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易传卷八

译舜为什么要憎恶谗言邪说、灭绝邪僻行为呢？邪说表面上似乎高深，实际却不正；行为诡异而且断绝中道，确实足以迷惑众人、扰乱常道。天道不过是正而已。天地凭借它建立，日月凭借它照临，万物凭借它生成；君主凭借它尊贵，臣子凭借它卑下，父亲凭借它慈爱，儿子凭借它孝顺，夫妇凭借它区别，长幼凭借它有序，朋友凭借它守信。若有异端学说和邪说，有的妄自造意而加以支撑，有的达不到却任意放纵，苟且认为正确并安然接受，便会产生千条岔路、万种途径。人的意念没有穷尽，错误也没有穷尽。所以舜命令龙担任纳言，早晚负责采纳和发布言论；又命令禹发布五言。你应当知道人心很容易偏差，一旦偏差就会失去正道，进而造成混乱和奸邪，其祸害无穷无尽。因此命令官员采纳四方言论，同时又发布言论，以正道纠正挽救它们。周朝衰落时，杂说像蜂群一样兴起：有的追逐权利，有的成为乡原，有的专讲刑名，有的任侠逞强，彼此结党营私，造成混乱。井田制度败坏，学校废弃，教化养育的条件消失，百姓没有可以包容保全他们的制度，于是大乱不可收拾。初九：普遍亲临，守正吉祥。象辞说：普遍亲临而守正吉祥，是因为志向施行得正。九二：普遍亲临，吉祥而无所不利。象辞说：普遍亲临而吉祥、无所不利，是因为并不一味顺从君命。卦辞说君子临御小人，大象说君主临御百姓，六爻又发挥上下彼此相临的普遍意义。“咸”是感应。初九与九二的位置都在下方，都凭借自己的德行足以感动人而临御之。初九说“守正吉祥”，象辞又说“志行正”，是说所以能够感应、临御，根本只在于志向行为正当，并没有别的原因。但初九的德行不如九二的居中，所以象辞只说志向行为正直；虽已行为正直，却还没有达到九二的中道。大体上，《易》的各爻多把二、五看作得道，是因为它们中正。中正虽然都是道的不同名称，但天下也有正直之士还没有得道；只有得中才算得道。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只说“执中”。所以九二“咸临，吉无不利”不同于初九的“贞吉”。君臣感应相得如此深厚，也足以大有作为。象辞说“未顺命”，是说君臣同德同心，感应达到极致，甚至有不顺从君命、纠正过失、弥补错误的时候。这只有盛德之士，又遇到圣明睿智的君主，才做得到。六三：用甘美言辞亲临，没有什么利益。既然为此忧虑，就没有过错。象辞说：用甘美言辞亲临，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当；既然为此忧虑，过错就不会长久。兑代表喜悦。兑卦在六三处成形，六三不像初九、九二那样凭德行感动人，只是用甘美的言辞亲近、取悦他人。小人用甘言取悦、临御他人的很多，但人心最终不会服从，最终也没有什么利益。六三以阴爻居三，阴阳夹杂，有不安的象；不安就会忧虑，忧虑就会改变，所以没有过错。六三处在下卦的上位，地位已经稍高，却用甘言临人而不用德行，实在不当。过错由自己造成，人心也会违背他。既然对此忧虑，过错就不会长久。六四：亲自亲近地临御，没有过错。象辞说：亲自亲近地临御而无过错，是因为位置适当。六四不得中，也没有阳明之德，但又不像六三那样用甘言临御天下。因此，有许多这样的人，到了六四的位置，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临御下位的；没有明显可指责的过失，所以人们也不责怪他。因此说“至临，无咎”，是说到了这个位置而临御他人，没有明显过失。象辞说“位当”，是说他的位置适合临御他人。这里只说位置，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还不足以称道；虽然不足以称道，但过失也不明显。六五：以智慧临御，适合做大君，吉祥。象辞说：适合做大君，是说施行中道。尧命令舜说：“执守中道。”舜命令禹说：“执守中道。”禹把这个道理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难道不是达到极点了吗！”又说：“贤者超过它，智者超过它。”既然贤者、智者尚且不能达到，那么如今六五能够得中，难道不是大智慧吗？难道不是大君的极致吗？孔子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是圣人。”那么大君应当取得大中之道来临御天下。大君临御百姓所凭借的工具，不过礼、乐、刑、政四种：礼用来教导百姓的中正，乐用来教导百姓的和谐，和谐是中正的发用；刑用来使百姓归于中正，政用来使百姓归于正道，正也就是中。君主的职责，就像百姓的本性一样，只是安定百姓的道而已。自古圣王没有不以道教化百姓的，秦、汉以来却再也不知道有这件事了，更何况能够得到其中的道呢？三代以前，君臣虽然知道有这个道，但真正得到它的人确实很少。商朝只有汤，周朝只有文王、武王；从武王以下，不能与他们相比。这样看来，得到中道的人难道不就是智者吗？用中道临御百姓，难道不就是智慧地临御吗？象辞说“施行中道”，指的就是礼、乐、刑、政的施行。能够得中却还不能把它施行于天下的情况，或许是有的。帝尧匡正、使他们正直，辅助、护翼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获得，然后又进一步振作、培育他们的德性。尧施行中道如此精密，所凭借的具体措施就是礼、乐、刑、政四者。不能施行，就没有办法临御百姓。上六：敦厚地亲临，吉祥，没有过错。象辞说：敦厚地亲临而吉祥，是因为志向在于内。“敦”有厚重的意思，也有不动的意思；厚重就不会动摇。《尚书》说：“人的本性本来厚实，却因外物而迁移。厚实就善，厚实就不轻薄；轻薄就失去厚实的本性，善的本性也就随着外物迁动了。”《中庸》说：“大德敦厚地化育万物，小德像河水一样流行。”由此可以验证“敦”有不动的意义。民间把土堆一类称为“墪”，也可见其不动、厚重。如今不失去自己的本性，虽然临御百姓、应对外物而广泛施为，内心却未曾迁动，这叫作敦厚地临御，所以吉祥而无过错。象辞说“志在内”，是因为人多追逐外物，所以圣人反过来这样说。但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圣人并不是说把志向留在内。即使有所留，也还不能算作内；有内有外，也仍然不是所谓内。孔子说：“清明在自身，并不是实实在在有一个所在。”这种道理不能靠意念推测，也不能靠言语说尽；只有像四时交替运行、像日月轮流照明那样应变接物的人，自己才能知道。这就是九二的普遍亲临，也就是六五的智慧临御；只是必须因爻位而使用不同的辞语。上爻处在一卦的最外面，有不坠入事物的象；上与六都是阴，又有极其安静的象，所以发挥出敦厚临御的意义。天下并没有两种道。

译【坤下巽上】观：祭祀初始时洗手而不献祭品，却有诚信而仰首庄敬的样子。彖辞说：大观之道在上位，顺而谦逊，以中正之德观察天下。“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说下面的人观看上面的德行而受到感化。观察上天神妙的道理，四时运行没有差错；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置教化，天下就会服从。两个阳爻在上，成为下面所观望的对象，也被下面的人观望，所以称为“观”。君王的大观之道，哪里是小人所能窥见的呢？这个道理十分广大。怎样说明它？顺从而不违拂，谦逊而不抵触，居中而不偏不倚，守正而不进入邪道，凭借这些来观察天下，所以天下人向他瞻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想服从的。人心不能强迫使其服从，也不能靠技巧取得服从；天下四海之内，人人都有同一个心。这个心就是道。只要不失去这个心，不被自己的私欲堵塞，这个心就无形无我，清明纯粹。有私欲就不能顺、不能巽；如今没有私欲，就像春天的和气，顺与巽都是自然如此。有私欲就会产生好恶，必然有所偏倚；偏倚就不能中正，欲望放纵就会进入邪僻。如今没有私欲，好恶不起，自然没有偏倚，自然居中，私欲自然不放纵，也自然不进入邪道，自然正直。说顺，说巽，说中，说正，都是为了阐明道心，并不是要分成巽、顺、中、正四种东西。圣人不失去这个道心，天下共同具有的心就会像回声应和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响应。这就叫作大观。“盥”是洗手以求洁净，是祭祀的开始，还没有献上祭品。观的道理就是如此。洗手洁净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子？不是语言可以说清的，也不是意念可以推测的，只姑且称作“诚”，而内心一开始根本没有“诚”这个说法。有了“诚”的念头，就已经不诚、已经不真实质直、已经发动、已经虚伪了，不再是诚。只说像洗手时那样，不必说献祭；一旦献祭，意念或许已经发动，反而不足以说明这种防范。只说“盥”，贤者愚者都知道那是纯粹的诚，不能靠意念推测、靠言语说明。圣人设置教化，真是切实而准确。洗手而不献祭，下面的百姓自然会观感而诚信受化。“颙若”是服从、信服的样子。诚信像神一样，不依靠其他奇异功效而自然产生感应，这难道不是非常神妙吗？这种道理就是天道；天道极其神妙，正因为神妙，所以四时运行没有差错。圣人就是天道，神道并无两个神、两个道，所以设置教化而天下自然服从。礼、乐、刑、政，都是圣人设置教化的具体工具，可以大略说明。圣人制定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礼，是为了顺应并引导人本有的慈爱、恭敬之心，不敢稍有违拂，也不敢有所过度。只是遵循人的大中本性，从旁辅导，使其不失去本来具有的东西。人们依照它去做，暗中相合，自然受到感化、自然有所获得，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这难道不是用神道设置教化吗？圣人又因人心不能安乐于和乐，而运用道心的神妙作用。人只是不能自我明察，所以昏昧、邪僻，最终流于淫乱。于是制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用六律、六吕调和中正的声音，默默感发人的中正之心，使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受到感化。这难道不是用神道设置教化吗？地方有长、有闾、有胥、有族、有师、有党、有正。记录人们的孝悌、和睦婚姻，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以启发他们本来具有的道心；纠正他们的过恶，惩罚他们的罪行。尤其还要约束他们放纵的私欲，使他们恢复本来具有的道心。正因为道心不是人所没有的，所以强行推行也没有人会顺从；道心是人本来具有的。如今既加以启发，又加以约束使其归正，就能恢复本性，感发人与人共同具有的机理，几乎比影随形、响应声还要迅速。这难道不是神道吗？象辞说：风行走在大地之上，就是观卦。先王由此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置教化。风行走在大地之上，有无所不周遍的象。圣人由此发挥出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置教化的意义。“观”也有观察的意思，有时说向天下展示，有时说上位者观察下面的百姓。天下的道理无所不通，何况是观卦呢？内外贯通于心的人，在这里还有什么疑惑？那些拘泥于章句训诂的人，往往会阻塞、拘泥。前面已经说过，《易》的道理本来就是说明变化、设置教化的大略。巡视四方、观察民情的道理，又是当务之急。巡视四方，就是巡狩。古代天子巡狩时，命令诸侯让太师陈述诗歌，以观察民风；命令市场官员报告物价，以观察百姓的喜好和厌恶、志趣是否淫邪偏僻；命令典礼官考察时月、确定日期，统一音律，整顿礼乐制度和服饰。不是巡狩的年份，则设置纳言之官来收纳百姓的言论，又发布命令加以纠正挽救。又有训方氏诵读四方流传的道理，每年传播并教导四方，以观察新出现的事物。舜憎恶谗言邪说、灭绝邪僻行为，因为自以为正确而不合正道，会扰乱德行、损害道。周朝衰落时，乡原、任侠、刑名、纵横等异端邪说纷纷扰乱，导致无穷祸患，正是失去了巡视四方、观察民情的教化。先王根据不同地方设置不同教化，不拘守一种说法，都是为了从旁辅导百姓，使他们不失去常性。把一切归于道德，这又是详细说明用神道设置教化。初六：像儿童一样观察；对小人来说没有过错，对君子来说却可羞吝。象辞说：初六像儿童一样观察，这是小人的道路。初六为阴而居下，又不与阳爻相应，有儿童观察的象。儿童年幼，懂得什么呢？小人像儿童一样观察，就不会成为奸雄，祸害毒害不深，所以没有过错。君子却没有见识，就无法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也无法启发帮助后来的学习者，所以可羞吝。“吝”有使君子受到鄙薄的意思。若处在小人身上，这反而是合宜的，所以说这是小人的道路。六二：从门缝中观察，利于女子守正。象辞说：从门缝中观察，即使对女子守正来说，也还是可以羞惭的。

译从门缝中观察，是略有一点知识，虽然不同于初六的儿童式观察，却也可以羞惭。施加在女子身上并守正，就是只求小处，不敢自大；未出嫁时顺从父亲，出嫁后顺从丈夫，所以对女子来说算是合乎道。士人却从门缝中观察，也可以羞惭。士人这样的人很多。孔子说：“君子不能让人只在小处了解，却可以承受大任；小人不能承受大任，却可以在小处被了解。”自孔门弟子中能够承受大任的人，尚且难以找到；从颜子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德以下，有的只能每月达到一次，再以下则只能每日达到一次而已。子夏虽然喜好谈论精微之理，孔子却告诫他说：“你不要做小人的儒者。”孔子去世后，子夏果然与子张、子游因为认为有若像圣人，便想像侍奉孔子那样侍奉有若，并强求曾子同意。只有曾子不同意，只有曾子可以免除从门缝中观察的羞惭。“月至”“日至”，说的是闵子、冉伯牛、仲弓、曾子这些人。孔子的弟子中，孔子对子游、子夏、子张的启发教诲已经极其详细，却仍然没有把他们提升到大道上。那么这个道不是言语告知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心思所能达到的。孔子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藏吗？我没有对你们隐藏。我没有一件行为不和你们共同做，这就是我孔丘。” 孔子又说：“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妙之气，神妙之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而形成万物，众多事物显露而生长，没有一样不是教化。”这个道理极其活动变化，实际上却从未真正动摇。孔子说：“智者是活动的，明白只有懂得道的人才能得到中道的妙处。”六二重重阴柔，不能懂得在变化中守中的妙处，所以只是从门缝中观察，是不懂得道。六三：观察自己的作为，决定进退。象辞说：观察自己的作为而决定进退，并没有失去道。六三处在下卦的极点，将要上升到上卦，正是进退的关头。君子进取，并不是为了荣誉利益，而是实行自己的道来恩泽百姓而已。应当先观察自己的作为。所谓自己的作为，就是日常所做的一切。观察自己的日常行为，果真是善的吗？如果是，就可以前进；如果还不善，就不能前进，应当退后。自己观察到还不完善而退后，虽然因此还没有完全做到道，圣人却允许他说：“没有失去道。”所谓“未失道也”，是承接“退”而产生的意思，这是古人立言的惯例。这里是在防范不要因进取而失道。六四：观察国家的光辉，适宜作为宾客侍奉君王。《象传》说：“观察国家的光辉”，是崇尚礼遇贤宾。六三有退避的象，六四就有前进的象。六四的前进，是看到国家的光辉而前进。九五贤明中正，居于上位；上九也具有阳刚光明之德。国家有许多圣贤，礼乐刑政都合乎正道，不作恶而行善，不被私意所动，如同日月的光辉，无所思虑、无所作为而自然惠及万物，光明广大。必须这样成为有道的贤人，才敢于进身，所以说“适宜作为宾客侍奉君王”。《坤卦》说：“不必学习而无所不利”，这是说地道光明。《大畜》说光辉，《艮》说其道光明，《需》说光明而亨通，《履》说光明，《未济》说君子的光辉，都是说光明安定而守正不动，并显现于言行之中的精妙。《象传》说“崇尚礼遇贤宾”，是说明国家尊重贤能、崇尚宾客，所以贤人可以进身；也说明礼贤下士：国家有道，就一定尊贤礼士，也说明士人不可随意轻贱，必须有礼遇宾客的道理，然后才可以进身。若自己甘受轻贱，又凭什么推行自己的道呢？尊重自己，正是为了尊重道。九五：观察自己的作为，君子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自己的作为”，就是观察百姓。九五处于君位，所以说君王之道。天下是治还是乱，只在君王自身。因此说“观察自己的作为”，只有君子才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百姓，是因为人最怕不能自知，圣人于是教导他们。想观察自己的作为，只要观察百姓罢了。百姓得到治理，就是我做得对；百姓发生动乱，就是我做得不对；百姓快乐，就是我端正；百姓忧愁，就是我邪曲。凡是我的是非邪正，观察百姓就足够了。上九：观察他的作为，君子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他的作为”，说明他的志向还没有平定。苏轼说：“观察他的作为”，是说下民观察君主的崇高富贵、处在众人之上，这实在困难啊！君主高居士民之上，万众都仰望他；而要使人观察他的作为，必须是君子才没有灾咎。《象传》说“志向还没有平定”，是说明上九。假如还不能避免受到万众仰视，那么仍然不能用教化安定百姓，也不能以德行感化百姓，百姓的志向仍未平定。孔子详细说明圣人藏身的道理，只在于礼罢了。从王到公，从公到侯，从侯到伯，从伯到子、男，都有等级；从君到卿，从卿到大夫，从大夫到士，从士到民，也都有等级。车服有等级，宫室有等级，这些都是礼。尊贵者安于尊贵，卑下者安于卑下；显贵者安守显贵之礼而不过分，卑贱者安守卑贱之礼而没有不足之意。上下都安然行于礼义道德之中，这就如同万物处于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可被观察的？还有什么没有平定的？周朝衰微，礼逐渐废弃；上位者失去了藏身的凭藉，所以逐渐灭亡。秦朝骤然废弃礼，上位者骤然失去了藏身的凭藉，所以骤然灭亡。汉高祖纵观秦始皇帝，说：“唉，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啊！”秦朝使百姓观察君主的作为达到这种地步，又停留在“志未平”的状态，于是就发生大乱了。▯【震下离上】噬嗑：亨通，适宜施用刑狱。《彖传》说：颐卦中间有物，叫作噬嗑。咬合这个物，就能亨通；刚柔分明，行动而光明，雷与电相合而显明。柔顺者居中并向上行，虽然爻位不当，但适宜施用刑狱。颐卦初爻和上爻都是奇数爻，中间四爻是偶数爻，很像颐的形象。此卦又以九四为奇爻，这就是颐中所含的物。咬这个物，就能咬合。正因为有物，所以要咬；咬去这个物，能够咬合，事情也就办成了，难道不是亨通吗？噬，是除去阻隔的道理。君子在上位而有小人从中阻隔，就除掉他；国家已经治理而有大奸从中阻隔，就除掉他；四方已经归服、和睦同心，却有不守法、不服从的国家，也要除掉它。凡国家设置五刑，用来治理奸邪暴乱；奸邪暴乱也是堵塞政令的东西，所以同样是除去阻隔。噬嗑的道理真是深远啊！三刚三柔，刚柔分布而平衡，既不偏于刚，也不偏于柔。行动而光明，如雷的震动，如电的光明。噬嗑之时，光明与行动相合而形成条理。所谓“章”，是说有条理而不紊乱。运用威势除去阻隔时，人情往往偏颇，常有不能明察之处。如今在除去阻隔之时，刚柔、明动相合而有条理，不偏不乱，哪里是人的思虑和力量所能达到的呢？无思无为，受到感应便自然贯通，如雷电相合运行，变化的神妙、合乎时节的精妙，不可用思虑测度，更何况可以用意念强求吗？这就是《大易》的道理。至于六五，柔顺而居中，并向上行；向上行就能得位，又能守中道。

译在除去阻隔的时候采用柔顺之道，虽然才质与爻位不相称，但有利于施行刑狱。刑狱之道以仁柔为根本，对有疑问的罪只从轻发落，宁可失于不合常法，也不愿滥刑，这是圣王所怜悯的。至于除去小人、铲除大奸，才质柔弱的人就不适宜。易道随时变化，各有适宜之处。《象传》说：雷与电相合，就是噬嗑；先王因此明确刑罚，整饬法令。雷具有威势，电具有光明，这是噬嗑的正象。先王又体现仁厚之意，对罪罚从轻者谨慎而明确地处理，不使任何一件有所差错，那么百姓就知道刑法不可欺骗，也不敢触犯。法令文书平时也要整饬端正，有时悬挂在象魏，有时在闾里宣读，又在族、党、州中宣读，都是为了整饬告诫百姓，希望他们不要触犯。初九：脚上戴着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象传》说：“脚上戴着刑具，遮没脚趾”，是说不能行走。刑具像鞋一样套在脚上，于是遮没了脚趾。脚趾是用来行走的，如今被刑具束缚、遮没，就不能行走了。在罪恶刚开始时就加以禁止，使它不能继续发展，也就没有灾咎了。六二：咬食柔嫩的肉，遮没鼻子，没有灾咎。《象传》说：“咬食柔嫩的肉，遮没鼻子”，是因为乘凌阳刚。“咬食柔嫩的肉”，是说容易咬，也说明作为阻隔者的恶行尚浅，所以容易咬除。鼻子有向上通达的象征；遮没它，就是使恶行不能滋长并向上通达。作为阻隔者必定具有刚强之性，六二乘在初九的刚爻之上；以刚强来造成阻隔，按道理应当咬除。六二极其柔顺，初九刚强而堵塞政令，六二咬除它，为什么会像咬柔嫩的肉一样容易？因为阻塞我政令的人，是义理所不能容忍的；何况他的恶行还浅，容易制服；何况六二得位，又以中正之道对待他？这就是咬除容易的原因。“咬食柔嫩的肉，遮没鼻子”，人们可能怀疑会招致怨恨灾咎，圣人特意肯定说“没有灾咎”。那个作为阻隔者、遭受咬除的人，往往也会心服，何况其他人呢？六三：咬食腊肉，遇到毒害，有小的困难，但没有灾咎。《象传》说：“遇到毒害”，是因为爻位不当。九四：咬食干胏，得到金属制的箭头，适宜在艰难中守正，吉祥。《象传》说：“适宜在艰难中守正，吉祥”，是说光明还没有完全显现。六五：咬食干肉，得到黄金，守正而有危险，但没有灾咎。《象传》说：“守正而有危险，没有灾咎”，是说处置得当。咬食之物，没有比咬柔嫩的肉更容易的，也没有比咬干脯更困难的；其次是腊肉，再其次是干肉。小块的干肉叫腊，这大概是用来说明阻隔的深浅以及自身德性的大小所造成的难易。六二除去浅表的阻隔，六三逐渐深入，所以是次一等的困难。九四更深，更加困难；到了六五，阻隔应当更加深、更加难，却说是咬干肉，只是次一等的困难，这是因为它有黄中、刚健、守正的盛德，又以尊位施行，毫无差错，所以说处置得当，因此虽有危险而没有灾咎。六三所面对的阻隔，咬除它本来是适当的，却反而遇到毒害，是因为六三没有德，爻位也不当。没有德的人，即使以正道行事，也仍然难以成功。虽然如此，六三并不是阻隔者；对方是阻隔者，六三除去他，在义理上是正当的，所以虽有小的困难，最终仍没有灾咎。至于九四，阻隔更加深重，所以说咬干脯，有的本子作“胏”。子夏作“脯”，子夏身在孔门，应当依从他的原文。九四的刚强失去正直，不如黄金所象征的中和刚健之善，所以说在艰难中守正就吉祥。《象传》说“光明还没有完全显现”，是说九四还没有完全达到道的境界。《易经》各卦爻辞只说“艰贞”，不说“艰中”，因为守正可以靠勉力达到，而中道不是靠勉力就能达到。六五的黄中之德，不是九四靠勉力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中庸作为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吗？百姓很少能长久如此。” 上九：肩上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象传》说：“肩上戴着刑具，遮没耳朵”，是说听觉不明。这个作为阻隔者的人，作恶发展到上位，就达到极点了。初爻，九从脚开始；上九，已经登上头部。如今刑具完备，也有套在头部和脚部的刑具。圣人在这里仍然揭示罪恶的根本，说：“根本只是由于昏昧罢了。”所谓听觉不明，就是昏昧。人的本心本来善良，只是因昏昧而丧失，并不是说他没有良善本性，而是因为昏昧。小人若能省察这一点，也许就能悔改了。《杨氏易传》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杨氏易传》卷九 宋代杨简撰写 ▯【离下艮上】贲：亨通，小有利于有所前往。《彖传》说：贲卦亨通，是因为柔爻来到下方文饰刚爻，所以亨通；分出刚爻上升而文饰柔爻，所以小有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天文；光明而止，是人文。观察天文，可以考察时序的变化；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先儒认为，此卦本来是下乾上坤，坤的上爻下来成为六二，以文饰乾；分出乾的中爻上升成为上九，以文饰坤。静观六爻，确实有这样的象。刚或柔都不能单独施用，必须借助刚柔相济、彼此文饰，才能形成条理。舜命禹征讨有苗，是刚德；伯益赞助禹而命令军队回师，是用柔来文饰刚。成王本质柔和，周公以大圣之德辅佐他，是刚爻上升来文饰柔爻。本质刚强，以大柔来文饰它，就能亨通，功业也大；这是因为本质强大。本质柔弱，即使柔爻以刚往上文饰它，也只能小有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因为本质弱小。舜得到益、禹，周公遇到成王，并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而是天意。他们君臣相遇，刚柔相逢相助，功业大小都自然形成了文饰，不是人力所能造作的。至于“光明而止”，是确定不变的文饰，这就是人文，即人伦。尊贵有固定的尊位，尊卑有固定的次序，卑下者有固定的礼，文理非常明白，万古不变。君臣刚柔相遇所形成的时势变化，不可不观察、考察。人文是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本来善良、本来正直，只需顺势引导，在左右辅导之间使它不失去原有的本性，就会自行教化、自行成就。人文如此，天文那样，具体事情虽然不同，但文理是一致的。六十四卦所说的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学者讲到这一卦，往往不免逐渐转向具体事物，只看见事物而不能体察其中的道理。《大传》说：“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不能因此就把它说成是告诫那些“不知”的百姓。《象传》说：山下有火，就是贲；君子因此明察各项政务，不敢把断狱作为主要事务。山是生育万物的地方，山下有火，却显然没有以刑罚断狱为用的象，这是贲的文饰。文饰属于柔德。君子知道百姓尚未受到教化，问题不在百姓，而在自己；关键在各项政务，不在刑罚，而在养育。没有各项政务都合乎正道而百姓仍不受教化的。刑狱属于武德，是武力文饰的反面。假如把断狱作为首要事务，没有“不得已才使用”的意思，刑罚就会越来越多，百姓也会混乱，这是丧失了本末次序的缘故。秦汉以来，很少有人明白这种防范。初九：文饰自己的脚趾，舍弃车辆而步行。《象传》说：“舍弃车辆而步行”，是因为按义理不应乘车。初九在下位，按义理不应乘车；君子以义为荣耀，不以车辆为荣耀。义在步行，荣耀就在步行；义在脚趾，文饰就在脚趾。能够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所以圣人在这里阐发它。六二：文饰自己的胡须。《象传》说：“文饰自己的胡须”，是与上方一同兴起。六二柔弱，不能独立，依靠刚爻而站立；也如同胡须不能自行生长，要依附颐部而生长。九三一阳在上，有颐的象；六二是偶爻，附着在下方，有胡须的象。六二属于离体，能够自知而明，所以能依靠九三成就文饰。如果不估量自己的德性、不衡量自己的力量，妄想凭弱小才质独自承担，就会有覆餗的凶险。六二虽然没有吉祥，也能免于凶险，这是自知之明。九三：文饰而润泽，永远守正则吉祥。《象传》说：【原文作“水贞之吉”，此处义不可确知】。贲卦虽然以刚柔相济为文饰，但柔爻得到刚爻才美，刚爻接近柔爻反而丑。卦辞说分出刚爻上升来文饰柔爻，这是臣下侍奉君主的事情，出于不得已。与小人并肩而居，并不是好事。九三居于两个阴爻之间，于是有君子受到小人濡染的象。天下的变化中，确实有不得已而处在小人之间，却不丧失自身本体的情况：好像被小人濡染，实际上并未被濡染。“文饰而润泽”，就是君子与小人相处的方法。孔子见南子，子路不高兴，是因为孔子显露出被濡染的迹象；但孔子从未失去正道，而且他的正道也从未不能长久。其他人处在小人之间，未必能够守正；即使守正，也未必能够长久。正道不能长久，是因为利欲使它动摇而不坚定；正道不能长久，也是因为刻意去做，所以有时会衰退。只有道心明亮，道心没有私我，道心不是意念造作；有意造作就有盛衰，无意造作就没有盛衰。始终不变，所以小人最终不能凌辱我。若被小人所动而损害我的德行，那就可以说是受到了凌辱。这是圣人教导君子的话，应该如此严格。九三与上九都是阳爻，没有彼此相应的象，所以有与上下阴爻相互濡染的象。六四：文饰得洁白，洁白如白马飞驰，不是盗寇，而是婚配。《象传》说：六四居位得当，却有所疑虑。“不是盗寇，而是婚配”，最终没有责怪。六四与初九正相应，同时下比九三；阴阳相比，似乎有相互亲近的情意，所以说“居位得当，却有所疑虑”。但六四正应于初九，是应于初九，而不是亲比九三。九三对六四不是正当的德行，六四对初九才是正当的应合。正当，是君子之道；不正当，是小人之道。因此把九三看作盗寇，把六四说成洁白。六四文饰而洁白，是说它清洁纯白，不被小人污染。如同白马飞驰，前往应合初九的阳爻，心志专一地应合正道，没有一点杂乱，绝不会与作为盗寇的九三结为婚配。不与九三结为婚配，那么人们虽然起初怀疑它，最终也不会责怪它。六五：以丘园作为文饰，束帛少而简薄，虽然有吝惜，最终吉祥。《象传》说：六五的吉祥，是有可喜之处。半山说：“六五居于艮卦中，艮为山，所以有丘园的象。六五以丘园作为文饰，在崇尚文饰的时代，六五能够返回根本的善。束帛少而简薄，虽然在崇尚文饰的时代显得吝啬，最终却吉祥。《象传》说‘有喜’，是说六五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合人情所喜欢的样子，实际上却值得欣喜。六五有丘园的象，所以有束帛少而简薄的象。” 上九：以素白作为文饰，没有灾咎。《象传》说：“以素白作为文饰，没有灾咎”，是说上九实现了自己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