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十二

译“微子弟”是指微子的弟弟；文中说“舍弃孙子立衍”，是指微子的儿子死了，不立孙子腯，而立弟弟微仲。自从郑玄注《礼记》，说微子的嫡子死了，立其弟衍，于是有人怀疑衍是庶子，是嫡子的弟弟，这终究是误解。考察殷代传嗣的法度，先传及，而后传世；“及”是指兄终弟及，如微子传弟衍就是这样。“世”是指父子相继，说的是传弟之后，弟弟就传自己的儿子，而不传兄长的儿子、孙子，如微仲传自己的儿子稽，而不传微子的孙子腯就是这样。这是殷代的法度；等到微仲传子宋公稽之后，才开始不称微而称宋，开始遵循周代的法度，必须传世的尽头，然后才传及。然而进入春秋以后，还有宋宣公传弟，宋穆公不守成法，又传给兄长的儿子，以致造成大乱，这已经是往事了。所以微子传微仲，称为传及；如果微仲是微子的儿子，那么微子就是舍弃嫡子立庶子，既不符合殷代法度，也不符合周代法度，在礼法上有什么可取的呢？况且微子的儿子，不能称“微伯”与“微仲”。微是王畿内的国名，纣王用来封他的兄长，后来武王伐纣，仍让他居住在微地，所以仲以微国君弟的身份，称为“微仲”，就像季朼以吴国君弟的身份称“吴季”一样。如果微仲是微子的儿子，那么长子应称世子，次子应称公子。虽然蔡叔的儿子也称“蔡仲”，但那是因为他仍被封在蔡地，所以仍以蔡为名。微子的儿子未曾再被封于微地。即使周初立国，还有沿袭殷代遗法传弟的，鲁伯禽的儿子考公传弟炀公就是这样。然而没有鲁公的儿子称“鲁伯”“鲁仲”的，这必定是看到了《卫世家》中康叔的儿子名叫“康伯”，认为国号可以袭称，于是作《系本》《世记》及《古史考》等书的人，就伪造了这个名字。他们不知道康叔国号“康伯”中的“康伯”，是谥号。况且孟子称“微子”“微仲”与“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人同时并称，且称为贤人，又说“相互辅佐”，又说“很久之后才失国”，那么他们直接就是商辛的老臣，哪里会是微子的儿子呢？

译王锡问：曾子问中提到的“摄主不绥”，郑玄认为“绥祭”就是《周礼》中的“堕祭”，意思是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取食物蘸取肉酱，在豆（盛肉酱的器皿）之间进行祭祀，就像《论语》中“〇祭之祭”那样。但在《周礼》中没有“堕”字，只有“守祧”有“藏隋”，“小祝”有“赞隋”，这指的是在豆间进行的祭祀。这一定是把“隋”误写成了“堕”，然而“这是食祭的名称”。至于《郊特牲》中有“在室内诏告祝祷，让尸坐在堂上”的话，郑玄的注忽然说“进入室内以诏告神灵，又出来在神位前进行堕祭”，这就不是祭祀神灵享用食物，反而成了祭祀神位了。况且又说“主人亲自制作肝祭”，难道把肝在郁鬯（香酒）中清洗并焚烧后，又用来祭祀神位吗？

这个名称叫作“挼祭”，《仪礼·特牲》中所说的“祝命尸挼祭”就是指这个，将食物蘸取醋、肉酱、腌菜和盐后祭祀，在豆间又叫做“擩祭”，也就是《周礼》九祭之一，以蘸取食物作为祭祀。它又叫做“绥”，如《曾子问》中“不绥不旅”那样，是因为字形相近；又叫做“隋”，如《周官》中的“赞隋”、“藏隋”，是因为字音相近。如果郑玄写作“堕”，那是从“隋”字变形并改变读音，总之都是指这种祭祀，并没有错误。只是《郊特牲》中“诏祝于室，坐尸于堂”，并没有焚烧萧艾、清洗鬯酒、制作肝祭、堕祭这些环节，而郑玄凭主观臆断加以制定，好像这些是《大传》中固有的内容，并接连不断地引用，所以唐代儒者也认为这一定是掺杂了汉代的制礼并加以推广立论，难道真是这样吗？只是详细考察其主旨，仍然是挼祭，而诏告神位蘸取食物如同侍奉活人一样，当时尸和神位从堂上出来，尸的席位在门西，面朝南，神位的席位在室西南角，面朝东，先取牲的脂膏在炉炭上燎烤，清洗肝于郁鬯并焚烧它，既然已经在室内诏告了，又出来分减肝脂并堕落在神位前，然而还亲自制作肝祭使其完整而不分离，以此来显示堕祭的用途，这大概是为主神位堕祭而设立的。尸应当挼取食物，主神位也进行堕祭，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以此来彰显孝道，不然焚烧剩下的肝有什么值得敬重，而用这个来祭祀神位就错了。凡是食祭必定使用肝肺，看《士虞礼》、《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都以肺肝作为挼祭，可以验证。

沈昌祚问：“《曲礼》说‘毋勦説，毋雷同’。‘勦説’者，是抄袭袭用别人的说法。这样的话，那就和‘雷同’一样了。”

“勦”是截断，不是抄袭袭用。《尚书》中“天用〇絶其命”，只有“絶”和“袭”同音，所以讹误将“絶”写成了“袭”。这个“勦”字就是“抄”字。《左传》中崔庆之盟，盟书还没读完，晏子就抄夺其说代为回答，改变了言辞。意思是盟书还没读完，晏子就截断别人的说法代为回答，以改易其言辞。这正是“勦説”的解释。别人正要说，而我截断他的话而自为说法，以代为说完。这与兵家的截断、抄略相同。所以说“抄”、说“勦”，都与“雷同”正相反。一个是夺人之说，一个是附和人之说。而郑康成的注反而说‘取他人的说法作为自己的说法’，那就又是“雷同”了。古代没有“勦袭”这个词，即使有，也像《羊祐传》中“不为掩袭之袭”，也是指抄取言辞，不是蹈袭的意思。

又问：“吃饭用筷子，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曲礼》说‘毋放饭’，意思是用手从器皿中取饭，如果黏在手指上，不得再放回器皿中，那么周代时还是用手取食了。史书记载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说：吃饭本来就有筷子。看《礼记》说：“吃黍饭不要用筷子”，那就不是吃黍饭要用筷子了。又说：“羹中有菜的用挟，没有菜的不使用挟”，那么“挟”就是筷子了。所以郑玄注说：“现在筷子名叫挟提”，可见“挟”与“箸”古代都有，只是用与不用的区别。古代礼仪中吃饭不用筷子，只用手。然而又有不同的说法：合乎礼仪的吃饭不同器皿而用手，“毋放饭”就是如此；不合礼仪的吃饭则同器皿也用手，“共饭不泽手”就是如此。所以古代有尊敬而用手的情况，《仪礼》特牲中祝命尸挼祭就是如此，用手挼取食物放在豆间的地面上，这是尊敬而用手。有以防备而用手的情况，《小雅》中“攘其左右，尝其旨否”，意思是攘开左右手来品尝食物是否美味，如同后世左手持杯，右手持蟹螯之类，这就是防备而用手。这虽然是以意推测，没有确凿依据，但大概可以看出端倪。

问：《春秋》中有“鸜鹆来巢”，旧说都认为是夷狄的鸟来中国筑巢，所以记录为异象。现在考察它就是鸲鹆，那有什么异象呢？难道鲁国没有鸲鹆吗？

回答说：鸜鹆就是鸲鹆，一名鸤鸠，在鲁国也有。所异的，是来筑巢罢了。《召南》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意思是鸠鸟性拙，不能筑巢，常常强占鹊巢而居住，那么它不是筑巢而居的鸟可知。现在公然来筑巢，就奇异了。所以越地也有鸲鹆，俗名□□，儿童常说□□□□在墙上做窝，是真的穴居，不是巢居的鸟。自从《公羊传》、《谷梁传》不辨名物，妄言夷狄的鸟不入中国，而且又听信传闻：“不是巢居的鸟”，又说“应当穴居却筑巢”。而汉代《公羊传》、《谷梁传》早已出现，学习《春秋》的人都尊崇它们，所以刘歆说：“这是羽禽的妖孽”，而班固《五行志》也说：“夷狄穴藏的鸟来到中国，是昭公出奔的征兆。”而注书如颜师古等人，虽然怀疑不是夷狄的鸟，却又翻案辩驳它不穴居，这就两失其旨了。如果《考工记》说：“鸜鹆不逾济”，这真是战国人的书，当时传闻《春秋》有此文，而不考察其实，必定认为鲁国没有这种鸟，而鲁地有济水，就以此

译“不逾济”这句话。我不知道所谓“不逾济”是指什么，是说从北方来跨越济水，还是从南方来跨越济水？如果认为是从北方来的，那么南方《岁时记》中记载五月饲养八哥，教它说话，八哥并不是北方的鸟。如果认为是从南方来的，那么《召南》中“斑鸠栖息在那里”，《曹风》中“布谷鸟在桑树上”，也并非全都属于南方。况且济水地处齐、鲁之间，只区分东西而不区分南北，《春秋》中称“济东”“济西”就是证明。鲁国在济水的东西两侧都有田地城邑，怎么能跨越它呢？

译姜兆骅【康熙丙子科举人，防稽人】问：《论语》“齐景公待孔子”一章，有“吾老矣，不能用也”一句，这个“老”字，以前的儒者没有解释过。淮安阎氏认为，孔子在齐国，应当是齐景公三十三年，距离景公在辛亥年去世，还相差二十五年，怎么就自称老了呢？一定是他那年六十岁，按照礼制，六十岁称为老，所以这样说。他的说法怎么样？

回答说：孔子在齐国，不知道是哪一年。根据《齐世家》，齐景公三十一年，鲁昭公逃到齐国，而《孔子世家》说昭公逃到齐国后鲁国发生动乱，孔子才到齐国，并没有确定是景公三十三年。况且景公三十三年，就是鲁昭公二十七年，距离景公去世，应当从昭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跨越五年，再加上定公十七年至哀公五年，然后《春秋》记载齐侯杵臼去世，这样相差二十七年，不是二十五年。本想考证他的年龄，但计算年份不准确，这就罢了。却又说：这一年应当是六十岁。至于景公去世时，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如果以六十岁加上二十七年，那就已经八十七岁了。以八十七岁的君主，还没有确定继承人，导致公子们争夺王位，这已经不合情理。况且当时群臣劝谏的只说：“您的年纪大了”，又说：“景公老了，讨厌谈论继承人的事”，并没有说昏聩。而且当时所立的是晏孺子，如果景公九十岁还有年幼的儿子，左氏一定会专门记载作为特殊的事情。

然而六十岁并非没有依据。阎氏说：景公是鲁国叔孙氏所生，应当在叔孙宣伯逃到齐国时，把女儿嫁给齐灵公，生了景公。实在是在成公十七八年至襄公二十五年，而景公即位，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计算即位后三十三年，正好是六十岁。他说“我老了”，这真的有依据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叔孙宣伯在成公十六年逃到齐国，当时并没有把女儿嫁给齐灵公。到襄公二十五年，立景公时，传文说叔孙氏又送女儿给灵公而受宠幸，才生了景公，那么他返回鲁国的时间实在不知道是哪一年，他送女儿给灵公也不知道是哪月哪日。那时成公正对穆姜发怒，又还没死，季文子、孟献子都在朝中掌权，而全国的人共同盟誓警戒以驱逐他。到臧武仲逃到邾国时，还能引用他的话来表明警戒，而说十六年逃到齐国就能立即返回鲁国，这是梦话。况且年份必须有定数，他所说的十六七年，是十六年呢？还是十七年呢？十六年则景公即位时应当是二十七岁，十七年则他即位时应当是二十八岁。天下没有两歧其数来记录年龄的，像这样，那么六十岁就不是六十岁了【一说杜注叔孙还是齐国的群公子名，那么齐国没有叔孙氏，大错】。

那么“我老了”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说：何晏《论语》注说：“因为圣道难以成就，所以说老了不能用。”这暗中契合了晏平仲当年不尽之意，累世没有探究的话，而发出这样的言论，不必实指年龄。《曲礼》常说不称老，不必某岁才开始不称老。杜诗《短歌行》：“眼中之人，吾老矣。”也不知道杜甫那年是多少岁。

陈佑【字士曽，秀水人】问：孔子担任司寇，经典中没有明文。即使《春秋》定公十年夹谷之会，也只有“孔子相”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官职。只有《史记·世家》有“由司空升为大司寇”，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孔子代理相事”。十四年又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相事”，都没有依据。而近作《孔子年谱》的人，从定公十年到十四年，都说担任司空，并非司寇，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见于《孟子》。只有由司空升为司寇，则杂见于《家语》，而《史记》世家沿袭它，但只在定公十年。史迁作世家，仓促不检点，只见《家语》相鲁篇有由司空升为大司寇的话，而在始诛篇又有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相事的话，误认为是两个时间，于是于定公十年说担任司寇，定公十四年又说担任司寇，以致胡安国作《春秋传》，说定公十二年孔子堕毁三都未能成功，因为十年担任司寇时未到大用，权力不足，所以不能堕毁，必须到十四年大用后道才开始可行，而不知道《史记》的错误，两次担任司寇，再次担任司空。甚至昭公七年，夫子担任委吏时，就有由是担任司空的话，这是谬误的文字，不是实录。如果近世年谱说十四年以前只担任司空，那么《左传》在定公十二年夫子命令申句须讨伐费人时，杜氏就说担任司寇了，这些都是盲人瞎马，无足道者。只是《春秋传》文并不提及夫子官职，不仅没有司寇字，即使代理相事也没有。考察商制，三公称相，如仲虺为成汤相，傅説爰立作相，而周朝没有这个名称，虽然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也间称相，但最终不是官称。况且季氏历代担任相数世，夫子以异姓卿士得以代替孟孙担任司空、司寇，已属异数，何况敢代替季氏执政而代理其相事？果真如此，那么齐人赠送女乐，夫子直接挥手赶走就是了，季氏怎么能接受

译呢？查考《春秋传》记载夹谷会盟之事，孔丘担任“相”，这里所说的“相”，就是接待宾客的傧相。《周礼》中说接待宾客称为“傧”，指导礼仪称为“相”，凡是盟誓、筑坛、立坫等场合，必定有一位指导礼仪的官员，而孔子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这就像齐侯访问晋国时，晋国的士匄担任傧相，子产担任郑伯的傧相陪同郑伯访问晋国；又如鲁昭公访问楚国时，孟僖子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傧相之礼，这些都是同一官职称谓。文中说孔子是“摄”任此职，或许是因为当时认为孔子身为司寇，不宜担任傧相，就像祝佗以担任太祝为由，认为不应担任卫君的傧相而推辞一样，属于同一类情况。而后人没有明察，就怀疑这是宰相代理职务。况且“相”是商代的官职，“宰相”是秦代的官职，周代并没有这个官称，而且孔子又怎么可能立刻达到这个职位呢？

译然而司空、司寇都是卿的官名，鲁国的三卿则由三家共同担任，这与夫子有什么关系呢？这难道是三家之外，夫子另外担任一卿吗？还是说就在这三卿之中，夫子代替其中一卿呢？况且三卿的名号只有司徒、司马、司空，如果增加司寇一名，那就变成六卿了。诸侯国怎么会有六卿呢？再说司寇是卿的官名，近来淮南阎氏认为孔子最初被任命为大夫而不是卿，不知依据是什么？又说诸侯国没有大小卿之分，鲁国怎么会有大司寇呢？那么，夫子担任司寇或许有，但称为“大”就不对了，怎么样？

鲁国三卿，季氏担任司徒，叔孙氏担任司马，孟孙氏担任司空。这是《左传》的记载，无可怀疑。只是夫子由司空升任司寇，那么或者是代替孟孙氏担任，或者是另外设置一个官职，都无法考证。只有《礼注》崔氏解释礼制说：“三卿，是周代的制度，凡是设立司徒就兼任冢宰的职务，设立司马就兼任宗伯的职务，设立司空就兼任司寇的职务。”这似乎表明冢宰、宗伯、司寇都是司徒、司马、司空的兼任职务，不必另外设置。孟孙氏既然已经担任司寇，就不应当再有司空；夫子既然担任司空，就不应当又晋升为司寇。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根据《春秋传》，臧孙纥担任司寇，夏父弗忌担任宗伯，都不是孟孙氏、叔孙氏的兼任职务。况且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求杀掉桓公以求取太宰之位，当时羽父已经掌握兵权，担任司马，却还谋求太宰之位，而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那么太宰不是兼任职务，也不是司徒的兼任职务，也可以知道了。我曾读《大传》，说天子的三公都由六卿担任，而分为三等：一是冢宰司徒，二是宗伯司马，三是司寇司空。而在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中地位较低者作为名称，所以称为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而其余的不是这样。世人只知道三公是三个官职，却不知道六官都是公。由此推论，那么诸侯国的三卿必定仿效这种制度，虽然六卿都具备，但只以三个官职为名。或者设立冢宰时空缺司徒，设立司寇时空缺司空，都无法确定。因此六卿虽然具备，但仍然不妨碍称为三卿。天子的公与诸侯的卿，其制度是一样的。如果说孔子只是最初被任命为大夫而不是卿，那么六官都是卿的名号。六官在朝廷称为官，卿在乡里称为乡卿，如果在军队中就称为军卿。卿可以称为大夫，大夫不能称为卿。或许大国的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中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鲁国属于次国，而夫子又是异姓之卿，不一定由天子任命，而由鲁君任命，这是可能的。然而鲁君所任命，历有明确证据。《韩诗外传》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任命辞令说：‘宗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任命你为司寇。’”这是任命卿的辞令，不是任命大夫的辞令。至于说诸侯国没有大小卿之分，鲁国只有司寇，不应当有大司寇，这又不对。《王制》说：“诸侯国三卿都有下大夫五人。”所说的下大夫，就是小卿。所说的五人，那么《公羊传》说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马只有一人，总共五人。以此作为舍中军的解释，或许不可信。但说是小卿，则说法相同。所以崔氏《礼注》说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只有司马以下只有小司马一人。共五人，既然有小，就有大。小的是大夫，那么大的就是卿了。夫子担任司空，或许是小卿，所以他晋升为司寇就加上“大”字来区别。这正是由大夫晋升为卿的明证。如果说夫子自称跟随在大夫之后，那么季氏何尝不是鲁国的大夫呢？

王防【字景修，衢州人】问：“孔子到周朝，向老子问礼，实在不知道在哪一年？现在看阎氏《四书释地续》说：‘孔子《世家》记载到周朝的事，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是年三十庄子》说：‘孔子五十一岁，南见老聃，这是定公九年。’《水经注》说孔子十七岁，到周朝，这是昭公七年。’索隐说：‘孟僖子去世，南宫敬叔开始侍奉孔子，向鲁君进言而到周朝，这是昭公二十四年。’这四种说法，应该听从哪一种？我说：‘大概是昭公二十四年吧？因为曾子问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及堩协助葬礼，那天发生了日食。’只有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恰好进入食限，这就是跟随老聃问礼的时候。如果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都没有日食，昭公七年日食也恰好进入食限，但敬叔还没有跟随孔子游学，怎么到周朝去呢？大概我已经通晓历法，而后才做出这个定论。”他的说法怎么样？冒昧请教。

孔子到周朝向老子问礼。见于《家语》《史记》《礼记》等书，本是实事，但只要有这件事就行了，不必追问哪一年。过去见到近儒多辑录孔子年谱，长久厌恶其穿凿附会，现在这更是穿凿且错误了。《史记》世家不曾说孔子到周朝在昭公二十年。世家说孔子十七岁，孟僖子病重将死，让他的儿子懿子、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这一年季武子去世，是昭公七年，但未曾说这一年去周朝问礼。凡

译后世称孔子十七岁时问礼，以及驳斥《史记》中关于十七岁问礼的说法，都是误读《史记》的人。然而《史记》又说，不久孔子离开鲁国，在齐国被排斥，在宋国、卫国被驱逐，在陈国、蔡国受困，于是返回鲁国，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求让孔子前往周朝，鲁君给了一辆车两匹马，一同前往周朝向老子问礼。那么这距离孔子十七岁、孟僖子患病时，相隔多少年实在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又说鲁昭公二十年时孔子三十五岁，这是记载孔子从周朝返回后齐鲁交战的那一年，并非记载孔子前往周朝的那一年。而阎若璩说《史记》记载昭公二十年前往周朝，这就已经误读《史记》了。至于说《庄子》记载孔子五十一岁南见老聃，是定公九年，这也是错误的。根据《公羊传》，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而《史记》写成二十二年，《史记》沿袭《公羊传》而将一误作二，那么应当是定公八年，不是九年。郦道元《水经注》写成十七岁，这正是误读《史记》；而司马贞《索隐》又引用《孔子家语》中孔子见老聃有“甚矣道之难行”的话，说这不是十七岁的人能说出来的，以此驳斥《史记》。这些都是不善读书而诬陷他人的人。然而《史记》也误读了《左传》。根据《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跟随鲁君到楚国，因不能主持礼仪而讲习学习。等到他将要死的时候，召集大夫说：“礼，是人的主干，没有礼就无法立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我如果得以善终，一定要嘱托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拜他为师，让他侍奉他并学习礼仪。”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师礼侍奉仲尼等等。那么所说的“病不能相礼”，是指担心不能主持礼仪，而不是指生病。所说的“及其将死”，是指他后来将要死的时候，不是指这一年生病就是这一年死。所以《索隐》又驳斥说，病不是生病的意思。孟僖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去世，不在这年。这只不过解释孟僖子的死以及让他的儿子学习礼仪在二十四年，又何曾说过二十四年前往周朝问礼，而阎若璩又不善读书，不仅误读《史记》，并且误读《史记》注，说二十四年前往周朝问礼，凿凿有据，为什么呢？《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跟随老聃协助葬礼以及在途中见到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恰好记载日食，且恰好进入食限，那么断定在这年，这是定论，这不是精通历法的人一定无法解释，而不知道《春秋》经文有前文，前文明确说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去世，然后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那么就是孟僖子在二十四年二月去世，距离五月日食才三个月，不论敬叔是否从事，夫子在僖子将死时所命，此时断然来不及从事，即使从事已久，而大夫三个月后下葬，正当此卒哭祔庙之际，出庐中门尚且没有日子，却得以用一车两马跟随他的老师前往周朝问礼，这不仅是误读诸书，并且误读《礼记》《春秋》而以为定论，我不允许，况且《春秋》日食共有三十六次，而昭公年间共有七次日食，不一定在二十四年，而且所记日食只是说日食罢了，并没有分数，无所谓入限不入限，而且及堩是指在途中，如丧礼不免于途中，堩就是道，不是〇限。

译何垣（康熙癸酉科举人，萧山人）问：“娶妻一定要告祭宗庙，这在《春秋》中有记载，比如楚公子娶郑女，郑公子娶陈女，其礼仪非常严格。然而《仪礼》中并没有告庙的文字，以至于班固撰写《白虎通义》时，也说‘娶妻不告庙’，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已在《昏礼辨正》卷中说过，请略加阐述：娶妻有三次告庙，一是告迎，即《曲礼》所说的斋戒以告鬼神；二是告至，即《易经·归妹》上六爻所说的“士杀羊告庙”；三是告谒庙，即《春秋》记载的“朝庙”，《谷梁传》所说的“在宗庙中安置新妇”。自从士的昏礼丢失了这些记载，反而使得《易经》《礼记》《春秋》中的相关内容一概被排斥废弃。三代时期的言礼之家，只有《易经》《诗经》《尚书》《春秋》以及《礼记》，曾见过孔子、孟子以前的经史诸子有一部提及《仪礼》《周礼》的吗？有提及《仪礼》《周礼》一字一句的吗？有提及这两部礼书名称的吗？《仪礼》《周礼》与《礼记》都出自战国时期，而《礼记》引用经文大多与经文相符，《周礼》次之，《仪礼》则最为末流。至于《春秋》，旧称“礼经”，晋国韩宣子见到《春秋》，说“周礼在鲁国”，这才是真正的《周礼》。况且《仪礼》只是礼仪的仪节，我曾考察昏、丧、祭三礼，其中仪节可疑之处很多。就拿昏礼六礼来说，昏礼重在婿家以彰显世代传承，如果妇家没有，那谁来应答呢？如今《仪礼》中妇家从纳采到亲迎，凡是六礼、六次告庙、迎宾、醴宾，无不在宗庙中行事，而婿家反而没有一件。那么《祭统》所说的“请求君王的玉女来共同侍奉宗庙”，《昏义》所说的“侍奉宗庙并延续后代”，反而没有宗庙、没有祖宗、不告聘、又不告迎娶，这正是《春秋》所说的“不拥有祖先，诬蔑祖先的人，能说他的礼仪可行吗”？

如果新妇到了，按《仪礼》只有父亲命令女婿迎接，却没有女婿告慰父母的记载。况且《春秋》明确说昏礼不称主人，是为了培养廉洁、远离耻辱，而《仪礼》反而以女婿为主人，这又怎么说呢？

《诗经》说：“娶妻怎么样？一定要告父母。”所谓告父母，不是指女婿亲迎时父母命令他的意思，而是指儿子告慰父母。娶妻一定要在宗庙告迎，这是谁告慰父母呢？是儿子告慰父母。新妇到了，一定要在宗庙告至，这又是谁告慰呢？也是父母告慰。那么一定是儿子先告慰父母，然后父母才能在宗庙告慰。况且新妇入内谒见宗庙，一定要父母率领她进入，那么父母已经见到新妇，就是主人了。盖因婚丧必有主人，丧事有丧主，婚事有昏主，都由父母担任。《公羊传》说昏礼不称主人，只有天子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天子一定没有父亲。所以天子娶妇，一定要以同姓诸侯为主人，如《春秋》桓王娶王后于纪国，以鲁桓公为主人，就是如此。如果大夫、士、庶民则有父亲担任主人。女婿没有自己作为主人娶妻的礼仪，即使没有父亲，也以母亲为主人；如果连母亲也没有，就以伯叔父为主人，如《曾子问》所说，父母不在，则由女婿的伯父向女方家传达命辞。如今《仪礼》却以女婿为主人，说新妇到了，主人作揖让新妇进入，那么将父母置于何地呢？女婿迎接新妇，新妇的父亲已经端正地迎接女婿到门外，作揖让进入宗庙；那么新妇到了婿家，女婿的父亲也应当端正地迎接新妇到门外，作揖让进入谒见宗庙，这就是交替作为主宾。所以这一天，女婿的父母不是不见新妇，而是他们见到新妇时行主宾之礼，以新妇为宾，自己为主，拜时让拜，行时让行，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早晨，然后新妇带着特豚、筐笲行子妇之礼，专门拜见公婆，称为妇见，也称为成妇礼。如果不幸女婿的父母去世，那么新妇一定要三个月后才入庙拜见公婆，手捧祭品奠菜，称为庙见，也称为成妇礼。因此新妇到了，以宾客之礼相见，所以公婆称主人，以新妇为宾。一定要等到天亮，以妇人之礼相见，然后称为子妇，称为成妇礼。这在《易经》《诗经》《礼记》《春秋》中都是如此。《仪礼》不认识昏主，也不认识女婿没有自主之礼，妇家以新妇父亲为主人，而婿家却由女婿自主，这不仅是无耻，而且是无主、无祖、无父母而行之，至今如此，我该怎么办呢？

经问卷十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徐东（字曼倩，上虞人，仲山先生之子）在传是斋问。

问：先司马光说，解释经书的门户，有一个错误就一定有一个正确，学者只传播正确的，所以此斋以“传是”为名。如今先生对于前儒解释经书、礼乐，大多有两个错误而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比如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说两议都不对，固然已经石破天惊了。如果旧议郊祀之礼，郑玄说圜丘祭上帝，祈谷祭感生帝，而王肃驳斥他说圜丘就是郊，郊就是圜丘。自三国至今，没有不认为王肃对而郑玄错的，而先生又说郑玄、王肃两议都不对，难道三礼之外还有别的郊祀礼吗？为什么呢？

答：郑玄的错误，人们都知道。禘本是庙祭，而郑玄将冬至圜丘之祭与孟春祈谷之祭都改名为禘，认为圜丘与郊都是禘祭。说天神有六位，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圜丘，只祭一天帝，而以喾配享。《国语·祭法》所说的“周人禘喾而郊稷者”，这是圜丘的禘祭，不是郊禘。夏正祭祀五方五帝，自轩辕、黄帝以来，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称为感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