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忠节公集卷十一

译闽中的盐利，先前按臣徐鉴已经上过题本，本部也有批覆。各商人前来告急的接踵而来，盐司坚持的说法却很冗长。每次一经查催，动辄超过一年。所谓增加盐引、增加盐课，不过是反复传递、没有定论的文书，拖延不决的局面罢了。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丝毫利益呢？大家同为臣子，按道理都应当急于为公；况且正值时局艰难，更应当同心协力。彼此争论而各自固守，并不是协同恭敬的道理；早晨改变一套、晚上又改变一套，更不是报答君主的道理。现在我反复考察抚按官交替上奏的疏文，平心静气地加以讨论。假如六帮的期限较为紧迫，而这样做或许会增加纷扰，原本可以把六帮均匀编入五帮。假如依山的盐引开放而不妨害正课，自然可以把依山明确称作附海。本部难道有意苦苦坚持、故意互相违拗的道理吗？至于所说行盐地区原本狭小、每年收入数目没有定额，拟将每年新增盐课银一万四百八十四两六钱三分有零，先截出五千二百两并入旧额解送数目，共计银二万七千四百两，仍分上、下两运，依期限起解。其中一半尚有余银，应当等追缴完毕后留存司库，等新引销尽，结算实际多少，全部分类解送。这件事只要按地区处置得当，知道实际情况并非虚妄，哪里能说本部不会同意，反而烦劳你们极力指责呢？如果把本部的议论排斥为过分苛求，那就错了；又在话还没有说尽时，把徐御史原来的题本也一并牵连，流露出遗憾之意，那也错了。如今时局实在令人忧愁，救济之事不能停止；能得到一寸就争取一寸，能得到一尺就争取一尺。本部对于该省，正是赞赏它可以商议，所以详细同它商量；同时也借此激励各省，共同表现急公奉国的情义。并不是说因为该省自己想增加盐引，反而成为没有止境的要求。假使自行增加的结果竟导致过分索求，那么隐瞒不报的人反而能占便宜。这不仅不是本部自处之道，难道也是向人示范的办法吗？总之，天下事只有诚心实意才能办成，只有公正的议论才能使人信服。如果不深究国事究竟如何，却各自偏爱自己的情面，谁还会没有话说呢？兴化、漳州、泉州不食官盐的地方确实狭小；然而采集舆论、询问当地人，大家都说旧额三年开中的盐引，只够一年半使用。即使增加官引，也不必等三府之后才办成。又有人说徐御史主张每年增加七千引，这也只是尚未实行的限额，并非已经试行成功的成规。所以原来的题本只是空想之说。该盐司只是因为本部增加四千引的议议，便激烈请求减去一半。假如当时本部没有议论增加，只按原题办理，它究竟奉行还是不奉行呢？至于说行盐地区狭小、商人和灶户困苦，徐御史忽然提出增加盐引、增加盐课的请求，大概是想通过减少帮数来便利商人，又借增加盐课来充裕国库。盐是凭盐引运销的，盐课也随着盐引增加。如果盐引确实够用，为什么还要议论增加？商人乐意增加盐引，又何必为盐课发愁？按照徐御史的意思，既然主张惠及商人当然可以，直接请求减少帮数就是了，何苦又说增加盐课？反过来推求，就可以明白我的心意了。不过，这一点不值得深究。在太仓空虚如洗的时候，有人稍微愿意主动说出实情，略微补助国家，也是可取的。就好像行走在广阔无人的荒域中，看到一个像人的人都会高兴，难道对真正的人还忍心加以督责吗？所以本部今天急切请求志同道合者共同救济艰难，难道是面对同舟共济的人而自相矛盾吗？该盐司均分帮数、开放盐引以及每年解送的数目，既然已经由抚按官代为上奏，应当全部按照所拟办理，使局面早日结束盐课征收，不要长期悬而未决。只是其中如何调剂，做到施行而没有弊端，还是有话可说的。第一，小票应当永远革除。行盐凭引，是祖宗制度；改用小票，是权宜之计，用来救济一时缺少盐引的急需，实际上却滋长无穷弊端的源头。该盐司说，抵票原本不缴银，盐引到达后按数扣凿，小票随即停止使用；如果真能这样，确实不会有弊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为什么各商人异口同声地说，不采用小票，私贩就会横行；又说私贩与小票交错，如云气一般？难道小票和私贩是相互因依而产生的，受到侮辱才会发生吗？即使按臣李凌云的疏文也说，设置抵票，实际弊端很多。他上疏以来，本部衙门已经不再发一张票，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大概即使以公事立法，弊端仍然会像私弊；若以私意立法，弊端将会到什么地步呢？用盐引代替小票，可以这样立法吗？所以闽中既然已经增加盐引，小票就应当永远革除。第二，必须严禁私盐。运盐的是盐帮，买盐的是各县的水客。如果水客交纳盐引的期限不误，盐帮的运输自然会加快。人情趋利如同奔马，难道有人愿意故意错过期限吗？追究根本，私盐才是真正的祸根。所以盐如果能够像流水一样顺利销出，买盐哪里会难以聚集？私贩不敢驾驶一条船运盐，三艘官盐船一出现，六面通行、四方敞开。如今各县只听任民众方便，多吃私盐，导致盐帮期限迟滞，全都是由此造成的。该省疏文中也对此扼腕叹息。明明知道弊端，却只是发出浩叹；对堵塞私盐漏洞畏缩不前，却勇于削减国家的财用，做臣子的应当这样吗？考核成效的办法都在，只要严格执行，销盐引不达到数额的就按例参劾处理，私盐自然可以禁绝，又何必担忧盐帮期限呢？第三，必须严禁多装盐。闽中的盐包以二百一十觔为一包，难道不是官府规定的吗？为什么明明规定了，却不能坚定执行，盐包大小全听各商人的安排？守法的人有时依照常规，违法的人却增加一倍。盐装得多而有利，谁不愿意多装？多装又不获罪，谁甘愿少装？盐包一旦超过定额，盐自然难以销出，卖盐的道路逐渐堵塞，买盐的心意也顿时冷却。谁说盐包可以不管？现在必须严禁超过规定的盐包，改用盐桶，规定每桶装二百一十觔。多装的按私盐论处，这样盐就全部归公，盐帮没有不获利的。第四，盐引号目应当迅速印刷。商人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到盐场办盐，全靠夏、秋两季可以利用顺风；如果拖延到朔风时节，盐重船损，而且还有性命危险，难道只是损失资本的问题吗？总计这些盐引号目，就像把东西交给别人一样，因为没有意义的迟延，使人遭受无法申诉的忧苦，这是什么道理？善于理财的人，才会安排先后次序，精通缓急的运用；如今却悠悠忽忽，做这种徒然损害商人、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事，谁掌管盐政却竟做到这种地步呢？从今以后，每年应发的盐引号目都要移文催促，迅速印刷，使各商人不担心错过时机，自然也不担心损失资本，这只在于主管者多加用心罢了。

译第五，必须严禁请托乞求盐引。招商中引，是国家已有的成规，从来没有听说领取盐引还要靠请托乞求。八闽为什么竟使乞求盐引成为风气？乡绅、举人、贡生投递名帖请求盐引的，不下百余家；这种相沿成习的不良风俗，共同牵制盐官，使其难以办事。那些受积威压迫的人，绝不会肯把金窟当作瓦片来下注；要用官引做人情又有什么困难？有时送三五十道，有时送一二百道，既可以平息毁谤，又可以借机卖人情。他们不知道，盐引必须达到四百道才算一封；如今有势力的人拍掌瓜分，各自深藏起来，坐等高价。收盐的人挨门恳求购买，往往要经过一个月才凑成一封；不用说需求越急，出售就越慢，还要备受刁难勒索之苦；更何况盐引即使凑齐，时机已经错过，又无奈受到风涛阻隔，盐司催促、应运盐帮商人遭受严厉催逼，不平之声正由此而来。应当赶快恢复招商制度，断绝请托乞求的门路，使商人领取完整的一封盐引，趁顺风到盐场办盐，这确实是当前的急务。第六，应当急切体恤本地商人。盐是官盐，盐引是部引，盐课是国课，商人是祖传商户，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据商人张天福等所说，外地奸猾商人窥见其中利润很大，混入进来侵占盐引，以官盐为名，实际上借机私贩，低价收取、高价出售，以致祖传商人逐渐衰败，难道可以不加处置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现在新增三万多道盐引，本来是想用便利商人的办法来谋求富国；但若想使朝廷得到实际利益，就必须使所有盐都凭官引运输；若想使官引全部通行，就必须使本地商人都恢复经营。如果不明白申令、整饬法令，眼前新增的盐引又会被奸猾商人钻入其中、包揽占据，勒定价格、强行出售；他们以盐引数量多为借口，故意拖延国课，图谋将来再实行减免，这实在可恨，也更加令人忧虑。应当立即命令在案的祖传商人署名认领盐引，发给文书到南京刷印盐引；每人实际认领四百八十道，领回本省后缴价办课。这样，奸豪就没有偷入的门路，国家也能获得实际征收的利益。这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商人。这六项都是八闽盐法的对症之药，是盐法必须知道的事情；然而还有一件关系重大、举世迷惑而不认为错误的事。它实际上极不通达，万万不能容忍，那就是兴化、漳州、泉州不吃官盐。三府不吃官盐，当地人说大概是因为盐是本地特产；守土之臣说大概是办事应当顺从民便。然而利权并不是可以分散给各方占有的东西，凡是盐都属于官府的利益，不必问是不是当地出产。盐引盐饷原本是供养军队的资财，那么所有百姓都应当食用官盐，难道还要问这样做对商人是否方便吗？查《大明会典》，三府都是行盐的地方。宏治十四年，命令福建盐场商人中纳盐引盐，以十分为标准，五分分派给福、兴、漳、泉四府一州，五分分派给延、建、邵、汀四府各地行销。万历三年，设置运判一员驻札黄崎，分司将黄崎分司运副移驻水口，运同移驻泉州，专门督理泉州、漳州二府的盐务。这些明白的法令，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地载在年月之中吗？再考察内外诸臣历次提出、已经形成成案而可以查考的情况，该省关于官盐的议论，开始讨论、开放通行，并不只是一次；祖宗制度时明时暗，也并非一天两天了。前些年官盐只在西路水口一港通行；到嘉靖十四年，运使娄志德议呈，由白御史上题获准，开放东路黄崎镇港通行官盐。嘉靖二十六年，又由运使姜恩详细议请，开放南港通行官盐。万历三年，又奉勘合，开放东路分司，通行泉州、漳州、兴化三府官盐。综合观察前后的情况变化，大体是祖宗制度因流传日久而逐渐湮没，又因湮没日久而逐渐恢复，只是有的地方已经通行而有的地方仍受阻，有的议案将要实行却中途停止罢了。总之，既然已经开放的地方称为官盐，那么尚未开放的地方属于私盐，也就可以知道了。东、南两港可以继西路之后开放，那么兴化、泉州、漳州应当一并通行，也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法令明明悬在那里，结果却如同画饼；条议屡次提到，最终却被搁置得像盖在破瓮上的废纸？过去还偶尔听到开放通行的议论，觉得那像空谷中的回声；到如今，这种状况已经逐渐积累很久了，耳目安然，竟不知道世间还有官盐这件事。不食官盐的人安然自得，没有一点不安之心；坚持这种主张的人公然说来，也没有一点惭愧之色。最严重的形势既然形成，便难以挽回，那么大难的端绪谁还敢首先揭发呢？讨论天下的事情，应当依据天下人的见识来讨论。天下大势就像人的全身，一处不通，整个身体都会生病。天下的官吏虽然各自分掌治理，但所治理的都是朝廷的事情，所供给的都是朝廷的使用，不应偏占肥沃或贫瘠之处的利益，而应共同汇聚力量以求富强。所以祖宗的制度讲求彼此融通，使远近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供给九边军饷的，不一定都是边地百姓；食用官盐的，也不必限定为不产盐的地方。天下如同一家，谋划本来就应当如此。为什么做臣子的还不明白呢？凡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人，谁没有远大的志向？不怕他不挂念百姓疾苦，只怕他不能通达国家整体大局。近来附近盐场的州县，常常以便利百姓为理由请求包课，总之都是不明白国家整体大局造成的。然而不销盐引而改行包课，仍然令人不安。难道竟像兴化、漳州、泉州那样，一文盐课也不缴，直接以不食官盐的名义向天下申报吗？所以本部今天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议论当局的做法，以国家大局来衡量时下的弊病。“不食官盐”这四个字，实在不愿听到；三府再次说出这句话，实在不忍看到；更不忍三府最终被冠以这个名声。这是地方诸臣应当赶紧遵照祖宗制度，恢复行盐的典章，以救济军国急需的事情。概括说来，天下的事情靠法令治理，天下的法令却因私心而败坏。私心这种东西，漏洞很多，气味腥膻，势力强悍；在天下各处都能造成破败，而盐司尤其严重。大概利益聚集的地方，就是弊端丛生的地方；在盐司没有一处不受破败，而闽中又尤其严重，大概因为距离朝廷遥远，所以法纪更加松弛。本部所陈述的意见，前六项是在暗中把私弊归入陋习之中，后一项则是公然以私心横行于法令典章之外。这种情况即使国家处在富足充盈之时也不可当作规范，何况如今太仓空虚、边地士卒解下头巾拿着筹策，以大声疾呼的心情，期望臣子有披发缨冠、急难赴救的情义。该省也是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难道还能安然无事吗？法令固然因私心而败坏，但治理私弊仍要依靠法令。法令不是为一方设置的，而是为天下共同谋划的；法令也不是今天才设置的，而是祖宗制定的。地方诸臣对于盐务的一切经纬曲折，都应当归结到法令上。如果在八闽痛切惩治积习，重新开始，那么新增的盐引就更容易得到供应；盐引所带来的盐，以及原本散漫流失的盐，全部收归公家使用，又何必忧心忡忡地担心新盐课难以办成呢？这样，原题本就可以完成一半，再加以结算，等候三年即可。○辽饷召商议。

译辽东军饷的事务尚未结束，所需的本色米豆还没有停止征运的日期。而办理此事，没有比召集商人承办更好的办法，也没有比摊派给州县更坏的办法。为什么这样说呢？米豆的估价普遍高于当时市价，从来不是没有利润。召集商人，就能买到第二年应运的米豆，而且是在今年米豆成熟的时候、在丰收的地方购买，利润之中还有利润。即使由商人自己购买、自己运输，总计仍然有较多利息，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承办。每到缴纳运输的时候，价格已经用尽而米豆还有剩余，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后来一改变而摊派给州县，当年运输，当年才开始购买，既不能及时，又不考虑产地，价格按照最初估价，难道还会有利润吗？况且召商购买，只是借商人的手，商人与百姓交涉，有利而无害；摊派购买则借官府的手，官府与百姓交涉，还能指望没有问题吗？宋朝的新法，哪一项不是在民间实行、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王安石却终于使天下受害，正是因为官府与百姓直接交涉的缘故。追究这次变法的根源，是从米豆浥烂开始的。当时上缴的米豆已经很多，价格高得无法承受，官府没有明白告知各商人可以自行出售，商人也以没有明令为自己有利，把米豆囤积起来供应后续运输；覆盖米豆的苫盖又因连日积雨而逐渐破坏。商人心疼资本，号哭请求收购，于是挑选还没有腐烂得太严重的米豆充作运输物资。但一旦装入海船，蒸闷郁热更加严重；等到抵达关门，接收的人退步疾呼，事情终于上达朝廷。天津方面无法忍受责骂，说：“实在是商人耽误了我！”于是全部改为摊派给京畿各县，责成主管官吏办理；这样钱财没有其他忧患，分派给各县，众人共同承担便容易完成，难道不以为从此没有弊端了吗？然而天下没有完全没有弊端的办法，只有考察弊端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并比较它是否能够挽救。召商购买的弊端在于米豆有余，而有余难道真是弊端吗？财富获得财富，随后才能相互滋生，就像长袖善舞一样。上缴的米豆有余，正可以乘机加以利用；否则就应当晓谕商人自行出售，不要让米豆囤积；再不然就应当加密苫盖，不要使米豆浥烂。既然已经浥烂，也只能割舍小的损失以图保全大的利益。却不作这样的谋划，因姑息而误了国事，因噎废食，改为摊派购买。至于摊派购买的弊端，即使圣人也无法挽救。弊端有在法令之内的，也有在法令之外的。什么叫法令之内？京畿南部各郡到天津，远的有千里，运输一石米豆，最严重的困难在于陆运。从前主持陆运时，顺天、永平两府都陷入困绝，后来得到麻城李公开通北海的道路，百姓才不受劳苦。如今让他们运输千里，京畿南部又成了顺天、永平。这种弊端在法令本身之内，并不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至于法令之外的弊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有摊派到田亩却完全不给价格的；名义上抵作条鞭银，实际十份中还得不到二三份的；有摊派给富户的，既不给价钱，又责令他们运输摊派到田亩的米豆，而运输也由富户承担。富户既然和众人一样被加征，又要单独运输，还要耗费车辆和牲畜。有的按照最初较低的估价向百姓征收，却按照日后较高的估价向上缴销算。尤其奇怪的是，漕运斛与民间斛不能混同，这一点本来很明白；可是摊派时按民间斛计算，输纳时却按漕运斛计算。至于让富户输纳，收取的人就更加刁难阻挠。即使派人督押、以农民名义省察，路费仍然摊派给民间。摊派到土地和树木等财产上，必定要多出二三成；摊派给富户后，富户请求脱免、要求更改，这又不是普遍存在的弊端吗？假使按照最初议定的办法施行，先把价银运到官府，趁初熟时买入，那么即使雇用车辆、骡马运输，费用也还较省。无奈价银每次到达都必定误了时机，主管官员便可以拿这个理由争辩。上面的价格越抬越高，时价也逐渐增加。如今估定的价格，比召商时增加的价格还要更加增加，却只使主管官员获利，百姓反而得不到好处。苛虐小民，实际上侵吞公帑；几年之内，民众筋疲力竭、骨髓耗尽，千里之内不得安宁，难道不可痛惜吗？总之，正因为官府与百姓直接交涉，所以弊端表现在人；而弊端之所以发生，则在于法令。圣王只是想到贤能的人常常很少，所以立法的意图必定极其周详。法令完善，小人就无法放纵奸诈；法令有弊，君子也难以施展志向。像近来新安、新城能够独自使百姓不知道买粮运输的痛苦，难道不是所说的善于治理人民吗？可是想让人人都成为新安、新城那样，即使尧、舜也做不到，那么应当怎样挽救呢？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要恢复召商承办的旧制就行了。比如崇祯元年，徐州、兖州之间的豆子不过二钱五分，而一石还有八斗的余量，即使三钱一石，商人仍然会争相前往购买。然而京畿之内的豆子偏偏没有丰收，即使初熟时价格也达到六七钱，官府给到七钱，主管官员还要拿它作为借口。这对国家究竟是节省费用，还是增加费用呢？何况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辽饷是天下共同增加的负担，而征兵、运输军械，京畿各县又承担传递运输的差役，已经称得上特别困苦了。如今又摊派购买米豆，这是在重负之上再加重负。制定这种法令的人究竟和京畿百姓有什么仇，为什么要自行废弃良法，滋长无法挽救的弊端呢？○城守议。

译京城的士兵列营在城外，恐怕会把情况泄露给敌人；对于根本重地，应当首先以防守为主。至于把士兵部署在城上，每个垛口用多少人，应当计算清楚。大炮、小炮、火药、铅弹，各应使用多少，也应当计算清楚。敌兵逼近远近不同，施放火器使用什么号令，也应当计算清楚。施放的方法怎样安排，才能伤敌而不伤自己，也应当计算清楚。守城的人怎样才能不受寒冷、不挨饥饿、不感疲劳而乐意效力，也应当计算清楚。火药怎样轮番装填、发射而不慌乱，药线怎样妥善收藏，也应当计算清楚。这些是城上的事情；至于城下如何供应，使秩序井然而不至于匮乏，城中如何弹压，使其安静而不混乱，也都应当计算清楚。马匹如何喂养，士兵如何选拔，怎样驻扎以消除内部嫌隙，怎样磨炼以准备出奇制胜，也都应当计算清楚。城上、城下、城中都保持安静，严禁传播谣言，专门听从号令；喧哗者按军法处置。这样人心专一、人力齐整，防守没有不牢固的，战斗也已包含其中。然而所说的号令，必须出于一人；指挥太多就会使人目光混乱，这是军队最忌讳的事情。地位显贵、接近君主而掌管耳目的大臣，各自都有忠义之心，只可以帮助力量，不可以分散、扰乱指挥权。防守和御敌的事情，应当专门责成士兵；号令的权力，应当专门责成将领。天下的事情，应当各自寻找熟悉实务的人来办理，听从他们的指授；凡是提出另外建议、创立新方案的人，都应当报告后予以停止，这样事情才可以办成。俗话说：“要走山下的道路，必须询问走过来的人。”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眼前纷纷议论作战，于是把营寨列在城外；议论防守，于是把马匹放在城上。空着肚子的士兵，拿着不熟悉的器械，站在风雪中却没有得到妥善安排，还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地调动，劳累扰乱而没有定规；依靠这样的力量防守御敌，实在令人寒心。那些京城将领确实没有通晓这些事情，边将中等待任用的人，难道就不可以考虑吗？己巳之变时，从狱中释放石亨、杨洪，让他们统领京兵；庚戌之变时，宽赦边将徐仁、戴纶，让他们立功，这是本朝的旧例。如今无罪的马世龙，难道不可以仿照这个先例释放出来，让他统一调度吗？◆说◆ 车营说。前锋后劲说。廪粮说。○车营说。我在春末从宁城回来时，车营已经建成了。我凭着车轼观察它，其中的道理可以使人依照实行，也可以使人明白。车对于军队来说是藩篱，不只是用来阻挡冲击、进行防守。用它防守来应对敌人的到来，出击来应对敌人的离去；在中间掌握奇兵，在外面运用奇兵，没有什么比车更好。汉代大将军攻打敌人时，环绕车辆结营，同时纵放骑兵出击；晋朝讨伐树机能时，以八阵设置偏厢车，边战边前进。这样，车营中有骑兵也有步兵，但没有说到火器。即使吴璘的交替布阵，也只是凭借弓弩罢了。近来火器的使用十分紧要，却没有把火器与车结合，也没有凭借车辆组成交替阵势。现在采用交替布阵的办法，把火铳配置在车上，使弓弩与火器兼用，凭借偏厢车来施行，这样火铳就和车结合起来了。制服敌人的方法，关键在于不使自己陷入穷尽。没有火铳，车的作用就会穷尽；不能层层交替，火铳的作用也会穷尽。火铳贵在有子铳、母铳相互配合，正因为这样才不会穷尽。不过火铳和车结合，仍然相当于步兵。百里之地一天可达，千里之地十天可达；需要时可以迅速散开、集合并整齐列阵，遇到情况能够从容应对。只是如果没有精锐骑兵来辅助步兵，敌人将不来，我军也不往前，而敌人便可以用轻骑反复袭扰我军；或者趁我军还没有列阵时逼近，即使有办法挫伤敌人的锐气，又有谁来乘敌疲弱而进攻呢？步兵与骑兵相互配合，军法上有依据，兵力使用上也有依据，粮食难道就能因为有所凭借而疏于准备吗？转战千里，把狡猾逃窜的敌人逼入坚城，按照军法，应当凭借可以依靠的粮食和可以依靠的兵力；如果我们不自行准备，就会使马兵、步兵一同陷入困窘，这是理所当然的。作战与辎重相配合时，辎重、步兵、骑兵各有自己所依凭的部分，也各有自己承担的作用；凭借各自的部分，就能够相互保护；各有依凭，又不能不彼此资助。相互保护还需要指挥，相互资助则无需言明便能明白。军队达到无需言明便能彼此配合的程度，就是使其作用不穷尽的方法。天下的事情，如果把责任笼统推给各自处在利害之外的人，却把专门的责任交给身处利害之中的人，就会使军队和指挥者都被动。假使作战时把辎重、步兵、骑兵全都编为一个整体，却不在这个整体内部划分各自的职责，那么指挥者不能亲自掌握，军队就容易陷入困境。法令应当使某一部步兵、某一部骑兵同功同罪，又共同依靠某一部辎重供应粮食；平时负责行进、驻止，紧急时负责援救，细小事务则负责砍柴、汲水；无论事情有缓有急、道路有平有险，都没有不彼此救助、步步照应的。内部像四肢护卫腹心一样相互保护，彼此替对方担任护卫；一方面使它们不能互相利用，各自只求完成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却因此成就整体的公事，这种思虑多么深远啊！各有分属，正是所以能够联合起来的原因。至于一车一乘、一衡一冲，层层累积而设置督领，又有总督领的总督领；内部纵向直达的部队不被前方阻隔，于是使外部横向排列的部队不在后方退缩；中央有掌握奇兵，四角又有埋伏的奇兵，军队以正兵使用，也以奇兵使用。胜利正是因此能够把运用兵力的变化藏在其中，使军队的力量充裕而不会穷尽。至于编制和人数既已明确，聚集众多士兵也如同人数很少；方、圆、曲、直，都随地形来制定阵势。善于说明的人，还可以用数珠来尽量表现它的变化，所以其中的道理可以使人明白。至于在实际事务中能够按照法令实行，说军队的无穷变化如同阴阳运行，这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前锋后劲说。

译我听说剑有钩、竿、蒙、须、镡等部分，而它的作用在剑锋。然而剑脾不薄，就不能斩断；剑脊不厚，就不能刺入。所以剑的作用在于前部削薄剑脾成为锋，后部加厚剑脊成为劲。古人说军队要有后劲，如今有时军队不用车，却专门让锐兵冲在前面，因此前面的锐兵一旦出现缺陷，后面的弱兵便先行溃败，于是使前面的锐兵因为回头顾望而出现缺陷；可以使数十万人成为乌合之众，也可以使数十万人像鸟群一样四散。然而如果没有前锋，就会忧虑所有谋划都来不及施行，突然遭遇敌人时，将车也无法并列前进。现在的办法是选练步卒，使他们熟习火器和短兵器，再用车来保护；这样即使士兵未必精良，只要有技能、有车，也不至于突然遇敌而手足无措。骑兵位于车营之中，有权奇兵、有伏奇兵，本来就能自行成为前锋，也能自行成为后劲；而大将军树立旗鼓，统合整个车营的全局，使法度和神机参与在各个车营之中，又使气势运行在各车营之外。这样，所有车营的前后左右，都由大将军的气势和精神周密贯通，如海中怒涛相互逼迫着向东推进；遇到正面敌人就摧毁它，遇到深陷之处就淹没它。其法大略与车营相似，但兵力全用骑兵，器械兼用弓箭和礟炮，全部选取精良者充任。营中有掌握奇兵的部队，而大将军掌握各种奇兵中的奇兵；遇到前方突然出现的敌人，就用它正面抵挡，同时更使车辆发挥抵敌的作用。至于后方，既要用这种安排壮大士兵的胆气，使他们勇于前进，又要统一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必定不能后退。他们表面上像是为车辆服务，实际上是使用车辆；有进无退，于是每个人都成为后劲，以完整地发挥前锋的作用，使十人、百人能够发挥出千人、万人甚至十万人的作用。这大概就像剑一样，钩和镡合在一起成为剑体，而剑的作用在锋，发挥力量则在劲。○廪粮说。廪粮按照官职的高低来决定厚薄，这是本来就有的规定。然而同样的官职，钦依与加衔相同吗？领兵与不领兵、有防区与没有防区相同吗？况且有的官职虽高，任用的人有时只是统领；有的官职虽低，却有时自行主持事务；又有统辖的部众或合或分，任用的官员有的事务繁多、有的事务简少。种种差别，正是所谓万物不齐整乃是事物的常情。如果发放廪粮的人不仔细区别，只根据官职相同而一概施行，那么职位较轻的人不会嫌粮食过多，担子较重的人仍然会苦于饥饿；事情的形势必定因此陷入困窘，公家也会受到它的损害。这样对于国库并没有节省一分一毫，最终也无法收揽豪杰为国效力。所以天下的事情，有的看似求平等，反而失去公平；有的不作表面上的一律平等，反而得到真正的公平，廪粮制度就是这样。发放廪粮不能只看官职，实际上要看官职所承担的事务；事务不同，廪粮也随之不同，要逐条逐项分辨，就像春天造化万物各有其形一样，分别给予各自应得的数额，不存私心而随意增减。既然我不私自增减，别人也就不能凭个人意图增减了。边镇的廪粮大体都有固定条例，而这里正处在草创阶段，正当局势沸腾、事务纷乱之时，官衔从袖中取出，粮食凭领取文状发放；到了这时，官职的真实等级和粮食的实际数额才清清楚楚地揭示在日月之下。而且斟酌各等级的差别，能够把事情的情理考虑周全，于是深深切合了人的实际情感。勇武的军人，难道会因为吃饱一顿饭就忘记国家的恩德吗？这种制度既可以辨明官职，又可以清理粮饷，还可以激发忠心，真可说是一举而具备三种好处。◆引◆ 籽粒折征志引。○籽粒折征志引。以粮食籽粒折合征收，这份檄文中询问地方上哪些事项最有利、哪些弊病最大的是按察院王立宇象恒。依据士绅共同揭帖提出申请的，是县令毕冲阳自肃。事情已经批示审查，却被粮厅阻挠。疏通这一关隘、由府转达道里的，是司理范鉴湖绍序。由道里再次斟酌后转送按察院的，是观察柯和山日?永。会同按察院共同题奏，等候圣旨停止征收，而后来又列入恩诏减半折征的，是屯院左沧屿光斗。事情在变乱中兴起，竭力主持办理、使纷乱得以确定的，是巡抚张蓬元凤翔。而首先发端谋划此事的，另有其人，就是本县县令胡芳宇嘉桂。包纳籽粒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胡公决意改弦更张，但当时还没有机会上奏，常常扼腕叹息，对我说：“我不能办成这件事，日后一定会有人办成。”可以保存这个议案，作为底案。他的深意仍然是想亲自办理。所说的这个议案，就是文集中收录的士绅公揭。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忘记，又怎么能够忘记？《鹿忠节公集》卷十二 范阳鹿善继伯顺父著 祭文 祭范一泉先生文 祭徐烈妇文 祭胡芳宇县令祠文 祭梁年伯母文 与孙启泰同祭贾正卿母文 祭杨太公文 祭潘怀鲁文 祭贾太夫人文 祭宋怀豫文 祭范一泉先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