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忠节公集卷十五

译来信对边人的期望很迫切，却不能说是了解边人；对边事的忧虑很深，却不能说是了解边事。我本想一一分辨说明，大的事情担心泄露，小的事情又不值得说。请允许我用泛泛的议论来概括。从来办理大事，靠的是没有二心的臣子；但与其谈信念，不如谈尽心。所谓信念，是站在域外的角度观察，排除满庭的议论，贯彻始终，成就唯一的目标，就像作文时先有主意一样，这确实是首先要做的事。然而必须能尽心尽力，然后才可以谈信念。谁没有心，却能有尽心的时候和道义呢？没有做到尽心就仓促谈信念，是鲁莽之人的寄托。世上不缺少有豪杰气概的人，但考察他们最终的归宿，往往只成了鲁莽。唉！天下的事情难道容易说吗？容易说的人，面对事情立即决断，几乎没有停留蓄积。议论事情总说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议论人总说应当任用某甲、不应当任用某甲。两句话就决定了。然而，假如事情和人是否可为，果真清楚明白而没有隐藏的端绪，又彼此区分而没有牵连之处，又固定不变而没有转化的情势，那么一推两开，直来直去，何必劳心？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一件事摆在这里，看起来应当做，难道马上就做吗？还是有所等待呢？人人都可以做吗？还是必须有所选择？应当明明白白地去做吗？还是要隐藏作用？应当空空地去做吗？还是要先治理器具、准备条件？只要有一处不相应，事情就会破裂。而且这件事的形态就在眼前，我只能看见眼前的形态；它的机会通向哪里，开端从哪里发生，结尾在哪里结束，都不在眼前，却都应当预先估量。其中有谁暗中借此谋利，后来到什么时候逐渐借此作弊？那么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原本只是共同读一封文书，却会逐渐生出千种变化。总要由当事人用深沉的心思在极细微处审察时机，默默运用防范；还担心有奇特穷困的情势，或许超出意料所能及，哪里敢凭直肠直肚立即决定？应当做事就是这样；即使众人都认为不应当做，也有时反而不能公开停下、骤然停止，而要若明若暗地借此发挥神秘莫测的作用。用人的道理也是如此。因为做事必定要用人，而用人本身就是做事。某人可以任用，但这件事是否适合发挥此人的才能？这种任用是否适合此人的时机？有时独自任用，有时参合任用，有时直接任用，有时反向任用。如果不费心思，能得到这个人的作用吗？还不只是这样。要任用的人已经站在眼前，而这个人的内部又有其他人。这个人可以任用，那么他身边的人是否也可以任用？可以任用的力量在这个人身上，我应当怎样使用这个人？又怎样不被这个人身边的人所利用？如果可以任用的力量在他身边的人身上，我应当怎样借用这个人来使用他身边的人？若被别人利用，却暗中反过来利用我所任用的人为我办事，范围虽宽而针线却很密。或者共同任用而使甲乙的作用分别展开，或者任用一人而使他的皱眉和微笑同时发挥作用。总的说来，根本直接而作用曲折；根本像寒暑一样不变，作用却像阴晴一样难以预测。天下没有把直接当作直接就能成功的事情，何况军事呢？兵事是阴柔隐秘之道。本来是谋划敌人，却默默进行，好像是在谋划自己；事情本来由自己发动，却默默进行，好像是别人自行发动。试想法纪衰败之后，凭什么使人逐渐知道奉行法令？士气屡遭失败之后，凭什么使人逐渐不再畏惧敌人？难道只是下属果真着意于亲上死长的情谊，而上司只凭军法办事的权力吗？情谊本来是近来士大夫不能得到的，权力也一直存在，但不能把它作为依靠。依靠权力，总会有穷尽的时候。不凭情谊，却要做出彰明情谊的样子；不凭权力，却要做出尊重权力的样子。要点在于逐步用习惯影响他们，默默地改变他们。脱去人的胎气，替换人的骨骼，却始终不把微妙的用意告诉别人。用心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说是尽心；尽心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自己相信自己。因为信念不是事情之外空洞的坚持，而是事情之中的实际依据。身在局中的人像良工一样苦心经营，旁观者凭什么知道呢？他们只根据传闻，都只是涉及影子和影响，甚至用小人的心思揣度君子的心。不要说嫉妒的人天天盼望他遭灾，即使爱护他的人也担心他失败。哪里知道铃阁中已经产生谋划，鬼神都不能测度，秘密命令已经执行，居住其中的人却没有察觉？即使幕府中的参佐每天承受上司的声气，也还有不能全部知道的地方；而旁人却要向路人询问消息，从千里之外揣测是非吗？这种弊病在闲散之人中还少，在身居要津的人中却特别多。因为国家安危所系的地方很多，其中想要从事事务的人，有的想伸张自己从前的主张，有的想替别人脱去重罪，却不敢公开出面，只能向身居要津者求助。如果不竭力制造关于边人的无根毁誉，凭什么惑乱别人的听闻？如果不巧妙迎合要津人物有根据的爱憎，凭什么让自己的说法进入他们心中？而身居要津的人，又大多有一种习气：果断相信自己，却轻率衡量别人。起初本来是把别人拖入云雾，后来又为了争自己的面子，甘心被办事之人利用，舍弃力量和尽心之人而与之为敌。他们的见识连尽心之人的万分之一也比不上，却自信超过对方，万万没有自觉错误的一天。即使偶然察觉了，也绝没有承认错误的道理。天下的事情还可以说吗？韩范经营西夏，首先请求诏告内外，不得随意谈论边事；这是信念之言，实际上也是尽心之言，更是苦心经营之言。○给兵垣的信

译近年来扰乱边事的人，散布虚假冒滥的诽谤，借此推行简汰军队的主张。边地官员迎合上面的意旨，只求保住眼前的富贵，于是有人任事八个多月，只点验过一遍军队，还把各营自行上报的逃亡数当作自己清汰的数目。又有人任事八个多月，只核算过一遍账册，还串通各营承认并不存在的罪名，使他们自己割断了再次申辩的舌头。唉！十万军队果真可以削减吗？试问边地官员二三年前的事情，件件都可以想见。自从十万军队布置在关内关外，兵力集中，军威自然振作；巡逻往来，侵犯他们的人便会粉身碎骨。东方与中原的气机相互依赖，东方安宁，中原自然安稳，这是明白易见的道理。如今只享受它造成的结果，却迷失它形成的原因，天天说要减兵，那么应当减的是哪一部分兵？难道想减川浙的步兵？又难道想减新近聚集的辽兵？这必定要先减掉七镇轮番的骑兵，又必定要削减总兵各自招募的家丁，然后才符合减兵的旨意。兵力减少，将领也应当裁省，留下一个总兵就够了；一个将领去掉他得力的亲兵，亲兵也都会随之离去。减兵有什么困难？唯独聚集兵力的时候困难罢了。当河西军队溃败、退守山海关时，关上有什么兵呢？南营空空荡荡，没有铠甲、没有马、没有车辆、没有火炮，只拿着粘雀的竹竿，却说可以抵挡强敌，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令人寒心。当事者刚到时，把零散兵员聚合成整军，才得到三千名甲士，建立骑兵营；关门从那一天起才有了这样一支军队。由此逐步抽调，由此渐渐招集，才有今天的军队。如今说要减兵，多年搜罗积聚的成果，哪里够供一天的清汰？只怕军队从此减少，事情也会从此增多。三军的士气，彼此相互依靠：怯弱的人依靠勇敢的人，也会自己生出胆量；拙笨的人依靠机巧的人，也会自己产生心计；新兵依靠老兵，也会逐渐练成技能。如今说要减去的数量不多，但军队中有时少去一个人，三军就会失去光彩，为什么不想一想呢？有人说减兵不是减掉强壮者，只是减掉弱小者。可是军队怎么能人人强壮？用兵又怎么能去掉弱者？弱者固然依靠强者来鼓舞士气，强者也借助弱者来增强声威。去掉强者，是销蚀弱者的气势；去掉弱者，是削弱强者的威势。被裁去的人离开，留下的人也会归于无用；照这样实行，关上二三年前的景象又会重新出现在今天。况且减兵的旨意是为了节省军饷。天下的事情，在从容安定时做可以自行节省，在紧急危难时做反而要付出更多费用。事情越紧急，费用就越增加。过去正是经过紧急艰难的局势，才不得不创设这些费用；如今幸而不再加重局势的紧急程度，于是也就能够不再增加费用，使人厌恶今天这种把花费当作理所当然的做法，而一心寻求节省。若裁减军队，那么为军队购买的马匹、制造的器械、筹集的钱财，都将随着军队撤去而无所用途；先前的费用全成了空耗。即使军队再次集结，前面那些物资不是散失，就是毁坏，还要重新办理，又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费用。这究竟是费钱，还是省钱？何况事情不论关系重大或轻微，只把节省说成美谈；与其追求节省，为什么不干脆停止这些费用？与其裁减军队，为什么不干脆解散军队？况且所谓节省军饷，是因为军饷不足以供给费用，所以寻求节省。如今的辽饷以“辽”为名，果真全部归辽地使用仍然不够，难道还要在军饷定额之外过度征求吗？辽饷六百万，如今分给辽地使用的只有四百一十四万；关上每年解送的只有二百四十万，在天津又未必能得到一百七十万。那么这笔无法查明的数额，在百姓那里就应当向百姓追问，可百姓无从追问；不在百姓那里，就应当向有关官员追问，可谁肯追问？既不在百姓，也不在有关官员，就应当向计部追问；但计部既让不完整的辽饷在考成上得到宽免，又让已经解到的辽饷分发给别镇、用于非辽地区，拿来做人情，反而对辽地摆出裁量的威风，议论请求裁汰，丝毫不加宽恕。这种名实相违的情形，正应当依据常理据理力争，哪里料到不但不强力争辩，反而曲意逢迎、奉承听命呢？况且三军的士气，应该增长而不应该消灭；士气增长，作战就有余力，士气消灭，防守就力量不足。若摇头吐舌，彼此告诫不可以接近敌人，即使是壮士也会立刻丧尽勇气。况且既然说是防守，就必须确实能够守住才行。有人因为不敢再收复辽东，便说只守山海关；但没有辽东，山海关也守不住，这不是大宁、东胜可以相比的。这个道理，当事官员已经在奏报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不进兵，又凭什么收复辽土？边地的人怎么会对大局这样昏暗不明呢？辽东必定应当收复，不只是因为原有的疆域不应弃置；没有辽东，就不能保有蓟州，祸患还会逼近京畿。从来守卫国家都必须据守险要之处。山海关城建在平坦开阔之地，不能称为险；南北十六里，也不能称为隘口；而且海上还有值得忧虑之处，所以先守觉华，逐步谋取金州、盖州，都是为了夺取海上的作用，使其专属于我方。那些在云台上发表高论的人，难道还要呆板地坚持守关的说法，因而放弃辽东吗？所以收复辽东并不只是为了辽东，而是为了内地。收复辽东是皇帝明白的旨意，昭然如日月；又反复告诫中外协力同心，不止再三，可是议论越来越烦琐，嘲弄也日益厉害。纵观那些身居高位者的谋划，大半只是妇人般的胆量。他们既不敢公开违抗收复的旨意，又不能自己暴露内心的怯懦，于是巧妙地寻找托辞，把意见附会到别的事情上；不必公开阻挠收复，却能使负责收复的人，日日受到那些似乎爱护、似乎帮助的苛细文辞和诡辩的牵制。这样既不合体制，又担心泄露机密而含容不发；事情也因此不明朗，权力便渐渐转移。他们持论的大致要点有两个：一是慎重，二是简汰。战争凶险，战事危急，当事者自身深切地关系着利害，难道会把它当作试验吗？况且慎重不是固执不变的死办法，也不是空洞无据的灵活套话；只有真心任事的人深入事情内部，才能看清关键。然而那些日日习惯于犹豫的朝士，身处事情之外，本来就没有办法获得其中的关键。即使是边地那些没有胆量的人，身体似乎在事中，内心其实仍在事外；他们对于“恢复”二字，早已眼睛迎合而内心拒绝，何尝有一天真正着手办理过？看他们所谓慎重，究竟在哪里？这样提出议论，不过是把自己置于只求拖延、不担错误的位置，给别人一个始终难以满足的标准，而收复之事自然就会搁置。简汰的说法，设置名目更加巧妙：披上军中确有冗员的外衣，容易取得信任；以节省军饷为名向天下提出，更容易使人听来害怕。既然士兵冗滥冒充，那么统率士兵的将领也应一并裁减；既然将领虚耗，那么统率将领的人也应一并罢免。上下彼此调和，忙于弥补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会再谈收复？所以慎重本来是为了进取，简汰本来是为了整顿振作，都是用兵的良法；但出自今天这些君子之口，慎重不是为了进取，意在退缩怯战；简汰不是为了整顿振作，意在消减军队，总归是巧妙施行阻挠收复的办法。

译用一百种办法鼓励军队前进，也抵不过一句议论；退后三年才集合起来的这些人马，也经不起一天的议论。若不征、不战，裁去将领，遣散士兵，先不论即将成功的事业突然废弃，过去的祸患也将很快重新发生。辽东大面积溃败时，京城门内外的情景，你们还记得吗？总之，如今身处事外的朝士，凭着隔壁相猜的心态，去探求边人的真实情况；内心身处事外的边人，又凭一句片面之词去迎合朝士的意图。探求边情的人，便拿边情作为朝廷议论；迎合朝士的人，又借助朝论来撼动边情。暗中刺探，明里讥讽，此呼彼应，合力动摇当事者，使榆关的真实情形完全被掩盖。这真是令人流泪的事。况且慎重、简汰，即使可以从旁讨论其中的道理，具体事务也必须由当事者自己斟酌。如果拿成说交给他，告诉他说：“某地绝对不能出兵，某项策略绝对不能实行，某支军队绝对不能留下，某个将领绝对不能任用。”那么当事者还能有一天站在将吏之上吗？谁不害怕作战，却偏要使他不敢退却？谁喜欢身处危险，却偏要使他不敢离开？大家总是仰仗天子的恩宠威灵，拥有可以施恩、施威的凭借；而人的心本来只有一个，军中又总是由一人统一施行恩威，没有别的办法来分担他的恩威，因此军心不得不统一。如今事情的进退停止，却另有决定主事者去留的人，又另有干预当事者的门户关系，这样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行自己的命令呢？所以收复是必然的谋划，而关键在于减少议论。议论不减少，事权就不能统一，只怕祸患一定会在今天应验。答友人问书 人才实在难得，知人也并不容易。大老人望昭然明显，大家都知道，不必说了；但也有看似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大家都不了解的人，高阳就是这样的人。我曾读到“识时务在俊杰”这句话，便想象那样的人是什么样子。跟随高阳四年，看见他正处在国事纷乱、边防谋划错乱的时候，只用几句话便扶持法纪，使国事确定；一旦出兵，便决定收复，使边防谋划确定。每当面对重大谋划，立即就能提出规模；施行起来便有先后次序。起初看似疏落而难以合众，最终却竟然获得成功。到这时我才相信，时务确实不易认识，而真正能识时务的俊杰，自有其真实之处。至于他承担极大的责任，处在极危险的境地，冒着不可预测的风险，经历难以忍受的苦难，却每每在最需要冲锋的地方安然处置，人们说他天生有胆量；又常常以极差的草根野菜供养自己，人们说他天生喜欢节俭。然而人情彼此并没有太大不同，为什么唯独他喜爱危难而甘于淡泊？这只是因为他一心要献身国事，可以对上天知晓罢了。正因为没有一念不是为了国家，于是没有一天知道还有自身。胆量由此产生，苦难由此承受；凡是有血性的人，谁不因此感发出倡导勇敢的气概，激发忠义之心？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境界：把国事看得太真实，离世俗人情太遥远。除了萧萧老书记在经营惨淡之余，以热心肠和冷眼光来欣赏、安慰他，世人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真正奇怪的是，连那些显而易见、可以看见的功劳也一并抹杀，那就不能算是世道了。高阳在担任督师以前，有人在八里铺扎营，也有人在十三山杀人，关外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属于我方。高阳督师四年，重新开创局面，完全占有宁远以前直到锦州以右的地区，东西各方都受到严密约束。这些事实不必再推究查勘，所以有功无功，两句话就可以判定。若说高阳到任以后没有功劳，试想高阳到任以前，辽东原来还有多少？若说高阳任事之时没有功劳，再看看高阳已经离任以后，辽东增加了多少？即使说到宁远、锦州的战守，挫折了敌军长驱直入的锋芒，夺去了敌人寻仇的气势，饮水思源，城是谁修的？火器是谁教的？道路和将领是谁任用的？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地都在那里吗？然而高阳以前偏偏无罪，高阳以后偏偏有功，唯独把高阳说成有罪无功的人，这难道不是大大失去了事情本来的公道，使英雄寒心吗？高阳自己不说功劳，是因为他的志愿尚未完成，而世人于是就抹杀了他的功劳。赵营平说过：“军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像这样的事，后世凭什么取法呢？尤其奇怪的是，竟说高阳担任督师，是因为不赞同八里铺筑城的建议。君父的安危重大，于是朋友之间的情面便轻微了；他们掩盖高阳的功劳，反而诬陷他破坏辽东。这种说法，正是出自八里铺筑城的那些人。如果不是天子圣明，几乎就无法避免人情面子难以破除的局面。到了这种地步，让那些有心为国的人还怎么着手做事呢？与大司徒毕白阳书

译定兴有一片征收籽粒的重地，建国初年因为土地低洼，盐碱严重，都不适宜耕种，所以在条鞭地亩之外，永远不列入赋税。后来因为奸民投献，或者勋戚上奏请求，便分成十个庄田场：一是干清宫，二是慈宁宫，三是雍靖王妃，四是延庆公主，五是瑞安公主，六是寿阳公主，七是恭顺侯，八是驸马许从诚，九是锦衣卫千户陈尚忠，十是五军营。十场的籽粒税各自催征。又因为差役凶恶，动辄骚扰佃户，于是把征收解送的事务归给有关官府办理。然而这些土地大多属于灌木荒草地带，比条鞭地差得远。条鞭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有的二亩折算一亩，有的一亩半折算一亩，每亩征银三分多。籽粒地却不分上、中、下，每亩也征银三分多。土地贫瘠，收入本来就少；粮食收尽以后，所欠的数额却并不少。积累的拖欠压在身上，年复一年，连带由包户赔补，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一个人不能完纳，连累全家；一家不能完纳，连累全户；一户不能完纳，连累亲戚。直到典当房产、卖掉妻儿，仍然不足以应付，最后便只好逃往四方。在这以前，瑞安、延庆两个庄场的人已经全部逃亡，于是便把这两个场所损失的数额分摊给其余八场。粮额越重，办理缴纳越困难；拖欠越多，逃亡的人越多，八场也就更加困窘。雍靖王妃、锦衣卫两个场随后也几乎逃尽，家中已经没有早晨做饭的炊烟，门外却还有许多夜间催逼的差吏。起初以八场包办两场，接着将要以六场包办四场；照这个形势，如果不发展到各场全部逃亡，是不会停止的。我自幼年起就常听说这种祸害，闲暇时也常跟父老讨论长久的办法，认为只有折征这一法。况且青县、文安早已有题疏可以援引。穷则思变，变则通，这是人情，也是道理。明知困苦到了极点应当使其苏醒，却常常苦于势力太重，难以扭转。既然有衙门层层传递，就多有吏胥从中嘲弄阻挠。县里的粮衙书办、府里的粮厅书办，彼此勾结谋利，牢牢维护这个局面。受害百姓日日盼望折征，有的从下边申请，有的从上边得到批文，却全都被他们从中压下。所谓“折征”二字，本是穷民几乎赖以续命的救济，最后只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文。冲阳毕老，作为父母官，怜悯佃户危急的处境，采纳士绅公议，毅然替百姓请命，援照青县、文安的例子，除干清、慈宁两宫不实行折征外，其余八场都应折征，并将此事详细申报给抚院韩晶宇公祖、按院王立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会同上题奏，等待圣旨。不久遇到光庙登极的恩诏，其中有一款规定：北直隶定兴、文安、青县三县因灾受损的籽粒税，都依照按屯御史题请的事例实行折征。诏书到达那天，人们庆幸获得新生；逃亡的百姓逐渐恢复旧业，过去满地荒芜的地方，甚至已经可以望见一片片桑麻了。壬戌年间，毕老父母升任以后，代理县令的人忽甲忽乙，县里的事务竟像下棋一样反复变化。雍靖王妃掌香事务的宦官，竟敢蔑视明诏，说折征不合法，含糊地请旨交给有关部门议覆。部里于是发文给府县，规定雍靖王妃一场不许折征，并追缴此前减免的银两。那时毕老父母在仪部，心中忧虑此事，急忙同府县商议，说银两暂且不要补纳，还应当依据恩诏据理力争；可是粮厅已经暂时借用库银，火速补纳了。覆水难收，实在令人长叹。一场的佃户多次控告，又能把它怎么办呢？抚院张蓬元公祖新近任事，想到这一场同样遭受灾害，唯独没有蒙受减折的恩惠，银两还要追缴，自己又已经断绝了据理力争的道路，不得已便把雍靖王妃一场的数额均摊到各场的图内。众人合力承担，事情容易办理，而且连带征收得一文不少。几年来百姓安居乐业，谁知狡猾的吏胥贪婪阴险的心还没有满足，又生出鼯鼠般的小伎俩。他们想到这一场既然已经翻转成功，就可以逐渐谋划其他各场。今年突然声称五军营不可以减征折征，想要比照雍靖王妃的例子，已经拟好府里的文书，报送易州分司，再转报贵部。他们看那份申文，说五军营土地减征银一百七十八两八钱三分六厘七毫三秒，这是原定数额，一丝一毫都不能少；又总计八年内共减银一千四百三十两六钱九分三厘六毫二纤四秒，竟是既要照雍靖王妃的例子不许减免每年的数额，又要偿还此前减掉的银两。仅剩下的百姓，一个庄场突然增加一百七十多两，他们怎么承受得了？再增加一千四百多两，又怎么承受得了？倘若这一次又让他们得逞，那么日积月累，手段会越来越巧，各场将要一个接一个地听任狡猾吏胥颠倒是非。折征这一案件，势必被彻底推翻。刚刚苏醒的百姓又要遭受水深火热，暂时恢复的旧业眼看就要重新荒废，过去流离失所的景象，转眼便会重新出现。折征之事，原本不是凭空臆说，而是多次申请、多次遭到驳回以后，才得到三院会同题奏；又经过一次部议覆，再经过一次恩诏统一规定，才想到可以世世代代守行。这样还可以任意反复更改，那么翻手覆手之间，事情还有什么确定性呢？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谋划开始最难，毁掉已经成功的事情却很容易。本县籽粒税的祸害已经有几百年，议定折征又谋划了十年；灾民早已皮包骨头，我这个不肖之人也心力枯竭。狡猾的官吏舞弄文书，想尽各种办法为难；每一次阻挠，我便每一次申辩剖析，弄得口舌将尽、笔锋将秃。幸而仰赖父母公祖的神明，得以向圣主求得恩典，到了逃亡者恢复旧业的日子，饮水思源，感念毕老父母对全县有再造之恩，大家共同立石刻文颂扬功德，使之流传不朽。时隔没有多久，变更竟到了这种地步。台台您深思国家的计策，委曲体恤百姓的艰难，四海之内的穷苦百姓，都共同希望得到宽大的处理。至于籽粒这一项钱粮，实在关系到本县一方百姓的性命；申文到达之日，全仰望您主持此事：对上用来取信于明诏，对下用来使穷民苏醒，也使冲阳老父母几乎耗尽的苦心、已经形成的美好局面，永远留存在桐乡畏垒之间，不至于最终被狡猾吏胥变乱。想来台台的慈心一定会对此更加悲悯。临写此信，实在感慨迫切。与容城张令公书

译我紧邻福星，得以沾受他的恩惠，简直如同身在您的治下；在感戴恩德之余，又觉得这是我的分内，哪里敢轻易写一封信去扰乱您的清听？只是事情关系到衣冠世家的后代，又处在家族血脉存续的关头，感情上都十分悲恻，情谊上又难以默默不言，恳请老父母您试加察看。本县张都宪的家业，传到他的孙子、序班张一贯时便开始衰落。张一贯去世，嗣子中立也去世，只留下一个抱在怀中的遗孤。中立的妻子王氏抚养他，王氏去世后，抚养遗孤的便是张一贯的侧室李氏。族中小人觊觎孤儿的产业，勾结外人，或出卖，或典当，或明着侵夺，或暗中盗取，逐步蚕食到今天，所剩已经没有多少。全县士绅看见这个弱小孤儿遭受宰割，都担忧都宪公死后无人祭祀。现在正逢您亲自查验并查看产业，记录在案，请求县父母主持此事，严格禁止盗卖、盗典。可是听说容城生员阴乐贤以典地为由控告李氏，等待老父母审问裁断。老父母明察万里，偏私的言辞必定不能实行，但李氏一个妇人，又无法自己把意思表达清楚。我们谨凭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最真实情况，代她鸣不平。乐贤先前典下李氏的土地三十亩，李氏是知道的；他又典下二十五亩，李氏却完全不知。典地的缘由、价格的高低，都不必追问，也不必追究；只要出于李氏不知道，这些土地就终究不是乐贤所能拥有的。即使乐贤确实支付了典价，也只须向收取他典价的人追索，怎么能强行控告李氏，胁迫她交出土地呢？孤儿寡妇，是仁慈的人所怜悯的；假如乐贤确实有能力支付价钱，哪里没有田地，为什么偏偏要在越过疆界的地方，纠缠这份孤儿的产业？他的意图并不难看出。况且这些土地被盗典，都发生在李氏当家之时，他却偏偏倒过来编排年月，说是在王氏当家时，意图也不难看出。李氏是妇女，也是衣冠人家的妻室，他却偏偏用对簿公堂来恐吓她，逼迫她走出家门，意图尤其不难看出。根据乐贤的控告，所谓群体证人张玉等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大概孤苦无依的寡妇，本来就是一群小人贪婪觊觎的对象。他们左右夹攻、里应外合，既暗中典卖李氏的土地来讨好乐贤，又公开充作乐贤的证人来劫持李氏。见到的人无不伤心，说起这件事便令人发指。这次如果让控告者得逞，让作证者实现奸计，旁人收取价钱，李氏交出土地，那么即使一千顷田地也可以在一天之内被夺尽，何况只是区区一百亩能种庄稼的田地呢？都宪公没有断绝这一线血脉，依靠的正是这个五岁的孤儿；田产是养活孤儿的东西，李氏是抚养孤儿的人。如今横加逼迫李氏，公然夺走田产，就是使孤儿无法自立，并斩断都宪公的祭祀血食。我们皱眉叹息，异口同声地陈述此事。倘蒙您明察，赐予果断裁决，使寡妇免于对簿公堂，孤儿的产业不被横夺，那么道理和法度还在，光明仍可看见；士绅也能扬眉吐气，教化自然更加兴盛。这就不只是一个姓氏、一家人的感戴而已。临写此信，内心激切难以自胜。与考功司公书【同徐斗南张重光】陇州知州刘昌运已经升任南京锦衣卫经历，胡抚臣上疏追究他改变旧法征收粮税的事情，说这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祸害。疏中分条列举的许多后任官员的事情，明明说有的出于州官征敛，有的由于衙役侵吞。即使说是因循陋习、承袭错误，实际也是因为变乱既成的规矩。刘昌运确实不能完全推辞责任。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三月至六月之间，而刘昌运离任已经几个月了。后任官员即使缺少干才，导致弊端增多，又与前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追究前人？即使圣人制定法令，难道能使后世完全没有弊端吗？这样怎么使天下人心服？况且疏中所说变乱成规，还有更加令人惊骇的地方。疏中说：陇州每里原来设置收头，刘知州增设义民，并加用一条皮鞭，下乡催收粮税。百姓害怕威势，便完纳粮税。粮税完不完纳，不是小事；既然皮鞭能够使人完纳，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即使说是畏惧威势，又何必把这种威势加上去而使它原本不存在呢？而且陇州完纳粮税，实际上还没有试用蒲鞭。陇州的粮税只完纳三分，已经很久了。沿袭的办法是，每当要催征时，收头、里长便共同向百姓敛钱，以求宽限。权力在吏书手里，就买通吏书；权力在左右手里，就买通左右。催征一次，就敛钱一次；再雇几个人专门拖延应付，辛苦拖延两次，便把它算作三分的数额。原本不能增加征收数额，只好代替百姓陈述隐情，容许他们拖欠。这难道不是粮银收上来却不能用于粮政吗？里书既然任意侵吞，官吏又同这些鼠辈一起昏睡，长期以拖欠之名，实际上使百姓陷于空乏。这样一来，国家的形势已经极其沉重，无法挽回。刘知州洞察弊端的根源，于是全部废除旧法，不用衙役而使用义民，不用刑罚而采用劝谕。他明白地把道理说透：百姓虽然还没有完纳粮税，实际上已经花了钱。与其让钱财填饱奸人而背负拖欠的罪名，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缴入正项，成就忠顺的名声？当时，衙门内外没有一个人敢索取百姓的钱；百姓有一文钱，就能完纳一文钱的粮税。人谁没有良知？大家纷纷依从义理，粮税从过去只能完纳三分，突然完纳到九分。申解的文书，还得到上官以“空谷足音”来称赞。这究竟是功劳，还是罪过？如果完纳粮税不算功劳，改革旧法反而成为罪过，那么不完纳粮税的办法就是良法、不可改变吗？国家规定的正额钱粮难道是虚数，不必完纳吗？国家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财赋更重要的；边饷年年拖欠，各处都发生脱巾之变。宁远甚至发展到杀害抚臣，那么粮税完不完纳，关系是多么重大？有一个人在长久不能完纳的地方使粮税完纳，又在众人都不能完纳的情况下独自做到，这本应如何奖赏提拔，以此作为劝勉，谁知却反而替陋规充当护法，把首倡功劳的人诋毁成罪魁。秦朝的官吏还可以这样做吗？国家的事情还可以这样办吗？总的说来，刘知州做人做事，学习古人而认真行事，不接受馈赠，也不托人推荐；他因此得到别人的敬重，也因此招来别人的嫌恶。单说完纳粮税这一件事，过去惯于收取宽限钱的衙役，痛恨他断了自己的财路，仿佛割断了喉咙；同时那些不完纳粮税的僚属，也深深忌恨他，认为他显出了自己的短处，觉得如果不排斥这样的人，宽限钱就不能再收。九成的粮税只能照常完纳，诋毁的话天天传来，即使胡抚臣，又怎么能不陷入他们制造的云雾之中呢？然而即使按照胡抚臣的话，也说：“只是想到他的志向在于急公，才能也有可用之处，那么本心就不能完全违背自己的看法，已经从言辞中流露出来了。”在今天这个时候，有这样急于为公、才干可用的人，不破格提拔他来挽救时局，却让他在南京锦衣卫经历这一任职上还受到嘲弄，这就是有志之士拿着戟长叹的原因。只希望台台您能为国家珍惜人才，为官场持守公道，使有志之士的本来面目虽遭诋毁反而更加显明，最终得以舒展眉宇，为国家尽一臂之力；这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刘知州与我是同乡，我熟知他的为人；又曾是我的旧属，我亲眼见过他任官办事，并不是敢用游移浮夸的言辞来混淆名实。《鹿忠节公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