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问卷二
，非民居也。若谓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则前儒亦虑及之。孟子「方里而井」，《周礼》亦以一里为一井。今毋论三里九里各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为断。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为四九三百六十家，则二十五里不过九千家耳。今亦不从《周礼》诸制，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减者，以孟子「公侯百里」为断。百里者，万里也。万里万井，每井有八家，则已得八万家矣。以八万家之里居，而袛以九千家之地应之，可乎？况城中有宫，所谓宗庙、社稷、朝市、府藏诸区，其所画地，又当分去三国之一乎？
译（这）不是百姓的住宅。如果说城邑里的住宅，城中容纳不下，那么前代的儒者也考虑到这一点。孟子说“一平方里设一井”，《周礼》也以一里为一井。现在不论三里、九里各有多少，只以五里的城作为折中的标准。五里，即五乘五二十五里。每里九家，分成四份，为四乘九三十六家，那么二十五里不过九千家罢了。现在也不依照《周礼》的各种制度，用五百、四百、三百、一百来限定五等侯服的面积，而是直接取最小的标准，以孟子所说的“公侯百里”作为定论。百里，即一万平方里。一万平方里有一万井，每井有八家，那就已经有八万家了。用八万家的居住需求，却只以九千家的土地来应付，可以吗？况且城中有宫殿，所谓的宗庙、社稷、朝市、府库等区域，它们所占用的土地，又应当分出三分之一吗？
宋陈祥道作礼书有曰：「城中之宅，率家二亩半。冬月纳稼之后，皆入保城。则以王城言之，六乡之民七万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则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则考工所言九里者，乃王之中城也。春秋书『城中城』，可验也。又孟子『三里之城，有七里之郭』，则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城内又有城，城外又有郭，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説，又大谬者。毋论七里、九里，两城恢扩，仍不能容。而即以郭言之，释名：『郭者，廓也。廓然在城外也。』有城不廓然矣。若春秋书『城中城』，则中城是邑名，杜氏明云：『中城，鲁邑，在东海廪邱西南』，何尝是城？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其语始于何人，实大不通之言。国家守封疆，农隙入保，当在疆邑，定无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弃土地于寥廓者。偶有窃发，敌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乱之道也。」
然则何如？曰：人自不善读书耳。孟子“五亩之宅，其半在邑”，邑者，城外诸邑也。《王制》“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乡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在卿大夫以下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任闲田以为居者曰井邑。故邱有邱邑，都有都邑，诸凡比长、党正、乡官、遂官皆有官居。自邑而邱而甸而县而都，与自井而通而成而终而同，凡聚防处即设为官居，而民遂附之。或数家一联，或数里一联，故又有名为“连”者，此即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谓“邑里”，即所谓“邑居”与“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诗》所谓“上入执公功”者，亦入此而已。若赵岐又有“保城”之説，则在都邑原有城，不止国城。《春秋》书“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郓、城费、城防、城武、城平阳城、祝邱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并非国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为民居使之相守，并不宜虚城中里防而待民冬月一时之入。故赵岐所注先分两地，一在田，一在邑也。邑又有两地，一在无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故曰：“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此无城之邑居也；又曰：“冬入保城二亩半”，此有城之邑居也。赵氏语滞，似有三居，而诸儒不善读书，又并不知邑居之有两。千古梦梦，盍亦从予言而细察之？
若谓八家与九夫矛盾，则《周礼》无八家名，然八家即九夫，《司马法》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夫者，百亩之名；九夫者，九百亩耳。不然，夫三为屋，岂一屋住三夫乎？
古千乘之国，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故称千乘之国。方里而井，百里之国为万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问可知矣。《周礼》乃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乘，则是百里之国止出兵车一百五十六乘耳，何名千乘乎？其谬而伪者三也。
周礼小司徒职唯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邱，四邱为甸，四句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马法文。杜预引此注左传，不注明司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礼文下。丙遂以之诟周礼，是对长狄而诟侏儒，长狄不受也。特所谓司马法者，原非周制。史记齐景公时有司马田穰苴，曾着兵法。至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名司马法。今其书不传乆矣。然且有两司马法，两言出车之制，注经家各引以为据。其一又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此马融引之以注论语，郑▯引之以注周礼，然皆非是者。大抵侯国以百里为断，百里之地以开方计之，实得万里。孟子方里而井，万里者万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计之，甸方八里，实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计之，成方十里，实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则万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则万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虽为之説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
译宋代陈祥道在礼书中写道：“城中的住宅，每户大约二亩半。冬季收获庄稼之后，百姓都进入城中保卫。如果以王城来说，六乡的百姓有七万五千户，再加上士、工、商居住其中，那么九里见方的城墙，肯定容纳不下。因此，《考工记》所说的九里，指的是王城的中城。《春秋》记载‘城中城’，可以验证这一点。另外，孟子说‘三里见方的城，有七里见方的外郭’，那么城外有外郭，就不止九里了。或许城内还有城，城外还有郭，可以供百姓居住，但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且不说七里、九里，两座城池规模宏大，仍然容纳不下。而且就外郭而言，《释名》说：‘郭，就是廓，廓然在城外。’有了城就不廓然了。如果《春秋》记载‘城中城’，那么中城是邑的名称，杜预明确说：‘中城，是鲁国的邑，在东海廪邱西南’，怎么可能是城呢？况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道这些话始于何人，实在是不通情理的话。国家守护疆界，农闲时百姓进入保卫，应当在边疆的邑中，决没有撤去四境百姓，公然让他们进入城中，而抛弃土地于空旷之地的道理。偶尔有盗贼兴起，敌人不用出兵就到达城下了，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
那么应当怎样呢？回答说：人们只是不善于读书罢了。孟子说“五亩的住宅，一半在邑中”，邑，指的是城外的各个邑。《王制》说“百姓居住根据土地来设立邑，测量土地来安排百姓居住”，凡是乡遂以外都有邑里。属于公家的叫公邑，属于私家的叫家邑，属于卿大夫以下王公贵族子弟所食采地的叫采邑，百姓受田之外利用闲田作为居处的叫井邑。所以邱有邱邑，都有都邑，凡是比长、党正、乡官、遂官都有官舍。从邑到邱到甸到县到都，以及从井到通到成到终到同，凡是聚落防区就设立官舍，百姓随之依附。有的几户联合，有的几里联合，所以又有名为“连”的，这就是靠近官舍的民居，所谓的“邑里”，也就是所谓的“邑居”和“里居”。进入保卫的，就是保卫这些地方而已。《诗经》所说的“上入执公功”，也就是进入这些地方而已。如果赵岐又有“保城”的说法，那么在都邑原本就有城，不止国都才有城。《春秋》记载“城”二十九次，都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郓、城费、城防、城武、城平阳、城祝邱等，哪一个不是邑？这说明邑原本就有城，邑里的居住也原本有在城中的，只不过它们的城仍然是邑城、都城，并非国都中的城，即使是近郊的百姓冬季进入保卫，也必然依附外郭作为民居使之互相守望，并不适宜空虚城中的里防而等待百姓冬季一时进入。所以赵岐所注先区分两地，一在田间，一在邑中。邑又有两地，一在没有城的邑，一在有城的邑。所以说：“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作为住宅”，这是没有城的邑居；又说：“冬季进入保城二亩半”，这是有城的邑居。赵岐的话拘泥，似乎有三种居住，而众儒不善于读书，又并不知道邑居有两种。千古以来昏昏然，何不跟随我的话仔细考察呢？
如果说八家与九夫矛盾，那么《周礼》中没有八家的名称，然而八家就是九夫，《司马法》说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夫，是百亩的名称；九夫，就是九百亩罢了。不然的话，夫三为屋，难道一屋住三夫吗？
古代千乘之国，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所以称为千乘之国。方里而井，百里之国为万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问可知了。《周礼》却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乘，那么百里之国只出兵车一百五十六乘，怎么叫千乘呢？其错误和虚伪有三点。
《周礼》小司徒职只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邱，四邱为甸，四句之下甸出一乘云云，都是《司马法》的文字。杜预引用这些注释《左传》，不注明《司马法》三个字，而混并在《周礼》文字之下。丙遂以此诋毁《周礼》，这是对长狄而诟病侏儒，长狄是不接受的。只是所谓的《司马法》，原本不是周代的制度。《史记》齐景公时有司马田穰苴，曾著兵法。到战国时，齐威王派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名为《司马法》。现在这本书失传很久了。然而还有两部《司马法》，两说出兵车制度，注经家各自引以为据。其中一部又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这是马融引用以注《论语》，郑玄引用以注《周礼》，然而都不是正确的。大抵侯国以百里为界限，百里之地以开方计算，实得万里。孟子方里而井，万里者万井也。以甸出一乘计算，甸方八里，实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计算，成方十里，实得百井。百井出一乘，那么万井只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那么万井只一百五十六乘了。虽然为之解说的人说：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
有治沟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车赋，仍是十里。然其与千乘之赋则总不合也。于是马融谓侯封不止百里，当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郑▯则直据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于成甸出车之数，而周制乱矣。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惊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传曰：列国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故孟子谓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汉后五经诸家如何休、张苞、包咸、范甯辈，皆歴为是説，而乃以五等班禄乱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书而尽反易春秋、尚书、孟子、王制诸经传之文，岂可训也？或曰：两司马车赋俱非常制，甸所出车是畿内采地，法乘所出车是畿外邦国，法然亦説经者臆度云然，未有常制不明而可推言其变者，且周礼失传，徒据司马法，安取证也。
译有治理沟渠的人，各自受田一井，得到二里之地便不缴纳车赋，这仍然是十里之制。然而这与千乘之国的赋税总数终究不相符合。于是马融认为侯的封地不止百里，应当有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而郑玄则直接依据《周礼》，说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符合成甸出车的数量，从而使周代的制度混乱了。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这才是真正的周代制度。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是《王制》中的等级规定。所以《易经》说：“震惊百里”，意思是建立诸侯的卦象如同雷震大地，范围止于百里。而《春秋传》说：“列国一同一同”，一同一同指的就是百里之地。所以孟子说周公、太公他们最初受封都只有百里，并非土地不足而限制如此。这在汉代以后研究五经的各家，如何休、张苞、包咸、范甯等人，都历来持这种说法，却用五等分封俸禄的制度来扰乱周家三等分封的制度，凭一人之书而完全违背《易经》、《春秋》、《尚书》、《孟子》、《王制》等经传的文字，这难道可以作为准则吗？有人说：两司马的车赋都不是常规制度，甸所出的车是王畿内采地的制度，法乘所出的车是王畿外邦国的制度，然而这也是解经者主观推测的说法，没有常规制度不明确却能推论其变化的道理，况且《周礼》已经失传，仅凭《司马法》，哪里能取得证据呢。
此惟《论语》包咸注：“百里出千乘”，恰恰相合。如云：“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一乘，则百里之国，方有万井，万井所出，适得千乘。”而何休注《公羊传》亦云：“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又云：“十井为一乘。”“公侯封百里，凡千乘；伯七十里，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二百五十乘。”则军赋常制，似当以此为凖。则然而仍未然者，何休、包咸皆系汉儒，与司马穰苴生于周末者，又复不同。且其所注，皆依文解释，并无有所据之经为之引证。故朱熹注《论语》亦云：“车乘之説，惟马氏为可据。”但又不辨两《司马法》将“六十四井一乘”之文，移之注“百井一乘”之下，则以鹰眼贴兔目，两不中看耳。
况其以十井为一乘，以万井为千乘者，仍未是也。国地不尽井井，地不尽赋。百里之国，必先去宫城都邑、陂池园囿、山川沈斥、防庐经术三千六百余井，又去三乡三遂、都邑边鄙、徒任役而不征税者三千七百余井，其任赋车者十之三耳。以三千未尽之井，而十井一乘，则三百乘尚不足，而可以之当千乘乎？予每説经，必以《春秋》为之断。以《春秋》防书，颇为可信。且先王之礼，即所云《周礼》，尽在鲁者，虽其时不无变更，而相去未逺。吾即以《春秋》防书，其实注车数，不涉儒注者言之。昭五年论晋车赋有云：“十家九县长毂九百，是一县一百乘也。”又云：“其余四十县尚遗守四千乘。”是十县一千乘也。计县方十六里中，计二百五十六井，约二井半出一乘，则百里之国，但以二千五百六十井，得车千乘，所云任车赋者十国之三，尽之矣。事有防书所己言，明明可证，并非杜撰。而合之五经家言，又并无抵牾参错之形见于其间。乃不此之据，而拗揉附防，强饰夫六国荒唐之言，以曲求其合，不亦过乎？
其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百人供一乘，千乘为十万人也。千乘之国，其井万八家，一井凡八万家，八万家而赋十万人，先王有是制乎？春秋时，鲁之大搜，革车千乘，须借二万人于他国，而后可足其数矣。又鲁赋于呉、晋皆八百乘，呉、晋有征伐，鲁出八万人随之，是其国中仅存妇人而无男子，此一车百人之説，防之以理而知其诬也。其谬而伪者四也。
此甸出一乘之司马法文也，但其文止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并无徒役二十五人之文。惟宋胡安国注《春秋》，谓作邱甲，如唐兵法増二十五人为徒役，此臆説也。又后世兵家言，如曹公新书，类增徒役二十五人在辎车之下，此在司马法旧文原未曽有，乃妄自増此，而以七万五千之数増至十万，反谓先王无是制，谓须借兵于他国，又谓男子尽行而妇人居守，则无忌惮矣，且丙不读书耳。《周礼》乡遂起军旅法，每乡万五千六百二十五家，约赋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国三军，即已有三万七千五百人矣。况由此而三遂而公邑而都鄙，其所赋之数以次相凖，虽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而家有正卒，又有羡卒，正卒家一人，而羡卒则三卒、两卒一家，并不止一人也。特大事徴发由少至多，先王立制不令合征之以竭作而尽其力耳。若尽征则何止十万？故《春秋》齐晋战鞌，晋郤克请以八百乘出师，若以司马法计之，则已有六万人矣。然且三军并出，又加以三万七千五百之数，不已十万人乎？夫即命卿帅师，国君不在军，且合与国以济师，而一国之众遂至如此，虽此非王制，然较之《春秋》搜赋，总不必借人他国，断可知矣。况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非周制，亦并非《周礼》，即司马法成出一乘之数，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毎乗三十人，已顿减至四十五人矣。若谓鲁之大搜当借人他国，则《春秋》所书鲁凡五搜皆在昭定年，其时方百里者五，无不足也。若以鲁供赋呉晋皆八百乘，忧其乏人，则是时鲁八百乘，邾所供赋亦六百乘，吾但忧鲁邾供赋何以在当时如此之多，而止以人计？则子服景伯对呉人曰：“将以二车与六人从”，明言
译这只有《论语》中包咸的注解说：“百里见方的国土能出千乘兵车”，与上文恰好相合。比如他说：“古代实行井田制，一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那么百里见方的国家，共有万井，万井所出的兵车，正好是千乘。”而何休注解《公羊传》也说：“军赋十井，不超过一乘。”又说：“十井为一乘。”“公侯封地百里，共有千乘；伯爵封地七十里，有四百九十乘；子爵、男爵封地五十里，有二百五十乘。”那么军赋的常规制度，似乎应当以此为准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何休、包咸都是汉代儒生，与生于周末的司马穰苴又不同。况且他们的注解，都是依据文义进行解释，并没有其他经典作为引证。所以朱熹注解《论语》也说：“关于车乘的说法，只有马融的说法可以依据。”但他又没有分辨两本《司马法》将“六十四井出一乘”的文字，移注到“百井出一乘”之下，这就好比把鹰眼贴在兔目上，两样都不合适。
况且那种以十井为一乘、以万井为千乘的说法，仍然不对。国家的土地并非全是井田，土地也并非全部征收赋税。百里见方的国家，必须先扣除宫城都邑、池塘园林、山川沼泽、防务庐舍、道路沟渠等三千六百多井，再扣除三乡三遂、都邑边远地区、只服劳役而不征税的三千七百多井，承担车赋的井田只有十分之三。用这三千多未满的井田，按十井出一乘计算，三百乘尚且不足，怎么能用来抵当千乘呢？我每次解说经典，必定以《春秋》作为判断依据。因为《春秋》的记载，颇为可信。况且先王的礼制，也就是所说的《周礼》，都存在于鲁国，虽然当时不无变更，但相距不远。我就以《春秋》的记载，那些实际注明车数、不涉及儒生注解的内容来说明。昭公五年论及晋国的车赋时说：“十家九县长毂九百，这是一县一百乘。”又说：“其余四十县还遗留守军四千乘。”这是十县一千乘。计算一县方圆十六里，共有二百五十六井，大约二井半出一乘，那么百里见方的国家，仅用二千五百六十井，就能得到千乘车，所谓承担车赋的占国土十分之三，这就全包括了。事情有记载可以证明，明明可以验证，并非凭空捏造。而且符合五经家的言论，其间并没有抵触错乱之处。却不依据这些，反而牵强附会，强行修饰战国时期荒唐的言论，以求勉强吻合，不也太过分了吗？
他说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这是一百人供应一乘，千乘就是十万人。千乘之国，其井田有万家，一井凡八家，八万家而征发十万人，先王有这样的制度吗？春秋时，鲁国的大规模阅兵，革车千乘，需要向其他国家借二万人，才能凑足人数。又鲁国向吴、晋缴纳赋税都是八百乘，吴、晋有征伐，鲁国出八万人跟随，那是该国中仅存妇人而没有男子，这种一车百人的说法，用常理推断就知道是虚假的。这是其错误和虚伪的第四点。
这是《司马法》中甸出一乘的文字，但其中只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并没有徒役二十五人的文字。只有宋代胡安国注解《春秋》，说作邱甲，如同唐代兵法增加二十五人为徒役，这是主观臆测。又后世兵家言论，如曹操《新书》，类增徒役二十五人在辎车之下，这在《司马法》旧文中原本没有，却妄自增加，并将七万五千的人数增至十万，反而说先王没有这种制度，说需要向其他国家借兵，又说男子都出征而妇人留守，真是肆无忌惮，而且是不读书的缘故。《周礼》乡遂起军旅法，每乡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家，大约征发一万二千人组成一军，一国三军，就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人了。况且由此推及三遂、公邑、都鄙，所征发的数目依次类推，虽然说凡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但家有正卒，又有羡卒，正卒每家一人，而羡卒则三家或两家出一人，并不止一人。只是大事征发由少至多，先王立制不令全部征发以耗尽民力。如果全部征发，何止十万？所以《春秋》齐晋战于鞌，晋国郤克请求以八百乘出师，如果按《司马法》计算，就已经有六万人了。况且三军并出，再加上三万七千五百人，不已经超过十万人了吗？即使任命卿帅师，国君不在军中，并且联合盟国来济师，一国的军队就达到如此之多，虽然这不是王制，但比较《春秋》的搜赋，总不必借人他国，这是可以断定的。况且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本不是周制，也并非《周礼》，即使《司马法》成出一乘的数目，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经骤减至四十五人了。如果说鲁国的大规模阅兵应当借人他国，那么《春秋》所记载鲁国五次大搜都在昭公、定公年间，当时方圆百里者五，没有不足的理由。如果说鲁国供给吴、晋赋税都是八百乘，担心缺乏人手，那么当时鲁国八百乘，邾国供给的赋税也有六百乘，我只担心鲁、邾供给赋税为何在当时如此之多，而只以人数计算？那么子服景伯对吴人说：“将以二车与六人从”，明言
供赋之车一车从三人，未尝有百人也。杞人无赖，不忧三年，而忧功缌之不察，愚哉！武王伐殷，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齐桓公遣兵戍卫，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晋文公献楚防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皆一车十人也。故冉有谓季氏曰：“鲁之羣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若每车百人，安得一室盈百人而敌之有余乎？”晋为平邱之防，革车四十乘，依周礼之数，除徒役亦且三十万人矣。及防于黄池，与吴争长，呉甲士三万人，为阵以逼晋，晋人畏之而让呉先。若每车七十五人，则三万人不过四百乘耳。晋防平邱，无与争霸者，尚车四千乘，乃防黄池，欲争先于呉，反不及四百乘，何过自削弱其兵以让敌可知。一乘原无七十五人，彼七十五人之説，证之于古而知其诞也。其谬而伪者五也。自古及今，无不甲而战者，故齐桓甲士三千人，呉王甲士三万人。今乘车三人为甲士，其步卒七十五人不甲，何以御锋镝？先王之制，战马且必介而后驰，而人乃反不为之介，是爱人不如爱马矣。其谬而伪者六也。
译供给赋税的车，一辆车跟随三人，从未有过一百人的情况。杞人没有依靠，不担忧三年之丧，却担忧功缌之丧不被明察，真是愚蠢啊！武王讨伐殷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齐桓公派遣军队戍卫，兵车三百辆，披甲战士三千人。晋文公向周天子进献楚国的防御工事，四马驾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都是一辆车配十个人。所以冉有对季氏说：“鲁国的众多家族比齐国的兵车还多，一个家族对抗一辆车绰绰有余。如果每辆车配一百人，哪里能让一个家族满一百人还能有余力对抗呢？”晋国修筑平邱的防御工事，兵车四十辆，按照周礼的数额，除去徒役也有将近三十万人了。等到在黄池修筑防御工事，与吴国争夺盟主地位，吴国披甲战士三万人，列阵逼近晋国，晋国人畏惧而让吴国先歃血为盟。如果每辆车配七十五人，那么三万人不过四百辆车罢了。晋国修筑平邱防御工事时，没有与之争霸的对手，尚且有四千辆车，等到修筑黄池防御工事，想要与吴国争先，反而不及四百辆车，由此可知他们过分削弱自己的兵力以让给敌人。一辆车原本就没有七十五人，那七十五人的说法，用古代的事例来验证就知道它是荒诞的。这是它的错误和虚伪之处第五点。从古至今，没有不披甲作战的，所以齐桓公的披甲战士有三千人，吴王的披甲战士有三万人。现在车上三人是披甲战士，那七十五名步兵不披甲，如何抵御刀箭？先王的制度，战马尚且必须披甲然后奔驰，而人反而不给他们披甲，这是爱护人不如爱护马啊。这是它的错误和虚伪之处第六点。
司马法一车七十五人，在他经无明文，此原不可据者，故两司马法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之文，则每车止三十人矣。若谓一车概十人，则又不然。武王伐纣，其革车三百，与虎贲三千，偶以十当一，适合此数。实则人是人，车是车，两不相蒙。《国语》天子有虎贲，诸侯有旅贲，《周礼》司马官有虎贲氏，设虎士三百人，以左右王，如后世羽林佽飞之类，专随王车。若革车则兵车之名，六师卿士分帅之，非虎贲所得随也。至于齐桓戌曹，甲士三千，并非车卒，曽车卒而皆甲士乎？若晋献楚防，驷介百乘，徒兵千人，则随所俘获之数，更无成限。哀十一年，呉大败齐师，以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献鲁公。若以人数合车数，将必一车三人半矣，此笑话也。葢车徒之数，言人人殊，原无一定之经可实指者。必欲实指，则一车三十人，庶或近之。《司马法》成出一车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在他经虽无此文，然《鲁颂》曰：“公车千乘”，而即继之曰：“公徒三万”，以千乘之车，而以三万人副之，则一车三十人，适当其数，此则经文之可信者。若《国语》齐有革车八百乘，注齐法五十人为小戎，车八百乘有四万人，则一车五十人，似乎过多。若《左传》载楚有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又云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则每广三十乘，各分十五乘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则《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谓分卒百人为五十人，当一广十五乘偏之之数，而又加二十五人之两为承副，是十五车只得七十五人之数，一车五人，又似乎过少。如谓冉有称鲁之羣室众于齐之兵车，以一室敌一车，定无一家有七十五人之理，则此一室者，岂所云一家也乎？谓鲁族诸室，其邑居不仕者尚多，即以一室敌一车而有余，此甚言齐鲁之适相当耳。故杜氏云：“室者都邑居家之称”，而甲误以一室为一家，比较人数则定。六年，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曰：“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吾不知衞君一身，谓可以当晋车五百乘者，此其为数宜何等也？”至谓平邱之防，晋车四千乘，当有三十万人。及黄池之防，与呉争长，呉出甲士三万人来攻，而晋即让呉先防。则平邱之防所云三十万人者，安在？则又不读书矣。古者车是车，人是人。有有车而无人者，《左传》崔氏塟齐君，下车七乘，不以兵甲是也有有人而无车者，鲁颂“公徒三万，所以从车烝徒増増，非所以从车”是也。晋车四千乘，不必有三十万人。若呉卒三万，则并非车徒，安得相较？古以车战曰阵，以卒战曰行。晋魏舒伐狄，请毁车而为行是也。是时黄池之防，据《国语》，出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万人为带甲三万，以势攻是。呉用步兵临防以凌晋，晋始让之。此正《左氏》所称“崇卒不崇车”者，何得以人数多少妄核车数？况周制军乘原有分别，征军之法与征乘大异。故鲁作三军，三家各自毁其乘，以足军数，使赋乘之人改而为军。《左氏》所云“孟氏使乘之子弟半为已臣，而叔孙尽臣之臣者服役之使为军”也。独是乘之与军，皆有甲士与徒卒二者。如襄十二年，楚以蒍掩为司马，既数甲兵，防徒兵之有甲者，又赋车兵，征甲士之在车者，然后赋徒卒以为甲士车士之役，而总缮甲楯兵器以为车甲之用。是车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故哀十二年，齐师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已徒卒，此不衣甲者也。然此不衣甲者，岂真以袯襫□裋御锋镝哉？古甲衣以铁以皮，徒卒之衣则以袍以纩。纩曰襺，袍曰絮。如《秦风》“与子同袍”，《左传》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合袍与纩而皆以帛组紩之。故楚子伐呉，作简练之师，有云“组甲三百，被练三千”。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练。者，絮练而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今丙抱杞忧，惟恐车下之士袒裼受敌，以为必非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固不可闻；然甲第晓七十二人之在一车
译《司马法》记载一辆战车配备七十五人，在其他经典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这原本是不可凭据的。所以《司马法》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的记载，那么每辆车就只有三十人了。如果说每辆车一概只有十人，那又不对。武王讨伐纣王时，他的革车三百辆，与虎贲三千人，恰好以十比一的比例，符合这个数目。实际上人是人，车是车，两者不能互相混同。《国语》说天子有虎贲，诸侯有旅贲；《周礼》中司马官属下有虎贲氏，设置虎士三百人，用来护卫君王左右，就像后世的羽林、佽飞之类，专门跟随君王的车驾。至于革车，则是兵车的名称，由六师的卿士分别率领，不是虎贲所能跟随的。至于齐桓公戍守曹国，甲士三千人，并非车上的卒兵，难道车卒全都是甲士吗？如果晋国在楚地设防，驷马披甲的战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那么随着所俘获人数的不同，更没有固定的限额。《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国大败齐军，用革车八百辆、甲首三千，献给鲁公。如果以人数合算车数，那就必然是一辆车配三人半，这是笑话。大概车与卒的数量，说法各不相同，原本没有确定的经典可以实指。一定要实指的话，那么一辆车三十人，或许比较接近。《司马法》记载一辆车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虽然在其他经典中没有这段文字，但《鲁颂》说：“公车千乘”，紧接着就说：“公徒三万”，以千辆战车，配以三万人，那么一辆车三十人，正好符合这个数目，这才是经典中可信的。如果《国语》说齐国有革车八百辆，注释说齐国的制度是五十人为一小戎，八百辆车有四万人，那么一辆车五十人，似乎太多了。如果《左传》记载楚国有二广，一广有一卒，一卒等于两个两，又说楚王设置乘广三十辆，分为左右，那么每广三十辆，各分十五辆为二广，一广有一卒，一卒等于两个两，那么《司马法》说一百人为一卒，二十五人为一两，说把一卒的一百人分为五十人，相当于一广十五辆偏车的数目，再加上二十五人的两作为承副，这样十五辆车只得七十五人，一辆车五人，又似乎太少了。如果说冉有称鲁国的室众多于齐国的兵车，以一室敌一车，断定没有一家有七十五人的道理，那么这一室，难道就是所说的一家吗？说鲁国的族室，其中居住而不做官的人还很多，即使以一室敌一车也绰绰有余，这是极言齐鲁两国实力相当罢了。所以杜预说：“室是都邑居家的称呼”，而甲误以为一室就是一家，比较人数就确定了。《左传》定公六年，晋国战车一千辆在中牟。卫侯说：“卫国的战车抵当一半，我抵当一半，我不知道卫君一个人，怎么能抵当晋国战车五百辆，这数目应该多大呢？”至于说平丘之会，晋国战车四千辆，应当有三十万人。等到黄池之会，与吴国争长，吴国出动甲士三万人来攻，而晋国就让吴国先会盟。那么平丘之会所说的三十万人，在哪里呢？这又是不读书了。古代车是车，人是人。有有车而无人者，《左传》崔氏安葬齐君，下车七乘，不带兵器铠甲就是；有有人而无车者，《鲁颂》“公徒三万，所以从车”，烝徒増増，不是用来跟随战车的，就是。晋国战车四千辆，不必有三十万人。如果吴卒三万，那就并非车卒，怎么能相比呢？古代用车战叫阵，用卒战叫行。晋国魏舒讨伐狄人，请求毁车而为行，就是。这时黄池之会，据《国语》，出动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万人，带甲三万，以势攻是。吴国用步兵临会以凌驾晋国，晋国才开始让吴国先会盟。这正是《左氏》所称“崇卒不崇车”，怎么能以人数多少妄自核算车数呢？况且周制军乘原有分别，征军之法与征乘大不相同。所以鲁国设置三军，三家各自毁掉自己的乘，以补足军数，使赋乘的人改而为军。《左氏》所说“孟氏让乘之子弟一半为自己臣属，而叔孙氏让尽臣之臣服役的人为军”就是。唯独乘与军，都有甲士与徒卒两者。如襄公十二年，楚国以蒍掩为司马，既清点甲兵，防备徒兵中有甲者，又赋车兵，征甲士之在车者，然后赋徒卒作为甲士车士的役使，而总修缮甲楯兵器作为车甲之用。这样车有徒卒，甲也有徒卒。甲士穿甲，徒卒不穿甲。所以哀公十二年，齐军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这是穿甲的。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人为自己的徒卒，这是不穿甲的。然而这不穿甲的，难道真的以粗布短衣抵挡锋镝吗？古代甲衣用铁用皮，徒卒的衣服则用袍用纩。纩叫襺，袍叫絮。如《秦风》“与子同袍”，《左传》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合袍与纩而皆以帛组紩之。所以楚子伐吴，作简练之师，有云“组甲三百，被练三千”。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练者，絮练而组之，甲士少，所以三百；徒卒多，所以三千。如今丙抱杞忧，惟恐车下之士袒裼受敌，以为必非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固然不可闻；然而甲第晓七十二人在一车
古战士皆有伍，故晋伐无终，毁乘为伍。凡五乘为三伍，可知无不伍之兵也。今一车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人为伍，十有四余二人，却不成伍，岂有此阵法乎？若二人并车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则是君大夫将帅与庶人为步卒者共伍也。其谬而伪者七也。
卒伍之制起于周礼，甸乘之制起于司马法。初以司马法攻周礼，固已可笑；今复以周礼攻周礼，则可笑倍甚。此固无容置辨者，然其制则何可冺也？《周礼》小司徒职，乃防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此乡遂出军之法也。乡遂赋人不赋车。六乡之内原有比闾族党州乡之制，而出军之法凖之：如五家为比，则五人为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为闾，则五伍为两，以闾为二十五家，即两为二十五人也；四闾为族，则四两为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也；五族为党，则五卒为旅，党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也；五党为州，则五旅为师，凡二千五百家为州，即二千五百人为师；五州为乡，则五师为军，凡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即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葢一家出一人，一乡出一军，天子六乡出六军，诸侯三乡出三军。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数。此本乡遂出军之法，与都鄙县甸计地出车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军临阵对敌制胜，则又凖之。故《尚书·牧誓》曰：“旅曰师”，而《左传·繻葛之战》有偏伍之名，栾武子言楚军制有卒两之目。《管子》作《内政》先请，桓公定卒伍，凡五乡五鄙五正五属，皆以伍为数。而其后《尉缭子》有束伍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当之制，皆用其説，而反谓《周礼》无卒伍，妄矣。若其云晋伐无终，毁车为伍，以五乘而为三伍，遂忧七十二人之余二人，则无论毁车为伍，正毁车制而作步兵，不当以车兵之数与步兵相较，乃即就其毁车之数计之。其云以五乘而为三伍者，谓每车甲士三人，五车三五一十五，故可作三伍也。然则五车徒卒，每车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伍，何曽有余？故唐太宗兵法合甲士徒卒而统计之，有云：“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参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参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为正，可以为竒。是晋制分数，唐制合数，皆无赢羡。己则昧昧而妄，以此议古人，何其不自量乎？
四井为邱，邱出马一匹。四邱为甸，甸出车一乘。则鲁之邱甲出马一匹者，更令其出四匹。一旦而骤増其赋四倍，有此暴政乎？其谬而伪者八也。
此则尤无理矣。春秋书作邱甲，杜氏误注云四井为邱，邱出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旧制也。今以一甸所出责之一邱，是一邱而出四邱之赋，故曰四倍。此实杜氏解经之误，与周礼何涉？且其所谓四倍者，则旧有解之者矣。宋胡安国传春秋，据唐太宗兵法谓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今以四邱作四甲，每邱一甲，増二十五人为百人，则所増赋者止三分之一，未尝四倍也。然而仍未是者，所谓甲士三人者，谓车右、车左并御车者三，甲士在车上耳。若可増四甲，则有一甲士在车下矣。况鲁作邱甲，非赋车乘，亦非赋徒卒，并不当以甸乘之制为解。葢赋乘曰赋舆，赋徒卒曰起徒役，不当曰作甲。甲者甲兵，如前所云，行兵在车兵、徒卒之外者，《春秋》多有之，如崔杼弑君曰“甲兴”，齐庆封来奔，传唐氏以甲环公宫；宋景公卒，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郑人讨西宫之难，子孔以其甲与子革、子良之甲以为守。诸凡列国称甲者，不可胜数，故鲁亦作之。而其后叔孙州仇围郈，有叔孙氏之甲；齐师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是甲与车乘与徒卒絶不相干。其曰“邱甲”者，谓一邱出若干甲，今不可考耳。然则《周礼》无考，即汉、晋大儒如马融、郑▯韦昭、杜预辈，尚一往多误，何况于丙？丙自今以后，请细心体究，毋徒袭宋人余唾，为经学祸，则某亦
译古代的战士都有伍的编制，所以晋国讨伐无终时，毁掉战车编制改为步兵伍制。凡是五乘战车改为三伍，由此可知没有不编入伍的士兵。现在一辆战车配属七十二名步兵，七十人编为伍，剩下十四人又余下两人，这就不成伍了，难道有这样的阵法吗？如果两人并排在车上，甲士三人编成一伍，那就是国君、大夫、将帅与充当步兵的平民共同编伍了。这是其荒谬虚妄的第七点。
卒伍的制度起源于《周礼》，甸乘的制度起源于《司马法》。起初用《司马法》来驳斥《周礼》，本来就已经很可笑了；现在又用《周礼》来驳斥《周礼》，那就更加可笑了。这本来是不值得争辩的，然而它的制度怎么能抹杀呢？《周礼》中小司徒的职责，是防备万民的卒伍而加以使用：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此征发军旅。这是乡遂地区出兵的方法。乡遂地区征发人力而不征发战车。六乡之内原本有比、闾、族、党、州、乡的编制，而出兵的方法以此为标准：比如五家为比，则五人为伍，因为每家出一人；五比为闾，则五伍为两，因为闾是二十五家，即两为二十五人；四闾为族，则四两为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五族为党，则五卒为旅，党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五党为州，则五旅为师，凡二千五百家为州，即二千五百人为师；五州为乡，则五师为军，凡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即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概是一家出一人，一乡出一军，天子六乡出六军，诸侯三乡出三军。那六遂、三遂也同这个数目。这本是乡遂出兵的方法，与都鄙县甸按土地征发车乘的制度截然不同。然而行军临阵对敌制胜，又以此为标准。所以《尚书·牧誓》说：“旅曰师”，而《左传·繻葛之战》有偏伍的名称，栾武子谈论楚国军制有卒两的名目。《管子》作《内政》先请，桓公确定卒伍，凡五乡五鄙五正五属，都以伍为计算单位。而后来《尉缭子》有束伍令，汉代制度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当的制度，都采用这种说法，反而说《周礼》没有卒伍，真是荒谬。至于他说晋国讨伐无终，毁车为伍，以五乘而为三伍，于是担忧七十二人中余下两人，那么无论毁车为伍，正是毁掉车制而建立步兵，不应当用车兵的数目与步兵相比，即便就其毁车的数目计算。他说以五乘而为三伍，是说每车甲士三人，五车三五一十五，所以可以作三伍。然而五车徒卒，每车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伍，何曾有余？所以唐太宗兵法将甲士徒卒合并统计，有说：“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参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参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为正，可以为奇。”这是晋制分数，唐制合数，都没有多余。自己糊涂而妄言，以此议论古人，何其不自量力呢？
四井为邱，邱出一匹马。四邱为甸，甸出一辆战车。那么鲁国的邱甲出一匹马的，更命令它出四匹。一旦突然增加其赋税四倍，有这样的暴政吗？这是其荒谬虚妄的第八点。
这尤其无理了。《春秋》记载作邱甲，杜氏错误地注释说四井为邱，邱出一匹马，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出长毂一辆，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旧制。现在以一甸所出的赋税责成一邱，是一邱而出四邱的赋税，所以说四倍。这实在是杜氏解经的错误，与《周礼》有什么关系？况且他所说的四倍，旧已有解释的了。宋胡安国传《春秋》，据唐太宗兵法谓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现在以四邱作四甲，每邱一甲，增加二十五人为百人，那么所增加的赋税止三分之一，未曾四倍。然而仍未对，所谓甲士三人，是说车右、车左并御车者三，甲士在车上罢了。如果可以增加四甲，那就有一甲士在车下了。况且鲁作邱甲，不是征发车乘，也不是征发徒卒，也不应当以甸乘的制度来解释。大概征发车乘叫赋舆，征发徒卒叫起徒役，不应当叫作甲。甲是甲兵，如前所说，行兵在车兵、徒卒之外的，《春秋》多有记载，如崔杼弑君曰“甲兴”，齐庆封来奔，传唐氏以甲环公宫；宋景公卒，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郑人讨西宫之难，子孔以其甲与子革、子良之甲以为守。诸凡列国称甲的，不可胜数，所以鲁也作之。而后来叔孙州仇围郈，有叔孙氏之甲；齐师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这是甲与车乘与徒卒绝不相干。那说“邱甲”的，是说一邱出若干甲，现在不可考证罢了。那么《周礼》无考，即使汉、晋大儒如马融、郑玄、韦昭、杜预辈，尚且一往多误，何况于丙？丙自今以后，请细心体究，不要徒然袭用宋人的余唾，成为经学的祸患，那么我也
经问卷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问：福建漳浦学廪生蔡氏作奏疏四通，于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入京候。
皇上西征凯旋时，迎驾于昌平郊外。上之不得还京，候午门外，乞通政转上不得，因自勒其疏行世。其四疏中，一请徴古文尚书于海外，颇属迂濶；一请更分尧舜二典，谓尧典当讫于放勲殂落，舜典当始于月正元日，此与先生古文尚书定论中所分恰合。其余二疏，则一请尊孝经为书，黜礼记为记，以为孝经者，宣圣所遗，曾子所述，虽经而实书者也；礼记者，诸儒所采，戴圣所集，虽经而实记者也。且唐宗删孝经闺门一章，卒召马嵬之变；宋仁宗于戴记中表出大学中庸二篇，以赐王尧臣、吕臻，遂开一代理学之始。今
皇上颁《孝经衍义》示天下，以孝治之意，自当与四书并立学官，故曰：「孝经者，宜书而不宜经者也。」
孝经》孔子之书，汉初今古文并出，其祖述而传之者多至百家。自两汉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二郑及魏王肃、蘓林、何晏、刘劭、呉韦昭、谢万、徐璧，晋袁宏、车▯、杨▯、殷仲文辈，俱为传述。然且梁帝、唐宗皆有义疏论解，极为表章，从来经书之盛，无过此者。然犹有古今异同之辨，纷纷聚讼，以致宋人卤莽，遂有删改原文者。当此圣言受侮之时，立意尊显，欲直列之四书之中，固属盛心，但谓宜书不宜经，则似书尊而经卑，失其义矣。夫书者，文字之名，因载籍慿文字以传，故载籍亦名书。但书不必经，凡九流百家皆可称书。故《书纬》《璿玑钤》曰：「书者如也，如其所言而记之。」汉武置藏书之防，立写书之官，所以通天下载籍。而经则惟古帝王圣贤所传，始得称之。葢经者，正也，典也。王通称《元经》而人非之，贾谊称《新书》而人有非之者乎？《宋史·百官志》称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以《易》《书》《诗》三礼三《春秋》及《论语》《孝经》合作一经，为十经，则《孝经》固可合四书而縂称经者。若《礼经》三百，古亦名经，况《中庸》早已单行。汉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别有《中庸説》二篇，故梁武作《礼记大义》十卷，复作《中庸讲疏》一卷，则表出《礼记》，并不始自宋宗。且宋宗以《大学》赐诸及第者，未闻有《中庸》也。
若唐宗删闺门一章，则旧原有疑之者。按汉志，《孝经》有古今文二本，其古文本为孔安国壁中所出，而长孙氏与翼奉等所传，则别有《孝经》本，名为今文，故志分载曰：《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则古文《孝经》也；《孝经》一篇十八章，则今文《孝经》也。祗因今文为顔芝所藏，河间献王早得之，而古文至鲁恭王壊孔子宅始出于世，故今文盛行而古文稍衰。其后安国之本亡于梁代，见《隋经籍志》。至隋开皇间，秘书学生王逸忽得古文本，上之秘书监王劭，劭以示河间刘▯，▯乃论其得失，作《稽疑》一篇。其与今文异者，祗分庶人章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而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其互异者，仅二十余字。时▯多为人所忌，而议者又据桓谭《新论》，谓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余字，与▯本不合，故唐宗于开元七年下议，用愽士司马贞説，谓其分庶人敢问二章以应二十二章之数，为诈伪，且闺门章文句凡鄙，遂削去之。殊不知汉志二十二章系班氏自注，而顔师古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则其分庶人敢问以应数，在刘向校书时早已注定，何曽是王劭、刘▯伪为分析？其多一章，即闺门章也。古文凡鄙，虽二帝三王之书，确有引据者，今攻古文家亦多以凡鄙目之，何况《孝经》？则桓谭所云，或亦误记，而世信桓谭而不信班固、刘向，无如之何。若删闺门一章，则出自公议，马嵬感召，不必在是。要之，古今得失所系颇大，世有学者，当自能辨之耳。《礼记》本《仪礼》注疏，其言
译经问卷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问：福建漳浦县学廪生蔡氏写了四篇奏疏，在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进京等候。
皇上西征凯旋时，他在昌平郊外迎接圣驾。因为没能赶上回京，便在午门外等候，请求通政司转呈奏疏未能成功，于是自己刊刻这些奏疏流传于世。这四篇奏疏中，一篇请求在海外征集《古文尚书》，颇为迂阔；一篇请求将《尧典》《舜典》分开，认为《尧典》应当截止于尧帝去世，而《舜典》应当始于正月初一，这与先生《古文尚书定论》中的划分恰好吻合。其余两篇奏疏，一篇请求尊崇《孝经》为“书”，贬黜《礼记》为“记”，认为《孝经》是孔子所遗留、曾子所记述的，虽然是经但实际上是书；《礼记》是众儒所采录、戴圣所编纂的，虽然是经但实际上是记。况且唐太宗删去《孝经》中的“闺门”一章，最终招致马嵬驿之变；宋仁宗从《戴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两篇，赐给王尧臣、吕臻，于是开启了一代理学的开端。如今皇上颁布《孝经衍义》昭示天下，以孝治国的意旨，自然应当与四书一同立于学官，所以说：“《孝经》适宜称为书而不适宜称为经。”
《孝经》是孔子的书，汉初今文、古文同时出现，祖述并传承它的多达百家。自从两汉的长孙氏、江翁、后苍、翼奉、张禹、二郑以及魏国的王肃、苏林、何晏、刘劭、吴国的韦昭、谢万、徐邈，晋国的袁宏、车𫖮、杨𫖮、殷仲文等人，都为之传述。然而梁武帝、唐太宗都有义疏论解，极力表彰，历来经书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的。然而仍有古今异同的辩论，纷纷聚讼，以至于宋人卤莽，于是有删改原文的。当圣言遭受侮辱之时，立意尊崇显扬，想要直接将其列入四书之中，固然属于盛心，但说适宜称为书而不适宜称为经，则似乎书尊贵而经卑下，失去其义了。所谓书，是文字的名称，因为典籍凭借文字来传承，所以典籍也称为书。但书不一定是经，凡是九流百家都可以称为书。所以《书纬·璿玑钤》说：“书，就是‘如’，如实记录所说的话。”汉武帝设置藏书的机构，设立抄书的官员，用来贯通天下的典籍。而经，只有古代帝王圣贤所传承的，才配称为经。大概经，就是正，就是典。王通称《元经》而人们非议他，贾谊称《新书》而有人非议他吗？《宋史·百官志》称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以《易》《书》《诗》、三礼、三《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合为一经，作为十经，那么《孝经》本来就可以与四书合起来总称为经。如果《礼经》三百篇，古代也称为经，何况《中庸》早已单独流传。《汉书·艺文志》在《礼记》一百三十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两篇，所以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那么从《礼记》中摘出篇章，并不始于宋仁宗。况且宋仁宗将《大学》赐给及第者，没听说有《中庸》。
如果唐太宗删去“闺门”一章，则旧本原有怀疑这一点的人。查《汉书·艺文志》，《孝经》有今文、古文两个版本，其古文本是从孔安国墙壁中出土的，而长孙氏与翼奉等人所传承的，则另有《孝经》版本，名为今文，所以《志》分别记载说：《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这是古文《孝经》；《孝经》一篇十八章，这是今文《孝经》。只因为今文被颜芝收藏，河间献王早就得到了，而古文直到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时才出现于世，所以今文盛行而古文稍衰。后来孔安国的版本在梁代失传，见于《隋书·经籍志》。到隋朝开皇年间，秘书学生王逸忽然得到古文本，呈给秘书监王邵，王邵把它给河间的刘炫看，刘炫于是论述其得失，作《稽疑》一篇。它与今文不同的地方，只是将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而多出一章闺门章，总共二十二章。互相不同的，仅有二十多个字。当时刘炫多被人忌恨，而议论的人又依据桓谭《新论》，说古文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不同的有四百多字，与刘炫的版本不合，所以唐太宗在开元七年下诏议论，采用博士司马贞的说法，认为他将庶人、敢问分为两章以符合二十二章之数，是诈伪，况且闺门章文句凡俗鄙陋，于是削去它。殊不知《汉书·艺文志》二十二章是班固自注，而颜师古引用刘向说“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一章，总共二十二章，那么他将庶人、敢问分开以符合章数，在刘向校书时早已注定，哪里是王邵、刘炫伪造分析？其多出一章，就是闺门章。古文凡俗鄙陋，即使是二帝三王的书，确有引据的，现在攻击古文的人也多以凡俗鄙陋看待，何况《孝经》？那么桓谭所说的，或许也是误记，而世人相信桓谭而不相信班固、刘向，无可奈何。如果删去闺门一章，则出自公议，马嵬驿的感召，不必在于此。总之，古今得失关系颇大，世上有学者，自然能分辨罢了。《礼记》本是《仪礼》的注疏，其言