盐价却大不相同。即使斧钺摆在面前，也难免有人越界侵夺。揭阳县河婆、汤坑的道路通往程乡、长乐，虽招募士兵把守，每天计算私盐也有数万斤。因此曾经考察盐政而感叹饷课不均：有的同在一个时代却相差如天渊，有的是同一省却相差如天渊，如粤东与两淮；有的是同一省却相差如天渊，如广东与海北；有的是同一地方却相差如天渊，如桥盐与菜盐。不均的情形人人都看见，却彼此坐视，不采取一点行动，只忧虑私贩难以防御，这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一千四百九两、二千九十八两〕 盐业最大的祸患莫过于私盐，而如今却把人逼到了不得不贩私盐的地步，造成了必然无法禁止的形势，使凶暴的盐徒把利益收入奸人囊中，国家和商人两方面都受到困扰，却还说国家有人治理吗？建议按照李佥事的意见，革除七县的经纪，把它们并入桥商，由桥商承认饷额、行销盐货；按盐埠发给部引，桥上桥下合为一体，按斤计盐、按饷征收，不使彼此有异。这样增加饷银，何难达到数万；私贩也不用革除，自然就会消失。一是追查积存钱粮。

译部里的文书要求查取盐司的积存钱粮，该司说各项都没有余剩可以挪用解送，唯独说连州税饷有五千多两，西运扣纳的引牙等银剩下约六百多两，这些足以作为太仓的一项帮助。然而不只是这些。《盐政考》记载，李佥事在万历三十九年另行贮存溢饷二万一千一百零四两七钱一厘七毫，仍在布政司库中没有动支。又查出变卖没官财物所得赎价，共一千七百八十八两五钱三分四厘二毫；其余各府缴到的循环钱粮，共三百零七两六钱五分四厘二毫，这是本道议详奉行后积存出的数目。此外又多方搜查：过去盐场商人投到县里盘割追缴的价饷，共八百二十五两九钱五分九厘一毫；水客商人告争秤头、加斤补缴的饷银二百三十三两二钱零一厘二毫；海晏灶户告请恢复原饷，每年三十六两。总计五项，共应得到银三千一百六十五两三钱四分八厘七毫。各衙门应全部支出解送盐司，集中贮存以备军需。又因为各项按日计算不足、按年计算有余，此后仍应每两季查解一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七两〕 李佥事的话很有意味：“民间财力已经空虚，难以再行搜刮，而官府库藏的漏洞却茫然没有查核填补。应把它写成固定说法，以杜绝隐匿。”利益散漫流失的时候，固然要靠有心计的人严格清理、建立防范；等利益归于公家以后，更要靠懂得时务的人斟酌缓急、善于使用。考察各项积存原本都是准备军需的，如今哪里有比西北更急迫的军需呢？这些钱在粤东还只是备用，在西北却是急需的短缺。何况东省发生变故，一年损失额定收入二百多万两，空腹无力应付，脱巾而起的事情屡有听闻。掌管筹算的官吏形势紧迫、情势危急，已经大声疾呼；天下臣民毁弃私情、舒缓公家困难，无不先行响应，随后接应。唯独粤东假装好像没有听见，难道那些食物还能咽得下去吗？建议把前述各项全部解送京师，以接济急需。事情有缓有急，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希望不要固守一隅之见，再加以阻挠。一是禁止私盐。盐法的弊端，以私盐问题最为严重。禁令下得极其严厉，但犯法的人却接连不断。大概近来盘查，水路交给哨船，陆路交给营堡，难道这些人竟有不爱钱财、体恤国计的吗？况且讨论事情一定要追究根本，革除弊端务必要澄清源头。必须先有私卖，才会有私买；如今盘验既然已被视为例行故事，即使查出私盐，又不追问其来源，买盐者只受轻罚，卖盐者却漏网，那么还有什么顾忌而不习惯作奸犯科呢？要整顿积弊并彻底扫除，应当加重盘查的责任，实行连坐法。在虎头门、潮州府各设置运判，盐船到达那里时，预先让船户开列盐数，随同单据投递，严格依单盘查，哪怕夹带丝毫盐斤，也一定依法处置。客商持引票前往盐场时，令场官查验所领引票，登记月份、日期、姓名、盐包斤数和船号等数目在册，验明后截去引票一角放行。每月底开具结状，并说明有无私卖盐斤，送交附近主管衙门。船只经过巡司、哨堡时，也要一体严格盘查；月底结报曾经查获或没有查获私盐，以便查考。凡捉获私盐送到巡司的，除酌量充作奖赏外，其余全部没收入官，变卖后充作军饷；同时追究灶户私卖、客商私买、场官冒充结报，以及从前越过巡哨而纵放私盐的责任，一律依法严惩，以示警戒。即使有神通广大、奸诈异常的人，难道还能飞过去吗？李佥事禁止私盐，原本就有追究并实行连坐的办法，使私盐的漏洞被堵塞，公家盐课充盈，确实抓住了要领。吴提举又重申了这个主张，它的可靠性就更加明显了。一是烙印鱼船。粤东的鱼船称为蜑户船，装载、运送盗贼，拐带人口，又借口购买食盐腌鱼，想方设法夹带私盐。吴提举说它们造成的危害不小，而且妨碍官盐，这怎么能不加过问呢？应当行文各府、州、县，责令在鱼船两侧印烙大字，刻明姓名、住址、妻子儿女和舱号；仍然每年查验，发给号牌和出海凭证。若遇到购买食盐，先申请印票，像客商告引一样，在票内载明购买盐若干、应纳盐课若干，缴清之后，才允许到盐场凭票买盐，不许多装。经过巡司、哨堡时一体严格盘查，返回原来发给印票的衙门后，依期限投递注销。这样，蜑户就不能作奸，官盐也不会受到妨害了。一是整顿盐斤。

译粤东的正盐每包一百二十五斤，只有连、雄、韶三处河道的生盐每包一百三十八斤；又因为用藤包运送各厂的卤水，抽割损耗，估计增加二斤半，也已经算多了。后来又因为生盐水客告称要与三河熟盐水客相同，也照这个数目办理；而梧州商人的生、熟盐以及英、翁、浛、光等八埠，纷纷援例，都定为一百三十八斤，这难道不是破例的深厚恩惠吗？为什么雄、连、韶、梧、富、贺的商人又以路途遥远、税费重叠为理由，恳求增加秤头十二斤；生盐水客也援引成例请求增加，于是全都变成一百五十斤了。总计每百包增加的盐斤达到一万六千八百斤，少缴正饷六两多；何况还有暗中增加盐斤、明面上收取秤头的做法，不下二十五六斤。这样计算，每年客商合计少缴盐饷一万多两，谁说秤头增加得不多呢？前任道员一心想惠及商人，不忍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请求，姑且给予一点点好处；然而一点点增加不停止，终于汇成江河，关系实在不小。客商拿来作为借口的，只是路远税重罢了。天下的物品，大抵近处便宜，远处昂贵，这是物价的常情。运盐越远，索取的价格越高，自然足以补偿费用，哪里还需要请求增加盐斤？吴提举说：“小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想任意填满欲壑；暗中侵蚀盐引和盐饷，成为国家的漏洞。” 这话说得多么正确啊！养骄纵孩子的人，孩子一哭就给他东西；给了东西，他反而转过来继续哭，责打他才会停止。如今盐斤如果不是原来增加后便没完没了，即使耗尽山海中的储藏，也难以满足陇蜀商人的欲望，应当赶快查照旧例，革除一百三十八斤以外的秤头增加，不许任意索取。这样，省下一斤就足以充作一斤官饷；积少可以成多，涓滴能够汇成大海，这正是掌管财计的人不应遗漏的事情。大致说来，天下财力有不足的地方，必定也有富余的地方，这是自然造化的规律。从来治理国家的人，常常在财力耗尽、军备疲敝之后，稍加治理整顿，便转为富足强盛，正是因为富余之处本来就存在，只等待有人着手利用罢了。如今粤东距离朝廷万里，法纪松弛；利权因彼此假借而形成，物力因下移而失去调度节制，终于坐困。这难道是从前因循苟且的过错，或者也是上天留下富余，等待今天来利用吗？近来听说该省诸臣也有增加盐引、推行盐运的意图。只是天下的事情，有的病在枝节，适宜修补；有的病在关键要领，适宜改革创制。粤东盐利散漫到了极点，如果不彻底大力创办新制，即使稍微增加一些，又对缓急所需有什么帮助呢？本部列出十四项条款，审察形势、估量时机，增加盐引和盐课，把散漫流失的收入收归公家，每年可以取得京解银三十万两。这是针对已经失调的琴瑟而议论更改调弦，并不是因为没有米就让巧妇难以做饭。最值得庆幸的是，地方诸臣正意气更新，规划深远，想到国事已经危急，怀着急切的公心奉行职责，难道会落在两淮各运司之后吗？中央和地方的心力如果能够一致，粤东的局面就会重新开辟。大概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困穷到了尽头就会通达。趁现在共同建立大计来充实边疆储备，使自然所留下的富余归于实际使用，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我想有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挽起衣袖立即行动，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鹿忠节公集》卷十一。范阳鹿善继伯顺父著。议三。说。引。◆议三◆。福建盐法议。辽饷召商议。城守议。○福建盐法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