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补卷一

译群老就座于席位之上。」郑玄、孔颖达的注疏明确说道：「天子视察学校，是视察合乐之礼，并非养老之礼。必定先视察合乐才开始养老，而且必定在视察合乐之后返回国都。等到第二天才开始举行养老之礼。」其中所说的「大昕」，是指举行合乐之礼的早晨，并非举行养老之礼的早晨。如今《经问论学》中说道：「天子清晨起身，亲自进入太学，举行养老之礼。」这是将两天的礼仪在一天内完成，对于「大昕」二字，恐怕是误解了吧。

译经文只说视察学校，并没有合乐的记载，凭什么知道是视察合乐呢？即使前文有“凡大合乐，必定接着养老”的话，但中间已经隔了十三条其他事项，与这段文字无关。况且大合乐与合乐是有区别的，合乐是指练习音乐。郑玄错误地将仲春习乐、季秋习吹当作养老之礼，导致陈祥道的《礼书》反复以此二礼来补足养老之礼的七项数目，这是千古冤案。于是郑玄自己也知道这样说不通，就直接用前文“大合乐”一语来对应。那“大合乐”出现在《月令》“季春之月”的文字中，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合乐，而且属于什么礼仪？郑玄原本就不明白，只是注释说：“大合乐，是用来助长阳气、通达万物，教化天下的。”既然这种礼仪已经失传，就用自己也不明白的失传礼仪，强行附会为视察学校之事，这已经是大惑不解了。何况这里并没有提到合乐，却自己在“之养”上面加了个“二”字，这是什么说法？又何况今天视察学校，明天养老，遍查群经，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急忙寻找原因，郑玄自己解释说：“之所以第二天养老，是因为乡饮酒、乡射之礼，第二天才停止司正的职务，征召那些想要来的人，向先生君子报告是可以的。”这是养老的类似情况，那么郑玄的荒诞无理到了极点。乡饮酒、乡射礼，并不是合乐。第二天宾客来致谢并留饮，其余用肉干肉酱等小食让他们私下召请想要来的宾客亲人，这是慰劳来致谢者的礼仪，并不是养老。即使说乡饮酒原本属于宾兴、养老二礼，怎么知道这里的乡饮酒不是养老呢？那么这“第二天”是养老的“第二天”，并不是第二天才开始养老，而是把养老的类似情况加上一个“象”字，强行符合其礼仪，而又把行礼的第二天当作“第二天行礼”。如果稍微懂得一点道理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于是从这个错误开始，把“反命”改为“反国”，既然“反命”，怎么能说是“反国”而“命”呢？又把“始之养”改为“始立学而之养”，既然前往养老的地方，怎么能说是“刚开始建立学校而才前往”呢？况且只有一个“始”字，怎么知道是“始立学”呢？推究他的意思，也是因为群经中没有“今天视察学校，明天养老”的礼仪，或者“刚开始建立学校的人”有这样的情况，又因为前文数十条前面有“始立学”的话，于是暗中承接，却不知道这样非常不通。

泰占又问：古代沟洫的制度，在小司徒的注中，只是在甸都旁边加一里，并没有另外设置治理沟洫的人。现在经文说在甸八里之外有治理沟洫的人，各自受领一井，各自让他们不出车赋，这与旁边加一里的意义又稍有不同了。况且小司徒经土地，只有井邑丘甸县都六个名称，而郑注在甸方八里下说旁边加一里，就得到十里为成；在都方八十里下说旁边加一里，就得到百里为同。又在经文之外增添成与同两个名称，来解释经文中土地的意义，这是什么原因呢？

井地在群经中全然不明，何况沟洫？现在只根据经文推理其说法，就不得不把其他经文搀入其中。像这样，小司徒任井地，只以井邑丘甸县都六个名称确定赋税之事，但并不涉及沟洫。只有匠人治理沟洫，才开始说九夫为井，井之间有沟，十里为成，成之间有洫，百里为同，同之间有浍。那么想要辨别井地有沟洫，就不得不在其中增加成、同两个名称。所以说九夫为井，井方一里，四井为邑，邑方二里，四邑为丘，丘方四里，四丘为甸，甸方八里，这是本文。于是说旁边加一里，共十里为成，而把所加的一里作为治理沟洫之用。这是根据匠人的文字补充，来解释任地事的意义，所谓以经解经。所以经文说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其中没有成字，而成已经可见。为什么呢？甸只有八里，县有二十里，假如没有成来补充，那么四甸只有十六里，怎么能说四甸为县呢？那么即使根据本文，也已经隐含了一成在其中了。于是都方四十里，加上四都八十里，而旁边加一里，共得到方百里，而命名为同。直接用匠人的文字解释，郑注的意思就是这样。至于他把旁边加的一里给治理沟洫的人，也是用本文“税敛”二字来解释。大概一成方十里，得到百井九百夫，而以甸的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以所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让他们不出税而治理沟洫。那么这不出税的人，就是治理沟洫的人。同也是这样，所以本文只提到甸都，而不提到成与同。因为本文只涉及税敛，成与同就不在税敛之内了。大概古代经文极其简略，其暗中补充甸数，明显缺失成同，都是有意的。郑注虽然不错误，但也不能明确说出其意图。如果不是今天剖析它，那么终究昏暗不明。经文有待于质疑辩难，就是这样。

泰占又问：“《汉高帝纪》元年冬十月，这是汉朝继承秦朝的正朔，建亥没有更改历法，所以仍然以十月为岁首？先生根据颜师古、刘攽等人的说法，认为既然继承秦朝的正朔，就应当以冬十月为春正月，这是因为孝武皇帝更改建立夏正之后，记事的人追改作冬十月，这种说法可疑。”查《张苍传》担任计相时

译整理校正律历，因为高祖在十月才到达霸上，所以沿袭秦朝原本以十月为岁首的制度，没有改变。假如十月是后来追改的文字，那么传记原文应当说“正月到达霸上”，并沿袭秦朝原本以正月为岁首的制度，这样文字就会显得杂乱，那正月究竟是哪个月呢？况且汉初的各篇纪传，凡是先记载冬季的，都认为这就是汉朝的正月，记事者遵循当时王者的制度，这符合《春秋》的原则。何况《高祖本纪》说“元年冬十月，五星汇聚在东井，沛公到达霸上”，《天文志》也说“元年十月，五星汇聚在东井”。北魏高允认为这个冬十月五星并没有汇聚在东井，这应当是秦朝的冬十月，即汉朝的秋七月，是建申之月，而不是秦朝正月建亥之月。假如是后来追改，为什么不连同秋七月一起改掉，却仍然混淆在秦朝正月建亥之月中呢？纪传的文字如此，志书的文字也如此吗？

译这是所提问题中最好的一个，只是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史记》记载的十月，是追改夏历正月为秦历十月的结果；如果《汉书·律历志》所传的十月，原文本就是十月，何必再去追改呢？世上没有永远固定的称呼，当时月份不使用夏历正朔的，《史记》是记事之作，文字必定遵循王制，就像《春秋》一样。如果是其他文献，那么《毛诗》《周礼》尚且混杂使用夏历正朔，何况这篇传文考证时月，本意就是要说明舍弃夏历正朔而遵从秦历正朔的缘故，那么即使在秦代，也必定明确指出夏历的月份，以便对比核实。哪有拘泥于正朔建制，只以“正月”二字来校勘律历的呢？我仍然请求用经典来决断。《春秋》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国灭虢。这是夏历的十月，《春秋》记载称冬十二月，这本来就是史官的文字。然而晋侯问卜偃何时可以灭虢，卜偃回答说：“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于是直接用夏历的九月十月来回答晋君。现在《左氏传》和《汉书·律历志》也都记载此事，都说十二月朔日灭虢，正好在夏历九十月之交。传文是可以验证的。

如果三正改朔，并没有用冬来统领一年的，《尚书》说“惟十有三年春”，这就是殷历的冬十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的时候。《春秋》传文说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这就是《月令》十一月冬至之日，太阳到达最南端。大概统领一年的只有春王，没有冬王。这是我经常论述的，不再赘述。至于高允、崔浩讨论五星聚于东井的事，发生在七月而不是十月，以前已经详细说过，这里也不再赘述。但他们必定记载冬十月，而不改正为秋七月，也有其原因。这一年七月五星聚于东井，占卜的人说东井是秦国的分野，先入秦的人应当应验，而沛公恰好以十月到达霸上，作为开创帝王受命的符瑞，于是以这一年为汉元年。然而改元没有改朔，仍然承袭秦历正朔，因此把冬十月当作春正月，那么其叙述受命符瑞与入秦改元就不能分开，所以说“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到达霸上，称十月至霸上，那是入秦的时候；而五星聚于东井，那是入秦受命的缘由。至霸上是以时间而言，五星聚是以符命而言。假使想要改正秋七月，那么是改成十月之前的秋七月吗？那是秦二世三年的七月，不是汉代的七月。改成十月之后的秋七月吗？那又在到达霸上之后了。它只能保留原样，而必定不能更改，也是可以理解的。班固知道是这样，所以他在《高帝纪》中只记载受命的符瑞，而在《天文志》中仍然说“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随即接着说“以历推之，从岁星也”。大概因为岁星每年依附太阳运行，而建申七月，那么太阳位于鹑尾，岁星随日进入东井，而其他四星跟随它，称为从岁星。这不改正七月而七月自然显现，大概汉代史官所改的是夏历十月，高允所怀疑的正是不是夏历十月，所怀疑的和所改正的明明是两件事，两件事不能合并处理，所以只是保留原意罢了。如果正朔必定要改正时月，那么《春秋》毛氏传开卷就明白了，只需查验即可。

泰占又问学校？问谓孔子字仲尼，而后即以此易名，见《檀弓》鲁哀之诔。故《论语》《中庸》孙与弟子皆称仲尼，非谓孙可字祖，弟子可字师也。然按《仪礼》，凡虞祭、卒哭、祔庙诸祝，无不称「皇祖某甫」。而《尚书》武王告羣后，直称「王季季祖」之字也。况孙氏祖字而不讳氏，是字不讳也。至《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则并父亦字之矣。若此者何耶？岂入庙临文，言各有当耶？

泰占又问学校？问谓孔子字仲尼，而后即以此易名，见《檀弓》鲁哀之诔。故《论语》《中庸》孙与弟子皆称仲尼，非谓孙可字祖，弟子可字师也。然按《仪礼》，凡虞祭、卒哭、祔庙诸祝，无不称「皇祖某甫」。而《尚书》武王告羣后，直称「王季季祖」之字也。况孙氏祖字而不讳氏，是字不讳也。至《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则并父亦字之矣。若此者何耶？岂入庙临文，言各有当耶？

古字原可称况？庙中宗祝苟无諡，即专称官爵，亦无用。势必连字称之，如今某府君、某处士是也。古王亦然，王季不称季，则是谁王？故《春秋》内传曰：“何敢忘髙圉、亚圉？”《外传》曰：“我先公不窋。”此固不必讳，然亦无可讳也。至于氏字，则何但祖字？古皆以父字为氏。郑子国之子称国侨，鲁公孙子家之子称子家羁，皆父字也。特予谓不然者，谓子产竟称父，子国、子家羁直称父，公孙子家则无是理耳。诸凡主客所引，皆告述之事。告述称祖父，遇有尊者，虽名亦不讳，况字耶？今人无端行文，他书不能据，惟《论语》《中庸》其所素熟，因有借口，仲尼而孙字、祖弟字、师者，故偶着此语。倘有责我者云：“哀之諡尼，在夫子死后，而陈亢、子贡之称仲尼，在夫子生前，竟不疑。《论语》一书成于战国者，则吾亦无以应之耳。”

泰占又问：「明堂可以行庙学之事？既有庙学矣，而又于明堂行其事，则何时也？」

此非定制，焉得有定时？但遇便即行之。如《洛诰》成王烝祭岁，此当在庙者，而洛邑无庙，即于明堂行之。所云王入太室祼者，即明堂中室也。若学，则明堂位俨，有米廪、瞽宗诸名，或养老、释奠先师，偶

译在明堂施行这一种（礼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泰占又问：经问辨《日知录》中论述关于伐奄、践奄、《多士》、《多方》的谬误，极其明快。这比起《尚书》蔡沈的传注，尤为谬误混乱。但尚有未尽之处：《多士》这一篇诰辞，似乎并非迁徙殷民时所作。看诰文说：“昔日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国命，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把“臣服我宗周，大多顺从”与“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作为过去的事情并列，那么这篇诰辞是在迁徙殷民之后了。况且下文又说：“如今我在洛邑建立大邑，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有所职事，奔走效劳，臣服我宗周，大多顺从。”那么这篇诰辞又是在营建洛邑之后，与商奄之叛相距不远。然而《多方》却说：“如今你们奔走效劳，臣服我监国已有五年。”那么迁徙殷民实在是在五年之前，与这篇诰辞在营建洛邑之后，似乎是两个时间、两件事。所以前代儒者说迁徙殷民三年后营建洛邑，营建洛邑一年后作《多士》，又灭奄而作《多方》，次序井然有序。至于“我从奄地回来”，先生认为周公自称，那么对于王若曰：“何居？敢问。”

《多士》，是周公为迁徙殷民而作的。为什么说是为迁徙殷民而作呢？一是从书序得知。书序说：“成周建成后，迁徙殷地的顽民，周公以王命诰诫，作《多士》。”这就是迁徙殷民。二是从诰文得知。诰文说：“告诉你们这些士人，我此时将你们迁徙居住到西方，这就是迁徙殷民。”等到结尾说：“如今你们此时居住在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这就最终说明了迁徙居所。又说：“你们若能在此洛邑有干禄长寿，”那么迁徙是在营建洛邑之后，不在营建洛邑之前。又说：“你们这些小子才兴起，跟随你们迁徙，”说的是此后的兴起，都是从今日这一次迁徙开始。又说：“王说，又说此时，我乃或说你们所居之处，”言语重复，告知的只是这次迁徙居所。那么《多士》是为迁徙殷民而作的了。假使在五年之前就已经迁徙，那么这篇诰辞就多余了。而且一告再告三告，好像唯恐他们不肯迁徙一样，不仅多余，而且会开启祸端。然而他所怀疑的，则是诰文又说：“昔日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国命，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并列此事，臣服我宗周，大多顺从。”夫迁徙你们就是迁徙，迁徙你们到遥远的地方就是远迁，都是此前的事。如此怎么能说这篇诰辞是迁徙殷民时作的呢？但又不是这样，此前已经迁徙殷民了。世人不知道伐奄有三次，又哪里知道迁徙殷民有两次，少见多怪，六经尚且如此。当周公东征时，既灭四国，于是分殷民十三族，迁徙六族到鲁地，让伯禽带到宗国，各自担任职事。《春秋传》所说“分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在鲁地任职”就是如此。所以诰文说：“昔日我从奄地回来，”是说灭禄父后，伐奄返回。“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国命者，”是说只诛杀四国之君禄父、三监，而不涉及百姓性命，所以只是迁徙而不诛杀。“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是迁徙到鲁地。“并列此事，臣服我宗周，”就是在鲁地任职。宗，是鲁这个宗国。否则成周，不是宗周，还有什么宗呢？“大多顺从者，”都是顺从的百姓。这是此前的事。至于又说：“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有所职事，奔走效劳，臣服我宗周，大多顺从，”则是说如今的迁徙，也是想让你们成为顺从的百姓。“亦者，”是如今也如此。夫昔日迁徙，如今也迁徙，那么在诰文中也明确说了两次迁徙。那么如今所迁徙的，则是其余七族，《春秋传》所说“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者，则是连同土地改封给卫国。等到营建洛邑之后，七族在殷墟尚且顽梗不顺，称为顽民，而商奄、淮夷仍然相互勾结作乱，于是先迁徙殷顽民以批其根本，书序所说，成周建成后，迁徙殷顽民，作《多士》就是如此。于是讨伐淮夷，以断绝其援助，书序所说，成王东伐淮夷，于是践奄，作《成王政》就是如此。于是直接灭奄，而迁徙其君，书序所说，成王既践奄，将迁徙其君到蒲姑，作《蒲姑》就是如此。然后回到宗周，而作《多方》。那么迁徙顽民、讨伐淮夷、践奄，都是在营建洛邑后一年的事，诸书非常明白。而《多士》《多方》与逸书《蒲姑》《成王政》相接于《康诰》《酒诰》《召诰》《洛诰》之后，其篇章次序又非常明白顺当，这似乎无可怀疑。至于《多方》“臣服我监国五年”的话，则并非迁徙顽民至今的五年，无论灭四国时原本不迁徙顽民，即使是此时迁徙顽民，而周公营建洛邑在七年，伏生认为四年克殷，封卫侯则相距三年，郑氏说二年居东，又三年诛管蔡，则相距仅一年，都与五年不相合。所以前代儒者说“五祀”者，是告知监殷官更替的年份，说五年应当赏赐你们，所以下文以“迪简大僚”承接，这与迁徙殷民无关。至于成王俨然在周公代为之作诰，而公然称“朕”，这无论愚智都不以为然。所以宋人武断，直接以周公诰康叔“王若曰朕其弟”，认为成王不当称康叔为弟，周公称弟则又必无其事，竟谓《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皆是武王诰康叔之文，使《尚书

译篇帙、三代故事一概改变。如今普天之下，老少众人，心中都存有武王封康叔的典故，这是千古以来极大的冤屈与错谬。只执着于一个“理”字，见到难以考证便武断下结论的弊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我才说，宋人仅因一个“理”字就误导世人，影响不浅，怎能不谨慎呢！

译泰占又问：“《康诰》篇首有‘惟三月哉生魄’等四十八字，蔡传认为这是《洛诰》的文字而错简脱落在此处。先生《广听录》不采纳这种说法，仍然遵循孔传将其作为《康诰》的文字，但这与诰命的文意似乎也不相合。先生根据诸书认为成王封卫在营造洛邑之前，而此文开篇就说‘在东国洛邑建造新的大城’，然后告诫治国之道，才作《康诰》，这说明封卫是在营造洛邑之后了。况且《广听录》、《经问》、《歴辨》等书，主张先营造洛邑后迁移殷民，这与宋儒主张先迁移殷民后营造洛邑的观点，正如火与水般不相容。现在此文明明有‘百工播民’的记载，见于《周语》，说明殷人的迁移确实是与周朝的百官一起协助劳作的。似乎封卫与营洛、营洛与迁殷，一先一后，两种说法都不相合，请明示。”

三代的事情原本就模糊不清，何况儒者各自坚持己见，稍有不忍便形成门户之见，这应当降低心理预期来防范。比如周公东征刚刚平定殷商，就必须封卫，此时不容有片刻的迟缓，哪有让那里空着多年，等到营造洛邑才开始封卫的道理？所以伏生的《大传》说周公摄政的第四年建立卫国并封康叔，即使郑玄、王肃各有不同意见，也不过相差一两年。如果营造洛邑，则明确说是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召诰》的经文还在。这是先营造洛邑，才开始《大诰》治国，虽然文中有‘诰’字，但决不是《康诰》。而又有人怀疑，我曾读《春秋左传》定公四年祝鮀的话，说《康诰》与伯禽的诰命是同一时间颁布的，而伯禽的诰命其篇目虽然失传，但就是在《洛诰》烝祭的时候，史官制作册命并颁布给作为周公后人的伯禽，这说明伯禽的诰命确实是在营造洛邑之后颁布的。成王到达洛邑的第十二个月，其同时颁布《康诰》不可能在不同时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殊不知封鲁、封卫不能在不同时间，但封鲁、卫与诰鲁、卫则不必同时。大概古代颁布诰命一定是在大祭一献之后，君主走下台阶面向南，被任命的人面向北，史官从君主右侧拿着册命授予他，《祭统》所说的‘爵位命赐在庙中，不敢擅自专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康叔封卫原本是在平定殷商灭四国的时候，即在营造洛邑之前，而爵位命赐的诰命则一定要等到营造洛邑大祭之后才给予。不然的话，伯禽作为周公的后人虽然在此时，但追溯他封国的时间则在武王伐纣那年，《史记·本纪》所谓‘刚回国就封弟弟旦于鲁’说的就是这个，而伯禽代父受封则又在周公摄政那年，《世家》所说的‘他的儿子伯禽代父就封于鲁’说的就是这个，而到此才确定他为继承人，然后伯禽的诰命与《康诰》两册同日颁布。既然这样，这四十八字决然是《康诰》，考证诸书都相符合。至于先营造洛邑后迁移殷民，也是群经中明确记载的。这里所说的‘百工’不是工作，所说的‘播民’不是迁移的‘播’，‘百工’是百官，‘播民’是殷朝的遗民，‘播’是遗留的意思。孔传说‘播率其民’固然没有道理，我还是以经证经，那么‘播民’就是‘播臣’。《东征》的诰命就说‘在讨伐殷商的逃亡遗臣’，东征未曾迁移，却称曰‘播’，也是说这些是殷朝的遗臣。至于《洛诰》说‘我整顿百官’，又说‘监督我的士师和工匠’，又说‘只有那些在周的官员’，都是指官员而言，所以‘百工’‘播民’和见于周朝，只是说‘周官’‘殷民’合在一起服事于周，并非营造洛邑的文字，其开头说‘在东国洛邑建造新的大城’，是说建造洛邑之后，大集合臣民，周公都慰劳他们，然后告诫他们治国之道。但我反而有一个疑问，《康诰》虽然在营造洛邑之后，但这四十八字不是营造洛邑的文字，而且说‘大诰治’，则又不是封康叔的诰命。我私下怀疑成王告诫康叔只有《康诰》、《酒诰》两篇，而《梓材》一篇则是‘大诰治’的，因为营造洛邑之后，将伯禽的诰命，《康诰》、《酒诰》以及这篇‘大治’的诰命，一时一并颁布，而藏史有误，将《康诰》中‘王曰封至戕败人宥’七十四字错简脱落到了‘大诰治’中，而以‘大诰治’开头的四十八字错简脱落到了《康诰》之首，因此作书序的人就将《康诰》、《酒诰》、《梓材》并列为封康叔的诰命。实际上这四十八字加上‘王启监厥乱为民’以后的一百八十六字，名为‘梓材’，都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言辞，与告诫康叔无关。以前曾以此质问先仲氏，他也认为是这样，但不敢确定。这应当保留这种说法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如果‘梓材’前后错简，那么在蔡传中也怀疑这一点。他将‘戕败人宥’之前作为《康诰》的文字，是因为康叔本是司寇官，所以《康诰》一半告诫谨慎刑罚与此相合。至于我的《广听录》，则是旅途中所作，大多未完备，这也是其中之一。泰占又问庙制折衷论昭穆，说‘迁移必在昭，祔祭必在穆’，这是定制，但《杂记》、《丧服小记》都说‘孙应当跟随祖父’，每次新主入庙祔祭，必定隔一位而祔于祖庙，隔一位就是间隔一位，间隔父亲祔于祖父则祔在昭位了。凡是妇人祔祭、妾祔祭都是这样，似乎明显与‘祔必在穆’的说法相反，这可以不加以说明吗？”

这自有其义理，但不经过提问，就不能阐明其说法。先圣之所以重视启发我，也是这个道理。这是祔祭都在丧祭之中，而一个在卒哭之后

译其中一种是在禫祭之后。所谓中间隔一代祔于祖父的，是指卒哭祭之后的祔祭，也就是所说的“昭辈祔于昭辈，孙子跟随祖父”的情况。大概是因为下葬后举行卒哭祭，此时还不应该建立宗庙，所以先将神主暂时寄放在祖父宗庙的旁边。祔祭完毕后，仍然迎接神主回来，供奉在寝宫。凡是祥祭、练祭等各种祭祀，都在寝宫进行；到了时祭的时候，神主又寄放在宗庙。像这样持续三年。《左传》所说的“丧期祭祀在神主前，冬祭、秋祭、大祭在宗庙”，指的就是这种寄祔的情况。然而不祔于父亲而必定祔于祖父，这其中含有礼制的深意。因为父亲的宗庙是穆辈的最后一座庙，日后丧期结束迁庙时，正应当移动父亲的宗庙，将新的神主供奉在其中。现在尚未正式迁祔，只是暂时寄放而已，如果立刻排列在父亲旁边，这就有逼迫父亲的嫌疑，非常不安稳。所以必定要隔一代祔于祖父，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别的缘故。即使是“孙子跟随祖父”的说法，也不是这个解释。日后迁庙之后，祖父和孙子同属昭穆序列，孙子必定跟随祖父，并不是说在这暂时寄祔的时候偶然跟随一次。如果祔祭必定在穆辈，那就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吉祭入庙的祔祭，因为这时刚刚换下丧服，可以占卜吉日举行吉禘礼。然后才在太祖庙举行大祫祭并迁庙。这其中也有礼制的深意，只有吉禘和大祫祭时，宗庙中的神主与迁庙的神主都能合祭于太祖庙。等到祭祀完毕，那些应当迁出的神主，就随着迁庙的神主一起迎入群庙。留在宗庙的神主，则各自升迁一座庙，新的神主和新的宗庙也各自随着群庙群宫在警戒护卫下进入，好像从来没有迁出过一样。这才是正式的祔祭。这两种祔祭都属于丧祭，但一种必定祔于昭辈，一种必定祔于穆辈。从这一问中，先王制定礼制的精微意旨，直到今天才得以清晰地阐明，竟然如此。

译逺宗说：“以上一共八个问题，都是章泰在占从白门寄来的《经问》中所怀疑的内容。辨析经文到此，已经没有遗漏的意义了。阅读《经问》的人，一定要同时阅读这篇文字，才会感到畅快。”先生曾经说：“自从我得到泰占的见解，经学才开始明白。那么，提问又怎么容易呢？”

《经问补》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补》卷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方日斯（名迈，福建人，康熙年间进士，起初被任命为萧山知县，过了一个月调任兰溪知县离去）寄来提问说：“《大学》中‘格物’这两个字，我早年读程朱的注解，私下怀疑如果这样去格物，即使钻研到白头，也难以说达到了‘知至’的境界，又怎么能谈得上‘诚正’呢？如果说是格正物欲，却又遗漏了外在的功夫。先生说‘物’就是‘物有本末’中的‘物’，这确实是卓绝的见解。只是把‘格’字解释为量度，虽然比较简明，但还有未尽之处。按照‘格致诚正、修齐’这些字，都兼有功效两方面的意义，可以颠倒来说。‘格物’是用功，‘物格’就是成效了。只有‘知致’二字稍微不太契合，所以改为‘知至’。‘量度’二字似乎只能说是量度物，而不能说物被量度。不知道这个字有没有别的解释？”

“格物”与“物有本末”中的两个“物”字，原本就是经文本文，所以元朝儒者立武、明朝儒者王心斋都说“格物”就是格那“物有本末”的“物”，这确实是依据文本来立论的解释。只是字书恶劣，对于历来《玉篇》、《广韵》中明确记载的字义，全部删去，反而增入后人的臆说其中，仅就一个“格”字的解释，就错乱乖谬。近代儒者汤潜庵与施愚山在史馆时，大声疾呼古代没有“穷致”的训释，以致史官张烈妄起争执。我对此有鉴戒，所以特意引用李善《文选》注、《苍颉篇》以及《广韵》旧注，用“量度”二字作为训诂。而您来信依据功效两义颠倒来解释，像这样解说经典，还担心六经尚且晦涩不明吗？但我认为这两个字仍然可以颠倒，从用功的角度来说叫做量度，物叫做格物；而从成效的角度来说，物已经被量度了，物格了。致知也是如此，用功就是致知，成功就是知致。将“至”字改为“致”，是偶然罢了。大概经文有本文字顺，但训义稍显阻碍的，就仍然按照本文来读。《尚书》中“格于皇天”，孔传解释为“至于皇天”，似乎有阻碍，但本文仍在。如果旧注把“修”解释为修饰，把“治”解释为治理，把“齐”解释为整齐，把“平”解释为辨治，那么身体修饰而国家治理，家庭整齐而天下辨治，也似乎不太妥当。只是各有本文，不需要别的解释，是这样吗？如果穷究物理，您来信说程朱的注解，那就是诬陷程氏，应当揭露程氏修改《大学》的明见，这在二程全集中都有记载，只是搀杂了“知本”，并没有补充“格物”。他说“窃取程子的意思来补充它”，这是子虚乌有的话。看他序《大学》，又说“间或也窃取附会自己的意思来补充其缺略”，可以验证。至于说“格正物欲遗漏了外在功夫”，那也不对，“格正物欲”就是诚意中的“厌恶恶臭”，所谓去除恶念。去除恶念侵入诚意的功夫，并非《大学》知本开始的事，但并没有遗漏外在。既然进入《大学》，那么在诚正修的时候，已经将离经博习各种事件包含在内，实在没有在心身之外别有外在学问这一节目。朱子只是想要别立一个节目，所以错误地在《大学》之首增加了博物，这不能再错了。

日斯又问《经问》中有英宗复辟的事，先生说失国之君不得再主持神器，我私下认为《春秋》中凡是诸侯出奔的，他们复归国家，圣人都不断绝他们的君位，像曹伯襄、曹伯负刍被霸主所执，与英宗受辱于强敌的事，可以相比拟，即使他们后来回归也没有异议，而晋夷吾、蔡献舞被俘获而归，经文并不记载复入，周的襄王、敬王住在郑国、住在翟泉，仍然记载天王为共主，避讳所以不用失国的词语来说，似乎失国者原有复位的意思，如果说景帝已经即大位，不宜再居藩邸，古代天子而为人臣的很多，亡国之君不用说，就像昌邑王也已经即位超过一个月，安葬昭帝了，被废黜后又回到昌邑，对汉宣帝没有嫌隙，而且晏子有话说，人君为社稷死就死，为社稷亡就亡，英宗虽然多行不义，宠用宦官，但土木之役乃是门庭之寇，利用抵御它，不幸兵败身辱，与荒淫游猎自取灭亡的不同类，昔日夏太康在洛水打猎不返，夷羿篡窃，五子之歌，圣人选取它，这是先生此议可以警戒为君者，或许不可以教导为臣者，可以责备人兄，或许不可以劝勉人弟，不知道是否合乎高深之意？

这件事我回答提问很详细，而且完全不必再举前说。然而又不得不赘述回复，因为这本是创举，没有成经成迹可引据作说，只是就事论事，那么英宗不聪慧，幸而被虏，一年幽闭七年，童心逐渐消亡，庶几得以善后。然而刚复辟，就恢复王振的官爵，招魂刻像，建祠叫旌忠，以致毛里孛罗边患大起。万一景帝早让位，那么圣质如初，内而石亨、曹吉祥，外而也先、伯颜，彼此牵制，没有七年的安攘，而有十六年的扰乱，国运岂可接近？所以说：失国之君，创伤未复，断然不得再主持神器。这是为英宗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