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十八

译于是采用阳虎的计谋，借迎纳世子之名，趁着卫灵公尚未安葬，又因齐国来侵犯，这是先君的仇敌，乘其危困袭击卫国，仓促间投奔齐国，哪里能容许忌惮兵器，此时即使想要不拒绝他，也不可能了。因此孔子在《春秋》中特意记载“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将世子蒯瞆送入戚地”，以此表明讨伐卫国的是晋国赵鞅，而不是蒯瞆。又记载“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以此表明抵抗晋国的是齐国和卫国两国的军队，而不是卫君。最终令人担忧的，正是卫国抵抗晋国，而卫君不抵抗父亲，导致晋军撤退后蒯瞆得以留下，于是有了哀公十四年世子复国的事。当时晋国与卫国相互对抗，不幸新君卷入其中，旁观者认为是抵抗父亲，而孔子恰好在卫国，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怀疑孔子也赞同这样做，却不知道包围戚地抵抗晋国，是孔子所赞同的，如果是抵抗父亲，难道是孔子所赞同的吗？解释经书贵在通晓经义，《春秋》没有通晓。解释《论语》，却因《论语》不理解，反而归咎于圣门弟子有得失，实在没有意义。

译朱樟（字鹿田，康熙己卯年举人，仁和人）问：“《论语》中‘令尹子文，三次出任令尹，三次被罢免’，查考《春秋传》，鬬子文并没有三仕三已的事情，只有《庄子》《荀子》都说令尹孙叔敖三仕三舍，怀疑这本是孙叔敖的事而《论语》误引了，现在作《四书解》的人，多有援引《荀子》《庄子》来辨明《论语》，像这样，应当遵从哪一家呢？”

这是《荀子》《庄子》的错误。孙叔敖被举荐于海滨，本来是鄙野之人，并非公族，舍就是离开这个职位罢了。哪有反复多次的事情？况且鬬子文在楚国做官大约三十年，而孙叔敖从宣公十二年才开始担任令尹，没过几年楚庄王就死了。而且孙叔敖的死在楚庄王之前，《史记》称孙叔敖死后几年，庄王听从优孟的话，才把寝丘之地赐给他的儿子。由此可知，孙叔敖做官才一两年罢了。以一两年时间三仕三已，那就是早晚多次被剥夺官职，这是立朝所羞耻的，孔子不会称赞他了。况且子文并非没有依据，《国语》中鬬且说：“从前鬬子文三次辞去令尹，没有一身的积蓄，是因为体恤百姓的缘故。”这是子文确实有三已之事，这是明确的文字。况且鬬且又说：“子文接受俸禄必定逃避，然后退还。”这都是让禄让爵的实情。看他的行为，忽然举荐子玉来代替自己，虽然所举荐的不恰当，但他退让的意思大概可以看到了。况且因为子家的妄言，反而怀疑《论语》与《春秋》《外传》没有这样的道理吗？

又问孟子，葵丘之盟，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载书，是说把盟书放在牺牲上面。朱熹注《读书》“加于牲上”，原本用“加”字来解释“载”字。查考赵岐旧注有说：“只加载书，不再歃血。”那么既然载了又加，不是重复了吗？

载不是加。载书是盟载书。《周礼》司盟掌管盟载之法，是说盟誓有记载事情，因而写成文书。它的法则是杀牲取血，挖坑埋牲并把书放在上面掩埋。所以《左传》襄公十六年，伊戾诬陷太子痤与客人盟誓，说挖坑用牲加书，就是指的这个。朱氏这条注释本于《谷梁传》说：“葵丘之盟，陈列牺牲而不杀，宣读盟书加在牺牲上面，以昭明天子的禁令。”这个“加”字并不解释“载”字，然而恐怕混淆不分别，所以赵氏说：“只加载书就清楚了。”大概载书有用牺牲的，也有不用牺牲的。襄公九年，郑国与晋国盟誓，晋国士庄子作载书，荀偃说：“改载书。”这是用牺牲的。如果襄公十年，郑国子孔当国作载书，以位次顺序听政避讳，那就只是作书来显示各氏族受职听政的法度，这时未曾用牺牲。又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据守防地出奔，季孙召外史掌管恶事的人询问载书的首章，那么驱逐臣子示警，应当用牺牲吗？那么用牺牲叫载，不用牺牲也叫载，牺牲况且没有加在什么地方，所以说：“载是事，不是加。”这是明确显著的。

胡绍简（字去烦，衢州人）问：《论语》“肆诸市朝”是说杀后陈列尸体，然而不知道刑杀在哪里得到？不在市行刑的，陈列于市；在朝行刑的，陈列于朝吗？

根据各经所载，只有在市行刑的，没有在朝行刑的。《王制》：“在市行刑，让众人抛弃他。”《家语》：“行刑必定在市，让众人抛弃他。”这就明确只有市。《周礼》就不是这样，司寇乡士掌管国中刑杀，那么六乡以内都在市行刑；至于六遂以外，就各自在当地行刑。有在遂行刑的，有在县行刑的。然而这些都是指士以下卑贱的人。如果是公族和大夫以上，都在甸师氏那里行刑以区别。《文王世子》所说：“公族有死罪，就在甸人那里磔刑。”《掌戮》所说：“只有王的同族和有爵位的人，就在甸师氏那里杀。”就是指的这个。那么《王制》《家语》不分贵贱都在市行刑，而这里既分贵贱，又区别地点。所以郑氏认为《王制》是殷制，《周礼》是周制，或许不一定。然而总之乡、遂、市、甸都不在朝。所谓“在朝行刑”，各经没有明文。况且礼有“肆市”，并没有“肆朝”。《周礼》小司寇篇说：“在乡行刑的在市陈列三天，在遂行刑的在遂陈列三天，在县行刑的在县陈列三天。”只有公族及大夫以上在甸师氏行刑的，不在陈列之中。《掌戮》说：“凡杀人者踣于市，陈列三天，只有在甸师氏杀的不陈列。”那么周制只有肆市，并没有肆朝。然而《论语》确实有，而且注说：“士肆市，大夫肆朝。”起初不知道这两句话出自哪部经，旧儒也有怀疑的。认为《家语·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即使有大罪让他自裁，未曾揪住头发拖去刑杀，何况陈列尸体呢？况且公伯寮不是大夫，肆市罢了，何必肆朝？所以又有说“市朝”是说市像朝一样。《史记·孟尝君传》称“过市者曰过市朝”，司马注说：“说市的行列像朝位。”那么虽然连称“市朝”，实际上只是市。但我认为又不然，《国语》

译臧孙论述五刑时说：“罪行重大的，陈尸于原野；罪行较轻的，陈尸于市朝。”这被称为“三次”，即明确将原野、市、朝作为行刑陈尸的三个等级，从而混淆并合并了相关事务。《春秋》中也有此类记载，例如晋国在朝廷上陈尸三郤，楚国在朝廷上杀死令尹子南，三天后才收回尸体。这类情况虽然当时晋、楚两国的行事多违背典章制度，且都属于贼杀行为，并非依据国法，不应当引用周代制度作为佐证。然而，这类事情确实存在。我信奉三礼，不敢废弃《论语》和《春秋》。因此说：“在市集处决士，在甸师氏处决大夫。”如果犯有重罪应当陈尸示众的，那么士在市集陈尸，大夫在朝廷陈尸。而士以下的人，则各自在其所在地行刑、陈尸。这样也是可以的。

译又问《论语》中“甯武子，卫大夫”的集注，依据《春秋》记载，甯武子的事迹发生在文公、成公两朝，但《春秋》的记载并非如此。成公元年还有甯武子的父亲甯庄子在盟向一事，直到成公三年之后，甯武子才在宛濮结盟。按照周代的制度，世袭卿大夫必须是父亲年老去世，儿子才能继承，因此文公朝时甯武子不可能担任大夫。集注有误，而嘉兴陆氏（陆稼书）认为《春秋》中父子同时在朝任职的情况很多，应当遵从集注的说法；而淮安阎氏又引用《春秋传》来证实，说鄢陵之战时，晋国栾书统领中军，恰好长子栾黡到鲁国乞求援军，次子栾鍼担任厉公的车右，韩厥统领下军，而韩厥的儿子韩无忌担任公族大夫，这是父子同为大夫，且同在军中，有明确的证据。所以季武子已经立了季悼子，而长庶子公弥就担任公左宰。可见，甯武子在文公朝，难道一定不与父亲甯庄子同为大夫吗？

这个问题我在《论语稽求篇》中已经辨析过，只是当时的论述不够完备罢了。自古以来，世袭卿大夫必须是父亲年老去世，儿子才能继承，并没有父子可以同为大夫的情况。如果有时候授予儿子官职，那都是国君的副职，并非大夫。周代的制度已经无法考证，我曾根据《春秋传》考察世袭爵位相继的法则，大致在父亲在世时，必须先确定继承人，称为“立”；等到父亲年老，父亲去世之后才继承职位，称为“即位”。所以有“立”而没有“即位”的情况，比如季武子已经立了季悼子，但季悼子没有即位就死了，于是季平子继承，就是这种情况。也有没有“立”而直接“即位”的情况，比如孟庄子死后，没有经过“立”的程序，而羯忽然即位，接着继承的是孟孝伯，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父亲没有年老去世，那么“立”的人选尚且没有确定，何况“即位”呢？但是，世袭爵位的儿子在父亲在世时，也有分散任职担任副职的情况。副职，就是副贰，《周礼》中掌管国子副职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写作“卒”，《燕义》中称诸侯卿大夫士的庶子之卒就是这个意思。大致的意思是，世袭爵位的儿子可以担任父亲的副职，预先作为私家的散官，能够参与事务的称为“倅”，不能参与事务的称为“防”。倅指的是散倅，因此有父亲在世而担任防职，偶尔在史书中见到其子名字的，比如郑子国侵蔡，而他的儿子子产得以私下议论，然而终究不是从政，终究不允许他议论国家大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大夫。至于公弥担任左宰，那是副职中最低微的，更不用说了。至于公族大夫、公路、公行，这些都是晋国的官职，模仿周制的副职而改换了名称。晋成公曾经设置田邑来供养公族，并且让公行的官员都能率领他们的族人掌管公家的军队，所以大国设三卿，而晋国设六卿，凡是公族、公行都能跟随。比如鄢陵之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车右，就是公行。《魏风》中所说“殊异乎公行”就是这个意思。韩厥的儿子韩无忌担任公族大夫，就是公族，《魏风》中所说“殊异乎公族”就是这个意思。这难道是父子同时为大夫的证据，而以此作为证明吗？这不仅是不读《论语》《春秋》，连三礼、《毛诗》都没有读过啊。况且你也知道韩厥的儿子韩无忌最终没有成为大夫吗？《左传》记载韩献子告老，将要立公族穆子，就是韩无忌，而穆子因为废疾推辞，请求立弟弟韩起，就是后来所称的韩宣子。等到韩宣子即位，韩献子就告老了，这在《晋语》中也有记载，那么此前韩无忌屡次出现在传中，且屡次被称为公族大夫，并不是大夫。所以昭公二年的传文中称韩须到齐国迎娶女子，三年称韩起到齐国迎娶女子，韩须是韩起的儿子，两年两次迎娶女子而儿子在父亲之前，难道韩须比韩起先成为大夫吗？韩须迎娶女子，是担任副职，不是大夫；韩起迎娶女子，是大夫。即位而继承爵位的人。所以世袭爵位没有继承，即使有被赐封为大夫的，终究不是继承爵位的人。孟献子的儿子仲孙它，季氏特意让他担任大夫，然而继承爵位的是孟庄子。即使有跟随君主作为国家副职，已经称为大夫，但仍然不是大夫。子家羁跟随昭公七年，昭公赐给跟随逃亡的大夫，子家羁也在其中，然而终究不能称为从政，却离开季氏而去。至今归父的爵位还没有继承人。甯氏是卫国公族，甯庄子、甯武子又是世袭爵位，世代参与国家政务。难道有甯庄子没有年老，甯武子就可以即位的吗？也难道有世袭爵位的儿子出外担任国家副职，而史书不记载其名字的？况且即使担任国家副职，不是从政的大夫不参与国家大事，哪里能看到他的愚笨与智慧呢？至于公族大夫、公行、公路，卫国没有这些官职。集注既然有误，却想要顺着它的错误强行解释，不是更加错误吗？

陆〇（字文端，康熙乙丑进士，嘉兴人）问：《史记·秦本纪》说：“秦国的祖先，始于大业、大费。”而注释者说“大业就是皋陶，大费就是伯益”。因此陆德明、孔颖达、司马贞等人也都说“伯益是皋陶的儿子”，而孔安国注释《尚书》、赵岐注释《孟子》都没有提及这一点。不知道《史记》是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论语》中冉伯牛、仲弓同为圣门四科，而王充说仲弓是冉伯牛的儿子。皋陶、伯益同为舜的五大臣，而这里说伯益是皋陶的儿子，都是经书中的笑话。幸好《系本》、《古史考》、《帝王世纪》等书都没有这一说法，否则荒唐至极，哪里还有标准？我不注释《尚书》的原因，一是年老志衰，二也是因为这件事。但这并不是《

译《史记》的说法，其源头起于《列女传》所说：“陶子五岁时就辅佐大禹。”而曹大家注解道：“陶子，就是皋陶的儿子伯益。”司马贞撰写《索隐》，于是引用这句话来注解《史记》。实际上，《史记》所说的“大费”是柏翳，也写作伯翳，并不是伯益。《索隐》只是依据《史记》中有“伯翳辅佐舜帝调驯鸟兽”这一句话，与《尚书》中“咨益，有畴若予草木鸟兽”的话相吻合，因而强行歪曲《史记》，却不知《史记》在《陈杞世家》中明确说“伯翳的后代，在周平王时被封为秦”，“垂、益、夔、龙，他们的后代不知被封在哪里”，这说明伯翳和伯益分明是两个人。秦纪中的伯翳不是伯益，《史记》不会接受这种诬蔑。况且伯益不是皋陶的儿子，史书也有记载。《夏本纪》说：“禹推举皋陶，将要授政给他，但皋陶去世了，封他的后代在英六，或者在许，然后推举益来担任政事。”这就是证据。即使柏翳不是皋陶的儿子，史书也有记载。《左传》说：“楚国人灭掉了六国，臧文仲说皋陶的后代庭坚不祭祀了。”而《史记》说：“柏翳的后代被封在秦，被项羽灭掉；皋陶的后代有的被封在英六，被楚穆王灭掉。”这也是证据。因此《史记》说得很明白，不仅皋陶不是伯益的父亲，而且也不能是伯翳的父亲。因为一句话的错误，就想强行让两个人共同认一个假父亲，真是笑话。所以这种邪说都起源于《列女传》注解中的一句话，司马贞、孔颖达、陆德明都是唐人，或许受其迷惑，但孔颖达、赵岐并没有这种错误。

译那么伯翳是舜的臣子，而《史记》说伯翳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这与《尚书》中记载伯益掌管鸟兽的说法相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伯益所推让给朱虎、熊罴等人的职位。《尚书》孔颖达的注解说朱虎、熊罴在“八元”之中，而《春秋》杜预的注也说“八元”就是稷、契、朱虎、熊罴这一类人。那么这位伯翳，虽然不一定就是朱虎、熊罴，但在“八元”之中应该是有他的。查考朱虎、熊罴与“八元”中的熊、虎、豹、貍都以鸟兽命名，翳是飞鸟，《山海经》中所称的文鸟类似凤凰，所以伯翳名大费，“费”有“飞”的音。《陈湘姓林》说：费氏读音为“蜚”。而赵明诚说：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其中一个读“蜚”，是嬴姓伯翳的后代，史书上记载的费昌、费中、费无忌都是如此。那么伯翳、大费或者说是“八元”之一所称的伯奋，因为“费”、“蜚”、“奋”、“飞”都与飞鸟有关，总以飞鸟得名，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史书记载伯翳有孙子，在夏桀之时，鸟身人言，为太戊驾车，那么以鸟兽的形状命名鸟兽，作为鸟兽官，上古时代粗略简略，或许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孔颖达、杜预的注解或许相差不远。世人妄言，我也妄应，总之不能过于穿凿附会而留给世人笑柄。

《盛唐书问》说：伏生的《尚书》二十九篇，其中一篇是《泰誓》；孔壁发现的《尚书》五十九篇，其中一篇是《小序》。这是人人所知的。现在攻击古文《尚书》的人，反而说《泰誓》一篇不出自伏生《尚书》，却不敢说它出自孔壁；《小序》一篇不出自孔壁，却竟然说它出自伏生《尚书》。像梅鷟、罗敦仁父子，忽然把《小序》掺入二十九篇之内，究竟有什么说法呢？【朱彝尊《经义考》主张这种说法】

伏生《尚书》二十九篇，原本就有一篇伪《泰誓》，与二十八篇一同传出。后来因为《泰誓》的文辞颇为不雅驯，回护伏生《尚书》的人多认为这一篇是后来增入的。如《后汉书》记载建安年间黄门侍郎房宏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到这一篇并增入其中，即王充《论衡》中的说法也是如此。而唐代儒者陆德明、孔颖达则直接说是司马迁所增，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辞。然而并没有人说《小序》一篇在二十九篇之内。二十八篇是《尚书》没有缺少的篇数。如果《小序》确实在篇内，那么直接用这一篇抵充二十九篇之数，篇数就已经够了，何必多方曲折地解释辩白？【这《泰誓》一篇是增入的，本来就不是原本。如果不说没有《泰誓》，而只争论《泰誓》是增入还是未增入，那么有《泰誓》是可以知道的。不用其他文章来校核篇数，而只用《泰誓》一篇来比较篇数的增减，那么没有其他文章也是可以知道的。】自从攻击古文《尚书》的人起初尽情攻击《小序》，认为《小序》是孔壁《尚书》所同出的。后来见《史记》多记载《小序》，于是又夺取《小序》而冠于今文《尚书》之首，一则以此补足篇数可免除伪《泰誓》的过失，一则不使《小序》归于孔壁《尚书》，以作为司马迁见《小序》而不见孔壁《尚书》的证据，其用心良苦。然而并非如此，《小序》必然不能代替《泰誓》，犹如李树不能代替桃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小序》出自孔壁《尚书》，那么诸家多能言之。大序说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分出五篇并加上序，共五十九篇。陆德明《释文》说古文五十九篇，即现在所行的五十八篇，其中一篇是百篇之序。孔颖达《正义》说孔壁《尚书》五十八篇，加上序一篇为五十九篇。所以当孔壁《尚书》初出时，孔安国的哥哥蓼侯孔臧给孔安国的信中说：“我听说《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怎么竟然又有百篇呢？”这是因为伏生《尚书》所载并没有《小序》，所以此前所闻只知道二十八篇，而不知道有百篇，因为百篇即指《小序》。假如《小序》为伏生所有，那么“百篇”之名早已出现，“曰不图”、“曰复有”，这是什么话呢？所以攻击古文《尚书》的人在朱彝尊、吴棫之后接踵而出，如金履祥、黄鎭成、王栢、熊朋来等人，还必定说：“伏生二十八篇合《泰誓》为二十九篇，孔壁五十八篇合百篇之序为五十九篇，相传已久，无可移易。”而随声附和的徒众将连这百篇之序也一并扰乱，指黑为白，认鹿作马，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冤哉梅鷟无赖，尚以行此作为得计，自夸为圣经的忠臣义士，不也很可悲吗？

又《书问》说：现在攻击古文《尚书》的人，层出不穷，必欲摧毁它而后已。先取梅鷟、罗敦仁的说法，暗中移易百篇小序，夺取而冠于二十八篇之首。以百篇之名被《史记》全部记载为由，于是取《史记》五帝、夏、商、周本纪及鲁、卫、燕、晋、蔡、宋诸世家中引用《尚书》的为真《尚书》，未经引用的为伪《尚书》。另外将《史记》所引的列为一编，而斥责其余部分。这种说法如何？【朱彝尊《经义考》也主张这种说法】

这仍然是吴棫《书纂言》中单列今文而删去古文的故智，罗敦仁《尚书》是正之，以大书录今文，小书录古文的旧伎俩。殊不知司马迁见《小序》而不见经文，在冤词辨之

译极其详尽，大抵孔壁古文一经出土，司马迁既然已经向安国询问，只得到了百篇的序言，所以急忙采录下来，而那五十八篇原本已经送交官府，安国另抄写一本才借给司马迁作传注，不能授予他人，不久巫蛊之祸爆发，司马迁所作的传注也无法呈上，而司马迁又遭遇李陵之祸，身陷牢狱受尽屈辱，安国收藏的本子只能传给都尉朝一人，司马迁无从得见，所以他在叙述《金縢》等篇时记载了古文的说法，而在《泰誓》《蔡仲之命》中则略载古文大意，以显示主旨，这说明他不见古文，是不见真正的古文，并非不见伪古文。这是说真正的古文刚出土时他未能得见，并非说伪古文晚出他来不及见到。假使《史记》引用的古文有一处与今本不合，那么今本是伪作而《史记》中却没有；假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中，《史记》所引用的偶然有一篇在今本之外，那么今本是伪作而《史记》中也没有。果真要依据《史记》所引来辨别真伪，那么古文伪作有二十二篇，而今文伪作也有十一篇。为什么呢？古文只有《泰誓》《蔡仲之命》两篇，其余都是伪作；若论今文，未被引用的，在《商书》中有《盘庚》三篇被合并为一篇，在《周书》中还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顾命》《合康王之诰》共十四篇被合并为十一篇，这些都是伪书。仅仅凭借古文两篇、今文十七篇，舍弃百篇的经文而只保留这十九篇，就作为《尚书》，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他们意在伪古文却推行这种说法，而今文都是伪作，又该怎么办呢？

译附录《古文尚书》冤词余录

我写成《古文尚书》冤词后，蠡吾的李生带着它北上。江浙一带，也多有人知道这件事，然而没有前来驳难辩白的人。过了很久，桐乡的钱晓城，是专门攻讦《古文尚书》的人，特意来到防城。住了两夜，在姚立方的家里。姚立方也是攻讦《古文尚书》的人，相对无言，无可奈何，只借由姚立方来拜见我，只以请教《易经》《春秋》为说辞，列举《春秋》中“秦获晋侯”的占卜验证，以及两个蔡侯与申国的问题来询问，理屈词穷后离去。

那一年，我寄给德清的胡朏明一本《冤词》，因为他也是攻讦《古文尚书》的人。胡朏明没有回复。后来有人传胡朏明的话说：“杜林漆书，不过是用漆写古文罢了，怎么知道古文不伪而漆书为伪？”这是因为胡朏明不知道漆书的始末，所以说出这样的话。这不必再辩驳。

康熙四十一年，淮安的阎潜邱带着他攻讦《古文尚书》的书若干卷，名叫《疏证》，同关东的金素公一起来，也先住在姚立方家，然后来见了我。只是杂驳诸经的疑义，并不涉及《古文尚书》一字。第二天又来拜访我，当时金素公、沈昭嗣、倪鲁玉、姚立方都在座。偶然谈到顾亭林《日知录》中论礼的一条，说“天子诸侯绝期，是唯恐以齐衰期丧废掉祭祀之事”。我环顾在座的人，惊讶地说：“古礼并没有以齐衰期丧废掉祭祀之事的条文，这是什么说法？”于是稍有诘难辩驳，便作罢。

过了几天，阎潜邱对人说：“伪古文似乎难辨而实际上是伪的，不伪古文似乎易辨而实际上是不伪的。”而且有跟随阎潜邱来的人说：“阎先生说古文真伪不必辩驳，只辑录吴才老之后，直到元明及现在，凡是攻讦《古文尚书》的人，合编为一集，传给后人，作为屏弃《古文尚书》的案据。那么只保留他们的说法，难道没有起来跟随实行的人吗？”我听后叹息说：“凡是理屈词穷的人，一定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道味道’；言语不能胜过别人，一定说‘说臧有两只耳朵，似乎容易而实际上不对’；‘说臧有三只耳朵，似乎难辨而实际上是对的’。这都是笼统是非、混淆可否的话，哪里值得作为依据？不伪古文，也不是容易的事，况且凭什么说它不对？一定要明白说出它不对的原因。”我作《冤词原约》说：“如果这本书有乖谬错误，万望立即赐给我谴责教诲。”等到几年后，并没有一人来驳斥纠正，那么也可以作罢了。他却又多收集讼词，作为日后判决书的依据，用心如此，我能怎么办呢？虽然如此，蚍蜉众多，果真足以撼动大树吗？

又过了几天，我和阎潜邱在顾搢玉家聚会，恰逢禾中的朱竹垞来。座中谈到阎潜邱所著的书，我极力说《春秋》没有父子同为大夫的事。又说《四书释地》所记载的阙里是错的。又说毛亨、朱熹的诗说，不宜引用王栢、程敏政的谬说作为依据。阎潜邱都唯唯称是。只是略微涉及攻讦《古文尚书》的事，那么朱竹垞说，明朝万历年间乡试曾以废除《古文尚书》出题问策，而试录记载焦弱侯的文章还在。明天应当来寓所一同观看。我私下忖度，用科举功令来拟废此书，那么一言出入，而先圣古经存毁的关键决定于顷刻之间，形势也很危险了。而且恍然悟到昨天所传的攻讦《古文尚书》的人，将合并诸说汇编为一集，言语确实有证据，回家后叹息三次，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到朱竹垞寓所亭中，当时王百朋在座。不久，阎潜邱来，拿出试录，一同观看。

万历己丑科乡试主考官许国、王𬤇第三场第三问有说：“《尚书》古文传自孔壁，有人说它是假的，怎么辨别它的真假？”

第七名焦竑回答说：“《尚书》古文，称自孔壁的是假的。它的文辞本来不类，而且多剽窃拼凑。”《汉书·艺文志》将古经别于《尚书》之外，大概是还怀疑它，不敢混杂。不忍心刊刻伪书，却忍心让伪书混杂吗？所以应当纠正并删去的，就是这个。

我读完后，跺脚大笑说：“唉！只是这样，这足以攻讦《古文尚书》吗？焦君不读书，不认识《汉书·艺文志》，诸君也不认识吗？”

在座客人竞相起身争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焦君回答策问，共五十七字，只有‘《艺文志》’到‘弗敢殽焉’十七字，是《古文尚书》的罪案，说《艺文志》怀疑《古文尚书》，不知道这不是《艺文志》。《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是说孔壁书；经二十九卷，是说伏生书。’自从元朝吴澄攻讦《古文尚书》，听说《艺文志》有‘经’与‘《尚书》’的区别，而眼睛没看见《汉书》，妄意推测称‘《尚书》’的必是今文，称‘经’的必是古文，于是毅然作《尚书纂言》，分去古文二十五篇，而只保留今文二十九篇，命名为《尚书》，以为古文不是《尚书》。因为错误引用《艺文志》作证而颠倒它，说：‘《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这本来是攻讦《古文尚书》的一大冤案。而明朝归有光没有学问，听说吴澄这样说，也效仿他，大力攻讦《古文尚书》，然而也眼睛没看见《汉书》，便大言说：‘有光读书，深知书义，能分别真伪。现在伏生书、孔壁书原本就区别明白，班固志《艺文》，分《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以古文为汉世伪书，别称为经，不使相混，其慎重如

译这样。而唐代作义疏，致使汉代儒者专门之学于是废弃断绝。」我每次诵读他的话，就为此羞愧得脸红好几天。如今胡渭又目不见《汉书》，拾取朱彝尊的唾余，便堂堂正正地如此对抗防备，这难道不是黑暗世界吗？那百犬的狂吠，固然只是声音罢了，却没想到一犬的狂吠，连形体也没有。那么现在那些喧嚷不休的人，都是狗，而且只是空吠罢了。这天大雨，钱大昕匆匆告别离去，路上经过吴尺凫家，留话说：「替我问候毛先生。」老友中没有几人能直言教导我，我正感激他，哪里有什么芥蒂，只是想要我毁掉所著的疏证，那不能，只是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罢了，径直离去。

译第二天，我联合吴澄、归有光、焦竑三位先生，共同写了一封信寄给朱彝尊（竹垞）。寓亭焦竑在反驳文中说：“《汉书·艺文志》将古经从《尚书》中区分开来，大概是还存有疑虑，不敢将它们混杂在一起。”

归有光在《尚书考异序》中说：“我在邓尉山中读书，颇能深入探究《尚书》的文义，更加相信吴澄所著的是不可更改的经典。于是想到圣人的书，留存下来的年代久远，大多被诸儒扰乱，能够用来辨别真伪的，只有文词格致的不同。学者通过文词可以通达圣人之道，而不被异说迷惑。现在伏生所传的《尚书》与孔壁所传的《尚书》，其文词格致的不同，本来不需要分辨就可知晓。从前班固在《艺文志》中说：‘《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这是把古文当作汉代的伪书，所以特别称为‘经’，不让它们相混。大概当时儒者的慎重就是这样。而唐朝的臣子不能深入考证，轻率地把晚近杂乱的书定为义疏，于是汉儒的专门之学就因此废绝了。”

吴澄在《尚书纂言》中说：“古文不是《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

《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原注：共五十七篇，孔安国书序说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尚书》经二十九卷【原注：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伏生传授的书】。

古话说“三言可杀人”，难道三位先生颇有名气，且都著书立说流传于世，还有人不相信吗？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根据三位先生想要废除古文，不过是说古文不是《尚书》罢了。从真正的《艺文志》来看，是古文为《尚书》，今文为经。三位先生所依据的正好相反。而且古文经是四十六卷，不是十六卷；经是二十九卷，不是二十九篇。他们所依据的又错了。如果认为是经，那么都称经；如果认为是《尚书》，那么古文是《尚书》，而今文不是《尚书》。假如班固不慎重，那就算了；班固如果慎重，就会怀疑今文而不怀疑古文。班固如果不分别，那就算了；班固如果分别，就会排斥今文而不让它混入古文。删去伏生的书而不忍心让它混杂在孔壁书中，其本意是想杀人，却不幸反而自杀。这固然是千古一大笑话，可以补充朱彝尊所未能具备的。如果一定要集合众说来攻击古文，那么请让我先汇总这三种说法来进献。

这样，又过了一天，我和朱彝尊在周层岩家聚会。朱彝尊对我说：“昨天讨论三种说法很痛快，只是言语过于激烈，千万不要像反攻今文那样吧？”我说：“今文就是古文。我是通达事理的人，怎么会攻击今文？正是说那些攻击古文的人反而攻击了今文。”戏台上的赛卢医，想要毒杀孝妇的婆婆，却反而杀了自己的母亲，能说孝妇杀了赛卢医的母亲吗？众人大笑。

又过了一天，我和朱彝尊在汪无已的读书堂聚会，看到朱彝尊所著的《经义考》，其中有吴澄《书纂言》的自序，我指出了其中的错误。

比如他说【晁错到伏生家传经得到二十八篇】，晁错接受的是章句属读，并非接受经文。因为二十八篇在汉初兵事刚平定时就已经出现，并在齐鲁之间传授，不等待晁错来传授。《儒林传》记载今文的传授，只有济南张生、夏侯胜、欧阳生，有掌故吗？

【汉武帝时，河内女子献伪《泰誓》一篇】，这是在宣帝太始元年，不是汉武帝时。

【东莱张霸作伪《舜典》二十四篇】，《儒林传》记载：张霸作伪百二篇，不是二十四篇。他说二十四篇，是孔氏正义误把郑玄注杜林《尚书》缺《舜典》至《冏命》二十四篇当作张霸所补，这是荒唐之言。世上没有西汉的张霸能为东汉的杜林、郑玄补阙佚的。赵孟頫没有学问，受人误导，竟称张霸作伪古文，而这里又错了。所谓攻击古文的人，没有一个不犯错的，就是这样。况且《舜典》没有二十四篇，郑注古文缺《舜典》，直到作九共以至《冏命》，才有这个数目。吴澄只看到“舜典”二字，就不顾后文，而直接用舜典概括。伪古文只有二十五篇，而伪《舜典》已有二十四篇，那该怎么办呢？

【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增多伏生书二十五篇，又于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增多伏生书，分析伏生书，都是孔安国的事。认为孔安国原本增多、分析，而梅赜就他所增所分者而伪造，还可以说得通。如果全归于梅氏，那么凡是《汉书》《汉纪》书序所说“增多若干篇，复出若干篇”的，都是以西汉人预先记载东晋人作伪的数目，有这种道理吗？

【上送于官，遂与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书并行。至唐作义疏，而三家书废】，梅赜上孔传，不上古文《尚书》。他说“上送于官”，已经不通了。如果说与三家并行，唐疏出而三家书废，那就是错上加错，似乎全不识一书。东晋至永嘉乱后，三家书亡，而后梅氏上孔传。是三家未曾与孔书并行，且也未曾出唐疏而始废。只想诬蔑古文，却使得汉、唐儒者无不受到诬蔑。唉，冤屈到了极点！江西吴仲彬自称能辨别古文，因此担任臬司。客人来到杭州，听说

译我陈述冤屈，并且听到我说“研究古文的人没有一个不犯错的”，于是他便带着指责来找我，说：“朱熹认为梅赜伪造了古文，这是错误的。梅赜只是推崇古文，并没有伪造古文。赵孟頫认为张霸伪造了古文，这也是错误的。张霸创作了《百两篇》，但并没有听说他伪造了那二十五篇。只有梅鷟撰写《尚书考异》，其序言中说：”

译汉代孔安国专门研究古文。到了东晋，有一位高士叫皇甫谧，他看到孔安国的书，就摧残抛弃，人们都不珍惜。他伪造了二十五篇书，包括大序和传，冒充孔安国的古文，传授给外甥梁柳。梁柳传授给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于是进献给朝廷施行。自从吴先生编撰《纂言》以来，并没有一个人是忠于圣经的义士，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据此，那么伪造伪书的人是皇甫谧。我说：这又是一个错误。古文本不是伪书，却一定要追究它是伪书，并且一定要找出一个伪造的人，却一定找不到，于是反而伪造一个人来证实它，伪说由此产生。想要攻击别人伪造，自己却陷入伪造的境地，这不是错误吗？一个错误难道还能再犯一次错误吗？你不要被别人误导而自误就可以了。根据《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从姑母的儿子、外甥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帝王世纪》，其中多记载了相关内容。这是梁柳传授给皇甫谧，皇甫谧不曾传授给梁柳。《正义》引用《晋书》说：晋太保郑冲传授给扶风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臧曹，臧曹传授给汝南梅赜。那么传授给梁柳的是苏愉，不是皇甫谧；被梁柳传授的是臧氏，不是皇甫氏。皇甫氏怎么能越过郑冲、苏愉、臧曹、梅赜而另外伪造书来传授呢？讲书必须有依据，何况涉及圣经的重大问题，凭空诬陷，冤枉古代圣贤，冤枉三王五帝，君臣上下，并且连累几代的平民，这罪过有多大？恐怕违背经典、非议圣贤，议论难以避免，反而以世上没有忠于圣经的义士，怀抱这种大痛。梅赜自信是忠于圣经的义士吗？仲彬起身作揖道谢。第二天又来看我，请求《尚书广听录》及《辨定大礼议》带走。

有人说甬东袁六符喜欢攻击古文，所以看到我的冤屈之词，颇为自我沮丧，但他时常来杭州，说他的同乡通洋的人，每次得到海外书籍，有日本《孝经》，是仲尼闲居，曾子侍坐，有一千字互异八字，有《尚书》就是丰氏世学本，只有新罗《尚书》没有《大禹谟》《五子之歌》《旅獒》《君陈》四篇，而多出《舜典》半篇，在慎徽《五典》之前，其余句字多不同。吉安曾某副使，在康熙甲辰年得到他的书，未经进献，就死了，于是藏在家中，现在将去吉安寻求。那人曾介绍沈生士安拜见我，没遇到就离开了，我急忙派沈生告诉他所知，希望不要伪造，自己伪造，以伪造圣经的罪过应当加重。上有皇天，下有厚土，不要说这里面可以欺骗。你同乡丰氏，世代伪造书，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伪造海外书两本，名为《古书世学》，其中一本称朝鲜本，说箕子封于朝鲜，传授古文，从《帝典》到《微子》为止，而在末尾附上《洪范》一篇，其中一本称徐市倭国本，说徐市是秦博士，因为李斯坑儒，借口入海，全部装载古书，到岛上建立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两国所译的书，他的曾祖父河南布政司使丰庆录得，藏在家中，而丰熙叙述，实际上是丰坊伪造的。幸好他的书不攻击古文，所以不为大害，然而作伪的恶习渐渐不可长，被世人唾骂，排斥已久。至于曾某副使，则是同乡人所不齿，即使那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可以和他谈论这些事吗？何况海外没有《尚书》，在历代记载中很明确，周显德年间，新罗献《孝经》，宋咸平年间，日本献郑注《孝经》，都说没有《尚书》本，即使元祐年间，寻求高丽百篇《尚书》，也说没有，甚至外国史官记载中国历法，寻求《尚书》不得，这是海外《尚书》绝无影响，后来出现的，都是赝作，行伪之徒，也可以废然而止了。士君子生来怀抱才质，如果知道努力学习，什么事不能做，而一定要这样做吗？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也无可奈何，但何必如此呢？

经问卷十八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__经问补》>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补目

卷一

【合乐养老，井邑沟洫成，同之异。汉纪改正朔，父子师弟諡字。】

明堂行庙学事。周公两迁殷民，周公诰康叔。康诰篇首二十八字，祔必在穆】

卷二

【格物致知，英宗复辟事，列代选举法，元代八比取士法】

【唐沈太后防塟变礼，庙祧外，坛墠庶母祔庙。祔祭不降等】

【嫡庶坐位 庶母忌祭】

卷三

【伯夷、伯翳、大费武王无戡黎事，微子不奔周武庚不面缚、舆榇】

【五门内外朝之辨，蔡沈注伪引史记】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补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章泰占问文王世子云：“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