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补卷二

译并非说凡是做君主的都应当如此。如今拿诸侯失去国家的事来询问，历次比较对照，则比拟的对象并非同类。不仅诸侯国家的得失与皇位神器无关，而且上面还有天子，其罢黜、升迁、给予、剥夺，一律遵循王法，哪里是史论中的一句话就能断定是非的？况且春秋时期失去国家的各位君主，都是因强横霸道、不遵道义，暴虐所及，晋国拘捕曹国、卫国国君，与秦国俘获晋侯，都是明显报复私怨，而楚国凭借武力欺凌各个小国，蔡君献舞，更是简册所深深厌恶的。如果有王者兴起，自然应当取彼与此，岂止是归还国家、恢复位分，史书笔法没有异议而已？至于天王出居，则未曾失去国家，尤其不能相比。曾经比较已发生的事，只有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唐玄宗返回国家，差可比拟。然而肃宗英明通达，十倍于英宗，父子之亲，远过兄弟，尚且不再主持神器，凡是做君主的都应当如此。如果先前说景泰帝已经登上大位，不适宜再居于藩邸，也是斟酌时势而说的这番话。如果让他居于南宫，那么英宗可以称为太上皇，景泰帝不得称为太上皇；如果让他出居藩邸，那么世间有潜龙旧府，并没有飞龙再次潜居的新藩府，所以说出这番话而询问。说古代天子而成为人臣的很多，那么根据我所记载，并没有一人。如果是亡国之君，如山阳公、零陵王之类，那么灭亡与让位，大相悬殊。即使所说的昌邑王被废黜后又回到昌邑，似乎相类，然而被废黜是有罪的，让位是无罪的。虽然被废黜的罪典也不可考，但根据当时朝廷议论认为应当屏弃于远方，应放逐到汉中、房陵，而太后制止了，那么与让位自退的人，又风马牛不相及。况且昌邑王即位未超过一个月。汉昭帝在元平元年四月崩逝，六月就葬于平陵，而昌邑王入嗣则恰好在未安葬之前，所以召王的诏辞有说：“请王主持丧事。”废王的诏辞有说：“先帝在前殿，然而总计入嗣，只有二十七天。即使废黜在安葬之后，也未经过七虞之祭，未脱下丧服。况且朔日祭奠、朝享，未曾实行一次。”这与《公羊传》所说的“不超过一年不成其为君”，蔡邕所议论的“质帝、殇帝、冲帝都因为不超过一年而不入太庙”，尚且有差别。竟然把他比作天子，而居于人臣之列，那么就是泾渭分明。而且我说景泰帝必不可让位，并非全是因为嫌隙不可，当然嫌隙也是其中之一。而询问者说对宣帝没有嫌隙，那么仍以昌邑王的已事来征引。凭着宣帝的英明，昌邑王的愚笨，一兴一废，似乎必定没有嫌疑，然而还是“尺布不相容”。《汉书》说：“宣帝心中忌恨贺【昌邑王名】，派遣使者赐给山阳太守张敞玺书说：‘制诏山阳太守，你要谨慎防备盗贼，察访往来过客【暗中指贺】，不要下达所赐的书信【只警察不露上意】’，而张敞于是多次派遣丞史巡视察访，并且密从丞相御史条奏起居，皇上由此知道贺不值得忌恨。”嫌隙如此，而说景泰帝可以一日居于下位吗？可以为人臣、为人弟吗？至于国君为社稷死亡，应当跟随死亡，那么永嘉、靖康之难，我正恨死事者少，庾珉、李若水之类不一二见，谁敢说不应死亡？然而假使四君返回国家，而必定让晋元帝、宋高宗拱手而让位，为社稷的四君，那么即使是忠臣如甯俞，为人弟如延陵季子，恐怕也不一定会这样。即使《五子之歌》深切思念太康南渡笺奏，又谁禁止他怀念两位圣君呢？然而最终导致灭亡之歌，必定变为光华复旦之颂，又何必如此呢？

译日斯又问：“汉代的选举制度，还比较接近古制。到了隋唐以诗赋选拔人才，像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辞赋大家，寥寥无几，难以继承。宋明以经义选拔人才，想找到像马融、郑玄、刘向、刘歆、董仲舒、醇儒、贾谊、贾茂那样的儒者，也没有。难道是古今人的才能不相及，还是上面倡导而下面不响应呢？王安石的新法误国，当时各项制度已经改变得差不多了，只有帖括这一件事还一直遵循到现在。难道秦代的长城、隋代的运河真的是万世的利益吗？古人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但又说‘不凭言论来举荐人’。现在想要像汉代那样举荐‘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又不能没有胶柱鼓瑟的弊端。实在不知道选举制度应当采取什么方法？这也是先生经世致用中的一件重要事情。”

选举制度，我怎么敢妄加议论？只是世上议论选举制度的人，都一概错误，那么就有不得不辨正的地方。有人说汉代用荐举，唐代用诗赋，宋代用策论，这是错误的。又有人说隋唐用词赋，宋明用经义，这也是错误的。至于有人说王安石的新法，把诗赋策论改为帖括，也就是八股文，而且至今还遵循它。于是编造王安石的文章，连同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人的文章，公然流传于世，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狂妄无忌惮了。自古以来用经学造就人才，仿效周代的制度，乐正推崇四种学术，所说的《诗》《书》《礼》《乐》，用来学习并考试。自从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凡是设立选举制度，都以此为本。自从元代人用八股文取士，从明代到现在，改朝换代沿袭下来，不可改变。他们借口的专门说法是：“舍弃八股文那么经学就废弃了”，好像以前没有经学一样，因此本朝制定制度，具有卓越的见识。特别废除八股文，已经在甲辰、丁未两科撤除了。而那些习练八股文的人，仍然担心废弃经学而恢复它，那么我又怎么敢议论呢？然而错误固然应当纠正。汉代不曾专用荐举。汉代用策问经学取士，称为制科。凡是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等，都用策问考试实行。其中及举察所说的察廉、举孝等，则是兼用制科。然而且策问考试各科，专门重视经学。其四科的条例有说：“经中博士，那么就只用经学策问；文中御史，那么就偶尔涉及杂文。”因此东汉申明这个制度，直接说：“诸生考试家法”，竟然以所学习的经书作为比较。世代相传的方法，计算所录取的等级，必定从通晓两经、三经到四五经为止，并且很少通晓一经的人。于是还担心学习不统一，诏令诸儒校对五经，而刻石刊印其文字，因此有蔡邕石经，树立鸿都门的事情。他们重视经学就是这样。此后魏晋南北朝，一律遵循这个制度。而隋唐在杂文中加上诗赋，在制科外另外设立秀才、明经、进士各科，都特别重视经学，而有的兼考诗赋，有的兼考策对，只是在于考试经学后依次涉及。比如各科的考试方法，有用帖经（也就是帖括【见后】），帖经之后，接着问经（也就是经义）。问经之后，然后或者考策、考文、考诗赋。这是唐代选举，只是在杂文中增加诗赋罢了，不曾专用诗赋。他们必定使用经学，汉、唐与宋没有不同。而且他们所考的经书，有大经、中经、小经，从三礼、三传、《周易》、《尚书》、《毛诗》，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凡是所帖所问，必须大经、小经所通晓的不止一种，然后考杂文。他们重视经学又这样。

却不知什么原因，世人都称八股文为帖括。帖括，难道容易说吗？唐代制定帖经法，把所学习的各种经书掩盖两端，中间只留一行，于是裁切圆圈为帖，而帖三个字在其中。或者帖孤章，或者帖绝句，或者帖疑似与参互的文字，使顺着所见的字而概括得到它，称为例括。每帖十题，必须概括五六题，称为中括。有人说：汉代有策问经学、射经法，帖经就是射经，问经就是策问经学。只有问经，所以经学明了；也只有帖经，所以经学熟练。这些都是经学不可缺少的。

因此唐代人考诗赋，还有经学。我曾经说裴度没有诗名，然而他考诗时，都堂出中和节诏赐公卿的题目，结尾句说：“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宋人不懂“延洪”，注释说：“延洪疑是南山之误”，不知道这两个字出自《大诰》篇：“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句】延洪【句】惟我幼冲人”，这是晁错所读受于伏生的，而孔安国认为句者，《故尔雅·释经》说：“延长也，洪大也。”自从蔡沈误作“不少延句，洪惟”连下读，于是使宋到现在七百多年没有这两个字了。然而且意思也不通，割不少延尚且降割吗？多方以诸国大图天命，可以说“洪惟”吗？曾幼冲人而可以说“大幼冲”吗？至于《中庸》“蒲卢”，朱注添草头作“芦”，普天之下谁还知道？《尔雅·释经》说：“蒲卢即蜾蠃者”，又谁知道《家语》引经说：“夫政也者，蒲卢也，待化而成。”就是《毛诗》所说的“螟蛉蜾负，异类善化者”，于是韩偓《安贫》诗说：“窗隙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那么窗棂尘影，笔管蜂声，名物俨然可见。

译至于更大的弊端，陈抟将太极图传授给世人，其本源出自唐代道书《三元妙品》，又与《参同契》中的“坎离匡廓”、“三五至精”两图合并，连缀成三图。然而整个宋代，各方对此争论不休，却无人真正明白。而陈子昂《感遇》诗的首章说：“太极生天地，三元感废兴”，这是说太极图下方的三个圆圈本是三元图。又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徵”，这是说太极图中间的五行图本是《参同契》中的“三五至精”图。因为五行中土为一、五，木为三，火为二，合起来是金四，水为一，再合起来是五，总共是三和五。既然如此，作诗的人尚且知晓经典，那么不知为何，又有人说宋代王安石创造了八股文呢？王安石何曾创造过八股文？王安石只是设立了经义局，亲自编写讲义，让经生学习用来回答经义问题，而当时世人崇尚训诂，当时所说的“没想到秀才变成了学究”，指的是“新经义”，并非八股文。如果说是八股文，那确实是在元仁宗朝的延祐二年创造的。因为在此之前，选拔士人沿袭金章宗朝十二科词曲的旧法，而仁宗加以改革，仍然使用经学，废除了秀才、明经、进士等各科，只设立乡试、会试两场考试，称为举人、进士【乡试举人科由此开始】，不再使用大经、中经、小经的名目，而是以小经、中论、语、孟、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称为书【宋代已有四书的名称，但合并取士从此开始】，并且废除了周礼、仪礼、春秋三传以及孝经、尔雅，不将其列为经，只将礼记与周易、毛诗、尚书、春秋合称为五经【与汉代五学合并乐经而专门设立易经为一学的情况又稍有不同】。于是彻底废除了防经、帖经、问经、诂经等各种方法，而创立了八股文，从破题、接题、小讲、官题，直到大讲、后讲、考经、结尾等十余项，总称为书义【元人王克耘制定了书义的格式】。过去通晓两经、三经甚至四五经的人，现在只限定通晓一经【前场书义两道，经义一道】；过去合并旧注、新疏、历代儒说，体现在帖经和诂义中的，现在只遵守宋人一家之言【只有礼记使用郑玄注，而非宋人陈灏注】。因此八股文一出，经学便彻底荒废，而且错误重重，竟然将乡试、会试称为制科，以八股书义作为制举文字。制科始于汉代而终于宋代，都是天子亲自考试，不涉及有司所说的宏词、博学、经邦、变俗、绝伦、茂才等随时更改名称的科目。其科第在进士、明经之上，名为大科，是科目的根本，即使六季五代尚且没有断绝，直到元明才开始断绝，反而说元明有制科、制举，这难道不是混淆是非吗？我曾痛恨世人不读书，九州四海，三四百年来并不知道八股文是元代制度，等到我指出这一点，那些强词夺理的人又说：元代并不以曲子取士，因为翻阅《元史》没有记载。史书也不容易读啊。明初修撰《元史》的人，认为以曲子取士不合常理，所以宋濂、王袆等人秉持道学观点，全部删去，一概不存。那么世间流传的元代曲子一千多本，难道是鬼魂所作吗？我以前进入史馆分修《明史》，同馆官员中有抽到武宗本纪的，将实录中的各种佚游之事全部删去，公然秉持道学，我私下感到不平，特意将实录辑录成一卷，命名为《外纪》，现在尚存于我的文集中，然而也无能为力。如果不是明宁王臞仙确实得到了元代曲子科的录取名单并在人间显扬，那么读欧阳修的《五代史》就会怀疑卢扈的记载失实，看《新唐书》就会转而指责韦述的旧记原本虚妄，即使有百口也辩不清了。因此，读经多于经本身才能通晓经，读史多于史本身才能通晓史。现在读经的人简直不知道原本的经典了。我曾经在沈氏昭嗣园讲授《大学》，起初问《大学》属于哪部经，十个人中大概有五个能回答；接着问《大学》原本是什么、改本是什么，十个人中只有两个能回答；等到问《大学》是谁所作，真的是曾子吗？真的是圣人有言、贤人有意的吗？有根据吗？十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于是他们每天所读的经典、每天所学习的注疏、每天所钻研的八股文，却仰头不识天，低头不识地，假文伪书，公然流行而无所顾忌。这究竟对经学有益还是无益？世间不乏通达之人，一定有人能辨明。

译唐翼修又问：“唐宪宗即位时，礼仪使上奏说，曾太皇太后沈氏去世已久，寻访迎回的道理已断绝。根据晋代庾蔚之的议论，寻找亲人超过三年，等到中等寿数（八十岁）就为之服丧。请求在大行皇帝开启攒宫（暂厝棺椁）之日，皇帝率领百官举哀，就把这一天定为忌日。朝廷听从了。这件事果然没有违背典礼吗？”庾蔚之的议论我没有得到详细记载，一并请求您展示给我看。

这是亡于礼制者的礼制。大抵魏晋六朝多遭丧乱，所以贺循、庾蔚之类人每每仿效《曾子问》，极力谈论变通的礼制。在唐代编写《通典》的人，专门引用他们的话，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只是代宗的沈后在天宝末年，正值安史之乱，流散在洛阳，距离宪宗即位已经六十多年了。即便她的儿子德宗去世时，也在位二十一年，享年六十四岁，还没有议论到这个礼制。一定要等到顺宗之后到宪宗才开始举哀，迎回灵柩制作神主祔入宗庙，原本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大约计算她的年龄已经超过八十岁，与庾蔚之所说的中等寿数大致相合。可是《唐史·沈后传》反而说：“皇太后沈氏去世二十七年”，并不知道她的年龄应当从哪一年算起，法则荒唐得很。况且此时宪宗继承顺宗之后，他所称的“大行皇帝启攒”指的是顺宗。却又说“大行皇帝至孝曾在建中年间设立奉迎使，遍访太后”，那么建中是德宗的年号，好像这个大行皇帝不指顺宗，而是指德宗，天下有可信的史书，而大行皇帝还不知道属于谁吗？既然这样，史书的不合理不可依据，我之前所说的不错。至于庾蔚之的议论，则似乎是可信的。过去崇祯末年，我们郡的章格庵先生以给事中的身份回乡，明朝灭亡那天，在墓前哭了一夜，离开后不知去向。他的儿子章无咎在龙山讲学的时候，流着泪向我质问，说寻访已经断绝，该怎么办。当时徐仲山说：“计算先生八十岁的年龄，招魂而埋葬他。”这正是采用庾蔚之说。近来仁和陆丽京因为《明史》的错误，脱狱之后，也披上僧衣奔走四方。他的儿子陆寅在戊辰年考中进士，竟然寻找父亲不得而死。当时陆丽京的弟弟陆梯霞还在，特地跑来问我。我说：“现在暂且服进士的丧，计算出走十二年，星纪一周，然后迎回灵柩埋葬处士，大概也是约略这个年龄与拱木（指八十岁）不太远。”这是暗中采用庾蔚之说而稍作变通，只是庾蔚之的文章不完全可见，所以不能详细列举罢了。

唐翼修【名彪，兰溪人，仁和训导】寄信询问《祭法》：天子九座宗庙，一座坛一座墠；诸侯五座宗庙，一座坛一座墠。不知道这坛墠是在庙中，还是在庙外？并且说：有祈祷于坛墠，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不知道是什么祈祷祭祀？请求明确指示。

这个礼制除了《祭法》之外，没有其他经典可以引用依据。即使汉、晋、唐的儒者凡是谈论礼制的，也没有一句话提到。那么直接就是一个无可考证的疑难礼制，所以郑康成也不能注释，只是引用《金縢》中“三坛同墠”、周公为三位先王祈祷的事作为证据。不知道三位先王正在宗庙里，是为武王的四代祖先和离开祧庙的祖先没有宗庙而在坛墠祭祀的人不相符合。况且“三坛同墠”是说在一个墠中设置三个坛，与一个坛一个墠、降下坛而后设立墠的又不同。然而宗庙、祧庙、坛、墠分为四等，这是已经形成的制度，不是因为祈祷才设立坛的。又况且一祈祷就撤除，并没有因为祈祷而特意用牲祭的礼制。这样引用经典，只是扰乱人的心意，不如不说为好。考察坛墠有已经形成的制度，如天地、日月、山川、方望、社稷、先农等坛，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有的在田野，都有明确的礼文见于各种经典，这里没有。即使因事而设，如时见、殷同、聘问、盟防，以及国君、大夫、士出国回国、降命、复命，随地设置坛位。如《周官司仪》设置三层坛，《掌舍》设置坛、壝、宫、棘门，《公羊传》“防柯升坛”，《左传》“到笙地设坛帷在边界复命”，《史记世家》“在夹谷设坛位防”，《曲礼》“大夫士离开国家越过边境设坛位”，这里也没有。既然这样，从哪里知道呢？至于祈祷祭祀什么事，更加无可考证。先仲氏曾说：“《楚茨》、《大田》等诗都是祈祷的诗，而诗文每每提到祖妣。”那么或许这是耕坛所祈祷的，《国语》所说的“在借地除坛”，就是迎接离开祧庙的祖先来配享祭祀，也未可知。然而终究没有明文，只保留这个礼意就可以了。怎么敢凭空指定呢？

同乡人问：“同乡甲族有庶母去世，她的嫡子降低她的神主，不并列于嫡母，即使画像也降低一等，而且不为庶母设忌日祭祀，庶子不服丧，而嫡子反而告到官府，然而终究没有典礼及已事可依据，已经一年了，敢问这坐位与忌日祭祀究竟应当如何？”

礼制中关于坐位没有明文记载，即本朝北郊祭祀礼官以三祖配位为题，请求更改，也不能商议。我虽然有议论，不敢上奏。依靠皇上明断，敕令仍旧贯而罢。这区区微礼，有什么考据？只是以礼意推之，古时候严格区分嫡庶，以天子、诸侯与世袭爵位的卿大夫专门重视继承。凡是继承必须用嫡子，没有嫡子才用庶子，所以杜绝篡夺。现在世绝封建，无后可成，父亲纵然得到爵位，不能传给儿子，儿子都继承

译这有什么关系呢？何关嫡庶之别？况且这一个座位，即使在封建时代，也仅有长幼次序，没有升降尊卑之分。

查《丧小记》说：“妾祔祭于妾祖姑，如果没有妾祖姑，就隔一个庙室祔祭于高祖的妾祖姑。”《杂记》的记载也是如此。

所谓“妾祖姑”，是指祖庙中的配享神主，祖姑是一位配享，妾祖姑又是一位配享，都是配享的神主。

所谓“祔”，是指身为妾的人死后，单独的神主没有庙室，必须隔一个庙室祔祭在妾祖姑的旁边。如果没有妾祖姑，就再隔一个庙室祔祭在高祖庙中妾祖姑的旁边。

之所以必须隔一个庙室，是因为昭位祔于昭位，穆位祔于穆位，儿子不祔于父亲，而孙子可以祔于祖父。

之所以必须祔于妾祖姑，是因为嫡祔于嫡，庶祔于庶，妻子必定祔于祖姑，而妾则祔于妾祖姑，这都是祔祭的法则。

然而庙中神主的配享与祔祭，各有等级序列，祔祭的神主降低等级，配享的神主不降低等级。

如果把后退位置视为降低等级呢？那么神主必定背负匰（盛放神主的器具），正好与配享神主并列于匰中【《周礼·司巫》记载“共匰”，杜子春说：“供奉神主用匰”】，正对着前方就是座位，空出配享神主后面就受阻碍，背负着神主也无法后退【《汉官仪》记载皇后帷帐与皇帝帷帐并列，后退六寸，这是专门因为庙地宽敞，与古礼不同。晋代贺循说：“皇后配享神主所居，应当相同”】。

如果把旁边位置视为降低等级呢？那么祔祭必定在旁位，妾祖姑既已在旁位，那么妾祖姑的位置下面又采用什么祔祭方法？旁位不能祔于旁位【《士虞礼》说“第二天按班次祔祭”，是指按等级次序。礼注中有左主右主，有上主下主，左为配享右为正位，上下祔位都关乎等级次序】。

况且配享神主宁可后退，必定不在旁位，妾祖姑既在旁位，如果用女主神主祔祭，将会使孙妇与祖妾混淆；如果用男主神主祔祭，将会使祖妾直接与孙主成为对等配享，这也混乱。

因此《记》又说：“妇人祔祭于祖姑【这是指妾祖姑的孙妇也有祔祭的，所以统称妇人】，祖姑有三位，就祔祭于关系亲近的【指舅父所生的母亲，或是嫡母或是继母或是庶母】，难道一定是一位嫡母两位继母吗【郑康成认为是一位嫡母两位继母】，继母不一定只有一位，然而又怎么能限定为两位？注中所说的两位继母，是指一位继母一位继室。这正是礼中所说的妾中主持家事者称为继室，春秋时齐国向晋国请求继室，隐公的母亲称为继室声子就是这样，那么这三人本来是在同一列的。

然而《记》又说“妾没有妾祖姑的，改用低一等的牺牲祔祭于女君【女君的祖姑】是可以的【女君的祖姑】”，注说：“凡是妾的牺牲比女君低一等，牺牲有降低等级而位置反而不降低，为什么呢？”

译牺牲有降低等级的情况，但神位却没有降低等级。况且这降低等级的牺牲，并不是降低妾室、祖姑的牺牲。配享的神位相同，那么牺牲就不应不同等级。所以《仪礼·少牢馈食》说配享的神位共用几案，就共同享用牢肉，俎豆不分别陈列。只有祔祭的神位是卑下的，牺牲不敢以尊礼享祭。所以士祔祭大夫，应当改用大夫的牺牲。这也是改用女君的牺牲，以表示尊崇。但这是提升等级的牺牲，不是降低等级的牺牲。况且《正义》说：关于牺牲牢具没有明文记载，也不知道是什么牺牲。如果是坐位，则完全不在此列。

既然如此，那么坐位齐等就不匹配嫡妻吗？

哪里只是匹配？而且有时还提升等级而不嫌逼仄。大概嫡庶的区分专门严格，贵贱方面，如果嫡妻尊贵，庶妻也尊贵；嫡妻卑贱，庶妻也卑贱，那么尊卑有限，等级的差别不过长幼次序而已。所以《春秋》襄公二年记载“夫人姜氏去世下葬，我小君齐姜”，四年记载“夫人定姒去世下葬，我小君定姒”，这是齐等，是匹配。如果是僖公的母亲哀姜，生母成风，也同书“夫人小君”，同书“去世下葬”，这是齐等，然而天子赐含赠赗、命令卿大夫防丧下葬，孔子详细记载，这是提升等级了，不止是匹配。因此汉晋儒臣凡是议论丧祭礼制，都引用《春秋》的例证作为依据。于是西汉郊祀天地一列，天在西而地在东，帝王皇后一列，皇后在东北而帝王在东南。而东汉加以改变，这是根据礼制坐位来更改确定的。然而帝王皇后的配享只论贤与不贤，不论嫡与庶，直接改吕太后为薄太后。那薄太后，文帝自称是高皇帝侧室的有三家，叔孙通必定认为不宜与吕后并列，于是不仅匹配，而且加以取舍，以庶妻配帝王，以侧室配天地，辉煌的郊坛，像这样也有多年。此时东设西向的座位，既没有降低等级，也难以旁侧退避。虽然此事是创见，未必符合古礼，但当时议礼的各位大臣，如张纯、朱浮等人，也不是不读书的人。成事虽然难以凭信，但礼制的意旨还可以依据。

只是不知道生前坐位是否也齐等呢？

也是齐等而稍微退避？与庙位不同。不读爰盎传吗？皇上与皇后夫人常同坐，同坐，颜师古说是高低齐同，没有差等。等到游览上林，郎署长布置席子如故，爰盎引退慎夫人座位。大概前面为进，后面为退，稍微后退称为退，稍微离开也称为退。当时必定横向后退而稍微离开。爰盎所说的尊卑有序，这就是序了。如果旁侧与降低，则都不是退的意思，而且与序也不符合。

那么庶子家，或者自立考主，连同生母妣主，如何？

这虽然没有礼文，但礼意也有。周朝以禘祭稷所自出，设立帝喾的主牌，却不敢立庙，于是立姜嫄庙以安放其主牌。但祭嫄庙时，则没有喾主藏在室内而不一起享祭的。虽然仍称祭嫄，不是祭喾，然而两主牌俨然在。如果私祭生母，一主牌虽然礼文也有。但既然可以祔庙，何必单独祭祀？说礼不当两全。

忌祭如何？

忌祭不是古礼。只有丧礼忌奠，在未除丧以前举行，称为哭忌。大概庶子三年之丧及练祭后回归其宫，庶子期丧则卒哭后回归宫，于是忌日朔日必定返回殡宫之次哭祭，虽然期丧也是如此。大概期丧与三年之丧都以十三个月为祥奠的期限，然而忌日也是十三个月。三年之禫在二十七月，而期丧之禫在十五月，那么这十三个月期间期服未除，得以未除之丧不与哭丧忌。虽然庶母丧祭，凡忌奠、练奠皆由其子自主。但所称众主人者，安在此？那么嫡子之尤无礼者，特别忌祭非古礼，而丧奠不再行，或不与计较可耳。

经问补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补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王虎文【名崇炳，东阳门人】问：“敝乡先进有仁山金氏，善作经辨，然而往往多疑之，谨录其数条奉询，祈示可否？”一伯益辨曰：“伯益即伯翳，秦人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伯翳所云佐禹平水土，即书载随山刊木诸事；所云驯服鸟兽，即书‘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诸事。唐虞功臣若朱虎、熊罴，各以类见，岂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见于书者乎？其即伯益明矣。然而‘大费’之名，又何以称焉？”胡元瑞辨曰：“吾读《汲冢纪年》而得之。《竹书》记启即位之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史记》称伯翳，复称大费。‘翳’则人名，‘费’则国名也。大费为国名，以费侯伯益之文按之，则伯翳即伯益矣。”

伯益即伯翳柏翳，始于司马贞之注《秦纪》，虽说类荒略，然前古草昧，其书多如是，此固无关论辨者。乃仁山金氏既信其说，以为益翳声讹，定是一人，而又以益既是翳，则不宜又名大费，为疑。考《秦记》前文，大业生大费，而注引曹大家注《列女传》，谓伯益为皋陶子，大业即皋陶也。夫以皋益舜臣，久相抵抗，而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