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忠节公集卷五

译我在兵曹观政时，和景文同住一舍，彼此友善。景文质朴任性而自然，完全不作迂回迎合、谄媚阿附的姿态。我私下想，即使还没有看过这个人的文章，也必定知道他会吐露肝胆，而且以风骨自胜。不久他把制义文章给我看，这个人的气概全都在其中了。先前我的私下推测奇准得像射覆一样，于是感叹天下的事情只怕不真实。真实了，源流便清清楚楚，万无一失。自从江河一去不返，涉世已经很深的人，擅长模棱两可的手段，自称遵循时中之道，藏头遮面，千般工巧，圆转润滑，而自己的本来面目终于再也无法辨认。即便如此，世上并不缺少冷眼旁观的人，正可以用不可辨认之处来辨认他。景文居住在京师，少有来往追随的人；除赴尚书约期之外，左边放琴，右边佩剑，独自坐着，显得冷落寂静。闲暇时他常来同我交谈。他超然于声名利禄之外，大概是出于天性；只是对于时事常常扼腕，浩然长叹，他的志意十分深远。大约我们这一类人的内心，对世俗滋味不冷淡的人，对名节义理也一定不会热心。诸葛武侯鼎立三分、眼泪流传千古，都是从淡泊宁静中来的。中世以来的士大夫，沉迷宫室妻妾，把自身享受放在首位，对公家事务置之度外，又有什么奇怪呢？财富如果可以求取，即使给人执鞭赶车也是愿望；人们自己掂量才力精神，谁比得上尼山孔子，却偏偏苦苦想求胜。一开口、一举步，不敢问自己是否心安意满，只问别人高兴不高兴，这只是白白遭受造物主的嘲笑罢了。我愚钝笨拙，没有什么才能，每次都拿“知命”两个字来自我解嘲，结果嘲笑反而更多。替我解嘲的，只有容城孙启泰；今年又有景文。景文参加选任，应当得到司理之职。有一天他来拜访我，恰好启泰也在座，我开玩笑说仕途如羊肠小道，你还能够像从前那样倔强吗？景文指着自己的心说：我听凭真实的是非来决定。孙君又指着天说：我听凭有利无利、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个人就是这样罢了。启泰笑着说：这个人的一生，倔强仍像从前一样。景文的制义有若干篇，他自己说，与他同在笔砚间交游的是殷汝良，字子狷，以及伯仲邹虚、王朱德升四位君子。不认识一个人，看他的朋友就可以知道；这四位君子，我也已经亲耳听过、亲眼见过了。○《范质公窾议序》我接受范质公的《窾议》来阅读，其中把全齐百姓的疾苦列举得如在手掌之中；一切漕运、驿传、治河、救荒、平息盗贼的条款规划，件件清楚，无不切中要害、深入细微；而他革除大户弊端的功劳，简直可以同虞渊取日相比。郡县弊病长期相沿不改，全都概括在“既想逃避编户之名，又想保全费用之局”两句话中；范质公扭转局面的办法，全都概括在“详细制定法令，全部处置费用”两句话中。他心里明白，所以说出来明白，写出来也明白。人们说范质公是聪明人啊？我却说范质公不是聪明人，而是痴人。人的才智见识相差并不太远，即使圣贤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心思能够想到的；只是人心未必都能专一罢了。既然为国家办事，能够完全不为自己着想吗？既然爱护百姓，能够完全不爱护官位吗？不能。这样一来，就有不能不计算的难易，有不能不顾及的恩怨，即使超人的才力也会因此大大削弱。试着纵观《窾议》而感叹：东省百姓的民力已经枯竭，一旦突然全面变更、整顿治理，大体方面极其沉重而不易恢复，头绪错杂而不易清理，条理拖延而不易完成，存在这三件不容易的事。即使事情已经迫在眼前，也难免有人观望，何况由来已久呢？究竟是谁开了这个先例，却让质公承受了其中的艰难呢？即使开创此例的不是我，既然事情属于专责，也许不能逃避；但郡县的事务由有司治理，这与理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理官处在上下沟通的关键位置，容易通达郡县的实情，那么在质公以前的人难道不是理官吗？郡县不做而理官做，前任司理不做而质公任司理时做，这有什么好处呢？如今考察已经完成的事业，追想当日惨淡经营的情形，曲折筹划，穷尽人情事势的变化，设法调剂，不知道废寝忘食了多少，耗费心血了多少，才创立这项可使百姓永远受益的事业。使百姓得利固然是好事，可是过去那些乘积弊牟利的奸民，难道不会怨恨吗？那些袭用成案以谋利的不肖令长，难道不会怨恨吗？从中得利的人虽感激公，但没有权势；怨恨的人出于私情，虽是私人却能翻云覆雨，表面顺从、暗中违逆，来求得向我逞志。一种利益抵不过两方面的怨恨，选择做事方法的人将怎么办呢？别人坐视不做，并不是才力不足、见识不足，而是太清楚利害关系罢了。“利害”二字，几乎成了世局的主宰；中等才智以下的人都知道它，只有痴人不知道。像石头一样顽强，像箭一样直，处处认真；别人认为是大家的事，他偏偏看成自己的事。把它当作大家的事，利害之见自然就产生；把它当作自己的事，趋利避害的念头反而全都消除了。人心的力量，原本足以通达鬼神。这样便能感动天地，心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散它的专注，于是心的全部力量才显现出来。牵动极其沉重的事务，精神反而更加勇猛；面对错综复杂的道理，精神反而更加清明；经历长期曲折的过程，精神反而更加坚忍。因此，质公包容并孕育全齐之地，成为百姓永远的依赖。这是凭智慧得到的吗？还是凭痴心得到的呢？有人说：质公的这一举动，原本是为了给百姓留下长久的依赖；提出议议的是我，奉行的是别人。我认为是这样，别人也这样认为吗？与他共事的人认同我，后来接手的人也会认同我吗？不只如此，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将来不认同的，未必不是今天认同我的人。一旦有人不认同，哪里还谈得上长久依赖？心血白费，寝食白废，只成了一张画饼，不过方便拿去覆盖瓦缸罢了。我说：不，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只应直面自己不能辜负的责任，哪里能去计较那些无法预知的人？只应考虑今天不能错过的机会，哪里能去计较将来或许发生的变化？做每件事都必定计较别人、计较将来，那么豪杰早就袖手旁观了。只有智者才会这样计较，痴人不会这样计较。因为他不忍心计较，也不愿意计较。所以说：质公是个痴人。孙鲁章诗序

译诗这种东西，只沿袭末流去比较流派，在细微处争论宗旨和地位，亲近哪一派便拥护哪一派代代兴起，始终没有定说。然而推究诗的根本源头，不就是表达性情吗？如果果真认为诗是不可知的，那一定得有毫无性情的人才行。所谓性情，是因有所感而发动，出于无心；情与景就像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宫商声调像四肢彼此默契地领会。这样看来，一个人的为人本身就是诗；而在人的本性之外，另有一种诗。学习李白的人，大多只有无情的笑傲；模仿杜甫的人，大多只是无病呻吟。即使写得工巧，又有什么用呢？拿这个标准来看鲁章的诗，正是鲁章的性情。他背剑来到军中拜见相国，又以诗酬答我；他立志建功的心愿，我每次进见相国时，无论饮食谈笑、批答询问，他都未尝不在旁边。边地将士对相国如同孩子仰慕父母，令人心动，这已经是《三百篇》创作的根源了。况且周遍往来、结交联络于穷边寒塞之间，十万戍卒枕戈而卧、营垒高耸如云，哪一个不是深闺女子梦中的景象？闲亭中的小草，夜月下遥远的箫声，哪一个不是空谷中的声音？而烽火传来的警报、枕边听到的消息，捷报传到铃阁，更是龙剑自行发声、木屐之齿自行折断的缘由。鲁章处在这样的情境中，怎么能把自己的性情封闭起来而不作诗？又怎么能排除自己的性情，另作一种诗呢？“性情”二字，都从心中产生；既然产生了，怎么可以停止呢？贯通万窍、扶助三纲的，都是这种不可停止的生命力。生命力一旦停止，除了一层膜之外，世上便再没有真正值得关心的事情。即使君父遭遇急难，还要甩手不管，那么这个人的诗也就灭亡了。孟子不是说过吗？诗亡，然后《春秋》才产生。鲁章研究《春秋》，本来就是研究使诗得以保存的道理。天下没有脱离名分的性情；不必担心人对名分不亲切，只怕性情不真实罢了。国事到了今天，依靠相国一人以真实的性情办事，为天子把守关口；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又主持风雅，那么相国把守关口的事业，就是相国的诗。鲁章游历关塞的诗，就是鲁章的事业。即使向天下宣称：“除了榆关内外没有真正的诗，想来除了高阳父子也没有真正的诗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眉山草序 天下的事情，由自己作主就痛快，由别人作主就苦恼。文章也是事情，却受文章事务的程式和权衡限制，不能由自己作主；千古英雄尚且能在不能自主之中最终成就自己的志愿，那么文章的权力究竟由谁掌握呢？寸管握在手中，万物之灵听从命令；凭栏观察群雄争夺天下的战场，句句都由自己作主的人是谁呢？不敢让自己的言语先发，不敢另行布置格局，徽记缠绕着路径，总把陈旧的规范当作法则，而且沿袭成习，直到成为本性。还未承受官吏事务，却已经有庸吏的心态；彼此以言语为难，连笑和哭都不敢的情状，在八股文中一一具备。为了获得自主的权力，先酿成不能自主的形势，人难道偏偏喜欢自寻苦恼吗？我读《眉山集》，觉得这些苦恼顿时都化解了。因为他凭着自己的信心一路写去，仿佛前面没有成说；脱口而谈，仿佛旁边没有别人；而深情微妙的话语，寄托得非常精妙，反复咏叹，又仿佛认定自有知音在。天下人每读一篇，便足以痛快地饮下五斗酒，可以知道它的效果了。至于他脱离窠臼，有人称之为创新；篇章长短横竖，断而似不断，对而似不对，也可以称作拟古。哪里知道他是纵观新旧古今的学说呢？眼下的新就是旧，当日的古也就是今天并且仍是新。不能由自己作主的苦恼，等同于旧日的古；不能由自己作主的苦恼，也等同于今天。您家兄弟未尝不是既新又古，但他们感到痛快，并不是由于新，也不是由于古，只是由于由自己作主罢了。文章的权力旁落已经很久，幸赖您家兄弟在一日之间把它收回，这是天地间一件大快事。然而由自己作主，根本在于自己确实有可以自主的力量；自己本来没有，却强行自作主张，其危害反而比受人支配更大。我不难为鲁章兄弟能够自主，而难的是他们确实有自主的根本。赞美大圣大贤，都以自身具备这种根本为胚胎；孔子谈仁，所说能由自己作主的人，就是颜氏之子。科举业也是一件事情，善于学习的人只要面对笔墨纸砚，便可以验证克己复礼；德业并不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事情，这也就明白了。您家兄弟愿意把我当作知己吗？《同难录》序

译今上登临帝位，亲手诛灭大奸，九鼎安然。于是追赠惨死的诸位臣子，恩命光辉显赫；已经恢复俞部司的呈请，不必等各位遗孤陈情请求，一概按照追赠的官衔颁给三代诰命，这实在是罕见的典章。各位遗孤认为，我们所期待的恩典，本来不在于荫袭和叙用，只求能够光耀先世，替先人完成做子女的责任罢了。到此，圣明之君用来抚恤忠臣的恩典，以及地下忠臣借忠尽孝的心愿，没有不完全实现的。于是各自叙述先人受祸、受恩的始末，名为《同难录》，用来记载感恩之情，也自行约定将来的志愿。书刻成后，向我征求序言。我想到诸臣遭受祸患的惨烈，是振、瑾时期从未有过的。天子圣明，不难创立前所未有的典章来对待此事。自从有了这道命令，人们便明白：为臣子尽节而遭受非常祸患的，朝廷自然会给予非常报偿。既用来慰藉死者，又用来劝勉生者。有人说：如果要等待慰藉亡魂，那么死者的忠诚就是虚伪；如果要等待劝勉的意义，那么生者的忠诚就不纯粹。按照这种报偿来立论，难道不会使死者不服、生者不接受吗？唉！议论不必追求高深，只求合乎人情。假使谈论忠诚的人一定不能谈报偿，那么做忠臣的人就只能活着；即使备受荼毒，死后还要备受冷落。这样就会使天日徒然惨淡，坟丘也失去光彩；只有这样才算完全尽到自己的忠诚，才算实现朝廷成全忠臣的用意。那么忠义一途只不过是让身体和毛发化为齑粉，成为寂寞祖父的遗物，这又与最严重的不忠有什么区别呢？忠义固然出于天性，但它的萌芽十分微弱；利害当前，尚且会立即丧失操守，何况生死关头呢？所以要使它吹息而发动、培养而成长，全在于统治天下的君主。因此说，养育天下并享有天下的，才叫作君主。然而如果不让丧失忠义者所受的毒害充分显现，就无法显出养育忠义者功劳之大。从前善恶颠倒，天地昏暗，士大夫丧失节操，是亘古未有的局面。难道是人性本来如此吗？也是因为窃取君权的人所施行的刑罚和奖赏，确实足以使人丧失忠义。经过多少年月，直到今上即位，人才又知道善行不可泯灭，恶行不可为。难道是人的本性突然恢复了吗？是今上的刑罚和奖赏确实起到了养育它的作用。用刑罚报偿恶行，用赏赐报偿善行；“报偿”这一个字，立论并不高明，但除此外便无法养育天下。而皇上神圣，心意深远，往往不是臣下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说到逆党，谁不怨恨、辱骂他们，恨不得吃他们的肉？不久情绪渐渐平息了。说到各位忠臣，谁不怜惜、悲痛他们，甚至流下眼泪？不久也渐渐平息了。感情渐渐平息，记忆渐渐淡忘，有人还借口说见到善行不欢喜、听到恶行不愤怒，又反过来在逆案上厚诬我们的君主，想对褒扬忠臣采取宽纵态度、对惩治逆党采取严厉态度。直到钦定逆案，森然施行上天的讨伐；而颁给三代诰命，也正在此时。然后才知道圣明的君主奖善惩恶，不受众议混淆，不因时间久远而厌倦，也不因事务烦多而产生厌恶。难道肯持守“不求报偿”的忠论，任由作恶者最终获利、行善者最终失利吗？我考察这部《同难录》，宴请各位遗孤并与他们商议：皇上既然已经报偿诸臣，各位遗孤难道不能替先人报答皇上吗？当时相互约定的志愿，谁说不恳切呢？可贵之处在于不要因为时间久了，感情也渐渐平息。今后还要共同自我勉励，不使家声堕落，这就是报答君恩。替诸臣请求诰命的，是封司徐君主持起草的；按惯例属于破格，按事情本身属于变通，起初也担心皇上慎重不许，最终却不难获得，大概是徐君确实善于体察皇上的心意。我因此为这部《同难录》作序，并且记载徐君的怜惜悲痛像这样始终没有平息。《鹿忠节公集》卷六 范阳鹿善继伯顺父著 序二 赠孙君兄弟庐墓序 赠李司城考绩序 赠恒山徐使君膺台荐序 赠李茂林序 赠嵩庵上人叙 赠耿峻坊举秀才第一序 贺陈范彭入学序 送张明衡擢守大同序 赠张子于度序 赠养元上人序 赠孙君兄弟庐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