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补卷三

译将二人指认为父子关系，这就像冉伯牛、仲弓同在孔子门下，位列四科之一，却把仲弓当作伯牛的儿子，这都是非常可疑的事情，而对此却不怀疑。况且就以皋陶来说，既名叫皋陶，又名叫咎繇，又名叫庭坚，现在又名叫大业，这也是非常可疑的事情，而又不怀疑，反而怀疑名叫费？难道是因为误认益与翳、伯与柏，都是另外的名字，并非同一个字出现两次，所以不应该又名叫费？至于胡氏引用《竹书》说费是国名，不是人名，那么《竹书》出自晋朝太康年间，比起古书相传，更加不可信。况且《尚书》中任命官员共二十二人，都不记载封国。有人说益避居南河是因为那是益的封地，然而也无法考证。再说伯翳当时既然被赐予嬴姓，而他的儿子若木，又直接用父亲的名字作为姓氏，改姓费氏，那么费是以名字为氏，没听说过以国名为氏的。又《吕氏春秋》说东海小诸侯国有滕、费等国，注者用鲁国的费邑来对应，即使其他注本有附会《竹书》的，说鄪是嬴姓，即柏翳的后代，然而考证起来没有依据，所以凡是《玉篇》《广韵》注解鄪字，仍然注解为鲁国的邑，这是可以考证的。我认为这些记载，都与论辩无关，请直接用本书来解释。说益就是翳，是依据《史记》；说益是皋陶的儿子，也是依据《史记》。然而《史记·陈杞世家》又说：皋陶的后代，有的封在英、六；伯翳的后代，封在秦；只有垂和益，他们的后代不知封在哪里，这就明显把皋陶、益、翳分作三个人，而且益甚至不知封在哪里。像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呢？

译一、《西伯戡黎》辨曰：征伐黎国的西伯，是武王而非文王。商朝都城在朝歌，黎国即潞州黎城，两地相距三百里，属于王畿内的诸侯国，与邢、崇、密须等国不同。文王德行高尚，当时正率领叛乱的诸侯侍奉纣王，怎么敢突然在周天子王畿内陈兵示威呢？司马迁将文王征伐耆国等同于征伐黎国，并承接祖伊的告急之事，于是后来的传注都认为是文王征伐黎国，这是错误的。

《西伯戡黎》自然是文王的事迹。虽然黎国与纣王都城相近，但终究不是王畿内的诸侯国。看后来卫国封于纣王旧都，而黎侯失国最终在卫国之外，由此可知。况且王畿内的说法始于郑玄，郑玄注解《尚书·商书》时误读了。《书序》有“殷始咎周语”的说法，谓“他征伐不咎周而征伐黎”，咎周则必在王畿内。而孔颖达的《正义》既引用王肃的话来驳斥，又说：“如果在王畿内，那么文王正率领殷商的叛国来侍奉纣王，怎么能进入征伐呢？”这正是辨析黎国不在王畿内，所以文王可以征伐，并不是说黎国在王畿内文王不应当征伐。而且文王征伐黎国是在文王改元后的第五年，《尚书大传》所说：“第一年质虞芮，第二年征伐邘，第三年征伐密，第四年征伐犬夷，第五年征伐耆。”耆就是黎。到第六年征伐崇国，讨伐才结束，这不能随意移后给后来的王者。如果说《史记》称征伐耆国是错误，那么在《殷本纪》中称为饥国，《周本纪》开始称为耆国，到宋代《微子世家》又称□国，而注解说都是黎国。耆、□、饥、黎，史书中都有记载，但都见于其他书籍，不能只读《周本纪》就指责《史记》错误。如果是武王，则有必然不能征伐黎国的理由，按武王继位在文王十年，已经八十三岁。《中庸》所谓“末受命者”，乃是服丧再期，刚过大祥之祭就在孟津观兵。伯夷以父亲去世未葬为由劝阻他，说“粗布丧服未终等于是未葬”，而武王也认为时尚未至。虽然八百诸侯齐至劝伐，但武王颓然返回。到第三年服丧期满，《泰誓》所说“文之十三年”，然后兴师牧野，一伐而毕。那么从武王继位到此三年之间，何时可行讨伐，而认为是武王征伐黎国是错误的呢？况且武王继承西伯之位经文中没有明文，前儒解释“西伯”二字，郑玄说“伯是封爵，西者雍岐方名”，而王肃非难他，说“东西二伯与方连正长，都是监察诸侯的官”，可以专行讨伐，是官名不是爵名。但至今没有辨定。假使西伯是爵位，那么虽然遭遇丧事继承爵位，但不能立即行讨伐。为什么呢？商朝制度森严，必须三年丧期结束才能行事，与周朝制度不避金革大不相同。如果是官名，那么官职没有世袭，必须丧期结束请求天子命令才开始袭任官位，哪有俨然穿着丧服未受纣王命令而可为西伯的呢？那么武王此时尚非西伯，可征伐黎国吗？又况且征伐黎国之时，纣王拒绝祖伊说：“有天命在天，故”武王作《泰誓》，历数其既往之行，以告友邦说：“我有民，有命，此已事也。若武始征伐黎国，那么身所做的事，何可以有‘命’二字据之作罪案，而历数如此？”

一、微子不奔周，辨曰：“微子行遁耳。”孔氏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说。左氏又说：“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衰绖舆榇。”这是《左传》的错误。如孔氏之说，那么微子已奔周了；如左氏之说，那么微子不奔周，克商之日，始面缚请降耳。武王深知微子之贤，请降之日，何不即立微子，而立武庚也？然则面缚请降者，必武庚也。微子此时遁野，未获至；武庚再叛受诛，始求微子以后殷耳。

此皆武断解经，全然不是者。微子不奔周，然实降周。但其降周在克殷之日，而克殷以前先已出亡。《商书·微子》篇所云“逊荒云行遁者”，而溷降于亡，合两事为一事，因之有奔周之说，杂见史册。然要非孔氏书注始也。尝考《史记》，其讹溷踪迹可实指者：《泰誓》旧文谓纣作新声，而太师、少师有抱器奔散之事。此太师、少师乐师也，其所为器则乐器也。而商、周官制，凡在朝公、孤、太子、保、傅及乡先生、里门敎学与乐官之长，皆有太师、少师之称。此二师奔周，其名适与《微子》篇太师、少师所称箕子、比干为公、孤者相合，遂隐相讹错。其在《周本纪》有云：“太师、少师抱乐器而奔周。”语而在《殷本纪》则曰：“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此二师为谁？且是祭器非乐器，必纣亲戚。而微子降周时，又适有持其祭器造军门，如《宋世家》所云，则既非二师，必是微子。此微子奔周之说所自来也。但微不奔周，非不降周，其所争辨不过谓未克殷时微不先降周耳。若克殷降周，则历见书传，岂可抹煞？而乃

译认为“面缚”、“衔璧”是《左传》中的错误记载。其实《左传》若有讹误，也只是左丘明自己在解释判断、依附于简册记载时的偏差。至于《尚书》记载史事，都是实录。微子的事发生在僖公六年，许僖公向楚子投降，面缚、衔璧，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对此感到奇怪，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束缚，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灾，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任命他。”这楚国的三个典故，左氏依据并记录下来的，有什么错误呢？却又说武王知道微子贤能，既然已经请求投降，为什么不立即立微子为君而立武庚？这真是没有读过书的话。武庚身为殷王，主持宗庙祭祀，断绝王位但不断绝祭祀，旧时称为“王宾”，又被称为“殷恪”，这不是其他人所能继承的，必定是武庚。等到武庚又被消灭，然后才由微子继承。所以《尚书》说“作宾”，《诗经》说“有客”，都在成王时期。武王怎么能舍弃武庚而立微子呢？况且武庚没有投降的道理，纣王未死时，父亲在位，军队在阵，史书所称的“帝纣师”，武庚固然不能背叛父亲和军队而私自出降。纣王死后武王已经亲自到达死所，投降也来不及，何况父亲纣王刚死混乱之际，禄父虽然忘记父亲，恐怕也不能商量抬棺材的事。于是揣测他的论辩，必定是说微子既然已经投降周朝，为什么没有封国？直到杀了武庚才开始封宋，殊不知投降周朝那天，原本就有一个封国，称为仍然封在微。《左传》所说的“复其所”，《史记》所说的“复其位如故”，就是这样。因为此时虽然已经出兵，但尚未灭纣，就没有土地可以封，暂且以旧国当作始封也可以。然而既灭纣后随即封在宋，《乐记》所说的“武王克商，下车而投殷之后于宋”，就是这样。因为先封微国，由微迁徙到宋，就称为“投”，“投”就是迁徙的意思，那么一次投降周朝，就有两次封国。知道贤能而不立，可以不必过虑，然而此时封宋，不知是什么爵位，并不称为宾，且不继承汤的祭祀。直到成王杀了武庚，重申命令微子作《微子之命》，才开始有统承先王作宾，王家建尔上公等文字，见于命中。这是先前已经封宋，后来又重新命令，不是成王开始封国开始作此命令。而武王立说，又以微子行遁，那时才获得一个似乎武王在时，并未见有一个微子者，似乎微子在武王时，并未封国，至此才得到一个封宋者，既不读书，又复杜撰。这都是闽洛后人解说经书的习气弊端，祖龙遗烈，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虽然贵邦先贤，大需审慎，虎文天下士，幸勿以一隅自局可也。

译逺宗说：“先生回答完这三条之后，恰好经过朋友家，谈起这件事。有人说：这在史书中原本就有，拿出《学堂纲鉴辑略》一书来看，那些庸俗无赖的书生，谄媚阿谀前代儒者，竟然把文王改作武王，把微子改作武庚，直接把儒者偶然见到的言论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了。这实在是经史遭受的严重祸害，不经过秦朝的火焚却遭到灰烬般的毁灭，即使是虎文的提问、先生的回答，也必定不能挽救周天般的烈火，然而杯水车薪，又怎么能缺少呢？有志向的学者，就从此而激愤起来，可以吗。”

一、吴师道防备问郑司农说：“王有五座门，外面叫皋门，第二叫雉门，第三叫库门，第四叫应门，第五叫路门。路门也叫毕门。外朝在路门外，内朝在路门内。”郑康成说：“库门在雉门外，雉门是中门。外朝在库门外，皋门内。”根据两位郑氏的说法，一个是由皋门到雉门再到库门，一个是由皋门到库门再到雉门。一个说外朝在路门外，一个说外朝在库门外。各位学生查考经典、考证古制，不能不辨别。

这是后郑对而前郑错的地方，不论孔颖达为《尚书》作疏，贾公彦为《周礼》作疏，都跟随后郑。实际上考查群经，前郑有不合的地方。根据天子五门都有次序，诸侯三门依次减少两座，所以在天子那里是皋、库、雉、应、路，在诸侯那里是库、雉、路。如果像郑司农所说雉门在库门外，那么诸侯三门应当称为雉、库、路，不应当称为库、雉、路了。而且雉门不能在外面，雉门是中门，它的两旁设置两座阙，像野鸡的两只翅膀，又名阙门。《史记·鲁世家》记载鲁炀公修筑第一座阙门，哪有外门可以修筑第一座阙门的？如果库门则不能在里面。《礼记》说：“凡穿丧服戴丧冠不进入公门”，而闵公为庄公服丧，已经安葬后丧服不进入库门，正因为库门就是公门。《论语》所说的“进入公门”，是在阙门外罢了。假如雉门在库门外，那么当不进入库门时，雉阙门已经先进入了，对于不进入公门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旧传说诸侯的宫室有三座门三个朝，外面叫皋门，其次叫应门，这就是《明堂位》所说的鲁国以库门当作皋门，雉门当作应门的原因，也是因为皋、库同在外面，雉、应同在里面，其内外次序有一定缘故罢了。至于内外朝的位置，则明显有经典依据，并没有路门内是内朝，路门外是外朝的说法。古代天子和诸侯都有三个朝，都有两个内朝一个外朝，那两个内朝则一个在路寝之外，路门之内，名叫燕朝；一个在路门之外，应门之内，名叫正朝。然而都叫内朝，只有一个在库门之外，皋门之内的，名叫外朝。所以《周官》分职，以夏官司士掌管正朝的位置，太仆掌管燕朝的位置，秋官朝士掌管外朝的位置。其内外的分别，实际上是以王族子弟与太仆、太右凡是颁布仪制、辨别等级、排列内朝位置的人，都在路门的左右，而路门在里面，所以叫内朝。如果三槐、九棘、明树、东西、嘉石、肺石、显排左右，大的是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的班列，小的就是平刑理讼、三刺三询的表制，其地方在外面，而库、雉两门正当其地，所以叫外朝。这原本不是私意可以颠倒的，何况其他经典杂见都有明证。如《礼记》说：“诸侯穿朝服在白天于内朝视朝，退下后到路寝”，也只是内朝。即正朝在路门之外，所以视内朝完毕可以到路寝。如果路门外是外朝，而内朝只有路寝，那么退下路寝之后，又将到哪里去呢？又且《尚书·顾命》说两人戴雀弁拿着惠草，站在毕门之内。说王的灵柩在寝宫，而守卫灵柩的士人站在路门内。毕门就是路门，本是燕朝的地方。等到新王即位，而王出毕门之外，应门之内，则因为即位应当御朝，出路门外，就是传中所称的正朝。同一个路门，而里面是燕朝，居旧王的灵柩；外面是正朝，即新王的位置。两朝都是内朝，而中外分辨如此，明显清晰。假如外朝在毕门外，应门内，那么岂有新天子即位不先御正朝而御外朝的呢？所以《匠人营国》说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凡是宗庙两社，东西相对，都在雉门外内朝之前；而外朝则又在库门外祖社之前。所以说前朝。如果外朝在应门内，那么三朝都在祖社之后了。所以天子从泽宫回来，先在库门申述告诫，作外朝的命令；随后在太庙申述告诫，作内朝的命令。从外到内，由朝到祖，位次井然有序。所以旧传说皋门内叫外朝，应门内叫内朝，路门内叫路寝之朝，这极其明了。两位郑氏注《礼》原有优劣，像这样前郑的错误更加严重。况且这条后郑自有驳文，在《周礼》注中，不必深辨。

冯文子【名念祖，庚午科举人】问：“王虎文所请求纠正的‘西伯戡黎’，说西伯是武王，不是文王，先生辨析得很详细了。但是这个说法不始于仁山金氏，在《尚书》蔡沈注中已经早有此说。并且说《史记》曾经记载纣王派胶鬲观察军队，胶鬲问说：‘西伯为何

译而来？』那么武王已经继承文王成为西伯了。这是以《史记》为依据，而且直接见于专门设立学官的书籍注释中，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说：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从宋人的书籍出现，六经、诸子、史书都遭受焚毁，正是指这种情况。《史记》哪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字呢？史书除了《殷本纪》《周本纪》之外，凡是《齐世家》《鲁世家》《宋世家》《卫世家》以及殷周以来的《世家》《列传》《年表》，偶尔有旁涉到的，都没有这样的记载。这个本子出自《吕览·贵因篇》，而文字略有不同，其中有“西伯将何之”的话，这是胶鬲问武王的话。或许是蔡沈的注疏道听途说、错误记忆，因为《吕览》有这样的话，《史记》才有了这样的注疏。但我认为《吕览》没有道理，所以不采纳它的说法。看它别的篇章记载伯夷躲避商纣王归附周文王的事，伯夷说：“我听说西方有偏伯。”这是虞廷的四伯，商、周的两伯，各自以长伯作为监牧诸侯的官职，尚未得知。这与王肃驳斥郑玄解释“西伯”为“西方的伯”，正是同一类错误。却认为武王继承伯位，竟然把命官当作世袭爵位来继承，怎么可以依据呢？至于汲冢《竹书》，竟然称“西伯”，我之前所说的“武王继承西伯”，《竹书》的错误之处，相传这本书出于晋太康年间，是后人伪造，抄袭《吕览》而作的。并且说“纣王四十二年是武王改元之年”，“西伯在吕尚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伐黎”，“五十二年周开始伐殷”，那么就不明白《泰誓》中“惟十有三年春”是连贯的文句，“九年”和“武四年”合称十三年，而以武王改元至此为十三年。这正是蔡氏、朱氏、金氏等宋人所沿袭的伪说。而凡是《尚书》《无逸》《礼记》《文王世子》《中庸》《大戴礼记》《书传》《诗传》《尚书大传》等书，全都焚毁的，这是书籍的灾祸。详细见我的《尚书广听录》及《四书正事》等篇。

经问补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