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四
也，即诸子也。合君、卿、大夫、士之适、庶子之事，而置为一官。在《文王世子》与《燕义》《仪礼·燕礼》诸书，则名庶子；在《周礼》则名诸子，总此官也。但其职掌，则《周礼》掌国子之倅；《燕义》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卒，即倅也，副也。言职掌诸侯、卿、大夫、士之适、庶子，所以副于其父诸侯、卿、大夫、士之事。葢诸子有副父之事，而其人掌之，故《燕义》注云：“庶子，诸子也。倅者，诸子副父之事也。”《周礼·司马职》注云：“诸子，即国子，亦即公卿大夫士之适、庶子。故倅者，副于父，亦副于公卿大夫士。”而特其所云“诸子、庶子”者，只是官名，非以国子为此官，亦非以诸子、庶子为此官，非以此官名“倅”亦非以此官名“副贰”。葢谓此官者，司此国子适、庶子倅、副之事，非以国子适、庶子作此倅、副官也。祗此官甚卑，在士位之下，与庶司等同。其服役在内外朝，则与司士同；正朝位在诸《燕礼》则与司燎等同。执烛堂下，虽其所掌大事于祭祀、燕飨、军旅、刑罚，则掌其戒令；于兴学、养老、合乐、合射，则司其教治；而职分甚卑，不必公族人为之。但以司公族众子之事故，即此众子中，舍国子适子之名，而祗以庶子名其官，以云卑也。明郝敬作《九经解》，纯用武断，谓“诸子、庶子皆是官名”，而《燕义》“献士之后，献庶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庶子，非庶子官，则此庶子是适、庶之庶。天下无《燕礼》而独取庶子一等与燕末者，且此毕竟是谁庶子？公乎？卿乎？大夫、士乎？一人乎？抑多人乎？何所去取乎？且卿、大夫之庶子，大者仍为卿、大夫，小亦为士，未可遽为司役也。且《文王世子》“燕公族”是庶子官，《仪礼·燕礼》“燕羣臣”亦是庶子官，而《燕义》独否，此则何解？若张采妄辑注疏，谓“国子之正，则公卿大夫士之适子，而以庶子之介于适者乃为之副”，是虽以庶子为官名，而亦以庶为适、庶之庶，竟以此官为适。子之副，则卿大夫士之倅己不可解，况国子存游倅，谓诸子之散倅副贰之不预政事者也。葢以国子有散处未预政事而名游倅者，若以倅属庶子，则一庶子官外当复有游散诸庶子官矣。此皆不甚解而强晓事者，宋明人解经大率类此。
译“也”字，即指诸子。将君主、卿、大夫、士的嫡子与庶子的事务合并，设立为一个官职。在《文王世子》与《燕义》《仪礼·燕礼》等书中，称为庶子；在《周礼》中称为诸子，都是指这个官职。但其职责，《周礼》掌管国子的副职；《燕义》掌管诸侯、卿、大夫、士的庶子卒。卒，就是倅，也就是副职。意思是掌管诸侯、卿、大夫、士的嫡子与庶子，用来辅助其父诸侯、卿、大夫、士的事务。因为诸子有辅助父亲的事务，而由这个人来掌管，所以《燕义》注解说：“庶子，就是诸子。倅，是诸子辅助父亲的事务。”《周礼·司马职》注解说：“诸子，就是国子，也就是公卿大夫士的嫡子与庶子。所以倅，是辅助父亲，也是辅助公卿大夫士。”但特别要说的是，这里所说的“诸子、庶子”，只是官名，并不是让国子担任这个官职，也不是让诸子、庶子担任这个官职，也不是把这个官职命名为“倅”，也不是把这个官职命名为“副贰”。是说这个官职，负责管理国子嫡子、庶子辅助、副佐的事务，并不是让国子嫡子、庶子担任这个辅助、副佐的官职。只是这个官职地位很低，在士的职位之下，与庶司等同。其在内外朝服役，则与司士相同；在正朝的位置，在诸《燕礼》中则与司燎等同。在堂下执烛，虽然其所掌管的大事，在祭祀、宴饮、军旅、刑罚方面，则掌管其警戒命令；在兴办学校、养老、合乐、合射方面，则负责其教化治理；但职分很低，不一定由公族人来担任。但因为掌管公族众子的事务，所以在这众子中，舍弃国子嫡子的名称，只以庶子命名其官职，以显示其地位卑微。明代郝敬作《九经解》，完全凭主观臆断，说“诸子、庶子都是官名”，而《燕义》中“献士之后，献庶子”是指公卿大夫士的庶子，不是庶子官，那么这里的庶子就是嫡庶之庶。天下没有《燕礼》却唯独选取庶子这一等级与燕末者，况且这到底是谁的庶子？是公吗？是卿吗？是大夫、士吗？是一个人吗？还是多人吗？依据什么取舍呢？况且卿、大夫的庶子，大的仍然为卿、大夫，小的也为士，不能立即让他们担任司役。况且《文王世子》中“燕公族”是庶子官，《仪礼·燕礼》中“燕群臣”也是庶子官，而《燕义》却唯独不是，这怎么解释呢？如果张采随意辑录注疏，说“国子的正职，则是公卿大夫士的嫡子，而以介于嫡子之间的庶子来担任其副职”，这虽然把庶子作为官名，但也把庶当作嫡庶之庶，竟然把这个官职作为嫡子的副职，那么卿大夫士的副职已经不可理解，何况国子有游倅，说是诸子中散处不预政事的副职。因为国子有散处不预政事而名为游倅的，如果把倅归属于庶子，那么在一个庶子官之外，还应当再有游散的诸庶子官了。这些都是不太理解却强行解释的人，宋明人解经大体都这样。
王锡【字百朋，仁和人】问：“姓氏之分，从来谓姓分为族，族分为氏，此见之孔氏正义者，独先生谓姓分为氏，氏分为族，何与？”
姓分为氏者，如鲁与郑皆姬姓，此姓也。而鲁分桓公之子为三桓，一为仲孙，一为叔孙，一为季孙。郑分穆公之子为七穆，或为罕氏，或为驷氏，或为国氏。此姓之分为氏也。乃鲁又分三桓之后为子服氏、南宫氏、叔仲氏、公弥氏。郑又分七穆之后为游氏、马师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为族也。则自姓而氏，自氏而族，歴歴分明，不可倒置。其又云“姓分为族”者，彼徒以子服、南宫之总皆桓族，马师、子南之总皆穆族，因遂以族归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总称，非分称之族也。传称高阳氏有一十六族，夫高阳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为族乎？然古氏族亦不甚分。春秋无骇赐展氏，以其为公子展之孙也，此赐氏也。而左传称羽父为无骇请赐族，岂氏即族与？又王符作《潜夫论》有曰：“赐氏以字，孟孙、叔孙是也；赐氏以諡，戴、武、宣、穆是也。”而朱元晦论氏法，以諡为字，字之讹。古惟以王父之字为氏，未闻以諡也。其説何如？
氏与族原无分别，东门襄仲以仲为氏，以东门为族，而《春秋》呼襄仲之子为东门氏，则族亦称氏。晋叔向曰：“肹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夫叔向以叔为族，以羊舌为氏，今并羊舌而族之，则氏亦称族。故古称以王父之字为氏，亦有称王父之字为族者。且王符论氏法，有赐氏以居、赐氏以官之例，而不知赐族亦然。柳下惠本氏展，而以居柳下为柳下族，则族亦以居也。桓魋本氏向，而以官司马为司马族，则族亦以官也。故赐氏以諡，不止如王符所云“戴、武、宣、穆”、孔氏《正义》所云“卫齐恶、宋戴恶”之类，而朱氏偶不记，便谓无此。大凡论学，最忌知其一便辟其一。朱氏但知以字为氏，而不知原有以諡为氏者；且但知以王父之字为氏，而不知更有以己之字为氏、以父之字为氏者。此不特朱氏所不知也，即《公羊高》注《春秋》，亦不知有此，但晓“王父字为氏”一语，以致剧舛大误，遂致后人互相纠驳而龂龂不已，不特议礼如聚讼也。予向已存其説于《春秋》，而惜其言之未尽白也，试言之。《春秋》公子遂所称“东门襄仲”者，鲁庄公之子，遂其名，仲其字，襄其諡，东门者其居也。襄仲杀嫡子以立宣公，而宣公徳之，于仲之死，使其子归父嗣卿而用事如故。及宣公死，而季文子始发前事，治之以杀嫡之罪，乃逐东门氏，乘归父使晋，而拒勿使返，归父奔齐。然犹不能絶其后也，于是使归父之弟婴齐仍嗣襄仲后，而得守其祀。是婴齐之嗣，嗣襄仲，非嗣归父也。犹之臧武仲之去鲁，使其兄臧为为臧氏后，然嗣臧宣叔，非嗣臧武仲也。乃婴齐之死，夫子特书曰“仲婴齐卒”，而《公羊》疑之。夫“仲”襄仲也，公子遂之字也。几见襄仲之子可氏“仲”者？将古赐諡法所云“以王父之字为氏”者，谓何？是必婴齐之嗣归父，即以归父为其父，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而襄仲之嗣婴齐以续。归父即以婴齐为之孙，葢其为兄后者必不当更为父后，而于是夫子氏仲之故，与以王父之字为氏之説，庶几两全。然而以父为祖，以兄为父，是説一出，而歴两汉、魏晋、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并无一人焉起而正之，以致吴中习俗，弟呼兄为父，父呼子为孙，蔑絶天常，凟乱伦纪，公然见诸行事，勒为谱系，且着为主客，辨论相争于名人学士之前【见长洲汪氏集】其为祸烈，莫可纪极，而不知其説有大不然者。尝读《春秋》，至宣八年，经曰「仲遂卒于埀」，大惊曰：「襄仲已早氏为仲乎？」夫襄仲已氏仲，则不特婴齐当氏仲，即归父亦当氏仲也，此旧氏也，此非王父之字之所可例也。又既而读宣十八年传曰「遂逐东门氏，归父奔齐」，又惊曰：「归父已氏东门乎？」夫归父已氏东门，则不待婴齐氏父氏，归父已氏父氏也，此传氏也，此更非王父之字
译王锡（字百朋，仁和人）问：“关于姓氏的区分，历来认为姓分为族，族分为氏，这是见于孔颖达《正义》的说法。唯独先生您说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姓分为氏，比如鲁国和郑国都是姬姓，这就是姓。而鲁国将桓公的儿子分为三桓，一支为仲孙，一支为叔孙，一支为季孙。郑国将穆公的儿子分为七穆，有的为罕氏，有的为驷氏，有的为国氏。这就是姓分为氏的情况。接着，鲁国又将三桓的后代分为子服氏、南宫氏、叔仲氏、公弥氏。郑国又将七穆的后代分为游氏、马师氏、子南氏、少正氏。这就是氏分为族的情况。那么从姓到氏，从氏到族，脉络清晰分明，不可颠倒。那些又说“姓分为族”的人，他们只是认为子服、南宫等总体上都属于桓族，马师、子南等总体上都属于穆族，因此就把族归到桓、穆名下，却不知道桓、穆是族的总称，而不是具体分支的族名。《左传》记载高阳氏有十六个族，高阳是一个氏，却分出了十六个族，这不是氏分为族吗？然而古代的氏和族区分并不严格。春秋时期无骇被赐予展氏，因为他是公子展的孙子，这是赐氏。而《左传》记载羽父为无骇请求赐族，难道氏就是族吗？又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中说：“赐氏以字，孟孙、叔孙是；赐氏以谥，戴、武、宣、穆是。”而朱熹论述氏法时，认为谥号是字的讹误，古代只有以祖父的字为氏，没有听说以谥号为氏的。他的说法怎么样？
氏与族原本没有区别，东门襄仲以“仲”为氏，以“东门”为族，而《春秋》称呼襄仲的儿子为东门氏，那么族也可以称为氏。晋国叔向说：“肹的宗族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叔向以“叔”为族，以“羊舌”为氏，现在把羊舌也归入族中，那么氏也可以称为族。所以古代说以祖父的字为氏，也有称祖父的字为族的。况且王符论述氏法，有赐氏以居地、赐氏以官职的例子，却不知道赐族也是如此。柳下惠原本氏展，因为居住在柳下而成为柳下族，那么族也可以以居地命名。桓魋原本氏向，因为担任司马官职而成为司马族，那么族也可以以官职命名。所以赐氏以谥号，不仅仅像王符所说的“戴、武、宣、穆”，以及孔氏《正义》所说的“卫齐恶、宋戴恶”之类，而是朱熹偶然没有记住，就认为没有这种情况。大凡讨论学问，最忌讳知道一方面就排斥另一方面。朱熹只知道以字为氏，却不知道原本就有以谥号为氏的；而且只知道以祖父的字为氏，却不知道还有以自己的字为氏、以父亲的字为氏的情况。这不仅是朱熹所不知道的，即使是《公羊传》注释《春秋》，也不了解这种情况，只明白“祖父的字为氏”这一句话，导致严重错误，致使后人互相纠驳争论不休，不仅仅是议礼像聚讼一样。我先前已经在《春秋》中保存了这种说法，可惜论述得不够明白，现在试着说说。《春秋》中公子遂所称的“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遂是他的名，仲是他的字，襄是他的谥号，东门是他的居地。襄仲杀嫡子而立宣公，宣公感激他，在仲死后，让他的儿子归父继承卿位并像往常一样掌权。等到宣公死后，季文子才揭发前事，以杀嫡子的罪名惩治他，于是驱逐东门氏，趁归父出使晋国时，拒绝让他返回，归父逃奔齐国。然而还是不能断绝他的后代，于是让归父的弟弟婴齐仍然继承襄仲的后代，得以守护祭祀。这是婴齐继承襄仲，而不是继承归父。就像臧武仲离开鲁国，让他的哥哥臧为继承臧氏后代，这是继承臧宣叔，而不是继承臧武仲。等到婴齐死后，孔子特意记载说“仲婴齐卒”，而《公羊传》对此表示疑惑。“仲”是襄仲，公子遂的字。哪里见过襄仲的儿子可以氏“仲”的呢？那么古代赐谥法所说的“以祖父的字为氏”，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定是婴齐继承了归父，就把归父当作父亲，所谓“为别人后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而襄仲的后代由婴齐来延续。归父就把婴齐当作孙子，大概因为作为兄长的后代就不应当再作为父亲的后代，于是孔子氏仲的缘故，与以祖父的字为氏的说法，差不多两者都保全了。然而把父亲当作祖父，把兄长当作父亲，这种说法一旦提出，历经两汉、魏晋、唐、宋、元、明，直到今天，并没有一个人起来纠正它，以致吴中习俗，弟弟称呼兄长为父亲，父亲称呼儿子为孙子，灭绝天常，扰乱伦理，公然体现在行为上，刻入谱系，并且著为主客，在名人学士面前辩论相争（见长洲汪氏集），其祸害猛烈，不可计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很大不对的地方。曾经读《春秋》，读到宣公八年，经文说“仲遂卒于垂”，大吃一惊说：“襄仲已经早氏为仲了吗？”襄仲已经氏仲，那么不仅婴齐应当氏仲，即使归父也应当氏仲，这是旧氏，这不是祖父的字所能类推的。又接着读宣公十八年传文说“遂逐东门氏，归父奔齐”，又大吃一惊说：“归父已经氏东门了吗？”归父已经氏东门，那么不等婴齐氏父氏，归父已经氏父氏了，这是传氏，这更不是祖父的字
之所可例也。于是取全经而通观之，始恍然曰：「礼固有以已之字为氏者，而世不知也。」僖十八年经不书「公子季友卒」乎？夫公子友之冠以季，犹之公子遂之冠以仲也，此已氏也。宣十八年不又曰「公弟叔肸卒」乎？肸字叔而氏叔，犹之友字季而氏季，遂字仲而氏仲也，此又已氏也。礼又有以父之字为氏者，而世又不知也。僖四年「叔孙戴伯帅师侵陈」，夫戴伯者叔牙之子也，叔牙之子焉得以叔牙之字为氏而称叔孙？乃竟称叔孙，则父氏也。哀二十五年「卫出公辄夺南氏之邑」，夫南氏邑者，公孙弥牟之邑也，其称南氏，则以弥牟之父公子郢之字子南也。然而子南父字也，子何得氏南？乃氏南，则又父氏也。是以郑子展之氏罕也，曰「罕氏掌国政」，则以子展者，子罕子也，父氏也。子晳称驷氏，曰「以驷氏之甲攻良霄」，则以子晳为子驷子也，父氏也。子产称国氏，曰「公孙侨即国侨」，则以子国为子产父也，父氏也。则是襄仲氏仲本以已之字为氏者，婴齐之氏仲，则因襄仲之氏仲而仍旧氏者，即不然，亦以其父字为氏，如前所云者。向使公羊注经，苟一观经文，仲遂之卒，则必不疑婴齐之氏仲。苟能通观诸经之以身赐氏、以父字赐氏，则亦必不墨守「王父之字为氏」一语，以贻祸后世。乃以穷理格物如朱氏，以发凡起例，推词比事如《春秋》诸家，而夫子《圣经》并不一观，然后知读书之果无人也。
译这是可以举例说明的。于是选取整部《春秋》经文来通览，这才恍然大悟地说：“礼制中本来就有用本人的字作为氏的情况，而世人却不知道。”僖公十八年，经文不就没有记载“公子季友去世”吗？公子友在名字前冠以“季”，就像公子遂在名字前冠以“仲”一样，这就是用本人的字作为氏。宣公十八年，不又记载了“公弟叔肸去世”吗？肸字叔而氏叔，就像友字季而氏季，遂字仲而氏仲一样，这又是用本人的字作为氏。礼制中还有用父亲的字作为氏的情况，而世人也不知道。僖公四年记载“叔孙戴伯率领军队侵犯陈国”，戴伯是叔牙的儿子，叔牙的儿子怎么能用叔牙的字作为氏而称为叔孙呢？竟然称为叔孙，这就是用父亲的氏。哀公二十五年记载“卫出公辄夺取南氏的封邑”，南氏的封邑，是公孙弥牟的封邑，称南氏，是因为弥牟的父亲公子郢的字是子南。然而子南是父亲的表字，儿子怎么能氏南呢？竟然氏南，这又是用父亲的氏。因此郑国的子展氏罕，说“罕氏掌管国家政事”，是因为子展是子罕的儿子，是用父亲的氏。子晳称驷氏，说“用驷氏的甲士攻打良霄”，是因为子晳是子驷的儿子，是用父亲的氏。子产称国氏，说“公孙侨就是国侨”，是因为子国是子产的父亲，是用父亲的氏。那么襄仲氏仲，本来就是用本人的字作为氏，婴齐氏仲，则是沿袭襄仲氏仲而保留旧氏；即使不是这样，也是用父亲的字作为氏，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假使公羊学派的注经者，只要看一看经文，仲遂去世，就必定不会怀疑婴齐氏仲。如果能通览经文中用自身赐氏、用父字赐氏的情况，也就必定不会死守“用祖父的字作为氏”这一句话，从而给后世带来祸患。竟然像朱熹这样穷究事理、考察事物的人，像《春秋》各家那样发明凡例、推究辞义、比较史事的人，对孔子的《圣经》都不曾阅览，这才知道读书的人果然没有啊。
然则公孙归父有子乎？何以不使其子后，而后婴齐何也？
善哉问也！夫婴齐未尝后归父也。当共仲在宣公朝，季氏失国政，而政在仲氏。归父、婴齐自当同时为大夫。仲氏死，而归父自为卿，即婴齐之卿，或在归父见逐之后，然必非以后归父为名者。故《左氏传》《防书》并无其文，而《公羊》独有之。殊不知归父自为卿，亦自有子。夫归父之子，即子家羁也。子家羁以大夫从昭公出亡，周旋于亡君八年之间。及其反也，季氏欲卿之，而羁乃遁去。此固春秋之贤大夫，故传称「子家懿伯」「子家子」，则嗣归父之后者，子家子也，非婴齐也。且其氏「子家」者，何也？正父氏也。归父曽字子家矣。归父以东门襄仲之子，称东门氏；子家羁以公孙子家之子，称子家氏。正两代皆氏父者，是以季孙行父逐归父曰「逐东门氏」；季孙意如欲使子家羁为卿，曰「子家氏未有后」。是归父氏，东门；子家氏，归父而谓婴齐不当氏襄仲，不可也。况季孙明曰「子家氏未有后」，则婴齐并不曾为归父后，而必待子家羁为卿而然后后之，《防书》甚明。是归父自有子，子家自有后，婴齐并不曽以归父为父，归父并不曽以婴齐为后，已有明文，乃俨然兄弟，而欲造一故事，使千载以来忽有一兄弟为父子之一节，此非圣经之祸，人伦之祸也。然则僖兄之嗣闵弟，当时宗有司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乆矣」，直称弟为父，称兄为子，此则如何？
此则天子、诸侯之礼，非大夫礼也。天子、诸侯凡诸父兄弟皆为之臣，称我为臣者，我即为之子。大夫不臣兄弟也。大夫兄之继大夫弟有之矣，臧为之继，臧武仲是也。为不父武仲，武仲未尝子为也，兄弟也。大夫弟之继大夫兄有之矣，孟惠叔之继孟文伯是也。惠叔代文伯为大夫，未尝嗣文伯为后也，兄弟也。天下之大伦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
锡又问：成八年，宋使公孙寿来纳币。杜氏注：「寿为荡意诸之父。」按：文八年经书「宋司城来奔」，左氏谓「司城者荡意诸也」，则是意诸在文八年已为卿矣。焉有其子先为卿？自文八年至成八年，歴三十六年，而其父始为卿者，此得非杜氏误与？
春秋诸公族世系原不可考，但宋郑公族于左氏防书极为详备，故有本传所未明而于他传见之者，如此事具载在文十六年传中，本自明白。传称宋公子鲍好施于国，而宋襄夫人以祖母而隂助之，以图簒。尔时为司城者公孙寿也。寿以公子荡之子而身为司城，惟恐以簒弑之，故将丧其族，乃使其子意诸代为之。其言曰：「吾若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者，身之贰也。子虽亡，族犹不亡。」因使子代已，而子死于难，则是意诸之先为卿者，实寿使为之也。其后宋文公以母弟须代意诸为司城，而寿遂不见经传。是必寿以文为不义，原不愿仕，而宋文亦必重疑寿而不予以官，故终文之世并不见寿。至宋共易世，而后以纳币见于此经，则寿亦贤矣。向非防书，则事之茫然无可稽者，岂止是耶？
又问成八年经书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传曰：“为赵庄姬谮也。”庄姬本赵盾子朔之妻，而盾弟赵婴通之。前五年，婴兄赵同、赵括恶婴之通庄姬也，而放婴于齐。庄姬憾焉，至是庄姬谮于晋景公，谓同、括将为乱，栾、却为证，因讨同、括而杀之。其子朔之子武，从庄姬畜于公宫，将以其田与祁奚，用韩厥言，遂立武而反其田。此左氏文也。若《史记·晋世家》又谓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讨弑灵公之贼，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者，成公姊也，匿公宫，生遗腹子武，将并杀之。有公孙杵臼者，匿孤儿山中。至十五年，晋景公疾，梦大厉被发为祟，则赵氏祖也，以问韩厥，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其不同如此，此则从《左传》与，抑亦从《史记》与？
左氏所记，晋防书也。史记，小説家文也。防书以经为主，不大乖舛，而小説家文，则春秋战国间人，多造为街谈巷语，稗官经裔，以述时事，因之有屠岸贾、
译那么，公孙归父有儿子吗？为什么不让他儿子继承他，而让婴齐继承呢？
问得好啊！婴齐并没有继承归父。当共仲在宣公朝时，季氏失去了国家政权，政权在仲氏手中。归父、婴齐当时自然同时担任大夫。仲氏死后，归父自己成为卿，这也就是婴齐成为卿的时候，或者是在归父被驱逐之后，但肯定不是以继承归父的名义。所以《左氏传》《防书》都没有记载，只有《公羊传》有记载。殊不知归父自己成为卿，也自然有儿子。归父的儿子，就是子家羁。子家羁以大夫身份跟随昭公出逃，在流亡的君主身边周旋了八年。等到昭公回国时，季氏想让他做卿，而子家羁却逃走了。这本来就是春秋时期的贤大夫，所以传中称他为“子家懿伯”“子家子”，那么继承归父后嗣的，是子家子，而不是婴齐。况且他的氏叫“子家”，为什么呢？正是以父亲为氏。归父曾经字子家。归父因为是东门襄仲的儿子，称东门氏；子家羁因为是公孙子家的儿子，称子家氏。正是两代都以父亲为氏，所以季孙行父驱逐归父时说“驱逐东门氏”；季孙意如想让子家羁做卿，说“子家氏没有后嗣”。这是说归父的氏是东门；子家的氏是归父，而说婴齐不应该以襄仲为氏，是不行的。何况季孙明明说“子家氏没有后嗣”，那么婴齐并没有做过归父的后嗣，而一定要等到子家羁做了卿才继承他，《防书》说得很清楚。这是说归父自有儿子，子家自有后嗣，婴齐并没有以归父为父，归父也没有以婴齐为后嗣，已有明文记载，却俨然像兄弟一样，想要编造一个故事，让千年来忽然出现兄弟变成父子的情节，这不是圣经的灾祸，就是人伦的灾祸了。那么僖公的哥哥继承闵公的弟弟，当时宗庙的官吏说“你虽然圣明，也不先于父亲进食，很久了”，直接称弟弟为父，称哥哥为子，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是天子、诸侯的礼制，不是大夫的礼制。天子、诸侯凡是伯父叔父兄弟都作为臣子，称我为臣的人，我就作为他的父亲。大夫不把兄弟当臣子。大夫哥哥继承大夫弟弟的情况是有的，臧氏继承臧氏，臧武仲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把武仲当父亲，武仲也没有把为当作儿子，因为是兄弟。大夫弟弟继承大夫哥哥的情况也是有的，孟惠叔继承孟文伯就是这样。惠叔代替文伯做大夫，并没有继承文伯的后嗣，因为是兄弟。天下的大伦有三：君臣、父子、兄弟。
锡又问：成公八年，宋国派公孙寿来送聘礼。杜氏注解说：“寿是荡意诸的父亲。”按：文公八年经书“宋司城来奔”，《左氏传》说“司城就是荡意诸”，那么意诸在文公八年已经是卿了。怎么会有儿子先做卿，父亲后做卿的情况？从文公八年到成公八年，经过三十六年，而他的父亲才做卿，这难道不是杜氏的错误吗？
春秋各国公族的世系原本难以考证，但宋、郑两国的公族在《左氏传》《防书》中极为详细完备，所以有本传没有说清楚而在其他传中见到的情况，像这件事就详细记载在文公十六年的传中，本来就很明白。传中说宋公子鲍在国内施舍恩惠，而宋襄夫人以祖母的身份暗中帮助他，企图篡位。当时担任司城的是公孙寿。寿因为是公子荡的儿子而身为司城，惟恐因为篡弑而灭族，于是让他的儿子意诸代替自己。他说：“我如果放弃官职，那么家族就没有庇护。儿子是身体的副手。儿子虽然死了，家族还是不会灭亡。”于是让儿子代替自己，而儿子死于难，那么意诸先做卿，实际上是寿让他做的。后来宋文公让同母弟须代替意诸做司城，而寿就不再见于经传。这一定是寿因为文公不义，原本不愿做官，而宋文公也一定重重怀疑寿而不给他官职，所以整个文公时期都不见寿。等到宋共公改朝换代，然后以送聘礼出现在这部经书中，那么寿也是贤人了。如果不是《防书》，那么事情茫然无法查考的，难道只有这一件吗？
又问成公八年经书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传中说：“是因为赵庄姬进谗言。”庄姬本来是赵盾儿子赵朔的妻子，而赵盾的弟弟赵婴与她私通。前五年，婴的哥哥赵同、赵括厌恶婴与庄姬私通，就把婴放逐到齐国。庄姬怀恨在心，到这时庄姬向晋景公进谗言，说同、括将要作乱，栾氏、郤氏作证，于是讨伐同、括并杀了他们。他们的儿子赵朔的儿子赵武，跟随庄姬养在公宫，将要拿他的田产给祁奚，用了韩厥的话，于是立赵武而归还他的田产。这是《左氏传》的文字。如果《史记·晋世家》又说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讨伐杀害灵公的贼人，攻打赵氏于下宫，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灭了他们的族。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藏在公宫，生下遗腹子赵武，将要一并杀了他。有公孙杵臼的人，把孤儿藏在山中。到十五年，晋景公生病，梦见大厉披发作祟，那是赵氏的祖先，拿这件事问韩厥，韩厥于是请求立赵武为赵氏后嗣。它们不同如此，这是遵从《左传》呢，还是也遵从《史记》呢？
《左氏传》所记载的，是晋国的史书。《史记》，是小说家的文字。史书以经书为主，不大违背错乱，而小说家的文字，则是春秋战国间的人，多编造街谈巷语，稗官经裔，来叙述时事，因此有屠岸贾、
公孙杵臼诸説。此在司马谈作史记时，并未之入，而迁始入之。葢以迁承父官，至太初元年，始受史记，至天汉三年，而即有李陵之祸，仓卒成书，故凡史记中其説多有矛盾处，则皆谈创而迁改之，非实录也。如此事则决当从古传，不当从史记，且决当从史记之诸侯年表，不当从史记之赵世家。予初亦极喜赵世家文，且极喜屠岸贾治弑灵公之贼，族灭赵氏，此可谓国法之最快者。无如其记事乖谬，并不可信。如云景三年攻下宫，则春秋夫子所记在成八年，是年为晋景公之一十七年，非三年也，一谬也。云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则前二年鞌之战，栾书代朔将下军，以朔死故也，至是已六年，而朔犹得与同、括并杀，二谬也。又云赵朔妻为成公姊，夫成公者，文公之子也，赵衰适妻为文公之女，岂有祖孙为僚婿者？况文公之卒己四十六年，岂有以幼孙而妻六十余嵗之从祖母者？三谬也。又云公孙杵臼匿孤儿一十五年，晋景公梦大厉为祟，然后立武为朔后，而复还武田，则尤不然。考夫子书，晋侯獳卒，即晋景公也，见于成十年之经，其距八年经文杀同括时裁二年耳，安得十五年后尚有晋景其人者？此四谬也。然而史记世家其谬如此，而其为诸侯年表即不然，其书景十七年杀同括，与左传同，是年即立武而复赵氏田，与左传同，又二年而晋景卒，与左传同，此旧史也，则谈为之也。若此世家之谬，则新史也，迁为之也。故曰史记矛盾，实谈创而迁改之，非妄语也。若夫迁之为此者，则战国文也。战国见赵兴而诵赵功徳因而誉盾、誉朔并誉武，非信史也。
译关于公孙杵臼的种种说法，在司马谈撰写《史记》时并未收录，而是由司马迁首次加入。大概因为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官职，直到太初元年才接手《史记》的编纂工作，到天汉三年便遭遇李陵之祸，仓促间完成著作，所以《史记》中凡是说法多有矛盾之处，都是司马谈初创而司马迁修改的结果，并非如实记录。像这件事就应当坚决遵从古代流传的说法，不应当遵从《史记》，而且应当坚决遵从《史记》中的《诸侯年表》，不应当遵从《史记》中的《赵世家》。我起初也非常喜欢《赵世家》的文字，并且非常赞赏屠岸贾惩治杀害晋灵公的凶手、灭掉赵氏全族的做法，这可以说是执行国法最痛快的事。无奈其记载违背常理，完全不可信。比如它说晋景公三年攻打下宫，而《春秋》中孔子所记载的在成公八年，这一年是晋景公十七年，而不是三年，这是第一个错误。又说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而在前两年的鞌之战中，栾书代替赵朔统领下军，就是因为赵朔已经死了，到这时已经过了六年，赵朔却还能与赵同、赵括一起被杀，这是第二个错误。又说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那么晋成公是晋文公的儿子，赵衰的正妻是晋文公的女儿，怎么会有祖孙成为连襟的情况呢？况且晋文公去世已经四十六年了，怎么会有年幼的孙子娶六十多岁的从祖母为妻的情况呢？这是第三个错误。又说公孙杵臼藏匿孤儿十五年，晋景公梦见大厉作祟，然后才立赵武为赵朔的后代，并归还赵氏的田地，这就更加不对了。考察孔子的记载，晋侯獳去世，就是晋景公，见于成公十年的经文，距离成公八年经文记载杀死赵同、赵括仅仅两年而已，怎么会有十五年后还有晋景公这个人呢？这是第四个错误。然而《史记·世家》的错误如此之多，而《诸侯年表》却不是这样，它记载景公十七年杀死赵同、赵括，与《左传》相同，这一年就立赵武并归还赵氏田地，与《左传》相同，又过了两年晋景公去世，与《左传》相同，这是旧史，是司马谈编写的。至于《世家》中的错误，则是新史，是司马迁编写的。所以说《史记》自相矛盾，确实是司马谈初创而司马迁修改所致，并非虚言。至于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采用了战国时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人看到赵国兴起，便歌颂赵国的功德，因而赞誉赵盾、赞誉赵朔，并赞誉赵武，这不是可信的史书。
又问：或谓《春秋》无道之事，至衞宣己极矣。初烝父妾夷姜，而生伋。既又为伋娶齐女，而自纳之，谓之宣姜。又既，则宣姜生二子，曰朔，曰寿。其名朔者，则搆伋而杀之。其名寿者，则又代伋争死，而杀于齐界。其无道之事，至于如此。然苟以年嵗计之，则不然。按宣之立，在隐四年，经书「卫人立晋」是也。其卒，在桓之十二年，经书「卫侯晋卒」是也。然则宣公在位祗十九年耳。计夷姜之烝，必在卫先公既卒之后，而伋之娶妻，亦必在宣公既立后十四五年之间。纵生寿与朔，才襁褓耳，焉能一则能搆伋而杀兄，一则能出疆而代兄以死？此皆必不得之数也。此诬罔也。
信如所言，则世道幸甚。予从来极恶闻此事，极以为罔，故于传春秋时就传略叙之，而弃置不道。学者能于此而辨其诬罔，岂不大快？无如其説非也。葢考年嵗，则必当考其实者，人第知衞宣之立在隐四年尔，而不知春秋以前其为衞桓之立之年，则固已乆也。卫庄立二十三年，而其子衞桓嗣立，桓入春秋则已一十三年矣。又三年而始被弑，及弑而衞宣以庄公之子，桓公之弟，卫人因而迎立之，则是庄公之死至此已一十六年。夷姜，庄公之妾也。向使宣有兽行，则夷姜之事当在庄公既死，桓公继立之年，果生子可成丁矣。及宣立而为子娶妻，又复生子，即此一十九年间长大争死，何事不可为？此固稽之年嵗而知其不足深辨者也。独是新台之事，既见之传，又见之诗，不幸有之，而惟夷姜一事则终疑其罔。庄公娶庄姜而无子，故又娶陈氏二妫，曰戴妫、厉妫。此名夷姜则必不在再娶之列，非庄姜之媵，即侄娣也。二妫系再娶，尚以亲姜故相继称贤，未有其同来之媵甘兽行者。且庄公死后，庄姜治宫政，惟礼是视，故州吁弑桓公后，戴妫归陈，庄姜犹送之作《燕燕》之诗，其宫中去就有礼如此。若夷姜事果有，则必当在桓公未弑以前，几见桓公宫中，庄姜、二妫具在，可容一嫪毐而不之觉者，此皆事理之必无者也。又况衞宣未立时颇有贤名，故夫子书“衞人立晋”，皆谓公子晋贤，故衞人迎立之，则其在桓公未弑以前，其伪为君子当何如者？向使早见兽行如此事，则不特卫人絶之，即讨贼如石碏，亦孰肻就邢迎之而公然称立贤也乎？尝考《史记·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曰夷姜。”是夷姜者，宣公之夫人也。其云“爱夫人”者，以非正夫人而爱之者也。又云：“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是子伋者，宣夫人之所生也。“曰以为太子”者，谓非正宣夫人之所生。而爱所生也，故曰非太子而为太子也。然则左氏所记罔矣。读书忌武断，然又忌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既有其二而执一，不可也。若谓史有一定，何以有时取《左传》，有时取《史记》？曰：不执一也。
经问卷四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胡绍安【平湖人，康熙庚辰科进士】问：《春秋》记孔子生日，与他书不同。明儒宋景濂作辨云：《公羊传》云：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氏》之説，其年与日同于《公羊》，而谓冬十月孔子生，则其月与《公羊》实差一月。
春秋鲁史但记孔子卒，未尝记孔子生也。孔子之生，仅见于《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传》文，然与《史世家》《列传》及《家语》诸书，凡所记孔子出处，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谓此无可考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则实与《春秋》经文大相剌谬。经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经以十月朔为庚辰，则自庚辰至庚寅十日，庚寅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祗二十日耳。经以庚辰为十月朔日，而传乃以庚子为十一月，是一月祗二十日，大不通矣。《公羊》善悖经，予作《春秋传》，歴歴辟之。而后儒亦不善读《春秋》，自汉、宋至今，并无能实指其非。甚至洪兴祖、冯去疾辈，必推算长歴以验其得失，一
译又问：有人说，《春秋》所载的无道之事，到了卫宣公那里已经登峰造极了。起初，他烝淫父亲的小妾夷姜，生下了伋。后来，他又为伋娶了齐国女子，自己却纳之为妾，称为宣姜。不久之后，宣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朔，一个叫寿。名叫朔的，就构陷伋而杀死了他；名叫寿的，又代替伋争死，被杀在齐国的边境。他的无道之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如果按照年岁来计算，就不是这样了。查考卫宣公即位，是在鲁隐公四年，经文中记载“卫人立晋”就是证明。他去世，是在鲁桓公十二年，经文中记载“卫侯晋卒”就是证明。那么卫宣公在位仅仅十九年罢了。推想夷姜被烝淫，一定是在卫先公去世之后，而伋娶妻，也一定是在卫宣公即位后十四五年之间。即使生了寿和朔，也不过是襁褓中的婴儿，怎么能够一个能构陷伋而杀兄，一个能出奔国境而代兄去死？这些都是必然不可能的情况。这是诬蔑不实之辞。
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那么世道就太幸运了。我向来极其厌恶听到这件事，极其认为这是诬罔，所以在传述《春秋》时就简略叙述，而弃置不道。学者如果能在此辨别其诬罔，岂不大大痛快？无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抵考订年岁，就必须考订其实情，人们只知道卫宣公即位在鲁隐公四年，却不知道在《春秋》之前，卫桓公即位的年份，本来就已经很久了。卫庄公在位二十三年，他的儿子卫桓公继位，桓公进入《春秋》记载时已经十三年了。又过了三年才被弑杀，等到被弑杀时，卫宣公作为庄公的儿子、桓公的弟弟，被卫国人迎接立为国君，那么从庄公去世到这里已经十六年了。夷姜是庄公的小妾。假如卫宣公有兽行，那么夷姜之事应当发生在庄公死后、桓公继位的那年，果真生了儿子也可以长大成人了。等到卫宣公即位并为儿子娶妻，又再次生子，就在这十九年间长大并争死，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本来是通过考订年岁就知道不值得深入辩驳的。唯独新台之事，既见于传，又见于诗，不幸确实有此事，但只有夷姜一事终究怀疑是诬罔。庄公娶庄姜而没有儿子，所以又娶了陈国的两个妫氏，叫戴妫、厉妫。这个名叫夷姜的必定不在再娶之列，不是庄姜的媵妾，就是侄娣。两个妫氏因为是再娶，尚且因为亲近庄姜的缘故相继被称为贤德，没有她们同来的媵妾甘愿做出兽行的。况且庄公死后，庄姜治理宫政，只以礼法为准绳，所以州吁弑杀桓公后，戴妫回到陈国，庄姜还送她并作了《燕燕》之诗，其宫中人员去留如此合乎礼法。如果夷姜之事果真存在，那么必定应当在桓公未被弑杀以前，怎见得桓公宫中，庄姜、两个妫氏都在，能容纳一个嫪毐而不被发现呢？这些都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又何况卫宣公未即位时颇有贤名，所以孔子书写“卫人立晋”，都说公子晋贤德，所以卫国人迎接立他为君，那么他在桓公未被弑杀以前，其伪装君子应当是怎样的呢？假如早就见到如此兽行，那么不仅卫国人会断绝他，即使像石碏那样讨伐贼臣的人，谁肯去邢国迎接他并公然称立贤君呢？曾经考订《史记·卫世家》说：“起初，宣公爱夫人叫夷姜。”这是说夷姜是宣公的夫人。所谓“爱夫人”，是因为她不是正夫人而被爱幸。又说：“夷姜生儿子伋，立为太子。”这是说儿子伋是宣公夫人所生。“说立为太子”，是说不是正宣夫人所生，而是爱幸所生，所以说不是太子而成为太子。那么左氏所记载的就是诬罔了。读书忌讳武断，但又忌讳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既然有了其二却固执其一，是不可以的。如果说史实一定，为什么有时取《左传》，有时取《史记》？回答说：不固执一端罢了。
经问卷四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胡绍安【平湖人，康熙庚辰科进士】问：《春秋》记载孔子生日，与其他书籍不同。明代儒者宋景濂作辨析说：《公羊传》说：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日，孔子出生；《谷梁传》的说法，年份和日子与《公羊传》相同，但说冬十月孔子出生，那么月份与《公羊传》实际相差一个月。
《春秋》鲁史只记载孔子去世，未曾记载孔子出生。孔子的出生，仅见于《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文中，然而与《史记世家》《列传》及《家语》等书，凡是所记载孔子出处，都不相符。所以宋代王伯厚直接说这无可考证。现在只就《公羊传》所说的来校勘，则确实与《春秋》经文大相违背。经文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经文以十月朔日为庚辰，那么从庚辰到庚寅十天，庚寅到庚子又十天，这两个庚日相距仅仅二十天罢了。经文以庚辰为十月朔日，而传文却以庚子为十一月，是一个月只有二十天，大不通了。《公羊传》善于违背经文，我作《春秋传》，一一驳斥它。而后代儒者也不善读《春秋》，自汉、宋至今，并没有能实指其错误的人。甚至洪兴祖、冯去疾等人，必定推算长历以验证其得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