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忠节公集卷六

译我曾读古代忠臣、义士、孝子、悌弟留下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掩卷沉思、内心震动而生敬意。人生能有多久，唯有这些奇异的行为和美好的踪迹，经历千年仍然富有生气。然而古人已经无法再次出现，能在我的时代遇到这样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孙锺元兄弟，是容城孙氏这一著名家族的人，先由敬所先生开创祥瑞，又传了两代到锺元，他继承祖先的事业。锺元的同胞兄孙崇我，次兄孙相我，最小的弟弟孙思皇，个个风度翩翩、才秀不凡，不愧为入龙门的人；遭逢父亲的变故，兄弟一起在墓旁结庐守丧。乡里远近，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们的人，见到、听到这件事的都叹息不已，说孙氏兄弟是千古人物。穆叔提出“三不朽”以来，以立德为最高；这是天经地义、百行的根本，德行有什么能大过孝呢？您家兄弟的举动，是从内心不能自已的感情中迸发出来的，也只是为了尽到当时应尽的责任，哪里有空暇考虑千古之名呢？然而能尽当日责任的人，正是能成为千古人物的人。我曾感叹，士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长着须眉而被称为丈夫，也不过就是为了做这样的事罢了。不能做该做的事，甚至去做不该做的事；最严重的与禽兽同样行事，较轻的也和草木一样腐朽。所以当世所谓名流，大多穿着宽大的衣服，迈着规整的步子，自我约束外表，偶尔采取一两件迂腐的节操细目，却与纲常无关、与名教无切实关系，稍加点缀，便洋洋自得地以千古人物自许，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的流传千古。您家兄弟都凭才学和声名在诸生中闻名；其中锺元君又未满二十岁便考取乡试名额，乡里人士也啧啧称叹他的聪颖奇异。然而人们大概只认为他聪明秀异，能够成就一世的名声，没想到他会成就千古的名声。我不才，曾一两次认识您家兄弟，自以为了解他们；从今天回头省察，才知道过去的了解还不够。汉代士人被举为孝廉，直到今天，您家乡党中的人还大多以“孝廉”称他们；顾名思义，只有孙君才真正无愧于这个称号。我私下常奇怪，容城不过弹丸之地，先有刘静修，后有杨椒山，到今天又有孙氏兄弟，为什么一小片土地能产生这么多千古人物？有人说，它左边靠近天津，右边接着狼山，远处吞纳山峦的景色，平视浩大的水域，天地间灵气氤氲，所以人物不偶然产生，难道是这样吗？征召的诏书来了两次，刘静修却以云卧更加坚定，清白高洁；杨椒山遭受击鸾廷杖而不死，最终死于击嵩，忠烈无比；锺元兄弟守墓六年，终身保持如同幼儿仰慕父母的哀慕，确实孝顺。子文的忠诚、文子的清白，不知道是否都可称仁；但伯夷的清白与尹惠同样是仁，比干的忠诚与微子、箕子同样是仁。这时候尤其需要有独到的眼光：仁就是做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那么孝悌是仁的根本，本来不用询问也可以知道。刘静修以高尚无愧于伯夷，杨椒山以死谏无愧于比干，孙氏兄弟以纯孝无愧于刘、杨。道路虽然不同，归趋却相同，容城有三位仁人。我惭愧过去没有深入了解孙君，却又庆幸自己生在能够遇到孙君的时代。这样的高尚风范和芳美声韵，千年之后一定会被人听闻并受到激发，难道我竟会在您当世而错过他吗？赠李司城考绩序 李云汉任司城考核政绩，得到恩命，追赠他的父亲杰山公为与他相同的官职，母亲和妻子都称为孺人。诏书一时颁下，冠帽和命服荣耀两代，实在光荣。国家鼓励各位官吏尽职，并不难；以玺书宠遇人臣，使他们竭尽才能来争取君主的恩赐，不只对云汉如此，而我却唯独对云汉多次寄托深意。云汉是个诚信的人，我通过从孙国重、启泰兄弟认识他。退下来后我说：天下人都像云汉，官吏都像云汉，结绳时代的治理也不难再次出现。云汉骤然与人交接，不能弯腰屈身、作出逢迎的姿态，说起话来又不能喋喋不休；但相处久了，他的情意更加亲切，内心肺腑清楚显露。他任司城时用法宽厚而自守清介，侍奉上级极其恭敬，却以说不合道义的话为耻。虽然身居繁剧的职位，讼庭却常常清闲；每当谈到官吏收受贿赂、玩弄法律、罗织罪名、周密构陷时，他便咬牙切齿、怒发竖立。间或有人以攀附权势、走快捷方式的说法来劝他，他便谢绝说自己没有这种才能。即使一向托为深交的人，引用世道如江河日下、汲长孺关于积薪的言论来劝他，云汉也以自己受有命令为辞而拒绝。唉，这也太难了！世局坚不可破，有力量的人尚且会被随风而倒的风气磨灭；身处下级官位的人，又还能说什么呢？凭微薄资历而使远大志向渐渐消磨，凭短浅脚步而使雄心受到催促，心里自然有这样的限制，并不足怪。可是云汉却淡然漠然地坚持不变，这是为什么呢？假使云汉也像一般人那样看待自己的官职，喜怒哀乐和各种情态，便会因为有所凭借而向旁边泛滥，没有主宰而自行流露，又怎么能够始终淡然漠然呢？云汉坚持这样做，也只是姑且用来守住自己的内心罢了。成败不是他敢预知的；如果最终因仕途有成而承受国家恩惠，那么公论就不至于完全消灭，天下的事情也还可以谈论。因此我想起同习云汉的人平时评论他，大概都说云汉对人没有什么不合适，唯独不适合做官；现在看来又怎么样呢？自从持这种论调的人把官职和做人分开看，因袭日久，已经像一桩定案。既然把做人置于官职之外，便把官职凌驾于做人之上，后来又把官职和做人混同，反过来用官职品评人物。我头发还没有干时，就听到这种议论，心里便不以为然；一直希望能找一个人来堵住那些持此论者的嘴。幸而有云汉，但这也已经很难了。这件事对云汉来说并不算额外负担，只是当今世上，一个刚强正直的人也能以考绩得到“宦成”的称誉，使谈论官职的人不至于完全遗忘做人，只会剥削下属、逢迎上级、窥伺迎合；这未必不是天地所设、不可改变的准则，那么云汉便可算是占了先手。赠恒山徐使君膺台荐序

译子舆氏论说仁德深入人心，尊崇仁德的声名，却把仁德的言辞当作奴仆；言语从自己口中发出，声誉却从别人那里传来。自己实实在在有一张嘴，要在一句话中穷尽千载的道理，有什么困难？别人也有嘴，而他们的嘴多、我的嘴少，数量上根本争不过。后来子舆论说恭敬和节俭的实质，痛切地斥责声音笑貌；声音笑貌，总的说来就是所谓仁言。庸俗官吏的情状，已经刻画尽了。我每次与启泰放眼观察天下，感叹民生艰难，都会为“仁言仁声”一句长叹，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只能从蛀蚀的简册中，仰望汉代官吏那遥远而模糊的身影，在仿佛有无之间猜想，没想到竟能在徐使君身上遇到他们。使君治理容城不到几个月，便已经有了声誉，我还怀疑那只是庸吏推行新政时的局面。不久声誉越来越响，我才真正受到触动。到如今，关于使君的声誉汇集到我耳中，纷杂重复，数说不尽。并且从人们口中听取人们的真实感受：他们感激使君的恩德，不只是说说而已；感激产生爱戴，爱戴产生怜惜，怜惜又产生过度的筹划，在不能停止的反复中辗转设想各种未必发生的事情。大概使君治理容城已经达到极致。他禁止请托，拒绝馈赠；在询问、审理和征收之间，清白如冰雪；每天只寻求便利百姓的方法，竭尽力量去实行。对于沿袭已久的积弊，逐项剔除干净，使百姓即使想花一文钱行方便也找不到地方。而且他表彰节义，奖励淡泊退让的人，抚恤若敖氏那样的饥困者，挫败恶宦的气焰；他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用心，总能进入人心，有时还超出人们的期望。容城人士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平常相互说道：使君爱民过于深厚，治理百姓过于劳苦，自我操守过于艰苦；百姓肥了，您难道不会瘦吗？得到上级赏识才能治理百姓，这是宣尼的明训；世局天天变化，谁能在常规之外对待豪杰呢？您这样艰苦经营完全是为了百姓，难道就不为官府吗？这话虽是爱护使君，却并不了解使君；他们不是没有智慧，而是爱得过分，反而遮蔽了智慧。他们害怕得到上级赏识不容易，不是为了使君，实在是为了自己。可是使君如今本来已经得到上级赏识，绣衣使者和持皂囊者争相推荐，他完全不必再为容城人士的过度忧虑而费心了。然而即使容城人士不必过度忧虑，天下那些戴进贤冠、系墨色绶带的人，又何必过度忧虑呢？如果真按巧宦所说，认为得到上级赏识另有一套办法，于是做官与为民便像冰炭一样不能并存，一并存就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就告失败，那么不用问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下属像狼一样剥削，对上级像狐狸一样献媚，把朱提钱运进密室，百姓却一贫如洗。甚至有人说，进入仕途就不得不写下绝交书；若是这样，这颗心还值得谈论吗？偶尔有人不能完全背弃初心，时而像王，时而像霸；忽而作主人，忽而作宾客；等到他陷入困境，本来的面目立刻显现，反而不如那些彻底背弃本心、把阴私机智藏得很深的人。这种人哪能长久伪装而在一时之间定成标准呢？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不加考察，便贸然拿来当作口实，以扩大“有口才的人不适合做官、为民”的妄议。这种说法如同用一杯水去浇灭车载的柴薪，实在参与了最大的不仁。从徐使君的事来看，他什么时候把求得上级赏识的念头混杂到治理百姓之中呢？他最终正是凭治理百姓而得到上级赏识；那么天下所忧虑的，只是恐怕没有真正为民的人罢了。为民，就是为官。徐使君正是这个道理的证明。所以，“仁言仁声”的意义，因有使君而更加可信。关于“治理百姓必须先得到上级赏识”的成案，我愿意请求使君把它翻过来。宣尼说治理百姓必须先得到上级赏识，我却说得到上级赏识必须先治理百姓。老吏可以舞文弄墨，翻动一桩定案；使君治理容城，官吏却没有敢舞文弄墨的。我这次翻案，是通过启泰拿去请使君验证的，也许不应把它看成舞文弄墨。赠李茂林序 尼山思考圣人的道理，最终归结到“有恒”。后来他引用并称许南方人的话，我把这些合起来思考，便认为做医生的人一定要先有成圣人的心才可以。天下的事情，最不利于巧人；人一机巧，变化就多，往往超出人的预料。若一个人真实而内心未必如此，待人轻率，计算就少，喜欢浅尝而不喜欢深入，做事苟且，自以为智慧充足；而且急于洁白自己的名声，重视证明自己的言论。只想洁白名声，就会袖手旁观；只想证明言论，就会幸灾乐祸。所以有恒是成圣人的心，而做医生非有此心不可。我阅人很多，在医生中遇到了李茂林。我妻子病危，茂林把她救活。母亲夫人患病，也依靠他救治而康复；我因而常常侍奉在茂林身边，深入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是有成圣人之心的人。我的妻子积病数年，经过几位医生，到甲寅年病势终于加重。其他医生都放弃离去；郭尔祥听到茂林的名声，迎请他来到这里，大概是因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不忍坐视，姑且尽人事罢了。茂林诊治一次，便许诺她不死；其他医生听说后传为笑谈，连我也不敢相信，却又不忍怀疑他。病情的起伏变化，病人的症状和医生治病的作用，都极尽人们耳目所未见、意想所未到的程度。病情变化时，我也心神恍惚、摇摆不定，无法控制和揣测，只能全交给他处理，最终竟借此取得成功。相识的人共同惊叹他的神异，把它传为奇事。然而我到此才感到行医之难：不仅因为不能识别病情而困难，即使已经识别病情，使用药物时稍微失去先后次序也不行；即使次序没有错，病状刚刚端正却忽然分岔，病势刚刚减轻却忽然加重，也完全足以颠倒医生、扰乱他的计划。即使医生能够不乱，主人又怎能保证不惊骇呢？假如茂林有只求保全名声的心，也不会因为名声盛大，便在其他医生望而退走的病情上竭尽力量。病到了这种地步，尔祥难道会像子桑那样吗？与人共同承担一件事，秦伯也想分得功劳了。这并不是真要分功，而是要警告天下那些承担医治职责却不专心、最终把事情办坏的人。茂林医术已经声名远播，却每天吟诵《素问》，还到数百里外向周氏请教医业，这难道不是有意降低自己的声望吗？其实正是因为他为人的念头真实，想要穷尽造化的奥妙，这就是所谓有成圣人的心。人心只有恒久才真实，病痛的感受只有真实才能切近；虚浮和自用的心态都被排除了。茂林，茂林，你的医术已经超越技术本身了。茂林不想靠名声洁白自己，名声却更加迅速传开；迎请他的人没有空闲的日子，他所到之处都能见效，远近的人都受到他的恩泽，对他的品行和医术评价完全一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丙辰年春，当权者嘉奖他的品行业绩，授予他冠带亲身之荣；朋友们争相来道贺，而我的话就是这些。赠嵩庵上人叙

译嵩庵住在永传时，我和杜季子常常去拜访他，整日谈论也不厌倦。我们两人不懂无生法，平常谈论的关键总在“有心人”三个字。世人滚滚，大多失去了本心；本来有的反而没有了，本来没有的又因而有了。嵩庵不认为这样说不对，反而引用无生法的话来帮助说明，并且说这对于无生法也不能算作谬论。嵩庵戒律极其严格，他立论向来不说夸大的话；世俗日常所做、看似无害的事情，他却仿佛认为会受到污染，性情耿介而自得，大概是他的天性。我有一天对他说：“您只是遗憾自己没有戴儒冠罢了；这足以使那些柔肠绕指、败坏同类、扰乱群体的人感到惭愧，他们都是尼山的罪人。”嵩庵迟疑着谢绝，说：“身为僧人，哪里敢谈知晓尼山？我私下只是对雪山的罪人有所感触。”考察宗派、辨析机缘，折芦再向东行，也难以使他的言论屈服而与境界相合。哪怕因箪食豆羹而动心，偶然得到依傍，也并非本来面目。能够以清明的一念正面对待雪山，并不容易答许他做到。我听了这些话，也更加敬重他。怎样才能让这样的人都处在众目所瞩的地位，使他因以雪山罪人为惭愧，也同时以尼山罪人为惭愧呢？适逢僧录一职很久没有主事的人，嵩庵捧着部檄前来任职。主教之职并不是能够抬高嵩庵，实在是嵩庵使主教之职显得尊重。按照旧例，主教者在各座寺院中招集僧人，只按寺院贫富分等，并把赋税像蛇虎一样摊派下去；即使寺院极其荒凉，也要割取稀粥来应付。等到嵩庵接受职事，便把这种情形彻底清除，人们都说这是前所未见。我因此和季子感叹天下的事情，还是必须由有心人来做；有什么道理不能用来造就人，有什么事情不能自己做出成效？如果离开心而谈论道理，从千年上下看，太平的日子少，混乱的日子多；难道不是因为只崇奉尧的言论、禹的步法吗？我愿意和嵩庵约定：‘您用您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道路不必相同，只求彼此都不要成为罪人。’罢了，这话是无心之人所不喜欢听的，但我本来就不是对无心之人说的。赠耿峻坊举秀才第一序 国家对待士人，实在不算薄待。士人往往反而轻视自己的身份；自我轻视到了不可说的地步，其祸害还会反过来伤害国家。所以国家考核士人，在于按照名声考察实际；士人自我考核，在于顾及名声、思考名义。百姓的职业有四类，士人居于首位。他的名声芬芳，学术尊贵，处境安闲，志趣淡泊；即使住在狭窄的陋巷，也把天下的忧患放在心上；即使步履端正、雅歌自娱，也在学习大人的事业。这就是所谓列在圣贤名籍中的人。然而伪士反而借此隐藏自己，跳脱得越厉害，隐藏得越巧妙。所以农民不像农民，工匠不像工匠，商人不像商人，他们的技艺还不能迷惑别人，势必只会困住自己。唯独士人不像士人，便无从考察。他们敢于跳出名教之外，却不妨凭借隐藏自己来进身，结交当世知己。放眼天下，所谓贪婪、淫乱、冒险妄为，是市井之人都感到羞耻的；暗中残害他人，是鬼神都忌惮的。浑浊、邪恶、暴虐、浪费的气息，在天地之间缠绵震荡，大概多半是士人造成的。借着萤火和积雪苦读，借着屋檐日影勤学，以求入仕献身，却像在戏场上替自己搬演，丝毫不认为与自己有关。即使贾生再生，也能不长叹吗？近来有人议论，在制科之外，偶尔仿照祖宗朝的旧例实行征辟举荐，却又因等级制度而不能施行。事情发展到极重的形势，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国家确实已经拿士人没有办法了。只是士人长着须眉，诵读孔孟之书，却把天地父母所生的身体当作国家无可奈何的人物。夜深人静时自己想想，凭什么脸面面对天地父母呢？我的朋友耿图南，是笃实行道的士人。他的儿子耿峻坊，受到督学徐公的知遇，考取秀才第一名；像葱茏玉树一样秀美，令人知道他的前途可喜。只是我与图南是尘世之外的交情，所以不愿仅仅把高冠宽带当作今日的荣耀，也不愿仅仅把三槐九棘当作他日的凭证，而要申明名实相称的道理，希望峻坊不愧为士人。我又杂陈雅正与流俗，希望其中或有一句适合峻坊的话，于是仿效学究的生活，替秀才加上一条脚注。“秀”就是秀美。“吐露光华”叫作秀，这见于传注；“三物论秀”则本于《周官》。国家倚重士人并且备加要求，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三物有很多欠缺，即使能雕龙绣虎，也只是最不秀美罢了。并且顾名思义，峻坊难道知道令尊给你取名的用意吗？世间有四种维系之道：礼、义、廉、耻，维系自己，也维系国家，都是这些东西。又听说先哲取法当以高标准为准；士人在四民之上，考取第一又是士人中的上等。如此层层向上，即使不能胜过今人，便是落在古人之后，也是不甘心的。方寸之心属于我自己，宇宙间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做呢？谁说峻坊只能在涞城称第一，只能凭文章技艺称第一呢？椒山先生说过：“本来的面目，要时时照见自己，恐怕落在天下第二人的位置。”愿意和峻坊共同勉励。贺陈范彭入学序

译戊午年，我的表弟陈范彭参加督学考试，以第二名进入学校。区区一个青衿身份，有什么值得范彭感到奇异的？但我推究入学的意义，不能不高兴。古代有“读书而不识字”的说法，唯独范彭可以称为真正识字的人。拿着笔墨参加乡里选拔、进入学校的人不在少数，可是对于“学”这个字，曾经真正认识吗？有两三个人拿科举业来问我，我只好勉强带着笑脸同他们谈学习。因为擅长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懂得题目，而题目是谁说的话？题目所涉及的是什么事情、什么境界、要下什么功夫？这些都不明白，笔锋纵然锐利，凭什么抒发呢？难道可以舍弃学习而只谈科举业吗？我从听的人眉眼动作中，也知道他们以为这些话迂腐，却仍强行劝说，并且委婉诱导他们说：这就是科举业的捷径，是钱心渔“打蛇得七寸”的说法。他们常常喋喋不休地把它当作口实，但听的人仍然心存疑虑。如今得到范彭，我的话终于有了证明。范彭和他的哥哥金溪，都是先庚子孝廉梦日君的儿子，是我长姑所生的孩子。两位长辈人物去世时，他们还是年幼的孤儿，孤单伶仃，尚未摆脱形影相吊的状态，只能自怜于内忧外侮之中，家门也渐渐萧条。我进京时取道经过那里，总要去探问他们；今昔盛衰的感慨，凄然刺痛内心，那些有意却无言、即使有言也说不尽的情怀，至今还一一留在金溪、范彭的心目之间。大概是这种相互牵连的情感无法自已，所以金溪便把范彭托付给我。范彭求学还不到一年，写成文章才有多少日子？难道已经能够博通全部吗？那么，是范彭听了我谈论学习，深深相信科举业并不在学习之外。于是他探究经书、考察传注，务求落实到底；举凡细微、危险、消息、欺骗、惭愧等关键，都在自身日常生活中加以体认，不敢把纸面知识只当作谋生手段。所以别人穷年累月读书，苦于面对大海而不知从何下手，范彭却在几个月内掌握了要领；凡事问得切实、思考贴近，领会得非常迅速。这才相信人的德性中原本有无穷智慧，只是人自己不肯动手罢了。薛文清说：“读书我已经得到要领，就是天命之性。”范彭，范彭，你可以谈论《读书录》了。大体说来，士人首先要立志；十五岁立志于学，是尼山夫子自己的话。自古以来，只有有志的人才真正认识“学”这个字。黑暗的房间经历千年，一盏灯便足以将它照破。几年前的范彭也是这样；一旦改变志向、追求道义，便完全脱去旧习，恭敬文雅，使人产生爱敬之心。多年未见，今日忽然相逢，我惊讶于他的文雅庄重，竟不敢认为他还是陈范彭。我在同业的朋友中考察他的情况，无论交情深浅、当面背后，都没有不同的说法；他得到士人之心就是如此。范彭真是有志之士啊！大丈夫的方寸之心属于自己，风雷一振，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世态的冷暖、人情的高低，只凭一时情势就判定一个人的终身，这种见识实在太迟钝了！“学”字的分量，包容乾坤。认识了这个字，便没有什么难字。对于范彭入学，我不愿用世俗仕途上的贺词玷污自己的言语，只想说：一个真正认识“学”字的人进入学校，可以称作天下名实相称的一件事。我还要把范彭作为先例，使修习科举业的人不把谈论学习看作迂腐；这对于士人的风气，意义实在不浅。送张明衡升任大同知府序【代李大司农作】天下的事务总归于六曹。六曹如果确实掌管总务，那么从各自承担总务这一点说，又各自负责所属的分工。曹郎接受职事后，又各就所主管的事务竭尽精力办理。请问还有什么超出职分的事吗？然而曹郎中能够胜任职守的，往往受到天子的宠命，出任郡守，考察郡县事务。郡县无论繁简，总括天下各城而面南治理；持案的属吏依次来禀报决定。六曹的事务，大概都具备在这里了。原先对分内职守兢兢业业还担心不能胜任的人，到此时把全部事务交给他，也不担心他难以承担。而曹郎出任郡守，也往往由此显现功名，使人不能因为他不熟习而轻视他。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尼山夫子教人诵读《诗》三百篇，遗憾的是它不能通达政务；后来他与季康子谈论从政，把“达”这一字作为端木子解释的起点。天下的事情，若从表面看，局限于钱谷、兵、刑等事务，似乎头绪各异；但只要就着每一局推求其端绪从哪里来、最终归结到哪里，彼此互为主客，紧密交织，那么一局之中就具备全局的作用。能够通达的人自然能辨别这些。所以“达”这一字的关键，在于呼吸之间的一股气息，而它的作用则高于果断、技艺等各种长处。史臣评论贾雒阳说：“通达治理的体要，这才是可以对有知者说的话。” 张君从进士起家，脱去布衣后授任廷评，因为审理案件廉正公平，升任刑部曹郎。我与他共事，他在我筹划谋议之余，往往能触及事情隐微的关键。后来他主管仓库，众人都推许他明察公允，差不多就是孔子所说的“达”。我正要借重他的心计，共同渡过时艰，如今他又奉命出守大同。大同被称为京师的后门，守卫那里比其他郡县更加不容易。天子关注北门，谨慎选择锁钥之臣；若不是得到像张君这样通达的人，又凭什么胜任而使人满意呢？然而我又不只是为大同感到欣喜。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这里做了那边不响应更大的了：郡县与六部不相应，边地与腹地不相应，文吏与武将不相应，兵力与粮饷不相应。共同侍奉一个君主、遵守同一义理，就像同舟而行，难道都是出于私心而故意彼此不合吗？他们本来就是不通达罢了。做人如果不通达，不知道是否还可以；而在边郡尤其不适宜。郡守是文官，却要和武将共同居处；所治理的是百姓，却要和军队混杂相处。近来武备废弛，已经无法追问，却徒然用百姓的膏血喂饱那些贪得无厌的口腹。屯盐之法无法恢复，却徒然按照每年的惯例索取，使太仓如同被洗劫。若没有通达的人处在其中，奉行命令和考核成效便不相应，抵御外敌和守卫边境也不相应。国事还能依靠什么呢？幸好可以借助张君前往任职。我知道彼此不能相应的祸患可以避免了。所以士君子只怕不能通达；如果能够通达，那么从刑部曹郎出任郡守，他的作用就应当另当别论：能够把边地、腹地、兵力、粮饷、将领和属吏的要领结合起来，这些在刑部曹郎任内无不已经具备。他向来熟悉一个局部，便能了解全局的作用；等到他的威望风采，也会比任分司时增加数倍。那么我对张君的依赖，也会比他任曹郎时增加数倍。赠张子于度序

译我因发表金花而获罪，闭门不出。张生于度从新城来探望我，住了十多天才告辞归去。当时张生正因文章考列优等，在学校领取廪饩；他回去时，我又同他谈论文章、鉴赏，以及俯仰今昔之事，赞赏他能够自立。张生的妻子是我朋友孙君的女儿。孙君守墓时，张生尊重父亲临终的嘱命，到墓旁求学。我曾一两次经过那里，惊异于他的情状，称他为“岳岳”，说他一定能够自立。不久，他和槐生、贾生一同到西江之滨向我求学。我任职户部时，张生又带着孔生、李生来拜访，借住在禅栖寺，早晚向我请教，几个月后才回去。张生天资奇异，又更加刻苦用功，文章日渐有名。那些只看表面的人都惊讶，说：“这是个什么张先生，竟步步逼人！”但张生本来就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大致说来，人得到阳气多的，类似君子；得到阴气多的，类似小人。阳气多的人未必没有过失，阴气多的人也未必没有可取之处。但若概括地衡量其分量，便应舍弃那一类而取这一类。张生说话很接近夸口，直率得近于浅露；我行事疏放，近于怠慢；意气刚猛，近于凌人。然而，他显露出来的短处，正是他任真率直之处。他对世俗滋味无情，却对名分义理有情；对不是同类的人表面冷淡，对志趣相同的人内心热烈。他的处世运用和人事周旋，固然不能替他隐讳；但关于刚强与柔和相济的道理，我和孙君正针对他的偏处加以调治，他也不只是把它当作佩带韦弦来提醒自己。近来他的锋芒渐渐收敛隐藏，如同帷幕中的灯、室中的剑：慢慢按捺它，自己固然觉得惬意；突然接近它，也不再刺眼。大概他原本是阳气多的人，如今又兼有阴气的作用了。此处情节靠谁简点？天下只有能够自立的人，才有自得的趣味。他的文章日新月盛，成为诸士之冠，确实不是偶然的。回首十年，世事人情，都存在于有意无言之间。他侍奉寡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孤苦冷落。有怜悯他的，也有为难他的。到今天再看张生，眼光应当怎样呢？世上不缺少谨小慎微、外表厚重而内怀深情的人，但他们到了末路的结局，哪里值得承受张生的一顾呢？人生每多一层回护，便减少一分精神；求得一番完美，便削弱一分根底。阳是根本，阴包含在阳之中。那些阴气过盛的人，本来就是与做人这件事无缘的人。我是浅薄的人，也是痴愚的人，即使偶尔拿矫正偏失的宗旨去针砭别人，对于自己半生的遭际也实在惭愧。似乎通达又似乎阻滞，受尽人们的怜悯，也同样受尽人们的为难。我所得的这些简略判断，仍不如张生那样能够从中得到意味。念庵先生将要就“冒认”四字承担责任，我每次把这件事举出来给几个人听，都使他们背上出汗。至于我的背会不会出汗呢？我怎敢不以勉励张生的话来勉励自己。○赠养元上人序 我和印上人小时候就是朋友，每次经过他的精舍，便纵情畅谈令人快意的事、令人快意的人，仿效李泰伯读史下酒。每得到一件快意的事，便喝满满一碗苦茶相伴咽下。上人谈到他的朋友养元的事情，于是接连举起几碗茶，身子轻快得仿佛要飞起来。我是个痴人，不懂得养元高妙的佛法，所以也不喜欢养元高妙的言语。即使同僧人交谈，也不敢问他的悟境，只叩问他的修行；又不愿把焚诵、讲解当作修行，必定要追问他在平常日用、待人处事方面表现如何。而我所看重的这种表现，又不希望在分外，只求在本分之内。三教圣人，各有老师，各有弟子，各有自己的分际。而各家弟子往往以自身毁谤本教，归根到底，只是不守自己的分际罢了。本分之事并不玄妙，但真正的玄妙，离开本分便无处寄托。只是由于人的习惯而产生轻慢，遂使终日交臂相遇的地方，变成终身永隔的境域。宣尼对“觚不觚”发出感慨，这正是正名的学说，也就是尽分的宗旨。士人如果留恋安逸的居处，就不配称为士，大概就是说他已经“不士”了。民间又有“僧不僧，俗不俗”的说法，可以同“士不士”一起附在“觚不觚”这一圈的外面。注：我不敢把它当作诙谐话，曾告诉印上人说：“‘士不士’所败坏的是衙门，‘僧不僧’所败坏的是山门。” 我们相对叹息，不能不对养元心悦诚服。养元的长处，人们只因为他通晓梵文、华文的文章，熟悉律吕的奥妙，便推举他为山门中的祭酒；但这样其实还不足以穷尽养元的才德。能仁寺并不是无名的寺院，在它兴盛时，规矩清肃，为各寺之冠。后来却逐渐衰败，最令人遗憾的是，苟且图谋蝇头小利，店铺像星星一样遍布，竟把佛法界变成饮酒赌博的场所，把清净的福田化为招摇撞骗之地。山门的劫运，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一举把它廓清的人，正是养元。当时议论廓清之策，面对那些无赖之徒的爪牙和抵抗，难道不应当戒备吗？养元却像山一样难以撼动，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就是降伏魔障的手段，也是证入圣境的机缘，不要只把翻译贝叶经看作做佛事。我又听说养元交友不摆炎凉势利的姿态，处事不学表面文章，善于体察人情，曲折周到而委婉深至，常常意在言外。我这个书生不懂这些，在佛法的运行上又能怎样呢？但我只认为，这些非常明白：一个能够自立的丈夫，无论身处何门、学习何教，都足以显露自己，不会成为白白活着、白白死去、可有可无的人。难怪陈君如此推重他，竭力请宗伯发给札文来表彰他的卓异呢？冠带本身不足以令人尊重；养元穿戴冠带而仍能成就养元的品格，这才值得尊重。僧不像僧，最终就会导致寺不像寺；寺院恢复它所以成为寺院的根本，僧人才恢复他所以成为僧人的根本，而且只能说这是恢复，并不是创立，因为原本并没有越出本分之外。天下人如果各自不失去自己的本分，天下就太平了。然而我唯独遗憾养元没有戴进贤冠，作为儒者完成自己的本分，使他的廓清之功仅仅局限在一座山门之内。养元的各位同袍拿着绢帛来求我写几句话，于是我按次序把同印上人谈到的话写下来。万历己未秋八月。●《鹿忠节公集》卷七 范阳鹿善继伯顺父著 序三 《送耿朴公序》《赠恒山徐君擢守永平序》《送王中讱令君之南仪部序》《为杜氏诸生送王邑侯之南仪部序》《寿史翁八十有二序》《张荩庵武隽序》《赠田生玉林游庠序》《贺陈中园二难得隽序》《重阳后王明寰斋头燕集序》《赤社丹邱卷序》○送耿朴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