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十一

译这是生成音律的方法。这种方法始于《史记·律书》，用九九八十一作为宫音的基数，通过三分损益法向上或向下衍生，于是有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的次序，然而只有五声音阶，没有七声音阶。《淮南鸿烈》在羽生角之后补充说：“角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这就在五声音阶的末尾掺杂了十二律了。于是韦昭在注解《国语》时，就将十二律隔八相生的次序与五声配合，制成七律，说：“七律，就是七音的律。律，是乐器。其乐器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就是《史记》《汉书》中隔八相生的方法。例如黄钟隔八位生出林钟，是宫生徵，所以林钟为徵；林钟隔八位生出太簇，是徵生商，所以太簇为商；类推羽、角及两个变音都是如此。韦昭所说的七律，正是《乐录》所说的隔八相生，即隔过七个音位得到第八个音位的意思，但他特别不明白五声为何会有两个变音，胡乱说周文王增加一个变音，周武王增加一个变音，荒谬到了极点。而州鸠所说的，又只是用七这个数字对应七声，完全不涉及声音、道理、乐器、数理，因此关于七律的说法，千年来一直模糊不清。能够列举其名称的，只有《左传》中晏子提到七音，《汉书·律历志》引用《尚书》提到七始，其他就没有了。到了宇文周时期，乐工传授胡琵琶的七调，沛国人郑译稍微掌握了其中的方法，然而当时懂音乐的人如牛弘、何妥、万宝常等人，都互相争论辩驳，历经唐、五代、宋、明直到今天，询问七律和两个变音，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的。这其中的缘故，是因为唐虞三代只使用五声，隐藏两个变音不使用，偶尔使用的多是边塞的音乐，如《荆轲传》中歌唱变徵之类，因此边塞地区流传七声，而中原地区没有。所谓两个变音，就是每个调式中超出正调的两个音，现在人唱北曲中有这种情况，而南曲不使用就是如此。所以韦昭注解中最错误的地方，是将两个变音接续在五音的末尾，而不跟随本音。所谓变宫，是宫音的变化，应当在正宫的末尾；所谓变徵，是徵音的变化，应当在正徵的末尾。如今笛子六孔七字中有两个字不用的，就是这种声音。据此，黄钟为宫，自然应当以大吕为变宫；林钟为徵，自然应当以夷则为变徵，而用应钟、蕤宾来充当变宫、变徵，可以吗？

译又问伶州鸠说：“周武王在二月癸亥夜布阵尚未完成时下雨，于是用夷则的上宫音律来完成布阵，当时辰星位于戌位之上，因此延长夷则的上宫音律，命名为‘羽’。”武王在牧野用黄钟的下宫音律部署军队，所以称之为‘厉’。我私下认为这两段说的是同一件事，都是武王伐纣时，在牧野布阵尚未完成，过了五天到戊辰日才最终完成，部署军队与完成布阵本是同一天的事。之所以以辰星为主，是因为从癸亥到壬申，其数数以辰星居中；从甲子到癸酉，其数数也以辰星居中。所以辰星在夷则对应的戌日之上，称为夷则的上宫；辰星在黄钟对应的子日之下，称为黄钟的下宫。从辰星运行到戌位，即从姑洗到无射，是七律；从辰星运行到亥位，即姑洗生出应钟，是隔八相生的规律。

伶州鸠又说：“用太簇的下宫音律在商地颁布命令，昭显文德，使纣王的众多罪行显露，所以称之为‘宣’。”等到进入嬴地，用无射的上宫音律向百姓颁布法度、施行恩惠，所以称之为‘嬴乱’。这两段也是同一件事，都是指在庚午这一天颁布命令、施行恩惠。之所以以午位为主，是因为从太簇对应的寅日到无射对应的戌日共十天，都以午位居中。只有午位在太簇对应的寅日之下称为下宫，在无射对应的戌日之上称为上宫。从午位运行到子位，即从林宾到太簇，是七律；从午位运行到丑位，即林宾生出大吕，是隔八相生的规律。

伶州鸠的说法本来难以理解，韦昭的旧注颇为曲折分析，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于七律这一回答，终究没有讲清楚。现在另外提出说法，也未尝不可，但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乐名不全，武乐六成，原本没有名称，这里却突然用四个名称概括，俨然以‘羽’、‘厉’、‘宣’、‘嬴’确立四章之乐，而且最后说‘嬴乱’，似乎是以第四章兼作终章。如果假设用两天两件事来对应，那何必有四个名称呢？二是时间不合，武王伐纣的年月日时在经传内外记载得很详细，其布阵完毕、发动进攻，大致在癸亥、甲子两天内完成。《武成》篇说‘癸亥日在商郊布阵，甲子日凌晨在牧野交战’，事情已经结束，诛杀纣王、班师回朝，都在这一天，哪有癸亥日布阵直到戊辰日才完成的道理？这在时间上不合。三是伶州鸠自己的话前后不应，伶州鸠起初说‘辰星在斗柄’，又说‘星与日辰的位置’，这与这里说的‘辰星在戌位之上’，都是以日月交会的位置来说的。如《尚书·征》篇说‘辰星不汇聚于房宿’，‘辰星，是日月交会之处’。大概是因为在壬辰日一月兴师，前一天辛卯日初一，正当日月交会于斗宿前一度，在斗宿间的戌位之上，所以屡次提及。如果只是说辰日，那么‘在戌位之上’的话就没有意义，而且庚午日的‘午’字为何并不提及呢？这与伶州鸠自己的话不相应。至于隔八相生的说法，伶州鸠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用七数来解释七律。一是七列，说周朝以木德称王，岁星（木星）也在周野鹑火之次为张宿十三度，而合之后稷农祥天驷之次为房宿五度，从张宿到房宿则有张、翼、轸、角、亢、氐、房共七宿，这是七列。二是七同，说周朝以木德称王，而殷朝的水德恰好禅让给辰星（水星）。岁星在鹑火，而辰星恰在天鼋，以鹑火的午位当天鼋的子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恰好有七个辰位，这是七同。合七列、七同而生出七律，于是用七律来伐纣。

一、用夷则的上宫音律命名为‘羽’

说辰星在戌位之上，就必定要用戌位以上的音律，而戌位以上的阳律恰好是夷则，申宫为七月之律，于是先确定它为宫音，作为七月七数的象征。但‘上宫’不可解，宫是中声，中声有什么上下之分？即使《史记·律书》说：“武王伐纣，吹律听声，而音尚宫，不是上宫。”后来根据黄钟的下宫来推测，知道所说的上下，是以夷则到黄钟五律上下其宫，而颠倒推演。如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五律，则以宫在下而从上面顺推，称为上宫；黄钟、应钟、无射、南吕、夷则五律，则以宫在上而从下面逆推，称为下宫。这是由于不懂旋宫的方法，误把顺逆相推当作转旋，而不知道声律没有逆施的道理，逆推就不成调了。而且夷则是变宫清声，五清不立调，所以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没有领调的。这里以夷则、无射领二宫，不仅不懂二变，也不懂四清了，何其疏漏！‘羽’是乐章的名称，其意义是说羽翼万物。

二、用黄钟的下宫音律命名为‘厉’

即从夷则到黄钟的五律，再从黄钟到夷则逆推，称为下宫。‘厉’是杀伐的意思。

三、用太簇的下宫音律命名为‘宣’

于是从夷则起数，数到太簇，恰好是七数。于是又以太簇定宫，作为七律，即七数的象征。然而先用逆推取下宫，是因为从太簇逆数到无射，恰好是五律，无射戌宫。正是前面所说的辰星在戌位之上。以戌位之上开始，就以戌位之上结束，于是逆推说：太簇、大吕、黄钟、

译应钟、无射属于下宫；而从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蔟依次顺推，从戌宫向下推导为上宫。其中所说的“宣”，是指宣扬先王的德行。

译一用无射的上宫来命名，称之为嬴乱。

于是从太簇到无射的五律，转而从无射到太簇顺推，称之为上宫。之所以称为“嬴乱”，是因为伐商后回归到嬴地内部，即岐周之地。有人说后来成为嬴秦所居之地，所以沿用今名。“乱”是乐曲的终章。于是总合四宫二十律，而实际使用的律只有七种，从夷则到太簇为止。即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称为七律。这里所说的七律，一是夷则的律数为七，二是太簇的律数为七，三是律的总数为七。这都是因为不知道五声二变构成七声，而胡乱对应的结果。韦昭对此也不能解释。总之，伶州鸠的意思，确实如此。至于隔八相生的法则，大概未曾听闻。

又问韦昭的注释还有不妥之处吗？我怀疑州鸠说：“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并非如韦昭所说，武王兴师在戊子这一天，而岁星在张度，月在房度，日在箕度。戊子之后三天，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又过三十一天戊午，军队渡过孟津，而辰星在须女度，伏于天鼋之首。《春秋传》以岁、时、日、月、星、辰为天上的六物，岁就是年，月就是月，日就是日，星是二十八星，辰是十二时。岁在鹑火，是说这一年的岁次在午，因为鹑火对应午次。月在天驷，是说这时月宿在卯，因为大火为卯次，而卯在房度，天驷即房星。日在析木之津，是说这个月的日在癸与甲，因为析木之次从辰到丑，而癸与甲在其中。不用地支而用天干，就像礼仪中使用辛、丁一样。辰在斗柄，是说这一天的时辰在卯，因为这个月斗柄在卯，而时辰又正值此时。那么伐纣的时候，不过是午年春二月甲子昧爽，即癸亥夜至卯时而已。如果说岁是岁星，那就是五星中的木星；辰是辰星，那就是五星中的水星。五星中有三颗静止不动，只列举两颗可以吗？况且辰是日月的防限，防限在玄枵称为子，防限在星次称为丑，防限在析木称为寅，防限在大火称为卯，等等，那么辰不能说不就是日月的防限。但日称为日，时辰称为时辰，晋侯所说的“多语寡人辰而莫同”就是此意。现在舍弃日、时辰，而一概以日月防限称为辰，可以吗？

韦昭的注释，在《汉书·律历志》中早有记载。这在旧儒师的传承说法中，确实如此。大概当时制作《三统历》的人，推算前代纪年，认为武王兴师在武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子，这一天岁星在鹑火张度，月宿在天驷房度，日在析木箕度。于是从戊子越过三天，得到十三年正月辛卯朔，那么日月合朔在斗柄前一度。又过三十一天戊午，那么辰星在须女度。这本来是旧历推算如此，并非韦昭的私说。如果以岁、月、日、辰为年、月、日、时，那么三代以前并没有年、月、日、时的称呼。《春秋》传中的六物，指岁、时、日、月、星、辰，那么时是四时，辰是日月所防限的辰。虽然《洪范》明明有岁、月、日、时与岁、月、日、星、辰等称呼，但其所说的时，仍是四时，不是后世的时刻；其所说的辰，仍是日月合朔的辰，不是后世的时辰。现在忽然有了时刻，又有了时辰，那就是杜撰了。这是第一点不可取。三代以前也没有用干支纪年月的，用干支纪的，只有日。所以《尚书》《春秋》凡是记载干支的，无非是日。虽然六历所始，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都是指岁而言，但并没有用来纪年。《三统历》所建，或建寅，或建丑，或建子，都是指月而言，但并没有用来纪月。至于时刻的时，天干地支总共都达不到。现在忽然有了午年，有卯月，又有卯时，那就是直接用干支纪年、月、时了。这是第二点不可取。况且武王伐纣的时日，在《尚书》与各书记载极其分明，大致是武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子告庙，十三年正月三日癸巳兴师，二十七日戊午渡孟津，二月四日癸亥布阵牧野，五日甲子伐纣。其在十二年、十三年的岁次虽然不可知，但《竹书》说辛卯，《世纪》说乙酉，根据其荒诞，也没有说岁次在午的。至于正月兴师，二月伐纣，如果说文王改朔，武王应当用周正，那么应当在子月、丑月；如果说西伯是商臣，武王此时应当用商正，也应当在丑月、寅月。哪有以周史记周事，而用夏正作寅卯月的？况且月在天驷，并非日月合朔的岁次，只是因为戌月大火的辰中房五度，而天驷为房星，所以说在天驷，那么也是戌月，不是卯月。这是第三点不合。岁星一年行一次，虽然不是太岁，但记年者必定会提及。况且辰星不常出现，出现就将以此占卜向背生胜的数目。所以岁、辰虽然是五星中的两颗，而这两颗星所见偶有系属，那么舍弃三颗取两颗，并不偏曲。

译况且岁星在鹑火，在经传中出现的次数不止一次，总是以水火相克相胜来解释。颛顼以水德称王，而帝喾以火德取代他。殷商以水德称王，而周朝又以火德承受天命。到了春秋时期，陈国是虞舜的后代，以水德相禅让，而楚国又以鹑尾的火德趁其兴盛而灭掉它。所以史赵说颛顼去世那年岁星在鹑火，《周语》说武王取代纣王时岁星在鹑火，而《春秋传》说陈国将要灭亡时岁星在鹑火。这样看来，岁星在鹑火在经书中总共出现三次，而且都把“岁”当作岁星，把“鹑火”当作张三度未月的星次，前后说法一致，没有把“岁”当作太岁，把“鹑火”当作午年的说法。况且辰是水星，正好与鹑火构成相克的验证，而把它当作卯时，那么与岁星、鹑火彼此有什么关联呢？这是第二点不合。根据所说，日在癸甲，是癸呢，还是甲呢？如果是癸日的卯时，那么军队还没有列阵。为什么呢？因为癸亥日在牧野列阵还在夜里。州鸠所说的“夜里列阵而下雨”就是证明。如果是甲日的卯时，就不能说是癸亥日的卯时。为什么呢？因为卯时在甲子日天刚亮，《武成》所说的“甲子日昧爽”，并不是癸亥日。那么想要确定年、月、日、时，两个日子怎么能确定一个时辰呢？这是第三点不合。况且其中有很大的不合之处。根据所说，鹑火是午，天驷是卯，析木是寅，玄枵是子，星纪是丑，等等。这在《尚书》释文注《尧典》时就引用了这种说法。然而这是天文家的说法，认为太岁在地向左运行，岁星在天向右运行。所以太岁十二次从子到亥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这是顺行。岁星十二次从子到亥依次为玄枵、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娵訾。这是逆行。只有岁星逆行，所以韦昭注“岁在鹑火，星在天鼋”，虽然不说“鹑火是午月，天鼋是子月”，但也说“岁在鹑火午，星在天鼋子”，都是以逆行为说。但考察《春秋》、《礼记》等经典，则都不相合。假如岁星所在与斗建相合呢？那么鹑火是午，而《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为日。月防于鹑火，而斗建在未月之辰，这是鹑火在未，不在午。天驷是卯，那么季秋之月日在房，为日月防于大火，而斗建在戌月之辰，这是天驷在戌，不在卯。析木是寅，那么孟冬之月日在尾，为日月防于析木之津，而斗建在亥月之辰，这是析木在亥，不在寅。大概岁星逆行，与斗建顺行，东西相反，既然把岁星当作太岁，又用太岁斗建胡乱附会，逆行的星次，却把朱砂涂成墨色，适宜其错误。唯独这逆行的说法，考察《春秋》所见，则岁星太岁一并顺行，并不逆行。《春秋》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说：“岁星在星纪，而浸淫于玄枵，这一年必定饥荒。”意思是岁星在星纪，本是子次，而浸淫到玄枵丑次，那么今年就越过了明年的度数，所以当年应当饥荒。这是星纪在子，不在丑；玄枵在丑，不在子。这在太岁与斗建的顺行中是成立的，梓慎所说的岁本是岁星，而它所运行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岁星与太岁未曾不同。况且这一年周定王与楚子麇都去世了，而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子都将死，岁星舍弃它的星次，而旅居在明年的星次，以伤害鸟帑，周楚厌恶它。”假如岁星逆行，那么星纪是丑，玄枵是子，星纪在今年，那么玄枵应当在旧年，怎么能说“明年的星次”呢？况且玄枵本是丑位，所以它所冲克的是鹑火的未位，而周楚的分野都属于鹑火，因此以此当之，这是玄枵鹑火丑未冲对，岁星太岁顺逆都相同，所以服虔注《春秋》龙度天门，颇持异说，而郑氏辨《周礼》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之位，则说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及斗所建之辰并无不同，这些都是明白有据的。至于晋侯所说的“多语寡人辰而莫同旧”，意思是东南隅为辰，大火为辰，辰星为辰，日月防次为辰，所以说不同，难道是日辰、时辰的意思吗？

译又询问伶州鸠，又说：“我们姬氏出自天鼋，到了析木星次，有建星和牵牛星，那是我们皇妣太姜的侄儿伯陵的后代逄公所依凭的神灵。”这是说周德属木，而配位属水，水木相承，所以把我们所出的神作为我们所配的神。太姜本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就是《诗经》所说的姜嫄。而韦昭却把太姜当作太王的妃子，为什么呢？

如果只称姜氏，那么后稷和太王怎么区分呢？既然称为太姜，那就非太王的妃子莫属了。武王的妃子称为邑姜，因为她是一国之母。邑，就是国，犹言大邑周。太王的妃子称为太姜，因为她嫁给了太王。太，就是太王的太。所以《孔子家语》把姜女改为太姜，毛传解释“周姜”也说“太姜”。如果是姜嫄，就只称嫄罢了。至于他说“天鼋析木建星牵牛伯陵的后代逄公的姑姑”，那正是太姜，不是姜嫄。为什么呢？“〇枵”是齐国的分野，其地在北方，而且这些星宿又都是水宿，与北方的水都与我们相应，所以举出来作为论据。这说明齐国是太姜的娘家，伯陵世代封在那里，所以他的后代师尚父同姓也封在那片土地。如果在帝喾的时候，四岳姜姓才刚刚兴起，没听说他们封在齐国。况且姜嫄、太姜虽然同姓，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完全不相干。姜嫄的娘家在岐周，《左传》所说的“魏骀、芮、岐、毕、骀”就是邰，是姜嫄出生的地方。所以《生民》诗说“即有邰家室”，意思是就在姜嫄出生的邰地建立家室，这是住在娘家的意思。所以杜预说“魏骀、芮、岐、毕”是指后稷接受这五个国家作为周朝的基业。而汉代《郊祀志》说“后稷封于斄”，注解说“有邰之骀”就是右扶风的斄县。如果太姜出生地是琅琊的邰，但也叫台，《春秋》记载“围台”就是；也叫骀，《春秋》传记载“齐景公的儿子荼迁到骀”就是。这样东邰和西邰就截然不同。我年轻时解释《毛诗》，错误地把有邰当作琅琊，至今惭愧后悔。现在明明说是齐地，怎么能再把姜嫄混淆进来呢？

又问：“《管子》论述乐律，有一、三、九作为黄钟小素之首，以构成宫音的说法。现在以戊辰日对应夷则申的上宫，黄钟子的下宫【说法见前】，正好符合一、三、九的数目。”

辰是一，申、子、辰是三。子、丑、寅、夘、辰、巳、午、未、申是九，合起来都是水。殷朝以水德称王，到了戊辰日，水就断绝了。庚午也是这样。

午，是一。寅、午、戌，是三。寅、夘、辰、巳、午、未、申、酉、戌，是九。合起来都是火。周朝以火德称王，到了庚午日，火就加倍旺盛了。所以《逸周书》说：“一黑位水，而《易》说坎为赤。”因为坎是离的对宫。对宫用对色，那么离火应当是黑色，兊金应当是青色，震木应当是白色。所以尧以土德称王而崇尚青色，因为土生金。青色，是金的对色。殷以水德称王而崇尚白色，因为水生木。白色，是木的对色。那么戊辰日，以姑洗的宫音生出应钟的征音，都是以灭亡殷朝的白水来说的。庚午日，以防宾的宫音生出大吕的征音，都是以称王周朝的赤火来说的。难道不是举出这两天，七律与隔八相生以及一、三、九作为黄钟小素的说法都得到验证了吗？

《国语》没有戊辰、庚午的文字，伶州鸠没有戊辰、庚午的话语。忽然千百年后，有一个无名之人，提倡这两天，而且竟然执守这两天来推广他的学说，奇怪极了。癸亥之后，难道没有戊辰日吗？而癸亥布陈，必定不会布到第六天，而其陈设才完成【说法见前】，那么就没有这一天了。况且戊辰日还有辰在戌上，这话不过是误解了辰字，把日月所防的辰当作日辰的辰，而庚午这一天，则并没有庚午这两个字，而是杜撰成说。不仅没有这一天，而且没有这两个字。《管子》一、三、九的说法，这在历法和乐律两家经常谈论，所以汉代《律历志》专门推究其义，而论述音乐的如韩苑洛，还详细为之解说，以确定其法式。难道说乐律中没有这个数目，而是以戊辰为一，合申子为三，从子到申为九，那就根本没有一、三、九了。至于强行引用《易传》说坎为赤是离的对色，那违背经义就更严重了。传曰：干为大赤，坤为黑，震为〇黄，防为白，坎为赤，这自有其义理，并没有用水火金木对宫相易而互变其颜色。震与兑对，应当说震为白，却说震为〇黄，这是对谁呢？而且三统所崇尚的颜色，与五德三正都不相合。所以夏以金德称王而颜色崇尚黑，殷以水德称王而颜色崇尚白，周以木德称王而颜色崇尚赤，旧时都没有解释。只有《春秋纬·元命苞》与《乐纬·稽耀嘉》说：夏以万物开始的颜色而崇尚黑，殷以万物将要发芽的颜色而崇尚白，周以万物已经生长的颜色而崇尚赤。这虽然不足以依据，但也可见其义理多难明白，而不应当妄加推测，是明显的。如果说殷以水德生木，而木色主白，那么夏以金德生水，而水色应当主赤，周以木德生火，而火色应当主黑。现在殷则崇尚对色而主白，夏周则仍然崇尚本色，而夏反主黑，周反主赤，其于坎为赤之

译“义”究竟在哪里呢？强行将“坎为赤”这句话解释为水色主赤的证据，本来是想以此作为水色主赤的证明，但夏季水色仍然主黑，这不过是徒然地歪曲《易经》的曲折之处，而不能揉合三统之色的直理，白白地杜撰劳神，有什么用处呢？况且，宫生征，征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这是五声自然生成的次序，并非十二律相生的次序。这就好比《洪范》中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这是五行自然生成的次序，并非四时五行相生的次序。所以，就五声自然生成而言，宫、征、商、羽、角，就如同五行自然生成的水、火、木、金、土；而十二律相生，则黄钟之宫必定生出黄钟之商，然后才生出黄钟之角、黄钟之征、黄钟之羽，这就如同四时相生，必定从春木到夏火，再到中土，再到秋金，最后到冬水。怎么可能有姑洗之宫生出应钟之征，防宾之宫生出大吕之征的道理呢？那么生成的法则尚且不清楚，却想要论述七律与生律的方法，是不可以的。

译又问《周礼》中太师掌管六律六同，注解说“六同”就是六吕，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应该另有典同这个官职。况且典同所掌管的内容中有“侈声、弇声、薄声”等说法，这些都是指钟声而言，那么“同”就是指钟。《吕氏春秋》记载黄帝命令伶伦砍伐竹子制作十二根竹管，从而区分出十二律。又命令荣援铸造十二口钟，用来调和五声。那么六律就是十二根竹管，六同就是十二口钟。所以武王分给康叔大吕钟、给唐叔姑洗钟，景王铸造无射钟，季武子也铸造林钟，那么黄钟、太蔟等律都有对应的钟。既然六同是十二口钟，怎么能说它是六吕呢？

六律六同，自古以来都是分开称呼的。然而总共只有十二律，所以《周礼》称六同，《国语》称六间，《汉书》称六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只是它们的材质不同，一半用竹子制作，一半用铜制作。因此《太师》注解说“六同”，“同”就是铜。郑玄认为阳律用竹子做管，阴律用铜做管。虽然六律六吕分为铜竹两种材质，但律的竹管有六根，吕的铜管也有六根，合起来是十二根管，也就是十二律。如果说既有十二根竹管，又有十二口钟，那就变成二十四律了。原来十二根竹管，就是十二根管。又命令伶伦和荣援制作十二口钟，那是十二律的歌钟，即后来周代制度中的十二鏄钟，所谓以十二口钟挂在一个簴上就是这种。至于武王分赐大吕钟，景王铸造无射钟，那是十二律的特钟，即后来北宋制作的十二特钟，以十二月分别对应十二律的那种。大概黄帝既制作了青、赤、黄、白、黑五钟，用来统领四季，又制作了十二特钟，用来分别统领十二月，又制作了十二鏄钟，用来作为调和声音之用。他制作钟的种类不一，但总是制作乐器，而不是制定音律。他制作十二根竹管，那是管。管就是律。虽然十二根管分为六根竹管和六根铜管，然而六根竹管为律，六根铜管为吕，那么六根铜管就是六吕。六律六吕就是十二根竹管，是管，不是乐器。他制作五钟、十二钟，那是乐器。虽然五钟、特钟是统领音乐的乐器，十二鏄钟是调和音乐的乐器，但都是乐器，不是管。如果说五钟调和五音，十二钟调和十二律，那又不对。五音包含在律中，律可以制作乐器，音不能制作乐器。从来就没有用宫商来命名的金石乐器。古代且不论，哪里见过四厢乐器中有宫钟、商钟、宫磬、商磬呢？

又问《史记》中生成音律的数值，九九八十一作为宫，三分去掉一分，五十四作为徵，三分增加一分，七十二作为商，三分去掉一分，四十八作为羽，三分增加一分，六十四作为角。而《管子》中五音生成的数值，九九作为宫，三分增加一分，为一百零八作为徵，又三分去掉一分作为商，又三分增加一分作为羽，又三分去掉一分作为角。这是《史记》的减少处，《管子》却增加；《史记》的增加处，《管子》却减少。这是《史记》对《管子》错呢？还是《史记》错《管子》对呢？还是两者都错呢？又《史记》《管子》都说黄钟的管长九寸，而《吕氏春秋》说黄钟的管长三寸九分。这是《史记》对《吕氏春秋》错呢？还是《史记》错《吕氏春秋》对呢？还是两者都错呢？

声律原本没有相生之理。我从前曾说：天地产生声音，宫徵商羽角，声音自然产生声音，宫商角徵羽，这不过是根据所流传的说法，不得已而勉强梳理出来的。实际上产生声音没有先后次序，也没有某声生某声的道理。只是因为声音有高低，所以律管有长短，于是制作长短不同的管来模拟它，命名为律。这可不是对着傻子说梦话。大概五声没有固定的数值，而强行用数值来命名，那么宫声是九九八十一，依次递减，商应该是七十，角应该是六十，徵应该是五十，羽应该是四十，这是大概的情况。然而宫是八十一，就有零数，商角以下也应当加上零数。于是八十加一，商加倍为二，说是七十二；商加二，角加倍为四，说是六十四；角加四，徵适宜加倍为八。然而徵加倍为八，那么羽应当加倍为五十六，它的数值将多于角和徵，不能保持羽四十的数值了。于是徵不加倍，一如角所加的零数，角六十四，徵五十四，而羽加倍为八，于是就有了宫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的数值。而写书的人施展狡诈，立出多寡相生之法，使裁减多的生出少的，聚集少的生出多的，或减或增，以符合五声的数值。那么损必定下生，意思是减少多的以生出数值少的，如宫不能生商角，而必定生徵就是如此。益必定上生，意思是增加少的以生出数值多的，如徵不能生羽宫，而必定生商就是如此。于是造出倍实而三乘之，与四实而三乘之两种方法，来比较计算其间，总想通过损益来符合这些数值。然而这种方法通变，有损而益之可以符合，有益而损之也可以符合的情况。如宫的八十一，商的七十二，角的六十四，这是《管子》、《史记》与诸书都符合的数值。而唯独徵数原本应当加倍为五十八，现在仍加倍为五十四，而《管子》却不是这样。所以

译在《史记》中则沿用旧法，将九九八十一之数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五十四；而在《管子》中则将九九八十一之数增加三分之一，得到一百零八。然而究其生成商音的数值，《史记》是在五十四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从而得到商音七十二；《管子》则是在一百零八的基础上减去三分之一，从而得到商音七十二。它们增减的方法不同，但所得的七十二却是相同的。这就像朝三暮四一样。况且对于羽音的数值，虽然不应当加倍成为五十八，但为何一定要限定为四十八呢？而《管子》却不是这样。所以在《史记》中则沿用旧法，将七十二之数减去三分之一，得到四十八；而在《管子》中则将七十二之数增加三分之一，得到九十六。然而究其生成角音的数值，《史记》是在四十八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从而得到角音六十四；《管子》则是在九十六的基础上减去三分之一，从而得到角音六十四。它们增减的方法不同，但所得的六十四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像暮四朝三一样。那么徵音继宫音之后，商音继徵音之后，只是因为计算者偶然有先后顺序，所以胡乱产生了次序。假如狡诈的商人另外设立一种法则，先后顺序全部改变，并说某种声音生出某种声音，某种是对的某种是错的，总归都是虚妄不实。然而就事论事来说，则是《史记》正确而《管子》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徵音的数值不能超过宫音，羽音的数值不能超过商音和角音。这是大概的道理。至于管子的长短，正是正声音调大小所依据的，分数多少所区别的。管子长的数值多而声音宏大，管子短的数值少而声音细微。所以黄钟九寸，降到应钟则四寸多一点，而声音的大小全部涵盖，清浊都具备。这不仅《史记》是这样，而《吕览》却独说三寸九分，那么四寸以下的管子没有这种声音，器物没有这种数值，简直是胡说八道，可以丢弃不说了。然而黄钟旋宫，原本有以高作低、以清作浊的方法。或者亢奋到极点，又回归低沉，那么即使胡乱命名为黄钟，也未尝不可。只是恐怕刻舟求剑，世上不乏李元利之类的人，将从此推广开来，以完全违背旧时五音六律的法则，灾祸就严重了。这不仅《史记》正确，而《吕览》错误。

译先前教谕论述五音，不采纳司马迁的说法，强行套用十二律的数目，却又自相矛盾。我依据他的数目进行校勘，大体上以九九八十一为主，然后逐渐递减，而后人并未加以纠正。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史记》未必没有错误。现在附录记载于此。

宫：九九八十一【又作黄钟】

商：八九七十二【又作大蔟，又误作角】

角：七九六十三【今作六十四，错误地认为三零数不可增减分合；又作姑洗，又误作羽】

征：六九五十四【又作林钟，又误作角】

羽：五九四十五【今作四十八，错误地认为五零数不可增减分合；又作南吕，又误作征】

又问：黄帝命令伶伦制作音律，既然选取竹子，截取两节之间长三寸九分而吹奏，以此作为黄钟之宫，接着制作十二根竹管，聆听凤凰的鸣叫，来区分十二律，以此黄钟之宫恰好适合黄钟之宫，都可以由此生发。据此看来，似乎先截取竹子三寸九分作为黄钟之宫，这是五音中的宫之黄钟；接着制作十二根竹管，以长九寸的竹管另外作为黄钟之宫，这是十二律中的宫之黄钟。所以《月令》在仲冬之月说：“其音为羽，律中黄钟”，而在中央土，又说：“其音为宫，律中黄钟之宫”。这就分明表明黄钟之宫有两个，而现在却混为一谈，是不可以的。

回答说：黄钟之宫，不是同一个物件，既可以由五音生发，又可以由六律生发。只要将“黄钟之宫”这四个字认清，那么五音之中就不应当有一个黄钟之宫，十二律之中也不应当有两个黄钟之宫。因为声音在律中，律不在声中，所以只有黄钟宫，而没有宫黄钟。大体上五音之中，每个音都具备五音，如说宫之宫、之商、之角、之征、之羽，其他四音也是如此。如果说宫之黄钟、之大吕、之太蔟、夹钟，那是不存在的。况且律中有声，而律中没有律，所以只有黄钟宫、黄钟商，而没有黄钟之黄钟、黄钟之大吕。大体上十二律之中，每个律都具备五音，如说黄钟之宫、之商、之角、之征、之羽，其他十一律也是如此。如果说大吕之黄钟、之宫，太蔟之黄钟、之宫，那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三寸九分为五音，黄钟则五音无黄钟；九寸为六律，黄钟则六律不皆有黄钟”，这都是错误的。至于《吕览》中“三寸九分”的说法，前面已经辨明，大体上属于荒谬之言。如果一定要探求其义理，那么宫是中声，宫之前有羽、征二声，宫之后有商、角二声。所以从中声逐渐升高则为商，极高则为羽。商与宫依次相接，而羽又与宫循环相接。羽声穷尽而宫声又生发。所以三寸九分本是羽声最高的竹管，而以最高作为最低之用，那么在这三寸九分之中，中声就生发于其间，故此“黄钟之宫”是指这黄钟的高宫。至于十二根竹管的“黄钟之宫”，则是将十二根竹管一并比较，其中九寸的竹管最低，而恰好适合三寸九分最高的宫，所以说“适合黄钟之宫”。这大概是黄钟的低宫，即本宫。因此仲冬之月，其音为羽，羽声最高，而其月为子月，本是黄钟之月，说“律中黄钟”，这是中黄钟的高宫，为什么呢？因为其音为羽。羽是高声。至于中央土，则黄钟之宫为本宫音，而土音最低，宫音又最低，黄钟之宫音又最低，所以说“其音宫”，又说“律中黄钟之宫”。这正是以黄钟的低宫为本宫音。所以仲冬的黄钟，犹如冬至以短至为长至，即三寸九分的黄钟。中央的黄钟，犹如夏至以长至为短至，即九寸的黄钟。从前撰写《乐录》，凡此都搁置不论。如果一定要论述，那么其义理就是这样。如果说仲冬与中央有两个黄钟，一个属于五音，一个属于六律，那么仲冬、中央都有音说“其音某”，都有律说“律中某”，谁属于音，谁属于律呢？况且五音中没有黄钟，十二月分十二律，没有两个黄钟。中央黄钟原本就是仲冬十一月的律，而区分其音。如果说仲冬一个黄钟，中央又一个黄钟，那不是十三律了吗？

经问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十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李日焜【萧山人，系兼汝先生之子，康熙壬子举人】问：“微子、微仲，赵氏原本没有注释，而后人只认为微仲是微子的弟弟罢了。近来淮安阎氏认为微仲是微子的儿子，微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微伯死了，微子不立微伯的儿子腯而立次子微仲。《檀弓》所说的‘舍孙腯而立衍者’，就是微仲，这可信吗？”

回答说：《檀弓》所说的“舍孙腯而立衍者”，固然是微仲，然而“他是微子的弟弟，不是微子的儿子”。《家语》说：“微子去世，他的弟弟叫仲思，名衍，继承微子之后。”而《史记》也说：“微子开去世，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所说的“他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