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十七

译如果封微子于微，又封微子于宋，那么他就是直接接受爵位了。微，是商朝王畿内的国号，由商朝所封。到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微子带着祭器来到军门投降，史书记载武王于是释放了微子，恢复他原来的地位，那么在周朝初期已经仍然封微子于微了。到了周成王诛杀武庚，将微子封于宋，起初是让武庚延续殷商的祭祀，微子不过是以臣子的身份具备子爵的爵位罢了。到了这时改封宋为公爵，让他继承殷商祭祀以守护三恪，那么他既是周朝的臣子，又是周朝的宾客。《诗经》中所说的“臣服于周，在京师参与祭祀”的，他始终臣服于周朝的心意，极其明白。如果他终身自称微子而不称宋公，这是史书体例如此，没有别的用意。康叔最初被封于康，也是王畿内的国家。等到成王将康叔封于卫，他就是卫侯了。然而《尚书》《春秋传》都称《康诰》，不称《卫诰》。康叔也终身自称康叔，不称卫侯，难道是康叔接受封国却不接受爵位吗？还是说那些倒戈的士兵有不臣服的心意呢？

译然而弟弟衍被称为微仲，那么衍并没有被封于微地，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史书的体例。周朝有同受封地而名称相同的，虢仲、虢叔就是如此。仲、叔都受封于虢，但将土地分为两部分，于是以并列称呼。微仲并非同受封地，也有先后建立国家而名称相同的，吴太伯、吴仲雍就是如此。太伯、仲雍先后君临吴国，也因而以并列称呼。微仲与宋国相同，从未与微国相同。然而被称为微仲，称“微”是因为国君的弟弟原本可以称呼兄长的国号作为称号，《春秋》记载吴季就是如此。称“仲”是因为既然成为国君，仍然可以称呼自己的字作为字，《诗序》赞美秦仲就是如此。这都是史书的体例。

又问《日知录》说：“《多方》的诰辞说：‘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于是对多士说话。’王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因此《多方》应当在《多士》之前，后人颠倒了它们的篇目次序罢了。奄地背叛周朝，是武庚被诛杀后感到恐惧，于是与淮夷一起兴起，而周公东征，竟然长达三年之久。孟子说：‘讨伐奄地三年，诛杀其君主。’就是这样。攻克之后，成王践奄，大概是进行巡狩之事。《书序》说：‘成王已经践奄，将要迁徙其君主到蒲姑。’就是这样。孔安国的传注认为奄地再次叛乱，这是拘泥于篇目次序的先后而强行做出的解释。这又怎么样呢？”

这则是沿袭宋人的说法，而且是不正确的。考察周公讨伐奄地有三次：一是辅佐武王时讨伐奄地，孟子所说的诛杀商纣、讨伐奄地三年诛杀其君主，就是这样。当时奄地帮助商纣作恶，所以讨伐它，大概是武王时的事，而这里用周公东征三年来对应，错误了。孟子将伐奄与诛纣连在一起说，所说的三年，赵岐注解说武王讨伐商纣到达孟津后返回，两年后再次讨伐，前后共三年，这正与诛杀商纣是同一时期的事。如果注又引用《多方》中王从奄地回来，这是证明后来诰诫多方时也讨伐了奄地，并非说就在诰诫多方时讨伐奄地。不然的话，诛杀飞廉，灭掉五十个国家，都是武王诛杀商纣所涉及的，却忽然夹杂进成王讨伐奄地的事，那么所说的辅佐武王盛大继承，武王的功烈，就都不通顺了，这是扰乱经文的言论，不正确。二是周公摄政初年，奄地与淮夷同三监再次叛乱时，又讨伐奄地。《多士》所说的“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降下你们四国的天命”，就是这样。当时管叔、蔡叔以殷商叛乱，而奄地与淮夷跟随他们，周公东征只诛杀四国的君主，而不涉及他们的百姓，所以在迁徙殷商遗民时作诰诫《多士》，详细叙述过去爱民的道义，以此作为言辞。这叙述的是从前讨伐奄地，并非叙述后来践奄的事。而这里将后来践奄的事移置在前，反而说《多方》、《多士》的篇目次序颠倒，这就又错误了。东征讨伐奄地，是周公的事，称“我从奄地回来”，成王不东征，怎么会有“我来”的文字？况且成王践奄是在营建洛邑、迁徙顽民之后，那时管叔、蔡叔已经被诛杀，武庚已经被处死，哪里能得到四国而说“四国的天命，我将降下”，这是妄言，又不正确。三是周公跟随成王居住在洛邑之后，奄地与淮夷又叛乱，周公跟随成王又讨伐奄地。《书序》所说的“成王践奄”，《多方》所说的“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就是这样。当时成王在洛邑，伯禽刚刚受封于鲁，而奄地与淮夷、徐戎一起兴起，于是伯禽讨伐淮夷，作《费誓》，而周公则跟随成王亲自讨伐奄地并践奄，作成王的政令。而这里又将成王践奄当作巡狩其地，成王未曾有过巡狩之事，各种经书可以考证。那说“迁徙君主到蒲姑的”，正是践奄，并非巡狩之事。大概践奄就是翦奄，谓翦灭其国而迁徙其君主，旧解非常明白，却误以为是践履的“践”，解释作巡狩，错误中的错误。如果《多方》本文明白地说“至于再次，至于三次”，旧儒也明确注解为再叛、三叛，历历可数，而这里又说商奄不再叛乱，孔氏只是拘泥于篇目次序的先后立论，这与蔡沈《书注》想要将伯禽征讨淮夷移到三监叛乱时，反而说淮夷不再叛乱的意思相同，却不知道《尚书》可以焚毁，《尚书》的事实不可焚毁。学者解说经文以至于失去经义、扰乱经意，已经不是小事，何况改变先王的典礼，更改前古的事迹，使三代的世界都变换于儒者的口中，那罪过就大了。这不仅仅是不正确而已。

丹井山房客问【过了几天又聚集在钱湖丹井山房，当时苏州顾侠君、嘉兴曹希文、仁和冯文子都在座，客人举出《春秋日知录》作为问题】

《日知录》说：《春秋左氏传》多用夏历。杜预《春秋后序》说：晋太康年间，汲县人发掘其境内的古墓，得到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记载晋国起自殇叔，接着是文侯、昭侯，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都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现在考察《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文记载在春季，而传文在上年的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文记载在正月，而传文在上年的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阳处父，经文记载在春季，而传文在上年的冬季。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晋侯，经文记载在十一月壬戌日，而传文则是九月壬戌日。经文与传文的文字，

译有的遵循夏历，有的遵循周历，所以（记载）错杂互异像这样。罗泌认为《左传》依据晋国史书，《春秋》经文则采用周历，这与《史记》记载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合于东井，其实是秋七月的错误历法相同。他这种说法确实确凿可信，像这样。先生传授《春秋》，极力辩明经文采用周历而不采用夏历，却并没有涉及《左传》，而且极力辩明《左传》记载晋国事情多采用晋国史书，不采用鲁国史书，却也没有涉及《左传》采用夏历，难道没有遗漏义理吗？

译我传授《春秋》时，都依据经文来印证经文，迫不得已才涉及传文，又迫不得已之后才涉及诸子百家，乃至汉代以后儒者的解说。作为经典的《春秋》，难道会有晋代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宋人罗泌《路史》那样荒谬的解释吗？《春秋》最重视编年，其记载的年月日，经文和传文大多相同，偶尔有不同之处，在经文和传文中都有明确的依据。只有宋代人不善于读书，像刘敞（字原父）等人，每每认为《左传》杂用周历和夏历。我曾经仔细查验，只有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文记为夏季而传文记为春季。旧儒认为经文依据到达鲁国的日期，传文依据事件发生的日期，那么怎么知道谷伯和邓侯恰好是同一天出发呢？这难道没有可疑之处吗？这或许是抄写时版本不同，也未可知。如果说《左传》仅在这一件事上独用夏历，那么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相信。至于晋国，是同姓诸侯中亲近且尊贵的，忽然违背正朔而使用夏历，这怎么解释呢？考察晋国进入《春秋》始于僖公年间，即便是僖公年间记载晋国的事，也全都使用周历。现在顾氏所列举的，仅仅属于僖公年间的一两件事罢了。我暂且就这一两件事来质问，据他说：

【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文记在春季而传文记在上年的十二月】那么传文明确说十二月戊申日申生在新城自缢。而在春季的传文中则说：“晋侯派使者以杀太子申生的缘故来报告。”这是说十二月是杀世子的时候，春季是来报告的时候。竟然连书上的话都不能读懂，为什么呢？又说：

【僖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文记在正月而传文记在上年的十一月】那么经文和传文有前文。僖公九年经文说九月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传文也说九月晋献公去世，这是里克弑君的前文。其月日相同，且有前事。那年经文又说冬天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奚齐，传文也说冬天十月里克在驿馆杀了奚齐，这也是前事。其月日又相同。等到里克又杀了卓子，经文在僖公十年春季正月，而传文在上年的十一月，那么没有一个人弑杀两位国君而一位国君用周历、一位国君用夏历的情况，也没有同时记录两件事而一件事才用周历、一件事立刻改用夏历的情况，这本来不必辩驳。况且不读经文吗？奚齐、卓子同为晋献公的儿子，而一个称“弑”、一个称“杀”，一个称“君”、一个称“君之子”，为什么呢？按照礼制，先君尚未安葬，则儿子不称国君；不称国君，则不书“弑”。当时晋献公在九月去世，而奚齐在十月被杀，随即就来报告。先君既然尚未安葬，而儿子又未确定为国君，那么儿子被杀，经文之所以书“子”、书“杀”，是因为来报告得快。这个月被杀，就是这个月来报告。所以月日相同。卓子则同在丧次，已经确定为国君，但尚未安葬，仍称“子”。等到次年的春季，献公已经安葬，而且过了一年应当称国君，因而称“君”、书“弑”，是因为来报告得慢。弑杀在安葬之后，报告又在弑杀之后。所以月日不同。那么《春秋》的解释都在经文中了。进而看传文。传文明确说：冬天十月里克在驿馆杀了奚齐，经文说“杀其君之子”，是因为“未安葬”。等到荀息立公子卓来安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廷杀了公子卓。那么传文明明用“未安葬”、“已安葬”来解释经文的称呼，并解释经文月日早晚的原因。而读经文却不识经文，读传文却不解传文，而且读传文却不能将此事前后连贯起来读，读书的人是这样吗？又说：

【僖公十一年晋国杀其大夫阳处父】经文记在春季而传文记在上年的冬天】这则经文和传文有成例，经文十年夏天晋国杀其大夫里克，传文也说夏天四月晋侯杀里克，其月日相同，是因为报告得快，如同里克杀奚齐一样。等到杀阳处父，则经文记在春季而传文又在冬天，其月日不同，是因为报告得慢，如同里克弑卓子一样。这是晋国两次弑君，两次杀大夫，在经文和传文中的相同与不同都如车轮轨迹般吻合，那么也可以领悟了。况且不读传文吗？传文明确说：“十一年春季，晋侯派使者以阳处父之乱来报告，如同之前杀申生”，传文记在冬天是杀大夫的时候，春季是来报告的时候。为什么又不能读懂呢？又说：

【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经文记在十一月壬戌日而传文则是九月壬戌日】这则仍应当以经文和传文互相印证。经文记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杜预说：“这是依据来报丧的日期，而传文则是追记前事。八月秦伯兴兵，九月晋侯在韩地迎战而被俘。十月晋国阴饴甥与秦伯在王城盟誓。十一月晋侯回国，丁丑日杀了庆郑，然后入朝。”这是鲁国史官听到报告的月份，即晋侯回国的月份。这仍是《春秋》的书写体例，经文依据报丧的月份，传文依据交战的月份，无可怀疑。唯独报丧的月份是壬戌日，交战的月份也是壬戌日，那么怎么知道经文所记的不是交战月份，而是以夏历和周历相互不同呢？却不知道传文非常明白。传文在交战的九月，既写了壬戌日，而在回国的十一月，特意写了丁丑日以作区别。晋侯在壬戌日被俘，在丁丑日回国，计算从壬戌日到丁丑日相距只有十六天。而晋侯被俘，则从九月到十一月共有三个月。《国语》说：“在秦国三个月”，是对的。那么这个丁丑日，必定不是被俘的壬戌日

译同月的情况，因此经书记载十一月壬戌，而传文却记载十一月丁丑，以此表明这个十一月，实际上是听到告捷消息的月份，万万不能与晋君被俘的壬戌日混淆。十一月的壬戌日绝不可混淆，为什么呢？因为晋君回国就在这个月。所以杜预用长历推算，直接注释说：“九月壬戌是九月的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一月的十四日，丁丑是二十九日，截然不同。”难道没读过经书吗？当晋侯被俘的那个月，举国上下惊慌失措，奔救都来不及，哪有空去通报？这一定是盟约签订之后，秦国答应归还晋君，然后才来通报，然而此时晋君尚未回国。所以虽然同在一个月份，壬戌日听到通报，丁丑日晋君回国，但经书只记载“获”，而不记载“归”，其严谨细致就是这样。我注解《春秋》，专门列举大义，而不涉及琐碎细节，并非故意省略，也是因为经传巨细通读非常明白，举出一个角落就不应当再举其他三个角落。如果说《春秋》中晋国的事例单独使用夏正，那么就拿僖公年间晋国的事例来计算：二年夏，晋国军队灭下阳；八年夏，狄人攻打晋国；十四年秋，晋国沙鹿山崩塌；二十八年春，晋侯侵犯曹国、攻打卫国；夏四月，晋侯在城濮作战；五月，晋侯在践土会盟；冬，晋侯在温地设防；三十年秋，晋国人、秦国人围攻郑国；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晋侯重耳去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国军队在殽地打败秦国。这些都是经传相同，都使用周正。从此以后就没有不相同的了。到了成公十八年，晋国杀胥童。传文比经文早一个月，不必说是使用商正。宣公十五年，秦人攻打晋国。经文比传文早一个月，难道能说使用秦正吗？如果说《史记》中汉元年冬十月，五星汇聚于东井，是秋七月的错误，那么因为秦正建亥，而汉朝初年沿袭它，并非错误。前面本来就有辨析过。然而《日知録》又单独列举传文，说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逃往京师，而卜偃回答献公，认为是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用长历推算，是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这又是晋人使用夏正见于传文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译这也不对。《左传》记载：“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逃往周都。”杜预说：“这是周历。”当时卜偃说：“鹑火星光闪烁，天防星光明亮，虢公将要逃亡，是在九月十月之交吗？”杜预说：“这是夏历。”既然都是《左传》的原文，却都不是孔夫子《春秋》经文的内容，那么所引用的必定是晋国的史书了。晋国史书记载这件事使用周历，而在记载这件事的言论时，忽然改用夏历，即使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也绝不会做到这种地步。儒者研读《左传》，应当思考所说的是什么话，所说的是什么事。夏、商、周三代历法交替确立，各种事情都可以通达，唯独在推测占验的事情上，多使用夏历，为什么呢？因为气候的节气变化难以整齐划一。现在鹑火、天防的推演验证昏旦，如果不使用夏历是不行的。《春秋》记载楚子灭陈，岁星在鹑火；而晋史赵说颛顼去世那年，《国语》称武王伐纣那年，岁星都在鹑火。这必定不是高阳氏使用周历，武王使用商历，这是可以知道的。因此《尚书》郑玄注说尧历建丑，而历法则建寅。吕不韦作为周人担任秦相，撰写《月令》一书，既不使用秦历，也不使用周历，这是容易明白的。那么绛县老人也用干支计算月日，与古人计算历法相同，却一定要用周历来规范它，这能讲得通吗？况且长历的推演，在杜预那里已经非常详细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日知录》又说：“僖公二十四年冬天，晋侯夷吾去世。杜预注：‘文公确定君位后才来报告。’不报告文公入国，而报告惠公去世，把上一年的事当作今年的事。新君入国的日子，反而成为旧君去世的年份，这不符合人情。怀疑这段经文是错简，应该在二十三年的冬天。”《左传》说：“九月，晋惠公去世。晋国的九月，是周历的冬天。”

如果这样，经文的祸患就产生了。《春秋》的惯例，只记载列国国君去世，不记载列国确立国君。这在十二公的整部经文中都是如此，即使有弑君讨贼，偶尔记载一次确立国君，如隐公三年卫人立晋，这是因为《春秋》开篇讨伐弑君之贼，特别提及一次，其他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新君入国必须记载，那么只有庄公九年小白入国，鲁国军队护送纠，才记载；秦国护送重耳到鲁国，为什么不记载？而且一定要报告才记载，这不是惯例。至于隔年报告，是因为国家动乱多故，都从缓赶赴，却武断地说这是错简。我就用僖公年间的事来质问：僖公八年冬天十二月丁未，天王去世。天王的去世，实际上在七年十二月，《左传》记载闰月惠王去世就是证明。因为周朝置闰，都在十二月。于是隔了一年才来报告，所以《左传》说报告迟缓，这并没有错简。现在以我的意思推测，不懂经文，又不了解传文，一有不合，就想修改经文来顺从我，焚毁经书的祸患，从此不可估量了。说到此处，我尚且惶恐不安，哪有空闲与你辩驳？唉！读《春秋》的人，何不也在经文上多加用心呢！

李塨书信询问

《太极图说遗议》中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唐玄宗御制序称为“真元圣主上方开化无极太上灵宝天尊所传”。李塨查《道藏》并没有《真元妙经品》一书，敢问这本书的来源是什么？如果先生见到王草堂，能询问他吗？

查这本书在杭州吴山火德庙的《道藏》中，是刻本。王草堂搜得此书，只录下书名、图以及玄宗的序，而书仍归还。其图与宋代朱内翰震绍兴年间所进献的周子太极图相同。

【真元品太极三元图】

阴静，○阳动，○即《参同契》《鼎器歌》所说的阴上静，阳下奔。又即朱子注所说的先天之位【陈抟先天图本于此】乾坤南北，坎离东西。

者，即《参同契》坎离匡廓图。《参同》首章有坎离匡廓。

语因此作为图中一个小○，是坎离之胎。左边为离，离中黑；右边为坎，坎中白。

者，即《参同契》三五至精图。《参同》五行逆克章有

三五与一，天地至精。语因此作为图。所谓“三五”，是说天地生数，只有三五。天五生土，是一五。天三生木，合地二生火，又是一五。地四生金，合天一生水，又是一五。这是至精。

○○○这则是作《真元经》的人，将前二图及此三元总名为太极三元图。所谓三元，汉《律历志》有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语，说太极包含子丑寅三元而归于一元，即天地人三才。真元取成男成女并化生万物以合之，而并为太极三元之图。所谓无极，也就是所谓真元。那么宋人太极图本真元所合图，而陈抟窃取之。陈抟本真元，真元本参同，这固无可疑。如果其证据有二：一、唐陈子昂作《感遇诗》十八章，其首章曰：“太极生天地，三元感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参同契》不曾合三图而名太极也，若陈抟太极图则子昂未之见也】

二、唐释圭峰作《禅源诠集》，画十重图，

译中间的一为阿梨耶识，也就是太极。向左运行，称为觉；向右运行，称为不觉，这就是坎和离。【《释中洲集》说：这就是太极真元图。乾卦的九五爻，代表太极。用九，没有开端，代表无极。坎卦中间代表人心的危险，因为其中有黑业。离卦中间代表道心的精微，因为其中有白业。慈云解释灌顶说：佛有黑业和白业，以真与觉为白，以妄与不觉为黑。达摩说：应当勤修白业】又书写询问

译九宫始于何时？现在所流传的，大约源自《易纬·干凿度》。中先生之前有风角九宫的记载，后来不再使用，为什么呢？

九宫不详其始，然而其由来已久。例如梁代《七录》中有黄帝四部九宫，又《隋书·经籍志》中有九宫法，这些书都已失传。至于周代有明堂九宫，相传是周公营建洛邑时所制定，其法有九个字，见于《大戴礼记》中。现在《干凿度》所传的，也似乎与明堂九宫相合，而陈抟窃取它，妄名为洛书。蔡沈直接依据它来作《洪范皇极》，则与《干凿度》原文又各有错误之处。至于风角九宫，则本于黄帝《灵枢》九宫八风的说法，而取四宫作为风角。角，就是隅角。如东北天留宫，东南阴洛宫，西南元委宫，西北新洛宫，各自用其宫之风来占卜吉凶。在汉代张角确实擅长此术，所以吴氏《殷书》作臆断之书，说《张衡传》称律历卦候九宫风角，就是张角的九宫。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引《干凿度》来证实它，这是不对的，《干凿度》哪里会有风角呢？我起初也相信它，但其说《张衡传》固然如此，若以陈抟所指的洛书来对应，则陈抟的图与《干凿度》相合，而且也就是明堂九字的学问，虽然不是洛书，然而也不是风角，所以又不采纳。

袁主考书问【康熙丙子年浙江乡试，主考官袁中允是先生的同年生，这一科首题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因此有书信询问】

公叔文子的臣下注解说，是家臣，那么他说大夫，一定不是家臣的称呼。昨天聚集在南山长耳禅院，有客人在座，说《春秋》中家臣也称大夫，如晋赵简子生病，他的大夫，都害怕。孟子称阳货为大夫，有赏赐给士人，那么大夫就是臣下做的。然而两个名称不兼称，既然称为臣，又加上大夫字，纵然不是书法，难道有词法可以这样的吗？请明示。

这固然未经考据核实，不敢妄自回答。然而曾听先仲氏说，似乎“臣大夫”三个字原本不分。夫“臣大夫”不是说以臣的身份而为大夫，也不是说此臣就是大夫。古称陪臣，谓大夫的副贰。大夫为司徒，则陪臣称小司徒；大夫为司马，则陪臣称小司马。总以副贰来说，所以陪臣有二称：一是家臣，即家大夫也。《檀弓》：“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就是如此；一是邑宰，即邑大夫也。《春秋传》：“鲁有郈大夫、郕大夫、鄹邑大夫。”就是如此。大概邑宰、家臣通称大夫，而统称为“臣大夫”，即属大夫。杜氏谓申丰者，季氏的属大夫，“臣”者属也。“臣大夫”三个字不得分了。所以同升诸公，公与臣对；初为“臣大夫”，既为“公大夫”。公与臣可两，“大夫”与“臣”岂两乎？以我所闻于先仲氏者如此。

经问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王防问宋儒轻视圣门弟子，起初很厌恶他们，等到看到宰予请求缩短丧期，子路、子贡怀疑夫子为卫君拒父，则未免自取轻视了。起初不知道《论语》为什么记载这些。

古代以三年丧为再期之丧，所以三年问曰：“至亲以期为断。”天地已经更易了，四时已经变化了。其在天地之中的，没有不更始的。然而必须三年，是加隆罢了。惟加隆，所以再期。这是先王制丧的意思，原只以期年而进推之。然而且二十五月即毕，丧重服尽除，是衰麻尚不至三年，何况致哀？宰予言此，本为称情，非以立文也。然而义不可训也。要其言，则固非无自者也。

若子为卫君，则从来注《论语》者并茫然不解。《公羊》谓卫人拒蒯，不以家事废国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此一説也。若据《春秋》，则卫君未尝有拒父之事，当时晋帅师伐卫，不过借卫世子之入，乘丧嫁兵，此实卫国存亡之几，故国人拒晋，不是卫君拒父也。晋自襄灵后相继肆恶，不惟与楚争宋、郑、陈三国，即齐、鲁与卫本与国也，而亦以属国视之。定朝贡议赋役，朝夕徴索，惟鲁颇甘之，而齐、卫不平，故前此齐稍抗命而累战不胜。至是齐景、卫灵求平于鲁，隂结之拒晋，适夫子为鲁司寇，竟许之平，而防于夹谷，此定十三年齐景、卫灵所以有伐晋之举也。但是时晋既未创，而赵鞅以迁卫民之故，致荀氏、范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复围之，于是鲁定、齐景、卫灵共救朝歌。不谓晋复败荀氏于涵，齐、卫再救，而鲁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齐、卫犹伐晋，取晋棘蒲，而不谓卫灵又卒。赵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